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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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配給作用于宏觀經濟波動的機理可描述為：融資企業股權配給―宏觀經濟波動―融資企業自有資本變動―融資企業的邊際破產成本變動―融資企業債權融資的數量變動―融資企業資本數量變動―融資企業勞動投入量變動―勞動投入的邊際收益產品變動一融資企業產出水平變動一宏觀經濟波動一融資企業股權配給的強弱程度變化……。

上述過程具體表現為：當宏觀經濟進入衰退階 段時，融資企業的經營環境惡化，自有資本水平下 降，若要維持其產出水平不變，就需要借助債權融資 獲得外部資金擴大投資，企業的負債率將會上升，新 增投資的邊際破產成本將會大幅度提高，這時，推遲 投資將是降低其破產風險的理想選擇。因此，融資 企業的理性選擇就是不進行債權融資，不擴大投資。 在投資乘數的作用下，將會使宏觀經濟的產出水平 持續下降，在加速數原理的作用下，將使投資進一步 下降。在投資乘數原理―加速數原理的作用下，將 會使整個社會的有效需求大幅度下降，宏觀經濟長 期處于有效需求不足狀態，宏觀經濟衰退進一步加 重。隨著宏觀經濟的進一步衰退，企業的整體質量 會進一步下降，股權融資傳遞融資企業經營狀況惡 化信息的功能會被強化，融資企業在自身利益最大 化目標的驅使下，將會進一步強化其股權配給，從而 使股權配給與宏觀經濟衰退相互強化。

當宏觀經濟進入繁榮階段時，融資企業的經營 環境好轉，自有資本水平上升，企業的負債率下降， 新增投資的邊際破產成本將會大幅度下降，增加投 資將有助于融資企業實現其利益最大化目標，融資 企業的理性選擇就是借助債權融資擴大投資，從而 出現投資擴張，在投資乘數的作用下，將會使宏觀經 濟的產出水平持續提高，在加速數原理的作用下，投 資進一步擴張。在投資乘數原理和加速數原理的相 互作用下，會使需求過度膨脹，形成持續性的高通 脹，宏觀經濟的繁榮程度會進一步加大。隨著宏觀 經濟繁榮程度的加大，企業的整體質量會進一步上 升，股權融資傳遞融資企業經營狀況惡化信息的功 能會被弱化，融資企業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標的驅 使下，將會進一步弱化其股權配給，擴大投資，宏觀 經濟進一步繁榮。

需要強調的是，融資企業的邊際破產成本，不僅 表現在實際邊際破產成本水平上，而且更重要的是， 表現在對其的預期上。融資企業的每項生產決策都 涉及到對未來的預期。當宏觀經濟進入衰退階段 時，融資企業破產風險增大，其會做出邊際破產成本 上升的預測，在存在股權配給的條件下，其理性選擇 是不進行債權融資，這將會使融資企業的投資水平 下降，在投資乘數原理的作用下，宏觀經濟的衰退進 一步加劇。在加速數原理的作用下，企業的投資水 平會進一步下降。投資乘數原理和加速數原理的相 互作用，會使宏觀經濟的衰退加劇。當宏觀經濟進 入繁榮階段，融資企業會作出邊際破產成本下降的 預測，其股權配給將會弱化，債權融資也會相應上 升，從而使融資企業擴大投資，在投資乘數原理和加 速數原理的相互作用下，股權配給會進一步弱化，宏 觀經濟繁榮程度會進一步強化，形成持續高通脹。

固定資產投資是對未來的一種支出，其產出在 經歷數個生產時期之后才會出現，與短期投資相比， 投資風險更大，由此引起的融資企業破產風險更高。 當宏觀經濟進入衰退階段時，融資企業自有資本下 降，負債率上升，破產風險增大，由于存在股權配給， 融資企業的經營者為規避破產風險，會減少最具有 破產風險的固定資產投資。由于固定資產投資數量 巨大，在乘數原理和加速數原理相互作用的條件下， 融資企業減少固定資產投資，將會使宏觀經濟衰退 的程度更大。當宏觀經濟進入繁榮階段時，融資企 業的股權配給將會弱化，債權融資也會相應上升，固 定資產投資將會擴大，在投資乘數原理和加速數原 理相互作用的條件下，將會使宏觀經濟繁榮的程度 更大。可見，由于存在股權配給，融資企業固定資產 投資的變動將會強化宏觀經濟波動。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股權配給是宏觀經濟波動 的加速器，融資企業的股權配給行為是宏觀經濟波 動得以強化的微觀基礎。

