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宏觀調控，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2012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下滑態勢有所加劇。多項經濟指標表現不盡如人意，各大國際機構紛紛下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全年GDP增長率“破8”的概率大幅上升。面對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許多市場人士認為宏觀調控急需加碼，以求在穩增長方面取得更大成效。但筆者以為，宏觀調控再出重拳并非當務之急。

一方面，宏觀調控進一步加碼的政策空間并不大。就財政政策而言，當前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并在全球范圍內迅速傳染的背景下，財政鞏固已成為全球主流趨勢，若此時大幅增加財政支出將面臨較大的市場風險、道德風險和聲譽風險。此外，雖然中國中央財政實力雄厚，但地方政府債務可持續性仍受到普遍質疑，以政府支出進一步刺激經濟增長的可行性較為有限。就貨幣政策而言，2012年8月，CPI同比增幅較上個月增長了0.2個百分點，短期通脹抬頭的壓力已初步顯現。而長期看，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將導致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食品價格上漲的可能性增大，全球流動性過剩格局不會輕易改變，中國長期通脹壓力也在不斷上升。在短期和長期通脹壓力兼具的背景下，中國貨幣政策在寬松方向上大幅加力的可能性也不大。

另一方面，值得強調的是，宏觀調控政策本身并非不給力，而是急需加強效果傳導。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爆發后，中國宏觀調控發力不小，但實體經濟尚未扭轉頹勢。這既與復雜嚴峻的經濟環境息息相關，也與宏觀調控的微觀傳導頗有關聯。作為宏觀調控的理論源泉，傳統凱恩斯主義在學術上的最大缺憾在于就宏觀論宏觀，近幾十年來經濟學領域的諸多努力集中于為傳統宏觀經濟理論構建微觀基礎。但在筆者看來，宏觀調控理論上的微觀基礎雖在不斷夯實，但在現實中卻并不牢固。宏觀調控未能快速改變當前中國經濟的失速態勢，易被忽略的一個原因是，五種宏微觀之間的博弈讓宏觀政策缺乏有效的微觀基礎。

其一，宏微觀之間存在“囚徒博弈”。博弈論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其核心是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這種情況也體現在宏觀調控的微觀傳導過程中。一些宏觀政策出臺的目標是符合集體理性的，但微觀個體卻會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來調整個體行為，致使調整后的行為未必符合宏觀政策本意。例如，2012年以來，監管部門大力整頓銀行業不規范經營，其目的是規范行業行為，還利于民，減小融資成本，助推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雖然政策已取得成效，但從微觀層面看，整頓不規范經營、不對稱降息和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在加大銀行業競爭的同時，也大幅提升了大型企業的議價能力和話語權。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源是有限的，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部分金融機構被迫將更多資源投入到對大型企業的業務維護上，中小企業得到的金融服務反而受到了相對擠占。

其二，宏微觀之間存在“吃飯博弈”。換句話說，無論宏觀調控政策如何陽春白雪，微觀個體包括企業和地方政府，都是需要吃飯的。從宏觀上看，中國經濟長期吃飯靠轉型，唯有轉型才能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但從微觀上看，地方經濟短期吃飯難轉型，為了轉型而轉型很容易滋生形象工程或風險隱患。微觀中國，很多城市、縣域存在產業集聚、經濟結構單一的特征。如果恰巧這個單一的行業屬于粗放增長的行業，屬于轉型壓降的對象，那么地方政府將很難真正做實轉型。特別是在當前地方政府的業績評價體系下，以短期“自發降速”換取長期產業結構調整空間的現實激勵并不大。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微觀企業，一旦為轉型而轉型，往往會盲目追求多元化，將眼光投入到房地產、民間金融等面子足、見效快的時髦領域，而這種超出其自身風險控制能力的多元化可能會成為隱患醞釀的溫床，甚至會對企業主業或地方支柱產業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

其三，宏微觀之間存在“彈簧博弈”，這種博弈就像壓彈簧，此消彼長，不進則退。只有宏觀調控不斷施力，政策效果才會持續顯現，若宏觀調控不再施力，政策效果就不會繼續疊加，而一旦宏觀調控有所減力，往往會出現有違政策初衷的負向反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始終具有做大GDP、增加財政收入、提升地方品牌等多重誘惑，只要宏觀層面對房市調控稍有放松，甚至只要有些許“不強調”的跡象，微觀層面就有捂熱房市的本能沖動。2012年5月以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回暖很大程度上正是彈簧博弈發揮效力的體現。

其四，宏微觀之間存在“邊緣博弈”。宏觀調控畫了一個圈，而部分微觀實體，包括地方政府和微觀企業往往行走在宏觀政策的邊緣，或是在不斷試探宏觀調控的邊緣區域，這種行為往往會帶來諸多風險。例如，2011年中國民間融資市場經歷了一波非理性繁榮的快速發展，一方面是流動性緊張狀態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與民間融資市場政策監管的邊界不清晰有關。宏觀層面鼓勵民間金融力量的穩健培育，但由于規范性的民間金融尚處于起步階段，對民間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政策還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之中，這種初始階段的監控薄弱為民間融資市場創造了行走于邊緣的條件，表現為機構超速擴張和業務高杠桿運作，這種邊緣博弈帶來的非理性繁榮的風險在當前逐步顯現，并還將不斷釋放。

其五，宏微觀之間存在“專業博弈”。宏觀層面凝聚著專業思維，充斥著專業人士；微觀層面則缺乏足夠的專業資源。這種“專業屏障”往往成為信息不對稱下博弈均衡走向集體利益受損的重要壁壘。表現得過于專業的某些宏觀政策，會帶來三種非理性的微觀反應：一是不加理解、教條主義地執行；二是不加思考、加重砝碼地執行；三是不加重視、輕描淡寫地執行。這三種做法最終都會導致宏觀調控與預期目標相去甚遠。這種專業博弈發展到極致，甚至會引發金融危機。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本質上也是專業博弈的結果，前者是金融機構利用專業優勢過度開發房產業務、金融衍生品誘發的危機，后者則是政府部門利用專業優勢過度透支社會財力誘發的危機。

宏微觀之間的五種博弈令宏觀調控的效果顯現有所不足。筆者建議，針對囚徒博弈，宏觀層需要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充分考慮微觀效用最大化的可能選擇，并輔之以相應的配套政策引導微觀個體做出理性選擇；針對吃飯博弈，宏觀層需要將轉型深層次細化，讓每一個微觀實體都有落實轉型的具體指引；針對彈簧博弈，宏觀層需要在重點調控方向上加強政策意圖宣示和傳導，防止不必要的負向反彈；針對邊緣博弈，宏觀層需要加強對球行為的專向管控，并明確新興領域的政策邊界；針對專業博弈，宏觀層需要加強對宏觀政策的通俗解釋，并引導專業人士更多地向社會傳導基本經濟常識，減小專業性的信息不對稱。

篇2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布置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和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假如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功能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和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探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探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有關宏觀調控的探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熟悉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布置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和邊界新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和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布置(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新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布置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功能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布置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布置和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布置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靠等新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新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布置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新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新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

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功能的熟悉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布置。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布置，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功能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靠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布置和外生的制度布置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和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假如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布置。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布置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布置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重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重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布置，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預備金率、恢復中心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有關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功能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假如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策略。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新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和政府的雙重依靠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

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和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假如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和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心銀行和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和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和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和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和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布置，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布置，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和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布置，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功能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功能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功能，其關鍵的新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新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布置，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靠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和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和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

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和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yy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新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和外生布置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重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新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新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和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功能(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有關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索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新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和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和體制收縮的矛盾。假如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和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和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非凡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yy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布置，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假如到此為止，則很輕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布置，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新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假如宏觀調控功能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新問題；假如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新問題，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

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有關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和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有關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新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新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yy，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新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有關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和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新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功能，此時假如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和重視財政政策功能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

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四周，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有關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四周。新凱恩斯主義有關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和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四周。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假如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假如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熟悉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假如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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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功能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和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有關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和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布置，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功能對象和目標。有關宏觀調控政策功能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熟悉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熟悉市場經濟中市場和政府的功能。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布置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和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和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布置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功能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布置。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假如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功能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功能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和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假如依據功能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新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功能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的

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布置(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新問題嚴重，政府布置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向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和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假如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布置，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假如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新問題主要是結構新問題，但結構新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新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有關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和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假如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非凡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新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索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功能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

