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史學思想試析論文

導語：章太炎史學思想試析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按照中國史學界比較通行的說法，從19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中國史學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從傳統模式向近代模式的演變。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充滿生機和激情的過程。其間，史學家們經過深沉的思考，譜寫出了中國史學史上嶄新的一頁。

大致說來，在這100年左右的史學變革中，19世紀后半期的史學家們還保留著較多的傳統史學的氣質，而20世紀前半期的史學家們則具有比較鮮明的近代史學的氣質。20世紀初年的梁啟超、章太炎的史學活動及其史學思想，恰處于上述兩種史學氣質的“銜接點”上，從而在中國史學從傳統走向近代的行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所要著重論述的，是關于章太炎史學思想的時代意義。

一、歷史環境與史學背景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的爆發及其嚴重后果，以及接踵而來的類似事件的連連發生，《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清皇朝不斷喪失國家的主權和利益，古老的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清朝統治日趨腐敗，更加重了這種民族危機。19世紀后半期的中國在其歷史行程中面臨著空前的難關。西方國家的進步和中國的滯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是當時中國難以逾越的界限。在這種歷史形勢下，先進的中國人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憂慮，不能不進行深沉的思考，不能不努力尋求救亡圖強之路。當時的中國史學家們，確如龔自珍所說，多是懷著“以良史之憂憂天下”的神圣的責任感，在史學領域進行著艱苦的探索，尋求著新的認識和新的路徑。他們為此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關于鴉片戰爭史的研究和撰述。中英鴉片戰爭及其結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國歷史進程與中外關系之重大變化，像是一陣陣驚雷和一串串惡夢，使中國人為之震驚和不安。因此，史學家們極其自然地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了關于鴉片戰爭的前因后果、始末原委的研究。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撫記》、梁廷{圖}的《夷氛聞記》以及夏燮的《中西紀事》，是這方面有較大影響的幾部著作。魏著重在用歷史事實說明要想求得自強御侮的途徑，其后論強調必須“購洋炮洋艘”，“練水戰火戰”，“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并應盡快作出抉擇。在魏源看來，作戰武器的先進、落后，是個關鍵。梁著重在從經濟上揭示英國殖民主義者發動鴉片戰爭的深層原因，駁斥了中國主和派、投降派的種種謬論，歌頌了主戰派和人民群眾的抗英斗爭。夏著記述了兩次鴉片戰爭的史實，以備“異日史家之采擇”，并指出“自通商以來，中西交征利矣。利之所在，不得不爭，爭則奸商、猾吏交構其間，是則邊釁之相尋而無已也”，著眼于反映“中西爭競之關鍵”。(注：《中西紀事》原敘、次敘。)通觀他們的撰述和思想，中心是圍繞鴉片戰爭的史實，從不同的層面進行了分析和評論。而分析和評論的重點，或在于此，或在于彼，或在于雙方接觸之間，對人們都有一定的啟示，從而有助于人們認識整個事件的真相。

其次是關于中國邊疆史地的考察與撰述。鴉片戰爭及其結局，以及其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引起了政治家們對中國邊疆事務的關注，同時也引起了史學家們對邊疆史地的關注。19世紀四五十年代，中國史學家把關于邊疆史地的考察與撰述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張穆所著《蒙古游牧記》、何秋濤所著《朔方備乘》、姚瑩所著《康yóu@①紀行》等幾部書，是這方面的杰作。它們的宗旨都是留心世務，或“稽史籍，明邊防”，(注：《蒙古游牧記》自序。)或“兼方志外紀之體，攬地利戎機之要”，(注：《朔方備乘·凡例》。)或“就藏人訪西事”(注：《康yóu@①紀行》自敘。)以應付外國侵略者覬覦中國西藏的種種圖謀。如果說關于鴉片戰爭史的研究和撰述，使史學家們感到痛定思痛的話，那末關于中國邊疆史地的考察與撰述，則使史學家們感到無比的憂慮，他們對于國家領土和疆域的關注已經達到了無法自安的地步了。

