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貿易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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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貿易論文

篇1

(一)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是由日本著名的國際經濟學家小島清提出的,其核心內容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將要處于比較劣勢產業(亦即邊際產業)依次進行。如六、七十年代,日本紡織工業大舉對海外投資正是在日本已基本完成了重化學工業的建立,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業已經處于比較劣勢,變成“邊際性產業”的背景下進行的。

(二)弗農的產品生命同期理論

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把產品生命周期分為三個階段:新產品階段,成熟產品階段和標準化階段。從新產品階段到標準化階段,同類產品的新加入者不斷增多,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此時競爭的焦點集中于價格,因此降低生產成本就成為生產者主要考慮的因素。20世紀70、80年代,家用電器在日本的生產已進入標準化階段,家電產業逐漸成為組裝加工業,日本逐漸將生產中心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及中國,以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來降低生產成本。

(三)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

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繼承了壟斷優勢論的觀點,吸收了內部化理論的內涵,又引入了區位理論,這構成了該理論的核心。該理論認為一個企業要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必須同時具有3個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國際生產折中理論對戰后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同樣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如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了面向亞洲“四小龍”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勞動力資源屬于自然因素,而自然因素又是構成一國區位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見,日本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較為注重將企業的原有優勢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結合起來。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特征

(一)資源開發型對外直接投資:由于日本是自然資源極其匱乏的島國,在其戰后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為保證所需原材料、能源的供應,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資源開發領域。如日本在中東地區以開發油田為目的的直接投資和為開發亞洲地區自然資源而進行的直接投資。

(二)利用廉價生產要素型投資:由于日元不斷升值和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日本國內工資和原材料價格不斷上升,使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下降。為了提高競爭力,日本企業不得不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對亞洲各國投資增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獲得亞洲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等生產要素。

(三)邊際產業對外轉移型投資:日本對亞洲和東盟國家的投資往往是既結合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又配合該地區產業結構的轉換而進行的。通常是日本將國內已失去比較優勢的邊際產業轉移到該產業仍處于成長中的亞洲國家和地區。

(四)市場導向型投資:即為維持和擴大當地市場份額而進行的投資,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繞過貿易壁壘。如60年代以后,亞洲各國實行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紛紛采取高關稅和數量限制等措施,為維持國際市場份額,迫使日本擴大對外直接投資。

(五)專利與信息收集型投資:這集中表現在日本對歐美的投資上,因為歐美國家生產力發展水平高、科技發達,歐美市場對日本企業來講,重要性在于專利與信息收集,商品籌劃與開發研究等知識關系方面,因而大型跨國公司向歐美發達國家投資偏重于技術型產業。

(六)規避貿易摩擦型投資:7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的崛起,日本產品大量涌入歐美,日本長期的貿易順差使其與歐美的貿易摩擦日趨激烈,歐美各國紛紛采取措施限制日本產品的進口。為了規避貿易摩擦,日本采取由直接貿易往來轉為當地生產、當地銷售的直接投資方式,或將生產基地轉到發展中國家通過第三國輸入的迂回戰略,從而達到緩和貿易摩擦,維持已有市場份額的目的。

三、日本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國際貿易摩擦的績效分析

(一)日本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日美國際貿易摩擦的成效

1.減緩了日美貿易收支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日美國際貿易摩擦

戰后,日本“貿易立國—出口主導”的經濟戰略使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從1965年首次出現以后就開始不斷擴大。80年代以來,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呈現出了迅速增長的態勢,由1980年的69.59億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549.01億美元。貿易失衡引發了日美之間曠日持久的國際貿易摩擦。而日本大規模的海外投資對日美貿易收支的不平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作用。雖然日本的海外子公司在設立初期常常會從日本進口原料、配件、資本貨物等,但當其生產逐步步入正軌后,為避免投資摩擦,企業從東道國采購零部件、半成品的比率也會提高,而曾經從日本進口的成品將在東道國當地生產,由此會減少日本的出口;同時日本國內生產向海外的轉移也刺激了日本從海外子公司的進口,即原來的出口產品逆進口到投資國。

2.減輕了自愿出口限制措施對其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

自愿出口限制措施是日本為緩解日美國際貿易摩擦最常使用的一種手段。例如在50年代的日美紡織品國際貿易摩擦、70年代的日美彩電摩擦、80年代的日美汽車國際貿易摩擦中,日本均迫于美國的壓力,對出口到美國的相關產品實施了自愿出口限制。自愿出口限制是進口配額的一種特殊形式,是通過對進口商品規定最高數量或金額,直接限制商品的進口。這種方式對自愿出口限制實施國的經濟及其國內相關生產廠商造成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3.對外直接投資既促進了日本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更使日本在國際貿易摩擦中獲得了不斷擴大的回旋空間,立于比較主動的地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展開正規的、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其中對東亞的投資產業結構明顯傾向于勞動密集型和一定程度上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的制造業上。而這些制造業又是日本國內早已標準化或將要淘汰的“夕陽產業”及環境污染型產業。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在規避國際貿易摩擦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值得重視的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雖然給日本經濟帶來了豐厚的利益,但從長遠看卻造成了一些不利影響,而且這種不利影響正在不斷顯現。

1.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上引發了新的摩擦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規避日益激化的國際貿易摩擦,然而由于日本企業在投資方式,經營方式上與東道國的差異,使得日本在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國際貿易摩擦的過程中,又與投資國產生了新的摩擦。如上世紀80年代,日美在汽車貿易上的激烈摩擦使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得不單方面妥協同意對美國的汽車出口實行自愿出口限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汽車生產廠商紛紛開始對美國進行直接投資。然而在日本生產企業進入美國后,日本企業的系列生產結構與美國的生產結構發生了直接沖突,產生了新的投資摩擦。

2.制造業的海外轉移使日本國內出現了產業空洞化的趨勢

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以來,由于日元不斷升值,國際貿易摩擦不斷激化,國內經營成本的不斷上升使越來越多的日本企業將其生產基地轉移到了海外,以致國內投資減少,制造業相對萎縮。20世紀90年代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日本的技術進步明顯減緩,在高科技領域和基礎研究領域處于劣勢。低層次的傳統制造業不斷外移,而高層次的新產業又無法形成明顯的比較優勢。

篇2

關鍵詞: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地域結構;戰略

二戰后,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科技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異軍突起,成為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別是2O世紀8O年代之后,隨著全球化的加強,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改變了世界對外直接投資格局,也證明了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已經成為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推行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和動用全球資源、啟用全球投資回報最高區位、獲得國際經濟競爭能力、控制能力的關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分為貿易性和非貿易性兩種,其中非貿易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最主要的對外投資形式,也是企業大力推行R&D、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驅動企業發展的最根本的動力源泉。

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1979年8月13日,國務院提出“出國辦企業”,第一次把發展對外投資作為國家政策,從而拉開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序幕。20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發展速度加快,但仍顯不足。根據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遵循世界對外直接投資規律,適度發展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是中國廣泛參與國際競爭,增強國際競爭力的有效途徑。而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是企業投資階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資成功的關鍵,加強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空間分布和變化趨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結構特點

1.地區集中性。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在區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亞洲等地區。截止1997年,累計在上述三洲的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22.08%、31.45%、18.05%,共計71.58%;而在拉美、非洲、歐洲分別僅為10%、11.07%和7.35%。從國別分布看,投資主要集中在一些發達國家和新興的工業國及少數石油、鐵礦等自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如到1997年底,我國企業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累計投資超過2000萬美元的有19個,累計存量投資占到總投資的90%。

2.資源指向性。中國自然資源種類相對齊全,總量大;但人均量少,開發成本高,有些資源還比較短缺。因此,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源導向性明顯。1988年,中國17家最大的跨國經營企業中,有10家屬資源開發型。1985年以來,中國一些企業在摩洛哥、尼日利亞、美國、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個海洋資源豐富的國家投資漁業開發,已經運回數十萬噸漁貨;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區開發林業資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運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輪胎橡膠集團在泰國南部的合艾橡膠園附近開辦合作公司,累計已向母公司運回1萬多噸天然橡膠,滿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國治金進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亞總投資2.8億澳元開發鐵礦,在以后30年內將運回2億噸高質量的礦砂。

3.發達國家占主導。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發達國家占有主導地位。1979—1990年,其投資總額在發達國家占67.09%,在發展中國家占32.91%;其中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在發達國家為576.95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128.91萬美元。當然,近年來,中國企業在發達國家的投資比重趨于下降,企業平均投資規模減小;而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趨于上升,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增大;但從總體存量投資看,發達國家依然占優勢。如1979—1997年,上述兩項指標在發達國家分別為51.61%和428.49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分別為48.39%和138.43萬美元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資區。中國企業累計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形成三大核心區:(香)港澳(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1979—1990年,在這三個核心區的企業數和投資額比重分別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計分別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別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計分別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別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計分別占28.61%和58.01%。

5.投資重心呈階段性轉移。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階段性:(1)1979—1984年為自發探索階段。此階段興辦企業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資1.27億美元,年均2100萬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發展中國家。(2)1985—1991年為起步階段。1985年,對外貿易合作部制訂了海外開辦非貿易企業審批辦法,1987年國務院批準中國化工進出口公司跨國經營試點,促進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僅1987年就興辦海外企業124家,投資4.1億美元,為前8年的1.7倍,出現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一次。到1991年底,累計興辦企業1008家,投資13.95億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國、澳大利亞、德國、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蘇聯等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進入快速發展期。1992年國務院批準首鋼擴大海外投資和經營權,標志著中國海外投資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1992—1998年,開辦企業1288家,投資12.02億美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比例分別為25.56%、49.39%和74.44%、50.61%,呈現出發展中國家投資所占比例上升,發達國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資重心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發展態勢。

6.投資行業和存量增長的空間分異日益明顯,投資地區不斷趨向多元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多以專業貿易公司為主,地區多選擇在出口市場集中的東南亞和少數發達國家,且主要投資餐飲、服務業。這是由投資主體的實力有限所決定的。80年代后期,投資主體從專業貿易公司發展到大中型工業企業,由鄰近發展中國家向亞非拉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歐美等發達國家輻射,投資結構轉向資源開發、機械制造、交通運輸等。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后,投資進一步向東歐和韓國等國家拓展,地區、行業亦更加多樣化。在發達國家主要投資機電、高新技術研發;在發展中國家以資源開發和紡織、玩具、摩托車、自行車、電視機等行業為主。從投資增量上看,亞洲持續走強,非洲、拉美等投資日益加速,歐洲、北美緩慢提升,澳大利亞及若干國家近年則呈現存量投資遞減的趨勢。1979—1990年,在亞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歐洲的投資分別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亞洲、非洲、拉美、歐洲的累積投資分別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計投資分別增加4.91、10.60、8.22和3.03個百分點;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別減少4.08和23.60個百分點。1998年對亞洲和非洲的投資分別達0.68億美元和0.9億美元,占總投資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亞等8個國家的存量投資比上年凈減221.4億美元。從國別分布看,1979年開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到1990年投資國家和地區達106個,美國、加拿大、香港等8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存量投資比重為82.42%。到1997年擴展到146個,香港、美國、加拿大等前8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占總投資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對投資影響很大。美、日、歐洲諸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選擇地理上接近或歷史文化聯系密切的地區,中國亦不例外。港澳及東南亞在地域上與祖國大陸或我國毗鄰,華人、華僑集聚,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認同感,歷史上同中國的經濟往來就十分頻繁。因此,中國許多跨國經營企業對港澳和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環境較熟悉,在對外直接投資初級階段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不十分明顯的情況下,在此投資有利于回避風險、積累經驗,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提高投資績效。所以中國對外投資初始階段的首選區位在該區。同時,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關系融洽,投資的制約因素較少。因此,對外投資最初多選擇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2.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戰略因素。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與國家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中國并非資本剩余國,經濟結構層次和技術水平不高,僅有少量的OIL優勢,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初級階段,投資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與調控等因素,呈現不平衡的集聚狀態。同時,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在國際形勢趨于緩和的情況下,中國為實現趕超戰略,開始注重向發達國家投資,來學習和借鑒國外技術,因此投向發達國家的資金大量增加;而隨著經濟不斷發展而引發的資源環境壓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國外自然資源,強化對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成為中國企業的重要選擇。所有這些都促進了中國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格局的形成。

3.目標國外資政策、市場及開發潛力。外資政策對外資的進人至關重要,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分布和與中國簽訂了經濟貿易協定、雙邊投資保護協議的國家和地區基本一致,也說明了這一點。發展中國家一般資源比較豐富,且資金、技術短缺,多處于賣方市場,外資政策寬松,歡迎有利于增加就業的資源開發等勞動密集型投資,這正符合我國的投資特點。發達國家的投資環境穩定,技術先進,市場廣闊,對外資開放領域有嚴格限定,資金需求主要在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因此,隨著各國產業結構升級、市場需求轉變、外資政策調整及中國投資實力增強,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斷進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資歐美的產業,技術含量日益提高;勞動、資源密集型投資轉向發展中國家,并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增多,呈現地區多元化和布局趨向平衡的特點。這是適應全球一體化和國際政治經濟結構轉化的重要舉措。

