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文學家，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尊敬的先生們，我們馬上就要出發了，今天的參觀路線是‘文學家故居’。”女導游的聲音聽起來單調乏味，一點兒激情也沒有。

“可攬客的人說今天參觀的是高檔商場和豪華飯店哪！”坐在后排的一個嘴唇涂得鮮紅的阿姨大聲嚷嚷起來，聲音刺耳。

“這是一回事兒，”女導游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一會兒你們就知道了。”

“我真想砸了你們的汽車和你們那些作家，不過既然你說這兩條路線是一回事兒，我就去看看。”那個阿姨又喊了一嗓子以后終于安靜下來了。

“請大家往右看，”女導游又換上了那種單調乏味的聲音，“那個胡同里掛著一塊‘貨幣兌換處’的牌子，那塊牌子稍往下一點兒有一塊紀念牌，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那棟房子里創作的中篇小說《窮人》。”

“他早就預感到了，匯率的動蕩會讓很多人變成窮人。”一個戴著小眼鏡的女人對自己的女兒悄悄地說，“對了，現在的匯率是多少？”

“請大家不要分散注意力，”女導游又招呼大家說，“我們站在這個十字路口往前看，右邊有一個很鮮艷的、上面寫著‘女士內衣’的牌子，順著這個牌子往上看，你們就能看到一塊紀念牌，我們的偉大作家米哈伊爾?葉夫格拉福維奇?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就是在那棟房子里與世長辭的。”

“那個老頭兒實在是看不下去今天的女士內衣了。”坐在最后一排的那個阿姨又評論道。

“沿著這個方向再往前走就是涅克拉索夫故居紀念館，杜勃羅留波夫和帕納耶夫都曾在那里居住過，大家往那兒看，那兒有個牌子，上面寫著‘俄羅斯的阿拉斯加賭場’。”

“大概就是他們把阿拉斯加也輸給美國人了。”車廂里有人嘁嘁嚓嚓。

“就是參觀了這個賭場，涅克拉索夫才創作了《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那個戴眼鏡的女人又對自己的女兒說。

“再往前看，左側有一棟房子，墻上掛著一塊紀念牌，謝爾蓋?葉賽寧1918至 1920年曾在那里住過。你們看，那兒還掛著一塊‘爵士樂俱樂部’的牌子。”

“肯定是那個可憐的詩人實在受不了每天夜里的爵士樂聲才搬家的。”有個家伙一邊一口一口地往嘴里倒著“斯捷潘?拉濟”牌啤酒一邊說。

“請大家繼續往前看，右側，那兒掛著一塊寫著‘法國角’的牌子，那個牌子的角上有一塊我們的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布羅德斯基的紀念牌，他創作了《我要到瓦西里耶夫島去死……》。”

“他想去瓦西里耶夫島死，最后卻死在了美國，可為什么他的紀念牌卻掛在了這兒，掛在了‘法國角’呢？”后排座位上的那個阿姨又問了。

“那棟房子是他用諾貝爾獎金建的吧？”喝啤酒那個小伙子來了興趣。

“最后一次請大家注意，”女導游說，“前面，左側，那兒有一家叫‘偉人’的商店。亞歷山大?謝爾蓋耶夫?格里鮑耶多夫曾在那棟房子里居住過。”

“他是個偉人？”那個戴眼鏡的女人的女兒大著膽子問了一句。

“從他穿60號衣服這個意義上說，是。”女導游無可奈何地回答。

“就是那個寫‘我再也不到這里來啦’的格里鮑耶多夫嗎？”那個小伙子又喊了一句。

“總之，那個時代的情緒您領悟得不錯，”女導游打斷他的話說，“最后，我想問問大家，什么給大家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穿女士內衣。”一個戴著頭花的小女孩兒像做夢似的說。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我們這個城市十分愛戴作家和詩人，”為了證實自己的話，女導游接著說，“我們這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酒吧’，有‘格里博耶多夫飯店’，還有‘木木夜總會’……”

“那兒能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嗎？”一個愛開玩笑的女人問。

“您大概能見到吧！”女導游聳聳肩說。

“斯捷潘?拉濟的故居和他的衛生間紀念館在哪兒？”那個喝啤酒的小伙子打了個嗝兒問。

“我建議您去‘文學家’酒吧看看，普希金曾造訪過那里，”女導游巧妙地回避了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的普希金紀念館。”

篇2

2、可以參考遵循一萬小時定律。美國兩位知名作家提出了一萬小時定律，核心講述無論從事什么行業，只要為此學習或練習累計一萬個小時，就可以成為此行業的專家。這個定律和生活閱歷讓人們相信，很多優秀和成功的人，都是不懈努力和堅持的人；

3、需要家人的支持和鼓勵。當孩子希望成為一個天文學家時，家人需要幫助和支持孩子內心確定目標，去激發他的潛能，配合孩子實現每一個小目標；

4、明確目標。明確如何通過學習完成每一步的目標，從易到難，達到小目標，最后實現大目標。目標越具體明確，越容易實現自己的理想；

篇3

[關鍵詞]氣候 物候 文學家 生命意識 中國智慧

[中圖分類號]I20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7326（2015）06-0152-07

在中外文學批評史上，不止一個人提到過氣候影響文學這一問題。法國19世紀著名批評家斯達爾夫人（1766-1817）在《論文學》一書里，在講到“北方文學”（英國、德國、丹麥、瑞典、蘇格蘭等國的文學）與“南方文學”（希臘、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等國的文學）之間的地域差別時說：“北方人喜愛的形象和南方人樂于追憶的形象之間存在著差別。氣候當然是產生這些差別的主要原因之一。”斯達爾夫人之后，法國另一位著名批評家丹納（1828-1893）在《藝術哲學》一書里，除了一再強調“精神氣候”（風俗習慣與時代精神）對文學藝術的影響，也提到過自然氣候對文學藝術的影響：“英國小說老是提到吃飯，最多情的女主角到第三卷末了已經喝過無數杯的茶，吃過無數塊的牛油面包，夾肉面包和雞鴨家禽。氣候對這一點大有關系。”自從斯達爾夫人和丹納提到氣候影響文學這一問題之后，在美國、日本等國家的文學批評界，也有學者提到這一問題。氣候影響文學這一提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這個發現無論是對文學批評來講，還是對文學創作來講，都有著不可低估的意義。它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揭示了自然環境對文學的影響，這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遺憾的是，斯達爾夫人等人并沒有就這一問題進行專門的、深入的研究，他們只是點到為止。氣候影響文學這個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兩個具體問題：一是氣候影響文學的途徑是什么？二是氣候影響文學的主要表現是什么？如果這兩個具體問題得不到解答，那么氣候影響文學的問題就只能是一個或然性的問題；如果解答了這兩個具體問題，氣候影響文學的問題就成了一個必然性的問題。關于氣候影響文學的主要表現問題，筆者已有多篇論文探討。①本文的目的，即在試圖解答氣候影響文學的途徑問題。筆者認為，要真正解答這一問題，必須借助氣候學與物候學的知識，必須借助中國智慧。

一、從氣候學與物候學的角度解答氣候影響文學的途徑問題

氣候是一種自然現象，文學是一種精神現象。氣候是不能直接影響文學的，它必須以文學家為中介，氣候只能通過影響文學家來影響文學。那么，氣候影響文學家的什么呢？可以說，既能影響文學家的身體，也能影響文學家的精神。換句話說，既能影響文學家的生命（包括健康狀況、壽命長短等等），也能影響文學家的生命意識（包括對生命的種種情緒體驗和理性思考）。就生命（或身體）這一方面而言，氣候對所有的人都能構成影響，文學家和普通人并沒有什么不同。真正有所不同的，是在生命意識（或精神）方面。正是在生命意識（或精神）方面，文學家對氣候有著特殊的反應。

（一）文學家的生命意識

所謂生命意識，是指人類對于生命所產生的一種自覺的情感體驗和理性思考，它包含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對生命本身的感悟和認識，例如對生命的起源、歷程、形式的探尋，對時序的感覺，對死亡的看法，對命運的思索等等，可以稱為“生命本體論”；一是對生命價值的判斷和把握，例如對人生的目的、意義、價值的不同看法，可以稱為“生命價值論”。人的生命意識的形成，是與人的時間意識同步的。時間是無限的，人的生命卻是有限的。面對有限生命和無限時間的矛盾，人們采取了各種各樣的應對方式，建立了各種各樣的思想和學說，形成了各種各樣的生命本體論和生命價值論。所以人的生命意識問題，從本質上來講，乃是一個時間問題。文學家的生命意識與普通人的生命意識，就其內涵來講是一樣的。但是表現不盡一樣。文學家的生命意識比普通人的更強烈，更敏感，也更細膩。尤其是對時序的感覺這一方面，文學家的優勢特別明顯。