第三是關于外國史地的研究和撰述。其動因也是由于鴉片戰爭及其結局的刺激而滋生出來的。林則徐是這方面的最早的自覺人物，他主持編寫的《四洲志》開其先聲。其后，魏源所著《海國圖志》、梁廷{圖}的《海國四說》、徐繼@②的《瀛環志略》、王韜的《法國志略》、黃遵憲的《日本國志》等先后面世，其影響所及，超出了中國的范圍。中國史學家為救亡圖強的形勢所迫，起而研究外國史地，這是中國士人的一大進步。這些著作的基本主旨，是在“夷務紛紛”(注：《康yóu@①紀行》卷三。)的現實面前，力圖改變中國士大夫“坐井觀天”、“暗昧無知”、“拘迂之見”、“茫昧自安”的陳腐狀態，倡導“于外夷之事，不敢憚煩”(注：《康yóu@①紀行》卷一二。)的精神，而通過對法國的制度，日本的崛起的描述，也確使中國一些士大夫開擴了眼界。這些著作同此前中國史學關于域外情況的記載有一個根本的區別：前者是自覺的撰述，后者不一定是自覺的撰述；前者具有探索的性質，后者大多是游記的性質；前者出于致用，后者多屬記異。總之，二者雖有歷史聯系，但在性質上是有根本差別的。

第四是關于史學本身的反思和論述。以上所述三個方面的撰述，即鴉片戰爭、邊疆史地、外國史地，都是關于客觀歷史方面的，它們從研究內容、對象等方面反映出中國史學的變化。這里要說明的，是史學自身在理論、方法上提出的新觀念、新認識。這就是說，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這一幕幕屈辱的歷史，刺激了史學家們去研究一些和現實關系密切的歷史；同時，也刺激了史學家們去思考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史學自身怎樣擔負起救亡圖強的歷史使命?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關頭，在傳統史學與西方近代意識的激烈沖突中，中國史學家提出了“史界革命”的號召。梁啟超的《中國史敘論》(1901年)和《新史學》(1902年)二文，就是“史界革命”的兩篇檄文(注：這兩篇論文，后來分別收入《飲冰室全集·文集》第3冊和第4冊。)。《中國史敘論》是作者計劃撰寫一部中國通史的理論構想，多著眼于“中國史”范圍提出理論問題，并加以闡釋。凡八節，其次第是：史之界說，中國史之范圍，中國史之命名，地勢，人種，紀年，有史以前之時代，時代之區分。《新史學》是作者在《中國史敘論》的基礎上，就普遍的史學理論問題作進一步闡發，所論諸項，仍以中國史學居多，但在理論上具有更廣泛的意義，故作者以“新史氏”自稱，呼吁“史界革命”，倡導“新史學”。全文六節，其次第是：中國之舊史，史學之界說，歷史與人種之關系，論正統，論書法，論紀年。二文節目多有異同，然基本思想前后貫通，內容互相補充。梁啟超在這兩篇論文中，運用西方學者的歷史哲學(主要是近代的歷史進化論思想)和史學方法論，結合中國史學的歷史，提出并且闡述了這樣一些史學理論問題：關于歷史撰述的性質和范圍，關于歷史哲學和史學的社會作用，關于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關于對中國古代史學的批判，關于撰寫中國通史的構想等等。

梁啟超的“新史學”理論體系，盡管帶有明顯的片面性，盡管多源于西人、西史之說，但它通過中國史學家的論述并結合改造“中國之舊史”的明確目的而提出來，在中國史學發展，尤其在中國史學走向近代過程中，仍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標志著傳統史學在清代后期之延續的歷史的結束，標志著中國近代史學在理論上的初步確立。梁啟超在《新史學·中國之舊史》結尾處寫道：“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在戊戌政變和《辛丑條約》簽訂后不久，梁啟超提出“史界革命”，倡言“新史學”，并把它同救國聯系起來，反映了史學發展終歸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這一客觀規律。

