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聯系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聯系，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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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金融危機 解讀 啟示

引言

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闡釋是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是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社會本質及其發展趨勢的核心和關鍵。當前，相關書籍中有關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表述仍然遵循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框架，主要著眼于實體經濟，以勞動價值論為出發點，認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化的結果，是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以及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這兩組矛盾所導致的。

而自20世紀后半葉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日益明顯地以金融危機的形式出現，與傳統的、源自實體經濟的危機相比，呈現出鮮明的新特點和新趨勢，與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既有密切聯系，又存在著顯著的差別。在政治經濟學研究，特別是高校兩課教學和研究中對此應當予以積極的關注和充分的解釋，對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相關的內容給予必要的補充和完善，以提高相關內容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規律和趨勢的解釋力和說服力，從而清楚地揭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時代性及其本質，以及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啟示。如果對這一問題采取回避或含糊的態度和方式，則容易引發理論和實踐脫節的問題，降低政治經濟學對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現實的解釋力和說服力。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新趨勢和新特點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鮮明趨勢是以金融危機的形式爆發，比較有代表性的包括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和21世紀初源自美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

拉美金融危機源于1982年墨西哥無力支付國際銀行債務，不得不求助于美國，以至最終簽署了北美貿易協定。危機不僅對墨西哥國內經濟造成嚴重損害，并使其在經濟上喪失了自。雖然無力償還外債和實行外匯浮動匯率制度是此次拉丁美洲金融危機的直接導火線，但其深層次的原因卻包括外國投資過分自由地進出、產業結構的不合理、經濟體制的不穩定、國內外政治因素的不利影響等。

和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機類似，20世紀90年代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源于1997年泰國貨幣的突然貶值，并迅速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區。同樣，雖然從表面上看這次金融危機是由于國際投機資本的連環沖擊所引發的，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危機發生地區經濟結構的僵化、貨幣政策的失誤、匯率和外貿政策的失當等。

源于2007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進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很快便蔓延至全球，并引發了歐洲債務危機，已經發展成一場全球范圍內災難深重的經濟危機。不僅重創了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與經濟體系，也給其他國家的金融和經濟體系造成沉重打擊。

與早期的經濟危機相比，這幾次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危機具有其自身鮮明的特點：早期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大都源自實體經濟，波及金融領域，而這幾次金融危機的演化路徑與之相反，源自金融領域，反溯實體經濟；在當代經濟全球化、國家間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背景下，金融危機的影響范圍日益廣泛，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傳統市場經濟國家還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深受其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往往利用其對國際金融市場和貿易市場的主導權，將危機的惡果向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轉嫁。

基于理論視角的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解讀

如何科學、準確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新趨勢、新特點是當代政治經濟學面臨的一項重要課題。透過金融危機復雜的表象，不難發現其本質并沒有超越政治經濟學有關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邏輯框架。

（一）金融危機根本成因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

從根本成因上看，金融危機仍然是由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引發的，是實體經濟危機的延伸。從表面上看，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來越多地源自金融領域，是金融領域缺乏有效監管的結果，與實體經濟的供給與需求狀況沒有直接的關系。但實際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機的發生都有著深刻的實體經濟領域的背景，是實體經濟的困境和危機在金融領域的延伸和反映。近幾十年來，金融領域頻繁發生危機的前提在于金融領域積累了大量來自于實體經濟的閑置資本，其中不乏投機資本。而之所以會有如此眾多的資本會從實體經濟轉向金融領域，是因為受到與普通勞動者有限的支付能力所決定的總需求水平的限制，大量的閑置資本在實體經濟領域尋找不到獲利機會，只好將其逐利場所轉向金融領域，于是，西方各類投資機構和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產品應運而生，并迅速發展。同時，許多金融衍生產品在設計時，都有實體經濟領域的相關產品作為定價依據，如果這些產品出現嚴重供大于求、價格縮水的狀況，就會使與之相關的金融產品價格以更大的幅度下降，成為引發金融危機的誘因。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導火索——美國次貸危機的生成機理就在于此。事實上，拉美金融危機和東南來金融危機也是當時本地區實體經濟領域困境的反應，只不過是在國際投機資本的炒作下，實體經濟的困境深化成為金融領域的風險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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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危機；加工貿易；經濟結構

全球金融危機使出口需求下滑，失業壓力不斷上升，出口增速下滑，出口對社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吸收就業的能力減弱，加劇了國內經濟困難，應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短期內社會經濟工作的中心，必須與長遠的社會經濟發展要求聯系起來思考，更不能為了應對短期的危機而為長期的發展埋下難以鏟除的隱患。為此，需要思考并妥善解決以下幾組經濟關系。

一、處理好保增長與保就業、發展加工貿易的關系

金融危機不僅使大量農民工失業，加劇農村失業問題，而且許多城鎮的企業在收縮業務、調整職能部門中裁員，城市的失業問題也同樣在加劇。在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蔓延的過程中，保就業理應成為社會最關心的問題，也應該成為政府干預的首選目標。

保增長應該作為增加就業機會的手段，而增長本身不是目的。為了降低失業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不僅要保增長，更應該考慮支持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在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嚴重沖擊的條件下，要放棄理想主義的主張——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附加值低，限制其發展，人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潤率，逼迫其轉型，而應該幫助其度過難關，在財稅、金融信貸政策上繼續給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業；應該大力發展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資本技術構成較低，同量資本如果投資于若干中小企業，會比投資于資本技術構成高的大企業提供更多就業崗位；應該鼓勵民營經濟發展，民營經濟的經營目標單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勞動力價格便宜的條件下，它會選擇使用勞動力替代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對就業貢獻更大。還應該運用財政稅收、信貸政策等，幫助返鄉農民工創業，幫助城鎮失業者創業；鼓勵企業縮短工時、減少裁員。因此，在經濟發展中尋求降低失業率，應該成為我國的長期戰略性課題。

二、處理好擴大內需與擴大外需的關系

內需包括國內投資需求和居民最終消費需求兩個方面。增加投資可以擴大內需，但投資的增長必須與最終有效需求相適應，否則，又會造成投資過剩。因此，擴大內需的根本在于擴大國內居民的最終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終有效需求的增長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購買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錢消費，消費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須增加居民的稅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須減輕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改善居民的風險預期，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改善居民的風險預期困難不小，仍需政府長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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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對金融危機與對外開放的關系

從經濟運行的角度看，在貨幣信用制度下，產品供給與產品需求的脫節，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為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的爆發提供了可能性。不管是實體經濟的供求失衡，還是虛擬經濟中的資產價格泡沫，只要蓄積到一定程度，就會導致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的爆發。經濟學已經對產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根源做出了深刻的解釋。

從大歷史觀的角度看，金融危機是人類經濟運行不可或缺的周期性調節機制，是緩和或化解全球經濟基本矛盾的重要渠道。在當今產品過剩和買方市場的格局下，全球經濟存在著生產能力過度擴張與全球消費有限增長之間的基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給方，即限制供給的過度增長。在供求矛盾積累過程中，要么通過并購來約束生產能力的過度擴張并淘汰部分以落后工藝技術所支撐的生產能力，以緩解矛盾;要么通過金融危機來強行消滅部分生產能力，并大規模集中淘汰過時陳舊的技術，為下一輪技術創新創造條件。顯然，前者只能治表、但社會成本很小，后者調整力度很大、社會成本高昂。可見，金融危機是強制性地緩解經濟矛盾的一種方式。

正因如此，盡管發生在美國的次貸危機演化為全球金融危機，具有了廣泛而嚴重的全球影響，是在各國經濟聯系不斷加強、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的背景下，一國的經濟矛盾向其他國家轉嫁和擴展的結果，但把全球金融危機歸因于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卻是站不住腳的。全球化只是使金融危機具有了新的表現形式，但全球化和對外開放并不是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如果沒有經濟全球化，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當然不會發生全球金融危機，也不會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受到沖擊。但經濟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發展的表現。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國際分工的深化，社會總資源的配置必然要通過世界市場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商品、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動跨越國家的界限，市場經濟日益具有國際性，國際貿易不斷擴大，跨國投資不斷增加，包括銀行貸款、票據融資和債券發行在內的國際金融市場不斷發展。經濟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對于生產力的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全球化促進了國際分工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發展，加速了商品、資金、信息和勞動力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加快了知識和技術傳播與擴散的速度，密切了各國和各民族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提高了全世界資源配置的效率，導致了社會財富的日益增長。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有利于它們更多地獲得資金尤其是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加快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有利于它們更好地利用自身優勢，開拓國際市場，發展對外經濟貿易;有利于它們更快地得到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發揮后發優勢，實現技術跨越。對于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如能加以正確引導和駕馭，可以促進各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也有利于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社會的穩定。因此，盡管當今世界的經濟全球化在本質上是資本的全球化，但經濟全球化代表了人類社會的光明未來。我國也是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的主要受益者。

不僅把全球金融危機歸因于經濟全球化是錯誤的，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排斥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也是沒有出路的。排斥對外開放，可以規避金融危機的影響，但同時也必然阻礙發展，陷入落后與貧窮。只有完善對外開放管理體系，建立有效管理全球化經濟的制度體系，才能最大限度減少金融危機的沖擊;各國只有在加強國際協調合作中，協同行動，避免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維持多邊貿易規則的正常運行，才能盡快恢復國際貿易的活力，避免包括出口需求在內的社會總需求深度下滑，早日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

二、保增長與保就業、發展加工貿易的關系

在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出口需求下滑，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抬頭，我國出口由人世后2002~2007年年均增長27.5%下降到一位數的增長甚至零增長，而目前為出口進行生產的勞動力已經超過1億人，就業競爭更加激烈，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企業大量撤離、關閉，內地也有一些企業開始裁員，失業壓力不斷上升。來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數據顯示，2008年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但這并未包括城鎮未登記失業的情況，更沒有反映農民失業情況。前不久，由農業部組織的抽樣調查中，根據農民工輸出較多的15個省、150個村的情況看，全國外出打工的1.3億農民工中，返鄉率38.5%，60.4%是正常的春節探親，39.6%失業回鄉，失業比例15.3%，有2000多萬人。金融危機不僅使大量農民工失業，加劇農村失業問題，而且許多城鎮的企業在收縮業務、調整職能部門中裁員，城市的失業問題也同樣在加劇。在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蔓延的過程中，保就業理應成為社會最關心的問題，也應該成為政府干預的首選目標。

保增長應該作為增加就業機會的手段，而增長本身不是目的。一般而言，通過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可以提供一些就業機會。奧肯定率描述了經濟增長與失業之間存在替代關系，經濟增長率提高可以降低失業率，但“奧肯定率悖論”也比比皆是，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的現象并不鮮見。這是因為:資本有機構成不同，同樣的投資對就業的需求就不一樣，資本有機構成越高，對勞動力的需求越少;資本有機構成越低，對勞動力需求越大。如果經濟增長主要是由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增長拉動的，增長對就業的貢獻就小。伴隨著社會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會產生擠出就業的效果，如果擠出就業大于新增就業，不僅不會增加就業，反而會在經濟增長中伴隨失業率上升。另外，投資、消費和出口的增加反映為增長，但在經濟危機、企業庫存超出正常水平的情況下，投資、消費和出口增加往往是企業消化庫存、庫存下降的過程，企業不會馬上增加雇員。

