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層結構與區域差距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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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區域差距是研究社會階層結構的一個重要視角，區域不均衡發展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基本特征，區域差距是社會結構的一種建構方式。中國區域間差異大，不宜于與單一民族同質地理的小國相比，也不宜于與平原廣闊交通網發達的大國相比。中國平原地區在工業化和市場化進程中率先發展有其地理上的必然性。中國社會階層從金字塔型向橄欖型的演變不可能是總體指標在各個區域的同比分解和線性模仿。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是一個多種要素積極互動的社會結構變化過程。特區政策、區域壁壘政策、環境保護政策、要素價格政策，這四組政策的組合對區域發展差距持續擴大有顯著影響。統籌區域發展需要將階層結構納入視野，加強區域權益和區域能力建設，促進公共服務的區域均衡化。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促進農村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對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有顯著作用。主題詞：社會結構區域階層發展和諧社會目前我國基本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正在經歷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社會轉型時期必需的階層已經全部出現，各個階層位序基本確定，社會流動成為調整階層結構和階層關系的一種常態，個人努力及素質競爭在階層地位上升方面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現在的問題是各階層規模比例還不適合現代化社會發展的需要，需要擴大中間階層，縮小農民階層，將現在階層分布的金字塔型提升為橄欖型結構（陸學藝2002：第61頁）。提出這樣的理想型目標參照了社會發展的一般趨勢，價值合理性有充分根據，進一步需要回答的是理想化的階層結構調整在中國社會實現的路徑和約束條件。區域差距是研究社會階層結構的一個重要視角[1]，在區域不均衡發展中調整階層比例、協調階層關系是關鍵所在。探索區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分析區域社會階層結構的形成特點和區域差異，是本文研究的重點。本文的發現是：(1)中國區域間不均衡發展有其客觀依據。中國社會階層金字塔型向橄欖型轉變的區域特征和路徑，不可能是總體指標在區域間的同比分解和線性模仿。(2)中國收入的基層系數很高，但階層矛盾并不如預想的那么突出，區域社會結構差距有重要解釋力。(3)協調當代中國的階層矛盾應當從能夠最大程度削減不公平程度的方面入手，解決中部地區農業人口大省的問題比解決西部貧困問題更為重要，能夠更有效地協調中國社會整體的階層利益關系。一、區域社會結構是研究當代中國階層結構的重要視角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結構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差距。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地區社會結構的差異性是我國國情的基本特征之一。地區發展差距呈進一步擴大趨勢，已經成為中國發展中的嚴重社會問題。縮小地區經濟差距，已成為我國統籌發展、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對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已經有許多研究，對于區域社會結構差距的研究迫切需要開題和深入。經濟發展總是嵌入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中，并在一定的區域空間內展開，區域社會結構的差距和發展方向表現為區域間質和量的差異，這些結構差異動態調整著區域關系。由于不同地區發展階段和產業結構不同，階層關系、城鄉關系、就業關系、勞資關系聚合起來體現為區域性社會結構的差別。研究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和變化各課題組積累了相當多的數據[2]，其中包括了區域分類，但缺乏從區域角度的深入分析，借鑒世界各國階層分化資料多是限于國家模型，從產業升級階段特征和區域市場研究相對薄弱。邊燕杰從結構壁壘、體制轉型與地位資源含量研究社會分層，提出了地區壁壘阻止勞動力流動，但該文認為“地區壁壘雖是由戶籍制度保護和維持的，但其根源在于再分配體制的內在邏輯：資源統統上交中央，然后再按‘條’‘塊’分配下去，地方政府成為資源的控制和分轉中心”似有片面之嫌，輕視了造成區域差異的多種約束條件。區域是指在社會現象上具有同質性和內聚力的地區。區域結構是指自然歷史過程中長期形成的、具有行政區劃邊界的社會經濟實體之間的互動關系模式，區域結構是社會結構的空間分布特征。區域結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結構之一，在發展中表現出區域之間的同質性和異質性，由此納入更高層次的區域聚類。區域社會結構包括兩重含義，一是區域內部的社會結構，如階層結構、就業結構、城鄉結構；二是區域關系，包括了由行政區域管轄權決定的區域隸屬關系以及區域之間基于市場機制的合作和競爭的平行關系，這兩類關系未必重疊。區域關系體現出“核心”與“邊緣”之分。中心的意義在于它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比邊緣地區更占有優勢或者是支配地位，將區域按一定的層次和規模等級關系組織起來。區域不同性質的中心—邊緣結構可以不重合，核心區和邊緣地帶是“支配－依附”關系。在古代農業社會，最主要的資源為可耕地，因此區域的核心部分大都位于河谷或低平地帶，邊緣地帶則位于區域周邊的高地、沼澤、鹽堿灘或綿亙的山區。在工業化時期由于增長極帶動了城市擴張，產業結構升級拉大了區域之間的差距，中心區域和邊緣區域分化明顯。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是我國國情的基本特征之一。近幾年一系列政策促進了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對協調區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地區差距拉大的趨勢并沒有改變，抑制區域差距擴大這一難題在現實在還沒有找到有效解。