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經濟發展困境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實體經濟發展困境，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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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實體經濟運行的貨幣支撐不足。近年來，我國新增貨幣流向實體經濟部門的比例持續降低，而流向房地產等資產市場和股票等資本市場的比例不斷提高。2000年，實體經濟、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的資金凈流入量分別為11.7萬億元、9819億元、784億元，比重分別是91.69%、7.70%、0.61%；2009年，實體經濟、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的資金凈流入量分別為40.9萬億元、3.18萬億元、2.09萬億元，比重分別是88.59%、6.89%、4.52%。從2011年新增貸款的行業分布看，制造業、個人貸款、批發和零售業新增貸款占比分別是27.6%、23.5%、22.8%。由于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過30%，并且考慮到間接融資是我國實體經濟企業獲得資金的主要渠道，因此，可以判斷實體經濟部門的貨幣需求并沒有得到充分滿足。貸款難的直接后果就是部分企業因為資金短缺而陷入經營困境。此外，在貨幣政策緊縮過程中，銀行等金融企業的定價能力明顯增強，實際貸款利率和實體企業融資成本不斷上升。因此，對于許多融資成功的企業而言，也由于融資成本不菲而只能慘淡經營。

第二，以低生產要素成本為基礎的比較優勢逐漸喪失。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際分工的不斷發展，我國外向型經濟高速發展，進而帶動實體經濟快速增長。事實上，過去30多年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最大比較優勢在于較低的要素成本，包括勞動力工資、土地價格、原材料成本以及能源價格等，這是吸引大量外國直接投資、發展加工貿易，從而帶來經濟長期高速增長并形成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的重要原因。然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我國的生產要素價格也不斷上漲，低成本的比較優勢正在逐步喪失。人口結構的變化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導致我國低端勞動力工資進入持續上升期。能源資源價格也持續上漲，以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為例，按1990年定基指數計算，2000年為228.4,2009年上升至317.2，年平均增長率為3.72%。同期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僅從190.6提高到225.0，年平均增長率是1.86%，只有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年均增速的一半。

第三，實體經濟內部各行業發展不平衡。對于實體經濟的核心制造業而言，其上游行業大多是集中度較高的壟斷性行業，這些行業在其初級產品或投入品的價格上升之后，一般都會通過價格上漲的方式將成本轉嫁給下游行業，從而導致競爭性制造行業的企業利潤減少。以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為例，2010年，在6個資源性行業中，僅有其他采礦業的成本費用利潤率（7.22%）低于工業全行業平均利潤率（8.31%）；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的成本費用利潤率高達46.52%，是工業全行業平均利潤率的5倍多；有色金屬礦采選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的成本費用利潤率分別是17.65%、17.35%、17.33%，是工業平均利潤率的2倍多；非金屬礦采選業的成本費用利潤率（10.36%）也高出工業全行業平均利潤率近25%。就制造業的成本費用利潤率而言，除了壟斷性的煙草制品業成本費用利潤高達33.04%之外，其他29個行業中有20個行業低于平均值。

第四，外部需求環境趨于惡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復蘇步履艱難。在短期內，發達國家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手段有限。從財政政策的角度看，主要發達國家債務規模龐大、繼續舉績可持續性不強，難以通過增加政府開支來刺激需求；從貨幣政策的角度看，主要發達國家的市場流動性充裕，數輪量化寬松政策幾乎都沒有形成持續的復蘇動力。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由于過于依賴政府補貼，尚未形成規模化的自主增長能力。此外，不少發達國家出于保護國內市場和增加就業的考慮，采取了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并通過干預貨幣匯率等手段對我國施加壓力。在此背景下，我國實體經濟發展面臨巨大的外部壓力。

實體經濟發展既是穩增長、調結構的主要基礎，又是擴內需、惠民生的重要條件，還是適應國內外發展環境變化的必然要求。在新的階段促進我國實體經濟科學發展，需要著力做好以下四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高度重視實體經濟發展的“頂層設計”。近年來我國實體經濟發展面臨諸多障礙，其中雖有外部因素的影響，但更多是經濟發展方式的可持續性出了問題。因此，必須把促進實體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結合起來，在國家經濟和社會科學發展的總體部署中，充分發揮實體經濟在穩增長和惠民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統籌考慮農業、工業和傳統服務業等不同實體經濟部門的產業特性、發展基礎和增長前景等因素的基礎上，加強“頂層設計”，促進各實體經濟部門協調、有序、持續、快速發展。同時，要加強宏觀引導和協調，成立由有關國家部委牽頭的實體經濟發展部際協調機制，優化配置政策資源。盡快研究制定《實體經濟中長期發展規劃》，科學確定我國主要實體經濟部門的發展路線圖，合理分解各階段發展目標。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做好各地區實體經濟發展中長期規劃與年度計劃。

二是切實加強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著力推進金融創新，確保資金投向實體經濟，滿足實體經濟部門合理的資金需求。在宏觀審慎的原則下，根據實體經濟的資金需求，結合貨幣政策的其他目標，保持社會融資規模適度穩定增長，既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又對實體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形成必要的壓力。目前在通脹壓力較大、信貸總量規模巨大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優化信貸存量，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和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同時，要加快發展多層次金融市場，建立健全涵蓋風險投資、資本市場、銀行信貸等方面的完整金融服務鏈條，使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實體經濟企業，都能以合理的代價獲得有效金融支持。此外，要探索完善金融、財政、稅收、土地、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運行的機制，形成合理的行業利潤分布結構，為金融體系加大對有利于實現創新驅動、內生增長、持續發展的產業的支持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三是著力提高各實體經濟部門的產業創新能力。在生產要素成本不斷提高的條件下，我國實體經濟發展必須要從過去的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要創新研發活動的激勵機制，通過知識產權保護、加速折舊、減免稅收等手段，提高技術創新的私人收益率，形成企業、科技研發機構等各類經濟主體提高創新強度、加強技術學習的普遍行為模式。同時，要完善成果轉化機制，通過大幅提高創新資源的使用效率，加強技術資源向技術能力和創新成果的轉化。要根據各實體經濟部門的需要，制定實施一攬子創新驅動發展措施，幫助企業克服技術進步的市場性和發展，引導企業強化研發投入、提高創新效率，并且在創新主體和創新路徑具有多樣性時，協調主體間的行為、指導創新方向。

四是積極促進實體經濟各行業協調發展。當前實體經濟內部各行業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既有基礎性、資源性行業壟斷性較強的原因，又有下游制造業行業產能過剩、過度競爭的問題。因此，破解實體經濟內部各行業發展不協調的難題，一方面要抓緊制定實施公開透明的市場準入標準，切實放寬市場準入，真正破除各種有形和無形的壁壘，完善和落實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各項政策措施，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基礎性、資源性行業，增強實體經濟上游行業的競爭程度；另一方面，對于產能嚴重過剩的下游行業，也要通過兼并重組、淘汰落后產能等手段，適度提高產業集中度，在實現規模效益的同時，增強其對上游行業的談判能力，從而避免出現實體經濟行業利潤差距過大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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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城鄉發展，走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之路，是東部發達地區又好又快發展的必由之路。近年來，江蘇省昆山市加快推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使發展成果惠及城鄉廣大人民群眾。

推進城鄉發展規劃一體化。統籌城鄉發展規劃和布局是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前提。我們打破城鄉界限，把927平方公里市域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總體規劃和控制性詳細規劃、專項規劃、鎮村布局規劃，并從中心城區、城市副中心、小城市和特色鎮、新型社區、自然村落五個層面加以推進建設，促進工業向園區集中、人口向城鎮集中、居住向社區集中，城市化率達到68.7％。在產業布局層面，我們堅持制造業立市，形成以昆山開發區為龍頭，以出口加工區、省級高新區為重點，以電子信息、精密機械制造為主導產業，以光電、可再生能源、新材料等特色產業基地為配套的產業集聚格局；堅持服務業強市，形成以中心城區、城市副中心、小城市為依托的多樣化、集中化發展格局；突出加強農業基礎建設，以產業化提升農業，加快海峽兩岸(昆山)農業合作試驗區建設，不斷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對城市的生態支撐力。

