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對象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社會治理對象，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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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管理強調政府行政管理，社會治理則強調居民自治和社會共治。是由多元主體共同進行的以法律為依據的綜合治理。對社會體育而言，應該進行如下管理模式的革新。一是居民體育自治模式的建立。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于行政主導的工作模式，忽略群眾的自主、自治能力，有時甚至害怕群眾自發開展活動，怕給政府帶來麻煩。建立居民體育自治模式就是要充分發揮居民自主開展體育活動的積極性，為居民的自發性體育活動保駕護航。同時，通過制度性安排，使居民體育逐步形成自律和互助的活動形態，達到居民體育自治的理想狀態。二是要在社區及以上層面實現政府與社會體育組織共治的新型管理模式。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是政府職能轉移，也就是說，政府應該將社會體育管理改為與社會體育組織共治的管理模式。由于社區體育已經出現部分自治管理形式，有一定的共治基礎，因此，可率先在社區層面推行體育共治模式，由社區體育組織走到前臺，協助政府實施社區體育治理。然后再縣、地、省層面實施共治管理模式。在社會體育組織參與共治的過程中，要解決好政府部門與社會體育組織的關系，發揮社會體育組織的治理積極性。

2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主要是轉變社會治理方式，社會體育也需要轉變體育治理方式

2.1堅持系統治理，把社會管理從政府單向管理向政府與社會多元主體共同治理轉變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是要把社會管理從政府單向管理向政府與社會多元主體共同治理轉變，因此，如何共同治理將成為今后社會治理的新課題。在由政府與社會多元主體構成的治理體系中，政府部門應該建立與其他主體的合作伙伴關系，分工負責，共同實施社會治理。政府在整個社會治理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但不是領導作用，政府作為治理主體之一與其他主體是平等關系，而不是其他主體的主管領導。從社會體育系統治理看，首先要建立多元主體共同治理體系。這里的多元主體是指包括政府主管部門在內的相關利益群體。如社區體育治理應該由社區行政與社區體育服務組織共同進行治理；老年人體育治理就應該由政府主管部門與老年人體育協會共同進行治理；區域社會體育應該由地方政府與地區體育服務組織共同進行治理。其次，系統治理要有明確分工，政府與多元主體各司其責，互相配合，實施共治。政府部門盡可能退到后臺，發揮調控和協調作用。比如，不同利益群體間產生矛盾時，政府部門可以進行調解，但要避免政府部門過多干預的情況再現。再次，系統治理過程中，要體現民主協商的運作機制特征。即在多元主體的共同協商下確定治理方式，產生分歧時通過民主的方式做出決定。要避免行政決定、其他組織執行的傳統管理模式再現。

2.2堅持依法治理，把社會管理從行政管理向法治保障轉變

堅持依法治理，就是要加強法律規制在社會活動中的作用，用法律來約束人們的社會行為，用法律來監督管理者的治理行為。依法治理還要把社會管理從行政管控向服務保障轉變，鼓勵人們依法開展各種社會活動。過去，政府用行政管理手段進行社會管理，管了很多不該管的事，也引起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因此，社會體育的依法治理就是要改行政管理為法制管理；改一方管一方為法律管雙方；改行政管控為服務保障。由行政管理向法制管理轉變，首先，要求建立健全社會體育法律法規體系，這是依法治理的基礎。其次，要學會以法律為準繩，以法規為標準進行社會體育治理，要減少對社會體育活動的行政干預，實施法制化管理。要充分信任人民群眾，在法律的框架內，放手由民眾自主地開展體育健身活動，促進全民健身活動的蓬勃發展。由一方管一方向法律管雙方轉變，就是要改變政府與民間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把雙方都納入依法治理的體系中去，又都在法制的監督之下。雙方既是合作方，又是監督方，各自都按照法律的規定行使自己的權利，又通過互相合作，促進社會體育的發展。由行政管控向服務保障轉變，是要改變以控制為手段的管理方式，減少對社會體育活動的限制。通過提供服務保障等方式，為社會體育活動保駕護航。過去，社會體育發展中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其原因與簡單管控方式有很大關系，即要么不許亂說亂動，要么放任不管。其根源還與行政思維模式有關，即管理就是控制。因此，由行政管控向服務保障轉變，不僅是轉變方式，更是轉變思維。

2.3堅持綜合治理，治理手段從單一行政手段向多種手段綜合運用轉變

堅持綜合治理，就是要改變過去單一采用行政手段進行社會管理的簡單管理模式，采用“多管齊下”和“多策并舉”的綜合治理手段進行社會管理，以期獲得最佳治理效果。由于行政管理手段多為強制性手段，不適合用于作為生活方式的社會活動管理，而社會治理由于采用綜合治理手段，效果和感覺會更好。從社會體育治理角度看，除了行政手段外，還有法制、道德、規范、文化、教育等多種管道可以規范體育行為。這樣，不僅可以在制度上約束人們的行為，也可以在思想上引導人們作出正確的價值判斷，還可以在輿論環境、文化習俗以及教育培訓等方面齊抓共管，使人們從內心認同社會治理模式，接受外部環境壓力，達到自覺、自律的社會效果。社會體育治理還應該采用多策并舉的方式進行管理。如調整社會體育政策，并通過優惠政策引導社會朝有利的方向發展。再如制定發展策略來推動社會體育的進步，像扶持體育創新、支持有組織體育活動等，一定會帶動社會體育的發展。還有改變行政主導的活動開展方式，放手讓相關體育協會自主開展活動，政府對符合法律規定的體育組織活動給予經費、資源等方面的支持。再有通過構建、完善公共體育服務體系來推進全民健身活動的開展。總之，要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與時俱進，通過有效的方式方法完善社會體育治理。

2.4堅持源頭治理，把治理關口從事后處置向事前和事中延伸轉變

堅持源頭治理，就是要把治理關口從事后處置向事前和事中延伸轉變，因為“亡羊補牢”式的事后處置方式對已經造成的損失無能為力，采用前置治理和事中治理可以避免或減少損失。前置治理主要指決策前要廣泛聽取群眾意見，經過充分論證和必要聽證，確保決策符合客觀實際，符合群眾需求，符合國情、國力等。事中治理主要指均衡各種利益訴求，及時解決利益沖突與矛盾，增強社會和諧，激發社會的活力等。源頭治理講究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從社會體育的前置治理看，就是要把與群眾聯系的窗口設到老百姓身邊去，方便群眾反映情況，方便政府了解情況，方便各方的溝通和互動。具體講，就是要在社區層面設置公共體育服務平臺，傾聽百姓的呼聲與需求，有針對性地服務。源頭治理還應該建立智庫機構，為政府提供決策咨詢，以保證決策的科學性。政府部門在決策前，要請科研機構開展決策咨詢研究，提出可行性報告，在有把握的情況下再去召開聽證會，征求民眾的意見。從社會體育的事中治理看，就是要堅持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以民眾利益為重，均衡各方利益，促進社會和諧。在社會體育活動中產生的沖突與矛盾，大都為人民內部矛盾，可以通過調解和深化服務得到解決。在調解群眾體育矛盾時，可以通過群眾體育組織進行勸解，也可以通過組織間的談判獲得和解。總之群眾利益矛盾在自治組織的范疇內解決比較有利。堅持源頭治理，還要做好激發社會體育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的機制，以及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工作，實現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

3創新社會體育治理體制的幾點建議

3.1轉變社會體育管理觀念

從傳統管理到社會治理，意味著治理主體、治理的目標、方法等方面都要發生轉變。因此，政府主管部門及社會體育服務組織首先要轉變思想觀念。一是要學習“社會治理”理論和方法，明確社會治理的目標、內容、方法及組織運作模式等，為創新社會體育治理奠定基礎。二是要明確政府職能轉變方向，建立多元共治及群眾自治的社會治理理念，積極推行社會體育領域的治理。三是要建立綜合治理的基本觀念，改變單一行政和行政主導的管理方式，實現社會體育綜合治理的新格局。

