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文化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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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和兩極格局解體，使國際戰略形勢更加復雜多變。從表象上看，一些大國的戰略不斷花樣翻新，但又似曾相識。從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來分析國際戰略形勢的發展，固然更直觀、更能從影響戰爭的諸因素的橫向聯系來說明問題，然而畢竟是從現實看現實，從動機研究動機，往往缺乏歷史縱向性的透視力。從歷史思想文化與戰略的關系這個角度進行一些探索，也許有助于為研究國際戰略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一)思想文化是戰略的底蘊和根基

世界上每一種文化傳統都包含著關于戰爭的思想；每一種戰略思想又都與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聯系。廣義的文化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在自然環境、社會形態、經濟水平等作用下長期形成的精神財富與物質財富的總和。思想文化以人對自然、人對人的態度，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意義為主要內容。它的發展雖然總體上與歷史的發展是并行的，但是，思想文化有時是可逆的，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發生畸變或倒退。戰略服從和服務于當時的國家政治，但戰略又深刻地反映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哲學傳統。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環境和歷史發展的差異，決定其社會結構、文化心理結構的區別，從而也影響到戰略文化的不同特點。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戰略文化都有其固有的傳統文化的烙印。也就是說，戰略的底蘊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且戰略思想最終要匯人到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發展歷史中去。從這個意義上講，戰略思想也是一種文化，戰略思想的發展是一種文化現象，不論它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都是如此。思想文化與戰略相結合，我們可以稱之為戰略文化。戰略文化是在一定的歷史和民族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戰略思想和戰略理論，并以這種思想和理論指導戰略行動和影響社會文化與思潮。它具有觀念形態、歷史繼承性、國體與區域特征等屬性。它是制定現實戰略的潛在意識和歷史文化情結，因為戰略家只能在特定的歷史文化環境和教養中進行認識和實踐創造活動。戰略制定者的個人風格，正是其文化底蘊的外在表現。因此，從戰略文化的角度分析有關國家的戰爭準備與實施，挖掘其深層次的思想文化與哲學的背景，及其對思想文化的反作用，并且揭示其未來的發展趨勢，這是戰略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戰爭指導上，了解對方的戰略文化與了解其軍事部署是同等重要的。

(二)中華文化與戰略傳統

中華文化是世界上延續最久又輻射甚廣的文化。眾所周知，在整個人類的發展史中，中華文明以其源遠流長而著稱于世，至今已經延續了5000多年。在中國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不僅孕育出燦爛輝煌的人文思想，而且產生了具有深刻哲理的軍事思想。

中國的戰略文化起源很早，從夏商周到春秋戰國時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當時的華夏文明，培育了《孫子兵法》、《吳起兵、法》、《孫臏兵法》、《六韜》等戰略思想和理論，同時在《周易》、《老子》、《尚書》、《論語》、《孟子》中也包含有若干大戰略的觀念。它們都成為先秦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代戰略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追求人與自然、人與人的整體和諧。其內容極為豐富，如果用最簡潔的語言來概括，可以說就是：和平、統一、防御；知兵非好戰。表現為文字創造上的“止戈為武”；道德觀念上的“和為貴”、“仇必和而解”；政治上的“兼愛”、“非攻”、“以戰止戰”；軍事上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全勝不斗，大兵無創”等。中國的軍事防御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中的“師左次，無咎”，《尚書》中的“罔或無威，守執非敵”，后來發展到《孫子兵法》中的“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蓋吾中華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衛之不得已，決不肯輕啟戰爭。”中國戰略文化的防御性質是得到世界公認的。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說：“中國的決策人歷來強調防御性的地面戰爭……與歐洲帝國主義行動中所顯示的商業擴張主義的進攻理論截然不同。”托馬斯·克利瑞說：“中國將武力的使用限于防御目的，是受源出于道家和儒家道德思想的影響。戰爭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必須有正當的理由，這通常是指防御戰爭，但不排除懲罰性戰爭，以制止以強凌弱的行為。”中國的萬里長城從來都是防御的象征，而不是國界的象征。儒家主張：“夷狄之人中國者則中國之”。歷代中原政權所實施的軍事戰略，如懾之以兵威，和之以婚姻，阻之以城塞，施之以祿位，通之以貨利，懷之以教化等等，都反映了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美國作家蒙特羅說：“征服中國，好像將一把劍投人海中。其抵抗似乎很小，可是不久以后，鋼鐵就會生銹，而且被合并了。這合并的過程非常徹底，幾代之后，就只有哲學家才知道，誰是征服者，誰是被征服者了。”這個比喻富于文化和哲理含義。

中華文明賦予其戰略的靈魂就是求和平、謀統一、重防御。這種戰略文化，在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為中國人民帶來了自身的繁榮和睦鄰友好關系。但是，到了封建社會的后期，腐敗的政治體制和無能的軍事官僚，沒能將防御傳統的積極成分加以發揚，而是承襲傳統戰略文化中的保守性的一面，實行消極防御，封邊禁海，放棄海疆。特別是對待軍事技術的基本態度上，古代中國多突出“道”與“器”之辨，重道輕器，忽視軍事技術的發展與應用。這種弊端在封建社會全盛、外部壓力較少之時尚能被掩蓋，然而當封建社會步入衰世，西方列強不斷入侵之時，其惡果便暴露出來。清王朝后期，對外敵入侵抵抗不力，甚至不戰而退、不戰而降，從而給中國近代史蒙上屈辱的陰影。

中華民族是一個珍視統一的民族。中國戰略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涵就是統一觀念。反對分裂，謀求統一，促進中華民族的大團結與大融合，這是中國幾千年戰爭史的主流。無論一個時期內國家如何分裂、各民族間如何對立，最終的結局仍是在民族和解中產生出新的更大范圍統一的中國。在中國這塊廣袤的土地上繁衍和生息的人民，無論他們生活在哪個時代，無論他們屬于哪個民族，也無論他們信仰什么宗教，甚至無論他們遷徙到什么地方，都始終保持著對一種統一文化和一個統一國家的高度認同。這種文化就是中華文化，這個國家就是中國。中華文化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文化體系，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習俗都可以在這個博大的文化體系內融匯與發展。在中國歷史上從來不曾發生過西方歷史上那樣慘烈的宗教戰爭，這正是中華文化的偉大貢獻之一。

