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鎮公務員轉正個人總結范文

時間:2023-03-28 18: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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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公務員轉正個人總結

篇1

(XX年10月20日)

根據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關于召開全省行政機關公務員管理工作座談會的通知》(川人社辦發〔XX〕508號)和本次會議安排,現將我市行政機關今年以來公務員管理工作情況及面臨的主要任務與今后的建議意見匯報于后。

一、公務員管理機構組建情況

目前,我市和所屬4縣(區)人事局均設置有內設機構負責行政機關及所屬參照公務員法管理單位的公務員(參照管理工作人員)管理工作,共有工作人員11人,其中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公務員科3人、各縣(區)人事局公務員科(股)均為2人。負責全市10097名公務員(其中參照管理工作人員2367名)的管理。按現行“三定方案”的要求履行職責。

我市新一輪機構改革已基本展開。目前,市、縣(區)公務員管理機構未作調整,仍維持現狀。據悉,在此次機構改革中,我市將不單獨組建公務員局等專門管理機構,仍以現行運作體制運行。

二、今年以來完成的主要工作

——公務員日常登記正常推進。按照集中統一、迅速高效的要求,審批辦理了市級部門和四縣(區)人事局呈報的公務員登記、轉正共計636名人員的相關手續。

——公務員年度考核嚴格規范。XX年度考核嚴格按照規定比例和要求,完成了對市級行政機關公務員、工勤人員和參照管理單位工作人員、工勤人員共計87個單位1491名同志的考核。尤其是對人員身份進行了進一步核查,確保年度考核工作評語準確、標準嚴格、報批規范。

——公務員考錄工作順利實施。完成XX年下半年考試錄用公務員(含森林公安機關人民警察、鄉鎮司法助理員)共80名;公招50名政法院校培養體制改革試點班人員的面試和體檢工作;XX年公招公務員184名約4400人的報名初審工作;同市委組織部一道面向優秀村干部和服務基層項目人員單列公招67名鄉鎮公務員的報名等工作。

——事業單位參照管理人員登記全面展開。截至目前,我市行政機關所屬事業單位已批準為參照公務員法管理單位224個。為做好此項工作,我們根據省廳統一安排和市委、政府的要求,堅持“統一劃線,按編登記,合格優先,陽光運行”的原則,全市1182名同志參照過渡考試,按照劃定的合格分數線,共1117名合格?,F已完成市級部門(24個)、南江縣(32個)、通江縣(41個)共計97個單位、927人的考核和考試考核的登記工作(其中屬考核登記373人,考試考核登記554人)。尚有巴州區、平昌縣的參照管理單位人員正在申報中,可望年內完成此項工作。

——規范管理提升服務水平。重點理順管理工作機制,明確崗位人員責任,以培養優良作風改善服務質量的理念。針對公務員登記中人員超編,事業單位參照管理單位過渡考試不合格人員上訪,以及公招工作中惡意網絡炒作等諸多熱點難點問題,我們在熟悉使用現有政策的同時,堅持以人為本,從尊重歷史、面向未來的思路出發,積極化解各種矛盾,盡最大努力協調解決諸多問題,打好了維護社會穩定的“主動仗”。

三、探索創新的幾點做法

——熱點工作嚴密程序。人事調配一律列表上會,分層報批按章辦理;任免職務堅持逐一對照任職時間與職級,不打政策“擦邊球”。如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等四項監督制度頒布后,我們對市級部門干部的任免進行了嚴格把握,有效維護了政策嚴肅性。年度考核與獎懲,對應標準,不擅自擴大比例或網開一面;審核審批文稿一律按程序報簽,不夾“私貨”,不弄虛作假。

——公開考錄公平公正。大膽改革機制,創新管理方法。首先通過專門培訓建立面試考官庫、體檢醫生庫。其次在面試和體檢環節中對公考公務員的面試評委組、醫生組完全采用電腦隨機抽簽組建,考生面試順序由計算機簡單隨機抽簽確定,從而確保了面試評委和參檢醫生隨機產生,考生參與機會均等,體現公平公正,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反響。

——廣泛宣傳強化調研。今年來,我們在公務員管理和招錄上不斷創新實踐,撰寫了《陽光下“賽馬”“選馬”》、《完善公務員管理配套政策體制的思考》、《加強公務員管理的對策研究》等文稿作為“xx”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規劃建言征文在《中國人事報》、《人才咨詢》和《巴中日報》等刊發。同時,對探索創新的經驗進行了全面總結,并通過新聞媒體廣泛宣傳,營造了良好的社會輿論環境。

四、當前面臨的主要工作任務及打算

——參照管理任務艱巨。由于參照管理單位人員情況錯綜復雜,仍有700多人尚不能納入參照管理對象,而且還有4名缺考,65名不合格,加之對因個人身份等原因不能納入參照管理和考試不合格人員的安置政策不甚明了,因而面臨的社會矛盾比較突出,正面宣傳和解釋需做大量工作。

——日常登記亟待規范。在行政機關公務員集中登記基本結束后,現已進入公務員日常登記工作。新調任、新錄用公務員登記報批手續如何辦理的政策不盡完善,又特別是在新一輪機構改革后,運行機制和工作體制將發生新的變化,公務員管理點多、面廣、線長給我們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考核工作任重道遠。如何把德、能、勤、績、廉的考核有機結合起來,如何把平常考核與年度考核統一起來,如何把考核成果與實際運用聯系起來,走出不提拔不考核、結果與運用脫節、平時與年度考核分離的“怪圈”需要從政策層面、操作層面予以規范,真正體現以能力論英雄、憑實績用人,促進公務員隊伍的健康發展。

——公招考錄面寬量大。隨著公務員(參照管理工作人員)招考人數的逐年增多,從招考公告的擬定、報名初審、筆試組織直至面試資格復審、面試組織、體檢、遞補、考察、錄用等規定程序的工作面寬量大,且處于難點、熱點、焦點之中,這占去了公務員管理工作量的一半以上,對現有公務員管理的機構設置、力量布局和人員管理水平提出了挑戰。

——管理職能需要理順。從目前的情況看,公務員主管機關有兩個,按照分工,分別負責行政機關擔任部分領導職務的公務員的管理和行政機關其他公務員的管理,缺乏統籌協調。因而有的部門在呈報任免中,既報送黨委主管機關又報送政府主管機關審批;有的行政主管部門對內設機構中層干部自行任免或將事業單位人員借調到機關任職;有的部門調配任免或請示報告不附空缺編制或職數通知單;有的不將公務員登記表、年度考核表、任免表、調配表等裝入個人檔案;有的超職數呈報非領導職務;有的在參照管理中上交矛盾,給切實有效加強行政機關公務員管理提出了新的課題。

五、 加強公務員管理工作的幾點建議

篇2

(一)初中教育輟學現象嚴重

針對農村義務教育輟學現象,筆者曾分別到豫南、豫西和豫北的四所鄉鎮初中進行調研,對在校學生總數作了統計比較,發現初一升至初二時,學生流失率平均為14%;初二升至初三時,學生流失率為42%。42%的學生沒有真正完成義務教育就輟學,他們的處境和未來農民的素質可想而知。調查發現,沒有接受完義務教育的學生分三類:一是主要分布在偏僻、落后的農村地區,考慮到自己升學無望,學習積極性驟減。二是農村部分留守兒童,因為隔代、單親和寄養教育的原因,造成很多留守兒童學習和習慣不好,他們棄學厭學,過早輟學。三是城鎮中少量外來務工的流動子女,他們因城市入學政策、居住、生活、經濟等因素,不能正常接受義務教育。

