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社會治理現代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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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這樣的背景下，江蘇蘇南地區提出了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概念和指標體系，提出一個階段性的、至2030年的整個發展進程的階段設計，非常了不起。這實際上就是在江蘇、在蘇南首先回答：中國道路還能走得下去，還有新的、巨大的空間。蘇南是要走出一條跟過去30年有所不同的新的發展道路，這在戰略上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是空洞地去回答中國道路是否走得下去，我們是用實踐來回答。

那么這樣一條道路，除了規劃設計以外，還要回答我們中國道路中目前面臨的一些尖銳問題。如果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現代化就能實現，中國道路就走下去了。

第一個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是中國現代化中的普遍問題，蘇南是最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地區。解決的方法是城鄉公共品質量的同質化，包括教育、醫療、社保、治安四個大的方面。公共品的同質化其實是整個社會發展程度高的一個標準。很多地區在城鄉公共品里忽視治安這一項，農村和城里同樣的面積或人數，投入的治安力量是完全不一樣的。還有就是城鄉基礎設施的一體化，城鄉收入的均等化和城鄉居民流動的自由化。這四個方面如果做到了，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就解決了。

第二個是收入分配的難題。現在全國都出現了收入分配不均衡的問題，那么在什么條件下蘇南能夠實現相對均衡呢？關鍵就是中等收入階層的比例。不可能100%的人都收入一致，最高的20%和最低的20%可能有很大差距，但是中間的50%-60%是相對均衡的，它必須能體現出總體的收入水平。這是一個方法。第二個實現收入均衡的方法就是保證合理的稅率和稅制。第三個就是建立起三次分配體制，這是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準。三次分配是指企業內的一次分配，通過財政稅收的第二次分配，和通過第三次的慈善和社會公益的分配。這三個分配機制如果完成，可以使最高收入的人通過第三次分配使收入再均衡一次。

第三個是產業結構的問題。蘇南的產業結構一直是比較先進的，但現在也存在出口導向和勞動密集的產業結構問題。產業結構除包含一、二、三產業的比例以外，還包括各個產業內傳統和現代的比例（如服務業和現代服務業，傳統制造業和現代制造業，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內里的產業鏈條和企業內研發、制造、投資的比例等，都是需要注意和解決的問題。

第四個是人力資源的難題。現在中國處于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轉變的時期，但這個轉變時期首先出現的是一個奇怪的矛盾——低端勞動力的短缺和中端勞動力的過剩。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但是低端勞動力短缺，這就是說大量的低端勞動力的知識結構升到中高等教育了，但是中高等的產業沒有足夠的提供。有人說中國人力紅利正在消失，這是不對的，我們的中高等人力紅利大有潛力，但是產業結構沒跟上，結果出現了保姆比大學生貴的這種新的勞動力倒掛問題。

第五個是解決生態平衡的難題。工業化的前期都是大面積的生態破壞，在現代化后期，要實現大面積的生態平衡，到后現代化了，就是要實現生態比工業化前還要好。

篇2

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

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

建成文化強國、教育強國、人才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高度，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

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

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明顯增強；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

平安中國建設達到更高水平，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

篇3

“地位”是事物同外部環境相互關聯的具體表現。對于農村信息化的歷史定位，可以從“信息化”的角度來認識，也可以從“農村”的角度來認識。

（一）從“信息化”的角度考察農村信息化的地位考察思路可以循著“農村信息化—信息化—經濟現代化—現代化”的邏輯關系展開。從上述概念界定已知，“農村信息化是信息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明確了二者的種屬關系，信息化包含著農村信息化，農村信息化是信息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信息化的地位也就決定了農村信息化的地位。所謂信息化就是指人類社會由工業社會進入信息社會的轉變過程。目前，尚沒有完全實現信息化的國家。也就是說，信息化是20世紀中后期發端于發達國家的超越工業化的革命性社會變遷過程，在21世紀處于蓬勃發展之中。由于近幾十年的信息化過程大體上屬于原生形態，是一個內生的、自然的過程，它已給人類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了十分巨大的影響，但已經引起人們特別是理論界應有的足夠重視。從歷史角度看，信息化正是產業演化過程中新興的信息產業逐步占居統治地位，進而引起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發生根本性轉變的過程。根據我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現代化是具有階段性的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經濟現代化是整個現代化過程的核心內容。經濟現代化的主體是工業化和信息化。近現代以來，現代化從生產力角度可劃分為工業化和信息化兩個階段。在當代，人類已經進入了信息化時代。發達國家是先工業化再信息化，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就不得不接受信息化的挑戰，不得不將工業化和信息化相結合進行［1］。但無論現代化水平和進程如何，信息化作為當代經濟現代化的主體，不可避免地擺到了世界各國面前。可見，農村信息化作為整個信息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現代化的主體之一。由于經濟現代化是現代化的核心內容，在目前的信息化時代，包括農村信息化在內的整個信息化，在當代現代化過程中處于軸心地位，是富有生命力的時代驕子和歷史寵兒。

（二）從“農村”的角度認識農村信息化的地位這里主要是考察農村信息要素與其他要素的相互關系，實質上是考察農村信息化在整個農村發展和農村現代化過程中的地位。首先，農村信息化是農業現代化的核心要素。“農村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兩個概念之間是交叉關系，它們通過“農業信息化”被密切地聯系在一起。農業信息化是農村信息化不可分割的主體，也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毋庸置疑，受現代化一般規律和后發優勢支配，我國的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呈現出“重疊”、“結合”的特征：從現代化的核心即經濟現代化看，由于發達國家是先工業化之后再進行信息化，其農業也是先實現農業工業化之后再進行農業信息化；我國則是工業化與信息化“重疊”、“結合”進行，農業工業化和農業信息化“重疊”、“結合”進行。可見，農村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二者互為要素、相互制約、相互依存。同時，由于我國目前已進入網絡和信息化時代，信息化引領工業化，農業工業化也需要農業信息化來引領，農村信息化便在農業現代化過程中處于核心要素的地位。其次，農村信息化在農村經濟增長和新農村建設中處于引領地位。中國農科院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其一，農業和農村信息化要素改變了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入對農業和農村經濟增長的彈性，進一步強化了人力資本的作用，而且它本身也成為影響農業和農村經濟產出的重要因素，從而全面地轉變了農業和農村經濟增長的方式；其二，農業和農村信息化要素提高了農業和農村經濟增長的規模報酬率，已經成為農業和農村規模經濟的源泉”［2］。從整體上判斷，農業和農村信息化已經對我國的農業和農村經濟產生了重要而積極的影響，我國的農業和農村經濟已經呈現明顯的信息經濟特征。農業和農村信息化的發展水平直接影響到我國農業生產的發展水平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水平。最后，農村信息化對于城鄉一體化發展來說是一條可行之路。我國正處在信息化的時代，信息化是當代現代化的引領和樞紐。大力發展農村信息化，為城鄉一體化發展架起信息化的橋梁，是落實“四化同步”戰略的重要任務。農村信息化是城鄉統籌發展的切入點，是連接城鄉的重要紐帶，發展農村信息化可以有效促進農村和城市生產要素、經濟要素、生活要素合理配置和雙向流通。農村信息化對于發展現代農業來說是一個核心要素。大力發展農村信息化是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民增收、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是繁榮農村經濟、推進農村文化建設、提高農民整體素質、提升農民生活質量的重要手段，進而是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共榮的根本途徑。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農村信息化是農村現代化的軸心，是現代農業發展的核心要素，是實現城鄉一體化的可行之路。

二、農村信息化的重要作用

事物的地位和功能決定著事物的作用，作用是地位功能的體現。因此，農村信息化的重要作用說到底是由其地位和功能決定的。農村信息化作為當代農村現代化的軸心，主要具有引領、支撐、橋梁、推動四大作用。

（一）農村信息化的引領作用“引領”是信息化的首要作用。農村信息化的引領作用主要表現為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引導著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方向，引領著農業和農村的發展路徑。科學技術創新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推動力，這種推動力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就表現為引領作用。信息化的引領作用源于信息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發展，不斷推動著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在農村信息化過程中，必須把最新的信息技術成果應用到“三農”領域，可以看作是一個充分利用信息技術的過程。具體來說，就是將現代信息最新技術和智能工具全面運用到農業生產、流通、消費的各個環節和農村經濟、社會、技術、生態發展的各個領域，就是農業的科學化、網絡化、智能化的過程，也是鄉村治理科學化、網絡化、智能化的過程。在當前國際國內環境下，我國農業發展離不開信息化的引領［3］。就農村信息化而言，當前和今后一定時期具有集成化和專業化、網絡化和多媒體化、實用化和綜合化的發展趨勢。實踐證明，通過農業信息化來撬動農業現代化，進入跳躍式發展，積極追趕發達國家，是一條可行的道路。如韓國、墨西哥、巴西等國，之所以較快地接近老牌發達國家農業的水平，是與其超常發展的信息業分不開的［4］。