二、股權配給作用于我國宏觀經濟波動的機理

1．我國上市公司具有強烈的股權融資偏好，但 政府干預形成了股權配給

我國上市公司擴大股權融資傳遞的信息是，該 企業獲得了政府的扶持和幫助，對外部投資者而言 是利好信息，因為受政府的干預，股權融資的成本低 于債權融資的成本。黃少安等人已證明了股權融資 的單位資金成本低于債權融資。因此，外部投資者 會踴躍購買上市公司的股票，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 能夠順利進行。

股權融資偏好的間接動因是，我國上市公司大 多數由國有企業改制而成，國有股權超過50％，且 不流通，上市公司借助股權進行融資，不會被接管， 對上市公司經營者的地位不會產生影響，相反，由于 股權融資傳遞的是上市公司獲得政府扶持的利好信 息，反而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經營者的地位。因而， 經營者有動力進行股權融資。同時，由于股權融資 傳遞的是上市公司獲得政府扶持的利好信息，上市 公司的股東也會支持股權融資。

但政府會從自身利益出發，對上市公司的股權 融資進行限制，從而形成上市公司的股權配給。

2．我國上市公司強烈的股權融資偏好對宏觀經 濟波動的影響

我國上市公司強烈的股權融資偏好作用于我國 宏觀經濟波動的機理可描述如下：當宏觀經濟進入 衰退階段時，上市公司所具有的股權融資偏好有助 于其借助股權融資推動其投資上升，在投資乘數的 作用下，將會使總需求上升，宏觀經濟的衰退得到扼 制，在加速數原理的作用下，將會使上市公司借助股 權融資進一步擴大投資。在投資乘數原理和加速數 原理的相互作用下，會使總需求進一步上升，抑制宏 觀經濟衰退的進程和程度，使宏觀經濟迅速走出衰 退。

當宏觀經濟進入繁榮(高漲)階段時，上市公司 所具有的股權融資偏好，使其更有積極性借助股權 融資擴大投資，在投資乘數的作用下，將會使宏觀經 濟的產出水平持續提高，在加速數原理的作用下，將 會使上市公司借助股權融資進一步擴大投資。在投 資乘數原理和加速數原理的相互作用下，會使需求 過度膨脹，形成持續性的高通脹，宏觀經濟的繁榮程 度進一步加大。

上述分析表明，我國上市公司強烈的股權融資 偏好，會扼制宏觀經濟衰退的程度，縮短宏觀經濟衰 退的時間；會強化宏觀經濟繁榮的程度，延長宏觀經 濟繁榮的時間。

3．我國特殊的股權配給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

我國特殊的股權配給將使我國上市公司強烈的 股權融資偏好作用于宏觀經濟波動的機理發生一定 程度的變化，具體表現為：

當宏觀經濟進入衰退階段時，政府從宏觀調控 目標出發，減少對新股發行的控制，使上市公司強烈 的股權融資偏好得到較充分的滿足，在上市公司股 權融資偏好的作用下，上市公司會擴大投資，在投資 乘數原理和加速數原理的相互作用下，會使總需求 進一步上升，抑制宏觀經濟衰退的進程和程度，使宏 觀經濟迅速走出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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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房地產；價格波動；宏觀經濟波動；微觀作用機制；RBC

一、房地產價格波動的設定與分析

筆者利用RBC模型（真實經濟周期模型）分析了房地產價格波動對宏觀經濟波動的作用機制，并根據國內生產總值與房地產價格的相互關系建立相關模型，從微觀經濟基礎的角度探討了房地產價格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其中RBC模型是以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為基礎，結合外生隨機沖擊，以此為基礎對其對宏觀經濟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探討。

（一）國民經濟產出

在真實經濟周期模型中（RBC模型），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產出可用生產函數表示。

二、房地產價格波動與宏觀經濟的互動機制

（一）數據說明與變量選取

根據理論模型，本文選取了2004年到2014年全國商品房價格的定基指數的季度數據fdct，用來表示房產價格的變化情況。選取對應時間段的GDP數據gdpt表示宏觀經濟變化。為了增加參數估計的有效性，筆者將季度數據轉換成月度數據。