三、區域戰略分析

1.投資區位選擇的戰略目標取向。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在產品的成熟階段,對外投資主要通過開拓市場,擴大規模來降低成本,應選擇收入和消費水平接近的東道國;到標準化階段為進一步降低成本,應選擇勞力成本較低的東道國。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對外投資應選擇邊際產業,向具有比較優勢和貿易帶動優勢的地區投資來促進出口和產業結構優化。折衷理論首次提出了區位優勢是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關鍵因素,企業應充分利用東道國的資源、技術、資金、優惠政策,發揮比較優勢,獲取收益。上述理論從發揮和尋求比較優勢的動因上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取向。因此,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布局亦應基于多重目標:(1)增加企業綜合競爭能力。投資于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廉價、市場廣闊的東道國,擴大生產規模,提高效益,培育企業與世界跨國公司抗衡的能力。(2)帶動出口。我國是一個貿易大國,今后出口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將會繼續增大,對外投資應選擇能帶動本國設備、半成品出口的國家,并繞過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3)促進產業結構優化。遵循“投舊引新”的原理,把輕紡、傳統化工、機械等“邊際產業”投向一些發展中國家,重新獲得發展優勢;同時,立足長遠,向發達國家投資,學習、引進先進技術,突破各種限制獲得資金和市場,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經濟結構優化。(4)增加可持續發展能力。我國人均礦產資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許多礦產資源已經或者即將制約經濟發展,環境壓力日益增大,應投資于國外資源豐富區,以獲取資源,減輕國內環境污染,贏得新的發展空間,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2.總體戰略。對外投資按投資方向可分為向發達國家的上行投資和向發展中國家的下行投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在區位選擇上應以下行投資為主,兼顧上行投資。這由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對生產和貿易的經濟效果產生的影響所決定。發達國家有完備的市場體系,經濟發展水平高,投資環境優越,投資于發達國家可以獲得先進的技術、管理、信息。但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層次高,我國的相對技術優勢和管理優勢難以發揮,在市場上尚難同它們直接競爭。廣大發展中國家與我國有良好的政治關系,經濟結構相似,文化環境接近。它們工業化水平較低,從生產原料、工具到成套設備都需要進口。我國擁有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與發展中國家現有的廉價勞動力資源與優惠政策相結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場。同時,對發展中國家投資還可以旁敲側擊,利用東道國的配額和優惠政策主攻歐美市場。如通過投向一些非洲國家,利用它們享受西歐的特惠關稅,主攻西歐市場;對拉美直接投資,可利用北美對該區的優惠政策,廣泛利用北美的資金、技術和市場。

3.不同區域的投資戰略。(1)穩定提高亞洲的投資。如前所述,中國在亞洲的對外投資具有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削弱了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經濟競爭力,但增加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亞洲豐富的自然資源,如東南亞的森林資源,西亞、中亞的石油、鐵、鉀鹽等對我國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而且無論是中國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優勢還是特色技術優勢,如陶瓷、刺繡、園林、中醫中藥等都適合于在本區投資。同時在本區投資也易于推行“投舊引新”的戰略,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突破因產業結構趨同導致的貿易壁壘和摩擦。本區的港澳臺和東南亞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大;該區各國和地區為吸引外資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投資環境較好。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合作開發不斷推進,瀾滄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開發得到了沿河各國和聯合國開發署的高度重視;中亞地區的經濟開發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這都有利于中國拓寬對亞洲的投資領域。因此,亞洲不僅是中國過去和現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陣地,還將是今后加強投資的重要地區。

(2)有重點的發展對歐美、大洋洲等發達國家的投資。歐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創新的領導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和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注重對歐美的投資,目的是追求美國高技術,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得領先地位。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世紀,中國跨國公司更應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市場容量大,資源豐富,投資環境優越,與我國經濟聯系強,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和順差的來源國,在本區投資有利于沖破貿易壁壘,廣泛利用外資,學習先進技術、管理方式,獲得豐富的信息,增強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國民經濟素質。目前,我國在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主要以開發資源、低水平加工業居多,無法發揮中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今后應改善投資結構,以長遠利益為主。由于中國發展階段和水平的限制,對上述地區投資規模不大,因此必須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

(3)積極發展對拉美、非洲、中東歐國家的投資。這些地區不僅有我國緊缺的若干自然資源,而且我國產品和服務在這些地區也比較適銷對路,市場前景較好。我國的家電、服裝、紡織、皮鞋、絲綢等輕工產品和餐飲業在中東歐很受歡迎,而該區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對我國企業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內瑞拉、秘魯等國的石油、鐵、鉻、銅和森林資源豐富,投資基礎良好,市場潛力大,易于發揮我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非洲總體上經濟落后,工業化水平低,但利比亞、尼日利亞、南非、扎伊爾、贊比亞等石油、銅、鉻、鐵等礦產資源和森林資源豐富,與我國的經濟互補性強,前景廣闊。當然,該區一些國家政治動蕩,經濟混亂,但大部分國家投資環境較好,整體的潛力較大。

(4)加強對區域經濟組織內部的投資。目前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緊密性區域組織已經形成,它們的貿易活動以經濟區域和經濟實體內部循環為主,外部循環為輔,實行嚴格的有差別的內外政策:區域內實現了商品、資本、勞務自由流動,取消關稅和貿易壁壘,統一工業和產品標準,而對區外進口則缺乏優惠條件。這些區域性組織的對華貿易保護日益加強,如1990年代以來,歐盟對華反傾銷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歐盟對華反傾銷達20多種,覆蓋了從日用品到家電到工業品,北美自由貿易區對華反傾銷也不斷增多。因此,傳統出口很難進入。但中國企業在歐、美仍有很大市場空間。應通過強化投資,繞過關稅壁壘,將貿易摩擦變成跨國公司內部的交易,分享經濟集團內部企業的優惠待遇,開發這一廣闊的市場。另外,還要注意在更深、更廣的層次上對環太平洋國家投資,深化與本區的貿易、金融關系,繼續以港澳為依托構建21世紀的對外直接投資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亞太圈外。

四、建議與對策

1.加強宏觀調控。政府支持十分關鍵。首先,要制定優惠的稅收、信貸政策,并加快人世為企業的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創造條件,還要通過制定海外直接投資法、產業引導法等,輔以有效的匯率、還貸能力管制,加強區域性和全球性的戰略管理,規范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行為;其次,實施技術情報支持政策,設立專門機構對重點投資目標的政治前景、市場潛力、制度、勞動力市場進行及時分析,引導對外直接投資布局;第三,制訂區域和產業相協調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強化支持重點投資區的重點企業,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戰略。對中小企業和“邊際產業”主要強化信息支持和投資方向引導,使其發揮最大的比較優勢,獲得投資收益。

2.加快培育跨國公司和專門人才。大跨國公司多施行全球戰略,力求區域和產業投資最優化。加快組建中國的跨國公司,形成一批強大的投資主體,是改善對外直接投資結構的重要舉措。同時,人才是企業實行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關鍵,世界上許多一流的跨國公司都確定了以人為本的制勝戰略,如英特爾、西門子、松下等。我國應加強人才戰略,培育出更適應于不同地區發展創業的專門人才。這些人應了解當地政治、經濟、文化及其瞬息變化的市場、金融、政局,科學決策,及時規避風險,推動投資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華商網絡的“窗口”優勢。根據我國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不同的產業和不同類型的企業集團,選擇最優的東道國。力求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協調,并隨著經濟發展階段和行業優勢的轉變,使投資重點向經濟增長速度快、潛力大、綜合投資環境好的地區轉移。注重利用基于“親、地、神、業、文”五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華商網絡,發揮它熟知當地工商界狀況、法律、經營習慣等“世界”優勢,選擇經濟效益高、投資風險小的行業和國家,促進海外投資的地域結構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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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后凱。區位決策[M].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14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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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主要是指各類經濟要素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圍內流動,從而使得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日益增強,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逐步融合,最終朝著無國界經濟轉變的一種過程和趨勢。伴隨著國際分工日趨深化和科學技術加速發展,經濟全球化發展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其主要標志是:國際直接投資急劇增長;跨國公司作用顯著強化;國際經濟合作迅猛發展;國際金融市場快速膨脹。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在與發達國家的經濟交往中,能夠獲得它們自身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這些,發展中國家要想得到發展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這可以說是發展中國家所擁有的特殊的“后發優勢”,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充分利用這一特有的優勢,就有可能以發達國家所遠遠不及的速度發展,加快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步伐。從這個角度看,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機遇。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在當代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擁有強大經濟技術實力的少數西方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起著支配作用,它們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游戲規則”,試圖把經濟全球化灼過程變成其謀求經濟、政治霸權的過程,這就使得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不利地位。因此,發展中國家既要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以分享世界經濟發展的成果;又要切實把握好分寸,注重趨利避害,防止欲速不達,在經濟和政治上受控于發達國家。

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也是雙重的。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主流,越來越多的國家改變了對外國投資的態度和政策,紛紛取消了在金融、保險等服務領域中對外國投資的限制,制定和實施了許多旨在吸引外資的政策法規,為適應國際投資自由化的要求進行了一系列調整。有些國家還大力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創造良好的硬環境,以便增強對外資的吸引力。這些行動本身對國際投資者來說就是一種綠色信號,無疑有利于投資要素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優化配置和自由流動。我國境外投資者應該及時把握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這些條件和機遇,尋求優越的投資環境開展境外直接投資,以便獲得更高的投資效益。當然,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不僅具有積極的一面,同時也有消極的一面。由于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各國之間的經濟競爭加劇,國際資本市場競爭也空前激烈。尤其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和技術實力,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占據主導地位,在經濟全球化發展中起著支配作用。而我國境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創辦跨國公司的經驗相對缺乏,加上西方發達國家正時刻警惕著中國這個第三世界新興的強勁對手,使我國的境外直接投資從一開始就處于不利地位。因此,面對經濟全球化浪潮,我們既要積極發展境外直接投資,使本國經濟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又要保持清醒頭腦,使境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水平與國情國力相適應。

二、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近年來,我國國內商品短缺的現象已基本結束,市場開始出現整體供大于求的格局。據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結果,在900多種主要工業品中,有半數產品的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紡織品的生產能力已經高出市場需求的40%,彩電生產能力高出60%,空調生產廠家開工率只有43.4%,供大于求的電子產品達到75%。另據國內貿易部對605種商品的供求情況排隊,供大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品種高達99.8%,其中供大于求的品種占72.2%。由此可見,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過剩并不是極少數產品的偶然性市場供求不平衡引致的,而是大面積的產品和生產能力的相對過剩。面對這種嚴重的生產過剩,我國政府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擴大政府支出,降低銀行利率,增加出口退稅,減少法定準備金,甚至在通貨緊縮時期逆勢加薪等等。采取這樣大的力度和密度的綜合調控手段,旨在擴大內需,提高生產能力利用率,然而其成效不甚明顯。這是因為,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過剩是低水平的相對過剩,是產業結構變化滯后于需求結構的變化造成的,這種經濟發展的非均衡不可能完全仰賴常規的綜合性政策措施來解決,而必須采取治本措施,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為了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我們應該適當擴大境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向國外轉移部分富余的生產能力,開拓國際投資的新領域。特別是發展以實物形態資本為載體的境外直接投資能增加我國國內市場的總需求,進而拉動經濟增長,使我國經濟在國內市場需求約束條件下實現可持續發展。

在我國一些工業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的同時,還存在著某些資源短缺的問題。若用國際上通用的衡量一國資源豐缺的標準,即資源種類的齊全程度、資源儲量的充裕程度和資源品位的高低程度來衡量,我國屬于資源種類比較齊全、但人均資源占有量則相對貧乏的國家,而且礦產資源品位低。如石油、木材、橡膠、鐵和銅鐵礦等重要資源人均占有量遠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不少資源需要從國外大量進口。我國目前已探明的鐵礦資源雖有500多億噸,但其中97.3%的儲量為貧礦,平均含鐵率僅為30%左右。按現有的資源利用方式,預計到2010年國內45種主要礦產資源約有1/2不能滿足需要。面對國內資源供求矛盾日趨突出的嚴峻形勢,我們應該更多地將眼光投向國外,積極參與國際資源開發的合作與競爭,有選擇地在境外建立一批戰略性資源開發生產供應基地,以便解決國內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需要與某些資源相對短缺的矛盾,同時保障我國資源供應的戰略安全。

三、外貿出口環境變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世界生產力加速發展,許多國家商品供過于求的矛盾日趨突出,對國際市場的爭奪也更加激烈,外貿領域的摩擦和爭端此起彼伏,從而導致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仍很盛行。許多發達國家在加強貿易保護的過程中,重點強化了非關稅壁壘,包括質量標準壁壘、環境無害化壁壘、知識產權壁壘、反傾銷壁壘等。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了減少對出口國的依賴,提高本國自立能力,推行進口替代政策,設法提高關稅,實行配額限制等。特別是經濟區域集團化的深入發展,對國際貿易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些區域性集團內部相互取消關稅和進出口限額,乃至完全開放邊界,使成員國遠比過去更為便利地進入當地市場,實現商品交換和優勢互補,大大增加了相互間的貿易機會,使國際貿易呈現出以“體”內循環為主的特征。與此同時,集團成員以外的國家,由于不能享受種種優惠政策和權利,其商品很難進入區域性集團內部市場,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面對這種貿易格局的變化,許多國家都在大力發展境外直接投資,通過這種方式越過各區域集團貿易保護壁壘,滲透到不同區域集團內部設立企業,就地生產和銷售,以便占據當地市場,擴大市場份額。

