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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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東盟國家經濟增長出現了較大的波動起伏。1997年東盟國家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1998年各國經濟普遍陷入嚴重衰退，1999年和2000年卻出現快速復蘇或強勁反彈，而到2001年多數國家經濟又急轉直下，甚至呈現負增長。2002年初，東盟國家經濟再次出現復蘇的態勢。在戰后東盟經濟發展歷程中，這種經濟增長的軌跡是不多見的。

據東盟五國的官方統計顯示，1996-2002年，印尼經濟增長率分別為8%、4.5%、-13.1%、0.8%、4.8%、3.3%、3.7%；馬來西亞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0%、7.3%、-7.4%、6.1%、8.3%、0.4%、4.2%；菲律賓經濟增長率分別為5.8%、5.2%、-0.6%、3.4%、4%、3.4%、4.3%；新加坡經濟增長率分別為7.7%、8.5%、0.1%、5.9%、10.3%、-2%、2.2%；泰國經濟增長率分別為5.9%、-1.4%、-10.8%、4.2%、4.4%、1.8%、3.6%。2003年，據近期各國的預計，印尼經濟增長率為3.5-4%、馬來西亞為4.5%、菲律賓為4-4.5%、新加坡為2-5%、泰國為4.5%。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有關的國際機構和官方部門普遍預測，東盟國家經濟將陷入長期嚴重的經濟衰退，經濟復蘇將是緩慢痛苦的過程。東盟國家經濟將在低谷徘徊較長時間后，才能走出低谷呈現U型復蘇。然而，1999年東盟國家經濟竟在短時間里出現迅速復蘇，呈現V型的強勁反彈。不過，當時就有人警告東盟國家經濟V型復蘇的基礎脆弱，隨時有變成V型危機重返的可能，以至出現W型的經濟波動。因為東盟國家經濟從嚴重衰退到快速復蘇主要是拜世界經濟尤其是美國經濟的繁榮，特別是全球電子業景氣循環之賜。但是，各國遭受金融危機沖擊后經濟基礎依然脆弱，結構性矛盾仍未解決，國內外投資繼續下降，銀行不良資產居高不下。一旦國際經濟形勢出現逆轉，這些國家經濟將重新陷入衰退之中。

1996-2002年東盟五國經濟增長率(%)

附圖

2001年，東盟國家經濟急轉直下，再次出現普遍衰退。不過，此次東盟經濟衰退與1997年金融危機時的情形有所不同。它主要表現在：一是各國經濟衰退的程度不同。1997年金融危機中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是重災區，新加坡所受沖擊相對較小。而2001年新加坡經濟衰退的幅度最大，它是新加坡自1965年建國以來經歷的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據統計，1964年新加坡經濟增長率曾出現-4.3%，其后是在1985年經濟萎縮1.6%，而這次經濟衰退的幅度要大于1985年；二是生產和出口部門受沖擊最大。1997年金融危機中受沖擊最大的是金融業和房地產業，而2001年經濟衰退中深陷困境的則是制造業的生產和出口部門。該年新加坡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2%，其中制造業部門增長率為-12%。馬來西亞同年的出口貿易下降11.5%，泰國全年出口貿易也下降4.9%；三是電子業衰退尤為嚴重。1997年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是國際金融投機，這次經濟衰退則是國際電子產品需求急劇萎縮引起的。目前，東盟國家經濟高度依賴電子業的生產與出口。2000年，馬來西亞電子產品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5%、新加坡為19%、菲律賓為9%。這些國家電子產品生產與出口的驟然下降，必然導致國內經濟的急劇滑坡。

2002年，東盟國家經濟再次出現復蘇的態勢。與1999年該地區的經濟復蘇有所不同，此次東盟經濟復蘇主要得益于美國經濟開始回升和各國采取擴大內需政策效應的雙重作用。由于美國電子信息產品需求的增加，東盟國家電子產品的出口已經趨于回升。在經濟衰退期間，各國采取擴大內需和刺激經濟復蘇的政策已初見成效。許多國家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擴大信貸規模，增加農民收入和擴大農村市場需求。當然，目前各國內需擴大還遠未能成為其經濟復蘇的主要動力來源，因而其經濟復蘇仍然十分有限。

二、東盟國家經濟增長波動的原因探析

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東盟國家經濟經歷了金融危機后的嚴重衰退、迅速復蘇、再陷衰退和又呈復蘇的增長軌跡。東盟經濟增長的急劇波動，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經濟全球化下受到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周期波動的沖擊和金融危機后國內經濟轉型與結構調整的拖累。

首先，經濟全球化與信息化進程的加快，促使東盟國家經濟增長波動增大。

盡管有充分的數據表明參與全球化程度高的國家其經濟增長速度較高，但是同時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波動性也增大。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各國經濟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存更加密切，經濟增長波動的同步性愈益增強。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算，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與發達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相關系數為0.4%。在東盟國家，這種經濟增長影響的相關性更大。例如，據新加坡貿工部的研究顯示，美國的經濟增長對新加坡經濟的影響最大，美國經濟每增長1%，新加坡經濟就會增長0.96%。（注：新加坡貿工部：《2001年新加坡經濟調查報告》。）另據美國著名的所羅門美邦公司的研究，日本的經濟增長對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經濟的影響分別為：日本經濟每增長1%，新加坡經濟就會增長0.24%、泰國經濟就會增長0.17%、馬來西亞經濟就會增長0.13%。

發達國家的經濟波動向東盟國家的傳導，是通過世界市場擴散的。按照傳統的經濟理論，在國際商品市場上，發達國家的經濟波動向發展中國家傳導，是通過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的變化實現的。但是，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促進了新的國際分工發展，東盟國家已經成為制成品生產國和出口國，該類產品已占東盟國家商品出口的50-90%。因而，國際商品市場的價格傳導已經從初級產品價格為主轉向以制成品為主。近年來，國際市場上制成品價格下降，不但包括勞動密集型產品，也包括高技術產品。東盟國家緊跟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發展新經濟的步伐，大力擴展以芯片為核心的信息技術產品生產和出口。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該類產品出口比重分別高達65%和64%，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分別高達25%和19%。菲律賓、泰國和印尼的相應比重也很高。據計算，1992-1999年電子信息產品價格下降對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造成的損失部分相當于它們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部分的6.46%、3.13%、1.03%和0.87%。2000-2001年，全球電子信息產品銷售額從年增長30%到下跌30%，導致東盟國家的出口貿易和經濟增長急劇波動。例如，2000年新加坡經濟增長率為10.3%，而去年則下降2%，其中約有12個百分比的大幅波動。據新加坡貿工部的研究顯示，世界半導體工業每下降1%，新加坡經濟增長就會下降0.12%。而2001年全球半導體工業增長波動達60個百分點，它對新加坡經濟增長的影響高達6.8個百分點。同期，美國經濟增長率下降對新加坡經濟增長的影響為2.4個百分點。（注：新加坡貿工部：《2001年新加坡經濟調查報告》。）

國際金融市場變化對東盟國家經濟的影響，不僅在于流入這些國家的資本流量減少，更在于金融資產價格，主要是股價和匯率變動的傳導。近年來，東盟國家引進外資的規模持續萎縮，1996-1999年東

盟國家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從163億美元降至73億美元，它對以投資—出口推動的東盟國家經濟產生較大的影響。同時，近年國際股票市場價格和美、日貨幣匯價的劇烈波動，也引發東盟國家金融市場的動蕩，并危及國內經濟的穩定增長。據美國所羅門美邦公司的研究，日元匯率的變動對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經濟的影響分別為：日元每貶值10%，泰國經濟就會下降0.3%、新加坡經濟就會下降0.22%、馬來西亞經濟就會下降0.21%。

資料來源：美國所羅門美邦公司。轉引自新加坡《聯合早報》2002年12月11日。

其次，金融危機后東盟國家經濟的脆弱性，使之難以抵御世界經濟周期波動的沖擊。

在經歷了嚴重的金融危機之后，東盟國家仍未完全擺脫危機的陰影，各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依然尖銳。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乏力，國內外投資持續低迷，銀行金融體系重組艱難，國內公司治理進展緩慢，因而政府的反周期經濟政策收效甚微。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全球電子信息產業的蓬勃興起，東盟國家的電子業生產與出口迅速發展，并逐漸成為主導國內經濟增長的關鍵部門。然而，這些國家電子業的發展卻有明顯的脆弱性。它們的對外依賴性強，其零部件與中間原料的進口和電子產品的出口高度依賴美、日等發達國家，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大。這一生產方式也易于被后起國家所取代，如在1997-2000年的短短幾年時間，新加坡電子出口就由世界排名第4位滑落至第9位。同時，由于產業結構調整與技術升級緩慢，東盟國家經濟增長因素中的資本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TFP)均下滑。新加坡1990-1998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7.5%，其中資本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分別為4.2%和1.2%，均比80年代低；（注：新加坡統計局singstat.gov.sg/ssn/feat/3Q99/featju1991.pdf,2002年3月10日。）泰國1997-2000年平均經濟增長率中資本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分別為2%和-1.8%，也遠低于1991-1996年的11.8%和4%。（注：IMFCountryReportNo.01/147,Thailand:SelectedIssues,Aug2001.）東盟國家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滯后，既影響到短期經濟增長的穩定性也制約著中長期經濟發展的后勁。