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熟悉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功能。然而，現實結果和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索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新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探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假如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非凡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有關長期經濟增長要依靠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布置的功能，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和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布置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楚的熟悉。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布置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新問題上的熟悉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新問題的基本熟悉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假如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布置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非凡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布置。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功能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新問題。

篇3

宏觀調控是為防止市場經濟自發過度波動的缺陷，通過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去調控市場這只“無形的手”，避免經濟大起大落，通過對貨幣、財政、外匯等收支總量等的調節與控制,實現經濟宏觀總量平衡，保持經濟又好又快增長。

我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還不成熟、不完善，受市場機制及其他因素的影響，經濟運行不可避免會出現過熱或偏冷趨勢，必須通過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來加以調整。

當前，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正處于關鍵時期，眼下這一輪的宏觀調控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或新難題，由于環境與機理的不同，使調控政策實施的難度加大，效果也不盡如人意。如控制房地產價格過高增長、提高利率控制投資過熱等調控政策遲遲未能奏效等等。如何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實現科學有效的宏觀調控，是當代中國面臨的難題。

這些難題主要表現在：宏觀調控過于頻繁；行政手段調控過多；既定增長結構的剛性制約；判斷經濟過熱或投資過熱的標準缺失；調控的靈活性與堅定性之間存在沖突；中央調控與地方“逆向調控”的博弈；對宏觀調控重點或過熱原因的認識存在分歧明顯等。

這期“特別策劃”刊登的幾篇文章對新形勢下中國式宏觀調控難題進行了獨到的探討，對當前調控中需要警示的問題作了深刻的分析，討論的內容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宏觀調控的本來意義，如收入分配、產業結構、政府職能等等。

中國人民大學李義平教授分析認為，我國目前相對頻繁地宏觀調控，實際上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有著其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在一個時期內，我國經濟發展過程只能是“走鋼絲”，太“熱”了，適當地壓一壓，太“冷”了，適當地促一促，并最終伴隨著經濟體制的成熟，過渡到一個穩健的發展狀態。現階段我們的宏觀調控應當以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為主，但不能排除行政手段，原因在于我們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渡，一些主體，例如約束軟化的國有企業、地方政府等還不會對經濟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映。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經濟形勢研究室主任王小廣指出，許多人指責宏觀調控過多地運用了行政手段，但那不是問題的根本，根本在于重點調哪里。比如，中央提出防止經濟由“偏快”向“過熱”發展，避免經濟出現“大起大落”，而一些地區投資增長一旦開始回落，地方政府馬上會采取各種行政、經濟等手段加大投資，人為地阻礙經濟的合理調整。在這些地方政府的工作中，經濟增長只能加速或保持，而不能放慢。“防大起大落”變成了中央防“大起”，地方“永不落”。

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韓康教授指出，在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情況下，需要認真研究如何改變目前增長結構中不合理的東西。在這里，第一需要重視的就是合理調整國民收入的增長結構，這是一個影響全局的問題，宏觀調控效率遇到了既定增長結構的剛性制約。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劉福垣指出，搞市場經濟就應該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經濟的冷暖和要素配制的余缺，市場都有自我調節機制。治大國如烹小鮮，政府應該冷靜觀察、謹慎出招，給市場調節留有充分的余地，千萬不要代替市場調控，急急忙忙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北京科技大學教授趙曉認為，看上去未必那么規范、合乎經典的中國版宏觀調控，更多帶有“摸著石頭過河”的特點，卻能產生出喜劇效果，將中國經濟推向最好的增長局面。

篇4

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謝旭人稱，2006年全國共入庫稅款37636億元，較上年增收6770億元，增幅達21.9％，大致為2006年GDP預計增長率1O.5％的一倍。這個稅收增幅因遠遠超過GDP的增長率而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20％左右的稅收增加幅度并不是新的突破，近幾年，全國稅收保持了持續快速的增長態勢，增加幅度多在20％以上。稅收以如此高速度持續增長，當然建立在經濟穩步、高速增長的基礎之上，這也是宏觀調控取得初步成果的一種自然表現。但筆者認“稅收背后是民主機制，征稅行為應該與相應的公共選擇機制相協調，否則單純的稅收高增長有可能帶來新的經濟、社會矛盾。”為，與部分領域固定資產投資過快相似，過快的稅收增長對國民經濟或許也是一種需要警惕的信號。或者說，對于過快的稅收增長也應考慮進行宏觀調控。

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謝旭人在新聞會上將稅收增幅遠遠超過GDP增長率的原因歸結為：價格因素和統計口徑差異的影響，稅收收入的結構與GDP的結構有差異，外貿進出口對GDP增長的影響以及對稅收增長的影響完全不同。但我們更應注意到，對稅收增長和經濟增長最大的助推力還是固定資產投資，這為所有的經濟理論和實踐所證明。正因為有這種相關性，在宏觀調控的同時，對稅收增長速度及其合理優化顯得更為重要，因為稅收和固定資產投資不同，它完全不是一種市場行為。作為籌集國家財政資金的主要方式，稅收具有強制性，稅收不僅是一種政府行為，它更是公共產品供給機制的一部分，與每個公民的福祉相連，所以更應當進行統籌考慮。

稅收背后是民主機制，征稅行為應該與相應的公共選擇機制相協調，否則單純的稅收高增長有可能帶來新的經濟、社會矛盾。在稅收和稅法領域，要強調對國家的征稅權和納稅人權利要予以均衡保護。制度經濟學家諾斯提出過著名的“諾斯悖論”。他認為，“一個國家(政府)必須演化為一個有效、公正的契約第三方執行者，這意味著國家(政府)應該強大到能有效監督產權、強制實施契約”，但是，“如果一個國家(政府)一旦具有了這樣強制的力量，那么，那些管理這個力量的人便會利用這種力量來謀取自身的利益，而以犧牲社會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在稅收高速增長的同時，也要警惕陷入“諾斯悖論”的困境中。國外大量的研究也表明，政府消費能力與經濟增長是負相關的。

在經濟高增長時，更應當藏富與民。稅收高速增長的同時，也應提防稅收對居民收入的銷量從而造成的消費不足。與稅收增長大幅度超過經濟增長相對應的一個數據，是我國居民的消費力并沒有呈現出相應的增長。弗里德曼曾指出，消費受永久性收入影響，從長期來看，永久性收入和消費同比例增長，如果一國國民的收入能與社會經濟發展保持相對同步的增長，就不可能導致長期平均消費傾向遞減。我國居民工資占GDP的比例，從1989年的16％下降到2005年的12％，正是抑制居民消費的根本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通貨緊縮和內需不足。

《顏淵第十二》里面記載了哀公與有若的一段有趣的對話。哀公問有若：“荒年收成不好，國庫里錢不夠，應該怎么辦?”有若回答說：“能不能將老百姓的稅從百分之二十減到百分之十呢?”哀公說：“收百分之二十的稅，國庫里的錢都不夠，如果減到百分之十，那不更慘了嗎?”有若再回答道“如果百姓手中沒有錢，國庫里又怎么能有錢呢，如果老百姓手中有了足夠的錢，你又何必為國庫里沒有錢發愁呢。”。看來早有先賢對稅收的公共性有著清醒的認識，在落實科學發展觀進入新階段的當下，宏觀調控也該關照一下稅收的高增長了。

篇5

經濟運行時常面臨不同的風險,或者是通貨膨脹,或者是通貨緊縮。目前,我國的經濟風險主要來自產能過利和投資擴張同時并存。應予以特別關注的是,當前既在在著通脹風險,又面臨著通縮風險,其中任何一種風險都有可能從潛在狀態轉變為客觀現實。

產能過剩并非經濟危機。什么是經濟危機?按照當年馬克思的定義,經濟危機就是生產過剩(1957)。生產過剩有三種形式:(1)產出或產品過剩,反映在市場上是供給過剩;(2)資本過剩,這里的資本包括實物資本和貨幣資本,而其核心是產能過剩;(3)勞力過剩,表現為就業率下降或失業率上升經濟危機是市場經濟的通病,它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旦發生經濟危機,那我們也不應感到意外。我國的優勢主要在于借助宏觀調空,可有效而及時地化解生產過剩,防止經濟危機的發生。