3.2改革社會體育體制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不僅是理念的更新，也是管理體制的創新。從社會體育共治的要求看，社會體育組織全面參與體育治理是社會體育體制改革的第一步。政府部門必須盡快做好職能轉移的安排，在社區層面實現基本自治，即可以讓群眾自治的部分，交給群眾進行自我管理，如健身團隊、基層體育組織管理等，暫時有困難的，交給社區體育服務組織進行管理。在縣及以上地區實現基本共治，即由政府主管部門與相關體育組織共同進行社會體育治理，并在治理過程中，逐步放手讓社會體育組織獨立承擔體育活動的開展與維護，政府部門把精力更多地用于政策與規劃的制定與體育發展的宏觀調控方面，通過協作共治體制的建立與完善，促進社會體育的和諧發展。

3.3調整社會體育機制

要調整縱向等級管理機制，采用扁平化運作機制，使各個層級都有根據自身條件自主開展體育活動的權利，充分調動各個層級的積極性，實現群眾體育自治的良好局面。要調整社會體育的信息溝通機制，建立包括自下而上渠道的雙向型體育信息通道及信息處理機制。要調整按規定辦事的固定程序管理機制，實行目標管理機制。要減少程序約束，改革評價方式。要調整行動激勵機制，比如通過政策引導，鼓勵體育創新等。推行調研活動，及時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要完善績效考核、群眾評議和反饋等機制，促進社會體育的良性發展。3.4培育社會體育服務組織長期單一行政管理模式造成我國社會組織的弱化，對社會體育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形成一定的困難。要提高社會體育組織的社會治理能力，必須有一個培育過程。首先，可以采用購買服務的方式把公共體育服務項目交給社會體育服務組織，并通過建立績效考核、評價機制與監督制度，確保社會體育服務組織為群眾提供優質體育服務。其次，可以采用委托管理的方式將若干社會體育治理項目交給社會體育服務組織，政府主管部門通過業務指導幫助社會體育服務組織提高社會體育治理能力，并逐步放手讓其獨立開展工作。再次，可以發揮社會體育服務組織的中介作用，即政府通過其傳達政策法規及其他社會治理信息，群眾通過其轉達對社會體育治理的意見與建議，使其成為政府與群眾聯系的紐帶。

4結論

4.1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對社會體育發展與改革具有重要影響，社會體育管理必須盡快向社會體育治理轉變。社會體育治理須從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等方面進行改革創新。

4.2社會體育轉變治理方式要堅持系統治理、堅持依法治理、堅持綜合治理、堅持源頭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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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鄉村社會環境和鄉村社會本身兩個方面動身，討論封建思想文化傳統對作為社會個體的人及其行為的影響所在，尋覓鄉村社會法治建立中去封建化影響的切入點，為鄉村社會去封建化道路選擇起點位置和要去封建化的對象目的.

雖然封建政權在我國消亡已有百年，但兩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文化傳統在現代中國身上的烙印卻仍然鮮活，它觸及的范疇是全方面的:更由于我由鄉村社會的特殊復雜性，使得鄉村社會法治建立中去封建化影響成了一個耐久而普遍的請求，一個重要而艱巨的任務。去封建化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找到鄉村社會中需求去掉其影響的那些封建思想文化傳統。封建思想文化傳統是一個統稱的概念，泛指在封建社會中構成的各種認識、思想、文化和在其影響下構成的各種行為形式、習氣和傳統。它其中當然不乏各種真善和理性的文化和思想，而作為去封建化的對象，是指那些仍然延生在鄉村社會中，成為了鄉村法治建立的障礙，與民主、進步和文化相對立的封建思想文化傳統。

一、鄉村社會大環境中的封建思想文化傳統及其影響

(一)封建功利主義思想

封建功利主義思想是中國社會自古以來為官者和受功利主義教化的人們頭腦中最根深蒂固的局部，它直接影響到作為社會個體的每一個人的行為。它常常使人們的行為趨于功利化，為了到達名利和私欲的目的，想方設法來躲避不利、以至是不惜地蹂躪法律，這樣以來它就成了某些違法立功的思想本源。在鄉村社會上層的官員中，追求作為功勞化、政績化的功利主義思想和行為大量存在，極大的障礙了鄉村社會的正常開展和法治化進程。如今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惡圈土地，犧牲鄉村和農民利益搞城市開展:人為地限制司法等機關接訪、接訴、以至是干預司法來降低本地域發案率，以彰顯社會調和穩定:支配媒體封鎖音訊，瞞報礦難、事故、惡性事情的發作和死亡人數等現象直接和某些官員出于維護本人的政治出路和經濟利益相關聯。他們的功利第一位思想形成了對農民利益的嚴重冷漠，而且在事實上也損害犧牲了農民的利益。由于農民的特殊弱勢位置和逐步擴展的國度行政權利，在一定水平上給了官員們的功利主義思想進一步開展的時機，如不加以控制，它所形成的鄉村社會問題將愈加凸顯和鋒利，近一年發作的多起群體性農民事情便與之不無關聯。

(二)官本位及特權思想

在封建社會中，做官就意味著將具有比普通老百姓更多的預期財富，更高的身份位置和更多的特殊權益。由于為官者和普通百姓對官的膜拜，整個社會構成了官貴民賤的思想，產生了賤民文化。官本位及特權思想越開展，賤民文化就越盛行。在社會文化不時開展的當今中國，這一思想及賤民文化現狀卻沒有幾改動，更由于鄉村社會和農民的特殊狀況，被灌輸了賤民思想的他們以至沒有勇氣來打破這一等級觀念，行為做事時戰戰兢兢唯恐本人賤民身份的暴露，而這又進一步滋長了官本位及特權思想的滋生和蔓延。

與官本位及特權思想嚴密相連的是強權思想，強權思想常常又會招致強權行為。位置和身份上的優勢，普通會讓官員們行為時考慮的是“我怎樣怎樣樣，你們該怎樣怎樣樣”，他們從認識中蔑視別人權益，藐視法律和國度，以為本人就是法律。加上農民的順民思想，為官者在運用本人權利時通常也會呈好事多磨之態，但有時也會有少數“刁民”會不為所順，這些他們所謂的“刁民”也就當然成了他們強權打壓的對象。由于“刁民”們冒犯的是他們的當官的威嚴和權威，觸及的是他們當官的利益，所以這種打壓也就是來自他們關于本人官員身份、特權和利益的維護，而絕不是什么國度公共利益和司法的選擇。

二、在鄉村社會內部，大量的封建思想文化傳統余孽仍在活潑，這些農化思想認識成為了鄉村社會本身文化開展的障礙和鄉村社會法治建立道路上難以沖破的樊籬，當然也就成為了去封建化的對象

(一)農民階級的順民認識和違法傳統

“公民”一詞早己在我國運用多年，它貫徹的是一種對等和公平的思想，泛指一切生活在一國范疇內的具有該國國籍的人。同樣在我國，公民這一概念當然也包括一切的農民，但要真正說道現階段鄉村中的農民群體，這個弱勢的群體，我想沒有比“農民階級”和“農民階級”更適宜的用語了。

我國社會的農民弱勢位置這一現狀由來己久，封建社會的賤民文化加上建國來長期的以犧牲鄉村利益來推進城市開展的政策傳統，使得農民階級早己習氣了本人的社會此等位置，他們安于現狀，只需本人最根本的生存利益有保證，他們樂于承受來自各方面的請求和義務，因而他們不斷被奉為最違法的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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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個體知識分享；計劃行為理論；組織社會資本；影響機理

1引言

個體知識分享并不是自然發生的，它是個體在復雜環境影響下產生的行為。許多學者基于心理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理論對其進行了研究。鑒于知識分享的社會化性質，基于社會學理論的研究受到較多關注，人們利用社會交換理論、社會資本理論等對知識分享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社會資本理論認為組織社會資本能夠通過更成功的集體行動創造價值，影響組織內資源交換的數量和范圍，并通過影響知識交換和整合的動機、機會和能力影響智力資本的創造。那么，組織社會資本通過何種路徑以及如何影響知識分享動機的產生，在現有的文獻中并未做詳盡說明。本文借助計劃行為理論對行為產生的心理學解釋，說明組織社會資本影響知識分享的原理和過程。

