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1     創建服務型政府，做好頂層設計

近年來，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廣泛應用，計算機網絡在便捷人們日常生產生活、提高企業生產效益的同時，能夠推進農村社會治理由“多頭分管”向“協同管理”轉變。基層政府作為農村社會治理的引導者，自身服務理念和服務水平的高低對農村社會治理的整體效益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在當前信息化時代背景下，以創建服務型政府為宗旨，圍繞創新農村社會治理、做好頂層設計是目前政府的核心發展方向。一方面，當地基層政府的相關工作人員需依托“互聯網+”的各項先進技術，充分結合“網絡化”的組織結構，建立符合現階段農村群體心理特點和心理需求的激勵評價機制，并建立和完善治理信息化建設的制度保障機制，為實現農村社會治理高效性、有效性和科學性目標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基層政府機構在運行過程中，還需加快對硬件設施建設和軟件信息平臺整合，從而利用各項先進的信息技術構建一套科學的信息化管理系統，進而在推進農村社會治理由“多頭分管”向“協同管理”轉變，從根本上提高管理的高效性、科學性和合理性。

2     整合農村信息資源，實現農村社會治理的綜合化管理目標

經大量科研數據分析可知，目前在電子信息技術不斷發展的當代社會，計算機網絡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有效提高新農村社會治理的有效性、科學性和合理性，整合農村信息資源，而后建立社會矛盾聯動化解信息庫，是實現現階段農村社會治理綜合化管理目標的重要基礎和根本前提。從目前來看，在當前農村產業發展過程中，依托“互聯網+”的各項先進技術，建立農村社會治理與服務綜合信息網絡，充分發揮農村網格化管理及社會組織的作用，是提高基層綜合管理與服務水平的主要舉措。從目前來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當代社會，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進程不斷加快，為滿足自身以及家庭生活需要，不少青年勞動力紛紛前往城市地區，農村人口發展極不平衡。因此，從根本上實現農村社會的高效治理，基層政府機構需以常住、流動、“三留守”人員為主要對象，建立農村人口基礎信息庫和社會矛盾聯動化解信息庫，加強對轄區內特殊人口的重點管理和重點幫助，達到積極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的目的，發揮應有的作用。此外，由于計算機網絡應用普遍，人們對電子信息的接受程度也在不斷提高，故在當前信息化時代，為有效提高農村治理質量和治理效率，基層政府機構不僅可通過采取推行電子村務的方式對農村進行全方位、動態式和便捷式的管理，同時還可以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和培訓力度，以期在引導農民逐步適應電子信息技術某些功能的基礎上，為后期政府人員開展網絡治理工作的治理目標上打下堅實基礎。

3     整改政府管理方式，以期通過“一站式”服務實現農村治理

根據相關數據調查可知，基層政府受傳統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的影響，內部工作人員在日常農村治理過程中，仍遵循傳統的治理理念，采用傳統的治理手段，極大地降低了治理質量和治理效率，造成政府管理資金的極大浪費，對農村整體發展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因此，基層政府需要探索出一條深受農村人民群眾歡迎的農村社會治理新途徑，需多采取幾種管理方式，然后對管理方式所取得的效果進行綜合評價，進而選擇出一條最適合的治理策略，為提高農村治理的整體水平奠定堅實基礎。在當前現代化農業產業發展過程中，信息化產業技術作為一種新型農村發展技術手段，在提高農業生產效益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要想從根本實現農村合理化治理，基層政府機構必須依托“互聯網+”的信息技術，構建加快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治理機制。一方面，基層政府管理人員需對管理網絡進行細致化分析，在整合當前農村社會治理各項基礎數據的基礎上，為信息錄入渠道、溝通渠道以及暢通社情民意收集渠道的拓展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基層政府機構通過采取構建綜合性、集成式社會治理服務信息平臺的方式，對行政機構不同部門的信息數據庫進行有機整合，從而在確保實現各部門信息共享、業務協同的情況下，通過使用有限的公共社會資源，確保政府充分發揮各項效能。同時，在當前現代化產業發展模式下，基層政府機構通過對傳統農村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賦值結構進行重組和再構，從而通過“一站式”服務模式，為農村治理的科學性、高效性和有效性奠定堅實基礎，進而為農村產業經濟進一步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4     依托“互聯網+”技術，推進網絡問政制度化

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網絡作為一種信息載體和網絡傳播渠道，在提高基層政府“軟實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從目前來看，由于近幾年農村產業建設發展進程不斷加快，網絡使用范圍不斷擴大、使用頻率不斷提高，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為農村村民的日常生產生活提供了便捷，但加大了基層政府機構的管理難度，進而給農村整體發展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網絡現代化發展具有一定的雙面性，因此，基層政府機構要從根本上實現推進農村經濟建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必須在管理過程中，切實保障信息化在農村社會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覆蓋農村各個環節，建立健全網格化管理體系。首先，基層政府機構需推進網絡問政常態化、制度化發展，在構建網絡輿論建設的基礎上，借助社會輿論力量對農村實施個性化、主動式公共服務的虛擬社會治理體系和管理模式。其次，基層政府機構可以通過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社交平臺，公開某些黨政建設信息，拉近與農民群眾之間的距離，從根本上提高治理的高效性、科學性和針對性。最后，提高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基層政府機構要建立政府引導、多方參與、全局服務的信息化社會治理體系，提高農村社會治理創新建設的針對性和傾向性，覆蓋農村各個環節，為實現動態跟蹤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5     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構建城鄉建設精細化管理機制

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不斷發展和城鄉一體化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從根本上實現社會治理信息高速流轉，保障社會和諧穩定發展，對農村社會治理策略進行不斷創新和完善是當前基層政府機構的核心發展方向。同時，在城市一體化發展中，為有效提高治理效率和治理質量，對城鄉建設進行精細化管理是目前高速發展的現代經濟社會賦予農業、農村、農民發展變革的歷史使命。簡單來講，城鄉一體化是當前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在一體化建設過程中，主要將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城鎮居民與農村村民作為一個整體，然后對其進行統籌謀劃、綜合研究，以期確保農村地區農民享受與城鎮居民同樣的文明和實惠，進而為其整體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的發展規劃。換句話講，在當前城鄉一體化發展中，基層政府機構要想從根本上實現對農村高效治理的目標，需將城鄉作為一個整體，采取合適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策略，為農村城鄉一體綜合化發展打下堅實基礎。一方面，在治理過程中，基層政府機構需分別利用城市以及農村各自的資源和生產要素，在促進兩者之間進行優勢互補的同時，為城鄉社會經濟、生態、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針對不同層次、形態、類型的城鄉空間信息管理需求，基層政府機構的工作人員可通過對城鄉事物的靈活部署以及合理化調度，為實現統一管理和彈性擴容目標奠定良好基礎，同時，充分有效解決當前信息管理過程中計算和分析能力的集成和反饋等技術難點，通過采取建立城鄉一體化進程的相關制度，為實施城鄉建設精細化管理機制打下堅實基礎，進而為提高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創造良好條件。

6     結 語

篇2

一、社會組織參與新型農村社區治理的現狀

（1）發展速度較快，結構與區域發展失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社會組織快速發展，呈現多樣化趨勢。但數量少，規模小，且發展不均衡。沿海、發達省份農村中的社會組織較中西部地區更為活躍，專業水平、政府支持力度更具優勢。此外，由于政策導向以及農村社區的局限性等原因使得經濟類、娛樂類社會組織發展較快且數量較多，但教育類、環保類、慈善類社會組織發展滯后。（2）參與領域拓寬，社會影響不足。當前，社會組織已經逐步參與到新型農村社區的治理，并提供多樣的社會服務。但隨著新型農村社區中居民職業的多樣化、需求的多元化，社會組織的專業素質、組織運行等都不能滿足新型農村社區發展的實際需求。（3）參與意識增強，社區信任度低。近年來，社會組織以各種形式積極地參與到新型農村社區治理中。如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治理、提供公共服務等。但社區居民對社會組織的信任度不高。首先，人員素質較低、運行機制不健全等導致內部管理混亂，服務質量不高；其次，社會組織缺乏必要的內外部監督，加劇了社區社會組織的信任危機。最后，居民對社會組織的認知不到位也影響了其對社會組織的信任度。

二、社會組織參與新型農村社區治理的現實困境

（1）治理主體責任不明確，忽略了農村社區社會組織的獨立性。當前，新型農村社區的治理主體是多元化的，但在現實中，各主體之間卻經常相互沖突和矛盾，尤其是基層政府與社區組織之間。基層政府角色定位不清、認識不到位，主管部門介入太深、干預過多，從而忽視了社會組織應有的獨立性，致使其功能發揮不佳。（2）農民認知不到位，弱化了農村社區社會組織的群眾基礎。新型農村社區建成后，農民由熟人社會進入了陌生人社會，群體認同感和社區歸屬感日趨弱化，不愿參加社區社會組織的活動；其次，農民合作意識不強，缺乏主人翁精神，以眼前利益為判斷，缺乏長遠視角，容易對社會組織產生抵觸情緒。由于農民對社會組織的認知不到位，弱化了社會組織的群眾基礎。（3）監督考核機制不健全，制約了農村社區社會組織的規范化發展。首先，社會組織相關法規不完善，缺乏規范完善的制度保障，責權利不明，導致其管理松散；其次，由于考核評估缺乏落實，一些社會組織沒有統一的服務標準，不遵守職業準則，不注重社會信譽，導致其發展陷入困境，難以形成社區內民主公開的氛圍，影響社會組織、基層政府以及社區居民的有效互動。

篇3

關鍵詞：農村社區；分化；村莊治理；困境；制度創新

中圖分類號:c9128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12）09-0081-04

基金項目：2011年河北省科技廳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農村社會分化背景下的村莊治理與和諧村莊建設對策研究”（1145725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杜勝利（1970-），男，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管理系教授，碩士生導師，南開大學在讀博士，研究方向：政治經濟學、農村社會發展問題。隨著改革的推進和農村社會的發展，農村社區日益分化，這給村莊治理帶來巨大挑戰。只有不斷創新村莊治理機制,探索村莊治理新模式,才能實現農村社區分化背景下的村莊科學治理與和諧村莊建設。