產能過剩并非自今日始,僅就供給過剩而言,至少已有10個年頭了。商務部每年600種主要消費品供求清單,有70%乃至80%以上的商品是供大于求,其余商品為供求基本平衡,供不應求的商品極少,甚至一個也沒有。這表明,供給過剩已成為我國經濟運行的一種常態。但,這不是一種良好的市場現象,不僅市場持續疲軟,價格運轉扭曲,而且會給企業投資帶來不良預期,進而抑制經濟增長和勞動就業。

供給過剩是生產過剩的初級形態,產能過剩是由供給過剩轉化而來的。若某年出現供給過剩,在下個年度需求有了明顯擴大,市場可以容納當年供給,又可包容上年的過剩供給,那就小會產生產能過剩。否則,滯銷和積壓的商品將會增多,年年如此,產能過剩就會接踵而至。所以,產能過剩對經濟運行的影響不但更為嚴重,而且也是更為深遠的。有人說,目前的產能過剩僅限于列入國家過剩產能名單的產業,主要是鋼鐵、建材、電解鋁、水泥等少數產業,是局部的。此言未免失之偏頗。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后期,在國內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供給過剩占顯要地位,而產能過剩是潛在的,那么,時至今日,內需仍然難以迅速擴大,供給過剩不僅已轉化為產能過剩,而且具有全局性質。不但經濟運行面臨更為嚴重的生產過剩的制約,旨在協調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也必然面臨極為復雜的局面。若一旦宏觀調控失誤,那就會造成人們難以承受的經濟危。

產能過剩之所以具有全局的性質,是由于:(1)產能過剩不僅廣泛存在于消費品生產部門,而且正在向生產資料生產部門擴展和蔓延。2005年和2006年,生產資料市場都有20%以上的商品供大于求(龔雯,2006)。雖然這個比重明顯小于消費品市場,但是,若考慮到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的內在聯系,以及生產資料銷售額遠大于消費品銷售額——一般地說,前者約為后者的3倍,那么,由生產資料市場所造成的經濟運行阻力,也將遠遠超過消費品市場。(2)產能過剩的擴展和蔓延勢必壓低投資需求,并抑制投資增長。在居民儲蓄偏好增強、儲蓄率又有所提高的情況下,投資增長的減緩必然導致資金過剩。實際情形也正是如此。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首次出現信貸資金過剩,這就是當時供給過剩向產能過剩轉化的反映。(3)勞動力和資金同是生產要素,產能過剩的擴展和蔓延不僅壓低對資金的需求,而且還將壓低對勞力的需求。因而,勞力過剩和資金過剩必然同步產生。20世紀90年代后期,盡管經濟增長率仍處于高位,失業率卻開始越過3%的歷史界線,徘徊于4%至5%之間,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勞力過剩的反映。可見,眼前的產能過剩已遍及多數產業,而且它還引發或導致了資金過剩和勞動力過剩。因此,如今產能過剩不是局部的,而是明顯具有全局的性質。至于列入國家過剩產能名單的那幾個產業,其產能過剩早已達到不得不予以公示和強行控制的程度。但這并非表示,唯有這些產業才有產能過剩,其他產業的產能沒有過剩。

既然產能過剩具有全局的性質,那么這是否意味著產能過剩已轉變為經濟危機了呢?還不能這么說。主要理由有四:一是,若是經濟危機,那必定導致經濟運行的滑坡。但近4年經濟運行不僅仍處于高位,而且經濟增長率還有所上升,2003年至2006年經濟增長率都在10%以上,高于前5年(1998年至2002年)8.2%的平均增長率。二是,經濟危機必然導致投資運行趨冷。但是,目前投資運行仍然過熱,2006年投資增長率雖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仍高達24%。即便是今年,雖然受到宏觀調控的制約,它也不會出現明顯減速的現象。三是,經濟危機必然先后伴隨以通脹和通縮。但是一個時期以來,既未發生通貨膨脹,又未出現通貨緊縮。近4年物價總水平是走低的,且物價指數的變動不大,不可稱之為通貨緊縮。四是,經濟危機勢必造成大量失業,但目前實際情形卻是,在失業率上升到4.5%以后,又趨于相對穩定。可見,產能過剩與經濟危機是兩碼事,有共同之處,也有重要區別,不可完全混同。不過,應清醒地看到,產能過剩與經濟危機之間并無不可逾越的鴻溝。

通常說,我國的經濟運行是平穩快速的。如果我們的觀察僅僅限于分析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等基本指標,情況的確如此。雖有隱憂,但仍可持樂觀的態度。然而若作更深入的觀察,比如,不僅把投資擴張與通貨膨脹聯系起來,而且把產能過剩與通貨緊縮聯系起來分析,那就會發現,當前經濟運行正蘊育著通脹和通縮兩大風險。而從多方面改進經濟運行的狀況,排除經濟風險的干擾,以及防止經濟危機的發生,則是宏觀調控刻不容緩的任務。

二、投資擴張與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是一對經濟學范疇。前者是指在貨幣資金不足的情形下,借助貨幣的過量發行來拉動經濟運行,并導致物價上漲。后者是指在貨幣資金過剩的情形下,經濟運行將日趨萎縮甚至滑坡,并導致物價跌落。無論通脹還是通縮的發生皆非偶然,而是有規律可循的(聞潛,2000)。

通貨膨脹源于投資擴張。投資擴張表現為,在消費需求嚴重不足的情形下,以加大投資力度、擴大生產性需求的方式來拉動經濟運行。最近幾年,投資擴張已達到令人矚目的程度,由此而引起的通脹風險并非虛構,而是現實客觀存在的。

投資擴張經常不顧及資金的積累能力,其對資金積累能力的超越,是引發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因為,一方面,它將導致貨幣的非經濟發行。即是說,貨幣發行量將超過資金積累能力,并用于彌補因過度投資而形成的資金供求差額。另一方面,它將提供更多的工作崗位,工作崗位的增加將給居民提供更多的增收機會。但是,此時居民收入增長并非全部來自具有內在價值的資金積累,有相當一部分來自由貨幣非經濟發行而形成的虛擬價值。用于購買生產要素的投資中,也包含相當部分的虛擬價值。虛擬價值即貨幣運行中的泡沫。由于虛擬價值的引入,市場呈現異常興旺,物價連年上漲就是市場過度興旺的現象形態。1993年至1995年市場異常興旺,通脹率高達兩位數,就是由投資盲目擴張造成的。因此,若今后投資擴張依然持續而難以收斂,那么通貨膨脹或遲或早是一定要發生的。

在目前,盡管投資增長率仍居于高位,但通貨膨脹暫時是不會發生的。因為,一方面有充裕的貨幣積累,或者說資金已經過剩;另一方面,產能嚴重過剩,市場依然疲軟。人們正在憂慮通脹風險的到來,這不無道理,但在產能、資金均過剩的情形下,通脹不可能立即突然而至,這也是可以肯定的。目前主要問題在于,急需查明導致投資持續擴張的真實原因,并著力加以有效控制。唯有如此,方可最終避免通貨膨脹的發生。

投資擴張的成因,的確長期不為人所理解。從理論上說,投資的功能是為經濟運行不間斷地提能和產出。但是,產能過剩早已

凸顯,這等于說,經濟運行不再需要投資為它提供更多的產能;從政策上說,宏觀調控正借助土地和信貸兩道閘門來約束投資擴張。可是眾多投資者既不理會產能過剩對投資的自然制約作用,也不理會兩道閘門對投資的政策制約作用。投資擴張的勢頭依然強勁,似乎是不可扼制的。那么,在產能過剩的情形下,導致投資擴張的真實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概括起來,下列幾個因素起著決定性作用。

1.投資成本偏低。投資成本包括融資成本、土地成本和勞工成本。目前的情形是,這三方面的成本沒有例外都是偏低的,投資擴張就是在低成本的基礎上起步的。

任何建設項目的投資,皆須先進行融資,融資是投資的重要前提。目前融資的渠道主要是銀行,也有得到授權的非金融機構的參與。我國的貨幣政策一向鼓勵投資,貸款利率是長期偏低的。貸款利率低,融資成本自然就低。2006年上半年,為了抑制投資過熱局面的擴展,在存款利率不變的情形下,曾提高貸款的利率。但是,貸款利率的絕對水平仍然偏低,即便把當年下半年利率的調整考慮在內,情況依然如此。有人估算,一年期貸款利率應調整到8%,存款利率應調整到5%才比較適當(邢飛,2006),二者均高于現行利率約兩個百分點。

