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路徑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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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 全面依法治國 大學生法律素養 培育路徑

一、大學生法律素養調查研究的必要性及法律素養教育的重要意義

1.大學生法律素養調查研究的必要性。

2014年10月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上，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其中一個“全面”便是全面依法治國。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大學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人才基礎，也是實現中國夢的中堅力量，大學生法治意識水平的高低，對全社會法治意識的提高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事業有深遠的影響。

2.法律素養教育的重要意義。

（1）國家層面：大學生是國家建設的生力軍，是中國社會走向法治的希望，提高大學生的法律素養有利于國家富強穩定。

（2）經濟層面：大學生同樣是經濟建設的生力軍，大學生的法律修養對市場經濟有秩序地運轉至關重要。具有良好法律素養的大學生可以靈活運用法律知識，合法創造出更大的經濟價值。

（3）社會層面：在現代社會，維護合法權益最重要的武器是法律。因此，良好的法律修養對于大學生維護個人合法權益和促進社會和諧有著重要的價值。

大學生終會成為社會的主力軍，世界的未來是他們的，而他們的行為為大眾所關注，因此培養大學生法律素質，并采用有效、正確的方法加以引導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二、大學生法律素養的內涵及特點

大學生具備的法律素養是指，除了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識外，還包括對專業法律知識的熟識，良好的法律行為習慣的養成，甚至更嚴密的法律邏輯思維能力及較強的法律實踐和運用能力的具備。

大學生法律素養具備的特點有：

1.學法熱情高，但對法律的整體認識不足，法律意識淡薄。

隨著大學生知識儲備的增加，他們對法律的學習熱情不斷增加。盡管大學生法律意識有所提高，但仍較為薄弱。

2.守法護法觀念明確，卻“知”、“行”脫節。

法律一旦形成，就具有極大的穩定性和公正性，具有最高的權威。任何個人和社會集團都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法律權利至高無上。盡管如此，大學生處理實際法律問題時能力低下。據調查了解，不少大學生是知道法律條規的，但是真正面對實際問題時卻無從下手，無法正確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知”而不懂“行”，最終不“行”。

三、我國大學生法律素養現狀及原因分析

1.我國大學生法律素養現狀。

大學生法律知識不足，法律觀念比較模糊，法律素養不高。作為先進文化知識學習者和掌握者的大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內容仍然是專業課，對于法律知識，卻涉及很少（法律專業除外）。在校期間大學生獲取法律知識的途徑有限，其中最主要途徑是大學一年級時開設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通過對這門課程的學習能了解一些比較貼近生活的法律規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法律意識，但是就其對法律的了解程度來說，學生仍一知半解，不能很好地掌握相關理論和精髓，因此很難樹立法律觀念。

此外，大多數大學生守法護法觀念明確，卻“知”、“行”脫節。尤其當情與法、理與法沖突r，他們便束手無措了。在調查“權利與義務關系”時，有79%的學生認為“權利是第一位的”，說明大學生已經有很強的權利意識。這些數據顯示相當部分大學生是知道法律條規的，但是真正面對實際問題時卻無從下手，無法正確運用法律武器，不能正確認識到法律的重要性和嚴肅性。

2.當前在校大學生法律意識狀況的形成原因。

大學生正處于人生觀、價值觀從逐漸形成到逐漸走向成熟的重要階段，其本身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法律意識形成原因如下：

（1）當代大學生心理發展尚未成熟：在校大學生處于生長發育最關鍵的階段，在心理方面不斷走向成熟，但不算是完全成熟，他們往往自控力不強、心理承受能力較差、性格敏感沖動、精力比較旺盛。而且在校大學生大多是“90后”的獨生子女，從小受到長輩的過分寵愛，性格通常比較自我，這些學生無論是在家庭，還是在學校，都沒有接受過完善的法制教育，所以，他們遭遇學習、感情及工作上的困難時，會因為無法承受而做出過激的行為，輕者給自己帶來損失，重者還會傷害其他人。

（2）學校法制教育的缺失：在應試教育模式之下，在小學及中學階段，學校看重的只是學生的成績，卻不看重法律素養的培養。高等院校雖然在法制教育方面加大了力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還是有不足之處。現階段，各個高等院校還是很重視專業發展、學科建設及科研成就，對法制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夠。目前，非法律專業的學生只有《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這門課程與法律有關，但僅這門課是很難學到全面的法律知識，更不可能培養法律素養。

（3）現實生活中某些不良社會因素的潛在影響：當今社會是信息化時代，網絡信息良莠不齊，不正確的價值觀及社會觀影響著一些大學生的意識。

四、大學生法律素養培育路徑的現狀及存在問題

1.大學生法制教育課程設置不合理。

（1）法制教育課時安排略少：當前，我國大學生法制教育課程課時安排普遍較少，大一學生大概是每周兩節，而大學二年級至四年級學生卻沒有必修的法制教育課程（除法律專業外）。法制教育課程安排少，供大學生學習法律知識的機會更少，大學生學習法律知識的積極性不能被調動起來。

（2）法制教育內容缺乏時代性：高校法制教育內容制定得適當與否直接關系學生吸收知識的效果。高校在對大學生實施法制教育時，要體現時代的要求，要根據教育對象的特點，有重點、有選擇地確定課程內容。目前，我國高校對大學生進行法制教育的主要渠道是法律基礎課教學，《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學內容直接體現大學生法制教育內容。這本書有三大特點：一是知識性;二是宏觀性;三是法學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就是一部各類法學教材的縮寫本，是高校現行法制教育教學主渠道和教學內容。高校大學生法制教育內容應該盡可能具體，具有導向性和具體性，讓大學生充分理解所學法律知識。

（3）法制教育的形式方法不具多樣性：高校實現法制教育目標的教育途徑的恰當與否將直接影響教育效果實現。我們對大學生法制教育曾總結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如進行形勢和政策教育、傳統教育、開展正反兩方面的對比等。時至今日，這些方式方法仍然可用。但是，面對新時期的新要求，法制教育必須創新。目前，大學生法制教育采取的教學方法還是傳統的填鴨式課堂教學模式，用灌輸方法作為傳授法制教育知識的唯一手段和方式。這樣的教學模式不易調動起大學生學習和探索法律知識的興趣。此外這樣的教學模式不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使學生失去參加社會實踐，將學到的知識運用到實際生活中的機會。這種教學模式已不能適應新時期的新要求。

2.大學生法制教育師資力量薄弱。

擁有一支高素質的師資隊伍是大學生法制教育取得實效、達到預期效果的根本保證。但目前，我國高校法制教育師資隊伍還有待完善，主要存在以下兩方面問題：師資隊伍的專業性不強、教師對法制教育課程缺乏重視。大多高校還沒有一支擁有完備法律知識，既能從事法律理論教學，又有一定法律實踐能力的高素質的教師團隊，缺少對高校大學生的法律學習和法律實踐過程的科學指導;學校很少聘請司法、公安等部門的法律工作者擔任兼職教師，將他們豐富、鮮活的法律實踐經驗傳授給大學生。

3.高校法制教育氛圍不濃厚。

從學校角度來說，配合課程法制教學，高校要營造高品位、高質量的校園文化，營造積極向上的法制氛圍。學校要嚴明校風校紀，各項工作的開展要按章辦事，發揮制度的約束和導向功能，打造公正、民主的工作氛圍;要科學引導學生看待社會存在的法律問題，樹立對法律的權威和對法治社會的信心;要利用多個教育平臺和多樣的媒介載體，開展豐富多彩的法制宣傳活動，通過春風化雨的法律文化的熏陶，真正讓法制理念深入人心。

五、提升大學生法律素養的對策及有關法律素養培養路徑的建議

1.學校層面。

（1）改變傳統教育觀念與方法：中國大學實行的學分制度，使得一些學生學習相關法律知識主要是為了混學分，來上課也只是走馬觀花。因此教育工作者應該努力破除就業至上的評價體系，建立知識與素養并舉的評價體系，高度重視包括法律在內的各種素養的培養和提高。在法律教育內容的安排上不可以將其與其他課程孤立起來，要使其與哲學、史學及其他人文和自然學科融合起來，不僅能全面提高學生的整體素質，同時改變傳統填鴨式教學，為其增色不少，引起學生的興趣，進而讓更多學生樂于了解與法律相關的知識，變被動為主動。

（2）在教學方法上要有創新：法律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沒有經過法律實踐是無法真正學好法律的。所以，課堂上應主要采取啟發式教學方法，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主體。老師不再是單純教育者和案件提供者，而是平等的案件參與者和學生的幫助人。例如，可以讓同學進行角色扮演，將真實或者虛擬的案件直接展示在同學面前，然后進行課堂分析與討論，讓同W親自參與到這個課堂中，不僅增進老師與同學的溝通，而且教學形式多樣化增加學生的興趣，讓學生在輕松愉悅的環境下了解到相關法律知識。這樣做比傳統宣講起到更大的作用，同時加深學生的印象。

2.社會層面。

努力創建良好的法治社會環境，一方面，要健全法律運行機制，做到立法科學化、民主化、程序化，守法自覺化，相關部門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大學生思想開放，其觀念具有時代性的特點，主觀上關心國家法制建設。所以，要培養大學生的法律意識，就必須進一步創建良好的法治環境。另一方面，要創建有利于強化大學生現代法律意識的社會輿論、道德環境。大眾傳播媒體和各種社會力量在大學生現代法律意識的塑造方面起著特殊的作用。大眾傳播媒體和各種社會力量應利用典型案例，進行生動的法治宣傳，在全社會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輿論環境，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參考文獻：

[1]肖園.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背景下的大學生法治意識培育研究[D].天津師范大學，2015.

[2]鄧映婕.依法治國背景下高校大學生法治教育的現實困境與路徑構建[D].華東政法大學，2016.

[3]吳昕.大學生法律素質培養對策研究[D].中國計量學院，2012.

[4]何樂.大學生法律素養培育研究[D].重慶師范大學，2014.

[5]宋麗.我國大學生法律意識培養研究[D].南京信息工程大學，2015.

[6]許平.大學生法律素養培育研究――以加強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為視角[D].華東師范大學，2012.

[7]孫碧燕.依法治國語境下當代大學生法律信仰培育路徑探析[J].法制與社會，2015（10）.