（二）房產價格波動的模型分析

筆者采用GARCH模型，對房產價格的波動情況進行分析，具體過程如下。

1、ARCH LM檢驗

（三）房產價格波動作用機制分析

1、ADF檢驗

由以上理論分析可知，即宏觀經濟波動依賴于當期房產價格波動與滯后一期宏觀經濟波動和滯后兩期房產價格波動。現將國內生產總值取對數一階差分序列得{dlngdpt}，用來表示宏觀經濟波動。將商品房銷售價格指數取對數得{lnfdct}，用來表示房產價格變化，建立數學模型。若數據平穩，則直接使用最小二乘法進行處理，若數據非平穩，則檢驗各變量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

2、協整檢驗

協整檢驗主要用來分析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本文建立的系統只包含兩個時間序列，因此采用E-G兩步法檢驗宏觀經濟波動與房地產價格波動的關系即可。由最小二乘法對二者處理，得回歸方程為：

由此可見，宏觀經濟波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滯后項，滯后一期的房地產價格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系數為0.07，滯后兩期的房產價格對宏觀經濟產生負影響，系數為-0.0588。進一步處理，可得下圖：

由圖可知，當即期房地產價格正增長時，國內生產總值會在前6個月出現快速上升，在第7月達到頂峰，但在隨后三年內緩慢波動下降至0。

三、結束語

房地產價格上升在短期內確實對宏觀經濟起增長起到了刺激作用，但就長遠來看，其模式不利于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實現經濟多遠化、可持續發展才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根本之道。在當前我國房地長經濟持續升溫的現狀下，政府部門應出臺相關的措施，實現房地長經濟與宏觀經濟的協調健康發展。

（作者單位：廣西師范大學數統學院）

基金資助項目名稱：資產收益及其波動率隨機跳躍模型下金融衍生品定價的蒙特卡羅模擬法（項目編號：13YJA9100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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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上證綜合指數 GDP 股市 經濟

引言

股票市場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一國經濟的發展決定著股市的發展，股市的興衰也直接反映這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好壞與快慢。一般來說，宏觀經濟運行良好，股市絕不可能長期低迷；宏觀經濟不佳，股市也絕不可能持續上漲。反過來，一個有效的股票市場可以成為國民經濟的“晴雨表”，股指會反映國民經濟發展情況，并在預期指引下提前做出反應。此外，上市公司是宏觀經濟的微觀主體，其經營狀況和國家的宏觀經濟密不可分。我國股票市場剛剛起步，存在許多問題，因此探尋股市與經濟的內在聯系，科學有效的進行資源配置顯得意義重大。

1. 理論思考

宏觀經濟環境對股市的影響是系統性、長期性和全局性的。它通過這樣一種途徑作用于股市。宏觀經濟情況影響產業發展前景，產業的景氣程度又影響上市公司的盈利狀況，通常情況下，公司經營業績又作用于投資回報率，進而影響股價的波動，并最終導致股指的漲跌。因此，可以說宏觀經濟是證券市場最為基本的決定因素，而最能反映經濟增長的因素就是國內生產總值，因為它不但體現了一國的國力與財富，也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

此外，上市公司是宏觀經濟的微觀主體，其經營狀況和國家的宏觀經濟密不可分。根據Chen and Ross 1989年提出的理論：股票價格指數與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利率和投資預期收益率等因素有關。就中國目前的現狀來看，GDP能較好的體現經濟對股市的作用，上證綜合指標的變動率則可以探索股市對經濟的影響。為將重點集中于中國股市及宏觀經濟的關系，本文只選取GDP增長率和上證綜合指標兩個變量，運用協整分析的方法，構造VAR模型后，再進行脈沖響應分析來探討中國股市與宏觀經濟的相互關系。

2. 實證檢驗

2.1 協整檢驗

本文選用2000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GDP及上證綜指（記為INDEX）的季度數據，共48組觀察值，對中國經濟與股市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數據皆來自國家統計局及新浪財經數據庫。

將兩組時間序列進行季節性調整，并取對數后，分別記為LINDEX和LGDPSA。兩組序列均為一階單整序列，說明LINDEX與LGDPSA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本文使用Janhansen（1995）協整檢驗方法。

通過Janhansen檢驗結果可以得知，變量之間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有且僅有一個協整關系，即二者有著某種長期均衡。具體長期均衡方程如式（1）所示。