20世紀20年代以后，中國人民開始了偉大的革命戰爭，對歷史留下的戰略文化傳統進行了科學的揚棄，傳統戰略文化的精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被賦予新的意義。中國現代戰略文化劃時代的里程碑是軍事思想的創立。軍事思想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戰略文化，總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經驗，提出了“積極防御”的戰略理論。這個理論一直延續到今天。它強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要別國的一寸土地；也不許別國侵占我國的一寸土地。主張和平解決歷史遺留的領土爭端。在軍事與政治外交相結合的斗爭中，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在作戰指導上，實行在戰略的防御戰之中采取戰役和戰斗的進攻戰，在戰略的持久戰之中采取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在戰略的內線作戰之中采取戰役和戰斗的外線作戰。這就使得在戰略上屬于防御性質的作戰，避免了消極保守被動的一面，發揮了積極主動的一面，從而取得了戰爭的勝利。抗日戰爭中，中國始終把日本統治階級與日本人民區別開來。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放棄日本戰爭賠款；教育改造并釋放日本戰犯；撫養日本侵略者丟下的遺孤，表現了中國人民的寬大胸懷和以德報怨的文化傳統。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對待敵軍戰俘實行真正的人道主義政策，得到全世界包括當時敵對國家在內的普遍公認和贊揚。在對印自衛反擊作戰中，中國收復了被印軍非法侵占的中國領土，在完全有能力繼續追擊的情況下，為了表示和平誠意又主動回撤到原先的實際控制線，并且釋放全部戰俘，主動交還繳獲的大批武器、車輛和軍用物資。這在世界戰爭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種寬仁，正是體現了中國戰略文化的特色。

(三)普魯士文化對戰略的兩重性影響

德國近代史留給人類的經驗教訓是多方面的。它既產生了馬克思、恩格斯這樣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產生了萊布尼茨、康德、黑格爾等一些著名的哲學家和諸如海涅、歌德、席勒、貝多芬等偉大的文學家和藝術家，產生了沙恩霍斯特和克勞塞維茨等軍事理論家與軍事改革家，但同時它也產生了威廉二世、希特勒等一幫戰爭狂人，使德國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之一。德國的近現代史完整地推演了文明和哲理怎樣被異化，怎樣通過蠱惑和煽動而對一個民族的精神進行誤導，怎樣產生當權者的極度偏邪的戰略思維，又怎樣從瘋狂走向自我毀滅，而德國人民則獲得理性的復歸的歷史進程。

威廉一世和俾斯麥在1866年與1871年之間，通過“鐵血政策”結束了幾乎達1000年之久的德國分裂狀態；從建立普魯士帝國到1945年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消亡，德國的歷史進程，除了魏瑪共和國的一段時期外，基本是先后在俾斯麥、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脈相承的戰略思維引導下，沿著侵略擴張的歷史邏輯，從發生發展到走向滅亡。

俾斯麥大戰略思維的特點是實行均勢外交策略，聯奧、拉俄、親英、反法，其目標始終如一，即準備對法決戰，征服法國，謀求德國在歐洲大陸的霸主地位。他成功地運用聯奧制俄，聯俄奧制英，聯英制法。在聯英中，又保持若干摩擦，以不影響聯俄。如果說俾斯麥的擴張主義還沒有脫離冷靜計算的基礎的話，那么到威廉二世就發展成為冒險的野心勃勃的全球擴張政策。

威廉二世從1888年到1918年，統治德意志長達30年之久，他的戰略思維完整地體現在《德皇雄圖秘著》(即《朕之作戰》)中。威廉二世“征服全歐，統一世界”的戰略構想是：

(一)征服歐洲戰略。德國要“征服歐洲諸國而為全歐之盟主”，其步驟是：首先征服法國。他說：“朕之征服全歐不可不以征服鄰邦之驕兒法蘭西為第一步。蓋與其先征奧匈比等弱國，寧先侵法國”。為此必須離間英法同盟，對英國“餌之以利”，“結有利彼(英)之條約，彼必舍法而就我”，“然后以疾風迅雷之勢申討法蘭西”。第二步打敗英國。認為“德英之戰終無可免”，“先將法蘭西蹂躪，然后渡海西指而征英”，“奪取英國所掌握的海上霸權……務使其降至二等國以下。”第三步并吞奧匈比荷等國。對波蘭先是“以專尚親摯之懷柔政策”，爾后“對波蘭人最后手段惟有殺戮之一途”。第四步征服俄國。

(二)征服世界戰略。威廉二世提出“永遠維持我帝國于不敝，及統一世界”的三套方案。第一方案：“與美國締結攻守同盟”。以德美同盟為基礎，唆使美國與日本開戰，德美聯合擊敗日本海軍。第二方案：如前一方案不能實現，則“籠絡俄國，而促使與日本為復仇之戰”，德國進行海上支援作戰。事成之后德俄瓜分日本。第三方案，如前兩案均不能實現，則“拋棄征服日本之念，速將日美各種問題解決，使美日和好如初，而組織日德美三角同盟”。作為權宜之策，由德美日三國瓜分世界，即“日本得經德美兩國之同意領有亞洲之全部及南洋之一部；德國得日美兩國之同意，領有全歐及非洲全部并澳大利亞洲之一部；美國得日德兩國之同意，領有南北美洲之全部及澳大利亞洲之一部。”對中國的侵略，威廉二世提出“朕已略取膠州灣，為極東計劃之第一步”，“朕以膠州灣為策源地，以窺伺支那北部固屬事實，然朕有奪取臺灣以圖支那南部之一念亦事實也。”最后對美作戰，奪取巴拿馬運河，征服智利，實現“占領南美全土之大企圖”。威廉二世的上述野心，可謂空前絕后，連俾斯麥都不敢茍同。1890年3月，威廉二世將俾斯麥革職。他的這套戰略計劃破壞了俾斯麥通過政治外交和有限的軍事擴張所建立的國家戰略基礎。1893年法俄軍事同盟成立(后來加上英國)，使德國腹背受敵，而走向孤立的道路，在戰略上鋌而走險，最后必然遭到可恥的失敗。

威廉二世為了實行他的全球擴張戰略，還提出了一套荒謬的理論，諸如：黃禍論、人種優越論、帝權神授論，等等。特別是提出為達目的可以不講信義、不擇手段。他“告誡陸海軍決勿以合乎正義與否為念，決勿以悖于人道與否為慮”，“無論其人為戰斗員或非戰斗員概予殺戮可也，至殺戮之方法，更可從心所欲，恣意而為”，“盡所有之方法與手段將敵人屠戮凈盡，務使其靡有孑遺而后已”。后來希特勒的所作所為正是與威廉二世的主張一脈相承的。