盡管東盟國家銀行金融機構重組取得一定進展，但國內金融體系仍然十分脆弱。由于銀行和企業結構調整緩慢，國內不良金融資產仍居高不下，據亞洲開發銀行去年4月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印尼和泰國的商業銀行呆帳率已分別從1998年的50%和43%降至2001年底的12%和10%，但若將其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已收購而尚未處理的呆帳計算在內，兩國的呆帳率則分別高達50%和25%。而馬來西亞的銀行呆帳率去年1月又回升至12%，大致相當于1998年的水平。菲律賓的銀行呆帳率也從1998年的10%上升至去年1月的18.3%。困擾東盟國家經濟的不良金融資產過高，與國內公司治理進展緩慢密切相關。東盟國家的公司負債率高，如印尼和泰國公司負債率（負債／自有資產）目前仍高達280%，而中小企業眾多加大了債務重組的難度。同時，企業生產結構與管理體制的調整緩慢。因此，東盟國家經濟的微觀結構重組滯后嚴重阻礙金融改革深化和宏觀經濟的穩定。

最后，金融危機后區域國際分工格局的巨變，直接影響東盟國家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

由于金融危機后區域各經濟體實力的增長，30多年支撐區域經濟高速增長的“雁行模式”(Flyinggeesemodel)已發生巨大變化。所謂“雁行模式”是指20世紀60年代以來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群體(NIEs)產生與發展的一種獨特的區域國際分工形態，即率先實現了工業化的日本將成熟產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后者又將其成熟的產業轉移到東盟四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紡織、化工、機械、電子等產業均以這樣的次序轉遞，從而在區域形成了一群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日本、亞洲“四小”和東南亞經濟均受到強烈沖擊。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吸納區域產品的能力下降，對外產業轉移的進程放緩。亞洲“四小”經濟深陷困境，產業升級舉步維艱，對外投資規模銳減。這樣，由日本主導產業轉移過程所決定的區域國際分工格局出現衰變，使得區域內賴以高速發展的增長動力機制和產業循環機制難以順利運行，經濟增長的變數大大增加，從而導致金融危機后東盟國家經濟的急劇波動。

三、東盟國家經濟增長趨勢

進入2003年初，東盟國家經濟已呈現逐漸復蘇的跡象。對今年東盟經濟發展的前景，國際經濟組織一般持謹慎樂觀的態度。據世界銀行新近的預測是，2003年和2004年，印尼經濟增長率分別為3.3%和4%，馬來西亞分別為4.2%和5.5%，菲律賓分別為4%和4.5%、新加坡分別為1.7%和4.9%，泰國分別為4.5%和5%。

從中長期看，東盟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將放緩，可能難以再現金融危機前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勢頭。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曾指出，新加坡未來經濟增長要再現過去30年的高速增長將是不可能。（注：新加坡《聯合早報》2001年8月20日。）內閣資政李光耀也說，如果2003年新加坡實現經濟復蘇，今后每年取得3-5%的經濟增長率，那將是了不起的成就。（注：新加坡《聯合早報》2001年11月12日。）這是因為金融危機后支撐東盟國家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內外條件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從國際上，去年世界三大經濟體同時陷入衰退是戰后所不多見的。此后，世界經濟的復蘇緩慢。美國經濟復蘇減慢，歐洲經濟反彈有限，日本經濟衰退仍在谷底，世界經濟可能會進入一個較長的所謂的增長衰退時期。同時，由日本主導產業轉移過程所決定的區域國際分工格局出現巨變，使得區域內賴以高速發展的增長動力機制和產業循環機制難以順利運行。此外，東盟國家經濟還將面臨周邊國家的激烈競爭。從國內看，東盟國家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短期內，各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難以解決，政府推行的宏觀經濟政策成效有限，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非一蹴而就，因而國內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尚需時日。許多國家不僅要經歷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痛苦過程，還將面臨國內政治和社會不穩定的拖累，尤其是2004年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將面臨大選。

與此同時，東盟國家經濟增長波動將會有所增大。隨著經濟全球化與信息化進程的加快，世界各國經濟增長波動的同步性增強，

將直接影響到東盟國家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美、日等發達國家“高科技泡沫”破裂后，世界的電子工業迅速衰退，國際市場對電子產品的需求急劇萎縮。尤其是全球電子信息產業的生產周期日益縮短，目前一個周期平均只能維持兩年半的時間，這就使得以電子業生產與出口為主導的東盟國家經濟增長周期也將縮短，從而導致國內經濟增長波動起伏加大。

收稿日期：2003-0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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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akeuchi,j.TheRoleofClusteringintheDevelopmentofElectricalandElect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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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雖然CPI季調后月環比折年增幅已從去年年底14.1%的峰值降至3.2%，但整體通脹問題似乎較去年更顯頑固。某些領域的價格上漲仍受抑制――一些企業未能以所希望的幅度上調售價，這在能源領域尤為突出。由于通脹率降至政治敏感度水平以下后部分商品價格獲準上漲，以及受生豬供應影響食品通脹率降幅低于我們預期，我們預計總體通脹率的下降可能會更為緩慢。我們現預計通脹率將在6月份觸頂于5.6%，而且8月份之前可能不會降至5%下方。

徘徊不去的通脹壓力提高了政策放松的門檻。即便在通脹問題不很嚴重的2010年，當4月份經濟增速首次跌破趨勢水平之后，決策層仍花了幾個月時間才了解了增長減速程度，到7月底才推行放松政策予以應對。當時決策一經出爐，其對經濟的影響可謂立竿見影，經濟增速迅速于8月份反彈至趨勢水平上方。今年的通脹擔憂顯然甚于去年，決策層可能希望看到經濟增長更明顯地下滑，才會放心地進行政策調整。不過，一旦中國做出政策調整，經濟增長可能還是會很快加速，而且（相對于利率手段而言）中國貨幣政策的定量屬性可能使之難以精確調整。

美國增長減速和油價走高亦帶來不利影響。我們的美國經濟研究團隊最近將美國經濟增長預測下調了約50個基點，意味著截至2012年年底美國經濟平均增速為3.3%；同時我們的大宗商品研究團隊將2011/2012年年底的油價預測分別大幅提高至120美元/桶和140美元/桶。進口能源價格的走高令中國的貿易條件惡化，因此嚴重影響了國民總收入。不考慮價格變動因素的GDP數據所受影響要小得多，我們的經濟模型顯示油價上漲20美元/桶可能會令GDP增幅減少約15-20個基點，而且我們廣泛計入了油價走高的影響，盡管國內油價調整會有些許滯后。

調整2011年GDP增幅預測：我們現在預計二、三、四季度GDP環比折年增幅分別為8.0%/9.0%/9.3%，從而得出年均GDP增幅9.4%。政策業已收緊，而且4月份數據顯示工業增加值增長明顯減速。盡管目前經濟增長已明顯低于趨勢水平，但我們預計政策在2011年三季度初之前將保持緊縮，因此二季度經濟增速將不及一季度，而后在三季度逐步反彈。基于我們對一季度GDP環比增幅的預測（根據統計局的GDP同比增幅數據求出），我們的GDP年均增速預測現下調至9.4%1。我們這一預測僅比公布的5月份市場預測高出了10個基點的四舍五入誤差。不過，由于這一市場預測是在5月11日，即4月份令人失望的數據之前統計的，我們認為我們的新預測將進一步高于市場預測。

篇3

【關鍵詞】區域經濟偏離份額分析法產業結構產業競爭力

江蘇地處我國東部沿海地區，跨江瀕海，是長江三角洲的重要組成部分，綜合經濟實力在全國一直處于前列，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江蘇蘇南的經濟迅猛發展。到2007年江蘇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25741.15億元，比上年增長14.9%。第一產業增加值1816.24億元，增長17.6%；第二產業增加值14306.40億元，增長16.8%，其中工業增加值13016.84億元，增長17.1%；第三產業增加值9618.51億元，增長22.5%，人均地區生產總值33928元，經濟結構不斷調整優化，三次產業增加值比例為6.7∶55.9∶37.4。

