自由貿易的好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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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 東亞　自由貿易區　優劣勢　途徑

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是地區經濟一體化，在世界經濟三大板塊西歐、北美、和東亞中，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相繼成立，而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比較松散，作為實際經濟三大重心的東亞地區其經濟合作發展趨勢如何？有哪些優勢基礎的障礙？應該選擇什么樣的發展途徑？本文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一、東亞地區經濟合作的發展趨勢是建立自由貿易區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歐、北美建立了自己的區域經濟集團，拉美地區也在大搞自由貿易區，而東亞的發展卻相對緩慢，根據當今國際經濟合作和地區經濟一體化的理論可知，建立區域性的經濟合作一般要步驟是：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全面的經濟與政治同盟。按照東亞當前的經濟狀況應該是建立自由貿易區，這是個不可逾越的階段。

二、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優勢分析

1.東亞各國在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和產業之間有極強的互補性。中國、東盟的自然資源尤其是農業、礦產資源相對豐富；中國有豐富的勞動力，而日本、韓國、東盟的勞動力相對不足，成本較高；在產業結構上存在明顯階梯性產業轉移，根據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作為東亞地區經濟最發達的日本，擁有大量的盈余資金和研發高新技術的能力，在機械電子和鋼鐵業有很強的優勢，但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劣勢較大；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特區擁有大量的中間技術，在機械電子、鋼鐵和紡織業也有比較優勢;中國、印尼等國在制造業具有優勢，但在機械電子等行業競爭力較弱。這表明東亞國家經濟的合作互補性明顯，為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打下了客觀經濟基礎。

2.東亞各國之間貿易依存度很高，這是建立區域性貿易集團的關鍵。目前，日本、韓國、東盟是中國第一、四、五大貿易伙伴；中國是日本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是韓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是東盟的第六大貿易伙伴，日本、韓國、東盟也彼此是主要的貿易國。東亞國家密不可分的經濟和貿易聯系有利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

3.東亞各國經濟合作領域不斷增強，東盟、“10+1”、“10+3”合作機制有很大發展，為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4.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亞太經合組織的建立為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提供了成功的經驗。

三、東亞自由貿易區建立的障礙分析

1.東亞各國相互不信任和爭奪經濟合作領導權是自由貿易區建立的一大障礙。從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實踐來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都面臨這一個主導權問題，即以誰為核心來組建。東亞各國組建自由貿易區的戰略目標不盡相同，中國希望借助東盟來提高與美國抗衡的能力；日本則希望確立自身在東亞的霸權地位；東盟希望借助中日韓三國提高與美國交往。正因為這樣，東亞自由貿易區的盡力必然會出現主導權問題，所以阻礙了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進程。

2.東亞地區整體經濟實力不高，對歐美等發達國家經濟依賴程度較高，阻礙了東亞地區經濟的進一步合作。

3.東亞國家在經歷金融危機后，經濟復蘇雖有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如東亞銀行業不良債權仍未徹底清理，呆壞賬數額驚人；金融改革步伐緩慢；同時美國經濟放緩；東亞各國的經濟實力大打折扣，投資與貿易自由化程度不進反退等。總之，從經濟恢復的角度考慮，建立自由貿易區仍要有一段曲折之路。

4.東亞各國在經濟發展水平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在東亞國家中，既包括日本這樣的人均GDP已經在33000美元以上的發達國家，也包括越南這樣的人均GDP在350美元的國家；既包括初步實現現代化的“四小龍”，也包括正在處于起飛階段的發展中國家，還包括現代化進程未啟動的國家。因為不同發展水平的經濟體對市場開放的承受能力不同，在關稅和產業保護等方面的政策也不同，所以，各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對東亞經濟的進一步合作而言是一種現實的障礙。

5.東亞仍有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以及民族、宗教、文化上的差距妨礙了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

四、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途徑選擇

通過以上分析，在整個東亞地區建立自由貿易區難度很大，許多學者也提出了不同途徑，我們認為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有兩個途徑：

一是中國――東盟、日本――東盟、韓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三個自由貿易區整合再建立整個東亞自由貿易區，即三個“10+1”模式，形成以東盟為中心的自由貿易區。

日本受中國影響，積極謀求在中國前面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與東盟在2002年11月簽署了《日本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2003年10月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同時韓國與東盟也于2005年12月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框架協議。

二是“10+3機制”，即東北亞國家在三個“10+1”的基礎上再實現東北亞的自由貿易區。從東亞各國經濟互補性來看，中國和東盟大多數國家屬于發展中國家，其比較優勢在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源密集型產品；而日本和韓國屬于發達國家，其比較優勢在于資本密集型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如果在東亞地區實現貿易自由化，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中日韓和東盟國家的優勢互補，利用日、韓兩國的資本優勢和技術優勢，中國可以更好地促進自身的經濟發展;日本、韓國也在“10+3”自由貿易區中獲益，而且獲益程度遠遠超過三個“10+1”自由貿易區的情況。“10+3”自由貿易區會使得東北亞的中日韓三國進入自由貿易區的實質性合作，從而使日韓兩國獲得比三個“10+1”更多的好處。從東盟國家來看，“10+3”也會使得所有東盟國家的福利水平高于最惠國條件。然而，與東盟充當東亞區域貿易合作領導軸心的三個“10+1”相比，“10+3”條件下中日韓三國的合作會削弱東盟作為軸心所獲得的一些好處。

參考文獻:

[1]凌江懷董春柳: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動因、可行性及模式分析，《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2）

[2]安雪梅闕哲云:東亞新自由貿易區的構建與模式，《經濟論壇》,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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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加入WTO的十年中除了履行義務和享受更大的市場外，也更多體會到享受更大市場是有代價的。WTO自由貿易框架除了貿易救濟措施在實踐中構成對中國的貿易限制外，主要貿易伙伴通過自由貿易協議重新劃分市場并因此減少了中國在WTO框架下的機會。他國自由貿易協議或減損中國在wTO中的利益

在過去的十年中，歐盟和美國等WTO成員國通過自由貿易協議在WTO框架外進行貿易和產業布局。歐盟和美國等WTO成員國的自由貿易協議有相當部分是在多哈回合后啟動或達成的，歐盟和美國除了與一些發達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相互清除貿易壁壘外，更多的是通過自由貿易協議把發展中國家作為自己的市場和工廠。歐盟和美國通過建立自由貿易協議得以跳出WTO框架建立自己的貿易通道和市場。

自由貿易協議國可以對非協議國背離WTO最為基礎的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使中國在歐盟和美國的自由貿易區域內只能獲得次優待遇。WTO規則可以分成兩部分，市場準入和貿易摩擦。市場準人包括貨物的關稅降低、服務的市場準入、取消非關稅壁壘等，貿易摩擦包括貿易救濟和爭端解決。自由貿易協議在市場準入方面跳出WTO范圍，在協議國之間建立更優的市場準入，非協議國在自由貿易區只能享受到WTO建立的市場準入，這是低于協議國間更優待遇的次優待遇。解決次優待遇的出路是建立自己的自由貿易區，這包括與歐盟和美國的協議國建立自由貿易區，中國在過去十年中也作出了這樣的努力。

隨著自由貿易區的逐漸布局，WTO淪為歐盟和美國解決貿易摩擦的工具，歐盟和美國在WTO框架下對中國進行限制。為了確保自由貿易協議給協議國相互之間帶來的利益，協議國更顯示了排外性，它們需要把即便是具有比較優勢的非協議國趕出自由貿易區市場。此時，具有成本優勢的中國產品自然就成為驅逐焦點。歐盟和美國在掏空WTO規則中的市場準入內容后，就利用對它們來說僅存的WTO貿易救濟和爭端解決工具來對付非協議國，中國在過去十年中遭受的貿易救濟和摩擦已讓我們對這點看得很清楚。

多邊的時機在于自由貿易區的回歸和適時的多邊努力

多邊談判在未來的貿易自由化道路中將具有重要作用，中國需要適時抓住入世后一個真正的多邊機會。自由貿易協議的發展使WTO根本性的最惠國和國民待遇降到低于自由貿易協議內部待遇，同時會否定非協議國的比較優勢并阻礙規模經濟的實現。只有當WTO次優待遇接近或超越自由貿易區最優待遇時，自由貿易協議才會失去存在的利益基礎，協議國才會回歸多邊貿易自由化體系。而在未來雙邊與多邊的較量中，當更多的雙邊協議相互交織而減損了單個雙邊協議的好處時，WTO成員國又會內生重新重視多邊談判的需要，這將是中國在加入WTO后需要抓住的一個多邊機會。

未來的多邊談判會與多哈回合實質不同。自由貿易協議的發展使成員國對WTO多哈談判的興趣降到低點，這是因為協議國通過自由貿易協議獲得了更低的關稅，降低了傾銷和補貼的可能性，并開辟了多哈回合無法觸及的競爭、投資、政府采購等問題。解決多哈回合的僵局，需要等待未來雙邊回歸多邊的時機，再由多邊積極作為。也就是說，當未來自由貿易協議發展到相互競爭抵消而瓦解并最終回歸多邊道路時，多邊就可得以修復并進展，這就如同GATS第XIX條第4款有關逐步自由化所期待的道路那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協議中已經包括了競爭、投資、政府采購等領域的問題，說明這些問題不是不可談，今后的多邊談判不僅要在傳統的關稅降低等市場準入問題上有所作為，還需要增加對這些新問題的談判。目前，自由貿易協議對競爭、投資、政府采購等內容的構建還不完善，可以說是打開了合作大門，但具體內容尚未確定。如果未來的多邊談判能先觸及這些領域的具體問題，則可進一步降低自由貿易協議的吸引力。

未來的多邊回合在新議題上的進展，會對中國的產業和體制帶來壓力和動力。實現比較優勢除了需要體現市場準入的貿易自由化外，還需要合理的市場競爭。2016年底，隨著所謂非市場經濟地位概念的失效，中國將獲得體現最惠國待遇的市場準入和市場競爭機會。而當未來WTO進展到多邊競爭規則時，困繞中國企業的反傾銷問題將被削弱或剔除，中國也將需要審視內部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法律之間的沖突以及外貿法如何有效實施的問題。同時，未來的多邊競爭規則會使不具競爭力的國內相關行業失去反傾銷的保護屏障，尤其對于因國內體制問題導致缺乏競爭力的行業來說，多邊競爭規則會不可避免帶來撼動國內體制的壓力。此外，在多邊投資問題上，中國需要避免再次成為別國的工廠和市場；而政府采購問題是對政府財政權利的限制，使政府不能用國產來替代進口，中國則需要避免完全成為別國的市場。

在過去的-I-~a中，WTO爭端解決機制給予了中國希望，中國在未來仍將依賴其以獲得公正待遇。WTO規則中沒有對市場經濟地位給出判斷標準，而是由成員國在其國內法中予以確定，這實質是成員國單邊對中國設定義務。中國通過在WTO申訴，已經成功制止歐盟對中國的不正當反傾銷措施。在中國被訴的稀土案中，中國的敗訴無論是源自中國簽訂WTO協議時的問題，還是因為專家小組對規則的解釋，導致中國無法使用例外條款和無法類比澳大利亞類似的貿易限制措施，中國未來仍將依賴WTO爭端解決機制來主張利益。

迎接多邊需要繼續保持在雙邊談判和國內法制建設上的努力

過去十年，在成員國進行的自由貿易協議博弈中，中國也建立了自己的自由貿易區。在對未來多邊體系的期待中，中國仍需要繼續務實推進雙邊貿易談判。多邊的好處是可以實現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而多哈回合啟動的多邊談判，其真正進展需要等待未來的時機。在等待多邊時，為了避免在WTO中只享受到次優待遇，中國仍然需要雙邊努力，甚至是在新領域的談判。例如中國與美國近期在競爭領域達成備忘來尋求雙邊在反壟斷領域的合作。

未來繼續自由貿易協議的努力對中國來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公正的貿易救濟措施。對于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中國通過雙邊談判已經取得了大多數WTO成員國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可。但是，只有雙邊談判中承認并不牢靠。例如，阿根廷2004年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并宣布不會對從中國進口的產品采取任何歧視性措施，但后來違背了承諾，在反傾銷中對中國產品采用第三國的替代價格。再如，東盟十國2004年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但在以后別國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中，東盟成員國被作為確定正常價值的替代國并予以合作。比如，2011年5月，歐盟對中國三聚氫胺反傾銷措施中以印尼為替代國，印尼企業與歐盟調查機構合作時并不考慮印尼對中國的承諾。對于不公正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中國一方面可以嘗試依據((WTO協議》第x條和GATT第30條有關修改規則的條款，通過三分之二多數來獲得對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的修正，另一方面還可以通過自由貿易協議來鞏固一些主要貿易伙伴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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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加坡；自由貿易區；啟示

中圖分類號：F8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7)08-0041-05

新加坡是著名的自由港，對外貿易是其生命線。新加坡一直是WTO多邊貿易體系以及區域合作的積極推動者。近幾年來，新加坡已經變成尋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最活躍的國家。新加坡已經與新西蘭、日本、澳大利亞、美國、韓國、印度、巴拿馬、約旦以及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簽署了雙邊FTA協定且已經全部生效。而新加坡還在謀求建立更加廣泛的FTA網絡，與加拿大、墨西哥、秘魯、巴基斯坦和中國建立正式雙邊FTA的談判仍在進行中。

