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工業經濟的增長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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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張義龍工作單位：華僑大學商學院

進入新世紀以來,人類社會面臨著一個重要的挑戰既要保持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又要保護和維持地球上的資源。從工業革命開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技術進步,造成了生態(或自然)環境的巨大破壞。當我們開始反思這種過度增長的經濟活動時,逐漸認識到權衡經濟增長和環境質量之間關系的重要性。重要的是,了解經濟活動和自然之間的重要關系,并據此做出更為合理的決策。有一種解決方法值得研究,雖然它只是一種妥協的方式,即首先確定可以接受的環境質量水平,然后對市場行為做出適當的調整和政策約束,在社會繼續發展的同時使環境質量得到保證,使經濟能夠可持續發展下去。從基于能量、資本和勞動力的巨大輸入的能量工業增長范式,過渡到以信息、知識和科學技術作為關鍵資源的工業生態經濟增長范式的發達社會,毫不奇怪,這種轉變過程并非易事,且需要時日。我們仍處于學習之中,了解自然和市場行為,以及兩者之間的重要關系。經濟學理論對該學習過程而言是一個有用的分析工具,可以幫助解釋市場和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影響,尋求經濟上和政策上有效的解決方案。本文將利用一種簡單但有效的模型來證明這些觀點,該模型說明了經濟活動和自然生態之間的聯系。這種內在聯系促發了我們對環境問題的經濟分析,并形成了經濟增長范式轉變的理論依據。

一、問題提出:經濟發展與環境關系

為了闡述經濟發展與環境關系的關系,我們首先建立經濟活動的基本模型,然后,將該模型擴展,解釋這種關系是如何產生的。1、經濟活動的基礎模型:經濟和物質平衡模型經濟學理論的基礎模型就是循環流動模型,它是我們研究的基礎。它描述的是經濟活動中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的實物流和貨幣流¹(如圖1所示)。通過分析經濟中要素和產品的流動以及經濟規模的變化,就可以理解經濟系統的基本功能,以及家庭與廠商之間的市場關系。此外,擴展這一模型,將其描述為經濟活動和自然環境之間的直接關系(注意,循環流動模型中的實物流動在擴展到物質平衡模型中表示經濟決策和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物質平衡的科學原理可以通過物質和能量守恒定律和熱力學第二定律來說明:根據物質和能量守恒定律,物質和能量既不能被創造也不能被消滅,只能從一種形式轉變為另一種形式。將這個基本定理應用到物質平衡模型中可以理解為:長期來看,從自然界流入消費和生產領域的物質和能量的總量與從這些活動流回到環境當中殘留物的總量相等。或者說,當自然資源在經濟活動中被使用時,它們只是轉變為另一種物質或能量的形式,其間沒有任何損失。經過一段時間之后,所有這些物質都會變成殘留物返回到自然界中去,其中一些可在短期內轉化,例如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另一些則首先轉化為產品,直到其使用價值耗盡才變成殘留物返回到大自然中去。因此,殘留物具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廢水、廢氣、廢渣和垃圾等)。即使可以回收殘留物進行再循環或再利用,也只是暫時的。長期來看,它們最終也會變為廢棄物,返回到自然界中。進一步來看,因為物質和能量不能被毀滅,所以物質流動似乎可以一直永恒持續下去。但是,熱力學第二定律表明,自然界轉化物質和能量的能力并不是無限的。在能量轉化過程中,一些能量變得無法再利用。這些能量雖然仍舊存在,但是,不能在其他過程中被利用。因此,經濟活動所依賴的自然基礎是有限的。從上述兩定律可以得知,這些支持物質平衡模型的科學定理向我們傳遞了既重要又實用的信息:一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所有進入經濟活動的資源最終將成為殘留物,并流入自然界可能危害環境,雖然這個過程能夠通過再循環而被延緩,但不能被終止;二是自然界把資源轉化為其他物質和能量形式的能力也是有限的。