為了降低失業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不僅要保增長，更應該考慮支持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在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嚴重沖擊的條件下，要放棄理想主義的主張——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附加值低，限制其發展，人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潤率，逼迫其轉型，而應該幫助其度過難關，在財稅、金融信貸政策上繼續給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業;應該大力發展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資本技術構成較低，同量資本如果投資于若干中小企業，會比投資于資本技術構成高的大企業提供更多就業崗位;應該鼓勵民營經濟發展，民營經濟的經營目標單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勞動力價格便宜的條件下，它會選擇使用勞動力替代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對就業貢獻更大。還應該運用財政稅收、信貸政策等，幫助返鄉農民工創業，幫助城鎮失業者創業;鼓勵企業縮短工時、減少裁員。

從長期看，一方面，中國每年還有約600~700萬的農民從土地上走出來進入非農產業就業，形成龐大的、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的供給，這一過程至少還要持續十到十五年，即務農勞動力僅需1.8億左右，上億農民需要轉移出來。在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的過程沒有結束之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基礎就不會改變，人為排斥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政策就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我國工業化加速發展過程中，必然伴隨著企業競爭加劇、市場集中度提高、社會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而企業的兼并、重組，以及技術進步，又會不斷擠出就業。在我國大部分產業還沒有形成企業適度規模經營和適當集中的市場結構的情況下，失業問題就構成我國的長期問題。因此，在經濟發展中尋求降低失業率，應該成為我國的長期戰略性課題。

三、擴大內需與擴大外需的關系

受金融危機影響，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放慢，甚至出現下滑。據IMF1月28日的預測，2009年全球經濟僅能增長0.5%。發達國家下降2%，其中，美國下降1.6%，德國下降2.5%，日本下降2.6%，法國下降1.9%，英國下降3.1%。唯一增長的經濟體——新興經濟體增長速度降為3.3%。全球將會出現5100萬人失業。

由于全球經濟增長下滑，我國主要的貿易伙伴歐盟、美國、日本經濟衰退，全球失業上升，海外市場需求明顯下降，全球貿易增長放緩，我國的出口增速迅速回落。在我國出口依存度已經超過35%的情況下，出口增速下滑使出口對社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吸收就業的能力減弱，加劇國內經濟困難。為了彌補外需下滑，擴大內需是不可或缺的選擇。我國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

內需包括國內投資需求和居民最終消費需求兩個方面。增加投資可以擴大內需，但投資的增長必須與最終有效需求相適應，否則，又會造成投資過剩。因此，擴大內需的根本在于擴大國內居民的最終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終有效需求的增長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購買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錢消費，消費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須增加居民的稅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須減輕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改善居民的風險預期，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我國擴大居民有效需求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2008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增長8.4%、8.0%，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比上年同期增加4.8個百分點。但居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預期普遍不樂觀，2008年人民幣存款增幅快速上升，居民儲蓄存款增加4.63萬億元，與2007年相比增長4倍。而居民儲蓄存款快速上升蘊含著潛在消費轉冷的壓力。改善居民的風險預期困難不小，仍需政府長期努力。

另外要看到的事實是:長期以來，在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我國投資、出口的增長率一直高于消費增長率，這被許多人稱為消費增長乏力。但近五年來，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一直保持兩位數以上的增長(2004年增長13.3%，2005年12.9%，2006年13.7%，2007年16.8%)，2008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已經增長21.6%，明顯高于出口的增長。盡管仍然存在擴大國內居民消費需求的余地，未來也仍然有一定空間，但兩位數以上的消費增長已經不能稱是太慢，提高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率的空間并不是很大。我國還必須高度重視出口的增長。應把擴大內需與爭取外需增長結合起來。

擴大內需與發展出口貿易、擴大外需并不是對立的。我國不僅在擴大出口中獲得大量直接的比較收益，而且因為開拓了海外市場，形成有效的國際市場供給，大量閑置的資源，包括勞動力、資本、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結合起來，形成實際生產力，有效帶動了我國經濟增長，這是我國三十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海外依存度高是我國現實經濟條件決定的。在當今國際金融危機面前，海外需求萎縮，擴大出口難度增加，積極擴大內需是應對金融危機的現實選擇;即便金融危機過后，我國的長期發展也離不開擴大內需。但不能把擴大內需與開發海外市場、擴大出口對立起來，不能把擴大內需理解為排斥發展對外貿易。無論是應對金融危機，還是謀求長期發展，中國都應該繼續把擴大外需作為重要支點和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

四、保增長與深化改革的關系

在應對金融危機中，利用財政政策，擴大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是見效最快的政府干預手段，可以避免由于海外市場變化導致國民經濟增長速度過快下滑。

在中央政府出臺兩年內增加投資4萬億元的政策后，地方政府立即響應，提出增加總額達18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充分顯示出我國政府動員資金、主導投資的能力。一時間，政府投資、政府選項目，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內容。正因為如此，在政府配置資源的過程中，極容易導致對市場力量排斥和對市場機制的扭曲，使市場取向的改革進程放慢，造成舊體制復歸。

政府投資充其量只是誘致性投資，其根本作用在于產生乘數效應，帶動民間投資增長，從而拉動經濟增長和就業，而不是要替代民間投資，更不能產生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資的同時，還應該實行減稅的政策。減稅，同樣可以產生刺激投資、消費需求的乘數效應，而且不至于產生對民間需求的擠出效應。更重要的是，為了避免舊體制復歸。在擴大財政投資過程中應該積極謀求改革。如提高財政投資透明度，加強財政預算披露，強化財政投資監管;在財政投資中注重基礎設施建設和增加公共產品供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分配體制，在增加財政投資中謀求縮小個人收入差距和地區差距;進一步改革計劃管理體制、投融資體制，把保增長與推進改革結合起來。

五、保增長與調整經濟結構的關系

在應對金融危機中，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三線并舉，是把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結合起來的做法。但顯而易見，保增長、擴內需與調結構之間并非沒有矛盾，如果處理不當，就會顧此失彼、雞飛蛋打。

擴內需是保增長的手段，既是在金融危機影響深重條件下的急迫選擇，也是長期經濟發展戰略調整的需要。擴大投資和居民消費，可以彌補外需下降造成的不利影響。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在需求擴張中，一些本該淘汰的生產能力又有了市場需求，過剩的鋼材、水泥、建材、家電、副食品等又有了銷路，企業調整產品結構、投資結構和創新的壓力減弱，市場出清過程被延長，使社會經濟結構調整步伐放慢;在保增長中，政府出臺的一系列企業救助、產業救助措施，可以維持企業利潤水平，避免企業大量倒閉，但同時也意味著在競爭中一些企業生存危機解除，調整產品結構、謀求技術創新、開拓新的生存空間的動力減弱，這又容易導致企業繼續維持原有的增長和擴張方式，忽視產品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調整，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整社會經濟結構的進程放慢。反過來，要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一批企業必然要退出生產，這又會使社會投資放緩，經濟增長放慢，失業增加。

保增長，不是維持落后生產能力和落后生產方式的生存，也不是通過簡單維持落后的生產技術條件和經營模式換取經濟增長。必須把保增長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結合起來，把保增長與推動企業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提高創新能力結合起來，果斷壓縮高污染、高消耗和嚴重的資源依賴性產能。

篇4

一、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內在矛盾

新自由主義模式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濟全球化是其形成背景。經濟全球化，是一個自然的歷史發展過程，也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和社會關系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大和深化的過程。從相當程度上講，新自由主義既是資本主義克服20世紀70年代初滯脹危機與全球化生存和發展戰略的現實選 擇，也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理論化。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根本特點和表現形式在于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資本主義金融化的內在矛盾在于：一方面，金融化 加速了全球范圍內的資本運動，推動了世界貿易和投資的發展，實現了國際壟斷資本利潤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化導致金融膨脹，使得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進一 步分離，從而為更嚴重的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當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所充分暴露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內在矛盾，集中表現為該發展模式在經濟運行、經濟 結構和社會制度各個層面上的不可持續性。

從經濟運行層面來說，新自由主義模式實際上就是金融風險擴大與加深的根源所在。美國次貸危機是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次貸危機又是 美國秉承新自由主義原則、放寬金融管制的必然結果。2003年以來，美國金融機構為增加金融企業利潤采取減輕貸款前期負擔的辦法來吸引貸款客戶，放寬或實 際上取消了貸款標準，以便為購房者提供便捷的抵押貸款。大量信用記錄較差的低收入家庭進入房貸市場。而美國的銀行和債券評級機構則完全放棄監管責任。金融 衍生產品，特別是抵押債務證券化使次貸市場風險加大。金融衍生產品的杠桿率越來越高，在創新過程中使債務鏈條不斷延長，導致市場風險向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 險轉化，進而造成整個金融市場的不穩定。美國政府的貨幣政策和美國房地產行情變化也是次貸危機的重要因素。本世紀初，美聯儲為了推遲新經濟泡沫的破裂，連 續減息，而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聯儲為遏制通貨膨脹又連續17次加息，使聯邦基金利率從1％升到5.25％。這種情況下，2006年初房地 產開始降溫，房價逐漸由升轉跌。許多靠過度借貸的購房者既無力償付房貸到期本息，又無法再融資。次貸市場違約率大幅上升，大量房貸機構特別是與美國次貸市 場相關的基金陷入困境或破產。據不完全統計，從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中旬，全美80多家次貸機構停業或破產，損失高達千億美元。英國、德國、 法國、瑞士、荷蘭、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50多家銀行、對沖基金等受到波及，損失上百億美元，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劇烈動蕩。

從經濟結構來說，新自由主義模式在美國首先表現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嚴重失衡。美國的金融市場中的次級貸款約為2萬億美元；普通房貸，約為 10億美元；企業債，包括企業之間各種債券，約為60萬億美元；各種金融衍生品，約為340萬億美元。2007年，美國的GDP將近14萬億美元，同金融 衍生品的比例為1：29；其中的實物經濟與金融衍生品的比例為1：68。有學者指出，美國經濟結構的失衡完全是人為的，是美國資本家階級、企業高級經理和 金融機構結成的利益集團為實現資本即股東收益的最大化造成的惡果。經濟結構的失衡導致美國的生產資本即非金融企業的資本積累逐步減少，因此，此次危機不僅 是管理危機，也是積累危機。與此同時，工人的實際工資和社會福利也不斷減少，因而出現了金融資本的高收益和大眾負債消費并存的矛盾現象。從國家層面來看， 生產資本積累危機導致國民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外部投資和進口貿易，為了支持對美國本土企業的需求，美國不得不擴大世界范圍的需求。這種巨大的需求本來會引起 嚴重通貨膨脹的，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這種風險會按照外貿增長的比例分散到世界各國，其中包括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中國。美國依靠自己的經濟霸權和 金融霸權，特別是美元的霸權制造了世界范圍的生產過剩和經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世界各國都要付出慘重代價。杜梅尼爾認為，美國的經濟危機轉嫁機制早在危 機發生之前就建立了，但是以金融資本占主導地位的世界積累制度并不能保證資本主義生產的持續性，而只能推遲危機的到來，此次危機就是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 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巨大沖擊。