（二）農村信息化的支撐作用“支撐”是引領作用的直接延續和深化。農村信息化是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支撐手段。從理論上講，沒有農業信息化就沒有農業現代化，沒有農村的信息化就沒有農村的現代化。特別是在目前網絡化和信息化的時代，農業的工業化要求以信息化為引領，農業生產要走精準化、集約化、智能化、規模化之路，需要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普及推廣和推動；農村生活和鄉村治理的現代化，農村社會和組織方式的變革，也離不開農村信息化的支撐和保障。發達國家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的發展實踐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目前，我國正處在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四化”融合發展的新時期，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迫切需要農業和農村信息化提供技術支撐和保障。不論是發展科技農業、精準農業、集約農業、智能農業等現代農業，促進農民增收，還是推進農村管理民主和文化建設，推廣農業科技知識，提高農民整體素質，提升農民生活質量，都離不開農村信息化的發展予以支撐和保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條件下，農村土地、宅基地、小城鎮建設等改革和發展，也需要農村信息化建設予以配套推進［5］。

（三）農村信息化的橋梁作用“橋梁”也稱“紐帶”作用，是信息化的基本作用。農村信息化的橋梁紐帶作用，主要是指它為農業和農村發展提供橋梁和紐帶，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實現產銷對接，在農業生產與市場之間架起橋梁。在現實生活中，“增產不增收”、“農產品銷售難”等現象比比皆是，長期困擾著廣大農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完全消除這種現象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完全可以通過發揮農村信息化的橋梁紐帶作用，開發農產品物流配送、供需信息、交易信息等系統平臺，掌握市場供需狀況和價格走勢，促使農產品實現由產品向商品的轉變，幫助實現產銷對接。特別是有機綠色農副產品，可以借助信息化的可視手段和物聯網平臺，實現產銷的直接見面，具有廣闊前景。二是通過各種信息服務，在農村和城市之間架起橋梁。毋庸置疑，從數字地球到智慧地球，是信息化的不同樂章。信息化和網絡時代，本質上要求資源共享，農村與城市間的數字鴻溝必將不斷縮小，全面現代化實現之時，也就是城鄉鴻溝消除之日。通過互聯網等多種信息傳播方式，建設“多網合一”的農村信息服務體系，為農民提供各種信息服務和平等發展機會，不僅能夠促進農村城鎮化發展，促進農村精神文明建設，而且有利于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三是通過開展農村遠程教育，在農民和優質學習資源及市場就業機會之間架起橋梁。在信息化和網絡時代，在幅員遼闊的廣大農村，遠程教育和網絡培訓大有作為。通過建設各種農村信息接收終端，開發農村遠程教育系統，制作和提供網絡培訓課件，就可以為廣大農民提供各種各樣的技術培訓、技能培訓和就業培訓。這不僅為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擴大就業創造了條件，而且有利于促進城鄉統籌發展，促進農民收入的增加。

篇4

《人民日報》北京2016年7月11日電 國務院日前印發《關于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加快縮小城鄉教育差距，促進教育公平，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意見》提出，……到2020年，城鄉二元結構壁壘基本消除，義務教育與城鎮化發展基本協調；城鄉學校布局更加合理，大班額基本消除，學校標準化建設取得顯著進展，城鄉師資配置基本均衡，鄉村教師待遇穩步提高、崗位吸引力大幅增強，鄉村教育質量明顯提升，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到95%，縣域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和城鄉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

【理論分析】

1.物質決定意識，意識是物質的反映，要求我們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在許多地方，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仍然突出，鄉村優質教育資源緊缺，教育質量亟待提高；城鎮教育資源配置不適應新型城鎮化發展，大班額問題嚴重。因此，國務院要求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

2.掌握系統優化的方法，要著眼于事物的整體性、注意遵循系統內部結構的有序性、注重系統內部結構的優化趨向。

用綜合的思維方式來認識事物。深化義務教育治理結構、教師管理和保障機制改革，構建與常住人口增長趨勢和空間布局相適應的城鄉義務教育學校布局建設機制，完善義務教育治理體系，提升義務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3.矛盾具有特殊性，要求我們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針對東中西部、城鎮類型、城鎮化水平和鄉村實際情況，因地制宜選擇發展路徑，科學規劃城鄉義務教育規模，保障教師按需配置，引導學生合理流動。

4.主要矛盾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處于支配地位、對事物的發展起決定作用，要求我們抓重點，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

義務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國家必須保障的公益性事業，是必須優先發展的基本公共事業，是脫貧攻堅的基礎性事業。

【創新試題】

1.近年來，在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下，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取得了積極成效，但在許多地方，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仍然突出，國務院日前印發《關于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加快縮小城鄉教育差距，促進教育公平，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意見》的出臺表明（ ）

①物質決定意識，意識是物質的反映②發揮主觀能動性是認識事物的基礎

③思維能夠正確認識存在④意識是對客觀對象本質的反映

A.①②B.③④C.①③D.②④

2.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要深化義務教育治理結構、教師管理和保障機制改革，構建與常住人口增長趨勢和空間布局相適應的城鄉義務教育學校布局建設機制，完善義務教育治理體系，提升義務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這體現的哲學道理或給我們的啟示是（ ）

①用綜合的思維方法認識事物

②看問題要分清主流與支流

③立足整體，統籌全局④部分的功能之和大于整體功能

A.①②

B.①③

C.③④

D.①④

3.各地要在縣域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的基礎上，促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探索市（地）域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實現路徑，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在更大范圍開展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試點，發揮引領示范作用。這一要求的辯證法依據是（ ）

A.矛盾的個性與共性相互聯結

B.矛盾的個性寓于共性之中

C.矛盾的個性優于共性

D.矛盾的個性在事物發展中起決定作用

篇5

一、全面提振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精氣神。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是時代賦予的莊嚴使命，是常熟文化的內在要求，也是推動又好又快發展的本質要求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歷史上，常熟一直以風調雨順、物產豐饒、文化豐厚而聞名于世，薪火相傳的文化沉積使常熟涌現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激勵和鞭策著一代又一代常熟人不斷實現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改革開放以來，每當面臨重大的發展機遇，常熟人總能應時而變、順勢而為，先后闖出了“碧溪之路”、“富民之路”、“騰飛之路”，在“第一個率先”征程中，我市又在全省首批建成全面小康社會，使常熟始終保持全國同類城市的領先地位，綜合實力一直并列全國第一。省第十二次黨代會明確要求，蘇州市要在“十二五”期間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常熟作為蘇州的重要板塊，應理所當然地承擔起這一歷史重任，為全省基本現代化大局做出率先實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應有貢獻。偉大的實踐呼喚偉大的精神。在推進現代化進程中，我們絕不能有絲毫的滿足和陶醉，絕不能有半點的松懈和麻痹，堅持為榮譽而戰、為地位而戰，大力弘揚“崇文、尚和、創新、超越”的常熟城市精神，進一步提振“敢于爭先、永爭一流、勇于擔當、剛毅堅韌”的精氣神，為“第二個率先”提供不竭動力，再創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常熟之路”。

二、加快突破基本實現現代化指標體系中的薄弱點。對照省定基本現代化四大類30項44個指標，到去年底，我市還有部分指標實現程度低于80％。這些指標差距集中反映出在轉型升級、產業結構、科技創新、生態環境和民生保障等方面，仍有較大的提升發展空間。我們將按照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間節點，找差距、找不足、找原因，定目標、定措施、定進度，集中精力補缺補短補軟，努力把發展中的不協調、不全面降到最低限度，使解決矛盾問題的過程成為高標準落實基本現代化指標任務的過程。

1、善創新，把產業結構做得更優。堅持新興產業增量擴張與傳統產業存量提升“兩手并舉”、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工業化與信息化“兩化融合”，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系，促進全市服務業發展提速、結構提升、占比提高。加快科技創新步伐，強化企業主體地位，加強載體平臺建設，加大政府對研發活動的支持力度，推進創新創業人才引進和培育工作，不斷完善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人才為支撐、產學研結合的區域創新體系。加大制度創新力度，穩妥推進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領域的改革，力爭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率先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

2、敢突破，把生態環境做得更美，強化綠色低碳發展理念，著力推進化工、造紙、鋼鐵、電鍍、食品、紡織染整六大行業的提標改造，繼續關停并轉一批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企業，形成相應倒逼機制促進目標完成。把削減排污總量、降低單位GDP能耗和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強度作為約束性指標，對重點耗能企業采取限期治理、排污收費、限制用電等措施，加強節能管理和監測預警，確保全面實現節能減排任務。加快推進一批環保基礎設施工程，有效解決一批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環境問題，切實加大水污染、空氣污染治理力度，加強道路綠化、河道綠化和城鎮綠化建設，使常熟的天更藍、水更清、山更綠。

3、重統籌，把城鄉一體優勢做得更大。堅持城鄉布局統籌規劃、建設資金統籌安排、重大項目統籌推進，著力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和“小城市”建設水平，加快縮小城鄉建設差距，為城鄉互動發展、共同繁榮構筑更高平臺。統籌發展居家養老和機構養老，提高人口素質，構建覆蓋城鄉、結構合理、功能健全、實用高效的公共文化體育服務體系。提升城鄉大環境整治水平，創新農村社會管理模式，完善社區服務中心公共服務功能，推進村組管理向社區管理轉型。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落實積極的就業創業政策，注重優化勞動力結構，促進產業層次和勞動力素質“雙提升”，努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更加注重挖掘文化資源，更加注重人的精神建設，積極開發本土文化，融合外來文化，努力提高市民的文化素養和文明素質，不斷增強城市的親和力、凝聚力和美譽度。

