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資本范文10篇

本文作者：張祖華工作單位：無錫工藝職業技術學院

道德資本具有資本的一般特征，也具有其特殊性狀。研讀王教授的道德資本，并結合道德實踐，筆者提出道德資本的二重性特征:“目的性價值”與“工具性價值”、“寄生性”與“獨立性”、“有形增值”與“無形增值”、“正外部效應”與“負外部效應”、“豐富性”與“稀缺性”等特征，下面筆者一一來論述。道德資本具有“目的性價值”與“工具性價值”相統一的特征道德資本的研究“以一個耀眼的新話題不僅凸顯了經濟運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更重要的是為我們最終走出‘二律背反’的困擾指出了一個有益的思維路向。……‘道德資本’研究問題的提出，對幫助當代中國人破解經濟與道德‘二元對立’的時代難題，無疑具有方法論的啟迪意義。”［5］王教授在《五論道德資本》中指出，道德對于人來說應當是“目的性功能”與“工具性功能”的統一。從資本視角來講，說道德是一種資本，并不是要從道德上去美化資本，甚或使道德淪為資本增殖的偽善工具，而是強調道德可以而且應該為獲得更多利潤和效益發揮其獨特的作用。而且，事實上，道德一方面充當資本的盈利手段，另一方面卻是對資本作“內在批判”。因為，一方面，資本總是試圖把一切作為實現其價值增殖的工具，但另一方面，“資本雖然在以獨特的方式控制著資源、知識、文化和道德，但也在客觀上塑造著人本身。這些被提升了的人類理性水平和精神力量反過來又會內在地成為約束資本負面效應的力量，也即對資本作‘內在批判’。在這方面，道德資本的價值目的性較他類資本形態更為突出。道德不僅能夠以自身的工具理性為資本服務，也可以在資本內部以自身的價值理性約束資本本身，以避免資本本性的非理性膨脹和‘資本邏輯’的無度擴張。”［6］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與“工具性價值”在道德資本中達到了統一。從企業層面來講，實際上，不難想象，一個重視用道德資本營利的企業，它在為社會提供人性化商品的物質消費過程中，不也同時為本企業職工和消費者提供良好道德的精神消費嗎?在經營者那里道德資本主要表現為工具性價值，在消費者那里則主要表現為目的性價值，這是道德資本“目的性價值”與“工具性價值”最常見的統一方式。“道德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類創造的———人類創造道德是為了運用道德、讓道德為自己服務———這種運用和服務既有目的意義上的，也有手段意義上的———目的意義上的價值取向多反映在精神活動和精神生活方面，手段意義上的價值取向多活躍在生產和經營活動(包括精神生產和精神傳播活動)之中。”［7］只不過，經濟學家和企業主更注重于道德資本的工具性價值，而倫理學家和消費者則更注重于道德資本的目的性價值。企業道德資本的生成是通過社會利益與企業利益的“博弈”，即“義”與“利”的“博弈”［8］，最終達成的“義”與“利”的統一［9］。毫無疑問，道德資本具有目的性和工具性兩大功能，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道德資本的目的性功能固然重要，但道德資本的工具性功能也顯得日益迫切。

道德資本具有“寄生性”與“獨立性”的二重關系資本包括“有形資本”與“無形資本”。“有形資本”包括“物質資本”、“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等，“無形資本”包括“知識資本”、“社會資本”及道德資本等［10］。道德資本屬于“無形資本”，但它與“有形資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道德資本和“有形資本”之間的關系主要體現為“寄生性”與“獨立性”的二重關系。道德資本的“寄生性”主要表現為道德資本的存在有賴于“有形資本”首先，道德資本的投入有賴于“有形資本”的投入。道德資本的投入伴隨著“有形資本”的投入而投入，如物力、財力和人力的消耗。對人的道德教育必然要借助一定的物質載體，即需要一定的物質教育資源的消耗;企業員工道德的實踐也需要一定的物質作為中介，僅僅停留于思想上的道德行為，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道德實踐;道德環境的營造也需要一定的物質投入，如道德硬環境、軟環境建設，人性化公共設施建立，寓含道德意蘊的企業文化的建設等。可見，道德資本的投入依賴于有形資本的投入，道德資本投入的特殊性反映出其具有的“寄生性”。其次，道德資本的運作依賴于“有形資本”的運作。道德資本在企業中的運作也不能離開“有形資本”而獨立運作，一定要參與到以“有形資本”為主體的資本運作中去，道德資本離開了人是沒有意義的，也是不存在的;道德資本離開了企業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道德資本離開社會大環境的支持，道德受到社會冷落，道德資本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道德資本的“獨立性”主要表現為其作用的獨立性企業的存在不僅僅其有經濟價值，從終極意義上來說，更應該具有精神價值，扮演一定的道德角色，承擔一定的道德義務。道德資本在企業的發展中起著優化作用，主要表現為:首先，道德資本能夠激活“有形資本”。資本要增殖就要不停地運動，一是道德資本能夠提高員工“同心同德”和“愛崗敬業”的職業精神，從而促進企業“有形資本”的高效運營，“以無形資產盤活有形資產”。二是一個道德資本運營良好的企業，一定能憑借企業良好的形象和人性化的產品，增加消費者的信任，引導消費，促進企業擴大再生產，實現企業規模經濟。其次，道德資本在資本市場上起著規范和引導作用。道德資本在資本市場上起著規范并使其理性化，忽視道德資本的投入和運作，或否認道德資本在經濟活動中的規范和引導作用，則會給企業帶來滅頂之災。“三鹿”嬰幼兒奶粉事件、美國金融海嘯以及日本福島核危機就是最好的例證，“一個企業游離于道德之外，缺乏‘道德資本’，勢必會畸變為一只‘迷途的羔羊’，掉入了越是賺錢心切卻越發不能的‘怪圈’。”［11］因此，勇于承擔社會責任、合法經營與道德結合的企業，才是社會需要的企業。企業的運作需要道德來規范和引導其行為，消弭其成為“迷途的羔羊”。