任何建設項目的投資都要購買土地,為此得付出一定的土地成本。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設項目占地是征用的,雖然不是無償使用,但與土地的正常價格相比,征地價格卻相當低廉。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商業性用地的價格應是市場價格,然而現今的實際情況卻是,征地價格在土地交換的過程中仍然通行無阻。所以,土地成本明顯偏低。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沿海城市就是用上述辦法,再分配了農村的一批資金,對當地經濟的發展起了一定促進作用,也具有一定的經濟意義。然而如今廉價征用農民的土地竟成為實行投資擴張、危及經濟運行的重要原因。

任何建設項目的投資,還需雇傭一定數量的職工,花費相當可觀的勞工成本。但是在城市實有職工中農民工占半壁江山,為基建投資服務的建筑、施工、運輸等行業中,農民工更是居多數地位。農民工勞動時間長、工資低、工資常年被拖欠,幾乎成為這些部門的一種常見現象。近年間,鑒于“民工荒”的壓力,沿海城市先后調整了農民工的工資。即便如此,農民工工資還是偏低的。農民工人數眾多,工資低,勞動時間長,這些結合在一起后,可以認定,不僅金融成本和土地成本偏低,而且勞工成本同樣是偏低的。

在我國投資熱一再興起,其中的奧妙就在于投資成本是長期偏低的。近年來,對投資熱的調控之所以難以取得成效,未用力調節投資成本是全部問題關鍵之所在。

2.生產資料價格偏高。市場價格是經濟運行、特別是投資運行的指示器。價格上升,預示可加大投資;價格下降,預示宜減少投資。近幾年消費品價格運行比較平穩,生產資料價格則顯著上升。在產能過剩的情形下投資熱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出現,與生產資料價格持續居于高位是分不開的。

生產資料價格與消費資料價格有所不同,二者之間的差異表現在:(1)消費品市場的價格機制已初步形成,但生產資料市場還不能這么說,其價格形成多半還受制于壟斷因素,而壟斷價格從來是偏高的。(2)消費品價格的波動是由消費性需求的變化而引起,而消費性需求決定于居民收入。生產資料價格的波動是由生產性需求的變化而引致,而生產性需求決定于投資。近幾年,雖然消費性需求明顯不足,但生產性需求是相當興旺的。這些表明,生產資料價格不斷上漲并非偶然,而是有深厚的市場基礎的。

近幾年投資擴張的源頭是房地產投資和汽車產業投資。住房、汽車價格的上漲直接帶動鋼鐵、水泥、建材、石油等價格的上升,進而又帶動電解鋁、化工原料乃至電力、焦炭、煤炭等價格的上升。這些產業是目前投資擴張的重點,又是產能過剩最為嚴重的部門。目前這些部門已列入國家產能過剩的目錄,但對其仍然難以進行有效控制,原因依然是銷售價格過高。應該補充說明,房地產、汽車產業投資的過快增長,雖然是提升消費結構的需要,但也有不健康因素,因為房地熱是人為炒作起來的,是過度投機的反映。

3.稅收調節遲緩,盈利空間過大。生產資料生產在經濟運行中占有一定的優勢。比如,有的屬于重要原材料或資源性產品,在經濟運行中處于上游地位,只要有投資的支持,便可暫時脫離其他產業而孤立地發展。有的屬于壟斷性經營,缺乏市場競爭對手,易于獲得產業壟斷利潤。生產資料生產部門的投資成本低,市場價格高,再加上其優勢地位,自然可獲得相當豐厚的利潤。各產業部門的利潤率本來是不同的,有些部門利潤豐厚不是問題所在。問題的關鍵在于,不但對投資成本、市場價格缺乏適當的政策調節,而且對利潤也缺乏必要的稅收調節。資源稅出臺遲緩,其稅收體系亦不完整,而控制壟斷利潤形成和參與壟斷利潤分配的稅收政策至今尚未問世。

總之,產能過剩之所以未能抑制投資擴張,而是與投資擴張同時并存,就是因為對投資成本、產品價格和盈利空間等因素調節不力的緣故。當然,在一向推崇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輿論環境中,要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并加以改進,那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三、產能過剩與通貨緊縮

通貨緊縮是投資運行日益萎縮的反映。如果說通貨膨脹是由投資擴張而引起,那么通貨緊縮就是由產能過剩所導致。從理論上說,投資擴張和產能過剩是互為因果的。一方面,投資擴張導致產能過剩;另一方面,產能過剩又將壓低投資需求,進而抑制投資增長。而當投資增長減緩,甚而呈現萎縮狀態之時,通貨緊縮的發生就是一種必然。基于投資擴張和產能過剩的內在聯系,可以認為,通貨緊縮應是通貨膨脹的后續過程。

產能過剩導致通貨緊縮的過程,就是由投資增速減緩而產生的貨幣需求量縮小,進而迫使貨幣供給量緊縮的過程。其現象形態是,不僅貨幣發行量銳減,而且各層次貨幣運行,包括Ml、M2在內均同時、同等程度地縮減。同時,這也是由投資增速減緩而產生的商品需求量減少甚而萎縮并迫使市場價格下降的過程。這是因為,投資增速減緩意味著不但新增就業機會減少,失業率將會上升,而且居民收入增長亦受到嚴重制約。在全體居民中,中等收入者和低等收入者收入的增長主要取決于就業。然而,一旦失業率上升,失業現象也將集中于這兩部分勞動群體。因而,失業率的上升對居民收入增長的制約作用很大。因為這兩部分群體消費傾向歷來較高,所以,它對消費增長的制約作用也是相當大的。歷史經驗顯示,消費需求的萎縮,正是發生在那些高失業的年份。而在市場需求不足、特別是消費需求萎縮的情形下,市場價格的大幅度跌落是絕對不可避免的。

但是,不能認為,目前我國的經濟運行已陷入通貨緊縮的狀態。最近一個時期內,雖然物價持續走低,但是經濟快速平穩運行的基本格局并未改變。通縮和通脹皆包括貨幣運行和價格運行兩個層次,而以價格運行即物價的漲落為其基本標志。2003年~2006年的4年間,物價波動幅度除個別年份稍高外,均保持在1%~2%之間,這既非通脹也不能稱之為通縮。是通脹還是通縮的爭論,雖然近年間不絕于耳,但它并未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就是因為市場價格的運行既平穩又適度。在不得不承受產能過剩嚴重制約的情形下,經濟運行未陷入通貨緊縮是一個奇跡,但這也并非偶然,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1.投資增長仍然有力地支持了經濟增長。鑒于產能過剩的擴展和危害,近年問宏觀調控正著眼于壓低投資增長率,并使之保持在適度區間。就是說,一方面要糾正投資 增長率持續偏高的現象,以緩解產能過剩;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投資增長率下降過快乃至投資規模萎縮現象的發生。前者有助于預防通脹,后者則為預防通貨緊縮所必需。所以,盡管目前投資增長率有所下降,但它在降至適度區間后就將停止。要知道,產能過剩是長期間形成的,要化解產能過剩也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做到的。急于求成不但于事無補,反而是非常有害的。

通貨緊縮通常是由經濟嚴重滑坡所致。近幾年,由于投資增長依然強勁,經濟增長率仍然于高位運行,并不存在產生通貨緊縮的經濟背景。鑒于經濟運行有出現過熱的危險,宏觀調控也應預防通貨膨脹。為此,應實現經濟運行的“軟著陸”,而盡力避免“硬著陸”。若考慮到通縮是通脹的后續過程,那么實現經濟運行的“軟著陸”,也將有利于防止通貨緊縮的發生。

2.經濟快速增長支持了居民收入增長,并促進居民收入增長率上升。從理論上說,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居民收入增長率應與經濟增長率大體相當。但實際情形卻是,居民收入增長相當緩慢,且長期如此。不過近年來,情況已有所改變。下表顯示,城市居民收入增長率已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它正在向經濟增長率靠近。