推進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城鄉發展的差距在基礎設施方面尤為明顯，要推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就必須在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統一考慮、統一布局、統一推進。在實踐中，我們對重大基礎設施做到城市和農村統一布局謀篇，集中實施一大批交通、電、氣特別是生態環保工程，努力優化人居環境。全面完成區域組團供水，實行全區域飲用水深度處理，做到“一個龍頭”供水；農村垃圾實行“村收集，鎮集中(轉運)，市處理”，做到“一個爐子”焚燒發電；加大水環境治理保護力度，建成污水處理廠24家，全市工業污水處理率達100％，城市生活污水處理率達80.7％；積極實施“暢流工程”和“三清工程”，去年削減湖泊圍網養殖1萬多畝，疏浚清淤河道230公里，完善了農村污水收集管網和垃圾無害化處理體系，實現了“水清、水活、水暢、水生態、水安全”。

推進城鄉就業社保一體化。城鄉就業社保一體化的有效推進，能夠從根本上解除城鄉居民特別是農民的后顧之憂，是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重大民生問題。我們建立城鄉統籌就業機制和服務網絡，為城鄉居民提供同等的就業機會，并享受同等的就業優惠政策；政府每年撥出2000萬元專項資金，為城鄉勞動力技能培訓統一“買單”，顯著提升了勞動者素質，其中獲得國家級職業資格證和特殊工種(崗位)證書的達到40％以上，90％以上的農村勞動力在非農領域實現就業；加快城鄉社會保障并軌步伐，建立健全以低保、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征地補償、拆遷補償為主體的農村“五道保障”，全市社會保險綜合覆蓋率達99％以上，基本實現“人人享有社會保障”的目標；同時，加強對農民工的管理、教育和服務，在保障他們合法權益的同時，引導他們積極履行應盡義務，促進農民工與市民共處一地、共創繁榮、共建文明，拉近了農民工與市民的心理距離，增強了農民工對城市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推進城鄉公共服務管理一體化。我們以村和社區公共服務中心為載體，堅持公共服務的設施建設和產品供給并重，強化行政管理、日常便民、文化體育、醫療保健、社會安全和黨建活動六大服務功能，形成城鄉一體、日益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使農村居民“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出鎮有人代”。堅持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建立市鎮村三級便民服務網絡和“二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的城市管理機制，在全市城鎮全面推行數字化、網格化管理，做到城市化推進到哪里，城市管理就跟進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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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服務型政府；現狀；困境；對策

[中圖分類號]F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5）05-0089-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5-044

[本刊網址]http：//

隨著經濟飛速發展，工業化和城市擴大的腳步加快，我省的農業和農村已經呈現出諸如農村務農人員老齡化，農民兼業化，農民轉業化，農業副業化，土地荒廢、污染等現代性問題，原先以單戶家庭為基本單位的聯產承包制度已經不能應對當前社會和生產力的發展趨勢，跟不上時代的節拍，傳統的農業經營主體在面臨外界環境的復雜變化性上有著天然的劣勢，不能夠有力面對經濟生態以及人員構成形勢的急劇變化，而以農民合作社，種植大戶和農業龍頭企業為代表的現代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則可以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集體力量，通過更多可能的渠道來進行擴大化生產及再生產。

這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一方面他們把分散的農戶結成了利益共同體，這樣既增加了應對市場和災害的抵抗力，又能促進農民持續增收，農業持續發展，而另一方面新的組織結構的形成必將帶來更多社會、法律法規等等方面的逐步磨合，關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不僅僅可以促進農業產業化的健康有序發展，而且為我國和諧發展奠定了穩固的基礎，我們應該在培育、培養、創新發展這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過程中，積極應對并且牢牢把握每一次難得的機遇與每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案。

一、河南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現狀

黨的十報告中提出現階段我國應該堅持走中國社會主義特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以及農業現代化的道路，推進信息化、工業化、農業化和城鎮化的高度融合，并保持相互之間的協調同步發展。河南省作為傳統農業大省，在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應當也必須起到積極的作用。

在數量上，河南省在過去的十一五、十二五規劃期間大力發展和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截至2013年7月底，在工商部門登記注冊的合作社多達63474家，名列全國第四，還有包括入社農戶，也有多達348萬戶，占全省農戶的20.8%。在質量上，河南省也做到了合作形式多樣化，開創了信用互助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等多種形式的非傳統農業領域合作方式。總體來說，做到了質量與數量皆優。

河南省的農業產業化也在不斷壯大，各地各級農業龍頭企業截止2013年6月，已共有6400多家，其中省級的多達635家，國家級龍頭企業60家，更有15家涉農企業在國內外上市，43家企業被列入上市后備企業，31家企業的產品商標被認定為“中國馳名商標”。

與此同時，河南的種植大戶也在快速發展，截止2013年3月底，種植大戶多達11513戶，經營耕地面積432萬畝。這些種植大戶大部分由種田能手組成，對農業新科技接受程度高，并且還可以影響其他的農業生產主體，成為了提高河南省糧食產量的主要貢獻力量與河南農業生產的支柱型力量。

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優勢和所要面臨的問題

相比于傳統家庭責任聯產承包制的單個生產主體，這些新型的農業經營主體具有明顯優勢，他們可以獲取更多銷售、經營以及市場信息的資源和渠道，具體表現在市場導向、資金來源、銷售渠道、盈利能力、經營規模、產品推廣、品牌建設等方面。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已經不單單是為解決溫飽而勞作，而是認識到了產業化、品牌化的市場價值，逐步擴展進入現代農業行列，走農業商業化、農業集群化、農業金融化之路。

通過實際調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經營者在實際中還存在著很多問題，他們在融資、服務體系、后繼人才和土地獲得等方面仍然面臨著種種困難和意想不到的挑戰。

農村土地流轉加快，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村農業生產者的土地經營規模結構，土地經營規模已經不是新型農業生產大戶的衡量標桿，他們在組織結構和利益機制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創新，通過技術產業化和市場引導逐步實現了小規模基礎上的經營規模化。以市場、科技、人才等帶動產量，將是中國乃至全球農業發展的重要方向。

解決了土地經營規模問題，新型的農業經營主體資金來源的渠道相比于傳統的農業生產主體也更加的多元化，其盈利能力較強。資產的增長不僅有利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自身的收入水平提升，而且更加增加了其對于農業的投入能力，由此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經調查，大部分的農業生產大戶和農民合作社，都是依靠自有資金對其農業進行投資，相對而言，對于農業企業來說，由于其涉及的農產品產后加工、銷售渠道等環節較多，則只有小部分依靠自身資金來進行投入。

由于大部分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投入都是依靠自身資金，帶動了整個新型農業生產的市場導向明顯，并且其經營主體也更加自動的尋求多元化的渠道進行銷售。例如，近些年以來，越來越多的農業產品開始在網絡平臺上進行銷售，通過物流渠道，基本實現了市場全國化，更有甚者，部分實現了市場全球化。

與傳統農業經營主體不同的是，新型的農業經營主體開始越來越多的注重其品牌的建設，他們開始認識到了品牌效應，由于品牌建設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專業的農業大戶往往通過加入大的農業合作社或者參與訂單的方式來分享品牌效應，以期實現品牌的最大效益，做到投入與產出之間最佳的比值。