(二)高中教育“瓶頸”問題凸顯

高中階段教育資源稀缺主要是國家宏觀調控的結果。據統計,河南全省每年約有70萬初中畢業生不能升入高中,30萬高中畢業生不能升入大學,兩者之比為1∶0.43;上高中比上大學還要難,這就形成了所謂高中教育的“瓶頸”問題。2004年,筆者曾調查的鄉初中升學率約為18%,而同年高中考大學的升學率達到55%,可見當時制約農民子女接受高中教育的“瓶頸”問題就已嚴重存在。本次調查發現,由于各地普通高中優質教育資源的逐步擴大和職業教育的進一步加強,農村初中畢業生接受高中教育的升學率已超過30%,然而,與高中畢業生高考近80%的錄取率相比,高中教育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其發展滯后的困境。

(三)職業教育生源嚴重不足

盡管每年初中畢業生升入普高困難,但多數學生仍然不愿就讀農村職業學校。尤其是部分公辦職業高中,體制不活,機制不新,辦學專業與市場難以接軌,學生升學無望,就業無門,嚴重影響招生數量。生源不足必然引發招生大戰,形成惡性循環,教師工資難以保證,教學質量每況愈下,整個學校面臨生死存亡。部分職業中學的老師首要任務是招生,其次才是教學。調查發現,目前農村有三分之一的職業學校已經倒閉,有三分之一處在生死抉擇、咬緊牙關往前走的狀態,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農村職業學校發展勢頭良好。其中,農村民辦職業學校相對較好。

(四)家庭教育弱化甚至缺失

農村家庭教育功能弱化,社會教育滯后,難以與學校教育互補,農村子女成長缺乏良好的環境。其中,家庭教育功能弱化甚至缺失是近年來農村教育日益突出的問題。隨著農村勞動力的城鎮化轉移,許多孩子的教育和監護陷入真空,出現“單親教育”、“隔代教育”和“寄養教育”現象。與城市父母重視家庭教育、為孩子選擇合適的特長班相比,農村的家庭教育近乎缺失。隨著網絡信息時代的到來,農村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缺乏及時有力的引導,導致一些農村青少年染上玩游戲、賭博等惡習,嚴重影響他們的學業和身體健康。

(五)學校教師編制問題突出

首先,教師編制供應不足。農村學校在推行新課改和素質教育中困難重重,專業的體、音、美教師十分缺乏,卻又招不進來,只好以原有的其他科目教師兼任,影響教學質量。其次,編制的缺乏使在職教師的工作強度增大,他們基本上都是一個蘿卜一個坑,甚至是一個蘿卜幾個坑,工作壓力很大。第三,現行的教師評聘制度主要以人事部門為主進行,造成許多學校招聘教師卻無法參與其中,影響了招聘教師的質量。第四,現行的編制制度是以學生人頭數來確定教師的編制,但這一做法無法適應農村學校規模小、較分散的特點,造成了一些農村學校政策性超編、結構性缺編的現象十分嚴重,使學校在開全課程、實施素質教育方面受到極大的制約。

二、影響農村教育發展的根源探討

(一)經濟因素

農村教育日漸枯竭,問題繁多,主要是因為教育投入不足。國家撥付經費難以完全到位,政府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不夠,教育經費的“三個增長”得不到落實。就河南來講,多數縣級財政只能維持教師基本工資的發放,對于改善辦學條件、改造學校危房、調整教育結構和布局、消除高中教育“瓶頸”問題實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現有教育投入的使用結構也不合理。全省現有的教育經費投入90%用在了基礎建設方面,5%~10%用在了軟件方面,只有1%~2%用在了師資培訓與管理方面,這一經費使用結構嚴重影響了農村師資力量和教育質量的提高。

(二)文化因素

農村教育問題表面看主要是經濟因素所致,從深層剖析,則是農村特有的社會文化因素在起作用。這種社會的、文化的或心理的因素長期積淀后就形成落后的心態和一成不變的思維定式、價值取向,進而形成頑固的文化習俗、生活習慣。在農村,家長對孩子的基本要求是懂得農村的風土人情、倫理道德和勞動技能,而這些知識的獲得不需要專門的培訓或理論指導,通過觀察或長輩指點即可習得,教育改變生活的示范和刺激效應難以顯現。盡管農民自身也認識到教育是子女向上流動的主要途徑,但鑒于農村文化教育落后,自身素質較差,無力輔導孩子學習,成績優秀者甚少。家長在預期到孩子考不上重點高中或大學時,就會默認孩子輟學,甚至不支持孩子去職業高中就讀,認為職業高中無法真正改變孩子的命運。

(三)市場介入

市場機制介入教育領域使得農村教育遭受嚴峻挑戰。教育競爭導致農村學校和弱勢人群雪上加霜,優秀教師和生源逐漸流入城市和強勢學校,并展開新的升學質量競爭,甚至偏離教育原則以獲取教育利益為目標。教育的市場化導致城鄉、區域之間教育失衡,國家的教育政策在市場機制運作下失靈,高中教育資源的稀缺阻止了大多數農村孩子進一步學習的機會,市場經濟和收費教育更為有錢人和地位顯赫者開辟了道路,為社會強勢階層敞開了大門。在高等教育中,盡管高考升學率逐年升高,農村大學生的比例卻日趨下降。清華大學近幾年的統計顯示,農村新生比例最高時也不超過1/3。顯而易見,市場經濟導致教育分層功能式微,底層農民通過教育改變階層身份的途徑受阻,這種狀況直接導致了農村新一輪的“讀書無用論”現象。

(四)理論解釋

文化資本的獲取是通過早期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兩大途徑實現的。文化程度較高的家庭,孩子會稟賦父母優質的文化資本并代代傳承,同時選擇資源較好的學校,獲取精英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最終轉化為適用的經濟資本,成長為社會精英階層。農村孩子的早期家庭教育有限,在學校教育極端失衡的今天,教育所具有的合理分層功能式微,農村孩子獲取文化資本的渠道受阻,農村大學生日益減少,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所以,政府和學校教育制度改革的中心就是降低家庭背景和經濟資本的重要性,彌補社會各階層各群體之間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之間的差異,為廣大農村居民提供優質的教育資源。農村義務教育資源流失,大量初中畢業生輟學,高中教育成為精英加收費教育,高等教育大眾化但就業難的教育狀況日益加重和彰顯農村教育功能的衰減,農民繼續接受教育的積極性普遍不高。對此,我們也可用北美著名學者維克托•弗魯姆的激勵和期望理論進行綜合分析。該理論認為,激勵水平取決于目標價值和期望概率的乘積,用公式表示就是:M=∑V*E。M表示激發力量,是指調動一個人的積極性,激發人內部潛力的強度。V表示目標價值,是指達到目標對于滿足他個人需要的價值。E是期望值,是人們根據過去經驗判斷自己達到某種目標的可能性是大還是小,即能夠達到目標的概率。這個公式說明:只有當V、E都高時,M才高。對于農民來講,子女受教育的目標是跳出農門,實現階層向上的社會流動,即目標價值V高,而當前實現目標的可能性很小,即期望值E低,所以動機M較低,激勵水平很低。如此看來,大量初中畢業生的直接流入社會,乃是農民基于自身生活經驗的理性選擇。