一、農村社區分化及其特點

1.農村社區的界定。社區是相對獨立的有領導、有組織的地域性社會，是由一定數量、具有共同意識、相同習俗和規范的社會群體結合而成的生活共同體，有著相對獨立的社會管理系統和服務設施。在我國，對農村社區的定位較為復雜，理論界還存在分歧，有的把農村社區定位為行政村或自然村，有的把農村社區定位為村莊、鄉、集鎮或鄉鎮、縣城等。但是，根據我國現有的實踐操作，不論是江西、青島，還是湖北秭歸，都將農村社區定位為自然村，看來不論如何爭論，把農村社區定位為自然村是最有實踐操作性的。因為，中國農村的自然村落是基于血緣、地緣關系而結成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生活圈子，是村民聚居的一個基本單元，是村民在以共同擁有土地的基礎上一起生產、生活而形成的擁有共同利益和價值觀念的群體。這種形成過程具有自然和歷史的特征，并非是一個人為地、機械地結合在一起的分散的團體，它的這種特征經歷了幾千年歷史的考驗和熏陶。所以，農村社區，是“村落——以大的自然村為單位或者以中心自然村帶周圍零星的小村莊”。[1]

2.農村社區分化的特點。隨著改革的推進和農村社會的發展，由于受資源、環境、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原來同構性的農村社區逐漸分化，這種分化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農村社區類型日益多樣化。從同構性農村社區分離出的多種類型的村莊，形成了水平和模式不同的多類村莊并存和發展的新型農村社會格局。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劉慧根據5大類31個指標，采用多層次空間聚類對全國農村地區進行地域類型劃分，將全國農村社區分為6大類型：現代化農村、發達農村、非農產業發展較快農村、中等發達農村、欠發達農村、不發達農村。[2]北京大學社會分化課題組根據各地鄉村工業化水平及社區集體化程度把農村社區分為4種類型，即高集體化低工業化類型、低集體化低工業化類型、高工業化低集體化類型和高工業化高集體化類型。江麗根據勞動力就業結構、村莊經濟發展狀況和農民收入水平的不同,把農村社區分為經濟發達的工業村、商業村、穩速前進的外出務工村和經濟落后的資源依賴村4種類型。[3]盧福營以非農化的方式和水平為標準進行分類，認為現階段中國農村的村莊主要有城村、鎮村、工業村和農業村。[4]二是農村社區差距逐步拉大。南京大學師生2006年5月的社會調查報告表明：我國的農村已經不是一個同質化極高的整體，而是出現了明顯的村莊分化，其程度并不亞于城鄉分化。按人均年收入，調查組將我國現階段農村社會分成“三個世界”——人均年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是經濟發展水平高的村莊即“第一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5000元的為中等經濟發展水平的村莊，即“第二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是經濟發展水平低的村莊，被劃為“第三世界”。在這項調查中，2005年人均收入最高的是江蘇省華西村，達到18820元，而陜西省的南泥灣僅為1526元，二者相差了近12倍，[5]由此可見，農村社區差距正在逐步拉大。

二、農村社區分化背景下村莊治理面臨的困境

農村社區分化對村莊治理具有雙重影響。判斷社區分化是否有利于村莊治理，進而是否有利于社會進步，其關鍵在于社區分化過程中，村莊治理模式是否越來越制度化、科學

化，落后社區的比重是否越來越小。應當說，一方面，農村社區分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社會進步的重要表現，有利于農村資源的優化配置，有利于形成相互競爭的壓力，從而彌補了在工業主義發展相對不足的前提下進行政治治理的動力。但是，另一方面，從當前我國農村社區分化的狀況來看，分化速度越來越快，分化程度越來越大，已使村莊治理面臨巨大困境。

1.村莊差距的擴大造成社會流動失序，加大了治理難度。村莊分化使人口流動呈現單向性特征，即主要是由不發達村莊流向發達村莊。這種單向的人口流動是一種失序的社會流動，容易滋生嚴重的社會問題，為村莊治理帶來困難。一方面，對落后村莊而言，一是隨著農村人口持續流出，鄉村社會發生了結構性變化，造成了村莊治理的困難。農村遷出的主體是鄉村青年勞力和知識精英，村莊中留守的主要是老人、婦女和兒童，這樣的鄉村社會結構變化不但造成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低效，而且還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如老人贍養、兒童教育等問題。二是單向的人口流動造成落后村莊人才流失嚴重，使得原本人才就很短缺的落后村莊人才更加匱乏。這種情況不利于落后村莊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進一步拉大了落后村莊與發達村莊的差距。三是單向流動造成了村莊自治弱化。由于大量黨員外出務工，村黨員對村黨支部的監督更加弱化，支部的運作及對村級事務的管理主要取決于少數幾個支部委員；村民外流對村委會的產生和運作也產生了類似的消極影響。此外，由于外出村民多為年輕力壯、素質較高的勞動力，留在家里的勞動力既要處理瑣碎家務，又要負責農活，無暇關注、參與和監督村莊公共事務，致使村莊自治名存實亡。四是人地分離導致村治權力的運作難以達致治理對象。由于戶口在家鄉，流動的農民仍然屬于家鄉的村治對象。而農民流動使得家鄉村治權力難以發揮作用，給鄉村治理帶來了困難。如計劃生育工作難度加大，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由于缺人、缺錢、協調不易等原因實施難度增大。另一方面，對富裕村莊而言，大量的人口流入，給村莊治理帶來了極大壓力。如流入人口的住房、就業、子女教育等問題越來越突出。同時，由于人口流動的非理性化、盲目性、隨意性，很多流動人口沒有明確的目標，這不可避免地造成流動人口與流入地的不適應。又由于一些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較低，缺乏勞動技能，法紀觀念淡薄，當通過正當途徑難以謀生時，他們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易鋌而走險，走上危害社會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從而成為社會秩序的一大隱患，加大了治理難度。化會影響村莊穩定，增大社會風險。其一，嚴重的農村社區分化會導致落后村莊不穩定。農村社區過度分化會使落后村莊產生相對被剝奪感。社會心理學認為，“相對剝奪感”是一種人們沒有獲得他們認為應得之物的心理狀態。當個人將自己的處境與其參照群體中的人相比較并發現自己處于劣勢時，就會覺得自己受到了剝奪。這種剝奪因人們不是與某一絕對的或永恒的標準相比，而是與某一變量相比，因此是相對的，這個變量可以是其他人，其他群體，也可以是自己的過去。有時，即使某一群體本身的處境已有所改善，但如果改善的程度低于其他參照群體的改善程度，相對剝奪感也會產生。這種感覺會產生消極情緒，可以表現為憤怒、怨恨或不滿。在現實中，貧富差距問題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根源，是引起低收入村莊“相對剝奪感”的重要原因。一些村莊在改革開放中脫貧致富，而一些村莊發展卻相當遲緩，落后的經濟、文化生活與富裕村莊相比差距明顯，這必然會導致落后村莊人口的大量外流，致使土地無人耕種，礦產無人開采，治安無人管理，人心不穩，并在心理上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引起社會不穩定，從而加大村莊治理難度。其二，嚴重的農村社區分化導致村莊之間隔閡。村莊間的非均衡發展雖可以成為村莊發展的動力，但當村莊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特別是鄰村之間的差距過于明顯時，先進村莊就會產生優越感，落后村莊則極端消極低沉，從而直接加深富裕村莊與貧窮村莊的隔閡。特別是富裕村莊生活參照系的絕對優勢使落后村莊農民內心逐漸產生并積聚起一種強烈的不斷增強的受挫感，當落后村莊面對巨大的地區差距而感到無能為力時，發展動力就會異化為對富裕村莊的嫉恨。不管是富裕村莊對貧窮村莊的鄙視，還是貧窮村莊由于產生“相對剝奪感”而對富裕村莊的仇視，都會加劇人們對貧富分化現實的不滿，進而會影響社區

、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3.農村社區分化對村莊治理模式創新提出了挑戰。一是農村社區分化對國家的村莊治理提出了挑戰。一方面，農村社區分化為政府農村治理制度創新設置了難度。農村社區分化表明村莊自主意識增強，民主覺悟不斷提高，其對國家制度的選擇更加積極和挑剔，要求有更完善的農村治理制度設計來滿足他們的需要，這就對國家的村莊治理體制創新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農村社區的過度分化導致村莊之間相互適應性越來越小，新生治理制度難以適合如此之“地情”，使得新生治理制度整體性特征缺失而難以推廣。另一方面，農村社區分化對政府的農村政治整合提出了新的挑戰。農村社區分化在本質上表現為利益分化，而利益分化又必然會產生利益沖突。對于國家政治發展來說，農村社區分化就是一個利益整合的過程。所以，國家在如何既能使各分化主體的權力和利益得到保證，又能夠促進社會整體穩定和發展等方面面臨新的挑戰。如2012年5月8日，河南濮陽慶祖鎮西辛莊村要建“村級市”，[6]希望能夠得到與其經濟實力相稱的政治權力。因此，農村社區分化對國家政治整合的挑戰越來越嚴峻。

二是農村社區分化使鄉鎮政府的村莊治理面臨新的矛盾。隨著農村社區分化，村莊治理模式也在由權力集中逐步向“鄉政村治”模式轉變。鄉鎮政府是國家權力的基層代表，對村莊治理具有直接的影響力。但是，一方面，農村稅費改革后，鄉鎮政府失去了對人、財、物的統一調控權，進而使其統一指揮失效，導致鄉鎮行政能力不足，并逐漸失去了對村莊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另一方面，農村社區分化使村莊獨立自主能力逐漸增強，民主意識不斷強化，村莊自治越來越深入人心，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鄉鎮政府對村莊治理的控制力，對鄉鎮政府治理的穩定性產生了沖擊。而鄉鎮政府也會在農村社區急劇分化的時候，出于對自身行動合法性基礎的考慮，對村莊治理的控制逐漸減弱。鑒此，鄉鎮政府既要退出領導權，站在法律規定的位置上，又要在動員力和影響力弱化的情況下實現有效的村莊治理，保持農村社會的有序性，這就構成了鄉鎮政府村莊治理的矛盾。

三是農村社區分化成為鄉村自治的障礙。盡管村莊自治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從中國鄉村社會的現實來看，各農村社區分化現象明顯，政治體制環境和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不均衡等特征決定了自治模式具體實施上的復雜性。自治本身是一個過程，需要各個方面的條件支持，這些條件不僅包括國家政治統治的情形，更多的則是地方或者社區本身的客觀現實，比如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觀念習俗等。而我國的鄉村社會現實情況十分復雜，當國家試圖以統一標準規劃治理結構或者是落后地區不顧本身的客觀現實而將自己的治理選擇建立在“理想國”上時，原本理想的治理模式反而起不到預期效果。以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為例，一個村莊實施自治，其本身必須能夠提供自治所需要的物質與文化條件，而中國絕大多數的鄉村社區并不具備這樣的能力,村莊自治受到了前提條件的制約。