一、新加坡實施雙邊自由貿易戰略的原因分析

新加坡實施自由貿易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資源匱乏、市場狹小、容量有限離不開對外貿易、需要保持自由港等內部原因，也存在多邊貿易自由化進程受阻、APEC以及東盟自由貿易區舉步不前、對東南亞金融危機反思等外部原因。

(一)內部原因

1.自然資源匱乏，市場狹小，容量有限，糧食主要依靠進口。新加坡位于馬來半島南端、航運要道馬六甲海峽的出口，由新加坡島及附近約60個小島組成，其中新加坡島面積為647.5平方公里，占全國面積的91.6%，2006年6月31日總人口為448萬。[1]新加坡幾乎沒有什么自然資源，狹小的國土面積無論從效益上還是從規模上，從事農業都已經過時，農林水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一直在0.2%左右，主要是家禽飼養和水產業，而糧食全部靠進口。盡管新加坡的人均GDP在2006年達到39599美元，但是受人口規模的限制，市場的發展空間有限。要確保新加坡的經濟安全，只有建立良好而可靠的雙邊或者多邊經濟關系。

2.新加坡一直采取貿易立國的政策，依靠出口替代戰略實現經濟騰飛。新加坡獨立后，開始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此間GDP增長率達到8.6%，第二產業在1965年上升到24%。[2]之后形勢發生了變化，“馬來西亞共同市場”設想的失敗，1966年英國提前從新加坡軍事基地撤軍，以及1973年的“石油危機”，都曾經對嚴重依賴進口的新加坡帶來不小的沖擊，嚴重影響到新加坡的經濟和就業機會。面對新的嚴峻形勢，新加坡及時轉變了政策，20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開始了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制造業和對外貿易開始成為新加坡經濟的兩大支柱。80年代中期之后，新加坡強調地區的作用，推進經濟重組。1985年8月發表的《中期經濟報告書》以及1986年發表《經濟報告書》提出了經濟發展戰略的轉向，優先發展在國際通訊、貿易、金融以及咨詢方面的服務業，以便使得新加坡成為東南亞和亞太地區的區域中心，并在建立區域中心的基礎上，使新加坡最終成為國際服務的輸出國。[3]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新加坡政府又推出了《經濟策略計劃書》，主要內容是力爭用10年左右的時間將新加坡建設成為亞洲的貿易中心。由此可見，新加坡的經濟騰飛離不開對外貿易，只有在國際貿易市場中建立起以自己為中心的地位，才是確保經濟安全的穩妥策略。

3.新加坡發展過程中跨國公司以及外資的作用顯著。在新加坡制造業的發展過程中，FDI的作用十分明顯，屬于典型的外資主導性工業。[4]1975-1985年間，外資企業占新加坡企業總數的23.1%、工人數占54.6%、產出占72.9%、附加值占65.1%、直接出口占84.2%、資本投資占67.2%。[5]新加坡在出口導向上的增長也幾乎完全依靠外來跨國公司。在70年代中期，制造品出口匯總外企占了4/5；到1986年，新加坡仍然只是一個制造生產基地，產品在海外設計而在新加坡工廠的生產線生產；1990年，在新加坡前20%的重要職位中，有40%的重要決策人不是新加坡人。[6]可以說外資和跨國公司是支撐新加坡經濟騰飛的重要力量，而為外資和跨國公司創造一個良好的貿易與投資環境，也是新加坡政府必須努力做好的工作。

4.自由港是新加坡經濟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新加坡具有優良的地理位置，是世界重要轉口港，新加坡港的年吞吐量居世界的3位，僅次于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和日本的橫濱，1998年的貨物吞吐量為3.123億噸，平均近處港口船只達4-5萬艘，使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7]有500多條航線連接世界700多個港口；同時又是聯系亞、歐、非、大洋洲的航空中心。新加坡航空公司同世界60多家航空公司建立了聯系，每周有近3000個班次起落。自由港地位使得新加坡的服務業一直占據新加坡GDP的70%左右，是新加坡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力量。保持自由港地位以及更有效發揮自由港功能，也是新加坡努力的首要任務。

(二)外部原因

1.多邊貿易自由化進程受阻使雙邊自由貿易迅速發展起來。WTO的多邊自由貿易進展甚緩。1999年在西雅圖舉行的WTO新一輪談判，沒有取得任何實質進展，使得全球化范圍內的貿易自由化談判未形成統一的框架。對于WTO這個多邊貿易體制，新加坡一直寄予很大的希望。《新加坡經濟年鑒1999》上就論述到：“新加坡在新一輪WTO上談判所要實現的目標就是要確保更進一步的自由化，以實現：(1)在服務以及工業產品上的自由化；(2)加快貿易便利化上的工作；(3)建立一個有利于國際電子商務的國際環境；(4)各國對政府采購的承諾。盡管西雅圖部長會議未能發起新一輪的貿易談判，但是新加坡仍將繼續努力以恢復在日內瓦的談判。”[8]

此外，各國在多邊貿易政策上沒有共同的利益。各國內部都存在因自由貿易而或多或少受損的利益集團，他們反對全球自由貿易。相對于多邊自由貿易體制而言，雙邊自由貿易區的達成和實施都相對容易得多，因此眾多國家開始轉向雙邊的自由貿易區。1995年后向WTO申報備案的地區以及雙邊貿易協定就有近120個。在這種情況下，“新加坡也追求雙邊的和區域的自由貿易協定以作為推進全球自由貿易戰略的補充。”[9]

2.東盟的自由化進程緩慢使新加坡加快締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步伐。東盟由于種種原因，進展甚緩，也讓新加坡失去了耐心。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羅林達在《新加坡的RTA戰略》中就指出：“東盟要成為一個成功的區域自由貿易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東盟國家中就存在著阻礙該目標的幾個復雜因素：各國經濟規模以及資源稟賦的多樣性、發展水平的階梯性、貿易政策的不對稱性等。”[10]東盟自由化進程的緩慢，是靠外貿為生命的新加坡轉向區外FTA的重要原因。東盟10個成員國，只有新加坡和文萊為高收入國家，其他基本屬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而貿易自由化對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有利，而對相對較弱的一些國家則可能一時弊大于利。所以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注: 東盟6個原始發起國在1993年同意創建東盟自由貿易區以及建立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在1995年，他們對在關稅上先前達成的減讓縮短實施的時間（從15年縮短到10年），承諾擴大協定的內容，將不僅包括日常用品業和制造業，而且包括服務業、知識產權、投資以及非關稅壁壘。在1998年，他們同意加速降低關稅率，將關稅率降低到5%，并且設立到2003年在制造業商品上實現零關稅（在發起國間）。這些目標都是建立在1997年的優惠貿易協定上，該優惠貿易協定對區域內的基本日用品提供優惠關稅率。)的設想雖早在1992年就已提出，但多年來一直進展得很緩慢。AFTA協議原定于2003年正式生效，但是東盟自由貿易區委員會就決定根據各成員國的實際情況，調整有關稅率，推遲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啟動時間表。

另外，由于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和東盟成員國面臨的實際困難，東盟國家又決定將原先制定的在2002年內將老成員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菲律賓、文萊)間絕大多數加工商品關稅稅率降至5%以下的期限推遲一年。目前，只有新加坡和文萊能夠達到原先的減稅目標。根據東盟2002年公布的數字顯示，越南將推遲至2003年，老撾和緬甸為2005年，而柬埔寨最晚，它的期限是2007年。而未加工的農產品關稅，原東盟六國于2003年降至5%以下，越南的時限是2006年，老撾和緬甸是2008年，柬埔寨則是2010年。根據東盟的關稅減讓計劃，東盟六個老成員國將在2010年率先實行關稅互免，到2015年所有成員國將實現貿易自由化，2020年東盟將完全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

在這種情況下，新加坡利用自己自由港地位，關稅水平都相對較低的優勢，開始獨自發力，追尋締結雙邊的FTA。

3.地區性經濟危機也促使新加坡更加重視地區經濟合作的重要性。20世紀末期發生的一系列地區性經濟危機，特別是1997年爆發的東亞經濟危機，使全世界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不斷加快的時代，地區性經濟危機盡管能擴散到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但是在臨近國家之間的危機蔓延與相互影響甚為強烈。因此，加強地區內合作不僅有助于防范新的危機，而且也有助于促進整個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正是基于此種考慮，新加坡積極地與地域上鄰近的新西蘭、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4.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產生的“示范效應”堅定了新加坡實施FTA的信心和決心。目前已有的地區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大多對參與國的經濟等發展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果，對未形成或未參與自由貿易區的國家產生了很大的示范效應，激發了很多國家重視地區或雙邊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工作，也刺激了新加坡積極尋求與其他國家進行雙邊的自由貿易談判和雙邊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工作。

二、新加坡實施自由貿易戰略的指導思想、戰略目標及實施策略

(一)新加坡實施自由貿易戰略的指導思想

自由開放以及對外貿易對新加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正如新加坡前內閣總理李光耀說過：“新加坡的經濟是自由開放的，對外貿易是我們的經濟命脈。”[11]正是如此，新加坡的貿易政策的首要目標就是努力實現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市場來確保新加坡的貿易利益。”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新加坡現在實行三大戰略并進的思路。第一，積極推進WTO多邊貿易體制的進程。WTO為發展多邊貿易提供了穩固的框架，能以最小的阻礙實行貨物和貿易的自由流動。第二，積極尋求區域的貿易合作。新加坡是APEC以及ASEAN的創始國之一，認為區域的經濟合作能夠促進多邊貿易體系的自由化進程。第三，謀求雙邊的FTA，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FTA網絡(注：在FTA的建立上還存在“先行之利”的好處，即“中心―條幅”。處于FTA中心的國家，可以更低的價格選擇從處于“條幅”的國家進口所需的工業原料和中間產品，從而對處于“條幅”的國家保持成本優勢。)。

在美國倡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下，新加坡積極響應而充分利用自由貿易的好處而實現經濟的騰飛；在區域主義盛行的情況下，新加坡轉而將精力集中在區域合作的發展上，創建APEC以及東盟自由貿易區；而當APEC以及AFTA舉步不前、新地區主義下的雙邊FTA浪潮席卷時，新加坡馬上進行FTA網絡的建立工作。但是，新加坡在追求FTA的同時并沒有停止對多邊貿易體制和區域合作的追求，只是現階段新加坡對雙邊FTA的熱情極為高漲，已經將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雙邊FTA網絡的建立上來。

資料來源：根據相關資料整理。

(二)新加坡雙邊自由貿易策略的目標及實施策略

新加坡的FTA戰略是其對外貿易戰略中的一部分。新加坡FTA戰略的目標是通過積極的努力和謀劃，以圖建立一個以新加坡為中心的FTA網絡。該網絡地跨亞洲、大洋洲、美洲、歐洲四大洲，涉及到世界上最主要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實現上述目標，新加坡實施雙邊FTA戰略，在路徑和策略采取以下對策。

1.談判對象的選擇策略。按照“由易到難”的原則，從緩解國內壓力、發揮互補性和追求經濟利益等角度出發進行選擇。新加坡最早與新西蘭開始，然后與日本、澳大利亞、美國、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簽署雙邊FTA，遵循的就是這個原則。

2.地域對象的選擇。由近及遠，覆蓋了全球除南極洲以外的所有地區，包括了發達和不發達國家。新加坡首先從地理鄰近的國家開始，然后將FTA的網絡向縱深發展。從臨近國家開始的好處，是由于相同文化氛圍以及共識，容易產生認同感，從而能相對容易的達成協定。而一旦具有了一定的基礎，包括對談判的經驗、時間內容的把握具有火候之后，就擴大目標，建立跨洲跨洋的FTA。而“骨牌效應”也為新加坡與對象國談判起到促進作用。

3.合作對象的選擇。一是新加坡已經簽訂的和想要簽訂FTA的國家，基本上是其主要的進出口市場或者主要的貿易伙伴國。美國、日本、中國等等都是位于其10大貿易伙伴國的前列，澳大利亞以及韓國也都是其主要的貿易伙伴。二是向更加大的貿易區或者貿易市場靠攏。新加坡向美國、日本、中國靠攏目的自然是看重他們的大市場，同樣與印度FTA也是看重印度這個潛在的大市場。而新加坡積極地尋求與加拿大、墨西哥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目的也再明顯不過，是為進入NAFTA這個大貿易區。三是利用已有的FTA網絡，迅速擴展。由于自由貿易去的成員國越多，利益也就越大，因此利用已有的FTA迅速擴大雙邊FTA的數量，就是一個簡單實用的辦法。新加坡與澳大利亞的FTA能快速簽訂，明顯是利用了已經存在的澳新協定；與加拿大、墨西哥談判同樣是看中了兩國與美國有著NAFTA的緣故；而與約旦締結FTA就是因為約旦與美國已經先簽訂了雙邊FTA。四是選擇已經建立起FTA網絡的國家，利用其已經建立FTA的經驗，同時利用其FTA網絡。新加坡最先選擇與新西蘭建立FTA，除了地域以及兩國都是小國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看重新西蘭已經與澳大利亞簽訂了協定的經歷。而新加坡與墨西哥在1999年就開始了意向交流，一方面的原因也是看重其覆蓋了30多個國家的FTA網絡。五是樹立樣板，尋找突破口。新加坡尋找約旦，是為進入中東的市場做跳板；新加坡尋找巴拿馬，同樣是為打入中美洲；而與秘魯的FTA談判，也能在南美樹立起樣板。而新加坡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的FTA的建立，為進入歐盟這個大市場起到了一定的樣板作用。

