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思政教育性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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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較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性質的內涵澄明

學科性質指謂的是一門學科自身固有的特質，是關涉其存在發展的始基性問題，這一問題的基礎性決定了理解、觀照以及反思學科的根本出發點，成為自身合法性獲得與學科意識確立的前提和依據。對學科性質問題的思考包含著三重向度：研究論域、方法論原則和價值立場。就內在性而言，一門學科所具有的獨特的問題領域和研究對象，規定其關于自身的理解與研究方法的選擇，是能夠與其他學科區分，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的根據。比較思想政治教育應當葆有“學科自覺”與“理論自信”，不斷反思和創新學科的思想主題、價值取向和研究方法，建構其理論范式。同其他學科一樣，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礎理論研究，始終致力于關于研究領域、客體和對象等問題的深切思考。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對象及其理論建構是否具有合理性，能否揭示人類性的思想道德狀況及其發展的客觀規律，并在此基礎上建構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態，是學科發展的根本立足點。比較思想政治教育歸屬于思想政治教育，在思維方式和解釋原則上具有內在一致性，特點在于以跨時空的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為研究對象，是世界歷史時代關于政治教化與人文養成的地方性知識。比較思想政治教育內蘊著描述性、規范性和反思性三重屬性，不僅是一種科學化的知識體系和理論方法，而且在深層葆有著德性修養與境界提升的倫理向度。社會成員通過比較思想政治教育實踐，能夠更好地堅守信仰、規范行為和提升人格，不斷求真、向善、尚美，進而實現對主流價值觀念的認同和踐履。價值立場的問題是同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目的性相關聯的，指研究者在實踐活動中對目標選擇、價值判斷和理想追求等方面的主觀取向，制約著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也決定了對不同思想觀點的評價原則和尺度。當代的比較思想政治教育，要立足于中國社會轉型的時代境遇，發揮主體的創造性力量，探索有效的實踐方式以實現人與社會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價值目標。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下位學科，比較思想政治教育體現著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理論特性，即“一定的階級、政黨、社會群體用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對其成員施加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影響，使他們形成符合一定社會、一定階級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會實踐活動”［1］。因此，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不同于一般性人文社會科學，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決定其不能采取價值無涉的研究立場，研究主體與客體都要受到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的制約。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應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秉持中國式的問題意識與價值關懷，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念為思想行為的評價原則和價值尺度，運用多種思想方法實現主流意識形態的“入腦入心”、“知行合一”。一門學科選取怎樣的方法，取決于它試圖回答的問題。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目的在于，通過比較的方式探尋不同國家的德育觀念與實踐，通達不同民族的文化傳統與價值理念，以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比較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為價值旨歸。價值認同是一個自我反思的過程，同時又是一個互動過程，只有在比較和對話的意義上，才能獲得本民族文化的自我覺解。以開放的心態尊重異質文化的獨特性，承認他者作為思想共和國成員的平等身份，既堅持“各美其美”的文化自信，又不失卻“美美與共”的價值理想。由此可見，“‘比較’，并不是一般方法上的比較，它是一種觀念，一種國際教育觀念；是一種意識，一種全球意識；是一種超越，一種對本國教育的超越。‘比較’也是教育研究者的一種基本立場，一種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基本立場”［2］。