阿道夫·希特勒在戰略思維上繼承了威廉二世的衣缽，他所著《我的奮斗》與威廉二世的《朕之作戰》實如出一轍。它們都是以獸性和妄想代替人性和理智的產物。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宣稱：“上帝并沒有給任何國家以方寸的土地。一切邊界不過是世人的自由更改罷了。一個國家能夠獲得許多土地，不見得永遠能守之不失，這不過表明強者能征服土地，弱者把它失掉了。只有強力，才能獲得權力。”希特勒的戰略構想，一是撕破凡爾賽條約，發展軍備，實行軍國主義；二是吞并奧地利；三是明確主要作戰對象是法國，他強調“認清法國是德國不共戴天之仇”。“應該以一次殘忍的手腕，結束這個法蘭西的多頭蛇；四是以反對猶太人，宣揚雅利安人種優越，煽動種族狂熱，作為凝聚德國人的精神支柱。后來的發展，便是德國與日本、意大利結成戰略同盟——軸心國，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走上了自取滅亡之途。

有人說過，沒有力量的正義是無用的；沒有正義的力量是暴虐的。在一個偉大的事業中，每個參加者都是天使；在一個殘暴的事業中，每個參加者都是野獸。普魯士——德意志號稱“思想家的王國”，其思想文化就像普魯士的黑白旗一樣，有著雙重性質。19世紀初，普魯士遭到外族統治，幾近滅亡，又在反拿破侖戰爭中遭到毀滅性的潰敗，從而掀起了民族解放戰爭，終于在1813年的來比錫大會戰中打敗了拿破侖，爭得了普魯士進而是德意志的新生。與此相應的精神品質是守時、勤勉、忠誠、節儉、清廉等民主性、進步性因素。可以說，19世紀初的德國人還是熱愛和平的，他們把生產變成詩歌，又把詩歌變成音樂。但到了19世紀后期，其占主導地位的思想，被異化為“普魯士精神”，即狂熱地崇尚武力和軍國主義。這是因為，從根本上說，德國的資產階級是由容克貴族演變來的，而不像法國那樣是通過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形成的。普魯士學派所鼓吹的“普魯士精神”是權力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生活就是戰爭等觀念的混合體。德國的許多哲學家、史學家、軍事理論家，甚至個別音樂家(如查理·施特勞斯和瓦格納)都曾為侵略擴張的戰略文化出力。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發表后所建立的普德軍事學派，也有兩重性，前期曾為德國的民族解放和統一服務，后期便匯人到“普魯士精神”中去了。德國最著名的哲學家黑格爾，青年時期曾是法國大革命贊頌者。到了晚年，他卻站在沒落的封建專制主義的立場上，把普魯士家長制國家當作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宣稱，德意志人是世界精神的絕對權力的繼承者，有權統治其他民族，今日的世界就是日耳曼人的世界，企圖在向外擴張中實現他的絕對真理。可以說，黑格爾的上述思想是普魯士——德意志軍國主義理論的源頭。普魯士學派的精神祖師是政客兼教授達爾曼(1785—1860)，他極力主張學術必須為普魯士的政治服務，他說：“我總認為，我們德意志人最需要的是武力，不是自由。”他的后繼者、普魯士侵略擴張時代戰略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帝國議會議員、國家史官、大學教授特賴奇克(1834--1896)，此人在19世紀50年代以前還持資產階級自由派立場，60年代后轉為支持俾斯麥的強權政治，成為俾斯麥在歷史文化領域的代表。他露骨地鼓吹“鐵血道路”和軍國主義，他說：“我們的時代是戰爭的時代，是鐵和血的時代……如果強者壓服了弱者，那只是一種無可非議的生存競爭的規律。”普魯士擴張主義文化在當權者中的知音首先是俾斯麥，其次才是毛奇。1871年普魯士在普法戰爭中大獲全勝，實現了德意志民族統一，接著德國便由自由資本主義轉向帝國主義時代。德意志所要的是軍隊的國家而不是國家的軍隊。這就注定把歐洲變成一個大戰場。馬克斯·韋伯評論說，“俾斯麥留下的政治遺產，是一個沒有受到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習慣于讓自己頭上的大政治家來替他處理方針政策問題”。從俾斯麥被免職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是“威廉時代”，這一時期德意志論和地緣政治論的主要代表是尼采和豪斯霍菲爾。尼采鼓吹戰爭，并預言雅利安人種是統治歐洲的新種族，宣揚極端的種族主義。豪斯霍菲爾提出，日耳曼民族“有權不顧其他領土所有者的權利”，“謀求足夠的生存空間”。這些觀點后來被希特勒搬進《我的奮斗》一書，成為法西斯德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理論根據之一。希特勒上臺前，魏瑪共和國的教育中，就充斥復仇主義、沙文主義、軍國主義和宗教神學的說教。希特勒上臺后，更是通過焚燒進步書籍，控制輿論與文化教育，把人民思想納入法西斯軌道。德國近代的一些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固然有一定的學術貢獻，但也有不少是混淆了愛國與侵略的界限，違背了學術道德，濫用學術，為侵略政策制造理論依據，成為法西斯戰略文化的制造者，對青年一代進行思想誤導。對此，他們是不能辭其咎的。克塞林說：在某種情況下，戰敗較戰勝反而能形成更偉大的經驗。1993年，在希特勒篡奪政權60周年之際，德國人在勃蘭登堡門前用燭光組成“決不允許法西斯主義卷土重來”的字樣，就是證明。德國法西斯幾乎葬送了德國的文明，法西斯的戰敗才使德國人民覺醒，挽救了德意志的文明，德國哲學傳統中理性的一面則有助于它對法西斯戰爭進行深刻的反思和誠懇的認罪，從而得到了寬容，也保持了尊嚴。