1997年黨的15大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系列社會經濟和產業結構差距，“是由地區經濟文化不平衡，通過有先有后的發展，逐步縮小差距的歷史過程”。2000年提出西部大開發，2003年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2005年提出六個統籌，其中就包括了地區差別。區域差距不斷擴大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發展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突出問題，中國已經進入世界國家內部區域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縮小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差距，已成為我國統籌發展、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近年來抑制區域差距擴大進展緩慢，說明區域差距背后有深刻的社會結構原因。區域差距不僅是一種梯度狀態，也成為社會結構的一種建構方式。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是一個多種要素積極互動的社會結構變化過程。區域差距有發展水平的差距，也有社會結構要素和社會關系方面的差距。結構要素差距是指區域發展的內部要素不完備，或者是要素完備但是不穩定，在開放條件下存在著稀缺要素的流失。區域之間由于各種要素、機會、能力、環境因素不同，在發展中形成的差距必然存在。H.錢納里提出：由于結構失衡造成可利用資源不能充分利用是“落后”的本質特征。發展就是“在改善結構功能上對限制因子的不斷解決與更替過程。”當代中國的區域差距，是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和區域間社會結構的綜合差距，是一個內部地質地貌地理區位差異明顯的大國的區域差距，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區域差距，是一個轉型國家的區域差距。我國是一個大國，生產要素稟賦的空間差異和經濟發展的地區不平衡十分明顯，不同地區擁有的資源種類、儲量、市場價格和地理環境不同，人文歷史習俗不同，與同質地理單一民族的小國發展和小國區域關系調整不能簡單對比。有研究指出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區域分化最突出的國家之一，其實不宜于將中國的區域差距與單一民族狹小區域的小國發展簡單對比，也不宜于將中國與地理環境布局差別不大的大國簡單相比。我國的區域差距是發展中國家的區域差距，中國的發展受到全球化市場的影響和發達國家的制約，中國的發展要兼顧全球市場和國內區域均衡兩個方面。我國的區域差距是轉型時期的區域差距，工業化、市場化以及由這兩個因素決定的城市化，區域發展處于合作和競爭的格局中，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面臨的市場開放程度，不同時期不同的政策對區域發展空間和發展動力機制的調整，各種內外因素都會對區域發展產生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變化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階層分布在不同區域間分布體現出規律性差異。如經濟發達地區企業多，社會服務業發達，相應的投資者和企業經理階層比較多，專業技術人員和自由職業者也比較多；欠發達地區主要是農業社會，第一產業人員比重大，政府工作人員多，投資人和企業家規模小，成員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人員缺乏。二是區域間的社會結構表現出異質性。據世界銀行測算，中國地區差距對全國居民收入差距的貢獻率1995年達到33.7%。地區相對差異系數高于世界各國，城鄉差距對全國居民收入差距的貢獻44%[3]。加拿大中國研究學會會長耿慶武認為，中國大陸經濟分配不均問題的癥結在于區域發展程度的快慢不一。當前中國大陸全國人口中貧富不均的67%是由地區差異造成的，其余的未能被區域差距所解釋的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基本上是由各省區內的貧富不均造成的(耿慶武2005：第251頁)。這說明，一是中國階層結構的區域差別很大，二是工業化、市場化進程不是一個簡單的先行者創新、后來者模仿的繼起復制進程。按照世界銀行分類，我國已走出了低收入國家行列并向中等收入國家邁進，國際經驗表明這個時期往往是區域結構大調整和地區差距擴大的時期，也是經濟活動和生活要素向優勢地區集中的時期。經濟水平發展經過一系列的關節點，就會形成產業和社會關系的結構性變化。發展經濟學家路易斯(Lewis.W.A.)提出當區域經濟發展進入“魔力3000美金”階段。這一階段標志著由工業化的初級階段進入中級階段，支持經濟發展一系列社會條件和人們的主觀需求結構都會發生很大變化，協調不同利益主體或集團之間的利益關系成為企業管理的核心，同時也成為社會政策的核心。現在中國地域產業發展發展很不均衡，不僅有量的差異，也有不同發展階段質的差異。浙江、江蘇和上海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甚至中高級階段，部分中西部地區還處于工業化初期，有的還是農業社會。以GDP為核心指標政績觀，以工業化、城市化作為區域間趕超比較標準，要求各地區用同一模式、同一思路增大中間階層，無視區域的約束條件，不但不具備實現社會結構優化調整，反面會制造社會矛盾。本文使用的數據以省區為基本統計單位，根據發展狀態對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特征的整合性地區分類,整合性地區是指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相對完整的“中心-邊緣”關系的區域單位，地級市以下的行政區域通常不具備這樣的特征。這樣有利于解釋不同時期政策調整對區域分化的影響。相應數據來自于國家統計局正式出版數據和已經發表的研究報告。國家宏觀數據具有整體解釋力，據此形成對于區域社會結構差異性的總體判斷應當成為社會分層調查的抽樣基礎。中國區域經濟的非均衡發展有歷史承繼背景。雖然自1952年以來中國內部的區域差距總體上呈持續擴大趨勢，但1990年代以來，中國地區之間發展差距迅速擴大，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分化明顯。研究劃分國內區域結構的劃分方法根據研究研究目的有不同的劃分標準。本文使用（1）以大的地帶即東中西部為區域劃分標準；（2）以省區（省、直轄市、自治區）為區域單位分組；（3）根據發展狀態對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特征的整合性地區的類型集合。