2個體知識分享行為產生的心理學闡釋

個體是否分享他們工作中的知識，取決于他們的知識分享態度，行為態度影響行為意圖從而影響行為，因此應研究影響個體知識分享態度的因素。知識分享不會自然發生，個體致力于知識分享的意愿是持續知識分享行為的關鍵，因此個體知識分享的意愿或動機成為行為發生的源泉和起點，知識分享研究的重要部分是識別何種刺激能促使個體產生分享知識的意愿。個體行為意愿在心理學中有許多探討，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plannedbehavior，tpb)克服了期望理論、理性行動理論(theoryofrationalaction，tra)等的缺陷，系統全面地分析了個體意愿的產生。

tpb是在tra之后由ajzen[11991年創立，它彌補了tra假設的缺陷，期望能夠對個體行為的預測及解釋更具適當性。根據tpb，影響行為的因素是行為意愿，而意愿又受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其中，行為態度是個體對執行某特定行為喜愛或不喜愛程度的評價，它受行為信念影響；行為信念是個體擁有的行為結果發生的可能性及對結果的評價。主觀規范是指個體在決定是否執行某特定行為時所感知的社會壓力，它反映外部環境對個體行為決策的影響，受社會標準規范的影響。知覺行為控制是個體感知的執行某特定行為時的難易程度，它反映個體對促進或阻礙行為執行的因素的知覺。當個體認為掌握的資源與機會越多，所預期的阻礙就會越少，則知覺行為控制就越強。

根據影響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的因素，如果個體所在的社會群體在價值觀念、主觀規范、共同信念等方面認可知識分享行為，個體感知的外部因素(組織規范、價值觀念、組織結構、組織氣氛、組織支持等)能夠支持、促進知識分享行為，行為者認為通過該行為實現目標的概率大而且結果不會對自己不利，則個體的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就越正向，從而就越有利于知識分享意愿和行為的產生。

3組織社會資本影響知識分享的路徑分析

3．1組織社會資本

由于對社會資本研究的主體和視角不同而產生了不同的概念表述。leana等2002年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共有資源而非某個體或團體所控制，組織層面的社會資本是企業內反映社會關系特點的資源，它通過成員層次的共同目標和共享信任實現，通過有效的集體行動創造價值，是有益于組織(為組織創造價值)和員工(提高技能)的一種資產ⅲ。該觀點同時強調社會資本的公共物品性和私人物品性。adler等認為社會資本因關注主體內部還是外部的關系的不同而不同，員工企業內社會資本對員工來說是外部的但對企業來說是內部的，內外觀點不是相互排斥的。集體內部“膠粘”(bonding)而成的社會資本，是內部成員或群體間的組織內聯系結構，能夠增強集體凝聚力，促進對集體目標的追求。

本文借鑒leana等1998年的定義，認為組織社會資本是反映組織內社會關系特點的資源。它通過組織成員的共同目標和共享信任實現，同時擁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特征，既有利于組織也有利于個人。它既有“膠粘”而成的社會資本性質，能夠給予集體凝聚力，促進集體目標的追求和實現，又有強聯系的特征，利于組織內復雜信息和隱性知識的傳遞。

3．2影晌路徑及模型建立

1998年nahapiet等從社會資本自身特性出發，將其劃分為3個維度：結構維度、關系維度和認知維度。結構維度是把社會系統和關系網絡作為一個整體，描繪個體或單位間的聯系模式，說明可以聯系誰及怎樣聯系，重點分析網絡特點如聯系的強弱、網絡的密度、中心性、互動等。關系維度則描述了人們通過長期過程發展起來的信任、認可、認同的人際關系網絡，強調影響行為的特殊關系比如尊敬、友誼、信任、共享等，說明整個網絡聯系的本質和質量。認知維度是指網絡成員間的共享語言、編碼、價值觀念等，有助于成員進行更有效的溝通和交流，能促進利于整體目標的個體或群體行為。這3個維度的劃分為社會資本在組織理論和管理學中的應用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分析和測量框架哺]，是檢驗組織內社會資本的一個非常理想的模型。

組織是由眾多節點構成的網絡(內部網絡)，員工、部門等節點在正式關系的基礎上形成了非正式的社會關系網絡，構成了組織社會資本。組織社會資本同樣可從結構維度、關系維度和認知維度進行分析。結構維度表示組織內節點的聯系模式、網絡密度和互動強度，關系維度表示成員問、成員與組織問的信任程度和聯結性(associability)，認知維度則是組織成員的共享語言、編碼、價值觀及愿景。組織社會資本的3個維度構成并說明了組織內的社會關系環境，它們通過對行為信念、標準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進而影響知識分享意愿及行為的產生，如圖1所示。

4組織社會資本影響知識分享的具體過程 

4．1結構維度對知識分享的影響

結構維度是由雙邊互動和多邊互動形成的網絡，互動是結構資本形成的基礎。互動為信息流動和信息獲取提供了機會和渠道。通過互動，知識發出者可以了解組織、同事和上級對知識分享行為的看法，判斷組織和上級對知識分享的贊成程度以及給予的評價和獎酬、個人分享知識后的得失情況，從而形成對該行為的好與壞的判斷。經常和親近的社會互動還可以促進互相了解和理解，分享共同的信息，形成共同的觀點，達成對知識分享的共識。互動關系不僅交換與工作有關的信息和資源(如任務建議和戰略信息)，還會傳播與組織有關的集體規范、上級支持、組織支持等信息，利于形成個體與組織一致的主觀規范和價值觀念。另外，互動增加的溝通機會，可以降低知識發出者的知識發出成本和接受者的搜尋成本，提高個體感知的環境支持及控制水平，提高個體通過行為實現目標的概率。因此，結構維度從態度、規范和感知等不同方面促進分享意愿的產生。

4．2關系維度對知識分享的影響

關系維度說明了整個網絡關系的質量，其核心是信任關系和聯結性。由于知識分享的風險及成本，知識發出者會判斷知識分享行為的影響。互信關系可以減少發出者對分享伙伴機會主義行為的恐懼，增加對方的可預測性，不必擔心別人占他的好處，從而提高知識分享的信念，改變知識分享態度。coleman曾指出，社會資本會促使人們在信任的基礎上付出自己的幫助和行為，并相信未來會得到回報。如果沒有一定程度的信任，組織就不會存在。同時，互信關系利于形成對事物的共同判斷，產生共同信念和規范。共同信念和規范可以促進組織成員大膽地說明自己的想法，勇敢地從事有利于組織的行為而不必擔心環境會產生副作用。互信關系可以使下級信任和感知到組織和主管的能力、品德，感知到組織制度的公正性及對個體行為的支持，進而提高感知的行為控制強度。聯結性是個體將個人目標服從或聯結于集體目標的程度。個體不僅有接受共同目標的意愿，而且還有定義共同目標的能力。良好的聯結性使個體行為更符合組織的要求，進而得到更多組織支持，個體知覺行為控制增強。

4．3認知維度對知識分享的影響

認知維度主要是共享愿景和語言。共享愿景體現了員工共同的目標和期望，可以避免成員交流與溝通中的誤解。在共同目標和期望下，員工更愿意成為工作伙伴，不會害怕某人對利益的追求而傷害自己，使個體對行為結果產生積極判斷，并產生積極的分享態度。

語言和編碼是溝通、交流和信息交換的首要工具，可以減少溝通障礙。它們也是對外界環境進行評價的工具，共享的語言和編碼有助于雙方對共享知識進行評價，了解雙方的知識供需，減少雙方行為時間，提高雙方的知識分享興趣。共享語言和編碼還可以提高雙方的知識傳遞能力和吸收能力，提高個體知覺行為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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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要：《福樂智慧》是維吾爾族歷史上的一部文學名著，書中蘊含著豐富的倫理思想，而和諧觀是貫穿全文的一條主線，具體體現在和諧、有序、知識、知足等四個方面。這些倫理思想對我們今天構建和諳社會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福樂智慧》是維吾爾族文學家、政治家優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公元十一世紀我國歷史上的喀喇汗王朝時期用回鵲語(古代維吾爾語)寫成的一部古典文學名著。《福樂智慧》集中概括反映了當時深刻的社會現實，為當時的統治者提供了一部治世方略。但又不局限于此，其中所蘊含的豐富的倫理思想至今規范影響著維吾爾族的社會生活，道德生活。在當今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重新挖掘《福樂智慧》中蘊含的與構建和諧社會一致的倫理思想內涵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福樂智慧》中蘊含的倫理思想