4.內容的涵蓋。FTA的內容越來越廣泛，并且是越后簽署的FTA，內容就越廣。新加坡所簽訂的FTA，不僅包括了傳統FTA的內容和項目，包涵了廣泛的服務貿易、投資、政府采購、競爭政策、人員流動等內容，而且包括環境以及勞工等非貿易領域內容內，并且這些FTA在關稅減讓、開放服務貿易的承諾上都大大超出在WTO所做的承諾。

5.由雙邊FTA向多邊FTA發展。新加坡與新西蘭、澳大利亞的分辨簽署雙邊FTA后，已經開始醞釀三方的FTA，以實現融合。新加坡與美國的FTA簽署建立之后，與加拿大、墨西哥的談判就一直在考慮與NAFTA接軌的事情。新加坡、新西蘭、澳大利亞、美國與智利還有望成立太平洋5國的FTA(P5-FTA)。而新加坡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的FTA本身就是一個多邊的FTA。新加坡從雙邊的FTA出發，通過FTA網絡的相互交織，從而建立起更大區域的多邊FTA。

6.體現區域平衡、大國平衡的外交策略。2003年6月，吳作棟在赴美簽署‘美-新自由貿易協定’時，再次強調李光耀曾經提出的拉美國參與東南亞事務的觀點。在他看來，搞大國平衡外交是保護新加坡國家安全的重要舉措。[12]新加坡的雙邊FTA遍及亞洲、歐洲、美洲、大洋州，2004年還曾經與埃及有過接觸，準備將FTA網絡伸向非洲，盡管后來沒有進展，但是新加坡的這種意向恰好說明了區域平衡的外交戰略考慮。

三、新加坡自由貿易策略對我國的啟示

新加坡的GDP增長率從2003年的2.0%一躍上升到2004年12.8%、2005年的7.0%、2006年的8.1%，其所建立的FTA網絡發揮了不小的作用。[13]如前所述，雙邊FTA策略確實給新加坡帶來了眾多的好處，在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甚至在保護國家政治安全上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作為WTO多邊自由貿易體系中的一員，我國目前也同樣是面對著WTO多邊談判止步不前、APEC無所作為、FTA層出不窮等國際環境的挑戰，如果我國在建立自己的FTA網絡上不采取積極的態度，長遠來看，我國在這方面的戰略劣勢就會日益明顯。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國也應把FTA戰略提高到一個戰略高度來認識。

新加坡的國情與我國有著很大的差別，這就決定著兩國的戰略目標有著根本的區別。新加坡的FTA戰略目標主要是：確保外部市場，加強同主要貿易伙伴的聯系，從而確保其經濟安全。而我國在FTA的戰略目標，筆者認為，主要還是推動我國的經濟改革。例如，我國與東盟締結的“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到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但是中國與東盟各自都存在貿易和投資障礙，要真正建立自由貿易區，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因此從簽署協議到計劃實現保留了8年的過渡時間。[14]保留8年過渡時間的目的就是為各自內部的經濟改革留下適當的時間，而不宜操之過急。

盡管新加坡只是一個城市國家，其國情與我國有著巨大的差別，但是新加坡的FTA戰略對我國還是有著一定的借鑒作用。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在談判對象的選擇策略上，按照“由易到難”的原則，從緩解國內壓力、發揮互補性和追求經濟利益等角度出發進行挑選。新加坡最早與新西蘭開始，再到日本、澳大利亞、美國，遵循的就是這個原則。因此我國在隨后的FTA對象選擇策略上，應當進行借鑒。

第二，盡量選擇已經有著FTA網絡的國家，以便利用其已經建立起來的網絡，為加速建立自己的FTA網絡打下良好的基礎。新加坡尋求與新西蘭、美國、墨西哥、智利等建立或計劃建立FTA就是有著這樣的一個目的在內。此外，與這些國家建立FTA后，我國企業可以在我國的FTA伙伴國投資建廠，利用其FTA網絡生產產品。

第三，新地區主義的一個特點是一個小國或幾個小國與一個大國的聯合，新加坡FTA戰略的一個特點就是與大國、與其主要貿易伙伴進行締結。我國的情況與新加坡相反，因此可以反其道，與一些小國進行FTA的締結。這種方法的好處類似于美國與新加坡，可以迅速締結FTA，從而建立自己的FTA網絡。由于我國與美國的國情也不一樣，因此在與小國(如新加坡)進行FTA談判時，還要考慮關稅讓步的空間以及過渡的時間問題。

第四，考慮建立跨區的FTA，選擇東亞以外甚至APEC成員以外的國家進行談判。新地區主義的一個特點就是跨洲跨洋的FTA多，而新加坡的FTA戰略就有一個區域平衡的特點，這個特點也可以值得我國借鑒。我國可以根據自己的國情，將眼光放在全球，用全球的戰略來推動我國與周邊國家雙邊FTA的建立。從這種情況考慮，我國可以與澳大利亞、新西蘭、甚至部分中亞國家、非洲、拉美國家進行雙邊FTA的談判。

第五，在談判策略上，新加坡盡管已經是一個高度的自由港，但是在FTA談判中還是主動就某些領域讓步，以示誠意，從而盡快達成協議。例如，新加坡與日本的FTA談判中，在關稅很低的情況下又取消了4種藥酒的關稅；與美國的FTA談判中，打破10年禁例而允許美國的特種口香糖進口。由于我國的平均關稅率還很高，我國必須綜合考慮政治經濟戰略，在某些方面主動讓步，以達成協議。

第六，新加坡是個自由港，而我國的香港和澳門特區也都是自由港，我國應當鼓勵和支持香港和澳門學習新加坡的經驗，加速與不同國家和區域經濟集團的FTA談判，從而充分發揮香港和澳門的作用。特別是香港，各種情況與新加坡相似，在雙邊FTA的建立上完全可以走在大陸的前面。如果香港和澳門能在雙邊FTA上取得實質性對進展，一方面，對香港和澳門的經濟將有很大的促進作用(特別是對香港)，緩解目前經濟上的壓力；另一方面，也能在戰略上緩解大陸目前的孤立狀況，增大我國中央政府的回旋余地。

簡言之，我國應當充分重視FTA戰略的建立工作，在積極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同時，深化與周邊國家的關系，著手建立自己的FTA網絡。這不僅能促進國內經濟的改革，避免FTA網絡少而給我國帶來的不利影響，而且能增大我國在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以及WTO多邊貿易體制談判中的實力。此外，我國是東亞區域合作的積極倡導者，而東亞經濟合作比建立雙邊的FTA難度要大。我國可以考慮用自己的FTA網絡來推動東亞經濟合作的進程。特別對于中日韓之間的合作與競爭關系，我國建立自己的FTA網絡不僅在經濟安全上，而且在政治安全上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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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1從國際貿易政策的歷史演變看貿易政策的保護性

世界范圍國際貿易政策演變一般分為5個階段：

(1)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重商主義思想是當時保護主義的理論基礎。

(2)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自由貿易政策占主導地位，但是同一時期后起的德國和美國，則在漢密爾頓和李斯特的保護貿易思想影響下，基于他們特定的對外競爭條件，主張運用貿易政策保護國內的幼稚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

(3)壟斷資本主義時期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成為超保護貿易政策的催化劑。

(4)戰后世界貿易自由化傾向時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掀起了一股貿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戰后的貿易自由化傾向與自由競爭時期的貿易自由主義有所不同，并不強調全面的貿易自由，而是一種有保留的貿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貿易保護政策。

(5)關貿總協定(GATT)條件下新保護主義時期1973年的能源危機、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高失業率，給發達國家經濟以沉重的打擊，使各國貿易政策開始脫離過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轉向以管理為主要手段的貿易保護主義，引發了全球性的保護貿易浪潮。

從歷史上國際貿易政策演變的幾個階段不難看出，國家貿易政策的本質是保護性的。主要4點：一是在GATT前的各國貿易政策無多邊貿易協議的束縛，各國制定的對外貿易政策完全依據本國利益，這樣極易產生貿易保護的做法；二是歷史上盡管若干次保護貿易政策和自由貿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護性的貿易政策在時間上占主導地位；三是保護性是貫穿國際貿易政策歷史演變的一條“紅線”，即使歷史上自由化占主導的時期也仍然有貿易保護的影子；四是20世紀50年代倡導自由貿易，并訂立了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以約束各國的保護措施，但貿易政策的保護本性沒有因為貿易政策的國際協調而改變。2002年3月，美國對鋼鐵啟動201條款，對來自歐盟、日本、韓國、俄羅斯、中國的鋼材進口征收關稅最高達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對保護性貿易政策的理論解釋

2.1國家間貿易得益分配不均，是產生保護貿易的主要淵源

徐建斌、尹翔碩在“貿易條件惡化與比較優勢戰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持續惡化和自由貿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人們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較優勢的貿易戰略的有效性。并用擴展后的李嘉圖模型，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現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擴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雖然確實對貿易雙方都有好處，但貿易雙方因自由貿易得到的好處是不均等的。一般來說，發達國家在與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中，發達國家得到的好處比發展中國家得到的好處要多。這樣，發展中國家想追趕發達國家，實現本國復興的愿望就很難實現。于是，國家之間在對貿易利益的爭奪過程中，必然會出現保護貿易政策的實行[1]。而且歷史證明，沒有一個國家是一直極力鼓吹貿易自由化的國家，在實現工業化之前也采取了高關稅的保護政策。GATT對發展中國家的例外條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糾正貿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說明了國家間貿易得益分配不均是產生保護貿易的主要淵源。但是，為什么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新貿易保護主義呢？

2.2國家內部各行業因自由貿易帶來貿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貿易保護的又一壓力

為了解釋這個現象，以美國的鋼鐵產業為例。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在自由貿易中其得到的利益應該要大于發展中國家得到的貿易利益。那么為什么美國布什政府還要揮舞201條款的大棒，不惜引發一場世界性的鋼鐵大戰呢？原因很簡單：那就是美國各行業在自由貿易體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門是負的利益。資料顯示，由于在自由貿易下的國際鋼鐵供應商的競爭，1990～1999年，美國鋼鐵制造工業每年有大約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國總共有18家鋼鐵公司破產，有23500多工人失業[2]。按照國際貿易的比較成本說和要素稟賦論，像美國之類資本量較多的國家，應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然后進行交換，以獲取國際分工的好處。現在的問題出在美國出于國內政治和社會的考慮，既要生產并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又要維持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使這些產品的生產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熊掌與魚都要。畢竟美國的鋼鐵業曾經是他的支柱產業，并有60萬的鋼鐵工人，將他們轉變到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去就業，是需要時間、非常困難的。出于國內政治壓力，布什政府權衡各方利弊，最終決定啟用201條款提高關稅。可見貿易利益對國內各行業的不同影響也會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

2.3貿易政策國際協調不能改變貿易政策的保護性質

貿易政策的國際協調，促進了貿易政策的國際趨同化。自二戰以來，雙邊貿易政策的協調，區域性的政策協調，尤其是致力于國際貿易體制的多邊貿易政策的協調，使各國貿易政策趨于統一，體現了全球經濟關系的秩序化，給各參加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但無論是哪種協調，貿易政策的本質始終具有保護性，即貿易政策的目的——保護本國市場，擴大本國產品的出口市場，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改善，積累資本或資金，維護本國對外的經濟、政治關系，沒有根本改變。就拿WTO這一多邊貿易的最高成就來說，仍然改變不了各個國家貿易政策的保護本性。

(1)自由貿易是個謊言WTO規則的制定，形式上是通過多邊貿易談判回合(MTN)的協商產生，實質上依據國家貿易實力決定分量，由于歷史原因和貿易實力，基本上是美國一手把持。貿易談判（貿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國家利益最大化（貿易保護）才是貿易談判的實質。

(2)WTO的例外條款和規則，為國家的保護貿易政策的實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據由于貿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圍內保護本國利益，同時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國利益。因此，國家貿易政策的目的（在沒有一個足夠有約束力的國際組織的約束條件下），決定了這種例外條款和規則就會必然成為貿易保護的依據。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開的高度保護的行業農業、紡織業，便是各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公開的保護產業。但這些產業恰恰是發展中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發達國家中相對比較劣勢的產業。

