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比較優勢的動態性與中國入世的政策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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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加入wto的諸多對策，皆主張發展勞動密集型行業，以此為基礎實現產業升級，最積極的思想不過“為國際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配件，或者從事其中手工裝配那一部分”，至于發展獨立的知識產權和戰略產業，很少有人提倡。除去那些有意配合國際資本，誤導中國戰略發展的利益驅動和立場問題不談，僅就認識偏差而言，有迷信“自由貿易”，厭惡國家保護，懷疑中國人的創新能力，脫離大國特征等一系列誤區，而忽視“比較優勢”的動態性，可能是理論誤區之所在。本文從解釋比較優勢的動態性開始，論證中國產業的升級，不應僅僅利用現實比較優勢，同時應該是國家有意識地支持企業，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的過程。利用現實比較優勢和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的關系，不是前后順序發展的關系，而是并行不悖，互相促進的關系。

國際貿易理論基礎是“比較優勢論”。

人們普遍認為，居于經濟學主流地位的“自由貿易”思想，是以靜態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而主張國家保護的德國歷史學派才主張“培養動態比較利益”。實際恰恰相反：比較優勢或者比較利益，從來就是動態的，發展變化的，不存在什么“靜態比較利益”。只不過在具體問題上，人們一般要從現實存在的比較優勢出發，并且有意無意地，主動被動地，把它長期化，固定化而已。

在亞當。斯密的“絕對比較優勢論”中，就承認比較利益的動態性。他把絕對優勢分為兩大類，第一是自然優勢，第二是“獲得性優勢”，指工業發展所取得的經濟條件，二者結合構成一個國家在生產和出口某種產品上具有的勞動生產力的絕對優勢。獲得性優勢包括資本和技術因素的作用，因此絕對優勢應該是動態的。（楊圣明等，1999）李加圖的“相對比較優勢論”證明了，生產力不同發展水平國家之間可以根據相對優勢進行交換，雙方獲利。

h―o―s模型以資源稟賦理論為基礎指出，一個國家應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豐富要素的產品，進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產品。通過國際自由貿易可以使生產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可以促使“要素價格均等化”，并影響產業布局，這當然是動態變化的過程。

里昂惕夫發現美國進口資本密集產品而出口勞動密集產品，與美國資本充裕而勞動稀缺的現實不符。對里昂惕夫悖論的解釋是：美國熟練勞動比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練勞動型的產品，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資本”概念，這就使比較優勢更加顯示其動態性----熟練勞動和人力資本，都是后天培養并可較快形成的。

在微觀理論方面體現比較優勢動態性的，是產品壽命周期理論。處于創新期的新產品，實際上是知識技術密集型的；進入發展期即變成技術資本密集型；

進入成熟期變成資本與熟練勞動密集型；進入衰退期基本成為成為一般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地也隨著壽命周期變化而從技術創新的國家向其他國家轉移，決定了國際貿易的走向。

巴拉薩在1979年提出外貿優勢轉移假說，假設各國外貿結構和比較優勢會隨生產要素積累狀況而迅速改變。他把世界分為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國家，中國印度東盟，等各個階梯，比較優勢可以逐級替代。他的動態產業升級國際分工模式與東亞地區的“雁形發展模式”相似，強調進出口商品結構變化和某種生產要素快速積累之間的動態聯系。

但實證分析證明，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而難以升級。于是，爭論就轉到了：如果市場經濟不能夠自動促進比較優勢升級，那么國家保護是否能夠促進？或許，效果更壞？----這才是“經濟自由主義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爭論的焦點。

比較利益理論的應用，與國家利益密切相關。自由貿易論者主張以現存比較利益進行國際分工，代表的是發達國家，特別是處于世界經濟領導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們有意識地淡化比較優勢的動態性；保護主義者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特別是那些具有發展潛力和欲望的，處于趕超發達國家時期的，發展中大國的利益，所以強調比較優勢的動態性，并且進一步主張國家保護幼稚工業，因為所謂“國際市場經濟”，已經被發達國家控制而不利于新的參與者。發展中國家需要依靠國家力量，以關稅或進口配額作為工業化起步的暫時措施；而依靠市場力量，則根本無法實現比較優勢的升級。

歷史的進程和邏輯基本一致。

歷史上4個最大的市場經濟國家，英國，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工業化進程的，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以死刑禁止絲綢和紡織品的進口，美國在20世紀20---40年代，關稅平均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達60%。日本戰后的迅速復興，是由于美國的優惠關稅政策，美國允許日本的關稅率在15%以上，而美國對日本的關稅只有5%。日本經濟學家筱原三代平運用動態比較利益理論，提出“產業結構論”，主張國家扶植需求彈性高，能夠促進社會生產率提高的產業，即重化工業，獲得成功。舊中國工業發展不起來，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國主義強迫中國把關稅降低到5%，從而無法保護民族產業。