(四)日本軍國主義武士道文化與擴張戰略

日本民族有其優秀的文化傳統，熱愛自然、虔誠、勤勞、單純、順從、忠實、不信來世，但他們缺乏理論思維，從屬性強，派閥影響重，島國根性，易走極端，對本民族以外缺乏同情心。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初的國家政策，是謀求國家的統一和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不久便發生了畸變，走上了瘋狂侵略擴張的道路。1874年入侵中國臺灣，1875年侵略朝鮮，1879年吞并琉球。19世紀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大陸政策”。究其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日本貴族領導的目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把統治集團的擴張政策通過御用文化變為社會思潮；加之日本缺乏深厚的哲學文化傳統，只有比較原始的神道教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明治維新進行了資本主義改革，然而卻是在“王政復古”、“尊王討幕”的口號下進行的，確立并強化了日本近代專制主義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的國教地位。天皇是日本現代國家神道的核心。“國家神道”把崇拜天皇與奉行軍國主義結合成一體，這是近代天皇制國家權力的宗教文化基礎。它極力鼓吹“皇國精神”和“皇國之道”，說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應當統治世界，并使這種充滿宗教迷信的理論，成為支配日本民眾的思想武器，并為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對外侵略政策所利用。日本明治時期戰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澤諭吉。他和普魯士的特賴奇克有異曲同工之處，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日本近代文化的締造者的福澤諭吉，晚年卻成了一個狂熱的軍國主義者，主張侵略朝鮮，進攻中國。他說，“自己去壓迫他人，可以說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要“直陷北京城”，“蹂躪支那帝國四百余州”。當時日本的有識之士就指出福澤諭吉的主張是“企圖變日本為強盜國”，“必將為將來遺留不可挽回的災禍”。后來的發展果真如此。體現福澤諭吉后期政治、哲學的便是武士道精神。它深印在許多日本人的頭腦之中，達到其權力和影響所及的社會各個層面。武士道起源于日本鐮倉幕府，后經江戶時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武士道還是倡導忠誠、信義、尚武和名譽的。但作為封建幕府時代政治的產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東西而不是它的真諦，儒教和佛教所不能滿足武士道的那些東西，都由神道教充分提供了。中國的儒學傳人日本后，儒學中固有的民本等進步因素發生了畸變，代之以對“萬世一系”天皇的絕對無條件的忠誠。森島通夫說，“如果說中國的儒教是以‘仁’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為中心的儒教”。“仁”是有道德標準的，而“忠”是設有道德標準的。日本神道教是多神教，不論好人壞人死后都可以成神，其信念基礎就是不分是非的。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導致極端的兩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殺；注重禮儀而又野蠻殘暴；追求科學而又堅持迷信；欺壓弱者而又順從強者等等。家永三郎評論武士道精神時說，“他們缺乏尊重人的生命的心情，滿不在乎地殘害生靈，具有強烈的非人性的一面。”歐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后，中世紀留下騎士階層便投入到教會門下，從此銷聲匿跡。明治維新后，日本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作為封建制度的寵兒的武士道，在日本法西斯軍隊中得到安身立命之地，成為帝國主義侵略的忠實工具。武士文化是一種虛榮的、暴虐的幼稚文化。武士道本來就是武士爭雄天下，崇尚殺戮的非人道倫理觀，把軍刀當作勇敢與地位的象征。特別是“武士道就是對死的覺悟”，這種思維方式與狹隘民族主義和擴張政策相結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發揮到極端，變為虐殺狂和自虐狂。虐殺狂的表現就是對別國人民的侵略與屠殺；自虐狂則表現為失敗時剖腹自殺并逼迫傷兵和民眾自盡。而這正適應了日本統治集團實行軍國主義政策的需要。日本侵略軍在中國使用最原始、最野蠻、最殘暴的方式虐殺中國人包括老弱婦孺達2000萬人之多，另有1500萬人受傷，尤其是對中國婦女和兒童的殘殺更是令人發指。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侵略軍在這種虐殺中體味到“人生的快感”。所有讀過日本侵華暴行錄的人，都不免要發問：他們為什么如此殘忍、如此滅絕人性?根本的答案只能從國家政策和戰略文化中去找。

日本這種瘋狂的侵略擴張和殘暴的戰略文化并沒有外部逼迫的條件，完全是自我培育的民族意識的怪胎。從舊武士階級分化出來的資產階級化的“士族”，成為日本政治、經濟、軍事和思想文化上層領域的主導力量，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戰犯，大都出自這一階層。他們是實行軍國主義的主要社會力量。日本學者指出，“像這樣沒有間斷地從戰爭走向戰爭的國家，近代世界歷史上，除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國。””美國學者也指出，“日本從來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義。作為一個國家，它從來言行不一。”用這兩段話概括日本的近現代史并不為過。日本的大陸政策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16世紀后半期豐臣秀吉統治日本的時期。這時，豐臣秀吉處心積慮地要以武力在亞洲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大帝國。為此，他曾制定征服朝鮮、占領中國，進而奪取印度的侵略藍圖，并于1592年和1597年兩次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但均未得逞。然而他制定的政策卻是日本近現代戰略文化的根源。1823年佐藤信淵寫了《宇內混同秘策》，明確把侵略中國的東北作為第一目標。明治維新后，每發動一次侵略戰爭，日本軍方就把佐藤信淵的書重印散發，作為軍人必讀教材。1927年的《田中奏折》就是《宇內混同秘策》的具體化。此后日本的戰略文化更是非理性主義、法西斯思想橫行，出現了被稱為軍部喉舌的“皇道哲學”和“世界史派”，把侵略行徑說成是“世界歷史的當為”，虛構“神國不敗”的神話，肆無忌憚地侵略擴張，直到日本法西斯滅亡。日本不像德國那樣，有眾多的哲學家、歷史學家甚至詩人為它的戰略文化效力。對于當時哲學文化相對貧乏的日本來說，“皇道哲學”加上侵略擴張的軍事戰略和武士道精神就等于戰略文化。標榜信奉中國佛教禪宗的日本武士道信徒們在南京大屠殺中對寺廟的僧人也絲毫不放過，正說明武士道精神對禪宗教義的扭曲和背叛。美國學者克里瑞說，“大家雖然公認禪宗對于日本文化和人格的影響，但認真研究禪宗對現代日本的影響卻幾乎沒有”，“武士道在精神上和實用上都跟佛教不同……在歷史上一向莊嚴的佛教里掩飾著武士道的某些跟佛教相反的或不屬于佛教的因素。”中國原有的儒教、道教和后來傳人的佛教思想，在中國所產生的影響是仁愛、中庸、平和，而在日本卻畸變為好戰、虐殺、輕生。一棵古老的東方智慧之樹結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果實。這便是戰略文化的分野，而這分野是有深刻的歷史和哲學原因的。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中江兆民說過：“日本沒有哲學”，“沒有哲學的人民，不論做什么事情，都沒有深沉和遠大的抱負，而不免流于淺薄；沒有獨創的哲學就降低了一個國家的品格和地位。”正是由于哲學的貧困，所以日本難以產生一位世界級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和大戰略家。中國則不同。中國在發展兵法的同時，也發展了哲學，也就是說，中國的軍事理論始終沒有脫離它的哲學基礎。而日本武士道卻始終沒有脫離它的神道。日本神道教是擯棄一切永恒的道德觀念的原始宗教，它只能使武士道的殘暴無所顧忌。連熱情歌頌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思想家新渡戶稻造都承認：“對于我國國民的缺點、短處，也要公允地承認武士道有著很大的責任。我國國民所以缺乏深邃的哲學的原因……應溯之于武士道的教育”。但他不會想到，他講這話的幾十年后，日本人民為此付出多么大的代價，更給亞洲人民帶來多么深重的災難。