對東中西部劃分是國家七五以來區域政策制定和調整的基本依據，在解釋轉型時期的區域結構變化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有歷史資料方便對比。根本的原因在于，三大地域的劃分代表了中國基本的地質地貌，反映了地位區位對人類產業結構和生活方式的基本制約。雖然三大地域內部存在相當大的差異，但數據分析顯示三大區域有明顯的聚類特征。以具有區域調控決策能力和協調能力的省級為單位進行區域分析，包括了中心城市對邊緣地區的影響，省級指標也易于獲得和比較。章國榮教授課題組以1980和1990年為基期，以2002年為報告期[5]，從經濟、社會、科技和對外開放等四個角度對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變動趨勢作對比分析可以發現，伴隨著極其明顯的區域不平衡性，尤其是區域間資源優勢和經濟發展優勢之間的反差更加突出，而且差距越來越大。經濟差距主要是經濟發展水平、收入水平和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三方面的差距。社會發展差距主要體現為文教娛樂和醫療保健支出方面的差距逐步擴大。科技差距從科技人員人均經費支出的變動情況看，“九五”時期東部與中西部差距擴大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八五”時期減緩的程度。區域開放差距。改革開放以后，東、中、西三大區域在開放度上的差距經歷了擴大、縮小再擴大的變化過程。進行綜合評價發現：當前三大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十分明顯，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省際間差距變動趨勢與三大區域差距的變動趨勢基本一致。這進一步說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現為東部沿海省份與中、西部內陸省份之間的不平衡。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和城市化擴張趨勢下，大的區域結構類型內部同質化加強，大的區域之間的異質性增強。最新且系統的劃分區域方法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他們根據空間上相互毗鄰；資源稟賦相近；經濟發展水平接近；社會結構相仿；區塊規模適度；有歷史延續性；保持行政區劃完整；便于進行區域研究和區域政策分析的原則，依據《中國統計年鑒2002》卷及其他相關資料和數據，將中國大陸劃分為八大區域[6]。他們的劃分在傳統統計指標基礎上增加了經濟結構指標，從基本情況、經濟總量與結構、基礎設施、對外開放、市場規模與居民消費、發展能力與經濟活力等6個方面對中國大陸八個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進行比較分析。根據其報告我們整理了與社會結構有關的分類指標：一．人口規模。西南地區人口最多，2001年人口24611萬，占全國的19.28%；大西北地區人口最少，人口5800萬，占4.54%。從人口密度來看，東部沿海地區人口最為稠密，2001年人口密度為660人/平方公里；大西北地區人口最為稀少，人口密度為15人/平方公里。前者為后者的44倍。二．經濟總量與結構。(1)東部沿海地區人均GDP水平最高，2001年人均GDP15617元；西南地區人均GDP水平最低，人均GDP4698元；前者是后者的3.3倍。(2)人均GDP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地區有4個，分別是東北、北部沿海、東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區；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也有4個地區，分別是黃河中游、長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區。(3)在沿海地區，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南北差距。2001年東部沿海地區人均GDP超出北部沿海地區的43.68%。三．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和城鄉人口分布。(1)西南地區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最高；東部沿海地區第二產業的就業份額最高；東北地區第三產業的就業份額最高，為33.16%。(2)從就業份額來看，各大區第一產業仍居于首要地位，就業結構與產業就業比重不同構。有5個地區接近或超過50%，分別是北部沿海、黃河中游、長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區。(3)東北地區城市化水平最高，2001年達52.1%；西南地區城市化水平最低，為26.8%。前者比后者高25.3個百分點。四．交通運輸設施：(1)北部沿海鐵路交通基礎設施狀況最好，2001年每1000平方公里的區域內有鐵路25公里；其次為東北和長江中游地區；最差的是大西北地區，鐵路密度僅為2公里/千平方公里。(2)以線路密度為標準，南部沿海公路交通基礎設施狀況最好，2001年每1000平方公里的區域內有公路536公里；其次為東部沿海、北部沿海和長江中游地區，線路密度超過400公里/千平方公里；最差的是大西北地區，公路密度僅為48公里/千平方公里。(3)東部沿海內河航運狀況最好，水網密度高，每1000平方公里的區域內有內河航線177公里；其次為南部沿海和長江中游地區。五．城市基礎設施：(1)各大地區自來水使用人口占城鎮人口的比重都不是很高，比重最高的大西北地區也只有63.99%的水平；經濟發達的北部沿海、東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區分別只有63.26%、61.72%和47.43%的水平；水平最低的是西南地區，比重只有45.44%。(2)各大區煤氣、天然氣和石油氣使用人口的比重都比較低，比重最高的東部沿海地區的水平也不足60%；長江中游、大西北、黃河中游和西南地區的比重尚不到40%，依次僅為38.91%、35.95%、27.95%和16.79%。(3)從相對水平上看，東北、東部沿海、長江中游地區工業廢水處理設備的負荷較重，南部沿海、黃河中游地區的負荷較輕；除南部沿海地區外，其他各大區工業廢氣處理設備的負荷都比較接近。六．對外開放：(1)進出口和利用外資，南部沿海地區開放程度最高，對外依賴程度最大。(2)沿海三個地區即北部沿海、東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的開放程度顯著地高于其他地區。按開放程度高低排序，南部沿海(先于)東部沿海(先于)北部沿海。(3)從進出口和外資利用占全國比重看，大西北地區對外開放的程度最低。