我國從90年代中期以來,雖然外貿出口總額不斷增長,連年出現貿易順差,出口商品結構也逐步改善,但仍存在著許多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受到產業結構和產品質量等瓶頸制約,我國目前外貿出口仍以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為主,技術含量和檔次較低,從而削弱了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二是外貿出口市場過分集中,偏重港澳地區、日本、美國及歐共體國家,這在一方面加大了我國對外貿易風險程度,另一方面也使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上遭到反傾銷指控明顯增多。三是我國外貿管理體制不夠健全,外貿政策、競爭法規和價格體系不夠完善,一些出口企業相互殺價競銷,這不僅導致外貿企業效益增長大大低于外貿出口數量增長速度,使部分外貿企業虧損,而且為國外反傾銷提供了口實,喪失了部分市場機會。針對這種情況,我們一方面要抓緊進行產品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提高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和檔次,有效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積極開拓新的國際市場;另一方面有必要拓寬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第二條渠道一境外直接投資,努力形成基本合理的境外投資區位及產業布局,通過建立發展境外生產經營體系,廣泛開拓國際市場,這樣既可避開上述影響出口的制約條件,又可鞏固和擴大市場份額,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提供新的牽引拉動力量。從國際經驗看,一國要在國際經濟生活中發揮較大影響,在國際經濟分工中占據較為主動和有利的地位,不能單純仰賴于對外貿易的發展,還必須努力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支持國內有能力的企業構筑境外生產經營體系。當一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達到一定水平后,會保持相對穩定,對外貿易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將會被境外直接投資所部分取代,國際分工亦將由貿易主導型向投資主導型轉換。

四、世界科技加速發展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當今世界,經濟競爭說到底是科學技術尤其是高科技的競爭。誰掌握了科技主動權,處于優勢地位,誰就能在世界經濟競爭的舞臺上扮演主角。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都加快了科技創新的步伐,使高科技產業逐步成為支撐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如美國近年正式頒布了“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行動計劃,企圖以此作為帶動美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并確立其在世界信息產業的主導地位;英國推出了“技術前瞻計劃”,其中包括信息技術、新型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高科技發展計劃;法國推出了“阿麗安娜新型火箭計劃”和“新空中客車計劃”;日本則推出了“地球科學綜合研究計劃”、“超級鋼鐵材料開發計劃”、“腦科學時代計劃”、“輻射光科研計劃”、“智能制造技術計劃”等等。由此可見,加速發展高科技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競爭中的一張“王牌”,高科技產業化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一道宏偉而靚麗的風景線。世界科技迅速發展給當代國際直接投資帶來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一方面,作為國際直接投資主要載體的跨國公司可以憑借先進的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新產品,提高原有產品質量,從而更方便地打開東道國大門,在國際競爭中保持和擴大自己的陣地。另一方面,由于當代世界科技創新80%以上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的格局尚未改變,它們通過種種措施維持技術的壟斷,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競爭能力減弱。

對于我國境外直接投資而言,世界科技加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要大于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學技術有了長足的進展。以正負電子對撞機、銀河計算機為代表的一系列高科技成果的取得,表明我國在有些領域已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在有些領域里正在縮小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目前的科技水平仍落后于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不足10%,遠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30%左右,也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縮小這種差距,僅僅靠利用外資和引進技術是不夠的。因為發達國家為了延長其對先進技術的壟斷時間,往往極力避免先進技術在東道國過快擴散,將許多研究開發活動和關鍵產品的生產放在國內母公司進行,而只將成熟技術和最終產品的裝配線轉移至東道國。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很難通過利用外資獲得完整的、一流的先進技術。而且過多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如部分產品的國內市場被跨國公司所控制,國內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惡化,甚至有可能導致經濟結構的失衡。因此,我們應在積極有效地利用外資的同時,努力拓展境外直接投資,以多種形式主動參與國際企業間的合作,以便更直接地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及時跟蹤世界科技發展的最新動向,并向國內進行傳輸和擴散,充分發揮先進技術的“外溢效應”和“輻射效應”。

五、加入WTO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WTO既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又有力地推動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它的宗旨就是從全球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根本利益出發,突破國家和地區保護主義的障礙,逐步實現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以達到全球資源優化配置,各國勞動者充分就業,推動世界經濟持續穩定發展。WTO作為當今世界調節國際經貿關系的重要國際經濟組織,其巨大的作用已為世界各國所認識。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加入WTO后可以得到最惠國待遇,從而避免在出口商品時遭受歧視;可以享受穩定的、較低的關稅稅率,以利于本國產品進入國外市場;可以利用WTO所確定的多邊爭端解決機制,使有關貿易爭端得到公正合理的解決;也有利于及時掌握世界經貿的動向和信息,并從參與多邊貿易談判中受益。但是,加入WTO是一把“雙刃劍”,發展中國家在享受利益的同時也會遭受巨大的沖擊。作為WTO的成員國必須大幅度降低進口關稅,增加貿易透明度,擴大金融、保險、電訊、運輸等服務領域的開放度,放寬對外商投資的限制,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直接面對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經受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加入WTO既能獲得良好的發展機遇,同時又面臨很大挑戰。從總體上看,加入WTO使我國經濟更加緊密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大大增加我國在世界事務、特別是國際經貿方面的發言權和主動權,使我國能直接參與21世紀國際經貿規則的決策過程,擺脫別人制定規則、我國被動接受的不利狀況,使我國在乎等的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以便更充分地發揮本國的比較優勢,立于不敗之地。在境外直接投資方面,我國可利用WTO正式成員國的地位,爭取更好的市場準入條件進入東道國市場,可以將我國一些長線產業的生產能力轉移出去;拓寬境外直接投資的領域,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速我國經濟建設。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入WTO對于我國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是一個有力的推動。但是,加入WTO也會給我國帶來一些壓力和挑戰。特別是在金融、電信、計算機、汽車等行業領域,我國企業會面臨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同時,由于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使我國跨國企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國內市場這一保護性屏障和依托,處于腹背受“敵”、內外夾攻之中。對此,我們必須具有清醒的認識,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加速企業技術進步,通過苦練內功,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要變壓力為動力,主動迎接挑戰,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抓緊培育我國的跨國公司,盡快構建一批能在國際市場上叱咤風云的“重量級選手”,以便在更大范圍內尋求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促進我國境外直接投資效益大幅度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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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論文關鍵詞:金融成長,國際貿易中心

荷蘭是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政權國家,構建了第一個現代意義的金融體系,加快了其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確立。本文以荷蘭金融與產業成長歷史為線索,分析荷蘭成為超級大國的基礎和根本原因所在,從而揭示金融成長如何保證和加快產業成長,為我國發展提供借鑒。

一、農業商品化、工場手工業規模化與商人資本

(一)農業商品化與“商品農”

荷蘭獨立后農業生產率迅速提高,導致農業的分工和專業化以及商品化,各地因地制宜發展專業化農業生產,農產品的商品率相當高國際貿易論文,成為歐洲國家糧食的重要供給國。荷蘭弗里斯蘭的哈姆馬農產品的商品率甚至達到92.3%,1572年由于弗里斯蘭經歷戰爭商品率下降。

在沿海地帶漁業成為重要產業,與當時其他國家不同,荷蘭的三大漁業(鯡魚、鯨魚和鱈魚業)不僅僅限于捕撈,而且還進行加工、包裝或提煉,漁業成了一種工業。荷蘭省北部島嶼以及荷恩與阿姆斯特丹之間地帶17世紀上半葉從事海上漁業加工的鄉村男勞力占其總數的50%[1]。1562—1657年出口到波羅的海的鯡魚中75%是荷蘭運輸,1661—1720仍占60%,此后比重大幅度下降,1730—1740,荷蘭一國要占歐洲全部鯡魚年產量的1/2以上。

農產品、畜產品和漁業從生產、加工到銷售已形成大規模商品生產,高產量、高商品率和眾多的從業人員說明荷蘭的農業已突破傳統生產方式,農業已形成一種產業,支撐著荷蘭經濟強國的基礎。德·弗雷斯(1971)[2]總結認為,荷蘭鄉村經濟轉變的主要特征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農”的形成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作為前向聯系,農產品的商品化維系著為之服務的運輸和市場網絡。憑借繁密順暢的流通渠道,鄉村農產品貿易不僅遍及國內,而且擴大到國際,成為荷蘭龐大商業帝國機器運轉的“基本劑”。作為后向聯系國際貿易論文,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刺激了人們對于土地開發的投資興趣,推動了作為農業生產資料的肥料和飼料的貿易擴大,促進了鄉村手工業的興起和教育的興辦。直至整個18世紀,荷蘭農業始終在歐洲保持了最先進的生產水平。

(二)工業與金融業的形成

紡織業特別是呢絨工業是荷蘭的第一支柱產業,已形成生產的大眾化,而且紡織業的結構調整(如新呢絨生產取代舊呢絨生產)使荷蘭保持著持續的優勢。至17世紀,來登成為歐洲最大的毛紡織中心。

國內工業中居突出地位的是造船業。在17世紀初期造船業已成為荷蘭居第二位的支柱產業。政府興建的國內四通八達的運河和造船業的大型化、機械化使荷蘭水上運輸趨向經濟化——運輸成本低廉化。造船業既為荷蘭的海外貿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證,又為荷蘭國內經濟飛躍提供了基礎,促進了荷蘭銀行業和保險業的形成和發展,同時推動了海上貿易在全球范圍的興起。

(三)商人資本與農業、工業成長

在農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成長過程中,商人資本起著重要作用。在經濟發展起始階段,由于經濟規模較小,商人資本和產業資本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方式,通常融為一體。當荷蘭農業商品化、工場手工業規模化迅速擴大時,產業成長的預期收益吸引更多商人資本流向農業和工業,由于商人資本具有雄厚的資金、專業的商業技能,從而逐漸控制了生產和銷售的全部過程;同時,與商人資本早期實行合伙制的原有生產者逐漸喪失生產資料國際貿易論文,淪為工資勞動者。產業資本的增加進一步加強了農業產業化和工業的發展,即產業成長。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形成專門從事農業、制造業的產業部門和專門為產業融資服務的金融部門。

二、現代金融制度的建立與國際貿易中心的確立

(一)現代銀行制度與對外貿易

農業商品化和工場手工業規模擴大以及造船業的經濟化促進了荷蘭的對外貿易,對外貿易的迅速擴大內在地要求金融機構為之提供便利的國際貿易支付體系。在威尼斯銀行業模式基礎上建立的金融機構框架已不能使支付體系順暢、有效。此時,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銀行進行了一個劃時代的改革——銀行券代替硬幣,同時要求進出口商在該行開立賬戶,600弗羅林以上的支付必須使用匯票。“銀行券的發行與流通是金融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金融對經濟推動作用產生一個飛躍的轉折點,最初發行是為了節約金屬鑄幣和在支付體系內提高效率,但卻為后來信用貨幣制度的建立做了重要嘗試,開辟了通過創造廉價貨幣以促進經濟發展的道路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1]阿姆斯特丹銀行的業務創新對荷蘭經濟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首先,提高了支付效率,這是其最初的目的,而且事實也達到了預期目標。更為重要的是支付的便利吸引了更多的其他國家的商人在阿姆斯特丹銀行結算,既帶來了資金,也使阿姆斯特丹由一般的商品集散地演變為國際貿易中心。第二,信用工具的產生大大滿足了產業成長所需資金。農業商品化和工場手工業規模的擴大,使得僅依靠內源融資不能滿足產業成長的需要國際貿易論文,傳統的銀行借貸既受資金來源約束,也有籌資成本過高的影響。信用工具的產生使得貨幣乘數作用出現,從而為產業成長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對外貿易迅速成長為荷蘭的支柱產業。第三,降低了籌資成本。銀行業務的創新大大便利了資金的借貸,也促進了銀行業的競爭,大量銀行聚集在阿姆斯特丹,使得銀行的借貸利率比歐洲其他國家要低幾倍,低利率貸款為產業擴大和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馬克思所言:“在荷蘭,商業信用和貨幣經營已隨著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而發展,而且在發展過程中,生息資本已從屬于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這一點已經表現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

(二)證券市場與貿易壟斷

海外貿易的迅速成長激發荷蘭人紛紛組織貿易公司,同時帶動了銀行業和保險業的擴大,產業成長(海外貿易)大于金融成長,資金需求成為瓶頸;同時荷蘭在早期實行的合伙制貿易方式問題凸顯:這種具有短期行為特征的貿易方式與荷蘭迅速壯大的海外貿易不相匹配。為解決長期資金問題,1606年荷屬東印度公司成立之時即發行了世界上第一張股票,這張股票讓荷蘭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輝煌。該公司采用股份制向全社會募集資金,有的股東只有幾十個荷蘭盾,表明股份制在荷蘭已成為普及的籌資和投資方式。1608年國際貿易論文,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建立,成為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股票交易所。盡管只有聯合西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此交易,另外還有政府發行的各種類型的債券(更多股票和證券交易在非正式市場交易),這個市場卻擁有成熟的交易技術,包括期權和期貨合約的使用。阿姆斯特丹是當時歐洲的商業中心,與此相匹配,該交易市場成為國際股票市場的中心。——17世紀荷蘭資本積累比歐洲各國的資本總和還要多,對外投資比英國多15倍。投資于歐洲、東印度和美洲的外國債券的資金超過3.4億荷蘭盾。英國國債的很大一部分由荷蘭人持有,每年有上千萬荷蘭盾的利息收入[3]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更為重要的是17世紀中葉的“金融革命”——各省從向商人—銀行家借款轉為直接向富人出售國庫券。阿姆斯特丹成為當時歐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長期信貸供應者,成為一個規模空前的國際金融市場。

證券市場的迅速發展為對外貿易提供了豐富的資金,也解決了企業所需的長期資金問題;同時,證券市場的大眾化使得金融成長快于產業成長,從而保證和加快了現代商業(海外貿易)的成長。.