二、章太炎史學思想之一：怎樣看待中國古代史學

20世紀初年，在史學上能與梁啟超比肩而立者，大概只有章太炎一人。章太炎不以治史為主，但這個時期他在史學上的貢獻卻是十分重要的。如前所述，梁啟超可謂是把民族危機與史學變革結合起來的自覺者和先驅者。他說的“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雖然過分夸大了史學的社會功用，但其努力的方向是正確的。當然，對傳統史家(古代史家)進行重新認識、重新評價，是“史界革命”不能回避的事情。應當公正地指出，在這個問題上，梁啟超走得太遠了，他的“新史學”理論對此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性。他在《新史學》中論“中國之舊史”有“四蔽”、“二病”。“四蔽”大體近之，“二病”似少分析。至于他認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若《二十四史》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后之一大相斫書也”；“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志銘而成耳”；中國“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臘人院之偶像，毫無生氣。讀之徒費腦力，是中國之史，非益民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他在《中國史敘論》中比較了世界上“前者史家”與“近世史家”的區別后指出：“以此論之，雖謂中國前者未嘗有史，殆非為過。”等等。可以認為，20世紀初年的梁啟超，對“中國之舊史”持完全否定的態度。他的這個認識直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仍有一定的影響。按照梁啟超的這些看法，則“新史學”就談不上對傳統史學的繼承，而“新史學”的創新或創造也就成了空中樓閣了。

然而，當時的章太炎卻不持這種認識。他在重訂本《qiú@③書·哀清史》一文開篇寫道：“自黃帝以逮明氏，為史二十有二對矣。自是以后，史其將斬乎!何者?唐氏以上，史官得職，若吳兢、徐堅之屬，奮筆而無橈辭。宋、明雖衰，朝野私載，猶不勝編牒，故后史得因之以見得失。作者雖有優絀，其實錄十猶四五也。”(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頁。)這是對中國古代“正史”的肯定。顯然，章太炎的這個認識同上引梁啟超對中國古代史學的評價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對歷代正史的評價上更有根本性的區別。這里存在一個有趣的問題：從政治思想來看，梁啟超是改良主義者，對于傳統應相對保守；章太炎是革命民主主義者，對于傳統應比較激進，可是在對待傳統史學上，他們的認識恰恰相反。這是為什么呢?我認為，這是梁啟超在史學方法上的錯位。他提倡“新史學”是必要的，但它完全用“近世”史學的標準去衡量和評價傳統史學，從而對后者全部否定，則使自己墮入虛無主義的誤區。反之，章太炎是對“近世”史學頗有造詣的學者，但他卻能比較客觀地來看待傳統史學的成就，從而使其在繼承和創新的理論與實踐上步入較為合理的軌道。當然，章太炎作為一個“反清斗士”，他對于清代史學也有否定過多的言詞，所謂“哀清史”，一個“哀”字就充分表明他的態度。這一點，我們不必為章太炎回避。

從下面這一段評論中，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地認識到章太炎對于傳統史學的整體性思考和許多中肯的評價。他在《哀清史》一文所附《中國通史略例》起首寫道：“中國秦漢以降，史籍繁矣。紀傳表志肇于史遷，編年建于荀悅，紀事本末作于袁樞，皆具體之紀述，非抽象之原論。杜(佑)、馬(端臨)綴列典章，kǎi@④置方類，是近分析法矣。君卿(杜佑)評議簡短，貴與(馬端臨)持論鄙倍，二子優絀，誠巧歷所不能計，然于演繹法，皆未盡也。衡陽(王夫之)之圣，讀《通鑒》、《宋史》，而造論最為雅馴，其法亦近演繹；乃其文辯反復，而辭無組織，譬諸織女，終日七襄，不成報章也。若至社會政法盛衰蕃變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王(鳴盛)、錢(大昕)諸彥，昧其本干，攻其條末，豈無識大，猶愧賢者。”(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頁。)這一段話，從司馬遷、荀悅到王鳴盛、錢大昕，對許多有影響的史家予以評論，而于評論中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都表述得極簡要、真切，其間包含著對古代史家得失的辯證認識。尤為難得的是，章太炎從方法論上對前人作出評價，認為《通典》和《文獻通考》近于分析法，《讀通鑒論》、《宋論》近于演繹法。他還肯定了杜佑史論“簡短”、王夫之史論“雅馴”，批評了馬端臨的“持論鄙倍”、王夫之的“辭無組織”。他認為乾嘉時期歷史考證學是“昧其本干，攻其條末”，等等。總的說來，章太炎對傳統史學是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作具體分析，不一概肯定，也不一概否定。從上面這些評論來看，除對王、錢諸人的評價尚可商榷外，所論大致近是。而其字里行間，亦頗多“近世”意識與語境，并非以古論古之見。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有較多的理由和較充分的根據認為：在中國史學從傳統走向近代的過程中，章太炎的史學思想，確實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三、章太炎史學思想之二：關于新型《中國通史》的構想