篇2

[關鍵詞] 旅游業；可持續；路徑

【中圖分類號】 F5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4）02-163-2

“生態旅游”由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于1983年首先提出。1993年，國際生態旅游協會把其定義為：具有保護自然環境和維護當地人民生活雙重責任的旅游活動。近年來，隨著旅游業的蓬勃發展，我國生態旅游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尤其是在1999年“中國生態環境旅游年”和2002年“世界生態旅游年”的確定以及主辦“2002年中國生態旅游論壇”的影響下，生態旅游呈現較大發展態勢。

近年來，我國生態旅游發展取得顯著成果，生態旅游市場規模日趨擴大，生態旅游產業體系逐步完善，生態旅游環境保護得到加強，初步形成了以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風景名勝區、濕地公園、地質公園和水利風景區等經營管理單位為載體的多類型的生態旅游目的地體系。調查同時也顯示，盡管近些年來我國生態旅游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也存在多頭管理、環境和資源被破壞、旅游基礎設施生態兼容性差、相關環保法規與環境管理措施執行不到位，以及游客環境意識較薄弱等問題。

一、我國發展生態旅游中出現的問題

一是生態旅游開發資金短缺。生態旅游的發展離不開大量的硬件及軟件建設，和建設這些硬件需要的大量資金的支持。但在我國各大旅游景點生態旅游開發項目中，普遍缺少資金支持。由于生態旅游目的地大多是未受人為破壞的，開發基本處于起步階段，這就需要比其他旅游產品更多的資金來建設生態旅游資源所需的基礎設施和接待設施，促銷國內外市場，培訓專業的生態旅游人員。而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政府不可能對旅游業進行大量投入。因此，資金短缺將是我國生態旅游業發展的一大長期性制約因素。

二是生態旅游科技管理水平低下。隨著我國的生態旅游的迅速擴大，大部分生態旅游項目處于一種高負荷的運轉狀態，環境壓力不斷加大，這就要求生態旅游發展要向集約型轉變。對此，生態旅游經營管理尤其需要高新科技的支持。但現階段生態旅游環境管理技術的應用處于低水平、低效率狀態，很多生態旅游目的地缺少旅游環境監測系統和保護設施，污水、垃圾處理仍采用原始方式就近排放，造成生態污染，景觀質量下降，威脅珍貴物種的生存。

三是民族特色文化的丟失。特色鮮明的民族文化，是生態旅游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外來和現代文化的巨大沖擊下，一些生態旅游的開發常常摒棄珍貴的民族文化特色，忽視自身特有的文化價值，使一些珍貴的文化旅游資源面臨退化和消失的危險。一些生態旅游地將古樸的民俗民風、肅穆的宗教儀式包裝為粗俗的商業性表演，原有的文化價值被商業價值所取代。同時，生態旅游發展使當地居民認識到地方文化和旅游者帶來的外來文化存在差異，他們的生活方式、習慣會受到外來文化的同化。

二、我國發展生態旅游的建議

（一）要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生態旅游標準。借鑒國外經驗，緊密結合現行的旅游政策與環境保護政策，建立健全生態旅游相關法律規范與認證標準，規范發展生態旅游。參照《國際生態旅游標準》，結合我國國情編制和制定《中國生態旅游開發標準》和生態旅游認證制度，以此規范生態旅游市場和加強生態環境保護。首先，建立由政府部分負責的生態旅游認證委員會，向通過認證的生態旅游單位頒發具有法律約束的認證書，而未通過認證的項目則不準上馬；其次，建立完善的標準體系，內容應包括旅游質量評估標準、環境保護標準、旅游設施與服務標準、生態安全保障標準等多個方面，對于不符合標準的旅游項目應立即停止或進行整改；再次，適當降低旅游費用并通過政府補貼的形式，吸引旅游企業積極參與生態旅游的發展。

（二）建立和完善我國生態旅游法律保障體系。在與《環境保護法》、《風景名勝區管理條例》、《森林法》、《草原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相協調的基礎上，制定具有規范性和針對性的《生態旅游法》。在《生態旅游法》規定的范圍內，根據各地區實際情況制定生態旅游分類規章及地方性規章，將生態旅游的合理開發納入地方法制化軌道，并加強執法和監督力度。通過建立生態旅游專門執法部門，專業執法人員培養等手段，建立一支專業的生態旅游執法隊伍；同時建立包括社區監督在內的監督機構，對生態旅游的立法、執法、宣傳教育以及管理操作等方面進行監督與反饋，以便及時采取調整措施。

（三）建立適合我國的旅游企業獎懲機制。強化旅游環境監管，堅決及時糾正借用生態旅游名義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努力監督與保證生態旅游區生態環境質量。由政府出臺建立針對生態旅游企業的獎勵與懲罰機制。對于真正的生態旅游企業應予以獎勵，促進他們在生態保護和社區經濟的促進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對于無視國家政策標準，隨意進行旅游開發，以破壞生態環境和社區利益為代價來牟取高額利潤的旅游企業，要進行嚴厲的懲治，包括經濟處罰和土地使用權、旅游開發權的收回等。

（四）加強生態旅游專項研究和技術推廣。加強生態旅游科學研究，有重點地推廣一批成熟的先進技術。緊密結合生態學、地理學、經濟學、文化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旅游工作研究學等多學科開展生態旅游研究，積極挖掘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態旅游理論的聯系，在拓寬理論基礎研究的同時，促進生態旅游理論的本土化發展。

（五）探索建立生態旅游責任保證金制度。建議各級政府制訂生態旅游發展優惠政策，建立生態旅游責任保證金制度，采取多樣化資金支持措施，引導和促進旅游業向生態旅游方向發展。

（六）加強生態旅游景區建設和人員培訓。應加強對生態旅游的基礎設施建設，在不破壞環境的同時最大限度的進行景區建設，吸引游客，達到良性循環。啟動面向各類人員的綜合培訓計劃，建立一支具備旅游先進理念，善于經營管理的生態旅游從業人員隊伍。加強對旅游者進行旅游環保教育。如旅游前的環保教育；在門票、導游圖、宣傳資料上添加環保內容；導游引導游客游覽時，結合旅游環境保護內容講解等。

（七）切實加強旅游環境保護。要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超容量經營對旅游環境的破壞。合理地進行旅游規劃，打破各旅游景點各自為陣的狀態，形成以主要旅游城市為中心的旅游板塊，從中心城市向外引導、分流游客，減輕重點景區的接待壓力。如廣西桂林市于1998年與桂林地區合并，形成了以桂林市為中心，輻射至周邊縣（陽朔、興安、資源等縣）的大桂林旅游板塊，減緩了原桂林市的接待壓力，對旅游資源的綜合開發，旅游環境的保護與綜合治理起著巨大的作用。在旅游區內建立觀測站，對旅游環境容量進行測定，嚴格控制旅游人數。利用經濟手段（如淡旺季價格調整）、行政和法律手段等對旅游經營者、旅游者進行管理。要積極治理已遭污染的旅游環境。采取相應措施，排除各種造成旅游環境污染的因素，為旅游業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如桂林從1998年底開始實施的“兩江四湖”改造工程，本著“顯山露水，連江接湖，開墻通景，增綠減塵”的原則把原來不合理的建筑拆遷，突出桂林的山、水；治理工業污染，控制漓江游船數量，保護水資源，使漓江水質大大改善，達到國家地面水二級標準。整個桂林市環境向著良性方向發展，在2000年國家46個重點城市環境綜合整治考核中，桂林市榮獲第一名。對于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景區，應堅持“嚴格保護、統一管理、合理利用、永續利用”的原則，尊重景觀的“真實性與完整性”，不要隨意修建索道及人造景觀，合理劃分功能區，將商業網點與景區分開，避免世界遺產商業化、城市化、人工化。

旅游業的發展暨依賴于良好的旅游環境，又往往污染、破壞旅游環境，因此，只有加強旅游環境保護，協調旅游與環境的關系，才能保護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祝光耀.加強旅游生態環境保護，促進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J].環境保護，2012，（6）.

[2]林漫亞.旅游與環保的現實沖突[J].改革與開放，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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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開發 瀘沽湖 摩梭文化 保護

問題的提出

瀘沽湖流域位于川、滇交界處，面積50多平方公里，湖中有17個沙灘、14個海灘、5個全島、3個半島和1個海堤連島，形態各異，翠綠如玉。其中，寧蒗一側的黑瓦吾島、里無比島和里格島成為湖中最具有觀賞和游覽價值的景點，被譽為“蓬萊三島”。①摩梭人世代生活在瀘沽湖畔，他們至今仍保留著由女性當家和女性成員傳宗接代的母系大家庭以及“男不婚、女不嫁、結合自愿、離散自由”的母系氏族婚姻制度（俗稱走婚）的生活方式，被人們稱為“東方的女兒國”。②

在瀘沽湖，旅游業的靈魂和支柱是文化。瀘沽湖旅游業于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起步，1994年被云南省政府確定為省級旅游度假區。進入21世紀以來，“摩梭風情園”、“摩梭之家”、“民族園”等極具特色的家庭旅社相繼出現，瀘沽湖的特色文化旅游取得快速發展。③摩梭文化是摩梭人的標志，是摩梭人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特征所在。瀘沽湖摩梭文化以其神秘性、原始性、獨特性極大地滿足了旅游者的求知、求異的精神享受和心理需求，使瀘沽湖旅游發展成為可能的同時，也為旅游發展提供了原動力。

隨著瀘沽湖旅游資源的持續開發，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地方旅游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同時也對摩梭人的語言、服飾等產生巨大影響，極具特色的摩梭文化正悄然褪色，文化保護缺少等問題凸顯。因此，在進行大規模旅游開發的同時，如何處理好開發和保護的關系，不僅是促進地方旅游持續發展的經濟需要，更是傳承和保護民族文化的必然選擇。

瀘沽湖旅游開發對摩梭文化的影響分析

傳統建筑逐漸被現代風格建筑所取代。瀘沽湖民房是極具特色的“木楞子房”。④在走訪中發現，隨著瀘沽湖旅游開發的不斷深入，摩梭母系家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瀘沽湖里格村主要道路旁、水岸邊的大型旅游設施中80%是由經濟富裕的外來者集資修建的，風格現代；有經濟能力的摩梭人也試圖用其他材料改建家屋以炫耀財富，50%的建筑是用木材修建的；或是推展“民宿”，為滿足游客的需求而增加旅社的空間量，樓層高達四五層，完全失去了摩梭人傳統建筑文化的本色。

傳統服飾逐漸成為旅游接待的“工作服”。傳統的摩梭人服飾具有獨特的著裝風貌和特色。在12歲舉行成丁禮后，男女都穿金邊大襟上衣，紐扣多為銀幣或彩珠，女性下身著百褶裙，腰系花腰帶，男子均配腰刀，下穿寬腳褲。如今，隨著旅游業的發展，瀘沽湖旁的摩梭人在服飾方面也出現了多元的取向。在如今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年長者穿著本民族服裝外，95%以上的年輕一代都取向于現代都市流行的夾克、牛仔等時裝。只有在接待游客時，他們才穿上摩梭服裝，民族服裝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旅游接待的“工作服”。

摩梭語“漢化”現象非常嚴重。民族語言是民族共同體成員在日常生活、社會活動中進行思維、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個民族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本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隨著瀘沽湖旅游業的迅猛發展，旅游服務對漢語的需要程度不斷提高，流利的漢語已成為謀生的重要媒介，為此大量的摩梭人開始學習漢語，而且逐漸成為日常生活的主要語言，摩梭語正逐漸被漢語所取代。盡管瀘沽湖地區從2008年起開始組織開展摩梭語培訓，且政府給每天去學的人一定的現金補助，但通過調查得知，90%的人都沒有用心去學，培訓效果不佳。主要是因為摩梭人并沒有真正地參與進來，特別是年輕一代，還沒有意識到本民族語言的重要性，這也是造成摩梭語漢化現象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

傳統的“走婚”習俗逐漸被一夫一妻制所代替。1999年落水村75戶摩梭家庭中，母系家庭為48戶，父系家庭19戶，雙系家庭8戶。2011年瀘沽湖里格村46戶摩梭家庭，母系家庭為8戶，父系家庭38戶。以上變化顯現，隨著旅游業的發展，外界文化的侵入、教育的普及和漢化的影響，許多年輕摩梭男性的價值觀開始發生變化，他們因憧憬男人自尊的生活狀態而不再“走婚”，而是努力打拼事業，真正負起家庭的責任；同時，大部分年輕女性摩梭人隨著觀念的開發和經濟壓力加大，也不再堅持獨立承擔家庭的沉重負擔，瀘沽湖傳統的“走婚”習俗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傳統節日活動“商品化”現象日益嚴重。每年農歷7月25日都是摩梭人最歡慶的日子—“轉山節”。燒完香拜完女神山，就舉行“鍋莊舞”比賽和山歌比賽。但隨著旅游業的發展，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瀘沽湖旁的村莊每天都在舉行“轉山節”，每天都在跳“鍋莊舞”和舉行山歌比賽，它變成了每天例行的公事。本來只有在特定的時間、場合，按傳統內容和方式才能舉行的活動，經過舞臺化、程式化的包裝、壓縮后，打破傳統的規定，隨時出售給游客。這在一定程度上忽視和丟失了原有的深層次文化內涵，摩梭文化將逐漸被沖淡甚至走向消亡。