股份制幫助荷屬東印度公司打敗英屬東印度公司,奠定了其貿易壟斷地位;證券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銀行的建立為對外貿易提供了雄厚的資本和便利的支付體系;資金的自由流動使阿姆斯特丹成為資金的集散地:一方面,現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工具的創新使國際資金大量流向阿姆斯特丹,另一方面,發達的金融體系又為荷蘭和其他國家提供了廉價而便利的資金來源。金融成長把廣大居民購買力的利益和產業成長(海外貿易)直接結合起來,促進了荷蘭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確立。荷蘭成為國際貿易中心的同時國際貿易論文,也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至此,現代金融制度已成功幫助荷蘭確立了國際貿易中心,金融成長和產業成長進入成熟期。

三、資本自由流動與產業衰落

海外貿易匯集的大量財富和諸多物產,源源不斷流入荷蘭,進而轉化為巨額商業利潤和資本,至17世紀中期,荷蘭已成為世界商業霸主。然而,曾促使阿姆斯特丹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資金自由流動,出現國內資本脫離產業轉向借貸資本,貸款回收的困難和泡沫經濟的破滅,動搖著其金融體系的穩定。

首先,轉口貿易的興盛改變了商人資本的性質。商人資本原為獲取商業利潤而參與并逐漸控制國內產業生產,當轉口貿易變得更為有利時,商人資本便傾向于進口而非制造,資本則由產業資本轉向商業資本,顯然阻礙了國內產業進一步成長。由于轉口貿易的特殊作用,以阿姆斯特丹為首的商業城市,期望靠轉口貿易擴大財富國際貿易論文,無視國內工業成長的根本利益,激勵政府實行低關稅,對國內工業放棄保護,也就意味著對國內產業成長的阻礙:海外貿易脫離國內產業成長,失去交換的基礎;放棄國內工業保護,也就意味著商品生產國商品競爭力的提升和直接貿易的興起,荷蘭的轉口貿易失去依托。商業資本在荷蘭商品經濟發展中不是逐步讓位于工業資本,而是使工業資本越來越屈從于自己,這一演變趨勢與西方近代資本結構演變的總趨勢恰好相反[4]。

其次,金融成長脫離國內產業成長,失去基礎和載體。金融業在促進海外貿易迅速成長的同時,荷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然而至17世紀后期,荷蘭資本更多用于對外借貸而非國內產業投資。荷蘭金融業的高度發達具體表現在利息率的低微上,而同期其他國家的利息率則是荷蘭的幾倍。由此不僅導致商人資本從產業資本轉向借貸資本,而且促使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在國內低息借貸,國外高息放貸,進一步加劇國內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減少。

第三,銀行壞賬形成金融危機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到18世紀末期國際貿易論文,荷蘭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商業資本主義演變為借貸資本主義。對外大量放款為荷蘭贏得了金融資本家的美譽,然而對外放款的對象:一是外國政府、君主,一方面增強了外國的軍事和工業實力,另一方面戰爭使得大量貸款成為壞帳,嚴重影響著荷蘭的金融業;二是對外金融投機,到17世紀下半葉,其影響超過對外貿易。1758年,荷蘭商人購買的英格蘭銀行、英國東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占這些股票總額的1/3[5]。南海“泡沫事件”導致投資者損失慘重。壞賬的形成和商人資本的損失大大降低了荷蘭的金融競爭力。各種投機活動導致一系列銀行破產倒閉,引發1763年的金融危機。

四、啟示

1.產業成長是現代金融體系形成與成長的基礎

農業、工場手工業、海外貿易等產業的興起增加了融資需求,銀行券、匯票、期權、期貨、國庫券等金融工具創新蓬勃發展,證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銀行、非正式交易市場等現代金融體系產生,產業成長引致金融成長;另一方面,金融成長又為農業、工場手工業、海外貿易等產業提供充足的資金,進一步促進產業成長,在這一過程中金融業本身得以成長。

2.現代金融體系保證和加快了海外貿易的成長

阿姆斯特丹銀行建立的支付制度第一次顯示了現代金融制度的威力,促使阿姆斯特丹迅速成為國際貿易中心;荷屬東印度公司發行的股票既保證了企業長期生存,又促使荷蘭海外貿易迅速獲得壟斷地位;資金的自由流動促使阿姆斯特丹成為國際資金的集散地。因此,銀行券、國庫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創新、銀行制度和證券市場等金融制度創新既保證和加快了國際貿易中心的確立國際貿易論文,又促進了金融業自身的成長,使荷蘭保持了一個多世紀的世界霸權。根據馬克思的說法,荷蘭是“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3],或如亨利?塞所言荷蘭是“商業和金融資本主義的象征” [4]。

3.金融成長與產業成長必須保持合理關系

金融成長以產業成長為基礎。“郁金香事件”顯示了泡沫經濟的危害,此后歷史上多次的泡沫經濟與此都有相似之處——金融成長脫離產業成長必然帶來泡沫的破滅;“南海事件”表明資本自由流動的負面效應,美國歷史上也多次發生外國投資者遭受巨大損失的金融危機。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成長超過產業成長所需以及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危害已引起各國關注,尤其是擁有外國巨額證券資產時更應引起重視,國家金融安全成為政府的職能之一。

作者:史恩義 男,1967年8月生,山西襄汾縣人 工作單位:山西財經大學國際貿易學院

職稱:副教授

研究方向:國際經濟與投資

學位: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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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論文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加工貿易,出口,應對策略

一、人民幣升值概述

2005年7月21日,迫于美國的強大壓力,為了給中國經濟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1美元兌人民幣從8.27—8.28先后突破了8.2、8.1、8.0關口,2005年升值幅度達3%。2006年1月4日人民幣匯率以8.0702起步,經歷了從“緩步上行”到“快跑”,再到“加速跑”的過程,一年中升值了2 615個基點。2007年截至12月20日,人民幣升值幅度已達到6.01%。2008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步伐進一步加快, 2008年4月10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破7”,為6.9920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以2005年匯改前的人民幣對美元比價8.27651計算,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超過18%。到2010年12月23日,美元兌換人民幣中間價為6.6466。

一國貨幣的升值意味著與它相比較的那種外幣的貶值,表示一定數量的本幣可以兌換的外幣數量比之前增加了。自從匯率改革以來,人們持續不斷地對匯改的利弊進行討論分析,尤其關注人民幣升值可能造成的對中國對外貿易國際貿易論文,特別是紡織、服裝、玩具等利潤微薄而我國又具有比較優勢的加工貿易產業的不利影響。本文主要分析人民幣升值對廣州市加工貿易出口的影響。

二、匯率與國際貿易關系的理論及廣州加工貿易近些年的狀況

匯率作為影響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因素,對進出口有著重要的影響。關于匯率變動對進出口的影響尤其是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我國外貿的影響,理論上有很多不同的觀點。

1、馬歇爾-勒納條件。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與美國經濟學家勒納指出:一國貨幣相對與他國貨幣貶值,能否改善該國的貿易收支情況,主要取決于貿易商品的需求和供給彈性,假定供給具有完全彈性,那么貶值的效果取決于需求彈性。用Dx表示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Dm表示進口商品的需求彈性,則當︱Dx︱+︱Dm︱﹥1時,貨幣貶值將會改善貿易收支;當︱Dx︱+︱Dm︱=1時,貨幣貶值不發生作用;當︱Dx︱+︱Dm︱﹤1時,貨幣貶值將會惡化貿易收支。貿易收支通過貨幣貶值得到改善的必要條件是:當︱Dx︱+︱Dm︱﹥1,即馬歇爾-勒納條件。

2、J曲線效應。本國貨幣貶值后,初期由于消費和生產行為的“粘性作用”,進出口不會發生明顯變化,但由于匯率的改變,以外幣計價的出口收入相對減少,以本幣計價的進口支出相對增加,造成經常項目收支逆差增加或者順差減少,經常項目收支狀況反而會比原先惡化。一段時期(往往是6至12個月)之后,經常項目收支才漸趨改善;再經過一段時間(往往是1.5至2年后),經常項目收支的改善達到峰值,然后再度趨向下降論文下載。因此匯率變化對貿易情況的影響具有“時滯”效應,呈現“J”的形狀。而貨幣升值情況下,經常項目收支變動則剛好相反,表現為反向J曲線效應。

3、廣州2005年至2008年加工貿易出口狀況。

2005—2008年廣州市加工貿易出口統計

年份

實績(萬美元)

比上年增長(%)

合計

內資企業

外資企業

合計

內資企業

外資企業

2005年

1593628

175247

1418381

17.74

-5.47

21.42

2006年

1814869

208965

1605904

13.88

19.24

13.22

2007年

2022533.74

245761.49

1776772.25

11.44

17.61

10.64

2008年

2223313

283237.89

1940075.33

9.93

15.25

9.19

(數據根據廣州年鑒整理形成)

2005年,廣州地區企業加工貿易實現進出口總額265.8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5.42%。其中出口159.3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7.74%,占全市出口總額的59.76%。內資企業加工貿易出口17.52億美元,占全市加工貿易出口總額的10.99%;外資企業加工貿易出口141.84億美元,占全市加工貿易出口總額的89.0%。

2006年,廣州地區企業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300.0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2.86%。其中,出口額181.4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1.34%,占全市出口總額的56.05%。

2007年,廣州地區企業加工貿易實現進出口總額329.1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9.7%,其中出口額202.23億美元,增長11.44%,占全市出口總額的53.36%。加工貿易出口增速繼續放緩。是年,受國家加工貿易禁止類和限制類新商品目錄出臺影響國際貿易論文,加工貿易出口增幅比上年下降2.4個百分點。

2008年,廣州地區企業加工貿易實現進出口總額358.9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9.06%。其中,出口額222.3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9.93%,占全市出口總額的51.75%。加工貿易進出口增速下降。加工貿易進出口增幅低于上年0.64個百分點,為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的新低。全年加工貿易出口占全市出口總額的比重比上年減少1.62個百分點。

伴隨著人民幣升值的步伐,廣州的加工貿易出口增長速度在加速下降,過分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三、人民幣升值對廣州加工貿易出口的影響

自從2005年至今,國際、國內出現經濟環境急劇惡化,外需萎縮加劇了出口額下滑,對外貿易風險加大、利用外資受阻,商品結構尚待優化等困難和問題。作為我國對外貿易出口龍頭的廣州市也受到諸多的影響。

(一)、人民幣升值對廣州市對外貿易的有利影響。

首先,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廣州市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廣州市的產品出口主體中,民營企業占了半壁江山,民營企業又以中小型企業居多,規模較小。產品結構從總體上來說,是以高能耗、低效益、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為主,這雖然能賺取大量外匯,但是附加值很低,資本積累相當困難。由于人民幣升值,使得進口成本下降,因此廣州市可以抓住時機,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從而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其次,人民幣升值有利于緩解一部分國際貿易摩擦和對華貿易制裁。廣州在加工貿易特別是紡織品、服裝、鞋類等具有價格優勢,在國際上占有較大份額,在產生替代效應作用下,廣州出口商品的價格優勢使得外國本國的商品被擠出,因此產生反傾銷糾紛。人民幣升值可以降低有些國家利用技術壁壘、環境壁壘、知識產權壁壘等非關稅壁壘對廣州商品出口設限的可能性,由此減少貿易摩擦。

(二)、人民幣升值對廣州加工貿易出口的不利影響。

首先,人民幣升值過快過猛,會導致廣州市出口的大幅縮減。廣州市的出口貿易大多集中在紡織、服裝、制造業及電子加工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的國際競爭優勢在于價格,產品之間的差異性小,相互替代性強,因此它們的產品出口價格彈性較大,短期的人民幣升值對其出口將產生不利影響。

其次,人民幣升值削弱出口,增加失業率。加工企業,在升值的壓力下轉向技術或資本密集型產業,降低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領域的投資國際貿易論文,導致許多低素質的就業者失業。

再次,人民幣升值過快過猛會挫傷外商對廣州投資的積極性。廣州由于相對廉價的出口成本和勞動力成本,吸引許多外商在華投資并創造出口。人民幣升值后,以外幣作為股本投資的外商企業,在中國兌換人民幣的能力減弱,外商投資成本增加。原來額定的投資項目的資金由于人民幣升值將會不足,外商必須追加投資,增加了外商的投資成本,投資回收期延長,打擊投資積極性。廣州市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前沿地帶,人民幣升值可能對廣州的加工貿易出口產生一定程度的負面作用論文下載。

四、針對人民幣升值對廣州加工貿易出口的影響的應對策略

鑒于人民幣升值對廣州加工貿易出口的影響,我們應該采取相應的措施,以強化和擴大人民幣升值對廣州對外貿發展的積極影響,緩解和減少其消極影響。

(一)、政府干預及政策支持方面

1、政府應加強對廣州進出口企業在政策上的引導和扶持。在人民幣升值的大背景下,政府應該在進一步優化出口商品結構,遏制對外貿易順差過快增長,促進廣州產業結構升級方面有所作為。主要體現在政策上對出口企業進行適當地引導和扶持。