l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從嚴格意義上講，日本并不是無務件投降，而是在保留天皇制國體和天皇不受審判的條件下的投降。由于美國對日本實行單獨占領并包庇大批日本戰犯，繼而又受到美國冷戰政策的庇護，日本法西斯戰略文化和皇國史觀根本沒有受到認真清理。日本的全部戰爭罪行只有不到百分之十受到起訴，諸如細菌戰實驗(這是日皇裕仁親自批準的)、大規模性奴役等，根本沒有涉及。麥克阿瑟甚至指示其助手和日本法庭官員精心篡改東京戰爭罪行庭審證詞，以免牽連天皇。這樣包括天皇在內至少有50名應當判處絞刑的重要戰爭罪犯受到庇護，從而為日本右翼勢力抬頭埋下禍根。”同樣是十惡不赦的戰爭罪犯，德國的漢斯·弗蘭克在紐倫堡就刑前說：“千年易過，德國的罪孽難消。”而日本的東條英機等在就刑前卻狂叫：“天皇陛下萬歲”。同樣是政府首腦，德國從阿登納到施羅德，歷任總理都明確承擔歷史責任。1951年9月，阿登納就納粹殺害猶太人的罪行發表聲明說，“這種無法形容的罪行都是以德國人民的名義犯下的。因而德國人民有責任作出道義和物質上的補償。”1970年12月，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向波蘭人民謝罪。歐洲國家和民間組織對納粹的查處也是比較認真而徹底的。在二戰中曾做過對不起別國人民事情的奧地利、匈牙利、瑞士甚至法國，都進行了深刻反思，向有關國家賠禮道歉。這種反省促進了歐洲的和解。反觀日本，其歷屆政府要員卻不斷上演參拜靖國神社的丑劇，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等等。50年前，日本投降之初，《朝日新聞》發表文章說，“過去的態度使我們幾乎一無所獲而損失慘重，我們必須拋棄它，采取扎根于國際協調與愛好和平的新態度。”半個世紀過去了，事實表明，日本的戰略文化不但沒有從這個起點前進，反而倒退了。1995年，日本《財政界》登載(重新思考昭和之戰》一文，提出日本應當從東京審判這種“定罪史觀”中擺脫出來，“重新思考那次戰爭的意義。”更有甚者，1995年8月15日，即日本戰敗50周年之際，由日本105名自民黨議員組成的“歷史研究委員會”精心策劃出版了《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這本書胡說日本發動的太平洋戰爭是“自存自衛”的“解放戰爭”，說東京審判是“勝者的復仇儀式”，說侵華戰爭是“維護正當權益”，完全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說反省和謝罪是“思想犯罪”等等。為此，日本右翼勢力不斷提出修改歷史教科書，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制造“南京大屠殺”、實行“三光政策”，以及“慰安婦”等內容刪除。日本“新歷史教科書”必將誤導青年一代，影響日本未來的政治走向。日本還準備加緊修改1946年公布、次年實行的和平憲法，重點是修改第九條關于“永遠放棄國家主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陸海空軍和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交戰權”。修改這個條款的目的是十分明顯的，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日本修改憲法之日，就是軍國主義開始復活之時。1996年11月28日，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外交調查會和外交部會決定要求外國國家元首和政界要人參拜靖國神社，那里面供奉著東條英機等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甲級戰犯的牌位。作為日本執政黨的自民黨作出這樣的決定，是對全世界特別是曾被日本侵略過的國家和人民的公開污辱。日本從1874年到1941年共發動9次侵略戰爭，從來沒有作過反省和檢討。難怪有良知的日本人士說，日本是一個“不會反省的民族”。日本的亞洲鄰國和人民在嚴重關注和強烈譴責的同時，正警惕地注視著日本自民黨還要走多遠。這里借用德國前總理科爾的一句話：“回避歷史的人民是沒有希望的人民”。一個沒有清洗自己歷史罪惡的國家，對于未來是沒有免疫力的。日本對其二戰侵略罪行如果沒有正確的認識，如果不能從思想上徹底與侵略的歷史決裂，就不可能得到受害國和世界人民的諒解和尊重，那么它最終也不能成為對世界發展具有廣泛影響的政治大國。如果日本執迷不悟，復活軍國主義，那么它必將又一次成為戰爭的策源地，最終受害的依舊是日本人民。

(五)從彼得一世遺囑到“向南方的最后沖刺”

俄羅斯的戰略傳統根源于彼得大帝。從《彼得一世遺囑》⒄到前蘇聯入侵的阿富汗的戰爭，再到當代的日里諾夫斯基自傳《向南方的最后沖刺》，從戰略思維來看，都是一脈相承的。所不同的是后者在政治上尚未具備主導地位。

俄羅斯的擴張在彼得一世(1672--1725)之前就開始了，但到彼得一世時期，不僅形成了一套與其他歐洲列強爭霸世界的長遠擴張計劃，而且加緊付諸實施，擴張的速度和規模達到了一個高峰。以彼得一世為起點，俄國的政策從原來的局部性擴張轉向了世界性擴張，而且主導了兩百年來俄國的戰略思維。所以，馬克思指出：“彼得大帝確實是現代俄國政策的創立人”。⒅彼得一世為俄羅斯創立的政策，集中反映在流傳于后世的《彼得一世遺囑》中。

關于這份遺囑的真偽，歷史上還有一些爭論。早在18世紀初彼得一世在位時，歐洲就傳說彼得一世有一套侵略整個歐洲的計劃。當時，俄羅斯正同歐洲北方強國瑞典進行戰爭，彼得一世準備派軍隊經同盟國丹麥在瑞典登陸。傳說中的彼得計劃立即使各國感到十分震驚，俄羅斯的戰爭盟友也因恐懼俄國的野心而動搖，彼得一世徹底粉碎瑞典的設想未能實現。按照前蘇聯的解釋，這個傳說是英國陰謀捏造出來的，目的是引起歐洲國家抵制俄國。特別是分化俄國的同盟國，使俄國不能實現征服瑞典的戰爭目的。⒆彼得一世曾親口否認有這樣的計劃，說“我們算是白混了”，意思是說英國制造一個謠言就能欺騙歐洲，破壞俄國對瑞典的戰爭計劃。但是，彼得的自我表白似乎沒能使歐洲信服。18世紀下半葉，確切地說，是在彼得死后50年即1775年，歐洲又開始流傳彼得一世的遺囑。兩個多世紀以來，各國的政界與史學界對這份遺囑都很關注，對其真偽也有爭論。現在看來，不論這個遺囑是彼得一世生前制定的，還是后人根據他的侵略擴張計劃或思想編寫的，“遺囑”中所反映的背景情況都是真實的，它提出的一整套擴張戰略基本上符合彼得一世及其繼承人的真實意圖和擴張行徑。雖然俄國及前蘇聯官方口頭上始終認為這個"遺囑"是偽造的，然而卻在行動上不斷證明它是真實的。英國歷史學家凱利指出："不管遺囑是否可靠，它本身就饒有趣味，因為其中包含了近兩百年來俄國一直在公然無忌地加以貫徹的行動原則。"論證彼得遺囑的真偽問題是歷史學家的事情，這里只是從歷史哲學角度，研究戰嘲思維延續性的規律。