農民收入增長率也有所提升,不過它與經濟增長率的差距仍然很大。投資增長強勁有利于擴大就業,也有利于城市容納更多的農民工。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在相當程度上得益于就業規模的擴大。通貨緊縮的直接原因是消費需求的萎縮。目前由于居民收入增長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消費需求不是在持續縮減,而是在不斷擴大。盡管消費的增長不足以振興久已疲憊的市場,但它卻有助于緩解產能過剩,以減輕市場壓力,促進市場價格的平穩運行。

可見,目前既不存在引發通貨緊縮的經濟背景,又不存在直接導致通貨緊縮的基本經濟因素。所以,通常與產能過剩相伴隨的通貨緊縮,在當前是不可能發生的。

四、宏觀調控走向

宏觀調控的使命是駕馭經濟運行的全局。通過產能過剩和投資擴張等問題的系統分析,可以認為,宏觀調控既有所得,又有不少失誤。宏觀調控的成功之處,是在近期發現并糾正其失誤的過程中取得的。

宏觀調控的失誤表現在長期不看重消費,而以投資拉動經濟運行。投資拉動促進了經濟高增長,但它卻導致相當嚴重的產能過剩,經濟運行不但從此背上了產能過剩的包袱,而且還將面臨通貨緊縮的危險。顯然,這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

近年間,開始重視調整投資和消費的關系,以抑制產能過剩的擴展。然而,這一宏觀調控目標并未全面實現。在調低投資率方面,雖有控制土地和信貸兩項基本政策的出臺,但由于對投資成本、壟斷價格和盈利空間缺乏應有的具體控制,因而,投資熱仍在繼續升溫。在提升消費率方面,雖有居民增收的支持,但是由于居民收入增長率尚未到位,消費的增長還不足以啟動經濟運行。而事實上消費率不升反而下降,投資和消費之間的關系仍處于失調狀態,經濟運行也仍然處于投資拉動之中。

宏觀調控的成功之處在于,在經濟高位運行的過程中,既未發生通貨膨脹,又未出現通貨緊縮,這引起世人的警異,就是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也是罕見的。分析近幾年實踐,可給我們一些重要啟示:宏觀調控不可再固守原有(包括西方)的一些理念,而應調整方向和著力點,并構建一條新的思路。

第一,不能認為經濟高增長一定導致高通脹。問題的關鍵是,促進經濟高增長所需要的投資是否有相應的貨幣資金積累作保證。在歷史上,1992年~1994年投資增長率最高,年均為30%左右,這致使一向罕見的兩位數高通脹延續了3年。2003年~2005年,投資增長率在26%~30%之間波動,不但未出現高通脹,相反,大家都在憂慮近期可能發生通縮。那么,何以

有此重大差異?這就是因為,在上世紀90年代前半期,缺乏貨幣資金積累的能力,投資增長率是靠過量發行貨幣來支撐的,而目前貨幣資金的運行呈現過剩,不但可以支持投資高增長,而且還須為富余的貨幣資金尋找出路。所以,是否發生通脹,不宜簡單地從經濟增長率的高低來判斷,而應充分考慮到是否具有相應的貨幣資金積累能力。

第二,不能認為產能過剩一定導致通貨緊縮。通縮是否發生,這取決于以居民收入為依托的消費需求在多大程度上可包容市場上的消費品供給。如果消費增長可適度緩解市場疲軟,盡管為通脹所抬高的物價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它會在較低的水平上穩定下來。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經歷了物價大幅度下降的過程,而最近幾年物價總水平則是相對穩定的。總的來看,雖然經濟運行呈現通貨緊縮的趨勢,但是令人煩惱的通縮畢竟未曾發生。

篇6

關鍵詞：增發股票;肆意圈錢;社會成本;宏觀調控

一、引言

上市公司通過大肆增發股票進行再融資，這種肆意圈錢行為對資本市場的傷害，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增發股票的再融資涉及成本問題，包括企業成本和社會a成本，增發股票的再融資企業成本容易確認和計量，其對資本市場的影響不大，而增發股票的再融資的社會成本是很不容易確認和計量的，其對資本市場的影響又非常之大。這里講的企業增發股票的社會成本與“企業純社會成本”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企業純社會成本或稱“企業社會成本”是指社會從企業經濟活動之中所獲得的某種凈收益，如企業興建公園而為社區居民免費使用的支出;又如，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辦學校、建醫院、托兒所、俱樂部、負責保障職工生老病死和就業等社會保障功能而付出的巨額成本。企業增發股票的社會成本則是指由于企業大肆增發股票或企圖大肆增發股票而造成的相關股票市值的大量損失。怎樣確認和計量增發股票的再融資的社會成本，怎樣對增發股票再融資的社會成本進行有效的控制和調整，怎樣規范增發股票再融資的社會成本等問題，是值得我們討論和研究的新問題，以便從增發股票再融資的社會成本管理的角度，為我國資本市場的穩健發展，切實保護投資者的利益，防治這種瘋狂圈錢行為的發生，完善我國資本市場監督機制等提供宏觀成本管理方面的理論支持。

二、增發股票社會成本的確認和計量

(一)增發股票社會成本的確認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首先提出了社會成本問題。科斯認為，市場并非萬能，它的運行是有成本的，因此，市場具有替代物——企業。采用企業替代市場機制的組織形式是交易成本比較的結果，對企業規模的抑制是為了節約交易成本(科斯，1937)。因為企業通過產權界定獲得必須的權利，從而使用權利的行政決定(而非契約)安排活動，使組織和維持企業的行政成本低于市場機制的交易成本，這種成本的“外在性”就是社會成本(科斯，1961)。在我國，一些上市公司試圖通過增發股票來瘋狂圈錢，投資者對這樣的行為非常厭惡，用腳投票，導致資本市場的市值大大蒸發，投資者的利益嚴重受損，造成資本市場劇烈震蕩，極大地影響了資本市場以至整個社會的和諧和穩定。這種損失就是我們所說的增發股票的社會成本。筆者認為，增發股票的社會成本的利益主體應該是國家，其行使國家權力的代表應該是國家證監會，這種社會投資者利益的大量流失，也是一種宏觀經濟運行中的資源耗費，即宏觀成本，而宏觀成本主要以國家為成本主體。所以，應該由國家證監會來確認某上市公司增發股票的社會成本。同時認為，只要同時符合以下兩個條件，就應該確認增發股票的社會成本：

第一，由于增發股票或者企圖增發股票行為的發生，已經造成資本市場市值的巨大損失。增發股票或者企圖增發股票的行為，可以是該公司增發股票方案已經提交給證監會審批的事實，可以是該公司增發股票方案已經公司董事會通過的事實，也可以是該公司增發股票意向已經由公司相關高管在正式媒體披露的事實。

第二，該項增發股票的社會成本可以計量。

(二)增發股票社會成本的計量

增發股票的社會成本屬于宏觀成本，它的合理計量，不僅涉及會計計量的精確性要求，而且涉及經濟學和財政學衡量的合理性要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學和財政學不能象自然科學(教學案例，試卷，課件，教案)那樣進行精確的衡量，但是，只要在各個時期使用大體一致的衡量方法，近似的衡量一般也就夠了。”而會計則要精確計算和記錄。所以，增發股票的社會成本的計量，應該先采用經濟學和財政學的衡量方法，進行近似的衡量;然后采用會計計量方法進行計算和記錄。筆者認為，為了能夠迅速控制資本市場上的不健康行為，及時提供社會成本的信息，增發股票社會成本的計量應該采用“日積周清”制。具體地說，“日積”是指第一次計量的第一天社會成本，是從增發股票或者企圖增發股票行為的發生至當日收盤時相關股票的損失值，以后每天計算、記錄由于相關股票跌價而形成的市值損失，這樣天天記錄和累積，直至周末收盤。“周清”是指總的增發股票社會成本的金額，是從增發股票或者企圖增發股票行為的發生至該周末收盤時相關股票的累計損失值。也就是說，除了非常特殊的情況，過了當事周后，不再計量社會成本。至于在這一期間內還有其他因素影響相關股票漲跌的金額應該如何剔除，則由證監會采用經濟學和財政學的衡量方法來界定，實在無法界定的，就應該將其視為“其增發股票的社會成本不能合理計量”。