2007年蘇南GDP為13485.61億元、蘇中3860.78億元、蘇北為4235.7億元，而人均分別為蘇南48559元、蘇中23501元、蘇北13699元，蘇南大約是蘇中的2倍，而蘇中又大約是蘇北的2倍，呈現出明顯的梯度差異。蘇中承擔著承接蘇南輻射和帶動蘇北發展的作用，為此，江蘇省委省政府2003年提出了沿江開發戰略，最近沿海開發戰略又上升為國家戰略。因此，加快沿江地區的發展是促進江蘇全省實現小康和全面現代化的關鍵。

一、SSM模型建立

1、理論依據

SSM廣泛應用于區域經濟研究中，它將一定時期內的區域經濟發展狀況與標準區（即在比較過程中所選取的參照量）作比較，能比較準確地確定區域內各部門或產業的發展狀況與標準區相關部門或產業相比競爭力的大小，且具有較強的綜合性和動態性。SSM將一定時期內所研究區域的經濟增長總量分解為三部分：份額分量、結構偏離分量和競爭力偏離分量，即區域經濟增長總量（G）=份額分量（N）+結構偏離分量（P）+競爭力偏離分量（D）。其中份額分量是在計劃期間特定區域按標準區域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到計劃期末應增加的量。結構偏離分量是指計劃期內區域各產業按標準區相應產業的增速所能達到的增長額與按標準區整體經濟的增速所能達到的增長額之差。競爭力偏離分量是指計劃期內區域各產業實際增長額與按標準區相應產業的增速所能達到的增長額之差。

2、模型建立

假設Yij（t）表示t時期j地區i產業的經濟發展水平，Rij表示一定時期內j地區i產業的增長率，則Ri（=ΣjRij）為標準區域的i產業的增長率，R（=ΣiΣjRij）為標準區域整體經濟的增長率，那么：

ΔYij=Yij（t）-Yij（t0）

=Yij（t0）×R+Yij（t0）×（Ri-R）+Yij（t0）×（Rij-Ri）（1）

（1）式兩端對i求和，則：

G=ΔYj=ΣjYij（t0）×R+ΣjYij（t0）×（Ri-R）+ΣjYij（t0）×（Rij-Ri）（2）

（2）式即為偏離份額方程。其中ΣjYij（t0）×R項為份額分量N，反應了研究區域按標準區域的增長率應該達到的水平；ΣjYij（t0）×（Ri-R）項為產業結構分量P，反應了研究區域的產業結構合理程度；ΣjYij（t0）×（Rij-Ri）項為競爭力分量D，反應了研究區域的產業競爭力。

二、數據處理與分析

蘇中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滯后是相對于蘇南以及上海等長三角發達地區而言的，放之全國，蘇中的經濟水平是處于領先地位的，所以本文選取江蘇省作為標準區域，考察了蘇中經濟發展的優勢與不足，分析數據來源于2001—2008年的《江蘇省統計年鑒》。2000—2007年跨度為8年，本文以2003年為界，分別考察了2000—2003年和2004—2007年的情況。運用SSM和（2）式，得到結果如表1、表2所示。2003年之前蘇中地區發展緩慢，多項指標落后于省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蘇北。2000—2003年全省GDP增長45.18%，而蘇中只有38.43%，GDP實際增長量與份額分量差額達108.96億元，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導致其下降29.24億元，競爭力劣勢拖累了79.68億元（見表1）。2003年以來，蘇中經濟明顯好轉，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增長顯著，超過全省及蘇南近20個百分點。在GDP實際增長量超過份額分量的部分當中，競爭力的加強貢獻了4.94%，產業結構的優化雖然貢獻了-0.78%，但比2003年之前提高了約1個百分點，結構分量和競爭力分量均比2003年之前有所提升（見表2），整體經濟增長明顯，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競爭力逐步增強。

蘇中在2003年之后快速發展，漸呈崛起之勢。本文認為，其原因之一是對于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的目標以及中央對江蘇提出的兩個率先的要求，省委省政府認識到蘇中的崛起是關鍵，為此省委省政府自2003年起先后提出了沿江、沿海開發戰略，加大了對蘇中地區的投資，相繼建成通車潤揚長江大橋、蘇通長江大橋，開工建設崇啟大橋等過江通道，建成通車寧啟鐵路等基礎工程，大大完善了蘇中地區的投資環境。此外，蘇中地區在汽車與船舶制造、化工化學等工業領域實現了跨越式發展，開放經濟也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蘇中經濟增長特別是工業的快速增長是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尤其是2003年以來，蘇中工業增速高于全省及蘇南水平，2003—2007年，蘇中工業累計增長129%，全省和蘇南為116.8%和116.4%。

八年來，第一產業總體上情況不容樂觀。雖然產業結構的合理程度有所提高，但發展速度仍然趕不上全省平均水平，差距進一步擴大，產業競爭力也不斷減弱。2000—2003年蘇中第一產業增長比全省第一產業增長速度少36.54%，而2004—2007年差距擴大到44.63%，其中因為競爭力的減弱就影響了16.77%。盡管產業結構向著優化的方向發展，但是結構的不合理依然是導致蘇中第一產業落后全省平均水平的最大因素。

第二產業增長顯著，實際增長量超過份額分量的部分由前4年的23.04億元擴大到后4年的214.83億元，增長達9倍，特別是2004—2007年，蘇中第二產業增長了80.61%，分別比全省和蘇南多17.04%和17.73%。在產業總量快速增長的同時，產業競爭力也大幅提升，成為推動產業發展超過全省增速的最大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后4年與前4年相比，產業結構沒有更加優化，反而變得不合理，與競爭力的顯著增強形成鮮明的對比，成為影響產業發展超過全省增速的因素。

第三產業增長質量良好。實際增長量由落后份額分量變為趕超，其中后4年結構優化帶來的增長量為106.71億元，比前4年增長了近10個百分點。同時，第三產業競爭力也有微弱提升，但提升還不夠明顯。

三、結論與建議

蘇中三大產業的結構不斷優化，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發展迅猛，產業競爭力不斷增強。但農業和服務業發展仍然慢于全省平均水平，農業甚至呈不斷惡化的趨勢，與工業制造業大相徑庭。另外，工業雖然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其產業結構層次不高，主要以機械制造、化學化工、汽車與船舶制造等傳統產業為主，電子通信設備等高新技術產業比重還不高，與蘇南相差甚遠。

為了解決目前出現的問題，更好地發展蘇中經濟，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大力發展高附加值農業加工業，以工業現代化帶動農業發展

蘇中仍就以傳統農業為主，產品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不高，因此要發展高效農業，提高農產品的科技含量，推進蘇中鄉鎮企業的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以鄉鎮企業的繁榮帶動農副產品加工業的發展，提升農業產業鏈。

2、加快蘇中地區南通、揚州、泰州中心城區建設

加速中心城市的城市化進程，加強中心城市的輻射能力，利用城市建設完善城市的服務功能，進而帶動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繁榮是促進第一、二產業的發展，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產業鏈的重要途徑。蘇中地區要抓住潤揚大橋、蘇通大橋等過江通道建成通車的時機，完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主動承接上海、蘇南等地的產業轉移，大力發展金融、保險、物流等現代服務業。

3、繼續加大引資力度，整合提升產業鏈，堅持工業第一的方針

要引導外商投資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小、附加值高的產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延伸傳統工業產業鏈，形成產業集群，加強產業內和各產業間的關聯度，擴大經濟的正外部性。

4、加大蘇中地區的港口建設力度

蘇中水資源豐富，河道眾多。揚州位于運河與長江的交匯處，南通更是瀕江臨海，要加快以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為主的現代服務業發展，進一步整合港口資源，加強港口基礎設施、集疏運體系建設，加快發展現代航運服務體系，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和綜合服務能力，與蘇南、上海等地錯位發展，使蘇別是南通成為上海組合港一體兩翼的重要一翼。

5、重視和發展民營經濟

積極進行體制創新，活躍市場，在大力招商引資的同時，也要充分吸收民間資本，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發揮民資作用，使得民營經濟、外資經濟和國有經濟成為推動蘇中發展的三駕馬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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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吳解生、張千：上海市制造業結構和競爭力分析[J].經濟師，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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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已成為經濟增長的內在核心因素，對我國經濟的增長起著重要的作用。本文深入分析知識經濟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提出大力發展我國知識經濟的一些對策。

1知識經濟的內涵與發展現狀

知識經濟是區別于以前的以傳統工業為產業支柱，以稀缺自然資源為主要依托的新型經濟。信息產業是知識經濟的基礎，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產業是知識經濟的核心，具有高素質并會用高科技手段處理信息的各類人才隊伍建設是知識經濟發展的關鍵。

