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理論的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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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1977)《壟斷競爭與最優產品多樣性》(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OptimumProductDiversity)一文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的發表,標志著新貿易理論及相應的新經濟地理理論的產生。與傳統的以新古典經濟理論為基礎所決定的企業區位選擇、區域生產力布局及區域發展模式觀點不同,該理論從運輸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所引起的聚集經濟、遞增收益、規模經濟性、外部性或者說溢出效應(如技術的溢出效應)等角度探討企業區位的選擇及區域經濟增長模式等。許多經濟學家對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克魯格曼(Krugman)、馬丁(Martin)、阿明(Amin)、弗塞爾(Feser)、伯格曼(Bergman)及沃納伯爾斯(Venables)等。

1•新經濟地理理論中的區位理論。克魯格曼(1991)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遞增收益與經濟地理》(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一文通過一個簡單的模型說明了一個國家或區域為實現規模經濟而使運輸成本最小化,從而使得制造業企業傾向于將區位選擇在市場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場需求則又取決于制造業的分布。所以,中心—邊緣模式的出現依賴于運輸成本、規模經濟與國民收入中的制造業份額。他與大部分經濟學家所運用的馬歇爾(Marshall)的外部性經濟概念不同,馬歇爾的外部經濟認為,企業區位聚集有三個原因:第一,幾個企業集中于一個區位提供了特定產業技能的勞動力市場,確保了較低的失業概率及勞動力短缺的可能性;第二,地方性產業可以支持非貿易的專業化投入品的生產;第三,信息的溢出可以使聚集企業的生產函數好于單獨企業的生產函數。①而克魯格曼卻注重一般性的外部經濟,而不是特定于某一產業的外部經濟,所以,其外部經濟概念是與需求及供給關系相聯系的,而不是純粹的技術外溢效應。格斯貝茨與施姆茲勒(Gersbach&Schmutzler,1999)通過模型探討了存在產業外部與內部外溢效應條件下的生產與產品創新的地理分布,以及對產業聚集的影響。他們認為,遞減的聯系成本支持產業的聚集,同時也存在產品創新的多重均衡。產業群內企業的競爭與合作效果可以達到兩階段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這通過美國硅谷的經驗而得到證明。瓦爾茲(Walz,1996)的研究結果表明,地方的經濟增長起因于產業部門的地理集中所表現的持久的生產率增長,這同樣與技術等要素的溢出效應密切相關。

他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會導致遞增的生產與產品創新的區域集中。弗塞爾與伯格曼(1999)通過區域與產業群的概念,系統地闡述了形成聚集優勢的理論基礎:外部經濟、創新環境、合作競爭與途徑依賴等,并且還通過價值鏈與投入—產出途徑來確定產業群的存在,通過區位系數、網絡分析等對產業群進行分析。馬丁(1999)探討了存在聚集經濟條件序列區位競爭的結果,他通過模型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存在聚集經濟時,贏得第一次的區位競爭使得一個區域對下面的企業更具吸引力。所以,第一個企業可能獲得較高的財政激勵,而第二個企業則可能獲得的補貼較少,但其卻從產業聚集的外部經濟中獲益。對較早的投資吸引所獲得的動態的或者說長期的效果可能超出其直接的經濟效果,因為這對以后的產業吸引形成一種區域環境。而這種第一次區位競爭的動態競爭力也使得對序列競爭的補貼或者說激勵趨增,從而引起區域之間的惡性競爭。馬丁的模型對企業區位選擇的決定及產業的地理集中進行了預測,指出了第二個企業選擇與第一個企業相同區位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有可能形成一個產業群,在同一區位的企業隨著外生的(自然的)相對成本優勢與內生的(獲得的)聚集優勢的增加而增加。由于贏得第一次區位競爭對區域發展具有如此的動態經濟效果,因此各區域內為吸引新企業進入提供各種激勵措施。但埃利斯與羅格斯(Ellis&Rogers,1997)利用博弈論分析了各區域利用激勵措施吸引新企業進入所面臨的囚徒困境狀況:它們為吸引新企業進入而提供激勵,各區域之間為爭奪企業而進行的競爭便從此開始,區域提供給企業的激勵最終可能會超出其對該區域的真正價值,使得區域清晰地知道如果沒有區位競爭它們或許會更好。傳統的區位理論側重于工業區位。而新經濟地理理論則將工業區位理論延伸到辦公區位(OfficeLocation)、零售區位(RetailLocation)等。泰姆泊爾(Temple,1994)在把辦公活動分為三類的情況下分析了辦公區位的選擇。她認為,傳統的工業區位決定因素對于決定諸如會計、廣告及市場營銷等服務部門的辦公區位并沒有多大作用,這些部門本身會產生自身的外部規模經濟,而正是這種外部經濟性的存在,使得金融與市場營銷等部門會聚集或定位于城市中的相同地區,即這種外部經濟性產生了自身的動向或推動力,從而成為決定辦公區位的一個決定因素。當然,對產業聚集地也有另外不同的觀點,如哈德、瑞斯與斯文森(Head、Ries&Swen-son,1999)推測群居行為(HerdingBehavior)可能導致產業群;而Decoster&Strange(1993)則提出了問題可能是隱藏在聚集之后的一種重要作用力的觀點,這主要涉及經理人員決策制定的聲譽成本問題。

2•新經濟地理理論中的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理論將距離因素以運輸成本的方式自然地納入到整個理論體系中去,從而改變了傳統的不考慮運輸成本對貿易產生影響的看法。而運輸成本的減少也就成為新經濟地理理論中聚集現象發生及增長方式轉變的原因,并以此來回答傳統的貿易理論所不能回答的事實:(1)貿易量隨距離的增加而迅速遞減;(2)價格在區位之間并不相同,地點之間的距離越遠,差異也越大;(3)要素回報在國家之間并不均等;(4)不同國家的行業生產率差異很大。地理位置雖作為貿易量的一個重要解釋變量,但在傳統的貿易理論中,其理論含義并沒有得到強調。距離及其相聯系的成本不但決定著貿易流量,而且也決定了不同國家之間的區域貿易方式、產業結構、要素價格與收入差異等。克魯格曼(1991)利用簡單的兩區域模型、農產品無運輸成本假定和薩繆爾森(Samuelson)的“冰川”(Iceberg)型工業品運輸成本來說明區際貿易的產生及最終的中心———增長模式,即每一單位的工業品從一個區域轉移到另一個區域,只有一部分能夠到達。而這部分工業品與區域運輸成本呈反比例關系,或者說是運輸成本的倒數指數,它也是決定區域收斂或發散的最終參數。且有兩種作用力———本國市場效果與價格指數效果使得區域趨向發散,而另一種作用力———本地農產品市場的競爭度使區域趨向收斂,而最終是否收斂或發散則取決于兩種作用力的比較。

沃納伯爾斯與李冒(Venables&Limao,1999)在利用傳統的李嘉圖及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并將運輸成本納入到理論中去時,發現要素稟賦與要素密集度并不是確定貿易方式及生產方式的充分條件,這也依賴于國家或區域的位置———特別是與經濟中心的距離及物品的運輸成本。而且,他們還給出了運輸傾向性的確切定義,它依賴于運輸最終產品及用于生產的中間產品的成本。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距離還降低了實際收入。它對不同要素價格的影響卻顯得較為復雜,這依賴于運輸密集度與要素密集度之間的相互作用。運輸成本使偏僻地區的實際收入降低,但減少運輸成本卻并不能必然使所有區域受益,由此所引致的供給反應將導致貿易量的變化,典型的情況是運輸成本的降低可能會導致相對偏僻區域的實際收入增加,而卻減少了欠偏僻區域的實際收入。當然,偏僻區域并不必然是一個活動貧乏的區位,因為它們的距離已經反映在它們的要素價格水平上。新貿易活動的區位選擇相對于已有活動的密集度而言,依賴于要素密集度與運輸密集度。伊頓與考圖姆(Eaton&Kortum,1999)不但將地理因素而且還將技術因素納入其貿易模型,并探討了貿易獲益、貿易使技術的收益擴散、技術與區位決定專業化的模式、移民對工資的影響、關稅減少的結果等五個方面。他們認為,自由貿易使各國都會受益,小的國家可能比大的國家獲益更多,這與后面要講的新區域主義的觀點相類似。而一個國家(或區域)的技術進步可使整個社會福利水平提高,技術擴散的受益大小則取決于受益國的資源與擴散國之間的相似性等狀況。

3•新經濟地理理論中的收斂及發散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提出區域收入趨同后,隨著以羅默(Romer,1986)與盧卡斯(Lucas,1988)為代表的內在增長理論的延生,在20世紀80年代小阿莫斯(AmosJr,1988)提出了“在經濟發展后期階段區域收入趨異”的假說。羅默指出標準的索羅增長模型的技術假定會導致貧困國家或地區將經歷較快的增長,但由于遞增收益概念的引入,并且通過利用該概念建立的理論模型所得出的結論與戰后各國的經濟增長情況基本上保持一致,沒有出現較貧困的國家與較富裕國家收斂的趨勢,也即現實中的區域發散性。這與新經濟地理理論相似,因為新經濟地理理論主要從聚集經濟、外部性等內生增長的角度探討區域經濟增長。對于區域發散的觀點主要有三種解釋:(1)生產技術內生地有利于技術領先者,這使得存在遞增收益條件的結果是富者越富,差距越來越大。這是因為技術因素是決定區域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技術能否擴散影響到區域不對稱性的延續,進而影響到區域的收斂與發散。基凡奈蒂(Giovannetti,1999)則在區域不對稱的演變過程模型中指出,作為由不同區位企業適應性決定的結果,區域不對稱(主要是技術方面)具有四種均衡狀態:持續不對稱(PersistentAsymmetry)、蛙跳式(Leapfrogging)、保持進步(ForgingA-head)與追趕式(Catchingup)。他認為,持續不對稱不會被企業所采納;蛙跳式是低質量企業采納的方式;保持進步則是高質量企業采取的方式;追趕式是每個企業都能采納的方式。(2)鮑默爾(Baumol)與巴羅(Barro)等人認為,雖然收斂是最終的結果,但只有擁有一定人力資源基礎的地區或國家才能夠利用現代技術保持收斂趨勢。一個貧窮的國家只有在一定的人力資本基礎上才能比較富裕國家增長得更快。而多瑞克與圭根(Dowrick&Ngugen,1989)則認為,收斂只會發生在最富裕的國家,特別是經合組織(OECD)國家,所以被人們稱作“俱樂部收斂”(ClubConvergence)。(3)巴羅與薩拉—艾—馬丁(Barro&Sala(I(Martin,1991和1992)等人提出的條件收斂(ConditionalConvergence)觀點認為,盡管國家現在的收入水平與長期趨勢之間的差距越大,其增長也就越快,但由于沒有長期增長的潛能,致使最終趨向發散。但不管是哪種觀點,如果從內生增長或遞增收益的角度探討區域收斂或發散問題,這些觀點所得出的結論對于貧窮國家的來說則是較悲觀的。