三、切實提升群眾對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滿意度。群眾是現代化建設的參與者，更是現代化成果的享有者。是否基本實現現代化，群眾感受最直接，體會最真切，最具有發言權。我們將堅持“現代化的藍圖請群眾一起描繪，現代化的過程請群眾一起參與，現代化的進展請群眾一起監督，現代化的成效請群眾一起評判”，努力讓發展的成果更多更好更快地惠及全體市民，不斷提高群眾對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滿意率。

1、富民惠民是基本導向。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發展理念，在工作思路上突出為民，在經濟發展上突出富民，在公共服務上突出惠民，在社會管理上突出安民，讓群眾看到更大變化、得到更多實惠，讓百姓感受到“看得見、摸得著”的現代化。持續加大民生財政投入，積極落實公共普惠政策，健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快發展各項社會事業，推動政府資源向公共服務領域傾斜。堅持民有所呼我有所應、民有所盼我有所為，下大力氣辦妥一批群眾反映強烈的難事，解決好收入、就業、教育、住房、醫療、環境保護等群眾最關心的現實問題，加快構建幫扶弱勢群體長效機制，努力讓群眾的生活更好一些、滿意度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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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轉型升級；綜合交通；城鄉統籌

1 規劃背景

“十三五”時期，是江蘇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關鍵時期和決戰時期，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與“十二五”相比，“十三五”發展的內外環境、方式、需求、重點等諸多方面有本質的區別，面臨新的形勢。如改革與穩定、發展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區域經濟格局的變化，傳統產業的提升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科技創新、信息技術、物聯網的發展，分布式能源的突破，資源環境的約束，人們對科學、民主、平等的訴求，對交通運輸現代化的期盼等等，這些新的形勢都對交通發展提出多層次、多樣性、高水平的要求。

江蘇省提出推進“蘇南率先發展、蘇中融合發展特色發展、蘇北跨越發展”新一輪區域協調發展，新型城鎮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加速推進，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任務更為緊迫，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面臨著更高的要求。連云港市作為實施《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規劃》的龍頭地區、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的重要戰略點、江蘇省加快發展重點地區，已形成快速發展的政策疊加效應，必將迎來新一輪跨越發展的黃金時期。灌南縣作為沿海大開發戰略發展核心區域、連云港加快發展的重要區域之一，將以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提升核心競爭力為工作重心，堅持城鄉統籌，堅持綠色發展，堅持民生優先，著力打造為蘇北地區精細化工為特色的新材料生產、研發、冶金鑄造產品出口和船舶工業基地、重點生態農業示范區和農產品出口加工貿易區、生態休閑旅游勝地。

這些形勢對交通運輸行業的發展而言，既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也有剛性的制約作用，影響重大，必須深入研究、準確把握，以改革創新精神和科學務實態度提出面向未來五年發展的新思路新舉措，更好地指導交通運輸穩定、健康、快速的發展。

2 發展趨勢

“十三五”是我縣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轉型時期，也是全縣經濟社會發展向更高水平邁進的關鍵時期。

2.1 經濟現代化發展與改革的深化要求交通行業轉型謀求新發展

經濟社會開啟現代化發展新征程，要求交通行業更加注重服務的要求。從“十三五”起，我省、連云港的經濟社會將開啟現代化發展的新征程。《江蘇基本實現現代化指標體系（2013年修訂）》中明確提出了針對交通的兩項現代化指標都是以服務為核心的指標，這就明確了我們交通行業將逐步從建設轉為服務，從行業行為轉為政府行為，這是“十三五”期間最大的行業轉型。

國家全面推動和深化各項改革，對交通行業發展的方式路徑和管理體制機制提出新的要求。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其中，行政體制改革、事業單位分類改革、財稅體制改革、綜合執法、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改革，對現有交通行業的發展理念方式、管理體制、管理方式都提出新的要求。“加快建立政府購買服務機制”等理念已經深入人心，隨著行業的各項事權和管理體制的逐步理順和清晰，將對交通行業發展的方式路徑和管理體制機制提出新的要求。

2.2 沿海開發、長三角一體化等國家戰略要求交通引導連云港、特別是灌南的區位條件提升

全面提升灌南對外開發能力，成為將區位優勢、資源優勢和產業基礎整合、轉化為現實競爭優勢的必然選擇。“十三五”期間，灌南縣需要切實融入“江蘇沿海”、“一帶一路”、“長三角”等重要的國家戰略中，充分享受政策機遇。“長三角”，構筑與上海、蘇南地區直接便捷聯系的運輸通道，其核心是城際鐵路的建設；“江蘇沿海”，順應沿海開發戰略，加快沿海港口的建設；“一帶一路”，緊密聯系連云港港。

2.3 強化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要求轉變發展方式，促進交通綠色低碳發展

十首次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國家層面。江蘇省委省政府要求率先建成全國生態文明建設示范區。同時灌南土地資源緊缺，環境承載力弱的縣情，也要求灌南“十三五”交通運輸更加要把生態文明觀念貫穿到交通建設始終，以推進綠色低碳交通運輸體系建設為抓手，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交通運輸行業，交通運輸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發揮表率作用，轉變交通發展模式，加快發展水運、鐵路交通，加強綜合樞紐建設，大力發展公共交通，鼓勵綠色節能運輸裝備和技術的應用，加強交通需求管理，重視多式聯運等高效運輸組織方式的推廣，打造以綠色低碳為特征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

2.4 城鎮化發展要求城市交通服務能力與城鄉交通服務水平不斷提升與完善

于灌南縣而言，城市綜合服務功能的增強和品質的提升必須以便捷高效舒適的優質公共交通為基礎。主城區輻射功能提升，對人流、物流、現金流的凝聚力增強，對運輸服務的品質要求也進一步提高。完善服務城市的主城區綜合運輸體系，滿足多樣化的出行需求，是提升城市品質，夯實區域性中心城市發展基礎的必然要求。逐步完善城鄉交通的服務水平，引導城鎮發展和城鄉集聚，由城鄉差距明顯的二元模式向城鄉協調的一體化發展模式轉變，逐步形成以主城區為核心，構建體系完善的“一級城市-二級城市-重點鎮-一般鎮”的城鄉空間結構。

綜上所述，灌南交通在“十三五”期間需要通過綜合交通體系規劃研究，統籌協調各種運輸方式、合理配置交通戰略要素、發揮綜合運輸整體效能，針對交通運輸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和外部約束條件（資源和環境壓力），通過對各種運輸方式調整、優化和提升，促進交通資源的空間最優配置，發揮各種運輸方式在約束條件下的比較優勢和整體效率，真正實現交通運輸又好又快發展。

3 發展思路

“十三五”期，灌南縣交通運輸發展將進入“綜合運輸一體化、城鄉交通一體化和交通運輸現代化”發展階段，發展重點向“優化交通運輸結構和提高管理、服務水平”轉變。

一是，加快交通運輸結構調整。整體把握好灌南鐵、公、水的發展節奏，加強對鐵路交通的傾斜力度，大力提升水運交通的發展力度，繼續鞏固公路交通的基礎地位。

二是，完善多種運輸方式銜接。綜合運輸一體化發展的關鍵環節之一在于綜合運輸樞紐建設，也是灌南利用鐵路資源，推進交通現代化發展的有力抓手。綜合運輸樞紐建設，將以實現客運零換乘、貨運無縫銜接為目標，突出加強交通運輸樞紐的整合，引導各種運輸場站共建共享和加強連接性設施建設。

三是，強化區域交通一體化發展。一方面，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建立和完善邊界區域交通規劃建設的協調機制，加強與相鄰兄弟市、縣交通網絡的銜接；另一方面，搶抓區域重大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機遇，強化對接，“跳出灌南看交通”，深度參與沿海經濟帶的發展。

四是，加強城鄉交通一體化發展。突破城鄉交通的壁壘，強化城市交通與鄉村交通的銜接。積極發展城鄉公交，大力推進運輸管理、服務的一體化，最終實現城鄉道路運輸一體化；推進農村道路與客運站點的建設，提高農村交通公共服務水平，實現城鄉基本交通服務均等化。

4 發展目標

4.1 總體目標

2020年，灌南交通運輸基本實現現代化。圍繞“六個交通”建設，有效支撐和保障灌南率先實現全面小康和基本實現現代化進程。交通基礎設施能力充分、結構合理、銜接順暢，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城鄉居民出行更便捷、更公平，貨運與現代物流業更具競爭力。信息化、智能化有效引領行業轉型升級。交通運輸治理能力顯著提升，法治交通、安全發展和綠色發展深度融合于全過程各領域。改革與創新成為可持續發展的主要驅動力。