三、構建新型農村教育體系的路徑選擇

農村教育問題直接導致農民素質低下,農村經濟落后,甚至造成未成年人犯罪,大量的童工出現及權益保障問題。解決當前河南農村教育問題,提升農村人口素質,必須構建新型的農村教育體系,盡快保障農村學生實現十二年義務教育,保障教育的分層功能在農村社會繼續凸顯,增加農民的教育投資熱情,切實提高農村人口素質,實現人口資源強省和中部的崛起。

(一)解放思想,全面優化農村教育資源

首先,教育部門要因地制宜,自力更生,積極挖掘整合本地資源。對生源極少的村小學應予以停辦;為加強輻射和管理,每鄉設一所中心小學;對人員居住較集中、交通較方便、校距較近的,進行改擴建,成為有寄宿功能的規范學校;應下大力氣盤活農村閑置校舍,查處亂占用和校產流失問題,發揮農村教育資源應有的作用。其次,建議相關部門出臺政策,爭取資金支持,優化學校硬件設施,提升教師綜合素質。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說:“河南要構建中原經濟區,必須有強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撐。要重點發展河南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職業教育,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全面培養和引進各種人才。”要解放思想,運用“大學生村官”辦教育的思路,廣泛開展“大學生村教”活動。讓大學生走進基層鄉鎮,延伸到村級小學,全面提升農村教師素質。第三,村委會和教育部門聯合,利用鄉村閑置的校舍、編余的老師舉辦成人教育和家長學校,傳授先進技能,提升農民素質和家庭教育功能。

(二)加快普及高中階段教育

加快普及高中教育,讓教育政策盡快惠民,教育陽光普照農村。農民需要教育,窮人更需要教育。教育門檻太高只能使貧富差距拉大,國民素質兩極分化,教育不公平愈演愈烈。實踐證明,高中教育是更重要的基礎教育,是奠定一個人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的關鍵時期,任何人不容錯過。首先,各級政府要把高中建設納入本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切實解決資金、土地和教師隊伍建設問題。其次,要加大財政投入和轉移支付,促成十二年義務教育政策盡快出臺。最后,要結合本地實際,鼓勵民辦高中教育,大力發展中等職業教育,促進農村各類高中教育競相開花,共結碩果。

(三)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

現有的學歷教育中,多數農村孩子上不了大學,難以融入城市主流社會。要解放思想,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完成農村社會的持續發展和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目前,應以民辦職業教育作為辦學方向;以市場需要作為專業導向;以企業需求作為就業指向;以全面發展重組教育資源為根本宗旨,提高農村職業教育的教學質量,促進學生全面就業,以質量和就業吸引招生,促進職業教育大發展。同時,在推進職業教育大發展過程中,通過訂單培養、校企聯合來培養大批的農村技術人才,吸引大企業大集團來農村投資辦廠,是一種農村的技術、人力資源和資金資源的有機組合。充分利用城鄉資源重組,就地化解農村剩余勞動力,解決農村留守問題,增添新農村建設的新鮮活力,實現城鄉統籌發展。

(四)著力解決農村教師的編制問題

建議省政府成立聯合調查組,對各市、縣、鄉教師編制比例進行全面核實,重新核定編制數,并實行編制動態管理。對于因政策性缺編的地方,及時給予補充。充分考慮農村中小學生源分散、規模較小、成班率低等特點,合理并適當放寬編制標準,實行城市教師編制以學生總數為據,農村以班級為據。當前,農村中小學要重點配備外語、體育、音樂、美術、信息技術等學科教師。要通過新師資的引進,逐步改變農村基層學校師資(主要指轉正的民辦教師)年齡偏大、學歷偏低、知識老化的不合理狀況,讓這些提前退下來的教師作為農村寄宿制小學的管理及生活教師。

(五)提倡“省域范圍”統一的教師公務員制度

公務員制度有利于以法律的形式保證城鄉教師統一的工資標準,有利于教師的城鄉流動,關系著大學生、師范生到農村任教的積極性,也關系著農村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繼續改善農村教師工作生活條件,提高工資待遇,完善績效工資制度,認真解決“三金”問題。下鄉教師的工資水平要高于城市教師,使其安心農村、扎根農村。在教師培訓經費、名額等方面,盡量向農村地區傾斜。同時,加強農村教師的培訓,重視教師的績效考核標準,嚴格教師招錄制度,不適應教學工作的人員及時退出教育系統,吐故納新。

(六)提倡“人民教育社會辦”的現代辦學理念

篇3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職業農民;職業教育與培訓

【中圖分類號】G71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6009(2016)29-0007-11

【作者簡介】馬建富,江蘇理工學院(江蘇常州,213001)教育學院、職業技術師范學院院長、農村職業教育研究所所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董存田,江蘇理工學院(江蘇常州,213001)副院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職業教育;呂莉敏,江蘇理工學院(江蘇常州,213001)教師,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陳春霞,華東師范大學(上海,200241)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職業技術教育學;張勝軍;江蘇理工學院(江蘇常州,213001)教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職業教育、教育政策;吳濟慧,江蘇理工學院(江蘇常州,213001)教育學院、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副院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職業教育、教育生態學;楊燕,江蘇常州劉國鈞高等職業技術學校(江蘇常州,213025)教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基本理論;陳東勤,南京師范大學(江蘇南京,210023)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成人教育基本理論;卞晶晶,東南大學(江蘇南京,211189)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基本理論。

目前農村職業教育與培訓存在哪些問題?

目前,江蘇省在努力探索走新型“三農”發展道路(以工業化致富農民、城市化帶動農村、產業化提升農業),但是,職業教育的開展與廣大農民的迫切需求,與提高發展現代農業的要求仍存在很大差距。管理者認為農民人力資源開發活動中存在的主要困難依次是:農民參加職業培訓的積極性不高、經費投入不足、農民文化程度低、缺乏相應的實訓設施、農民不愿意承擔一定的培訓花費、培訓工作與實際需求脫節、缺乏合格師資、教育培訓活動信譽度不高、教育培訓成果很難得到實際運用等。因此,新型職業農民教育與培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系列困境。

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模式由培育對象、培育目標、培育定位、培育管理、培育保障等要素組成,這些因素構成了一個系統,其中任何一個因素的問題都會影響到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效果。

一、農民素質有待提升[1]

(一)文化素質之憂

目前我國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8年,與城市相差近3年,全國92%的文盲、半文盲在農村。[2]20世紀80年代末,世界農業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就已經達到11年,美、法、德、英、日分別達到18.04年、15.96年、12.17年、14.09年和11.87年。[3]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農民的文化程度差距很大。

(二)科技素質之乏

中國科協舉行的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顯示,具備科學素養的農村居民僅占0.4%(城市居民該比例為3.1%);每1000名農業勞動力中平均才有農業技術人員6.4人。我國受過職業技術教育和培訓的農業勞動力占全部農業勞動力的比重不足5%,而美國、荷蘭、德國農村勞動力中受過職業教育培訓的比例是70%以上。農民的科技素質可以體現在現代化機械設備的使用上,當前我國農業機械化水平僅為48.8%。農民的文化程度和科技素質狀況無疑給我國農村先進農機設備和生產技術的運用等帶來了挑戰。[4]