道德資本促進“有形資本”與“無形資本”雙增值道德資本通過參與整個資本的運作過程，發揮其具有的獨特作用，在資本循環過程中不斷地促進“有形資本”和“無形資本”的增殖，并獲得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雙重價值。首先，從道德資本本身來講。一方面，寄生于“有形資本”的道德資本只有通過自身的運作，發揮自己的獨特作用，在最終意義上轉化為“有形資本”，促進“有形資本”的保殖、增殖，并得到社會和企業主的重視和認可，才會獲得自己存在的意義。“道德資本得以科學的運營，完整地發揮自身的功能，就能夠實現在‘有形資本’意義上的保值和增值，包括實業資產的增進、金融資本的增值和產權資本的優化和增進等。這是道德資本存在和參與運作的根本原動力。”［12］另一方面，道德資本的科學運作也能使“無形資本”的價值增值。道德資本促使企業“無形資本”保殖、增殖的功能主要表現為:在企業外部，它將優化企業形象，營造良好企業文化，提高企業聲譽，增強消費者的消費信心;在企業內部，主要表現為增強員工“同心同德”和“愛崗敬業”的職業精神，塑造良好的職業風尚，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協調員工人際關系，提高員工的責任感，促進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發揮員工的創新精神等。其次，從道德產品方面來講。道德資本最終落腳于道德的物化形態即道德產品上，道德產品是道德資本的實物性載體，是道德資本最終實現價值的依托，也是實現道德資本積累和增值的“關鍵的一跳”。道德產品具有和普通產品不一樣的特征，即具有“物質性”與“符號性”的二重性特征。一方面，道德產品表現出物質性的特征，道德產品可以擴大市場占有率，加速資本流轉過程，加速資金流轉過程，從而實現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表現出符號性的特征，“符號性的一面決定了道德資本能夠多次重復使用，它不僅絲毫無損其價值，而且使得其價值無限增值……道德產品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性的需求，發揮著它的效益。反過來，為人所用，又能夠產生新的效益。”［13］

道德資本的運作呈現出“正外部效應”與“負外部效應”的特征所謂外部效應，是指“當某個人的行動所引起的個人成本不等于社會成本。個人收益不等于社會收益時，就存在外部性。”［14］也就是說，某種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影響不一定在其自身內部系統中的成本或收益上表現出來，卻會給系統外部其他經濟體乃至整個社會帶來正面或負面影響，當其結果能給他人或社會帶來正面影響時，被稱為正“外部效應”，反之，則稱為“負外部效應”。長期以來，人們往往注重系統內部交換雙方的利益實現，而對其系統外部的效應卻視而不見。王教授在其《再論道德資本》中很重視道德資本運動的“負外部效應”，提出“在交換過程中，必須依托道德資本的有效運作，提高交易雙方的道德素質，從而使交換結果的負外部效應實現‘零存在’。”［15］從理論上講，道德資本的完美性決定了其運作的“正外部性”特點。“道德資本是精神資本，其作為資本存在時就意味著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人已經具備優秀的品德，同時也表明實物資本或貨幣資本已經在按照人的一定的價值取向和善的目標在運作。否則，道德資本就不能成立。”［16］正如西松所說:“道德資本或者美德在一個人身上得到體現的同時不會排他、也不會消耗，美德具有‘正外部性’。這意味著:一個人美德的增加不意味著另外人的美德的減少”［17］。因此，從理論上講美德或道德資本是不存在“負外部效應”的。

道德資本具有“豐富性”與“稀缺性”的特征一方面，道德資本具有豐富性的特征。首先，道德資本的供應具有無限性的特征。道德資本不像“有形資本”隨著人們的使用而有所減少，道德資本是一種無限資本，永遠不會枯竭，是一個“無底洞”，只要人們愿意，人類可以無止境地開挖，并且可以重復使用，“道德資源”具有無限豐富的特征。另一方面，道德資本具有“稀缺性”的特點。道德之所以會成為資本，關鍵就在于企業道德的“稀缺”，企業道德的“稀缺性”讓企業道德轉化為企業資本具備了可能性。企業道德的“稀缺”程度代表了企業現有的道德狀況與道德水平。正如每一個成員道德高尚就不會存在道德問題一樣，每一個企業道德高尚也就不會存在企業道德問題，企業道德問題的存在以及受到重視，問題就在于企業道德的“稀缺”。人類對道德的需求是無限的，人類社會永遠不會出現道德的“飽和”現象。因此，對于道德資本的需求來說，人類永遠處于“饑餓”狀態，道德資本總是“稀缺”的。

雖然在文化與社會意識領域中，仍然有人堅持“道德與市場經濟是不相融的”的觀點，但隨著經濟活動及市場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隨著現當代經濟行為所產生的文化的與生態的副作用以級數的形式增加，對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體認的人們是越來越多了。王小錫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長期從事經濟倫理學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后，王先生認為，道德是“動力”生產力，而且，他還認為，從現當代經濟發展運行的角度來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種資本。很顯然，此論凸顯了經濟運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但學術界對此論卻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贊同者與反對者各執一端，意見難以統一。在經濟運行中，尤其是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為一種資本，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綜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質與特征及其在經濟運行中的相關方面，我們認為，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確實對規范、促進經濟發展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環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種意義上也具有促成資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們認為，這只是說明道德在特定的環境中——經濟運行的環境中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而道德本身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實現資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說它還不是“生了錢的錢”，故我們認為，道德不是一種資本，把經濟運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種資本的觀點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種意義上具有資本性特點

在經濟倫理學的研究中，學者與投資者已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在一定的條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滲透進入資本運行過程中，資本在周轉中所實現的價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況下所實現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這種增殖的可持續性也同樣要大得多。這種情況，一直以來都是人們的期望，現在，它正日益成為一個普遍的現實。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道德本身并沒有實現價值的增殖，而資本之所以被稱為資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們說，道德只是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我們把道德這一特點稱之為“道德的資本性特點”。

要說明這一點，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資本。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資本？撇開馬克思式的思辯，資本首先或在膚淺層次上，不是什么‘社會關系’。資本是一定時期內，被認為可以給投資者帶來超過初始投資的收益的‘東西’”[1]。在這里，汪先生把資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點界定為“增殖”而非“社會關系”。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資本的本質被界定為資本家用于剝削雇傭工人而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它體現著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生產關系。這一點我們當然應予充分肯定，“但這并不等于說，階級關系、剝削關系就是資本概念中唯一的含義，也不是說，資本要領中的每一點具體規定都是和階級關系、剝削關系連在一起的。”[2]如果那樣的話，我們就無法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關于資本運轉的許多問題了。

在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創造出資本的超額剩余價值么？其實，很多學者都已經論證了這一點：其一，美國著名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T.W.Schultz)等人曾經用計算機計算了經濟運行中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量，結果發現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所占比重并不大，在這一計算中，有很多剩余價值找不到“主”。那么，這些剩余價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說這些剩余價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D.North)等人的研究，這些剩余價值不是由技術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制度”是規范人的行為或人與人的關系的規則體系，這一規則系統包括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及相關的實施機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規則的核心內容就是倫理觀念和道德規范。這就不難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價值中，有一部分是來自于倫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學者張其仔在《社會資本論——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一書中也對這一問題作了相關論述。他把區別于資本而又對經濟增長有貢獻的因素稱為“社會資本”，在他看來，這些因素中理所當然地包括管理、倫理道德等。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應當重視這些資本性因素，并合理地運用以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可見，在這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倫理道德因素也被認為是可以創造剩余價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賦予了資本的特點——增殖的特點。當然，道德具有資本的增殖性特點的證明不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現代以來的“經濟人”的假設直接導致了全球發展的片面化——經濟中心化，即只考慮經濟效益問題，而拒絕有礙經濟的各種可能。但實際情況卻是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使人們不堪重負，經濟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倫理道德問題讓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窮困的人們不得不在經濟發展中進行倫理的思考。這種倫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資有益于緩解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從而創造一個和諧的有序的經濟運行環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資本運作的效率將大大提高，高額的交易成本也將回落。這種論證雖然不能算是實證的論證，但人們對其結果卻持普遍的樂觀態度。