從社會制度層面說，新自由主義作為資本主義上層建筑，自然延續著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根本矛盾。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 占有制度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是生產相對過剩。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過剩危機不是偶然現象，而是社會制度本身的必然結果。馬克思在《資本 論》中明確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 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化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產和商品供給出現無限增長的趨勢， 另一方面是資本剝削日益加重，廣大勞動者的貧困不斷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會購買力增長緩慢甚至停滯，這種狀況必然導致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發生。近二三十年 來，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影響下，美國勞動大眾日益貧困化，社會兩極分化不斷加劇。貧富兩極分化使美國普通民眾不得不靠增加借貸維持日常消費水平。如此發展 模式顯然難以持久。

二、凱恩斯主義模式的內在矛盾

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區分為盎格魯薩克森模式和萊茵模式的說法廣為接受。所謂盎格魯薩克森模式，就是新自由主義主 導的美英模式，而萊茵模式則是凱恩斯主義主導的歐洲模式。事實上，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兩者之間有對立的方面，也存在共同點和聯系的方面。本質上講，凱 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無法解決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目標之間的矛盾。凱恩斯主義承認，如果要利用全部現有生產資源就有必要進行國家干 預，這與微觀經濟學的核心觀點發生了矛盾：新古典學派的微觀經濟學認為，不受控制的價格機制，自由市場，足以生產性地、有效地使用全部可得到的投入。古典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內在矛盾以及作為它們共同基礎的私有制經濟學決定了相互之間不可能完全排斥，而只能互相補充。

從政治的角度來說，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也有共同之處。為了資本主義的長治久安，兩者都主張階級調和。所不同的是，凱恩斯主義在戰后的特殊 歷史條件下，兼顧了經濟的增長和工人的利益，同時培育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保護層“中產階級”。而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的危機中則無法維持這一局 面，在階級力量對比明顯地有利于大壟斷資產階級的情況下，只能犧牲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保全大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從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內在矛盾來看，現代 資本主義國家既不能實行純自由經營政策，也不能實行純政府干預政策。可能的情況是，在這一時期強調自由經營，在另一時期看重國家干預。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徹底改變之前，自由經營與國家干預這兩種思潮相互交替，會反復出現。不過，無論哪一種經濟思潮得勢，都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經濟危機、失業、通貨膨脹等種種資 本主義的痼疾，而只能暫時緩和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

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凱恩斯理論和政策同樣難以確保適用性：其一，凱恩斯主義只適用于封閉的經濟，即商品和資本的流通受到國界限制的經濟，因 為凱恩斯的時代正是1914—1945年非全球化的時代，而當今的危機則發生在開放的全球化時代；其二，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前提是，在失業率上升的情 況下，名義工資仍然是剛性的(這種剛性是由于工會的強大壓力造成的)，并不下降，這樣擴大消費需求才能增加就業，而如今工資已經按照消費物價的變動指數化 了，擴大消費需求，未必增加就業；其三，全球化背景下，國內外市場相互影響，勞動力市場、生產要素市場和資本市場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復雜多變的情況，例如 現在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快，生產要素價格變動大，金融市場變數多，僅僅靠擴大財政支出，并不能實現市場的平衡和充分就業；其四，凱恩斯危機面臨的問題是缺少 流動性，而當今危機面臨的問題是流動性過剩。此外，由于社會支出龐大，發達國家財政普遍偏緊，美國財政赤字尤甚(2009財政年度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10％)，有些歐盟國家也出現財政危機，擴大財政支出無異于使經濟雪上加霜。上述單是從經濟現象層面的分析，足見凱恩斯主義模式同樣無法挽救當代資本主義 經濟危機。

三、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調整與演化

資本主義雖然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也具有自我調節、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的能力。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外在表現，因 此，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調整無非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調整。調整的動因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發展規律自身的要求；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人民反對資 本主義，特別是反對新自由主義斗爭的壓力。有關調整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加強貨幣金融體制改革與金融監管。這次危機的突出表現是金融危機。而且這次金融危機又具有國際性和先發性的特點。因此，世界主要國家都 把整頓和恢復金融秩序作為優先考慮的問題，美國作為危機的策源地和中心國更是如此。2009年6月1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了自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最 重要的金融監管改革計劃，其目標是把金融領域置于公共權力機構的監督之下。根據這項計劃，美國所有的大金融機構：銀行、投資基金、保險公司等等都將受到美 聯儲的監管。此外，美國還計劃成立獨立于中央銀行的金融服務監督委員會，負責評估威脅金融體系安全的風險并協調各個監管機構的行動。最后，美國還將成立一 個新的保障金融消費的機構負責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利益。它將監管不動產和消費貸款的發放。2010年1月21日，奧巴馬又宣布了美國加強對華爾街大銀行 監管的新規定，限制銀行的規模和交易活動。禁止所有接受存款保險、能夠從中央銀行獲得緊急援助資金的銀行擁有或投資私募基金、對沖基金以及從事自營交易。 此外還提出征收“金融危機責任費”等多項措施。很多西方學者對這些監管計劃能否真正實施持懷疑態度，理由是這些計劃損害了金融資本集團的利益，它們會以捍 衛市場原則的名義加以反對，而那些靠各自財團支持的政客們遲早會做出妥協和讓步。

其次，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在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影響下，西方國家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經濟結構失衡，即所謂產業結構的空心化。有西方學者認 為，糾正這種失衡非常困難，因為西方國家在這個問題上，處于兩難之中。例如，美國正是通過國內的產業向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轉移受益。如果美國調整經濟結 構，回到本土生產，那將與金融壟斷資本主要通過全球化進行積累相沖突，并違背金融資本攫取超額壟斷利潤的本性。但是如果不調整，美國國內產業將進一步空心 化，那么美國國內的失業危機和貧富差距將愈演愈烈，最終導致美國國內反對大壟斷資本的政治危機更加嚴重，這也不符合大壟斷資本的利益。

再次，優化產業結構。其基本做法有：一是通過市場的作用，推動企業并購，實現產業重組，淘汰落后產能，優化產業結構；二是由國家指導和投資， 大力開展數字化、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環保、機器人等領域的科技革命，占領科學技術的制高點，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就目前情況來看，發達國家在科技革 命方面占有絕對優勢，資本主義仍然肩負著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歷史使命。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它一方面使大壟斷資產階級能夠獲得超額壟 斷利潤；另一方面，可使發達國家早日走出經濟危機。

最后，進行經濟政策的調整。新自由主義在主導世界經濟期間，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經濟政策，包括宏觀微觀經濟政策、國內國際經濟政策、各專項 經濟政策等諸多方面。許多政策已經以法律和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這些政策的核心是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其本質是保護資本的利益和損害勞動者的利益。它 們造成的嚴重后果是社會的不平等和兩極分化。目前，已經有西方學者對西方經濟政策調整的重點作了排序，依次為：國家作用的回歸、貨幣主權的回歸或中央銀行 地位的改革、放寬管制政策的改革、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或國際貿易政策的改革、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改革、稅收政策的改革(征收資本稅和巨富稅)等等。

綜上所述，在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沉重打擊和資本主義自我調節的雙重作用下，新自由主義模式的主導地位將遭到極大削弱，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開始發生一系列重要轉變，盡管其演變方向還不確定，但很可能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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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小娟，金融全球化需要國際金融的協調與合作[J]經濟問題，2004(9).

篇5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以及我國逐步開放金融業，我國的金融體系越來越成為世界金融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紀以來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卻明白無誤地昭示著金融危機的危害性。尤其是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而言，金融危機在某種意義上可能就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果。雖然我國迄今還未曾在發生金融危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的經濟結構和金融體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歸結為我國先前所處的封閉狀態。事實上，國外近年來關于中國爆發金融危機的論調幾乎就不曾停止過。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認為，中國的金融危機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發危機全面爆發的導火索（吳傳俯，2003）。更有《遠東經濟評論》2002年發表文章認為“中國金融系統在走向毀滅”。雖然這些觀點各有其出發點，但是中國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許多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在金融開放已成為趨勢的當前，從其他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中汲取經驗，防范金融危機并且增強自身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就更顯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論綜述

關于金融危機，比較權威的定義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給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短期利率、資產（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其特征是基于預期資產價格下降而大量拋出不動產或長期金融資產，換成貨幣。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而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越來越呈現出某種混合形式的危機。

（一）馬克思的金融危機理論

馬克思關于金融危機的理論是在批判李嘉圖的“比例”理論、薩伊的“市場均衡法則”的基礎上建立的。馬克思指出，貨幣的出現使商品的買賣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出現分離的可能性，結果導致貨幣與商品的轉化過程出現不確定性，而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在客觀上又會產生債務支付危機的可能性；因此，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的關鍵在于商品和貨幣各自不同的獨立運動價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貨幣存在，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并且會首先表現為金融危機。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一旦勞動的社會性質表現為商品的貨幣存在，從而表現為一個處于現實生產之外的東西，獨立的貨幣危機或作為現實危機尖銳化的貨幣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見，馬克思是將貨幣金融危機分為兩種類型：伴隨經濟危機發生的貨幣金融危機和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伴隨經濟危機的金融危機主要是以市場競爭、資本積累以及信用發展等因素為現實條件，而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則是金融系統內部紊亂的結果。同時馬克思特別強調了銀行信用在緩和和加劇金融危機中的作用。

總的來說，馬克思認為金融危機是以生產過剩和金融過剩為條件，表現為企業和銀行的流動性危機、債務支付危機，但是其本質上是貨幣危機。

（二）西方的金融危機理論

早期比較有影響的金融危機理論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Fisher認為，在經濟擴張過程中，投資的增加主要是通過銀行信貸來實現。這會引起貨幣增加，從而物價上漲；而物價上漲又有利于債務人，因此信貸會進一步擴大，直到“過度負債”狀態，即流動資產不足以清償到期的債務，結果引起連鎖的債務－通貨緊縮過程，而這個過程則往往是以廣泛的破產而結束。在Fisher的理論基礎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穩定”理論，Tobin（1980）提出“銀行體系關鍵”理論，Kindleberger（1978）提出“過度交易”理論，M.H.Wolfson（1996）年提出“資產價格下降”理論，各自從不同方面發展了Fisher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機爆發得越來越頻繁，而且常常以獨立于實際經濟危機的形式而產生。在此基礎上，金融危機理論也逐漸趨于成熟化。從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金融危機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發展，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制度之間的不協調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第二階段金融危機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為代表，主要引入預期因素，對政府與私人之間進行動態博弈分析，強調金融危機由于預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質以及經濟基礎變量對于發生金融危機的重要作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金融危機理論發展至第三階段。許多學者跳出貨幣政策、匯率體制、財政政策、公共政策等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范圍，開始從金融中介、不對稱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機。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風險模型，強調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在導致過度風險投資既而形成資產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動性危機模型（J.Sachs，1998），側重于從金融體系自身的不穩定性來解釋金融危機形成的機理；“孿生危機”(Kaminsky&Reinhart,1998)，從實證方面研究銀行業危機與貨幣危機之間固有的聯系。

二、金融危機的國際經驗與教訓

從歷史上看，早期比較典型的金融危機有荷蘭的“郁金香狂熱”、英格蘭的南海泡沫、法國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國1929年的大蕭條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回顧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重大金融危機，并試圖從中找出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共同因素，以為我國預防金融危機提供借鑒。

（一）90年代一共發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機，根據時間順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歐洲貨幣危機