宗教文化傳承遇到窘境。摩梭人信仰的是達巴教，達巴在摩梭語中的意思是“智者”。作為摩梭人原始的宗教，以自然、神靈、女神崇拜為信仰基礎。在過去，每個村幾乎都有自己的達巴，活動也很頻繁。現在摩梭人由于受現代思想、觀念和文化的影響，很多人不再讓自己的孩子去學達巴，都送孩子去讀書求學，接受現代教育。僅以阿瓦家族為例，在外祖父那輩，家族20多人，有6個是達巴，但到孫子這輩，就只有1個達巴。隨著老一代達巴逐漸老去或去世，宗教文化傳承的問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窘境。

旅游開發背景下瀘沽湖摩梭文化保護對策

加強相關政策的建設和落實。目前關于摩梭文化資源保護的法律法規尚不健全，而已出臺的對民居建筑及語言保護方面的措施根本沒有落到實處。為此，相關的立法和執法部門應出臺全方位的摩梭文化保護政策，讓摩梭文化的保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讓政府的政策得到全面的落實，為摩梭文化的保護提供充分的制度支撐。

處理好旅游開發與文化保護的關系。在旅游發展過程中，應注重摩梭傳統技藝、手工藝的傳承、開發工作，組織開發生產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旅游產品。針對現代社會對瀘沽湖摩梭文化的沖擊，在科學規劃和有度開發的前提下，積極探索綠色旅游開發與文化傳承及保護的實施路徑，可以在瀘沽湖附近劃出專門區域設立“摩梭民俗風情文化村”，作為對摩梭文化進行全面搶救、研究、傳習和展示的基地，為摩梭文化的發展培育新的“文化積淀場”。

引導摩梭人不斷提升文化保護的自覺性。文化傳承的根本動因在于摩梭人自身。⑤必須采取有效措施提升摩梭人的文化保護自覺性，一方面，要通過不同形式的宣傳教育，讓摩梭人認識到保護自身特色文化的重要性，沒有文化就沒有民族繁衍生息的基礎，整個民族就會逐漸走向消亡；另一方面，要加大對年輕一代摩梭人文化保護自覺的教育力度，積極引導他們正確處理好現代新思想和文化傳承的關系，要在尊重、認同和向往本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喚起對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從而使他們更加重視自己傳統文化的價值，進而遵循民族傳統，促進傳統文化的傳承，不斷增強摩梭人自覺保護民族文化的積極性。

教育督促游客嚴格自身行為。應加強宣傳教育的力度，不僅要營造保護民族文化的良好氛圍，更要將教育活動落到實處，達到制度化和常態化，讓教育旅游者在旅游過程中尊重摩梭人的風俗習慣，嚴格要求自身的言行舉止，通過開展多元形式的活動讓游客深入體會到獨特的民族文化，從而增強游客保護文化多樣性的自律意識。

結語

摩梭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絢麗瑰寶，是瀘沽湖旅游業發展的原動力。面對旅游開發帶來的負面影響，各級主管部門必須強化對摩梭文化的保護意識，切實做好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和落實工作；要引導當地居民積極參與到摩梭文化的保護中來，不斷提升對摩梭文化的自豪感和使命感，處理好旅游科學開發和文化有效保護的關系，真正讓摩梭文化在旅游業的持續發展中得到傳承。

【作者為遼寧工程技術大學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沈陽體育學院體育經濟管理學院講師】

【注釋】

①王維艷等：“瀘沽湖摩梭母系文化‘孤島’及其文化生態透視”，《云南地理環境研究》，2009年第1期

②唐世貴：“摩梭人母系氏族社會新探”，《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

③和自學：“永寧摩梭文化的發展與保護”，《云南民族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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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旅游；聯動開發；困境；出路

[基金項目] 2011年安徽省教育廳哲學社科項目（2011sk063）.

1. “兩山一湖”旅游區概況

“兩山一湖”旅游區是以皖南黃山、九華山、太平湖為中心，包括黃山市、池州市全部和宣城市的績溪縣、涇縣、旌德縣。該旅游區是安徽省旅游資源最密集和旅游業發展的重點地區。由于本地區地脈一致，旅游資源和旅游產品互補，旅游市場互動，加上鄰近中國最大的客源市場和旅游目的地長三角，區域旅游聯動對當地旅游業的發展尤為重要。

2. “兩山一湖”旅游區區域旅游聯動的困境

綜觀國內大多數旅游區域，聯動開發仍處于一種分散化、低水平狀態，合作難于深入進行，甚至處于有始無終、有名無實的狀態。“兩山一湖”旅游區旅游聯動也存在不少問題，在資金投入、交通、產品方面不能令人滿意。 2.1 政府重視，但實施力度不大

眾所周知，目前區域旅游聯動中起主導作用的推動力不是市場本身，而是來自政府決策層，故而在其啟動期與成長期，政府的管理與推動作用至關重要。同時，上下配合也不容忽視。要突破行政地域框框，提高彼此的“認同感”，克服在項目篩選、資源配置、利益分配等方面出現的大小矛盾，共同營造世界級旅游勝地。

區域旅游聯動應是“雙贏”的問題，不會損害對方利益。但在現實中，個別景區景點爭資源、占地盤，缺乏一盤棋的思想。有的地方發展旅游經濟的愿望非常強烈，但對本地的特色和優勢及在“兩山一湖”旅游區中的定位認識不足，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兩山一湖”旅游區發展不平衡，存在黃山強，九華山、太平湖弱和黃山市強，池州市、宣城市弱的“一強二弱”現象。

調研過程中，“兩山一湖”旅游區相關部門領導認為，安徽省旅游局雖很重視旅游區總體規劃，各市也制定了配套旅游規劃及簽訂相關旅游協議，但由于種種原因，實施力度不大。

2.2 基礎設施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

總體規劃別強調了“兩山一湖”旅游區內外交通的方便性和快捷性，但目前該地區的交通通而不暢，制約了旅游經濟的發展。

2.3 產品系列少

“兩山一湖”旅游區很少存在旅游資源跨區域共有現象，它屬于產品組合性跨行政區域聯合開發，即為了發揮資源互補優勢，增加旅游組合產品的長度、廣度與深度而聯合開發。如果說資源共有性聯合開發帶有天然自發性質，那么產品組合性聯合開發就更多地體現出人為開拓特點。現有的產品主要為自然觀光型，休閑度假產品開發滯后，徽州文化、宗教文化的專題產品開發不夠，產品系列少。

2.4 宣傳促銷缺乏規模性、整體性

“兩山一湖”旅游區旅游業發展，縱向比進步不小；橫向比，與周邊地區差距較大，與其高密度、高品位的旅游資源極不相稱。原因之一，缺乏整體意識，聯合宣傳促銷力度不大，沒有形成集團性促銷模式，沒有打出“兩山一湖”旅游區陣式。政府高層之間缺乏聯合促銷意識，個私企業間的合作反而走在政府的前面。一些高品位的景區知名度不高，發展大旅游的氛圍沒有形成。近年來，九華山的海外游客增幅不大，在四大佛教名山中，其旅游人數及旅游收入均排名靠后；黃山觀光旅游居多，商務旅游、休閑度假旅游較少，客源市場結構過于狹窄。

2.5 客流互動狀況不理想

2010年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2.83%的到黃山的游客游覽黃山之后游覽九華山，19.80%的到九華山的游客游覽九華山之后游覽黃山，雙方之間的送客量相距甚遠，客流互動狀況非常不理想。客流互動情況不理想，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九華山知名度較低，二是九華山的可進入性和自然風光都遜于黃山，三是有些游人對佛教文化不感興趣或者認為有比九華山更好的佛教旅游勝地。

3. “兩山一湖”旅游區區域旅游聯動的對策研究

“兩山一湖”旅游區自規劃編制以來，沒有實質性推進措施，基本停留在會議、口頭和材料上。雖然相關部門和領導也對規劃實施進展情況進行過多次調研，但都沒有具體的改進對策。針對目前這種現狀，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該旅游區區域聯動提出自己的想法。

3.1 構建一體化管理體制――政府介入區域旅游聯動

一般而言，區域旅游聯動中的聯動主體可分為兩大類，即企業和政府。從理論上講，企業應該是區域旅游聯動中最重要的主體，但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旅游聯動中長期起主導作用的是政府，所以，政府實際上是聯動的第一主體，企業則是聯動的第二主體。地方政府在區域旅游聯動中既可能達成區域共同發展的聯動關系，也有可能導致聯動的破滅。加強探討政府作用并不是忽視企業聯動，而是加強政府對企業間聯動所起推動作用的探索，以發揮其積極方面。

“兩山一湖”旅游區涉及3個市的10個縣和4個縣級區，諸多方面的協作管理十分重要，因此，構建一體化管理體制、強化旅游管理顯得尤為必要。

3.2 完善旅游交通體系

“兩山一湖”旅游區最大的交通問題是交通通而不暢，時效性差。沒有發達的交通運輸業不可能有發達的旅游業。現代旅游業更要求有可供選擇的多種安全、方便、快捷、舒適的交通，以保證廣大旅游者進得來，散得開，出得去。

3.3 整合資源，創新產品

“兩山一湖”旅游區人文旅游資源的開發存在不少問題。今后景區景點建設必須本著“兩山一湖”旅游區一盤棋和旅游資源優勢互補的原則，根據自身旅游資源絕對優勢、相對優勢和旅游者旅游目的的發展趨勢，各旅游地之間要有一定的水平分工，各自開發出“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人特我絕”旅游產品，進而形成系列齊全、各自優勢突出的“兩山一湖”旅游區旅游產品大系，為旅游者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降低游人單位旅游目的地的交通成本，進而擴大客流規模。根據各旅游地旅游資源相對優勢、絕對優勢和旅游者旅游目的發展趨勢，“兩山一湖”旅游區各主要旅游地主導旅游產品應向精品化及錯位化的方向發展。

3.4 統籌市場營銷

由于旅游資源品位高，除了“兩山一湖”旅游區諸多景區景點自身宣傳外，大眾傳媒為“兩山一湖”旅游區的旅游業做了許多免費廣告。目前的問題是，“兩山一湖”旅游區旅游宣傳類似于優質商品進不了超市而擺在地攤上一樣，小打小敲，單兵作戰，各自為政，互不協調，宣傳次數不少影響小，營銷投入不少效果小。

作為安徽旅游行政主管部門，應該組織黃山、九華山、太平湖、西遞、宏村、棠樾牌坊群、花山謎窟等國內一流的旅游地，統一籌劃，制作招貼畫、宣傳冊、光盤，參加旅游交易會，在有影響的電視臺、報紙上做廣告，整體促銷，營造出”兩山一湖”旅游區旅游新形象。

4. 討論

為加速區域旅游聯動，2009年7月，安徽省政府批準設立“皖南國際旅游文化示范區”。這是繼“合蕪蚌自主創新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之后，又一個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點示范區。示范區建成后，將整合各市旅游資源、打造精品，加強徽文化保護開發，開發遺產旅游、修學旅游、節慶旅游三大旅游品牌等。同時，新的“旅游文化示范區”將加快建設以黃山、九華山為重點的世界級旅游勝地，推進旅游國際化進程，促進皖南大開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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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黃成林.安徽“兩山一湖”地區的旅游生態破壞和視覺污染問題[J].災害學，2003，18（4）：79-85.