3WTO條件下國家貿易政策保護性的表現

3.1“公開型”的貿易保護

“公開型”的貿易保護，是指在關貿總協定和WTO下的貿易，以及投資自由化的談判過程中還未涉及的領域，或是還未完全展開和達成協議的談

判的領域，再加上談判達成協議后還沒有履行的承諾，以及協議中的一些規則的例外而引起的保護措施。還未涉及的領域，指某些國家為了維護本國的利益暫時把某些行業的自由化擱置起來不予談判；還未完全展開和達成協議的談判的領域，是指某些“敏感行業”，國家的比較優勢相差懸殊，如果完全放開會導致本國產業的“嚴重損害”，故在多邊談判中暫時將這些行業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談判后還沒有履行的承諾，指根據承諾減讓表現在還未兌現的部分；談判達成的協議規則的例外，是指協議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規定的，但無論哪項協議，都是由一些規則和規則的例外拼湊起來的，這些規則的例外實際上就是承認這些方面的適當保護。這些保護都是公開的，這實際上也是國際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實力較量的結果。

一般認為，在WTO下的多邊貿易談判中的“敏感行業”，是自由化較緩慢和最不徹底的行業。如農業、紡織業、服務貿易領域，一直是各主要發達國家“公開型”的貿易保護的領域。

在WTO條件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公開型”貿易保護的手段有兩種：一是運用高關稅限制進口；二是利用各種各樣的非關稅壁壘。國內的價格支持就是常見的公開型保護措施之一。國內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國內補貼、價格管理、出口補貼和綠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隱蔽型”的貿易保護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開型”貿易保護外，還有十分重要的“隱蔽型”貿易保護。“隱蔽型”的貿易保護是與“公開型”的貿易保護相對應的，以“反傾銷壁壘”為代表，還包括“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等。這類壁壘的特點是它們往往本著人類的共同利益的原則制定出來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則”、“保護生態和人類健康”等原則，這些原則本意確實是好的，但現實情況則是它往往會成為某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制定保護貿易政策的依據。事實上這種“隱蔽型”的貿易保護措施，現在已經成了發達國家保護國內產業的主要工具。

“隱蔽型”的貿易保護的手段包括兩類：一是征收高額關稅，如加征高額反傾銷稅、反補貼稅；二是禁止進口甚至就地銷毀，這主要是不符合國家的檢驗檢疫標準、環保標準等而采取的措施。

4構建中國符合WTO規則的保護性貿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體系的必然性

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國際分工處于不利的地位，貿易利益相對較小。無論是過去還是在現在的WTO條件下，各國的貿易政策的本質是保護性的，不能幻想WTO會真正無私地給中國一個穩定的、自由的貿易環境。WTO下的保護更具進攻性、系統化、法律化，更加難以對付。

加入WTO后的中國，首先，在保護國內市場方面應該好好地向發達國家學習，制定出中國的一套有利于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體系，已成為當務之急。

其次，對中國國內各產業來講，加入WTO對它們的影響也是各不相同的。作為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協調好各個階級、階層的利益，維護社會的穩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們一味地強調入世承諾，而忽視各個利益集團的利益協調，必將產生嚴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協調入世對各行業帶來的利益不對等也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制定相應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適當保護措施，而且這也是各個國家普遍采取的對策。

4.2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政策體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規則的例外給各個國家制定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據。因此中國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保護貿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協議和規則并不十分嚴密，存在漏洞。這使得國家可以根據這些存在漏洞的協議制定本國的很容易成為保護措施的貿易法律，如反傾銷協議的模糊性漏洞，就成為各個國家貿易保護的工具。中國也可以利用這些協議的不完善來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貿易法律法規。

第三，新型的貿易保護手段（如動植物衛生檢驗檢疫標準、綠色壁壘、技術標準壁壘等），我們的技術水平差并不意味著就不能利用技術手段，也可以利用別的優勢建立起中國特有的壁壘。前些年中國肉雞產業受到外國的極大沖擊，當時就有人提出要對肉雞的進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據規定每只肉雞的雞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為中國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雞毛渣比美國等發達國家用機器拔毛后剩下的雞毛渣要少，這樣的規定對我們是有利的。

總之，WTO不是一個貿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許“合法”地保護，而且它使貿易保護更加系統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則和“例外”條款構造中國“隱蔽型、新型”的非關稅壁壘體系

在WTO條件下，關稅手段和“傳統”的非關稅保護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終要取消的，于是各國紛紛轉向“新型”（“隱蔽型”）的非關稅壁壘。加入WTO后的中國也必須順應這一趨勢，按WTO的原則和“例外”條款構造中國“隱蔽型、新型”的非關稅壁壘體系。

(1)以加強和提高反傾銷、反補貼的能力建設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關稅壁壘(NTB)作為保護措施方面，發達國家早已具有相當高的水平，側重點早已轉向以反傾銷為代表的“新型”的、隱蔽性強的NTB。根據中國加入WTO法律文件，進口許可證、進口配額和進口招標這3種傳統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國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將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應以加強反傾銷能力建設為核心。從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中對反傾銷的規定，到199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再到最近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應該說，中國在反傾銷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經初見成效。但是，中國的反傾銷隊伍還有待加強。

反補貼也是比較新型的非關稅壁壘，也成為各發達國家保護國內產業的一個重要手段。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在1989～1993年期間發起的反補貼案數目占全球反補貼總數的比重高達93.2%。中國最近也頒布了《反補貼條例》，但是，至今中國的反補貼尚無實際操作經驗，專業人才缺乏的問題也較為突出。

篇5

[關鍵詞]外包交易成本外包指數

“外包”（Outsourcing）的定義是：企業把原本自制的，但屬于其他產業的中間投入品外包出去，換句話說，就是把原來屬于企業內部的活動交給企業以外的主體來完成。

一、企業在“自營”與“外包”之間的選擇

對企業來說，是選擇自制還是選擇外包，或者說在多大程度上選擇外包？

第一方面的回答，其實就是傳統的企業理論，著名的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他認為：企業本質上是一系列關于生產活動的組織安排，當然這些活動可以放在企業范圍（邊界）以內，也可以放在邊界以外。一項業務放在企業內部，是因為內部的成本比市場交易成本要低，放在企業外部則是因為內部成本太高，什么樣的規模才是合理的？科斯認為只要再進行一次交易時，內部成本和外部成本相等時就可以了。所以這一問題的探討歸結于分析成本方面的情況，是自制成本高還是外包的成本高？由于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生產環節外包出去，所以外包能給企業帶來成本上的節約和生產效率的提高，而利潤上是有回報的。

但問題的第二方面是：比如大量的國際外包，會使本國一些勞動者失去工作崗位和就業機會，企業的性質也日益成為資本密集型，而非勞動密集的企業，我國也正面臨這樣的問題。

同樣，發達國家常常爭論：是否本國的就業受到了影響，企業所有者利潤的上升和產業結構升級（趨于資本密集型）所帶來的好處，是否能抵消本國勞動者失業所帶來的福利損失？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這個問題還更值得考慮，因為產業結構升級，企業核心競爭力提高與本國大量勞動人口的就業都是一個不斷探索和權衡的問題。

國內的研究，比如：徐毅、張二震（2008）等人，分析了外包對我國生產率的影響，結論是外包提高了企業的生產率，屬于資本節約型的技術進步，對我國的就業沒有負面的影響，原因是生產的規模效應超過了對就業的替代效應。

道理雖然比較簡單，但實踐中還要注意兩個細節:外包->生產率提高，但就業下降，所以一定要有定量的分析，做出明確地判斷;按照國際貿易中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貿易發展將會提高一國在密集要素產業方面產品的生產，發展中國家搞外包會因此變成資本密集型嗎？解決這一問題，關鍵是理解產品的不同部分是可以在不同國家生產的，而產品的不同組成部分，同樣關系到要素密集度的。比如發達國家搞外包，多是將勞動密集型，勞動成本高的部分外包給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搞外包，則多是將資本密集型的環節外包給發達國家，雖然發展中國家也生產電腦、電器，但其核心元件可以看作是外包給發達國家的，相對來講，發展中國家仍處于勞動密集的生產環節。所以外包最后表現為發展中國家越來越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環節的外包，而發達國家越來越集中于資本密集型的外包。

二、外包屬不屬于自由貿易

這是一個引起爭論的話題：發達國家的一些學者，其觀點是反對工作職位以外包形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原因并非是反對自由貿易，而是認為外包不能算做自由貿易。理由是：單邊自由貿易是有害的，外包使得發達國家在流失工作機會的同時，并沒有公平的待遇，實際上常常相當于是發展中國家從發達國家購買特定的職位，而如果職位的轉移是因為市場操縱和補貼，自由貿易的良性循環就會被打破。

但事實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自由貿易的基礎是巨大的比較優勢差異，即使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影響公平貿易的情況，也改變不了自由貿易發生的基礎。即使實施完全的單邊自由貿易，發達國家也不是沒有好處，盡管沒有把自己的產品賣出去，但是他卻可以享受他國低廉產品，而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放開市場是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

三、外包與分工思想、供應鏈、價值鏈的關系

外包將處于比較劣勢的一些工序或生產環節外包出去，由生產效率更高的企業來提供，本身就體現了傳統而古老的分工專業化生產的經濟思想。所以如果說外包是新事物，其實也只是說它改變了傳統的貿易形式而已。

那么外包與價值鏈是什么關系？比如原先老農賣菜，從地里面把菜洗干凈，然后拿到城里面來賣，賣價很低，所以這種經濟形式其實是不發達的表現，總體大家都過得很窮。但是，經濟發達以后的國家，卻形成了這種現象：老農把菜賣給菜販子（到村里收購），菜販子再賣給城里邊的蔬菜批發市場，或者賣給村里邊新修的蔬菜加工工廠，最后這些蔬菜再進入超市，經過良好的包裝，或者可能經過幾次再加工，最后賣給消費者。還是那點東西，但把供應鏈、價值鏈拉長，形成了較長的價值增值鏈條，使更多的人就業，創造了更多的收入，而經濟規模也更加擴大。所以，外包正促成了延長價值鏈這一過程，從這方面來講，推動外包業務的發展，對世界各國來講還是有好處的。

四、外包指數的計算方法

篇6

內容摘要: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要福利來源就是分工經濟,反映分工水平和分工地位的貿易結構是影響區域經濟一體化福利效應的重要因素。本文通過貿易互補性指數(TCI),對中國與東亞經濟體貿易結構的競爭性和互補性進行了實證分析,以此為基礎分析了中國參與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路徑選擇。

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 貿易結構 福利效應 路徑選擇

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967年東盟的成立。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在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隨后,韓國和日本先后與東盟簽署了自貿區協定,由此形成3個“10+1”的自由貿易區網絡(FTA Network)。盡管該網絡促進了區域經貿活動的發展,但是其錯綜復雜的關稅優惠政策產生了具有負面影響的“意大利面碗效應”,從而對東亞地區的長期經貿發展造成損害。

因此,各國需要進一步采取措施,共同推動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深入發展。中國是東亞的重要成員,而且東亞也集中了中國主要經貿伙伴。未來中國需要進一步深化FTA戰略的實施內容,如何推動和參與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首先分析貿易結構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福利效應的影響,從理論上確定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參與路徑,然后利用TCI指數對中國與東亞經貿伙伴之間貿易結構的互補性和競爭性進行測度,最后從政策層面上分析中國參與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戰略選擇。

貿易結構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福利效應

福利效應是區域經濟一體化中最重要的問題。例如Smith(1776)就曾因給消費者帶來負效應而批評過梅休因條約(英國和葡萄牙于1703年簽署了梅休因條約,它以許可葡萄牙的酒按照優惠條件進入英國,換取葡萄牙廢除對英國羊毛出口的禁令)。Ricardo(1821)則通過分析母國和殖民地的特殊通商條約對Smith的觀點進行了補充,他分別對輸入國(殖民地)和輸出國(母國)的福利進行了分析,認為這種特殊貿易安排不僅損害消費者的利益,而且對整個國家都有負面影響,這樣的貿易安排應該最終被完全的自由貿易所取代。

現代經濟學家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福利效應的研究則始于Viner。Viner以古典經濟學家的思想為基礎,提出了貿易轉移和貿易創造這兩個重要概念,為現代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福利效應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Viner以古典經濟學家的思想為基礎,提出了貿易轉移和貿易創造這兩個重要概念,為現代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福利效應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Meade(1955)、Lipsey、Cooper和Massell(1965)、Johnson(1965)、Cordon(1972)、Mundell(1964)、Wooton(1986)、Arndt(1968)、Kemp和Wan(1976)、Wonnacott(1981)等人先后對Viner的理論進行了拓展,從靜態和動態兩個角度分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福利效應。

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質是消除區域內的貿易障礙,減少區域內分工的交易成本,為深化區域分工提供更大的市場空間。如果在Smith的古典經濟學框架下思考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福利效應,可以發現其主要福利來源就是分工經濟。反映分工水平和分工地位的貿易結構是影響區域經濟一體化福利效應的重要因素。事實上,專業化分工的差異性和貿易結構的互補性是貿易雙方獲得分工經濟的重要條件。在傳統貿易理論中,各國可以利用生產技術、要素稟賦、經濟規模等方面的差異進行分工,每個國家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并從伙伴國進口不具比較優勢的產品,通過差異性生產和互補性貿易獲得分工經濟。在楊小凱的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即使參與分工的國家之間不存在生產技術、要素稟賦差異,也可以從分工經濟中獲益。因此,不管存在外生比較優勢,還是存在內生比較優勢,分工經濟都可以使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相關國家福利獲得提升。