三、農村社區分化背景下的村莊治理路徑選擇

我國農村社區分化是客觀存在的現實，村莊治理路徑的選擇也必須符合這樣的現實，既要強調國家宏觀層面的村莊治理，又要重視農村微觀層面的村莊治理，只有加強二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實現農村社區的合理分化與有效治理，最終實現農村社會的和諧發展。

1.國家要從宏觀上引導農村社區合理分化。我國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歷史、社會、文化等原因形成了較大的村莊差距。因此，我國既不能像當今西方國家那樣實行發展后的公平型戰略，也不能像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那樣實行效率型戰略，國家對村莊治理的影響要遵循有限平衡原則，既強調公平，又不能忽略效率。為此，政府要從宏觀上把握和控制農村社區分化問題，引導農村社區充分、有序、合理分化。一是注重經濟發展，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社區發展差異問題。加大區域經濟支持力度，對外出務工村、商品性農業村等發展較慢的村莊給予政策支持，幫助他們發展經濟，縮小村莊之間的發展差距。不斷加大對貧困農村的幫扶力度，通過技術培訓、結對幫扶等方式，幫助貧困村莊發展生產，脫貧致富，縮小村莊之間的貧富差距。二是正確協調流動人口，改善村治水平。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人口管理機制，形成一個公平開放的人口管理機制。不斷調整政策，促進流動農民的政治參與，重視流動人口的

社會資本，鼓勵農民精英參與村莊的治理。還要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積極穩妥地推進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探索建立土地使用權的合理流轉制度，防止土地荒蕪，提高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莊內部治理制度的創新。對村莊治理進行制度上的創新，必須考慮憲法選擇原則、村莊操作規則與村莊集體選擇規則的綜合運用，促進村莊治理制度體系的不斷完善。政府組織和村莊自治組織要以科學的治理理念，形成普遍認同的治理目標，通過協商與合作，實施對村莊的共同治理。要保障村莊治理者與其地位相適應的參與、決策、執行、管理和監督等權力的實施，并使村莊治理者之間的治理權力適當分離，互相約束，互相制衡。各村莊治理者都應是獨立、平等的主體，是平等、自愿與合作的關系。要保障每一個村莊治理參與者的合法權利，實現它們之間的正常溝通與協調，形成科學、合理、和諧、發展的村莊治理理念與治理制度體系。一是培育多元村莊治理主體。積極培育村莊自治組織，充分發揮多元主體的作用，加強政府部門與村莊自治組織、村民的合作。二是構建多元互動的網絡型政府權力運作方式。改革傳統的自上而下的權力運作方式，建立政府、村莊正式組織、民間組織和村民之間的多元互動運作模式。以村莊共識和認同為基礎，形成充分調動村莊能動性和自主性的治理機制。三是為村民參與提供制度保障。增強村民的民主意識和參與意識，健全村莊管理制度與組織體制，為村民參與村莊治理提供制度途徑。四是在治理結構上，改變傳統的治理結構，使村莊內的公共治理和主要資源向村莊集中，突出村莊的主體作用。五是在治理主體上，村委會要發揮村民自治組織的作用，積極主動地參與公共治理，村莊中的其他自治組織和普通村民也將參與治理。各治理主體要不斷更新治理觀念，在治理方式上由強化村莊管理轉變為以服務村莊為主，更加注重通過契約和法律手段來履行權利和義務，實現在法律制度框架內的各村莊治理主體之間的互動。六是在治理內容上，劃清鄉鎮政府與村委會在村莊治理中的權責關系，明確村委會在村民自治中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其村莊治理功能。[7]

3.不斷探索農村社區分化背景下的村莊治理新模式。村莊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關涉整個社會的變遷和發展，因此，村民治理模式的選擇要結合各個村莊的傳統和實際情況，根據農村社區發展的不同階段，針對地區差異性區別對待，采取相應的治理措施，不應強求同一。

一是先進村莊采取自治型治理模式。先進村莊從整體而言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內部利益結構分化和組織分化越來越充分，農民自治意識和素質不斷提高，這都為農村自治提供了先決條件。村莊自治組織要真正成為村莊治理的主體，真正成為承擔村莊公共事務管理與決策的自治性組織。政府與村莊自治組織共同為村莊提供資源，共同提高村莊吸收社會資源的能力。隨著村莊的民主政治不斷發展，村莊民主政治發展的基本特征逐漸成為在法律保障下的民主選舉、民主治理以及民主決策。在這種治理模式下，整個村莊成為一種具有一定靈活性的組織體系，在該體系內各種組織組成的資源不斷進行互補同時信息互通。政府通過法律、制度為村莊組織的發展提供保障的同時對其進行監督和管理。

二是中間村莊采取合作型村莊治理模式。由于中間村莊自治能力相對較強，村莊自治組織的治理能力和作用體現越來越明顯，尤其是村莊的民主政治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農民民主意識逐步增強，初步具備了一定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與自我服務能力，所以，中間村莊可以實行合作型村莊治理模式。合作型村莊治理模式是國家政權力量與村莊自我治理力量通過一定的制度體系，共同治理村莊的一種模式。政府通過行政力量對村莊進行宏觀和間接的干預，由政府、地方、村莊自治組織以及村民代表共同組成村莊治理機構，村莊以自治為主。政府從宏觀上負責對村莊事務和治理進行科學規劃和指導，確保村莊治理方向的正確及治理理念和制度的先進性。政府通過授權把權力移轉給村莊自治組織，由其履行原本由政府承擔的部分職能。對于村莊治理資源的投入，主要還是以政府投入為主，村莊各自治組織投入為輔，同時鼓勵村民不斷增加對村莊治理資源的自我投入。合作型村莊治理模式的實施是符合中間村莊實際情況的，“這種模式的治理主體由二元（基層政府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轉變為多元（基層政府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農村

區組織、其他非營利性組織、轄區單位、農村居民），治理過程由行政控制轉變為民主協商，治理體系由垂直結構轉變為橫向結構，治理關系由依附與庇護關系逐步轉變為信任與互惠關系。”[7]

三是落后村莊采取國家主導型治理模式。在國家主導型治理模式中，基層政權組織是村莊治理的主體，承擔治理的主要責任；行政手段是配置社會資源的主要手段，基層政權充分組織和協調社會資源和社會力量，并通過有效控制村莊治理資源達到村莊合理治理與村莊和諧發展的目的。同時國家主導還可使科學、有效、合理的村莊治理模式迅速推廣，并在實施過程中得到不斷的校正與創新。落后村莊的經濟發展相對遲緩，自主能力相對不足，民主政治發展相對滯后。在這樣的地區，如果沒有能有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行政力量的介入，要想獲得經濟和社會的順利發展，并縮小與發達村莊的差距，是非常困難的。為此，此類村莊治理過程中，要強調行政的主動性發揮與村莊自身的能動性創造。另外，落后村莊由于社會結構簡單，人口同質性強，其治理還要依靠風俗、習慣、道德、社會輿論等非正式社會控制，如鄉規民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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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內容摘要:農村土地流轉是由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宏觀背景與微觀實踐合力推動的,農業土地用途和區域的不同產生了不同土地問題,土地流轉在實踐中強力表現出公平保障的多元理路流轉。

關鍵詞:土地流轉 基本問題 理路反思

土地流轉,是在農民大量流動背景下的一種現實選擇。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同時要求“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

對此,學界展開了廣泛探討,期待土地流轉“解放”農民。但是,學界的爭論混淆了兩類不同用途的土地性質,進而混淆了土地流轉的實質問題。土地流轉實踐不僅僅是追求效率的經濟理路,而且是涉及農民公平保障等生產生活方式、農村社區管理的土地社會學和土地政治學問題。土地流轉必須區分什么農村的什么農民的流轉意愿,必須在現代化進程中理解土地功能和土地問題,需要適時的土地制度和應對各種問題的足夠耐心。

土地流轉的背景及必要性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推行的以戶為單位、雙層經營、統分結合的農村土地經營制度,極大地促進了農民經營積極性和農業生產發展。與此同時,土地制度的宏觀背景和微觀基礎發生了較大變化。

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流動是我國社會轉型的一種表現。據國家統計局2009年農民工統計監測調查顯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2542萬人。今后,隨著經濟發展和城市化、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業產業結構的轉型,必將還有大批農民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并將最終脫離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

農村勞動力流動,推動了土地流轉進程。據農業部經管司統計,2006年全國農村土地流轉面積是5551.2萬畝,占耕地面積的4.57%,比上年增加1.5%;2007年全國農村土地流轉面積6372萬畝,比上年增長14.8%,占耕地總面積的5.2%;2008年土地流轉速度明顯加快,全國土地流轉面積達1.06億畝,比上年增長66%,占耕地總面積的8.7%。

近20年來,農村居民家庭經營純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工資性收入的比重不斷提高。農、林、牧、漁業的家庭經營純收入占農村居民純收入的比重從66%下降至42%。我國農民正逐步擺脫土地和農業的束縛,為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提供了操作空間。

農民流動的不同狀況形成了差異的土地流轉意愿。土地流轉,需要考慮以下方面:土地流轉后,基本生活是否能得到保障和提高,能否有一個穩定的職業和土地的相對效益是否能夠有所提高。現有的1.4億流動農民工,絕大部分在城市沒有穩定的就業和收入來源,傾向于轉包、互換等臨時性地協商,且分散、小規模的流轉。少部分在城市獲得穩定就業和收入的家戶,臨時性流轉土地反倒是一種負擔,傾向于一次性流轉出去,以獲得繼續停留在城市的資本。

微觀實踐中,土地細碎化推動了自發的小塊土地流轉。土地細碎化通常指稱農戶擁有多塊互不相鄰的土地,地塊平均面積過小以至于存在未實現的地塊規模經濟,地塊的分割與地形無關,并且可以通過交換實現合并。中國土地細碎化的現象由來已久,無論是唐宋時期政府定期分配、收回土地,還是后來的土地家戶經營,土地細碎化現象皆有加劇趨勢。