篇5

關鍵詞：綠色經濟財稅政策低碳經濟

一、推動綠色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

健全的財稅政策體系涵蓋了財稅政策的政策目標、財稅政策的踐行手段以及財稅政策的手段傳導機制三個關鍵部分。財稅政策的目標是其制定的核心，是財稅政策實施的指導思想與不斷前進的方向。財政政策傳導機制是財稅政策踐行下對經濟發展狀態產生作用，并最終實現財稅政策目標的傳導機制①。一般來說，財政體系所承擔的資源配置職能一般是通過財政支出政策與財政收入政策等財政分配活動來完成的。因此，推動綠色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也涵蓋了財政支出政策、財政收入政策。其中，財政支出政策主要是指通過提升政府財政支出效率來降低推動綠色經濟發展所進行的一系列經濟行為的成本，從而達到激勵生產企業或消費者支持綠色經濟發展的目的，實現綠色經濟的發展目標。財政支出政策主要涵蓋了財政預算投入政策、財政補貼政策、財政優惠政策等②。財政收入政策一般是指通過征稅方式對不利于綠色經濟發展的高排放的經濟行為進行逆向調節所使用的財政政策，這種方式可以通過加大高污染、高能耗企業以及消費者成本來阻礙其經濟行為的進行，同時提升財政收入。第一，預算投入政策。預算投入政策主要用于推動依靠市場經濟規律作用發揮難以調節的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的發展。預算投入資金通常按照國家的財政收入，與實際經濟實力、社會發展階段有關，因此在推動綠色經濟發展中主要起到引導作用。一是加大對綠色經濟發展的財政預算投入，可以清晰表明政府對綠色經濟發展的重視程度以及立場，引導社會各渠道資金進入生態環境保護與綠色經濟發展產業，推動綠色經濟的發展③。二是一定的財政預算投入是綠色技術開發與運用的有力后盾，能給新能源產業發展、綠色經濟技術開發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調動企業開發技術的積極性，為綠色經濟發展提供技術支持。在發展綠色經濟中，通過預算投入政策可以優化配置政府的社會經濟資源，通過各種分配組合，將有限的資源優化配置到最合適的領域，進一步強化財政政策的資源調配功能，進一步加大用于綠色經濟發展的預算投入，使推動綠色經濟發展的資金能夠得到穩定。國家預算投入資金大多可以用于建設綠色經濟投融資體系、加快綠色技術發展、開發綠色產品市場化等方面，實現生態環境保護。第二，財政補貼與財政貼息政策。財政補貼是政府為了推動綠色經濟發展所采用的一種無償政策支出。在對市場價格結構造成影響的基礎上，影響市場需求與供給結構的變動，并最終使得資源配置結構出現變化。政府為了實現預期設定的財政政策目標，通常會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來對相關部門進行補貼，降低生產與消費主體的成本。制定高效合理的財政政策能夠有效優化社會生產資源，財政貼息能夠有力提升財政資金投入的效率。通過適量的貼息資金投入政策能夠引導更多的社會主體參與到政府鼓勵的低碳綠色經濟發展中，從一開始的財政政策引導手段來最終實現低碳經濟發展的成果。政府財政補貼與貼息政策是十分常用的推動綠色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財政補貼政策的優勢在于其十分靈活，不僅僅可以直接面向低碳技術、新能源技術的研發企業，低碳綠色產品的生產企業，也可以直接面向新能源產品、綠色經濟的消費者④。直接補貼給研發生產主體可以降低綠色低碳技術的研發成本以及低碳綠色產品的生產成本，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增強其在激烈市場競爭中的優勢，使得生產主體能夠更加積極地投入到綠色經濟發展中，實現綠色發展方式的轉變。直接補貼給消費者可以直接降低消費者使用綠色低碳技術或消費綠色低碳產品的成本，對綠色低碳產品起到良好的推廣作用，引導消費者朝向低碳綠色方向消費。同時，還能夠通過消費者的綠色低碳消費行為來引導生產企業生產綠色低碳產品，以形成良性循環。財政貼息補息作為財稅政策的方式，已經成為推動綠色經濟發展的有效工具。第三，稅收優惠政策。稅收優惠政策主要是指減少納稅人的稅收負擔與政府收入以達到預期目標的政策手段，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財政支出。推動綠色經濟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能夠有效激發企業生產綠色低碳產品的積極性，有效減少產品成本低投入。稅收優惠能夠全程作用于綠色產品的生產、經營、銷售等所有環節。一般來說，稅收優惠政策可以分為直接稅收優惠政策以及間接稅收優惠。直接稅收優惠政策一般有定期減免、降低稅率；間接稅收優惠政策一般有加速折扣、投資抵免、延期納稅等形式，能夠引導納稅人優化調整生產經營方式。對低碳節能產品或綠色產業鏈實行稅收減免政策不僅僅能夠鼓勵生產者生產及應用來綠色低碳技術，還能夠直接推動低碳產業發展⑤。對低碳技術研發企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可以與企業一同承擔技術研發風險，大大鼓勵了綠色低碳技術的創新研發工作，對綠色低碳技術研發起到了關鍵的助推作用。第四，政府采購政策。政府采購政策主要是指政府以消費者的身份來選購產品時帶有一定的目的性與傾向性地選擇可以實現政策引導目的的產品。對于推動綠色經濟成熟發展的政府采購政策來說，政府采購的主要采購對象為綠色低碳產品、生態環境保護認證產品等。政府采購是政府財政支出的重要政策之一，在推動綠色產品發展的過程中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政府采購是由于自身工作需求進行的產品采購，采購資金源自于國家財政，所以政府選擇綠色低碳產品可以被看作是政府成為了綠色低碳產品的使用者。確定科學合理的政府采購產品對象與規模，能夠有力推動相關產業發展。因此，完善優化政府采購政策十分關鍵，只有健全政府采購政策才能夠起到政府的服務推動作用，有助于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利用。政府采購政策的數量與金額都是有限的，更多的是通過引導消費者購買綠色低碳產品來起到推動綠色經濟發展的作用。政府采購也可以改善綠色低碳產品銷售困境，刺激生產者繼續生產。第五，稅收政策。稅收征繳是限制引導企業生產者與消費者生產與消費行為模式的有效的財政手段。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可以增加政府的財政高收入，使得國家能夠提供充足的公共產品，正常履行政府職能，保障政府管理能力。同時，稅收征繳還能夠規范企業的生產經營行為，起到限制產生環境污染的生產行為。稅收政策對限制抑制高排放、高污染的企業生產行為作用主要體現在外部性方面。政府通過征收排污費、豐富碳排放稅種類，將高排放與其他環境污染等經濟主體消耗的外部成本通過稅收的形式轉變為內部成本，使得生產主體能夠通過選擇生產技術、減少生產數量等形式來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減少能源消耗等，使得生態資源能夠得到有效配置⑥。針對當前我國綠色經濟發展資金投入有限的情況，稅收政策的性質決定了其在推動綠色經濟發展過程中，能夠同時實現限制市場行為以及籌集綠色經濟發展資金的作用。針對高碳排放行為模式進行稅費征繳，開設環境保護稅等稅種，不單單能夠有效降低生態環境污染，還能夠把所收繳的稅款作為投入資本進入市場，為新能源發展、節能減排提供充足的資金。

二、完善廣西綠色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路徑

（一）加大綠色經濟財政預算投入

加大推動綠色經濟發展財政預算投入是推動綠色經濟發展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廣西相關政府部門在制定公共支出預算時需要根據生態環境氣候的變化以及中長期發展規劃，借鑒國際或先進地區的相關經驗來加大綠色經濟財政預算投入，預測評估廣西綠色經濟發展應保持的環境生態、保護年增長率，再結合生態環境保護規劃設定低碳經濟發展資金增長率，從源頭上保障節能減排資金投入能夠穩定提升⑦。同時，優化節能減排資金的支出，提升預算資金的使用效率。將財政預算投入的重點放置于研發可再生能源、研發低碳技術等推動綠色經濟發展的領域中，支持低碳能源產業發展。全力支持綠色生態環境建設，對維都林場、高峰林場、七坡林場等進行有效保護。著重做好植樹造林、退耕還林工作，保障財政預算投入能夠真正落到實處，為廣西綠色經濟發展奠定基礎。

（二）強化推動新能源產業發展的財稅政策

新能源產業發展是推動廣西綠色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是對傳統能源產業進行替代變革的產業。新能源產業作為國家戰略性的綠色產業對于廣西綠色經濟發展，優化廣西能源結構消費，培育廣西新的經濟增長點，實現低碳綠色經濟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廣西政府需要通過一定的財稅政策來推動核電產業、風電產業、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通過財政政策扶持來引導新能源產業成熟進步。一是要加大對核電開發的財政支持。廣西核電重點開發項目，如防城港紅沙核電項目、平南白沙核電項目的開展都可以由當地政府直接進行融資投資，并且通過財稅政策來吸引各個渠道的社會資本參與到核電開發中。二是全力推動生物質能開發，特別是沼氣工程建設。加大財政政策投入，在地理環境適合農村區域打造推廣集合養殖、沼氣、種植三位一體的生態農村發展模式，力求實現農村家居環境的綠色清潔，降低農村生活污染程度。在鄉村振興的號召下加快農業結構優化與綠色轉型。構建以綠色生態為導向的制度體系，實行農業綠色生產方式，推動農作物秸稈、畜禽糞污等農業廢棄物的再利用，推進生態農業產業建設，在鄉村振興的基礎上發展綠色經濟。三是充分發揮沿海風電開發優勢，拓展風電開發規模。對廣西北海細長、金紫山等擁有豐富風力能源的區域予以稅收減免與貸款貼息等財稅政策。四是重點加強對新能源汽車行業發展的支持力度，推動汽車產業轉型優化升級，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政府要根據當地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現狀，規劃整合、逐漸擴大新能源汽車專項補貼資金，全力支持新能源汽車核心技術的研發以及新能源汽車生產的基礎設施配套。加大對廣西新能源優勢汽車企業的支持力度，如對桂林客車、柳州五菱等新能源汽車企業加大財稅扶持力度。2018年廣西政府印發了《支持新能源汽車發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具體指出，對新能源汽車企業獲得國家或自治區認定，并且進行了新能源汽車研發工作的機構，各級財政資金補貼標準在原有標準上提升50%；2018—2020年對消費者購買新能源汽車產品的，自治區本級財政按照國家標準的20%進行補貼，具體補貼形式為對新能源車企進行補貼。

（三）提升對低碳技術研發利用的稅收優惠

提升對從事低碳技術研發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廣西要根據自身綠色經濟發展需求以及低碳技術發展現狀，制定有利于低碳技術發展的地方稅收優惠政策，對低碳技術研發、利用、轉讓、使用予以一定的稅收優惠鼓勵。其中包括，低碳技術研發投資成本抵扣所得稅、轉讓低碳技術的稅收減免、引進使用低碳技術的稅費減免等。對研發綠色低碳技術的企業，不僅要享受廣西科技產業企業所享受的稅費減免政策，同時還要允許低碳技術研發企業按照實際技術研發費用抵扣當期納稅金額。如企業購置低碳技術設備或裝置，則可以根據一定比例進行稅費減免，并且實行設備加速折舊政策，以鼓勵企業持續引進先進的低碳設備與裝置。落實低碳技術研發的投資退稅政策，對于低碳綠色節能服務產業要嚴格按照相關稅收扶持規定，減免增值稅、所得稅等⑧。

（四）進一步強化政府采購政策的執行

為了進一步推動廣西形成綠色消費模式，廣西在執行政府采購政策中需要嚴格按照相關法律規范中的條例進行。《政府采購法》《公共機構節能條例》《民用建筑節能條例》等都是在執行政府采購工作中必須嚴格遵守的相關法律。我國的出臺并實施政府采購政策起步較晚，尚未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規。當前實行的《政府采購法》不夠完善，對政府綠色低碳采購制度支撐力度不足，僅僅只是對綠色低碳采購進行了原則性規定。因此，在當前現有實行的《政府采購法》框架中要進一步完善政府綠色低碳采購法規，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政府采購辦法，明確政府綠色低碳產品采購的主體、法律責任、采購標準等，制定合理的綠色低碳采購目標，以法律來標識政府采購對綠色經濟發展的支持。通過相應的行政手段使得政府部門、部分事業單位能夠優先采購《政府采購法》中羅列的清單產品，讓低碳采購能夠做到有法可依，利用政府采購行為引導消費者消費綠色低碳產品。廣西政府相關部門要明確落實政府采購工作，建立綠色采購標準，公開政府采購信息與綠色采購清單，優先購買高科技與低碳環保產品。