時間的流逝是悄無聲息的，一般人對時間的流逝過程，通常是渾然不覺的。在多數情況下，人們之所以能夠意識到時間的流逝，之所以會有某種時間上的緊迫感或危機感，是因為受到某些生命現象的啟示或警惕。這些生命現象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類自身的生老病死，一是動植物的生長榮枯和推移變遷，即有關的物候現象。關于后者，英國學者弗雷澤說：“在自然界全年的現象中，表達死亡與復活的觀念，再沒有比草木的秋謝春生表達得更明顯了。”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人的生命，與自然界的動植物的生命是異質同構的。人的生老病死，與動植物的生長榮枯一樣，都體現了自然生命的節律。問題是，一般人對人類自身（尤其是對自己和自己身邊的人）的生老病死的反應是敏感的，對動植物的生長榮枯和推移變遷的反應則不夠敏感，甚至有些麻痹。多數情況下，似乎只有相關領域的專家（包括種地的農民）和文學家算是例外。然而相關領域的專家對于物候的反應，通常是一種知性的或理性的反應，而文學家的反應，則多是一種感性的或情緒的反應。例如種地的農民看到楊柳綠、桃花開、燕始來等物候現象，想到的是季節的早晚，以及農事的安排；文學家看到楊柳綠、桃花開、燕始來等物候現象，則會想到時間的流逝，并由時間的流逝，想到個體生命的流程、狀態、質量、價值和意義。晉代陸機《文賦》云：“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就是講文學家因四時物候的變化，引發了關于生命的或悲或喜的情緒體驗。郁達夫在他的散文《雜談七月》中寫道：“陰歷的七月天，實在是一年中最好的時候，所謂‘已涼天氣未寒時’也，因而民間對于七月的傳說、故事之類，也特別的多。詩人善感，對于秋風的慘淡，會發生感慨，原是當然。至于一般無敏銳感受性的平民，對于七月，也會得這樣謳歌頌揚的原因，想來總不外乎農忙已過，天氣清涼，自己可以安穩來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的緣故。”由此可見一般人和文學家對于物候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文學活動是一種生命體驗。文學家不僅能夠對動植物的生長榮枯和推移變遷等物候現象有著更敏銳、更細膩、更強烈的體驗，而且能夠用一種詩化的形式，把他們的這些體驗和感知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清代黃宗羲《景州詩集序》云：“詩人萃天地之清氣，以月露風云花鳥為其性情，其景與意不可分也。月露風云花鳥之在天地間，俄傾滅沒，而詩人能結之不散。常人未嘗不有月露風云花鳥之詠，非其性情，極雕繪而不能親也。”所謂“以月露風云花鳥為其性情”，就是指詩人能夠敏銳地、細膩地、強烈地體驗和感知動植物的生命律動；所謂“能結之不散”，就是指他們能夠抓住這種體驗和感知，并且把它用詩化的形式（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文學家對生命的體驗、感知和表現，又可以喚起或強化更多的讀者對于生命的感受、思考和體認。所以說，生命意識對所有思維健全的人都是重要的，對文學家尤其重要。一個文學家如果沒有敏銳、細膩而強烈的生命意識，不能算是優秀的文學家；一個讀者如果不能從優秀的文學作品中感受到生命的流程、狀態、質量、價值和意義，他（她）對于生命的體驗和思考，乃至他（她）的生命質量，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二）氣候與物候

文學家為什么對物候現象有著更敏銳、更細膩、更強烈的體驗？這與物候的特點有關，也與氣候的特點有關。

所謂氣候，按照《現代地理科學詞典》的解釋，是指“某較長時期內氣象要素和天氣過程的平均特征和綜合統計情況”。同氣候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它的周期性，一是它的地域性。氣候的周期性，導致物候現象的發生；氣候的地域性，導致不同的地區具有不同的物候現象。而所謂物候，按照《現代地理學科學詞典》的解釋，“是生物受氣候諸要素及其他生長因素綜合影響的反應”，用著名物候學家竺可楨的話來講：“就是談一年中月、露、風、云、花、鳥推移變遷的過程”。物候是隨氣候的變化而變化的，它的最大特點。就是具有時序性和地域性。通過物候，可以了解氣候的變化、時序的更替和各地季節的遲早，所以物候學也被稱為生物氣候學。

物候被稱作是“大自然的語言”。在大自然中。那些受天氣氣候條件的影響而出現的以一年為周期的自然現象，都屬于物候現象。物候現象是非常廣泛的，主要包括三種類型：一是植物（包括農作物）物候，如植物的發芽、展葉、開花、結果、葉變色、落葉，農作物的播種、出苗、開花、吐穗等現象；二是動物物候，如候鳥、昆蟲及其他兩棲類動物的遷徙、始鳴、終鳴、冬眠等現象；三是氣象水文現象，如初霜、終霜、初雪、終雪、結冰、解凍等等。物候這門知識，原是為了適應農業生產的需要而產生的。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為了掌握農時，早在周、秦時代，人們就開始了對物候的觀測，根據物候來安排農事。中國關于物候的記載，在世界上是最早的，《詩經》、《左傳》、《管子》、《夏小正》、《呂氏春秋》、《禮記》、《淮南子》等書，都有不少關于物候的記載。如《禮記?月令》講：“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玄鳥至。至之日……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這就是兩千多年前人們對黃河流域初春時的物候現象的一個概述。物候學最早是在中國產生的，中國是物候學的故鄉。

（三）物候的時序性與文學家的時序感覺

在中國，最早關于物候的記載，是成書于公元前六世紀的《詩經》。《詩經?豳風?七月》云：“四月秀萋，五月鳴蜩”；“八月剝棗，十月獲稻”；“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講的就是西周時期豳地（今陜西彬縣、旬邑一帶）的物候現象。而《秦風?蒹葭》之“蒹葭蒼蒼，白露為霜”，《邶風?北風》之“北風其涼，雨雪其霧”，《王風-黍離》之“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等等，講的則是西周時期的秦（今陜西中部、甘肅東部一帶）、邶（今河南湯陰一帶）和東周時期的洛邑（今河南洛陽一帶）的物候現象。這說明物候現象不僅影響到農業生產，也影響到文學創作；也說明文學家對于物候現象的感受、觀察和描寫，實際上要早于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

農民根據相關物候的出現來判斷季節的遲早，從而適時地安排農事。文學家則由相關物候的出現，感知時序的更替，從而引發種種關于生命的情緒體驗和理性思考。這是中國文學的一大特點，也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傳統。《詩經?唐風?蟋蟀》云：“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蟋蟀在堂”，這是西周時唐地（今山西曲沃一帶）秋天的物候。蟋蟀進屋了，一年的時光就所剩無幾了，詩人由此想到有限的生命正在一天一天地流失，于是主張及時行樂。但是又認為行樂也不能過分，還得顧及自己的責任：“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所謂“憂深而思遠也”。這就是文學家由“蟋蟀在堂”這一物候所引發的關于生命的情緒體驗和理性思考。所以筆者認為，物候與文學家的生命意識之間，是有必然聯系的，就像物候與農事之間有必然聯系一樣。中國文學有著3000年的歷史，其中有2900年是古代文學的歷史。古代文學作為農業社會的精神產品，它的題材、情感、思想、表現方法和形成機制等等，無不深深地打上了農業社會的種種印記。由物候聯想到時間，再由時間聯想到生命的流程、狀態、價值和意義，這是許多古代文學作品的一種形成機制。

物候所體現的是大自然的節律。人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人的生命同樣體現了大自然的節律。是什么東西把物候和文學家的生命意識有機地聯結起來了呢？筆者認為，是時間。物候所反映的是季節的遲早和時序的更替，它的實質是個時間問題；文學家的生命意識，是文學家對自身生命和時間的一種自覺，它的實質也是個時間問題。正是時間這個“節點”，把物候和文學家的生命意識有機地聯結起來了。因此，在文學作品中，物候的出現與文學家的生命意識的流露，可以說是一種因果關系。當文學家寫到物候的時候，多是為了表達某種對于生命的體驗或者思考；當文學家表達某種對于生命的體驗或思考的時候，往往離不開某些特定的物候現象的觸發。