章太炎同梁啟超一樣，也曾經計劃撰寫一部《中國通史》。梁啟超的《中國史敘論》發表后，他曾致書梁啟超表明了這種意向，認為：“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于典志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于紀傳見之。”他在致吳君遂書中，也再三說到關于通史撰述的問題。(注：參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卷二，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中華書局，1979年10月；《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頁。)章太炎關于編纂《中國通史》的思想和計劃，見于重訂本《qiú@③書·哀清史》篇的附錄，即《中國通史略例》和《中國通史目錄》。上文講到，章太炎對歷代正史不取完全否定的態度，這是他不同于梁啟超的地方。章太炎說的“史其將斬乎”，是指“清史”而言，故有《哀清史》之作。他認為：清史之作，“大凡紀傳，財成于史館，直載其事，顧不詳其因緣。私傳碑狀，雖具道委曲，大抵諛誣也。且貞信以嬰戮，則國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則草野不譏；朱紫玉石，貿然淆矣。”(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頁。)他在另一篇文章《哀焚書》中尖銳地指出：“焚史隱惡，至今而彌甚。”“長國家者不務子孫萬世之計，而肆忿@⑤于一@⑥。方是時，則誠滿志矣。數世而衰，而斧柯之伐，其則不遠。”(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頁。)他對庚子之變后，清皇朝詔焚《中西紀事》、《海國圖志》等書，尤感悲哀。他的這些話，固然包含著反清革命的激情，但確是揭露了清皇朝對撰寫本朝史與涉及本朝史之著述的控制之嚴，并舉出不少實例予以說明。這當是章太炎立志撰寫《中國通史》的深層原因。

章太炎關于撰寫新型的中國通史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其要點有以下數端：

第一，慎重處理“義法”與“事跡”的關系。對于完全更改傳統史學“義法”的主張持慎重態度，他寫道：“或曰：西方晰人之史，種別為書。若漢之十志與《儒林》、《貨殖》諸傳，達其委悉，皆可令各為一通，與往者二十二家異其義法。今作史者，方欲變更，雖斬焉無憂也。抑吾未聞事跡不具，而徒變更義法者。夫近事聞其省，不聞其敕，故騁而上襄，以造《中國通史》。”(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頁。)可見，他認為仿效“西方晰人之史”，必以闡述“事跡”為基礎；若“事跡不具”，僅僅“變更義法”，是不可取的。梁啟超批評“中國之舊史”有四蔽、二病，但如何在“新史學”的撰述上加以改進，還須費一番氣力。如前所述，章太炎對于古代史家撰述之長短、得失、優絀等，有所分析，而他所撰《中國通史》的主要宗旨是“róng@⑦治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鉤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頁。)以今言之，即一方面注重理論，一方面又注重發掘新的史料。

第二，主張“分時”與“分類”相結合。他指出：“西方作史，多分時代；中國則惟書志為貴，分析事類，不以時代封畫：二者亦互為經緯也。”即以事類為經、朝代為緯，互相補充。他認為劃分時代的作用，“斯在揚榷，大端令知古今進化之軌”；條其事類即“各為科目”的作用，在于“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進退，皆可以比較得之”。他還從教學與研究兩個方面指出了分時和分類的優長：“分時者適于學校教科”，“分類者為成學討論作也”。(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頁。)他提出的這個認識，在中國通史撰述的歷史和理論上，均屬首創，至今仍有現實的意義。

第三，認為對于史書體裁的變革要“能破”、“能立”，做到“以古經說為客體，新思想為主觀”。章太炎認為，“史體變遷，亦各殊狀”，其中應以反映思想進化為主。他指出：“所謂史學進化者，非謂其廓清塵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將能立。”破與立主要不在外在形式，而在研究中貫徹自己的新見解，這就是他說的“以古經說為客體，以新思想為主觀”。(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頁。)章太炎是贊成“新史學”的，但他的見解顯然比梁啟超《新史學》所提出的一些看法要深刻得多，包含著批判繼承史學遺產的自覺意識。章太炎正是在這種理論指導下，提出了他關于《中國通史》的結構：一是《表》，記帝王、方輿、職官、師相、文儒；二是《典》，記制度；三是《記》，記重大事件始末；四是《考紀》；五是《別錄》，記與政法、學術、種族、風教有關的人物。(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頁。)這是由五種體例結合而成的一部綜合體《中國通史》的框架。清初馬sù@⑧《繹史》，已有此意，但他還局限于傳統史學的藩籬之內；而章太炎的《中國通史》結構，卻注入了“新思想為主觀”的歷史哲學，反映了中國史學走向近代的過程中在中國通史撰述構想上的新發展。