2、完善法律政策,優化貿易環境。政府要充分利用政治、外交和經濟等手段為廣州企業的出口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改變以往重行政審批、輕服務、指導的工作作風,在實際操作中,各地商務主管部門、金融、保險機構以及駐外機構等可以通過對國際金融市場、銀行的經營狀況的掌握以及對進出口國市場動態信息的了解,及時向相關企業進行信息披露和風險預警,幫助企業提高風險防范意識和安全履約能力,一旦發生合同糾紛,可幫助協調溝通,提出妥善解決措施。

3、積極擴大國內市場需求,減少外貿出口依賴。在過去很長時期內,由于人民幣匯率的相對低估,導致出口強勁增長,我國外貿持續出現巨額順差。我國有13億人口,龐大的人口背后隱藏的是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要真正實現廣州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必須調整經濟結構,減少對外貿出口的依賴,盡快實現由“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向“以內需為主”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轉變。同時,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進行各種配套改革,積極培育、擴大國內消費市場,鼓勵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重點扶持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

4、優化升級廣州對外貿易結構,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長期以來,在廣州出口產品中國際貿易論文,附加值較低、技術含量低的勞動、資源密集型產品占據著重要地位。隨著人民幣的升值,廣州勞動力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難以發揮,出口企業很難再以單純依靠低廉勞動力和國家制定的低匯率政策開拓海外市場。在廣州很多企業自主研發和技術創新的意識薄弱,所謂的核心技術和裝備基本依賴國外進口。為了廣州對外貿易的長足發展和廣州經濟的持續增長,我們必須調整對外貿易結構,通過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促進廣州外貿結構優化升級。

(二)、出口企業方面

1、作為出口企業,應該積極調整經營理念和出口戰略,加大自主研發和技術創新的力度。加工貿易企業應當注重個性化消費需求,進行產品概念、功能、包裝、運用等方面的創新,以人民幣升值為契機,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加速產品的升級換代,提高出口產品檔次, 提升產品的品牌內涵和設計能力, 創建出口產品品牌優勢,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以積極的姿態贏得主動。同時,出口企業應重視開發新產品、引進新技術、進口新設備,加快對引進技術的吸收、消化和再創新的步伐,減少高科技新產品對國外的依賴,調整廣州貿易結構,減輕人民幣升值對廣州貿易的不利影響。

2、外貿企業必須調整加工貿易出口的市場結構,改變過分依賴部分地區的出口的增長模式,分散個別貨幣對內貶值導致的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并做到靈活應對匯率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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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劉君.人民幣匯率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影響分析[J].特區經濟,2007,7.

篇6

(一) 題目

銀行聯系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理論機理與實證研究

(二)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1.研究背景

由于美國次貸危機而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國際金融市場陷入停滯,金融市場的危機不斷傳播最終造成了全球范圍內的國際經濟的混亂,嚴重擾亂了國際經濟。在 2003 - 2007年期間強勁增長的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在隨后兩年中出現了明顯的大幅下滑。從那時起,研究人員就強調了金融與投資之間關系的重要性。

許多國家積極尋求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因為他們認為跨國企業將通過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增加資本積累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促進經濟增長。事實上,大量的實證證據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往往會為本國和東道國帶來凈收益增長效果。這就促使研究人員徹底的調查其決定因素。有力的影響因素包括市場規模,文化和地理接近度,相對勞動力市場稟賦和公司稅率(Eicher等,2012;Blonigen和Piger,2014年)。金融發展,特別是兩國之間的銀行聯系當然也應該加入這個名單。

2.研究意義

本文通過測試銀行聯系是否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為這類不斷增長的文獻做出貢獻。我們論文的主要貢獻有兩方面:首先,我們展示了一種新的渠道,在這種渠道之中,金融通過向銀行提供銀團貸款形成的銀行聯系的積極影響展現了對投資的重要性。其次,我們證明這種影響可能對于當地金融發展程度越低的國家越大。

篇7

1、貨泉國際化的含意

貨泉國際化是指能夠逾越國界,在境外流通,成為國際上普遍認可的計價、結算及貯備貨泉的進程。對于于貨泉的國際化概念的界定,按貨泉功能劃分可以提供1個相對于完美的框架。依據Kenen的定義,貨泉國際化是指1種貨泉的使用超越國界,在發行國境外可以同時被本國居民或者非本國居民使用以及持有。咱們下面通過1張ChinnandFrankel編制的國際化貨泉的功能清單(見表一)來直觀的闡釋。

表一國際化貨泉功能

貨泉功能官方用處私人用處

價值蘊藏國際貯備貨泉替換(私人美元化)以及投資

交易媒介外匯干預載體貨泉貿易以及金融交易結算

記賬單位釘住的錨貨泉貿易以及金融交易計價

資料來源:依據ChinnandFrankel(二00五)以及Kenen(一九八三)收拾。

依據這份清單咱們可以看出,1種國際化貨泉能為居民或者非居民提供價值蘊藏、交易媒介以及記賬單位的功能。具體來說,它可用于私人用處的貨泉替換、投資計價和貿易以及金融交易,同時也可用作官方貯備、外匯干預的載體貨泉和釘住匯率的錨貨泉。

2、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由區域化到國際化

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暴發之后,中國1直踴躍介入樹立區域金融架構。中國已經經成為清邁倡議框架下最大的雙邊互換協定的資金供給者之1,同時也踴躍介入區域多邊政策對于話以及經濟監控機制。在現有的區域合作機制中,人民幣在必定規模內可以用于雙邊互換協定的支付貨泉。截至二00七年七月,在清邁倡議(見表二)框架之下,中國已經經分別同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以及菲律賓簽署了雙邊互換協定,總額達二三五億美元。其中中國與日本、韓國、菲律賓以及印度尼西亞簽署的互換協定使用本幣支付,其他協定也可以使用美元支付。

表二中國以及其他“東盟一0+三”國家之間的雙邊互換協定(截至二00七年七月)

BSA單向/雙向貨幣協定總額狀態

中國—泰國單向美元/泰銖二0億美元簽署日期:二00一⑴二-0六

終止日期:二00四⑴二-0五

中國—日本雙向人民幣/日元

日元/人民幣六0億美元簽署日期:二00二-0三⑵八

中國—韓國雙向人民幣/韓元

韓元/人民幣八0億美元簽署日期:二00二-0六⑵四

中國—馬來西亞單向美元/林吉特一五億美元簽署日期:二00二⑴0-0九

中國—菲律賓單向人民幣/比索二0億美元簽署日期:二00三-0八⑵九

正日期:二00七-0四⑶0

中國—印尼單向人民幣/盧比四0億美元簽署日期:二00三⑴二⑶0

修正日期:二00六⑴0⑴七

資料來源:日本銀行。

二00八年,由美國次貸危機誘發的國際金融海嘯席卷全世界,給東亞各國經貿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沖擊,東亞各國普遍認識到,只有通過加強貨泉金融會

作提高各國金融的資源配置效力,才能有效抵抗以及化解金融海嘯的消極影響。可以說,國際金融風暴生客觀上推進了包含貨泉互換在內的東亞貨泉合作的深化。二00八年以來,東亞貨泉互換再次獲得突破性進展,中國前后與韓國、香港、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和區域外的白俄羅斯、阿根廷簽署貨泉互換協定,總額達六五00億人民幣。另外,貨泉互換的多邊化版本區域外匯貯備基金的籌集也獲得了重大突破,基金范圍從原定的八00億美元擴展至一二00億美元。

貨泉互換的拓展客觀上推動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人民幣的區域化是實現國際化的必要環節。我國通過與周邊國家簽署貨泉互換協定,增進周邊國家在貿易流動中采取人民幣作為結算貨泉,可以晉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部份實現人民幣國際結算功能以及貯備功能,加快人民幣成為區域主導貨泉的過程。目前在我國資本項目尚未實現自由兌換的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選擇以東亞地區為基礎以及平臺,堅持從區域貨泉到國際貨泉的發展路徑是1種現實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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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八年一二月二四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抉擇“對

于廣東以及長江3角洲地區與港澳地區、廣西以及云南與東盟的貨物貿易進行人民幣結算試點”。此舉1方面必定程度上降低出口企業的風險,減少企業經營本錢有益于雙邊貿易水平的提高,另外一方面更將有益于人民幣向國際化方向的推動。時隔三個半月,二00九年四月八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抉擇在上海以及廣東的廣州、深圳、珠海、東莞展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從貨泉互換到人民幣用于國際貿易結算,人民幣國際化邁出了實質性的1步。 但整體上看,人民幣依然處于國際化的低級階段。目前人民幣在境外使用還局限于跨境流通,取決于人口的活動。真實的國際貨泉應當融入物流以及資金流中去。此外,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人民幣還只是1種交易符號,如無本金交割的人民幣遠期交易,不能用于結算,基本上與資金流隔絕。因而,人民幣的國際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依照由區域到國際的戰略思想不斷前進。

3、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收益

咱們可以將貨泉國際化利益按不同的情勢分為兩個部份:1是通過相干數據的核算可以計量出來的經濟利益,2是難以量化的經濟利益和超越經濟規模的利益,貨泉國際化總利益即為2者之以及。

一.可以計量的貨泉國際化收益

(一)國際鑄幣稅收入

國際鑄幣稅(internationalseigniorage)是指當1國貨泉國際化后,貨泉當局憑仗其發行特權,從外國居民那里所取得的可量化的發行收益與發行本錢之間的差額。貨泉發行收益巨大但發行本錢卻微乎其微,國際鑄幣稅收入至關可觀。美國是國際鑄幣稅的最大受益國,據專業人士計算計算,截至二00二年年底美國取得的國際鑄幣稅收益高達九五三0億美元。目前我國具有數額巨大的外匯貯備,這實際至關于對于發行國政府提供巨額無償貸款,同時還要承當通貨膨脹帶來的風險,這是1種巨大的財富損失。如果人民幣實現國際化,我國不但可以減少因大量使用外匯而釀成的財富流失,還可以通過向國外發行人民幣籌集資金,取得國際鑄幣稅收入。依據國內學者鐘偉的測算,如果人民幣的購買力在長時間維持不亂,并且逐漸推動人民幣的區域化,那末人民幣的鑄幣稅收入可維持年均二五億美元擺布。

(二)從境外貯備資產的出產本錢到金融運作的凈收益

對于鑄幣稅的鉆研表明,貨泉當局可獲收益的多少取決于它令人們持有貨泉或者者其他資產的能力。這象征著當國外央行持有的境外貯備資產主要以銀行存款或者國債等情勢存在的時候,國際貨泉發行國必需為之提供1個正利息補償,這類非零的出產本錢減少了發行國的國際鑄幣稅收益。進1步來說,如果存在足夠多種類的國際貨泉可供選擇,或者是持有貯備資產的情勢足夠多樣化,則國際鑄幣稅收益可能由于競爭而消失殆盡。

事實上,國外央行持有的境外貯備資產,不管是以存款情勢仍是以國債情勢存在,都象征著為國際貨泉發行國的銀行體系及其政府提供了巨額的資金來源,通過銀行體系的資金引用以及政府財政支出機制,這部份資金勢必轉換為可貸資金并帶來收益。而且,國際貨泉所執行的交易媒介等職能必然通過發行國銀行體系所提供的結算以及支付服務來完成,這也為相干金融機構帶來了傭金收入。

二.其它類型的貨泉國際化收益

貨泉國際化所帶來的經濟利益,遠遠不只是國際鑄幣稅收益以及運用境外貯備資產投資的金融業收益,更多的是為國際貨泉發行國及其居民帶來許多災以計量的實實在在的利益。例如,當本幣成為國際貨泉之后,對于外貿易流動受匯率風險的影響將大大減少,國際資本活動也會因交易本錢降低而更為順暢,從而使患上實體經濟以及金融經濟的運作效力有所提高。

(一)人民幣國際化有益于我國的國際貿易以及對于外投資

絕大多數跨國貨泉收支,如國際貿易中的貨款結算,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資金借貸以及本息償還,都是由國際貨泉來介入的。因而國際貨泉成了1種緊缺的資源。而要患上到這類資源,其他國家就必需與國際貨泉發行國進行貿易來往,展開經濟合作。在對于外經濟來往中直接用本幣計價、結算,10分快捷,有益于其對于外經濟來往的擴展。1國貨泉的國際化還給本國進出口商、投資者及消費者帶來良多的便利,使其在從事國際經濟交易中可以大規模的使用本幣而免受外匯風險的困擾。對于進出口商來講,匯率風險是他們面臨的主要風險之1,規避它的最佳辦法是用本幣計價、結算。這樣做,1方面能使該國進出口商免去了對于外匯收支進行套期保值的本錢支出;另1方面便于對于國外進口商提供本幣的出口信貸,從而進1步晉升出口競爭力,擴展對于外貿易以及經濟來往,貨泉國際化勢必給發行國居民以及企業的對于外貿易創造便利前提,提高經濟效益。

人民幣國際化后,大部份國際貿易結算可以采用人民幣進行交易,防止頻繁的貨泉兌換所帶來的交易本錢。依據歐盟委員會估量,歐洲貨泉統1每一年節省的貨泉兌換本錢在四00億美元擺布。由此可患上,美國歷年所節省的貨泉兌換費用是可觀的。固然,人民幣國際化后,我國居民出境游覽將更為便捷經濟。我國政府在對于發展中國家提供經濟贊助時,也能夠提供人民幣信貸。