    (一)和諧共處

    構建和諧社會蘊含著豐富的內容，提倡多種文化的和諧共處、各階級之間的和諧共處無疑是最根本的，而這種和諧共處的思想在《福樂智慧》中是有所表現的。

    首先，從《福樂智慧》的成書來看，《福樂智慧》是在吸收多元、異質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當時喀喇汗王朝政治文化中心喀什噶爾是多元文化匯集的中心，作者優素甫就生活在這里，在這里受到伊斯蘭文化、中原文化等異質文化的熏陶，寫成了這部著作。品格開放善于吸收異質文化，絢麗多彩的維吾爾族文化正是在這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福樂智慧》就是當時維吾爾文化與異質文化和諧共處的果實。

    其次，從文章的具體內容來看，和諧相處的思想在文中體現的更為豐富。作品中的四個人物形象個個都是道德的典范象征，相互之間的交往象征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坦誠，他們的友愛是十分純潔的。《福樂智慧》中在提到國君應具備的條件時說:“態度要和諧，語言要甜蜜，性格要溫善，行為要端正，心胸要謙虛，出手要大方，對人民要慈惠宏仁。”這些品質都是強調國君要處理好與大臣、臣民等各種人之間的關系。

    (二)有序

    構建和諧社會是要求社會處于一種有序運行的良性狀態，這種有序的思想在《福樂智慧》也有體現。這與我們所倡導的和諧社會理念也有相同之處，筆者認為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規范秩序健全，人與自然、社會和人與人和睦相處，社會休系內諸要素總體上處于穩定的態勢的社會。

    首先，從成書的背景來說。喀喇汗王朝時期社會處在不安與動蕩之中，為追逐權力和財富而導致的戰爭和動亂，以及貫穿其間的陰謀離間、兇殺背叛等各種各樣的丑行使國家喪失了正常的秩序。這種混亂狀態使人民生活無法保障，當時維吾爾族思想家把這一切都歸罪與人品質尤其是統治者的品質，所以他們設想追求一種以倫理為紐帶，以法律為支柱的制度來整治喀喇汗王朝的社櫻，傅使整個社會處于有序運行的狀態，《福樂智慧》正體現了這種理想與要求。

    其次，從實現有序的憑依來說。要想維持社會的秩序，法律無疑是根本保障。《福樂智慧》強調首先必須確立社會公認的法制，再而要公正嚴格的執行法制;最后應該誠實地服從法制。即要做到有法、執法、守法三者相結合。《福樂智慧》中指出法律是支撐整個社會的支柱“明主啊，你若要國柞長久，須推行良法，保護黎民。”

    (三)智敖、知識

    和諧社會是一個提倡發展科學文化知識、充分實現了各盡其能、人盡其才的社會，沒有對知識和人才的尊重構建和諧社會是不可能的。人盡其才不僅是構建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的保障，也是其目的。

    而知識正是《福樂智慧》一書中討論最多的又一個話題，書中闡述了知識與個人品質，知識與國家法制，知識與人生，知識與社會、生活的關系等等。如:“智慧使人高升，知識使人高大，借此二者，世人方能非同凡響。”書中始終在強調不論是國君還是臣子都要憑借智慧和知識才能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才能治理好國家，并將知識與智慧作為法律和道德規范得以實施和推行的保障。

    作者這種提倡學習知識，重視智慧的思想在書中就具體體現在重視人才。作為一本為統治者提供治國方略的著作，作者希望國君能近賢者、遠小人，尊重、珍惜人才。作者在書中還依次論述了侍臣、秘書官、外交大使等應具備的條件，反復說明高尚的品行、廉潔奉公、忠誠可靠、知識豐富應該是上述這些人具備的主要品行。

   (四)知足

    構建和諧社會與人的心理狀態息息相關，一個物欲橫流的社會不可能和諧的，所以構建和諧社會要提倡“知足”的理念，“知足”不是指消極意義上的不思進取，而是一種對個人的欲望的節制。

    要想實現優素福所勾勒的和諧的理想社會，“知足”這種倫理道德也是必不可少的。社會要安寧，要維持正常的秩序，僅靠國家法律的強制力是遠遠不夠的。和諧是整個社會的和諧但也必然是具體到每個個人的和諧，對單獨的個體來說，要保持身心的和諧，沒有過多貪欲尤為必要，所謂“知足常樂”，作者由此提出了“知足”的倫理思想。

    “要知足，知恥，態度和藹，語言和舉止要正大光明。”那么如何做到“知足”呢?《福樂智慧》中認為“智慧”是人類行動的最好制約。書中要求從君王到大臣必須有理智，對感情、情緒等采取節制的態度，對自己的言行要慎重。“處理諸事要憑借知識，知識能使萬事有美滿結局。”

    書中有一人物就是“知足”這個理念的代表人物，那就是“覺醒”。“覺醒”因看破紅塵，以理抑制欲，才遠離人世，他以為今世的生活只是虛偽的享樂。

二、《福樂智慧》體現的倫理思想對構建和諧社會

    以上主要論述了《福樂智慧》中作者優素甫·哈斯·哈吉甫為實現他所希望的理想社會而提出的最重要的幾種倫理道德即和諧相處、有序、公正、智慧、知識和知足，作者認為要實現和諧的理想社會這些倫理思想是前提。而這些倫理思想對我們今天構建和諧社會也是有重要意義的。

    《福樂智慧》中提到的和諧相處與我們今天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內涵是相同的。也就是說社會同一切與自身相關的事情都保持一種協調狀態，包括社會與自然環境、政治文化之間的協調，更具體一些說也就是社會的各個群體能夠實現良性的互動，整個社會能夠表現出一種公正的狀態，社會能過實現安全的運行和健康的發展。

篇5

關鍵詞：維果茨基；中介；語言；最近發展區

一、社會文化理論

以Vygotsky為代表的社會文化理論認為知識的建構應在社會和文化的環境下，以語言和社會活動為中介，強調社會環境在人心理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并闡明認知與發展的關系。Vygotsky（1994）用文化歷史發展觀研究人的心理，開創性地揭示了心理發展的兩條基本規律：其一是人所特有的被中介的心理機能不是從內部自發產生的，而只能產生于人們的協同活動和人與人的交往之中；其二是人所特有的新的心理過程結構最初必須在人的外部活動中形成，隨后才可能轉移至內部，成為人的內部心理過程結構，即內化的過程。

二、社會文化理論下認知發展的理論基礎

2.1 中介。中介是社會文化理論中最核心的概念。維果茨基認為，在兒童成長的過程中，由生物因素決定的低級心理機能（包括聽覺、視覺、自然記憶等）會被保持并發展成更復雜的由社會文化因素決定的高級心理機能（包括邏輯記憶、有意識的注意、概念思維等）。在高級心理機能發展的過程中，社會文化環境是首要的、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低級心理機能向高級心理機能的轉化是通過高級文化工具（語言、計算和邏輯等）的中介作用來實現的。符號中最重要的是語言，語言是人類擁有的最普遍、最強大的工具。它是人類用來連接世界、彼此以及自身的中介。通過符號工具人類調節和有意識地控制生物因素所賦予的心理機能。

2.2 內化。維果茨基認為，在兒童的發展中，這種從社會的、集體的、合作的活動向個體的、獨立的活動形式的轉換，從外部的、心理間的活動形式向內部的心理過程的轉化，其實質就是人的心理發展的一般機制――內化。內化是個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環境之間交互的形成，并改造內部心理機能的過程。正是通過內化，人與人之間的活動以及人與文化產品間的活動才轉化為大腦內部的活動。