2.2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為了解上證綜指和GDP之間的領先一滯后關系，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來確認二者的具體因果關系，結果見表2。

表2表明上證綜合指數不是GDP增長率的Granger原因，我國股市的發展沒有發揮出對經濟的促進作用。而GDP增長率則是股票收益增長率的Granger原因，說明經濟增長推動我國股市的發展。但是在過去的十幾年中，經濟保持高速增長，股市卻未能同步發展。這說明我國股票市場不夠成熟，且投資者具有“非理性”投資行為。

2.3 脈沖響應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上證綜指和GDP增長率之間的相互關系，采用脈沖響應分析隨即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對上證綜合指數和GDP增長率的影響作用。

從圖1可以看出，LINDEX對來自自身的沖擊，有強烈的正向反應，達到10%以上，而對LGDPSA的反應較小，且較為平穩。 LINDEX對于自身信息的響應在前二期迅速增大，然后迅速減小；同時，LINDEX對于LGDPSA的一個標準沖擊的響應在前三期表現為緩慢減小，后又緩慢趨于0。LINDEX對來自自身的沖擊要大于來自LGDPSA的沖擊，這表明股票市場的運行趨勢受到自身因素影響要大于宏觀因素的影響，股市發展不能反映經濟的運行趨勢。同時，股票市場波動也沒有影響宏觀經濟的運行。

從圖2可以看出，LGDPSA對其自身的一個標準差信息立即有一個正向響應，這種相應較弱，并且較為穩定，基本保持在1.6%左右；LGDPSA對于LINDEX的一個標準差信息反應較小，在前三期快速上升，然后逐漸減小。當LGDPSA受到沖擊后，短期LINDEX到影響，但這一沖擊在長期內作用甚微，這表明經濟的持續增長并不能推動股市持續發展。

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國股票市場與宏觀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較弱。經濟增長的確對股票市場發展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顯著。

3. 結構與政策建議

本文運用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通過建立計量模型，對我國股市和宏觀經濟的相關性進行了分析，發現我國宏觀經濟和股市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股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體狀況及大致趨勢，但由于GDP與股指聯系較弱，所以它們仍不能充分反應我國經濟發展的實力和水平。這意味著我國股市的發展還不夠成熟，股市受投機行為、政策導向、及上市公司業績非持續性增長等因素干擾較大。

結合以上分析，為實現股市和經濟的良好互動，本文提出以下建議。一是加快股市的制度建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二是完善股票市場，規范股市的發展。三是完善資本市場，促進股市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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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經濟學 微觀經濟學 教學方法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C

當前，各個高等院校在進行經濟學講解中，都采用了把微觀和宏觀經濟學分開講解的方式，微觀多置于宏觀之前，這主要是沿襲了凱恩斯以后西方經濟學分為微觀和宏觀兩個流派的做法。微觀經濟學通過研究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來說明價格機制如何解決社會的資源配置問題；而宏觀經濟學則更多地從整體上研究社會經濟問題，涉及國家如何管理社會經濟的問題和采取何種經濟政策促進實現社會經濟發展、化解社會中不同利益的矛盾沖突，實現社會穩定，主要關注資源利用問題。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在很多方面都有較大區別，但是又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以下將從不同方面對這個問題進行論述。

1 微觀和宏觀經濟學的差異

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雖然同屬于經濟學科，很多教材甚至把他們編著在同一本書里，但是兩者卻存在著很多方面的差異。

首先，兩者的基本假定具有較大差異，微觀經濟學的幾個假設分別是：完全理性、市場出清和完全信息，總體是承認市場的完善性，反對政府干預；而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市場機制不完善和政府具有調節經濟的能力。

其次，研究的內容看，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內容主要圍繞兩個市場（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和兩個主體（企業和消費者）來進行論述的，主要研究的是最為基本的單位，居民、廠商、市場等個體對象。宏觀經濟學主要的研究內容立足于經濟體整體，把國民收入的決定理論作為主要研究內容，主要研究的是整個經濟的運行規律。兩者的研究對象的差異，導致了在研究方法上的差異，微觀經濟學采用個量分析的方法，考察個量的決定、變動及其相互間的關系；宏觀經濟學由于研究方法是總量分析，分析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總量的決定、變動及其相互關系。