1.1知識經濟的內涵

OECD在世界上1996年的報告《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對知識經濟的內涵進行了界定：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OECD的另一份報告中把迄今創造的所有知識分為四類形態：事實知識（know-what），原理知識（know-why），技能知識（know-how）和人力知識（know-who），并用統計數字說明知識是支撐經合組織國家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目前，盡管對于知識經濟定義本身仍有不少爭議，但知識經濟被用于描述世界未來經濟形態的名詞得到了各國經濟界和科學界的普遍認可。

1.2知識經濟的發展現狀

在知識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信息和通訊技術處于中心地位。在全球的GDP中，有約70%的產業與信息有關。1982年，全球信息產業銷售額定2370億美元，1985年為4000億美元，1995年達6400億美，而2000年則將超過18000億美元。在美國，由于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速度是經濟增長的兩倍，其產值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0%以上，使美國享受到了自越南戰爭以來經濟成就最輝煌的時期。據我國科技部技術創新戰略與管理研究中心設計的包括知識的生產、投入、激勵、存量、流通等指標體系，若把美國現有發展標準用1來衡量，視為剛進入知識經濟階段，則我國僅有0.26，尚處于知識經濟的萌芽期。但90年代以來，我國的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發展同樣迅猛之勢，1990年我國計算機工業產值才500億元，平均增長速度超過了50%.而到2000年，我國計算機信息產業產值將達1700億元。但是，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因此，我國確定了“科教興國”戰略和“技術創新工程”、“211工程”、“信息產業工程”等政策和措施，以刺激知識經濟的發展。

2知識經濟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經濟學界認為知識已成為一種無形的“第一生產要素”具有了第一生產要素的基本特征：逐步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和根源，具有配置資本等生產要素的能力，擁有知識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取得了對經濟的支配權力。知識密集的高科技產業成為主要產業等等。

2.1知識經濟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

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形式下，經濟增長是經濟結構（核心是產業結構）的升級，經濟增長的實質性內容是結構高一檔次的優化，經濟增長是結構升級的一種表現。具體表現從需求結構變化方面、科技發展方面和全球經濟一體化方面等都加快了產業結構的調整。

2.2知識經濟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

可持續發展是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表現，人們在工業經濟時代下，實施可持續發展主要緊緊依靠科學技術這把利劍來解決，雖然使有些問題得到緩解，但是影響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如生態環境還在惡化，資源枯竭勢頭沒有得到抑制，發展中國家在重復發達國家過去的“高生產、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模式等。因此，只有更加充分發揮科學技術作用，使高新技術產業成為主導產業，知識資源成為主體資源，實現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升華，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具體表現有：一方面，知識經濟時代下高新技術發展迅猛，為經濟可持續增長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知識經濟時代下知識成為主體資源，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

2.3經濟增長推動了技術進步，加快了知識經濟的發展。

經濟增長對技術進步的推動作用，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考慮：（1）隨著經濟的增長和國民收入的增加，用于教育和科研的經費增加。教育投入的增加，不僅培養了具有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能力的高級人才資本，而且培養了大批在技術的傳播和應用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實用性人才，從而縮短了科學技術產業化的周期，提高了勞動生產率。（2）隨著經濟的增長，市場競爭更加激烈，資本和勞動力等投入要素雖然是重要的因素，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在下降，真正起主導作用的生產要素是能夠引起投入要素不斷提高效率的技術進步。（3）隨著經濟的增長和人均國民收入的增加，人均收入也快速上升，人們的消費觀念、消費方式將發生變化，從而導致需求結構的變化，產品的供需出現不平衡，導致產品結構調整、資源的重新配置，甚至導致相關產業的調整。所有這些調整，都要求有相關的新技術，出現了對新技術的需求，從而促進了技術，出現了對新技術的需求，從而促進了技術的進步。

3大力發展我國知識經濟的對策

在我國目前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期，知識經濟的形成和發展為加速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產業結構的調整，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提供了難得的機遇。為此，我國必須采取以下措施迎接知識經濟的挑戰。

3.1調整產業結構，加快傳統結構向知識經濟的轉化。

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國際投機資本無孔不人的今天，東南亞金融危機對日本之外的發達國家影響有限.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這些國家知識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成功轉型和高科技的迅猛發展。我國正處在產業結構全面升級的工業發展階段，高科技成果為我國因地制宜地選擇先導產業，改造傳統產業，加速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調整提供了新的途徑.為此，我們必須抓住這個難得的機遇，加快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加快傳統結構向知識經濟的轉化，使高科技產業成為我國經濟的增長點。

3.2加快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以高耗、低效為特征的。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帶來了難以回避的問題和矛盾:資源浪費、通貨膨脹、經濟增長難以持續。而知識經濟是資源節約型經濟，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與經濟的結合，可促使經濟迅速發展。這些對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甚少的中國.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所以.我們必須發展高科技產業，加快高科技的開發運用，利用我國的人才優勢，盡快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盡快轉變。

3.3發展高科技產業，加快科技進步的步伐。

科學技術是知識經濟的一個重要基礎，科學技術與生產的結合程度是今后經濟增長的關鍵。知識經濟的發展最關鍵的是高科技的發展。為此，發達國家紛紛增加對科研的投人。1990年.美國在信息業的投資首次超過了對其它產業領域的投資。1994年，美國研究與開發投資達到了1730.2億美元，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2.61%。據分析，美國經濟增長中約有1/3是信息業發展帶動的。因此，我們必須貫徹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發展高科技產業，促進科技進步。

3.4重視人力資本，提高勞動力素質。

人力資本是知識經濟社會中知識的另一個載體，也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發現:從本世紀初期到50年代，促使美國農業生產產出迅速增加，和農業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已經不是土地、勞動力數量或資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識、能力和技術水平的提高。一般來說，構成人力資本的是勞動者的知識存量、技能水平和健康狀況。人力資本通過人力投資而形成，主要的人力投資包括正規教育和職業培訓.而我國人力資本較為匾乏，勞動力素質較低。因此，必須全社會范圍內提倡學習、再學習，重視教育，不斷提高勞動力素質。

參考文獻：

[1]劉磊等.知識經濟:第三次經濟革命[M].中國大地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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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識經濟的理論詮釋與發展現狀

知識經濟是區別于以前的以傳統工業為產業支柱，以稀缺自然資源為主要依托的新型經濟。信息產業是知識經濟的基礎，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產業是知識經濟的核心，具有高素質并會用高科技手段處理信息的各類人才隊伍建設是知識經濟發展的關鍵。

1 、知識經濟的理論詮釋

OECD 在世界上 1996 年的報告《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對知識經濟的內涵進行了界定：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 OECD 的另一份報告中把迄今創造的所有知識分為四類形態：事實知識（ know-what ），原理知識（ know-why ），技能知識（ know-how ）和人力知識（ know-who ），并用統計數字說明知識是支撐經合組織國家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知識經濟與工業經濟最大的不同在于，知識經濟的繁榮不再直接受制于資源、資本、硬件技術的數量、規模和增量，而直接依賴于知識的積累和運用。知識經濟的外形是無形資本、人類社會的知識總量、人力資本、智能、高科技、網絡、電腦等等，它的內核或者內在精神、制度的精神都將更加體現人對精神的需要與物質財富的需要的真正統一。目前，盡管對于知識經濟定義本身仍有不少爭議，但知識經濟被用于描述世界未來經濟形態的名詞得到了各國經濟界和科學界的普遍認可。

2 、知識經濟的發展現狀

在知識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信息和通訊技術處于中心地位。在全球的 GDP 中，有約 70% 的產業與信息有關。 1982 年，全球信息產業銷售額定 2370 億美元， 1985 年為 4000 億美元， 1995 年達 6400 億美，而 2000 年則將超過 18000 億美元。在美國，由于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速度是經濟增長的兩倍，其產值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60% 以上，使美國享受到了自越南戰爭以來經濟成就最輝煌的時期。據我國科技部技術創新戰略與管理研究中心設計的包括知識的生產、投入、激勵、存量、流通等指標體系，若把美國現有發展標準用 1 來衡量，視為剛進入知識經濟階段，則我國僅有 0.26 ，尚處于知識經濟的萌芽期。但 90 年代以來，我國的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發展同樣迅猛之勢， 1990 年我國計算機工業產值才 500 億元，平均增長速度超過了 50% .而到 2000 年，我國計算機信息產業產值將達 1700 億元。