2001年大西北地區進出口占全國的比重僅為0.84%，實際利用外資占全國的比重僅為0.31%。如果從進出口依存度看，則長江中游地區對外開放程度最低。2001年長江中游地區進出口依存度7.36%，進口依存度3.99%，出口依存度3.37%，和南部沿海地區相差103.08、55.64和47.43個百分點。七．市場規模：(1)東部沿海地區是中國最大的市場。2001年東部沿海地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286億元，占全國的18.72%。(2)沿海三個地區的市場規模大于其他地區。按規模大小排序，東部沿海(先于)北部沿海(先于)南部沿海。(3)北部沿海地區商業和餐飲業的規模最大。2001年北部沿海限額以上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從業人員98.9萬，占全國的20.51%。(4)大西北地區市場規模、商業和餐飲業規模最小。2001年大西北地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040億元，占全國的2.77%，不足東部沿海地區的1/7；限額以上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從業人員15.5萬，占全國的3.22%，不足北部沿海地區的1/6。八．居民購買能力：(1)城鎮居民購買能力，南部沿海地區最強，東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區依次次之，黃河中游地區最弱。2001年南部沿海地區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9510.5元，人均消費支出7255.9元；黃河中游地區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5364.7元，人均消費支出4225.5元，分別只有南部沿海地區的56.41%和58.24%。(2)農村居民購買能力，東部沿海地區最強，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區依次次之，大西北地區最弱。2001年東部沿海地區農村人均純收入4303.5元，人均消費支出3032.5元；大西北地區農村人均純收入1604.1元，人均消費支出1243.0元，分別只有東部沿海地區的37.27%和40.99%。(3)不同地區農村居民購買力之間的差別大于城鎮居民購買力之間的差別。2001年八個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方差為0.6158，小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0.9592的均方差；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的均方差為0.5530，小于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0.8916的均方差。(3)城鄉家庭典型耐用消費品擁有水平。在城鎮，彩色電視、冰箱、洗衣機等傳統耐用消費品已經普及，各地區差別不甚明顯。在農村，一些傳統耐用消費品尚未普及。就城鎮家庭而言，典型耐用消費品擁有水平最低的是大西北地區。2001年大西北地區每百戶城鎮家庭擁有電腦7.1臺，比南部沿海地區少20.4臺；擁有移動電話24.4部，比南部沿海地區少52部。就農村家庭而言，典型耐用消費品擁有水平最低的是西南地區。2001年西南地區每百戶農村家庭擁有彩電37.7臺，比南部沿海地區少39.2臺；擁有摩托車10.9部，比南部沿海地區少46.5部。九．居民生活條件指標：(1)大西北地區城鎮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積最多，2001年達31.1平方米；長江中游地區城鎮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積最少，為22.1平方米，比大西北地區少9米。(2)東北地區萬人擁有的醫療機構病床床位數最多，2001年為37張；西南地區萬人擁有的醫療機構病床床位數最少，為20張，比東北地區少17張。十．發展能力與公共服務水平1、投資和財政能力：(1)東部沿海地區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最大。2000年、2001年和2002年前8個月，東部沿海地區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占同期全國固定資產總投資的比重均高于其他地區，分別為21.29%、21.23%和22.96%；大西北地區最小，上述三個時期的比重分別為4.32%、4.54%和5.21%，比東部沿海地區小16.97、16.69和17.75個百分點。(2)以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而論，沿海三地區的投資能力強于其他地區。在沿海地區中，東部沿海地區的能力強于北部沿海地區，北部沿海地區的能力強于南部沿海地區。(3)從財政能力來看，東部沿海地區最強，地方財政收入占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21.56%，人均地方財政收入高于其他任何地區，達1239元。(4)從地方財政收入占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總額的比重來看，大西北地區能力最差，2001年其比重只有2.8%。然而，從人均財政收入的水平來看，長江中游地區最差，人均只有300元，不足東部沿海地區的1/4。(5)各地區人均財政收入均小于其人均財政支出。這說明，中央政府對各地區均有財政轉移支付。從人均水平上看，大西北地區獲得的轉移支付最多，達999元；南部沿海地區獲得的最少，為245元。2、技術開發能力：(1)專業技術人員絕對量，西南地區國有企事業單位科技人員最多。2001年西南地區國有企事業單位人員占各地區總人數的16.53%。長江中游和北部沿海地區科技人才總量也不少，南部沿海地區人才總量較少。西北地區人才總量最少，2001年比重僅為5.19%，比西南地區低11.34個百分點。可惜的是缺乏反映民營部門的科技人才分布數據。(2)專業技術人員相對水平，東北地區人才最為富裕。2001年東北地區每萬人中國有企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201.2名。其次，為大西北和東部沿海地區。人才最為匱乏的是西南地區，同年，每萬人中專業技術人員127.2名。(3)北部沿海地區投入的研究與開發費用最多。2000年其研發費用占各大區研發費用的28.87%，超過各大區總費用的1/4。東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區的投入也比較多。大西北地區的投入最少，2000年其投入只占1.53%，不足各大區總費用的1/50。