這幾年我國每年有6000多項農業科技成果問世,但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只有3到4成,正在形成規模的不到20%。發達國家農業技術推廣員一般占農村人口的1%,我國這一比例只有0.083%。而且不少地方對農業技術推廣站實行“斷糧”政策,科技推廣手段只是“一張嘴,兩條腿”,呈現的是“線斷、網破、人散”的局面。

(三)傳統觀念之困

一是認知存在局限性。農民對職業培訓的主體意識淡薄,對職業培訓重要性的認識往往只停留在淺層次上,對職業培訓的真正價值及長遠意義缺乏深刻的認知,這是導致農民對職業培訓持“無所謂”態度的重要因素。二是農民的學習能力和記憶力不適應理論性強的學習,職業培訓要盡量做到通俗易懂。三是農民對職業培訓的態度不穩定。他們對職業培訓的要求大都是在短期內獲得直接利益,認為接受職業培訓不如打工來錢快。

二、農村職業教育有待發展

(一)培育目標之惑

目前農村職業技術教育以滿足城市需求為目標,在教育機構的設置和教育目標的確定上缺乏對農村職業技術教育特殊性、差異性和不平衡性的思考,缺乏農業類的專業設置。農村職業技術教育不斷為城市建設輸送人才,滿足不了農民發展現代農業對技術的需求,農村職業教育正面臨著“離農”的尷尬。同時,農業產業化還要求農民學習與產業鏈相關的農產品加工、儲存、銷售、服務等技能,而現有的農民職業教育和培訓主要圍繞著農業種植相關知識、技能培訓展開,忽略了其他技能的教育。[5]

(二)師資隊伍之薄

農民職業教育和培訓師資隊伍總體體現為“三多三少”,即傳統型人才多,高新技術人才少;普通型人才多,產業化人才少;繼承型人才多,創新型人才少。由于經費投入不足,農村職業學校的教師待遇遠遠不如城市,再加上條件相對艱苦,嚴重影響了師資隊伍的穩定性。已有專職教師一是年齡偏大;二是文化層次偏低,50歲以上人員多為民辦教師轉正而來,本、專科學歷人員很少;三是工作基本上不涉及專業教育,他們從中小學教學崗位轉崗而來,多從事初級中學基礎文化課教學,對農業社會致富信息了解甚少,并且缺少專業技能的教學經驗;四是專業精神缺乏,多是臨時代課,業務不熟,明顯缺乏干事創業的主動和熱情。

(三)經費投入之少

我國雖然逐步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力度,但到2012年底,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才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4.28%;而農村成人教育的經費就更少,不超過教育投入的2%,遠遠低于世界平均5%的水平。在調研中發現,蘇南教育現代化驗收涉及的鄉鎮保證了縣級財政此塊經費投入達到人均1.5元的標準,而蘇中、蘇北很多鄉鎮連人均1元都達不到。我國職業技術教育實行的是“分級管理,地方為主,政府統籌,社會參與”的管理體制,中央財政對農村職業技術教育的轉移支付和政策不夠明確,地方財政困難,而學校又缺乏相應的籌資渠道,在這種情況下,維持職業技術教育機構正常運行的經費捉襟見肘。[6]

三、政策、制度、形式等有待完善

(一)法律、制度缺位

就立法而言,目前關于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法律只有《職業教育法》及有待完善的地方性法律法規,不能保障農民職業培訓的發展。在機制體制方面也亟待完善:領導機制與協調機制不規范,阻礙了職業培訓的順利與協調發展;監督機制與評價體系不完善,影響了經費的合理使用及職業培訓的質量;勞動力輸入輸出體系不協調,降低了農民參與培訓的積極性及就業率;人才引進與保障體制不健全,阻礙了農民職業培訓師資隊伍的建設,等等。

(二)職業培訓供需錯位

首先,就職業培訓內容而言,農民的需要涉及種植養殖、機械加工、餐飲、服裝、美容美發等多種行業,也涉及農業、管理、法律、機械維護等多方面的知識。但是職業培訓的內容大多集中于種植養殖知識及技能,偶有涉及農業政策,其他方面的知識涉及得非常少。此外不少農民表示,培訓內容難懂,一些專家講的理論很難應用于實踐。其次,目前培訓單位常用的方式是集中講課,而農民最愿意接受的方式是現場教學或是多方式結合。最后,農民期望每次參加的培訓時間在3~7天左右,不要耽誤他們日常的工作;但是目前的職業培訓大多是根據培訓單位或培訓教師的方便而開展。

一、內外合力,切實提高農民參與職業教育培訓的積極性

農民參與職業教育與培訓的積極性不高,既有農民自身素質和觀念方面的原因,也有職業教育培訓本身質量不高的原因,還有外在的不利環境因素等等。因此,必須多處著力。

(一)要著力改變農業的弱勢地位,營造新型職業農民產生的有利環境。舒爾茨認為,把傳統農業發展成現代農業關鍵是靠人力資本。在我國,“農民”總是和“地位低、待遇低”聯系在一起,這是農村人口大量外流的重要原因。當前,國家應該出臺必要的引導性政策,使職業農民從事農業的收入水平達到或超過各行業的平均水平,給這些愿意從事農業產業的優秀人才更高的社會、醫療和養老保障;成立相應的專業服務組織,使農民擺脫弱勢群體的尷尬境地,讓他們感受到農業不再是弱勢產業。要重視農民的權益保護,給予農民政策優惠,保證農民的務農積極性。營造新型職業農民產生的有利環境,一是加快與戶籍制度相關的配套制度改革,建立起城鄉一體,推動農民自由流動、自主擇業的新戶籍制度。二是在穩定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基礎上,堅持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鼓勵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推動土地經營向集約化發展,創新土地流轉制度。三是參照工業企業職工社會保障標準,建立由個人繳費、企業補助、政府補貼相結合的職業農民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傊?,通過制度改革,完善新型職業農民培養的相關配套保障機制,消除他們的后顧之憂。

(二)完善新型職業農民的認定管理工作。政府部門應該進一步探索和完善新型職業農民的認定和管理工作,切實提高新型職業農民的社會地位。要制定操作性強、切實可行的《新型職業農民隊伍建設工作方案》《新型職業農民認定管理辦法》和《新型職業農民扶持獎勵暫行辦法》,對培訓合格的農民在充分尊重其意愿的基礎上,依據認定條件、認定標準、認定程序,進行職業農民認定。建立完整的數據庫和信息管理系統,實施動態管理;建立能進能出機制,對不再符合新型職業農民條件的,按規定程序予以清退,不再給予相關政策扶持。

2012年8月,農業部在全國范圍內確定了100個縣(市、區)開展新型職業農民培育試點。四川崇州、山西榆次、湖南平江和福建龍巖等地區已經在“教育培訓、認定管理、政策扶持”三個方面取得了一些有效經驗。如湖南平江制定了新型職業農民認定與管理辦法,按照“個人申報、鄉鎮初步審定、縣主管部門審核、縣政府批準”程序,對430名新型職業農民進行了星級認定,其中一星級新型職業農民185名、二星級150名、三星級95名。對認定的新型職業農民建立了完整檔案,實行年審制。四川崇州建立了新型職業農民(農業職業經理人)評價委員會,制定了農業職業經理人評定標準和評定程序,對符合評定條件的頒發“農業職業經理”資格證書。并根據其生產技能、管理能力和經營水平等,給予初級、中級、高級農業職業經理資格等級評價。建立了農業職業經理人才庫,獲得資格證書的農業職業經理人全部納入人才庫管理。