不論分工之前的狀況如何,只要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成員通過分工進行差異性的專業化生產,形成互補性貿易結構,就可增加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福利效應,提高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國家的福利水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分工結構的調整必然帶來生產結構的調整。如果區域經濟一體化啟動之初,各參與方的貿易結構為互補型,那么它們通過區域經濟一體化深化區域分工,可以獲得更大的分工收益。如果各參與方的貿易結構為競爭型,在獲得分工經濟的同時,必然要進行相應的結構調整。因為要素在不同部門和產業間的流動并不能瞬間實現,所以經濟結構的調整會衍生出相應的調整成本,最終消減分工經濟的好處。

總之,不管是什么類型的國家之間組建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均可以獲得分工經濟的好處,只是調整成本大小不同。如果調整成本過大,超過分工經濟的好處,那么區域經濟一體化將毫無意義。一般而言,區域經濟一體化成員之間貿易結構的互補性越強、競爭性越弱,調整成本就越低,各方享受的分工經濟就越大;反之,調整成本越高,各方享受的分工經濟就越小。

對于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家而言,獲取最大化的經濟利益是所有經濟政策的主軸。為了獲得更大的分工經濟、最大限度的減少調整成本,一體化成員會選擇與其自身貿易結構形成互補的經濟體為一體化伙伴。在一體化伙伴既定的情況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參與方也會加強合作,通過強化產業內分工、推動經濟與技術合作等方式,減少相應的協調成本。

中國與東亞經濟體的貿易互補性與競爭性測度

在測度貿易結構的互補性和競爭性時,貿易互補性指數(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簡稱TCI)是一個常用的指標,包括單個產品貿易互補性指數和綜合貿易互補性指數。單個產品貿易互補性指數可用TCIijk=RCAxik×RCAmjk表示,RCAxik=,表示用出口衡量的i國k產品上的比較優勢,RCAmjk=表示用進口衡量的j國在k產品上的比較劣勢。其中,Xik和Xwk分別為i國和世界k產品的出口額;Xi和Xw分別為i國和世界的出口總額;Mjk為j國k產品的進口額;Mj為j國的進口總額。當TCIijk>1時,兩國在k產品上貿易互補性強,且TCIijk值越大,互補性越強;當TCIijk≤1時,兩國在k產品上貿易互補性弱,且TCIijk值越小,互補性越弱。在多種產品并存的情況下,兩國的總額和貿易互補性指數可用各種產品的互補性指數加權平均得來。加權系數為世界貿易中各類產品的貿易比重,即Xwk/Xw。綜合互補性指數計算公式為TCIij==。當TCIij>1時,兩國的貿易互補性強,且TCIij值越大,互補性越強;當TCIij≤1時,兩國的貿易互補性弱,且TCIij值越小,互補性越弱。

本文以《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第三次修訂標準(SITC Rev.3)為基礎,分商品對1998-2007年間中國作為出口方、東亞經濟體作為進口的貿易互補性和競爭性進行測度,首先可以得到: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只有食品和活動物和雜項制品的互補性指數大于1,總體呈互補關系,其余商品的互補性指數小于1,均表現為競爭關系;在中國和韓國之間,只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和雜項制品的互補性指數大于1,呈互補關系,而其他產品主要表現為競爭關系;在中國和東盟之間,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機械和運輸設備和雜項制品的互補性指數大于1,呈互補關系,而其他產品的互補關系偏弱,主要表現為競爭關系。

其次,中國出口與東亞經濟體進口之間的綜合互補和競爭關系。中國出口與日本進口整體互補指數在1998年為1.03,隨后開始下降。2001年,互補性指數開始降至1以下。在1998年至2007年間,中國出口與日本進口整體互補指數平均為0.95,反映出中國出口與日本進口整體呈弱互補性,主要表現為競爭關系。在1998年至2007年間,中國出口與韓國進口整體互補指數均小于1,平均互補性指數為0.85,表明中國出口與韓國的進口整體呈弱互補性,更多表現為競爭關系。同樣在1998年至2007年間,中國出口與東盟進口整體互補指數均小于1,平均互補性指數為0.92,表明中國出口與東盟進口整體呈弱互補性,更多表現為競爭關系。

中國參與東亞經濟一體化的路徑選擇

根據以上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看到,中國的出口與日本、韓國、東盟都形成競爭關系。如果要進一步推動與東亞經濟一體化的FTA合作,中國需要作如下戰略選擇與政策安排。

第一,漸進式參與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在近期,中國可以優先深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合作層次與內容。例如,中國與東盟可以優先選擇金融領域。中國應該通過參與東亞貨幣合作,提升人民幣的地位,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在中期,中國可以切實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工作。

目前,中國正在與韓國開展自貿區可行性研究,雙方關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也將進行。但是從長遠利益來講,中國應該切實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工作。對于中日韓國而言,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對于三者都有好處。即使在短中期內難以實現,中國也應該將推動東亞自由貿易區作為長期努力的目標。

第二,依托產業對接參與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盡管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得到較大提升,部分產品的競爭力穩步增強,但是在參與東亞區域貿易安排的過程中,中國部分商品將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而產業內分工的調整成本低于產業間分工的調整成本,積極與東亞經濟體開展產業內分工,有利于中國與東亞經濟體的產業對接與產業分工。

首先政府必須發揮作用。一方面,國家應該使用各種措施打破地區封鎖,保證產品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動,推動各地區企業間的吸收與兼并,推動聯合以達到基本規模,使得中國的大市場優勢能夠真正發揮出來;另一方面,要選擇適當的產業加以保護,使得中國的大市場真正為已所用。其次對于企業來說,應當重視和加強產品差異化的創造,并力爭建立自己的品牌。在國際競爭中,差異化是增加產品附加值的重要手段,它不僅表現在質量、技術登記上的垂直差異,還體現在商品品牌、營銷渠道和售后服務等方面的水平差異上。因此,中國的企業應該在包裝、廣告、銷售和售后服務上形成一套統一、完善的機制,強化產品的差異性,從而創造出自己的國際名牌,使已有的產業盡快加入到產業內貿易中去獲取應有的利益。

第三,多種形式參與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國在參與東亞區域貿易安排的進程中需要擴寬合作范圍,不要將一體化內容局限于貿易自由化,要將一體化內容擴展到經濟技術合作等非貿易合作領域。通過非貿易領域的合作,開展各種能力建設,增強中國企業或產業面臨進口競爭的能力,提升它們生產轉型的靈活度。非貿易領域的合作包括人力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科學技術研發等眾多領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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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篇7

稍微觀察過當今的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歷史的人都會注意到，它們經濟增長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產業結構的不斷技術密集化，這種技術密集化的主要表現就是一國最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變得具有了更高的技術含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是一國能夠形成凈出口的產品，這種產品的技術密集化集中體現了一國全部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和技術密集化。這種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過程就是臺灣人所說的“產業升級”。這也與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相符：按照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現代的經濟增長、特別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來源于生產中的技術進步。

確實，上述說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產的產品不同把生產分為“技術含量高的”與“技術含量低的”。這種分法當然并不很嚴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產同一種產品如棉布，這些不同的方法有著不同的技術含量。但是，如果考慮到企業總是在生產同種產品的不同生產技術中挑選成本最低的那種，不同種類的產品生產在技術密集的程度上就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例如，紡紗的技術含量顯然低機生產的技術含量。

19世紀以來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走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有相當大的共同性。一國進入了開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過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國際競爭力的行業一般都是紡織業，因為它需要的技術水平比較低。此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取決于一國走哪一條產業升級的路徑：在發展重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如德國、日本和韓國），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依次變為鋼鐵、化工、造船、汽車和機器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高技術成分（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大型數據機）等等；而在發展輕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則依次變為日用消費品、服裝、電子產品等等。走這樣的技術密集化和產業升級道路，世界各國幾乎沒有例外；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越快，經濟增長就越快；不能迅速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的國家，其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幾年陷入經濟困境的東亞國家，多半都是由于沒能將整個經濟的支柱轉向更加技術密集化的產業。例如，自80年代以來日本的優勢產業就是汽車制造和家用電器產品，這種產業結構至今沒有明顯的改變，這就從根本上妨礙了日本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這是最近10年來日本經濟陷入困境的深層原因之一。

由此看來，對一國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來說，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有多高、對外貿易增長速度有多快，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一個國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現對外貿易增長快、整個經濟增長慢甚至經濟衰退的現象，這種情況下的對外貿易增長快是該國經濟出現了重大問題的表現。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重更不是一個好的追求目標。任何嚴肅的經濟分析都可以證明，對任何國家來說都存在著一個最優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于這個依存度和低于這個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運輸成本的限制，國家越大，其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達100％，而美國、日本的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不過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國這樣的國家對外貿易雖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對外貿易是對周圍的歐共體國家進行的，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只占其GDP的20％。整個歐共體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也只占其總產出的20％。而歐共體在土地面積和人口上與美國處于一個數量級。這是一個典型的證據，說明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與國家的規模成反比。這被克魯格曼概括成一個規律：越小的經濟體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國際比較表明，在當代，人口、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當的工業化經濟體的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只應當在20％左右。中國的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等，人口為美國的數倍，最近幾年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卻在40％上下。從發達國家的角度看，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這種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中國生產可貿易商品的生產率相對較低而生產非貿易商品（如理發）的生產率相對較高，從而使中國國內以人民幣計算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相對比價，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比價。這一方面低估了中國的總產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有人以購買力平價方法估算，認為就實際產出來說，中國的GDP應當比現在的統計數字高4倍，相應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這說明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統計方法問題，是由于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進行統計的結果。但是，對于我們現在研究的問題十分重要的是，在經濟增長很快的國家，由于可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增長得快于非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在進一步的高速經濟增長中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對外貿易額增長慢于當年價格GDP的增長，就是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統計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會下降。日本和韓國都曾經出現過按現行統計數字計算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現象。這不僅說明對外貿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說明經濟高速成長到一定時期后還要求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適當下降。

總之，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是盡快實現產業升級，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必須圍繞著這一點來決定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使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完全服務于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東亞國家前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不是它們實行了外向型經濟，而是它們使自己的對外貿易戰略、外向性經濟以致整個的經濟政策都為盡快的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

對于中國來說，最有效地為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的對外貿易戰略肯定不會是自由貿易政策。一般說來，自由貿易政策對任何發展中國家都不會是一個最優的政策。

二、自由貿易政策有害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自由貿易已經成為西方經濟界不可動搖的教條。西方人的灌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輿論，以致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貿易政策才是真正的發展經濟之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有人還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國如果接受一系列貿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時的實際GDP會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這一類的論調，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想發展經濟，就應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放棄對本國產業的一切保護措施。而在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鼓吹自由貿易，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其損人利己的私貨。自由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是一副毒藥。

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地向發展中國家兜售貿易自由化的藥方，但是它們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貿易政策發展起來的。近200年來擔當過世界經濟最強國的那些西方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在歷史上都曾經是工商業落后于別的國家的“發展中國家”。當它們急起直追發展自己的工商業時，它們都對自己的新興產業實行了嚴格的保護，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經濟強國之后才轉而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克魯格曼這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自己就承認，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它們的工業化進程的”。其實何止是這三國，第一個現代工業化國家－－英國就是靠保護貿易發展工商業的。英國轉向自由貿易政策是在19世紀上半期，那時英國早已坐穩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寶座。在這之前，當英國的紡織業還大大落后于其它國家時（那時紡織業是最“先進”的產業），英國政府曾經用最極端的手段保護本國的紡織工業，以致于禁止本國臣民使用別國生產的紡織品。而英國正是靠從紡織業開始的“產業革命”才成了以后一個世紀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把當今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美國與南美國家、與中國比較一下，就知道自由貿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經濟發展了。雖然南美國家取得政治獨立的時間比美國晚了40年，但是19世紀初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沒有明顯差別，其它的經濟條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積、人種）都相差不多，當時它們在經濟上都遠遠落后于英國。但是在整個19世紀中，美國人在不斷反對英國人干涉其內政的斗爭中對自己的制造業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主義，結果是很快就發展起了最先進的工業和經濟，在19世紀末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而南美各國卻被英國政府的“友好”姿態所迷惑，聽信了英國人的甜言蜜語，實行自由貿易政策，聽任英國的工業來摧毀自己的制造業，到20世際初終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國家的行列。世人現在都在傳說拉美國家本世紀50年代以來保護本國制造業的“進口替代戰略”如何不成功，他們卻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國家吃夠了19世紀的自由貿易政策的苦頭，它們才在本世紀中期轉向了“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我們現在有理由懷疑，這樣大肆渲染拉美國家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又閉口不提它們過去自由貿易的失敗，是西方發達國家為破壞落后國家的自主發展以永遠保持自己經濟上的優勢而搞的宣傳伎倆。