二、新區域主義的興起

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的形成,經濟學家及貿易理論家特別關注兩個問題:一是世界區域貿易新格局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社會福利?二是區域主義是有利于還是不利于多邊貿易的自由發展?這種新區域主義(NewRegionalism)觀念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它與二戰后傳統的或者說是舊的區域主義觀念(OldRegionalism)的不同之處在于:一是多邊的自由化更加完全;二是經濟欠發達國家已經放棄了閉關自守、反對市場經濟的做法,其政策也是盡量加入到多邊貿易體系。埃思爾(Ethier,1998)認為新區域主義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1)當代區域主義一個典型的特征是,一個或更多小國家把自己與一個大國聯系在一起;(2)小國正式或者已經實施了重大的單邊改革;(3)區域協定很少只強調貿易壁壘,這通常涉及到深層次的一體化問題;(4)成員國之間的自由貿易還并不是全部,自由化的程度是適度的;(5)所達到的自由化基本上因小國的讓步而實現的。這種新區域主義的形成也許是對多邊貿易體系所作的一種內生反應,它能將轉軌國家成功地納入到多邊貿易體系中,而多邊主義自身卻不能完成這種使命。當然,新區域主義的形成同樣影響到企業的區位選擇、區域經濟增長方式選擇及收斂性問題等等。漢森(Hanson,1998)通過實證分析探討了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及經濟一體化對各國產業區位選擇所產生的重大影響。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加拿大、墨西哥及美國生產的空間組織發生了變化。在墨西哥,與美國的經濟聯系使得原來的墨西哥城工業帶就業人口迅速減少,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北墨西哥工業區就業人數的迅速擴張以及熟練工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經濟一體化對美國與加拿大的產業區位影響則相對較弱。當然,與墨西哥邊界鄰近的美國城市,其就業的增長與鄰近墨西哥區域的進口密切相關。

篇2

關鍵詞：商務旅游 循環經濟 協調發展 生態旅游產品 綠色營銷

商務旅游作為一種旅游形式，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內快速發展，至今一直保持著較快的發展速度，目前已經成為現代旅游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其近年來發展規模、經濟效益和社會影響來分析，商務旅游與社會經濟發展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關系，越來越成為全旅游業發展的新趨勢，發展商務旅游已經成為一個城市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穩定，經濟迅速發展，促使我國的商務旅游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逐漸融入到世界商務旅游發展的潮流當中，已經成為我國旅游業中賴以生存的一個主要市場，商務旅游在我國旅游市場和旅游發展中也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伴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能源和城市生態危機也隨之而來，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遭到嚴重破壞。能源的無節制濫用，導致一些能源、資源的枯竭或者正瀕臨枯竭，給我國商務旅游的持續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如何使商務旅游在節約能源、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快速發展是我國旅游業面臨的重要問題，也是學者們必須進一步研究的課題。與我國商務旅游迅速發展的實際情況相比較，國內有關商務旅游理論的研究卻顯得相對滯后，幾乎沒有學者從生態學和循環經濟的角度對商務旅游進行探討。目前對于商務旅游概念的界定、內涵、外延等還存在較大分歧，相關研究文章不但數量有限，而且很分散、重復程度較高、理論研究不深人。

針對以上問題，筆者選擇商務旅游作為研究重點，以循環經濟理論為出發點，試圖運用市場營銷學、旅游服務營銷學、城市學、生態學等理論對商務旅游的理論模式和實踐類型進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對我國商務旅游的研究起到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以促使國內學者更加深入的研究，把握市場變化趨勢，統籌規劃，構建我國商務旅游發展的優化模式。

一、商務旅游的概念及特點：

（一）商務旅游的概念

商務旅游是新興的旅游項目，發展非常迅速，但是目前學者們對商務旅游的研究主要采取定性描述的方法，較多地關注于應用方面的探討，因此，關于商務旅游的定義說法眾多，至今未有一個統一的定義。

英國的名譽教授伊恩?麥克尼科爾（Iain?McNicoll）從旅游經濟學角度在其綜合報告《英國旅游衛星賬戶中有關“商務旅游”的處理意見》中將商務旅游定義為“商務旅游是一種與訪問有關的個體消費，這種參觀訪問符合商務旅行出差的標準”。勃?戴維森（Rob Davidson）從旅游動機角度進行定義：“商務旅游涉及的是那些因為工作關系而旅行的人們，因此是最古老的旅游類型之一。人類從早期就開始了出于商務目的的旅行”。

通過對上述概念的研究，筆者試圖將商務旅游定義如下：商務旅游是指商務人士在商務活動過程中產生的所有旅游消費行為。既包括傳統的個人或者公司的公務、商貿旅游，也包括新興的行業會展、獎勵旅游以及大型商業性活動。

（二）商務旅游的特點

1.逗留時間長、人均消費高

據統計，來中國的海外商務游客的人均消費比觀光客多31美元，高出23%。來中國的海外商務旅游者在華停留超過15天的達10%；而觀光客停留15天以上的僅有5.8%，國內游客也呈現同樣的特征。商務游客一般不受余暇時間和可自由支配收入的限制，旅游時間即工作時間，其各項費用基本上是由組織或公司支出，標準較高，所以商務客人在住宿、通訊、宴請、飲食、交通等方面都較為講究。行則頭等倉、公務倉，住則五、四星酒店，出入高檔餐館、宴請客戶聯絡感情等，其人均花費、人均日花費均高于其他目的旅游者，并且其消費范圍多集中在大、中城市。

2.目的地選擇非自主性

與休閑旅游者相比，大部分商務旅游者不是自己選擇旅游目的地，而是工作需要或由他人決定，商務旅游者不是自己花錢而是由公司買單。因此，商務旅游者一般不能根據自己的意愿來選擇商務旅游目的地，而是根據公務需要和公司的業務需要來選定目的地。

3.受季節變化影響小、重游率高

由于自然氣候的周期性變化和人類的社會經濟生活具有周期性規律，一般旅游活動具有明顯的季節性。例如，每年的“五一”、“十一”為休閑旅游黃金周，而商務旅游一般是為了工作需要，而公司的工作一般不受季節變化的影響，因此，商務旅游受季節、天氣變化的影響較小。商務旅游且重游率高，以海外商務旅游為例，4次以上來華者高達72，1%，首次訪華的觀光客中，商務游客只占9.8%。從實際中看，商務旅游者是出于特定的業務目的外出旅行，他們多屬于重游客、再訪客，這是由其工作的性質及來訪的目的所決定的。

二、循環經濟的含義：

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一詞是物質閉環流動性（closing materials）經濟、物資循環（resources circulate）經濟的簡稱，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傳統增長模式的根本變革。

循環經濟是一種善待地球的經濟發展新模式，它要求把經濟活動由傳統的“資源――產品――廢棄物”的單一線性流程，轉變為“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流程，使物質和能源在不斷進行的經濟循環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從而把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降到最小，在物質循環的基礎上發展經濟，在這個意義上，循環經濟是一種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增長模式。

六、我國商務旅游發展中應注意的問題

（一）建立以人為本的循環經濟觀念

在以往的商務旅游開發戰略與規劃中，一般強調的是物質設施的規劃，而對旅游開發涉及的人的因素，尤其是各利益相關者之間關系的協調重視不夠，導致在開發中出現利益沖突，尤其是社區居民與開發商之間的利益沖突，限制了商務旅游的開展，從商務旅游開發的長遠的綜合目的來看，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把對人本身的關注列入實現商務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范疇。在商務旅游中要實現各利益相關者關系的和諧，除了社區參與規劃過程外，保持信息渠道的暢通也至關重要，國際知名的旅游社會影響分析學家墨菲（Murphy）認為，如果社區得到有關旅游更充分的信息，這個產業將會更受歡迎。在商務旅游規劃中，要建立一個能夠充分交流溝通各方信息的公共平臺，從而提高溝通效率，減少因信息不通或者不對稱而引起的沖突。

（二）政府與企業高效結合的組織形式

1.政府主導，構建商務旅游發展的良好環境

第一，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商務旅游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加強政府服務和產業配套兩項服務，加強基礎設施和現代化場館建設，改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強化國際商務旅游產業“國際化、系統化、高端化”三大特色。

第二，建立健全完善領導管理機構。通過對優秀商務旅游城市的發展經驗的總結，我國國家旅游局早在1993年就成立了國際會議展覽獎勵旅游部，開始進行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自己的會議、展覽、獎勵旅游數據庫。二是同各個專業組織建立聯系，簽署合作協議。為了大力發展商務旅游，政府部門應該盡快成立相應的專門機構，或幫助專門的官民合辦的協會來協調解決這一新興產業的發展障礙。

2.發展商務旅游企業，提升經營管理水平

第一，大力發展專業的商務旅游經營企業。商務旅游的供給是一個復雜的現象，涉及不同類型的旅游，如會議旅游、展覽旅游、獎勵旅游等，每一類型的旅游所需要的服務都不同，因此需要大量專業的商務旅游企業為不同類型的商務旅游提供專業化的服務。第二，提高現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商務旅游是一塊大蛋糕，許多企業都盯住這一塊市場，企業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人世后，旅游企業同時又面臨著國外品牌的沖擊，如酒店業，國外的酒店集團在高端市場競爭中優勢明顯。外資旅行社現在剛進入，競爭力顯現不出來，但是它們實力雄厚、經驗豐厚，有著廣大的國外客源。就現狀來看，商務旅游企業要想在競爭中謀得生存之地，就必須在管理上下功夫，提高現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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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馬克思；經濟發展；理論價值