2.3 語言和思維。維果茨基（1962）指出，語言對認知發展具有兩大功能：其一是在文化傳承中成人將生活經驗和思維，解決問題的方法經由語言傳遞給兒童；其二是兒童以學得的語言為工具，用于適應環境和解決問題。基于此義，他認為，語言與思維的關系是前者為因，后者為果，即語言具有促進兒童認知發展的功能。從社會文化的觀點來看，思維源于合作性的對話，當這些對話被內化為“內在的語言”時，即從外部的活動向內部的心理過程轉化，學習者就能夠用“言語思維”獨立地去表達那些起先只能在成人或知識更豐富的同伴幫助下才能表達出來的意義。通過與他人的交往和對話，學習者獲得新的處理知識和解決問題的模式。

2.4 最近發展區。維果茨基認為，兒童存在兩種發展水平：“實際發展水平”與“潛在發展水平”，前者由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定，后者則指在成人指導下或與能力較強的同伴合作時兒童能夠解決問題的能力。根據這兩個發展水平的界說，維果茨基提出了“最近發展區”這一概念。其意指認知發展真實水平與認知發展的潛在水平這兩者之間的距離。維果茨基認為教學不要面向兒童的昨天，而要面向兒童的明天，也就是說教學應當走在發展前面，引導發展。

三、社會文化理論在教學中的應用

維果茨基的社會文化理論從不同的視角解釋語言的習得與發展，打破了傳統的第二語言習得的局面，為外語教學帶來了種種啟示，對在課堂上培養學生通過使用語言來學習語言的能力以及交際能力有著深遠的知道意義。

3.1社會文化環境與外語教學相結合

教師應把語言課堂看成是外語教學的社會環境，努力營造與現實世界相吻合的課堂氛圍，為學生提供使用語言的情景和機會。鼓勵學生積極地參與到目的語的文化環境中，在語言的交流中學習和使用語言。通過社會情境的營造，學習者帶著不同的先前經驗，進入所處的文化和社會情境進行互動，通過學習者之間的合作、交流、相互啟發、相互補充，增進對知識的理解。

3.2 發揮中介的作用

社會文化理論的核心概念是人類的高級心理機能通過中介來實現，語言是最重要的中介工具，第二語言習得也是一個中介參與的過程。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利用中介概念可以研究如何提供搭手架。此外，學習者之間的對話與學習者和教師之間的對話一樣有效果。通過同伴調節學習，學生從與同伴的交流中有效地為彼此提供幫助。而有些非語言的文化產品，如學生檔案袋也可以作為中介工具，促使學生建立學習目標，選擇有效的策略。

3.3 采用交際教學法

交際法強調語言的意義和運用，置語言的流暢運用于首位，要求學生在學習初期就流暢的表達思想，重視言語活動而非語言練習，重視言語的流暢而非語言的準確，語言練習和背誦等從掌握語言形式進而使用語言表達思想，并不等于己經發展了聽說能力，尤其是口語能力。而且在交際之中，習得語言可以實現言語活動與思維活動的直接聯系，從而實現活用式掌握外語。

3.4 教學中實施動態評價

根據“最近發展區”理論，最近發展區存在個別差異和情境差異，即不同個體之間最近發展區有所不同；在不同情境中，同一個體也可能有不同的最近發展區。過去人們把學生發展水平僅僅看作靜態的“點”，而最近發展區概念的引入，把學生的潛在水平和現實水平之間的距離作為評價的對象，現在學生發展水平是一個變動的“區段”。因此，對學生學習能力的充分了解需要教師用發展的觀點，了解每個學生所處的發展階段，評估出學生成績的可修正度，采取持續動態的測量方法，讓學生發揮潛力，更好地促進學生對知識的內化，取得更好地教學效果。

社會文化理論與其他心理語言學及二語習得理論的根本區別是社會環境和心理語言過程不再被看成是兩個分開的現象，考慮社會交互和語言發展的關系，對二語習得者來說，語言發展產生于社會交往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中二語學習者積極參與意義建構，并通過該過程習得第二語言。因此，在日常的教學中應引入社會文化理論，有效的促進學習者第二語言的習得。

參考文獻

[1]Lantolf，J.P.& Thorne，S.（2006）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Genesis of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02.

篇6

關鍵詞：民生財政；社保支出；教育支出；醫療衛生支出；人類發展指數

中圖分類號：F81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33-0128-02

收稿日期：2013-09-28

作者簡介：秦重慶（1989-），男，安徽明光人，碩士研究生，從事宏觀財政政策研究。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背景

自從1990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了人類發展報告提出HDI以來，關于HDI如何計算，財政支出與HDI關系等方面的研究越來越多。通過實證分析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公共財政支出和HDI呈現正相關關系，且公共服務類支出貢獻大于其他支出。霍景東、夏杰長（2005）通過多元回歸模型研究提出，1990—2002 年公共支出與人類發展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且教育和醫療衛生支出對HDI的影響明顯大于其他公共支出。姚明霞（2009）運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對中國1978—2006 年的數據研究發現，人均財政支出對于人類發展指數具有顯著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超過了人均GDP 的影響。第二種觀點認為公共財政支出對HDI有著負向的影響。潘雷馳（2006）使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對中國1990—2003年的數據研究發現，政府支出對人類發展指數的影響為負，前者變動對后者變動沒有顯著的相關關系，二者之間也不能相互解釋。

首先，綜上的這些研究都是以全國的數據為對象，單獨以省級數據研究的較少，由于中國各省區經濟社會發展差距較大，新疆總體發展在全國處于落后水平，所以單獨探究新疆的民生財政支出與社會福利關系很有必要；同時，以前的研究多以公共財政支出和人類發展指數為對象，沒能進一步探討民生類財政支出和社會福利的關系。

鑒于以上兩個問題，文章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對新疆民生類財政支出和社會福利的關系作了實證研究。

二、民生類財政支出對社會福利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數據收集及處理

本文以新疆1997—2011年的社會保障支出、教育支出、醫療衛生支出和人類發展指數為研究對象。從《新疆統計年鑒》、《新疆財政年鑒》和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得到社保支出、教育支出和醫療衛生支出和總人口的數據，通過Excel計算得出人均支出，再取LN值得到最終數據。其中，1997年、1999年、2003年、2005年、2008年的HDI從 《2013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中查出，1998年、1999—2002年、2004年、2005—2007年和2009—2011年的HDI可以通過對已知觀測值對時間回歸，然后用回歸的擬合值代替。這里用HDI對時間回歸，回歸方程HDI=-14.7747+0.007745t，根據回歸方程求出未知的HDI。

（二）建立模型并分析

回歸模型：HDI=C+C1LNS+C2LNE+C3LNH

其中，HDI為人類發展指數，C是常數項，C1、C2和C3是系數，S為社會保障支出，E是教育支出，H是醫療衛生支出。

利用Eviews6.0統計軟件進行多元回歸處理，從擬合度來看，R2=0.9411，擬合優度非常高；從變量的顯著水平看，LNE的P值為0.0459、LNS的P值為0.0234、LNH的P值為0.0323都小于0.10，可以認為在90%顯著性下通過了檢驗。再根據德賓沃森d統計量表查出3個解釋變量，15個樣本的D.W.顯著區間0.591～1.464，回歸模型中的D.W.=1.8376大于上顯著點，消除了自相關的影響。其他的統計指標也都符合要求，由此可以得到回歸方程為：

HDI=0.568242+0.043671LNE（-2）+0.037721LNS（-2）-

0.057963LNH（-3）

回歸方程表明，教育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的系數都為正，說明這二類民生財政支出都對HDI有著正向的貢獻，醫療衛生支出系數為負，說明這類民生財政支出對HDI有負向的貢獻。而且教育支出和社會保障支出要滯后兩期才對HDI的產生作用，醫療衛生支出要滯后三期對HDI發生作用。

三、結論

通過以上幾方面的分析，民生財政支出是引起HDI變化的格蘭杰原因；社會保障支出、教育支出對人類發展指數有著正向的作用。而且這兩類民生支出都不是當期投入就能產生效果的，都要滯后2期才會對HDI產生作用。醫療衛生支出有負向的作用，而且也要滯后3期才會有效果，它對HDI有負向作用可能由于醫療衛生支出的使用效率比較差。有鑒于此，提出下面幾項政策建議。

（一）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使財政支出向民生領域傾斜

近年來隨著財政收入快速增長，政府財力大大增強，并且降低行政管理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比例還有很大潛力，這使得新疆具備了使財政支出結構向民生傾斜的條件。但是同中國東部發達省份相比，新疆民生類財政支出規模還很不足。所以，新疆要在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的基礎上，適當地加大民生類財政支出，使財政支出向民生領域傾斜。

（二）提高促進社會福利增加的民生財政支出效率

民生財政支出體現了政府的公共性和公平性，它的支出效率更是促進人類發展提高社會福利的重要方面。而且從上面的實證表明，醫療衛生支出對社會福利有負向影響，所以新疆要大力提高民生財政的支出效率，把民生財政支出用到實處，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

參考文獻：

[1] 霍景東，夏杰長.公共支出與人類發展指數—對中國的實證分析：1990—2002年[J].財經論叢，2005，（4）.