(4)北部沿海、東部沿海和長江中游地區人才培養能力較強，大西北地區能力最弱。2001年北部沿海、東部沿海和長江中游地區高等院校在校學生數占全國的比重均超過了16%，大西北地區只有1.53%。在沿海地區中，南部沿海地區人才培養能力最弱。3、產業能力：(1)從工業生產能力來看，1997年東北地區采掘業生產能力最強，增加值占全國的21.18%；東部沿海地區中間投入品、消費品和資本品制造能力最強，增加值分別占全國的22.56%、23.47%和28.10%。東部沿海地區采掘業生產能力最弱，增加值只占全國的4.23%；大西北地區中間投入品、消費品和資本品制造能力最弱，增加值分別占全國的1.78%、3.12和1.17%，與制造能力最強的東部沿海地區相比均相差20個百分點以上。(2)從開發區建設情況來看，2001年北部沿海地區高新技術企業產值占全國開發區高新技術企業產值的比重最大，達28.66%；東部沿海地區高新技術企業出口占全國開發區高新技術企業出口總額的比重最高，達34.02%。4、商業聯系能力：(1)長江中游地區人員往來最為頻繁，大西北地區最為稀少。2001年長江中游地區旅客周轉量占全國的比重達18.38%，大西北地區占4.59%，前者高于后者13.79個百分點。(2)北部沿海地區貨物運輸最為繁忙，大西北地區最為冷清。2001年北部沿海地區貨物周轉量占全國的比重達30.52%，大西北地區占3.55%，前者高于后者26.97個百分點。(3)北部沿海地區交通工具最多，大西北地區最少。2001年北部沿海地區民用汽車擁有量占全國的比重達22.57%，大西北地區占4.82%，前者高于后者17.75個百分點。5、經濟活力：(1)從經濟活躍程度來看，東部沿海地區最強，2000和2001年GDP分別增長10.8%和10.3%；西南地區最弱，GDP分別增長8.2%和8.5%；前者比后者高2.6和1.8個百分點。(2)沿海三地區的經濟活躍程度強于其他地區。2000年北部沿海和東部沿海地區經濟以超過10%的速度增長；2001年三地區經濟均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八區報告”通過對東中西部、省級單位的縱橫向對比概括，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地區差距總體上呈現擴大趨勢，地區差別擴大明顯地發生在新興工業化地區與中西部之間。2006年中國沿海五六個省市GDP的總值占到了全國的50%以上。省區市之間差距的總和值也加大,說明經濟增長更趨不平衡,集中度越來越高,增速快的省區市對全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越來越大。比較八個地區的經濟社會結構指標可以發現，從改革之初到現在，在經濟欠發達地區，人均GDP的增長并未能與居民實際收入的增長同步，GDP的增長沒有及時地為當地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作出相應的貢獻。隨著國民經濟整體發展，地區差距日益擴大，城鄉差距日益擴大，不僅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而且是社會發展和社會結構的全面差距。2006年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城鎮居民收入差距達10.7倍，其中有階層因素，也有地區差距因素。發達省區內部的地區差距也開始顯現。2005年廣東省欠發達地區公務員津貼與發達地區的差距越拉越大，造成欠發達地區“人才流失”。其分析表明，地區差距已經超過了改革開放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已經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嚴重的消極影響。二.區域差距持續擴大的原因當代中國的區域發展差距，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結構的綜合差距，是一個地質地貌差異明顯的大國內部的區域差距，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區域差距，是一個轉型國家的區域差距。不宜于將中國的區域差距與單一民族狹小區域的小國發展簡單對比，也不宜于將中國與地理環境布局差別不大的大國簡單相比。區域差距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也是工業化發展不同階段的差距，是市場化激勵機制的差距。從中國區域結構差距的形成可以看出這一發展和變化軌跡。首先，中國的地區發展中的產業結構差距和發展水平差距是由中國大的地質地貌和不同區域的經濟地理區位決定的。中國大陸有占總面積18.8%的盆地及占總面積12.0%的平原。根據2004年遙感數據，大陸耕地面積為19.88億畝(132萬平方公里)，占總面積的13.8%，其中12.90億畝(85.93萬平方公里)在坡度不大于8度的平原上，耕地約占大陸115萬平方公里平原面積的3/4。基于中國的人口增長和糧食安全政策，占有平原面積75%的耕地不會轉為他用，因此中國大陸僅剩有約29萬平方公里的平原，為15億以上的人口建設城市、工商業、交通網及其他各種基礎設施之用。中國大陸低人均平原的天然限制，促使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形態趨于集約使用平原土地的區域化。中國的平原主要集中在東南部沿海一帶，工業化要求便于要素集中，便于運輸，而資本、技術、人力便于游動，地理約束就成為剛性條件。可以說，即使沒有改革開放政策，平原地區的率先發展也是必然的。國家優先發展東南部，以東南部沿海作為改革開放的特區，是適應了市場經濟經濟內在要求的必然。不顧地質地貌的差異，簡單地將中國與主要是平原和交通網的美國相比，與單一民族狹小島國的日本相比，或者是將上海與貴州的人均GDP及人均收入相比，并不能說明問題，反而會混淆問題。第二，產業布局與市場化的重疊效應擴大了區域差距。中國的市場化進程使輕工業和消費品生產結構受益大于重型產業結構。在漸進式的市場化改革中，國家先放開了消費品市場，消費品價格由市場決定，而對能源、原材料的價格實行嚴格控制。東部向中、西部高價輸出制成品，而中、西部則向東部提供廉價的能源和原材料。這種產業布局和區位分工下的市場交換決定了中、西部與東部存在著不平等交換，是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日益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上世紀80年代的產業結構調整奠定了發達地區的區域競爭優勢地位，9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和城市擴張則在產業結構基礎上促進稀缺資源跟著資本向發達地區集中，欠發達地區力圖復制改革初期發達地區那樣的工業化轉型模式已經是困難重重。中國的區域差距還受到市場分割的影響。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共同體，但從來不是一個市場共同體，中國大陸的總體經濟仍然是由許多規模并不很大的地方市場所綜合而成。