雖然新型的農業生產主體具有種種優勢，但是在現階段，其發展依然面臨著許多發展瓶頸和各種難題。

目前來看，關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扶植政策還不夠完善，有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依然有貸款難，擔保難，融資渠道狹窄，缺乏高科技指導等情況發生，在稅收方面，針對經營主體所得稅、營業稅并沒有相關的優惠政策，在土地的獲取上，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特別是農業企業也面臨著用地難的問題。

其次，涉及到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相關法律和規章制度還需要完善。農村的保險服務體系有待完善，保險公司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供保險業務的積極性不高。農業的社會服務化不到位，致使農業的發展受到非常大的阻礙。

目前有關政府部門、黨委對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作用沒有引起重視，在思想上還存在有某些偏差，沒有進行相應的指導、宣傳以及服務，在組織體系中，沒有形成相關部門的配合機制，從而制約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健康發展。使其在規模上無法更進一步的發展、壯大，造成了超大型、名牌產業化龍頭企業數量少的情況。而且由于缺乏制度和政策上的保障，使大部分的農業農民合作社運行不夠規范，經營主體的產權也不夠明確，沒有形成完整的利益分配，生產機制，從根本上制約了其向大規模方向發展。

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中，人才的匱乏也成為制約其發展的重要問題，由于其經營人員高齡化比較嚴重，對新技術、新產品、新品種、新市場的接受程度較低，造成經營效率低下的問題。

三、服務型政府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幾點建議

保持農業穩步健康發展，是我國的頭等大事，政府在現階段更應重視培育和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揮政府這只有形的手的充分作用，解決其實際的問題，并且在組織結構和制度構架上給予其保護，全力培育和扶植河南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

首先，對于服務型政府來說，首要的工作是改變生產要素和資源的配置方式，尤其是需要加快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的配置，使其更加的轉向市場導向的配置模式，適應市場需求，掌握供需比例，按照市場的實際調查來進行調整。政府還應轉變對河南省農業以及農業產業的扶植方式，在體質和制度上給予農業主體創業和就業的良好條件，并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退出與進入機制上更加的給予保障，使其能夠放心大膽的發展。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初期，以及過程中，能夠滿足其發展需求，加快其產出效率，加大扶植力度，在發展機制上尋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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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兼并行為導致經濟體過于集中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在很多大型的金融企業中出現了規模較大的兼并行為，這就使得全球經濟體分布得過于集中，對經濟的發展造成了消極影響。一方面，經濟體過于集中會為金融機構中的高層管理人員追求更高薪資提供平臺；另一方面，經濟體過于集中也容易造成金融機構出現道德風險，很多金融機構利用規模擴大的優勢，對破產風險視而不見，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金融機構破產的可能性[1]。一旦大規模的金融機構破產，政府為了經濟的穩定就不得不對其伸出援手，這也進一步消除了大型金融機構的破產顧慮，甚至做出與自身發展目標相悖的風險經營行為。

(二)經濟活動在金融經濟中出現過多

因為金融經濟無論在規模上，還是資金上，與實體經濟相比都有著很大優勢，這也就導致很多經濟活動都趨向于在金融經濟領域進行，進而使實體經濟所遭到的擠壓越來越大。與此同時，這也使金融經濟領域的交易出現越來越多的純粹投機行為，促進了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脫離。

(三)兩者之間的比例嚴重失衡

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比例不均衡使得前者中大量存在的投機因素對經濟指標造成了很大的消極影響，很大一部分的價格指數都因此很難得到真實的反應，實體經濟的運行現狀無法完全顯示出來，這也就使得價格指數喪失了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反映作用[2]。其原因在于，實體經濟受到的損害相對嚴重，大量的社會資本從實體經濟領域中流失，隨之流入金融經濟領域中，而金融領域中因投機行為的頻繁而出現虛假繁榮現象，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實體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從而對整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造成影響。

二、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的利弊分析

近年來，世界范圍內的金融經濟在很大程度上超過實體經濟，這也使得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世界經濟的結構也發生了演變。這種現象有利也有弊。其有利方面在于金融經濟的地位提升使得社會資源大量流入金融經濟領域，在整體社會經濟中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對資金的流動與配置起到不可或缺的中介與配合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實體經濟的發展[3]。其缺陷方面在于兩者之間的失衡使得金融經濟缺乏相應的制約機制，甚至限制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從而對整個社會經濟造成消極影響。金融經濟的主要職能便是服務于實體經濟，一旦兩者分離，無論對金融經濟來說，還是對實體經濟來說，其破壞性都是空前的。所以，合理把握兩者之間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兩者分離的原因是解決當前困境必須要走的路。

三、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的原因

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發生分離的主要原因是前者在規模、數量、地位等方面大大超越了后者，隨著這種現象的深入，兩者的分離也一定會對社會的整體經濟產生消極影響。因此，對兩者分離的原因進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大體上看，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金融資產增多使風險增大

在討論金融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實體經濟的發展也不容忽視。從時間順序與現實貢獻的角度看，實體經濟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與金融經濟相比更具備根本性，從發展層面看，在實體經濟得到一定發展以后，金融經濟才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另外，無論經濟發展到什么時期，金融經濟想要進一步發展，都必須以實體經濟作為依托。所以，金融經濟想要發展就必須以實體經濟作為基礎。但是，實體經濟在世界性的交易過程中需要外匯，而外匯又要依托于金融經濟，在實體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有著非常重要的橋梁作用，然而，風險又會不可避免的出現在金融經濟中[5]。所以，實體經濟的增長速度會慢于金融交易的增長速度，金融資產的比率也因此增加，這對經濟發展來說，不僅是機遇也是挑戰。

(二)技術因素與制度因素導致

從技術角度看，技術會隨著經濟的發展創新，而經濟的發展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技術創新的影響，這種影響具有國際化特點，金融經濟的類型也以此為基礎越來越多，從而促進金融經濟的發展，提升金融資產的比率。從制度角度看，由于金融經濟大于實體經濟，金融交易中的很多非理都與兩者的分離有很大關系，這些行為因為制度因素而產生的。

(三)金融管制的自由化與弱化

金融管制的自由化與弱化膨脹是影響兩者分離的直接因素之一，弱化主要表現在國際之間解除了金融管制，導致國際之間的資本流動越來越多，除此之外，國家內部也會對金融管制進行弱化甚至解除，導致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金融交易的數量也隨之增加。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原因有很多，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導致了當前局面的產生，而上述的三個方面起主要作用，想要阻止兩者的分離，也需要從上述三個方面入手，將兩者之間的比重與相互關系協調好，從而使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

四、金融經濟應服務于實體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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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信社；金融支持；小微型實體經濟

小型微型企業要成長、壯大，需要土壤、陽光和雨露。如何給予小微型企業信貸支持，幫助小型微型企業解“錢荒”？人行永州市中支通過對市農信社進行“窗口指導”，促使其著力推進信貸結構調整、改善業務經營，積極支持小微型實體經濟，取得了顯著成效。

一、永州市農信社支持小微型實體經濟成效顯著

2011年，市農村信用社各項貸款余額為137.97億元，比年初凈增加19.92億元，增幅為16.87%，存、貸款總量和增量均居全市金融機構之首。其中，小微企業貸款余額達28.07億元，占各項貸款余額的20.35%，比年初增加5.2個百分點，增速高于平均貸款增速4.7個百分點，同比增加2.1億元，實現了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貸款平均增速和增量高于上年同期水平的目標。