對于《彼得一世遺囑》，我們試作如下概括和分析：

(彼得一世遺囑)分析簡表

一、哲學依據俄國向西、向東擴張"是命定周期性運動"。

二、戰備要求長期保持戰爭狀態。以戰繼和，以和繼戰。

三、戰略方向①沿波羅的海向北擴張。②沿黑海向南擴張。③突進波斯灣。

四、戰略目標①分割波蘭。②占領瑞典國土、肢解瑞典。③迫近君士坦丁堡，征服土耳其。④滅亡波斯。⑤迫近印度。⑥制服和消滅維也納朝廷。⑦征服法國。⑧征服日耳曼。⑨最后征服歐洲。

五、策略運用①聯合日耳曼：A.久參與有關日耳曼事務和討論；B．與日耳曼王室聯姻。②與英格蘭結盟通商。

在上述計劃中，彼得一世最關心的問題是在北方和南方獲得出海口，這意味著向波羅的海和黑海沿岸擴張。彼得在世時連年征戰，為的就是奪取出海口。從彼得時期歐洲政治地圖的變遷可以清楚地看到，彼得擴張的主要方向在波羅的海沿岸，并且通過對瑞典的長達21年之久的戰爭終于達到了目的。要取得世界霸權就必須獲得可靠的出海口，進而控制海洋，彼得的計劃所遵循的就是這個邏輯。甚至在彼得之后的拿破侖也不能與之相比。拿破侖稱霸世界的野心是很大的，但他沒有明確的長期戰略方案，不過是走一步看一步，結果最終被反法同盟打敗了，法國沒有從拿破侖的擴張中得到任何戰略利益。馬克思曾經這樣評價彼得的計劃：彼得大帝"使莫斯科公國老的蠶食方法丟掉了純粹地方性質和偶然性雜質，把它提煉成一個抽象的公式，把它的目的加以普遍化，把它的目標從推翻某個既定范圍的權力提高到追求無限的權力。他正是靠推行他的這套體系而不是僅僅靠增加幾個省份，才使莫斯科公國變成現代俄國的。"⒇這就是說，彼得一世改變了前輩沙皇進行擴張的局部性和盲動性，把俄國推上了有計劃、有預謀的擴張道路，而且他的目標是稱霸歐洲，而不是只做統馭一方的諸侯。彼得一世不僅為自己的一生確定了目標，而且為繼承其事業的接班人制定了一套擴張的"公式"。

從歷史事實來看，彼得一世及其后繼者正是按照這套公式行事的。17世紀末到18世紀初期，彼得一世進行了對克里木、土耳其、瑞典和波斯的戰爭；18世紀30到50年代，進行了進攻土耳其；瑞典和普魯士的戰爭；18世紀后半期，葉卡特琳娜二世三次干涉波蘭、兩次入侵土耳其、一次對瑞典的戰爭；18世紀末年，保羅一世反對法國革命的戰爭；19世紀初期，亞歷山大一世同拿破侖爭霸，遠征意大利和瑞士，以及對波斯、土耳其和瑞典的擴張戰爭；19世紀20到50年代，尼古拉一世對波斯、土耳其的擴張戰爭，對匈牙利革命的鎮壓，以及同英法爭奪土耳其"遺產"的克里木戰爭；19世紀70年代，亞歷山大二世發動入侵土耳其的戰爭；最后則是20世紀初期，尼古拉二世出兵參加八國聯軍，鎮壓我國義和團革命運動和侵占我東北的戰爭，同日本爭奪我東北和朝鮮的戰爭，以及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1853年，馬克思說："讓我們從俄國自彼得大帝那時起搶奪領土的許多事實當中舉幾件材料罷。俄國邊界向外伸展的情況是：

往柏林、德勒斯頓和維也納方向伸展…………………約700英里

往君士坦丁堡方向………………………………………約630英里

往斯德哥爾摩方向………………………………………約630英里

往德黑蘭方向…………………………………………約1000英里

俄國從瑞典手里獲得的領土比這個王國剩下的領土還大；它在波蘭獲得的領土相當于整個奧地利帝國；在歐洲土耳其獲得的領土超過了普魯士的國土面積(不包括萊茵河流域的屑地)；在亞洲土耳其獲得的領土有全部德國本土那樣大；在波斯獲得的領土面積不亞于一個英國；在韃靼獲得的領土面積等于歐洲土耳其、希臘、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總和。”

在馬克思作了這個計算之后，俄國的擴張還在按照彼得一世的計劃繼續著，而且在這個計算中沒有把俄國在東方的擴張包括在內。在東方，彼得一世遺囑的精神同樣在擴張中體現。沙皇俄國本是一個歐洲國家，但17世紀以來，特別是1840年以后，俄國侵略勢力越過烏拉爾山向東擴張，不斷蠶食我國東北、西北邊疆，用武力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去了15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主要有1858年通過簽訂《中俄璦琿條約》割去我國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6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割去烏蘇里江以東4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1860年《北京條約》和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割去新疆西北部44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1881年《中俄伊犁條約》和以后5個勘界議定書，又割去新疆西北部7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以上還沒有把1911年中俄《滿洲里公約》和1914年侵占中國唐努烏梁海東部地區(17萬平方公里)，以及19世紀末俄、英兩國所侵占的中國帕米爾地區等計算在內。總的來看，俄國在沙皇統治的300年中，擴張領土的速度是驚人的。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時，俄國版圖大約為280萬平方公里，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俄國版圖已擴大到2200多萬平方公里，增大了7.8倍。

前蘇聯在同美國爭霸中向全球擴張。1979年蘇軍出兵占領阿富汗，使其成為蘇聯的附庸和南下印度洋的前進基地。這樣，距離彼得一世的戰略目標，又前進了一步：距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只有210公里，距印度洋不到500公里。這對已具有高度現代化快速輸送工具和戰斗裝備的蘇軍來說，不過是幾小時到幾十小時的路程了。只不過這個計劃由于蘇聯的解體而半途而廢了。