最后，兩者解決的問題不同，核心理論差異很大。微觀經濟學主要解決的是資源的配置問題，研究市場經濟如何使得資源配置優化，進而增加社會福利，微觀經濟學的核心理論為價格理論，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看不見的手理論”，其它內容都是圍繞價格理論展開的，微觀經濟學體系認為市場是有效的，主張政府不要對經濟進行過多干預。宏觀經濟學主要研究解決的是資源的利用問題，研究使現有資源如何充分利用，較好地保持經濟穩定和增長，宏觀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其它內容也是圍繞國民收入的決定問題這一核心理論展開，并指出市場不能完善地解決經濟問題，必須進行政府的有效干預。

2 微觀和宏觀經濟學的相互聯系

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雖然有很多不同，但是也存在著極其緊密的聯系，兩者共同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經濟學分析體系。

首先，兩者研究的目的都是探究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從而對人們的經濟活動提供正確的指導，使得整個資源得到最優的配置和有效利用，最終實現整個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其次，微觀和宏觀經濟學在內容上存在相互聯系和補充，微觀經濟學研究的是假定資源已經被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如何最優配置的問題，而宏觀經濟學則主要是研究資源是如何被充分利用的，因此兩者的研究內容缺一不可，缺失一個那么整個研究就會不完整，單一方面的研究也就無法進行下去。

最后，微觀經濟學是宏觀經濟學的基礎，微觀經濟學為宏觀經濟學提供了很多研究方法和思想，而宏觀的很多內容必須依賴于對微觀的研究成果才能得到，同時，微觀和宏觀經濟學都是實證經濟學，不進行價值判斷，只是對經濟問題進行實證分析和描述。

3 教學中如何利用微觀和宏觀經濟學的區別和聯系問題

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有著很多差異，又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雙方總的來說是作為一個整體出現在科學和教學體系中的，所以在教學中應該特別注意兩者的關系。

在教學中，我們要在講解其中一門課的時候，有意識地涉及另外一門課的相關內容，比如我們在講解微觀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時候，應該提及到宏觀經濟學中研究經濟增長時要應用此函數。同樣，我們在講解宏觀經濟學時，也應該對相關的微觀內容進行引用和比較，對兩者內在的邏輯性給予必要的闡釋。

由于微觀和宏觀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很多地方具有統一性，因此很多微觀創立的思想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得到了非常廣泛的應用，比如均衡的思想，是貫穿經濟學的一個主要思想，它是由微觀經濟學所創立的，但是在宏觀的很多內容研究上都得到了使用，尤其是在國民收入的決定問題上，均衡思想被大量應用，這樣在講解時，最好能夠把均衡思想在微觀經濟學的使用和在宏觀經濟的使用對比，聯系起來講解。

微觀和宏觀經濟學在很多方面有聯系，在很多方面也有區別，因此教師有必要對兩者之間比較大的區別詳細進行闡述，以引導學生在學習時建立起比較清晰的分析框架。比如，微觀經濟學先是提出了幾條假設，在假設的基礎上對整個經濟學問題進行分析，他本身具有更為濃厚的演繹方法；而宏觀經濟學在研究時，是對已發生的經濟現象進行總結，發現其中所蘊含的經濟規律，更偏向于歸納性的思考體系，這兩種分析問題的差異在學習中不斷地對學生進行講解和分析，非常有助于學生對該門課程的深入學習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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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加速器；信貸市場；貨幣政策；宏觀經濟波動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3）12-0030-04

一、引言

理解宏觀經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是經濟學領域的重要任務。傳統經濟中的實際經濟周期模型（RBC模型）和凱恩斯的IS-LM模型是分析該問題的兩個經典框架。這二者都以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也稱MM定理）為基礎和前提，即承認在無摩擦的市場環境中，企業資本結構和市場價值無關。但是現實中的金融市場普遍存在信息不對稱，而且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又會導致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米什金，1999）。MM定理雖然在分析企業融資結構時樹立了一個標桿，但是由于假設條件和現實相差較大，所以只能看作是對現實的高度抽象，無法解釋現實。另外以兩類經典分析框架為首的宏觀經濟理論，都只考慮技術和價格以及工資粘性的調整等實際變量對宏觀經濟的沖擊，從未把信貸市場等金融因素考慮在內。但是從亞洲金融危機到以美國次貸危機為導火索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都使我們認識到，金融市場對宏觀經濟影響越來越明顯，金融因素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有可能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