土地細碎化對規模經濟與糧食產出具有顯著的負效應,但對農戶收入又具有一定的正效應,具體表現在農戶可以通過增加作物種植的種類來增加收益,通過充分利用勞動時間以及規避自然風險、市場價格風險來提高收入。但在純粹農業性收入在家庭經營純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背景下,土地細碎化抵御風險的功能弱化,減少了單種作物(尤其是土地密集型作物)的規模化經營。作為土地細碎化的回應,土地的守望者們自發的相互交換土地或者流轉土地、地塊,以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單種作物的生產率。土地細碎化的困境,推動著底層社會的土地流轉實踐。

土地流轉的觀點分歧

學界對土地流轉的態度截然相反,甚至針鋒相對。茅于軾指出每年的農村政策收效甚微,原因就是沒有抓住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這一根本核心問題。楊小凱認為土地私有化只會使現在相對貧窮的農民變得更富,我國臺灣就是一個典型。與此相反,溫鐵軍認為照搬“私有化+市場化”教條而失敗的經驗比比皆是,而理論界的不少學者卻依然對其深信不疑。

土地流轉的觀點分歧在于沒有區分什么農村的什么農民的土地流轉。中國農村存在兩種不同用途的土地,非農使用的建設土地和農業用途的農地,而兩種用途的土地收益差別甚大。土地的不同區位和用途,形成了不同的土地問題。農業型的農村,土地問題集中于農業型地區的發展、穩定和保障,經濟發達或城郊型農村,土地問題集中于土地利益再分配問題。

農業型農村,土地對于不同農民群體仍舊具有十分重要的生存和保障作用,其土地流轉是發生于農民內部的變更,是階層分化群體的不同發展路徑的自然呈現。喪失土地經營權的農民群體可通常被稱為失地農民。學界、媒體和政策部門目前集中關注大中城市郊區和沿海發達地區失地農民、中西部中小城市失地農民。被征用土地具有巨大的市場價值,出現了圍繞土地的多方博弈。被動失地農民,涉及土地非農使用中的失地農民的利益保護和再分配、農民市民化、農村城市化等問題,這就與以農為生的農民在內部發生的土地流轉截然不同了。

學界的爭論混淆兩種土地用途的差異,也就混淆了土地流轉與土地征用的差別,并因此誤解了中國的農村問題。區分出不同農村的不同農民,才能明確土地的具體時空下的意義。分析中國農村和農民時,才不會錯置時空、混淆問題,才能避免情緒化、道德化地看待土地問題。

土地流轉:效率追求還是公平保障

土地使用權的家庭承包制是當前農村土地流轉的制度基礎。對于農產區的農民而言,土地是一種生存資源、經營手段和生活方式,是其生存和發展的最后保障。土地使用權的家庭承包,通常不論面積大小和土質肥瘦,一律按人頭平均,實現著基本的公平保障。然而,這一方式仍屬于小農經濟,零碎、分散的土地難以形成適度規模經營。

中國政府一貫重視穩定土地關系。從土地一輪承包到上世紀90年代初再延長30年不變和二輪確權,政策主題強調穩定土地承包關系,以提高農民投資、經營土地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困于村莊人口不斷增長和變動的事實,農村土地一直處于間歇調整之中,以保障村莊變動人口的基本生存。土地制度陷入效率追求與公平保障的困境之中。

作為協調農村土地經營的效率追求和公平保障之間矛盾的方式,土地流轉被賦予了多重期待。近年來,宏觀背景和微觀實踐合力推動農村土地流轉進程,但并未大量出現預期的適度規模經營。農村土地流轉面積普遍偏小,即流轉總面積占當地耕地總面積或承包經營耕地總面積的比例偏小。

土地流轉規模較小成了地方政府認為需要支持和鼓勵的一個問題。對土地流轉,地方政府和村民自治組織有著一定的積極性,這與其長期追求的提高農業比較效益,調整農村經濟結構,提高農民收入等績效追求密切相關。在效率追求和公平保障之間,盡管政府支持和鼓勵土地流轉以追求效率,農村社會的現實還是選擇了后者。

土地流轉的現狀反映了當前的土地依然是大部分農業從業的農民就業、生存保障和社會福利的基本依靠。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最現實的選擇。基數龐大的農民城市化是一個要持續多年的漫長進程。在農民收入增長速度長期慢于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且增長空間有限、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立緩慢、農民非農就業不穩定等現實面前,農用土地承擔的福利保障和就業保障功能遠遠大于土地的生產功能。土地使用權的近乎平均的獲得和保留,保障著農民抵御現代化進程的諸多風險,守衛著社會穩定的底線。土地流轉對農民總體上缺乏吸引力。

土地流轉:單一理路還是多元理路

農村土地流轉,在實踐中形成了以地方試點為形式、以探索試驗為特征的諸多實驗,包括以土地股份合作制為特征的南海實驗、以兩田制為特征的監利實驗、以土地換社保為特征的嘉興實驗、以農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為特征的蕪湖實驗、以集資辦社為特征的昆山實驗、以農地直接入市為特征的廣東實驗、以農村土地資本化為特征的成都實驗等。其中以農業產業化經營項目帶動農村土地流轉從而實現適度規模經營的流轉方式較為普遍和成型。這種流轉模式一般發生于經濟比較發達或區域位置有利于發展外向型農業的地區,以“龍頭企業+農戶”或“龍頭企業+土地合作社+農戶”等形式經營高附加值或高技術含量的農產品。農民土地入股或出租,獲得土地的股息、紅利、租金和務工收入。

這些方式是土地的第二次“兩權分離”,即將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分離。現有的流轉實驗凸顯了土地的經濟理路,即強調土地的生產資料功能,期待著有限的土地資源合理流動,能夠優化土地資源配置,加快土地使用規模化、集約化,從而提高農業比較效益,調整農村經濟結構,提高農民收入等效果。

但在微觀實踐中,土地流轉并不局限于經濟理路,占據主導的是以保有農地或方便耕作等為目的的流轉行為。農村土地流轉,出現了轉包、互換、租賃、入股等多種流轉形式,但臨時性地、以口頭協議為主的轉包是最主要的流轉形式。土地流轉多在農戶,尤其是同一村組的農戶之間自發性流轉,鄉村組織大多遠離土地流轉實踐。

自發的流轉實踐鑲嵌入鄉村社會的親緣網絡。在鄉村社會中,動產和不動產交易是在不同性質行為,奉行的規則是對親緣網絡的回避與迎合。土地流轉對象遵循了直系血親、鄰居、同族人和同一村組的圈層結構。為了保證持續性和穩定性,土地流轉規則也加入了各種網絡關系。

圍繞著土地匯聚交往,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行動、組織網絡、村社文化等。土地作為治理資源被廣泛應用于社區管理和整合之中。這種現象既在歷史進程中租佃制度和農村土地制度的分析得到了印證,也在集體制下重新塑造了圍繞土地的村莊成員權,構成了鄉村治理的合法性基礎。

土地流轉不應單一化為經濟理路,而是多元理路的功能再現。作為多元功能載體的土地,客觀上具有除生產資料功能外的其他多項重要功能,從微觀角度分析包括農民保障、農民就業、村社整合等。因此,土地流轉應有多元流轉思路,在鄉村治理、村社文化、村莊認同等社會、文化層面可有作為。

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是農民不斷從土地上剝離出來,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土地問題只有在現代化進程中才能得到解決,這需要足夠的耐心。土地之于農民的意義只能去揭示而不是去代替。土地流轉必須區分什么農村的什么農民的流轉意愿,必須在現代化進程中理解土地功能和土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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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建峰.農村土地流轉現狀及需要正確處理的幾個關系.省略/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 ID=43871

篇5

一、指導思想

以黨的和四中全會精神為指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結合新時代文明實踐陣地建設和市域治理現代化試點工作，秉承“和諧、互助、溫馨”的理念，以“建、管、用、育”為著力點，打造促進鄰里互助交流、營造文明和諧鄉風、推動城鄉深度融合發展、創新農村社區治理、鍛造鄉村振興內生引擎、弘揚主流價值的新平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農村社區治理共同體，為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建設美麗中國先行區提供精神文化支撐。

二、創建目標

農村社區睦鄰中心建設堅持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致力實現“547”目標。強化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等5項創建原則，探索公益化、樞紐化、社會化、智慧化等4個創建路徑，融合承載黨建聯盟引領、文明實踐傳播、鄰里守望共治、居家養老互助、關愛留守驛站、鄉賢議事平臺、社區融入會所等7個平臺功能。推動我區承擔國家農村綜合改革試點試驗的鄉鎮（村）先行先試，力爭“十四五”末全區村（居）覆蓋面達80%。

三、具體舉措

（一）促進共建共享機制

貫徹落實區國家農村綜合改革試點試驗工作方案要求，注重整合各類建設資源，凝聚政府、市場、社會等各種主體投入睦鄰中心建設的合力。1.利用現存資源。為減輕基層投入，鼓勵村（居）合理利用境內農民新村會所、富余辦公場所、集體或國有閑置場所及收購閑置民房進行改建。有條件的地方可因地制宜進行新建。2.推動資源共享。根據轄區內民宿業、田園綜合體、養老旅游地產、農家樂等項目發展發展特點，探索利用民宿休閑會所、養老服務場所等資源進行共建。3.整合場所功能。注重整合新時代文明實踐站、養老服務中心、留守兒童之家、紅白理事會服務場所、網格化管理場所、志愿服務陣地、“一約四會”活動場所、鄉賢議事平臺等功能布局，有機融入農村睦鄰中心建設。

（二）探索多元管護機制

堅持建管并重，充分激發村（居）委會、社會組織、市場經營主體參與睦鄰中心管理的活力，創新運行多元管護機制。1.發揮理事會管理的主體作用。各鄉鎮要建立農村社區睦鄰中心交流協作機制，廣泛吸納各村（居）黨員干部、本村鄉賢、文化骨干、“五老人員”等參與日常管理，建立睦鄰中心理事會。2.引導各類組織參與管理。各鄉鎮要積極引導協會組織、自治組織、志愿服務組織參與管理，充分發揮老年協會、紅白理事會、鄉賢議事會、村（居）“幫客”的作用，因地制宜設置服務項目，推動各類組織服務管理經常化。3.探索購買社會服務管理。有條件的鄉鎮可探索向社會組織、社工機構購買服務項目的模式，推動睦鄰中心社會工作和活動管理專業化。