2、我國的環境問題觀察:循環經濟工業生態經濟模式與可持續發展伴隨著我國向工業化大國邁進的經濟發展,我國的空氣、水和土地資源的質量都正在惡化。回顧過去,我國的環境保護投資呈現出逐年提高的趨勢,從七五0期間的476142億元,八五0期間的1307億元,增加到九五0期間的3600億元,十五0期間則達到8388億元。我國政府的財政支出也體現了政府為環境保護所做的努力。十五0期間中央財政安排環境保護資金1119億元,其中,國債資金安排1083億元,主要用于京津風沙源治理、天然林保護工程、退耕還林(草)工程、三峽庫區及其上游地區水污染治理、三河三湖0污染治理、污水、垃圾產業化及中水回用工程等¹。盡管投入巨大經費用于環境保護項目,但是,大部分的生態惡化實際上并未得到遏制。根據我國環境保護協會的數據,由于環境污染帶來的經濟損失占我國GDP的3%左右,大約每年115億美元以上。現在國家每年投入GDP的017%進行環境保護,這對解決我國大范圍與嚴重的污染問題是遠遠不夠的。實際上,我國的環境污染是因為能量經濟范式帶來的。例如,我國的空氣污染問題主要是因為以煤炭作為主要能源,20世紀80年代,煤炭消費量從612億噸增長到了10億噸。1996年,我國就已經成為最大的煤炭生產國和消費國。根據專家推測,煤炭的消費量到2020年至少會翻一番。我國的酸雨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例如重慶。我國的水資源也同樣受到了危害,例如2007年連續發生的江湖水污染問題。同時,工業廢物也污染了許多河流。因此,作為我國這樣的經濟大國,我們必須認識到經濟增長和資源保護之間、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平衡關系。

二、工業生態學和污染預防相關理論

經濟增長常被定義為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雖然增長是我們希望的結果,但是,如同物質平衡模型表示的,它會造成長期的環境影響。在經濟增長和自然資源保護之間達成一個適當的平衡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目標,它要求對我們有限的資源進行管理,以長期保證資源的質量和數量。這也提醒我們,認識不到經濟活動的循環是怎樣適應于更廣泛的自然環境系統,就不能恰當地理解這一循環。這也是最近幾年經濟學家和社會才開始普遍接受這個更廣泛、更實際的觀點,并提出了一些新方法來衡量宏觀經濟政策的生態影響。1、工業生態學: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系統方法工業生態學是研究工業生產和環境之間物質、能量流的多學科系統的方法。這一觀點認為,在促進環境質量改善時應該充分考慮產品的整個生命周期,包括所有物質和能量的影響。盡管關于工業生態學還沒有標準的定義,但是,工業生態學可以被認為是研究工業過程和環境之間物質、能量流的多學科系統方法。工業生態學之所以被認為是系統方法,是因為它倡導將生態系統和工業系統進行融合。工業生態學有助于促進新觀念的形成,即將生產過程看作是一個工業生態系統。工業生態學為新政策提供了一個多學科框架。該框架運用并發展了系統方法進行環境管理,并承認生態系統和工業系統的互動關系,其目標是將經濟行為對環境的影響最小化。工業生態學將經濟目標和環境目標融合為一體,而這恰好是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所在。工業生態學倡導的環境戰略和傳統的行政管制方法有很大差異。特別重要的是,工業生態學可以促進工業生態系統的發展。在這個系統中,一個生產過程的殘留物或廢棄物可以成為另一個產品生產的原料。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更常見途徑是污染預防。污染預防是減少或消除廢棄物,而不是在產品周期末端處理廢棄物。污染預防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高昂的污染控制成本,同時,污染預防也被認為是實現可持續增長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盡管污染預防和工業生態學的目標不同,但是,在實現長期環境目標方面,它們都認為末端治理政策是無效的。