為了適應新的挑戰，美國繼 90 年代初提出建設“信息高速公路”決策后，又提出建設“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的主線，實施包括“因特網 II 計劃”等多項跨世紀計劃；歐盟提出了建設“知識經濟”的計劃，并在今后 10 年內投資 900 億法郎建設“歐洲電子高速公路”；日本明確了“科學創新立國”政策；韓國提出建設“頭腦強國”；新加坡推出了“信息島計劃”；馬來西亞興建“多媒體超級走廊”；經合組織 OECD 成員國中，工商業研究與發展（ R&D ）經費的近 2/3 用于高技術產業。對迅猛而來的全球性知識經濟浪潮，中國則確定了“科教興國”戰略和“技術創新工程”、“ 211 工程”、“信息產業工程”等政策和措施。

二、知識經濟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經濟學界認為知識已成為一種無形的“第一生產要素”具有了第一生產要素的基本特征：逐步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和根源，具有配置資本等生產要素的能力，擁有知識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取得了對經濟的支配權力。知識密集的高科技產業成為主要產業等等。

1 、知識經濟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

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形式下，經濟增長是經濟結構（核心是產業結構）的升級，經濟增長的實質性內容是結構高一檔次的優化，經濟增長是結構升級的一種表現。

（ 1 ）需求結構變化快，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

知識經濟是以高科技知識產業為主導產業的經濟，不僅使增長高質量，人均收入水平也穩定快速提高，從而導致了社會生活條件的改善和消費方式、消費結構的變更。需求結構的變化通過市場這個中介環節影響生產和供給。對生產的直接作用就是資源配置結構發生變化，在總產值來源的產業分布上知識密集的高科技產業和知識密集的服務業的份額相對上升，農業和傳統制造業的份額相對下降。可見，需求結構的快速變化加快了產業結構的調整。

（ 2 ）科技發展迅速，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

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知識創新是知識經濟的基石。知識經濟時代，教育、研究與開發、在職培訓的投資不斷增加。由于教育的發展，不僅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創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而且提高了全體勞動者的素質，因而知識的生產、分配和應用具有可靠的人力資源保證。由于研究和開發活動積極活躍，經費也充足，使新知識、新技術、新產品不斷涌現，科技進步速度加快，而技術進步是影響產業結構的首要因素，技術進步與產業結構正相關，科技進步越快，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就越快。

（ 3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知識經濟，加快了產業結構的調整

由于經濟一體化，使國際間的經濟聯系很緊密。經濟的高速發展，必然加快各類要素、商品在國際間的速度，促進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在國外消費示范作用的沖擊和帶動下，必然引起國內消費需求結構的變化，從而導致企業的生產、技術結構的變化，引起產業結構的調整；同時，一國對于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發生變化時，不僅推動了本國的產業結構調整，而且由于國際貿易活躍，引起其他國家出口導向型企業的生產的變化，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

2 、知識經濟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

可持續發展是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表現，人們在工業經濟時代下，實施可持續發展主要緊緊依靠科學技術這把利劍來解決，雖然使有些問題得到緩解，但是影響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如生態環境還在惡化，資源枯竭勢頭沒有得到抑制，發展中國家在重復發達國家過去的“高生產、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模式等。因此，只有更加充分發揮科學技術作用，使高新技術產業成為主導產業，知識資源成為主體資源，實現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升華，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

（ 1 ）知識經濟時代下高新技術發展迅猛，為經濟可持續增長提供了可能

知識經濟時代下高新技術產業不僅起先導作用，而且將成為第一支柱。高新技術產業由于其高附加值有力地支撐著知識經濟時代的經濟增長。據 1993 年聯合國有關組織統計，在發達國家中，以知識為基礎的行業的產值已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 50% 以上；在制造業產值中，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值已占到國內生產的產值已占到達 25% ，比 20 年前增長了解 1 倍；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有 65% 與微電子技術有關。高新技術產業中信息成為發展最快的帶頭羊，全球 GDP 中，已有 1/3 的產值與信息產業有關。 90 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是以微軟為代表的 5000 家計算機軟件公司，微軟公司市場價值現已超過美國三大汽車公司，美國的經濟增長有 27% 歸功于高新技術產業。除此之外，高新技術使工業經濟時代形成的（汽車、建筑、石油、鋼鐵、運輸和紡織等）披上了“知識”的新裝，并延伸出。

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決定著知識的生產、傳播及應用的能力和效率。知識的生產是無窮無盡的，非消耗的，通過知識、信息和技術的投入，帶動了高新技術產業的迅猛發展，使高新技術產業無可非議地成為知識經濟時代下的第一支柱產業，從而改變了工業經濟時代下經濟發展從蕭條、復蘇、繁榮到衰退的周期性，使經濟可持續增長成為可能。

（ 2 ）知識經濟時代下知識成為主體資源，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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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六個超過

筆者預計，2011年中國經濟的可能實現六個“超過”，提醒投資者加以關注：

第一個是經濟增長全年超過9.5%。展望2011年，由于是“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又逢地方政府換屆，預計中國將進入一個高速增長的階段。筆者認為，鑒于中國內生增長動力依然旺盛，以及財政政策依然寬松，2011年經濟增長過熱的風險，大于下滑的風險，預計全年GDP將超過9.5%。

第二個是CPI高于政府4%的目標。當前的中國已經具有長期壓力，2011年上半年通脹上行風險較大，貨幣政策由松轉緊的前提下，預計平均達5%，全年CPI將上升超過4.5%，高于年初政府4%的既定目標。如果大宗商品價格再創新高，也可能突破這一上限。

第三個是一年期存款利率至少超過100個基點。在2010年西方圣誕之際，中國第二次加息靴子落地。元旦剛過，央行再次提高存貸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作為遏制通貨膨脹的努力，以及緊縮周期開始后的關鍵步驟，央行此舉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筆者認為，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不及加息影響深遠。預計今年加息力度會超出市場預期，預計年底之前至少加息100個基點。

第四個是全年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超過5%。2010年6月，人民幣重啟匯改，半年人民幣兌美元升值3%。2011年，人民幣仍然具備升值空間，有幾點原因：在發達經濟體復蘇疲軟的情況下，中國出口表現依然強勁；國內需求旺盛，進口可能再創新高，經濟硬著陸的憂慮減輕；人民幣資本項目自由化正在加快。預計到2011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將累計升值略超過5%。

第五個是財政赤字超出政府目標。作為“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各項布局要逐步落實，另外由于部分4萬億元項目仍將在繼續，保障性住房、戰略性新興產業也在加大建設，預計固定資產投資將依舊旺盛。固定資產投資，尤其是政府投資需要適度規模的財政赤字予以支持，預計全年財政赤字可能超出9000億的政府目標。

第六個是房價下降超過預期。大規模推進公租房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落實和完善房地產調控政策，堅決遏制房價過快上漲是今年房地產市場的主要基調。房價上漲的壓力將有所緩解。隨著新一輪加息周期到來、房地產稅推出以及更多保障房投入，2011年房價將進一步趨穩，2012年房地產價格或將同比下降超過5%。

警惕兩大不確定性

筆者認為，2011年中國經濟運行有兩大不確定因素：美國經濟走勢不確定和國內通脹是否可控。

當前美國形勢好于預期。這將進一步支持中國的出口強勁走勢。同時也推動大宗商品價格進一步上漲，增加中國輸入性通脹的風險。如果2011年底，美國提前收緊貨幣，會導致部分資金撤離，對中國資產價格會造成短期沖擊。所以警惕美國經濟反轉。

當前中國通脹已經不是短期問題，而是具有長期趨勢性。

從供給角度看，一直以來的產能過剩現象已隨著需求的大幅提高和落后產能的淘汰而發生改變。特別是劉易斯拐點出現以后，勞動工資的上漲不再支持供大于求的傳統狀態，而工資上漲將對物價有長期和持久的推動力。

從需求角度，當前中國經濟強勁，需求旺盛，特別是近幾年貨幣增發，為居民購買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另外，資產泡沫和資源價格調整也為通脹增添了隱憂。因此，當前中國物價上漲的壓力可能具有長期性和趨勢性。因此，應考慮進一步利率上調，以抗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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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結構；效益；穩定性；福利變化；成果分配和環境質量

2011夏季達沃斯論壇在大連舉辦，主題為“關注增長質量，掌控經濟格局”，此次論壇強調了此屆年會的重大議題，即從根本上反思全球現有增長模式，而這也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所要關注的重點。基于目前已有研究成果和筆者的理解，對于經濟增長質量研究歸結為六個方面。