第四，提倡中外比較和“旨在獨裁”的史學方法與治史風格。章太炎認為：“今日治史，不專賴域中典籍。”舉凡“皇古異聞，種界實跡，見于洪積石層，足以補舊史所不逮者”，都應予以吸收；而“心理、社會、宗教各論，發明天則，zhēng@⑨人所同，于作史尤為要領”。他主張充分利用神話學、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的新材料，參考心理學、社會學、宗教學的理論，以擴大史料的范圍，豐富歷史研究的理論。章太炎尤其強調中外歷史比較研究的史學方法，認為：“亦有草昧初起，東西同狀，文化既進，黃白殊形，必將比較同異，然后優劣自明，原委始見，是雖希臘、羅馬、印度、西膜諸史，不得謂無與域中矣。”這些認識和方法，都反映了以“新思想為主觀”的原則。章太炎強調指出：“今修《通史》，旨在獨裁，則詳略自異。欲知其所未詳，舊史具在，未妨參考。”他說的“旨在獨裁”，是認為治史應提出獨立的創見。司馬遷首倡“成一家之言”，劉知幾主張“獨斷”之學，章學誠贊揚“別識心裁”，都力主創新開辟，自成一家。章太炎“旨在獨裁”，正是這種治史風格的繼承和發揚。他認為：“茍謂新錄既成，舊文可廢，斯則拘虛篤時之見也已。”(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頁。)這說明他的“旨在獨裁”的創新精神又是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結合在一起的。綜上可見，章太炎關于撰述《中國通史》的理論和方法，有的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圍而具有普遍的意義。

四、章太炎史學思想之三：“當窺大體”的史學批評原則

上面所論章太炎史學思想，均據其20世紀初年的著作。辛亥革命前后，章太炎對《qiú@③書》重訂本修訂增刪，約于1915年出版《檢論》一書。(注：詳見朱維錚教授所撰《章太炎全集》(三)之“前言”，同前引書。)《檢論》卷八收錄《哀清史》一文，而其所附則改為《近史商略》。所謂“近史商略”，是討論宋、遼、金、元、明五史的得失。其間，章太炎提出了不同于通行之說的獨到見解，突出反映了他在史學批評原則上的卓識。因此，本文特別提出來予以討論。

章太炎首先肯定劉知幾對“晉后諸史”的批評和吳縝對《新唐書》的糾謬，繼而指出：“自是有宋、遼、金、元、明五史，上比先達，不任執鞭，如其得失，亦有可道。爾來談者，多優《金》、《明》，以《宋》、《遼》、《元》為下，此倒植之論已。”把通行之說提了出來，并斷然認為是“倒植之論”，用語分量極重。章太炎所概括的通行之說的根據是：“《元史》敘次疏闊，或一人而再傳，此以華夷語隔，事狀難理則然。而《宋史》尚亦多誤。此《金》、《明》所優也。《遼史》簡率，訛誤少于《宋》、《元》，其文章雅訓，不能如《金》、《明》。”章太炎認為這是“俗人所謂優劣者爾”。(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頁。)

針對上述通行之說，章太炎首先提出一個原則性的見解，即：“作史者，當窺大體。大體得，雖小有抵牾，無害。失其大體，而致謹于名氏爵里之間，則史有不如簿領者矣。”(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頁。)對于這樣一個“作史”的原則，我認為也可以看作是一個史學批評的原則。章太炎依據這一原則，對宋、遼、金、元、明五史進行評論，提出與眾不同的批評意見。