綜上所述，正是氣候的變化引起了物候的變化，物候的變化觸發了文學家對時序的感覺（生命意識），文學家對時序的感覺（生命意識）被觸發之后，才有了文學作品的產生。氣候并不能對文學家的時序感覺（生命意識）產生直接的影響，它必須以物候為中介；物候也不能對文學作品產生直接的影響，它必須以文學家的時序感覺（生命意識）為中介。因此物侯與文學家的生命意識，就成為氣候影響文學的途徑。

二、用中國古代文論智慧解答氣候影響文學的途徑問題

解答氣候影響文學的途徑問題，除了借助氣候學與物候學的知識，還可以借助中國古代文論的智慧。筆者發現，早在南朝梁代，著名文學批評家劉勰（約466-約537）和鐘嶸（約467-約519）就曾經不自覺地涉及到這一問題。劉勰《文心雕龍?物色》云：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烏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圭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果”為日出之容，“漉漉”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骸毖Р莩嬤韻。

筆者認為，劉勰的這兩段話其實就是在講氣候與文學的關系，說得更具體一點，就是在講氣候影響文學的途徑問題。要真正理解這兩段話的意思，必須注意厘清以下三組概念（詞語）的內涵：一是“氣”、“陽氣”、“陰律”；二是“物”、“物色”；三是“心”、“情”、“悅豫之情”、“郁陶之心”、“陰沈之志”、“矜肅之慮”。

先看第一組概念（詞語）。“氣”這個字在漢語中的意思是非常豐富的。在《文心雕龍?物色》的這兩段話里，“氣”字一共出現了四次，“英華秀其清氣”的“氣”當是指氣味，“寫氣圖貌”的“氣”當是指氣氛，“天高氣清”的“氣”當是指天氣，這三個“氣”字似乎不難理解，那么，“陽氣萌而玄駒步”的“氣”是指什么呢？這需要聯系同一語境中的相關詞語來理解。先看“陰律”。劉勰講：“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玄駒”就是螞蟻，“丹鳥”就是螳螂，而“陰律”二字，就是指“陰氣”。詹瑛《文心雕龍義證》：“陰律，陰氣，古代用音律辨別氣候，所以也可以用‘陰律’代替‘陰氣’。”這兩句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春天）陽氣萌發而螞蟻行走，（秋天）陰氣凝聚而螳螂潛伏”。㈣劉勰這兩句話，從意思和句式兩方面來看，均源于漢代崔駟《四巡頌》：“臣聞陽氣發而鴿鷓鳴，秋風厲而蟋蟀吟，氣之動也。”陽氣萌發而鴿鷓（黃鶯）鳴叫，秋風凌厲而蟋蟀，這是講春秋兩季的兩種物候。這兩種物候的出現，正是由于氣候的變化，所謂“氣之動也”。清代宋犖《（明遺民詩）序》云：“譬諸霜雁叫天，秋蟲吟野，亦氣候所使然。”可以看作是對崔駟這幾句話的一個最切當的解釋。劉勰這兩句是由崔駟而來，崔駟是在講氣候問題，劉勰也是。再聯系“四時”這個詞來看。劉勰講：“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人感，四時之動物深矣。”當“氣”字與“四時”處于同一語境的時候，這個“氣’’字便是指氣候。所謂“微蟲猶或人感，四時之動物深矣”，意即小小的蟲子（螞蟻和螳螂）尚且受到氣候的感召，可見四時氣候對于生物的影響原是很深刻的。總之，當“陽氣”與“陰律”（陰氣）并舉，又與“四時”這個表示時令的詞出現在同一語境的時候，這個“氣”字，就只能是指“氣候”了。既然“陽氣”與“陰律”這兩個詞是指氣候，那么“春秋代序，陰陽慘舒”中的“陰”與“陽”這兩個詞，也是指氣候，因為它們和“陽氣”、“陰律”一樣，也是與“春秋”這個表示時令的詞組出現在同一語境里。

再看第二組概念（詞語）。“物”這個字，《說文解字》的解釋是：“物，萬物也。”本義是指客觀存在之“物”。王元化指出：“《文心雕龍》一書，用物字凡四十八處（物字與他字連綴成詞者，如：文物、神物、庶物、怪物、細物、齊物、物類、物色等除外），……這些物字，除極少數外，都具有同一涵義。……即《原道篇》所謂郁然有彩的‘無識之物’，作為代表外境或自然景物的稱謂。”由此可見，劉勰《文心雕龍?物色》所講的這個“物”，是指“自然景物”。需要指出的是，“自然景物”不可籠統言之。按照物候學的觀點，自然景物有隨四時氣候的變化而變化者，也有不隨四時氣候的變化而變化者。前者為物候，后者為一般的自然景物。例如《文心雕龍?物色》中所講的“物”，就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而是指物候。要理解這一點，必須搞清楚“物色”的含義。“物色”這個詞，最早出于《淮南子》、《禮記》等書。《淮南子?時則訓》云：“仲秋之月，……察物色，課比類。”《禮記?月令》云：“仲秋之月，……察物色，必比類。”可見“物色”這個詞是和季節聯系在一起使用的。又梁蕭統《文選》“賦”的“物色類”中，收有《風賦》、《秋興賦》、《雪賦》、《月賦》四篇，唐李善注云：“四時所觀之物色之賦。”“物色”的定語為“四時所觀”，可見“物色”是隨四時的變化而變化的自然景色，即物候，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大凡隨四時的變化而變化的自然景物，即屬于物候學所講的“物候”。劉勰這兩段話是在講“物色”，其實就是在講物候。例如：“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是講物候隨四時氣候的變化而變化，講物候對人的影響；“歲有其物”，是講物候的周期性（以一年為周期）；“物有其容”，是講不同的物候具有不同的季相（也就是不同的色彩和形態），而‘‘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則是講特定氣候環境下的物候現象，不是講一般性的自然景物。至如“‘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日出之容，‘漉漉’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骸學草蟲之韻”等等，也都是在講特定氣候條件下的物候現象，而不是講一般性的自然景物。