中國與美國是一個更好的對比：自之后，中國被迫開放，到20世紀初清朝滅亡前夕，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應當說是最合乎自由貿易理想的了。那時候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下，中國政府不能也不敢保護本國的制造業，僅有的關稅壁壘也被國際條約限制而不得超過5％，實際上平均關稅率連5％都不到。可是這樣的自由貿易并沒有使中國發展起來。1912年，當中國的進口關稅平均還不到5％之時，美國全部進口的平均關稅負擔卻為18.5％。須知美國當時已經是世界的第一經濟強國、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卻仍然以這樣高的關稅保護本國的產業，中國那樣落后，卻只有那么低的關稅保護，中國的工業怎么能發展！現在的人都批評那時的，認為它的封建主義本質注定了它發展中國工業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實，這樣落后的國家，光是沒有象樣的關稅保護這一條，就注定了中國工業不能發展。

現實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貿易優越性”的經濟理論形成了如此明顯的對立，有些人還是如此虔誠地相信和宣傳這一套學說，這是為什么？

這里只說一個理論上的根本問題：按可計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貿易好處根本就不可信。對自由貿易好處的全部論證都是以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為基礎的。按照這個學說，只要兩國生產同樣兩種物品的相對成本不一樣，這兩個國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產的相對成本比較低的產品，進口自己生產相對成本比較高的產品，這種貿易可以使這兩個國家都獲益，因為它們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資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國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9單位酒，葡萄牙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83單位酒，那就不管它們的絕對生產成本是多少，都應該由英國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國出口呢絨。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貿易結構自動就會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的這個要求。李嘉圖自己認為國家之間在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它們在生產率上的技術差別；而以后的新古典貿易理論則強調這種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不同國家在生產要素稟賦上的差別，即不同國家擁有的生產要素之間有不同的比例。可計算一般均衡不過是把這些理論化為具體的數學模型，再利用統計數據對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為什么現在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為什么作為這個模型基礎的比較成本理論成了“自由貿易優越論”的論據，而自由貿易優越論與成功的發展經驗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較成本學說和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不承認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不承認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影響生產率。如果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對生產率高一些，它生產這種產品的相對成本自然就會低一些。但是生產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在實踐中的學習和鍛煉。一般來說，人們干同一種工作的次數越多，工作效率就會越高；同樣，一個企業生產過的同一種產品越多，生產效率就越高，其生產成本也就越低。這個道理，有工作經驗的人都會感覺到。而美國人早就作過測算：一種型號的飛機的累積產量增加一倍，其生產成本就會降低20％。這種“學習效應”有兩個特點：一種產品的生產率取決于它的生產歷史，歷史上生產過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種產品的生產歷史越長，其成本降低的潛力越小。從生產第一架飛機到生產第二架飛機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產出一萬架飛機之后，要再生產一萬架飛機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來，生產沒有生產過的產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產成本，而生產老產品則不會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慮到這種學習效應，我們就可以知道比較成本學說對自由貿易政策所作的論證錯在哪里：發展中國家生產過的“新產品”（現代工業產品）一定很少，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生產率一定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相對成本也一定高于發達國家。這就是人們抱怨“國產小汽車的價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現這種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而要使現代的新產品的相對成本降下來，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要多生產這些現代的新產品。發展中國家降低現代工業產品的潛力最大，只要堅持生產這些新產品，許多產品的相對成本就會迅速下降。但是由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實行自由貿易，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就會虧本，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無法進行。但是不從事這些現代產品的生產，就永遠得不到學習效應，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效率也永遠不會提高。而如果以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這些新產品的生產，使生產它們的企業不至于虧損，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會發展，堅持一個時期之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其相對成本會隨之下降。這樣，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可能阻止了一國提高其歷史上生產很少的產品的生產率，而保護關稅政策則有利于提高這種生產率。用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之父、19世紀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話說，保護關稅犧牲的是現在的價值，得到的卻是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經濟政策本身可以影響生產率的最典型例證。

以其現在的情況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沒法考慮政策對生產率的這種影響。它根本就不考慮“學習效應”，因而必然夸大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好處，低估它對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的壞處。使用這樣的模型作出的測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針對19世紀中期的發達國家英國扼殺后起國家德國的經濟的陰謀，李斯特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貿易政策是最發達的國家扼殺其未來的競爭對手的手段。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魯格曼作為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在其所著的《國際經濟學》教材中明確承認我們前邊所說的學習效應的作用，也明確承認今日的發達國家多半都是靠保護本國幼稚產業起家，但是一談到今日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們的保護本國產業的政策如何失敗，給人的印象就是發展中國家根本就不該保護本國的產業。對一種理論上完全有道理、歷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貿易政策，他卻硬要說它不適用于今日的發展中國家。這樣的寫法不能不讓人懷疑他寫作的真正動機：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在這里并不是抱著真正的科學態度，而是為了某種利益而從某種偏見出發來說話。這種利益就是當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的利益，而這種偏見就是由美國的利益而產生的對落后國家發展的敵視。

落后的國家不應忘記，自由貿易政策是破壞其經濟發展的一副毒藥；而許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貿易優越論”的人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毒藥。

自由貿易的信徒們還有一個頗令人信服的論據：自由貿易可以打破國內企業在本國市場上的壟斷，而這種壟斷是無效率的，必然會造成低產出、高價格。這是對自由貿易的“促進競爭論據”。但是這個論據有偷換概念之嫌。從邏輯上說，也可以靠允許以致鼓勵本國企業進入來促進國內市場上的競爭，打破壟斷并不意味著需要引入外國企業。如果考慮到企業的最優規模這種效率因素，我們可以承認，“促進競爭論據”對小國是相當有道理的。以汽車制造業為例。當今這個行業最有效率的公司規模是年產150萬輛轎車。如果每個汽車廠商都達到這個規模的話，按“一戶一車”即平均3個人保有一臺車、每臺車使用10年計，象韓國這樣的小國有一個汽車廠商就足夠滿足本國需要了。但是一家企業獨占國內汽車市場當然會造成極嚴重的壟斷。問題在于，這個例子也恰好說明，“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由于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即使達到“3戶一車”、每臺車使用15年，也要有6個年產150萬輛的汽車廠才能滿足中國的“穩態”需求。6個汽車企業還不足以造成足夠的競爭嗎？為什么只有外國企業來了才算競爭呢？實際上，中國汽車行業今日的問題仍然是廠商過多，競爭過度，而不是企業太少、競爭不足。這種舉例分析的意義在于，它證明了，只要國內的經濟政策得當，中國這樣的大國完全可以即取得規模經濟的好處，又僅靠國內企業就產生足夠的競爭，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貿易讓外國企業來制造競爭。“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這樣的大國。

三、中國應當采取的對外貿易戰略

前邊的分析告訴我們，中國既不應當采取片面追求擴大出口的對外貿易戰略，更不應當為了換取出口的擴大而過度開放進口。在今日之中國，對國內市場和產業的保護必不可少，問題只是應當保護哪些產業，開放哪些產業的國內市場。

關于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分析告訴我們，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貿易政策是保護它們的現在生產率相對較低、但是提高生產率的潛力又很大的產業，這些產業可以將本國產業的技術密集程度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根據這種考慮來選擇貿易保護的對象時，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參照系，那就是現在已有的產業結構。

在轉向改革開放政策之前，中國為了不受美國和蘇聯等超級大國支配，曾經致力于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系統，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它包括了幾乎任何一種工業部門。以當時甚至現在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來衡量，這樣建立起來的許多工業部門必定是產品性能和質量差、成本高從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生產要求的技術含量越高的部門情況越是如此。這在航空工業等部門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在轉向改革和開放政策之后，這種部門的企業大都陷入了虧損的困境，成了經濟上的包袱。

現在的人們大都忙于嘲笑建立這些企業時沒有考慮經濟上的承受能力，嘲笑這些企業是閉關自守的落后思想的產物。但是，現在真正重要的已經不再是清算過去，而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將來應當怎么辦。從經濟發展要求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角度看，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生產正是中國今后幾十年的產業升級中應當大力發展的生產部門。一個產業的成長需要時間和經驗，決不是有了資金能夠買進設備就可以一下子辦成的。臺灣90年代初期的經濟已經足夠發達，但是當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時卻沒有任何基礎可作支持。當時臺灣為了發展自己的飛機制造業，曾經想買下美國的麥道飛機公司，只是由于美國政府的干預而沒有成功。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一國現有的工業基礎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國家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

如果我們采取適當的措施保護和扶植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的生產，保存并發展其技術力量，我們將會大大加快整個國家技術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為國家將來達到發達水平時的經濟準備好支柱性的產業部門。如果我們聽任這些現在還沒有競爭能力的部門在市場競爭中消亡，國家也還是要解決這些部門的那些往往是高技術的員工的就業和生活救濟問題，還是要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得失相權，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僅不放棄、反而要進一步扶植和發展這些部門的生產。而扶植這些已有的高技術產品生產的主要方法，除了國家通過各種渠道給予補貼之外，就是在對外貿易上保護這些部門的國內市場。

經濟發展上的一般規律是，一國新生產的一種產品通常都是先占領本國市場，然后才發展到對外出口。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來說，只要人均收入能夠很快提高，任何高技術產品在國內都可以有極其廣闊的市場。就是對客運飛機這種最高技術水平的產品，中國也已經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國之一。問題只是要以適當的貿易政策保護好自己的這個國內市場。

從中國目前的生產和貿易模式看，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水平：中國的技術含量相當于造船和家用電器生產的部門已具有了國際競爭力，因為中國已經開始大量出口技術檔次比較低一點的家用電器和船舶。在這種情況下，目前中國應當全面放棄對技術含量低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的貿易保護措施，將有限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術含量高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那些原則上放棄保護的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部門從紡織品和服裝生產部門一直到鋼鐵生產部門。在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中，只有個別的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品種生產需要保護。因此，限制這些部門產品進口的貿易保護措施應當集中在它們的那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品種上，如某些特殊的紡織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鋼或鋼材等等。在這些技術含量比較低的生產部門中，只有一個部門應當是例外，那就是農業部門。盡管農業部門產品生產的技術含量一般比較低，但中國還是應當對農產品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措施，以盡可能地保護本國的農業生產。這不僅是為了保證中國的農業和食品安全，更是為了保護仍然占中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的利益。

根據這樣一種對外貿易戰略，目前中國需要重點保護的國內工業部門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機器設備制造、汽車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產業中的高技術組成部分的生產（如集成電路的生產和軟件開發）。我們應當動用可能使用的一切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措施，將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保護好。為此必須對目前的關稅和其它各種對外貿易政策作重大調整。目前我國的關稅和對外貿易政策是鼓勵企業使用外國產的設備而不使用國產設備，鼓勵企業使用進口飛機而不使用國產飛機，這種狀況不應當再持續下去了。

目前機器設備的進口占中國進口的一個很大部分。轉向重點保護技術含量高的產業可能導致中國的進口增長以致整個對外貿易的增長放慢，甚至導致對外貿易占中國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經說明，在經濟進一步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對目前的中國來說，只要這種下降是逐漸的而非急劇的，在對外貿易對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大驚小怪。

中國未來真正的經濟問題在于中國的人均資源遠遠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國要變成一個經濟上的發達國家，就必須成為一個以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的生產、包括機器設備的生產為支柱產業的國家，在國際分工的體系中側重于生產機器設備和其它技術含量高的產品。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向這一地位邁進的過程，而為了完成這一發展，中國必須在對外貿易中全力保護和發展這樣的產業。如果能夠完成向這種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國的進口將以資源和初級產品、特別是原油為主；向這種經濟結構的轉變同時就是進口結構向以原油等初級產品為主的轉變。我們現在就必須準備并著手開始這一轉變。為此必須對整個對外貿易戰略作大調整，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須作大調整。

對外貿易戰略上的最大調整，就是轉向全力以赴地以關稅和非關稅手段保護本國的裝備和機器制造業、高科技產業。這一方面會加快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國長遠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將出口所得的外匯收入節約下來進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這一點的前提下，中國應當學習美國的戰略，減少對本國領土上的石油資源的開采，將本國的石油資源儲存起來作為應付重大國際危機的戰略儲備。在對外經濟關系上，中國還應當盡可能加入俄羅斯和中亞的石油開發，與這些當事國達成“投資開發后換取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協議。這樣可以使中國未來的原油進口來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應上的風險，更重要的是使中國能夠頂住未來可能出現的西方的“禁運”和封鎖。

與這些對外戰略相適用，中國應當結合“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在企業自主開發先進技術、取得自主的知識產權的過程中，在使用和開發技術上將應用節約能源的技術、特別是

篇8

一、總體的多邊、區域和雙邊戰略

（一）美國總體的多邊、區域和雙邊戰略

美國貿易政策的中心目標是擴大美國出口商的市場份額。在二戰后的美國對外貿易政策中，多邊主義是首選政策，在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中美國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由于多邊自由化進程發展緩慢，美國逐步改變了對區域和雙邊優惠貿易協定的看法，采取了“雙軌制”的策略，即一方面促進WTO多邊談判，另一方面通過區域和雙邊自由化逐步達成全球自由化。美國官方強調，貿易自由化和遵守WTO承諾是它們自由貿易協定設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可見，多邊自由化仍是美國的最終目標，這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而區域和雙邊自由化是美國的過渡目標，這從理論上講雖然是“次優”，但從現實看是最為可行的做法。