三、增發股票社會成本的調控

在某種情況下，上市公司大肆增發股票或者企圖大肆增發股票，會產生非常巨大的社會成本，極大地危害著資本市場健康和穩定發展，傷害著廣大投資者的投資信心。顯然，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對上市公司的這種不理進行懲罰，如何懲罰?這正是增發股票社會成本的調控所要解決的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加里·S·貝克爾在對犯罪與懲罰的成本分析中得出：犯罪數量與違法成本之間存在著反比關系。換句話說，違法成本越小，犯罪數量越大;反之亦然。在研究控制和防止增發股票社會成本的發生時，必須遵行貝克爾的這一原則。另外，為了保持和提高廣大投資者的投資信心，對于理性投資者因此而造成的損失，應予以足夠的補償。罰要重罰、補要大補!筆者認為，對于已經“用腳投票”，拋售了相關股票的投資者，不應給予補償，因為這里含有不理性的投資行為，統計也非常困難。補償的對象應該是從事發至處理補償時一直持有相關股票的投資者，這樣，對鼓勵人們堅持長期投資的理念，建立對我國資本市場的投資信心，也有益處。對于原來未持有而現在持有相關股票的投資者，不予補償，這樣可以遏制另外一種投機行為而造成市場波動。補償金額必須大于投資者損失的金額，大多少?可由證監會根據當時的情況而定，也可參考美國在處理安然事件時所采用的法定補償條款。補償金額的資金來源于對“肇事”上市公司的罰款。最令人關注的問題是：違規成本到底多少，才能制止企業借增發股票來瘋狂圈錢的行為，而又能避免過當懲罰?從理論上講，違規成本的合理界定應該是：大于補償金而小于社會成本。

上市公司再融資行為本身沒錯，無論是增發股票還是發行債券，只要符合國家產業結構優化政策，發行數量得當，融資風險不大，證監會就會批準，廣大投資者買單，客觀上支持著我國產業結構朝著優化、良性的方向不斷發展，這是一幅美好的藍圖。一般來說，在資本市場上融資投資越順暢，這個資本市場也就越成熟。問題是我國一些上市公司的管理層一味把資本市場當作提款機，一談再融資就獅子大開口，也難免存在“老鼠倉”等惡意圈錢行為。本文的貢獻在于提出增發股票的再融資的社會成本的概念，以及如何對增發股票社會成本進行確認、計量、控制、調整和規范等問題，對于那些違規公司應該承擔多少違規成本，提出了一個成本學理論上的界定，為完善我國資本市場的監督機制出謀劃策。

【主要參考文獻】

[1]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

篇7

關鍵詞：經濟增長  宏觀調控  中性政策

一、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新一輪的上升周期，目前的突出矛盾是某些行業投資增長過快

中國經濟增長從去年開始進入新一輪的上升周期。增長幅度由1998—2002年間平均每年的7%—8%，上升到2003年的9.1%，2004年第一季度的9.8%，上半年的9.7%。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加快，消費結構迅速升級，總體形勢良好。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突出矛盾是某些行業投資過快，促使煤、電、油、運等主要原材料供應緊張。去年以來，國家針對部分行業出現的過熱苗頭，已經發出了預警的信號。同時，在項目審批、土地利用以及信貸投放等方面進行了嚴格的控制，抑制投資的過度膨脹。

但是，投資的列車一旦加速，很難一時間剎住。今年一季度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增幅依然較高，鋼鐵、水泥、電解鋁、焦炭等能耗高、污染重的行業仍在快速擴張。4月底，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和各有關單位對所有在建、擬建固定資產投資項目進行一次全面清理。在宏觀調控杠桿的撬動下，各地區、各部門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一場清理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行動，大批低水平、重復建設的項目下馬，部分過熱行業開始得到抑制。

固定資產投資膨脹問題是人們關注的主要問題。投資膨脹是否引起了經濟過熱，前些時，大家議論紛紛。時下固定資產投資擴張有兩個主要背景，一是中國經濟增長進入了城市化、工業化及消費升級，由汽車、住宅產業帶動新的增長周期，對投資品的需求旺盛。二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導的投資項目猛上，為出政績，爭相以優惠條件吸引投資。今年一季度，中央項目投資增長12.1%，而地方項目則增長64.9%。

在此情況下，我國宏觀經濟形勢處于什么境地?現在經濟形勢很特殊，既不同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全面經濟過熱和嚴重的通貨膨脹，又不同于前幾年偏冷的通貨緊縮趨勢。去年以來，雖然消費品物價指數由負轉正，投資品和部分生產資料價格漲勢強勁，去年三季度后物價上漲趨勢較為明顯，9、10、11月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同比平均上升1個百分點左右，CPI由2002年的零增長爬升到2003年的3.2%。今年第一季度物價繼續上揚，同比上漲2.8%(1月3.2%，2月2.1%，3月3%)。4、5、6月繼續上揚(4月3.8%，5月4.4%，6月5%)。但消費品價格除糧食等農產品上漲較快上，其余比較疲弱，如6月CPI同比上漲5%，其中食品撬動了CPI上漲4.4%，剔除此因素，非食品因素使CPI上漲只0.6%，甚至還有下降的。權重最大的工業消費品價格是下降的，如衣著、家電、汽車、藥品等。而糧食價格則是恢復性回升，如果以2003年夏收前價格為基準，糧價提高50%才恢復接近1997年的水平。糧價上漲根源在局部的供求失衡，與通貨膨脹不是一回事，與前一時期貨幣信貸增長過快沒有關系，也與投資高速帶動的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關系不大。消費物價指數尤其是除去糧食外的核心CPI，總的看大體上還在合理區間移動(據我過去提過的看法，核心CPI在2%—3%之間，都算合理區間)。

當前我國有部分行業，如鋼鐵、電解鋁、水泥等投資擴張較猛，引起部分物資如煤、電、油、運等供應緊張。如1—5月電力生產增長16.4%，但在全國范圍有24個省市拉閘限電。煤炭社會庫存量下降到20年來的最低水平。全國鐵路前5個月請車滿足率只有35%左右，沿海港口出現多年來未有的壓船壓港現象。雖然如此，但總起來看，我們的勞動力不緊張，城鎮登記失業率還在增長，下崗剩余勞力也在增長；資金不緊張，銀行存貸差還不小，6月末約為6萬億元；生產能力除了煤、電、油、運等資源性產品和服務外，也不緊張，大部分加工制造業、工業消費品的生產能力寬松甚至過剩。因此人力、財力、物力的供給都有剩余。我國潛在的經濟增長率大約為9%—10%。現在實際增長率還在潛在增長率的范圍以內。2003年GDP增長9.1%，2004年一季度增長9.8%，二季度增長9.6%，上半年增長率為9.7%，仍在潛在經濟增長率范圍內。即使經濟總體沒有過熱，但對局部經濟過熱，必須采取堅決果斷的措施。對當前的瓶頸制約，如對煤、電、油、運和一些重要材料的緊缺，應當繼續引起重視，因為處理不好，它會影響到發展的全局。

二、宏觀調控政策應該由“從松”的政策轉向“中性”的政策

篇8

在春節前最后的交易日，央行決定從2007年2月25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目的是加強商業銀行體系流動性管理，引導貨幣信貸合理增長。

可以說，2006年12月CPI(即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創新高、央行2006年第四季度全國城鎮儲戶問卷調查所顯示的居民對物價預期不樂觀、通脹上升預期風險增加，以及2007年1月銀行信貸快速增長等，均讓央行對貨幣政策的緊縮成了共識。但同時，升息的問題也成了國內宏觀經濟爭論的焦點。

不過，就目前的爭論來看，市場比較流行的一個觀點是，國內金融市場，利率調整對市場行為的影響十分有限。

強勢的信貸使用者不愿讓利息上升

毫無疑問，在一個復雜多樣的融資體系中，特別是在一個由計劃向市場轉軌的經濟中，利率的形成與作用應該是十分復雜的，其產生的作用與影響也不會如完善發達的金融市場體系那樣明顯。加上利率方面的非市場因素(如對利率的管制)等，所以利率對市場行為的影響與作用當然與發達市場體系不可比擬的。

但形成這樣的局面，并非利率的內在功能喪失，也不是利率在這樣的制度框下起不到什么作用，反之，正是利率內在機制沒有起到作用，才會顯示出企業對利率不敏感。如果不讓利率在市場運作中逐漸地顯示出作用，只是說利率的變動對市場影響不大，利率的變動對投資過熱、國內資產價格泡沫起不到抑制作用，那么，不僅有效的利率形成機制無法生成，金融市場的價格也無法顯現。試想，在金融市場，難道還有比利率更好的宏觀調控工具?