中圖分類號：A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1）05-0263-01

一、經濟理論的當展不斷彰顯馬克思經濟發展思想的理論價值

經濟理論源于經濟實踐,隨著經濟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同時又能動地反作用于經濟實踐。先進的經濟理論,不僅是經濟社會不斷發展、革新的先導,而且是把握機遇、成功發展的重要因素。隨著世界經濟發展變革向縱深推進,先進的經濟理論對于經濟實踐的牽引作用從未像今天這樣強勁有力。經濟的發展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科學技術的進步,但其最終實現則有賴于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而創新的經濟發展理論更是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靈魂。一方面,世界經濟發展進入革故鼎新之際,強烈呼喚著經濟理論的創新之舉;另一方面,馬克思經濟發展思想的生命力與理論價值,正在當代得到不斷彰顯。

理論的創新,往往是基于前人基礎上的一種承載和超越,是思想認識的深化和突破。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來說,社會經濟發展已進入迅速的工業化、城市化和國際化進程中,這一階段經濟發展的特殊性和深刻性,更決定了創新經濟理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世情、國情不斷出現新變化的情況下,深入研究馬克思的經濟發展思想,與時俱進地發展與創新關于經濟發展思想的理論和學說,探尋其跨越時空的歷史價值,對于推動經濟理論的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這實際上是一個“回到馬克思”和“讓馬克思走向當代”的過程。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迫切需要創新的馬克思經濟發展思想的指導

首先,中國經濟可能面臨新一輪經濟調整的挑戰。中國經濟可能面臨新一輪經濟調整的挑戰，需要我們遵循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在適合我國國情的科學的經濟發展理論指導下,高屋建瓴地研究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所遇到的各種實踐問題。只有這樣,才能以理論創新謀求競爭優勢,以理論先行牽引我國經濟平穩過渡和實現整體跨越。

其次,中國經濟面臨把握機遇,實現持續、健康發展的挑戰。從發展階段上看,我國正處于迅速的工業化、城市化和國際化進程中。雖然改革開放后我國人民生活得到了極大改善,但無論從人均收入水平還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上,我們和世界先進水平還存在很大的差距,這種差距需要我們仍然保持一個相當長時間的高速經濟增長,通過持續的工業化進程實現我國的現代化。事實上,無論從經濟體制、市場規模、資金技術、國際環境還是人力資源、自然資源來看,中國目前都保持著持續高速經濟增長和實現經濟發展的條件,關鍵在于,如何在科學的經濟發展思想的指導下,通過有效地制定和實施各種有力措施,使這些條件充分合理地發揮作用,克服各種短期沖擊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影響,實現經濟社會的健康、持續發展，為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至關重要的借鑒和指導。

三、當代馬克思經濟發展思想研究的視角與方法

（一）史論結合。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古今之變就是歷史的方法,即將事物放到特定的時空范圍內進行考量,如此才能揭示事物的本來面目。徐復觀先生在《王充論考》開篇說道:“一個人的思想的形成,常決定于四大因素。一為其本人的氣質,二為其學問的傳承與其功夫的深淺,三為其時代的背景,四為其生平的遭遇。此四大因素對各思想家的影響力,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而四大因素之中,又互相影響,不可作孤立的單純的斷定。”

（二）著眼現實。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略論治史方法》一文中指出:“治古史本求今通,茍能于史乘有通識,始能對當身時務有貢獻,如是乃為史學之真貢獻。不致將史學埋沒于故紙麓中,而亦不致僅為一時之政客名流宣傳意見之利用品。”錢先生強調研究歷史既要立足于歷史本身,同時又要關照現實,不能為了研究歷史而研究歷史,割斷古今之聯系。

（三）辯證分析。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理論思維僅僅是一種天賦的能力。這種能力必須加以發展和鍛煉,而為了進行這種鍛煉,除了學習以往的哲學,直到現在還沒有別的手段。”同哲學研究一樣,經濟學研究離不開理論思維。而理論思維突出表現為辯證思維能力,就是要善于從正反兩個方面辯證地認識事物。同時,對馬克思經濟發展思想的研究必須秉承系統全面的原則,即將馬克思經濟發展思想置于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思想的理論系統中進行考察,從哲學與馬克思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之間的相互關系中,概括和分析馬克思經濟發展思想的核心內容及其理論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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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宏觀經濟學；理論；發展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13. 090

[中圖分類號] F09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6）13- 0162- 03

0 引 言

西方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受到國家歷史的影響和熏陶與我國的經濟學理論是存在較大的差別的。不同的經濟學理論闡述的經濟學發展以及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是存在較大的影響的。研究西方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對于一個國家的理解是有很大幫助的。

1 主要的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介紹

1.1 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

主要的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有兩種：一種是時間較為悠久的古典經濟學理論，另一種是近些年來才研發出來的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首先給大家介紹的就是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起源于西方的一場經濟危機。在此之前，西方國家只有古典經濟學理論一種。但是這場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在無聲無息之間就出現在了人們的生活里。甚至都沒有給古典經濟學理論反應的時間。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主張的要素是消費。并且推崇國家對經濟全面的干預與管理。這一理論認為，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是由于消費的欠缺。一時間加強消費受到了許多西方國家的推崇。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也在那個敏感的時代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與輝煌。雖然短期經濟出現了復蘇。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的正確性。從長期的發展來看，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過于偏執。在西方國家后期的發展中也驗證了這一觀點。它只能短時間地解決問題的矛盾。長時間地實行只會造成失業與通貨膨脹共存的局面。

1.2 古典經濟學理論

古典經濟學理論是大多數西方國家一直推崇的一個理論。它存在的時間比較長，經歷的風雨也比較多。古典經濟學理論自西方的工業革命開始就已經存在，它與凱恩斯的理論不同，它并不贊成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而是任由經濟的自主發展。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市場本身就是具有調控行為的，所以不需要外界力量的深入。經濟自身可以進行自我調節與發展。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這一理論似乎并不存在任何的問題，它不斷地促進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但是直到金融危機爆發，它的體制與問題也逐漸地顯露出來。接著凱恩斯理論出現，古典經濟學理論出現了它生存以來最大的一次危機與競爭。

2 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的特點

2.1 不同理論交錯更替

現在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由于不同的理論存在與國家發展的狀況，使得它形成了獨特的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的特點。接下來給大家介紹的內容就是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的特點。它的第一個特點就是不同理論的交錯更替。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一個國家出現了兩種經濟體系。兩種派別之間互不相讓，都希望在國家的發展中存有一席之地，也都希望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將另外一種經濟理論擠壓出局。因為只要不同的理論存在，危機就會一直存在。因此，兩種經濟理論不斷的爆發著沒有硝煙的戰爭，使得西方國家表現出來不同的經濟理論不斷交錯更替的現象。這也是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的主要特點之一。

2.2 批判與繼承共存

批判與繼承共存的現狀也是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的主要特點之一。雖然兩大宏觀經濟理論在不斷地進行競爭與排擠。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彼此之間互相選取一些消極的或者極端的措施，相反的是，他們之間彼此也呈現著繼承與共存的狀態。但是，兩種不同的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在本質上是存在著嚴重的沖突的。這就會使得彼此之間不可能產生完全的繼承與共融。因此，在兩者之間的繼承與共存的狀態之下，還隱藏著一種更為真實的、更為突出的批判的關系。兩者之間互相批判。古典理論認為凱恩斯理論充滿侵略性，對人們以及社會乃至國家的發展都會產生深遠的不利影響。而凱恩斯理論認為古典理論太過于溫和。不能夠帶動經濟的發展與進步。因此，彼此之間互相批判，卻又互相影響著。

2.3 “御用”的經濟學理論

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中，最主要的特點之一就是，無論是古典宏觀經濟學理論，還是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都是國家經濟發展與建設的“御用”經濟學理論。這兩種宏觀經濟學理論雖然觀點不同、方式不同、路徑不同。但是它們有一樣是相同的，那就是兩種理論的存在目的都是為了解決國家的一些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帶動國家經濟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古典宏觀經濟學理論充當了西方經濟發展的守門神，通過自身的努力不斷地帶動西方國家經濟的發展。當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及時地化解了西方國家的金融危機。雖然它引發了一系列的后續問題。但是只站在那個時間節點來看，誰也不能否認凱恩斯理論在那個階段做出的貢獻。因此，無論這兩種理論怎樣地發生戰爭，它們都是國家御用的宏觀經濟學理論這一事實是磨滅不掉的。

3 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趨勢分析

3.1 歸一化發展

隨著經濟與科技的不斷發展，不同文化交融的逐漸加深，加之自身宏觀經濟學理論存在的問題，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不得不好好地對自身的發展進行思考。什么樣的發展方向才是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的方向？什么樣的趨勢是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現在正在走的一條道路？這是接下來給大家介紹的內容。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通過對自身的研究與對世界未來發展趨勢的研討，決定歸一化發展是它的主要發展趨勢之一。一個國家不能存在兩種經濟形勢與理論，這樣不同的理論在進行競爭的時候或多或少都會影響西方國家經濟的發展與建設。歸一化的發展并不是用一種理論取代另一種理論，而是兩種理論的融合。但是，經過近百年的爭斗，兩種經濟理論是不可能輕易地相互融合的。因此，歸一化的發展是一條長遠的發展道路。兩種經濟理論的融合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這只是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的一種發展趨勢與方向。至于是否能夠成功，只有時間能夠去證明。

3.2 創新化發展

創新似乎存在于各行各業，在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中，似乎也離不開創新化的發展。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應該通過創新，促進產業結構與經濟結構的調整。在國家發展與建設的過程中，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也會出現一些不適合國家經濟發展的內容。因此，要不斷地對這些內容進行淘汰，并且不斷地刺激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的創新。一切的目的很簡單，只為了國家經濟的發展與建設。創新化發展的重點在于新，不應該墨守成規，敢于創新，不要畏懼創新道路上的失敗。