4.2 具體目標

一是，建成布局完善、銜接緊密的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形成公路、鐵路、水運綜合協調發展的現代化、一體化交通網絡，構建更適應城鄉經濟社會統籌發展的公路網絡、高效便捷無縫銜接的鐵路網絡、海河聯運全面通航的水路網絡，促進以公路為紐帶的各類運輸方式充分融合，快速鐵路和高等級航道在基礎設施中占據重要位置。

二是，建成快速便捷、城鄉一體、多式協調的綜合客運體系。構建面向長三角區域主要城市的城際客運體系，城際客運保障快速出行，形成與周邊市縣半日往返的快速客運系統。實現鐵路與城市交通的無縫銜接，提供乘客方便的換乘條件，實現公交與個體交通的有效轉換。構建市、縣、鄉三級換乘體系，加強縣、鄉客運站和鄉鎮公交站、回車場建設，實現居民出行零距離換乘。城市公交更具吸引力，城鄉客運普惠民生，鎮村公交開通率達到100%。構筑與小伊機場的直達運輸通道。

三是，建成分工合理、銜接高效、運行安全的綜合貨運體系。依托運能充沛的交通通道，以灌河口港區為支點，通過高速公路、干線公路、鐵路、內河航道與主要物流園區的溝通，建成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資的分工合理、銜接高效、運行安全的綜合貨運體系。

四是，構建高度融合、開放兼容的信息應用體系。現代信息技術在交通運輸各領域全過程高度融合，現代交通運輸信息平臺基本建成。內河干線航道船閘ETC和沿海港口EDI系統覆蓋率達到100%，普通國省道重要節點測覆蓋率均達到100%，交通行政權力網上公開透明運行，交通行政許可在線辦理率達到90%以上，聯網售票和交通運行實時查詢水平提升公眾出行效率。

五是，構建法制文明、綠色安全的交通治理體系。交通運輸文明素質普遍提高，法治交通水平明顯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行政效率明顯提高。安全成為交通運輸發展的基礎價值理念，安全監管能力顯著增強，安全運營水平顯著提升。綠色循環低碳的價值取向貫穿交通運輸發展的全過程和各領域，單位周轉量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相比現狀大幅減少。基礎設施管理維護水平和運行質量達到國內先進水平。

六是，構建改革突破、創新主導的發展驅動體系。通過改革突破交通運輸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在轉變政府職能、交通運輸管理體制、投融資體制等方面改革取得重大突破。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有效調動整合資源，推動交通運輸發展；通過管理手段創新，促進行業規范化文明化發展；通過工程建設創新，保障工程建設質量。

到2020年，灌南交通運輸發展水平將更上一個臺階，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初步構建，發展的協調性、系統性和可持續性顯著提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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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reform and open and modernization promotes social transformation, which accelerate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ountrysid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ountryside is large number, large scale, complicated structure, and diversified cause, which brings about serious governance predicament in countryside such as unstable population, hollowing out population structure, decentralized authority, and low integration.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analyzing carefully and objectivel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resolution of them is buildi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security system in countryside, stepping up effort to invest in countryside, accelerating the speed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nstructing the flow mechanism of land, strengthening the effort to develop r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intensifying the endogenous variables of rural management, ect.

關鍵詞： 社會轉型；農村；人口流動；治理困境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countryside; floating population; governance predicament

中圖分類號：C924.2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05-0328-02

1農村人口流動的現狀及成因分析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高速增長和波動比較明顯的社會轉型時期，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農村人口流動波濤洶涌，令人關注。

1.1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人口流動現狀

1.1.1 流動規模大、速度快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的流動人口急劇增加，不僅數量大而且速度快。進入本世紀后，就近幾年的情況來看，一方面，全國范圍內的流動人口數量大增。各地流入人口數量除極個別地區略有下降外，其余都在劇增；另一方面，各地區本縣、市內的流動人口數量仍在大幅上升。

1.1.2 流動者以農村剩余勞動力為主，流向上仍舊是從農村涌向城市，從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據農業部調查統計，截至2007年，我國外出務工的農民已經超過1.5億人，部分鄉村由于精英流出太多，以致在家鄉務農的人主要成為“603861”部隊，即老人、婦女和兒童。國家統計局的相關統計資料亦顯示，我國流動人口從流向上呈現以下特征：①以近距離的省內流動為主體；②從經濟欠發達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③主要從鄉村向城鎮流動。

1.1.3 流動者素質、技能水平并無明顯提高，從事的基本上仍是“3D”職業“3D”是英文單詞“Danger、Difficult、Dirty”的縮寫。所謂“3D”職業即指危險性大、做起來比較困難、對城市人來說相對骯臟的職業。農村流動人口外出后的主要職業大多是城市人或國有企業的人不愿意從事的體力工作。他們外出只是從原來的鄉村換到另一個可以賺錢的地方而已，而且由于職業的性質，他們自成“圈子”或成為城市的“邊緣群體”，很難與城市人融合。因此流動人口的素質的技能并沒有在高頻的流動中得到提高。

1.2 農村人口流動的成因分析

1.2.1 社會全面轉型是人口流動的總背景社會轉型是指人類社會由一種存在類型向另一種存在類型轉變，意味著社會系統內在結構及其各方面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性變革。從社會形態變遷上看：中國社會正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農村人口流動速度日益加快，數量越來越大。

1.2.2 國家有關政策的放寬和城市門檻降低是農村人口流動的前提條件政策在中國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歷來是十分重要的。對于人口流動來說，政策的威力是強大的。長期以來，受戶籍制度和勞動用工制度的影響，人口的流動，特別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受到了人為的限制。改革開放從政策上為城鄉人口流動開了綠燈。

1.2.3 剩余勞動力大量增加是農村人口流動的根本原因隨著改革開放和在農村的普遍推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人口與土地資源的矛盾日漸突出。以四川省為例，全省人均耕地已不足0.9畝，只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2/3，全省4500多萬勞動力一年中約有一半時間沒活干。同時，全國農村中每年還有大批青年男女陸續進入流動年齡。1978年以來，農村新增勞動力平均每年在900萬人以上。農村對剩余勞動力的巨大“排斥力”逼迫他們向非農產業轉移，向城鎮轉移。

1.2.4 城市建設或城市化發展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使農村人口流動成為可能八十年代中期，城市經濟改革與發展全面展開，城市開發建設的一系列投資優惠政策出臺。按照1978年的價格口徑，從1980年到1987年的七年間，城市投資額年均增長率為17.30%。固定資產投資額的逐年遞增，導致基本建設規模迅速擴大，從而造成城鎮建設對農村勞動力的大量需求。到1988年，建筑業人數中農村勞動者達總數的60.39%。在新增勞動者中，來自農村的達86.46%。

1.2.5 經濟利益的誘惑是農村人口流動的直接動力長期以來，農村生活條件差，經濟來源路子窄，經濟利益誘惑、外出打工賺錢成為農村人口流動的直接動力。杜鷹、白南生等曾在《走出鄉村――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實證研究》中即充分論證了“農民工外出的動機絕大多數是賺錢”。

2農村人口流動造成的新時期鄉村治理性困境及其表現

人口流動意味著人力、資金、技術以及需求等資源的再配置，因此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變量。近代以來，中國的人口流動大致經歷了這樣三個階段：“不離土不離鄉”、“離土不離鄉”、“離鄉又離土”。而改革開放以來，絕大多數農民離開農村離開土地以后就不想再回去了，這樣就造成了鄉村發展的相對“空心化”，給鄉村治理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2.1 高頻人口流動使鄉村穩定備受挑戰首先，農村流動人口外出的主要動機是掙錢，但是他們不一定都能夠尋找到正當的掙錢的機會，其預期目的與現實會產生差距。其次，由于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因素，農村流動人口往往得不到公正的對待，甚至處于被歧視的地位，從而激起內心的不滿。第三，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是做法律允許做一切事情的權利，自由必須守法。但從鄉土社會的角度看，自由就是不受任何制約。農村流動人口作為掙脫了土地束縛的“自由人”，對現代自由的真諦理解很少。第四，傳統鄉村較穩定，是建立在有勞有得，欲望不高的基礎上。他們進城后，發現城市人并不比他們勞累，生活卻比他們好得多，城鄉差距使他們的心理失衡；城市的繁華生活使他們的欲望急劇膨脹，而他們的消費能力十分有限，從而加劇心理失衡。第五，由于城市管理規則的不完善，農村流動人口的正當權益得不到保護，甚至經常上當受騙，他們往往只能尋求最原始的方式――暴力來處理各種糾紛。只要稍加分析，我么就能看到，在現有體制下，進城農民真正“進城”的是其廉價的勞動力，而勞動力的醫療、教育、住房、培訓等社會權利卻被拒之“城”外。絕大部分流入城市的農民并沒有融入城市主流社會，而是作為“邊緣人群”處于有流動無規則的態勢。當許多人被迫回流于鄉村后，他們把傳統鄉土秩序已經遺棄，而現代城市文明規則和秩序卻尚未內化。因此，他們作為特殊群體，便嚴重沖擊著鄉村社會秩序，影響社會穩定。