2、傳統的基于能量的線性或開放的物質流程:從搖籃到墳墓0的生產模式把物質平衡循環模型納入到更寬泛的框架之中,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工業生態學模型。物質平衡模型顯示的是經濟活動和自然界之間的動態關系。資源從自然界流入經濟系統,殘留物從經濟活動領域流回環境。傳統環境政策是使用末端治理手段對殘留物進行控制,這種政策難以解決長期的代際關系問題。社會必須尋求協調經濟增長和環境質量的方法,而這種方法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如圖2所示,線性物質流假定物質按照一個方向,以輸入的形式進入經濟系統,以廢物或殘留物的形式離開經濟系統返回到大自然中。這種形式可能形象地稱之為從搖籃到墳墓0的運輸流向強調物質的使用、廢物產生和處置,相應的政策主要在末端削減廢物殘留物。(1)自然界轉換物質和能量的能力是有限的。盡管殘留物能夠轉變為另一種形式返回到生產中利用,但是,這種過程并非沒有限度。因此,影響資源利用和環境危害的決策會對未來世代產生影響,甚至影響到當代。雖然圖2中的內部流顯示政府計劃促進殘留物回收、再利用,這有助于殘留物的延遲排放,但并不能削除殘留物。(2)末端治理政策是在危害發生以后,采取措施進行控制或補救。末端治理政策使資源不能用于其他的生產活動,而是最終進入殘留物返回到大自然中去。清除危險廢物堆放點或疏通受污染的水路需大量的原材料和能量,而這些使用的資源,又會進入殘留物中去。(3)行政管制政策使得私人市場目標和經濟增長的社會目標產生分歧,這主要體現為代際公平性問題。今天,我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對自然環境造成損害,資源、人力和環境嚴重透支。根據世界銀行、中科院和環保總局的測算,我國每年因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約占GDP的10%左右,3億農民喝不到干凈水,4億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鮮空氣:三分之一的國土被酸雨覆蓋,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我國占了16個。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可能致使我們的后代無法持續發展經濟。根據物質平衡模型,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將導致進入市場活動的資源流和返回自然界的殘留物流增加。如果目前的決策不能從長遠出發,那么,這些變化會對未來后代的福利產生不利影響。如果為了保護環境而限制追求經濟目標,又會剝奪當代人享受高質量生活的權利,而這同剝奪后代人享受高質量生活的權利是一樣的。如何解決這一兩難問題呢,答案是改變現有的經濟發展范式。圖2傳統基于能量的線性物質流觀點資料來源:U1S1Congress,OTA(October1992),ascitedinGinbbons(SeptemberOctober1992),p1313、基于工業生態的循環或封閉的物質流程:從搖籃到搖籃0的生產模式認識到經濟活動的物質流不是線性的,這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產品設計、制造加工和能量利用可以修正為基于工業生態式的循環或封閉的物質流(如圖3所示)。注意圖中模型是從搖籃到搖籃0,顯示出其更全面進行環境保護的特點,而不僅僅是在殘留物產生后對其進行控制。該圖顯示的廢物預防、高效的能量和資源利用以及再利用或再循環的設計,都是保護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選擇。總之,循環物質流系統表明,經濟活動可以在整個生產和消費周期內做出改變,以減少經濟活動對環境和生態的影響。圖3這個物質流模型顯示了一個更全面的環境生態保護途徑,而不僅僅是在殘留物產生后對其進行控制。循環物質流模型說明經濟活動如何在整個生產和消費周期內進行改變,以減少經濟活動對環境和生態的影響。在這一模型中,可以對產品設計、生產加工和能量利用進行修正,以達到最佳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目標。