3.3 簡單化發展

簡單化發展也是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趨勢。或許是受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論與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兩種經濟理論多年的糾纏與困擾，使得許多的西方國家的經濟體系處于嚴重的混亂狀態，又沒有辦法強制地去除某一種經濟學理論。這主要是因為它牽扯到太多的政治問題，并且兩種理論都有其各自的優勢，都占有著重要的位置。所以，輕易地去除任何一種理論都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將其簡單化還是一個能夠做到的目標的。通過采取一定的措施，將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簡單化是它的主要發展趨勢，也是西方國家多年來追求的目標。

4 結 語

以上內容就是本文介紹的關于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以及它的發展趨勢。不同的文化背景與社會需求創造出不同的經濟體制與理論。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雖然存在很大的弊端，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矛盾、帶動了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篇5

[關鍵詞]農地流轉 生產函數 二元經濟發展模型

我國作為轉型中發展國家,正處于城市化高速擴張的時期,需要農業的高速持續發展以便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更多的農業剩余和勞動力轉移。這就要求我們發展現代農業的規模化和機器化,通過加大農業投資提高農業的土地和勞動效率。由于我國在改革初期實行的,是的農地被劃分為小片土地,不利于農業的規模化和機器化,目前需要通過農地的合理流轉達到土地經營的規模效益。農地的合理流轉既與城市化進程密切相關,又與農業發展密不可分;一肩挑著城市,另一肩挑著農村。在二元經濟格局中土地和勞動力兩種生產要素的流動決定著我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方向。

一、生產函數與經濟增長

衡量經濟增長的較通行的指標是國內生產總值或總產出(GDP),我們可以用Y表示。一個國家的生產總值和收入水平取決于生產要素包括該國的自然資源稟賦(N)(包括礦產資源、水、森林等等)、勞動力數量(L)、人力資源稟賦(H)(包括教育、培訓、技巧和技能等方面的人力資源投資)、資本資源(K)(包括物質資本投資、基礎設施建設、金融資本資源等)、以及生產管理組織、制度和技術進步狀況(A)。用生產函數表示為:

Y = AУ F ( N, L, K, H)1

增長的方式有外延增長和內涵增長兩種。外延增長指生產技術不變,單純生產要素的增加,(指自然資源N、勞動力L、資本K和人力資本H的增加,)而引起的生產總量的增加。外延式增長條件下的技術函數用數學式子表達就是一次線性齊次函數,此時生產組織技術變量A的指數У=1。

Y = A F ( N, L, K, H)

內涵式增長指制度安排以及生產技術改進而發生的增長。表現在上述數學函數表達式上,У有可能大于1,生產函數就不止是一次線性齊次函數。內涵式增長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出現過三種增長模式。其一是斯密式內涵增長,指因分工和自由市場貿易帶來的增長;其二是諾斯式內涵增長,指由于制度改革帶來的增長;其三叫做普羅米修斯增長,指人類以一種更簡潔方式生產一種正在使用的產品或者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生產從未使用過的產品,也就是指新技術的使用促進的增長。

二、二元經濟發展模型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指以社會化生產為主要特點的城市經濟和以小生產為主要特點的農村經濟并存的經濟結構,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我國目前即處于二元經濟結構狀態,是轉型中的二元結構。主要表現為: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社會化大工業生產為主,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衛生和教育等基礎設施發達,而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費水平遠遠高于農村;相對于城市,農村人口眾多等。生產社會化是現代化大生產發展的必然趨勢,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的程度將越來越高。如何實現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的轉換,對于發展中國家沒有統一的模式,因為各國自然稟賦不同、商業文化各異、所處發展階段也不盡相同。對于中國這樣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極大國,不同地區也應有不同的轉變方式和速度。

劉易斯在1954年發表《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分析了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尤其是制造業部門之間勞動力轉移的現象。劉易斯理論以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基點,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是通過不斷擴大工業部門吸收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的過程。只有當傳統部門的隱蔽失業或不充分就業勞動力得到充分就業,發展中國家才能擺脫貧困,實現經濟起飛。劉易斯的理論有三個不足。第一,忽視了工業的發展對農業除勞動力供給以外的依賴,比如食品供給。第二假定城市失業不存在。第三認為只要保證要素投入,工業部門可以無限制吸收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直至勞動力的邊際產出率在兩部門達到相等,此時為轉折點,二元經濟結構趨于一元化,忽略了在達到轉折點之前產出是受總需求限制這一事實。蘭尼斯 - 費景漢模型與劉易斯模型類似,在此基礎上作了些補充和發展。

劉易斯理論所忽略的地方和假定的條件,恰好是我們目前正存在的問題。對于當前土地流轉的啟示是重視農業發展,通過保留一定的勞動力和追加投資的方式保持一定的農業就業機會和最大化地提高農業產出率,從而減少整體失業率和擴大需求,更好地促進工業發展和城市化進程。

喬根森二元經濟理論首次提出了農業剩余,認為一個經濟是陷入貧困的陷阱還是進入持續增長的狀態,關鍵在于農業剩余是否存在和不斷增加。哈里斯―托達羅模型理論修正了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模型”的先驗假設,同時指出,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未能充分實現完成,城市本身已存有大量的失業人口,此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轉移化傾向,其結果只能進一步加劇城市失業問題的固有矛盾。因此,農村自身的剩余勞動力(或稱農村中的隱性失業人口),作為經濟生活中的個體,必然也將以理性經濟人的前提存在,作出是否向城市遷移的抉擇。這種移民抉擇受兩個基本因素的影響,一是城鄉實際工資差異,二是移民可以在城市地區找到工作的概率。喬根森和哈里斯―托達羅模型中,凈農業剩余對可持續經濟發展的貢獻理論和農業移民作為理性經濟人的移民選擇影響因素符合當前中國經濟狀況。

三、結合生產函數與喬根森和哈里斯―托達羅模型分析農地流轉

分別用①和②式來代表農業生產函數和非農業生產函數。按照劉易斯理論就是不斷增加Kn的投入,以此來吸收更多的La到Ln中來,因為農業中存在大量的隱蔽失業,這不會影響Ya,直到La和Ln在兩部門的邊際生產率相等,此時勞動力轉移達到穩定狀態,農業的主要生產要素土地也相對集中到更少量的勞動力La手中。伴隨著La 逐漸變小而Ln逐漸擴大的過程,耕地也會發生自然流轉集中到少數人手中。

Ya = AaУ Fa ( Na, La, Ka, Ha) ①

Yn = AnУFn (Nn, Ln, Kn, Hn)②

由于劉易斯模型的上述三個缺陷:忽略了農業食品供應功能、城市失業和總需求不足。喬根森的農業剩余理論恰好補足了劉易斯的第一個缺陷。所以在勞動力不斷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過程中,不僅非農產出Yn在增加而且農業產出Ya也要不斷增加,否則整個經濟發展便無以為繼。從農業生產函數表達式①可以看出,耕地幾乎不變或者只能變少變差、勞動力變少的情況下,要提高農業產出,就只能依賴其他三個因素:物質資本K a、人力資本H a和生產制度和技術A a。其中前兩者是生產要素增加屬于外延式增長,后者通過改善組織生產的能力和技術屬內涵式增長,也即是制度和技術的創新。哈里斯―托達羅模型告訴我們,作為理性經濟人的農民工面臨移民抉擇時會受兩個主要因素影響:城鄉實際工資差異和在城市地區找到工作的概率。可見,在推進我國城市化、逐漸消滅二元經濟結構的進程中,促進農民工成功移民和耕地合理流轉與集中,對于農業部門,理論上需要采用以下幾種方式:

1、增加實物資本的投入,2、增加人力資本的投入,3、農業科學技術研發,4、農地制度創新,5、農民工非農轉移促進。

四、小結

通過結合生產函數和喬根森與哈里斯―托達羅二元經濟理論對土地流轉進行的理論分析,從農業生產函數表達式可以看出,耕地幾乎不變或者只能變少變差、勞動力變少的情況下,要提高農業產出,就只能依賴其他三個因素:物質資本Ka,人力資本Ha和生產制度和技術Aa。其中前兩者是生產要素增加屬于外延式增長,后者通過改善組織生產的能力和技術屬內涵式增長,也即是制度和技術的創新。哈里斯―托達羅模型告訴我們,作為理性經濟人的農民工面臨移民抉擇時會受兩個主要因素影響:城鄉實際工資差異和在城市地區找到工作的概率。面臨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城市化加速的局面,增加農業產出,以便創造更多農業剩余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工業部門和滿足全社會的食品供應,是可持續發展之路。為此,農業部門,在勞動力持續減少的情況下,最需要的是內涵式的增長方式即制度改善和技術革新。

參考文獻

[1]世界銀行, 2008年《世界發展報告》

[2]葉靜怡.《發展經濟學》,2006.北京大學出版社

篇6

關鍵詞：增長極理論；梯度轉移理論；廣東區域經濟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5）09-0076-03

廣東是我國最早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省份之一，其自然地理條件優越，經濟腹地廣闊，發展后勁強勁，綜合競爭實力名列全國省市的前茅，是我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2014年全省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67792.24億元，比上年增長7.8%，人均GDP達到63452元，按平均匯率折算為10330美元。[2014年廣東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因為歷史、地理等諸多方面原因，廣東在經濟發展過程表現較為明顯的地域經濟差異。區域經濟差距過大已日漸制約廣東經濟發展，努力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成為全省轉型升級的主攻方向。

一、增長極理論與梯度轉移理論

增長極理論是20世紀50年代由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最早提出的。狹義經濟增長極有三種類型：一是產業增長極，二是城市增長極，三是潛在的經濟增長極。廣義經濟增長極，是指所有能促進經濟增長的積極因素和生長點，其中包括制度創新點、對外開放度、消費熱點等。[1]增長極理論認為，一個國家要實現平衡發展只是一種理想，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經濟增長通常是從一個或數個“增長中心”，即增長極逐漸向其他部門或地區傳導。[2]