再看第三組概念（詞語），即“心”、“情”、“悅豫之情”、“郁陶之心”、“陰沈之志”、“矜肅之慮”。這一組概念或詞語，是指文學家的主觀感受，也就是劉勰《文心雕龍?明詩》所講的“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中的“七情”，亦即喜怒哀懼愛惡欲，這個不難理解。問題是，文學家的主觀感受是有具體指向的，所喜者何？所怒者何？所哀者何？所懼者何？等等，是不可以籠統言之的。應該說，這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人的情感也是有季節性的。陸機《文賦》云：“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所謂“嘆逝”，就是感嘆時光的流逝。時光周而復始，今年花開葉落，明年還會花開葉落，但人的生命卻不能周而復始，今年見到花開葉落，明年不一定還能見到花開葉落。此即所謂“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所以“嘆逝”具體來講就是感嘆人的生命在一天一天地流逝。這就是人的生命意識。人的生命意識是人的一種人文積淀，其中既有人類集體的記憶，也有個體的體驗和思考，它是長期形成的，久存于心的，并不是此刻才孕育的。通常情況下，人不可能每時每處都想到生命問題，人的生命意識沉潛在人的意識深處，它需要某種感召，某種觸發，才能被激活起來。所謂“喜柔條于芳春”，是說看見早春剛剛抽芽的柳條這一物候，感到新的一年又開始了，新的一年預示著新的希望，預示著生命的新的起色，所以為之欣喜。所謂“悲落葉于勁秋”，是說看見深秋紛紛而下的落葉，感到一年的時光又將過去，自己的生命又老了一歲，離死亡的大限又近了一步，所以為之悲傷。這就是“瞻萬物而思紛”。所謂“萬物”，在這里就是指不同季節、不同時令的物候；所謂“思紛”，就是指由不同季節、不同時令的物候所觸發的關于生命的種種情緒體驗和理性思考。所以說，人的“七情”是有具體指向和具體內涵的，是有季節性的，不可籠統言之。同樣，劉勰所謂“獻歲發春”、“滔滔孟夏”、“天高氣清”和“霰雪無垠”是說四時物候，而“悅豫之情”、“郁陶之心”、“陰沈之志”和“矜肅之慮”，則是與四時物候相對應的關于生命的體驗和思考。物候乃四時之物候，具有季節性和時令性，文學家因物候的變化而觸發的生命意識也具有季節性和時令性。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中的“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和“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這幾句話，實際上涉及到以下三組關系：一是“氣候”（陰陽）與“物候”（物色）的關系，二是“物候”（物色）與人的生命意識（心或情）的關系，三是人的生命意識（心或情）與文學（辭）的關系。由此可見，劉勰對于氣候影響文學這一問題的認識，實際上要比斯達爾夫人全面得多，也具體得多，只是歷來研究《文心雕龍》的學者未曾察覺而已。歷來研究《文心雕龍》的學者，只注意到第二、第三組關系，而忽略了第一組關系。例如，劉綬松《文心雕龍初探》講：…情以物遷，辭以情發’這兩句很扼要地闡釋了自然環境與文學的密切關系。只有真正地對自然環境有了深刻的感受，而這種感受迫使人們不得不用藝術語言（辭）將它表現出來，這樣產生出來的作品，才能夠具有感人的力量。”劉大杰《中國文學批評史》講：…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兩句，扼要地說明了人們的感情隨著自然景物的變化而變化，而文辭則又是由于感情的激動而產生的。”他們都強調文學（辭）是由于感情的激動而產生的，而感情又是隨著自然景物（物色）的變化而變化的，但是他們都不曾意識到，自然景物（物色）又是因為什么而變化的呢？其實這個問題劉勰已經觸及到了，這就是“春秋代序，陰陽慘舒”，就是“陽氣萌”和“陰律凝”，也就是氣候的變化。氣候的變化（春秋代序，陰陽慘舒）引起物候的變化（物色之動），物候的變化（物色之動）觸發文學家的生命意識（心亦搖焉，情以物遷），文學家生命意識的觸發（心亦搖焉，情以物遷）導致文學作品的產生（辭以情發）。這就是氣候影響文學的機制。劉勰的表述本來是完整的，后人的闡釋反而不夠完整。

當然，也不能責怪后人思慮不周，或者“失察”，因為劉勰本人的主觀意圖并不在講氣候與文學的關系，而在強調“以少總多”的創作原則，反對“文貴形似”的錯誤傾向，倡導“物色盡而情有余”的藝術效果，也就是主張文學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統一。所以筆者認為，劉勰只是觸及到了氣候與文學的關系，但是并沒有意識到這種關系的重要性，更沒有對這種關系進行專門的研究。

劉勰之后，梁代另一位著名批評家鐘嶸在他的《詩品序》里，也觸及到了這個問題：“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這里的“氣”，也是指“氣候”。郭紹虞主編的《中國歷代文論選》一書在講到鐘嶸這四句話時，就是這樣解釋的：“氣，氣候。這四句說：氣候使景物發生變化，景物又感動著人，所以被激動的感情，便表現在舞詠之中。這是講詩歌產生的原因。”把“氣之動物”的“氣”解釋為“氣候”，這是應該予以肯定的。當然，這條解釋也有兩個不足之處。一是把鐘嶸這里所講的“物”籠統地解釋為“景物”，二是把他這里所講的“性情”籠統地解釋為情感。實際上，鐘嶸這里所講的“物”，并非一般性的景物，而是指“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等四時物候；鐘嶸這里所講的“性情”，也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指由物候所觸發的關于生命的種種體驗和思考，包括“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以及逐臣去國的悲哀，棄婦離宮的傷痛，將士久戍不歸的惆悵，思婦獨守空房的幽怨等等，而這種種的體驗和思考，其實就是文學家的生命意識。

篇4

關鍵詞： 吳時來 生平 仕履

吳時來是明朝嘉靖至萬歷年間的賢臣，也是明代著名的軍事家、改革家、文學家。他一生坎坷，政績斐然，在文學方面也很有造詣。然而對于其生平仕履等方面的具體情況，至今仍然沒有得到系統梳理。為此，筆者依據相關文獻，對吳時來的生平、仕履等情況作一番初步考索，以期更全面地了解吳時來其人。

吳時來，字惟修，初號寤齋，后改為“悟齋”，仙居人。

《明史·吳時來才傳》載：“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民國）臺州府志》（以下簡稱《府志》）卷一Ο三《人物傳》載吳時來事跡云：“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光緒仙居志》（以下簡稱《仙居志》）卷十三《人物傳上》云：“吳時來，字惟修，號悟齋。”明林一煥《吳忠恪公行狀》（以下簡稱《行狀》）載：“公初號寤齋，蓋思太夫人產公之難，而取莊公寤生之意也。”由是可知，吳時來字惟修，號悟齋，仙居人。

生于嘉靖六年（1527）四月。

《行狀》載：“公諱時來，字惟修，生于嘉靖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辰時。”

幼年聰穎，能詩文，童子試奪魁。

《行狀》曰：“公七歲，豐神秀發，穎悟過人，書經目輒成誦。……族有駭公者，見屏山野火，呼公試之曰：‘半塊火能燒千仞山’，公矢口對曰：‘一粒谷可種萬畝田’，族大奇之。”《仙居志？人物志》亦載：“甫長，赴童子試。陳郡守堯奇其文，擢冠六邑。”

嘉靖二十八年（1549），鄉試中舉。

《行狀》載：“乙酉科試……與叔見平公炳庶同舉于鄉，公報獨遲，太封君默默坐于庭，忽庭前有氣直沖于天，其聲若雷，其色若絢，眾聚觀之，慰太封君者美公，留作狀頭之兆……傾報至，方知公秉天地正氣，即于此時已充塞矣。”《行狀》之“乙酉科”，即為嘉靖二十八年的鄉試。《仙居志》亦載：“嘉靖乙酉，與從叔炳庶同舉鄉試，獲雋之夕，有氣自庭亙天，聲若雷，色甚絢，經時不散。”

嘉靖二十九年（1550），以疾不第。

《行狀》載：“庚戌榜，公以疾不第。”《仙居志》載：“庚戌炳庶聯捷，時來下第。”《府志》亦載：“嘉靖二十八年，與從叔父炳庶同舉鄉試，次年炳庶捷南宮，時來下第。”可知庚戌乃是嘉靖二十九年。

嘉靖三十二年（1553），進士及第，授以松江推官，抵抗倭犯境。

《明史·吳時來傳》載：“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松江推官，攝府事。”《行狀》載：“釋謁，就松江司理。”《府志》亦載：“登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松江推官，攝府事。”

吳時來任職期間，初顯才能，抵抗倭犯境，保城護民。《明史·吳時來傳》載：“倭犯境，鄉民攜妻子趨城，時來悉納之。客兵獷悍，好剽掠，時來以恩結其長，犯即行法，無嘩者。賊攻城，驟雨，城壞數長。時來以勁騎扼其沖，急興版筑，三日城復完，賊乃棄去。”《行狀》中亦詳細載：“時當倭奴寇松甚急，公奉按臺檄，監軍攝城守，城外士女奔迸入城，有議鍵關止之，公獨曰：‘城外非吾民乎？開關悉入，與之居處，濟之藥餌，存活數萬人，松人至今祀之。寇猝至，攻城西南隅，驟雨城壞，當事與守城者皆股栗，公戒以死守，齊以箭弩，當其沖。詰朝，公弛一騎出，眾張膽隨之，城立完。”《仙居志》與《府志》皆提及此事，可知此戰使時來名聲大噪。

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召拜刑科給事中，劾罷兵部尚書許論、宣大總督楊順、御史路楷等嚴嵩黨人，遭嚴嵩記恨，遣使琉球，未行。

明鄭曉《鄭端簡公奏議》卷十二“刑部類”載：“（嘉靖）三十五年九月，行取到京，選授刑科給事中。”可知吳時來于嘉靖三十五年九月任刑科給事中。《明史·吳時來傳》載：“擢刑科給事中，劾罷兵部尚書許論、宣大總督楊順及巡按史路楷，皆嚴嵩私人，嵩疾之甚。會將遣使琉球，遂以命時來。”《仙居志》亦載：“擢刑科給事中，劾罷兵部尚書許論、宣大總督楊順及御史路楷，皆嚴嵩私人也。嵩恙甚，欲置之死地，會將遣使琉球，遂以命時來。”按：吳時來琉球之行未成，詳下考。