一、經濟增長的結構

經濟結構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是否協調合理，它的變化不僅會影響經濟增長的數量，也會影響整體經濟增長質量的高低。實踐表明，現代經濟增長方式本質上是結構主導型增長方式，并以產業結構變動為核心，因而，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就包含在經濟增長質量的本身要求中。王小娟（2001）分析了我國的經濟結構，認為目前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的問題，從表面上看是生產能力過剩與社會需求不足的矛盾，但從根本上看卻是經濟結構矛盾的反映，究其原因，就是經濟結構不合理。鈔小靜，任保平（2011）通過比較分析經濟增長結構與經濟增長質量的關系，認為經濟增長質量是指經濟增長內在的性質和規律，采用國家規范的邏輯實證主義分析方法，以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生機面板數據為樣本建立數據模型，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結構轉化與經濟增長質量之間的關系進行理論研究與實證考察。

二、經濟增長的效益

經濟增長的效益是經濟增長質量的一個集中反映，也是經濟增長持續性的有效保障，經濟增長效益的問題是關系到能否迅速地增強社會生產力、不斷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問題，也是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過程中遇到的突出問題。仲維清，程戀軍（2004）從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協調投資結構這兩方面，分別用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方法，分析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研究表明投資效果系數越高，經濟增長效益就越高。李延軍（2007）認為經濟增長質量是指在實現經濟總量增長的過程中，其增長過程、途徑、方式等方面的優劣程度。劉丹鶴（2008）認為，索羅模型為分析經濟增長質量提供了基本框架，指出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是依靠技術進步和改善技術效率、投資效率，這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很強的應用價值。

三、經濟增長的穩定性

穩定性和波動性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兩種對立統一的態勢，波動性太大，不僅會破壞經濟的有序運行，也會為未來經濟穩定的增長埋下很多隱患，所以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是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標志之一。郭金龍，張許穎（1998）利用統計方法中的數量模型，從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和結構變動對提高生產率的作用這兩個方面分析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方式轉變的作用，證明經濟結構的優化有助于抑制經濟波動，從而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肖紅葉，李臘生（1998）從經濟增長穩定性、協調性、持續性和增長潛能四個方面進行實證研究，對于我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做出如下評判：我國經濟質量總體上趨于增長，經濟發展路徑趨于好轉，突出表現在穩定性和持續性上。李岳平（2001）從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技術進步的貢獻、經濟效益、經濟結構、居民生活和經濟增長的代價六個方面衡量了一國的經濟增長質量，認為在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帶了很多嚴重的問題，如經濟波動頻繁，經濟結構不盡合理，經濟效益低下，污染加劇、生態破壞嚴重等。

四、經濟增長的福利變化

現在是民生本位的時代，實現共同富裕是我們社會發展的目標，所以，人的福利的改善是實現人全面發展的基礎，而經濟增長是增進人的經濟福利的手段和必要條件。正因如此，發展經濟就不能只是以經濟增長為中心，更應當以人為中心，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注重改善社會福利。楊長友（2000）認為，經濟福利是測評經濟增長導向的第一向度，他嘗試構建測評經濟增長質量的指標體系，把這種指標體系歸結為經濟福利、技術創新、增長率利潤率、穩定性等六大向度，并較為詳細的論述了經濟增長的質的規定性。雖然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大幅提高，但并不意味著十分完善，文化教育、衛生醫療等公共服務還有待進一步加強，尤其是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發展不均衡，存在很大的差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都是我國在進一步發展經濟和社會現代化建設中不可缺少的。

五、經濟增長的成果分配

社會主義發展的目的，歸根到底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斷提高居民生活水平。高質量的經濟發展終極目標是實現更多人從中受益，分享成果。在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下，經濟增長的效果較差或者經濟增長質量較低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居民消費水平提高較慢。那么經濟增長的成果如何分配，才能使人民群眾獲得最大的社會福利就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冷崇總（2008）認為經濟增長質量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經濟范疇，要對其做準確的、全面的評價，就應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從經濟發展的充分性、持續性、創新性、分享性、有效性、協調性和創新性這七個方面構建經濟發展質量評價指標體系，這樣才能客觀反映經濟發展質量的優劣，對經濟發展質量進行有效監控。其中，經濟發展質量高低的重要標志有兩方面：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是否得到提高和居民能否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這兩方面也是評價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標準。王辛欣，任保平（2010），認為一國經濟增長包括城市和農村兩部分的增長，經濟高質量的增長要求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因此，以經濟增長中城鄉的協調發展作為評價凈增長質量的一個重要方面，從理論上考查城鄉協調度和經濟增長質量之間的關系；同時，從兩個方面建立平價指標體系：城鄉經濟融合度和城鄉社會融合度。

六、經濟增長環境質量

目前，經濟增長的同時出現了很多環境問題，而人民對于出現的問題的認識不斷的加深，因此，社會經濟發展規劃的同時，環境和發展兩個問題就必須聯系在一起，同時考慮，我們需要轉變經濟增長的模式，在強調經濟增長質量的時候，必須重視后代所處的環境和資源條件，不能損害后代的生存條件，并且應該高度重視環境、資源和生態問題，尋求長期的，能夠同時保證經濟的增長和社會和諧發展的道路。這是我們人類長期生存，利益保證的條件，也是準確評價經濟增長和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內容。

單曉婭，陳森良（2001）認為經濟增長質量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并且具有綜合性特點的社會經濟范疇，具體包含七個方面，首先有經濟本身的效益提高、結構的優化、運行的穩定三方面，其次有科學技術的進步、競爭能力的增強兩方面，另外還包含人民生活改善、環境資源保護兩方面，并且科學、全面、系統、精煉的設計了經濟增長質量綜合評價的統計指標體系。宋美喆，蔡曉春（2010），認為保持能源的穩定供應，不斷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礎，能源消耗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備受人們關注。從經濟運行質量和增長的潛力，經濟競爭能力和人民生活狀況等方面來構建經濟增長的質量指標體系，根據1978年-2007年的相關數據，利用因子分析法進一步研究了我國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質量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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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增長的評價指標：GDP的真實性

對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離不開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探討，GDP的增長率作為衡量經濟增長速度的一個重要指標，它的真實性問題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在我國目前的特殊形勢下，對GDP的核算在理論上還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一）GDP的核算方法與核算制度存在著局限性

對GDP進行核算時采用的是“生產原則”而不是實現原則，即對成為積累進入存量的投資與現實使用未作區分，這種做法在我國當前的形勢下有很大的弊端。當今世界科技日新月異，產品更新換代越來越快，特別是在目前的買方市場形勢下，大部分商品供過于求，經濟中出現了相對過剩的局面。據國家有關部門對1999年605種主要商品供求狀況分析表明：供大于求的商品437種，占72.23%。大量的無效供給可能會成為永久的庫存或只能削價處理。對于這些進入庫存或削價處理的商品，在核算時已經計入了GDP，但它們的價值卻無法實現或不能完全實現，從而會造成GDP的虛假成份。

（二）統計數據質量存在著失真的可能

一方面，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多種經濟成份迅速發展，經濟結構日趨復雜，經濟運行機制和利益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使得統計對象更加廣泛、復雜、多變，給政府統計工作帶來了較大的困難。同時，我國現行的統計體制和統計調查方法體系沒有按市場規律作出及時的調整，基層統計力量過于薄弱，統計隊伍素質較低，這使得統計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因此，我國政府統計數據的質量存在失真的問題。

另一方面，由于統計法還沒有真正起到其監督作用，致使我國大部分統計工作不具備完全的獨立性和超脫性，統計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往往受利益驅使，統計的質量與可靠性受到威脅。統計工作者的業績與當地的領導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領導干部的業績則與當地所創造的GDP聯系在一起，這些現實存在的行為機制客觀上強化了行政對統計數據干預的行為，統計部門很難獨立地行使統計職權，在許多情況下都不得不從地方利益出發，屈從于領導的意志而人為地臆造數據，從而造成統計數據傳輸過程中的中間扭曲。

二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經濟增長波動率分析

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是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標志之一，一般用經濟增長波動率來反映：

本年經濟增長率－上年經濟增長率

經濟增長波動率＝──────────────────

上年經濟增長率

從1985年到2000年經濟增長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國經濟波動較大，但自1993年以來波動率基本上維持在-0.02～0.02之間，可見我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有了較大的提高。

穩定的經濟增長之所以是經濟高質量增長的重要內容，是因為：過度的經濟波動對經濟的動態效率損害很大，一是破壞了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內在機制，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從而影響經濟增長的持續性；二是加大了宏觀經濟運行的潛在風險，經濟過熱往往導致通貨膨脹，經濟過冷又會造成高失業率。此外，它對人們特別是窮人會造成超乎常規的影響，一方面是因為窮人幾乎沒有什么資本來對付經濟的沖擊，他們要維持消費水平的穩定將比富人遇到更多困難。在那些社會安全網絡還不太健全的國家，這種影響可能尤為嚴重（Furman和Stiglitz1998）。另一方面是由于替代性選擇的缺乏，窮人經常從事那些最容易受到經濟波動影響的工作，比如農業和建筑業。因此，一場經濟危機會嚴重地惡化他們的人力和自然資產，使他們在其后的繁榮中也得不到好處。