90年代初，兩德合并。為了發展東部地區經濟，德國于1992年6月16日將其貼現率提高至8.75％。結果馬克匯率開始上升，從而引發歐洲匯率機制長達1年的動蕩。金融風波接連爆發，英鎊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歐洲貨幣危機出現在歐洲經濟貨幣一體化進程中。從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國單獨提高貼現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層次原因是歐盟各成員國貨幣政策的不協調，從而從根本上違背了聯合浮動匯率制的要求，而宏觀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又與歐盟內部各成員國經濟發展的差異緊密相連。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將被擴大到15％，由于經濟中的長期積累矛盾，此舉觸發市場信心危機，結果人們紛紛拋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貶值30％。隨后股市也應聲下跌。比索大幅貶值又引起輸入的通貨膨脹，這樣，為了穩定貨幣，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結果國內需求減少，企業大量倒閉，失業劇增。在國際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機在1995年以后開始緩解。墨西哥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債務規模龐大，結構失調；第二、經常項目持續逆差，結果儲備資產不足，清償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匯率機制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亞洲金融危機是泰國貨幣急劇貶值在亞洲地區形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這次金融危機所波及的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影響之大都為歷史罕見，不僅造成了東南亞國家的匯市、股市動蕩，大批金融機構倒閉，失業增加，經濟衰退，而且還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區，對全球經濟都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亞洲金融危機涉及到許多不同的國家，各國爆發危機的原因也有所區別。然而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不同國家存在著許多共同的誘發金融危機產生的因素，如宏觀經濟失衡，金融體系脆弱，資本市場開放與監控，貨幣可兌換與金融市場發育不協調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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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陳學彬，當代金融危機的形成、擴散與防范機制研究[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

篇6

關鍵詞：信用經濟 房地產市場 銀行危機 金融穩定

很多工業化國家的經驗證明，多數金融周期和房地產市場都有著密切聯系。由于房地產的資產屬性，其價格受投機因素影響嚴重，呈現出大起大落的不穩定特點，使房地產價格成為導致銀行危機的隱含風險。

信用經濟：現代市場經濟的特征

信用具有多層次、多側面的含義。經濟學意義上的信用即借貸活動，是以償還為條件的價值運動的特殊形式。在商品交換和貨幣流通存在的條件下，債權人以有條件讓渡的形式貸出貨幣或賒銷商品，債務人則按約定的日期償還借款或償付貸款，并支付利息。

商業信用是信用發展史上最早的信用方式，人們通過所謂“賒賬”，即債權債務關系的建立和消除實現商品的交換，商業信用在生產和流通的連接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加速了商品的生產和流通。隨后信用超出了商品交易的范圍，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本身也加入了交易的過程，產生了以貨幣為借貸對象的信用活動，資本借貸市場即是貨幣信用發展的產物。

貨幣不僅為普通商品交易提供了一種準確的衡量手段，同時也使借貸活動得以簡化，并通過借貸活動將貨幣資本化。貨幣借貸在社會發展的多數時期都存在，但是只有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它才成為資本家擴大再生產的主要手段，成為資本形成和資本積累服務的關鍵力量。隨著社會生產規模的擴大，生產創造自身需求的均衡格局被打破，特別是經歷了經濟大蕭條之后，需求增長對整個社會產出的增長和經濟發展更加關鍵，生產投資越來越取決于人們對未來需求條件的預期，基于人們對經濟生活的預期性，產生了投資的意愿。

資本借貸市場乃至整個金融體系的發展，為物質資本及相應的技術開發和研究的投資提供了資本來源，將投資意愿轉化成現實的生產力，促進了整個社會的生產和進步，從而突出了信用對經濟的推動作用。隨著資本借貸在經濟發展中重要性的提高，信用已成為連接生產、交易、分配和消費諸環節的紐帶，市場與以貨幣為核心的信用關系更為密切。信用的擴張與收縮推動著經濟的擴張與收縮。

“信用經濟”一詞由德國舊歷史學派代表人物布魯諾•喜爾布蘭德(Bruno Hildbrand)提出，他以交易方式為標準，把社會經濟的發展劃分為三個時期，即物物交換為主的自然經濟時期、貨幣媒介交換的貨幣經濟時期和信用為媒介的信用經濟時期，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信用經濟是社會經濟的高級形式。馬克思不以交換方式為標準，而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發，以資本主義信用為研究對象，將信用經濟看作貨幣經濟的一種形式，其信用的含義即為資本借貸。

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中，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系以信用為基礎，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因此信用經濟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

銀行危機：銀行信用與產業擴張的互動

信用經濟中銀行信用是借貸資本運動的主要形式，借貸資本的運動體現為銀行資本的運動。銀行資本從來源上看，主要包含兩部分：自有資本和借入資本即存款。銀行資本的循環和積累取決于資本的回流，一旦資本回流受阻，則會造成債權債務關系鏈條的斷裂，從而引起信用危機和經濟危機。

銀行的債權主要是為企業提供借貸資本，銀行信用的擴張可伸縮到企業生產過程擴大強化的極限，銀行信用的收縮使企業生產的收縮強化到極限，與此同時生產擴張的市場風險也就轉化成了銀行資本回流的風險。因此，信用的無限制擴張隱含了金融風險和經濟風險，銀行系統加大了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

在經濟學發展的早期，銀行系統在經濟周期過程中的強化作用就已經得到一定的承認。例如，穆里紐克斯在其《銀行論文集》中寫道：“銀行對于商業和金融危機的形成具有推進和擴大作用，因為，銀行不是設法抑制過度交易量的狀態，而是通過對需求的自由貼現，使經濟和金融危機進一步形成和擴大。于是，經濟危機剛一出現，銀行就會突然地改變它們的作法，并突然采取一個截然相反的態度，大規模地、迅速地減少貸款”。

亞瑟•波恩也觀察到：“如果經濟減縮一開始就伴隨著金融危機，或者如果金融危機在稍晚的時候出現，那么幾乎可以斷言，總量經濟活動規模將呈現劇烈下降，而且持續時間可能也會超乎尋常地長”。這些觀察結論均指出，金融周期和經濟周期相互影響。

銀行借貸資本的運動主要是以產業資本的運動為中介，因此銀行借貸資本的支出與回流與相關產業的發展存在緊密的關系,銀行信用于相關產業的擴張與收縮相互推動。受利潤的驅使，銀行總是將貸款流向經營狀況良好且高額利潤的產業，因此這些產業就有了互動性。瑞威爾認為，有競爭性的銀行業周期與經濟周期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

通過貸款給那些經濟中最有利可圖的商業冒險業務活動，使得銀行與這些當前經營狀況良好的經濟部門聯系得過為緊密，銀行系統的壞賬會與日俱增。

穆里紐克斯列舉了1987一1988年間德克薩斯州房地產市場崩潰的例子，說明了當時銀行業同能源工業部門聯系過密的情況。這種情況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的日本銀行中存在。當時，在日本的銀行業中也出現了取消管制的情況，他們與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聯系過于緊密。麥持加爾夫和金德勃格也同意這種觀點，他們認為，“危機往往產生于對經濟中某一部門利潤的過高期望，從而更激發了對資金的過高的需求……于是銀行信貸的擴張增加了資金供給和自我興奮的程度……越來越多的公司和家庭趨向于投機性的籌資，而與理性的行為越離越遠，最后只能導致狂熱和沖動”。

從以上研究中不難看出，在信用經濟中，銀行信用的擴張與收縮與產業資本的擴張與收縮是相互推動的，在眾多的產業中，與銀行危機緊密相連的往往是房地產業，房地產市場是金融周期作用于經濟周期的主要渠道。

房地產市場與銀行危機：房地產資產屬性的作用

房地產價格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房地產是特殊的商品，具有雙重屬性，一是生產和生活資料屬性，二是資產屬性。作為生產生活資料的房地產生產以及消費和其他商品生產沒有其他區別，受資金使用的機會成本、房地產需求狀況及技術條件等制約，其價格的高低也是由成本及供求雙方力量相互作用來決定。然而，從存量市場看，房地產資產本身可以成為資產選擇和組合的對象，從而表現出類似于金融資產的投機資產性質，并具有類似于金融資產價格波動的特征。即使對于房地產增量市場，由于房地產業是一個資金密集型產業，又往往存在較長的建筑供給時滯，新增資本也往往具有投資和投機的兩重性。

根據斯蒂格利茨的觀點，資產價格的決定與一般商品價格決定有所不同，諸如黃金、土地、股票甚至17世紀荷蘭的郁金香等形式的資產具有長期的壽命，可以在某一日期被買入，而在另一時期被賣出。這樣，人們愿意在當前為這些產品支付的價格，就不僅僅取決于這些產品目前所具有的市場條件，而且還和人們對未來條件的預期直接相關。因此，與那些一般的商品相比，資產的價格決定就有所不同；而且預期在資產價格的決定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房地產價格的波動，不僅會受到供求力量相互作用的正常波動，也會受到投資者投機因素的作用而出現異常波動。

房地產價格波動的不穩定性，不僅會影響到房地產業本身的投資，還會通過各種渠道作用到銀行系統，為銀行系統的穩定造成隱患。

隨著房地產市場的發展，當房地產的價格有投機心理主導時，就會產生價格超出經濟基本面的情況，從而產生價格泡沫。價格泡沫越大，銀行風險就越大，發生銀行危機的可能性越大。而且泡沫的形成與破裂對經濟的影響具有不對稱性，房地產泡沫的形成與經濟擴張往往是累積性的，而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卻是瞬間的。房地產泡沫的形成與破裂通過各種渠道作用到銀行系統和實體經濟，造成了銀行危機和經濟危機。

房地產價格的財富效應

房地產價格主要通過財富效應影響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根據生命周期模型，家庭根據其凈財富和持久收入，在各個時期最優分配其消費支出。

房地產價格上升增加了家庭財富，會刺激家庭的當期消費，但房地產價格上升帶來的收入增加是虛擬的，家庭消費水平的提高要通過消費信貸來實現，因此部分房地產便可被用作抵押，已獲得收入進行消費。同時，房地產價格上升，使消費者對未來的房價預期會更加樂觀，房地產消費的高收益預期會導致家庭房地產需求過度膨脹。

消費者收入的提高和各消費需求的高漲，使銀行對個人消費信貸看好。于是，更多的消費者通過銀行信貸對房地產進行提前消費，房地產價格因此又有了上升的動力，是消費者的收益預期通過房地產的價值提高得以實現，導致房地產需求進一步提高。如此房地產價格，消費者需求和銀行信貸相互推動，滋生出了房地產泡沫。一旦泡沫破裂，消費者預期收入無法實現，引起收入縮水，出現還貸困難，銀行資金被大量套牢。

房地產價格的資產負債表效應

鑒于銀行廣泛采用房地產抵押的貸款形式，房地產主要是通過外部籌資成本的變化影響投資。

如果房地產價格大幅下降，經濟主體的擔保價值、凈資產下降，不良資產增加，外部資產籌措成本上升。一方面，債務人還貸困難；另一方面，債權人擔心債務人風險增加，兩者的行為均趨于謹慎，投資需求因而收縮。因為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房地產價格的下降和投資需求下降之間就會出現惡性循環，即所謂“金融加速器”。

在經濟增長迅速，房地產價格不斷上升的過程中，人們普遍對未來持樂觀的預期，資金的借方與貸方均樂觀的預期未來收益，容易低估風險。進行房地產投資的經濟主體，由于抵押品的價值上升而降低了籌資成本，在良好預期的基礎上增加對銀行貸款的需求，而銀行也會在低估貸款者風險的基礎上，增加貸款的供給，擴大了房地產投資規模。