2.2 大量人口流動使鄉村人口結構“空心化”趨向嚴重所謂鄉村發展的“空心化”，是指支撐鄉村可持續發展和文明轉型的資金、技術、知識、人才和需求等資源大量流失，鄉村治理可利用的手段嚴重匱乏，從而陷入鄉村發展的困境。不可否認，在農村人口流動中，一些農民精英往往寓資金、技術、知識和人才于一身，并對城市文明形成強大的親和力。他們與農村的聯系僅僅是戶籍和身份證，隨著戶籍制度改革，他們與原住地的聯系會完全中斷。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村人口結構日益趨向“空心化”，留守農民中就出現了“603861”部隊，即老人、婦女和兒童，從而嚴重制約鄉村的發展。

2.3 土地經營分散化和使用權的絕對化大大限制了三農問題的解決農村人口流動并未帶來農地經營的“規模化”。20世紀90年代形成的“民工潮”，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國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局勢。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動，成為農村土地通過規模經營獲取社會平均利潤的必要條件，但并非充分條件。實踐表明，在當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仍舊實行家庭承包制的情況下，農村人口流動并未帶來土地流動。造成如此窘境，原因主要是國情所致。我國一直呈現人多地少的緊張局面，人地關系“剪刀差”式的發展趨勢直接造成我國耕地資源結構的嚴重失衡。在人口壓力下，土地對于農民而言，首先表現為“生存資料”，活命的基礎，而不是“資源優化配置”的生產要素，農地所承載的社會保障功能在逐漸“超越”其生產功能。土地的家庭承包，不僅造成土地的細碎化、分散化，難以形成“規模經營”可持續發展，而且造成土地難以流轉，難以按資本、技術、知識相對優勢來配置土地。農民流動造成的土地撂荒、拋荒等現象，直接影響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村的健康有序發展。

2.4 人口流動加速了鄉村社會的分層，社會整合程度降低，治理難度加大流動加速了農民經濟收入差距的拉大，進而加速了鄉村社會的分層，這種貧富差距帶給留守農民更大的“失衡感”。而流動使農民的現代性提升傳統性下降，誠如周曉虹所說：“農民流動本身就是一所培養農民現代性的大學校。”國內外學者的實地調查研究也表明，流動會促使農民現代性增強與傳統性削弱。城市生活參照系的絕對優勢使未流動農民內心逐漸產生并積聚起一種強烈的“不斷增強的受挫感”。“他們感受到的是他們與城市居民之間的生活差距并非因經濟發展而帶來一種縮小，現實使未流動農民的‘期望―收益比’變得無法彌合”這些都直接導致了農民對現有權威政治的疏離和文化認同下降，加大了社會治理難度。

3多措并舉，共同架設走出鄉村治理困境的橋梁

在構建現代社會的進程中，鄉村治理結構的重建，亟待政府、社會及鄉村等對現有社會資源重新配置和組合，尤其是政府要不斷完善已有制度安排并適時進行制度創新，加快城鎮化建設的速度，加大對農村的投資力度，盡快走出農村的治理的困境。

3.1 加快建立健全鄉村社會保障制度，規范鄉村社會結構改革開放后，隨著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農民的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障也逐步“土地化”。高頻的農村人口流動改變著農村原有的社會結構，伴隨著鄉村精英階層的外流，長久居住在農村的人口已一步步趨向老齡化、婦女化和兒童化。因此，政府應加快鄉村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盡快建立健全財政投入機制和出臺制定社會資金回流鄉村的導向性政策。全面保證政府對鄉村財政投入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充分發揮政府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3.2 加大對農村農業的投資力度，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當前農村農業發展滯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資金缺乏，科技落后，農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因此，政府部門應加大對農村農業的投資力度，建立健全農村的公共衛生設施，教給他們資金運作和賺錢的方法，加大對農村各項政策實施情況的監督，同時輔以科技扶持，引導農民在技術創新上走出發家致富路子，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3.3 加快城鎮化建設步伐，縮小城鄉差距，促使社會資源有序流動城市化是現代化的重要特征。縮小城鄉差距已成為鄉村治理走出困境的必然選擇。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我國城市化的道路應當以積極發展小城市為主，走小城鎮化之路。為此，各級政府就應該在統一規劃的基礎上，制定優惠政策以吸引那些有經濟實力但不再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聚集到小城鎮。通過小城鎮建設促使社會資源有序流動，不斷縮小城鄉差距。

3.4 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流轉機制，促進土地“規模化”經營建立在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是中國農業的基本經營制度。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家庭經營的內涵發生了變化，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商品化、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因此，面對農村人口大量外流，部分土地無人經營、管理的現象，政府應加速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流轉機制，從根本上促進土地的專業化和規模化經營，解決流動人口面對土地的困境。

3.5 加強鄉村教育資源開發力度，塑造現代農民，強化鄉村治理的內生變量鄉村的主體是農民，農民的狀況如何，將直接影響鄉村治理的成敗。加強鄉村教育資源開發力度，不斷提高農民素質，塑造新型農民，已成為鄉村治理成敗的關鍵。只有改造農民、教育農民、提高農民素質，才能改變農民的地位，實現農民的解放，才能釋放作為鄉村治理主體的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在此基礎上由傳統農民過渡到現代農民。目前就是要大力推進農民的教育培訓，逐漸消除農村的文盲半文盲現象，培養一大批有知識、懂技術、會管理、明法律的農業勞動者。并通過教育破除各種陳規陋習、等級觀念、封建殘余，樹立民主、法治、平等的現念，全面造就具有現代商品市場意識的新型農民。使農民成為鄉村治理的真正主宰。

總之，鄉村治理不能離開農民來進行，而不改變農民長期以來形成的某些落后觀念和行為方式，不僅難以提高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也談不上鄉村的現代化。作為鄉村社會主體的農民綜合素質的提高，不僅是鄉村社會全面發展的重要保證，而且也是鄉村治理的重要內容和鄉村治理成功的重要標志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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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曉山．簡析中國鄉村治理結構的改革[J]．管理世界，2005，（5）．

[3]杜鷹，白南生等.走出鄉村――中國農村勞動力實證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

[4]徐勇．掙脫土地束縛之后的鄉村困境及應對――農村人口流動與鄉村治理的一項相關性分析[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2）．

[6]周曉紅.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農民[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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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政策體系。

編制市建筑產業現代化“十三五”發展規劃和產業布局規劃；開展建筑產業現代化立法調研；按照市政府要求，制定鋼結構推廣應用實施方案；開展建筑產業現代化管理機制創新研究；推動出臺裝配式建筑招投標實施細則；研究裝配式建筑相關企業財稅激勵政策。

（二）開展工程示范。

大力推進裝配式建筑發展，重點突出鋼結構推廣應用，在國有投資或國有投資主導的公共建筑、市政基礎設施以及社會投資的工業廠房和公共建筑等方面，啟動一批示范工程。

（三）健全標準體系。

制定鋼結構工程建設地方標準體系框架，加快編制鋼結構民用建筑、工業建筑、人行天橋、城市立交、跨江大橋、停車樓等系列標準；繼續完善裝配式混凝土結構地方標準體系；出臺裝配式建筑系列技術導則、指南、圖集。

（四）強化技術創新。

組建建筑產業現代化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充分發揮龍頭企業、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作用，開展裝配式建筑技術路徑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研發符合實際的裝配式建筑技術體系和部品構件配套產品體系，助推建筑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組建科學技術委員會鋼結構專委會，加強鋼結構產業發展技術指導，提高協同創新能力，推動本地企業加快形成技術優勢。

（五）培育產業發展。

發揮建筑產業現代化聯盟的作用，整合資源，支持本地裝配式建筑施工企業及配套部品構件生產等相關企業做大做強，提高產業集中度，培育市級建筑產業現代化示范基地20個以上，鼓勵申報國家級建筑產業現代化示范基地；鼓勵裝配式建筑部品構件生產企業申辦專業承包資質，支持相關企業資質升級；開展住宅部品認定，住宅部品認定目錄。

（六）提升實施能力。

開展多種形式的宣傳培訓，培育適應建筑產業現代化發展需求的管理、技術和產業工人隊伍；開展裝配式建筑系列技術和標準培訓，提高行業管理、建設、設計、施工、監理、檢測等實施能力；編制建筑產業現代化從業人員配備標準、職業技能標準和技術工人培訓教材，加強裝配式技能培訓，推動農民工轉型為產業工人。

（七）服務區縣發展。

建立市區工作聯動機制，積極支持區縣城鄉建委開展建筑產業現代化工作，鼓勵區縣出臺建筑產業現代化相關政策措施，推進裝配式建筑監管創新；指導區縣錯位發展、優勢互補，培育相關產業，推進工程示范，培育建筑產業現代化試點區縣5個以上。

二、抓好工程建設標準化

（八）完善工作機制。

推進工程建設標準化工作改革，優化標準體系，強化標準實施與監督，增強標準化服務能力；修訂規范性文件；組建設科學技術委員會標準化專委會，為工程建設標準化工作提供支撐。

（九）健全標準體系。

推進建筑產業現代化、新型城鎮化、智慧城市、海綿城市、綠色建筑及地下綜合管廊、集約化停車設施、新能源汽車充電設施等方面綜合性和骨干性地方標準和技術導則編制；開展強制性標準的清理評估；推進先進技術、專利成果轉化為標準，更加注重標準的先進性、適用性；推動符合條件的地方標準上升為國家標準、行業標準；指導建立企業標準化工作體系，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編制。