二、永州市農信社支持小微型實體經濟的舉措

（一）及時出臺政策，將有限的信貸資源用在支持小微型實體經濟的“刀刃”上

2011年以來，在永州隨著原材料、勞動力成本上升，特別是資金供給緊張和融資成本的快速上漲，使許多小微企業經營舉步維艱，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為改善金融服務，支持小微企業擺脫困境，該社把支持小微型實體經濟作為推進信貸結構調整、改善業務經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下發了《關于加大對小微企業發展信貸支持力度的通知》，要求轄內各縣級行社以轉變經營理念入手帶動發展方式的轉變，克服存貸比普遍較高的困難（如農商行2011年末存貸比已達72.37%），將有限的信貸資源用在“刀刃”上，積極支持小微型實體經濟，緩解其融資難的困境。

（二）制定具體措施，為小微型實體經濟融資提供便利“通道”

在人行永州市中支的指導和幫助下，該社組織人員對轄內能大量吸納就業、技術含量高、產品有市場、節能降耗等有良好發展前景的小微企業在廣泛調查論證的基礎上進行了授信，并確保了有信貸需求、符合信貸基本條件的小微企業的評級授信達到100%。同時，該社建立起專營機構、專業人員、專享辦法、專屬產品、專用流程的“五專”服務模式，對小微企業給予優先受理、優先審核、優先安排資金等融資便利。

（三）創新金融產品及服務方式，滿足小微型實體經濟多層次的信貸需求

在金融產品上，該社針對小微型實體經濟行業特點、經營現狀量身定做，先后推出了“中小企業聯保貸款”、動產抵押貸款、股權質押貸款、創業貸款等信貸品種，滿足小微型實體經濟多層次的信貸需求。同時，盡可能簡化操作流程，縮短辦理時間，為他們提供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務。

三、支持小微型實體經濟案例分析

（一）案例一：“服務”惠農如甘露，主動上門了解情況，及時為小微型實體經濟排憂解難

“信用社對我們的信貸支持實打實，每逢關鍵時好比甘露、及時雨。”湖南湘城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伍永成提起信用社對他們的支持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據伍老板介紹，去年該公司因通貨膨脹大環境影響，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飛漲，新擴建的生產線因為缺資金運行舉步維艱。此時，在面臨資金鏈斷裂危險時刻，伍老板找到了農信社請求信貸支持。當黎家坪信用社信貸人員了解情況后，馬上向縣聯社領導作了匯報，沒過幾天，該縣聯社理事長就親自到公司來到調研，經過評估分析當即表示同意該公司用機械設備作抵押貸款500萬元。令伍老板意想不到的是，僅僅半個月時間不到，500萬元貸款就到了公司賬上。如今3萬平方米現代化生產車間運轉繁忙，年銷售收入超過億元，上繳利稅近千萬元。伍老板說，如果沒有那500萬元，他們可能早回到小作坊的模式去了。

（二）案例二：“一對一”跟蹤服務，“量身定制”信貸產品，為小微型實體經濟提供便捷金融服務

“對小微企業的支持，我們向來看根據企業生產項目和發展前景，實行‘一對一’的跟蹤服務。”該社完善金融服務的做法是：對企業發展遇到的問題、需要的幫助在第一時間知曉，同時全面落實首問責任制、限時辦結制和責任追究制。”

“旺達運輸”公司的股東承包公司經營權后，想貸款卻無固定資產抵押，零陵區聯社得知情況后，主動與當地工商部門聯系，在認定股權真實合法的基礎上，為其量身定制了“股權質押貸款”并發放貸款500萬元。該公司老總說，“把公司經營股權質押在信用社貸款這項金融產品服務，不但把我的‘死資產’變活了，更是把我的企業搞活了。”

（三）案例三：“重點”把持明方向，堅持“涉農”宗旨，支持“涉農”等小微型實體經濟做大做強

“永州市是農業大市，農信社姓‘農’， 信貸資源重點理應向涉農實體經濟傾斜。”近年來該社圍繞永州市市委、市政府確定的產業發展規劃，對大米、果蔬、竹木、油脂、禽畜、煙草、藥材等行業的小微企業給予強有力的信貸支持。據不完全統計，累計發放涉農小微企業貸款12億多元，惠及小微企業近2000家。

“通化養殖公司”是永州市最大的生豬養殖企業之一，去年由于受病情等諸多因素影響，損失較大，導致資金周轉困難，生豬存欄數急劇下降。為了穩住“菜籃子”工程，該社及時向他們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信用社的信貸支持下，該公司全年出欄生豬2萬頭，現存欄母豬900頭，肉豬數千頭，有效增加了市場供給。公司董事長蔣士金十分感激，他說：“對我們涉農企業而言，農信社真是好親家，每當困難時給我們雪中送炭，而且貸款利率也給以最大的優惠，既減輕了我們的貸款成本，又從不給企業添麻煩，我們永遠甘當農信社最忠誠的客戶！”

“湘城食品公司”是祁陽縣10余個優質紅薯種植基地之一，這里農民每年種植紅薯10萬余畝。2011年，在農信社的信貸支持下，戶均增收1500多元，且輻射效應不斷得到了擴大。該公司負責人稱贊當地信用社“立足‘三農’，把信貸重點傾斜‘涉農’企業，加大對小微型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大大有利于產業集群的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農民增收。

四、相關啟示

（一）金融機構支持小微型實體經濟不能“干等”，要主動“走出去”

該社支持小微型實體經濟之所以成效顯著，很關鍵的一步是主動去了解、關心需要金融支持的小微型實體經濟，及時了解他們所需、所想，為該社“有的放矢”的支持小微型實體經濟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因此，建議金融機構要主動與小微型實體經濟聯系，真正做到為他們“雪中送炭”。

（二）金融機構應針對小微型企業的特點，制定一套合適的操作措施

該社針對小微型實體經濟對資金需求“頻、急、短”的特點，建立了“五專”服務模式，使得支持“小微型實體經濟”不再是一句書面的口號，而是成為具體行動措施。因此，建議金融機構在關注小微型實體經濟高呼口號的同時，應趕快行動起來，做到“行動高于一切”。

（三）金融機構應“與時俱進”，及時調整創新現有的金融產品與服務方式

該社依據小微型實體經濟的實際情況 “因地制宜”，有針對性的創新金融產品，開拓了一套特殊的服務方式，實現自身與企業的雙贏。因此，建議金融機構應根據當地小微型實體經濟的實際情況，創新金融產品與服務方式，保證金融產品“實用、好用”，小微型實體經濟用得上。

篇6

6月25日，杭州市政協常委會議專題研究實體經濟發展，引浙商回歸，不僅是杭州，長三角各地陸續出臺政策馳援實體經濟。

6月13日，江蘇省政府了《關于加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力度的意見》，上海市市長韓正近日也強調“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

此前，在轉型升級的口號指引下，長三角各地頻繁喊出總部經濟等口號，紛紛發展生產業，仿佛制造業失去了立足之地。

“失去的實體經濟產能永遠地失去了，而新的又沒有產生，”浙江省政協委員郭勝華的一份提案如是寫到，“傳統優勢產業是國民經濟之本，是一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動力源泉，也是戰略性新興產業賴以成長的土壤。”

此前浙江省發改委、臺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南京市科委等人士均表示，面臨著共同的制造業水平低、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長三角發展如今力推實體經濟應將重點落在結構調整、產業升級、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等方面。

這也是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基調，“要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努力營造鼓勵腳踏實地、勤勞創業、實業致富的社會氛圍。”

兩省一市助力實體經濟

自去年以年，國務院通過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創新金融方式、加大新興產業資金支持等方式推動實體經濟發展，長三角一帶的動作更是明顯。