(三)建立以農業職業技能鑒定為主的職業準入制度。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做法,積極探索新型職業農民準入制度。統籌研究“注冊職業農民”的資格準入制度,對從事“規?;⒓夹g化、專業化”農業生產的農村實用人才頒發“注冊職業農民”證書,并且在培訓內容、課程安排、資格評估認證、經費資助等方面給予傾斜,切實提高農業的產業化程度和農民的社會地位。

(四)引導并幫助農民做好職業生涯規劃。農民參與培訓的被動性和盲目性是導致現行培訓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調研發現,多數農民缺乏對自己的職業生涯進行有效規劃的能力,“對于是否學、學什么、怎樣學以及學了以后又怎么辦等一些前提性問題感到迷茫和困惑。這種盲目隨意的學習自然會因缺失方向和有效規劃而難以收到預期成效”。[7]

我們認為,寄希望于通過職業教育培訓來改變農民的現狀,必須先引導他們做好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通過職業定位、目標設定、通道設計對農民的職業生涯進行持續的系統安排,引導其分步驟地參與職業培訓,最終實現預期目標。農民的職業生涯規劃僅僅依靠他們自身無疑是難以實現的,首先是因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缺乏積極謀求改變的想法和觀念,其次缺乏對自身的準確了解和定位,再次他們往往缺乏特定的知識背景和能力基礎。進行職業生涯規劃既需要一定的生活閱歷,還需要對職業前景有敏感的前瞻性眼光和對國家勞動法規及相關政策的熟悉與了解。在這方面,政府支農部門的專家和農村社工以及NGO組織等可以有一定的作為。[8]

(五)加大新型職業農民政策扶持力度,加強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成果宣傳。一是積極爭取財政對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扶持力度。二是促進新型職業農民的政策發展和制度設計。加大政策性農業保險的補貼力度和覆蓋范圍,將現有扶持家庭農場、專業生產的各項政策落實到新型職業農民頭上,特別是新增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向新型職業農民傾斜,形成清晰完整的扶持政策體系。三是與信貸部門加強溝通,爭取在創業資金上有所突破,從簡化貸款手續、減免或降低貸款利息等方面著手,幫助新型職業農民規避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扶持新型職業農民穩步發展。

同時,通過網絡、新聞媒體等多種方式,加大對新型職業農民隊伍建設宣傳力度,加強農民教育培訓重大戰略意義的宣傳,加強典型經驗宣傳,加強教育培訓特色優勢和辦學成果宣傳,牢牢把握輿論導向,營造全社會重視、關注新型職業農民教育培訓的良好氛圍。

二、政府聚力,強化新型職業農民培訓的制度作用[9]

新型職業農民培訓將伴隨現代農業發展的全過程,是一項長期、艱巨、復雜的社會工程,必須著眼于制度建設,以制度建設保障新型職業農民培訓的順利推進。目前,政府至少須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好制度建設,為新型職業農民培訓保駕護航。

(一)建議政府部門成立新型職業農民培訓管理部門或聯席會議制度,對涉農培訓項目進行整合管理

目前我國針對農民舉辦的職業教育培訓項目種類多,歸口管理部門多,但項目的實際受益覆蓋面窄、培訓規模小、影響力不強。這樣必然導致培訓項目內容的重復、培訓資源的分散和浪費、農民選擇的茫然等非理想結果。要想扭轉這種現狀,切實提高培訓資源的利用率和效果,就有必要從“頂層”對培訓項目進行重新整合。因此,建議在地市級以下各級政府部門成立涉農教育培訓中心之類的行政管理部門,專門負責統整本地區的涉農教育培訓項目。

結合目前的情況,從務實的角度考慮,建議縣級政府設立涉農教育培訓專題聯席會議制度,用來調處本地區的涉農教育培訓項目管理。聯席會議制度至少包括以下幾個必備要素:一是以分管教育的領導為組長的領導機構,能夠統一規劃、合理安排本區域不同渠道(如教育行政部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財政部門、農業部門、婦青組織、農業協會等)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訓項目,避免同時段低質量、低層次的重復培訓;二是有一支高素質的管理協調者隊伍,有能力指導、監督、協調不同培訓項目的具體實施;三是地方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突破狹隘的地方利益、部門利益觀念,從大局出發,對新型職業農民培訓項目的歸口管理工作給予大力支持。

(二)建立新型職業農民培訓的主體資格審查制度

為保障新型職業農民培訓質量,應建立嚴格的培訓主體資格審查制度。一是可以防止無資質、無條件的培訓機構“濫竽充數”,避免浪費寶貴的培訓資源;二是可以較好地從制度上規范地方政府行為,避免培訓機構設置上的“近親繁殖”;三是可以有效凈化培訓市場,讓不具備資質的機構和組織徹底退出。新型職業農民培訓主體的資格審查制度,應包括如下主要內容:一是舉辦者資質;二是申報受理、審批的程序與辦法;三是辦學條件,包括對場地、師資隊伍、教學設施、實訓(實習)基地、培訓項目與課程體系、培訓起點規模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四是培訓機構成為獨立法人的要件;五是公示與相關信息辦法;六是申訴與退出的程序與辦法,等等。

為鼓勵更多合格培訓主體承擔新型職業農民培訓任務,地方政府應徹底摒棄“地方保護主義”,面向全社會開放培訓市場,歡迎和支持那些有條件、有能力的農業院校、科研機構、行業協會、涉農企業、農村經濟實體、社會公益組織等,承擔或參與新型職業農民工作,以彌補自身培訓能力的不足。

(三)建立新型職業農民“培訓服務購買”制度

新型職業農民培訓應堅持公益性原則,建立以政府為主體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訓經費投入制度。我國不少地方農民職業教育與培訓公共財政經費的投入通常采用如下幾種具體方式:一是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在向某一培訓機構下達培訓任務時,同期把培訓經費全額撥付給該機構。二是培訓經費不直接撥付給承擔培訓任務的機構,而是為培訓對象參加一個具體項目的培訓建立專門的“資金卡”(或“培訓賬戶”),實行“??▽S谩保ɑ颉百~戶專用”)。培訓對象在接受培訓后,再把“資金卡”(或“賬戶”)上的經費轉入培訓機構。三是給培訓對象發放“培訓券”,持券者可以自由選擇培訓機構接受培訓,并支付相應份額的“培訓券”。這幾種公共財政經費的投入,都是一種“事前免責”的方式,在實際運行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經費使用效率低這一突出問題。如有些培訓機構利用監管漏洞,采用各種辦法套取培訓經費;也有不少培訓對象,因培訓經費不是出自自己的口袋而不愛惜使用,即便接受的是沒有質量的培訓,甚至沒有參與培訓,也會濫用“培訓卡”或隨意給付“培訓券”。為此,建議建立新型職業農民培訓的“培訓服務購買”制度,改變公共財政經費的投入方式。