隨著房地產投資規模擴大，企業資產值進一步增加，于是有了更高的擔保值獲得更多的銀行貸款，進一步的擴大投資規模。在這一時期，房地產價格上漲―借款人的銀行債務增加―房地產投資增加―房地產價格飛漲―借款人資產增加等環節循環運動。

但是一旦某些因素使經濟主體對經濟的預期發生變化，自有資本不足的問題就會暴露出來。因為房地產價下跌，使抵押品的價值下降，自有資本大幅減少，金融機構和經濟主體的行為更加謹慎，同時對交易對方的態度也趨于謹慎。此時銀行借貸，可能會造成企業生產的資金鏈斷裂，使企業和個人的破產風險增加。正是這一點使得泡沫形成與崩潰時期的影響呈現出非對稱性的特點。

房地產價格的其他效應

房地產價格泡沫使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被扭曲。房地產價格市場泡沫使虛假的價格信號導致實際資源的不當配置。在政府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時，房地產價格的上升會使大量的貨幣流入該產業，從而減少對其他實體經濟的投資。使得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被扭曲，致使虛擬資本價格升高，造成銀行風險并使產業結構的不合理與資源的浪費。另外房地產價格下跌，使人們對整個實體經濟的信心降低，影響人們對未來經濟的預期，導致投資者高估風險，使投資減少，造成整個經濟的萎縮。

根據以上分析，信用經濟中金融周期和經濟周期是相互影響的，而房地產價格又是金融周期影響經濟周期的主要渠道。大多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歐洲國家和日本）及東南亞金融危機，都已證實了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危機有著緊密的聯系。房地產的資產屬性使其價格受到投機的嚴重影響，容易產生價格泡沫，導致房地產價格的大起大落，房地產價格泡沫的膨脹與破裂會造成整個銀行系統的危機。為了避免危機的發生，降低銀行風險，盡量避免銀行資本在某一特定產業的過度支出。應鼓勵各種產業采取多種融資方式，減輕銀行風險。

1998年，我國逐步取消實物和福利分房制度，實行貨幣化住房分配制度和市場化供應制度，同時建立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制度，擴展房地產開發的資金源泉。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以住房為主體的房地產業得到了長足發展，房地產市場出現了數年較快增長的局面，以每年20%的增長速率而增加投資力度。

由于近幾年我國股票市場持續低迷，投資者將房地產投資作為新的最佳投資選擇，每年以3%-5%的增長速度涌入房地產市場，使房地產的資產屬性越來越突出。鑒于房地產價格的波動和金融周期的密切聯系，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對金融穩定乃至整個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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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經濟學金融危機解讀

關于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已經有很多研究，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人性的貪欲；二是政府政策干預失誤和監管失控；三是新自由主義泛濫，盲目崇拜市場經濟調控的有效性；四是實體經濟存在問題；五是金融體系和金融創新出了問題；六是美國主宰下的經濟全球化的惡果；七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本文運用政治經濟學理論對此次金融危機進行剖析，認為引發金融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分層次的。

一、引發金融危機的原因：虛擬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2001年，美國房貸金融機構推出零首付的次級按揭貸款。借貸者買房時不再需要交納20％或更高的首付，銀行也不再對借貸者的背景和收入情況進行任何審查，這實際上是在大規模向按揭貸款信用等級低、償還能力很差的低收入階層貸款買房(次級貸款)。之后，銀行機構把按揭出售給投資銀行，這些投資銀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變成一種“有按揭支撐的證券”在市場上出售給國內外金融機構和其他投資機構，將全世界大量的投資者吸引到美國國內的住房市場上。2001年“次級貸款”余額僅為1200億美元，2006年增加到14000億美元，到2007年達到1.2萬億-1.5萬億美元。“次級貸款”經過包裝衍生為證券在二級市場流通，總規模膨脹到10萬億美元，其中在國際上流通的約占2／3，涉及“次級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多達2500多家，全球45家大銀行和券商都參與進去。

次級貸款及能夠流動起來的“有按揭支撐的證券”，對美國的房價上漲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2002年至2007年，美國房價上漲速度驚人，形成巨大的泡沫。2007年初美國房地產市場房屋總價值約21萬億美元，其中有約8萬億美元是投機的價值，泡沫占房屋總價值的38％。2007年2月，泡沫達到頂點，房價開始下跌，而在2006年，利率開始迅速攀升，結果是次級按揭貸款的整個循環鏈條斷裂，低收入貸款者無力償還貸款，放貸的金融機構本息無法收回，購買了“有按揭支撐的證券”的投資者的債券價值大打折扣，由次級貸款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爆發并且在世界范圍蔓延開來。

這樣的結局是必然的。政治經濟學中所揭示的市場經濟運動的基本規律——價值規律和虛擬資本理論能夠對此做很好的詮釋。價值規律表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價值決定價格。在市場交換中，由于供求的不平衡使市場價格背離價值，而市場價格通過對價值的背離又調節著供求，結果是使供求趨向平衡，價格趨向于價值，交易遵循等價(等量勞動)交換原則。在這里，特別需要關注馬克思的需求理論，它包含兩個層次的內容。第一，馬克思說：“要給需求和供給這兩個概念下一般的定義。真正的困難在于，它們好像只是同義反復。……社會要滿足需要，并為此目的而生產某種物品，它就必須為這種物品進行支付。事實上，因為商品生產是以分工為前提的，所以，社會購買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能利用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用來生產這些物品，也就是說，用該社會所能支配的勞動時間的一定量來購買這些物品。”可見，馬克思認為，需求首先是生產問題，即需求方之所以有支付能力，是因為在生產中投入了相當的社會必要勞動量，向社會提供了包含這個一定社會必要勞動量的使用價值(財富)。只是現在需求方用貨幣來抽象地代表他向社會提供的財富(抽象財富)，他持有的貨幣體現著換取具體財富(使用價值)的支付能力。第二，把需求放到市場中進一步研究，馬克思指出了市場價格變動對需求的影響：“在需求方面，……從量的規定性來說，這種需要具有很大伸縮性和變動性，……如果生活資料便宜了或者貨幣工資提高了，……對這些商品就會產生更大的‘社會需要’。”“如果需求減少，因而市場價格降低，結果，資本就會被抽走，這樣，供給就會減少。”所以，市場需求規模取決于公眾通過創造社會財富的勞動所形成的實際支付能力的大小。就某個市場而言，其市場需求規模決定著供給規模。

美國的次級貸款是向償還能力很差即沒有多少支付能力的低收入階層在零首付條件下貸款讓他們買房。并且認為，在低利率和房屋需求增加刺激下，房地產價格一定會上升，次級貸款者一定會從房屋投資中獲利。從而形成支付能力，并且可以獲得投資收益和物美價廉、功能齊全的高質量自有住房。銀行機構通過“金融創新”把按揭出售給投資銀行，這些投資銀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變成一種“有按揭支撐的證券”在市場上出售給國內外金融機構和其他投資機構，把全世界大量的投資者吸引到美國國內的住房市場上，同時也把風險推銷了出去。魔術似乎變成功了，低利率、不需要首付、有大量的投資機構愿意投資，這就在美國房地產市場虛擬出一個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使房地產價格不斷上升。

馬克思指出，證券化的資本積累是虛擬資本的積累，“人們把虛擬資本的形成叫做資本化。人們把每一個有規則的會反復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來計算，把它算作是按這個利息率貸出的資本會提供的收入。這樣就把這個收入資本化了。”利率越低，證券化的資本的投資規模越大、價格越高，虛擬資本的積累規模越大。由于房地產和有價證券一樣，有定期的租金收入，投資規模受利率和房屋價格影響大，因此，在房地產價格過度上漲中也會產生巨大的虛擬資本。

虛擬資本的積累會遠遠大于實際資本的積累。虛擬資本的積累產生于房地產和有價證券價格上升帶來的投資機會。例如，如果預期房地產價格上漲，會誘發人們的投機行為，市場需求就會迅速膨脹。由于房地產和其他產品不同，在一定時期內供給很難快速增加，因此投機需求會帶動價格持續上漲，而定期的租金收入和相對較低的利率會使房地產市場虛擬資本積累額巨大。2001年，美國經濟出現衰退，政府為了挽救經濟，連續13次降息，基準利率降至1％。低利率使資產價格上漲，2003-2006年，房價漲幅超過50％。低利率、房價上漲、沒有首付的次級貸款、“有按揭支撐的證券”的流動，都在極大地刺激著房地產的投機行為，由此膨脹出一個巨大的虛擬資本。馬克思把虛擬資本稱為名義貨幣資本并且把它比喻為肥皂泡，所以，在美國房地產市場虛擬資本的快速積累過程中，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房地產泡沫。

但是，泡沫是不能無限制地吹大的。2004年6月，美國經濟復蘇，美聯儲擔心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兩年內將基準利率從1％提高到5.25％。2007年3月，房價開始下跌。高利率和房價下降使許多低收入的次級房貸家庭無法還貸，次級抵押貸款違約率大幅上升，次級房貸危機爆發。表面上看，次級貸款危機的爆發由利率提高和房價下跌引起，實際上是，美國房地產市場虛擬出的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遠遠地超過了美國人對住房的正常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實體經濟中的價值規律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發生著作用。由于美國國內房地產市場的實際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無法兌現巨大的房地產價格泡沫，實際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這把利劍最終刺破了這個泡沫，房地產價格下跌，不僅向其價值回歸，而且，由于在價格泡沫刺激下使房屋供給遠遠超出實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房屋價格會持續跌落至其價值之下。

為這場危機買單的，首先是低收入階層貸款買房者，他們喪失了住房，喪失了存款甚至傾家蕩產。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學術顧問、東京大學伊藤誠院士指出，當年日本由投機易推高住宅價格，引誘勞動者家庭借款，結果導致巨大損失。這種住宅融資的攻擊性推銷，只能成為銀行等各種金融機構新發明的現代化大規模的剝削手段。其次是公眾的利益損失，它通過和次級貸款相關的債券貶值、金融危機及由此引發的全球性經濟衰退，讓公眾來承受由此帶來的損失。馬克思指出，當經濟中的泡沫破滅時，“只要這種貶值不表示生產以及鐵路和運河運輸的實際停滯，不表示已經開始經營的企業的停閉，不表示資本在毫無價值的企業上的白白浪費，一個國家就決不會因為名義貨幣資本這種肥皂泡的破裂而減少分文。”但是，經濟泡沫的破滅往往和經濟危機相伴隨，并且加劇經濟危機，表現為虛擬資本大規模減少，信用危機程度加深，有價證券持有者的財富大幅縮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本次金融危機毫無疑問地證明了這一點。

二、金融危機的根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

美國為什么要通過次級貸款來虛擬一個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呢?根本原因是分配制度導致了貧富分化，使大量低收入者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

資本主義是一個資本強權的社會，資本通過“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商品便宜，并通過商品便宜來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資本的內在沖動和經常的趨勢。”“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發展勞動生產力的目的，是為了縮短工人必須為自己勞動的工作日部分，以此來延長工人能夠無償地為資本家勞動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在勞動生產力提高時，勞動力的價格能夠不斷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資料量同時不斷增加。但是，相對地說，即同剩余價值比較起來，勞動力的價值還是不斷下降，從而工人和資本家的生活狀況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所以，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好處大部分由資本所有者占有，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成果都必然會進入了少數資本所有者的口袋，伴隨著經濟的增長是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資料顯示，2005年，美國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擁有的財富都達到了192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萬，他們的收入與最窮的50％的人口的總收入相當，而最窮的50％的人口有1.5億。從1980年到2005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收入占社會總收入的份額翻了番。