6月26日上午，浙江麗水市舉行總投資127億元的56個項目集中開工儀式上，浙江省省長夏寶龍強調要加大工業有效投入、增強工業發展后勁。

“工業是基礎這點不能丟。”浙江省發改委相關人士指出，浙江實體經濟的思路是“做優農業、做強工業、做實服務業”。

據了解，今年浙江省發改委已經將2009年至今，國家和省級各部門出臺的實體經濟鼓勵政策中涉及要素保障、稅賦減免等“實”的政策匯編成書，共900多條，發到各相關部門及相關企業，“對企業而言，最實在的是資金、土地、稅收等優惠。”

這些政策之外，是浙江省舟山海洋經濟、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溫州金融改革三大國家戰略所創造的新經濟增長點，以及在首屆世界浙商大會和全省民營經濟大會基礎上的“引浙商回歸”。

具體而言，擺在“小而散”的浙江塊狀經濟面前的任務是兼并重組、產業集聚、引進大項目大企業等。夏寶龍曾在媒體上公開表示，未來三年浙江省將引導150家左右的工業行業龍頭骨干企業創建“總部型、品牌型、上市型、高新型、產業聯盟主導型”五類實業企業。

以溫臺地區為例，“臺州實體經濟主要是推行三個抓手，一是引進大型企業并促進小企業向大企業跨進；二是推進一批在當地有較大影響力和帶動力的項目；三是政府服務。”臺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經濟中心主任吳南海說。溫州則在金融改革之后，5月中旬出臺《關于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實施意見》。

老工業基地南京則把重心放在了軟件上，建立以中國（南京）軟件谷為核心，南京軟件園和江蘇軟件園為兩翼的“一谷兩園”軟件產業集聚區，圍繞“1+8”創新創業政策鏈展開，“政府通過稅收等優惠政策將引導重工業往軟件行業發展。”南京市科委副主任劉小斌表示。目前南京已吸引了IBM中國軟件授權培訓中心、中科院軟件所科技成果孵化中心等項目落戶。據統計，2011年南京市軟件業務收入達到1520億元。

作為配套，立足于本地的高校資源吸引高層次人才落戶，是南京最大的優勢。中國（南京）軟件谷的政策是，對獲評杰出人才等的給予一次性高達30萬元的獎勵。

不同于江浙兩地的是，上海的特色在總部經濟，“這么高的綜合成本下，一般制造業基地不可能放在上海，外遷是客觀規律，但制造業依舊是基礎，上海的制造業重點應放在精度高的裝備機械類上。”上海市社科院上海經濟與區域經濟研究室主任陳維指出。

5月底召開的上海金融支持實體產業經濟發展會議上，12家銀行正式與上海簽約，自今年起連續三年為上海市高端裝備制造等十大重點實體產業滾動提供總額6600億元融資支持。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艾寶俊在會上指出，這么做的目的在于，確保上海重大產業項目建設資金需求，推動產業布局調整和優化升級，促進上海經濟轉型發展。

事實上，上海兩個中心方案獲批后，曾經上海個別官員認為上海建設金融和貿易中心，制造業似乎將遠離上海，但如今張江、金橋等開發區地位重新受到重視凸顯了制造業亦回歸到上海。

制造業轉型升級任重道遠

“與其說回歸實體經濟這，不如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加快提升制造業。”陳維指出，造成長三角實體經濟困境主要在于國際金融危機和中國本身制造業水平低。

在他看來，國際上高端制造業優勢在于分工，促進新興部門獨立出來發展壯大，“中國政府有責任深化分工體系，在此基礎上自然會產生對服務業的需求，否則，僅政策趨動下的服務業，整體水平還是偏低，難以走出地區之外、走出國外。”

盡管上海提出“9+5新興產業”等策略，但受以外資、國企為主的經濟結構限制，“目前還是強調的以個人技術能力為主的創業創新。”

這與南京創新驅動不同，“南京是受過去強調重工業發展產業的環境資源限制，重點在于吸引人才，將科技轉化為生產力。”劉小斌指出。

在外資大規模創新可能性不大的情況下，陳維指出，上海提升制造業要從國企突破，“像電氣、大眾等大型國企，打破壟斷、引民資進入是根本。”

但他也指出，這涉及國企改革等深層次問題，盡管方向是對的，進展必然緩慢，“四五年都說得短了點。”

同樣面臨民資去向拷問的民營經濟重鎮浙江，問題更為突出。

當要素、市場化改革、全球化三大紅利縮減、勞動力等成本上漲壓縮制造業的利潤空間后，產業資本逐步流向虛擬經濟，實體和虛擬經濟的平衡出現了偏差，是國家的貨幣政策和市場發展的必然。

“畢竟西方工業化進程幾百年，中國改革開放才三十幾年。”浙江省發改委人士指出，大環境下的經濟泡沫在浙江客觀存在，政府確實要引導這些資本往實體經濟回歸，讓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

“但經濟下滑不是浙江獨有的問題，國外沖擊下的困境是難免的，不要太過失望。”陳維說。

篇7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困境；發展路徑

一、前言

適應新的經濟發展需求，推進新常態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轉型，強調全面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改革是創新的過程，是突破傳統思維理念束縛的過程，強調改革要立足困境，謀劃全局，以創新驅動為導向，從改革動力的培育、改革方式與理念的創新入手，創設改革的新局面。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困境

步入改革發展深水區的中國經濟，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但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狀來看，所面臨的改革困境依據比較突出，改革方式“誤用”、動力“誤判”、重點“誤導”問題，制約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1.改革方式“誤用”，扭曲市場運行機制

在新的經濟發展環境之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依托市場運行機制，減少政府過度干預，以實現微觀機制的激活。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供需失衡問題的解決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出發點。但是，從微觀效率的提高到宏觀產出的增長，這一改革進程的實現是一個不斷優化與調整的過程，強調政府在其中的創新驅動作用。政府的參與性依舊十分重要，但參與的立足面發生了轉變，若政府沿襲傳統改革方式，過于干預企業生產，勢必造成政府行政權力的進一步擴張，滋生腐敗、扭曲市場運行機制，進而影響并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效。

2.改革動力“誤判”，改革進程緩慢

改革是一個不斷優化與創新的過程，新動力的激發、產業結構轉型，是改革效力充分體現的重要方面。但就當前的改革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動力存在“誤判”，結構性改革與產品升級、產業轉型混淆，生產要素的功能、性質未能實現正確區分，進而導致改革的盲目性大，缺乏制度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因此，在深化結構性改革的進程中，應區分生產要素的功能和性質，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3.改革重點“誤導”，存在認識不到位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在于盤活市場活力，在淘汰弱后產能、去庫存的改革推動之下，更好地培育新的市場活力。而從當前的改革現狀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存在認識不到位，改革邏輯被誤解的問題。首先，改革范圍縮減，改革拘囿于重點產業的引導，而缺乏市場整體性改革的推進；其次，改革錯誤定義為商品、服務供給的單純調加，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一輪產能過剩問題的可能性；再次，市場活力不足，改革的著力點單一，缺乏新興產業的培育。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徑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全面推進，是不斷培育發展、創新驅動的過程，強調在夯實改革發展基礎的同時，應著力于改革方式、理念創新，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設新局面。在筆者看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徑構建，應落實以下幾點工作：

1.大力培育改革動力，深化改革進程

改革的全面推進，依托于改革動力的培育，構建契合改革需求的內在動能。首先，狠抓落實“轉型”，以轉型作為創新的重要手段。轉型是升級與調整的基礎，通過創新夯實改革基礎，優化生產要素，實現供給老化、過剩行業的轉型升級，形成更具活力的新業態；其次，深化結構調整，對于要素配置錯誤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為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動力；再次，產業轉移是改革的目的，也是深化改革成效的重要內容。通過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盤活市場、創造新需求、形成新價值，進而構建契合新常態的市場供給。