[2] 楊永恒，胡鞍鋼，張寧.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人類發展指數替代技術[J].經濟研究，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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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把240例精神分裂癥患者隨機劃分為研究組（A組）和觀察組（B組），每組各120例，其中A組患者自愿進行社區康復護理干預，B組患者則因諸多原因不愿接受社區康復護理干預。半年之后再對兩組患者的相關資料進行統計和比較。

結果：兩組患者各項資料經過統計與比較之后，可以很明顯的看出A組患者的各項情況要好于B組患者。

結論：由此可知，對精神分裂癥患者實施社區康復護理干預，對患者家庭態度與社會支持度有著積極的影響，其效果非常明顯，應得到充分重視和廣泛推廣。

關鍵詞：社區康復護理精神分裂癥家庭態度社會支持影響

【中圖分類號】R47【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8-1879（2012）10-0103-02

精神分裂癥屬于病因不明的一種精神類疾病，此病多發于青壯年，其臨床表現主要為情感、行為以及思維等方面互相不能協調，并且發病率、致殘率以及復發率都比較高。我國受國外對于社區衛生服務工作中，先進服務理念和經驗的影響，也開始重視對出院后的精神患者進行社區康復護理。并且經研究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社區康復護理同社會環境與家庭因素有著密切的聯系，本文把相關的調查結果進行了分析和總結，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擇本街道轄區內2008年1月至2011年12月經過精神專科治愈的，且符合CCMD-Ⅲ這一診斷標準的精神分裂癥患者240例，包括男132例，女108例，年齡16～67歲，平均年齡41.7歲，病程2～31年，平均病程18.7年。所以患者都是經過治療之后，達到好轉或是痊愈出院標準的，并沒有任何軀體合并癥。本著患者自愿的原則，隨機把患者分為愿意接受社區康復護理的A組，和不愿意接受社區康復護理的B組，每組各120人。同時，兩組患者關于性別、年齡以及住院時間和文化程度等資料比較差異不具備統計學意義，P>0.05，完全具有可比性。

1.2方法。B組進行常規護理，A組由社區康復護理工作人員先進行病歷資料的登記，以面談或是家庭訪問等形式尋找患者需要進行指導的問題，再針對患者的需要及時給予指導，并對指導后的效果進行評估，以此作為調整指導內容的參照。護理人員應保持親切與熱情來對待患者，真心愛護患者，適時還要與其家屬進行溝通，尋找家庭成員在對待患者時是否存在著問題，然后再給予相應的指導措施，且指導效果要定期進行反饋。同時還要走訪患者所屬居委會，尋找出存在的問題，并及時進行有效干預，在半年之后再對兩組患者的各項資料進行統計和比較。

1.3觀察指標以及判定標準。采用自制的精神分裂癥患者一般情況調查表，對患者的相關資料、家庭成員態度進行調查和分析。此外，還運用社會支持評定量表，對主管支持、客觀支持、以及社會支持利用度進行了調查。此調查表由12位經過相關培訓的社區醫護人員，通過走訪調查整理之后完成的。

1.4數據處理。文章中的數據都是運用SPSS14.0這一統計學軟件進行處理的，計量資料和計數資料分別使用t檢驗和X2檢驗處理，把P

2結果

A、B兩組患者關于家庭態度的調查分析結果見表1。A、B兩組患者關于社會支持情況的調查分析結果見表2。

3討論

精神分裂癥屬于一種會對人們的身心健康造成嚴重影響的重型精神類疾病，由于該病具有較高的復發性，會給個人、家庭以及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和精神負擔，所以，大部分患者都需要長期甚至是終身進行治療與支持。本次研究主要針對社區康復護理對精神分裂癥患者家庭態度、社會支持的影響進行了科學合理的分析。社區康復護理能有效幫助患者恢復其因病受到損傷的社會功能，從而起到減輕病患家庭負擔和穩定社會的作用。

家庭對于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康復來說，無疑是一個最佳的場所，然而大多數患者的家庭卻屬于親密度較低、文化娛樂性較差，相反控制性和矛盾性卻又偏高的情況，因此護理人員要對其家屬進行有效的指導，讓患者家屬能對精神分裂癥有個正確的認識，然后營造出溫馨、融洽的家庭氛圍，在生活上給予患者足夠的關心和照顧，并督促患者按時服藥和定期進行復診，切實發揮好家庭在精神分裂癥患者康復中的重要作用。

所謂社會支持，它指的是建立在社會網絡結構之上的各種社會關系對個體的主觀及客觀方面的影響力。經過社區康復護理的干預，讓公眾對于精神分裂癥和一般疾病的認同感有所提高的同時，還大幅度降低了社會各界對于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歧視與厭惡，營造出了有利于患者恢復的良好氛圍，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對患者的康復以及恢復受損的社會功能，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通過調查分析我們還發現，對于醫療費用來源不同的患者，參與社區康復護理的情況也有所不同。特別是自費患者，大多數都害怕因為看病給家庭造成較大的經濟負擔，因此這部分患者通常都不會加入到社區康復護理中來。所以，社會各界對于此類患者要給予更多的關注和優待，切實為他們提供更加廣泛及可行性高的服務，幫助患者有效克服在求醫和康復護理過程中的困難，盡量讓更多的患者都能參與到我們的社區康復護理中來。同時，家庭成員對患者的態度和社會因素度等，對于患者的康復都是具有較為重要的作用的，因此，要讓社會和家庭都改變以往排斥和歧視患者的情況，讓患者的康復護理能在社區環境中自由展開，從根本上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恢復其社會功能，讓患者早日回歸社會。

參考文獻

[1]徐銀兒.社區康復護理對精神分裂癥患者家庭態度、社會支持的影響.中國實用護理雜志，2009，25（36）

[2]田素英，劉朝軍，李紹敏.家庭健康教育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護理管理雜志，2008（11）

篇8

路桑斯教授提出了心理資本，把自信、希望、樂觀、堅韌四種積極心理狀態合并成為更高層次的核心概念，并稱之為心理資本，企業不僅可以通過特定途徑來獲得心理資本，還可以通過特定途徑來提升心理資本的數量與質量。我國柯林江教授將根據要素內涵將本土心理資本13個一階類別歸納成事務型心理資本與人際型心理資本兩個二階類別，前者包括奮發進取、自信等具體要素，后者包括尊敬他人、包容寬恕等具體要素。

而社會資本作為嵌于社會結構、關系網絡的資源，對于無論個體還是集體而言，行動者都可以通過擴充和利用社會資本來提高其達成目的性行動的可能性。普特南將社會資本以結構上的區別將其劃分為黏結性社會資本與橋接性社會資本，前者包括由地緣、親緣、宗教倫理等因素聯系到一起的具有相似性、排他性、聯系緊密的群體；后者則是由跨越地理、種族、性別因素的來自不同背景的群體集合。在這種劃分基礎上的研究在國內接受度較為廣泛，其較好地顯示了社會資本中國本土化的特質。

大量研究表明組織支持感是一個獨立的概念，指員工對組織是否重視其貢獻和關心其福利的總體看法。繆斯等研究認為高組織支持感趨向于改善員工工作態度（工作滿意度和情感承諾），形成有效的工作行為（如情境績效）。充分利用社會資本、心理資本本土化，從其對工作績效的作用機理上展開分析、對組織支持感作為參與要素展開探索成為本文的主題。