（三）豐富內容供給機制

1.強化“菜單式”服務。整合各類宣講服務團等服務資源，匯集形成“菜單”服務體系，推動法治宣傳、鄉風鄉愁、禮節禮儀、家德家風、文化文藝、科學普及、健康教育等進農村社區睦鄰中心。2.推行“互聯網+”服務。各睦鄰中心要完善通信網絡建設，實現無線網絡全覆蓋，鼓勵通過QQ群、微信群、公眾號、抖音等網絡平臺,錄制推廣睦鄰活動微視頻，提升農村社區睦鄰中心的影響力。3.強化“紅白理事會”服務。積極引導紅白理事會進駐農村社區睦鄰中心，鼓勵有條件的村將紅白事服務場所同步納入建設，添置必備的服務設施，滿足村群眾節儉辦理紅白喜事的基本需求。鼓勵采取與旅游餐飲企業、農家樂飯店合作或者托管運營等模式，為村民群眾辦理紅白喜事提供便利。

（四）健全睦鄰文化機制

1.以睦鄰興家風。以睦鄰中心為載體，傳承良好家風、家訓、家教，從家譜、故居、祠堂、牌坊、老物件、老照片中等挖掘家風家訓資源，整理當地名人賢達、政商名流的嘉言懿行，組織開展尋家規、誦家訓、講家教等活動，講好家風家訓故事。2.以睦鄰鑄村魂。依托睦鄰中心，結合實際修訂特色“村規民約”，鼓勵開展“樹村規、立村訓、唱村歌”等活動，組織開展各類道德模范、最美家庭、最美志愿者等選樹宣傳活動，弘揚凡人善舉，展示村莊精神，樹立村莊正氣。3.以睦鄰育禮儀。倡導利用睦鄰中心開展兒童啟蒙禮、成人禮、新年祈福禮、重陽敬老禮、入伍壯行禮、村干部就職禮等活動，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文明新風。

篇6

[論文內容提要]中國鄉村社會秩序隨著社會變遷而發生著演化，當前農村社會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是影響鄉村秩序的一些深層負面因素并未因經濟發展而消除。原子化與集體行動困境則為其中的因素之一。因此通過灌輸“勤勉、合作、自助”的態度和價值觀念，培養“自立、自助與合作”的精神，調動并依靠社區成員積極自愿地參與，改善自身的文化環境，建設適應形勢的農村文化成為構筑社會主義新農村和諧社會不可缺少的內容之一。

一、原子化與集體行動困境

鄉村秩序主要指農村社會結構要素之間平穩有序地互動，鄉村社會處在相對穩定和均衡狀態。一般來說，鄉村秩序主要由國家和農村社會的二元整合而實現的。雖然政府的合法性迅速增強，農村社會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其它影響鄉村秩序的一些深層負面因素并未因經濟發展而消除。相反，經濟發展與鄉村秩序的悖論越來越突出，鄉村秩序的弱質性將在今后表現出來[1]。

在眾多深層次負面因素中，原子化與集體行動的困境是影響鄉村秩序基礎的基本因素之一。農村的這種原子化關系有著其自身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城市工作者在工作之外是原子化的，日常交往很少；而農民是工作上的原子化。這一點在組織合作上得以體現。農村的這種原子化，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即發展到個人生產力可以解決自身問題，但又沒有產生更大范圍內的社會分工合作需求。這反映了當地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因此，在東部農村，這個問題并不明顯。

吳思紅對農村目前所反映出來的這個特點做了確切的描述。原子化，即社會上個人與個人的聯系很少，主要通過與一個共同權威的聯系才得以建立，而不是直接發生聯系，不是生活在一個互相依賴的群體之中。孫立平在此基礎上確定了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個人間社會聯系的薄弱，二是在追逐自己利益時，是以個人而不是以群體的形式行動的。

這一理解相對淡化了“差序格局”中傳統文化的因素，而強調個人利益的動機性。從目前農村的具體情況來看，這種“工具性差序格局”不是在減弱，而是處于不斷加強的態勢中。雖然農村各種禮俗習慣和人情往來并未減少，并且以內在道德的評判表現出來，但實際上個人利益的至上藏著世態炎涼的真實背景。[2]

這種農村“原子化”關系的存在不僅不能強化農村的合作能力，反而使集體行動陷入了困境。奧爾森強調，理性的、自我利益中心的個體一般不會為了集體利益而行動，因為此類公共物品不會按照集體成員是否做出過貢獻來進行分配，扣留沒有做出貢獻者的那一份。因此，理性的行動者將會是一個“搭便車者”；但是，如果每個人都想搭便車，那么集體行動則無法可能實現。

二、文化關聯的缺失

農村的這種原子化，體現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斷裂，即從合作化至中，消除傳統文化中的整合因素，強行用一個新的整合因素。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強有力的打擊成功地將傳統表層的東西瓦解掉了[3]。另外改革開放以后，出現了傳統與現代的斷裂，這就導致新舊文化之間的誤讀，特別是對改革開放的誤讀。在今天的農村，可以聽到過去歷史上從來不存在的這種日漸單一的評價：誰會掙錢，誰就了不起，且令人欽佩[4]。

在傳統社會中，也即弱國家強社會整合模式時期，以儒家文化為主導思想的宗族自治和農村社會關系結構的特殊性產生了持續的整合力。這種社會，人的行為有著傳統的禮制管束著，從俗即是從心，穩定的文化傳統是有效的保證[5]。因此社會自我整合促進了村莊集體認同的形成，為村莊社會的集體行動提供了內生動力。

在村莊場域中，由于傳統文化影響逐漸減弱，通過契約產生的內生強制力十分弱小，普通村民和體制外精英即使擁有明確的共同目標，仍然難以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動[6]。

村莊社會的文化關聯之所以能形成村莊集體認同、引起村莊集體行動、實現村莊社會整合，是因為它一經形成便能將村民納入到同一文化場景之中，讓村民在同一文化場景中體驗并遵從村莊文化網絡的張力，使村民在村莊社會中的活動越來越體現村莊文化網絡的要求[7]。但是，隨著市場化力量對村莊社會生活影響的不斷加深，鄉村社會傳統文化的支撐力在市場化過程中不斷減弱，村莊文化網絡的張力逐漸弱化，村莊社會的文化關聯不足以形成集體行動和社會整合。

生活在同一村落活動空間的村民原本極易形成特有的文化關聯，但是村民之間的交往活動中曾經存在的遵守共同

規范的默契和自覺性發生了關鍵性的斷裂，這些最終導致文化關聯的缺失，從而無法形成集體認同，也就不能進一步形成集體行動。

三、集體合作的可能

化解農村原子化，從直接目的來說是要達到社會活動中的“技術”集體如分工協作，但最終這個目的還是通過要達到文化認同與“心理”協作如強調共同的心理素質等方面的情感相依來實現，也就是重新實現農村的社會整合。

科利爾認為不管是政治社會資本還是民間社會資本，二者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都是通過克服集體行動困境而解決社會秩序問題的。普特南認為，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的效率。從這個定義，我們得出，村莊內村民之間的相互信任、具有可以共同遵守的規范以及具有凝聚力的社會支持網絡對于克服當前原子化以及集體行動困境，提高整個村莊的社會資本，達成集體合作都是有著積極意義的。

賀雪峰認為，在傳統社會中，村民們團結起來，共同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依靠的是建立及強化以宗族組織為代表的傳統組織體系。在傳統社會中，也不是不存在有強烈搭便車欲望的“落后分子”，但是因為存在一套相對有效的懲罰機制，也就是將不合作者邊緣化的辦法，使大部分人不愿意(或不敢)變成那種事事搭便車的懶漢，從而使有限的合作進行下去了[9]。但是這個辦法最終要依托的是傳統社會中的傳統組織及傳統文化。

總的來看，有條件是能實現合作的，條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體系，因為合作需要起碼的信任氛圍，需要談判，要有合適的溝通話語。但是在轉型時期，農民合作賴以發生的誠信社會制度不存在了，早已沒有了傳統的文化基礎，而現代價值還未建立。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人生意義的重建、農民整體人生價值的建構，從而形成農村的文化傳統。

四、文化何為

在許多社會中，個人并不是唯一的行動者，尤其是在中國農村社會，社會行動單元是多元化的，而且具有強烈的文化性。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保護創造力，讓個人獨立地發展，卻又發揮凝聚力，讓個人在多元中結合成社會。化解原子化，文化一方面是提高農民素質，引導其重新構建生活意義；另一方面是為農村社區的整合提供文化支持。

文化對社區的整合作用在農村社區整合中是不可忽視的。文化是依靠價值、規范以及風俗習慣等發揮作用的。由于文化整合屬于深層次整合手段，所以它對集體認同感，個體意識有著深刻、深遠的影響。采納一個集體行動框架，則涉及到了文化體系（即一個特定的關于世界的分享理解）的產品和個體意識的相互拼合。一個持續的、用于維持社會運動參與者忠誠和承諾的集體認同感的創造，本身就是一個文化成就。因此農村文化的內容以及文化內容的有效組織則成為農村文化建設的主要方面。首先，農村文化內容涉及到了農民的生活意義和農村社區的意義共建，因此是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原有的文化底蘊和價值觀念確立了農民自身想當然的、不自覺的認同對象。但是，當文化背景發生變化時，農民原有的認同對象和認同背景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出現了個體權利的不斷膨脹，人際交往的異化，公共善的喪失。在社會學和人類學里，“價值觀”常被用作表示共享文化的標準。而這些有效的共享價值觀即普遍價值觀必須在學校教育體系進行中進行。梁漱溟認為，無論廣義還是狹義的教育，平時皆為“綿延文化而求其進步”，換言之即為“不使文化失傳，不使文化停滯不進”，而“所謂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禮俗習慣莫不屬之”；即“著意在改造文化、創造文化，而不是綿續文化”[10]。只有這樣才能在農村形成新的文化傳統，從而在文化傳統的基礎上能夠獲得集體行動的條件。