雖然在文化與社會意識領域中，仍然有人堅持“道德與市場經濟是不相融的”的觀點，但隨著經濟活動及市場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隨著現當代經濟行為所產生的文化的與生態的副作用以級數的形式增加，對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體認的人們是越來越多了。王小錫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長期從事經濟倫理學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后，王先生認為，道德是“動力”生產力，而且，他還認為，從現當代經濟發展運行的角度來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種資本。很顯然，此論凸顯了經濟運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但學術界對此論卻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贊同者與反對者各執一端，意見難以統一。在經濟運行中，尤其是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為一種資本，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綜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質與特征及其在經濟運行中的相關方面，我們認為，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確實對規范、促進經濟發展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環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種意義上也具有促成資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們認為，這只是說明道德在特定的環境中——經濟運行的環境中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而道德本身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實現資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說它還不是“生了錢的錢”，故我們認為，道德不是一種資本，把經濟運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種資本的觀點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種意義上具有資本性特點

在經濟倫理學的研究中，學者與投資者已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在一定的條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滲透進入資本運行過程中，資本在周轉中所實現的價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況下所實現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這種增殖的可持續性也同樣要大得多。這種情況，一直以來都是人們的期望，現在，它正日益成為一個普遍的現實。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道德本身并沒有實現價值的增殖，而資本之所以被稱為資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們說，道德只是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我們把道德這一特點稱之為“道德的資本性特點”。

要說明這一點，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資本。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資本？撇開馬克思式的思辯，資本首先或在膚淺層次上，不是什么‘社會關系’。資本是一定時期內，被認為可以給投資者帶來超過初始投資的收益的‘東西’”[1]。在這里，汪先生把資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點界定為“增殖”而非“社會關系”。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資本的本質被界定為資本家用于剝削雇傭工人而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它體現著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生產關系。這一點我們當然應予充分肯定，“但這并不等于說，階級關系、剝削關系就是資本概念中唯一的含義，也不是說，資本要領中的每一點具體規定都是和階級關系、剝削關系連在一起的。”[2]如果那樣的話，我們就無法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關于資本運轉的許多問題了。

在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創造出資本的超額剩余價值么？其實，很多學者都已經論證了這一點：其一，美國著名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T.W.Schultz)等人曾經用計算機計算了經濟運行中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量，結果發現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所占比重并不大，在這一計算中，有很多剩余價值找不到“主”。那么，這些剩余價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說這些剩余價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D.North)等人的研究，這些剩余價值不是由技術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制度”是規范人的行為或人與人的關系的規則體系，這一規則系統包括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及相關的實施機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規則的核心內容就是倫理觀念和道德規范。這就不難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價值中，有一部分是來自于倫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學者張其仔在《社會資本論——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一書中也對這一問題作了相關論述。他把區別于資本而又對經濟增長有貢獻的因素稱為“社會資本”，在他看來，這些因素中理所當然地包括管理、倫理道德等。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應當重視這些資本性因素，并合理地運用以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可見，在這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倫理道德因素也被認為是可以創造剩余價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賦予了資本的特點——增殖的特點。當然，道德具有資本的增殖性特點的證明不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現代以來的“經濟人”的假設直接導致了全球發展的片面化——經濟中心化，即只考慮經濟效益問題，而拒絕有礙經濟的各種可能。但實際情況卻是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使人們不堪重負，經濟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倫理道德問題讓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窮困的人們不得不在經濟發展中進行倫理的思考。這種倫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資有益于緩解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從而創造一個和諧的有序的經濟運行環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資本運作的效率將大大提高，高額的交易成本也將回落。這種論證雖然不能算是實證的論證，但人們對其結果卻持普遍的樂觀態度。

雖然在文化與社會意識領域中，仍然有人堅持“道德與市場經濟是不相融的”的觀點，但隨著經濟活動及市場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隨著現當代經濟行為所產生的文化的與生態的副作用以級數的形式增加，對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體認的人們是越來越多了。王小錫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長期從事經濟倫理學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后，王先生認為，道德是“動力”生產力，而且，他還認為，從現當代經濟發展運行的角度來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種資本。很顯然，此論凸顯了經濟運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但學術界對此論卻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贊同者與反對者各執一端，意見難以統一。在經濟運行中，尤其是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為一種資本，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綜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質與特征及其在經濟運行中的相關方面，我們認為，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確實對規范、促進經濟發展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環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種意義上也具有促成資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們認為，這只是說明道德在特定的環境中——經濟運行的環境中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而道德本身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實現資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說它還不是“生了錢的錢”，故我們認為，道德不是一種資本，把經濟運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種資本的觀點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種意義上具有資本性特點

在經濟倫理學的研究中，學者與投資者已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在一定的條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滲透進入資本運行過程中，資本在周轉中所實現的價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況下所實現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這種增殖的可持續性也同樣要大得多。這種情況，一直以來都是人們的期望，現在，它正日益成為一個普遍的現實。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道德本身并沒有實現價值的增殖，而資本之所以被稱為資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們說，道德只是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我們把道德這一特點稱之為“道德的資本性特點”。

要說明這一點，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資本。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資本？撇開馬克思式的思辯，資本首先或在膚淺層次上，不是什么‘社會關系’。資本是一定時期內，被認為可以給投資者帶來超過初始投資的收益的‘東西’”[1]。在這里，汪先生把資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點界定為“增殖”而非“社會關系”。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資本的本質被界定為資本家用于剝削雇傭工人而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它體現著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生產關系。這一點我們當然應予充分肯定，“但這并不等于說，階級關系、剝削關系就是資本概念中唯一的含義，也不是說，資本要領中的每一點具體規定都是和階級關系、剝削關系連在一起的。”[2]如果那樣的話，我們就無法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關于資本運轉的許多問題了。