2.創新改革方式，強化改革措施落地

改革方式的創新，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方面，強調方式的科學性。首先，改革應立足發展，破除傳統體制機制對改革的影響，進而在改革中創造新的改革方式；其次，提高工作成效，做好“加減乘除”。在“加”中提高有效供給；在“減”中淘汰落后產能；在“乘”中實現新機制下快速發展；在“除”中實現政府行政職能轉變，以市場機制為導向，為企業減負、為企業發展創設良好的內外環境；再次，領會中央精神，立足實際情況，提高改革方式的實效性。

3.創新改革理念，夯實改革基礎

結構是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特別是供需錯配問題的出臺，要求改革應著力于理念創新，從本質上夯實改革的基礎。首先，實體經濟發展為重點，著力于體制機制改革，實現技術創新的同時，提高實體經濟的生產效率，進而在培育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為企業可持續發展激發活力；其次，深化簡政放權，在制度改革、技術創新、土地資源等領域，要實現改革難題的逐一突破，穩市場經濟、優生產要素，為新常態的經濟發展構建新的基礎面。

四、結束語

總而言之，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著力于長遠發展，謀劃全局工作，從創新視角出發，部署新時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革要消除誤用、誤導和誤判，從改革動力的培育、改革方式與理念的創新，提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際成效，為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參考文獻：

[1]馮志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J].經濟問題，2016（02）.

[2]許青云.弄清三個問題，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J].經濟研究導刊，2016（07）.

篇8

【關鍵詞】互聯網金融 實體經濟 創新發展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互聯網金融是以各種常見的互聯網工具（多指大數據技術、搜索引擎工具、移動互聯技術等）為依托開展的創新型金融模式，具體應用形式多樣，包括信息中介服務、資金融通服務以及第三方支付服務等。互聯網金融通過實現金融領域與互聯網工具的有機融合，體現了經濟發展中的開放性、平等性、協作性以及分享性特點，達到了創新并延伸傳統金融理念的目的，從而有利于實體經濟發展。因此，互聯網金融作為傳統金融理念與模式的創新形式，勢必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當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面臨著一定的不足與缺陷，如何利用互聯網金融助力實體經濟的創新發展，是業內人士高度重視的一項課題。

我國實體經濟發展面臨多重挑戰

對于我國而言，實體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和挑戰。首先，我國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增大，實體經濟虧損面有所增加。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自2011年以來，GDP同比增長率以及環比增長率均有所下滑。特別是自2015年以來，我國名義GDP呈現出下滑趨勢。雖然我國實體經濟發展仍然處于相對平穩狀態，但根據以往歷史數據來看，名義GDP增長率下滑，甚至低于實際GDP增長速度，可能會導致實體經濟陷入困境。

其次，我國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不足，對實體經濟發展產生了抑制作用。截至2015年，雖然全國范圍內小微企業的數量和規模不斷增加，但資金缺口以及融資缺口不斷增加，導致大量小微企業的成長受到融資問題的影響。從實體經濟發展的角度上來看，小微企業多具有輕資產性的特點，企業的財務數據不夠完備，加之針對小微企業的社會征信機制不健全，因此傳統銀行難以為小微企業提供充足的貸款資金支持。總體來說，受到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偏低等因素的影響，我國金融機構對于實體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被削弱，最終導致實體經濟發展受阻。

再次，受到全球經濟發展不景氣影響，近年來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外部需求環境惡化。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自2008年以來全球范圍內多個國家與地區的經濟尚未完全恢復，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相對不利。對于發達國家而言，這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累積的債務規模較大，可持續舉債能力并不理想，貨幣政策以及財政環境過于寬松，難以帶動實體經濟的發展與擴張，因而實體經濟的增長動力嚴重不足。從這一因素出發，一些國家與地區嘗試通過貿易保護措施以及匯率等方式干預外貿行業的發展，反而導致了國內實體經濟的進一步衰退。

互聯網金融與實體經濟發展密不可分，相互促進

在互聯網金融與實體經濟協同發展的過程當中，兩者密不可分，相輔相成，互相促進。首先，互聯網金融與實體經濟具有發展目標的一致性。互聯網金融依托于互聯網技術實現了傳統金融模式的創新，對經濟結構及其發展模式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但其與實體經濟的發展目標仍然是高度一致的。簡單來說，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必須始終將實體經濟的發展作為出發點與歸宿，以提高社會的金融服務水平為最終目標，并在規模、結構、質量等方面體現出一致性。

其次，互聯網金融對實體經濟存在著正面的促進效應。互聯網金融產生與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促進傳統金融向著民主化、普惠化方向發展，進而產生對實體經濟的正面促進效應。互聯網金融對于實體經濟的創新發展有一定驅動意義，在加快實體經濟的產出速度、提高流通速度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并且還能對社會再生產活動產生刺激性影響，以健全并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互聯網金融驅動實體經濟創新發展的戰略

互聯網金融與實體經濟創新發展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為更好地利用互聯網金融工具，積極驅動實體經濟創新發展，未來的關鍵在于健全互聯網金融市場準入標準，對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政策環境進行優化，引導互聯網金融行業的資金向實體經濟轉移等幾個方面，具體戰略措施如下：

健全互聯網金融市場的準入標準。健全的市場準入標準能夠促進互聯網市場的規范、有序發展，對改善互聯網金融行業參差不齊的發展水平有積極意義。首先，當將牌照制度引入互聯網金融市場中。以網絡借貸平臺所引入的信用評級工作機制為范本，構建適宜于互聯網金融市場的牌照模式，一方面可提高互聯網金融平臺統計管理的便捷度，另一方面能夠明顯提高互聯網金融市場進入企業的資質水平。其次，應規范互聯網金融企業的注冊資本金。政府部門應發揮宏觀監管職能，在P2P平臺中引入最低注冊資本金制度，利用資金支持加強平臺對各類風險的抵御能力，以有效保護投資者利益。

構建可驅動實體經濟發展的互聯網金融政策環境。互聯網金融模式與傳統意義上的實體金融模式相比較，最為顯著的特點是將互聯網理念與互聯網技術手段高度融合，但互聯網金融模式的本質仍然在于“金融”兩字。因此，互聯網金融必須將為實體經濟服務作為根本目標。在對互聯網金融發展進行監管與引導的過程中，應關注如下問題：首先，應將互聯網金融相關知識作為企業領導層培訓范疇中的重要內容，使其領悟互聯網金融發展模式的意義與價值；其次，對于我國而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轉型的宏觀背景下，應當盡可能實現實體經濟與互聯網金融的協同、適應，通過政策環境下的一系列利好措施，促進我國金融結構的轉換。

政策引導互聯網金融資金流向實體經濟。為開拓實體經濟創新發展的融資渠道與途徑，解決融資信息溝通不暢的問題，保障小微企業獲得充足的資金支持，在政府部門對互聯網金融行業進行宏觀引導的過程中，應當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首先，政府部門應通過稅收優惠或專項財政補貼的方式對信貸資源配置進行優化調整，引導互聯網金融市場貸款資金逐步向實體經濟流動。其次，要限制資金補貼對象數量。政策扶持的對象不得過于寬泛，應當將中型和小微企業作為重點服務對象，對企業交易規模作出明確限制，并根據企業經營過程中的交易增長率、信用等級以及注冊資本等關鍵數據，采取不同等級的獎勵或補貼措施。

（作者單位：長沙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①劉煥蕊：《互聯網金融支持產城融合發展研究》，《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6年第5期。

②陸岷峰、楊亮：《我國互聯網金融與實體經濟融合關系研究》，《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8期。

③陸岷峰、楊亮：《互聯網金融與實體經濟融合關系及驅動思路研究》，《天津商業大學學報》，2016年第36期。

④皮天雷、楊萍、劉子榮等：《金融新常態約束下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演變與革新》，《經濟問題》，2015年第10期。