二、比較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性質的研究檢視

比較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性質的當代解讀，不能脫離對其自身思想淵源與觀念流變的歷史梳理。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對象是什么，它具有何種思想特質與理論品格，其學科內蘊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世界性與民族性、歷史性與時代性之間的辯證關系如何？縱觀近20年來比較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發展歷程，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多重面向的，呈現為“問題意識”統領下的“對象層面”探索、“應用取向”主導下的“功能價值”研究和“主體間性”視域中的“可對話性”機制。在此，基于對國內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的文本詮釋，概括為以下三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一是“規律趨勢說”，強調比較思想政治教育應當葆有一般性與個別性之間的張力，旨在綜合不同國家關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從總體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發展的成就與趨勢。學者們普遍認為，“比較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比較世界各國的思想政治教育為研究對象，著力揭示當代世界各國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與特殊規律，判明思想政治教育發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關系，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發展趨勢的一門教育學科”［3］。這種研究取向認為，比較思想政治教育不僅是對人類德育實踐的現象性描述，還有對于未來發展的預測性探索；不僅要弄清世界各國的思想政治教育狀況，而且要深入探討這些現象之間的內在關聯，及其對我國學科建設帶來的可能影響，進而通過多元文化互動豐富并推進比較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發展。二是“經驗借鑒說”，凸顯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價值，在理論和實踐的雙重維度，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和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史等相關學科提供其他國家的比較經驗，使這些學科具有全球視野，從而為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發展提供思想資源和方法啟示。有學者認為，“比較思想政治教育學主要研究世界各國或地區的思想政治教育現象的各方面，探索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經驗和發展路徑，從而明確可借鑒的內容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規律”［4］。比較研究不只在客觀上促成了國外道德理論在我國的廣泛傳播，它也成為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目標實現和思想功能發揮的一個必要條件，“思想政治教育比較研究的目的是在比較中拓展視野、發現問題、切準規律、服務現實”［5］。比較思想政治教育反映了當今社會對思想政治教育創新的時代要求，拓展了傳統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視野，在準確把握人類思想道德實踐的經驗規律基礎上，為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發展提供觀念示范和方法參照。三是“視野開拓說”，超越“古今”、“中外”、“我他”等兩極對立思維方式，在主體間性的交往實踐中，傳遞價值觀念，彼此互動交互理解。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化，當代比較思想政治教育既研究世界上不同時期、地域和國度推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經驗，也探討在文化多元條件下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傳統之間的“對話”機制。有學者提出，“比較德育是將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背景的德育進行比較研究”［6］。全球化的時空壓縮效應，能夠為中國社會轉型提供來自早發現代性國家思想道德領域的建設經驗，成為喚醒中國現代性文化自覺的推動力量。對于那些來自不同文化傳統、多元方法論取向的思想觀點，以期通過反思性重構而相互學習，為協同合作解決時代性和人類性的意義危機、傳統失落、個體疏離以及人際冷漠等思想政治教育問題做出建設性貢獻。上述關于學科性質的回顧與反思，顯明了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致思路向，再現了比較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建設的發展脈絡，凸顯了比較思想政治教育領域的研究取向，呈現為從“知識引介”到“經驗借鑒”再到“時空在場”的研究意識轉換，彰顯出研究者的主體意識與理論自覺，以及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時代觀念與現實關切。學科的規范化發展依賴于學術共同體的協同努力，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當代建構應積極轉換思維，在視域融合中尋求多元價值理念的深層認同，確立新型的比較思想政治教育觀。

三、比較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性質的當代思考

正如“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問題需要深刻反思一樣，“比較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門怎樣的學問？如何推進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學科建設？”同樣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從對比較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合法性的論爭到對學科性質問題的探求；從對前蘇聯教育模式的尊崇到當代多元文化樣態的共生；從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研讀到對西方道德理論的闡釋，形成了欣欣向榮、成果卓著的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文化景觀。面對古今中外各種形態的思想主張競相博弈的理論境遇，如何確立文化自覺、理論自信以及思想自我，運用自身的思考與智慧，比較、確證并踐履有益于中華民族時展和偉大復興的理論形態，需要我們與時俱進地進行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觀念轉換與范式創新。

（一）明晰“實踐性建構”的研究對象

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是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間，以政治觀點、思想觀念和道德規范的生產、傳播和踐履為內容，追求人與社會的共同發展為價值旨歸的交往實踐活動，具有思想啟蒙、政治教化和人格培育的精神價值。政治教化與價值傳承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研究主題，承擔著激發道德自覺，提升精神境界，培養理想人格，維系社會整合的功能。“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思想政治教育實踐使主流意識形態內化為受教育者自身的理論素養，外化為合乎規范的行為方式，提升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自覺性，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時代化、實踐化和大眾化。比較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即是一種政治性、社會性和文化性的道德實踐活動，是主體客體化與客體主體化的辯證統一，體現了目的性訴求與現實性訴求之間的彼此融合。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場域是由多元文化主體交互作用的實踐邏輯，是思想情感、道德體驗和歷史經驗的統合。通過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政治觀念、歷史傳統和文化價值形塑著人的現實生活世界，實現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間的“視域融合”。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視域不再是孤立和封閉的，是共識性理解在實踐中進行的交流，不僅是歷時性的，而且是共時性的。在視域融合中，歷史與當下、客體與主體、他者與自我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使對象世界按照共同體的理想重新安排，成為屬人的存在方式。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論視域，它的提出傳達了一種新的觀念，比較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的不是一種外在于人的外部世界的中立知識，而是對人在世生存的價值關懷，是內生于人的整個社會化進程之中的。在工具理性為世界祛魅的后形而上學時代，人類共同遭遇著“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資本邏輯宰制下“物的體系”對人的本真價值的壓抑；社會成員的心理與行為的單向度；精神上的自我放逐與自我矮化，以及普遍充斥著的“侈談理想、拒絕崇高”等成為時代的精神癥候。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時代使命，“激勵人、凝聚人、鼓舞人，形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同精神力量”［7］。當代中國的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應當緊密圍繞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這一時代命題，吸收借鑒他者的有益經驗，創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與載體，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理論詮釋與行為示范。依循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性品格，著力探索不離倫常日用的教育方式和途徑，化生出理論與實踐融會貫通的“日常生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論體系。