在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創造出資本的超額剩余價值么？其實，很多學者都已經論證了這一點：其一，美國著名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T.W.Schultz)等人曾經用計算機計算了經濟運行中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量，結果發現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所占比重并不大，在這一計算中，有很多剩余價值找不到“主”。那么，這些剩余價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說這些剩余價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D.North)等人的研究，這些剩余價值不是由技術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制度”是規范人的行為或人與人的關系的規則體系，這一規則系統包括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及相關的實施機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規則的核心內容就是倫理觀念和道德規范。這就不難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價值中，有一部分是來自于倫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學者張其仔在《社會資本論——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一書中也對這一問題作了相關論述。他把區別于資本而又對經濟增長有貢獻的因素稱為“社會資本”，在他看來，這些因素中理所當然地包括管理、倫理道德等。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應當重視這些資本性因素，并合理地運用以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可見，在這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倫理道德因素也被認為是可以創造剩余價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賦予了資本的特點——增殖的特點。當然，道德具有資本的增殖性特點的證明不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現代以來的“經濟人”的假設直接導致了全球發展的片面化——經濟中心化，即只考慮經濟效益問題，而拒絕有礙經濟的各種可能。但實際情況卻是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使人們不堪重負，經濟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倫理道德問題讓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窮困的人們不得不在經濟發展中進行倫理的思考。這種倫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資有益于緩解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從而創造一個和諧的有序的經濟運行環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資本運作的效率將大大提高，高額的交易成本也將回落。這種論證雖然不能算是實證的論證，但人們對其結果卻持普遍的樂觀態度。

雖然在文化與社會意識領域中，仍然有人堅持“道德與市場經濟是不相融的”的觀點，但隨著經濟活動及市場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隨著現當代經濟行為所產生的文化的與生態的副作用以級數的形式增加，對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體認的人們是越來越多了。王小錫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長期從事經濟倫理學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后，王先生認為，道德是“動力”生產力，而且，他還認為，從現當代經濟發展運行的角度來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種資本。很顯然，此論凸顯了經濟運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但學術界對此論卻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贊同者與反對者各執一端，意見難以統一。在經濟運行中，尤其是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為一種資本，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綜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質與特征及其在經濟運行中的相關方面，我們認為，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確實對規范、促進經濟發展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環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種意義上也具有促成資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們認為，這只是說明道德在特定的環境中——經濟運行的環境中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而道德本身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實現資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說它還不是“生了錢的錢”，故我們認為，道德不是一種資本，把經濟運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種資本的觀點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種意義上具有資本性特點

在經濟倫理學的研究中，學者與投資者已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在一定的條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滲透進入資本運行過程中，資本在周轉中所實現的價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況下所實現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這種增殖的可持續性也同樣要大得多。這種情況，一直以來都是人們的期望，現在，它正日益成為一個普遍的現實。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道德本身并沒有實現價值的增殖，而資本之所以被稱為資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們說，道德只是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我們把道德這一特點稱之為“道德的資本性特點”。

要說明這一點，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資本。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資本？撇開馬克思式的思辯，資本首先或在膚淺層次上，不是什么‘社會關系’。資本是一定時期內，被認為可以給投資者帶來超過初始投資的收益的‘東西’”[1]。在這里，汪先生把資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點界定為“增殖”而非“社會關系”。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資本的本質被界定為資本家用于剝削雇傭工人而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它體現著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生產關系。這一點我們當然應予充分肯定，“但這并不等于說，階級關系、剝削關系就是資本概念中唯一的含義，也不是說，資本要領中的每一點具體規定都是和階級關系、剝削關系連在一起的。”[2]如果那樣的話，我們就無法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關于資本運轉的許多問題了。

在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創造出資本的超額剩余價值么？其實，很多學者都已經論證了這一點：其一，美國著名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T.W.Schultz)等人曾經用計算機計算了經濟運行中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量，結果發現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所占比重并不大，在這一計算中，有很多剩余價值找不到“主”。那么，這些剩余價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說這些剩余價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D.North)等人的研究，這些剩余價值不是由技術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制度”是規范人的行為或人與人的關系的規則體系，這一規則系統包括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及相關的實施機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規則的核心內容就是倫理觀念和道德規范。這就不難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價值中，有一部分是來自于倫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學者張其仔在《社會資本論——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一書中也對這一問題作了相關論述。他把區別于資本而又對經濟增長有貢獻的因素稱為“社會資本”，在他看來，這些因素中理所當然地包括管理、倫理道德等。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應當重視這些資本性因素，并合理地運用以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可見，在這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倫理道德因素也被認為是可以創造剩余價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賦予了資本的特點——增殖的特點。當然，道德具有資本的增殖性特點的證明不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現代以來的“經濟人”的假設直接導致了全球發展的片面化——經濟中心化，即只考慮經濟效益問題，而拒絕有礙經濟的各種可能。但實際情況卻是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使人們不堪重