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月，劾嚴嵩，遭貶橫州。

《明史·吳時來傳》載：“（嘉靖）三十七年三月，時來抗章劾嵩……于是嵩疑階主使，密奏三人同日構陷，必有人主之，且時來乃憚琉球之行，借端自脫。帝入其言，遂下三人詔獄，嚴鞫主謀者……主獄者乃以三人相為主使讞上。詔皆戍煙瘴，時來得橫州。”文有“時來乃憚琉球之行，借端自脫”之語，知上一年時來遣使琉球未能成行。

隆慶元年（1567），世宗駕崩，穆宗繼位，詔吳時來回，委以重任。時來薦譚綸、俞大猷、戚繼光等人，不久，擢順天府丞。

《明史·吳時來傳》載：“隆慶初，召復故官。進工科給事中。條上治河事宜，又薦譚綸、俞大猷、戚繼光……帝皆從之。撫治鄖陽。……帝免喪既久，臨朝未嘗發言，時來上保泰九札，報聞。尋擢順天府丞。”《明通鑒》、《行狀》、《府志》亦有類似記載。

隆慶二年（1568），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

《明史·吳時來傳》載：“隆慶二年，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府志》載：“隆慶二年，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操江向多家兵，時來首自裁革，并汰陸兵之抗悍者，歲省銀數萬。”《行狀》亦有詳細的記載，以此知吳時來隆慶二年有南京右僉都御史之任。

隆慶二年（1568）三月，移巡撫廣東，因薦人過多，被劾免職，回籍閑居十六年。

《臺州府志》載：“隆慶二年三月，移巡撫廣東，將行，薦所屬有司至五十九人。給事中光懋等劾其濫舉。”《明史·吳時來傳》載：“移巡撫廣東，將行，薦所屬有司至五十九人。給事中光懋等劾其濫舉。會高拱掌吏部，雅不喜時來，貶云南副使。復為拱門生給事中韓楫所劾，落職閑住。”

《行狀》載：“公歸肅然，居無完屋，督耕瘠田數十畝，葛巾布衣，恂恂一書生耳……恬居林下一十六年。”《仙居志》亦云：“降云南副使，尋落職，閑住家居十六年。”

萬歷十二年（1584），起補湖廣副使，升左通政，歷吏部左侍郎。

《明史·吳時來傳》載：“萬歷十二年，始起湖廣副使，俄擢左通政，歷吏部左侍郎。”《行狀》載：“萬歷十二年，今上鑒公忠誠有素，詔起原職，除通政使。……尋轉大理卿，復刑、吏二部侍郎，乃拜御史大夫。”《府志》亦云：“萬歷十二年始起湖廣副使，俄擢左通政，歷吏部左侍郎。”《仙居志》亦載此事，可知吳時來閑居十六年后，于萬歷十二年復職。

萬歷十五年（1587），拜左都御史，劾誠意伯劉世延。

《明史·吳時來傳》載：“（萬歷）十五年，拜左都御史。”《明通鑒》卷六十八載：“萬歷十五年二月，吏部左侍郎吳時來為左都御史。”《仙居志》亦云：“（萬歷）十五年，拜左都御史，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誠意伯劉世延怙惡，數抗朝令，時來劾之，下所司訊。”

萬歷十八年（1590），為多人所劾，連乞休歸，未出都而卒，贈太子太保，謚忠恪，尋被奪謚。

《明通鑒》卷六十九載：“（萬歷十八年）五月，吳時來罷。時來初以直竄聲振，挫折沉淪十余年，晚節遂不能自堅。自趙南星劾后，言官交論之，乃乞休去。”《行狀》載：“卒于萬歷十八年五月初十日戌時，由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恪。”《仙居志》亦載：“十八年五月，乞休歸，未出都，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保，謚忠恪。”然“忠恪”之謚不久被奪，《明史·吳時來傳》載：“時來初以直竄，聲振朝端。再遭折挫，沉淪十余年。晚節不能自堅，委蛇執政間。連為饒伸、薛敷教、王麟趾、史孟鱗、趙南星、王繼光所劾，時來亦連乞休歸。未出都，卒，贈太子太保，謚忠恪。尋為禮部郎中孔兼所論，奪謚。”明鮑應鰲《明臣謚考》卷上亦載：“忠恪：吳時來左都御史，萬歷年謚號，追奪。浙江仙居縣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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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夏燮.明通鑒[M].上海：中華書局，1959.

[3]喻長霖.（民國）臺州府志[M].臺灣：成文出版社，1936.

篇5

白居易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詩人重寫實,尚通俗,他提倡“文章合為時而作,歌詩合為事而作”,詩作通俗易解,廣為流傳。有“詩魔”與“詩王”之稱。目前,學術界對于白居易的詩歌思想和藝術成就方面的研究成果頗豐,而對于白居易詩作中滲透的教育思想有所忽視。筆者在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探討白居易的教育思想,并從中映射出詩人關懷教育的偉大情懷,對當今的教育事業也有所裨益。

一、性習論

白居易于公元800年2月14日在高郢榜下擢進士第。在《省試性習相遠近賦》中,他以“君子之所慎焉”為主旨,對“性”與“習”進行了頗有見地的闡述。他首先認為“德以慎立,性由習分”,“原夫性相近者,豈不以有教無類,其歸于一揆?”由于“性”相近,人們就歸于一類,然而,由于習相遠,條件和途徑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效果。“習相遠者,豈不以殊途異政,乃差之千里?”人們在“習”方面產生不同的結果是有原因的,“俾流遁者,反迷途于騷人,積習者,尊要道于君子”,正是由于尊道才使人們形成了良好的道德行為習慣。但是道不是先天而生的,“圣由志學,必切問而近思。在乎積藝于黍累,慎言行于毫厘”。所以道的目標境界有賴學習與探討并且在平日的言行中養成。

很顯然,在“性”與“習”這一傳統的教育哲學的范疇問題上,白居易追尋戰國后期思想家荀子,重視后天的學習與交往,但又不乏對精神心理的主體因素給與關注,豐富了孔子的人性論觀念。對于如何才能使“習”更為經濟有效,白居易提出了如此的看法:“如得其門,志彌篤兮,性彌近矣。……勿謂習之近,循跡而相背重阻,勿謂性之遠,反真而相去幾許”。這種情況就好像“一源派別,隨混澄而或濁或清;一氣脈分,任吹煦而為寒為暑”。所以,學習首重立志定向,掌握津要,重視發揮學習者的個性心理。成功的學習者感知考釋、致思領悟都應有章法、循階段,而不是隨性放任。“是以君子稽古于詩習之初,辯惑于成性之所”。但是“性者中之和,習者外之徇。中和思域馴致,外徇戒于妄進”,如果人們不遵守學習的順序及合理方法就會適得其反。“非所習而習,則性傷,得所習而習,則性順”。 在學習過程中,德智交織,習與性成。因此,要著眼于在學習經歷中心性健全及道性修養的提升。“圣與狂,由乎念與罔念,福與禍,在乎慎與不慎”。另外人們還要具有認識的工具及方法,不是隨波逐流,任人牽制。也就是說“率道為本,見善而遷”,“誡于以往,審進退于未然。故得之則至性大同,若水濟水也”[2]536-537。但同時,他又根據自身的學習體驗,并汲取以往思想家,尤其是道玄學者的思想精華,在學習的內在機制及操作性程序方面有所深化,有一定認知學派的學習論因素。在對“性”與“習”的論述中,可以看到白居易對儒家思想的態度。他認為只有遵循大道,才能形成正確的性與習關系認識及實踐手段。

白居易年輕時推崇儒家思想,認為令才能統一國家,國家依靠儒學,當政者要遵循圣人要道;壯年時又吸納了道家的思想,認同“人儉樸”和“俗清”的思想。但在元和十年(815年)受貶以后,他的思想發生了轉變,由“達則兼濟天下”轉為 “窮則獨善其身”。元和十四年(819年)他任四川忠州(今重慶忠縣)刺史,又具有了“兼濟天下”的想法,而此時他的思想已逐漸由尊儒排佛轉向了儒、釋、道三教調和,“闡揚三教”[2]539。太和元年(827年),白居易出任秘書監,在《三教論衡》中,承認三教鼎立,而著意匯通儒釋,聲稱儒釋名教有異同,所謂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這些思想其實在他對“性”與“習”的見解中就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二、重視學校教育