每一次理論遇到現實的挑戰都可以推動理論的前進。1933年費雪在解釋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原因時，首次將金融因素考慮進來，提出了“債務—緊縮理論”。半個多世紀后，以“債務—緊縮理論”為思想源頭，伯南克（Bernanke）發現金融系統的崩潰才是決定大蕭條的深度和持續性的關鍵因素，并且真實融資成本上升和銀行信貸緊縮等因素導致當時的經濟下滑并轉變成長期的經濟蕭條。在厘清“金融危機信用成本上升真實產出持續下滑”的微觀機理后，伯南克和戈特勒等人將金融摩擦納入到經濟周期波動的一般分析框架，提出了“金融加速器” 理論。本文梳理了金融加速器理論在國內外的應用研究文獻，以期對后續研究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二、金融加速器的作用機制

（一）金融加速器的概念

簡單來說，金融加速器將金融市場或者信貸市場看作是一個加速裝置，經濟中的一個微小沖擊，例如技術的更新、企業財務狀況的變化等，經過這個加速裝置能夠對宏觀經濟造成重大影響，甚至有可能演化成經濟危機，或者說是指“信貸市場或者金融市場本身能夠將初始的經濟沖擊放大和加強的效應”。由此可見，一方面企業自身微觀經濟指標的變化可以對宏觀經濟造成沖擊，現實中金融市場不完美，即金融摩擦的存在又會使這種沖擊放大和加強。從這個角度看，金融加速器概念提供了人們認識微觀經濟對于宏觀經濟的影響的途徑，也搭建了分析虛擬經濟對于實體經濟形成沖擊的橋梁。

（二）金融加速器的作用機制

作為金融市場上的金融中介，貸款人并不擁有信息優勢，人在謀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時會損害委托人的利益，在借款者和貸款者之間會增加成本、降低效率。在金融市場上，借款人即人指企業，貸款人即委托人指銀行。銀行在對企業進行貸款時常常要求企業進行抵押貸款，以保障其還款能力，而企業進行抵押時通常和自身資產負債情況有關系，若外來沖擊影響到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繼而會影響到企業在金融市場上的外部融資，并且這種影響有可能會具有乘數效應，最后對宏觀經濟造成極大沖擊。現實中的金融市場條件瞬息萬變，錯綜復雜，又加劇了這種不對稱性，也加大了企業外部融資時的成本。

金融加速器理論假設企業存在外部融資溢價。所謂外部融資溢價，即是指企業進行外部融資時的成本和使用企業內部資金時的機會成本之間的差額，即外部融資成本和內部融資成本之差。企業在進行項目投資時通常需要從銀行貸款，即進行外部融資，而企業債務在沒有完全被擔保的情況下，外部融資成本大于內部融資成本，即外部融資溢價大于零，并且企業外部融資所占份額越大，外部融資溢價越大。若外部融資總額固定，則外部融資溢價和企業凈資產（企業資產減去負債）呈負相關變化（伯南克等，1996）。這是因為企業凈資產越低，企業越需要從外部進行融資，但是金融市場上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導致貸款人對企業信任度降低，導致企業借款時的成本加大。反之影響機制則相反。可見，外部融資溢價是理解金融加速器作用機制的關鍵渠道。外來的經濟沖擊通常會影響到企業凈資產的變化，所以會有以下傳導機制：外來經濟沖擊企業凈資產的變化外部融資溢價企業的外部融資規模企業生產和資產價格的變動企業凈資產的變化。至于從微觀到宏觀的作用機制，可以理解為：當經濟繁榮時，企業資產凈值增加，外部融資溢價下降，更容易獲得外部借款，從而得到資金以擴大生產，繼續推動經濟繁榮；反之，當經濟衰退時，企業凈資產減少，此時外部融資溢價上升，企業從外部獲得貸款的成本也增加，不利于企業的發展，也加劇了經濟的下滑。

金融加速器理論所描述的初始沖擊對宏觀經濟造成的影響具有非對稱性。一般認為在經濟衰退時期作用更明顯，因為經濟繁榮時企業利潤增多，資產凈值增加，企業會用更多的自有資金即內部資本來代替外部融資，使得金融加速器作用減弱。但是在經濟衰退時，企業資產凈值減少，更需要外部融資來支撐企業進行生產，金融加速器作用增強，并且企業外部融資困難更加劇了嚴峻的經濟形勢。另外，小企業相比較大企業來說更能夠體現金融加速器效應，因為大企業一般自有資金較充實，在經濟下滑時有可能不需要外部融資就有能力抵御風險，但是小企業在信貸市場上不占有資金優勢并缺乏融資渠道，當經濟衰退來臨時，只能降低產量、減少存貨，加劇經濟衰退，嚴峻的經濟形勢又會使小企業雪上加霜。