1992年，俄羅斯政治家、自由主席弗拉基米爾。沃里弗維奇·日里諾夫斯基發表了一個名為《向南方的最后沖刺》的自傳。這本書的出版曾經導致俄羅斯司法部門就它是否屬于煽動戰爭和種族仇恨情緒而提出質詢，并在全世界引起軒然大波。書中的觀點讓人不能不聯想到200多年前彼得一世的計劃。書中公然宣稱，向南方的最后沖刺就是“俄羅斯軍隊向印度洋和地中海沿岸進軍”，“在到印度洋沿岸的這個新的空間內，所有的人，包括土耳其人、波斯人、斯拉夫人、希臘人、庫爾德人、阿拉伯人及其他信仰各種宗教的數十個民族，都將講俄語。對所有的人來說，這將是共同的祖國，即南起印度洋，北到北冰洋的廣闊無限的俄羅斯”。還說“俄羅斯應有印度洋出海口。這不是我個人的意志，而是俄羅斯的無法抗拒的、必然的命運。這就是地緣政治”。“當年在阿富汗的是共產主義旗幟下的紅軍，如果當時執行的是沙皇的對外政策，一切問題早就解決了。”他還在公開場合說過：“歷史證明，俄羅斯在歐洲的最佳盟友應該是德國，如果早就結盟，我們可避免兩場世界大戰。俄羅斯需要對付的是法國。”這里無意評論日里諾夫斯基的為人，以及他的言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俄羅斯上層的政治意圖及其未來的政治走向，只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即這些言論的歷史邏輯與彼得一世遺囑的確是一脈相承的。它并不是新的發現，而是上兩個世紀俄羅斯政治歷史的回聲，是戰略思想文化的“返祖”現象，在當今的世界，它是不可能實現的。

從總體上說，現代俄羅斯的戰略思維是在發展和進步的，俄羅斯政府領導人批準的對外政策基本原則是“建立睦鄰友好國家地帶”，“與歐洲和亞洲建立平衡關系”，與國際社會建立“真正廣泛平等的合作。葉利欽宣布“俄羅斯將擯棄原蘇聯操縱他國的做法，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發展與東歐各國的關系。”并強調“俄羅斯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俄羅斯方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個強大的、統一的中國符合俄羅斯的利益。”“中國和俄羅斯過去是，將來仍然是人類文明發展中獨一無二的現象。兩種偉大文明的交匯還將為整個人類開辟廣闊的前景。”特別是1996年4月25日中俄兩國領導人簽署了《中俄聯合聲明》，雙方宣布決心發展平等的、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標志中俄關系進入全面發展的新時期。盡管在俄羅斯仍然存在“大俄羅斯主義”、“全球主義”以及地方主義的排華等思潮，但不代表主流，更不代表歷史前進的方向。久加諾夫說，俄羅斯“應盡量避免在地緣政治上犯三大錯誤：(1)與烏克蘭的爭端引起斯拉夫民族的進一步分裂；(2)因車臣事件與穆斯林世界發生戰爭；(3)與中國發生沖突。”這是現代俄羅斯理智的、建設性的戰略思維的代表。它是對17世紀以來彼得一世戰略思維的否定，宣告舊俄羅斯傳統的擴張戰略思維正在走向終結。普京上臺后，雖然繼承葉利欽外交的基本框架，但在總結俄羅斯幾百年外交史成敗榮辱的基礎上，重新審視國家戰略，明確以國家經濟利益定位，在認同本身是西歐文化的一部分的同時，強調俄羅斯是歐亞大國，維持戰略平衡。倡導以愛國主義、強國意識、國家權威和社會團結的新俄羅斯思想。俄羅斯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它注定要轉變向西方一邊倒的政策，并走上國家復興的道路。

(六)美國的全球戰略需要進行哲學上的反思

三百多年前，乘坐“五月花”號輪船第一批在北美上岸的美國先驅者，他們具有冒險犯難的開拓精神和追求自由的理想。另一方面，他們的后繼者又對印第安人實行種族壓迫甚至滅絕政策和蓄奴販奴的罪惡勾當。美國的戰略文化就是建立在這兩種傳統的基礎上的。冷戰結束后，美國把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念作為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全球政治文化潮流的創造者”自居，試圖把一個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多樣化的世界用美國的價值標準統一起來。這種服務于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價值取向，理所當然地受到比美國文明要悠久得多的東方文明的抵制。西方許多國家也不愿意采納只符合美國本身利益的觀點和政策。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得人心。多元格局需要以各主要地區格局的形成和穩定為前提，而地區格局則以地區經濟和文化為重要基礎。世界現存的各種文化都是在長期歷史中形成并且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它們之間可以交流、吸收、兼容，但不能取而代之。那種企圖以自己國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為標準，統一世界各個國家和民族的認識，甚至強迫人家接受，這就是典型的強權政治以及體現強權政治的戰略文化。它必然要和堅持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的戰略文化相碰撞。這種碰撞既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文明與文明的碰撞，也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東方與西方的碰撞。其本質是強權戰略與捍衛主權的碰撞。“文明沖突論”容易把個別事件、局部沖突誤導為民族與宗教間的沖突。這是十分危險的。

美國的戰略文化缺少悠久的歷史哲學傳統，但有著在不長的歷史時期內，通過幾次戰爭大大擴展版圖，又通過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把自己的利益和影響擴展到全世界的經歷，從而使自己充滿自信和自負，富于創造性、開拓性和重技術，但同時也富于進攻性、隨意性和重自我。沒有歷史文化包袱、也沒有這種嚴肅感，說話可以不算數，可以前后矛盾。美國國會在許多情況下對別國的態度不是基于對別國的了解，而是基于對別國的無知。因而美國經常是在不了解和不尊重別國歷史文化的情況下，莽撞地介入別國事務。無怪乎有人評論說，從史學家的觀點來看，美國可算是一個幾乎沒有歷史的民族……美國的政治家(戰略家)幾乎都毫無歷史意識。美國人對于任何問題都慣于采取個別的解決而很少能作全盤的考慮。”“美國人所代表的是一個急功好利的民族，缺乏遠大眼光，常犯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的毛病。”這個評論是耐人尋味的。美國難以推行有效的世界戰略，其原因不僅來自美國經濟和軍事方面，而且來自政策和文化方面。從戰略文化角度看，從美國人民的安全和長遠利益看，美國需要進行哲學上的反思。