白居易在《救學者之失》中,對當時學校教育現狀進行了描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學者,教之根,理之本”,設“庠序以崇儒術,張禮樂而厚國風”。通過學校教育以教育民眾,實為理想政治實現之要圖。“化人動眾,學為先焉,安上尊君,禮為本也。故古之王者,未有不先于學,本于禮,而能建國君人,經天緯地也”。學校教育是國家政治的根本,是君王君臨天下的基礎,所以人們要重視學校教育。

然而在當時的教育現實中卻出現了種種消極現象。國家“命太常以典禮樂,立太學以教詩、書,將使乎四術并舉而行,萬人相從而化”,但是太學生徒誦讀詩書卻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執禮樂之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與孝之義不彰;失其情,則合敬同愛之誠不著”。這樣下去,就會出現“去本而從末,棄精而得粗”的境況,從而導致學校教育質量下滑,禮樂淪喪。這種情況的出現與教師的素質及能力有關,“官失其業,師非其人,故但有修習之名,而無訓道之實也”。所以,學校教育振興的基礎在于教師,必須要審核為師者的才能,考查教師的教學才能,“辨教學之是非,俾講詩者,以六義風賦為宗,不專于俎豆之數”。教師要能靈活地運用教材。“學樂者,以中和友孝為德,不專于節奏之變”,這樣教師的教學才能切實做到“詩、書無愚誣之失,禮樂無盈減之差”,才能保證“睹之者,莫不承順,聞之者,莫不率從”。[2]535-536只有圣賢道統的思想會擴及于社會,教益惠及于民眾,才能保證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發展。

關于教育與政治之間的關系,白居易認為教育對于國家政治與社會穩定的作用,把教育的教化作用與“建國君民”聯系起來。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他高度重視學校教育的功能意義,把教育事業當成一項公共事業來辦,至少也應該是準公共教育事業。這是難能可貴的,但是,如果認為教育于社會的建設與發展是萬能的話,則又陷入“教育萬能論”,顯然是夸大了教育的社會作用。

三、德行修養論

白居易的生平命運是和文章聯系在一起的,他由于文章而出名,也由于文章而得罪人,正所謂“成也文章,敗也文章”。當時他的詩作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力。他理想中的大丈夫就是那些能守能等、能進能退的人物。對于理想中的人物,他在《動靜交相養賦并序》中提出了德行修養理論,對于道德教育實施的條件和途徑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白居易看到“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于動,有失于靜,斯由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他從世界觀的高度來認識個體道德修養問題,認為“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常性、常道就是具有規律性的本質特征,其中道也有動與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兩傷而交病”。他引用莊子“智以養恬”以及《周易》的“蒙以養正”,觀察天文可以得知,“日明則月晦,日晦則月明。明晦交養,晝夜乃成”。在四季交替中,“陽進則陰退,陽退則陰進。進退交養,寒暑乃順”,大自然就是遵循這樣的發展順序來運行的,這就是自然之道。

白居易根據自然界的變化,推論到教育問題,就如何進行道德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說:“且躁者,本于靜夜。斯則躁為民,靜為君。以民養君,教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為了以動養靜,就要對人民進行教化,進行情感陶冶。而且“生于無也,斯則無為母,有為子;以母養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理明矣”。人們也可以靜來養動,“動之為用,在氣為春,在鳥為飛,在舟為楫,在弩為機。不有動也,靜將疇依”,但是“靜之為用,在蟲為蜇,在水為止,在門為鍵,在輸為柅。不有靜也,動奚資始則知?則動兮靜所伏,靜兮動所倚”。[2]537-538所以,動與靜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白居易認為當時的人們“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時,動必為兇;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為賤”。他呼吁人們要把握時機,正確處理動與靜的關系。他用動靜得時的觀點作為自己的人生哲學基礎,在《與元九書》中,又說:“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云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廖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2]550在道德教育中,要把知情意行統一于道德教育的過程中,既有靜態的知(道德認識)、情(道德情感)和意(道德意志)這些主觀認識和內心體驗的精神力量,更有道德行為實踐,即“行”,這是衡量德性高低好壞的根本標志。

白居易基于人生的理想對教育培養目標進行了設計,勾勒了一幅教育的圖景,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在離亂社會中的一種不安定的社會心態。他對理想人物品格修養的思考雖然比擬于自然現象,特別是自然地理、物候交替的規則,難免有附會生硬之嫌,但與神秘的先驗論及圣人說教的偶像崇拜相比,多少帶有自然主義物質性特征,更具客觀性,是一種思想方法的進步。同時,他關于道德修養的觀念本身也具有德育原理的價值及精神意義。

四、女子平等觀的教育意義

我國自古奉行“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天生就該是賢妻良母,主內庶務,這無疑是對女子能動性發揮的致命的桎梏。白居易生活在文明開化的唐代,雖說是相對開放的年代,但是,女子的地位仍然較男子低了好多。而詩人在當時把女性的地位抬到了與男子平等的地位,實屬難能可貴。白氏以女性為素材的詩有210余首,《長恨歌》中更將楊玉環提高到與唐玄宗平等的地位,在愛情里是平等的男女雙方。《琵琶行》中,詩人直接與琵琶女對話,末尾寫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把自己與琵琶女看為自己的風塵知己,與她同病相憐。這更是將在唐代社會恪守士農工商價值觀念背景下“老大嫁作商人婦“的歌女地位抬到了很高的位置。

從白氏對于女子地位的關注,我們可以看出,詩人心中對于男尊女卑的觀念是很淡薄的。這對于封建社會婦女長期處于被壓迫地位的倫理道德與綱常禮教,是無情的打擊。即使到當今,女性也沒有完全實現獨撐“半邊天”。在一些職業里,對于女性的歧視是很明顯的。一些偏遠農村,女子受教育的權利還沒有絕對的保障。家長對于女子受教育,認為是無用的。所以,女子受教育的絕對意義上的平等權還沒有完全實現。追溯到唐朝的白居易,詩人倡導的女子與男子享有平等地位的觀念,是頗具積極意義的。對于今天婦女的解放和女子生來就應該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尤其是受教育的權利,有積極的意義,值得我們現代教育研究者反思與借鑒。

五、余論

白居易以文學家馳名于世,本非專業或職業教育家,但他的經歷及詩文創作卻關涉教育,并以不同方式作用于教育。這真可謂教育與文學溝通的趣聞佳話,當然仍與他的教育觀點主張是有所聯系的。

唐代科舉初步形成了“三級設考”的基本程序:鄉試、省試和吏部試。在三級設考中,僅省試相對規范,即使是省試也“行卷”請托之風盛行。其實這倒表明唐代科舉考試仍有漢代察舉制、魏晉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余緒,薦舉的成分仍然存在,并非純粹意義上的考試。所謂“行卷”,也稱“投卷”、“投贄”、“贄謁”、“獻所業”等,即考生在考前將自己的得意之作投送至主考官門下。如此,一則可形成先入為主的印象,二則又可形成“座主”與“門生”的關系。白居易在參加京城長安尚書省禮部舉行的“春闈”省試之前,以詩作作為行卷投送至考官,由于其詩文的水準質量而留下絕佳印象。據王定保撰《唐摭言》卷七第81頁記載:“白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謁顧況。況謔之曰:‘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友人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嘆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耳。’”[3]219 又據唐人張固所著筆記體裁典籍《幽閑鼓吹》所載“白尚書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顧覩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即嗟賞曰:‘道得個語,居及易矣。’因為之延譽,聲名大振。”[3]219