另外,人民幣國際化后,我國對于外投資最大的障礙——外匯資金的供給問題也就不復存在了。國內投資商可以直接應用手中的人民幣對于外投資,投資能力將大大增強,同時也降低了因為匯率變動而致使的投資風險,投資收益有了進1步的保證。有益于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的擴展,增進我國對于外經貿流動以及國家交換的發展,特別是推進我國對于周邊國家以及地區的經濟貿易以及境外投資,加快我國企業“走出去”,提高我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

(二)人民幣國際化有益于晉升我國的國際地位以及政治威望

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中,因為不存在世界政府以及世界中央銀行,1些國家的貨泉同時擔負著國際貨泉的角色。樹立在1國或者幾國“國內貨泉國際化”基礎上的國際貨泉本位軌制,內在地規定了國際匯率軌制的不同等性。當前的國際貨泉體系主要由美元、日元、歐元組成,是1種不對于稱的貨泉體系,發達國家因為掌握了貨泉話語權,在國際貨泉體系中居于主導地位;相反,發展中國家,因為具體歷史的緣由,在國際貨泉體系中處于被安排的地位。

人民幣的國際化減少國際貨泉體制的不完美對于我國的影響,1旦人民幣完整國際化后,中國就具有了1種世界貨泉的發行以及調理權,對于全世界經濟流動的影響以及發言權也將隨之增添;1旦成為國際貨泉體系的首要組成部份,其對于全世界經濟的不亂以及增長也會做出首要的貢獻。

貨泉的國際化常常象征著該貨泉發行國在國際貨泉體系中地位的提高及在國際貨泉及金融政策調和中作用的加強,有益于增強1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人民幣實現國際化后,中國就掌握了1種國際貨泉的發行權以及調理權,將使那些使用人民幣的國家在必定程度上構成對于中國經濟的必定依賴性,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態以及經濟政策變化也將對于那些國家發生影響,從而加強中國的經濟中心腸位,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將擁有更大的發言權,有益于中國經濟的延續增長以及綜合競爭力的晉升。另外,人民幣的國際化可以優化世界貨泉結構,支撐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多極化發展。人民幣國際化后,成為

國際結算的貨泉之1,可減少我國與世界各國經濟貿易來往中對于美元、歐元等國際貨泉的過分依賴,從而增強中國防范外部金融沖擊以及抵抗“貨泉入侵”的能力。 文章舉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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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泉國際化其實不只帶來了經濟利益。人們對于貨泉的追趕,表面上是對于貨泉所代表的經濟價值的確定,實際上則是對于暗藏在貨泉以后的政治、經濟、社會軌制甚至文化意識形態的某種自自愿的服從。因而貨泉國際化對于于國際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給貨泉發行國所帶來的益處自然也是多層次的。

(三)人民幣國際化有益于國際融資

因為發展中國家“原罪”的存在,發展中國家沒法以本幣從國外市場乃至是國內市場上錯款以及取得長時間借款。(Eichengreen以及Hausmann,一九九九年)。具體來講,就是沒法以本幣從國外市場上借款是致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貨泉錯配以及期限錯配的主要緣由。對于那些持有外幣債務的國家來講,他們沒法從總水平上降低貨泉敞口風險,因此大多數國內貸款者將不能不面對于資產負債表上的貨泉不匹配問題,從而面臨更大的外匯風險。

人民幣成為國際貨泉后,時常項目呈現赤字可以通過境外流入的資本進行融資,人民幣匯率的波動與時常項目赤字的相干度將降落,美國在多年呈現財政以及時常項目“雙赤字”的情況下經濟依然維持高速增長,1個很大的因素就是美元的國際中心貨泉地位。固然,對于于時常項目赤字,還可以通過本幣發行便利的進行融資,然而這類國際貨泉的特權不能濫用。同時,因為時常項目赤字的融資渠道更加寬泛,我國可以降低外匯貯備水平,分流部份外匯貯備資源以進行鉆研以及開發投資。

(四)人民幣國際化有益于減緩高額外匯貯備壓力

中國外匯貯備延續增長,截止到目前為止已經突破三萬億美元。外匯貯備的增添致使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人民幣升值會對于我國貿易及加工業發生不利影響,而匯率不亂則貿易順差更大,進而人民幣升值壓力更大,國際利益沖突也將加重。解決這1兩難窘境的有效法子就是人民幣國際化。盡管說高額的外匯貯備有益于保護國家的對于外信用,但本國貨泉在國際貨泉體系中的地位其實不會由于外匯貯備的增添而有相同比例的提高,反倒是持有本錢增添不少。人民幣國際化后,中國的了債力將可以用人民幣來實現,這樣將大大減少對于外匯貯備的需求,也有益于減緩人民幣的升值壓力。

4、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本錢

人民幣國際化是1把“雙刃劍”。從上面的闡述中咱們可以看出,人民幣國際化可以給中國帶來豐富收益,對于中國各項事業的發展都有著不可估計功效。然而中國在取得上述利益的同時,也需付出必定的代價以及本錢。

(一)人民幣國際化將使我國面臨貨泉逆轉的風險

鑄幣稅的區域延伸表現為貨泉職能延伸到發行國規模以外取得貨泉發行收益。在國際貨泉市場與資本市場高速活動的前提下,貨泉國際化在理論上存在可逆轉性。這象征著貨泉國際化在帶給發行國利益的同時,也使發行國承當者著巨大的風險。信譽貨泉的國際競爭力主要取決于經濟體對于該貨泉的信念與預期,終究取決于這類貨泉的運行效能。信念與預期擁有“雙向強化”特征。對于貨泉國際交易媒介能力的樂觀預期使強幣更強,進而使國際鑄幣稅收益擴展;對于貨泉國際交易信念的不足致使對于該貨泉國際地位的悲觀預期,從而影響其國際地位。在國際貨泉多元化格局中,在國際貨泉市場以及資本市場活動效力足量,能夠支撐貨泉迅速轉換的前提下,當1種國際貨泉的國際競爭力預期悲觀時,貨泉持有者會通過資本市場或者者貨泉市場在不同患上貯備貨泉之間迅速轉換。這類國家貨泉在國際資本市場或者貨泉市場上的可選擇性抉擇了貨泉國際化的可逆轉性——經濟體可以選擇1種貨泉,也能夠拋卻它而轉向另外一種預期樂觀的貨泉作為國際了債手腕。國際貨泉市場上的風險溢價及其引發的貨泉與資本套利行動是國際貨泉可逆轉性的最好詮釋。

此外,國際貨泉的選擇,會因為貨泉替換問題,帶來貨泉政策施行效果的不對于稱乃至貨泉政策的作用方向完整相反。這1點在美元化國家表現的淋漓盡致。美元化至關于美元化國家拋卻了貨泉而達成為了暫時的貨泉統1,但因為經濟實體政治的獨立性及其經濟周期的差別性,抉擇了貨泉1體化國家之間的利益不1致。貨泉發行國為了自己的利益難以全面照應美元化國家的利益,乃至所制訂的貨泉政策帶來美元化國家的利益損失,只要貨泉接受國與貨泉發行國處于經濟運行的非1體化狀況,這類情況就必然存在。

當貨泉區域內呈現極度的利益不均與本錢分配不公時,貨泉合作收益就難以填補為合作而支付的本錢,原來的利益均衡就會被打破,1種新的合作情勢(不合作)就成為新的選擇,具有政治獨立的國家政府則會從新選擇貨泉,貨泉國際化的逆轉就不可防止了。國際貨泉的逆轉必然給不管貨泉發行國仍是貨泉接受國都會帶來巨大損失,對于于貨泉發行國而言,貨泉國際化逆轉是百害而無1例的,而對于于接受國而言,拋卻1種貨泉作為了債貨泉或者媒介貨泉,理性選擇的結果多是取得更大的收益。

(二)人民幣國際化將使我國政府宏觀調控難度加大

在封鎖經濟前提下,1國經濟政策只受國內經濟變量的影響,貨泉政策所調控的也只是國內經濟;而開放經濟下,外部經濟變量也將對于國內經濟發生影響。人民幣國際化將使患上資本國際間活動變患上更為容易,流通本錢更低,這就為投資資本提供了更大的空間。資本活動將對于我國資本市場利率發生影響,資本流入會增添對于人民幣的需求,在維持貨泉政策不亂的情況下,市場利率面臨上升壓力。一樣,資本的活動也會引發外匯貯備的變動,進而引發人民幣匯率波動。在這樣1種情況下,政府的貨泉政策將遭到影響,國內宏觀調控的效果也將大打折扣。例如,為了應答國內產生的通貨膨脹而施行壓縮性的貨泉政策、提高市場利率時,國內商業銀行可以利便地從境外借入大量的人民幣資金以知足客戶的借款需求,其他逐利資本也將迅速流入;相反,當實施寬松的貨泉政策、降低利率時,又會引發大量資本外逃,極大地抵消貨泉政策的效果,加大宏觀調控的難度。

(三)人民幣國際化將使我國面臨更大的貨泉需乞降匯率波動

1國貨泉成為國際貨泉后,其貨泉將被許多國家貯存以及使用。1旦國外貨泉需求的偏好產生變化,將會致使國內貨泉供需產生波動。另外,因為1國貨泉國際化后,將允許外國居民取得本幣資產,外國居民如果大量購買本國資產,資本的大量內流就可能致使本國貨泉升值,這將影響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影響貿易收支的平衡。人民幣在境外大范圍流通可能在必定前提下對于人民幣匯率發生壓力,增大人民幣匯率不亂的難度。當人民幣離岸市場構成后,將對于國內的人民幣匯率構成首要的參照,人民幣匯率的構成機制將更加繁雜,準確地評估人民幣均衡匯率水祥和影響人民幣匯率長時間因素的難度更大,干預人民幣匯率也就較為難題。

(四)人民幣國際化將使我國貨泉政策的效果減弱乃至失效

1國貨泉的國際化會影響發行國中央銀行執行貨泉政策的效果,降低本國貨泉當局節制基礎貨泉、調控國內經濟的能力。國際貨泉作為本國的貨泉以及作為國際貨泉的職能有時候會產生沖突。貨泉國際化以后,本國貨泉與國際金融之間的1體化程度將增強,這樣,國內的貨泉政策將面臨更為嚴重的“內外均衡的沖突”問題。貨泉政策的調劑與施行將遭到國際因素的制約,貨泉政策的制定,不能僅斟酌國內經濟發展狀態,還要顧及世界經濟的發展周期。有關國家為不亂本國貨泉將人民幣視作為錨貨泉,貨泉政策的傳導機制會產生相應變化,貨泉政策操作的難度將大大增添,中央銀行很難肯定貨泉政策調劑的適量時機。

篇8

論文關鍵詞:中亞五國,農產品貿易,互補性

中亞五國與中國毗鄰,地域遼闊,土地資源豐富,屬于典型的大陸氣候,具有得天獨厚的農業生產條件,農業生產以種植業和畜牧業為主。中亞五國在以土地密集型為主的農產品生產上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如哈薩克斯坦的小麥,烏茲別克斯坦的棉花等。然而,在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為主的農產品生產上還比較欠缺國際貿易論文,尤其是反季節水果、蔬菜以及加工農產品等。我國是農業生產大國,農業生產的優勢不在于農業生產資源而在于農業生產水平高,因此,我國與中亞五國在農業合作領域,尤其是農產品貿易方面存在著十分廣闊的合作前景。隨著上海合作組織自由貿易區進程的不斷推進,中國和中亞五國農產品貿易會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布媧鶼·阿布拉2008)。總的來說,積極開展與中亞五國的農產品貿易,加強農業區域經濟合作,對于我國農業“走出去”戰略和農產品貿易市場多元化戰略的實施,對于提高我國糧食安全和資源性短缺農產品的供給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期刊網。

一、中國與中亞五國農產品貿易現狀

(一)農產品貿易總量與趨勢

中國與中亞五國的經貿合作由來已久,聞名與世的古絲綢之路就是雙方經濟貿易與文化往來的有力見證。在經貿交往的過程中,中國與中亞五國在農產品貿易領域形成了較好的歷史基礎。自2000年以來,中國與中亞五國農產品貿易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新時期。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給雙邊農產品貿易合作搭建了一個良好的合作平臺。2003年《上海合作組織多邊經貿合作綱要》規定把農業等領域作為經濟合作的優先方向,并制定出了相應的實施措施和計劃。2006年上合組織部長級會議也再次強調,要把農產品貿易和農業合作作為重大的合作領域。在近十年中,中國與中亞五國農產品貿易得到的高速的發展。

2000年中國與中亞五國農產品貿易總額僅為10102萬美元,其中出口2941萬美元,進口7161萬美元。到2009年國際貿易論文,雙邊農產品貿易總額已經上升到52386萬美元,其中出口27335萬美元,進口25051萬美元。不考慮物價與匯率的情況下,總貿易額增加了4.2倍,年均增長17.89%,其中出口增加了8.3倍,進口增加了2.5倍。從貿易趨勢來看,在過去的十年中,除2002年和2009年外,中國從中亞進口農產品要大于出口農產品,雙邊貿易一直呈逆差。從貿易總量來看,中國與中亞五國農產品貿易規模還較小,農產品貿易額占中國農產品貿易的比重不到1%。