經過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大陸境內大部分的經濟活動仍然主要局限于地方性的交易，長距離區域間的經濟貿易活動并不普遍。一般來說是交通一日可以抵達的300至500公里范圍之內的人口中，貧富不均或城鄉差距等問題才會直接影響到該地區的穩定與發展。因此，占中國大陸地區貧富不均2/3以上的跨省區、遠距離的貧富差距的阻隔，對當代中國社會所產生的沖擊和影響，并不如有人所說的那樣嚴重(耿慶武2005：第251頁)。由于平原主要在東部，陸路和水路交通網主要在東部，要求中西部地區按沿海地區水平和路徑實現城市化，是有空間概念但沒有地理知識的簡單理解，因為中西部客觀上沒有東部的產業結構和就業能力，片面理解的城市化最簡單的就是驅趕農村人口，結果是造城毀地、破壞資源，剝奪占用農民土地，激化社會矛盾。第三，以投資為動力推動的工業化拉大了地區差距。日本在工業化進程中有一個從勞動追逐資本到資本追逐勞動的轉換，中國農村勞動力的供在于求使這一轉換點在近期還難以出現。就投資而言，東部地區的外貿和外資方面處于絕對優勢地位，中西部基本處于“荒蕪”狀態。2000年底，西部12省區的外商直接投資（FDI）累計為181.22億美元，只占全國各省累計數的5.24%，而廣東省2000年當年外商投資額就達112.81億美元。從人均外商直接投資來看，西部地區12個省區市中，除廣西（11.69美元）、重慶（7.91美元）、陜西（8.3美元）、四川（5.25美元）之外，其他省區的人均外商直接投資均在5美元以下，比全國人均32.16美元要低得多。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不平衡。東部地區體制與國際接軌，中西部地區明顯存在較強的“路徑依存”約束，在所有制結構和產業結構上均表現得非常突出，產業結構調整緩慢。投資結構和規模決定了對要素的吸納能力和產出能力。由于累積性因果關系作用，資本、勞動力和企業家會一起流向收益較高的地區，貿易也給這個地區帶來收益，其結果是發達地區發展更快。落后地區與東部經濟增長水平差距進一步拉大。第四，現在的區域差距格局還是政策傾向導致的結果。優先東南部沿海地區發展的特區政策，為中心城市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區域壁壘政策、全國統一標準的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的限制政策，對稀缺資源輸出地缺乏優惠和補償的要素價格政策，這四組政策的有機組合對區域發展現在格局的形成和區域發展差距持續擴大有顯著影響。制度創新資源配置不均、政策受益和受損不均、不同級別的競爭、逆向的“邊際效益”是加劇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控制點。地區開發的制度創新和差別性的地區開放政策。特區政策使東南部沿海地區發展獲得先機，使這些地區率先對處市場化，對外引進投資和技術，對內引進廉價勞動力，加上政策特許，在全國市場化之前完成了工業化，確定了產業結構升級的區域優勢地位，利用這樣的政策先機，東南部沿海地區率先實現了從魚米之鄉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雖然特區政策在全國性市場機制確立后效用已經不再明顯，但領先一步占據增長極的中心位置形成的地位優勢已經是后來者難以取代的，即使是經濟輻射的擴散效應惠及邊緣地區，也只是核心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衍生物，只能強化增長極的中心地位。區域壁壘政策。資源要素流動存在著地區壁壘。欠發達地區的收入落后、公共服務落后、人口完整意義上的轉移滯后，有利于發達地區在在選擇資源上居于優勢地位，同時也制約了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機會。欠發達地區資源流出但當地又缺乏資源價格談判能力，也使欠發達地區和邊緣地區喪失了僅有的利用稀缺資源提高區域競爭能力的發展機會[7]。產出地對于要素價格缺乏市場談判能力，資源輸出給產出地的利益微薄。資源輸出地區得到的利益補償不但數量少，而且不規范。全國綜一標準的資源環境保護政策。由于處于產業結構發展的不同階段對環境的壓力不同，同樣的政策對于后續發展的地區極為不利，對發達地區是“去尾”，對欠發達地區是“斬首”。這實際上剝奪了欠發達地區追趕的機會。環境保護政策在不同時期標準的調整對于先行者對資源破壞和環境污染沒有追究力，實際上也造成了區域發展在不同時間相同階段過渡時期的不平等。第五，在區域中心增長極位置不變條件下，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促進農村發展，增加農民收入，都對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有顯著作用。上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開放政策迅速縮小了地區收入差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制度創新讓偏重農業的中西部獲得了實惠。這一時期的地區差距縮小主要來源于農業生產率的提高。1985－1989年期間區域結構變化有兩個特點：一是直轄市與其他地區的收入差距縮小，原因在于雖然農業改革的作用發揮漸少，但直轄市以外的輕工業迅速發展在此時期內彌合了與大都市工業化程度的差距，特別是鄉鎮企業為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起了支撐和促進作用。上世紀90年代以后地區差距擴大與農村鄉鎮企業的衰落有直接關系。長期以來城市對農民工有就業需求但沒有納入的規劃，增加了農民收入，但以擴大了區域差距，而且使農村發展規劃處于巨大的不確定性之中。第六，公共服務水平區域之間差距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也是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從反映生活質量狀況和基本公共品保障程度的指標看也有明顯的區域差距，生活電力消費量，東部地區（剔除京津滬等不可比城市）比中西部地區人均生活用電高出6倍多，人均初級教育費支出高出3倍多。在社會保障、醫療服務、基層教育方面，地區之間也存在巨大的差距。區域差距過分拉大對中國社會協調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現代產業從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的梯度轉移艱難；區域間的互動在制度供給與市場能力方面存在雙重的機會不平等；區域之間過度競爭遏制了區域合作；區域間的社會經濟矛盾日益突顯。三.