兩處所述史實相同,可作信史,一直作為唐代科舉程序中的鮮活案例,生動有力。從中均能體現出青年白居易詩歌的上乘水平,可謂初出茅廬,既嶄露頭角,又與教育結下不解之緣。

白居易詩作風格獨特,其文風重寫實,尚通俗平易,他的詩作誦讀吟詠中的明快易懂,婦孺皆知,流傳甚廣,是不可磨滅的寶貴文化遺產,同時也具有深刻的教育寓意及其影響力。詩詞是唐代科舉的重要考試科目,士子們爭相學習。這時詩詞大師不可勝數。憲宗年間(806~820年),大詩人元稹和白居易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世稱“元白”。白居易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強調繼承《詩經》風雅比興的傳統和杜甫的創作精神。他的詩語言通俗,相傳老嫗也能聽懂,其流傳之廣泛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他在科舉中的詩文,成了禮部、吏部選拔人才標準試卷的參考答案,是官學和私學的重要教材。各級學校,包括鄉校、村校兒童都能諷誦他的詩。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的過程中,經常見到白居易的詩句,無論是士庶、僧徒還是婦女的口中,都吟誦他的詩句。民眾對白居易詩句的喜愛程度,反映出唐代詩詞之普及。士子們爭相學詩,拜在名師門下,鄉學中詩學之興盛下文可證:

長慶末,浙東觀察使元稹,為白居易集序曰:……予遣掾江陵(今湖北省境內),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體及雜體,前后數十詩。是后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泊自長安中 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辭,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喻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侯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其繕寫模勒,衍賣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予嘗于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白居易號)、微之(元稹號)詩。”固亦不知予為微之也……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光者。①

篇6

在19世紀的世界，女性接受教育并不是一件普遍的事。不過出生于1868年7月4日的亨利埃塔?斯旺?利維特比較幸運，她做牧師的父親讓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892年，亨利埃塔?斯旺?利維特從拉德克利夫學院（現已并入哈佛大學）畢業，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大學期間，她還在哈佛大學天文臺學習了天文學課程，并在第二年參加了天文學研究生課程。然而，在上大學后不久就開始的疾病使她幾乎完全失聰。

19世紀80年代后期，哈佛大學天文臺開啟了一項記錄天空中每個星星的位置、亮度和顏色的巨大項目。當時，天文臺主任愛德華?查爾斯?皮克林的助手辭職，畢業后就失業的亨利埃塔?斯旺?利維特于1893年得到了這個職位，負責給世界各地的天文望遠鏡拍攝的星空照片中的恒星計數并編目，但是沒有薪水。

亨利埃塔?斯旺?利維特每天都重復著檢查照相玻璃板，然后計算、測量、在登記簿中記錄觀察結果的工作。這項工作非常乏味，需要異乎尋常的耐心和細心。這些玻璃板非常易損，目前只有約50萬張保存了下來。

大約7年后，她的工作終于得到了認可，成為一名正式的工作人員，每小時的薪水是30美分。然而，與其他女性一樣，她被禁止使用望遠鏡。愛德華?皮克林安排她專門負責在麥哲倫云中尋找變星。這項工作的主要內容是對比同一片天空的兩張玻璃底片，一張是記錄恒星亮度較暗時的負片，一張是記錄恒星較亮時的正片。亨利埃塔?斯旺?利維特要將兩張底片上的恒星仔細排列，并用放大鏡依次檢查每顆恒星。這些恒星亮度的任何變化都會表現為較暗恒星周圍的白色小

光暈。如果她發現這類光環，就記錄相應的恒星的位置，并調取同一天區數周或數月以來的玻璃底片，尋找其變化規律。

亨利埃塔?斯旺?利維特非常擅長這項工作。她可以用自己獨特的方法系統地在成千上萬的玻璃底片中連續工作幾個小時。此時，她已經完全失聰。據說，皮克林會帶領參觀者到她工作的地方看她工作，但她因為失聰而對此一無所知。這也正好讓她可以更加集中精神工作。普林斯頓大學的一位天文學家在給愛德華?皮克林的一封信中說：“利維特小姐在尋找變星這項工作中的角色無人能及。”

她做這項工作大約有10年，在麥哲倫云中發現了1777顆變星。更天才的是，她發現，恒星較亮時脈沖緩慢，較暗時脈沖迅速。她認為麥哲倫云中的所有恒星與地球的距離應該大致相同，所以如果她知道脈沖率，就可以計算恒星的亮度。她在工作中注意到，小麥哲倫云中的一些變星光變周期越長，絕對星等也越高。如果她能準確地測量這種變星的亮度，就可以計算出那顆恒星或包含這些恒星的星座與我們的距離。所以，只要找到一個準確的光度，這些變星就可以作為標準燭光，測量整個星座的位置。1908年，她在哈佛大學天文觀測臺發表了初步研究結果。4年后，她寫了一份后續文件，證實了她的發現：造父變星從明亮到暗淡的變化呈明顯的周期性。

在利維特之前，天文學家主要用視差來確定恒星之間的距離。使用這個方法，他們要在不同的時間，例如相隔6個月，拍攝同一恒星的圖像，然后根據兩次拍攝時地球所處的位置之間的距離和地球的兩個位置與恒星構成的角度來計算地球與恒星的距離。這種方法在計算距地球10萬光年以內的恒星的距離時是準確的。 亨利埃塔?斯旺?利維特（右）與另一位女天文學家安妮?坎農（左），1913年。

丹麥天文學家赫茨普龍使用視差法在1913年確定了幾個造父變星的距離，并校準了利維特定律。現在，天文學家通過測量造父變星的周期和表觀亮度，就可以確定其真實亮度，并計算出其

距離。利用校準后的利維特定律，天文學家可以確定1000萬光年之內的天體與地球之間的距離。

在利維特所處的時代，大多數天文學家認為銀河系就是整個宇宙。在1923年至1924年，埃德溫?哈勃和米爾頓?赫馬森通過設置在威爾遜山上的新的100英寸（254厘米）胡克望遠鏡發現了一個暗弱的螺旋形星云仙女座（M31）的造父變星。他們使用利維特的方法確定了仙女座星云的距離，令人驚訝的是，仙女座與我們的距離遠達250萬光年！y河系直徑只有大約10萬光年，所以仙女座不可能位于銀河系內，它很可能是一個單獨的星系。

哈勃和赫馬森又在其他幾個星云中發現了造父變星，通過計算，發現這些星云也是分離的星系。他們得出結論，銀河系只是宇宙中許多星系中的一個！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在我們可見的宇宙中有超過2000億個星系。

1927年，比利時天文學家喬治?亨利?約瑟夫?愛德華?勒梅特（他還是一名牧師）使用哈勃和赫馬森的數據和廣義相對論，做出了一個更奇怪的預測――我們的宇宙正在膨脹。兩年后，哈勃獨立發表了星系紅移與距離之間的線性關系。1931年，勒梅特提出，我們現在的宇宙始于大爆炸。也就是說，亨利埃塔?斯旺?利維特的突破，開啟了20世紀的宇宙革命。

篇7

此前，超新星爆炸也被用來解釋大規模的滅絕。在上新世——更新世交界時期海生浮游生物世界范圍滅絕的例子中，存在著一些支持的證據：在對那個時期的海洋沉積物的研究中發現了超量的鐵—60，超新星爆發產生的一種放射性同位素。天文學家所不知道的是，那時候是否有離地球足夠近的超新星爆發。

現在，Benítez認為，那個毀滅性的超新星可能產生于由熾熱、年輕的恒星組成的天蝎—人馬座星協，一個充斥著恒星爆發的小集團。現在，這個星協距離地球450光年，但是對于歐洲喜帕恰斯天文衛星觀測數據的最新分析表明，在過去它可能距離地球很近。Benítez認為，有一顆超新星在僅僅100光年外爆發——近到產生的高能宇宙射線足以損害地球，破壞地球的臭氧層。此外，根據已知的類似于天蝎—人馬座星協中超新星的產生率，巴爾的摩市空間望遠鏡研究所的合作者Jesús Maíz-Apellániz計算出在過去1千1百萬年中那里至少有大約20次爆發。

盡管海洋沉積物中鐵—60的總量大致上與Benítez所認為100光年外超新星爆發（的假設）相符合，Benítez認為還要進一步研究以確認絕大多數的鐵元素沉積在滅絕發生的時期。

幾位德國天文學家近日表示，他們在對一些天文學和地質學資料進行研究之后發現，200萬年前一顆正處于爆炸期的星球差一點兒就將地球上的臭氧層炸飛并導致地球面臨一場生態災難。

天文學家表示，他們首先發現了一個由數千顆極不穩定的大型星球組成的恒星群曾在幾百萬年之前與太陽系“擦肩而過”，組成這一恒星群的星球壽命較短，外部均包裹有高溫氣體，很容易發生爆炸。