本文作者：顧中亞工作單位：南京師范大學

道德資本對體育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作用

什么是道德資本?實際上，在思想史上，不同的思想家對資本概念的理解存在較大差異性，甚至是根本的異質性。道德資本的“資本”與馬克思的經典資本概念不同。馬克思的資本本質上是“社會關系”概念，而作為西方經濟學的資本概念則是“生產要素”資本概念。如果按照生產要素資本概念，在生產過程中所有的投入生產過程之中的能夠實現價值增值的物質因素以及精神文化因素都屬于資本概念。換言之，資本發展為價值增值的所有物質和精神資源的代名詞。于是，在西方思想史上展現了頗為耐人尋味的“資本概念譜系”:物質資本、實體資本、貨幣資本、人力資本、知識資本、精神資本、社會資本等等。這也表征著資本概念發展的一大趨勢是，越來越注意精神、文化和道德在資本中的位置。不難看出，如果道德是一種經濟發展和企業經營的稀缺資源和財富，或者說是生產要素，那么，它毋庸置疑能夠成為資本，一種重要的精神資本、文化資本和價值資本。道德提供的是規范性知識而非技術性知識，它不僅是企業的安身立命之本、“價值靈魂”，而且提供了科技、營銷、制度和文化的終極價值，提供了價值導向作用。所謂“道德資本”，是指投入經濟運行過程，能創造價值、獲得利潤的一切道德價值理念及其價值符號。［2］(P6)人無德不立，企業無德無法永續發展。道德資本對體育企業經營發展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重構體育企業的經營理念，為其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價值靈魂。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相當長的時間里，市場不道德、經濟不倫理，為富不仁現象不是社會中的特例，而是司空見慣的“常態”。正如恩格斯指出:“在資產階級看來，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為了金錢而存在的，連他們本身也不例外!因為他們活著就是為了賺錢。除了快快發財，他們不知道還有別的幸福。除了金錢的損失，也不知道還有別的痛苦。凡是不賺錢的都是蠢事，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3］(P564)由此，企業曾經一度被認為是自私、貪婪和冷酷的“賺錢機器”，沒有良心與道德感，“企業最大的社會責任是為股東賺錢”(弗里德曼語)。然而，隨著現代經濟發展和社會歷史的進步，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將企業與道德對立起來的二元化范式，并認為企業是“道德中性”、“道德無涉”，這顯然是一種極其糟糕的錯誤思維方式。喬治認為:“道德是整個社會，自然也是經營活動的潤滑劑與粘合劑。只有在這種道德背景之下，違背道德的行為才有可能出現并能以此獲益。”［4］(P17)既然企業具有道德本質，用道德資本來重構企業的經營理念，為其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價值靈魂就不言而喻。丹尼爾•貝爾認為:“傳統的道德哲學家都未曾割裂經濟學與道德的聯系，或宣稱財富創造的本身即是目的。相反，他們都把物質生產看作是促進美德、創建文明生活的手段。”［5］(P21)根本上說，“人為”的體育企業生產是一種“為人”的生產，就要“以人為本”，為體育消費者的需要進行生產。顯然，把利益最大化作為首要動機或唯一動機，而不追求經濟目標和道德目標的平衡的做法是有悖企業本真含義，也有悖時展的趨勢。當然，正如著名美國學者佩因指出:“提倡企業道德并不僅僅在于可以防范道德風險和控制損失，而更為根本的原因在于，企業作為現代社會的一員，作為‘企業公民’，必須符合社會的期望，即在財務和道德兩方面都表現優異。”［6］(P142－143)體育企業只有具備“服務社會”、“對用戶負責”的道德精神，才真正提升了經營境界。正如丹尼爾•貝爾在《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中指出:“企業要想在明天獲得生存，今天就必須關心非企業問題”。［7］(P8)通用電器前任CEO，被管理界譽為管理之神的杰克•韋爾奇認為，企業成功最重要的就是企業文化，他說，企業的根本是戰略，而戰略的本質就是企業文化。張瑞敏對企業文化有一段精辟論述:“企業發展的靈魂是企業文化，而企業文化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價值觀。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就有什么樣的制度文化和規章制度，這又保證了物質文化的成長。”其次是促進體育企業打造人性化產品，提高市場占有率。所謂“產品人性化”是指作為生產結果的生產產品能最大限度地滿足人的本質需求。相當程度上，企業的“人氣指數”與市場占有率，取決于企業的“道德指數”與人性化產品。德國著名的經濟倫理學家科斯洛夫斯基在《倫理經濟學原理》中提出，“評價商品中象征性的和非物質性的價值成分隨著經濟物質的飽和在向物質性商品價值方面增長。”［8］(P123)因此，必須重視企業文化“軟實力”，重視道德資本的價值。要想在“沒有硝煙”的商戰競爭中，成為“領航者”，關鍵要看產品(服務)，而體育產品關鍵看道德理念。具有道德資本意識的體育企業，體育產品可以稱為企業道德理念和道德資本的物質外化或物質形態。世界知名體育品牌耐克、銳步等企業之所以能夠打造出超一流的人性化產品，就與其企業道德資本有著密切關聯。要提高市場占有率，企業對市場占有率影響因素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一個企業市場占有率的高低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以下因素:產品質量、價格、交貨期、銷售服務、促銷方式、競爭策略、品牌知名度等。但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體育產品的營銷由物品營銷向文化營銷、道德營銷轉型，其目的是使體育消費者認同商品輸出的文化價值觀念。認同一旦達成，體育消費者就會把體育產品作為自身認同的文化價值符號來接受。同時導致對其他產品文化的排斥。更為重要的是在購買行為中，消費者會因文化認同而形成對特定企業品牌的信任感，產生習慣性甚至依賴性的購買行為。因此，成功的體育企業往往能夠通過體育產品人性化文化的輸出，建立起同消費者之間穩固的信任關系，從而塑造體育企業自身的品牌競爭力，提高體育產品市場占有率。最后，減少體育企業的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任何管理和交易都需要成本。康芒斯認為:“在每一件經濟的交易里，總有一種利益的沖突，因為各個參加者總想盡可能地取多予少。然而每一個人只有依賴別人，才能生活或成功。因此，他們必然達成一種實際可行的協議，并且既然這種協議不是完全可能自愿地做到，就總有某種形式的集體強制(法律的、同行業的和倫理的)來判斷糾紛。”［9］(P7)道德資本可以減少管理費用。道德資本能夠激活有形資本，首先體現在它能夠加快有形資本的運轉速度、頻度。傳統管理學的流行觀點認為，盡可能小的管理跨度可以保證對下屬的嚴密控制，為此，組織結構的設計通常謀求高度專業化，結果造成組織的剛性僵化而缺乏活力這種最大缺陷。較大的管理跨度有利于組織效率的提高，組織設計應追求“扁平化”以規避過度的專業化，以靈活的團隊組織代替僵化的部門劃分，這是現代管理學的新理念。道德資本通過組織制度的人性化設計以及對人的潛能的激發，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盤活有形資產，而且能夠使員工積極主動地投入到生產活動中，提高生產效率。再則，道德資本還可以不斷地物化并蓄積在有形資本當中，通過企業信譽和品牌競爭力等形式，形成資本存量，提高有形資產的附加值。最后，道德資本能夠推動科技進步，促進成果轉化。總之，道德資本可以有機整合有形資本。道德資本可以節省交易費用。交易費用之所以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在于不信守承諾，不履行約定，根子上是道德問題。互不信任、相互猜忌無疑會增加交易費用。美國學者福山考察了“信任”這種道德資本，也認為若在某一社會網絡內形成了普遍的信任感，則這一網絡內任兩社會成員之間的合作(交易)，比他們在一個充滿不信任感的社會網絡內的合作(交易)，將花費更少的交易費用。［11］同樣，西松所說:“信任能夠降低交易成本，并且是解決協同行動問題的關鍵。”［12］(P28)因此，企業應該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規約自己的經營行為:“要記信這名俗話:善付錢者是別人錢袋的主人。以遵守諾言和按時付款而著稱的人，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籌集到他的朋友們省下來的錢。……因此，絕不要違背諾言。”［13］(P20)綜上，只有實物資本和無形資本“對接無縫”、相得益彰，才能產生最大化的效益，因而作為無形資產的道德資本投入顯得格外重要。實物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發揮多大效益，獲得多少利潤，并不僅僅取決于自己本身的多少數量和質量，恰恰關鍵取決于勞動者的價值取向和對自身和社會的負責精神這些構成道德資本的因素。可見，道德資本比實物資本意義和價值更大，關鍵不在于其“存量資本”，而在于它所帶來倍加的“增量資本”。道德資本在使實物資本成為資本的同時能最大限度地激活實物資本，成為獲取利潤的基礎和關鍵。