梯度轉移理論，源于弗農提出的產品生命周期階段理論。該理論認為，工業各部門及各種工業產品，都處于生命周期不同發展階段，即經歷創新、發展、成熟、衰退四個階段，并且在不同階段將由興旺部門轉為停滯部門，最后成為衰退部門。[3]根據該理論，每個國家或地區都處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梯度上，每出現一種新行業、新產品、新技術，都會隨時間推移由高梯度區向低梯度區傳遞。

二、廣東區域經濟發展現狀分析

（一）廣東各區域經濟發展實力分析

廣東經濟各項經濟指標都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但廣東的區域經濟發展存在明顯的非均衡現象。廣東省根據區位分布以及經濟的發展程度劃分為珠三角、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四個經濟區域，珠三角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惠州和肇慶九個市，東翼指汕頭、汕尾、潮州和揭陽四個市，西翼指湛江、茂名和陽江三個市，粵北山區包括韶關、河源、梅州、清遠和云浮五市。[劃分依據：2014年廣東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從表1可以看出，2014年廣東省GDP為67792.24億元，其中珠三角地區GDP為57802.21億元，占全省78.91%，粵東西北地區生產總值15448.03億元，占全省比重為21.1%，粵東、粵西、粵北分別占6.9%、7.9%、6.3%。人均GDP是衡量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的主要指標，從2014年廣東各地級市人均GDP和排名來看，珠三角地區地級市排在前十名。由此可見，地區間的人均生產總值亦相當懸殊，珠三角遠高于東西兩翼及粵北山區。東西兩翼和山區的經濟水平與珠三角地區仍然存在比較大的差距，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梯度差異。

從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來看，珠三角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占全省的66.65%，是東翼的18.65倍，西翼的19.34倍，粵北山區的14.02倍。因此，珠三角在財政收支這一層面上比起東西兩翼及粵北山區有著明顯的優勢，而東西兩翼及粵北山區則表現出財政能力弱化的現象。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方面，珠三角遙遙領先于其他三個經濟區域，西翼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僅為珠三角的14.44%，相差達到6.92倍。全社會固定投資總額的差異嚴重地影響了區域之間經濟的均衡發展。

（二）廣東各區域產業結構比較分析

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西蒙在研究各國的經濟增長時也指出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對經濟結構的影響得出：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業部門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工業部門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大體是上升的；服務部門在國民收入的比重大體不變或略有上升。[4]

從表2可以看出，2013年，廣東珠三角地區53060.48億元，三次產業比重為2：45.33：52.67。東翼三次產業比重為8.75：55.87：35.37。西翼三次產業比重為18.77：42.23：38.99。粵北山區三次產業比重為16.29：41.70：42.01。對比可以看出，珠三角產業總值Ⅲ>Ⅱ>Ⅰ，根據胡佛?費希爾的區域經濟增長階段理論可以看出，其經濟結構已經開始從工業化階段向服務業輸出階段轉變。東翼的產業結構已經處于工業化階段，工業成為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西翼的產業結構中，第一產業占比18.77%，表明農業在區域生產結構中仍然占有較大的份額。非珠三角地區具有一定的產業基礎 但與珠三角地區相比，非珠三角地區第一產業所占比重仍太高，產業結構層次較低。

三、廣東區域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區域間的絕對差距仍在拉大，發展不均衡問題仍突出

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得益以政策和地區優勢，充分發揮核心帶頭作用，在技術創新、產業聚集的形成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形成了對周邊地區產生巨大影響的“核心區”。[5]珠三角是廣東經濟發展的一個核心區，處于整個經濟發展的支配地位，依靠周邊區域提供勞動、資本、原料、市場而發展，區域差距隨著發展而不斷擴大（見表3）。

從主要經濟指標看，粵東西北地區財政收入、投資、消費、出口等均與珠三角差距不斷拉大。2007年，珠三角財政收入與粵東西北相差1603.64億元，2013年擴大到3824.63億元，珠三角財政收入比粵東西北地區有著明顯優勢。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受益于近年來對粵東西北地區投資力度的加大，粵東西北地區投資明顯提高，但2013年珠三角投資仍達到粵東西北地區的2.4倍（見表4）。

（二）粵東西北地區中心城市作用不突出，缺乏經濟增長極

從2014年廣東省各地級市GDP排名來看，粵東西北地區城市內部經濟總量接近，中心城市龍頭經濟作用不明顯，難以聚集輻射周邊地區。粵東西北地區內部差異小，說明粵東西北地區內部沒有形成增長極，中心城市作用不突出。

（三）產業分工水平有待提高，產業梯度轉移仍需大力推進

根據梯度轉移理論，進行梯度產業轉移首先應該存在梯度差距，從廣東區域經濟發展的現狀來看，珠三角和東西兩翼、粵北山區之間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既有珠三角地區產業轉移的推力，也有非珠三角地區產業轉移的拉力。[6]然而，過大的區域經濟差異阻礙地區間經濟發展中的梯度轉移，造成地區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加劇資源、市場等方面的爭奪等負面影響，降低經濟運行效率，制約經濟發展。低梯度地區可以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與高梯度地區實現資源的互補和雙向流動，一方面創造條件吸引產業向本地區轉移，另一方面要利用優勢，主動促進本地區的產業升級，產業梯度轉移仍需大力推進。[7]

四、基于增長極理論、梯度轉移理論的廣東區域經濟發展建議

（一）做大做強區域中心城市，凸顯增長極作用

區域中心城市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要繼續發揮珠三角增長極作用，推進廣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發展，帶動和影響其他區域的經濟發展。粵東西北地區要實施新的中心城區規劃，拓展城區空間，提高城區輻射力，擴大區域中心城市的規模，加強各區域中心城市與省內外經濟圈、經濟帶的聯系與對接，承接先進發達地區的產業溢出轉移。

（二）充分發揮粵東西北地區后發優勢，發展特色產業

促進粵東西北振興發展，要注重發展特色產業，以特色產業的加快發展提升區域整體實力，提高其競爭能力。要加強投資引導，充分利用產業集群的優勢，發展區域特色經濟，在區域的示范和擴散效應下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逐漸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

（三）繼續推進產業梯度轉移，加大對粵東西北地區的政策支持

珠江三角洲地區面臨著產業升級壓力，粵東西北地區要繼續做好珠三角地區產業轉移及承接工作，加快產業集聚，以推動其工業化進程。同時，要加大對粵東西北地區的政策支持，根據區域產業優先發展目錄，制定區域金融支持政策，并增加財政轉移支付力度，逐步縮小各大區域之間的差距。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制約著廣東經濟的發展，我們應該正視廣東區域經濟差異擴大的問題。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通過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在繼續發揮珠三角經濟中心對外擴散、展現輻射優勢的同時，引導和促進產業向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的轉移，利用后發優勢，發展特色產業，促進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經濟的發展，充分發揮各地區的特點和優勢，互相補充、互相協作，發揮國民經濟整體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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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秀山，張可云.區域經濟理論[M].上海：商務印書館，2004（5）.

[3] 徐忠愛.“泛珠三角”經濟圈產業梯度轉移研究[J].當代經濟管理，2006（3）.

[4] 劉昭云.廣東區域經濟發展差異評價與協調發展對策[J].經濟地理，2010（5）.

[5] 趙 陽，姚麗虹.基于發展極理論的廣東區域經濟發展比較分析[J].廣東農業科學，2010（6）.

篇7

進入經濟轉型期的我國農業所展現出來的第一個特點就是結構的變化。原來是農業輔助工業，現在是工業反哺農業，這足以表現政府對農業的重視程度。政府先后出臺若干政策法規，對整體的結構形式做出宏觀調整，保證農業與工業發展的平衡。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化差異明顯，這是國情使然，在加快城市化進程和推動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村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可以說，沒有農村的支持，也就沒有當前的良好形勢。目前，我國城市已經具備足夠的能力帶動農村一同發展，國家也開始實施以城帶鄉的戰略。這一整體局勢的變化，必將影響到農村生產要素的模式。

2轉型期給農業經濟管理帶來的挑戰

2.1目前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黨和國家歷來高度重視“三農”工作，高度重視農業現代化問題，堅持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農業生產機制滯后。我國長期以來實行分散經營的農業生產經營體系，與以規模化、產業化、集約化為特征的現代農業生產不相適應，增加了發展現代農業的難度；農業從業人口整體素質亟待提高。我國當前農業產業從業人口知識結構單一，整體教育水平偏低，難以滿足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需要。

2.2現代化農業發展戰略對管理模式的影響

現代化農業戰略的推進，會對農業經濟管理內容產生巨大的影響，如果轉變以往的管理模式，必定會被時代所淘汰，甚至阻礙農業的發展進程。改革開放后，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進入全面發展的新時期，農村經濟迅速發展，科學技術全面應用到農業生產中，大力推進了農業現代化進程。但是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分散經營的農業生產體系，相對滯后的農業產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在進入新世紀的今天，農業生產的外部條件及農業現代化的內涵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使得我國農業生產中存在的問題更加明顯，具體表現在：首先，現在農業發展提出了“生態化”這一概念，這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表現了人類對環境保護的重視，與環境和諧共生的發展觀。在這一理念的倡導下，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必定會在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方面下足功夫，隨之會帶動農業管理思維的改變；其次，雖然我國是個農業大國，但是農業的發展水平較世界上先進國家來看還是落后的，并且由于人口基數大的原因，發展比較緩慢，缺乏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如何讓使我國農業應對世界局勢的變化也是今后農業管理中重點研究的內容。

3轉型期農業經濟管理淺析

3.1改變傳統的管理模式

工農產業結構的變動必然會打破傳統的農業經濟管理模式，拉長農業的整體產業鏈，改變以往只注重片面性的管理體系，將目光重點放在從生產到銷售的全程管理上。不僅如此，還要細化農產品的加工，構建服務于農業的大物流，開辟農村綠色食品市場，并抓好質量關，這些都是未來農業經濟管理項目中的重點。