表1中國與中亞五國的農產品貿易額單位:百萬美元、%

年份

進出口額

哈薩克

斯坦

吉爾吉

斯斯坦

塔吉克

斯坦

土庫曼

斯坦

烏茲別

克斯坦

中亞五

國合計

占中國農產品進口、出口及總額比重

2000年

出口額

13.49

2.97

0.27

2.09

10.59

29.41

0.18

進口額

47.30

7.16

3.43

3.71

10.01

71.61

0.37

進出口總額

60.79

10.13

3.70

5.80

20.60

101.02

0.28

2001年

出口額

16.55

3.50

0.51

2.47

11.68

34.71

0.21

進口額

49.22

13.10

2.12

1.12

2.99

68.56

0.03

進出口總額

65.77

16.60

2.63

3.59

14.67

103.27

0.05

2002年

出口額

29.28

5.60

1.14

2.42

11.77

50.21

0.27

進口額

17.32

3.04

0.77

0.42

24.66

46.22

0.21

進出口總額

46.60

8.64

1.91

2.84

36.43

96.43

0.24

2003年

出口額

34.81

7.90

4.12

1.49

10.17

58.48

0.26

進口額

48.05

6.74

13.60

3.50

162.84

234.72

0.77

進出口總額

82.86

14.64

17.72

4.99

173.01

293.20

0.56

2004年

出口額

30.14

7.80

2.27

1.66

15.46

57.33

0.24

進口額

51.90

13.56

3.36

9.91

339.40

418.13

0.99

進出口總額

82.04

21.36

5.63

11.57

354.86

475.46

0.72

2005年

出口額

53.83

21.90

2.38

3.07

15.38

96.57

0.35

進口額

42.90

17.74

5.49

16.90

389.98

473.00

1.05

進出口總額

96.73

39.64

7.87

19.97

405.36

569.57

0.78

2006年

出口額

54.12

60.05

3.78

1.80

15.92

135.67

0.42

進口額

61.45

28.86

7.42

9.40

512.28

619.41

1.20

進出口總額

115.57

88.91

11.20

11.20

528.20

755.08

0.90

2007年

出口額

85.19

74.79

6.68

2.59

24.81

194.07

0.50

進口額

35.22

34.17

1.45

21.48

320.15

412.47

0.63

進出口總額

120.41

108.97

8.13

24.07

344.96

606.54

0.58

2008年

出口額

123.62

90.67

9.23

6.71

39.57

269.79

0.81

進口額

26.72

42.76

3.82

24.73

291.60

389.64

0.45

進出口總額

150.34

133.43

13.05

31.44

331.17

659.43

0.55

2009年

出口額

127.16

94.01

12.12

6.31

33.75

273.35

0.67

進口額

19.19

10.50

3.28

27.65

189.88

250.51

0.33

進出口總額

146.35

104.51

15.40

33.96

223.63

523.86

0.45

資料來源:根據UN Comtrade 數據庫數據計算期刊網。

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的農產品貿易額總體呈上升趨勢,2000年為6079萬美元,2009年為14635萬美元,年均增長9.18%,;出口穩步增長,進口在波動中呈下降趨勢國際貿易論文,2007年開始出口大于進口。中國與吉爾吉斯坦的農產品貿易額較小,2000年為1013萬美元,2009年為10451萬美元,但發展速度很快,年均增長率為26.29%,2005年開始出口大于進口。中國與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貿易額最小,2009年與兩國的貿易額為4936萬美元,只占中國與中亞農產品總貿易的9.4%,但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5.34%和19.33%,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中國與烏茲別克斯坦的農產品貿易發展最快,2000年為2060萬美元,2009年為22363萬美元,年均增長26.93%,其中進、出口年均增長率分別為34.2%和12.3%,進口遠大于出口。

圖1中國與中亞國家的貿易變動趨勢

(二)農產品貿易結構

1.市場分布

表2 中國在中亞五國農產品市場中的貿易比重 單位:%

年份

哈薩克斯坦

吉爾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庫曼斯坦

烏茲別克斯坦

2000年

60.2

10.0

3.7

5.7

20.4

2001年

63.7

16.1

2.5

3.5

14.2

2002年

48.3

9.0

2.0

3.0

37.8

2003年

28.3

5.0

6.0

1.7

59.0

2004年

17.3

4.5

1.2

2.4

74.6

2005年

17.0

7.0

1.4

3.5

71.2

2006年

15.3

11.8

1.5

1.5

70.0

2007年

19.9

18.0

1.3

4.0

56.9

2008年

22.8

20.2

2.0

4.8

50.2

2009年

27.9

20.0

2.9

6.5

42.7

資料來源:根據UN Comtrade 數據庫數據計算。

中國與中亞五國農產品貿易中,中哈貿易所占的比重在縮小,由2000年的60.2%下降到2009年的27.9%,其中出口比重有所上升國際貿易論文,由2000年的45.9%上升到2009年的46.5%,進口比重大幅度下降,由2000年的66.1%下降到2009年的7.7%。中吉農產品貿易比重增大,2000年為10%,2009年為20%,其中出口比重由10.1%上升到34.4%,進口比重由10%下降到4.2%。中塔、中土農產品貿易比重很小,變化也不大。中烏農產品貿易比重從2000年的20.4%先上升到2004年的74.6%,后又下降到2009年的42.7%,其中的出口比重由2000年的23%下降到2009年的12%,進口比重由2000年的53%上升到2009年的76%。可見,中國與中亞國家的農產品貿易市場逐漸呈現多元化,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是我國在中亞最大的出口市場,而烏茲別克斯坦是我國在中亞最大的進口市場。

2.產品結構

聯合國統計委員會(SITC)將農產品分為四大類,第一大類(代碼為0)為食物及活動物,第二大類(代碼為1)為飲料及煙類,第三大類(代碼為2)為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第四大類(代碼為4)為礦物燃料、油及有關原料。表3是2000—2009年中國與中亞五國各類農產品貿易額的平均值國際貿易論文,具體反映出中國與中亞的農產品貿易結構狀況。

表3 中國與中亞五國四大類農產品的貿易狀況單位:萬美元

農產品

種類

進出口

哈薩克

斯坦

吉爾吉

斯斯坦

塔吉克

斯塔

土庫曼

斯坦

烏茲別

克斯坦

中亞

五國

第一類

進口

102.1

68.4

0.0

0.2

8.0

178.8

出口

5469.3

3518.2

375.0

262.7

1778.9

11404.1

第二類

進口

1.2

0.2

0.0

0.0

0.0

1.5

出口

80.8

95.2

0.7

0.0

0.6

177.3

第三類

進口

3886.5

1707.8

447.4

1188

22430

29660

出口

105.1

39.4

19.3

43.0

107.2

314.0

第四類

進口

2.9

0.0

0.0

0.0

0.0

2.9

出口

26.8

39.0

30.1

0.4

4.3

100.5

資料來源:根據UN Comtrade 數據庫數據計算期刊網。

中國對中亞國家主要出口第一大類農產品,即食物及活動物這類勞動密集型產品,占出口總額的95%,中亞國家對中國主要出口第三大類農產品即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占出口總額的99.3%,其中主要是紡織纖維和未加工動植物原料等農產品;其他兩類農產品貿易量較小,主要是我國對中亞的出口,而且在同一類農產品上,進、出口額差距很大。可見,中國與中亞國家的農產品貿易呈現產業間特征,總體上貿易結構較單一。

在具體農產品類別上,我國與哈薩克斯坦的農產品貿易結構比較多樣化,2009年除了煙草及煙草制品、動物油脂外,在其余類農產品上均發生了貿易,主要出口奶產品和蛋類、魚及魚制品、谷物及谷物制品、蔬菜及水果和混合食物制品,主要進口生皮及皮革、紡織纖維和未加工動植物原料。我國與吉爾吉斯斯坦的農產品貿易中,出口類別較多,大量出口肉及肉制品、谷物及谷物制品、蔬菜及水果和混合食物制品;進口類別較少國際貿易論文,主要進口生皮及皮革和紡織纖維。中國與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貿易中,出口類別多于進口類別,對塔吉克斯坦主要出口谷物及谷物制品和混合食物原料,進口生皮及皮革;對土庫曼斯坦主要出口咖啡、茶、可可粉及香料,進口紡織纖維和未加工動植物原料。中烏農產品貿易中,中國對烏茲別克斯坦大量出口咖啡、茶、可可粉及香料,進口只有紡織纖維和未加工動植物原料,值得注意的是,紡織纖維的進口遠遠大于對烏茲別克斯坦的農產品總出口,貿易結構單一,且極度不平衡。

二、研究方法及指標選擇

(一)研究方法

兩國間貿易的互補性可以從產品和貿易比重等角度來考察。從產品的角度看,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反映了某類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如果兩國在同類商品上的比較優勢相似,則存在較強的競爭性,反之則互補性較強;產業內貿易指數反映了兩國同類產品的雙邊貿易,通常該指數較低表明貿易呈產業間貿易特征,互補性強。從貿易比重的角度看,貿易強度指數反映了一國對另一國某類產品出口的比重與世界該類產品出口比重的比值國際貿易論文,該指數越大說明對方市場對于本國的重要性越高(凌振春2006)。

由于各個指標分別從不同角度來分析,單獨用其中某個指標來衡量兩國間的貿易關系可能存在片面性,因此本文綜合采用這些指標來判斷中國與中亞五國農產品貿易的互補性。

(二)指標選擇

1.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由Balassa1965 年提出,通常被用來衡量一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其公式為:

RCAij=

其中Xij表示國家j的i 類商品的出口值,Xtj表示國家j 的出口總值,Xiw 表示世界上i 類商品的出口總值,Xtw 表示世界出口總值。一般認為,RCA>1 表明該國在該類商品上具有比較優勢,RCA>2.5表明具有極強的比較優勢期刊網。用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衡量一國商品的競爭力有其局限性。首先,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所揭示的是商品流通領域的相對優勢而非生產領域的相對優勢。其次,它容易受產業和貿易政策的干擾;政府對本國產業的干預會引起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失真。

2.貿易強度指數(Trade Intensity Degree)

貿易強度指數反映兩國間雙邊貿易額與他們在世界貿易中的重要性的關系。其公式為:

TIij=

其中Xij為國家i對國家j 的出口額;Xit為國家i 的出口總額;Xwj為世界對國家j 的出口額;Xwt為世界出口總額。TI 指數大于1表示i 國對j 國某商品的出口水平高于同期j 國在世界該商品進口市場中所占的份額;兩國貿易關系較為緊密,反之亦然。貿易強度指數是一種反映結果的指標;通常兩國間貿易互補性越強,該指數越高。

3.產業內貿易指數( Intraindustry Trade Index)

產業內貿易指數通常用來分析工業制成品貿易,筆者認為用來分析農產品產業內貿易同樣可行。衡量產業內貿易的指標有多種,本文采用Grubel 和L loyd 1975 年提出的產業內貿易指數。其公式為:

IITij=1-

為i國k類別產品對j國的出口額;為i國k類別產品從j國的進口額。IIT的取值范圍為[0,1],當IIT=0時,即有=0 或=0 國際貿易論文,表明該類農產品的全部貿易都為產業間貿易;IIT=1時,即有=,表明該類農產品的全部貿易都為產業內貿易。產業內貿易指數越低,反映兩國的貿易特征越呈產業間貿易,互補性也就越強。

(三)數據來源及農產品統計范圍

本文采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UN Comtrade)期刊網。該數據庫按協調編碼制度(HS) 和標準國際貿易分類(SITC)兩種商品分類方法提供了160 多個國家和地區分產品和分流向的貿易統計數據。本文采用的分類方法是聯合國統計委員會對外貿易商品目錄的SITC Rev. 3 分類。

農產品的統計范圍。世界貿易組織(WTO )、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 )、歐盟及世界各國的統計機構對農產品有不同的定義。本文采用W TO 對農產品的定義,包括SITC 分類第0、1、2、4 條中的全部商品減去第2 條中的第27、28 款商品,也就是以0、1、2、4為首代碼的四大類、具體分為22個子項目的農產品。

三、農產品貿易互補性實證分析

哈薩克斯斯坦和吉爾吉斯坦是我國在中亞最大的貿易出口國,貿易種類比較齊全,與我國的農產品貿易非常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另外,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的部分貿易數據不可得,無法計算其貿易指數,所以在實證分析中只對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的農產品貿易指數進行分析,具體結果見表4。

(一)顯示性比較優勢RCA

從三個國家的RCA值可以看出,它們的優勢農產品有很大的差異性,中國具有較強比較優勢的產品有:魚及魚制品(3.59)、蔬菜及水果(2.54)、未加工動植物原料(2.34),在紡織纖維上也有比較優勢,但相對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來說,處于比較劣勢;哈薩克斯坦具有較強比較優勢的產品有:谷物及谷物制品(6.44)、紡織纖維(2.42);吉爾吉斯斯坦具有較強比較優勢的產品有:奶產品和蛋類(2.48)、蔬菜及水果(3.85)、煙草及煙草制品(3.28)、生皮及皮革(1.71)、紡織纖維(5.80)。

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在小麥、棉花等土地密集型產品上具有出口比較優勢國際貿易論文,而我國在魚及魚制品、紡織加工品等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產品上具有出口優勢。不同的出口優勢是因為各國的資源稟賦存在很大差異,中亞國家具有豐富的農業資源,特別是我國稀缺的土地密集型產品如糧食、棉花等所需的土地等資源,其自然資源條件也很適宜農業生產,但缺乏農業生產所需的技術和資金;而我國一直以來就是農業生產大國,由于人口的壓力不得不在農業生產與加工技術上不斷地創新突破,積累了豐富的資金和技術,建立起了完備的工業體系,在勞動、技術和資本密集型農產品上也就有很強的比較優勢(布媧鶼·阿布拉2008)。