將階層結構演變納入統籌區域發展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包括“統籌區域發展”在內的五個統籌，標志著我國區域經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由非均衡發展向均衡發展轉型，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均衡發展戰略是指不同區域之間或區域內部主要產業之間保持相對平衡發展比例關系的重大舉措，它要求資源配置合理化、經濟布局科學化、收入分配公平化。促進區域間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實現各地區共同發展、共同富裕，確保各地區同步進入全面小康社會。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區域間的互動在制度供給與市場能力方面存在雙重的機會不平等；區域之間過度競爭遏制了區域合作；區域間的社會經濟矛盾日益突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家分析了中國區域發展的趨勢，認為在未來20年中，地區發展差距仍將呈擴大之勢，但采取積極有效的政策措施能夠減緩差距擴大的速度。要打通理想目標和社會現實之間的阻隔，就需要統籌區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將社會階層結構納入視野。第一，中國區域不平衡發展是中國發展的一個基本特征，決定了階層結構調整受到區域發展異質性的影響。對中國區域發展歷史和現狀的認識，有助于使我們從對發達國家社會結構變遷的輪廓化借鑒，逐步聚焦成為類似于施工圖紙般的清晰認識，提供了對轉型時期中國區域社會結構調整的整體把握。對于中國社會階層分布的抽樣調查，也應當將這種整體把握作為抽樣依據。發達國家實現社會轉型的一般規律和發展階段只是參照，重要的還是要立足于了解本土社會發展的現實基礎和約束條件。可以說，區域不均衡發展是中國轉型社會和實現現代化的一個基本特色[8]。協調區域發展只能對不均衡發展的支持條件和約束條件進一步細化分析，剔除不可控因素，對可控因素進行監控和調整，使區域發展差距限定在合理即社會各個階層可以接受并認同的范圍之內。第二，區域發展戰略涉及國家和地區兩個層次，國家層次的更為重要。市場經濟國家一般對國內發展什么產業并不干預，但卻普遍注重區域調控。區域間的自然地理條件、自然稟賦、人文歷史背景是不可以選擇的變量，可以改變的是人的選擇與政策選擇。重視協調地區差別。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這是國家主體的責任。一是轉移支付。二是公平的勞動力市場，保護流動工人的權益。三是資源談判，注意區域間要素市場價格的形成，各個區域要有對等的談判地位。四是在區域定位后，要有相應的發展政策。如果放任區域之間進行“新古典過程”，只會進一步拉大區域差距。中央政府在促進區域發展方面具有發揮作用的巨大空間，包括提供跨區域的基礎設施、引導區域合理分工、促進區域合作、支持落后地區提高公共產品供給能力、鼓勵發達地區帶動欠發達地區發展等。政府可以通過制定和實施發展規劃，引導要素向區域政策的目標區域轉移；也可以運用財政轉移支付等手段，支持區域政策目標區域的社會事業發展。政府協調的內容包括，1，促進資本向落后地區流動。政府投資落后地區的基礎教育和職業性培訓是必要的。2，促進信息在先進地區與落后地區之間流動。政府投資設置信息交流機構，就可以彌補市場中信息不完全問題，減少風險和不確定性。3，促進技術向落后地區流動。4，促進生產資料在地區間流動。要改變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的不等價交換關系。5，政府應謹慎地處理勞動力流動問題。跨地域的勞動力流動固然可以增加務工收入，但是純粹的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也有問題，關鍵是政府要注意勞動力流動的個人預期和區域差別條件。大規模的移民潮的流動狀態和在發達地區沉淀狀態都會造成嚴重問題，政府對此要有預期和解決的方案。西方發達國家近年來也改變了過去“把勞力引向工作”(bringpeopletojobs)的作法，代之以“把工作帶給勞工和社區”(bringjobstopeopleandcommunity)的戰略。協調區域結構的關鍵在于，公共政策設計要顧及欠發達地區的現實條件，扭轉機會分配結構失衡的格局，確立區域間的平等市場地位，培育欠發達地區的發展能力。第三，注意區域的資源承載力，跨區域大規模調動資源要特別慎重。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對一個地區資源的尊重，是對這個地區人類存在的歷史和現實狀態的尊重。如果基于服務中心城市的意愿隨意調撥其他地區各種資源向中心城市集中，會使各區域資源承載力的約束信號失真，造成城市中心地區濫用和浪費資源，資源輸出地則失去了發展機會及潛在優勢。在市場配置資源，要素流動的開放背景下，要落實對欠發達地區的資源價格補償。第四，強調區域權益和區域能力建設。協調區域結構的關鍵在于，公共政策設計要顧及欠發達地區的現實條件，扭轉機會分配結構失衡的格局，確立區域間的平等市場地位，培育欠發達地區的發展能力。需要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來平衡地區差距，更需要地區的發展能力建設。根據現在的產業結構布局、城市化發展方向和區域市場分割狀態，未來中國的區域發展格局很可能是以八至九個“大都市經濟圈”為增長極的多元化、分頭并進的區域經濟增長，中國的社會結構調整也會以九個增長極為中心來調整，并伴有跨區域的勞動力和生產要素流動。轉型社會的一個測量維度就是成員社會地位由先賦性向獲致性轉變。結合區域發展角度看，這只是一個必要條件，個人社會地位上升不是僅靠個人努力的獲致因素就能夠完全解釋的，最終還受到區域市場的制約。由于區域發展階段的異質性和制約條件不同，各地區階層的演變不是對于現代化國家階層比例的簡單模仿，社會階層結構在發展進程中的演變也不是簡單的同比同構增長和線性擴張的復制過程。這決定了不同地區的階層規模和比例不同，階層關系也會有所不同。第五，建立科學的區域發展評價體系，建立對區域發展程度有敏感、有彈性的區域發展調控政策。強化空間均衡的理念。必須轉變只重視產業均衡，不重視空間均衡的規劃編制理念。所謂空間均衡，就是要促進人口與經濟的分布在各個區域之間要均衡，并與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相適應。我國城鄉和地區發展失衡、空間開發無序導致的空間結構失衡已十分嚴重。“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中，中國首次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主體功能區。注意到了區域的功能互補和發展的異質性。進一步的工作就是對十一五規劃提出的四類主體功能區要明確各自的階層結構和階層關系。第六，促進公共服務的地區的均衡化。如果說經濟發展指數更多地體現了效率訴求，那么社會發展的核心價值應該在于公平、公正。“社會發展落后于經濟發展”顯然體現了發展過程中效率訴求與公正原則的失衡。