其次，對文化內容進行有效的組織是進行文化擴散的一個重要方面。文化內容應該在農村的信息構成即一種等級制結構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化內容在農村要使用最強的中心服務器，并建在傳統知識擴散的中心，這樣可以保證內容的質量。農村文化內容組織的不足，在現代化沖擊之下，現代社會成員喪失了共享的政治和文化傳統，每個人都將自身想象成為完全自由、獨立的自我，其進入社會、接受社會責任，只是為了減少冒險，保證自己的安全、利益的實現。這樣在各種思想的沖擊之下，村莊內部的文化聯系就被逐漸削弱，因為農村文化表現形式的增加就隨即增加了聯系社區的紐帶，文化紐帶的凝聚力是抵御由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不穩定的盾牌和必備的平衡力。以先進文化以及傳統文化的可繼承部分作為文化內容的主要內容在農村社區的中心位置進行傳播，同時對于文化的組織方式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要以農民最容易接受以及最樂意接受的方式。目前各地的文化中心戶建設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這也正是對文化組織方式的一種調整。

再次，農村文化活動是農村文化建設和發展的動力，沒有活動，農村社區的凝聚力就得不到提升。一些民俗活動在內部具有特殊的維護內部秩序和自我生存的作用，對其自身來說，是有特殊價值的，是村民自我文化價值的實現。許多古老的神話故事、節日儀式、古歌、古物等，被現代化趨勢沖擊著生存地位，現在又重新為人所撿拾。在豐富農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時，進一步借助鄉土文化來重新建構農民的日常交往方式，使得村落公共空間的文化網絡得到恢復和發展。而且通過運用一些現代話語體系的解釋，使傳統文化的自我體系納入到現代科技社會和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中，可以使傳統文化得到更好的延續。

最后通過發展地方文化，實現文化產業化來化解原子化，在傳統文化日益消減和衰微的現代社會，通過發展具有當地特色的文化產業，并且作為當地的發展優勢，能夠喚醒村民的文化自覺，即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勢，使其村民意識到自己的文化重要性，重估文化的價值，從而會更珍惜和保護自己的傳統。這樣可以延續傳統文化，增強社區“領域”感，培養認同意識，形成社群共識；同時也可帶動地方發展，提高地方經濟效益，提升地方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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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楊孝容.“創造新文化救活舊農村”——略論梁漱溟鄉村民眾教育思想[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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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前農村組織存在的問題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組織化的社會基礎。尤其在農村，要在尊重農民權利、保護農民權益的基礎之上把農民組織起來，因為“現代的個體都是權利主體，它們之間因權利而平等，彼此之間的聯系只靠契約建立。為了實現權利，大規模的社會組織和普遍的社會交往成為必需”。。然而，在我國，農民的組織化水平仍然比較低，主要表現在：

第一。在我國農村社會，非正式組織的數量少、種類單一。有學者把我國農村組織分為正式組織和非正式組織，認為“在我國農村社會，正式組織包括鄉(鎮)黨委、鄉(鎮)政府、村支部、村委會等；非正式組織則主要包括宗(家)族組織、宗教組織、農民自發的維權組織以及新型合作經濟組織等”。。然而，就我國廣域的農村社會和龐大的農民數量而言，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數量顯然很少，組織種類也比較單一，不能滿足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需要。

第二，從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發展趨勢上看，一些組織出現衰微趨勢，而一些組織仍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還不穩定、不成熟。首先，就農村社會中的宗族組織而言，雖然宗族組織和宗族觀念在我國根深蒂固，仍會在以后很長時間影響基層農村社會，但是隨著社會和經濟條件的變化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則是民工潮的出現，因為農民再也不會被固定在生他養他的血緣和地緣社會，宗族勢必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千年基礎”，因此，宗族會不斷地瓦解，不斷地渾蝕其固有的劣根性。其次，對于農民的維權組織來說，只能算是一種臨時性的組織，它為維護農民的權益而成立，一旦所要求的權益得到解決便自行解散。至于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由于它產生時間短，所以組織體制和運行機制還不成熟，而且數量也很少。只有宗教組織在農村社會迅速復興，填補了人們的精神需求，農村成為宗教活動的重要場所，人教人數不斷增加，但即使這樣，宗教組織也沒有成為農村社會的主導組織。

第三，就正式組織而言，村委會和村黨支部組織的治理效能不理想，沒有發揮應有的組織功能。首先，從國家與社會層面上看，由于農村實行和體制的解體，以及國家在農村推行“鄉政村治”，農民開始自我管理，實行村民自治，國家政權與農村社會逐步分離，尤其在稅費改革和取消農業稅以后，村民自治組織由于缺乏必要的財力支撐，難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已經影響了村民自治的有效運行。其次，從村委會與村黨支部的運行機制來看，“村兩委”相互掣肘，影響村級組織的有效運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是由村民選舉產生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而村黨支部作為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這樣，“村兩委”在行使公共權力時就難免產生矛盾和沖突，“在這個問題上，抱怨是雙重的，黨支部方面認為村級直接選舉削弱了黨的領導，村委會方面認為組織法不落實”。加之“組織體系的制度化水平不夠，組織運作的規范性、統一性、靈活性還都很差”，因此，“從改革之初到現在……一套真正體現鄉村經濟社會內在要求的組織體系還遠沒有建立起來。……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并沒有帶來組織體系的適應性提高，也沒有有效地保障鄉村社會經濟的協調運行”。。最后，從村民委員會和村黨支部組織與村民的關系上來看，農民對村級組織的疏離感加劇了。“從鄉村生活的觀察出發，我們沒有辦法得出基層組織對于農民的服務越來越好、農民對于基層組織越來越親的整體判斷。相反，農民和基層組織的疏離感加劇了。”這已經被一項“農民對村組織、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的調查所證實。

從一些數字可以看出，村民對村組織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主要集中在“有點不可信”和“有點可信”之間，村民并不怎么信任村干部和村組織；更嚴重的是，在農村社會的實際生活中，一些村干部腐敗、不檢點的行為也引起了農民的極大不信任甚至是反感。因此，村干部和村組織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其管理活動依靠的不是權威而是權力。農民對村干部和村組織的不信任，大大地阻礙了“村兩委”組織功能的發揮和鄉村治理的效能。但是，“客觀地說，基層組織在促進農村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是強大而積極的，但比較而言，在治理方面的努力就差強人意。或者說，目前的基層組織體制，如果說在動員和組織經濟方面是有效的，那么在改善鄉村治理方面，是基本不相適應的。所以，改善鄉村治理，首先要反思和檢討的，是改造基層組織體制”。“基層組織改革必須有大動作。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現在的任務是要再造基層組織體系”。再造農村社會基礎，提高農民的組織化水平。

二、農村(民)組織在農村基層的重要作用

當前我國政治、經濟的發展狀況以及整個社會的發展狀況，為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機遇，創造了非常好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我們要在現有的農村經濟政策的空間里改造基層農村社會基礎，逐步解決“三農問題”，在農村社會建立各種形式的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這有利于促進基層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發展，具體體現在：

首先，在基層農村政治建設上，農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和公民民主意識的成長，有利于農民利益表達和民主參與過程的有序化、制度化和對國家權力社會監督的機制化。從民主管理的角度看，農民組織可以平衡農村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制約基層政權組織的權力，防止強勢群體侵犯農民權益，“必須讓社會中的主要利益團體聯合參與政府組織，以此來防止任何一個利益團體可能將自身的意志強加于其他利益集團”。。從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的角度來看，隨著社會格局的深刻變動，農民的利益關系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此而產生的許多社會矛盾和經濟糾紛，就需要農村有相應的解決機制。而單個農民的利益表達和訴求就顯得“軟弱無力”，在整個政治參與體制中處于劣勢；而且，作為單純原子化農民的政治參與，容易帶來政治參與的失序和低效，需要農民組織起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建立與國家政權的聯系通道。從農民組織的公益性來看，它會更多地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關注社會的多元化需求，統籌社會各方，兼顧弱勢群體，發揚民主，實現社會公平。廣大農民應該組織起來，在利益一致的基礎上結成各式各樣的農民組織，集中農民意見，代表農民利益，和政府部門以及其他社會組織進行對話，有序地進行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以增強農民與國家、市場和社會的博弈能力。

其次，在基層農村經濟發展上，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建設現代農業，實現農業向科學化、商品化、集約化轉型；有利于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民經營的有序競爭，提高農業的國際競爭力；也有利于國家的宏觀調控和宏觀組織。應該把原子化的農民個體結成代表農民權益的組織，發揮廣大農民群眾的主體性作用。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也可以以專業經濟合作組織、農村合作社、農民互助協會等形式，參與到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建設、農產品貿易和流通體系建設中去。另一方面，隨著市場化、信息化和農業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電話、電腦、網絡等現代信息傳輸工具在農村的使用，農村市場服務型中介組織發展很快。這些中介組織在市場營銷、信息服務、農產品加工、儲藏和農資采購經營等方面提供了許多便捷服務，有利于農民r解市場信息，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和規模，避免盲目生產}在彌補市場和政府的不足，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在基層社會和文化建設方面，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農村基層社會的和諧穩定。目前，對于農民個體來說，一方面，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生產方式以及國家權力對農村社會控制的減弱，使得農民在生產、生活方面的需求不斷增長，從而產生對各種社會組織的需求。在現實生活中，農民自發結成各種組織，如生產幫扶組織、特困戶救助組織、兒童上學接送組織等。這些農村社會組織在社會互助、公共援助、社會福利、情感交流等方面進行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戶進行生產，大多數農村家庭很難備足各種農具，很難具有足夠的資金、技術，或因家庭勞動力不足等原因，程度不同地需要各種農村組織的幫助。除了在物質利益方面需要實際幫助以外，農民在體育、衛生、文化和精神等方面還需要組織實體，以便于開展各種體育活動、衛生活動、文化活動等。這些活動既能滿足農民的社會情感需求，也能滿足他們的精神信仰需求。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農村組織的各種活動，不乏有迷信活動、非法宗教活動以及違法活動。所以，我們要對農民進行教育，以提高他們的素質，使廣大農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道德觀、消費觀、婚育觀，不斷提高農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讓農民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發揮他們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既然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進基層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那么，就應該給予農村社會組織和農民組織相應的法律地位，保障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在基層社會的活動，提高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

三、國內有關鄉村治理理論和農村(民)組織對鄉村治理結構的影響

國內理論界對于鄉村治理理論的研究以及鄉村治理的模式和路徑選擇，大多是從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的視角出發，立足于解決鄉鎮存在的問題而提出來的，而很少有專文從尊重農民的權利。

發揮農民群眾的主體性作用的視角，提出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對于鄉村治理結構改革的影響，而這恰恰是解決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核心所在。