表4 2009年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農產品貿易指數

農產品類別(SITC Rev.3)

顯示性優勢指數RCA

貿易強度指數TI

產業內貿易指數IIT

中哈

哈中

中吉

吉中

中哈

中吉

00 活動物

0.76

0.02

1.76

0.00

6.50

0.00

0.00

0.00

1.00

01 肉及肉制品

0.52

0.00

0.08

0.00

31.96

46.44

0.00

0.00

0.00

02 奶產品和蛋類

0.09

0.11

2.48

1.51

0.00

0.63

0.00

0.00

0.00

03 魚及魚制品

3.59

0.72

0.03

0.29

0.12

0.15

0.00

0.33

0.00

04 谷物及谷物制品

0.28

6.44

0.28

2.39

0.00

5.04

0.00

0.00

0.00

05 蔬菜及水果

2.54

0.35

3.85

2.91

0.01

8.13

0.39

0.00

0.07

06 糖、糖制品及蜂蜜

0.76

0.24

0.10

0.02

0.00

0.03

0.00

0.00

0.00

07 咖啡、茶、可可粉及香料

0.79

0.13

0.37

0.15

0.16

0.60

0.00

0.02

0.00

08 動物飼料

0.92

0.45

0.00

0.12

0.00

0.00

0.00

0.00

1.00

09 混合食物制品

0.98

0.30

1.11

0.72

0.00

1.83

0.00

0.00

0.00

11 飲料

0.23

0.10

0.35

0.03

0.05

0.10

0.23

0.36

0.53

12 煙草及煙草制品

0.80

0.84

3.28

0.00

0.00

0.53

0.00

1.00

0.00

21 生皮及皮革

0.02

0.16

1.71

0.00

4.51

0.00

11.52

0.00

0.00

22 含油種子及油質水果

0.36

0.29

0.06

0.00

0.01

5.88

0.00

0.00

0.00

23 天然橡膠

0.31

0.00

0.00

2.08

0.00

95.01

0.00

0.00

0.00

24 軟木及木材

0.58

0.00

0.00

0.49

0.00

0.00

0.00

0.00

1.00

25 紙漿與廢紙

0.08

0.00

0.05

0.08

0.00

0.00

0.00

0.00

1.00

26 紡織纖維

1.71

2.42

5.80

0.33

0.49

0.14

0.35

0.08

0.05

29 未加工動植物原料

2.34

0.11

0.52

0.24

13.76

1.73

0.13

0.63

0.09

41 動物油脂

0.51

0.04

0.02

0.00

0.00

28.01

0.00

1.00

0.00

42 固態植物油脂

0.09

0.31

0.00

0.16

0.00

3.15

0.00

0.00

0.00

43 加工后的動植物油脂類

0.29

0.12

0.01

0.08

0.00

0.31

0.00

0.00

0.00

資料來源:根據UN Comtrade 數據庫數據計算。

(二)貿易強度指數TI

在大部分農產品類別上,中哈、中吉貿易國之間的TI指數存在很大的差異,說明對方市場對本國的重要性在各類農產品上都基本不同,也就是說雙方在這些產品上的貿易互補性很強。中哈貿易中,在奶產品和蛋類、谷物及谷物制品、蔬菜及水果、天然橡膠等產品上,中哈TI指數大于1,說明在這些產品上中國對哈薩克斯坦的出口水平高于同期世界對哈薩克斯坦的出口水平;而在活動物、肉及肉制品、生皮及皮革、未加工動植物原料等產品上,哈中TI指數大于1,哈薩克斯坦對中國的出口水平高于同期世界水平,兩國在上述農產品上貿易關系較為緊密,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中吉貿易中國際貿易論文,在肉及肉制品、谷物及谷物制品、蔬菜及水果、含油種子及油質水果、天然橡膠、動物油脂、固態植物油脂等產品上,中國對吉爾吉斯斯坦的出口水平遠大于同期世界對吉爾吉斯斯坦的出口水平;在生皮及皮革產品上,中國從吉爾吉斯斯坦的進口大于同期從世界的進口,可見,吉爾吉斯斯坦是我國農產品的重要出口市場,與我國的農產品貿易合作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期刊網。

(三)產業內貿易指數IIT

從中哈、中吉的產業內貿易指數看,在很多類農產品上IIT都為0 ,屬于典型的產業間貿易。需要說明的是,產業內貿易指數為1的農產品,不是因為雙邊貿易的進出口額相等,而是根本沒有進出口額,在那些農產品上不存在貿易。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的IIT指數超過0.5的只有未加工動植物原料,與吉爾吉斯斯坦的只有飲料,其他產品的IIT指數都很小,說明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的農產品貿易競爭性很小,基本上屬于產業間貿易。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中國與中亞五國的農產品貿易迅速增長國際貿易論文,但整體貿易規模還很小;貿易結構單一。除中哈農產品貿易外,中國與其他國家農產品貿易結構呈現單一性,主要出口第一大類農產品食物及活動物,進口第三大類農產品非食用原料中的紡織纖維、未加工動植物原料和生皮及皮革等農產品,其他兩類農產品的貿易額很小,且主要是我國的出口。

第二,中國與中亞國家在不同類的農產品上具有各自的比較優勢,符合各國的資源稟賦現狀。中亞在我國稀缺的土地密集型農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而我國在勞動和資本密集型農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不同的優勢產品使雙方貿易具有很強的互補優勢。

第三,中國與中亞的農產品貿易屬于產業間貿易,對方市場對本國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雙邊貿易呈現很強的互補性和互利性,貿易的潛力和發展空間很大。

針對中國與中亞國家的農產品貿易情況及互補性分析,提出幾點政策建議:第一,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框架下,積極尋求與中亞五國在農產品貿易、投資與貿易協定方面的談判,爭取早日簽訂雙邊農業合作、貿易與投資框架協議國際貿易論文,進而建立持續長效的農業經貿合作機制。第二,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充分發揮農產品的比較優勢,將潛在的互補性轉化為現實的互利性,進一步擴大貿易規模;第三,鼓勵企業走出去,創新營銷技術和策略,積極開拓潛在市場,促進貿易結構多樣化以及農產品貿易市場的多元化;第四,把開展農產品貿易與農業援助結合起來。參照中非農業合作的成功經驗,對中亞國家中存在糧食安全的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開展無償農業援助,以“政府搭臺,企業唱戲”的模式幫助這些國家開展農產品生產和加工。

參考文獻

1.凌振春.中澳農產品貿易互補性與競爭性分析[J].上海經濟研究,2006(11).

2.布媧鶼·阿布拉.中亞五國農業與中國農業的互補性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08(3).

3.劉小波等.中國農產品出口哈薩克斯坦的結構與比較優勢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09(3).

4.陳建軍,肖晨明.中國與東盟主要國家貿易互補性比較研究[J].世界經濟研究,2004(8).

5.王琦,孫詠華,田志宏.農產品對外貿易的產品分類問題研究[J].世界農業,2007(7).

篇9

征文題目:

1.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全面提高我國的對外開放水平

2.商務領域如何落實科學發展觀

3.如何統籌對外開放與國內發展

4.如何轉變貿易增長方式

5.進口的作用與我國的進口戰略

6.加工貿易的作用與升級

7.如何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與水平

8.外商投資的獨資化問題研究

9.如何規避跨國公司的轉移定價行為

10.如何進一步發揮外資在我國資本市場發展中的作用

11.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重點與難點問題

12.實施“走出去”戰略對我國與東道國的影響和對策

13.我國境外資源的開發利用戰略研究

14.西部大開發中的對外開放問題

15.中部倔起中的對外開放問題

16.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中的對外開放問題

17.沿海發達地區的對外開放如何上層次上水平

18.西部大開發中的商務對策

19.中部倔起中的商務對策

20.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中的商務對策

21.如何實現內外貿一體化

22.拉動國內消費的主要對策

23.我國消費率低的原因與對策

24.我國流通現代化研究

25.中國電子商務發展的趨勢與對策

26.我國農村流通體制改革問題研究

27.我國和平發展過程中對外經濟關系的協調

28.中關經貿關系的相互依賴性研究

29.中日經貿關系的相互依賴性研究

30.中歐經貿關系的相互依賴性研究

31.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經貿關系的協調

32.多哈回合談判對我國的影響與對策

時間安排:

8月10日―10月30日,就所擬題目在全國范圍內征集論文。

11月1日―11月10日,組織專家進行論文評選。

11月15日―16日(暫定),在北京舉行優秀論文頒獎儀式與研討交流活動。

征文時間:

征文截稿日期為2005年10月30日,以寄出郵戳日期為準,過期無效。

篇10

論文關鍵詞:高新,出口,競爭力,安徽

 

近年來,在國家政策支持和企業創新奮進下,安徽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迅猛,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規模提升,結構優化,出口額占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不斷增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競爭力作為高新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最直接表現,決定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參與國際分工的地位,決定了貿易產品的結構優化,決定了對外貿易發展的前景。因此,加強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競爭力研究十分必要、也很重要,本文在概括安徽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情況后,利用TCI指數、MI指數和GL指數測度了安徽省高新產品出口的貿易競爭力、比較優勢和產業內貿易情況,并得出結論,最后提出了擴大高新產品出口規模和優化出口結構的政策建議。

一、安徽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概況

近年來安徽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呈現出跨越發展態勢,出口產品和企業集中度較高,一批有競爭力的骨干企業和拳頭產品涌現出來,帶動了全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競爭力的提升。

(一)高新產品出口跨越式發展。安徽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從1995年的1.2億美元國際貿易論文,發展到2009年的15億美元,年均增長高達19.7%。出口額占全省總額比重從1995年的7.6%提高到2009年的16.9%。高新產品出口額的年均增幅遠高于同期全省GDP的增長速度,通過高新產品出口,拉動了我省精細化工、汽車配件等產業的發展,為省內產業升級、技術更新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

(二)產品集中度較高。安徽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產品集中度較高。2009年全省出口的高新技術產品中,全鋼子午線輪胎、鍍鋅板等新材料出口4.9億美元,占高新產品出口額32.6%,生物醫藥及器械出口4.6億美元,占高新產品出口額30.6%,電子信息產品出口2.9億美元,占高新產品出口額19%,光機電一體化1.5億美元,占高新產品出口額10.1%。高新產品出口呈現產業集聚現象,產品集中度不斷提高核心期刊目錄。高新產品的九大類產品中,以上四類產品出口額占總額高達92%。

(三)出口企業集中度高。2009年安徽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中,佳通乘用子午線輪胎、豐原集團、華文國際、華安進出口、水泥研究院等20家骨干企業累計出口10.4億美元,占全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70%。戶均出口規模達到5000萬美元以上,隨著出口企業發展壯大,其抵御國際市場風險能力也日益增強。

(四)出口主體性質多元化。全省高新產品出口中,國有、外資、集體民營企業三分天下。外商投資企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5.4億美元,占全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36%,國有企業出口5.3億美元,占全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35%,集體民營企業出口4.3億美元,占全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29%。

二、安徽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競爭力研究

隨著全省高新技術產品規模的不斷提升,優化出口產品結構,提高出口產品競爭力逐步提上議事日程,首先要做的是摸清家底,掌握全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競爭力現狀,下面將從TCI、MI和GL三大指數,詳細分析近年來安徽高新技術產品分類競爭力情況,以期做到了解全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競爭力情況,進而揚長避短,全力推動高新技術產品提升出口競爭力。

(一)使用貿易競爭力指數衡量[1]。貿易競爭力指數(TCI:Trade CompetitionIndex)是判斷一國或地區的某種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是否具有相對競爭優勢的衡量指數。其計算公式為TCI=(Xi-Mi)/(Xi+Mi)。其中:Xi和Mi分別表示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產業i的出口額和進口額。TCI指數取值范圍為-1≤TCI≤1國際貿易論文,當0≤TCI≤1時,意味著該產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當-1≤TCI≤0,意味著該產品國際競爭力較弱。

表1列出了安徽省高新技術產業九類產品在2003-2009年的TCI指數:

 

表1:2003-2009年安徽省高新技術產品TCI指數

產品名稱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高新技術產品

0.017

0.14

0.239

0.156

0.371

0.363

0.368

其中:

 

 

 

 

 

 

 

 

 

 

 

 

 

 

電子信息

0.615

0.683

0.617

0.111

0.579

0.425

0.541

軟件

 

 

 

 

1

1

1

1

1

航空航天

-0.98

-0.87

-0.963

-0.97

-0.854

-0.776

-0.594

光機電一體化

-0.672

-0.586

-0.592

-0.437

-0.406

-0.338

-0.274

生物醫療器械

0.358

0.463

0.558

0.513

0.66

0.633

0.651

新材料

0.332

0.419

0.537

0.746

0.793

0.653

0.699

新能源

-0.581

-0.458

-0.442

-0.226

-0.033

0.038

-0.113

環保與海洋

-0.494

-0.007

0.157

-0.407

-0.362

0.261

-0.227

現代農業

-1

0.963

0.91

0.736

0.978

0.997

-0.492

數據來源:根據安徽省商務廳進出口數據整理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