篇9

小微企業在我國經濟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由于我國實體經濟受到沖擊和貨幣政策不斷調整，小微企業面臨融資困境，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本文通過分析小微企業融資困難的成因，分別從企業、銀行和政府三個層面探討破解小微企業融資困境的對策。

【關鍵詞】

小微企業；融資困難；解決對策

一、小微企業概況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郎咸平教授提出，小微企業是小型企業、微型企業、家庭作坊式企業、個體工商戶的統稱。有數據顯示，小微企業注冊數量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6%，其創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的價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5.6%，已然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和市場繁榮的重要基礎。小微企業規模小、資產總量低、經營風險大、生產技術較落后等使其成為企業中的弱勢群體，在當前社會經濟環境的綜合作用下，我國小微企業出現融資難題，并且日益受到社會的關注。

近些年來，由于外部經濟和金融環境的持續波動，國內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逐漸暴露出結構性問題，社會改革和經濟結構轉型的呼聲日益高漲，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面臨著結構轉型和技術升級的迫切要求，在轉型中必然會淘汰部分難以適應經濟發展步伐的企業，其中小微企業面臨的壓力最大。一方面，小微企業是經濟組成中最具活力的主體，其規模小，經營方式靈活；另一方面，小微企業的發展面臨著諸多困難，其中以融資難最為突出。

小微企業融資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不僅關系到企業自身的生產經營和持續發展，還關系到我國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和金融創新發展，涉及到實體經濟運行與金融體系的緊密結合，對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轉型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因此，如何緩解小微企業融資困境，是我國經濟發展中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二、小微企業融資困難的成因

（一）小微企業自身層面

小微企業的“先天不足”，如產品技術含量低、附加值較低、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式經營、內部治理機制不健全、信用水平較低等，是造成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內在因素。

調查發現，小微企業融資難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直接融資難。小微企業無法達到進入資本市場的條件，不能像大型企業及創新型中小企業那樣在資本市場通過發現股票、債券、信托等方式進行直接融資。另外，我國資本市場尚不成熟，對于直接融資渠道的監管較嚴，短期內小微企業難以涉足資本市場。二是間接融資難。間接融資主要通過銀行金融機構貸款融資，由于小微企業自身條件有限，銀行出于貸款成本及風險的考慮，往往不愿貸款或貸款成本較高。此外，部分小微企業對于融資政策和金融工具與產品不熟悉，缺乏適宜的融資理念和策略，這樣使得企業和銀行間的鴻溝不斷擴大，銀企溝通不暢，造成融資困境。

（二）銀行層面

商業銀行作為我國金融機構的主體和資本市場的中介，對于企業通過貸款改善資金狀況具有重要的作用。作為營利性組織的商業銀行，在合理的風險范圍內追求最大利潤是其經營目標，最大限度地保證資產的流動性、安全性和效益性是其經營原則。基于其經營原則和風險等方面的考慮，商業銀行一般不愿意為中小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提供貸款。在融資工具創新方面，銀行也沒有進行有效地創新和提供適合小微企業貸款融資的金融產品。另外，缺乏專門為小微企業服務的金融中介機構，導致銀行等金融機構與企業之間的信貸供給與需求出現了雙向操作問題。

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調整帶來商業銀行信貸規模在短期內的擴張和收縮，這對小微企業的融資也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伴隨著銀行的風險管理和流動性管理要求的不斷提高，商業銀行惜貸現象也應運而生，對于大型工商企業融資的門檻提高，更何況是本身處于先天弱勢的小微企業。

（三）政策層面

政策層面包括政府對于小微企業融資的扶持與優惠政策和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運用對小微企業融資的影響以及金融監管機構對于小微企業融資問題的意見與行動。目前，我國政府已經逐漸認識到對小微企業的政策扶持，先后出臺了一些鼓勵小微企業發展、鼓勵銀行對小微企業貸款的相關措施和政策，但這些對于緩解小微企業融資困境并不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關于貨幣政策的調整，主要體現在中國人民銀行對于三大貨幣政策之一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節。近些年來，由于外匯儲備被動擴張，使得基礎貨幣量迅速膨脹，為了緩解通脹壓力，中央銀行不得不頻繁調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以回籠基礎貨幣。由此帶來商業銀行信貸在短期的緊縮，對于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產生一定的沖擊。即便之后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商業銀行仍然存在“惜貸”現象，小微企業融資困難不言而喻。

在金融監管方面，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不斷加深，對商業銀行、影子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的監管要求越來越嚴格，新的巴塞爾協議對銀行的風險管理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商業銀行信貸規模收縮，而對于小微企業融資并沒有差異化的監管和信貸政策，這必將對一些致力于小微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中小金融機構產生影響，從而成為小微企業融資困境的新成因。

政府的對小微企業的扶持和優惠政策欠缺，貨幣政策的調整使得商業銀行信貸在短期的擴張與緊縮也對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產生一定的沖擊。一方面政府要加強金融市場監管，控制銀行不良貸款，防范金融風險；另一方面也希望銀行向小微企業貸款以改善其融資難題，這種矛盾也是小微企業困境的難以擺脫的原因之一。

三、破解小微企業融資困境的對策

（一）企業自身改良

打鐵還需自身硬，小微企業要想破解其融資困境，還必須從自身改良做起。首先，小微企業應轉變其經營理念，通過改變落后的經營管理模式，建立完善的內部治理機制，加強資本運作，從自身劣勢逐漸轉向優勢，逐漸適應現代化企業的發展要求。其次，小微企業在產品和服務上應實現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通過引進和創新技術，增長其利潤空間，從而保持資金的充裕和流動性。最后，企業可以通過并購、重組、參股等運營方式，加強小微企業之間的聯合，增強資本實力，擴大生產規模，實現轉型升級，促進企業發展。

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政府應加大對于實體經濟的投入，逐步減少對于投資和出口的依賴，通過技術創新完成中國制造業企業的轉型，以避免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企業的打擊。小微企業自身也應重視經濟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對于其自身長遠發展的重要性，從各方面增強企業競爭力，完成企業轉型。

（二）銀行創新融資渠道

首先，銀行要通過創新信貸理念、創新服務模式，制定適應小微企業融資需求的細分戰略，建立適應小微企業“短、小、頻、急”的金融產品、營銷以及風險控制的組織管理體系和業務體系。對小微企業實行形式多樣的信貸業務培訓，幫助小微企業尋求轉型的有效途徑。銀行通過開展金融創新拓展自身收益渠道的同時，也為小微企業解決融資難題，實現了銀企信貸關系共贏的局面。

其次，構建中小銀行金融機構服務小微企業，并采取差異化的監管政策，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題。按照“小銀行優勢”理論的觀點，銀行規模與提供的服務于企業規模和需求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從服務成本的角度考慮，小銀行比大銀行更加適合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

最后，商業銀行變其“惜貸”的態度為謹慎放貸，在其主要業務由信貸向中間業務轉型的同時，通過有效的風險管理和控制措施，對小微企業進行適量的信貸融資，這樣不僅擴大銀行自身收入來源，也為小微企業發展注入現金流。

（三）政府改善融資環境

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和經濟轉型的背景下，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放松金融管制與有效金融監管以及宏觀經濟、金融政策與小微企業健康發展三方面的關系，是當前我國經濟工作的重點。由于小微企業在我國經濟轉型中的重要推動作用，使得有效激勵小微企業成長的經濟和金融政策顯得尤為重要，一方面要通過政策的扶持，促進小微企業的創新和轉型；另一方面差別化的政策又不至于被缺少競爭優勢的小微企業搭便車，成為企業轉型和成長的束縛。