冷戰后期國際戰略的一大創造，是“戰略誤導”。這是和平時期最高級的冷戰形態。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為戰略誤導提出更加有力的技術支持。戰略誤導帶有目標明確、長期經營、全面實施，多個方向并進的特點，通過綜合運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與文化等手段，采取正面對抗與側翼迂回相結合、威懾與利誘相結合，使國際競爭對手在戰略判斷和國家發展政策上都出現失誤，以達到逐漸消耗、削弱和渙散對方，最終使其自行瓦解的目的。美國一位著名作家披露說：“撇開美國的政策來探討蘇聯的崩潰，就如同偵破一起突然、意外和神秘的死亡案件時，不追究謀殺的可能性”。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蘇聯內部，但是被美國戰略誤導是其解體的外部原因和沉痛教訓。

歷史證明，一個國家有敵國外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陷入盲目性，不自覺地接受了對方的戰略誤導，最后敗了、垮了還不知道怎么敗的和垮的。蘇聯的解體便有這個教訓。1978年，由美國斯坦福研究所戰略研究中心與日本合作研究，提出運用中國《孫子兵法》中的“上兵伐謀”的對蘇新戰略，認為美國搞“報復反應”戰略，其打擊目標是中心城市，屬于“攻城”下策。這種戰略除了消極的核僵持之外，幾乎“停止了‘謀攻’的思考”。所以，斯坦福負責人福斯特等人建議美國放棄“攻城”式的核報復戰略，實踐“上兵伐謀”的最高命題即：把“瓦解蘇聯這個世界最大殖民帝國”作為“共同戰略目標”核戰略矛頭對準“帝國結構戰略重心”即俄羅斯聯邦；區別對待東歐衛星國、巴爾干諸國、高加索、亞洲部分各非俄羅斯民族，擴大離心傾向，分裂“蘇聯帝國”。而蘇聯當時的戰略，恰恰幫助了美國上述戰略的實現。蘇聯在七十年代后期，發動全球戰略攻勢。美國則提出“星球大戰”計劃(實際上，美國當時并沒有打算、也沒有技術能力實現這個計劃)，誘導蘇聯進行軍備競賽，使蘇聯每年增加4％的軍費，預計到90年代，其軍費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0％以上，蘇聯的經濟必然崩潰。1980年初，里根政府正式啟動了加速蘇聯崩潰的秘密戰略——“通過盟國并利用多種方式進行的無聲戰爭”。

“這項戰略瞄準蘇聯體制的核心，還包括以下方針：——向波蘭團結工會秘密提供財政、情報和后勤支援，保證反對派運動能夠在蘇聯帝國的中心地帶生存下來。

——向阿富汗抵抗分子提供相當數量的財政和軍事援助，并接濟圣戰者武裝，讓他們把戰火擴大到蘇聯境內。

——通過與沙特阿拉伯合作，壓低油價和限制蘇聯向西方出口天

——開展巧妙、周密的心理戰，加劇蘇聯領導層的猶豫和疑慮。

——開展包括秘密外交在內的全球活動，嚴格限制蘇聯獲得西方

——廣泛散布虛假的技術信息，擾亂蘇聯的經濟。

——迅猛擴充高技術軍備，嚴重加劇蘇聯經濟困難和資源危

當然，蘇聯的解體最主要的是其內部原因，并且有復雜的歷史因果聯系和現實的政治錯誤。但也不可否認，被戰略對手所誤導，是一個重要的外部因素。

超級大國在海灣地區的作為，也有戰略誤導的成分。據美國前司法部長拉齊姆·克拉克披露：1980年，在中東的美國盟友的敦促下，伊拉克的薩達姆接受了美國有關人士的建議，發動了對伊朗的戰爭。克拉克引證某權威人士的話說：“我們應避免使任何一方獲勝”，“希望他們互相殘殺”，以避免出現地區強國。1988年，兩伊戰爭結束后，美國的緊急戰爭計劃就以伊拉克為作戰對象了，并于1990年進行至少四次軍事演習。而此時薩達姆正實行400億美元的重建計劃。連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研究報告也認為，“巴格達不會故意挑起和任何人的軍事對抗。和平在現在和不久的將來對它來說最為有利”，“石油收入可以使其在經濟上處于世界各國的前列……伊拉克基本上將奉行不侵略的戰略”。克拉克的書中說，為制造一場危機，使美國的軍事干預合法化，五角大樓開始挑撥伊科關系，行動策動笠威特對伊拉克發動“經濟戰爭”，提高石油配額。而當伊拉克在科威特邊界集結軍隊時，美國大使格拉斯皮向薩達姆表示，“我們對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沖突沒有意見。”之后，她又接到國務院的電報，指示她重申美國在阿拉伯國家間的沖突中“沒有立場”。19叨年7月31日，美國助理國務卿凱勒在眾議院聽證會上肯定了“我們沒有條約義務促使我們使用美國軍隊”的質詢。這就向伊拉克發出了最后的誤導信號。兩天后，伊拉克在明白無誤地確信美國不會干預的情況下，入侵了科威特。于是美國就大舉出兵。如果拉齊姆·克拉克披露的情況屬實，那么海灣戰爭就不僅具有高技術的特點，而且具有戰略誤導的特點。只不過是高技術戰爭的特點被竭力宣揚甚至夸大了(如巡航導彈和愛國者導彈的威力，可以說它們兼有精確打擊和心理戰的雙重目的)，而戰略誤導的特點則被盡量縮小罷了。

綜上所述，思想文化是各個國家和民族在其社會歷史發展實踐中所創造的精神成果。但它們的性質和對人類社會的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卻有巨大的差別。作為歷史傳統和意識形態，思想文化無疑對戰略的提出與運用具有深刻的影響。某些大國的行為總使人感到似曾相識。英國對付殖民地獨立，總是玩弄制造分裂、埋下隱患等老一套手法。彼得大帝的14條遺囑，在歐洲爭論了200年，卻在蘇聯入侵阿富汗的行動和當今俄羅斯個別政治家的著作里找到了注解。美國現今某些人提出的“遏制”中國的主張，同二戰后美國外交家喬治·凱南的思維方式何其相似。日本現行的紙幣，最大面額一萬日元上面印的頭像，就是那位主張侵略中國的福澤諭吉。五千日元上面印的是《武士道》的作者新渡戶稻造。印度師承的是大英帝國的戰略思維。在戰略領域，不斷傳來一些歷史的回聲，其實那不過是戰略文化的延續總之，歷史以各種方式向人們表明戰略文化的存在。戰略文化包含謀略，但謀略不等于陰謀，其中應有君子之道。當今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的戰略文化要對維護世界和平與正義負責。過去犯過侵略戰爭罪行和戰略錯誤的國家要真正接受歷史的教訓，進行戰略上的自省與自律，以保證不讓歷史悲劇重演。世界向民主化發展首先是國家關系的民主化。尊重所有國家和民族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與發展的權利，這才是一個偉大國家和民族應有的氣質、風度和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