“培訓服務購買”是一種公共財政經費的“事后投入”制度。引入市場機制,確保政府對新型職業農民培訓的公共財政投入效益最大化,最大限度地避免公共財政經費的浪費。其主要內容應包括:一是規定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對新型職業農民培訓的經費投入比例;二是培訓經費的概算與分解辦法;三是“培訓服務”的購買原則、程序與方式;四是“購買培訓服務”的經費核算與審計方法;五是對違規機構和責任主體的處罰措施等。當然,這種“購買培訓服務”主要指向改革新型職業農民培訓的公共財政投入方式。對于其他來源的經費,如企業出資、社會捐資、個人資助等,其使用則應充分尊重出資主體的意愿,以鼓勵更多的民間資本投入新型職業農民培訓活動。

(四)建立新型職業農民培訓的監管制度

在以往開展的一些農民職業培訓活動中,某些培訓主管部門常常把培訓任務分派下去后就不再過問,以致有不少培訓活動“偷工減料”“缺斤少兩”,培訓效果難盡人意。因此應建立一套科學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訓監管制度。其主要內容應包括:一是監管原則;二是監管主體資質;三是監管內容與責任分工;四是日常監管的工作方式;五是監管情況的交流、和監管結果的反饋形式等。為有效執行新型職業農民培訓的監管制度,應注意:一是要建立一支高質量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訓工作的監管隊伍,并分工明確、責任到人;二是應對新型職業農民培訓中出現的突出問題,如培訓師資、培訓經費、培訓內容、培訓時間等,進行重點檢查和評估,并及時提出整改要求與建議;三是重視過程監管,實現監管工作的常態化。

(五)建立“能力本位”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訓質量評價制度

新型職業農民培訓的目的是為現代農業發展培養實用的技術技能型人才,這種人才需要在生產、管理、建設、服務的第一線開展工作,應具備較強的操作技能和現場能力。因此,職業能力的培養和提高應成為一切新型職業農民培訓活動的出發點與落腳點;新型職業農民培訓本質上還是一種職業培訓活動,應體現出一般職業培訓“能力本位”的共同特征。建立“能力本位”的質量評價制度,我們應重點關注:一是針對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新型職業農民制定不同的資格認證標準與指標體系。依照資格認證的能力要求,細化質量評價指標,形成科學的不同類型、不同層次、與職業資格相對接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訓的評價指標體系。二是在考核內容上注重現代農業發展的實用知識和技能,而非科學技術理論。三是在考核形式上以現場操作為主。四是在考核結果上,以培訓對象獲得相關的職業資格證書或相應等級的職業技能證書為培訓質量合格的最終標準。

需求決定著供給,從微觀上講,江蘇傳統農民、準新型職業農民對于成為新型職業農民的需求,直接決定著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作的成效。

一、培訓意愿及影響因素分析

調研中問卷調查的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多種因素影響著農民是否愿意參加培訓。首先,從個體特征變量來看,年齡與培訓意愿呈顯著負相關。年齡越小的勞動力越愿意通過培訓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是否接受過培訓與培訓的意愿呈顯著正相關。曾經接受過培訓的人,一方面對自己學習新技能的能力有信心,另一方面自己從參加培訓中獲得收益,進一步強化了他們參加培訓的意愿。而“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年數”“是否擔任過村干部”對參與意愿的影響在統計上呈現不顯著。其次,從家庭特征變量來看,家庭勞動力人數、家庭土地規模與農民參與培訓的意愿呈顯著正相關。家庭土地經營規模大戶更需要獲取相關的知識與技能,而且有獲取技能知識的意愿和適當的經濟實力,所以參加培訓的積極性非常高。第三,從培訓要素的選擇來看,農民對培訓信息的需求、培訓地點距離與參與培訓的意愿呈正相關,如果農民對所提供的信息越需要,培訓地點離農民居住地越近,農民就越傾向于參與培訓。培訓時間與參與培訓的意愿呈負相關,農民對培訓需求以短期為主(如圖1)。因此,合理有效地安排培訓時間是培訓機構在實施培訓過程中要充分考慮的問題,培訓機構要根據職業農民的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需求,采取機動靈活的時間安排。培訓費用與培訓意愿呈負相關,承擔的費用越少,他們就越愿意參加培訓(如圖2)。

二、參與培訓的動機分析

農民參與職業教育培訓動機的強弱排序是:提高技能、增加收入、提升素質、獲得現代農業技術、獲得政策扶持、獲得職業資格證書、提高學歷。“提高技能”和“增加收入”對農民參與職業教育培訓的影響最大。政府和其他培訓機構應該重視培訓的結果與培訓的內容,可以因地制宜地制定培訓政策與獎勵機制,滿足農民對培訓的需求。

三、農民對職業教育培訓要素的選擇

(一)對培訓組織者的選擇

調查表明,有64.94%的農民愿意接受社區教育中心組織的培訓,有48.05%的農民愿意接受由社會培訓機構組織的培訓,30.26%的農民愿意參加鄉村自行組織的培訓,有21.00%的農民愿意參加職業院校的培訓。

(二)對培訓內容的選擇

調查發現,65.96%的農民參加職業教育培訓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收入,因此他們在選擇培訓內容的時候傾向于選擇增收快的項目。如圖3所示,農民選擇的培訓內容主要是蔬菜種植、糧食生產、水果種植、水產養殖、特色農產品營銷等,主要內容傾向于實用技術培訓與職業技能培訓,培訓內容需求多樣化。

(三)對培訓方式的選擇

調查表明,46.03%的農民表示最歡迎現場教學,其次是面對面授課、多方式結合,電視、廣播、VCD等方式不太受歡迎。現場指導可以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針對性強,能及時解決問題,并且授課內容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要提高職業教育培訓的效率,則要采取靈活多樣的培訓方式。比如可以充分利用農廣校、農民夜校等各類培訓機構組織培訓,讓農民一方面接受專家、教授的課堂講授、知識講座、實際輔導等,一方面走到田間地頭以現場教學的方式進行生產實際培訓,進程中可采取以師帶徒、結對子等方式。

四、不同個體特征的農民對培訓內容選擇的差異對比

(一)年齡與培訓內容選擇分析

2014年的調查顯示,80后、90后即24歲以下和25~34歲的農民在培訓內容方面選擇“農業機械的使用與維護知識”“創業渠道與經驗”的比較多,45歲以上的更傾向于選擇“農業種、養殖業的知識”。說明年齡越大,越對農業生產產生依賴,而年輕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愿意對人力資本進行自我投資。

(二)性別與培訓內容選擇分析

男性農民更多地選擇種養殖知識、涉農政策、農業機械的使用與維護知識,女性農民更多地選擇文化知識、創業渠道與經驗;在他人的成功經驗、經營管理知識、法律知識等方面,男性與女性的選擇比例大體相當。

(三)受教育程度與培訓內容選擇分析

“小學及以下”學歷的農民更多地選擇種養殖知識、他人的成功經驗,在法律知識、農業機械的使用與維護知識、創業渠道與經驗方面選擇較少;“初高中”學歷的農民在法律知識、農業機械的使用與維護知識、創業渠道與經驗方面選擇的比例有所上升;“大專與本科及以上”的農民除了種養殖知識之外,相對更偏重于經營管理知識和創業渠道與經驗。農民文化程度越高,選擇職業教育培訓內容的技術含量也越高,越容易接受新事物,學習能力也越強。