中國體育企業道德資本缺失及其成因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體育企業的成就有目共睹。早在1998年，中國就被世界體育用品聯合會認為是世界體育用品生產商的可靠地，也是名副其實的世界體育用品制造大國。［14］全國體育用品行業總產值以每年493億元的規模增長，2000年我國體育用品產量已占世界總產量的65%。［15］道德資本是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然而，當前中國體育企業道德資本或道德資產狀況是不容樂觀的。在發展思路上，由于傳統制度產生的“路徑依賴性”以及作為發展中大國的復雜國情，中國體育企業基本上走的是重產量與產值增長，重經濟效益與利潤，而輕社會效益與環境問題的發展思路。管理模式總體上看，中國體育企業整體管理水平低下，依賴傳統管理模式的集體企業，而家族式粗放管理私營企業占大多數，真正建立起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并嚴格運作的只是少數企業。從產品來說，目前中國的體育產業經濟還相對落后，體育企業發展水平、高科技與綠色體育產品等和發達國家的差距還較大。比如運動服中重金屬鉛、偶氮等有害氣體，以及體育場館中使用的涂料黏合劑中有害物質的含量等嚴重超標的現象大量存在，而相當多的體育企業還沒有樹立全過程防治污染的管理思想。［16］體育企業缺乏道德資本，低效管理、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等現象仍然嚴重，對消費者綠色需求導致消費需求的變化、綠色問題引起企業競爭力的分化、環境問題所開拓的新市場機會等缺乏應有認識。1993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組建的環境管理技術委員會(TC207)，負責制定了環境管理體系標準，目前世界上已有20多個國家直接采用ISO4001作為國家環境管理體系標準，使之成為阻止外國商品進口的“綠色壁壘”，我國已經加入WTO，要提高我國體育用品生產企業自身在國內和國際的競爭力，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是當務之急。［17］與此同時，商業賄賂、商業腐敗也時刻侵蝕著中國體育企業，制約其道德資本培育和企業的永續發展。國際經濟倫理協會主席羅世范指出:“近年來，腐敗現象在世界范圍內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已經成為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嚴重障礙。來自世界銀行的一份統計數據顯示，在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中，每年支付的賄金超過一萬億美元。”［18］綜合學界的調查研究，中國體育企業界在培育道德資本問題上，總體上意識淡薄，行動遲緩，舉措乏力。從經營境界的角度來分類，按照道德資本來經營的企業大致分為三類:(1)理念清晰型。這只是一少部分企業，具有清晰的道德資本意識，健全的企業文化把道德資本滲透到企業生產經營的諸環節，謀求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如寧波智丹體育經紀公司奉行的道德資本理念是，“體育經紀:誠信、三贏、認真、精進挑戰自我、精益求精”。安踏在提升自身實力與品牌價值的同時，勇于承擔社會責任，善盡企業公民的義務，以誠信感恩之心回報社會。它的希望是能夠成為中國市場品牌美譽度與市場份額雙第一的體育品牌，以及全球銷售額排名前十的體育用品公司;第二是理念搖擺型。不少的體育企業贊同道德資本的重要性，是重要的價值資源或無形資產，但卻并未知其“所以然”，因而缺乏應有的系統化、有序性的道德資本投資行動。第三理念糊涂型。部分體育企業是無視道德資本，看不到道德資本對于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意義，更遑論打造道德資本的行動。導致當前中國體育企業道德資本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利益相關者的關注度不夠，市場環境有待完善和政府監管有待進一步加強之外，單從企業自身來說，原因在于企業的認識誤區。一是道德環境惡劣。企業是社會是細胞，某種意義上，社會的性質和狀況決定了企業性質和狀況。關于當代中國道德“滑坡論”與“滑坡論”的爭論由來已久。在我看來，無論道德這些年來取得了怎樣的進步，不可忽視在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背景下，中國的存在的問題的一面。有人稱之為“這是在一個道德普遍淪喪的時代，對一個無道德社會的報復心理”，“(當今)社會道德水平的下滑，恐怕是我們歷史上的最低點。歷史上也有很多這樣的時候，民族道德素質下降，甚至無恥，但是，從歷史的記載來講，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徹底。今天是從下到上，從市井小民到高等學府，整個社會呈現出道德淪喪的這樣一種現象和趨向。”在這樣一個道德失序的語境中，要想使得中國體育企業對道德資本的認識水平達到一個應有的高度著實十分困難。二是企業經營理念的扭曲。所謂“企業非道德性神話”，是指企業經濟活動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超然于道德規約之外。追根溯源，這一“神話”有兩大根源［19］:一是馬克斯•韋伯所謂“價值中立”學說的影響。堅稱經濟學研究的價值中立，經濟活動本身無需倫理道德的追問和審查。一是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認為在在經濟領域如同在所有的社會領域中一樣，“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西方曾經盛極一時的觀點是主張“市場萬能”、“自由放任”，認為它是“自然的”，且能夠解決一切社會問題，而其他一切對社會問題的政治校正或“道德救援”都是反自然而且低效的。從價值觀的層面上，企業非道德經營論奉行企業中心主義這種失去應有平衡的價值觀。企業非道德經營的人性假設堅持人性自私論，作為人格化組織的企業，其唯一主旨是為了實現自己利潤的最大化。企業中心論的價值觀崇尚企業利益至上特別是股東利益至上。

中國體育企業打造道德資本的路徑與機制

雖然在文化與社會意識領域中，仍然有人堅持“道德與市場經濟是不相融的”的觀點，但隨著經濟活動及市場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隨著現當代經濟行為所產生的文化的與生態的副作用以級數的形式增加，對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體認的人們是越來越多了。王小錫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長期從事經濟倫理學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后，王先生認為，道德是“動力”生產力，而且，他還認為，從現當代經濟發展運行的角度來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種資本。很顯然，此論凸顯了經濟運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但學術界對此論卻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贊同者與反對者各執一端，意見難以統一。在經濟運行中，尤其是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為一種資本，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綜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質與特征及其在經濟運行中的相關方面，我們認為，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確實對規范、促進經濟發展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環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種意義上也具有促成資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們認為，這只是說明道德在特定的環境中——經濟運行的環境中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而道德本身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實現資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說它還不是“生了錢的錢”，故我們認為，道德不是一種資本，把經濟運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種資本的觀點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種意義上具有資本性特點

在經濟倫理學的研究中，學者與投資者已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在一定的條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滲透進入資本運行過程中，資本在周轉中所實現的價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況下所實現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這種增殖的可持續性也同樣要大得多。這種情況，一直以來都是人們的期望，現在，它正日益成為一個普遍的現實。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道德本身并沒有實現價值的增殖，而資本之所以被稱為資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們說，道德只是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我們把道德這一特點稱之為“道德的資本性特點”。

要說明這一點，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資本。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資本？撇開馬克思式的思辯，資本首先或在膚淺層次上，不是什么‘社會關系’。資本是一定時期內，被認為可以給投資者帶來超過初始投資的收益的‘東西’”[1]。在這里，汪先生把資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點界定為“增殖”而非“社會關系”。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資本的本質被界定為資本家用于剝削雇傭工人而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它體現著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生產關系。這一點我們當然應予充分肯定，“但這并不等于說，階級關系、剝削關系就是資本概念中唯一的含義，也不是說，資本要領中的每一點具體規定都是和階級關系、剝削關系連在一起的。”[2]如果那樣的話，我們就無法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關于資本運轉的許多問題了。