三、國外關于金融加速器的研究

關于金融加速器在封閉經濟條件下的檢驗。韋爾默朗（Philip Vermeulen，2000）選取企業財務狀況和企業投資為變量，用企業流動負債率、資產負債率、利息覆蓋率和流動比率為指標來衡量企業財務狀況，利用1983—1997年的數據，運用廣義矩陣估計方法（GMM）檢驗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和德國4個國家的金融加速器存在性。結論認為，企業財務狀況對于企業投資的影響存在非對稱性；企業財務狀況越差，對企業投資影響越大，使經濟衰退加劇，經濟波動又反過來影響小企業的投資狀況。這篇文獻很好地檢驗了金融加速器傳導機制的非對稱性。福永一郎（Ichiro Fukunaga，2002）檢驗了金融加速器機制在日本的存在性。他們運用日本的數據模擬了貨幣政策沖擊、技術沖擊和需求沖擊，并在模型中引入了一個泡沫過程，經過研究發現在金融加速器存在的情況下，資產價格泡沫破滅會導致國內投資明顯下降，這種波動會持續很長時間才能回到平穩狀態。

關于金融加速器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作用。吉爾克里斯特等（Gilchrist等，2002）把金融加速器原理運用到歐元區，建立了基于兩國經濟的一般均衡模型，發現同一國模型相比，金融加速器機制效應更強，并且當外向經濟沖擊發生時，受影響的國家經濟波動趨向一致。這項研究的意義是，使金融市場的摩擦為統一貨幣區的不對稱沖擊提供了重要的國別間傳導渠道。隨后，吉爾克里斯特（2003）對該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在上述模型中引入金融摩擦因素，并根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不同情況對各自的金融摩擦效應進行了校準，發現信息不對稱現象在發展中國家更加嚴重，金融摩擦效應也越強①。格特勒等（Gertler等，2007）結合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韓國的經歷，在金融加速器原理的基礎上建立了小型開放經濟的模型來研究匯率制度和金融加速器機制的關系，在用數據對模型進行模擬后發現同浮動匯率制度相比，固定匯率會加劇金融危機。

關于金融加速器在不同行業中的應用。青木等（Aoki等，2004）將BGG模型引入了房地產經濟中，以英國房地產市場為例，從金融加速器角度研究了房價對于實體經濟波動的影響和沖擊。在該模型中，住房既是消費者的居住場所，也可以作為信貸市場上借款者進行借貸時的抵押品。房地產價格越高，抵押者在進行外部融資時成本就越低，而這一關系可以使金融加速器效應放大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從而對房地產投資、住房價格和消費都產生較強沖擊，繼而對宏觀經濟波動造成重大影響。

四、國內關于金融加速器的研究

（一）金融信貸及貨幣政策研究

金融加速器主要分析金融市場（主要是信貸市場）的不完美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而信貸市場是貨幣政策作用于宏觀經濟的渠道之一，所以金融加速器理論被應用于金融信貸及貨幣政策的研究比較多。

1. 早期的單純信貸研究。杜清源和龔六堂（2005）將“金融加速器” 引入RBC的理論框架，并采用數值模擬的方法，來分析技術沖擊對經濟造成的影響。將模擬出來的結果和傳統的RBC理論中數值模擬的結果進行對比，發現金融加速器的存在加大了波動對經濟的影響，并且極小波動有可能對經濟帶來極大的影響。在此篇論文中，作者完全去掉原BGG模型中關于價格粘性的假設，這可以說是對金融加速器理論基礎分析框架的改善。

2. 貨幣政策的信貸傳導機制研究。何德旭和張捷（2010）從金融加速器的視角對金融危機中各國中央銀行的做法進行了反思，認為后危機時代的貨幣政策更應該關注資產泡沫和通脹風險，央行應該把貨幣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并且應堅持靈活的資產價格的貨幣政策應對規則。汪川等（2011）在 金融加速器模型中討論了信貸市場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分析了貨幣政策的沖擊對于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最后得出貨幣政策可以通過信貸渠道影響我國宏觀經濟的整體波動性的結論。