一、農民職業培訓:立法先行、逐步完善

完善的法律法規是開展農民職業培訓的重要保證。美國的農民培訓已有150余年的歷史,早在1862年的《莫雷爾法案》中就要求聯邦政府向各州贈送數萬畝至數十萬畝土地,通過土地出售來資助當地至少建立一所農學院(贈地學院),這種實質性的財政投入,促進了農學院發展,為美國培養了大批農業實用人才;1914年的《史密斯?利費法》要求授權贈地學院與農業部門合作,規定各級政府按比例投入資金,建立州、縣合作服務體系,服務于各州縣農民;1929年的《喬治?里德法》規定從1930D1934年每年撥款150萬美元,重點發展農業教育和農業家庭的家政教育;2008年的《農業法案》、2012年的《新農業法草案》則要求采取擴大農民能力培養、發展特色農業、建設現有鄉村、信貸傾斜支持等政策舉措加強新型職業農民培養。國外發達國家農民職業培訓有強有力的法律支撐體系,且不斷根據發展的需要適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這為農民職業培訓提供了保障。

二、農民職業培訓體系:結合國情,凸顯適用

建立符合國情、適應性較強的農民職業培訓體系是取得良好培訓效果的基礎。加拿大建立了“超市式”的農民職業教育培訓體系。首先,培訓品種齊全,不僅有培養各類專業人才所需要的職業教育短期培訓,還有適合不同層次的學位文憑、技術證書培訓等;學制有全日制和夜校,學員有在校生和在職人員;授課采用課堂授課和遠程授課相結合方式,也有與企業、行業協會合作舉辦的專業培訓。其次,標準統一。培訓的入門資格、課程目標、學時分配、評價標準和收費標準等都規范統一,所有課程都以崗位需求為目標,在保證所有受訓者必修的素質教育課程以及基礎課程與實用性課程外,該簡化的課程全部刪去,以充分保證培訓質量。最后,進出方便。所有進入“超市”的具有不同背景、不同需求的受訓者都有多種選擇;同一個教育培訓計劃也可適用于不同類型的學習者。所有培訓者通過適合崗位需求的技能證書培訓,掌握特定的技能,都能找到對應需求的工作崗位。學習成績不僅學校認可,行業協會甚至社會也予以承認。

三、農民職業教育培訓組織:上下貫通、通力合作

發達國家農民培訓由政府、社會團體、各種組織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規和程序來組織實施,除了由政府有效地開展農民培訓以外,一些民間團體和組織也積極投入到農民培訓活動中來,形成了上下貫通、通力合作的關系。

韓國農民職業培訓機構主要由農村振興廳、農業大學、農業協作合同組織(農協)和其他農業民間組織構成;且韓國農民職業培訓經過國家統籌謀劃,做到了分工協作,形成了上下貫通的一體化體系。農業振興廳是全國農業科研工作及技術推廣、教育培訓的實施主體,主要負責的是教育培訓農民及農村指導委員會、農業公務員,指導下屬機構開展農民培訓;農業大學側重于針對中青年農民、農業后繼者、專業農民及骨干農民開展較高層次的信息知識密集型培訓;農民協作合同組織是在政府與農民之間架起的一座橋梁,主要任務之一即培訓農協委員、農業技術員、農民培訓者、專業農民及其他農民。

四、農民職業教育培訓方式:靈活多樣、分層培訓

美國農民職業培訓模式非常獨特:

[培訓主體\&培訓對象\&培訓形式\&培訓內容\&公立學校內的培訓\&有意務農的青壯年農民\&1.輔助職業經驗培訓(SOE,即Supplementary Occupation Training Experience)

2.未來美國農民培訓(FFA,即Future Farmers of America)

3.輔助農業經驗培訓(SAE,即Supplementary Agriculture Experience)

4.課堂指導的培訓\&1.農業生產經營管理及投資融資等方面的知識

2.培養青壯年農民的責任意識、創業技能、領導才干以及團隊協作意愿。

3.指導農民學員將學到的生產經營的理論知識、技能應用于自家的農場、企業或社區中。

4.培訓種養技能和農業機械的使用方法\&公立學校之外的培訓\&成年農民\&1.開展與農業相關的專題培訓

2.教師到農民家親自指導

3.專職教員專門培訓成年農民\&1.解決農民實際問題

2.對農民的農場進行指導和幫助

3.教授農場管理的知識\&“合作推廣服務”開展的培訓\&農業培訓推廣組織\&\&主要推廣大學、科研機構的農業科技、科研成果應用于農業生產,將其轉化成生產力\&]

五、農民職業教育培訓經費:政策保障、融資多元

澳大利亞政府每年投入大量的培訓經費支持農民職業培訓。一般每個農民一年可獲得6000澳元的培訓補助。韓國法律明確規定,各種農業教育培訓機構經費由國家提供,農民接受培訓全部免費,所有的費用都由政府來補貼。為了提升農民參與的積極性,韓國政府對農業后繼者提供每位2000~5000萬韓元的資金援助,年息5%,償還期可達10年。發達國家農民培訓的經費來源呈現多元化的特點,民間投資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江蘇新型職業農民培養走在全國的前列,在大量的實踐中,不僅涌現出各種各樣的方式方法,還形成了具有一定推廣應用價值的、符合區域實際的模式。

一、基本適應了江蘇省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

“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依然是當前江蘇省“三農”問題的核心之一。經濟發展作為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模式選擇的基礎,一般來說,不同的經濟板塊有不同的主推培育模式。蘇南地區經濟發展較好,一定程度上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對農民素質提出較高的要求,農民教育培訓更多的是通過市場化運作來完成。蘇中、蘇北地區已經形成了若干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強、發展基礎較好的城市,具有較好的產業基礎和人才支撐,具有發展新興產業的基礎。因此,蘇南地區的新型職業農民培養應該選擇非政府主導、市場化運作程度較高的合作組織型或產業促進型模式。蘇中、蘇北地區的新型職業農民培養應該是在政府的引導下,促使科研院所和企業合作,加大對農業的科技投入,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選擇政企配合類或政府主導類培育模式。[10]

表1 江蘇省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模式的區域特點

[特點\&模式\&蘇南\&蘇中\&蘇北\&自然條件\&人多地少

資源有限\&地域較廣

資源適中\&人少地多

資源豐富\&經濟條件\&發達\&適中\&相對落后\&商業化

程度\&較高\&中等\&較低\&培育模式\&市場主導\&政府市場相結合\&政府主導\&教育

與培訓\&建立農民培訓基金,發揮學校、企業的作用,企業承擔培訓費用\&建立農業教育與科研推廣體系,對農民后續服務較好\&市場化程度不高,以政府為主導加強新型職業農民培育\&]

二、培育實踐比較豐富,培育方式呈現多元化

江蘇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在著眼農民素質整體提高的基礎上,加大對種養殖能手、農業企業專家、農民經紀人和科技示范戶、農民經濟合作組織骨干等群體的培育,重點突出創業農民、緊缺人才、骨干農民等“塔尖型”農民的培養,強化典型示范和輻射帶動。培育模式的區域特色比較明顯,總體上蘇南已經進入形成特色和規范提高的新階段,對培育項目的選擇、布局、申報、立項要求更高;而區域經濟相對欠發達的蘇中、蘇北地區更多處于“跑項目、要經費”的階段。在培育內容上,蘇南產業特色更加鮮明,如南京市把農業新技術、農產品標準化生產、農業政策法規作為基礎課程進行培訓,還開展了現代農業發展趨勢、農業高新技術、前沿動態、農業旅游等業務培訓,建立了“南京農業老板網”。蘇北和蘇中地區農民培育模式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征,如郭村“基地+農戶”模式、儀征“塔尖人才引領”模式、固城“園區+公司+農戶”模式等。