在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創造出資本的超額剩余價值么？其實，很多學者都已經論證了這一點：其一，美國著名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T.W.Schultz)等人曾經用計算機計算了經濟運行中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量，結果發現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所占比重并不大，在這一計算中，有很多剩余價值找不到“主”。那么，這些剩余價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說這些剩余價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D.North)等人的研究，這些剩余價值不是由技術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制度”是規范人的行為或人與人的關系的規則體系，這一規則系統包括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及相關的實施機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規則的核心內容就是倫理觀念和道德規范。這就不難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價值中，有一部分是來自于倫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學者張其仔在《社會資本論——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一書中也對這一問題作了相關論述。他把區別于資本而又對經濟增長有貢獻的因素稱為“社會資本”，在他看來，這些因素中理所當然地包括管理、倫理道德等。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應當重視這些資本性因素，并合理地運用以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可見，在這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倫理道德因素也被認為是可以創造剩余價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賦予了資本的特點——增殖的特點。當然，道德具有資本的增殖性特點的證明不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現代以來的“經濟人”的假設直接導致了全球發展的片面化——經濟中心化，即只考慮經濟效益問題，而拒絕有礙經濟的各種可能。但實際情況卻是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使人們不堪重負，經濟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倫理道德問題讓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窮困的人們不得不在經濟發展中進行倫理的思考。這種倫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資有益于緩解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從而創造一個和諧的有序的經濟運行環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資本運作的效率將大大提高，高額的交易成本也將回落。這種論證雖然不能算是實證的論證，但人們對其結果卻持普遍的樂觀態度。

雖然在文化與社會意識領域中，仍然有人堅持“道德與市場經濟是不相融的”的觀點，但隨著經濟活動及市場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日益中心化、隨著現當代經濟行為所產生的文化的與生態的副作用以級數的形式增加，對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作用愈益有所體認的人們是越來越多了。王小錫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王先生長期從事經濟倫理學研究，且成果不菲。在深入考察市場經濟中的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后，王先生認為，道德是“動力”生產力，而且，他還認為，從現當代經濟發展運行的角度來分析，道德本身也是一種資本。很顯然，此論凸顯了經濟運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與作用，但學術界對此論卻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贊同者與反對者各執一端，意見難以統一。在經濟運行中，尤其是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是否可以理解為一種資本，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綜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質與特征及其在經濟運行中的相關方面，我們認為，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確實對規范、促進經濟發展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現當代的經濟運行環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種意義上也具有促成資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們認為，這只是說明道德在特定的環境中——經濟運行的環境中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而道德本身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實現資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說它還不是“生了錢的錢”，故我們認為，道德不是一種資本，把經濟運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種資本的觀點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種意義上具有資本性特點

在經濟倫理學的研究中，學者與投資者已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在一定的條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滲透進入資本運行過程中，資本在周轉中所實現的價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況下所實現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這種增殖的可持續性也同樣要大得多。這種情況，一直以來都是人們的期望，現在，它正日益成為一個普遍的現實。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道德本身并沒有實現價值的增殖，而資本之所以被稱為資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們說，道德只是具有了資本的某些特點，我們把道德這一特點稱之為“道德的資本性特點”。

要說明這一點，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資本。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資本？撇開馬克思式的思辯，資本首先或在膚淺層次上，不是什么‘社會關系’。資本是一定時期內，被認為可以給投資者帶來超過初始投資的收益的‘東西’”[1]。在這里，汪先生把資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點界定為“增殖”而非“社會關系”。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資本的本質被界定為資本家用于剝削雇傭工人而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它體現著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生產關系。這一點我們當然應予充分肯定，“但這并不等于說，階級關系、剝削關系就是資本概念中唯一的含義，也不是說，資本要領中的每一點具體規定都是和階級關系、剝削關系連在一起的。”[2]如果那樣的話，我們就無法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關于資本運轉的許多問題了。

在經濟運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創造出資本的超額剩余價值么？其實，很多學者都已經論證了這一點：其一，美國著名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T.W.Schultz)等人曾經用計算機計算了經濟運行中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量，結果發現各種有形要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所占比重并不大，在這一計算中，有很多剩余價值找不到“主”。那么，這些剩余價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說這些剩余價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D.North)等人的研究，這些剩余價值不是由技術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制度”是規范人的行為或人與人的關系的規則體系，這一規則系統包括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及相關的實施機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規則的核心內容就是倫理觀念和道德規范。這就不難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價值中，有一部分是來自于倫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學者張其仔在《社會資本論——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一書中也對這一問題作了相關論述。他把區別于資本而又對經濟增長有貢獻的因素稱為“社會資本”，在他看來，這些因素中理所當然地包括管理、倫理道德等。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應當重視這些資本性因素，并合理地運用以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可見，在這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倫理道德因素也被認為是可以創造剩余價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賦予了資本的特點——增殖的特點。當然，道德具有資本的增殖性特點的證明不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現代以來的“經濟人”的假設直接導致了全球發展的片面化——經濟中心化，即只考慮經濟效益問題，而拒絕有礙經濟的各種可能。但實際情況卻是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使人們不堪重負，經濟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倫理道德問題讓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窮困的人們不得不在經濟發展中進行倫理的思考。這種倫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資有益于緩解經濟與倫理、人與人及人與生態之間的緊張關系，從而創造一個和諧的有序的經濟運行環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資本運作的效率將大大提高，高額的交易成本也將回落。這種論證雖然不能算是實證的論證，但人們對其結果卻持普遍的樂觀態度。

隨之而來的是妓女數目的大量增加。18世紀末，倫敦的妓女有50000人，而巴黎有30000人。[9]而隨著非法情愛的擴散，為了情愛自身目的而出現了一種新的婦女階層。這類婦女由于社會的需要而迅速地受人尊敬的婦女階層中占領了一席之地。通過這些婦女，已經成為一種自由藝術的愛情得以從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十分淺薄的形式中脫穎而出，而操縱對愛情的頂禮膜拜儀式的權力已經轉移到了“愛情女神”自己的手中。

由于在合法的婚姻中這種愛情根本無法激起人們的興趣，所以，這種情愛世俗化的社會后果就是各種高級妓女成為了這種愛情的化身。因此桑巴特認為高級妓女作為一種重要人物出入于及其豪華的宮廷或上流社會之中，對人們的情愛、審美等觀念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其結果便是產生了一種擺脫了封建主義戒律觀念的享樂主義愛情觀。當愛情和性行為的這種世俗化的進程逐漸滲透到其他的社會階層時，便使得奢侈之風四處流行，凡能滿足感官刺激的活動都大受歡迎。桑巴特認為，這種追求奢侈的沖動歸根結底來自性沖動，所有的快感與的快感在本質上是一回事。只有在人的性行為能夠自由表達的社會里，才會出現財富的積累，因此，桑巴特斷言，奢侈“本身就是通奸的合法產兒……，它導致了資本主義的誕生。”[10]