貧富分化帶來的問題是，“以廣大生產者群眾被剝奪和貧困化為基礎的資本價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以內運動，這些限制不斷與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須使用的旨在無限制地增加生產，為生產而生產，無條件地發展勞動社會生產力的生產方法相矛盾。手段——社會生產力的無條件的發展——不斷地和現有資本的增殖這個有限的目的發生沖突。”一方面，資本在競爭和信用制度促使下不斷集中，資本集中加速了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生產規模日益擴大，社會財富日益增加。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定的分配關系，使工人階級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提高是有限度的，“工人的消費能力一方面受工資規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實的限制，就是他們只有在他們能夠為資本帶來利潤的時候才能被雇傭。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在繁榮期間，增長更快的是資本獲得的剩余價值和由此帶動的資本積累，這就使生產擴張快于社會有支付能力的擴張，潛伏著即將爆發的經濟危機。

在美國，由于貧富分化，大量低收入者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不可能通過改變它的分配制度來消除貧富分化，避免經濟衰退。而通過零首付的房屋次級貸款來虛擬出一個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刺激總需求擴張，只能延緩經濟衰退出現，并且通過虛擬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有按揭支撐的證券”的出售將全世界大量的投資者吸引到美國國內的住房市場上，進一步促進供給相對于美國國內實際有支付能力的過剩，加強了經濟危機爆發后的深度，并且把世界其他國家帶人經濟危機之中。

所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的生產相對過剩與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才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三、金融危機爆發的助推器：市場失靈且缺少監管

凱恩斯認為，經濟波動雖然是多種因素促成的，但是，“商業循環之所以可以稱為循環，尤其是在時間先后上及期限長短上之所以有規則性，主要是從資本之邊際效率之變動上產生的。”即投資的波動是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根源。而“在自由放任情形之下，除非投資市場心理有徹底改變，否則就沒有辦法避免就業量之劇烈波動；然而我們沒有理由可以預料會有此種徹底改變。所以我的結論是：我們不能把決定當前投資量之責任放在私人手里中。”可見，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中，必然導致經濟衰退，國家必須對宏觀經濟活動進行有意識的干預，特別是要對投資進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在凱恩斯主義主導下，1945-1973年，在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實行有政府管制的資本主義，政府對經濟和金融系統實行嚴格管制。

從古典經濟學到現代的新古典及新自由主義，都主張市場是唯一有效的經濟活動調節器，反對國家對宏觀經濟活動有意識的干預和實行有政府管制的資本主義。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在繼承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主張自由化，認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主張私有化，認為私有制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基礎；主張市場化，認為離開市場就談不上經濟，無法有效配置資源，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指出，自由市場經濟“以生產資料分散在許多互不依賴的商品生產者中間為前提，……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資產階級……高聲地責罵對社會生產過程的任何有意識的社會監督和調節，把這些說成是侵犯資本家個人的不可侵犯的財產權，自由和自決的‘獨創性’。”可見，新自由主義并沒有超越古典主義和馬克思所處時代的資產階級主張的無政府主義。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逐步取代了凱恩斯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信奉自由市場的市場經濟，放松對經濟和金融的管制。現在，資本主義世界所推崇的新自由主義之花結出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惡果。

美國經濟學家大衛·科茨指出，現代美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新自由主義條件下，非常容易發生金融危機。美國在19世紀實行的是比較自由的市場經濟，那時大約每10年左右就有一次非常嚴重的金融危機。到1929年，自由市場經濟導致了美國金融體系的崩潰。此后，美國于1945-1973年期間實行的是管制的資本主義，在此期間沒有發生一次大的金融危機，也沒有一家大的金融機構破產。但是自1980年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抬頭，美國經濟出現了一系列的資產泡沫，并伴隨著產生了相應的金融問題。比如，20世紀80年代，美國出現了一次比較大的危機，一種特別的金融機構——儲蓄銀行破產了，中央銀行不得不耗資數千億美元來挽救這些銀行。90年代，美國股票市場又出現了一個吸引了全世界范圍資金的巨型泡沫，這個泡沫在2000年破裂的時候也造成了數千億美元的損失。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房地產市場又出現了一個巨型泡沫，而這個泡沫目前也在破裂。”這是因為，有管制的資本主義通過嚴格的經濟和金融系統管制以及調節貧富差距的稅收和社會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決定的生產和消費的矛盾。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反其道而行之，反對社會對市場有意識的監督和調節，而在生產社會化程度迅速提高和世界經濟一體化快速發展的當代社會，自由的市場調節只能加劇生產和消費的矛盾，加深危機的深度和廣度。

馬克思對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的周期性經濟危機進行的深入剖析表明，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市場失靈，是經濟危機爆發的助推器。

首先，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資本追求最大利潤為目的，實現最大利潤的重要途徑是不斷進行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在資本不斷積累過程中，生產無限擴大和消費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不斷加劇。在無政府的市場經濟中，只有通過經濟危機的爆發來解決生產和消費的矛盾。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爆發是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市場無法有效調節經濟的表現，“社會的理智總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會不斷產生巨大的紊亂。”

其次，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信用制度是資本集中的有力杠桿，并且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信用制度通過為實體經濟提供信貸資金支持，會產生虛假的社會需求來刺激實體經濟生產的擴大。特別是在一些生產周期比較長的部門，生產的擴張會受到貨幣資本的限制，但是“這個限制被信用制度和與此相聯系的聯合經營(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貨幣市場的混亂會使這類企業陷于停頓，而這類企業反過來也會引起貨幣市場的混亂。”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特點是，沒有監管的次級房貸和金融創新創造了對美國房地產市場的虛擬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信用制度推動下使實體經濟中的供求失衡，而實體經濟問題的爆發又引發金融市場的混亂。因此，本次金融危機實質上是經濟危機，而沒有監管的次級房貸和金融創新是經濟危機爆發的助推器。

對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的剖析表明，科學合理地設計金融創新，對市場經濟體系進行包括金融體系、產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必要的調節、監督、管制，是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避免市場經濟“不斷產生巨大的紊亂”的基本保證。對市場經濟進行必要的調節、監督、管制，是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適應生產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所做的生產關系的必要調整，是社會向更高級階段演進的結果。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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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國教育報[N]，200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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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陳彩虹，美國金融危機與我們[M1，讀書，2008，(12)。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篇8

其實自殖民主義時期開始，就時常有西方國家通過戰爭或沖突的方式轉移國內危機，而危機之處也往往成為戰爭的策源地。

金融危機引發全世界對戰爭的擔憂

每次美國國內發生危機，都會有輿論預測美國是否會通過戰爭轉嫁危機，也總有人指責歷任美國總統發動的戰爭中不乏有類似案例。其中最近的一次，就是克林頓政府于1998年對伊拉克發動代號為“沙漠之狐”的空襲行動。不少人認為，當年12月17日發動的這場軍事打擊，是為了轉移美國國內對萊溫斯基一案的注意。

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戰爭是政治的延伸。一邊是美國持續深化的金融海嘯和經濟衰退，另一邊是美國某些實力人物、新保守派策士不斷叫囂的軍事威脅。有分析人士提出過這樣的擔憂：如果不能抑制衰退，無法抵擋美元霸權正在遭遇的“逼宮”，那么，挑起一場戰爭，或者向“非美力量”發出戰爭威脅，或許將成為華盛頓實現戰略翻盤的最后一搏。

頻頻出現的有關戰爭的言論

2008年11月3日，奧巴馬勝選的前一天，俄羅斯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葉夫根尼?明琴科在新聞會上說，美國總統大選后，可能會挑起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武裝沖突，“主要原因就是金融危機”，因為“美國精英階層的情緒中存在著依靠外部沖突來解決國內問題的欲望”。

據路透社報道，2008年10月28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演講時表示，“在不對現有核武庫存進行實驗，或者進行一個核武現代化項目的情況下，我們不可能保持可信的核威懾力……核武器的威力和它的戰略影響力是一個‘至少不能被長期關在瓶子里的妖怪’。”他還說，自“冷戰”結束后的1992年以來，美國還沒有進行過任何核武實驗。

對于這種“暗示”，有美國議員直截了當地提供了注腳：“這為發展新的核武能力打開了方便之門，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門檻。”與蓋茨強調中國、俄羅斯“不斷更新著核武器”的言論相類似，美國國務院國際安全顧問委員會也出爐了一份報告，夸大在未來十幾年內新興大國的核武器打擊能力。

專家認為，美國鷹派想傳遞的訊息是，起碼在最近幾年之內，美國還有能力“低損傷”地軍事打擊其他大國，因此美國現在仍然可以進行軍事訛詐。

通過戰爭轉嫁危機利益何在？

在政治上，戰爭能夠起到消解國內社會壓力，轉移國內關注焦點的作用。大規模戰爭還會在某種程度上降低居民對國內民生水平的期待。

在經濟上，戰爭可以人為造成國內經濟動員局面，軍工產業的膨脹則可以極大地拉動內需，擴大就業。軍工產業復合體及其響應的政治勢力也往往會因此支持政府擴充軍備的政策。

挑動其他國家沖突的戰略也可以帶來較大的政治和經濟收益。例如，沖突當事國對大國的政治依賴會加深，而大國通常也是主要軍工生產國，所以沖突當事國大多需要向大國購買軍火，還往往會以較高利率向大國借貸，或以較低價格出售其國外資產套現等。在日俄戰爭中，日本就曾向英國、美國大量借貸。在幾乎歷次戰爭中，都有一批因出售軍火而獲利頗豐的國家，以戰爭受益者的形象“載入史冊”。

在經濟全球化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間接路線”還有更多的含義：如今資金的流動越來越方便，而全球金融市場上游資的數量也是前所未有的。戰爭、沖突甚至僅僅是不穩定，就可能造成大批資金流向形勢較為穩定的地區。這種特點很可能被某些希望資金流回本國的勢力所利用。

戰爭能轉嫁當代經濟危機嗎？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導致的全球金融危機給各國政府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少數政客鼓吹利用戰爭來刺激和拉動本國經濟發展，這是不負責任的，也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冷戰”后發生的經濟危機與以往的經濟危機本質是根本不同的。傳統的經濟危機主要是生產過剩的危機，而當代的經濟危機主要根源在于過度膨脹的虛擬經濟與實物經濟嚴重脫節。這樣的經濟危機不是靠發動戰爭能夠解決的。

經濟對戰爭的誘動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庇古的《戰爭經濟學》一書，以戰時經濟為中心，全面討論了戰前、戰時和戰后的戰爭與經濟的關系。庇古指出，促成戰爭爆發的情形甚多，包括一些細微事件，如“官吏被暗殺，狡猾的外交官偽造電報”等，但戰爭“真正的基本原因，卻是火藥背后的那些因素，最終不外乎是統治欲和求利欲二者”。庇古認為，在引起戰爭的各種原因中，經濟原因占有重要的地位。