三、結束語

篇6

[關鍵詞]環塔里木經濟圈;文化旅游產業;發展思路

[中圖分類號]F59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5-0072-03

文化旅游產業是最具發展活力、最具發展潛力、可持續發展的朝陽產業,具有廣闊的市場發展前景。發展文化旅游產業,對于壯大一個地區的經濟,提升一個地區的知名度、影響力和吸引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環塔里木經濟圈是新疆政府繼天山北坡經濟帶之后提出的第二個經濟帶,因其所含區域緊緊環繞在塔里木盆地周圍而命名,簡稱“塔圈”。范圍包括環繞在塔里木盆地(或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蘇地區、克孜勒蘇克爾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區、和田地區等五個地州。環塔里木經濟圈擁有得天獨厚的文化旅游資源,在得到系統而合理開發后,定將成為該地區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

1 發展塔圈文化旅游產業的必要性

新疆地處祖國的邊陲,環塔里木經濟圈屬于更廣袤的南疆,雖然該區域也有諸如塔里木河、博斯騰湖、塔克拉瑪干沙漠、喬格里峰等中外聞名的名山大河與大漠,但都是未經開發利用的原始自然景觀,缺乏可觀賞性,也沒辦法為該地區創造應有的經濟效益。所以地理位置偏僻,景區之間距離遠,旅游成本高,可進入性差,成為制約本地區旅游業發展至關重要的因素。

上面是筆者根據新疆地圖繪制的簡易交通圖,其中庫爾勒、阿圖什分別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蘇克爾克孜自治州的首府,以阿克蘇為中心,阿克蘇至庫爾勒、喀什、和田的里程分別為561千米、462千米、465千米,如果從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出發,其距離更是嚇人,動輒就是1000千米以上。同時,新疆大學的韓春祥教授指出,人均GDP和第三產業產值已經是普通旅游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原因,由于塔圈經濟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新疆其他區域,財政對旅游投入能力有限,因此發展普通景觀旅游時在開發、營銷時就很容易受到限制。

文化旅游是指旅游者通過旅游這種方式進入到異質文化的現實氛圍中,以切身體驗了解其生活習慣、社會風俗、宗教、藝術、文化、歷史、民族特點的行為。

其目的絕非單純的消遣娛樂,而是為了知識與思想的提升。由于文化旅游資源特別是塔圈的文化旅游資源的獨一無二性,在很大程度消除了地理位置偏僻的不利影響,同時,文化旅游具有投入少,收益快,且長期效益等特點,又可緩解由于資金困難所造成的制約的作用。因此,大力發展文化旅游,是未來塔圈旅游產業的發展趨勢,也會成為整個塔圈經濟發展的一大亮點。

2 塔圈文化旅游資源優勢

對文化旅游資源的分類,國內外專家存在許多不同的觀點,從不同的目的,各學者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如:張春香將河南省的文化旅游資源分為文化景觀資源、文化風情資源、文化藝術資源三個大類;楊洪等在“湖南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研究”一文中將其分為主體文化、客體文化、媒體文化;筆者本著簡明實用原則,根據塔圈文化旅游資源的特點,將其劃分為民俗文化、歷史文化、宗教文化、藝術文化四大類。

2.1 絢麗多彩的民俗文化

新疆有47個少數民族,是我國第二大民族聚居地,新疆的少數民族大部分分布在南疆的環塔里木經濟圈,喀什與和田的維吾爾族、巴州的蒙古族、克州的克爾克孜族,這些少數民族都世居于此,并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絢麗多彩的民族藝術與民族風情,由于少數民族地區所處地理位置偏僻,長期隔絕于其他社會,累積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歷史并保留了原生態文化遺產,大多數民族都有獨立的語言、文字、婚娶、神話傳說、生產方式、生活習俗、音樂舞蹈、繪畫雕刻、飲食服飾、寺廟、居所、手工藝品、節慶娛樂活動,以及墓葬方式。如維吾爾與哈薩克等民族的小氈帽、彩綢連衣裙等千姿百態的服飾文化,風靡全國的烤全羊與烤羊肉串,吃法別致的抓飯、手抓羊肉等各種香味俱佳的食品,叨羊、摔跤、賽馬、姑娘追等各種體育競技活動,處處透露著濃郁的西域特色。

2.2 神秘悠遠的西域歷史文化

新疆古稱西域,在歷史上環塔里木經濟圈內的庫爾勒、阿克蘇、和田、喀什及轄區各縣都曾是西域36國的若羌、樓蘭、龜茲、姑墨、皮山、于闐、疏勒等國國都所在地,這里曾是古絲綢之路的要沖,曾是聯系和溝通亞歐大陸的橋梁,也曾是中西文化的交匯地,正是多種文化的兼收并蓄,碰撞與交流,才孕育了舉世聞名的龜茲文化,這種文化,風格獨特、色彩奇異,既不同于西方文化,也不同于中原內地文化。 在古“絲綢之路”幾千公里的干線上,留下了數以百計的古城池、古烽燧、千佛洞、古建筑、古屯田遺址等,還有漢、晉、隋、唐等各歷史時期治理新疆的都護府、都督府、屯田都尉府、將軍府等歷史遺存,所有這些都承載著極為豐富多彩的西域歷史文化,也成為人們思古憑吊和歷史研究的極富魅力的旅游資源。

2.3 包羅萬象的宗教文化

新疆是個多種宗教傳播區,先后有佛教、摩尼教、景教、道教、儒教、伊斯蘭教、基督教、東正教在這里傳播,留下豐富多彩的宗教文化和建筑遺存。最早佛教的傳入,就是從印度傳入于闐(今和田)、疏勒(今喀什)、龜茲(今阿克蘇)、高昌(今吐魯番),在公元4~5世紀西域佛教進入全盛時期,從而形成了位于塔里木盆地南北交通要道上的龜茲與于闐兩大佛教中心。到了宋代,伊斯蘭教開始在新疆盛行,新疆現存宗教建筑中以伊斯蘭教建筑最多,規模也最宏偉,它包括清真寺、圣地、圣墓與麻扎、名人墓葬等。這種系列的宗教建筑和宗教文化,正是開拓國際宗教文化旅游的雄厚物質基礎。

2.4 獨特珍稀的藝術文化

在歷史的長河中,環塔里木盆地居住的各少數民族的文化相互影響、相互交融構成了光輝璀璨的語言、文學、詩歌、音樂、舞蹈、建筑藝術。在文學語言藝術方面,公元1070年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著的《福樂智慧》,葉爾羌國詩人喀迪爾罕創作的察合臺語詩歌《喀迪爾罕詩集》,著名的鴻篇巨制克爾克孜族英雄史詩《瑪納斯》,11世紀阿勒馬伊編寫的《喀什噶爾史》,由•喀什噶里于公元1174年撰成的突厥民族的《百科全書》、《突厥語辭典》等都是中國和世界文化藝術寶庫中的珍品;在音樂舞蹈方面,維吾爾音樂經過16世紀和19世紀中葉木卡姆的兩次規范,產生了喀什十二木卡姆等大型音樂歌舞套曲,在長期發展與演變過程中形成了賽乃姆、刀朗舞、薩瑪、夏地亞納、納孜爾庫姆等不同風格的舞蹈形式;在建筑藝術方面,塔圈境內星羅棋布的清真寺,形成了新疆伊斯蘭教建筑特有的風貌。如喀什的艾提尕爾清真寺、伊斯蘭教經堂、阿帕克霍加麻扎等。

3 塔圈文化旅游發展思路

3.1 政府主導,聯合旅游企業樹立大旅游觀念

政府主導型戰略是我國旅游業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已被實踐證明的一條成功經驗,要把塔圈的旅游業做大做強,使之成為該區域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新的亮點,保證旅游業長期穩定、健康、快速發展,同樣離不開政府的參與與支持。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統一整合本地區文化旅游資源與統一規劃本地區旅游開發方案。在本地區旅游業的前期設計與規劃上,按照“發展大旅游,培育大市場,形成大產業”的思路,構建文化旅游發展框架,營造文化旅游發展環境。自2004年開始,塔圈五地州政府聯合北京中坤投資集團,經過中科院、社科院、自治區設計院等的多位專家研究,塔圈五地州旅游規劃方案已經出臺,共有特色旅游、商務旅游、分時度假、自助旅游、西域國際影視基地游五大主題,26個三級主題和349個資源點的開發。各級地方政府應該努力把握這一契機,將規劃方案中的中長期目標逐一付諸實踐。同時對本地區的旅游資源特別是文化旅游資源進行統一包裝與統一宣傳,避免重復建設與惡性競爭,對文化旅游資源加以切實的保護,避免文化旅游資源在開發過程中的變質與被破壞,所有這些也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3.2 重點突出,著力打造民俗文化與絲路文化兩條主線

新疆地處祖國的西北邊陲,加上是我國第二大少數民族聚居區,特別是塔圈,地處廣袤無垠的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獨特的地理位置與獨特的環境,形成了獨特的民俗文化與最原始的人文景觀,由于地理位置偏遠,路途遙遠,旅游成本高,給當地的旅游帶來了一定的制約作用,但也正因為如此,更加增添了當地民俗文化的神秘色彩,對大多數境外旅游者來說,塔圈境內的自然景觀并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了解當地的民俗文化,才是其來新疆的首要目的,因此當地政府與旅游企業應順應旅客需求與市場需求,應在如何深入開發民俗文化旅游上多投入,多宣傳。在開發過程中,可以結合絲路文化這一品牌,統一設計旅游線路,將神秘的西域歷史文化充分展示在旅游者面前。古代絲綢之路在新疆境內曾留下了三條線路,其中道與南道基本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和南北邊緣延續,所以環塔里木經濟圈的這個圈基本上也是古代絲綢之路中道與南道所圍之圈,塔圈所轄的五地州首府以及轄區內各縣市都曾是西域36國的國都所在地,也是古代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在歷屆新亞歐大陸橋區域經濟合作國際研討會及自2005年開始的聯合國絲綢之路市長論壇上,新絲綢之路的旅游開發與合作成為最為關注的焦點問題,塔圈各級政府應好好把握這一機遇,加強與絲綢之路沿線各城市及國際間的旅游合作,共同打造絲綢之路這一旅游品牌,重振古絲綢之路的輝煌。

3.3 特色為本,重點開發本城市具有壟斷性質的文化旅游產品

文化旅游講究的是差異和特色,各城市及區域在發展文化旅游的過程中,應樹立大旅游觀念,避免重復建設與盲目競爭,應開發具有鮮明地域特征的、高價值的、具有壟斷意義的文化旅游產品。努力打造本地區和城市的旅游品牌及識別系統。具體來說,①阿克蘇地區集合了龜茲文化、佛教文化、軍墾文化、沙漠綠洲文化等旅游資源,開發重點應依托其特有的石窟藝術、漢唐烽燧、古墓古城遺址、佛教寺院遺址等文物古跡,如著名的克孜爾千佛洞與昭怙喱大寺等,突出“絲路文化、龜茲文化、軍墾文化”旅游主題,全力塑造庫車與阿克蘇的歷史文化名城的整體形象。②喀什是新疆維吾爾族主要聚居地區,維吾爾族占了全疆維吾爾族人口的1/3。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風俗習慣,其中維吾爾族的民族服飾、婚俗禮儀、飲食習慣、民族歌舞、民族音樂、達瓦孜民間藝術、伊斯蘭宗教文化、民居建筑風格等都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享有“不到喀什就不算到新疆”的美譽。因此喀什應緊緊圍繞維吾爾文化與伊斯蘭文化,打造民俗文化城與宗教文化城。③擁有“美玉之都”的和田自古就是美玉的故鄉,最先開始的絲綢之路的前身也就是玉石之路,集維吾爾族文化、玉石文化、地毯手工藝文化等旅游資源為一體,則應以“玉石之路”、“絲綢南道”文化為核心,打造“千古玉都”形象。④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與克孜勒蘇克爾克孜自治州作為蒙古族與克爾克孜族聚居地,應努力開發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旅游產品,緊緊圍繞蒙古文化、克爾克孜文化、草原文化旅游資源,突出本地區的特色文化旅游。