在現實世界中,封閉系統進行的結果是形成工業生態系統。在工業生態系統中,一個或多個生產過程的殘留物可以重新應用于另一個生產過程¹。工業生態系統的最基本形式是收集廢物,如排放物或污水,將收集到的廢物投入另一個生產過程,加工其他產品或服務,從而增加價值。這種轉移一般通過不同企業的合作完成。盡管工業生態系統似乎很深奧,但是,現在已經很普通了,例如生態工業園區和農業生態園區在亞洲、歐洲和美國都在發展,這些經驗可供我們借鑒。最著名的實例就是丹麥的卡郎德博格工業生態系統º。黨的十七大以后,我國也正在建設循環經濟模式,同時更應該研究和設計這種基于工業生態的生產模式,化害為利。從現在起,經濟發展模式應該加強污染預防。俗話說:一分預防,勝于十分治療0。因此,我國要建設工業生態系統,實現可持續發展。

三、可持續發展問題解決途徑及其政策建議

通過了解環境污染的風險,有助于我們正確理解環境污染問題的嚴重性。為此,我們必須制定解決環境問題的科學而又合理的政策手段。過去,我國政府在治理環境問題時,過分重視傳統的行政管理的方法,而忽視市場方法,致使我們耗費大量金錢和精力,而削減污染物成果微乎其微。因此,了解市場的作用,一方面有助于我們懂得單純靠政府的行政手段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另一方面,單靠市場機制也無法解決環境污染問題。1、環境政策中的標準及其運用標準的經濟含義標準是很多環境政策的基石。在西方國家,建立標準意味著包括科學研究和一系列正式審核在內的冗長程序。例如,美國國家環保局負責這些事務,并且要對如何確立標準提出正式建議,最終由國會將這些標準以法律形式,然后由美國國家環保局繼續負責監督這些標準的貫徹執行。但是,本文探討的不是標準指標的具體建立,而是討論標準類型以及其運用相關標準類型的經濟政策含義。環境標準類型可以區分為環境標準、技術標準和執行標準。環境標準指環境的構成要素,如戶外空氣或某一水體的理想質量水平,一般表示為周圍環境中允許積聚的污染物的最大值。但是,環境標準并非可執行標準,而是作為一個通過污染限制而達到的目標,該目標必須通過其他類型的環境標準來實現;技術標準規定了受到管制的污染源必須使用的排污削減技術類型。例如在美國,這些由國家環保局負責調研可獲得的技術,并根據法律規定的相關標準評價其有效性,然后選擇最佳0技術,所有受到管制的污染者隨即必須采用該技術。技術標準的目的不言而喻,即通過控制技術手段來保證污染排放量達到特定標準;執行標準規定每個被管制污染者的排放限額,但并不指定達到這一限額的技術。根據定義,執行標準比技術標準更為靈活,只要求污染排放量符合法定界限,允許排污者自己選擇排污削減的手段。盡管運用標準看起來是理所當然的,但仍然有必要了解其背后的兩個經濟含義:一是經濟含義涉及在何種水平上設定標準。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它直接關系到定義環境質量的標準。例如,關于CO排放量的標準直接定義了社會的可接受水平0,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相關的問題是該水平可否獲得配置效率,如果所設定的標準不能獲得配置效率,社會福利就會受損;二是經濟含義是如何實施這些標準。標準的實施直接涉及管制手段的選擇,這些管制手段主要指排污限額或排污稅等。而管制手段的選擇既關系到目標能否實現,又關系到能否以成本-效益方式實現目標。如果目標的實現不能遵循成本-效益原則,那么這種管制就是在浪費資源。2、解決途徑及政策建議:政府干預與市場方法相結合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解決外部性問題的一般方法是使外部性內在化,即促使市場參與者承擔外部成本和收益。一個使外部性內在化的解決方法就是分配產權;另一個使環境外部性內在化的是制定政策,通過考慮外部成本和收益來改變產品的效率價格。例如征收環境污染稅,政府可以相關建立市場和為污染定價。具體建議如下:(1)行政管制方法。首先建立污染排放標準。然后通過規則或標準直接管制污染者,并要求企業嚴格執行。行政管制方法更為傳統,而且在我國目前處于主導地位,這是因為在最初沒有經驗并且又往往在處于緊急的社會困境時,這類方法能夠迅速奏效。但是,由于它主要是使用缺乏靈活的規制和排污限額,并且通常對所有排污者施加統一的限制,并非總是有效,而且由于此方法往往帶來巨大的執行成本,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方法難以長期有效,而且對環境的改善效果也不明顯,還往往帶來負面效用。