三、創新格局已經形成,培育體系相對完善

江蘇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作目前已形成“政府主導、農民自愿,產業依托、項目運作,社會參與、多元供給,創業推進、突出效果”的格局。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體系比較完善,實現了培育主體的多元化、培育力量的綜合化、培育途徑的多向化和培育載體的多樣化。從培育主體來看,政府、科研院所、農業院校、用工企業、專業培訓機構、推廣服務組織、社會中介機構等共同形成多元化的培育主體,形成政府主導型、院校主導型、企業主導型等培育模式。[11]從培育力量來看,教育教學、產業帶動、能人示范、工程推動、活動促進、政策引導等多種措施和力量發揮綜合作用,全方位推動。從培育實施途徑來看,已經形成學歷教育、職業培訓、短期進修、海外研修等多向化農民素質提高途徑。農業廣播電視學校、遠程教育、各類培訓班、勞動中介組織、公益性基金項目、鄉村文化大院等為新型農民培育提供了多樣化的實施載體,形成了比較完善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體系。

我們的調研顯示,我省蘇北地區的農民更希望成為新型職業農民,而蘇南地區農民的此類意愿并不強烈。主要原因在于蘇南農民從事非農產業的人數偏多且農業產業特色更加明顯,他們更希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質及其他職業技能以適應非農產業的職業需求,更需要了解一些現代農業發展趨勢、農業高新技術、農業旅游等前沿的動態信息。因此,蘇南、蘇北地區應根據地區農業發展情況以及農民自身需求情況,制定具有區域適宜性的農民職業培養模式。

一、以培養主體為標準

(一)蘇北地區可實行“農民企業家培訓模式”

在農業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低收入國家的農民對某一風險過程中所發生的新事件的察覺、闡釋以及反應能力,被西奧多?舒爾茨在《農業刺激的扭曲》一書中稱作農民的企業家能力。該模式旨在培訓他們的責任意識、創業技能、領導才干、團隊協作意愿等農民的企業家能力,促使他們能夠自信地服務于農業領域。此模式的培訓形式可以更多樣化,并將定期對創業農民進行“充電”,發揮他們的導向和輻射作用,指導農民提升市場意識,按市場需求生產和經營。與此同時,通過為農民創業者提供更多的創業知識教育、配套政策指導、法律援助、資金扶植等一系列措施,培養現代農業的領軍人物和從事農業附屬產業專業化生產經營的農民企業家。

(二)蘇南地區實行“農民實業家培訓模式”

蘇南地區的農民有資金,掌握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有較強的農業生產經營管理經驗,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的經營管理工作。針對這種類型農民的培訓需求以及蘇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可以考慮采用“農民實業家培訓模式”。農民實業家與農民企業家的不同之處在于,他們除了需要像農民企業家那樣積累資本,進行產業化經營與管理外,將更關注社會責任,做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的事情。該模式培訓方式首先應對農民的經營理念、管理方式、管理知識等進行引導,提高他們的經營理念和意識;其次引導他們強化支持和扶持意識,更主動地承擔社會責任,關注農業產業發展對環境、生活等帶來的負面影響,更主動地關注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關注綠色農業、健康農業、觀光農業等的發展。這是蘇南地區農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現實要求。

二、以培養的組織方式為標準

(一)蘇北地區:輔助農業經驗培訓模式

蘇北農民職業培訓的目標:一種是生產型農民,另一種是服務型農民。

生產型農民大都掌握一定的農業生產技術,有較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針對該類型農民的培訓應采取“輔助農業經驗培訓模式”。該培訓其實是一種“做中學”,主要針對農業基礎知識的普及、新技術和新產品的普及和推廣、農場的經營和管理、農產品加工和銷售、良種培育技術等進行培訓。培訓形式主要是農村生產技術人員或科普人員深入田間地頭,依據生產需求,直接向農民傳授現實所需要的生產技術和致富信息,教育形式比較靈活。參與服務型農民培訓的多為提供農業生產服務的專業人員,他們已經掌握了基本的種養殖知識,并能熟練使用各種農用器械等,缺乏的主要是生產經營的管理經驗、服務意識等?!拜o助農業經驗培訓”模式主要的培訓內容是傳授農業生產服務等方面技巧,教學形式多采取講授和答疑相結合的方式,一方面給農民傳授農業生產服務方面的先進經驗,另一方面給農民提供主動學習的機會,他們可以就自己在提供服務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向專家請教。

(二)蘇南地區:在線學習學分制培訓模式

調研結果顯示,蘇南地區農民43.9%的收入來自非農產業,且目前的農民職業培訓遠不能滿足需求,主要原因在于師資匱乏。蘇南地區的農民職業培訓可嘗試在線學習的模式,實行學分制。課程分為必修課和選修課。必修課為了進一步提升農民的綜合素質,使之更好、更快地融入現代化的城市生活中來;選修課為了讓不同農民根據需要進行選擇,避免出現“所供非所求”的情況,一方面提高了培訓的針對性,另一方面也很好地解決了師資困難。必修課主要有文化知識、道德修養、法律常識、現代生活禮儀等等,選修課主要是農業科學知識、現代化農業生產的相關知識以及農業經營管理方面的知識;學員們在累積到一定的學分之后,可獲得專家指導,對自己的家庭農業生產進行重新規劃與管理。實行在線學習學分制模式,能夠將農民致富的近期效益同教育的長期效益統一起來,能夠使農民的所學更適合蘇南地區的經濟發展需求,實現農村教育與農村經濟發展的無障礙聯系。

三、以培養的效果為標準

(一)蘇北地區:“短平快”農民職業培訓模式

該模式遵循“實際、實用、實效”的原則,突出實踐性,“即學即用,既用既學”,充分關注農民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技術水平和不同接受能力,突出操作教學,即重點教如何“動手”。該模式在教學安排上遵循三條原則:一是急需原則,即把蘇北地區農民生產所急需的技術和科技致富所需的技能作為首選內容;二是開發性原則,即找準適合蘇北地區經濟開發的項目,圍繞項目開發相關新技術的普及推廣和應用;三是結構性原則,即根據蘇北地區生產所需要的各項技術,通過多次教育和培訓,使農民形成適用的知識和技術結構。該模式所采取的教學方法主要有模擬法、案例法、診斷法、田間地頭教學法等。

(二)蘇南地區:“寬活實”農民職業培訓模式

該模式的培養目標主要是掌握一定農業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知識的家庭經營人才,可以采用基地建設的教學方法。如網絡示范基地,把生產過程一環扣一環地組成網絡,使它們的副產品得以互相利用,形成生態良性循環;立體農業示范基地,根據各種動植物對環境條件的不同要求,充分利用空間和光能,長短效益結合輪作;家庭致富基地,在專業教師的指導下制訂家庭生產規劃和致富計劃,在校學習期間完善實施。在這些基地的建設過程中,農民們既能學到豐富的、較高層次的農業知識,也能自享學習成果;既調動了蘇南地區農民的學習積極性,也能進一步促進蘇南地區農業產業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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