（二）秉持“思想自我”的研究立場

多元現代性境遇下的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不免會涉及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社會責任與個體權利、視域融合與學科邊界等兩難選擇。盡管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基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歷史傳統和智識傾向中，但是，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主體和思想主題卻不能彼此代替、相互移植。每個真正的思想主體只能通過個性化的方式去反思和解決自身所處時代的真實問題，以民族性的方式實現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人類性、世界性和歷史性。建設中國特色的比較思想政治教育，應當“從中國國情、時代特征和中國實際問題的特殊性出發，運用中國特有的視角和方法，秉承中國特有的思維傳統，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結論和實踐路徑”［8］。在這一根本價值立場的主導下，需要超越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確立研究立場上的“思想自我”，以主體性的價值關切、全球性的理論視野，形成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中國范式。此種“思想自我”不是狹隘的民粹觀念，而是對民族歷史和文化傳統的自覺意識，以便我們更清醒地認識到中華民族的信念、信仰和追求的價值屬性。“思想自我”的研究立場主要包含以下思想要義：第一，研究的主體性，明確比較研究的根本要旨在于創新當代中國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論體系，形成中國特色的比較思想政治教育學科范式，而非某種外國理論在中國的復制與傳播；第二，研究的自覺性，主動汲取可借鑒性的域外經驗，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形成的本土思想政治教育活動進行觀念創新與理論提升，實現傳統與現代，中華文化、西方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內在融契；第三，研究的針對性，比較思想政治教育不僅是理論性的研究更是創造性的實踐，應當為社會成員確立某種行為規范，為解決思想道德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提供實效性對策。堅守當代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自我”，不僅體現在研究對象選取上更加注重本土問題的考察和分析，同時也要確立起對研究方式本身的理論自覺。因而，比較思想政治教育本土化的價值正在于形成了一套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理論態度和研究方式，并在研究中力圖避免陷入“普世主義”的思想誤區。面對思想政治教育領域中存在的各種外國政治學說和道德理論時，應自覺摒棄“價值無涉”的“中立說”和“中體西用”的“獨斷論”這兩種研究路徑，客觀地審視其深層的價值取向和政治動因，歷史地理解其提出的時代語境和思想價值，避免研究中的泛意識形態化的教條主義、唯學院化的抽象主義和趨世俗化的功用主義，抱持“建設性”的批判精神，探索和創造真正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比較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態。

（三）確立“類型學”的研究方法

“比較思想政治教育”不等于“思想政治教育在比較”，它們是兩個“家族相似”而差別迥異的概念，實質在于如何理解作為思想觀念而非具體方法的“比較”概念。比較研究的前提正是被比較對象間的異質性，如何反思性地把握其內在的思想差異，并在更具歷史感的文化傳統中把握兩者的內在關系，具有建設性意義和創造性價值。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當代視野正是在將“比較”從操作層面提升為觀念層面的過程中產生的，使得比較不僅具有方法論的向度更葆有本體論的意蘊。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論根據在于如何以一種科學的方法基礎來分析不同意識形態、思想傳統和價值取向的思想政治教育說，“比較”的不是對象性的客體，而是使比較研究得以成立的那種內在性建構原則。馬克斯•韋伯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一書中，確立其不同于規范學科的科學方法論，“它是指理論上被設想出來的主觀意義的純粹類型，這種主觀意義被歸之于給定的行動類型中假設的活動者。在任何情況下，它都不是指某種客觀意義上的‘正確’意義，或某種形而上學意義上的‘真實’意義”［9］。類型學的方法是出于研究的需要而預設的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型，探討制約不同范型的政治觀念和文化傳統，以及道德和意識形態的本質。這種類型學方法將思想政治教育視作人類歷史的文化表征，在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現實生活和文化觀念的演進歷程中把握道德教育的根源和本質。由此出發，形成了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論思想，既符合后實證主義的科學性，又具有不可量化的思想和文化價值。具體的道德理論總是被嵌入進更廣闊深厚的文化傳統中，將類型學的分析引進比較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研究，能夠懸擱紛繁復雜的觀點學說，從構成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模式中，從決定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出發點的政治導向中，從國家、社會和個人的關系中，來尋求不同思想政治教育說的合理性解釋。對于跨民族、跨地域和跨文化的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傳統，可以根據其對所處共同體整合和價值觀傳承的作用機制進行比較。東西方社會的結構形態與文化觀念雖則差別較大，但兩者在追求秩序和諧與人格養成的訴求上具有一致性，故而，源自德性傳統的君子之道同城邦政治的公民教育具有比較的可能性。在此意義上講，比較思想政治教育應注重開展歷史性、文化性和民族性的研究，超越對具體現象的經驗描述進入到對價值層面的意義覺解，洞悉各種道德學說內隱的文化觀念和制度規約。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由于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社會交往的相互作用，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比較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獲得了現實的可通約性。任何一門學科的建設與發展，都需要經歷從目光外投到立足本土，最終超越單一視界成為一門兼具“本土意識與世界眼光”的成熟學科的發展歷程。相對于人類實踐活動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也日趨開放和多元，通過地方性知識與全球文化的雙向互構，實現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的“全球本土化”與“本土全球化”。只有深刻把握世界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趨向，我們才能在未來建構出既適應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又在世界學術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并能為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作出獨特貢獻的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形態。（本文來自于《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雜志。《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雜志簡介詳見.）

作者：曲波工作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