附圖

注：根據2001年《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制作。

三經濟增長的內在保障：產業結構的合理性

我國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后，經濟中出現了過剩的局面，但這種經濟過剩只是一種低水平的相對過剩，具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其產生的根本原因就是產業結構不合理。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1)三次產業結構層次較低。1998年我國三次產業各自占GDP的比重為18:49:33，而同期高收入國家為5:30:65，中等收入國家為9:33:58，低收入國家為23:39:38，（注：世界銀行，2000年世界發展指標，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86頁.）我國大致處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國家之間。(2)產業集中度低，規模經濟效益差。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各地區在經濟發展中沒有充分考慮地區特點和產業性質，肓目引進、肓目投資、重復建設，地區產業結構呈“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閉狀態。例如，汽車工業在被國家列為支柱產業后，全國幾乎所有的省市在“九五”規劃中都將其列為重點發展產業，甚至一些縣、鄉、鎮也上資本、技術密集型的汽車、摩托車項目，目前地區趨同率已達70%以上。（注：機械工業的創新與發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0年8月18日.）據財政部一份報告測算，進入90年代后，地區工業結構與全國工業結構相似系數率達90%以上的省、市、區有22個，比80年代增加6.9個百分點；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工業結構相似系數率為93%；西部地區與中部地區結構相似系數率為97%。（注：中國產業發展與轉型的問題和對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2年2月8日.）產業結構的高度相似與雷同，使企業規模過小、數量多，生產分散，集中化程度低，難以取得規模經濟效益，最終導致社會資源配置效益降低，大量生產能力閑置。(3)產業整體素質不高，技術含量低，創新能力不足。據有關部門統計，在所有工業設備中，目前技術經濟性能比較先進的只占1/3，其中達到國際20世紀80年代先進水平的僅占13%，達到或接近國內先進水平的不足22%；性能落后的占2/3。（注：吳鐵軍，論“十五”時期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經濟經緯，2001年第1期.）

合理的產業結構是經濟高質量增長的前提，這表現在：其一，產業結構狀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社會資源配置的效果，并最終制約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程度。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勢必會造成資源的浪費，也無法取得規模效益，從而導致社會生產率低下。此時的經濟增長基本上是靠增加投入而不是靠結構效益來取得的，顯然不是高質量的增長。其二，產業結構不合理必然會導致經濟活動所創造的GDP的結構不合理，這時的經濟增長雖然能夠提供更多的產品和服務，卻無法很好地滿足人們的需求。在大量低效供給的情況下，人們的選擇范圍小了，此時的購買也就無法充分反映其真正意愿。可見，如果GDP的結構與人們的需求結構錯位，GDP的大小就不能反映人們從中獲得的福利，經濟增長也就不會給人們帶來相同的福利的增加。

四經濟增長的物質基礎：資源和環境的代價

自然資源的枯竭和環境質量的惡化會造成人們生活質量的迅速下降，因此在評價經濟增長質量的同時一定不能忽略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資源環境代價。從下面的資料可以看出我國在經歷了20年的高速增長和人均收入翻兩番之后，我國為之付出的資源和環境代價。

迅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產生了大量的空氣和水污染，導致了大氣和水環境質量的下降。從城市大氣質量來看，1995年以空氣中總懸浮物濃度測算的全球20個污染最重的城市中，有15個城市在中國（世界銀行1999）（注：世界銀行，增長的質量，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3月，第85頁.），其中一些大城市，空氣中總懸浮顆粒物和二氧化硫的濃度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推薦標準的2到5倍。政府的最新資料顯示，目前已有29%的國土面積受到酸雨的影響；水污染的范圍在擴大，1995年全國135條受監測的城市河段中，有52條已受到嚴重污染，其水質連灌溉標準都達不到，危害之大，令人震驚。我國的大氣與水污染，尤其是細微大氣顆粒物對人體健康的危害每年至少達540億美元（相當于人民幣4509億元），幾乎是1995年國內生產總值的8%。（注：世界銀行，碧水藍天：展望21世紀的中國環境，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年9月，第1-6頁.）

另外，我國的森林經過長期的砍伐、開荒和非法征占，原始森林已所剩無幾，整個森林生態系統已經殘破；天然草地由于長期超載放牧、毀草開荒、亂采濫挖野生植物、淘金開礦，草原生態系統已經并繼續處于大面積退化之中。據國家環保總局2000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中國90%的草地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中度退化以上草地面積已占半數。全國“三化”（退化、沙化、堿化）草地面積已達1.35億公頃，并且還以每年200萬公頃的速度增加。（注：楊東平，中國：21世紀生存空間，西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02頁.）目前我國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面積的38.2%，荒漠化土地面積已占國土總面積的27.3%.（注：世界銀行，碧水藍天：展望21世紀的中國環境，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年9月，第6頁.）

GDP雖然扣除了一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中間投入，即在生產過程中消耗轉換的貨物和服務的價值，但并沒有扣除為謀求增長而造成的資源和環境代價。所謂資源和環境代價，就是指經濟增長過程中因生產和消費所造成的自然資源消耗成本和環境質量退化成本等，因此用現行的GDP來衡量經濟增長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視資源和環境代價的經濟增長給自然資源和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嚴重地損害了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物質基礎，也大大降低了人們特別是子孫后代的福利水平，這種經濟增長顯然是低質量的增長。這也是現在各國重視綠色GDP計算、強調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五經濟增長的終極目標：生活質量問題

聯合國出版的《1995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指出：“如果增長沒有被轉化到人民生活中，它的意義何在。”因此，評價經濟增長的質量，我們同樣不能忽視經濟增長所帶來的一些社會問題（如失業程度、收入分配狀況等），它是影響人民生活質量的重要方面。在幾十年強勁的經濟增長過后，我國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并沒有感覺到生活質量有明顯的提高。究其原因，是因為伴隨著經濟增長，我國社會出現了兩大困境：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和越來越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狀況。

充分就業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較大的一致性，一般來說，隨著經濟增長會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但它們之間并非沒有矛盾，因為經濟增長以技術進步為前提，因而會引起技術性失業。據統計，這幾年我國每年下崗職工大約為650萬左右，每年國家通過各種渠道安置200-300萬，也就是說每年我國將有400萬左右的下崗職工加入失業大軍行列。另外，據專家估計，依我國目前農業生產力水平和耕地面積情況，農村僅需不到2億左右的勞動力，而目前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的除外）為3.3億左右。大量剩余勞動力聚集在有限的耕地上，造成農業生產率和農民人均收入極其低下。我國統計失業率通常只有3.5%左右，而實際失業率即使取一個保守的數字也可達8%。（注：李華強等，試論我國目前宏觀經濟存在的七大問題，山西統計，2001年第6期.）如此之高的失業率大大削弱了經濟增長給人們帶來的成就感和幸福感，經濟發展中的“馬太效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現象也表現得越來越突出。

伴隨著高速的經濟增長，我國的收入分配格局呈現出越來越不合理的趨勢。收入差距特別是城鄉差距在日益擴大，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人均純收入相比，1990年為2.17倍，1998年為2.51倍，1999年為2.65倍。由于城鎮居民還有各種福利收入和補貼，農民收入中扣除生產投資費用和各種不合理的負擔，則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會更大。此外，在農村和城鎮居民各自內部，收入分配也極不平衡。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1985年為0.264，1990年為0.310，1995年上升為0.34；城鎮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1985年為0.18，1990年為0.23，1995年為0.31，90年代末已上升為0.467。從全國來看，按照國際通用的五等分法，我國最高收入戶與最低收入戶人均收入比較，1978年為2.7倍，1990為4.0倍，1999擴大到6.6倍。（注：楊東平，中國：21世紀生存空間，西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8頁.）1998年我國的基尼系數為0.40。據估計，如果包括非正規經濟，基尼系數應為0.51。（注：世界銀行，增長的質量，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3月，第ⅩⅤ頁.）

經濟增長為社會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然而這些財富卻越來越集中于少數人手中。建立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基礎上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富人收入和欲望滿足的增長，而且以犧牲窮人的利益為代價。高失業率和扭曲的收入分配狀況不僅是社會安全的隱患，而且會造成人們享受教育和醫療保健機會的嚴重不平等，最終影響到人力資本的投資上。而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可以直接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還可以通過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勞動者隊伍加入到經濟中來，從而促進經濟在長期內更快發展。