二、假設的提出與研究方法

1.假設的提出

在中國本土工作場景中，我們發現往往是自身具有很強事業心的員工，能夠保質保量地完成本職工作；具有良好人脈的員工往往也樂于完成本職工作以外的其他相關工作。換句話說：我們很容易將任務績效與事務性心理資本聯系起來、將周邊績效與人際性心理資本聯系起來，同時又分別將任務績效、周邊績效與黏結性社會資本、橋接性社會資本聯系起來。而組織支持感本身就是一種積極心理感受，在心理資本和社會資本對工作績效的作用過程中，我們假設組織支持感會起到調節作用。于是我們建立本研究的假設：

H1 事務性心理資本對任務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2 人際性心理資本對周邊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3 黏結性社會資本對任務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4 橋接性社會資本對周邊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5 隨著組織支持感的增加，心理資本對周邊績效的正向作用增強

H6 隨著組織支持感的增加，社會資本對周邊績效的正向作用增強

2.變量研究方法

（1）人力資本。由于關聯變量在測量上是主觀變量，本研究使用主觀衡量人力資本的方法，同時采用三個自評項目以衡量調查對象的人力資本。采用李克特式5點量表。

（2）心理資本。根據本土化的要求，心理資本作為本研究重點測量的變量，我們將其劃分為事務性心理資本和人際性心理資本來測量，選取了柯林江教授在中國本土情境下研究開發，并經過多次應用的短板問卷，用其二階類別進行測量。柯林江教授的心理資本本土量表近兩年在中國的研究界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其信信效度得到了證實和肯定。采用李克特式5點量表。

（3）社會資本。借鑒柯林江教授的以劃定“關系范疇”，從“同事關系”、“領導關系”和“外部關系”三個方面進行衡量，綜合納入“關系強度”、“網絡數量”等概念內涵。采用李克特式5點量表。

（4）組織支持感。采用分層回歸方法檢驗組織支持感的中介作用。我們采用組織支持感量表，選取艾森伯格組織支持感調查表，同時參考了國外研究學者在研究組織支持感與組織承諾、角色內績效和組織公民行為間關系時的測量方法，選取了其中7個子題目。采用李克特式5點量表。

（5）工作績效。工作績效量表，采用陳勝軍教授開發的具有良好信效度的自評形式工作績效量表。采用李克特式5點量表。

三、研究結果

1.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與分析

問卷的發放采用線上加紙質版的結合。調查對象是北京海淀區與朝陽區國企、外資與合資三家不同性質的公司。一共發放問卷約376份，回收有效問卷317份，其中男性占66%，女性占34%；年齡最小為21歲，最大為53歲，平均年齡34歲，學歷最低為中專及高中以下，最高為博士。使用SPSS18.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的分析。

數據結果的信效度檢驗通過，Cronbach's a 值為0.78，具有良好的效度。如表1所示，性別為控制變量，與三類資本相關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女性職工與男性職工相比，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心理資本各方面都處于相對弱勢的水平。三類資本之間顯著相關，存在相互影響關系。三類資本，尤其是黏結性、橋接性社會資本，以及事務性、人際性資本均分別對任務績效、周邊績效有顯著正相關關系，尤其是事務性的心理資本與任務績效的相關性、人際性的心理資本對周邊績效、橋接性的社會資本對周邊績效都具有比較顯著的相關關系，假設得到初步支持。

2.社會資本、心理資本對任務績效、周邊績效的影響

因變量為任務績效的回歸分析結果見表2。在社會資本、心理資本對于任務績效的模型中，人力資本變量β值為 0. 030（p < 0. 001），事務性心理資本β值為 0. 337（p < 0. 001），對任務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設H1成立；黏結性社會資本對任務績效的正向作用程度未達到很突出的水平，H3不成立。同理可以看出其他相關變量對任務績效有著一定的正向影響。

相關變量對周邊績效的回歸分析如表3所示。橋接性社會資本變量的β值為 0. 392（p < 0. 001），對周邊績效有更為顯著的正向影響，H4成立；人際性心理資本變量的β值為 0. 379（p < 0. 001），對周邊績效有更為顯著的影響，H2成立。

如表4、5所示針對自變量間可能存在的共線性，我們將相關變量分別去中心化后與組織支持感相乘，分別檢驗了組織支持感對任務績效，在各類資本分別對任務績效和周邊績效影響過程中的調節作用。結果如表3所示，在對任務績效的調節作用中，組織支持感的調節作用并不顯著；而對比周邊績效來說，尤其是在事務性心理資本對任務績效的影響過程中，交互項系數的系數達到了0.639*（P

四、結論與建議

第一，此次研究再次證明了研究學界一直認同的心理資本和社會資本對工作績效的正向影響作用。分別就兩種社會資本以及兩種心理資本對任務績效的影響程度來看，不能從研究成果中直接看出總體上的影響差異，但結果顯示事務性心理資本對任務績效有較其他類型資本更為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時就四種不同類型的資本對周邊績效的影響來看，也無法直觀的得到總體上社會資本、心理資本對周邊績效的影響差異。這可能是由于，雖然研究從客觀角度出發選取了一家外企、一家國企以及一家合資企業以期研究成果具有普遍性，但也具有涉及行業領域差異較大，對象的職位分類與層級相當不同的特質。

橫向對比充分顯示出橋接性社會資本和人際性心理資本對周邊績效的顯著影響。這兩項中，又屬橋接性社會資本的影響更為顯著，這為我們未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論點。而總體上，就兩類資本分別對任務績效和周邊績效的影響上來看，社會資本對周邊績效的正向影響更為顯著。

篇9

[中圖分類號] R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0742（2017）02（b）-0146-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famil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social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Convenient selection 205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th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une 2015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routine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the family nursing，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the routine treatment， and both groups were followed up for 1 year， and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interventi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DSS and SF-36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14.1±2.4）points vs（14.2±2.1）points， （52.8±1.4）points vs（51.1±2.3）points， （53.2±0.9）points vs（52.8±1.1）points]， and after 3， 6， 12 month interventi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DSS， SF-36 score and social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3 month（12.7±1.2）points vs（13.2±1.7）points；6 month （10.1±0.4）points vs（11.7±0.8）points；12 month （8.3±2.6）points vs（10.2±4.5）points； （59.9±6.1）points vs （54.8±2.7）points；6 month （65.3±3.1）points vs（58.1±2.7）points；12 month （70.2±7.3）points vs（62.1±3.5）points； （58.2±2.1）points vs（54.1±2.3）points；6 month（58.3±2.2）points vs（55.2±1.1）points；12 month（62.4±5.2）points vs（58.1±0.6）point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

[Key words] Family nursing； Schizophrenia； Quality of life； Social function

精神分裂癥具有病程較長且易反復發作等特點，是臨床常見的精神科疾病，且患者治愈后，殘留癥狀較為明顯，給患者帶來不同程度的生理及心理障礙，導致其社會功能低下，生活質量較差[1-3]。研究指出[4]，住院治療有助于患者臨床癥狀的改善，但仍有90%的患者需要進行長期的家庭治療和護理。隨著我國醫療改革進程的不斷推進，以家庭為單位的家庭護理和社區護理模式逐漸成為新醫改模式下的重點發展內容，傳統的護理模式正逐漸向家庭模式發展[5]。因此，給予精神分類癥患者家庭護理干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該文對2013年1月―2015年6月接診103例精神分裂癥患者家庭護理干預的臨床效果進行了分析和總結，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方便選擇山東省精神衛生中心精神科六病房“痊愈”出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205為研究對象，其中132例為男性，73例為女性，年齡在18～65歲范圍內，平均年齡為（39.12±0.73）歲。偏執型患者115例，青春型患者55例，緊張型患者27例，單純型患者8例。在所有患者知情同意的基礎上，采用最小化隨機分組法，將所有患者隨機分為觀察組（常規治療聯合家庭護理）和對照組（常規治療），觀察組患者103例，男65例，女35例，年齡18～65歲，平均（38.95±0.65）歲，病程平均（5.13±1.10）年，抗精神病藥品平均劑量（折合氯丙嗪）為（295.25±98.61）mg/d；對照組患者102例，男67例，女38例，年齡19～63歲，平均（39.20±0.61）歲，病程平均（5.14±1.01）年，抗精神病藥品平均劑量（折合氯丙嗪）為（296.37±100.57）mg/d。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服藥劑量及病程等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臨床納入與排除標準