桑巴特的觀點當然有一些十分明顯的漏洞，因為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因追求享樂和奢侈的生活而滅亡的民族何止成千上萬，難道在這些追求享樂的民族中真的隱藏著資本主義發展的萌芽？但從另一種角度看，桑巴特的觀點卻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韋伯觀點的某些缺陷，那就是資本主義的起源不是一種簡單的因素決定的，它有著復雜的動力機制，假如韋伯闡明的是資本主義起源的十分重要的一面，即它的禁欲主義和苦行主義，而桑巴特則強調了它的另一重起源，那就是資本的貪婪攫取的本性，即為了追求世俗的享樂而拼命追求和占有財富的動機。而由于強調這種動機在發展中的作用，桑巴特甚至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的工商業不是集中于英國、荷蘭等新教國家，而是集中于弗羅倫薩這樣的城邦里，因為他也十分容易尋找有利的歷史事實來支持他的論點。

但不容否認的是，無論早期資本主義的發源地在什么地區，資本的貪婪攫取和禁欲主義的這兩種沖動力就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正如丹尼爾·貝爾所說，后者代表了資產階級精打細算的謹慎持家的精神，前者則體現了資產階級在技術和經濟領域的狂熱的激情，它聲稱“邊疆沒有邊際”，以徹底改造自然為己任，這兩種原始沖動力的交織組合構成了現性的觀念。而這兩者的緊張關系又產生出一種道德約束，使得早期的資產階級在狂熱的擴張過程中能對奢侈浪費的風氣嚴加控制。[11]

丹尼爾·貝爾的觀點無疑是比較全面和適中的，但就資產階級在發展初期具有一種比較嚴謹的道德規范這一點上，他是支持韋伯的。實際上，桑巴特自己也承認資本主義的起源是各種因素合力的產物，但他堅持認為，其中最主要的還是性行為的世俗化和新興階級追求社會地位的強烈欲望。而大規模的產業最初并不是出現在生產資料的部門，而出現在奢侈品的貿易行業中，特別是花邊、絲綢、瓷器、玻璃器皿的制造業中，以及隨著烹調習慣的變化而出現的制糖業中。因此奢侈是一個有意義的社會行動系統，無論這些行為是發生在宮廷里，還是在家庭積累物品的普遍形式中，情況都是如此。桑巴特甚至把18世紀洛可可藝術的興起和巴洛克藝術的衰落同“蓄意用性別來確保支配作用的女性終于徹底勝利”聯系到一起，因為本質上具有女人氣的洛可可藝術支配著文化的所有領域，藝術都去迎合和頌揚凱旋的女性，由此可見婦女在世俗化消費過程中的作用。[12]

桑巴特的觀點同韋伯關于禁欲主義文化在資本主義起源過程中起著建設性的作用的看法恰好相反，盡管人們可以指出他的若干偏頗之處，但卻不能不承認，桑巴特無情地撕下了韋伯塑造的資產階級勤奮而又節儉的“天使”似的面紗，從另一個側面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起源的動力機制。當然，韋伯使用的是一種嚴謹的分析方法，而桑巴特則對經驗證據表現出一種風流騎士的態度，并且過分相信文學資料，對不同的社會和時代采取一種過于籠統的研究方式，但他畢竟把文化視為一種人類活動的獨立領域并把資本主義制度同客觀的通俗文化聯系起來研究，從而拓寬了人們的視野。桑巴特的許多觀點，如天生性行為的社會意義，雖然有所夸張并把資本主義文化的復雜性歸結為一個簡單的心理學命題中去，但卻提醒人們注意日常生活交往中這種能動因素的重要作用。

中國企業正面臨企業社會責任的挑戰性考驗。那種資本無道德，財富非倫理，為富可以不仁的經濟理論和商業實踐，不僅國際社會難以接受，中國社會也已經不能容忍。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并非只是評價企業道德高下的標準，而且也是進入國際市場實實在在的門檻。中國企業剛剛走上國際化之路，就遭遇到了歐盟、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檢驗標準，并由此決定是否允許中國企業進入其市場。由企業社會責任形成的市場門檻，不能歸于國際貿易摩擦的一般內容，而是具有進一步更嚴格的貿易禁止含義。即使到發展中國家去投資設廠、進行經濟貿易活動，也會受到當地社會特別是國際社會的嚴密監督，不負社會責任也照樣名聲不佳，甚至被逐出市場。可以看到，企業社會責任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國際化潮流。

現在，我國正在建設“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和諧社會，企業的努力至關重要。因為，企業不僅是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是有效配置經濟資源的市場主體，而且也是社會經濟組織。企業的活動不僅影響社會利益分配格局，而且也影響著社會政治、文化變革，影響著人們的道德價值取向，還特別影響到自然生態環境變好還是變壞。社會對企業的期望，是要求企業維護和促進社會公正、公平，平等地保障各方相關利益。也就是說，企業要確實承擔起社會責任，做一個“遵法紀，重倫理，行公益”的好公民，盡早完成由“經濟人”向“道德人”的轉換。我們高興地看到，我國已涌現出一大批遵守法律、堅守道德、注重公益的企業和企業家。

但是，我們也清楚地看到，中國企業不負社會責任的現象還相當嚴重。據安監局李毅中局長透露，中國由于生產安全問題每天死亡320人，而一些礦難完全是黑心礦主與地方官員相勾結，無視礦工死活、非法開采所釀成的惡果。其它如蘇丹紅事件、環境污染事件、農民工欠薪事件等企業社會責任事件也時有發生；還有些跨國公司以本土化為名漠視社會責任，去年就有33家在華跨國公司被環保部門列入了水污染黑名單。

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經濟指標，執法不嚴，成了非法生產企業的保護傘。而消費者不成熟，也是一些企業漠視社會責任的重要原因。在顧客就是上帝的市場經濟社會，消費者的意見和選擇是促使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推動力量。在日本就有“綠色消費者”群體，他們只購買對社會負責企業的產品。因此，推動中國企業自覺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培養和形成一個成熟、文明的消費者群體就顯得非常重要。

另外，要形成一種社會道德輿論，對不負社會責任的企業進行譴責，對勇于踐行社會責任的企業進行贊揚、鼓勵。但僅有道德約束是不夠的，還必須建立健全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制度，對違反法律和社會責任的企業嚴厲懲罰，否則就是對認真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的不公正。道德和法律，自覺和強制，相互作用并行不悖。但我們相信會有更多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踐行美德倫理，自覺自愿地承擔起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