3.4 推陳出新,努力挖掘全國獨一無二的軍墾文化

從20世紀50年代由人民與地方部隊集體轉業成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擔負起屯墾戍邊這一歷史使命伊始,沙漠變綠洲、荒原變城市,兵團人創造了人類墾荒史上的奇跡,而兵團人五十多年的艱苦創業、無私奉獻的奮斗精神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軍墾文化。這種軍墾文化是一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萬人月下大墾荒,七人拉犁氣死牛,八千湘女上天山”這些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故事與兵團人的奮斗精神,既是激勵后人奮發向上的寶貴精神財富,同時也是特色鮮明的旅游資源,特別是分布在塔圈地域內的兵團人,由于環境更加惡劣,條件更為艱苦,其付出的努力與艱辛更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在阿克蘇地區,20世紀60年代來自上海等地的近10萬知青也參與了屯墾戍邊,軍隊、知青與當地居民一道,這種轟轟烈烈的改造大自然的墾荒運動,在中國歷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發展壯大塔圈旅游產業,可以充分挖掘軍墾文化這一不可替代的旅游資源,一方面將軍墾文化中一切歷史的、故事的、物質的、精神的因素以各種豐富多彩的形式展示給游客,另一方面把軍墾文化與自然風光、民俗風情、大農業觀光等旅游資源緊密結合,可以打造出中國獨一無二的“軍墾文化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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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湖南;綠色經濟;化工產業集群;發展對策

中圖分類號：F26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22-0046-02

企業面臨一個最基本問題――持續性發展問題。近年來隨著第一批“政策型、暴發型”企業發展的日趨平靜，并有很多企業在發展中成了“流星”，現存的公司利潤很難再有大的發展，企業發展面臨新的“瓶頸”期。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流星”企業都是產品成功型企業，也就是憑借企業家的膽略和敏銳，抓住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某個機遇、某個產品、某個項目、某種稀缺資源使企業迅速做大，但這種成功并不等于企業的成功，更談不上企業的持續成功發展。一些目前“如日中天”的企業是否能在激蕩的經濟社會環境中仍然保持自己的發展速度，是不是也會迎來自己的“滑鐵盧”？企業如何使自己獲得可持續性的發展能力，成為擺在所有企業面前的一道難以回避的課題。因此，討論可持續發展，還必須站在企業層面上，從企業戰略經營角度研究可持續發展給現代企業環境帶來的變化，考慮如何在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下謀求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以及企業面對資源、環境約束所應做出的面向可持續發展的企業發展戰略構建。

一、產業集群企業升級模式實施的技術創新路徑選擇

技術創新一般是指新技術的開發或應用，包括產品技術創新、工藝技術創新和高新技術創新。技術創新開始出現集群效應。即在某一區域內相同產業的企業高度集群，充分的競爭壓力迫使企業加快技術創新，深化專業分工和社會協作，改進產品和服務，從而推動了整個行業的技術進步。由于地理接近，業務聯系緊，信息交流快，市場上任何重大技術創新，集群內企業幾乎都會同步吸納消化這種創新成果，通過快速學習和模仿實現自身的更新和升級。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長期跟蹤研究，產業集群中大部分企業的技術狀況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1）技術開發者。這類機構約占產業集群企業總數的1%～3%。包括專門的研究開發機構和與高技術相關的工程咨詢、技術咨詢公司。這類機構通常規模較小、企業存續時間較短。（2）技術領先使用者。這類機構約占產業集群企業總數的10%～15%。其中部分公司本身具備有效的研究開發能力，能夠依靠本身的力量來實施或使用新技術;其他公司的研究開發能力則較弱，主要依賴外界的技術支持。（3）技術跟隨者。這類機構約占產業集群企業總數的80%～85%，這類機構相互之間在規模、管理、技術等方面的差異很大，絕大部分分布在低技術制造行業。

因此，產業集群內企業實現升級實施的技術創新路徑必須選擇好合適的技術創新路徑，并積極采取合理方式實施技術創新路徑。

二、湖南省化工產業集群企業升級模式實施的實證分析

湖南高新技術研究所開發出了一種新的化工產品X3000，該產品能夠有效減少污染物的排放，該產業集群共包含n家企業（A1，A2，A3 ……An），現均生產一種普通的化工產品X2000。該產業集群經營主導企業計劃將現有的企業進行技術升級，升級后產業集群內的各家企業將能夠同時生產X2000和X3000兩種產品。

假設該產業集群中各家企業的生產工人數量為：E1，E2，E3 ……En（人）

該產業集群中各家企業預計需要的技術升級費用為：F1，F2，F3 ……Fn（萬元）

技術升級總過程共需1個月，在此期間，進行技術升級的企業將停產。

根據該產業集群市場營銷人員進行市場調研所得X2000和X3000兩種產品售價和市場需求量的對應數據，采用散點圖曲線擬合的方法構建出X2000和X3000兩種產品售價和市場需求量之間的方程關系為：

X2000產品：q1=α+β1pS11 +β2pS21 +β3pS31 +……+βlpSl1

X3000產品：q2=γ+δ1pT12 +δ2pT22 +δ3pT32 +……+βlpTl2

考慮到宏觀經濟環境、行業競爭狀況以及企業經營條件等內外部因素，X2000和X3000兩種產品的售價就只能在一定范圍內變化。

根據該產業集群市場營銷人員的調研、財務管理人員的成本計量以及技術研發人員的價格估算，X2000產品售價的變化范圍為：h1～h2元之間，X3000產品售價的變化范圍為：k1～k2元之間。

企業內工人的平均工資水平為：b元/小時，每周的工作時間為c小時，產業集群內各家企業的工人數為固定數值。

X2000產品的零件成本為d1元，需要工人的勞動時間為t1小時;X3000產品的零件成本為d2元，需要工人的勞動時間為t2小時。

每個X2000產品需要n1克老型化工原料（RWold），每個X3000產品需要n2克新型化工原料（RWnew），而該產業集群整體提供化工原料的生產能力約束為：

λ1×RWold+λ2RWnew≤RWtotal/年

需要設計一個方案來決定該產業集群內哪些企業進行技術升級才能保證經濟績效水平的前提下，使得產業集群整體的環境績效和社會績效達到最佳水平？

根據前文所述，本文選擇了：0-1規劃模型：

設有Zi（i=1，2，3……n）等n個變量，當企業A1進行技術升級時，令相應的Zi為1;反之，則令其為0，即有：

Zi=0（第i個企業不進行技術升級）1（第i個企業進行技術升級）

Mi1：第i個企業生產X2000產品的數量

Mi2：第i個企業生產X3000產品的數量

X1：X2000產品的單價

X2：X3000產品的單價

Y1：產業集群內所有企業使用老型化工原料的總數量

Y2：產業集群內所有企業使用新型化工原料的總數量

然后，再采用整數規劃的思想，求產業集群內企業的最佳升級方案，即以利潤（Q，單位為元）為總體規劃指標變量，考慮到技術升級和不升級兩種情況，利用0-1變量，同時在整數規劃目標中包含技術升級和不升級兩種情況，列出整數規劃的總體規劃目標函數maxQ，再對其加以約束，建立數學模型如下：

總體規劃目標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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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旅游大眾化時代的到來，以及移動通訊、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的發展，為了更好地滿足大眾旅游消費群體的需求，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多樣化、個性化的旅游服務，“智慧旅游”應運而生。

一、現狀與問題

無錫智慧城市建設起步早，成效顯著，作為國際IEEE智慧城市試點城市，已經形成獨特的“無錫模式”。在此基礎上，無錫先后成為全國首批18個“國家智慧旅游試點城市”之一，江蘇“智慧旅游城市聯盟”成員，智慧旅游建設快馬加鞭。

從總體建設進展來看，基于頂層設計理念的較成熟完備的智慧旅游框架體系尚處于研發階段。在具體構建上，存在著多角度出發的各類模型。到目前為止，無錫市還沒有明確的建設主題和框架結構，換言之，就是缺乏整體性的頂層設計，已經存在相關部門和旅游企業單位各自為政、條塊林立、信息孤島的現象。

二、智慧旅游頂層設計理念

（一）立足城市與區域。“立足城市與區域”首先，在“智慧無錫”和“智慧江蘇”建設的大背景下，無錫市智慧旅游作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其頂層設計就應最大程度地整合各種資源，將其發展戰略、建設目標和建設舉措等方面與之相呼應，避免重復建設。其次就是要結合江蘇和無錫的實際情況、符合無錫的城市特點、凸顯無錫的城市個性、文化內涵，堅持從城市與區域出發，又回歸區域與城市的理念。

（二）面向市場與產業。首先，智慧旅游作為一種經濟行為，也要尊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注重智慧旅游項目的產業化運營。充分利用市場和激活各類資源要素，為智慧旅游項目運營提供有力的市場支持。其次，要避免項目靜態化和孤立化的傾向，從產業體系層面進行設計，拓展智慧旅游空間，催生智慧旅游產業鏈，拉動智慧旅游產業與相關產業的良性互動，希望早日建立無錫市智慧旅游產業聯盟，為全省乃至全國智慧旅游建設提業模式借鑒。

（三）基于系統開發與運營。首先，智慧旅游作為“智慧無錫”和“智慧江蘇”大系統的一部分，在進行頂層設計的編制時，應當以系統論的觀點和方法進行指導和考量，確保智慧旅游頂層設計的系統性、完整性和結構性，進而提出無錫市智慧旅游系統的概念和技術架構圖。其次，智慧旅游系統的開發和運營過程中，要系統地對涉及的各類軟件進行規劃設計。

三、基于頂層設計理念的無錫智慧旅游發展路徑

（一）以無錫智慧城市平臺大數據體系為基礎，設計和構建無錫旅游公共信息服務平臺

目前，無錫市已基本形成了“一中心（城市大數據中心）+四平臺（電子政務服務平臺、經濟運行綜合服務平臺、城市管理綜合服務平臺以及民生綜合服務平臺）”的智慧城市建設基礎信息平臺布置格局。無錫旅游公共信息服務平臺建設，必須依托城市和?^域的大數據生態體系，以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等現代通信技術為基礎，建立基于地理信息系統的旅游公共信息服務云平臺和數據庫，實現旅游行業信息的收集、分類、處理、的自動化。

（二）以行業建設規范標準的頂層設計和研究制定，推動旅游業態“智慧旅游”服務體系建設

需要頂層設計、進一步優化的智慧旅游規范標準涵蓋旅游業主要業態，包括智慧景區、智慧飯店、智慧旅行社、智慧鄉村旅游建設的規范化標準化要求。在此基礎上，以行業要求以及商業模式的創新，推進智慧旅游景區、智慧酒店和智慧旅行社試點示范建設，強化移動互聯網、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在景區、酒店和旅行社中的應用，促進和提高其智能服務水平，提升其智能服務質量；推動和逐步完善旅游鄉村信息化、智能化建設，進一步引導旅游鄉村旅游環境與公共服務建設，促進旅游鄉村電子商務建設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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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談"小產權房"買受人的利益保護 一房二賣當中買受人權益的保護問題研究 小產權房合法化路徑研究 我國農村小產權房“轉正”路徑研究 小產權房研究綜述 小產權房問題研究 深圳試水“小產權保障房” 小產權房逼問制度變遷路徑 小產權房轉化為保障性住房的實證研究 公民權利保障視角下的小產權房問題研究 小產權房合法化研究 小產權房法律問題研究 小產權房規制政策研究 小產權房合理化研究 從保障性方面考慮小產權房問題出路 “小產權房”何去何從 “小產權”房何去何從 小產權房何去何從 淺析小產權房 小產權房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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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路徑依賴；技術變遷；制度變遷；經濟變遷；分析框架