1.2.1 臨床納入標準 ①符合中國精神病分類與診斷標準中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②BPRS評分少于28分；③出院時，符合“臨床痊愈”診斷標準；④無其他系統嚴重病變以及智力障礙；⑤至少有1個家庭成員對其進行照料，并能夠提供有關患者的全面可靠的信息；⑥患者及家屬自愿參加并能完成該研究[6]。

1.2.2 臨床排除標準 ①患有其他嚴重軀體性疾病；②其他系統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礙；③信息來源可信度低[7]。

1.3 護理方法

對照組患者給予常規的精神分裂癥護理，進行常規藥物治療，由護理人員在患者門診就診時給予相關健康知識宣教以及心理指導。觀察組患者在對照組門診常規護理基礎上實施家庭護理。

1.3.1 組建家庭護理小組 組員為該科室人員，主治醫生1名，負責患者治療方案的制定，主管護師3名，負責患者的家庭護理方案以及隨訪等具體工作。向患者及家屬詳細介紹家庭護理的意義、目的和優勢，并提供實施成功的案例。

1.3.2 評估患者 對患者的一般情況進行評估，包括患者的病情、生活方式、工作情況、個性特征、自我管理情況、情感表達方式、心理需求等，并對家庭照顧情況進行評價。

1.3.3 建立良好的護患關系 加強護患之間的信任和支持，認真傾聽家屬對患者照料情況的報告，針對患者的治療方案及護理方案進行解釋，鼓勵家屬與患者進行交流，指導患者家屬適應家庭護理過程中的各種變化，為其提供科學合理的指導和建議，教會其保持家庭內部和諧的方法，引導彼此之間緩和各種矛盾，保證患者與家屬之間關系的和諧穩定。根據患者家庭的經濟狀況，選擇合理的治療藥物，以免增加患者家庭的經濟負擔和心理壓力。

1.3.4 為患者制定自我管理及功能訓練計劃 根據患者自我管理情況和家庭照料情況，制定自我管理及功能訓練計劃包括精神病相關知識、藥物治療效果及毒性作用，強調定時服藥及定期復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如何鑒別服藥后不良癥狀、疾病復發的癥狀和表現形式；如何進行自我心理調節、工作安排、飲食、體育鍛煉及休息；如何表達自己內心的情感；如何回歸社會以及社交方法。定期對患者及家屬進行家庭護理方法的培訓，進行1次/周，每3個月進行1次強化和指導。

1.4 護理觀察指標

隨訪1年，分別在干預前、干預后3、6及12個月，評價兩組患者的社會功能和生活質量。其中社會功能評價根據SDSS（社會功能缺陷篩查量表）[8]，共有10??項目，采用0～2分制，0分表示無異常或極微小缺陷，1分表示有明顯功能缺陷，2分表示嚴重功能缺陷。總分20分，得分越高，缺陷越嚴重。生活質量評價根據漢化版SF-36健康調查量表[9]，該量表共36個問題，該文主要評定患者社會功能及軀體功能，滿分為100分，總得分越高，提示生活質量越好。

1.5 統計方法

運用SPSS 16.0統計學軟件對所獲得的資料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用（x±s）表示，并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χ2檢驗，P

2 結果

入組時，兩組患者SDSS和SF-36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3、6及12個月，兩組SDSS和SF-36評分與治療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精神科常見的慢性疾病，給患者的家庭帶來巨大的經濟負擔和心理壓力，同時也會造成患者受到外界的歧視，嚴重影響其生活質量和康復[10-12]。家庭護理干預一方面能夠為患者提供具有家庭氛圍的護理環境，并通過照料者保證患者能夠獲得及時有效的醫療幫助，加強了護患之間的聯系和溝通，能夠幫助家屬緩解沉重的心理壓力。另一方面，護理人員通過加強與家屬的溝通，能夠全面了解患者的病情變化，有利于為患者提供更加科學合理的全面服務，滿足患者的合理需求，充分體現了人性化護理。

篇10

【關鍵詞】 腦梗死；心理狀況；社會支持

【中圖分類號】R-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8801（2015）06-0239-02

腦梗死患者常常伴有神經系統的功能障礙，這些神經系統方面的功能障礙不僅嚴重影響著患者的日常生活，也對患者的預后及其社會、家庭和經濟方面帶來嚴重的影響[1]。最近幾年，由于醫學模式的轉變，開始注重以病人為中心，對于腦梗死的研究也不再僅僅停留于疾病方面，更加要求深入腦梗死患者的心理領域和社會支持范疇。研究中，患者的社會支持的情況與患者的病情的變化和預后的狀況都密切相關，該研究主要分析探討心理特征對腦梗死患者的社會支持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實驗組26例病人均來自我院2012～2014年經門診收治入院的腦梗死患者，所有患者經頭顱CT等各項有關檢查確證為腦梗死患者，都符合腦梗死患者的診斷標準，其中男16例，女10例，年齡在42～85歲，平均年齡56.3±12.4 。對照組26例受試者來自我院門診進行健康體格檢查者，年齡38～77歲，平均年齡49.6±13.2，男18例，女8例。兩組受試者在性別、年齡等一般基礎資料方面無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對實驗組和對照組的所有受試者均進行社會支持狀況和心理狀況的測試。其中心理狀況的測試采用自評量變測試法，均采用受試者個人自愿填寫，分別為抑郁自評測量表（SDS）和焦慮自評測量表（SAS）；社會支持狀況采用社會支持個人資料詢問表（PRQ），均由相關專業人員對受試者進行問卷調查，各項程度按1-5級進行評分，得分越高說明社會支持水平越高。

1.3 統計學方法

所有測試及問卷調查所得數據采用SPSS16.0數據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兩樣本數據均采用t檢驗，以0.05為檢驗標準，P

2 結果

結果記錄分別有三方面，社會支持個人資料詢問表的數據記錄、心理狀況的數據記錄、心理記錄對社會支持的影響。

2.1 兩組受試者的社會支持狀況的對比結果： 實驗組腦梗死患者的社會支持狀況明顯低于對照組健康者的社會支持狀況，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 兩組受試者心理狀況對比結果：實驗組腦梗死患者的心理自我評量得分為SAS（ 38.2±7.4 ），SDS（40.7±11.5）；對照組SAS為 （31.2±5.7），SDS（27.8±9.3），實驗組明顯高于對照組，P

2.3 心理狀況對社會支持狀況的影響：腦梗死患者的SAS和SDS與社會支持總分呈現 負相關，（P

3 討論

本研究證明腦梗死患者的心理狀況和社會支持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社會支持主要研究社會與健康的關系，研究表明，強大的社會支持有利于健康發展，特別是精神健康，有利于患者的心態向健康方向發展，健康的心態促進患者疾病痊愈，縮短患者的病程，利于改善患者的預后。社會支持是慢性疾病治療及康復預后的有效途徑之一[2]。腦梗死患者由于神經系統的功能障礙，身體狀況差，自理能力低下，其恢復和預后主要靠長期持之以恒的治療和康復鍛煉，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對社會、家庭經濟帶來很大的壓力，加上腦梗死的病程長，療效慢，患者常常會在長期的治療中看不到效果而產生心理障礙[3]。經濟壓力加上患者的心理障礙，直接影響著患者的社會支持狀況，同時，社會支持也產生反作用，反過來影響著患者的心理狀況，進而影響的疾病的療效，因此，探討腦梗死患者的心理狀況及其對社會支持的影響有著重大意義，利于大大提高腦梗死患者的生存質量。

參考文獻：

[1]房海英，張志軍，馮雪艷. 腦梗死患者的心理狀況及其對社會支持的影響[J]. 中國全科醫學，2010，20：2197-2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