企業的創新離不開寬松的制度環境，包括便利的融資條件、較少的行政審批限制。政府應強化服務意識，努力為小微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出臺財稅及監管方面的政策，使得銀行在開展小微企業貸款業務時能夠按照“大數定律”確定信貸違約風險。在對小微企業貸款的營業稅征收時適當減免，減免部分可用于核銷小微企業貸款壞賬，對銀行小微企業貸款經營利潤的所得稅稅率適當下調。這些政策的實施，不僅可以恢復小微企業改善其融資困境的信心，對于金融市場也是一種積極的信號和示范效應，引起金融企業對于支持小微企業融資的重視，從而創造一個適合小微企業融資發展的環境，進而逐漸突破其融資瓶頸，迎來小微企業健康發展的時代。

篇10

一、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主要表現及其危害

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分離并不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只是二者分離的一個集中反映。早在20世紀80-90年代，世界范圍內的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就出現了明顯的失衡現象，突出地表現為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在數量關系上出現失衡，金融經濟部門數量明顯超過了實體經濟部門數量，并且在規模上金融經濟資產也超過了實體經濟資產，這些現象都表征著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在數量上、規模上、地位上都在發生著顛倒，實體經濟有先前的主導位置轉變為現在的輔助位置，而金融經濟由先前的輔助實體經濟發展的角色轉變為經濟發展中的主體，并逐漸脫離實體經濟而獨自運行。衡量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主要指標是金融資產比率、金融交易量比率、金融資產系數，等等。隨著這些指標的上升，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就表現的越明顯。

隨著開端于美國的金融危機的蔓延，世界范圍內的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又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征。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中，在危機發生之前的相當一段時期里一些發達的經濟體中出現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顯著失衡，這是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個共同特征。這一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有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大規模的兼并行為在大量大型金融企業中出現，導致經濟體中出現高度集中的問題。這種因為大肆合并而導致的高度集中進一步又在一定程度上給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一則金融企業因高度集中而為金融企業的高層管理者帶來了追逐高額薪酬的機會，再則是由于高度集中而使得金融機構出現嚴重的道德風險，即憑借自身不斷擴大的經營規模而無需承擔破產風險的憂慮，即使有破產的風險和可能，政府也會因為其規模巨大一旦破產就會給整體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影響而出手相助，因此，這些大型金融企業就減少了必要的風險防范，甚至會做出一些嚴重不利于自身發展和整體經濟發展的風險經營行為。

第二，由于金融經濟大大超過實體經濟，導致經濟活動中的大量交易發生在金融經濟領域，實體經濟受到越來越大的擠壓，致使金融經濟中的交易出現純粹性的投機行為增加，乃至金融經濟徹底拋棄實體經濟，脫離與實體經濟的正常、必要的聯系，致使整經濟發生惡化趨勢。

第三，由于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比例失衡，導致金融經濟中的投機因素影響到經濟指標，許多價格指數因為實體經濟的弱小和金融經濟的強大而難以真實反映實體經濟的運行現狀，這也進一步致使大量價格指數失去了其作為國民經濟運行的“晴雨表”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為，實體經濟由于金融經濟的擠壓而受到嚴重損害，尤其是大量社會資本從創造真實價值的實體經濟領域流出，而流向金融經濟領域，而金融領域由于其投機而出現出虛假繁榮，這又進一步掩蓋了實體經濟中的諸多問題，進而影響了整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因此，進入新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發展中的金融經濟大大超過了實體經濟，金融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地位顯著提升，這是世界經濟結構演變中的一個最為顯著的特征。這種發展趨勢既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作用。一方面，由于金融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加，大量社會資源流向金融經濟領域，金融經濟在社會經濟整體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資金配置和流動指引的中介和配合作用，進而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如果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出現過度失衡，導致金融經濟由于過度集中而缺乏約束，甚至因為金融經濟的過度發展而損害了實體經濟的發展，這對整體社會經濟的發展又具有十分不利的影響。金融經濟在本質上是服務于實體經濟,這是其最為主要的職能，一旦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發生分離，這對實體經濟乃至社會整體經濟都具有破壞性影響。因此，如何把握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之間的比例并防止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就顯得十分重要，這需要弄清楚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原因及其防范措施。

二、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主要根源及其防范

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是隨著金融經濟在數量、規模、地位等方面顯著超過實體經濟中而形成的，隨著這種趨勢的延伸，二者的分離必將對社會整體經濟發生消極影響。深入分析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原因，這對于防范因二者的分離而損害實體經濟和社會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總體看來，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根源主要有：

第一，金融資產比率增加，風險擴大。在談金融經濟發展甚至超過實體經濟時，實體經濟的發展是不可回避的問題。無論是在實踐順序上還是在現實貢獻上，實體經濟都是比金融經濟更具根本性，一方面金融經濟必須在實體經濟有了一定發展之后才能出現，另一方面實體經濟在任何經濟發展時期都是金融經濟發展的現實背景和經濟支撐。因此，金融經濟的興起、發展都是以實體經濟的發展、繁榮為基礎的。但是在世界范圍內，由于實體經濟的交易需要外匯，這離不開金融經濟的支持，金融交易對于世界范圍的實體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一旦出現金融經濟，各種風險就不可避免。因此，金融交易的增長會比實體經濟增長更快，于是就出現了金融資產比率增加，這不僅是經濟發展的機遇，也是經濟發展的挑戰，主要表現為金融經濟的過度集中而損失社會經濟。

第二，技術和制度因素也是致使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重要原因。在技術方面，技術發展和創新使得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都深受全球化影響而具有國際性，因此金融經濟的類型也日益增多，金融經濟的發展速度大大提高，金融交易也越來越大，金融資產比率也相應提高。在制度方面，隨著金融經濟超過實體經濟，金融交易中的短期機會主義、各種非理、跟風行為、短期績效評價等都與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發生分離有關，這些行為都是一定的制度因素的結果。

第三，金融管制的弱化與自由化的膨脹，這是導致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甚至是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直接影響因素。這種金融管制的弱化首先表現在國與國之間的金融管制的解除，使得資本的國際流動越來越厲害，另一方面還突出表現在一個國家內部的金融管制的弱化和解除，這加強的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導致金融交易量的增加。

總之，導致金融經濟與實體相分離的原因是多方面，也是綜合起作用的，以上三個方面是其主要方面，防止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措施也應該從以上方面入手，協調好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比重及其相互關系，只有這樣才能促進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共同發展，進而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金融經濟應以服務實體經濟為自身發展的立足點

世界經濟的發展和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都離不開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在本質上看，金融經濟產生自實體經濟的發展，金融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也離不開實體經濟的發展。因此，金融經濟將自身定位于服務于實體經濟對于金融經濟自身的發展乃至世界整體經濟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這次世界金融危機在表面上看似是金融領域的危機，其根源仍在與實體經濟，即金融經濟的過度發展和集中嚴重影響了實體經濟，最終又導致金融經濟缺乏實體經濟的必要支持，進而出現了全球性質的經濟危機。這些金融危機出現的表現是金融機構和企業越來越具有自我滿足、自我服務、自我強化的傾向，金融經濟已經基本上徹底脫離了實體經濟的發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金融經濟還干擾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因此，金融危機的根源還是在于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的分離，致使金融機構和企業缺乏實體經濟的必要支撐。

因此，世界走出金融危機根本出路還在于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并積極引導金融經濟為實體經濟服務，促進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金融機構努力改革做到為人民服務、為中小企業服務、為科技創新服務，根本上是金融經濟要為實體經濟服務，這既是實體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金融經濟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經濟危機走向緩和的重要條件。

參考文獻

[1] 王振山.金融效率論.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