（十）強化標準實施。

建立標準實施監督和評估制度；加快推進施工現場標準員崗位設置工作，繼續開展標準員崗位培訓和標準員管理體系建設；推進我市承擔的住建部工程建設標準實施指導監督重點項目研究；開展標準實施監督檢查，推動標準有效實施。

三、強化科技創新

（十一）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編制“十三五”發展規劃；健全科技創新的市場導向機制和政府引導機制，發揮建設科技委、行業企業、產業聯盟、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社會組織的作用，加強產學研協同創新，激發企業創新內生動力，加快行業創新體系建設。

（十二）推進重點領域創新。

貫徹“適用、經濟、綠色、美觀”的建筑方針，落實以人為本、尊重自然、傳承歷史、綠色低碳等理念，圍繞新型城鎮化、建筑產業現代化、綠色城市、氣候適應型城市、“互聯網+城市”等重點開展研究攻關，推進城市設計、城市治理、開放式街區、工程質量保險等方面的研究，促進相關成果推廣應用；積極爭取住建部和市級重點研發項目對城鄉建設事業的支持。

（十三）推廣應用新技術。

健全建設領域新技術推廣應用工作機制，推進鋼結構、裝配式混凝土結構、BIM設計、預拌砂漿、高性能混凝土、高強鋼筋、智能家居等新技術應用，促進相關產業發展。

（十四）開展試點示范。

啟動建設領域創新型企業評價，培育創新型企業；培育建設新技術產業化基地；推進建設新技術示范工程建設。

四、推動行業信息化

（十五）推進國家智慧城市試點。

建立智慧城市試點指標體系，加強國家智慧城市試點組織協調工作；對試點城市開展監督檢查，總結經驗，推廣先進做法；積極爭取新增試點城市。

（十六）推進民生服務智慧應用。

編制城鄉建設“互聯網+”“十三五”規劃，促進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等現代信息技術與城鄉建設管理服務融合；加快編制智慧地下管線、智慧小區等系列標準；開展智慧管網、智慧建筑、智慧建管等智慧城市專項試點；推進智慧小區建設，提升小區治理和服務水平。

（十七）強化信息安全。

健全城鄉建設領域信息系統、門戶網站、信息數據的風險評估機制，落實信息系統等級保護工作要求，提升行業信息安全水平。

（十八）整合信息資源。

加強數字化平臺建設和功能整合，完善行業數據倉庫，實現信息數據的科學分類和應用，促進行業信息資源整合與共享；協同推進委系統信息化系統集約化遷移順利實施。

五、做好教育培訓

（十九）完善工作機制。

修訂建設行業教育培訓相關管理制度；繼續完善建設教育培訓信息化管理系統；修編專業人員考試題庫，進一步擴大專業人員信息化考試崗位范圍；探索建立有利于培養造就建筑產業現代化產業工人隊伍的培訓考核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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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鄉規劃；生態視角；規劃管理

【中圖分類號】TU985.11 【文章標識碼】B 【文章編號】1326-3587（2014）01-0080-01

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建設和社會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但也迅速改變著地球上的生態系統，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困擾著人類社會，我國的生態環境污染問題是與工業化、城市化相伴而生的。環境污染的中心是城市，但是如今也蔓延到鄉村中來。堅持城市和鄉鎮是相互依賴的統一整體進行規劃，構成一個經濟復合生態系統。

一、生態型城鄉規劃的概念

城鄉規劃是按照城鄉的性質、規模和條件，確定各個功能區的布局和各要素的布置，為城鄉建設的各方面制定措施。統籌城鄉的和諧發展，就要將鄉村地區的建設活動盡可能納入到規劃管理的范圍內，加強編制相關規劃或建設指引，引導合理建設布局，抑制城市污染向農村污染轉移，另外要加強城市和城市邊緣的規劃和改造。生態城鄉發展是人類文明的一種形式，以尊重和維護生態環境為主旨、以可持續發展為依據、以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為著眼點，以自然系統和諧、人與自然和諧為基礎的自然生態良性循環、經濟高效、社會和諧的人類居住區。

城鄉生態化意味著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因為它不僅涉及到城鄉物質環境的生態建設、生態恢復和生態重構，更涉及到發展觀、價值觀、生活方式、政策法規等方面的根本性轉變。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綜合國力、科技水平、人口素質、意識觀念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這些因素都將影響到城鄉的生態化發展。上千年的生態退化和人口眾多、資源相對短缺的國情更要求我們必須現在就行動起來，以新的生態視角開辟一條非傳統式又非西方化的城鄉生態化發展之路。

二、如何進行生態型城鄉規劃

合理的城鄉規劃對保護生態環境問題具有重要的影響，因此，我們要樹立生態理念，在生態的視角下進行城鄉規劃。最根本的就是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形成良好的人地關系。我們從整個社會的整體利益出發，堅持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注重城市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節約和高效利用能源資源、治理城鄉污染。這樣以建設“生態城市”、發展“低碳經濟”作為目標，規劃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平衡發展模式。科學合理的城鄉規劃，必須以政治文明為前提。沒有政治文明，就不可能有體現生態文明的城鄉規劃。我們要在實施《城鄉規劃法》的過程中，進一步完善城鄉規劃的編制、審批、實施程序，并合理、有效地協調社會各階層的意愿和利益，使其能更加透明，為公眾參與創造良好的條件。

首先，城市政府要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例如改變以GDP為核心的考核體系，引入資源、能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指標，為地方政府執政提供更明晰的指導方針，逐步建立有利于營造城市良性合理發展的行政管理體制，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城市公共治理模式，豐富對地方政府的監管和激勵手段，為促進低碳生態城市發展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變發展型政府為監管型政府，變管制型政府為服務型政府。

其次，社會公眾要參與到城鄉規劃中來，探索實現城市公共治理主體多元化的途徑，推行信息公開，使得城鄉規劃更能體現公眾參與的性質，反映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

最后，各個部門要加強聯系，在城鄉規劃中加強部門協作，發揮和增強人大與政協對行政職能部門的監督作用，并聘請相關專家進行咨詢，實現科學決策。可以實施環境效益評價體系，對于規劃過程中出現的影響生態的問題要進行相關的對策和措施研究，并進行全過程的動態控制。

城市是大多數人民賴以生存的環境，也是創造生態文明的集中地。既然城市污染是影響生態環境的中心，那么生態型的城鄉規劃也必然以城市為中心來規劃。

篇10

2011年我國城市化率達51.27%，城市常住人口首次超過農村常住人口，這表明我國開始進入以城市社會為主體的新時代。黨的十報告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道路。我國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對相關的熱點問題作出正確的分析與解釋關系到我國城市化的自覺和城市化進程的順利推進。

一、城鎮化與城市化：區別何在？

為了強調小城鎮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我國中央文件多用城鎮化的提法，意在強調小城鎮的作用。小城鎮是城鄉接合部，發揮農村地區發展的龍頭作用，但小城鎮在生產、生活方式上已與鄉村有質的不同。小城鎮與城市的區別只在于人口和產業聚集的規模較小，而沒有本質的不同，所以小城鎮是城市規模結構體系的基礎組成部分，城鎮化和城市化是同一內涵。從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出發，我國必須走集中型的城市化道路。所謂集中型的城市化，一是較高的城市化率；二是大城市的率先發展，即大城市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較高比重；三是若干個不同等級的城市密集區的形成與發展；四是城市空間的緊湊型布局。我國現有的2萬余座建制鎮是行政區劃設定的產物，其中只有少部分有成長為小城鎮的可能。過度強調小城鎮在城市體系中的作用，甚至奢望小城鎮在城市化進程中發揮主體作用，與城市化大規模高度聚集的規律相悖，將支付極高的分散城市化成本。

二、新型城市化：新在何處？

所謂新型城市化是指不同于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城市化老路。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大致包括以下幾點：首先，我國城市化是以人為本和城鄉居民平等分享城市化成果的城市化。城市化的根本目的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高全民福祉，而不是為少數階層發財致富、獨享城市化成果的城市化，更不能是掠奪殖民地和剝奪本國農民的城市化。其次，我國的城市化是以政府主導、發揮公有制為主體的制度優勢作用——由上而下推進，又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匹配、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由下而上推進，是兩者相互結合的城市化。由此既有利于協調城市化過程中的各種利益矛盾，減少內耗，形成合力，又有利于減少行政配置資源的失誤，提高效率。第三，我國城市化是內在動力和外部動力共同推進的城市化。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要素的進入加快開放地區城市化進程，另一方面，國內要素跨區域流動，推動后進地區的城市化進程。第四，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的城市化。以科技進步為支撐，注重資源環境效率的提升，建設環境優美、宜居宜業的城市，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是我國新型城市化的重要內涵。第五，跨區域的城市化。以城市化為契機，立足于全國人口布局的優化，實現農民就近進城和遠距離的跨區域的進城，是我國新型城市化的重要特征。第六，多元動力推進的城市化。城市化的根本動力是人們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已經完成城市化的國家多是單一工業化推動的城市化，而我國城市化除了工業化的推動以外，交通物流、文化教育、旅游休閑等服務業需求的發展亦成為城市化的重要推動力量。