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近幾年來，盡管沒有改變國有企業對銀行貸款易獲得性的偏好，但由于銀行利息的硬約束，過低的利率仍然是國有企業認為負擔過重的主要因素。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國有企業平均利息支出260萬元，大中型國有企業平均利息為350萬元，相當于企業利潤18％。因此，不少國有企業一直把利息費用過多歸為企業虧損的首要原因。

就目前銀行信貸投向來看，大多數銀行信貸投向了政府主導的大型綜合投資項目。對于這些投資項目，不僅貸款規模大，而且貸款周期長，因此銀行利息高低也就決定這些投資項目投資回報率高低，特別決定了這些投資項目的政府短期業績。因此，盡管目前國內利率處于低水平上，但任何地方政府都反對利率上升。還有，對于民營企業及國內銀行來說，也是不愿意銀行利息上升。前者是對利息的敏感而不愿利息上升對其融資成本增加的影響，后者則不愿利息上升縮小信貸規模及利差水平。如此可以看到，國內企業并非是對利息上升不敏感，利率上升也并非對銀行信貸起不到收縮的作用，而是由于那些強勢的信貸使用者或主持者不愿意讓利息上升，因為這樣對它們更為有利。

應形成金融市場價格機制

想想早些年國內放開家電市場、最近幾年放開汽車市場的情況。那時候，市場主流意見認為，對于當時中國的幼稚家電工業、汽車工業來說，如果放開步伐太快，如果讓市場形成有效競爭，那么中國的家電工業、汽車工業一定會不堪一擊，完全為外國強大的企業所打敗。但實際上，這些行業越是放開得早，其發展速度越快，有效的市場競爭機制很快就讓這些行業強大起來。事實上，有效的市場競爭，市場價格競爭機制形成，不僅沒有讓國內家電行業與汽車工業，反之，成了這些行業得以持續發展的動力。

目前國內金融市場的情況也是如此。政府總是希望通過種種管制來聚集金融資源，總是希望通過一定的管制方式來扶持沒有發展起來的中國金融業及國有企業，既得利益集團也總是會以種種莫須有的理由來否認金融市場的價格機制的作用，總是會以各種意見來否定中國利率調整的必要性。試想，在這樣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價格機制如何能夠形成。國內的金融市場連價格機制都沒有，那么其影響與作用何來。毫無疑問，政府管制下的低利率政策是國內經濟行為的扭曲、投資過熱、房地產過熱及股市泡沫吹起的根源。

對于國內的宏觀調控，利率工具沒有失去其作用

我多年來一直在強調，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低利率政策是許多經濟問題的根源，特別是金融市場問題的根源。對中國這種轉軌經濟來說，低利率政策對經濟行為的曲扭更是不可復加。如果政府職能部門對此不能夠有一種明確的認識，一定會陷入早幾年那樣保護汽車幼稚工業而無法擺脫的困境，而且由于金融業的特殊性，這種困境的陷入不僅無法改善整個國內金融市場的效率，無法促使國內金融機構或組織來改善經營并形成有效的市場競爭，而且也容易成為一些金融機構組織隱蔽地掠奪廣大民眾財富的工具。

篇9

電力行業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基礎產業和公用事業,它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能源,并且與社會發展、人民生活密切相關,安全、穩定和充足的電力供應,是國民經濟健康穩定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

在我國,電力行業多年以來一直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自2002年底起,開始全面推行電力體制改革,國家電監會、兩大電網公司、五大發電集團公司和四個輔業公司相繼成立,實現了“廠網分開”和“政企分開”,電力行業有序競爭的局面已經形成。在將近4年的時間里,我國的電力行業的發展和電力體制改革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然而,目前在電力行業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例如,產業結構不合理、電力緊缺、煤電價格矛盾以及電網與電源建設不同步等,對此需要給予高度的重視。本文結合我國電力行業的現狀以及目前存在的這些問題,介紹相應的宏觀調控措施及其實施情況。

二、電力行業中的宏觀調控措施

(一)調整產業結構

1.問題產生的背景

目前,我國缺電與產業結構水平低、粗放式經營密切相關。根據有關統計數據,2003年我國全社會用電量達到18910億千瓦時,增長15.4%,其中以第二產業所占比重最高,達到73.69%,而且其增長率也是各產業中最高的,為16.54%。在第二產業用電中,以工業用電占絕大多數,它占全社會用電的72.69%。在工業用電中,重工業占77.40%,其中,黑色、有色金屬冶煉壓延加工業這兩個高耗能行業用電2663億千瓦時,占全社會用電量的14.08%,對全社會用電增長貢獻率為19.19%,并且,這兩個行業對全社會用電增長貢獻率從2000年開始逐年增加。由此可見,近年來電力需求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重工業用電量快速增長,其中尤以高耗能行業的用電增長為最快。粗放型經濟快速增長特別是高耗能行業持續快速擴張,導致用電持續高速增長,對我國電力供應帶來了壓力。

2.相關措施及效果

針對上述情況,國家出臺了相應的宏觀調控政策。2004年4月,國務院《對電石和鐵合金行業進行清理整頓的若干意見》,全面清理并取消電石、鐵合金等高耗能企業享受的優惠電價、優惠稅收、優惠供地等政策;各級環境保護部門加大環境監督和執法力度,對電石和鐵合金生產企業進行重點監控;電力監管部門加強對供電企業的監管,對必須依法關閉的生產企業、淘汰及限期整改的生產裝置要立即停止供電;國家發改委5月發文限定高能耗企業生產的《當前部分行業制止低水平重復建設目錄》,它主要包括:鋼鐵、有色金屬、建材、石化、機械、輕工、紡織、汽車等行業的部分低水平、重污染產品。

隨著國家宏觀調控措施逐步到位,工業生產用電總體呈下降趨勢。2004年我國工業用電量增長在4月末達到18.2%的最高點后,連續4個月呈下降趨勢,至8月末下降為16.4%,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得初步成效,工業增速有所趨緩,三產增速加大。重工業的用電情況也在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2004年1-4月份,其用電增長率為全社會用電增長率的1.188倍,遠大于同期二產的增長率。在國家的各項宏觀調控政策出臺執行后,在1-7月份,重工業的用電增長率降到全社會用電增長率的1.097倍,宏觀調控效果明顯,其發展勢頭得到了一定的遏制。有色金屬行業受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最大,在2004年初其用電增長率為全社會用電增長率的1.781倍,在宏觀調控政策的作用下,這一比值下降到l-7月份的1.2倍,效果十分明顯。

總的看來,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不同程度地抑制了鋼鐵、建材、有色金屬等行業發展過熱的情況,同時,對三產還起到了促進發展的作用。由此可見,通過采取價格政策、行政手段等宏觀調控措施調整產業結構,抑制重工業中某些行業的過熱發展,降低工業用電增速,尤其是抑制高耗能產業的過速發展,推動節能型及環保型產業的發展,逐漸將目前粗放型經濟模式轉換成高效型經濟模式,對于緩解我國電力供應緊張局面有十分積極有效的作用。

(二)實行峰谷分時電價

1.措施的相關介紹

在電力體制改革中,要加速推進電力市場的建設,就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根據市場上的電力供需情況,通過價格杠桿,實時有效地優化資源配置,調節電力供需平衡。

實行峰谷分時電價就是一種利用價格杠桿,有效地調節電力供需平衡的宏觀調控措施。供電公司根據電網的負荷特性確定峰谷時段,根據不同時段確定不同的銷售電價,在負荷高峰時段實施高電價、在負荷低谷時段實施低電價,緩解高峰期的用電緊張狀況,挖掘低谷期的用電需求,以達到削峰填谷的目的。此外,它還能提高負荷率,并基本不改變社會總電量需求,不會制約企業的生產發展或影響居民的生活質量,是主要通過經濟激勵而非行政手段達到其效果的。所以,實行峰谷分時電價是一種有效的需求側管理措施,符合現今電力行業市場化的發展要求。