3.2推進城鄉間的循環流通

接觸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勢必要加強城鄉之間的聯系，而這也是農業經濟管理需要探究的課題。目前，我國城鄉間的聯系模式主要還是生產要素之間的流通，城市的工業化作為農產品加工的中間過程，農產品作為工業的原料基礎。對于今后來說，城鄉間的聯系模式必定會增多，提升生產要素的大循環、大流通，將會是今后農業經濟管理學科所要研究的一個重點領域。

3.3建設現代化農業科技服務體系，努力增加農民收入

將“服務于民，幫民致富”作為行動的基本指導原則。現代農業管理服務體系必須要順應時代潮流，建立科技服務占，將建設、運營和管理有機地結合起來，并在探索中找出一整套服務于中國農民生產與生活的解決方案，解決中國三農領域的現實問題。科技服務體系必須把農業生產的基礎要素組合在一起，強調市場重新配置生產要素，為農民致富提供多元空間，進而幫助農民解決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等多方面的民生問題。把科技的管理模式作為農民致富方案和工具的提供者，問題的解決者，服務農民生產、生活的貼身管理運營商，為農民生產、生活建設一個管家式平臺。科技管理體現在：首先，現代農業科技服務體系涵蓋了農業生產領域生產資料一站式交易、從種到收一條龍服務、科學種植技術指導、農用機械及勞務的農事服務等內容，解決農民“買難”與農村“有地沒人種”的問題；其次，通過現代農業科技服務體系，搭建農副產品收購、糧食銀行、農副產品期貨、現貨交易平臺，解決農民“賣難”問題；此外，通過現代農業科技服務體系，為農村市場引入金融信貸服務、互聯網應用技術，提供就業信息、擇業指導培訓等，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從一產業向二、三產業轉移，幫助農民開源節流，拓寬農民增收途徑。

3.4從實際出發，科學規劃

首先要以實際為出發點，積極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讓科學服務于農業生產。組織三農問題專家，針對具體情況研究制定出符合農村生產發展的科學管理方案，通過基層調研，聽取群眾意見，證明方案可行后便大力推廣到全國各鄉村實施。

3.5多渠道融資，解決資金困難

農業經濟管理離不開資金的支撐，除了政府的撥款外，還應借助于社會多方面的力量，充分發揮工業反哺農業的特點。此外，政府還要統一規劃，出臺惠農扶農政策，鼓勵吸引社會各企業的加入，引導他們向農村投資，興辦鄉鎮企業，這不僅可以加快新農村建設速度，重要的是能夠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3.6建設高素質人才隊伍

新農村建設離不開高素質人才，當前我國政府鼓勵大學生下鄉做“村官”，但這一舉措還遠遠解決不了農村技術人才缺失的現狀。如今農業生產已經不是原來單靠人力簡單耕種的情形了，大型機械化播種收割設備已經遍及全國的農村地區，農業生產走向多樣化，這些都需要大量具備專業知識的人才作為支撐和骨干。當地政府在提倡大學生下鄉的同時，還應免費開辦技術培訓學校，面向的對象是基層農民，主要培訓內容是基本的生產技術常識和信息化生產設備操作知識等。

4結語

篇8

［關鍵詞］ 后發優勢 經濟發展 海南

2009年12月，《國務院關于推進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正式印發，標志著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海南發展面臨新的歷史機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為海南島發展經濟的必然要求。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國內旅游消費開始進入大眾化、多樣化快速發展時期，這都是海南經濟發展的絕佳背景。

但是當前，海南總體上仍屬于欠發達地區，經濟實力不強。根據后發優勢理論，海南的相對落后狀態反而使海南具有后發優勢，如何利用好海南的后發優勢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甚至趕超相對先發的經濟區域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文獻綜述

所謂后發優勢，是指在先進國家或地區與后進國家或地區并存的情況下，后進國家或地區所具有的內在的、客觀的有利條件，能使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比發達國家或地區實現更快的發展速度，表現為一種勢能優勢。

最早提出經濟學意義上“后起性”概念的是19世紀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約翰•穆勒。他對“后起性”的解釋僅是經濟不發達狀況，沒有進一步解釋“后起性”有什么樣的優勢。約翰•穆勒之后，美國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龍在總結德國、意大利等國經濟追趕成功經驗的基礎上，于1962年創立了后發優勢論(Gerchenkron ,1962)。格申克龍對19世紀德國、意大利、俄國等歐洲較為落后國家的工業化過程進行了經驗分析，并由此指出:“一個工業化時期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其工業化進程和特征在許多主要方面表現出與先進國家(如美國)顯著不同。”

在格申克龍后發優勢假設提出以后，美國經濟學家列維（Levy）于1966年從現代化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具體化，從而發展了后發優勢理論（Levy,1996）。之后的阿伯拉莫維茨的后發優勢理論始于其“追趕假說”（Abramovitz，1989），即不論勞動生產率還是以單位資本收入衡量，一國經濟發展的初始水平與其經濟增長速度都是呈反向關系的。也就是說一國的經濟越是落后。其經濟增長的速度越高，反之亦然。但是這一假說是潛在的而不是現實的，只有在一定的限制下才能成立。

日本學者南亮進以日本為背景，探討了日本的后發優勢從產生到消亡的過程。他認為日本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從后發優勢中受益。特別是日本在現代經濟增長之前，或與現代經濟增長并行，已經具有了阿伯拉莫維茨所說的很強的消化和掌握現代技術的“社會能力”，具體體現為豐富的人力資源、現代化的經營組織、發達的信息產業和裝備產業，這是日本發揮后發優勢、實現經濟追趕的必要條件，從而印證了阿伯拉莫維茨的有關觀點。

近年來，國內學者逐步認識和理解了后發優勢理論，并在結合社會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作出了新的探索。北京大學羅榮渠（1993）歸納了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的表現形式，并論證了它們在現代化發展歷程中的重要作用和重要影響。復旦大學陸德明（1999）初步形成了基于后發優勢的“發展動力理論”框架，提出了后發國家的發展動力轉換假說，認為通過學習型追趕，后發國家與先發國家的發展差距能逐步縮小，但總還有一定差距無法消除，要超越這一“最后最小差距”，后發國家的發展動力必須更新轉換，即從原來的主要由后發利益驅動的引進學習轉向主要由先發利益驅動的自主創新。清華大學傅家驥、施培公（1999）探討了作為后發優勢重要表現的技術模仿創新問題，從資源積累的角度對模仿創新造就后發優勢的內在機理進行了探討。武漢大學郭熙寶（2000）從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出發，深入研究了西方經濟追趕理論，對涉及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的各種流派和觀點進行了總結和歸納，并對全球化與信息化條件下的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的新變化作了有益的探索。

但是如何利用后發優勢促進海南經濟的發展，國內研究文獻還較少，因此本文試圖借鑒別國或地區利用后發優勢發展的經驗，為海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出謀劃策。

二、后發優勢的來源

落后國家或后發展經濟可以借鑒先進國的經驗，采取趕超工業化發展戰略，可以借用先進國家的技術和巨額資本,從而實現經濟跳躍式的快速發展。后發優勢的來源為:

1.技術引進和技術模仿。后發展國家通過從先發展的國家那里引進各種先進技術，并經過模仿、消化吸收和改進提高而帶來多種利益。這樣，后發展國家就能在更高技術層次上開始工業化進程。發達國家比起后發展國家更為先進的科學技術正是后進國家趕上先進國家的一大優勢，因為很多現成的科技知識可以利用。作為后發展中國家，可以不需要花費巨資來從事研究和開發，引進并消化這些先進技術的成本則要少得多。

2.組織制度和管理技術上的模仿創新。組織制度和管理技術上的模仿創新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能夠極大地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企業組織制度、管理技術已經相當成熟。后發展國家大多數缺乏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的制度體系和管理技術，這一方面不利于甚至嚴重妨礙經濟的發展。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對低效的經濟體制的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的創新，形成完整、統一、競爭、開放的市場體系，健全保證經濟有序運行的法律制度，完善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微觀企業制度，實行合理有效的宏觀調控，引進先進管理技術，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

3.結構轉換。在國內方面，后發展國家無論是產業結構，還是地區經濟結構，都存在著典型的二元經濟特征，即先進部門或地區與傳統落后部門或地區并存。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結構轉變(資源從低效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配置)推動的，這是落后國家的一個特有優勢。在國際方面，發達國家隨著工業化的縱深發展，經濟的比較優勢將從一個產業轉向另一個產業。隨著國際資本向外擴張，產業鏈的國際延伸，發展中國家也將具有參與國際分工合作，連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后發優勢。

4.社會意識。后發展國家因受自身相對落后的經濟限制，以及受先進國家經驗的刺激和啟迪的影響，激發了他們實現趕超工業化國家的強烈的社會意識，而且一國落后程度越大,這種意識及其功效也就越顯著。

5.先發國家的消費示范。先發展國家由于經濟的先行發展，消費也比后發展國家成熟、高級。先發展國家人民的消費方式很容易成為后發展國家的時尚，成為后發展國家人民追逐、競相模仿的對象。先發展國家人民的高消費給后發展國家以示范，引領后發展國家去追求更高水平的消費，給經濟以強大的發展刺激。另一方面可以迅速推動后發展國家消費的升級換代，以需求帶動供給，給經濟以強有力的推動。

三、海南經濟存在的問題及如何利用后發優勢發展經濟

海南經濟現在存在的問題是城鎮化發展不足，經濟結構層次偏低，產業整體素質不高，企業市場競爭力不強；對外開放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國際貿易、利用外資和入境游客規模偏小；重大交通設施發展滯后，快速通達周邊地區的出島通道亟待完善；旅游產品創新不足，配套服務不完善，國際知名度不高；城鄉管理水平較低，社會綜合素質需要進一步提升；生態環境相對脆弱，風暴潮等災害時有發生，可持續發展的任務比較艱巨；旅游服務質量有待提高，人才培養、引進和儲備不足，人文社會環境有待改善。

海南要改變以上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大力發展經濟就需要很好地發揮后發優勢。后發優勢是一種潛在優勢，它不可能自發地發揮出來，這正如阿伯拉莫維茨所論述的那樣，要變這種潛在優勢為現實的經濟發展，需要一定的社會能力和歷史機遇。這就需要海南地區創造使后發優勢得以發揮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條件，以及一套符合客觀規律的經濟發展戰略與政策。