三、城市病：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

作為一個過程，城市化是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作為一種狀態，城市化是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和工業化的載體與依托。城市的本質是人口和非農產業在一定地域空間上的大規模高度聚集，是以空間換時間。城市化提高社會要素的整體配置效率，城市是人居中心、產業中心、知識創新中心和社會財富創造中心。城市是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的重心，依托于城市的污染治理工程才有更高的效率。城市有更細的社會分工和更快的技術進步，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為人的自由發展和階層流動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因而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擁擠、污染、占地、公共安全風險等城市病是城市化之弊，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得城市化收益必須支付的成本。城市之利大于城市之弊，是城市存在和發展的依據。城市化是我國低成本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通過技術進步和調整發展路徑，我國可以把城市病的負效應降到最低，過度夸大城市病的負效應無異于因噎廢食。在這一最高層次上作出正確判斷，提高城市化自覺，才會有正確的城市化政策取向。

四、城市化態勢：冒進還是滯后？

形勢判斷是政策出臺的基礎依據。多年來我國城市化過快，冒進之聲強勁，對高層決策頗有影響。有城市化過快、冒進的形勢判斷，就會有城市化剎車、減速之舉。判斷我國城市化過快、冒進的依據無非是大規模農村人口進城沒有做到“有序”，城市基礎設施不堪重負，城市擁擠、污染加劇等，但這恰恰也可以成為判斷我國城市化滯后的依據。2000～2010年我國城市化率每年增加1.37個百分點，城市化速度較快，但判斷為過快依據不足，更不應稱之冒進。2010年我國產業非農化率已近90%，就業非農化率已達63.3%，而城市化率還不足50%，遠低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客觀要求的應有水平。事實上，一個大國的城市化本質上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城市化政策只能對其起延緩或者加速作用，但順應客觀發展規律的城市化政策將對抓住戰略機遇、減少城市化成本產生重要影響。以往10多年的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既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又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亦與我國多年被壓抑的城市化能量集中釋放密切相關。我國城市化總體上滯后于工業化進程的基本態勢還沒有得到改變。與此相對應，我國的城市數量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城市規模也不是大了，而是小了。我國的城市數量和平均規模將同向增長。預計2050年我國城市化實現之時，全國城市人口將達12億左右，城市數量將達2000座以上，將有十幾座千萬人口級以上超級城市，數十座300萬至1000萬人口級的特大城市和上百座100萬～300萬人口級的大城市出現于中華大地之上。

五、城市化轉型：速度導向還是質量導向？

我國經濟社會正處于全面轉型時期，轉型之說風靡各行各業和各個領域。我國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面臨著以農民工市民化滯后為主的諸多問題，包括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基礎設施供給不足、公共安全隱患、分配不公、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亟待改善、房價高漲等諸多現實挑戰，必須下大力氣去解決。但我國在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時，城市化質量也在不斷提高，上述城市化發展中的問題正在得到逐步的不同程度的解決（盡管速度和程度還不能令人滿意），也是不爭的事實。相對于完全的城市化，大量進城農民沒有獲得平等市民身份的“半城市化”（準城市化）是嚴重的缺陷，必須盡快采取措施加以解決。但“半城市化”畢竟比“農村化”前進了一步。以半城市化為由，為農民進城設置門檻，以期達到有序進城是南轅北轍，以農民工派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否定農民進城更不可取。近年來我國土地的城市化速度快于人口的城市化速度是事實，但應視為快速城市化階段的一種正常現象。因為土地是以宗地、小區、集中連片為單位轉變為城市用地的，而農村人口是以自然人為單位進城的，城市土地擴張先于人口進城在快速城市化階段具有必然性。至于建設低碳城市、生態城市等理念的實現，要依據不同的條件，分階段推進，還要支付一定成本，要依據不同的發展階段，賦予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等因素以不同的決策權重。所以現階段，我國是否有必要刻意出臺城市化轉型政策要慎重研究。以延緩城市化速度為條件向城市化質量轉型，還是在積極穩妥地推進城市化進程中提升城市化質量，筆者傾向于后者。

六、城市化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相輔相成還是非此即彼？

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是關系到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選擇，深化體制改革是加快經濟、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城市是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政策要在城市出臺，因為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的重點行業集中在城市。城市是知識創新和科技進步的中心，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主要平臺在城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擴大內需是戰略基點，而城市化是最大的內需，更是擴大國內需求的主要載體。以每年城市人口增加1500萬人、城市建成區面積擴大1500平方公里計算，僅城市新增公用基礎設施建設和滿足城市新增人口生產生活服務需求即有6萬億元人民幣的市場規模。城市是加快戰略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發展，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主要依托。工業化與城市化的良性互動，是低成本實現新型工業化的基本途徑。建設下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發展現代信息技術產業、健全信息安全保障體系、推進信息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城市是重心。同時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建設引領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開放區域，城市又是戰略高地。所以，積極穩妥地推進城市化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相輔相成的關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沒有城市化就沒有真正完整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七、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保護：彼此對立還是互為前提？

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建設生態文明、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關系人民的福祉和中華民族的未來。伴隨城市化進程的人口和非農產業的大規模聚集而來的是資源能源的大規模集中消耗和三廢的集中排放，這種三廢集中排放超過了自然凈化能力，又必然造成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系統的退化。隨著人們的環境質量意識和健康訴求的提高，城市污染越來越多地成為公眾關注的社會事件。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即城市的這種集中排放和污染又為進行集中治理污染、規模化治理污染提供了條件。城市是環境保護的重心，所以依托于城市的污染治理工程建設會更有效率，也更具有可持續性。城市產業集中，又是節能減排的重心，因而依托于城市發展循環經濟和資源綜合利用、集約利用更具經濟性和可能性。此外，城市人口集中，共用基礎設施配套完善，享受同等生活水平消費在城市比在農村更節約。國家選擇武漢都市圈和長株潭城市密集區作為推進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試驗區，正是對這種城市化與資源環境保護相互促進規律的順應。回顧城市發展的歷史，科學技術的進步、發展路徑的調整，是可以把城市污染降低到更低程度的。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城市污染是一個長期積累過程，治理污染也需要一個過程，我國要有所作為，積極創造條件縮短這一過程。但創造條件也需要條件。例如，治理機動車尾氣污染，限車限行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提高發動機性能和燃油標準、改進交通設施、規范行車是治本之策，但需時日。另外，我國人地矛盾尖銳，不改變數億農民以土地為生的格局，環境脆弱和生態敏感地區退耕不能與退人同步推進，建設美麗中國的目標將難以實現。而改變多數農民以土地為生的格局的根本途徑是城市化，生態脆弱、敏感地區移民的基本出路是進城。

八、城鄉一體化：如何統籌發展？

我國三農問題的難點和重點在于農民增收難，農民增收難的根源在于農民的數量龐大。調整農業結構、發展鄉鎮企業、減輕農民負擔等對農民增收不具全局性的持久意義。要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而減少農民的根本途徑是城市化。破解三農問題的總鑰匙不在農村，而在城市。我國農村的相對不發展，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的相對不發展，在于城市帶動農村的能力還不夠強大。以城帶鄉的前提是城市的率先發展，是城市的率先強大。在當代，農村再也不可能脫離城市，自我循環、自給自足地發展。農村土地、資金、勞動力等向城市聚集是社會生產力要素的優化配置，具有階段性的必然性。其對農村發展的負面影響是暫時的、局部的，正面影響則是持久的全局的。農村的發展要依賴城市為農業提供市場、為農村勞動力提供就業崗位，為農村和農業的發展提供物質技術基礎的支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核心是城鄉居民平等分享發展成果，而不是農村向城市看齊，也不是城鄉同步發展。一個長期受到補貼的農業是沒有競爭力的，也是不可持續的。所以和以農補工一樣，以工補農只能成為暫時的權宜性政策。城鄉一體化發展政策的基點，一是農村居民享有遷居城市的自主選擇權，二是已經進城且有穩定工作的農民工平等享有同城市民權益，三是城鄉公共服務的逐步均等化。但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要考慮農村人口正在大量減少的因素，要與增強城市綜合承載力統籌兼顧。統籌城鄉發展要改變的是城鄉二元制度，而不可能是城鄉二元結構。我國的城鄉一體化發展受到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和二元土地制度的強烈制約。不改變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就不可能順利推進城鄉統籌和城鄉一體化發展。