在實行峰谷分時電價的措施中,合理地劃分峰谷時段、制定相應的分時電價,對于有效地發揮其調節電力需求的作用是相當重要的。劃分峰谷時段有不同的方法:一是先對主要負荷進行分類,針對不同類型負荷的持續曲線定性地給出高峰時段所在的位置,然后確定負荷曲線上各點分別處于峰時段和谷時段的可能性,以進一步確定峰谷平各個時段在1天24小時內的位置和長度;二是以不同時段的電能成本為劃分峰谷時段的主要依據,根據電能成本在負荷曲線上的突變特征劃分峰谷時段,并得到相應的峰谷電能成本比,在此基礎上得到相應地反映峰谷時段供電成本的峰谷電價。總之,無論使用何種劃分依據和定價方法,供電公司都要根據不同時期、不同類型負荷的持續曲線制定相應的峰谷分時電價措施,并結合電能成本、季節變化等因素及時地調整分時電價,激勵電力用戶自覺錯峰避峰,引導用戶科學合理用電。

2.措施的實施效果

在我國,江蘇、浙江、上海等地都較早地實行了峰谷分時電價措施,隨后其他一些省市也逐步推行了這項措施。在實行初期,價差偏小,激勵作用有限,此后,各省市都根據各自情況,逐步拉大了峰谷價差。以上海市為例,該市于1993年開始試行峰谷分時電價。目前,對需量在0.1MW以上用戶實行的是兩部制三段式峰谷分時電價,對需量在0.1MW以下的工業、非工經營性用戶實行的是單一制兩段式峰谷分時電價,而需量在0.1MW以下的非工非經營性用戶仍實行單一制不分時電價。其中,對需量在0.1MW以上的工商業大用戶,自1999年11月起,峰谷價比為3:1,至2002年7月,在平時段電價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峰谷價比拉大為3.5:1,這一調整對提升系統負荷率起到了積極的影響。2002年7-12月以及2003年1、4、5、6月,典型日系統負荷率比峰谷價比較小的前1年同期有1-2%的提高,明顯改善了上海電網的系統負荷率。由此可見,適度拉大峰谷價差能更好地調節系統負荷,使電力供需平衡。

(三)實施煤電價格聯動

1.問題產生的背景

在我國,目前燃煤機組占國內電力裝機容量近75%,所提供的電量約占社會總需求的80%。因此,煤炭市場的電煤(發電用煤)價格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電價,而電價又與社會上各行各業的發展以及居民的生活密切相關。所以,電煤價格受到全社會的關注,一直是我國政府宏觀調控工作中的重點。煤電價格矛盾源于我國煤炭、電力市場化改革進程不同和定價機制上的差異。l992-l994年,國家用3年時間逐步放開了煤價,而電煤市場一直存在“計劃煤價”與“市場煤價”的雙重價格。從2000年起,我國基本上實現了電煤的市場化,放開了電煤的價格。而電力改革的步伐相對滯后,電力企業2002年才實現初步的“廠網分離,競價上網”。

2.相關措施及效果

為了理順煤電價格關系,促進煤炭、電力行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經國務院批準,國家發改委于2004年12月15日印發了《關于建立煤電價格聯動機制的意見的通知》,決定建立煤電價格聯動機制,根據煤炭價格與電力價格的傳導機制建立上網電價與煤炭價格的聯動公式,以電煤綜合出礦價格(車板價)為基礎,實行煤電價格聯動。電力企業要消化30%的煤價上漲因素。銷售電價調整后,按照電網經營企業輸配電價保持相對穩定的原則,相應調整電網企業對用戶的銷售電價。

我國在2005年5月1日實施了第一次煤電價格聯動,銷售電價平均提高2.52分/千瓦時,旨在解決2004年6月以后煤炭價格上漲、部分電廠經營虧損以及取消超發電價等對電價的影響。通過該次聯動措施后,部分發電企業電煤供應緊張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發電企業利潤自2005年7月份開始實現連續同比正增長,但從全國范圍看,電煤供應緊張的局面仍沒有根本好轉,仍有每噸13元的燃料成本無法在電價中消化,再加上這1年來煤價上漲、煤質下降以及鐵路運價上調、資源費上漲等因素,綜合電煤價格已經遠遠超過煤電聯動條件。

為了進一步緩和煤電矛盾,第二次煤電價格聯動已于2006年6月30日啟動,國家發改委將全國上網電價平均上調1.174分/千瓦時,全國銷售電價平均上調2.494分/千瓦時。這次調整電價,主要解決煤價上漲、可再生能源發展、電廠脫硫改造以及電網建設資金不足等矛盾。

上述這些行政性的煤電聯動措施只能暫時地解決煤電價格問題,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要從根本上解決煤電問題取決于電力市場化進程,將煤炭、電力價格都放開由市場形成,因此國家對電煤價格實行的“穩定、監管、放開”的原則已調整為“放開、監管、穩定”,但電力市場化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能急于求成。所以,建立政府調控下的煤電價格聯動機制是緩解當前煤電價格矛盾的有效手段。

(四)加速電網建設

1.問題產生的背景

長期以來,在我國的電力建設中,電網建設一直滯后于電源建設。2003年全國電網建設投資占全部電力投資的比重為40%,2004年這一比重下降至23%左右,而電源建設卻趨于無序狀態,近些年,為緩解用電緊張局面,國家加大了電源建設規模,可有些地區卻未經國家批準自行開工了相當規模的電源項目。這樣,電源建設快于電網建設,限制了電網對電力資源的調配能力,造成有的地區窩電,而有的地區缺電的尷尬局面,使潛在的供應能力不能轉化為現實的供應能力。而且,我國地域遼闊,用電高峰東西有時間差,南北有季節差。因此,跨區域送電是解決各地缺電的有效辦法,但是目前我國骨干電網的送電能力已經沒有余量,這就對跨區域送電造成了很大的制約。

2.相關措施及效果

自2004年初起,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堅決制止違規電源建設,各地、各有關單位對此開始加以重視,經過多方努力,一部分違規項目已經停止建設,電力行業無序建設、盲目布點的勢頭得到了一定遏制,違規電源清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與此同時,在此次電力體制改革中,電網企業和電源企業分開,電網建設速度比原來有所加快。但是,要徹底解決我國電力行業中電網建設滯后于電源建設的“瓶頸”現象,還需要一定的過程。在這個問題上,國家的宏觀調控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在國家對電網與電源的統一規劃下,逐步加大對電網的投資建設,建立投資電網的激勵機制,并對我國現有的骨干電網進行技術改造,提高其輸送能力。對于電源建設,則要進行適當的調控和引導,通過市場公開招投標,選擇電源項目投資主體,減少無序競爭。這樣,電網與電源就能統一協調地建設發展,這對于緩解我國各地的用電緊張局面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篇10

到了地獄，他見到一張很大的餐桌，桌上擺滿了豐盛的佳肴。地獄看起來還不錯，這位基督徒心中暗想。一會用餐的時間到了，只見一群餓鬼一涌而入，每個人手中都拿著一雙幾米長的筷子。可是由于筷子太長，最后每個人都只能夾到卻吃不到，很是悲慘。到了天堂，同樣的餐桌和佳肴，只是進天堂的人穿的比較整潔，每個人也同樣拿著一雙幾米長的筷子。這不是和地獄一樣，基督徒心中嘀咕。開飯了，但見這些人同樣也用長筷子夾菜，可唯一不同的是，這些人并不是給自己吃，而是給對面的人吃，所以每個人吃得都很愉快。

對于投資者而言牛市就是天堂，而漫漫熊市則不亞于身處地獄。如果按下跌20%則股市轉熊，下跌50%嚴重股災的話，中國A股處于熊市是確定無疑的。為什么中國股市在如此短的時間陷入股災，基本面也許并不是最重要的。今年與去年相比，就像這則小故事描述的，投資者的行為變化可能影響更大。大、小非并不會理會在二級市場的投資者是否虧損，他們要盡快拿到自己的那部分贏利，投資者之間也同樣不會顧及只要自己逃頂，其他投資者是否虧損管我何事，雖然最終的結果是誰也好不到哪去?

不過對牛市還是熊市用這種方法去區別可能過于簡單，而且既然熊市來了，人類從來都不缺乏事后完美解釋的能力。比如有些人則認為大、小非資金的流出讓股市一跌再跌；還有些人可以從美國的次級債講起，一直講到只要油價不跌，股市就不會漲；不過更多的人則從政策的變化中看到了牛熊轉換的痕跡，宏觀調控決定著未來股市的反彈或反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