中國問題的實質是農村問題，而農村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出路在于改造農村社會的社會組織結構以及農民的聯結和組織方式。針對我國目前農村組織化水平低、農民居住分散以及農民群體具有散漫性的特點，鄉村治理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各種農民組織，再造農村基層組織化的社會基礎。理由是：

根據多中心治理理論，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各式各樣的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使這些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成為鄉村治理的中心，與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各種社會組織進行合作治理，實現基層社會與政府之間的互動，“一方面，社會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則組織起來，有序地參與到政策形成過程中去；另一方面，從這種制度化的參與機制中，國家權力獲得了穩定的支持來源(合法性)和控制權”。在經濟上，這些組織參與基層社會的經濟管理，可以把鄉鎮政權從繁重的經濟事務中解脫出來，切斷了鄉鎮政府作為“謀利性政權人”的經濟基礎。在政治上，這些組織參與鄉村社會的政治民主建設，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這樣，鄉鎮政權可以從傳統的政治管理繁瑣的事務中解放出來，而它所要“扮演的角色越來越不是服務的直接供給者而是調停者、中介人甚或裁判員”。這樣就切斷了上級政府可借以利用的壓力型體制的通道。在社會文化建設上，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可以為村民提供各種服務和幫助，開展各種健康有益的群眾文化活動和互助活動，實現農民的自我教育、相互合作和相互援助。這樣，鄉鎮“政府與社會力量通過面對面的合作方式組成了網狀管理系統”。鄉鎮政府與農民組織及其他社會主體就能以平等的身份，通過對話建立合作關系來實現鄉村治理的目標。

從國家對農村社會政治整合的轉型來看。由于實施城鄉一體化和“工業支持農業、工業反哺農業”的農村戰略，國家對農村社會的整合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以農業稅費改革特別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推動為標志，國家對社會的整合開始由“汲取式整合”向“供給式整合”轉型。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國家應該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維護農民的權利和自由，保護農民權益，對農村社會應該采取新的整合方式，挖掘基層社會的內在潛力，為鄉村社會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提供內生動力。這種內生動力借助于國家、市場和社會等外在力量的推動，使農村社會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堅實的社會組織基礎。把農民組織起來，讓農民組織在基層農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中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農民的各種權利，以便與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各種社會組織共同參與鄉村治理。

顯然，上述的治理結構必然涉及到鄉鎮政權改革的未來走向問題。從現有的對未來鄉鎮改革的各種觀點來分析，其目的基本上都是為了解決鄉鎮存在的問題而提出來的。在實際生活中，鄉鎮仍然存在許多問題，這一方面反映出鄉村治理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艱巨任務，不僅僅是因為我國農村地域廣闊、農民數量龐大、農村生產水平低下的歷史和現實狀況所形成的黏滯性給治理帶來難度；還因為我國以為主要形式的農村改革到現在也只有不到30年的時間，而要在這短短的時間里理順鄉村社會的各種結構和關系，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隨著整個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各種新的政策、措施會不斷出臺，各種新的情況也會不斷產生。所以鄉村治理是一個長期的調適過程。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我們所采取的立足于解決鄉鎮現實問題的鄉村治理路徑，都難免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弊病。因為隨著一個問題的解決，難免又會出現新的問題，同時又產生解決新的問題的方法和途徑。而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鄉鎮問題，就要尋找產生鄉鎮問題的根源：農民組織化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弱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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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市場與政府及個體的多元化，在經濟的發展下，衍生出來的社會風險也逐漸在增加，我們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來減少社會的損失，增強個體的福利，維持市場秩序。在此基礎上，我們通過對社會系統的全面分析，在各種資源下，對社會風險進行了一系列的識別、評估和處理，運用多種控制手段，合理調配市場、個體及政府間的風險管理責任，建立動態的、可調控的風險管理制度。建立這樣的框架體系，有效的解決社會風險，實現多渠道的協調發展。多元化的社會已然到來，社會風險也不可避免的出現，我們需要重新認識現在的社會結構，農村社會風險的存在只是這個體系中的一個區域性概念。農村社會秩序的不穩定正是由于國家在農村管理方面相對薄弱，沒有完善的風險管理機制。我國正處在轉型期，建立社會風險管理機制，多農村發展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二、對中國轉型期農村社會風險的研究

1、風險的識別與分析

在社會發展多元化日益加劇下，我們人類自身實踐發展所帶來的副產品正逐漸日益突出。風險社會已經來臨，我們需要重新的總結這種變化。中國有13億人口，農村人口占據多半，農民、農業在轉型期所面臨的社會風險很明顯的影響著農村的社會結構。識別農村面臨的社會風險，分析社會風險帶來的一系列后果，研究建立社會風險防范的機制及其所需環境，這都將對農村社會發展有著深遠影響。那么如何識別社會風險？現代社會風險巨多，外部風險由自然作物所產生，自然具有不變性和固定性。人物制造的風險是由于人類長期學習認識世界從而對世界的影響造成風險，這種風險產生的條件沒有多少歷史經驗。從改革開放至今，農村的社會結構逐漸的復雜多元化，社會化矛盾也慢慢的突出，風險在增加，我們已經不能的僅僅只從自然去分析社會風險是否加劇。角度不一樣，對待風險的評估也就不一樣，從個人看，從國家看，人類所面臨的風險在擴大。如此看來，在國家這個大背景下，農村所面臨的社會風險是與這些年來農村的改革體系有關，從傳統農業走向工業的時代，風險也在轉變加劇，隨之而來，對策也需要作出調整。

2、風險的衡量與預警

農村社會風險是轉型期農村向現代化發展路上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現代化社會必然會產生風險。農村在轉型期所面臨的社會風險更多的是在歷史的變化下人為活動所帶來的，從傳統農業社會轉變為現代化工業農業社會，其變化之快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當前國家建立的風險衡量計算系統。在新的衡量標準尚未建立起來之時，這種危機隨時會爆發，阻礙農村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但是，仔細分析這種轉變帶來的風險，其還是具有一些本質特征的。與傳統農業中自然災害帶來的風險相比，現代化工業風險更是由于社會結構的不斷變革引發的，其產生的后果具有復雜和不確定性。轉型期的農村社會風險正是在從單一的一個方面為整個風險社會提出預警，其本質特征也是表現在農村社會風險方面未知的意外已然成為歷史的主導力量。識別風險、衡量風險，據其特征做出防范的預警，構建出可行的方案應對農村社會風險已不容忽視。根據歷史的變遷，我們總結出轉型期農村主要存在的社會風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農民失地風險。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村正在向現代化城鎮發展，越來越多的建筑商涌向農村，征用土地，建筑高層。在被征地的過程中，由于農民本身的利益被制度框架的局限性所制約，他們得不到相應的合理利益，這就造成了群體反對圍攻建筑商維權事件的發生，接著就產生過程風險。沒有了土地，農民最基本的收入來源也被斬斷，進而觸發農民的生存風險。

（2）農村債務風險。這應該說是農民與鄉政府之間存在的風險。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的經濟發展突飛猛進，農民的生活逐漸得到改善，國家也相應的做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減少農民的負擔。但是，農業稅的改革，使得政府的收支矛盾加深，一直以來累積的農村債務風險也慢慢地凸顯出來，鄉政府陷入了農業稅債務困境中。農村中的集資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國農村經濟的不足，但是也使得鄉村債務風險加劇，不利于農村的和諧發展。

（3）糧食生產安全風險。中國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國，對糧食的需求也十分重要。隨著耕地面積的減少、日益變化的氣候、水資源的不足等等各種原因制約了糧食生產，而正在飛速發展的城鄉經濟、人口增長及人民生活的改善，對糧食的需求呈現增長趨勢，對糧食的品質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糧食的供給長期處于緊縮狀態。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糧食生產方面存在著風險安全問題，隨著日新月異的變化，這個問題還將更加的突出。

（4）市場社會風險。包括人口流動風險、貧富差距風險、經營市場化風險。轉型期的市場存在諸多的不確定因素，個體散戶無法應對這樣的轉變，這會加劇農村與城市的矛盾，引起不必要的安全隱患。

（5）農村社會保障風險。老齡化正在我國盛行，而農村大多都是留守在家的老人，對于他們的養老保險問題，一時間無法得到保障，即使有，也只是保障低、政府扶持力度不大、法律法規問題缺失，引發諸如養老風險、醫療風險等一系列的風險。

三、對處于轉型期的中國農村社會風險管理機制的設計及政策建議

就目前的這種狀況，無論是從學術界分析還是政府的高度關注，他們都已經達成共識，完善規章制度必須轉變為政府的理念，深入解析農村社會風險的獨特性，正確識別風險的結構特征，并作出相應的防范機制。風險的預警體系確立應遵循當下大盤的實踐原則，在未出現風險之前，進行預測性的防范。我國目前還沒有這樣的機制體系，因此我們有如下設計建議：

（1）建立農村社會風險評估機制。對轉型期的農村發展存在的各類風險進行預測評估，可以有效地預防和減少各類風險發生的后果。風險評估機制正處于成長期，我們還應加快對農村地區的信息化建設，通過網絡，農民朋友可以及時的了解各類風險。

（2）建立健全農村社會組織的維權利益協調機制。利益協調包括利益分配和利益引導農民在經濟上處于弱勢，我們應堅持公平公正的則，減小農民勞動力與其他勞動力之間的利益差距，健全利益引導協調機制，引導農民自覺地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減少社會矛盾沖突，必要的提高農民在社會中的地位和決策影響力，進一步落實公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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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德縣緊緊圍繞鄉村振興戰略，加快推進村轉居社區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農牧區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取得實質性進展。

以制度建設為保障，夯實產業產權改革基礎。制定了農牧區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實施方案、清產核資工作方案、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界定指導意見等一系列規章制度、方案及意見，為農牧區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礎。探索理順村社經濟專業合作社與村社關系，解決村社不分，村集體“兩塊牌子、一套班子、一本賬”的管理模式，指導經濟專業合作社借鑒現代企業制度，健全完善內部治理機制、激勵約束機制和資產運營機制，提升集體資產經營管理水平，提高股份經濟合作社的帶動力和市場競爭力。妥善處理好分配與積累，分配與發展的關系，引導農村集體經濟由福利分配，逐步向按股分紅轉變。積極協調將集體資產年度清查經費列入年度財政預算，實行村級財務委托第三方。