1.海南發揮后發優勢，首先需要利用好絕佳的政策環境。這個政策環境，最根本的是政府對海南地區發展的支持。國務院對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發展的批復是對海南經濟發展極大的政策支持。使海南地區在產品市場的推廣、先進設備、技術和資本的引進占有很大優勢。明確政府對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的指導思想、戰略定位、發展目標和重點任務，利用好政府給予的政策優惠，是海南經濟發展的巨大優勢。

2.海南發揮后發優勢，需要有一個高效的政府。后發展地區迫于外部環境的壓力，開始工業化、現代化的征程時，內部缺少必要的條件，需要領導層有目的地培育工業化、現代化的因素，不斷加快工業化、現代化進程。這就需要一個能夠有遠見卓識、恢宏魄力、駕馭能力、領導權威的政府。緊跟國家的政策，海南省政府和各市區政府嚴格落實國際旅游島建設的規劃，改進行政系統的辦事效率就成了海南經濟發展的加速器。

3.海南發揮后發優勢，需要技術和制度的引進模仿以及創新。海南地區的技術層次和國內發達地區的差距很大，但這正可以使海南以低成本引進先進的技術，從而站在更高的層次上發展。海南還應利用好經濟特區的特殊政策和建設國際旅游島的優惠政策，做好先進制度的引進和創新，營造高效的制度環境，加快海南經濟的發展。

4.海南發揮后發優勢，需要改變落后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西方文明之外的國家中，后發優勢發揮得比較好的典型代表是日本、韓國和新加坡，他們之所以能夠充分發揮后發優勢，成功地實現跨越式發展，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在引進西方國家技術和資金的同時，也引進了西方的管理和法治，許多現代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觀念為國民所接受，因而在改變國家落后面貌的同時，也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

5.海南發揮后發優勢，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科學技術基礎。后發優勢是潛在的，而非現實的。如利用后發優勢，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就需要國內具備引進技術所必須的技術設備基礎、人才條件和市場需求。不顧條件許可，亂用后發優勢，反而可能事與愿違。就后發優勢發揮作用的現實能力角度來看，它需要兩個支撐條件：一個是科學技術的支撐條件，另一個是經濟實力的支撐條件。要具備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科學技術基礎就必然要大力發展教育。目前海南在發展教育方面已稍有起色，如三亞技工學校對海南生源實行三免一補（免學費、書費和住宿費，每月補150元生活費），有力的保障了家境貧困的學生學到一技之長。但海南地區的教育畢竟與國內其他地區教育的差距還很大，今后在政府投入和吸引民間資本進入教育事業方面還大有作為。

參考文獻：

[1] 亞歷山大•格申克龍:經濟落后的歷史透視[C].謝立中，孫立平，二十世紀西方現代化理論文選，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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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南亮進:日本的經濟發展[M].經濟管理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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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我國的煤炭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存在諸多問題，限制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效率與企業文化的創新和建設。首先，煤炭企業管理觀念落后，大多煤炭企業在經營管理中單方面重視企業的經濟效益與生產效率，而忽視人力資源的有效管理，導致企業生產與管理不平衡，導致煤炭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水平較低的現狀;其次，煤炭企業員工整體素質水平參差不齊，煤炭企業的工作人員性質不同于其他企業，分為井上與井下工作人員，其中井下工作人員一般綜合學歷水平較低，而井上工作人員的專業知識技能要求較高，導致企業整體工作人員的素質水平參差不齊;最后，大多煤炭企業缺乏較為完善、系統的考評機制，且人力資源管理制度較落后，對企業文化的滲透力度不夠，導致煤炭企業整體人力資源管理效率難以提升，對企業文化的建設與創新進度緩慢。企業文化是煤炭企業生產經營與發展、進步的核心競爭力量，是煤炭企業的軟實力代表，也是提高企業員工凝聚力、綜合素質水平的關鍵。企業文化是企業發展歷史的最重要傳承工具，秉承煤炭企業從建立到不斷發展至今形成的企業精神、經營理念予以員工風貌，使煤炭企業在企業文化傳承中發展，在激烈的行業競爭中謀得有利發展機遇。煤炭企業的企業文化涵蓋到企業的安全文化、和諧文化、執行力文化、品牌文化、和諧思想以及制度文化等多方面的精神文化，是煤炭企業精神文化發展與延伸的重要支柱，使企業在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中保持長期穩定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煤炭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創新的同時需要著重建設企業文化，才能達到企業外在與內在發展的平衡與統一，突破傳統生產經營理念的束縛，使企業在新經濟發展時代中迎接挑戰、抓住機遇，提升企業綜合競爭能力，在激烈的行業競爭中保持長期優勝地位。

二、企業文化視角下煤炭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有效措施

(一)“以人為本”觀念滲透管理，提升員工凝聚力

企業文化與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同樣作為管理員工的方式，前者是硬性管理方式，注重制度性的激勵與管理;后者則重視滲透企業精神力量，對員工進行軟管理。“以人為本”觀念是企業文化與人力資源管理有機結合的重要表現，煤炭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中重視“以人為本”觀念，需要重視對員工切身利益的維護，尊重員工的勞動成果，在日常工作中對員工給予充分的肯定與鼓勵，使員工充分融入煤炭企業中，讓員工在企業工作中找到歸屬感，從而提升員工的工作責任性，優化員工的工作效率，激發員工的工作主動性、創造性與積極性，實現員工的工作價值與人力資源價值最大化發揮。煤炭企業將“以人為本”觀念滲透到人力資源管理中，有利于企業品牌與文化的建設和創新，幫助煤炭企業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提升企業的品牌影響力，從而提升煤炭企業的綜合競爭力。煤炭企業“以人為本”人力資源管理實際工作中，需要重視、肯定、尊重員工的勞動成果，制定全面的福利制度，如重大節日發放過節獎金、高強度工作后放小假期、定期進行員工聚餐等，緩解煤炭企業員工的工作壓力，從而保證員工在實際工作中有較好的工作狀態，優化員工的工作效率。煤炭企業還可以通過員工活動的形式豐富員工的業余生活，如申請資金組織員工進行省內、國內、國外團體旅游，促進員工感情交流，培養團隊協作效率較高的工作團隊;定期舉行部門活動，豐富員工業余生活，并針對煤炭企業內部大齡未婚男女舉辦聯誼活動;還可根據工作進度舉辦紅歌比賽、煤炭企業工作技能知識比賽、籃球競賽、春季馬拉松競賽、百科知識競賽等競賽活動，深入員工生活滲透“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理念，提升煤炭企業員工的凝聚力量與團隊協作力量，從而有效促進煤炭企業員工的整體工作效率。

(二)素質培訓引入企業文化，促進員工工作能力

企業員工的綜合素質水平是影響煤炭企業工作效率與質量水平的關鍵因素，煤炭企業應當在加強員工素質培訓工作的同時引入企業文化，使煤炭企業的企業文化滲透到員工的素質培訓工作中，培養員工積極向上的工作態度與觀念，有利于完善煤炭企業的企業文化建設，又可以有效促進員工素質培訓的工作效率，一舉多得。由于煤炭企業員工工作性質不同于一般企業，應當根據不同部門、不同專業制定專業素質培訓計劃，針對井下工作人員，加強員工的井下操作安全知識與井下專業操作技能，在井下工作人員的素質培訓工作中滲透企業文化，提升井下工作人員的思想政治素質水平;針對井上工作人員則需要著重加強員工的思想政治素質培訓，學習先進的黨建理論知識，用豐富的思想政治知識武裝井上工作人員，同時深入滲透企業文化，達到井上、井下工作人員素質水平的協調。煤炭企業的素質培訓工作不能僅局限于員工理論知識、專業技能與思想政治的培訓，還應當著重對員工工作創新性、自主性工作能力的培養，在實際培訓工作中要求培訓人員不斷學習其他企業先進的培訓內容與方式，創新煤炭企業的素質培訓形式與內容，并邀請本企業資質較深、工作經驗豐富的員工進行經驗傳授，重點講解煤炭企業各部門工作中常見問題的預防與解決對策，針對不同工作性質的部門進行不同程度的專業知識培訓，以達到煤炭企業員工綜合素質水平的共同發展和進步。另外，隨著現代信息化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煤炭企業還需重視對各部門員工(此處主要指井上工作人員)信息化知識技能的培訓，引入先進的電子設備與信息化管理技術，組織員工學習信息管理技術與基本操作技能，利用信息化的管理方式促進企業各部門工作的自動化、信息化發展，從而優化煤炭企業的整體工作效率和水平。

(三)考評機制結合企業文化，優化員工工作效率

煤炭企業通過創新管理理念與加強員工素質培訓，可有效提升員工的素質水平與工作效率，在煤炭企業實際人力資源管理中需要完善企業的考評機制，在員工考核管理制度中結合企業文化，從而進一步優化煤炭企業的整體素質水平與工作效率。煤炭企業需要在人力資源管理工作中，加強對員工績效考核的監督力度，拓展企業考核測評的范圍，不可將考核測評局限于員工工作效果與效率方面，還應當在考核工作中綜合測評員工的思想動態、日常行為規范等各個方面，需要結合企業文化，考核企業員工對企業文化的了解程度與見解。煤炭企業需要在實際考評中了解企業員工的各項綜合素質，并對其進行全方位的綜合測評，打破企業傳統考核機制的局限性，才能夠更加準確的測量員工的真實能力水平，從而為煤炭企業發掘更多的隱性人才。為進一步提升煤炭企業考評效果，企業還需要重視建立科學合理的激勵制度，設立月度、季度、年度優秀員工獎項，針對日常工作執行力較好、工作效率較高的員工進行充分的物質獎勵，激勵員工在實際工作中不斷提升自身能力水平。煤炭企業還需要在人力資源管理中為員工提供充分的上升進步空間，讓員工了解努力與收獲的價值，并在實際工作中努力為員工創造公平競爭的和諧發展平臺，加強管理層人員的思想覺悟，避免出現“關系戶”不勞而獲的現象，打消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企業考評目的在于觀察員工能力水平，其主體為員工個人，煤炭企業在實際考評工作中需要充分滲透“以人為本”的工作理念，讓員工主動參與到考評工作中，進行對自身工作能力的自評，讓員工充分了解到自身的工作能力與需要改進的地方，有利于促進員工的能力提升效率。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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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理學經濟倫理;封建小農經濟;發展與促進