正因為過去政府對經濟效率、對DGP貢獻更看重一些，而旨在促進社會公正的制度性安排跟不上經濟發展步伐，社會失衡的問題不斷壓積下來，成了制約當前社會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基本公共服務包括：基礎教育、郵政電訊、水電道路、垃圾處理、文娛設施等。發達國家政府往往用財政平等化的方式來為各地區居民提供大致相當的基本公共服務，從而消除地區發展程度的差異在這些方面的影響。基礎設施有很強的經濟外部性(externalities)，私人資本一般不愿進引投資，更不要說是投資于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而沒有必要的基礎設施，外來投資是不會流入的。政府出面提供基礎設施有利于打破這個惡性循環。地區差距通常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和公共服務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現實中我們往往過多強調前者，以致出現開發投入巨大而居民生活改善緩慢的情形。《十一五規劃綱要》明確地提出了我們要縮小的是“城鄉、區域間公共服務、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提供公共產品服務是政府的基本職能，政府通過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等公共財政工具，可以實現地區之間的均等化。解決我國地區間、城鄉間的發展差距，也應當將公共服務水平的均等化放在首位，要加大國家對中西部地區及廣大鄉村的財政轉移支付，盡快使那里的教育文化、醫療衛生、道路交通、公共設施等向東部看齊，讓居住在國家不同地區的人民都能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務，分享國家快速發展帶來的成果和實惠，這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第七，在區域中心增長極位置不變條件下，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促進農村發展，增加農民收入，都對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有顯著作用。中國現在階層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減少農民，為農民提供進入非農產業的選擇機會，提高農業生產的現代化水平和規模經營程度。統籌區域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在保障農民基本權益和一段時期內可以雙向選擇的前提下，將現在的農村勞動力流動外出務工轉變為就業性質的跨區域移民。加快城市化進程的本質是要使全體國民享受現代城市的一切城市化成果并實現生活方式、生活觀念、文化教育素質等的轉變。其技術指標就是要帶動城市以就業為核心的容納相應的人口。在此基礎上才有可以設計和建設新農村，新農村也才會有穩定的服務對象和承載的主體。與此相應的還要促進企業流向欠發達地區，變勞動力追逐資本為資本追逐勞動力。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對于農民、農業、農民的優惠政策和制度設計都有可以有效地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協調當代中國的階層矛盾應當從能夠最大程度削減不公平程度的方面入手，解決中部地區農業人口大省的問題比解決西部貧困問題更為重要，能夠更有效地協調中國社會整體的階層利益關系。參考文獻：［美］愛德華.W.蘇賈：《后現代地理學》，商務印書館2004邊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結構壁壘、體制轉型與地位資源含量”，《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樊勝根、張林秀、張曉波（2002）：經濟增長、地區差距與貧困—中國農村公共投資研究，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ISBN7-109-07495耿慶武：《中國不平衡經濟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胡曉鵬：《不平衡增長格局下中國區域產業發展的實證研究》，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李培林李強孫立平：《中國社會分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李善同等：“中國大陸，劃分八大社會經濟區域”，《上海證券報》2003年4月2日陸大道薛鳳旋：《1997中國區域發展報告》，商務印書館1997魏后凱：“十一五”時期中國區域政策的調整方向，學習與探索2006年第1期張敦福：《區域發展模式的社會學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周曉虹：《全球中產階級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合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合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章國榮等：“我國區域發展差距的實證分析”，《中國國情國力》，2004年第9期。[1]本文所探討的區域是指中國大陸，不包括臺灣、香港和澳門地區。[2]相關的數據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結構課題組，中國人民大學階層結構課題組的數據，也有安徽、深圳的區域社會階層結構課題組的研究資料。從經濟學角度研究收入分配的李實課題組的資料。此引用還可以進一步細化。[3]城鄉差距與區域差距的綜合解釋力不是二者解釋力的算術和，事實上二者有明顯的疊加作用。[4]整合性地區是指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相對完整的的“中心-邊緣”關系的區域單位。地級市以下的行政區域通常不具備這樣的特征。[5]2002年以后一系列區域統籌協調政策開始實施。[6]“中國大陸，劃分八大社會經濟區域”，李善同、侯永志、劉勇、馮杰、陳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報告，2006年11月。[7]“民族地區干群呼吁落實資源補償”，新華網北京12月27日電（記者楊維漢鄭瑋娜）[8]這里的不均衡發展是研究“中心－邊緣”關系體系中不同性質地區發展特征使用的學術分析概念，“統籌區域發展”所講的均衡發展戰略則是指保持平衡的比例關系，注意這兩個概念的聯系和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