九、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怎樣相互協調？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是客觀規律，必須遵循。但以農業為基礎是方針，是政策，具有階段性，必須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調整。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是非農業發展和城市化的物質基礎，農業基礎穩定才有城市化的穩定發展。由于持續幾十年的農業基本建設積累和家庭經營體制的建設，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農產品基本供求關系發生根本性變化。目前，我國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的主要矛盾格局雖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城市化推進的硬約束已經解除，但我國農業還面臨著生產成本上升、資源環境約束趨緊、品種品質結構升級、對外依存度提高、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經營體制和流通體制有待改善、技術裝備和生產資料供給有待加強、科技和金融支撐能力有待提高等諸多挑戰，實現農業現代化才能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固本強基。農業現代化的主要標志是先進的物質技術裝備、完善的經營體制和流通體制、較強的基礎設施保障、較高的勞動生產率，以滿足社會基本需求的農產品穩定供給和生態環境功能的充分發揮。必須看到，農產品市場需求在一定時期內有一個合理的上限，大規模凈出口不是我國的市場優勢；農產品是有機物，不能長久儲存，農業不具物質財富的代際承傳和積累功能。農業現代化發展必須與城市化對農產品市場需求相適應，與工業化和城市化對農業技術、裝備提供的支撐能力相適應。城市化過度超前于農業現代化，由于失去基礎而無可能性；農業現代化過度超前于城市化和工業化，也是資源的一種錯配，由于缺少支撐條件亦無可能性。

十、城市化用地：會否威脅我國的農業安全？

土地是城市化的物質載體。城市化進程也是土地利用結構大調整的過程。滿足合理的城市化用地對農業生產有一定影響，但不構成對我國農業安全的威脅。其一，合理的城市化用地是更集約的用地。以城市化率80%、城市人均用地100平方米計算，我國城市化用地的上限約為12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不足1.3%，但容納了80%以上的人口和90%以上的社會產出，不僅是國土利用結構的優化，而且成為保護農業用地的重要前提。其二，在城市化用地增量與農村建設用地減量之間，存在著后者大于前者的置換關系。我國目前農村建設用地約16萬平方公里，城鎮用地不足5萬平方公里。實現城市化之時，若農村建設用地與農村人口同比例減少，則理論上將有10萬平方公里可轉變為農業用地，而城市化用地增量僅為7萬平方公里。當前城鄉建設用地沒有能夠實現及時增減置換，主要是因為城市化政策和土地使用制度調整滯后。其三，近十年來，我國耕地確有快速減少情況，但主要是退耕還林所致，另有農業結構調整、基礎設施建設占地以及災毀等原因，因為城市化用地而減少的耕地只占7%～8%。城市化要堅持節約用地、集約用地，抑制不合理用地，查處違規用地，懲處違法用地和以土謀私，但以保證農業安全為名限制合理的城市化用地則是本末倒置。

十一、城市征地拆遷：何以引發？

滿足建設用地需要是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順利推進的前提。我國實現城市化的用地增量按7萬～8萬平方公里計算，大約涉及近郊農村地區人口5000萬人。我國城市現有建設水平較低，建筑物質量大多不高，規劃布局多有不適應發展需要之處。危舊房、城中村、棚戶區的改造關系到公共安全和民生改善，公用設施改造升級，也要以拆遷為前提。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征地和拆遷是現代化建設的必要條件，也是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一種階段性的必然現象。城市建設征地和拆遷是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動和利益結構的調整，必然引發一系列社會利益矛盾和各種思想觀念的沖突。回避或夸大征地拆遷中的矛盾沖突，均無助于問題的解決；以維護社會穩定為名，否定征地拆遷，更沒有出路。正視利益矛盾和沖突，采取正確的政策措施，協調征地拆遷中的利益關系，化解社會沖突，我國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才有光明的未來。分析城市征地拆遷中的相關利益主體及其訴求，矛盾沖突的根源不外乎對自身利益的訴求，核心問題在于征地拆遷后土地升值收益的合理分配，重點在于失地農民合法權益的保護。這里的直接相關利益主體既包括近郊農村居民和城中村（或半城中村）居民、企事業單位、地方政府、征地拆遷和開發企業，以及土地的最終使用者，也包括間接相關利益主體，即整體的市民和整體的農村居民。各個相關主體的利益訴求沒有誰是誰非的區別，只有合理度的把握，關鍵要通過對話溝通，達成對土地收益分配的共識，而關鍵中的關鍵是地方政府既要代表社會整體利益，實現土地稅費收入的最大化，又要創新制度和機制，協調相關主體的利益訴求，做好征地拆遷中規則的制定者、執行者和監督者的多重角色，實現和諧征地、共享共贏。

十二、農民工現象：是社會的進步還是倒退？

滿足合理的城市化用地不會危及我國的糧食安全。同樣，大規模的農民工進城也不會危及我國的農業安全，因為限制農民大規模進城的依據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即已不復存在。進城的農民工是農業勞動力剩余部分，對農業勞動力的供給影響甚微，我國農民工進城與農業穩定增長多年并存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青壯農民工進城降低了從業農業勞動力平均素質，但隨著農業技術裝備水平的不斷提高又為“3861部隊”勝任農業生產提供了可能。對于一個家庭來說，青壯年外出務工，婦女老人在家務農，農業收入不減，又有一筆務工收入，這是家庭成員的合理分工；對于社會來說，較高素質的農民工就業于非農業崗位，由“3861部隊”從事農業生產，是社會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我國農民工回鄉創業，會有出現，但只是少數，不會成為主流。農民工進城就業、創業的空間和成功概率遠較農村為大，但農民工進城就業與市民就業的正面沖突概率較小，因為農民工就業的多是市民不愿意從事的崗位。農民工已經成為城市產業工人的主體，城市的運行和發展再也離不開他們。與農民工現象伴生的農村留守兒童、空巢家庭和夫婦分居等問題，是社會之癢，但是屬于發展中派生的問題，根源在于滯后的城市化政策。農民工進城是理性的自主選擇，為的是追求更高的收入和美好的生活，是社會的進步，而不是社會的退步。應該看到，農民工現象的存在客觀上降低了城市用工成本，提高了城市效益，但派生的社會成本往往由農民工及其家庭單方面承受，凸現了我國社會政策的深層結構性矛盾，加劇了城市化政策調整的緊迫性。

十三、農民工市民化：關鍵何在？

農民工的市民化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對于防止城市內部出現新的二元社會結構、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關鍵意義。農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礙不在于農民工自身，而在于城市的接納，在于城鄉制度的壁壘。農民工融入城市的主導權掌握在城市政府之手。由于體制的慣性和利益結構的剛性以及改革的難度，農民工的市民化將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分步實施的過程。農民工平均素質較低，主要就業于低端工作崗位，收入水平受到限制，其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也有一個與城市相適應的過程。第一代農民工必須接受的這種城市化洗禮，是痛苦的，充滿著社會不公，但客觀上又使農民工進城變得相對容易，成為第二、第三代農民工融入城市、成為市民平等一員的階梯。基于現行體制制度和城市公共財力的可能性，作為第一步，可以考慮首先對在城市工作年限較長、崗位和收入相對穩定的農民工實行市民化政策，優先解決他們的社會保障和子女上學等現實問題。同時積極創造條件，拆除城鄉戶籍制度壁壘。以土地換社會保障、換職業培訓不失為促進農民工市民化的一種社會震動較小的方案，其要義不在于對農民工土地合法權益的剝奪與否，而在于是否由農民工自主選擇，但關鍵還在于農民工流入的城市與流出地區之間利益關系的調整，在于有大量農民工進入的城市政府的決心及其公共財力的可扶持能力。

十四、鞭笞“城市化不等于房地產化”：背后動機何在？

國家推進城市化政策取向更加明晰以后，學界即出現了“城市化不等于房地產化”的立論。何為房地產化，未見定義，除立論提出者以外也未見任何人使用過。眾所周知，房地產行業、房地產政策、房地產調控等與房地產化不是同一概念，且也未見有人主張“城市化等于房地產化”，所以“城市化不等于房地產化”的立論雖然正確，但屬無的放矢。筆者猜想，鞭笞“城市化不等于房地產化”的背后動機在于告訴世人，即使積極穩妥地推進城市化，房地產被嚴重擠壓的地位也不能改變，最嚴厲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也不能松動。事實上，房地產業是否被政府政策（文件）和教科書賦予基礎產業或支柱產業無關緊要，但房地產業是上下游關聯度高的產業，是為人民生產生活活動建設場所的部門，則是確定無疑的。城市的外在物理表象是各種建筑物的排列組合，房地產業把各種要素組合起來，建設成各類房屋等建筑物，滿足社會需求，是為城市化提供物質基礎的重要產業。房地產業雖被劃為第三產業，但符合實體經濟定義，而非虛擬經濟。房地產業的主要產品是住宅，住宅首先是消費品，其次才是置換品。我國居民購房的主體是自住需求，保值增值是第二位的。在我國居民吃穿等物質消費基本得到滿足的情況下，改善居住不僅成為消費結構升級的重點，而且是普通家庭的第一消費支出。在城市化加快階段，房地產業是擴大內需與改善民生的重要節點。我國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是完成工業化、實現城市化階段的必然要求，與經濟過熱、產能過剩、通貨膨脹等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房地產政策不應、也不可能成為宏觀經濟調控的應急工具。房價、地價背后是復雜的社會再分配關系，土地財政是實現社會再分配的杠桿，關鍵是如何改進和用好的問題，而不是簡單的貶損和否定。套用發達國家已經高度資本化的房地產市場參數，誤判我國房地產形勢，甚至把房地產妖魔化，除了發泄情緒、吸引關注以外，不會有任何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