中圖分類號:F3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0-0006-02

理學經濟倫理是適應并維護封建生產方式和扼制、反拔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義農耕文明基礎之上,與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經濟基礎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從總體特征來看,它與商品經濟倫理分屬于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它在中國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適應并促進了封建小農經濟的發展,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使之長期處于稚嫩狀態。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在明代中葉的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國還沒有產生新的生產關系,中國的封建生產關系并不算落后,生產力仍在發展,這期間理學起著維護封建統治,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論價值,理學經濟倫理還能適應并促進封建生產方式的發展,因而具有進步性。明代中期,中國的經濟出現了歷史性的變化,新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出現了萌芽,面對新的社會變化,程朱的后輩理學家們不是努力建設一個合理的經濟秩序,更新社會、國家的管理方式,以疏導、培育日益蘇醒和增長的新經濟因素的幼芽,而是仍然堅持天理的封建說教,企圖以扼止“人欲”為代價,用強化道德秩序的辦法來達到穩定政治經濟秩序的目的,理學經濟倫理對新生產方式的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的阻礙作用日益顯露出來。也就在這時,中國的種種問題和危機開始充分暴露,中國在世界范圍內開始趨于落后,中國封建制度仍在農業文明的發展方向上繼續緩慢行進,走向爛熟。毋庸置疑,中國社會經濟由先進滑向落后,經濟倫理沒有突破是一個重要因素。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顯。歷史事實證明,理學經濟倫理不可能促進中國的近代化,隨著歷史的發展,它作為一種文化類型的存在,與封建王朝一樣被拋到時代的后面去了。

理學經濟倫理在中國歷史上的基本價值在于:促進封建小農經濟發展,阻礙商品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在明代中期以前主要起著積極作用,在明代中期以后主要起著消極作用。

從總體上看,理學經濟倫理對封建小農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適應了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特點,維護和穩定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法家族主義政治經濟體制。唐代中葉以來的社會變革使中國封建社會形成了這樣一種多層次的經濟結構:從土地所有制結構來看,形成了封建國家經濟、地主經濟、小農經濟等多種經濟形式和皇帝、皇室宗親、官僚貴族、官(鄉)紳地主、自耕農、佃農等多層次的社會經濟群體;從社會生產結構來看,形成了以耕織一體的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條件下的農業與手工業、商業等經濟部門之間的特殊聯系以及農民與手工業者、與商人的經濟聯系;從分配結構來看,形成了國家賦稅徭役、官吏俸祿、地主地租、工商業利潤以及農民勞動所得基本衣食生活資料等多層次經濟利益分層。理學經濟倫理把社會倫理問題與整個民族的社會心理活動糾纏在一起,將經濟與倫理相重疊,最后完全從這一思維背景中提取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信息和方法,將政治和經濟等各種矛盾作宗法倫理的化解和處理。這樣,理學經濟倫理一方面像一塊模板塑造出符合封建政治和倫理規范的經濟人格;另一方面又像一條堅硬的河床規范著經濟這條奔騰不息的河流,以防其肆意泛濫。它把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納入它的人倫道德之網,不僅給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又加上一條倫理紐帶,而且把政治上的等級關系和多層次性的社會經濟結構一體化、集權化和穩固化,從而具有極大的調節和聚合作用。

第二,適應了宗法制小農經濟的社會經濟基礎。理學經濟倫理竭力推崇家庭和家族的地位,強化家族血緣宗法關系,相信這是一種最合理的生產組織形式,由此推而廣之,可以達到社會經濟關系的和諧穩定。正是中國的宗法小農經濟與理學倫理相結合,創造了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經濟的繁榮。西方的經濟學家一直認為追求私利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恩格斯也強調:“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類卑劣的――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1] 但是理學的公利主義由于找到了自己的社會經濟基礎,因而在現實中發揮著巨大的正面作用。這個基礎便是宗法制小農經濟。因為在家庭或家族內部,成員之間休戚相關、榮辱與共,一般會更重視情感心理的需要,集體感與凝聚力都是非常強的,家庭或家族的公利確乎具有極高的地位。應該指出,小農在一定的時期是具有很大創造力的。著名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奧多?舒爾茨指出:“小農的經濟行為在傳統農業的范疇內,他們是一種富有進取心并能對資源作最適度運用的人。傳統農業可能是貧乏的,但效率很高,它漸趨接近一個‘均衡’的水平。在這個均衡之內,生產因素的使用,較少有不合理低效率的現象。總之,小農作為一個經濟人,毫不遜色于任何資本主義企業家。”[2] 可以說,對于宗法制的小農經濟,只要政府能“為政以德”,努力扶植并加以保護,至少能給一條生路,他們就能夠使社會經濟繁榮,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理學經濟倫理的愿望。然而,盡管統治階級都希望有這樣的經濟繁榮,但其貪婪的剝削本性使其不可能真正持續做到“為政以德”,天災人禍總會把宗法制小農經濟推向絕境,于是農民們鋌而走險,揭桿而起。

第三,適應了封建社會的生產力狀況。這突出地表現在重農主義、均平分配原則和崇儉黜奢消費觀方面。“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決定性的生產部門。”[3] 中華民族屬于農業民族,和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一樣,歷來重視農業生產。重農主義作為封建國家干預和調節社會分工與產業結構應遵循的倫理規范,在宋代仍然是符合中國國情、符合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對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但在宋代以后,特別是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以后,一些思想家們不加分析地一味抑“末”,則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中國在宋代及以后很長一段時期內,社會生產力都是處于停滯狀態,特別是沒有新的科學技術的刺激,新的生產方式沒有也不可能產生,社會財富的日趨集中和由此引起的貧富自發兩極分化,只能使財富進一步以更大的規模、更快的速度集中在既不勞動又不經營的寄生性的地主階級手中,農民失去土地之后,除了做佃農或淪為乞丐外別無出路,因而不僅不會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反而會使社會生產力受到更大破壞。理學的均平分配論對當時社會財富的集中和貧富兩極分化趨勢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有助于把社會各等級分層的財產占有等差距限定在一定范圍之內,使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在財富的占有和分配上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從而保持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相對穩定,促進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短暫繁榮。

“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和消費形式。”[4] 生產力越落后,消費水平就越低,社會越貧窮,消費結構就越簡單,反之亦然。中國古代社會以男耕女織為主要生產形式,它只能提供糧食和衣料。這種小農經濟的能量即使在太平盛世又能有多大呢?吃飯曾經是中國人的頭等大事,溫飽問題至今在不少地區仍未得到最后解決。可以設想,中國古代在這個問題上會是多么艱難,正像經濟史告訴我們的,所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也只不過是勉強解決溫飽,倉庫里有一點余糧,而大部分時期,除少數人以外,難免啼饑號寒。歷代思想家又有多少不是以溫飽作為太平盛世的根基、禮樂文明的前提呢?因此,以溫飽為社會消費目標,絕不是一個保守的目標。崇儉黜奢的消費原則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國情所決定的,以此作為消費倫理是明智與現實的。它緩和了生產與消費的矛盾,穩定了國民經濟;確保了積蓄,備戰備荒;有利于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和抑制統治階層的奢侈性消費。

第四,適應了封建社會商業發展的需要。自從有了社會分工就有了商品交換,商業是封建自然經濟必不可少的補充部分。理學經濟倫理雖然輕商,但并不否認商業存在的合理性,其經濟倫理思想廣泛地涵攝商業行為規范。在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水平低下,市場規則不完善,加之受到種種封建特權和其他因素的干擾與阻礙,價值規律不可能自由地充分地對商品經濟發生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的商品交換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甚至欺詐性。理學提出的倫理道德法則作為一種作用于人的心理,作為實現社會經濟心態協調統一的力量,自然有利于維持封建商業的正常秩序。商人們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促使買賣的公平進行,也愿意接受理學倫理道德教條的約束。例如封建社會后期,民間商業運行中形成的組織嚴密的“伙計”制度,就是我國商人利用理學經濟倫理關于“人和”的文化資源,將傳統的宗法家族關系轉化為新的商業組合的一項創舉。商業“伙計”制度的產生,不僅給日益發展壯大的商業補充了力量,帶來了利潤,而且也增強了商界的凝聚力和穩定性,從而促進了古代商業的發展。不僅如此,理學經濟倫理還以一種特殊方式作用于封建社會中后期的商業行為,這就是商人們大都同理學有著世代相沿的“血緣”關系。他們中不少人自幼熟讀朱熹集注的科考教材《四書》,深受理學倫理的熏陶,從小就樹立了踐履儒學理想的抱負和志向,只是由于在科場中累試不第,或因家庭牽累,才棄學經商,棄儒為賈。商人與理學的這種特殊關系,足以表明商人與理學在精神上的相通之處。所以,商人們盡管埋頭于茍茍營利的生意場上,卻并沒有遺忘理學的諄諄教誨,而且當他們在商場上發跡之后,其中不少人躍躍欲展少年志,棄商學儒或捐錢入仕。這對于他們來說,既是一種社會榮譽,一種事業成功的裝飾,又是一種難得的資本,會給他們所從事的商業活動帶來有形或無形的利益。單從倫理動因來看,正是因為理學既不否定商業的存在而又輕商抑商,所以中國封建社會商業才長期處于稚嫩狀態。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宗法制小農經濟的發展有其內在的極限。理學經濟倫理對當時社會運行機制無條件的維護無疑會阻礙新的科學技術的推廣運用,從而妨害社會經濟的突破性發展。事實上,自唐宋以后,中國農業經濟的增長,主要是依靠開辟新的土地和提高集約化的程度來實現的。到了明代中葉,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的農業經濟增長,就明顯地受到了邊際效用遞減律的影響了。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3.

[2] 西奧多?W?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