一、引言

雖然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理論最近30年來在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中獲得了廣泛應用，但這一概念最初卻是來源于自然科學中的生物學。1957年，生物學家Waddington在研究物種進化的分叉現象和基因的等級次序時發現，物種進化一方面由基因的隨機變異和外部環境的選擇作用所決定，另一方面還取決于基因本身存在的等級序列控制機制。因此，在物種進化起始階段，偶然性的隨機因素將觸發基因的等級序列控制機制，進而使物種進化產生各種各樣的路徑，而且這些路徑是互不重合、互不干擾的――這就是路徑依賴最初的涵義。

1975年，美國經濟史學家David首次將“路徑依賴”概念納入經濟學的研究領域。1985年，David將這一概念引入技術變遷的分析中，對路徑依賴的內涵和作用機理作了深入研究。1989年，經濟學家Arthur將其用來探討報酬遞增對于經濟系統運行的影響，開創了路徑依賴在經濟學中應用的先河。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逐漸把路徑依賴研究的重心由技術變遷轉向了制度變遷。1990年，North將路徑依賴理論引入制度變遷的研究中，指出David和Arthur提出的技術變遷中的路徑依賴理論同樣適用于制度變遷。之后，研究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的文獻快速增加，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已成為路徑依賴理論體系中發展最為迅猛、取得成果也最為豐碩的領域。1993年，Grabher在對德國魯爾工業區的研究中分析了區域發展陷入“鎖定”的原因，第一次明確地將路徑依賴引入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中。1994年，Garud和Rappa首次將路徑依賴推向社會學的研究視野，指出技術的路徑依賴性不僅僅源自于技術的相互依存性，而且還與相關的行為慣例、社會關系及認知結構有關，因此應該從認知結構等微觀層次探討路徑依賴的社會性構成。1999年，Bebchuk和Roe把路徑依賴與公司治理聯系起來，首次提出公司所有權與公司治理中的路徑依賴理論。2005年，North又把心理學納入路徑依賴的研究視野，認為環境、歷史遺產等因素決定人的智力結構，從而影響人的認知能力和品位，使人們做出的選擇有所不同，這樣多重均衡就是可能的。相比較而言，國內學者對路徑依賴的研究顯得非常不足。一是在路徑依賴理論體系的建構方面未能取得突破。例如，劉元春（1999）批評當時的路徑依賴分析框架由于忽視了自然系統與社會系統的差別，從而過分夸大了“正反饋機制”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但是他也未能提出對路徑依賴的分析框架進行完善或重構的思路。傅沂（2008）指出了基于新制度經濟學的路徑依賴分析框架的基本要點和主要缺陷，然后提出從演化經濟學出發構建路徑依賴的新分析框架，但是演化經濟學本身的分析框架尚未成熟，因此他也只能提出基于演化經濟學的新路徑依賴分析框架的幾個基本特點，而無法取得突破性進展。二是在現有路徑依賴理論的應用方面也大都是沿著國外學者開辟的研究方向繼續向前推進，未能開拓新的疆域。值得指出的是，傅沂在2006年提出的從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兩個角度分析產業變遷中路徑依賴的形成，從產業生態學的角度提出破解產業變遷中的路徑依賴的研究思路具有一定的創新性。

二、路徑依賴形成的基本原理

在不到30年的發展過程中，路徑依賴理論已經從技術變遷領域先后擴散到制度經濟學、經濟地理學、社會學、管理學和心理學等領域，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盡管其應用領域在變，但路徑依賴理論的基石――路徑依賴形成的基本原理卻始終未變，如圖1所示。關于“歷史小事件”，在路徑依賴理論的系統提出者David那里是指隨機發生、不受行為人主觀控制的偶然事件。后來，隨著該理論的發展，學者逐漸將行為人的主觀意識納入了“歷史小事件”的內涵。為此，本文將“歷史小事件”界定為既具有一定的隨機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受行為人主觀影響的歷史性事件，如行為人在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決策。“自我強化機制”是指能夠不斷強化行為人對初始路徑的選擇的各種因素，如學習效應、網絡效應和適應性預期等。

一般地，在規劃從事某一經濟活動時，經濟主體在進行初始的路徑選擇時將面臨多條可選路徑：路徑甲、路徑乙、路徑丙和路徑丁等；后來某一歷史小事件發生，促使經濟主體選擇了路徑乙；接下來，經濟主體將在路徑乙的各種自我強化機制的作用下，逐漸對路徑乙產生依賴效應；當經濟主體逐漸退出對初始路徑的“鎖定”后，將面臨再一次的路徑選擇，這有可能再一次啟動路徑依賴的形成。關于路徑依賴的形成，最為經典的例子是1985年David在《QWERTY鍵盤的歷史和經濟學意義》一文中提出的關于QWERTY鍵盤如何取得成功的故事。David指出QWERTY鍵盤能夠取得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意外的歷史性事件”――為了避免因打字過快而發生卡鍵的問題，發明家Sholes將最常用的幾個字母安置在相反的方向，形成了QWERTY鍵盤的布局；后來在推廣這種打字機的時候，發明者們一直強調這是最科學的排列方法，能夠有效地提高打字速度――給這種鍵盤帶來了相對于其競爭者的早期領先優勢，即在發明者們持久的強調和勸說下，當時鍵盤的需求方大多優先采購這種鍵盤；之后通過經濟系統中的規模報酬遞增等自我強化機制，這種領先優勢被逐漸放大；最終QWERTY鍵盤擊敗了所有的競爭對手，包括后來出現的DSK鍵盤等更具技術優勢的鍵盤，成為了至今全世界通用的標準鍵盤。接下來，本文將嘗試構建一個分析導致路徑依賴形成的各種自我強化機制――路徑依賴的形成原因的框架。

三、路徑依賴形成原因分析框架的構建

（一）路徑依賴形成原因的層級劃分

在前面有關路徑依賴的文獻綜述的基礎上，本文認為路徑依賴的形成原因可以大致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外層）包括規模報酬遞增、轉換成本、解決問題的能力、人們的主觀理解、既得利益約束、正式的法律約束和非正式的文化約束等；第二層（中層）包括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學習效應、網絡效應和適應性預期等；第三層（內層）包括經濟大環境的不確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等。其中，第一層原因由第二層原因引起，第二層原因又由第三層原因引起。

規模報酬遞增是指這樣一種情形――當企業擴大生產規模時，產量增加的比例大于生產要素增加的比例，由David于1985年首次提出作為路徑依賴的形成原因之一。之后，Arthur在1989年系統地論述了在三種規模報酬中只有規模報酬遞增才能形成路徑依賴。1994年，Arthur又提出了規模報酬遞增的四個原因：學習效應、網絡外部性、規模經濟和適應性預期。學習效應是指在長期生產過程中，企業的工人，技術人員和經理等可以積累產品生產、工藝設計和管理等方面的經驗，從而可以在要素投入不變的條件下增加產量，最終導致長期平均成本下降。網絡外部性源于David于1985年提出的作為路徑依賴的形成原因的技術相關性，在后來逐漸被網絡效應替代，因為學者們認為后者用來描述路徑依賴的形成更為合理。網絡效應是指產品價值隨著購買這種產品及其兼容產品（包括互補品）的消費者的數量增加而不斷增加。由于規模經濟最初用來描述生產規模的擴大能夠降低企業的長期平均總成本，而規模報酬遞增最初用來描述生產規模的擴大能夠促使企業的產量比要素投入增加得更多，二者最終都能使企業的利潤增加。因此，本文認為，規模經濟和規模報酬遞增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下文將僅探討規模報酬遞增。適應性預期是指經濟主體基于歷史經驗做出的關于未來會發生什么的預期，它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緩慢地發生變化。David于1985年還提出將投資的準不可逆性作為路徑依賴的形成原因，后來這一概念在1990年被North發展為建設成本，在1998年又被Shaprio和Varian發展為轉換成本。在路徑依賴理論中，轉換成本是指從當前路徑轉換到新路徑所發生一系列成本的總和，包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解決問題的能力作為路徑依賴的形成原因，由Windrum在1999第一次提出，它是指在一定的經濟框架下，經濟主體逐漸形成的針對各種可能出現的經濟問題的對策和措施。人們的主觀理解是指在初始路徑選定之后，經濟主體在長期內逐漸形成的對選定路徑的運行的一般性的主觀看法，由Kemp于1997年首次提出。既得利益約束、法律約束和文化約束則分別由Kemp在1997年、North在1990年和Greif在1997年首次提出。不完全市場是指不具備下述條件之一的市場：市場上的產品同質；買者與賣者數量眾多；所有買者和賣者都可以自由進入市場；所有買者和賣者都掌握當前物價的完全信息并能預測未來物價；就總成交額而言，市場上各個買者和賣者的購銷額是無關緊要的；任何買者與賣者之間無串通合謀行為；買者追求效用最大化，賣者追求利潤最大化；商品可轉讓。不完全市場包括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完全壟斷等形態。

經濟大環境的不確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則是路徑依賴理論形成和發展的邏輯基礎。經濟大環境不僅包括經濟環境本身，還包括社會、政治和生態等領域能夠影響到經濟主體的行為的諸多要素。不確定性是指經濟主體在事先不能準確地知道自己的某種決策會帶來什么樣的結果。在經濟學史上，古典經濟學家Menger、Fisher和Edgeworth都曾深刻指出，風險和不確定性或將改變整個經濟學的風貌；Knight則最早對風險和不確定性作了系統性論述。有限理性介于完全理性和不完全理性之間，是指經濟主體的行為既包含有意識的理性，但同時這種理性又是受限制的、有限的。它由Arrow首次提出，隨后由Simon加以系統化并大加倡導。不完全信息則是指作為市場參與者的經濟主體不擁有某種經濟環境的全部知識。信息不完全既包括絕對意義上的不完全，也包括相對意義上的不完全：絕對意義上的不完全是指由于認知能力的局限，經濟主體無法獲得完全的信息，經濟主體不可能知道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任何情況；相對意義上的不完全則是指市場本身不能夠生產出足夠的信息并對它們進行有效地配置，包括信息不對稱的情形。

路徑依賴的應用在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領域相對比較成熟，學者們對這兩個領域路徑依賴形成原因的研究取得了比較系統的成果。事實上，國外學者對公司所有權和公司治理變遷的路徑依賴的研究，國內學者對產業變遷的路徑依賴的研究，就是綜合應用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的成果。遵循這種思路，本文也將從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這兩個視角來系統論述某一經濟變遷過程中路徑依賴的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必須強調，這里的經濟變遷過程以生產企業為運行主體，其典型代表可以是區域經濟變遷、產業結構變遷和貿易變遷等。

（二）技術變遷路徑依賴的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

前文已提出，路徑依賴的形成原因可以分為三個層次，那么技術變遷的路徑依賴的形成原因自然也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包括規模報酬遞增、轉換成本、解決問題的能力和人們的主觀理解等；第二層包括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學習效應、網絡效應和適應性預期等；第三層包括經濟大環境的不確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等。同樣，第三層原因引起第二層原因，第二層原因又引起第一層原因，如圖2所示。

具體地，當某一生產企業在歷史小事件的作用下選定了初始的技術路徑后，由于客觀上經濟大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同一行業中各企業管理層和同一市場上各需求方主觀上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該企業在技術選擇和相應產品的產銷方面將面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同樣，由于經濟大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該企業的管理、技術研發和生產等部門員工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在應用選定技術進行產品生產的過程中，該企業的各部門員工不會輕易棄用選定的技術，而將通過“干中學”逐漸積累與選定技術相關的應用知識和經驗，這些知識和經驗又將反過來應用到既定產品生產中，以至于在往后的生產實踐中投入與先前同樣的生產要素將獲得越來越大的產出水平。這便是技術變遷中供給方的學習效應。還是由于經濟大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該企業產品及其兼容產品的需求方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這些個人或（和）企業也不會輕易棄用該企業的產品及其兼容產品，而且一方面將在使用這些產品的過程中逐漸積累使用的知識和經驗，這些知識和經驗也將反過來促進對這些產品的下一次購買；另一方面，為了溝通和交流的方便，這些個人或（和）企業將會把這些產品推薦給其他個人或（和企業）使用，這樣的擴散將快速增加對該種產品及其兼容產品的需求量。這便是技術變遷中需求方的學習效應和網絡效應。仍然是由于經濟大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該企業和該種產品的需求方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該企業將根據其產品的歷史生產和銷售情況制訂下一期的生產和銷售計劃，其需求方也將根據該種產品的歷史采購和使用情況制訂下一期的采購和使用計劃，結果便是進一步增加該種產品的產銷量和市場占有率。這便是技術變遷中的供需雙方的適應性預期。