可見，經濟增長的質量不僅是指增長速度的快慢，它還包括經濟內部以及經濟與社會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經濟增長所帶來的上述種種負面影響，是市場經濟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通病。目前我國在市場經濟體制日益完善的過程中，同樣不同程度地產生了這樣的一些問題，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我們決不能步一些發達國家的后塵，待問題影響到經濟進一步增長與社會穩定時再來進行補救。我們必須使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深入人心，重視經濟增長的質量問題。

【參考文獻】

[1]聯合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1993年）[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

[2]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第十六版）[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篇9

關鍵詞：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保險發展;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8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23-0160-02

引言

作為現代金融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保險發展與經濟增長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方面，保險行業的迅速發展依賴于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欒存存，2004）;另一方面，保險行業也逐漸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 “助推器”、“穩定器”。以下研究（Webbetal，2002;Marco Arena，2006;任燕燕、徐曉艷，2008;吳洪、趙貴芹，2010;黃斌，2008;周海珍，2008;趙尚梅、李勇、龐玉峰，2009;龐楷，2009）的實證結果顯示，保險行業的增長能促進經濟增長。但是，還有另外一些研究沒有得到明確的結論，本文將嘗試對此做出一個初步回答。

本文利用我國31個省份（直轄市）在2006―2012年間GDP和保險費用收入的面板數據，把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投資、出口、進口、通脹）作為條件信息集來，考察中國保險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與其他文獻相比，本研究的改進體現在文章在結合實質經濟變量投資、進口、出口的基礎上，分析保險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出比較全面的估計和檢驗，為日后保險業的發展提供參考。

一、文獻綜述

在保險和經濟關系的實證研究方面，現有研究主要圍繞保險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保險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互動關系等問題來展開，其中個別研究者注意到了保險和經濟的非線性效應。Thobinson等（Beenstock，Dickinson 和 Khajuria，1988）[1]通過分析了12個國家從1970―1981年的橫截面數據，并驗證了人均GDP、責任保險費和人均財產之間呈現非線性關系的假說。

近年來，我國國內關于保險行業與經濟發展之間內在關系的研究也越來越多，研究的結果基本上都認為經濟增長會促進保險的發展，如欒存存（2004）、徐為山和吳堅雋（2006）等。欒存存（2004）[2]認為，保險投資會在兩個方面促進宏觀經濟發展：第一，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規模會促進經濟增長;第二，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效率會促進金融深化，最終對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也有學者對保險和經濟的非線性效應進行了研究，吳洪、趙桂芹[3]采用1996―2008年我國省級區域動態面板數據，利用動態面板廣義矩估計方法來構造關于金融產業作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研究結果表明，在我國經濟較差和中等地區，保險行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有較為顯著的促進作用，而財險在經濟發達地區具有較為顯著的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

經過大多數實證分析可以看出，經濟會單方面促進保險房展，但是，以我國為研究對象的絕大多數實證文獻中會發現，由于研究中選取的數據和樣本的不同，又或者是使用研究范式和計量方法的差異會使結果產生差異，即保險發展不一定會促進經濟的增長。本文希望在這個方面有所突破。

二、計量模型與數據

（一） 基本計量模型與變量選擇

通過上述的文獻回顧，本文借鑒吳洪、趙桂芹的關于保險發展、金融協同和經濟增長中的計量模型。但有所不同的是，本文只研究保險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沒有涉及到保險與銀行、證券相互對經濟產生的影響。本文采用的計量模型如下：

Yit=β0+β1*IPit+β2*EDUit+β3*RKit+β4*RFDIit+β5*ROPENit+β6*RFSit+β7*CPIit+αi+εit

式中，下標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αi表示不可觀測的地區效應，用來控省份的固定效應;εit為誤差項，服從獨立同分布;Yit是i省t年的真實人均GDP對數LNGDP，用以反映經濟增長水平;IP是保險深度變量，反映保費收入與真實GDP的比例。控制變量包括人力資本的變量，用高中及以上人口比例來反映（EDU）;物質資本的變量為資本存量占GDP的比例（RK），資本存量的計算采用單豪杰（2008）[4]的方法;RFDI和ROPEN分別為外商直接投資和本地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例，用來反映經濟開放程度;RFS表示政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CPI衡量的是通貨膨脹，用期末CPI指數減期初CPI指數。

（二）數據說明

我們使用中國大陸31個省市進行動態面板數據實證分析，樣本期是2006―2012年。各省財政支出、進出口商品總額、FDI、GDP等宏觀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高中及以上人口比例由《中國人口統計年鑒》數據計算獲得。各省市保險保費收入來自歷年《中國保險年鑒》;各省市保險深度由歷年《中國保險年鑒》地方版中的數據計算而來。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1提供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報告了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統計，包括31個省2006―2012年的數據。

從表1主要變量描述統計可以看到，保險收入占GDP比值的平均值為2.747 36%時，經濟增長為10.154 53。保險深度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距相對較大，說明中國保險深度還處于一個有待發展的階段。此外，教育水平、物質水平、外商直接投資、外部開放環境水平和財政支出水平在各省間均具有較大的變異性。

（二）回歸分析

從表2中我們看到，保險深度指數的差異對各省份經濟增長水平具有顯著的影響。上述分析表明，保險業的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起到了推動作用。

在控制變量方面，教育水平（EDU）對經濟增長有顯著正向影響。這顯然是由于教育水平的提高使生產效率增長，創造了更高的價值，從而促進了經濟發展。外商直接投資（RFDI）對經濟增長具有十分明顯的正向并且顯著的效應，這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多對東道國的經濟增長會帶來良好的促進作用。財政支出水平（RFS）對經濟增長也具有顯著的正相關影響。財政支出不僅影響政府職能的實現，更直接影響到社會資源的配置程度，合理的財政支出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保證。通貨膨脹（CPI）對經濟增長也具有顯著的正效應，在通貨膨脹時期，勞動者工資的上漲往往落后于物價上漲、名義工資增長慢于物價上漲時，企業的利潤空間也就提高了，所以通貨膨脹刺激了私人部門投資，促進了經濟增長;然后就是在消費方面，由于擔心匯率的持續下跌，為了減少損失，人們會增加對消費品的需求，促進了生產的發展，進而促使了經濟增長。

四、結論

通過運用我國31個省份2006―2012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固定效應模型計量分析。在控制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后，我們發現保險業的發展對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影響。

經過以上實證分析可知，中國各個省份保險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長期均衡關系，保險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原因。最近幾年，我國保險市場快速、協調發展，并且呈現一種可持續發展的趨勢，保險服務實力不斷加強，保險行業以更高的能力來服務地方經濟發展。保險行業作為“經濟助推器”和“社會穩定器”，為地區經濟的平穩運行和健康發展保駕護航。但是，由于我國各省較為薄弱的經濟基礎和不夠合理的經濟結構，即使我國各省的經濟已經在不斷蓬勃發展，保險業還是處在無法快速增長的地步。另外，雖然我國人均收入在不斷增加，但是真正能夠用于購買保險的支出還是比較有限的。總之，通過實證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國保險發展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然而，在加快保險市場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更應注重通過不斷完善經濟結構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為保險發展提供良好的宏觀環境，推動保險市場發展，使保險發展與經濟增長最終實現良性互動的關系。

參考文獻：

[1] Thobinson，Beenstock，M.，J.Dickinson and S.Khajuria.1988，“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erty and Liability Insurance Premiums

and Income：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Vol.55：259-272.

[2] 欒存存.我國保險業增長分析[J].經濟研究，2004，（1）.

篇10

據《參考消息》報道， 在這個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下，印度是否會引領下一波全球經濟增長？在全球化來看，印度很難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

印度現已是全球經濟增速最快的經濟大國。但印度要復制中國模式成全球增長引擎有重重困難。為提高出口競爭力，印度需要進行再政治上具有挑戰性的結構改革，而不是學習西方通過調整貨幣政策來達到這一目的。中國通過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躍成為全球制造中心，迎合了發達經濟體消費需求的強勁增長。而印度外部需求疲弱，制造業并不十分有競爭力，再加上印度目前有三大重點計劃，以國內需求為依托的印度制造，印度創業和印度技能。所以在目前形態下印度不大可能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

中國經濟增長之所以遭受嚴重打擊，是因為中國依賴外部需求，而印度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被公認為是國內需求，這讓印度經濟增長大幅度下降更令人吃驚。

也就是說，印度針對全球需求收縮的調整能力沒有中國那么均衡，印度要想取代中國成為全球增長引擎難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