其一，《宋史》諸志，似不必過多稱道。“若其以益、衛二王，附瀛國公本紀，猶存義法。”《明史》則不然，“以圣安、思文及永歷帝，雜在宗室諸王。”“明末三帝不列于紀，而其臣史可法、何騰蛟、瞿式耜，及三朝將相四十余人，皆有列傳，此其所事者何主?所立者誰之朝邪?”這就是說，本紀與列傳，君主與臣子，不相吻合；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這就違背了“史官之大律”。章太炎指出《明史》這種處置，是“去本干而存支葉，首尾橫決，遂至于此，于義為不通矣!縱存忌諱，不當紕繆若是甚也。”對這一段評論，似不可完全用皇朝史標準來看待，其中確有“義法”即體例是否嚴謹的問題。章氏所論，值得重視。這的確反映出了清修《明史》不如元修《宋史》在氣量上來得寬宏。

其二，《元史》“無論贊評議之辭”，固然是其缺憾，然其對于重要歷史文獻(包括詔書)不加修飾予以照錄，不以“文辭鄙拙”近于“方俗俚語”為羞，“蓋存其質而已”。對此，章太炎大加稱贊。他引用劉知幾《史通·言語》篇批評前人作史“諱彼夷音，變成華語”、“華而失實，過莫甚焉”以為佐證，充分肯定《元史》作者“存其質”的表述原則。

其三，《遼史》的《禮》、《樂》、《儀衛》三志，“道其國俗，亦多翔實”。章太炎指出，其所記“雖語近阿諛，而事跡不泯，亦可謂實錄矣”。反之，《金史》諸志，“文飾虜俗，匿其素風”，致使“金源舊俗”，“闃寂無聞”。這種“諱其鄙俗，沒其土風，而盛道折旋pán@⑩辟之容，文飾太平之美”的記述，實不可取。當然，金朝接受中原文化要更廣泛、更深入一些，故有些記載頗有唐、宋氣象，但這也有一個發展過程，歷史撰述隱去其“舊俗”、“土風”則必然失真，而“舊俗”、“土風”在歷史記載上的泯滅，也就造成了永久的遺憾。

總括以上三點，章太炎作出如下結論：“是故以義法條貫言之，《宋史》有統，而《明史》失通也。以典物辭語言之，《遼》、《元》存樸，而《金史》增華也。”這個結論，就是所謂“作史者，當窺大體”的具體說明。今天來看，章氏所論，不無道理。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章太炎還分析了清代學者為什么會形成他所批評的那種通行之說，認為《明史》出于清代官修，不敢訾議；遼、金、元三朝與滿洲有相近之處，在“存質”方面亦多顧慮；于是有些人就“獨論宋、元二史記述疏舛而已，其是者不敢言也”。(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頁。)章太炎的這一分析，對于我們認識清代史學現象及其深層原因，是有啟發的。《檢論·哀清史》所附《近史商略》，最后還就當時作者所見《清史》“初定敘目”中的“紕繆”，發表諸多評論，這里不一一贅述。

五、結語

關于章太炎史學的研究，從20世紀30年代至90年代，已有60多年的歷史了。諸家所論，或論其“民族主義史學”的特點，或論其歷史思想中的辯證法因素，或論其史學之經世所用的宗旨，或論其作為由傳統的封建舊史學轉變為資產階級新史學的代表人物，或論其與中國史學走向近代的關系，(注：參見貝琪：《章太炎先生之史學》，《東方雜志》33卷16號(1936年8月)。羅福惠：《章太炎的史學思想中的辯證法》，《華中師院學報》1982年第5期。杜蒸民：《試論章太炎的史學思想及成就》，《史學史研究》1983年第4期。李潤蒼：《章太炎史學觀點和方法》，《學術月刊》1984年第8期。瞿林東：《20世紀初年梁啟超和章太炎的史學》，《史學史研究》1993年第1期。陳其泰：《章太炎與近代史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9年第1期。)皆各有所得，亦可互相補充。但總的來看，從《qiú@③書》出版至今，已近一個世紀，中國學人對于章太炎史學的研究還是比較薄弱的。尤其是考慮到如下兩點，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確有加強和深入的必要：第一，當我們仔細考察中國史學從傳統走向近代的過程中，章太炎扮演了何種重要角色，其意義何在?第二，當我們回首20世紀中國百年史學的進程時，重新來看待章太炎的史學思想時，關于其價值與局限，又會得到怎樣的認識?

本文所論，只是從章太炎史學思想(不包括他的歷史思想)的幾個方面，闡述其在新舊史學轉變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明其時代意義。其他諸多問題的研究和論述，只有以待來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