篇8

1、關漢卿是元代雜劇奠基人，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戲劇家，“元曲四大家”之首。晚號已齋、已齋叟。漢族，解州人，其籍貫還有大都人，及祁州人等說，與白樸、馬致遠、鄭光祖并稱為“元曲四大家”。 以雜劇的成就最大，今知有六十七部，現存十八部，個別作品是否為他所作，無定論。 最著名的是《竇娥冤》；

2、馬致遠，字千里，號東籬，漢族，元大都人，號東籬，元代著名戲曲、雜劇作家。他的年輩晚于關漢卿、白樸等人，生年約在至元1250之前，卒年約在至治改元到泰定元年1323，與關漢卿、鄭光祖、白樸并稱“元曲四大家”。其被尊稱為“曲狀元”；

3、白樸，字仁甫，一字太素，號蘭谷。他幼年時值金國覆亡，飽經兵亂，賴詩人元好問多方扶持，并教他讀書。金亡后流寓真定。在大都時，他曾和關漢卿共同參加過玉京書會，并到過汴梁、杭州等戲劇演出較盛的地方。晚年寄居南京。今存有雜劇《墻頭馬上》、《梧桐雨》二種。

（來源：文章屋網 ）

篇9

古代天文學家有張衡、祖沖之、張遂、郭守敬、司馬遷等等。

東漢天文學家張衡從小在數學、地理、文學等諸方面，就表現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廣博的學識。他在擔任太史令時主持觀測天象、編訂歷法、候望氣象、調理鐘律等事務。張衡在天文學方面有兩項重要貢獻，即發表著作《靈憲》和制作渾天儀。

南北朝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經過多年的觀測和推算，發現過去使用的《元嘉歷》存在很大誤差。于是祖沖之著手制定新的歷法，至公元462年編制成了《大明歷》。并于公元510年開始正式頒布施行。

《史記·天官書》中說道：“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這一段文字中的數字由于千百年流傳中的訛誤而有矛盾，但，月食是有規律的，月食是件正常的天象，這卻是敘述得十分明白的。

（來源：文章屋網 ）

篇10

外國文學作品中的主題價值可以通過對故事中各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以及各組成部分與其整體之間的關系的研究過程得以發現。諸如外國文學作品中對于人物的故事性的處理以及人物的行為的描寫與人物行為的動機，即這些人物為何這樣做，主宰這些人物行為的動機為何，以及作者眼中的世界觀與世界觀的表述，進而得到故事中人物的價值和故事推而廣之的價值。

（一）從文風中發現外國文學作品中的主題價值每一位外國文學家都有其特有的迥異于其他文學家的文風，從文學理論的角度而言，文風其實就是構成文學的各要素之間的細微差異，這些細微差異最終形成了外國文學家之間的各自不同的文風。不同的外國文學家會以不同的文風表述其源于內心深處的感知經驗與情感的宣泄，文風孕育在作者行文的修辭、語法以及圖形圖像之中。外國文學中同樣重視修辭的運用，而且外國文學作品由于其詞義的廣泛性，可以更加得心應手地將作品主題價值的外延意義向讀者傳遞出來。外國文學作品不僅以其內涵與讀者進行心與心的溝通，而且其外延同樣可以達到震撼人心的效果。這一點與榮格的本我的意義以及心靈之間的關系理論不謀而合。外國文學在其作品之中所運用的全景技術更加突出，通過強調與事件關聯的某些要素以達到強化與渲染的效果，與長篇大論的敘述及解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這樣的全景技法所表現的意象更易捕獲讀者的注意力，也更加節省筆墨，同時，更加具象與生動。在外國文學作品之中，通常會同時使用多條線索對主題價值進行襯托，作者通過在行文之中的時間感一步步逼近，將讀者帶入作品深處，與此同時，通過在行文中的空間感一點點地將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拉近，直到讀者走入作者的內心，通過行文的抽象達到移情的效果，進而將抽象的文字變成具象化的包括意識、思維、想象、心理、生理在內的一切可資調動的“讀者資源”共同涌向一個作者的終極目標———主題價值。也正因為如此，美國的傳奇詩人艾米莉•狄金森才在其詩作之中這樣說：“書能將你的心帶向任何一片熱土，而我則從不曾離開。”外國文學作品中洋溢著的因地域而不同的文風，為讀者提供一種近乎美妙的方式閱讀、學習，并使讀者享受作品所帶心靈的按摩。作者以文風所達成的主題價值是作品的制高點，作品中的主題價值也常常會因此占據人們的心靈，這也是某些偉大的文學作品得以永恒的原因，因為這些作品的主題價值符合我們通常意義上的人文精神。

（二）從心靈層面發現外國文學作品中的主題價值心靈層面是人類作為客體與世界進行交流與建立關聯的最高階的通道，外國文學作品在這方面的成就要遠比國內的文學作品更為出色，國內新時期的較為流行的文學作品要么是以低俗悅人，要么是以玄幻駭人，少有能夠自然而然地真正地與讀者建立心靈溝通的優秀作品，而外國文學作品更重視作者與作品、作品與讀者之間的從主體到客體，再從客體到主體的心靈協調與象征的能力，更關注個人層面之中的心靈統合能力。英國的維多利亞時期的偉大作家亨利•瑞德•哈格德在其名著《她》中即以心靈層面的映射為讀者營造了一個個“造夢空間”，以至于瑞士的偉大心理學家榮格也會經常在其作品之中對亨利•瑞德•哈格德杰出的描寫加以引用。這就如同讀過法國偉大的浪漫主義作家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與《巴黎圣母院》中足以震撼人類心靈的描寫一樣，透過文學的張力直達讀者內心深處，并以此觸及讀者靈魂棱鏡之中的心靈層面的主題價值的顯現。再如法國偉大的作家小仲馬的《茶花女》中為讀者展現了一場以涅槃為開始的愛情悲劇，男女主人公的生離死別正是他們嶄新的愛情的開始，這場以毀滅開始的愛情對于讀者心靈的撞擊是不言而喻的。

二、外國文學作品中的主題價值的評估與弘揚

外國文學作品中的主題價值是一種既可以被低估又可以被高估的價值，由此可見，文學作品的主要工作并非僅僅為了主題價值，主題價值僅僅是文學作品中作者借以抒發其對于生活看法的一種表象。文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人學，從另外的意義上來說，也可以認為是神學，尤其是在外國文學作品之中，那種堅不可摧的悲劇性的命運主題往往會讓人真的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的存在。外國文學作品會以探索人類的命運作為其主題價值，并且，每部作品中的主題價值都會在作品中不斷地閃現出來。針對外國文學作品中的主題價值的評估應將自己置身于作者所處的歷史時期以及參照那些足以影響作者文字的信仰與宗教因素，并加以綜合考量，只有這樣才能更加公允、更加客觀地對外國文學作品之中的主題價值予以正確的評估。比如，相傳為古希臘的盲詩人荷馬所作的四十八卷的《荷馬史詩》中關于希臘的民族英雄式的人物阿喀琉斯的命運的描寫就能夠佐證外國文學作品中的神學性質的主題價值，一個近乎完美的英雄形象，但是卻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同時，非常湊巧也非常不幸的是敵人的箭又偏偏射中了他的致命弱點，讀到這里所有讀者都會為主人公的悲劇命運而嘆息，同時也會對這部文學作品中所弘揚的榮譽、尊嚴、命運的同一律感到猶如神諭般的不可抗拒。

德國偉大的詩人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在其輝映千古的偉大作品《浮士德》中，再次將外國文學作品中的主題價值的評估與弘揚提到了一個令人難以企及的高度，并在其中為全世界的讀者展示了那道著名的“浮士德難題”，即自然欲求與道德渴求之間孰輕孰重以及二者之間如何平衡的難題。《浮士德》中囊括了人生之中可能經歷的五大悲劇：知識、愛情、政治、藝術、事業，這五大悲劇已經成為世界文學史中的悲劇命運的象征。道德渴求固然是崇高的，但是自然欲求亦是神圣的，面對這種兩難境地，人類究竟要何去何從？也許正因為找不到正確答案，因此，浮士德選擇了追隨魔鬼繼續探求，這就像從不曾休息的西西弗斯，明知道巨石必然會從山上不停地滾落下來，但是，現實是殘酷的，沒得選擇。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