從1985年至2005年，美國已經簽署的、正在商談的或處于倡議中的FTA協定有20項。這些FTA協定勾勒出了美國設想的由美國主導的“軸心―輻條”體系。從地理區域看，主要包括三個區域，即美洲、中東和亞太地區。在美洲地區，美國參與的FTA協定有九項，占其全部FTA協定的43%，這反映了美洲地區在美國區域貿易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美國與西半球伙伴國的談判可以被看作是達成美洲自由貿易區進程中的一部分，那么更遠距離的FTA伙伴國的選擇則是由包括經濟及其他因素在內的多個目標決定的。從目標國或地區的選取和先后順序來看，美國采取了“先單邊后區域，以單邊促區域；先近鄰后遠鄰，以近鄰促遠鄰”的策略。美國貿易談判代表佐利克表示，美國要“大力推動地區和雙邊FTA”，用“累積擴大的方式推進自由貿易，激勵各國競相開放”。從1994年起，美國就開始了與33個美洲國家的FTA談判，考慮到談判的難度和談判時間的曠日持久，美國先與其中部分國家建立了自由貿易區，以發揮示范和促進作用。在亞太地區，美國先與新加坡簽署了FTA協定，并希望以新加坡為突破口，推動與東盟各國的FTA談判。從FTA協定條款看，其包括的范圍比WTO多邊貿易體系更廣泛。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把FTA當作多邊談判的“試驗場”，許多FTA協定的條款將來會以相似的形式成為多邊貿易體系的內容。

從總體上講，WTO多邊體系下的自由化最符合美國的利益，是美國追求的長期目標。FTA是達到長期目標的手段，同時也會為美國帶來小范圍的局部的利益；APEC是由手段到目標的橋梁，APEC涵蓋了東亞、北美、拉美以及大洋洲的多個國家，它促進了各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同時為融合位于不同區域的FTA提供了機遇和條件。因此，美國在WTO、APEC和FTA中的政策關系和政策取向可以歸結為WTO是目標，FTA是手段，APEC是橋梁。

（二）歐盟總體的多邊、區域和雙邊戰略

歐盟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并且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性經濟貿易集團，其對外貿易政策可分為三個層次，即WTO、歐盟的擴大，以及優惠貿易安排。

歐盟是WTO的積極參與者，在WTO框架下參加了一輪又一輪的國際貿易自由化談判。據歐盟委員會估計，74%的歐盟對外貿易是建立在最惠國待遇基礎上的，其中大約一半是在WTO體系下進行的，另一半是和優惠貿易協定的伙伴國進行的。因此，歐盟既重視WTO框架下的多邊自由化，也重視優惠貿易安排。

歐盟的發展是一個長期的動態整合過程，既包括一體化程度的加深也包括成員國數量的增加。歐共體在成立之初，就表達了將一體化擴展到整個歐洲的愿望。2001年，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指出：“穩定我們大陸的關鍵在于歐盟的擴大。”歐盟在2004年實現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擴張，使歐盟成員總數達到25位。目前，歐盟與四個申請國保持著密切關系，并且和西巴爾干的許多國家簽署了穩定和結盟協定，幫助這些國家進行國內改革，最終使這些國家加入到歐盟的行列中來。歐盟的擴大不僅推動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同時可以進一步擴大歐盟的內部市場，使歐盟獲得更大的經濟發展空間。

歐盟通過FTA、關稅同盟以及其他方式和許多國家、地區或集團性國家締結了優惠貿易協定。從時間結構和地理區域來看，上世紀90年代以前，歐盟的重心放在歐洲，主要目的是漸次實現歐盟在歐洲的擴大。上世紀90年代以后，歐盟的重心放在歐洲以外，主要目的是為了應對日益興起的區域貿易協定，從而避免被邊緣化，同時也能促進WTO框架下的多邊自由化談判。從目標國或地區的選取和先后順序來看，一方面，歐盟優先選擇已處于自由貿易區“軸心”的國家，如智利和墨西哥，以有效利用“軸心國”的橋梁作用。另一方面，在歐盟的自由貿易區設想中，歐盟創造性地提出了“南―南―北”一體化模式，即先通過援助方式和非互惠的優惠貿易安排（如地中海協定，科托努協定等）增強南方國家的經濟貿易水平和一體化程度，然后再與“南―南”一體化的區域性集團結成自由貿易區，這種方式一方面充分發揮了“南―北”一體化方式的優點，同時又保留了“南―南”方式的積極因素，并且減少了同時存在過多優惠貿易安排的不利影響。目前，歐盟已經停止啟動新的優惠貿易安排談判，目的是要消化由歐盟的擴大和多個優惠貿易安排帶來的政策協調上的困難。

總之，多邊自由化和歐盟的逐步擴大是歐盟追求的兩個并行的目標。從經濟效率上講，WTO框架下的多邊自由化是最優的，但WTO覆蓋領域的狹小和談判進程的緩慢促使歐盟不斷追求區內一體化程度的加深和成員國數量的增加。歐盟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一部分是實現歐盟擴大的橋梁，另一部分則是維護自身利益、促進WTO多邊自由化進程的手段。

二、各自貿區關稅政策的協調

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將不可避免地產生貿易轉移。不同時間簽訂多個自由貿易協定將使貿易轉移更加復雜，由于多個自由貿易協定的生效時間不同、過渡期不同、優惠安排的內容不同、伙伴國的比較優勢不同，可能會使貿易轉移多次、反復地發生。因此，需要協調各個雙邊貿易政策以減少優惠貿易安排帶來的損失。美國和歐盟在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嘗試。

（一）立即免稅的商品范圍不斷擴大

每一個新簽訂的FTA協定會產生貿易轉移，同時也會產生貿易創造，這些貿易創造可能會糾正先前FTA協定產生的貿易轉移，為了盡可能利用新自貿區協定的這一功能，就需要協調各個FTA協定的條款。從總體上看，美國和歐盟先后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中，立即免稅的商品范圍不斷擴大，就是為了盡快利用新貿易協定來糾正先前貿易協定產生的貿易轉移。例如，在1985年生效的美國―以色列自由貿易協定中，立即免稅的商品范圍覆蓋了部分工業品，而農產品則排除在外。后來與約旦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中立即免稅的商品范圍覆蓋了46%的工業品和大多數農產品。分別于2004年和2005年生效的美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和美國―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協定中，幾乎所有工業產品和農產品都列入了立即免稅的范圍。

（二）削減關稅的過渡期逐步縮短

削減關稅的過渡期逐步縮短也是為了利用新的自貿區協定來糾正先前自貿區協定產生的貿易轉移。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大多數產品的過渡期為10年；與約旦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中的過渡期分為四類，大多數產品的過渡期少于10年；與智利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中大多數工業品的過渡期為四年；與澳大利亞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中農產品的過渡期僅為三年。

（三）單邊降低關稅和促進多邊談判

自貿區協定成員方的凈收益直接取決于其外部貿易政策的姿態，與區域一體化相配合，成員方應采取一種開放性的外部政策。在高外部關稅情況下，自由貿易協定帶來的相對價格差異會更大，從而引起更多的貿易轉移。多邊自由化能夠消除貿易轉移，并能帶來最大的福利效應。因此，通過單邊或通過多邊貿易談判降低外部關稅，將進口轉回更有效率的供應商，能夠把貿易轉移限制到最低限度。

長期以來，美國通過談判或單邊地放松其貿易限制措施。從2001年多哈回合啟動以來，美國已經正式提交了70項議案，大幅降低了貿易壁壘，同時加強了世貿體系的規則和紀律。另外，美國單方面為范圍廣泛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免稅待遇的計劃，包括普惠制、《安第斯貿易優惠法案》和《非洲增長與機遇法案》等。歐盟參加的各個自由貿易協定，無論在覆蓋的范圍上還是在自由化程度上，都比WTO多邊貿易體系走得更快更遠。另外，歐盟還通過《地中海協定》、普惠制和穩定與聯盟協定等方式向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提供單方面優惠，這也降低了外部關稅。

三、各自貿區原產地規則的政策協調

自由貿易區內建立的原產地規則一般用來防止“貿易轉運”，即阻止非成員國原產地的產品經由保護程度低的成員向保護程度高的成員轉運。除了承擔轉運的成本外，貿易轉運在經濟學上是有效率的。但貿易轉運阻礙了FTA某一成員方向另一成員方出口發生貿易轉運的產品，同時也破壞了成員方的關稅結構。所以，自由貿易區都制定了原產地規則來限制貿易轉運。除了減少貿易轉運之外，FTA原產地規則還會增加區外資本的流入和區內生產中當地原材料的使用，但這在經濟學上是低效率的。總之，原產地規則越嚴格，產生的效率就越低。

（一）廣泛的累積制度

廣泛的累積制度能使用更多國家和地區的原材料進行生產，從而減少貿易轉移和投資轉移。原產地規則的累積制度規定了從何種國家進口投入品可以被視為受惠國的原產品。有三種類型的累積方法：雙邊累積（bilateral cumulation），對角累積（diagonal cumulation）和完全累積（full cumulation）。除了實行雙邊累積制度外，歐盟簽訂的許多自由貿易協定使用了對角累積制度或完全累計制度。例如，在與突尼斯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中規定，對于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的原材料可視為國產原材料對待；在與埃及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中規定，對于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塞浦路斯等國的原材料可視為國產原材料對待；歐盟與南非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中規定，南非產品中可包含來自南非關稅同盟中任何國家的原材料；歐洲經濟區（EEA）使用完全累積方法。

（二）統一和簡化的原產地規則

統一的原產地規則有助于出口商調整生產，使出口產品符合原產地規則的規定，從而避免生產的盲目性，使其產品較易進入目標市場。統一的原產地規則也能節省談判成本和執行成本。在各個自貿區協定沒有統一的原產地規則的情況下，政府容易因地制宜地制定某種原產地規則作為推行貿易保護措施的工具，而在統一的原產地規則下，政府的這種行為就受到了一定的約束。

近年來，美國分別與新加坡、智利和澳大利亞簽訂的自貿區協定中的原產地規則具有高度的統一性，除汽車以外產品的原產地規則幾乎完全一樣，這必將產生較高的效率。歐盟近年來積極推動現有的和將來的優惠原產地規則協調一致。1997年，歐盟發起的“泛歐制度一體化”使已有的優惠原產地規則以統一的方式實施。1997年以來，泛歐模式已融合進歐盟新的優惠貿易安排的伙伴成員。在協調優惠原產地規則的同時，歐盟委員會在2005年10月決定，將簡化其在與第三國簽署的優惠貿易協議中有關原產地規則的規定。

（三）對敏感產業的保護逐步加強，對非敏感行業逐步放松原產地規則

自貿區原產地規則不僅是判定產品能否取得享受優惠待遇的標準，同時還可以通過制定適合本國經濟發展戰略和產業結構特點的規則，實現保護敏感行業以及增加就業等經濟目標。這在汽車和紡織服裝業產品上表現得尤為突出。美國―加拿大自貿區協定規定，汽車產品的增值比率按凈成本計算為50%，而NAFTA規定將這一比率提高到62.5%，目的在于阻礙日本汽車產品以墨西哥為跳板進入美國和加拿大市場。在紡織服裝產品上，美國―加拿大自貿區協定未對原材料構成加以限制，NAFTA規定服裝采用“紗以后”原則，棉紗和人造纖維線采用“纖維以后”原則，NAFTA之后的自貿區原產地規則對紡織服裝產品的加工過程又做了進一步限制。

美國對非敏感行業逐步放松原產地規則。2003年1月，根據產業發展的要求，美國聯合加拿大、墨西哥對酒精飲料、甘油酯等產品解除了原產地規則。2003年10月，NAFTA締約方宣布了一項旨在追求更加自由的原產地規則的建議。

四、各自貿區服務貿易和投資措施的協調

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作為歷史上第一個服務貿易多邊框架，極大地推動了全球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在烏拉圭回合結束之后，各成員方又就金融、電信、海運和自然人流動等服務部門和方式進行了一系列后續談判，至今各成員仍在執行和消化這些承諾。多哈回合開始以來，除部分在服務貿易出口方面有重大利益和優勢的國家外，大多數國家缺乏進行新一輪談判的熱情。為了推動本國服務貿易出口，美國和歐盟在其簽訂的自貿區協議中都列有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條款，其廣度和深度超越了服務貿易總協定的承諾。為了保護對外投資者的利益，美國和歐盟在其簽訂的自貿區協議中也都列有關于投資的條款。

（一）負向清單方式

在大多數自由貿易協定下，美國和歐盟自貿區對服務貿易自由化都采取了“負向清單方式”，除了包含在保留清單中的領域外，其他的服務貿易是沒有貿易限制的，并且新的服務部門被自動地納入到該協定下。這一方式與服務貿易總協定的方式不同，服務貿易總協定采用列明清單方式。“負向清單方式”有效地擴大了協定覆蓋的領域，能夠產生更大的貿易創造。同時，由于新的服務部門自動地同時納入到各個自由貿易協定下，從而減少了貿易轉移。