目前應該考慮尋求行政與市場相結合的政策選擇更為合理和有效。(2)市場方法。該方法與行政管制方法的區別是環境目標的執行途徑,而不是環境目標的設定水平。從發達國家實踐的角度看,以標準為基礎的目標常常設定在社會愿意水平而不是效率水平上。市場方法與行政管制的區別在于實現目標的途徑,即政策手段的設計。利用市場激勵的控制手段種類大體上有以下方法:一是對污染收費。根據污染的排放量,向污染者收取費用。通常通過以下幾種途徑實施:對排污收費,即根據實際污染排放量收取費用;對產品收費,即根據污染物數量或污染特征,調高產生污染的產品價格。產品收費可以通過差別稅收執行,也就是根據產品對環境的潛在影響征收不同的稅額;對使用者收費,即根據污染處理成本或污染物對資源的負面影響,對環境資源使用者收費;對污染者收取管理費,因為管理當局執行、監控規定或登記污染物而收取的服務費;二是提供補貼。通過直接支付或稅收減免的形式向減少污染或未來的污染削減計劃提供財政資助;三是設立保證金還款制度。預先為潛在污染損害支付一定費用,然后返還給有利于環保的行動,例如返還給合理處置或再循環利用的產品;四是建立排污許可交易制度。通過信用或許可,建立排污權市場。所謂排污信用,是指在排污信用制度下,污染者若將污染排放量控制在排放標準以下就可以贏得市場信譽。所謂排污許可,是指在排污許可制度下,污染者有權利排放一定量的污染物。污染排放量通過交易可以增加或減少。以上方法都可以通過建立成本-收益模型來分析政策執行后果。從世界各國都借助以市場為基礎的手段控制污染這一事實上來看,一項對24個國家的國際調查發現,每個國家平均采取了11種市場手段¹。該調查還顯示,作為國家政策的一部分,所采用的每一種經濟手段都涵蓋了所有的環境介質。盡管市場方法在國家政策中的應用還是顯示出了其重要性。(3)建立風險評估體系及預防污染機制。科學家們必須識別并評價環境危害的風險,并將其發現告知政策制定者,隨后,政府根據這些信息評估環境問題的嚴重程度及其對社會造成的風險,這一步被稱為風險評價;政府官員必須確定適當的行動計劃或政策以減少風險,這一過程稱為風險管理。風險評價主要是對環境危害產生的健康和生態風險進行定量和定性評估。在實踐中,科學家通過收集、分析并解釋特定污染物的數據,對環境風險進行評估。例如,美國環保局采用的是美國科學院在1983年提出的風險評價模型º。該模型分成四個步驟或四個分析領域,即危害識別、劑量-反應分析、暴露分析以及風險描述。此外,為了把環境危害的風險消滅在萌芽狀態,不使其對環境產生污染后再治理,就必須進行事先的污染預防。目前,世界各國的環境政策開始強調預防措施,以消除污染廢物的排放,避免在危害發生后進行廢物處置。因此,對于我國各級政府來說,組織相關專家進行研究,并以成本)收益分析為基礎,盡快建立科學合理的預防污染機制是勢在必行的。(4)完善相關立法。通過法律手段來促進污染的預防。我國已經有幾部環境立法中明確提及清潔生產和污染預防,其中包括針對空氣和水污染的立法。但這還是遠遠不夠的,我國最近提出的循環經濟概念,就是要求企業進行產品再生、工藝修正、設備重新設計和轉售回收廢物。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例如,通過回收地溝油來制造生物柴油,但由于沒有相關標準,導致生產出的生物柴油不能出售。因此,建立相關標準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補充機制,以保證循環經濟的順利進行。(5)改變傳統基于能量的經濟增長方式。在新的發展轉捩點上,應通過政策和稅收優惠以及科技手段來引導傳統工業向工業生態系統模式轉型。通過工業生態系統的轉型化害為利,實現可持續發展。四、結論在過去30年的經濟發展中,我國經濟雖然取得了讓世人矚目的成就,但代價也是相當巨大的。特別是近年來環境質量、生物多樣性等方面的形勢日趨嚴峻,經濟發展成果受到威脅。隨著人們認識的提高,未來將更加強調污染預防、產品安全、產品生命周期和環境文化。換言之,環境保護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改變傳統的基于能量的增長方式,走向工業生態經濟增長方式是必然趨勢。雖然真正實現工業生態經濟增長方式需要漫長的路要走,但是,為了當代和后代分配資源的公平性,政府也要加強推進可持續發展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