戰后初期，發展中國家盛行保護主義，70年代以后因為效果不佳，自由貿易理論占了絕對的優勢。

自由貿易理論的基本理論模型證明，自由貿易可以避免保護政策所帶來的效率損失，消除生產和消費扭曲，并產生額外的收益。作為一個無法影響國外出口價格的小國，關稅會扭曲生產者和消費者行為的經濟動因，自由貿易可以消除扭曲并增加整個社會福利。據估計，貿易保護的成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如下：巴西9。5%（1966），菲律賓5。。2%（1978），美國0．26%（1983）。

小國和發展中國家從自由貿易中獲得額外的收益，第一是規模經濟，阿根廷由于限制汽車進口，在1964年有13家汽車廠，生產16。6萬輛汽車，而一個有效率的汽車廠年產量應該在8-----20萬輛之間。第二是為企業家提供了更多的學習革新機會，發現出口機會。第三，非自由貿易的任何政策，最終都會被政治決策過程所扭曲，利益集團會控制政策，在有政治影響的部門中進行收入再分配。

主張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根據是國內市場失靈論：生產者剩余不能正確衡量成本與收益，原因是國內市場沒有發揮應有的功能，如結構性失業，資本不能向高回報部門迅速轉移，新興行業的技術外溢。次優理論認為，如果某一市場不能正常運轉，那么政府對其它市場的不干預政策不再是最優選擇；如果某種產品的生產能產生除生產者剩余以外的邊際社會收益，那么征收關稅就能夠使社會福利得到改善。真正需要保護的幼稚工業應該與一種具體的市場失靈相聯系，這種市場失靈使得私有市場不能以應有的速度發展這一產業。有兩種情況：

1．不完全資本市場：發展中國家沒有一整套金融機構，如有效率的銀行和股票市場，使傳統部門如農業的儲蓄用于新成長部門，如制造業的投資，那么新工業部門的增長將會受到這些工業當前贏利能力的限制，最優政策是建立完善的資本市場，次優政策是以保護提高其利潤，使這些工業更快成長。

2．無償占用：新產業的先驅者必須支付起步成本，并且創造出有形產品以外的無形利益，如知識和新市場，政府應該補償這部分無形貢獻。

自由貿易論者對于保護主義的批評是：

第一，國內市場的失靈應該以國內政策來糾正問題產生的根源，對生產者的補貼比征收關稅效果更好，間接的政策會導致社會其他部分行為的扭曲，使用貿易政策處理國內市場失靈只是次優，不是最優。

第二，進口替代會惡化二元結構。在欠發達國家，資本密集，高工資的現代化部門，與非常貧窮的傳統農業部門并存，稱為“經濟二元化”，這是市場失靈的表現。制造業每個工人的產值比其它部門高得多，商品價格比農產品高幾倍，工資比農民多10倍，資本密集度比農業高得多，但是工業部門的資本回報率很低。如果經濟能夠把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工業，可以增加產值，對制造業的關稅保護可以從上述“工資差別論”中得到支持。1970年哈里斯和托達羅指出，制造業吸收一個農民，可能導致更多的農民離開農業，增加城市失業。自由貿易論進一步指出，制造業的高工資是進口替代下，免受外國競爭的工業中工會壟斷造成的，自由貿易會降低工業工資，提高農業工資。

第三，進口替代促使制造業資本密集度過高。匯率高估和進口設備低關稅，鼓勵國內企業使用進口投入品，浪費了外匯，提高了資本-產出比例。加上低利率，資本的成本大大低于其相對稀缺程度。在過量使用進口商品和資本時，就業的增加很少，勞動成本高昂，惡化了收入分配。

第四，進口替代的宏觀效果不好。國內生產增加不快，進口占gdp的比重沒有下降，進口沒有被“替代”，只是由消費品轉移到中間產品，進口結構有了提高，經濟對于世界市場的依賴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加強了。在出口和外匯儲備下降時削減進口，過去是削減消費品，現在是削減中間產品和資本貨物，造成經濟波動。高關稅在減少進口的同時減少出口，通過保護進口替代工業，政府把資源從現有或潛在的出口部門轉移出來。高成本迫使政府給予高額財政補貼，才能夠出口。出口多樣化與進口替代是不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