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下，初始技術產品的供給方和需求方的學習效應和適應性預期，以及該產品及其兼容產品需求方的網絡效應將給供給方帶來顯著的規模報酬遞增效應和巨額的轉換成本。同時，上述各種學習效應和適應性預期還將促使供給方逐漸形成與該技術路徑相關的管理，技術研發，產品生產、銷售和售后服務等領域的解決問題的能力；將引導人們形成對該技術路徑將繼續獲得相對優勢和持續存在的主觀理解。

上述規模報酬遞增效應、轉換成本、解決問題的能力和人們的主觀理解，將使該生產企業對初始的技術選擇產生路徑依賴效應。進一步地，當該企業取得領先優勢后，市場上的需求方將對該種產品產生一致認可。生產配套產品或互補品的企業若要贏得客戶青睞，穩健的策略必然是緊跟該領先企業的技術路徑，適時地推出自己的關聯產品。這將在產業鏈上形成對該技術的路徑依賴。

（三）制度變遷路徑依賴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

在進一步探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之前，首先有必要對“制度”下一個內涵清晰、外延適度的定義。在此，本文擬采用我國學者秦海（2004）的觀點：對于某一經濟組織（如生產企業）而言，制度是一個秩序化的過程，而人們通常所理解的正式的規則和非正式的規則僅僅是這種秩序化過程的載體。據此理解，經濟組織的制度就有兩種類型：內部制度和外部制度，它們具有不同的載體和強制類型，如下表所示。從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制度載體完全有其所受的強制類型決定，正是不同的強制類型將各種制度載體區分開來。

另外，還必須強調以下兩點。第一，基于產品生產的視角，本文將生產企業對制度路徑的選擇與其對技術路徑的選擇看成是類似的過程，即將“制度”與“技術”一樣視為廣義生產要素之一。事實上，在本文看來，“技術”與“制度”并不是完全獨立的概念，它們之間存在一定的交集：流程化的技術將催生相應的生產性制度安排。第二，由于制度包括內部制度和外部制度兩種類型，而且它們又各包含三種載體，因此企業對制度路徑的選擇要比對技術路徑的選擇復雜得多。一方面，對于內部制度的選擇，企業基本可以自主進行；另一方面，對于外部制度的選擇，企業則是被動接受的程度更大些――如果說企業，尤其是領先企業在制定行業規則方面尚且具備一定的話語權，那么在國家法律和社會規范面前，任何企業的自主選擇權都要小很多。

下面接著探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的形成原因。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的形成原因也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包括規模報酬遞增、轉換成本、解決問題的能力、既得利益約束、法律約束、文化約束和人們的主觀理解等；第二層包括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學習效應、網絡效應和適應性預期等；第三層包括經濟大環境的不確定性、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等。同樣，第三層原因引起第二層原因，第二層原因又引起第一層原因，如圖3所示。

具體地，當某一經濟組織如生產企業在歷史小事件的作用下選定了初始的制度路徑――包括企業的內部制度和外部制度中的部分行業規則和社會規范；國家法律不可自主選擇，只能被動接受。之后，由于客觀上經濟大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同一行業中各企業管理層、各級政府機構和行業協會主觀上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該企業在制度選擇和組織運營方面將面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同樣，由于經濟大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該企業的管理、研發和生產等部門員工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在選定制度框架下進行組織管理、技術開發和產品生產的過程中，該企業的各部門員工不會輕易挑戰選定的制度，而將在該制度框架下通過“干中學”逐漸積累與制度運營有關的知識和經驗，這些知識和經驗又將反過來促進產出的增加。這便是制度變遷中生產企業的學習效應。還是由于經濟大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各級政府機構和行業協會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在與選定初始制度路徑的領先企業接觸時，這些組織不僅不會挑戰該制度框架，相反為了更有效的溝通和交流，這些組織將會把該種制度框架推薦給其他企業選用，這樣的擴散將快速增加對該種制度路徑的需求量。這便是制度變遷中的網絡效應。而且由于是在同一或至少是相似的制度框架下，各生產企業、各級政府機構和行業協會之間的相互溝通和交流將會因為逐漸積累的交涉知識和經驗而變得越來越順暢和有效。這便是制度變遷中前述企業的關聯組織的學習效應。仍然是由于經濟大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該企業的上下游企業、各級政府機構和行業協會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加上在初始制度框架中正式規則確立后，將會導致大量與之相配套的非正式規則逐漸產生，從而形成對正式規則的有力補充并且逐漸應用到具體的經濟活動中。這些因素形成合力，自然會引導人們產生對于該制度框架將持續存在甚至是永久性存在的預期。當該生產企業預期到這一制度路徑具備持續的生命力，并且預期到其他組織也將會按照這一制度框架行事時，自己就會仍然按照這一框架行事，其結果必然是強化選定的制度本身。這便是制度變遷中的適應性預期，它同樣適用與該生產企業有關聯的其他企業、政府機構和行業協會等組織。

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下，一方面，生產企業及其關聯組織在初始制度框架下的學習效應和適應性預期，以及初始制度路徑的網絡效應將給所有通過這一制度路徑進行交涉的組織帶來顯著的規模報酬遞增效應和巨額的轉換成本。另一方面，上述各種學習效應和適應性預期還將引發以下自我強化機制：第一，促使各組織逐漸形成與該制度路徑相關的管理和運營等領域的解決問題的能力；第二，引致在該生產企業及其關聯企業與相應的政府部門和行業協會等機構內部形成一個跨組織的既得利益集團；第三，推動立法機構制定、頒布和實施用來規范該制度框架的運行的法律法規；第四，在該制度路徑的長期運行中，潛移默化地形成與之相稱的文化環境；第五，引導人們形成對該制度路徑將繼續獲得相對優勢和持續存在的主觀理解。

在上述規模報酬遞增效應、轉換成本、解決問題的能力、既得利益約束、法律約束、文化約束和人們的主觀理解等自我強化機制的作用下，該生產企業及其關聯組織對初始的制度選擇產生路徑依賴效應。

（四）技術和制度變遷路徑依賴的形成原因的綜合作用

對于某一經濟變遷過程來說，雖然前兩節分開論述的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均具有較強的解釋力，但這仍然是不夠的。因為在歷史和現實的經濟變遷過程中是很難把其中的技術變遷要素和制度變遷要素截然分開的，事實上二者并不單獨起作用，而是通過復雜的相互關聯形成合力，再作用于該經濟變遷過程。

在圖4中，本文將某一經濟變遷過程中總的路徑依賴效應定性地分解為技術變遷的路徑依賴效應、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效應和其他路徑依賴效應，即某一經濟變遷中總的路徑依賴效應=其中技術變遷的路徑依賴效應+其中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效應+其他路徑依賴效應。

值得指出的是，此處的“其他路徑依賴效應”是本文對于該經濟變遷中除了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效應之外，還可能存在其他形式的路徑依賴效應的一種假設。這一假設為將來路徑依賴理論體系中新分支的發展和應用于該經濟變遷留下了解釋空間。

根據前兩節對某一經濟變遷中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的形成過程的分析，可以得知從技術路徑的選定到完全應用于產品生產的時間比較短，而從制度路徑的選定到完全應用于組織運營的時間則相對比較長――生產企業中生產工人對簡單技術的應用只需很短的培訓，有時甚至根本不需要培訓就可以直接上手；而該企業對與簡單技術生產相適應的制度框架的選擇、構建和運行則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對企業的外部制度，因為它們的一部分是伴隨著選定制度框架的運行才逐漸生長起來的。因而，從趨勢線上看，該經濟變遷中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的萌芽和形成要比技術變遷的路徑依賴滯后一段時間。對于該經濟變遷中的其他路徑依賴效應，本文假設其與技術變遷的路徑依賴效應一同產生，但其大小遜于后者。

具體地，無論是對于該經濟變遷中的技術變遷還是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的形成，第一層原因都是由第二層原因引起的，而第三層原因是邏輯基礎或理論假設，是始終存在的分析前提。因此，從時間軸上看，路徑依賴起始于第二層原因。對于技術變遷的路徑依賴的形成，根據本文的分析和關于產品生產、銷售和使用的經驗知識，本文認為基于不完全市場、學習效應和網絡效應（占主導地位）的規模報酬遞增所引起的路徑依賴是其萌芽階段；基于不完全市場、學習效應（占主導）和適應性預期的規模報酬遞增和轉換成本所引起的路徑依賴，以及基于網絡效應的規模報酬遞增所引起的路徑依賴，是其發展階段；基于不完全市場、學習效應和適應性預期（占主導）的規模報酬遞增、轉換成本、解決問題的能力和人們的主觀理解所引起的路徑依賴，以及基于網絡效應的規模報酬遞增所引起的路徑依賴，是其成熟階段。類似地，對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的形成，根據上文的分析和關于制度選定、建構和運行的經驗知識，本文認為其萌芽和發展階段與技術變遷相同；基于不完全市場、學習效應和適應性預期（占主導）的規模報酬遞增、轉換成本、解決問題的能力、既得利益約束、正式的法律約束、非正式的文化約束和人們的主觀理解所引起的路徑依賴，以及基于網絡效應的規模報酬遞增所引起的路徑依賴，則構成其成熟階段。

基于前面的具體分析和綜合分析，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某一經濟變遷的路徑依賴的形成過程中，其中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在前期和后期階段分別占據主導地位，這意味著二者存在一個交點。本文認為，這個交點出現于技術變遷的路徑依賴的成熟階段，對應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的發展階段，如圖4所示。

三、結語與展望

在國外學者有關路徑依賴研究的經典文獻的基礎上，本文首先整理出了路徑依賴形成的基本原理。其基本要素包括多樣化的可選路徑集合、歷史小事件和各種各樣的自我強化機制。接著根據因果關系，將路徑依賴的各形成原因或自我強化機制劃分三個層級。這是本文的創新點之一，此前絕大多數學者要么將路徑依賴的各種形成原因作為一個層級平行地加以提出，如David（1985）等，要么將這些原因作為兩個層級加以提出，如North（1990）和Arthur（1994）等。本文認為，其中第一、二層原因對于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路徑依賴的形成來說是一樣的，但技術變遷路徑依賴形成的第三層原因僅包含規模報酬遞增、轉換成本、解決問題的能力和人們的主觀理解，而制度變遷路徑依賴形成的第三層原因還包括既定利益約束、法律約束和文化約束。然后以這些層次化的原因為基礎，分別系統地論述了某一經濟變遷過程中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形成原因的分析框架。最后以時間為軸，論述了該經濟變遷過程中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路徑依賴的形成階段的劃分，以及二者在總的路徑依賴效應中主導權的交換。這是本文的創新點之二。

馬克思曾說，一門科學，只有當它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能達到真正完善的地步。必須指出，雖然路徑依賴理論從提出到發展至今其應用領域一直處在擴張階段，但其核心解釋邏輯一直都是以純文字形式出現的，缺乏實證研究模型一直是其軟肋。路徑依賴理論作為演化經濟學領域比較成熟的理論體系之一，傅沂、柴茂（2010）曾使用演化博弈模型對產業變遷中制度路徑依賴的成因進行了仿真分析；但黃凱南（2009）已系統地論證了演化博弈論對于演化經濟學，從而對于路徑依賴理論的不適用性。筆者贊成后一種觀點。另一方面，鑒于路徑依賴的形成過程中存在各種自我強化機制，或者說正反饋機制，而正反饋是系統動力學領域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從系統動力學出發來探求路徑依賴的實證分析模型是非常有希望的，這正是筆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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