（二）資金的充分流動性

結成自由貿易區后，同盟內各國經濟從一個均衡點向另一個均衡點的發展將產生過渡性調整的代價。短期內這種代價可能很大，表現為暫時的失業和生產能力閑置，從而引起過渡時期福利的損失。在過渡時期結束后，資源將通過重新配置轉向較好的用途。顯然，在區域集團的成員國之間勞動和資本的流動性越強，這些過渡性損失就可能越小。美國和歐盟簽訂的自貿區協定中，大多數都包含了資本轉移和避免資本控制的承諾，實現了企業資金、利潤的自由流動。

五、對中國的借鑒意義

在多邊進程受阻和已有FTA的示范效應下，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參與了至少一個自由貿易安排。目前中國以各種形式、在各個層次上參與了貿易自由化進程。就多邊來看，有WTO；從區域來看，有APEC、曼谷協定，以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ACFTA）；在雙邊上，中國與香港、澳門也是一種事實上的自由貿易區，中國同智利的FTA以及中國同巴基斯坦關于早期收獲的協定也已經簽署。同時，中國還不斷加強區域和次區域的經濟合作。此外，與許多國家和組織的FTA談判或對建立FTA的可能性的探討也在進行當中。這在客觀上需要對對外貿易政策進行協調，制定合理的FTA發展戰略，確保整體目標的一致和整體利益的最大化。

根據以上分析，相互重疊的FTA協定會帶來貿易轉移和成本損失。因此，中國在建立FTA時應遵循以下幾項原則。

（一）堅持多頭并進的發展模式

在當前情況下，應采取多邊、區域、次區域和雙邊貿易自由化齊頭并進的發展模式，力爭在各個層面上獲取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而且針對中國原有對外區域經濟合作中心比較簡單――主要集中在亞太地區――的非均衡發展狀況，堅持立足于亞太的同時，構筑自己的多元重心模式框架，實現由單一重心向多元重心發展，在每一地區都重點培養貿易伙伴。

應注重采取多種形式的合作方式。中國參與的區域經濟合作從性質上講可以分為三種情況：具有一定機制的區域經濟合作；論壇性質的區域經濟合作；具有實質性優惠安排的貿易協定。針對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既加強了聯系，避免被孤立，又為將來進一步發展更緊密的經貿關系――建立FTA――打下基礎。一旦時機成熟，低層次的、非機制化的合作可以方便快捷地升格到更高層次，而不用經過漫長的可能性研究和冗長的談判過程。

（二）堅持規則的一致性和層次性

各個FTA協定的規則應協調一致，包括協調一致的關稅和非關稅水平及減讓進程、原產地規則和便利化措施等。這有助于節省談判成本和行政成本，有助于企業形成穩定的預期，也有利于FTA范圍的擴大和不同FTA的合并。

實際上，這個問題已經在國際上引起了注意。2005年APEC《釜山宣言》就呼吁推動建立高質量、透明、趨于一致的區域貿易安排和自由貿易協定，鼓勵各國使用APEC關于區域貿易安排和自由貿易協定的示范條款。

各個FTA協定應具有層次性。這包括兩個含義：一是注意APEC簽訂的先后順序。在與不同國家簽訂APEC協定時，順序不好會導致貿易轉移的反復發生，由此會導致國內產業結構發展混亂和調整成本增加。對此，一個應遵循的原則是：應先與經濟發展水平和自身相近的國家合作，再逐漸擴展到和自身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的國家，這樣能減少貿易轉移的反復發生。當然，這純粹是經濟學的考慮。事實上，簽訂APEC協定的優先順序選擇與其說是一個經濟問題，更不如說是一個政治外交問題。二是新的APEC應當能夠減少舊的貿易扭曲。如果新APEC伙伴國比已有的APEC伙伴國更具有比較優勢，那么優惠措施就應當足以消除舊的貿易扭曲。如果不比已有的伙伴國更具優勢，優惠措施就以不產生新的貿易扭曲為限。

（三）自貿區數量和規模的適度

自貿區數量應適度。過多的和重疊的自貿區協定會帶來多次的、反復的貿易轉移，并會不可避免地帶來行政成本和調整成本，所以自貿區的數量并不是越多越好。當一個國家剛開始簽訂自由貿易區的時候，隨著簽訂協定數量的增加，所獲得的貿易創造等收益大于貿易轉移和調整成本等損失，因此整體收益隨自貿區數量的增加而提高。當數量達到某一界限時，邊際損失就會大于邊際收益。

篇9

文章摘編如下：

改革開放標志著中國在全球化大潮中，后來居上，特別是在2001年加入世貿之后，中國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這一態勢，改變了長期以來由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格局與自由貿易體系，但其對當代人類社會進步發展的重大意義還沒有被充分認識。

大西洋自貿區遏制中國

美國的統治精英近年在關注中國崛起的時候驚覺，中國在全球化時代是自由貿易的受惠者，中國在短短數十年間一舉先后超過英、法、德、日等經濟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甚至有逐漸接近美國之勢，于是他們為美國提出的新戰略就是推動建立大西洋和太平洋兩大自由貿易區。大西洋自由貿易區就是美國與歐盟的自貿區，中國不屬于大西洋地區，無緣加入，可以理解，這個自貿區能否順利建成也還未定。但是，太平洋自貿區卻是一開始就擺明想將中國拒之于門外。這個倡議最先由太平洋地區幾個小國提出，后來美國覺得可以利用，遂據為己有，成為這一議程的主導者，還強迫日本加入談判。

美國試圖主導新一輪自由貿易規則的制定，包括：推行更高標準的貿易自由化；積極推進投資自由化；更加強調服務貿易自由化；更加強調公平競爭和權益保護。

中國應該不應該加入、如何加入TPP并不完全取決于中國，但是面對美國這一咄咄逼人的態勢，中國當然不會無所作為，更不會被動地應付，從這個背景來看上海自貿區的成立，就可以理解其戰略意義了。

中國改革開放逾30年，也亟需在對外開放方面積極創新并以此帶動中國經濟領域的進一步改革。上海自貿區在這方面就發揮了先鋒作用。

上海自貿區不是經濟特區，經濟特區在中國對外開放的階段性作用已經完成。類似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這樣的新區，也不足以承擔先鋒作用，于是引領中國改革開放的重任要由上海自貿區來承擔。

上海自貿區目前只有不到30平方公里的面積，但是涵蓋了中國最大經濟城市上海的主要關稅區、港口保稅區，其與經濟特區、新區最大的不同，在于自貿區不是靠國家給予的特殊政策來運作，而是一種全新的經濟模式。這種模式首先是要先行試驗國際經貿新規則新標準，積累新形勢下參與雙邊、多邊、區域合作的經驗，為與美國等發達國家開展相關談判提供實證樣本和依據參考，進而為中國參與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撐。

有內地專家認為，上海建設自貿區是以開放倒逼改革，因為現有體制中最難改革的就是審批制度，而上海建設自貿區就要按照國際規范來突破這一難點。

上海自貿區將大步改革，包括推動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發展、擴大人民幣在貿易、投資、保險等領域的使用；研究推進在滬開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工作；爭取擴大銀行間外匯市場凈額清算的參與者范圍。這也預示著中國在可控的前提下，通過上海自貿區的試驗，探索人民幣的國際化與自由兌換。

升級市場抗衡競爭對手

上海建設自貿區就是“造香港”，中國再造幾個香港，表明中國不僅不怕自由貿易的新趨勢，而且將利用自己的獨特優勢，在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動中占據有利位置。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日韓自貿區的談判也值得關注，雖然中日之間、日韓之間的政治關系都不正常，但日本經濟界與政界的有識之士都很清楚中日韓自貿區給日本經濟帶來的好處。中日韓自貿區的建立畢竟不完全取決于中國，而上海自貿區是中國范圍內的事。

篇10

為什么要有自貿區？上海自貿區好在哪里？它將如何創新運作？它未來如何走向？它有什么風險？其他地方如何借鑒和復制它的模式？企業要如何把握這種發展趨勢？投資者有什么樣的機遇？自貿區將如何與各地聯動？中國自貿區將如何布局？各地區如何應對自貿區未來？

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上海自貿區便是深水區中的冰山，現在已經浮上來冰山一角，這本書將帶你潛入水中，精準而專業地搶先一步看到它驚人的體量！

上海自貿區建設的機遇

上海自貿區的政策在很多方面實現了突破，編者從書中摘錄幾項熱點問題的政策突破與解讀，使讀者了解自貿區建設的機遇和本書的編寫體例。

金融開放創造的機遇

政策：允許符合條件的外資金融機構設立外資銀行，以及符合條件的民營資本與外資金融機構共同設立中外合資銀行；在條件具備時，適時在試驗區內試點設立有限牌照銀行。建議允許區內符合條件的中資銀行（含分行、支行）從事離岸業務。[摘自《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

解讀：在試驗區內外匯管制基本放開的背景下，區內銀行不僅可以經營人民幣業務，同時也可以直接開展外幣有關業務，這將對中國銀行國際化經營帶來明顯促進作用。政策首次提出允許民營資本與外資金融機構成立合資銀行，這必將對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起到有力推動作用。另外，政策首次提出允許設立有限牌照銀行。

進展：目前進入自貿區的外資銀行有星展銀行、匯豐銀行、東亞銀行、三井住友銀行、澳新銀行、德意志銀行、三菱東京日聯銀行、瑞穗銀行和花旗銀行，都是以開設支行形式進駐自貿區。2014年1月，匯豐、東亞以及星展三家銀行自貿區支行正式對外開業。

平臺經濟將有什么前景？

政策：探索在試驗區內設立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和資源配置平臺，開展能源產品、基本工業原料和大宗農產品的國際貿易。[摘自《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

解讀：我們在此將“平臺經濟”定義為一種宏觀的經濟發展模式，即一個城市或區域具有匯集國內外貿易、金融、物流、信息交易活動的服務功能和集散功能，從而具備強大的國內外資源配置能力。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平臺的建立和運營，不僅能使上海成為亞太地區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和流轉的一個主要市場和節點，而且有可能對一些主要大宗商品的國際交易價格產生示范性影響。這不僅能提高上海在國際貿易方面的功能和效應，而且也可能成為世界各國在國際貿易中的一個重要結算平臺，從而進一步提升上海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的資源配置能力。

進展：上海自貿區內的跨境電子商務試點有了實質性啟動，2013年12月28日由海關總署牽頭建設的跨境電子商務平臺“跨境通”開始試運行，消費者可以在平臺上購買到國外產品。繼“跨境通”網站入駐自貿區之后，2013年11月12日，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在自貿區注冊成功；12月7日，1號店也入駐自貿區。

金融創新帶來自貿區最大機會

政策：允許上海自貿區先行先試大額可轉讓存單發行。條件成熟時，放開區內一般賬戶小額外幣存款利率上限。[摘自《關于金融支持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意見》]

解讀：這是本輪利率市場化改革浪潮中，央行首次就放開存款利率管制作出具體要求。盡管放開的是外幣存款利率，但其對于人民幣利率的放開亦有借鑒價值。利率在管制上的放開必然給市場帶來金融創新的機會。比如現在監管部門重點討論的大額存單、可轉換存單、資產證券化等新產品，以及隨之帶來的一級、二級市場交易以及人民幣利率掛鉤的新產品等。

進展：在自貿區存美元利息要漲啦。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2014年2月26日宣布，從3月1日開始，將放開上海自貿區小額外幣（300萬美元以下）存款利率上限，率先實現外幣存款利率的完全市場化。未來這一政策將在全國推廣。

《贏在自貿區》

推薦指數：

作者：上海財經大學自由貿易區

研究院 編著

出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上海財經大學自由貿易區研究院

該研究院是上海財經大學匯集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成立的自貿區專業研究智庫。研究院與國家商務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管委會、上海市發展改革委員會等政府部門密切合作，開展了多項自貿區決策咨詢課題，為自貿區的建設和企業發展提供了切實的指導。

自貿區知識“”

《上海自貿區解讀》

作者：周漢民 王其明 任新建 主編

出版：復旦大學出版社

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是對上海自貿區各項政策的全方位準確解讀；下篇是專家以隨筆形式對上海自貿區內涵的闡發。本書附有國務院及上海市有關部門關于設立上海自貿區的各類文件匯編。本書是國內一本關于上海自由貿易區的專業性、權威性的解讀之作。

《中國 （上海） 自由貿易試驗區150問》 （第二版）

作者：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編

出版：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書對設立上海自貿試驗區的目的是什么，上海自貿區能給我們帶來什么好處，如何在上海自貿區內設立公司等一系列和我們息息相關的問題進行了很好的解釋。（第二版）根據最新出臺的政策法規對第一版的內容進行了更新，力求做到全面準確、簡明扼要、針對性強、實用性強。

《中國 （上海） 自由貿易試驗區指引》

作者：《中國 （上海） 自由貿易試驗區指引》 編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