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上空的紅旗是怎樣隕落的蘇聯解體10周年的回顧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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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排斥價值規律的指令性計劃經濟，實行行政手段為主的管理方式。在政治體制方面則表現為：實行高度集中的以黨代政的黨領導體制；實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民主太少，缺乏有效的人民監督體制；在意識形態和國家精神生活上盛行個人崇拜。對于這種政治經濟體制的弊端，是應該改革的。只有改革了這些弊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充分地發揮出來。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執政時，都曾經進行過改革，其弊端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在對斯大林個人的評價上赫魯曉夫曾企圖全盤否定）。這種體制到了80年代更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生產效率低，耗費大，補貼多，技術進步緩慢，生產結構畸形，發展速度不斷下降。50年代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為10％，60年代為7％，70年代為5％，80年代頭五年就降至3%。這就使得蘇聯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差距越來越大，蘇聯面臨淪為世界二等國的境地。還有，社會上消極現象叢生，社會道德開始墮落，釀酒、吸毒和犯罪開始滋長、發展。黨風嚴重不正，出現了無視法律、以權謀私、貪污受賄、阿諛奉承和歌功頌德的現象。還有一大批歷史冤、假、錯案未平反，迫害者離心力在增大。民族矛盾一直存在，民族動亂時起時伏，只是在高壓政策下沒有形成全國性的大騷亂而已。在對外關系上，由于執行了一系列錯誤政策，甚至出兵侵占他國，蘇聯社會主義形象受到損害。面對這種狀況，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提出全面改革的方針，應該說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從6年來的實踐來看，戈爾巴喬夫的政治、經濟改革均未取得預期成效，反而使社會政治經濟形勢更加惡化。究其原因，就在于改革沒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搞全盤西化。

縱觀蘇聯的改革，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1985年4月—1988年初為頭一階段。這三年主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1988年以后為第二階段，這三年偏重政治體制改革和建立新的國家政權體制。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思想也大體相應的分為兩個階段。前后兩個階段的思想，雖有內在聯系，但畢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改革的目的由“完善社會主義”變為徹底“更新社會主義”，“根本改造社會大廈”。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為了扭轉70年代以來蘇聯社會經濟發展停滯的局面，1985年4月，在他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后舉行的第一次蘇共中央全會上提出加速經濟發展和進行改革的主張。次年2月，蘇共27大通過《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同時決定進行經濟政策改革。

在這以后的頭三年政策中，戈爾巴喬夫在思想上，對斯大林和過去幾十年形成的體制總的說還是采取分析的態度，承認依靠新政策的優越性，使蘇“在很短的歷史時期登上了經濟和社會進步的高峰”。1986年蘇共第27大通過的文件規定，改革的目的是“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有計劃地、全面地完善社會主義”，以使社會達到“新質狀態”。當時，戈還多次強調，改革的任務和方針是“全面完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以充分揭示和利用社會主義的一切優越性”。這一時期，蘇當局的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在經濟方面，重點是探索經濟改革和加速經濟發展的途徑。當時，戈強調對蘇共26大（1981年）方針政策的繼承性，主張發揮計劃經濟的作用并改革計劃工作，同時把改革的重點放在完善企業經營管理體制上，擴大企業自主權，使企業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自負盈虧、自籌資金、自求發展”。認為提高國家計劃工作的科學水平“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任務”，擴大企業自主權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出發點”、“基礎和主要目標”。

問題在于，第一，“加速戰略”的目標側重于加快經濟增長速度，但由于改革沒有切實可行的措施、步驟，實行“邊設計邊施工”，黨內思想又不統一，經濟改革不能到位，而加速的重點又放在重工業上，結果使本已嚴重畸形的經濟結構更加不合理，使重、輕、農的比例愈加失調。1987—1988年初，“加速戰略”已名存實亡。第二，微觀改革使企業自主經營創造外部條件，結果企業改革處于“空轉”狀態。例如，國家雖然取消指令性計劃指標，代之以控制數字、國家訂貨等間接計劃控制手段，但企業仍無法自由采購原材料、無權自由定價和自由銷售。到1990年底止，95％的產品、95％的價格仍由國家統一調撥和統一規定，販運商品視為非法。因此，企業無法搞活。第三，企業的自主權擴大后，政策不配套。企業自身獲得的利潤大大增加，自主支配的經濟刺激資金由20％以內增加到40％以上。但在沒有宏觀約束的條件下，企業往往要利用這點權力為小集團謀利益，如任意改變產品結構、變相提價、多發獎金、增加工資等等。此外，為了爭取人民支持，國家實行超計劃增發貨幣。這樣一來，經濟增長速度不僅沒有提高，反而下降；職工報酬的增長大大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社會總需求大大超過社會總供給，導致物價不斷上升。國內市場食品和工業日用消費品供應不僅未見好轉，反而每況愈下。第四，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放棄階級斗爭，導致社會上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日漸增大。戈爾巴喬夫在進行經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