以培訓宣傳為抓手，提升業務服務水平。通過繼續實施實施“昆侖英才”行動返鄉創業5632計劃、大學生創業試點、農業農村雙創工作，指導經濟實體建設農村創新創業園區和孵化實訓基地，將符合條件的返鄉創業農民工納入一次性創業補貼范圍，吸引社會各類人才返鄉入鄉創業興業。積極組織人員參加省、州產權制度改革培訓。截至目前，全縣共抽調業務骨干分赴各鄉鎮，就改革工作流程、政策解答、報名表填寫等方面舉辦培訓班32期，召開產權制度改革聯席會議4次。

以激發活力為目標，深化產權制度改革。把產權制度改革作為破解農業農村改革發展深層次矛盾、加快新舊動能轉換的根本性舉措，采取扎實措施強力推進，各項工作進展順利。截至目前，完成全縣7個鄉鎮122個村411個村社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界定工作，共確認成員身份24754戶89607人。完成全縣122個村的資清產核資清查核實工作，共清查核實村社集體資產33917.49萬元。農村集體土地總面積510.63萬畝，相關數據與已全部錄入全國清產核資管理系統上報農業農村部審核，完成率為100%。完成全縣122個村2017年、2018年及2019年財務建賬工作和股份量化工作，成立股份經濟合作社121家，共量化經營性資產23108萬元，扎實開展集體經濟組織登記賦碼工作，共發放登記證書120本，發放股權證書8956，涉及群眾3703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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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direct relation to the farmers' life qual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to the countrysid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more dash forward show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communities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But the problems appeared in the protection of also make us thinking, the paper analysis the reason, in order to look for the rural communities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strategic measures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rural communi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中圖分類號： B845.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近年來,盡管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力度不斷加大,但目前來看,生態環境的基礎仍然相當脆弱,農村社區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的趨勢在整體上尚未完全得到遏制。保護農村社區生態環境，實現農村社區經濟可持續發展，既是當務之急,又是長遠之計。

一、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保護農村社區生態環境,是從農村社區的實際出發,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契機,積極推進農村社區環境建設，實現農村社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農村社區的最大優勢就在于自然資源豐富，發展經濟不可避免地會加快資源的開發利用。加強農村社區自然資源保護,合理開發并充分利用自然資源,能夠使農村社區自然資源得到合理保護, 同時也減輕對農村社區自然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環境的破壞，保護農村社區生態環境。

保護農村社區生態環境,是貫徹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具體實踐

積極推進農村社區建設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途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是要從農村的實際出發,著力改變“農村是落后社區”的狀況，加快農村生態環境建設，改善生產生活條件和發展環境，促進農村社區發展。為此，我們需要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契機，進一步加強農村社區環境保護，使農村社區面貌有一個更大的改變,使農村社區居民素質有一個更快的提高,使農業發展有一個更好的環境,以便于更好的統籌城鄉經濟環境協調發展，更好的服務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二) 保護農村社區生態環境,是加快生態環境建設的重要舉措

根據農村社區的實際,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推進“綠色社區”建設的有效載體,作為提高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的必要舉措。減少農業污染,整治農村社區環境,改善農村社區生態,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 實現農村社區可持續發展,這既是和諧社區與生態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保護農村社區生態環境的重要任務。

(三) 保護農村社區生態環境,是建設和諧農村社區實現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

“三農”工作長期以來一直是國家工作的重點、難點，其集中表現就是農村社區的糾紛紛亂復雜，涉及農村社區的每個居民，直接影響其生存發展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往往會造成更大的社會危機。以“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基本特征的和諧社會思想恰恰反映了新時期農村社區建設的前景規劃，和諧社會的構建也要從農村社區開始，只有個體的和諧才能更好的保證整體的和諧，在和諧社會的系統工程中，各個農村社區的和諧發展正是和諧社會發展的關鍵保證。

二、現階段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

當前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面臨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農村經濟快速發展，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也取得了可喜成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得益于農村社區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但也要看到，農村社區生態環境問題已成為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農村社區已構成嚴重威脅。其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生態惡化加劇的趨勢尚未得到有效遏制，部分農村的環境質量仍在惡化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忽視生態環境的惡習還在蔓延，導致自然資源短缺、生態環境退化，尤其農村社區生態環境面臨生活生存與生態環境雙重壓力。矛盾加劇導致惡性循環，愈加影響農村環境質量。

2.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系統破壞越來越突出

對綠色植被的摧殘,是對環境最大的破壞。以森林為例，重采輕育或只采不育,致使以森林為主體的生態系統遭到嚴重破壞,水土流失現象日益加重,生態服務功能持續下降,生態災害加重,生態問題復雜化。

3.野生動植物數量銳減,部分種群瀕臨滅絕

農村社區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保存了大批珍稀野生動植物資源。但隨著人們對自然界長期掠奪和破壞,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不斷惡化,野生動植物的生存環境受到嚴重破壞,部分珍稀動植物已經滅絕,現存的珍稀物種也受到很大威脅。

4.農村污染日益突出,對社區居民健康的危害日益明顯生活垃圾點源污染和農業面源污染是農村社區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農村生活垃圾污染，極大的威脅社區居民的身心健康。農業資源污染是農業生產對環境產生的污染。

(二)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滯后的主要原因

農村社區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和污染，有諸多原因:

環境保護意識淡漠,缺乏可持續發展觀念

環境保護意識是人們對自身與環境關系的認識和反應,是調節、引導和控制人們環境行為的內在原因。農村社區居民環境意識普遍薄弱, 過度砍伐等行為都與其環境意識淡漠有關。缺少環境保護意識是造成農村社區生態環境破壞的主要原因。

2.經濟建設與生態建設的矛盾越來越尖銳

現階段雖然農村社區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改善，但其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忽視生態環境甚至犧牲生態環境導致農村社區生態環境退化與自然資源短缺導致的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的矛盾,粗放型增長方式與有限的生態承載能力之間的矛盾,人民對生態環境質量的要求不斷提高與生態環境日漸惡化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盡快遏制農村社區生態環境惡化趨勢,不僅對農村社區生態環境而且對全國改善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人口增長與環境資源惡性循環加劇

環境問題和人口問題有著密切的聯系，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約。人口問題和環境問題是當今農村社區面臨的重大挑戰,人口數量增長過快,對農村社區環境產生了巨大沖擊和沉重壓力。隨著人口、物質等高度集中,將大規模改變土地、大氣、水體、資源、能源的性質和分布,不同程度地帶來農村社區環境污染問題,威脅農村社區居民的生存條件和生活空間,而目前農村基礎設施相對發展緩慢,難以跟上環境保護的需要,導致農村社區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不少污染物轉移至城市周邊的農村,影響當地的環境。

4.產業、能源結構,生產方式不合理,預期經濟增長帶來新的壓力

農村社區產業結構不盡合理,鄉鎮企業的基礎比較薄弱,科學技術含量偏低,自然資源利用量大、利用程度低。農村生活能源中薪柴等生物資源占較大比重,農藥、化肥的大量使用影響了農產品的質量和土壤肥力,加劇了對農村社區生態環境的破壞。隨著農村社區經濟的發展,這必然要加速利用各種資源,產生新的污染,并將對農村社區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帶來新一輪的壓力。

5.環境保護資金嚴重匱乏，環境治理任務愈加艱巨

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資金匱乏十分突出。農村社區居民生活沒有徹底改善,還存在相當數量的貧困人口,迫于生計往往急功近利,對自然資源采取粗放的、掠奪式的、不計后果的、甚至是破壞性的開發利用，無力有多余資金。加之破環多大于防預，治理程度低，治理農村社區生態環境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三、實現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的戰略性措施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長期的系統工程,從一定意義上說,關系到經濟發展、社會安全,需要社會各階層共同參與建設和保護。為此，保護農村社區生態環境，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統籌規劃,優化經濟結構,改善環境狀況,最終實現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的全面、協調、持續發展,而不能空談農村社區生態保護和建設。

(一)以可持續發展為理念，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與發展經濟并重

眾所周知,我國農村社區經濟、文化等都遠遠落后于城市,且這個差距有進一步擴大趨勢。農村社區居民的生活環境水平也大大低于城市。發展農村社區經濟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因此,我們必須以可持續發展為理念，堅持經濟建設與生態環境并重,遵循生態環境的自然規律,盡量減少因發展社區經濟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和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優越的生態環境是一個社區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在制定經濟決策時審慎地考慮對環境產生的后果,才可能更好地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堅持生態環境與經濟建設并重，充分體現出農村社區生態環境在整個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二)積極發展生態農業,推進生態農村社區建設

生態農業是對傳統農業的突破性發展，尤其體現在對環境資源的開發利用上，也是現代農村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生態農業建設,要按照建設生態經濟區的發展要求,以實現農業資源可持續利用、社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為目標,利用一系列的節水環保技術高效作業以及科學管理農業生產。進一步調整農業生態結構,大力發展規模農業,控制、減少農藥、化肥施用量,合理配置農業生物,防治農業生態環境污染，促進生態農業系統的建設，形成農業環保一體化生產,建立重點區域農業生態環境預防監測和保護體系,促進農村社區環境、生態、經濟的協調發展。生態農村社區建設是和諧農村社區的基礎性前提。做好生態村鎮的示范試點工作，完善效益與環境評價。

(三)注重防治環境污染,大力發展農村社區環保產業

加強農村社區的環境治理，做到預防結合。積極引導、組織企業緊緊依靠科技進步，改善農村社區生態環境和保護自然資源,促進環保產業發展；從投資、管理、稅收等方面對環保產業給予傾斜,不斷給環保產業注入新的活力,加速環保科技成果向生產轉化。在農村社區生態環境建設中提高環保產品和環境工程質量,為保護和改善農村社區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提供物質和技術保障。改造、改進企業排污工藝流程,推廣清潔生產技術。

(四)堅持以民為本,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農村社區文明發展道路

加強農村社區生態環境保護,要把增進廣大農民群眾的物質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努力改善農村社區生產生活條件,提高農村社區居民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要把富民與增加農村社區居民收入與加快現代化進程有機統一起來,堅持富民為先,以民為本,切不可犧牲群眾的利益來換取所謂的“政績”。要堅持科學發展觀,高度重視農村社區生態環境的保護,合理開發和集約利用土地,加大農村社區水環境整治的力度,堅持配套建設,圍繞村莊整治和環境建設,發揮集成優勢,整體推進農村社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設施的共享性和綜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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