從二戰到現在的一系列戰爭，為經濟利益而戰的目的越來越明顯，戰爭目的中經濟因素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如果說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還帶有某種意識形態色彩，那么1991年的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則是典型的以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的戰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為了確保其能源產地的安全，維護和擴展其經濟利益，在不管是否真有確實證據的情況下，不惜對伊拉克動武。而“冷戰”結束后債臺高筑的伊拉克侵占石油資源豐富、當時國家黃金儲備高達800億美元的科威特，也部分出于經濟利益。在這些戰爭背后，經濟利益是重要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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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停滯常態化是當代資本主義典型特征

記 者：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具有周期性這一典型特征，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體現得并不典型，您如何看待這一情況？

何自力：傳統的經濟危機表現為生產相對過剩引發的經濟危機，這種經濟危機具有明顯的周期性，19世紀時大都以10年為一個周期，20世紀前半期則演變為5年左右一個周期。經濟危機的周期通常包括危機、蕭條、復蘇和繁榮四個階段，一次危機經歷四個階段后會進入一個新的危機周期，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遂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典型特征。

從邏輯上講，如果經濟危機可以永遠周期性地發生，就意味著資本主義每發生一次經濟危機，都可以期待其會走出蕭條，經過復蘇而走向繁榮，資本主義經濟可以在危機與繁榮的循環交替中永遠存在下去。事實證明這個邏輯并不存在。自上世紀70年代走上去工業化軌道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形態逐漸發生變化，這就是生產過剩性危機演變為頻繁爆發的金融危機，與之相伴的經濟波動和停滯失去了周期性，周期的各個階段的特征也越來越不明顯，經濟的持續停滯成為常態。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呈現常態化是當代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重大轉變的重要標志。深刻認識這一轉變的表現和成因，對于深刻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本質，正確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科學認識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重大現實意義。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常態化的主要表現

記 者：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常態化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何自力：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資本主義經濟持續停滯成為常態，其表現如下：

去工業化導致西方國家喪失物質生產能力。產業結構從早期的制造業占居支配地位發展到高度服務化，加工制造業趨于萎縮，大部分普通消費品、日用品、工業制成品等在西方國家已不生產，消費品需求主要靠進口來滿足，外貿赤字迅速擴大，產業競爭力嚴重衰竭。

福利制度難以為繼。隨著去工業化和經濟衰退的加劇，福利保障越來越缺乏足夠的財力做支撐，福利水平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高福利已名存實亡，勞資矛盾和沖突不斷激化，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政治動蕩不斷加劇。

經濟過度金融化，金融危機頻發。金融自由化使經濟過度金融化，金融資本憑借對資金供給的控制而支配實體經濟成為金融寡頭，通過形形的金融衍生工具巧取豪奪，財富以驚人的速度膨脹，結果是虛擬經濟的發展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嚴重脫節，最終金融危機爆發，經濟陷入全面衰退。

服務業難以支撐經濟繁榮。制造業衰退，新興高技術產業發展緩慢，是目前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一國經濟的基石說到底是滿足衣、食、住、行需要的物質生產活動，孤立的服務業不可能解決衣、食、住、行問題。制造業萎縮了，服務業必然緊隨其后而萎縮，整個國家的經濟將迅速陷入衰退且不可逆轉。

政府債務負擔不斷加重，公共開支難以為繼。產業空心化和制造業衰落以及資本家逃稅行為，使政府通過增大公共開支來支持福利制度變得非常困難，被迫舉債以維持公共開支，結果債務雪球越滾越大。目前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都背負著巨額債務，在經濟持續衰退的背景下，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會墜下。

經濟持續下行，復蘇和新的繁榮遙遙無期。金融危機期間，西方各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試圖挽救遭受重創的經濟，但成效甚微。目前西方國家投資疲弱，消費不振，出口乏力，通貨緊縮嚴重，經濟增速低迷。

失業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機導致嚴重失業，2013年9月美國的失業率為7.2%，青少年失業率為21%，黑人失業率12.9%，西語裔為9%。目前，歐元區17國失業率為10%以上。

中產階級分化，橄欖型階級結構轉變為金字塔型結構，階級對抗加劇。美國過去20年來的貧富收入差距明顯擴大，如今最富有的1%家庭擁有全社會近40%的財富，而底層80%的家庭只擁有全國16%的財富。隨著中產階級的沒落和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平衡作用的消失，西方社會仿佛回到了財富占有極端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社會階級結構重新表現為窮人和富人兩大集團的對立。

政治體制病入膏肓，政府運作效率十分低下，難以應對經濟和社會危機。西方政治哲學對政府的作用采取不信任的態度，政府僅僅被看作保護私人財產和維護國家安全的“守夜人”，否定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必要調節和干預。在實踐中，當社會出現重大經濟或社會危機需要政府出面干預時，激烈的黨派紛爭嚴重限制了政府的干預能力，致使政府缺位和難以發揮作用，任憑危機不斷惡化。美國是典型例子。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常態化具有客觀必然性

記 者：您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常態化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

何自力：受幾個深層次因素的影響，工業資本主義衰落直至陷入停滯是不可阻擋的趨勢，有其必然性。

一是以私有制和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基本經濟制度。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偏重市場調節，輕視必要的政府干預，這與其實行的基本經濟制度有密切關系。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核心是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私人資本在市場經濟中占據支配地位，私人資本與雇傭勞動之間的關系具有對抗性。私人資本的本性是追求最大利潤，它構成了私人資本從事所有經濟活動的唯一動機和目標，決定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固有特征，即資本利益至上。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私人資本最愿意接受的市場競爭秩序是自由放任和自由競爭，對任何限制和約束其謀求私人利益最大化行為的制度安排，本能地予以抵制，拒絕承擔任何以犧牲私人資本利益為代價的社會義務和責任，反對政府基于維護社會利益而對私人資本利益進行的干預和調控。

當代資本主義是生產高度社會化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密切聯系，企業與社會高度融合，國內與國際聯為一體。但是，高度社會化的經濟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使得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具有不可調和性。例如在就業問題上，機器替代勞動與保持充分就業就是一個突出矛盾。對政府來講，為了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必須實現高水平的就業，而對私人資本來講，利潤最大化是唯一的追求目標，為此，私人資本在生產過程中不斷用新的技術、新的機器代替工人，以期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樣做給資本家帶來了豐厚利潤，卻給社會帶來了失業人口不斷增大的問題。資產階級政府為制止失業人口不斷增大，需要對資本家用機器替代勞動的行為進行干預和限制，這必然遭到資本家的抵制。他們要么用手投票，通過選舉政治把自己的人推到國家立法機構，讓這些人維護自己的利益；要么用腳投票，將產業轉移到別的國家，最終將失業問題甩給政府。可見，只要私有制存在，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是得不到根本解決的，由此導致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經濟發展陷入停滯.

二是以權力制衡為特征的政治法律制度。西方市場經濟體制中市場力量強大而政府地位弱小，與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密切關系。在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安排中，立法是基礎，司法是保證，行政只是立法和司法的從屬和執行機構。表面上看，社會各種利益群體都有自己的代表參與立法決策，決策過程顯示出民主性，但事實上，真正能夠影響決策的只是少數財力雄厚的利益集團，決策最終體現的是少數利益集團的意志和要求。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政府是行政機構，基本職能是落實議會批準和通過的各項政策和法規。由于政府行政職能受到立法機構的嚴格制約，而立法機構又控制在少數利益集團的手中，體現少數人的意志和要求，因此，政府在本質上只是為少數利益集團服務的工具。西方的多黨制與三權分立制度相適應，主要任務是隔幾年為政府機構選擇一個掌門人，哪個政黨能夠執掌政府權力，就看哪個政黨能夠代表大資本利益集團的意志和要求，或者看大資本利益集團支持哪個政黨，愿意為哪個政黨捐出巨額競選經費。西方國家最有勢力的利益集團既操縱議會的立法過程，又控制政府行政部門首腦的選舉，政治體制淪為利益集團的馴服工具。在西方國家的政治實踐中，私人資本利益集團占有社會資源，綁架公共權力，不允許政府過多干預和限制自己的權力。在這套制度中，不同黨派為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團的私利在立法機構激烈爭斗，相互掣肘和拆臺，很難就重大經濟和社會問題達成一致，決策效率極端低下，致使作為執行機構的政府難以有效發揮職能，很難及時應對、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重大問題和矛盾。

三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是流行于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形成于20世紀30年代，發展于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發表的一系列論著中闡述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為代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宣揚個人高于社會的唯心主義歷史觀，將個人自由視為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礎；反對公有制，極力主張全盤私有化；倡導經濟自由主義，迷信市場自行調節，斷言市場機制可以有效地實現資源配置；反對國家干預，認為國家干預只會扭曲資源配置，降低資源配置效率，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大行其道，在該思潮的影響下，西方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旨在強化市場調節，削弱國家干預的政策措施，遂使西方市場經濟體制向更加偏向市場主導的方向轉變。這種模式對私人資本的經濟行為缺乏有力約束，對宏觀經濟波動和失衡狀態缺乏有效調控，對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難以積極化解，導致經濟和社會矛盾日益激化。

篇10

關鍵詞：金融危機 經驗與教訓 現實思考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以及我國逐步開放金融業，我國的金融體系越來越成為世界金融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紀以來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卻明白無誤地昭示著金融危機的危害性。尤其是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而言，金融危機在某種意義上可能就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果。雖然我國迄今還未曾在發生金融危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的經濟結構和金融體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歸結為我國先前所處的封閉狀態。事實上，國外近年來關于爆發金融危機的論調幾乎就不曾停止過。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認為，中國的金融危機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發危機全面爆發的導火索（吳傳俯，2003）。更有《遠東經濟評論》2002年發表文章認為“中國金融系統在走向毀滅”。雖然這些觀點各有其出發點，但是中國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許多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在金融開放已成為趨勢的當前，從其他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中汲取經驗，防范金融危機并且增強自身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就更顯得迫切而重要。

一、綜述

關于金融危機，比較權威的定義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給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短期利率、資產（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其特征是基于預期資產價格下降而大量拋出不動產或長期金融資產，換成貨幣。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而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越來越呈現出某種混合形式的危機。

（一）馬克思的金融危機理論

馬克思關于金融危機的理論是在批判李嘉圖的“比例”理論、薩伊的“市場均衡法則”的基礎上建立的。馬克思指出，貨幣的出現使商品的買賣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出現分離的可能性，結果導致貨幣與商品的轉化過程出現不確定性，而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在客觀上又會產生債務支付危機的可能性；因此，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的關鍵在于商品和貨幣各自不同的獨立運動價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貨幣存在，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并且會首先表現為金融危機。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一旦勞動的性質表現為商品的貨幣存在，從而表現為一個處于現實生產之外的東西，獨立的貨幣危機或作為現實危機尖銳化的貨幣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見，馬克思是將貨幣金融危機分為兩種類型：伴隨經濟危機發生的貨幣金融危機和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伴隨經濟危機的金融危機主要是以市場競爭、資本積累以及信用等因素為現實條件，而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則是金融系統內部紊亂的結果。同時馬克思特別強調了銀行信用在緩和和加劇金融危機中的作用。

