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析歷史下企業的作用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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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開放不等于要取消民族文化，文化融合也不等于民族文化的消亡。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是憑借自身的獨立性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喪失了文化獨立性就意味著喪失了自己的根。堅持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是十分必要且必須的。應當看到，文化的獨立性與文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是有機整體：文化開放性所帶來的多樣性，給本土文化源源不斷地注入了新鮮的血液。類似于生態多樣性的效果，文化多樣性幫助本土文化不斷適應環境的變化和發展，與經濟、文化發展的持續性相適應；文化包容性所產生的文化沖突融合，是本土文化持久發展的動力源泉，為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發展提供多維的思想和視角，并為滿足社會發展需求，提升文明形態的狀況和水平，爭取個體的解放提供條件。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極化的朝深度發展，所謂歐美主流文化的影響和沖擊會更加突出，全球性的文化融合將是中華文化發展中面臨的現實機遇與挑戰。企業文化的發展思路改革開放三十年中最顯著的成果之一，即改變了當今中國人的人文價值觀。隨著越來越多人擁有了經濟自主和經濟獨立，中華傳統文化中關于“分”的等級價值觀念受到根本性的沖擊。

過去以血緣家族、社會單位為基本單元的社會保障體系功能在逐步降低，這使得個體可以擁有更多的人格尊嚴和自由選擇，進而對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改革提出更多的新要求。這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順應文化發展的歷史規律，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我們建設企業文化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在企業文化建設問題上，我們應摒棄兩種錯誤的觀點：一是文化建設速戰論。在計劃經濟的思維下，一些同志將文化建設當作運動來抓，認為企業文化建設可以“畢其功于一役”，通過展覽、表演和教育宣傳等方式可以實現文化建設的跨越發展。這種將企業文化建設片面理解為外在文化符號展示活動的方法，無法觸及信仰、價值觀等文化核心內容，自然談不上對推動企業文化建設的實質意義和有效作用；二是文化建設放任論。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一些同志主張文化建設上的隨波逐流，缺少文化自覺和自信，這同樣是有害的。文化建設是個因勢利導、循序漸進的發展過程，建立在客觀的物質、意識和政治基礎之上。政治架構與意識形態對文化歷來有著巨大的影響。所謂“上有所好，下必興焉”，就是對這種促進作用的承認。承認政治和意識對文化的影響，并不是取消文化的自覺作用，而且順應這種規律的選擇。

（一）文化信仰：

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妥協信仰是人類特有的文化存在和精神生活方式，使人的活動形成以最高信念為核心的完整精神導向體系，調動各種因素為其服務。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生命必定有自己的信仰作為支撐和歸宿，或者出世的宗教信仰，或者入世的名、利、權，以及介于兩者之間的科學、知識、理性和道德等精神產品。宗教是系統化的信仰體系，馬克思主義更是系統化的信仰體系。一般而言，中國人對宗教等具有虛無特性的精神產品信仰較為薄弱，不關心人生彼岸的問題（王學泰，2007），其態度是現實主義的。從古至今，中國從來就不乏宗教信仰方面的和諧。釋道儒在中國的和諧共處，與西方連綿不斷的宗教戰爭及近代宗教沖突，形成了極大反差。西方國家的信仰，具有較多的理想主義色彩，為宗教舍生取義的情緒較多。而在中國，宗教信仰的目的主要是以實用為主。如農村在求雨中，對龍王爺是先求后哄，如果長時間的哄求沒辦法取得實際效果，一些地方會將龍王廟的龍王捆綁出來，暴曬在太陽下，給不做事的龍王以一定的懲罰，注重實用性是中國文化在信仰中的基本特點。這所產生的中西方企業文化的差異，是百年來“中學為體、西學為輔”理念下，我們更為注重西方企業管理體制和經驗的引進，重視其在實踐中效果，而忽視了這種體制和經驗的文化背景和作用基礎。在社會轉型期，這導致了少數征稅人信仰危機的出現。著名歷史學家王家范（2000）就認為：“社會轉型是一項經濟、政治和文化全面轉型的過程，現代化發生的深層次原因在于歷史文化的變化”。中國的歷史文化思想有著堅強的內核，能夠維持數千年而不衰，自然有著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經濟雖起到急先鋒的作用，但并不能取代文化的作用。事實證明，文化演變有其特殊的規律，不能完全基于經濟決定論。要認識到企業文化建設任務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消除立竿見影和急功近利的想法，采取寬容態度，提供寬松的環境，為企業文化持久發展提供空間。

（二）文化的價值觀：

激勵機制和價值標準的重建古代中國是宗法制國家，建立規范清晰的等級秩序是文化建設的主要內容。所謂“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禮義有所措”，利用血緣親情等倫理關系管理國家，長期以來是最為有效的手段。在這個基礎上，“分”成為評價個人行為的主要標準。個人在社會行為中的價值取向，受到集體意識的影響。個人要時刻注意修正、規范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社會價值的標準，進而平衡人際關系，緩解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矛盾，達成維護和諧的目標。相對于中國的宗法體制，西方國家在很早的時候就建立了一套“長子繼承制”的財富分配制度：家族的長子可以繼承家族的所有財產，但其他兒子則需要自謀生路。商業貿易、游牧，乃至冒險掠奪成為其生存的主要方式。與中國社會定位于“情理”的規則所不同，西方社會在貿易和冒險中，更注重商業契約關系的穩定，其規則自然定位于“法理”之上。同時，歐洲自羅馬帝國在4世紀滅亡以來，基本都是處于小國紛爭的狀況。而且，基督教神權對各國長期有效的控制，使得國家對個人的束縛和限制沒有中國古代那樣嚴厲。這導致西方人在價值取向上，更注重商業利益和契約精神，崇尚冒險和挑戰。這與我們的集體價值觀形成對比。追求價值和利益是人性使然。構建科學的激勵機制和合理的價值標準，能夠幫助征稅人實現自身的價值，滿足合理的利益訴求。這種利益既包括物質保障，也包括社會承認，乃至自我實現等方面的內容。在宏觀方面，及早確定‘規則第一’的憲政法則是極為必要的；在微觀方面，可借鑒西方國家做法，幫助企業人及早籌劃自身的職業規劃，使企業組織的目標與其職業生涯在較長時期內契合。

（三）符號、技術與語言：

表征體系的清晰化和便捷化符號、技術和語言是文化的具體載體和表征體系。讓社會對企業文化的符號、技術和語言的表述理解更為清晰和便捷，是我們推進這一建設的具體工作。除了信仰、價值觀等有待廓清外，對符號等文化要素的表述缺少現代本土化的內容，導致企業文化表征體系的模糊。文化符號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的層次：一是文化的核心價值，增強文化的吸引力；二是規范文化的行為模式，增強社會的凝聚力；三是維護文化的傳統典范，保證文化傳承的順利；四是建設文化的傳播機制，促進文化的感染力。現有企業文化在建設中采取的辦書畫展、活動交流等做法，一定程度上發揮了提升文化感染力的效果，但較少涉及文化的核心價值，文化表征龐雜不清晰，不能很好地表達企業文化的核心內容。當務之急，是廓清企業文化的表征體系與結構，使人們能清晰和便捷地接受。技術與語言是中西方企業文化最為接近的內容。百年來，我們一直在技術上緊追西方，學習成熟的企業管理經驗和先進的企業管理技術。在西方技術和語言的背后，是一貫的獨立精神、懷疑和批判精神，以及保持的多元社會價值觀，這是其企業管理得以不斷創新和發展的基礎，也是縮短與在企業管理等“軟件”方面差距的客觀要求。

作者：劉靜單位：長沙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