總的來說，馬克思認為金融危機是以生產過剩和金融過剩為條件，表現為和銀行的流動性危機、債務支付危機，但是其本質上是貨幣危機。

（二）西方的金融危機理論

早期比較有的金融危機理論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Fisher認為，在經濟擴張過程中，投資的增加主要是通過銀行信貸來實現。這會引起貨幣增加，從而物價上漲；而物價上漲又有利于債務人，因此信貸會進一步擴大，直到“過度負債”狀態，即流動資產不足以清償到期的債務，結果引起連鎖的債務－通貨緊縮過程，而這個過程則往往是以廣泛的破產而結束。在Fisher的理論基礎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穩定”理論，Tobin（1980）提出“銀行體系關鍵”理論，Kindleberger（1978）提出“過度交易”理論， M.H.Wolfson（1996）年提出“資產價格下降”理論，各自從不同方面發展了Fisher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機爆發得越來越頻繁，而且常常以獨立于實際經濟危機的形式而產生。在此基礎上，金融危機理論也逐漸趨于成熟化。從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金融危機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發展，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制度之間的不協調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第二階段金融危機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為代表，主要引入預期因素，對政府與私人之間進行動態博弈，強調金融危機由于預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質以及經濟基礎變量對于發生金融危機的重要作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金融危機理論發展至第三階段。許多學者跳出貨幣政策、匯率體制、財政政策、公共政策等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范圍，開始從金融中介、不對稱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機。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風險模型，強調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在導致過度風險投資既而形成資產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動性危機模型（J.Sachs，1998），側重于從金融體系自身的不穩定性來解釋金融危機形成的機理；“孿生危機”(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從實證方面銀行業危機與貨幣危機之間固有的聯系。 二、危機的國際經驗與教訓

從上看，早期比較典型的金融危機有荷蘭的“郁金香狂熱”、英格蘭的南海泡沫、法國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國1929年的大蕭條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回顧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重大金融危機，并試圖從中找出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共同因素，以為我國預防金融危機提供借鑒。

（一）90年代一共發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機，根據時間順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歐洲貨幣危機

90年代初，兩德合并。為了東部地區，德國于1992年6月16日將其貼現率提高至8.75％。結果馬克匯率開始上升，從而引發歐洲匯率機制長達1年的動蕩。金融風波接連爆發，英鎊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歐洲貨幣危機出現在歐洲經濟貨幣一體化進程中。從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國單獨提高貼現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層次原因是歐盟各成員國貨幣政策的不協調，從而從根本上違背了聯合浮動匯率制的要求，而宏觀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又與歐盟內部各成員國經濟發展的差異緊密相連。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將被擴大到15％，由于經濟中的長期積累矛盾，此舉觸發市場信心危機，結果人們紛紛拋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貶值30％。隨后股市也應聲下跌。比索大幅貶值又引起輸入的通貨膨脹，這樣，為了穩定貨幣，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結果國內需求減少，大量倒閉，失業劇增。在國際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機在1995年以后開始緩解。墨西哥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債務規模龐大，結構失調；第二、經常項目持續逆差，結果儲備資產不足，清償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匯率機制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亞洲金融危機是泰國貨幣急劇貶值在亞洲地區形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這次金融危機所波及的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之大都為歷史罕見，不僅造成了東南亞國家的匯市、股市動蕩，大批金融機構倒閉，失業增加，經濟衰退，而且還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區，對全球經濟都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亞洲金融危機涉及到許多不同的國家，各國爆發危機的原因也有所區別。然而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不同國家存在著許多共同的誘發金融危機產生的因素，如宏觀經濟失衡，金融體系脆弱，資本市場開放與監控，貨幣可兌換與金融市場發育不協調等（李建軍、田光寧，1998）。

4.1998－1999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

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波及，俄羅斯金融市場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處于不穩定狀態，到1998年5月，終于爆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震蕩，股市陷入危機，盧布遭受嚴重的貶值壓力。俄羅斯金融危機是俄羅斯、經濟、危機的綜合反映 ，被稱為“俄羅斯綜合癥”。從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世界石油價格下跌導致其國際收支惡化，財政稅收減少。但究其根本，國內政局動蕩，經濟長期不景氣，金融體系不健全，外債結構不合理則是深層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機

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納斯吉拉斯州宣布該州因財源枯竭，90天內無力償還欠聯邦政府的 154億美元的債務。這導致當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債券價格也暴跌4 4%，雷亞爾持續走弱，央行行長在三周內兩度易人。雷亞爾對美元的匯價接連下挫，股市接連下跌。“桑巴旋風”迅即向亞洲、歐洲及北美吹開，直接沖擊了拉美國家，歐洲、亞洲等國家的資本市場。巴西金融危機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亞洲和俄羅斯金融危機影響導致國際貿易環境惡化，而其內部原因則是公共債務和公共赤字日益擴大，國際貿易長期逆差，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失誤等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這幾次金融危機可以看出金融危機其實就如同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懸在各國頭上，只不過是在不同時候降落在不同國家頭上而已。可以說，在全球范圍內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機幾乎年年都有。事實上，2001年再度爆發阿根廷金融危機，由此可見金融危機的頻繁性。

20世紀以來典型的金融危機有以下幾個特點：(1).傳染性；(2).突然性；(3).破壞性；(4).頻繁性。總的來看，金融危機的爆發是一個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發展的趨向來看，金融體系內部越來越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觀經濟結構失調，僵硬的匯率制度，脆弱的金融體系，不合理的外債結構往往成為醞釀金融危機的土壤，也是導致這幾次金融危機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機的經驗與教訓

金融危機爆發頻率的增加為我國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和教訓。大致有以下幾點：

1.實施有彈性的匯率制度。對于一國經濟而言，大致可以選擇由市場決定的浮動匯率和由央行干預的固定匯率。比較而言，固定匯率在微觀經濟效率方面具有比較優勢，但是央行明確承諾維持匯率穩定的義務卻使得央行必須犧牲貨幣政策的自主權，而浮動匯率則可使貨幣政策能夠對各種沖擊做出反應，從而引致較優的宏觀經濟績效。然而實施固定匯率制卻并非意味著絕對地固定名義匯率，而應當動態調整以反映經濟發展的趨勢。事實證明，匯率變動的壓力如果不能以主動的方式加以化解，則必然就以危機的方式釋放。以墨西哥與泰國為例，僵硬的匯率制度越來越不能反映真實匯率變動的趨勢，從而固定匯率的壓力越來越大，結果在投機者的沖擊下，外匯儲備就會下降并引發市場信心危機。

2.對于國際救援寧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貸款援助往往被認為是最有效的反危機措施之一。來自IMF等外部貸款救援有利于穩定幣值，恢復危機發生國的經濟增長，但是其組織結構決定了其職能的發揮需要以極少數國家的利益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機與亞洲金融危機中表現的差異就說明了這一點，而這其實又是兩次危機緩解時間巨大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貸款條件往往比較苛刻，甚至會以犧牲部分國家利益為代價，并且附帶著漫長的討價還價時間，這對處于危機中的國家是極為不利的。而這其實也就是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寧愿過貧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對于在金融危機以后的國際救援不應給予太多指望。

3.適當的外債規模和結構

雙缺口模型證明了發展家即使在較高儲蓄率時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資和外債。事實上，外資流入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債的規模與結構應當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尤其是對于巨額短期資金進出應當適度從嚴，以減少金融市場的動蕩。在上述的幾次金融危機中，短期資金幾乎都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債于投資用途，而不應用于償還舊債，更不應當為特權階層所揮霍。

4.宏觀經濟失衡往往是爆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這幾次金融危機，可以看出宏觀經濟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前提條件。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在“東亞奇跡”正為世人所矚目之際，因此，其中緣由更值得沉思。事實上，在高增長光環的掩蓋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帶動的亞洲經濟中早已出現了嚴重的結構問題。經濟結構沒有及時調整加劇了經濟失衡，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基本條件。 三、防范危機的現實思考

中國迄今為止沒有爆發過金融危機，主要可歸功于穩定的宏觀環境、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謹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資本帳戶下的不可自由兌換。然而，雖然沒有遭受到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卻并不意味著我國的金融系統有多么安全。事實上，我國在漸進改革中累積的深層次矛盾已經成為誘發金融危機的潛在因素。這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國有的改革；2．證券市場違規操作，過度投機現象；3．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問題。

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后，IMF曾對金融危機的防范措施作了歸納，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1.鼓勵各國政府實行健康的宏觀經濟政策；2.由國際結算銀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標準，鼓勵新興市場遵守這些標準；3.在IMF建立自動生效的援助機制，當符合標準的國家在遇到金融危機時，自動給予援助；4.IMF積極鼓勵新興市場使用價格手段來限制那些不適當的、過多的短期資本流入；5.注意力從限制短期貸款的發放轉移到確實讓放貸者承擔更大的風險。而對于我們國家而言，除了IMF所歸納的這五點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決我國經濟中誘發金融危機產生的因素。從預防金融危機出發，構建健全的金融體系和有效的監管體系，并增強自身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

1.加強審慎的監管體系。審慎監管體系的脆弱性是許多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監管，一國金融體系的運作就會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沒有一個強而有效的審慎監管體系，則由于明確或潛在的存款保險的存在以及不對稱信息的原因，銀行體系里將存在大量的道德風險。這樣，在發生危機時存款保險或政府會提供擔保的預期會誘使金融機構過度承擔風險，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據我國目前實施監管的現狀，應當重點從制度上完善監管體系，杜絕監管的漏洞，促使銀監會 、證監會、保監會分工協作高效運轉；培育金融監管體系運轉的微觀金融基礎；將金融系統內部控制與外部監管有效結合起來；改進和完善監管手段；監管監管者，平衡和制約監管者的權力和義務。

2. 完善和穩定金融體系。傳統的經濟認為市場導向型的金融系統優于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系統，然而更新的表明兩種金融系統各具優勢和劣勢 。對一國而言，選擇那一種模式更多地應當從其、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慮。然而大多數經濟學家達成的共識是一個“好的”金融系統應當具備有效的體系，良好的標準，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資本市場和規范的公司治理。實踐證明，健全的金融體系將對抵御金融危機起著極其關鍵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國有銀行體系。目前，國有銀行體系的低效運作已成為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歷史壞帳和低效率的銀行治理結構則加大了我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的銀行體系最值得擔心的倒不是類似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東南亞國家的銀行業所出現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閉風潮，最應當擔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體系一樣，因為遲遲不推出徹底的金融改革，不僅使得銀行體系一蹶不振，而且還嚴重制約了日本經濟的復蘇和增長潛力的發揮。此外，我國應當引入民營銀行，形成適度競爭的銀行體系。各國的實踐證明，市場化才是提高銀行體系運作效率的根本途徑。

4.謹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許多國家在麥金農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論指導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國家金融自由化的績效卻相差甚遠。許多國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當導致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對于我國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為現實的選擇，重要的是要為金融自由化創造有利的初始條件，謹慎地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

5．建立金融危機預警系統。金融危機往往是金融風險積累的結果，因而事先監控和控制金融風險，將金融危機化解于未然就極為重要。對于金融體系中的風險因素，尤其是導致金融危機產生的潛在因素，如通貨膨脹、匯率、銀行體系風險、債務風險都應當納入金融危機的預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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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mirg- Kunt， Asli and Detragiache， Enrica.“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1998.

[2] 貝內特T麥克勒姆，國際貨幣經濟學[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年

[3] 李建軍、田光寧，九十年代三大國際金融危機比較研究[M]，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

[4] 陳學彬，當代金融危機的形成、擴散與防范機制研究[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

[5] 王德祥，論馬克思的金融危機理論[J]，《經濟評論》，200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