貨幣政策一方面通過影響金融市場上貨幣供給總量，來影響宏觀經濟總產出和投資水平，另一方面貨幣政策的改變導致市場上信貸利率的變化，這會影響到企業的外部融資成本和自身資產結構。如在緊縮的貨幣政策下，企業自身利潤率的下降和信貸市場利率上升都會導致企業資產縮水，而企業從銀行貸款時要用自有資產進行抵押，抵押物價值縮水導致企業可獲得的貸款減少，投資減少，使經濟衰退加劇。所以從金融加速器理論的角度來講，在討論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機制時不僅要考慮其影響經濟的變動，還要考慮到貨幣政策可能帶來的進一步的擴張和收縮效應。

（二）房地產市場價格的變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研究

金融加速器對于房地產市場的影響與普通企業相比大同小異，但是由于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以及實體經濟緊密相連，從而可能導致更大風險。金融加速器對于房地產市場的作用機理大致如下：當正向的技術沖擊發生時，技術進步使得經濟增長加速，以房地產價格為代表的資本品價格會隨之上升，這樣房價的上升會使企業外部融資能力增強②，企業可以獲得更多貸款進行生產和投資，推動經濟增長，反之作用機制則相反。

崔光燦（2006）以房地產價格的變化為對象研究資產價格波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在BGG模型基礎上，運用包含金融加速器的兩部門動態宏觀經濟學模型，考察了資產價格波動對經濟穩定影響的金融加速器效應。黃靜（2010）在對我國近十年房地產價格上漲和銀行信貸數據分析基礎上，利用DCC—MGARCH動態相關性分析、脈沖響應分析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計量方法，對我國房地產價格、信貸和房地產投資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證明了房地產價格的金融加速器效應的存在性。另外，武康平和胡諜（2011）也驗證了我國的房地產價格波動對宏觀經濟的確存在明顯的加速器作用。可見，我國房地產市場中存在金融加速器作用已得到學界共識，但是對于如何防范這種由金融加速器而導致的經濟劇烈波動，學術界涉及的還比較少。

（三） 關于金融加速器理論本身的解讀及其在中國的存在性研究

何德旭和張捷（2009）在對金融加速器理論的思想源頭和發展脈絡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對資產價格泡沫與產出波動、經濟周期的非線性、非對稱性特征以及信貸的超常增長與金融不穩定性的關系等現實問題基于金融加速器的視角進行了分析。

關于金融加速器效應在中國的存在性方面，趙振全、于震和劉淼（2007）運用門限向量自回歸（TVAR）模型，從金融加速器理論出發，在宏觀層面上對中國信貸市場與宏觀經濟波動的非線性關聯進行了實證研究。該文的研究缺陷在于，作者忽略了中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歷史事實。胡楊和張宗新（2010）利用2007年第1季度到2009年第1季度34家上市企業的季度統計數據，并遵循金融加速器理論的3個重要的假設：資產負債狀況是企業支出的重要決定因素，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狀況在經濟衰退時期比其他時期對于企業支出更具解釋力，金融加速器影響小企業的可能性大于大企業，研究了中國特色的金融加速器效應。

（四）述評

金融加速器在封閉經濟條件下的檢驗大多是在發達國家進行的，對于發展中國家研究較少。而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檢驗，其實間接解釋了金融危機的發生機理，因為由匯率波動而導致企業資產負債表惡化從而造成宏觀經濟波動正好和亞洲金融危機相符合。至于將金融加速器理論引入到房地產經濟中正好可以解釋這次發生的以美國次貸危機為首的金融危機，因為房地產部門經濟的惡化是次貸危機發生的直接導火索。當然，這些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化。

五、小結及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金融加速器理論對于我國經濟發展有以下啟示：

一是對宏觀調控政策意義重大。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的金融市場都在更大程度上影響著實體經濟。近些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得益于城市化過程中的房地產業的發展，而銀行借貸和企業資產負債表是信貸市場影響宏觀經濟波動的兩個主要渠道，房地產市場和這兩個渠道均緊密相關，所以理解和應用好金融加速器理論，正確運用宏觀調控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進一步嚴格調控房地產政策，對于我國經濟健康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是完善中小企業金融市場。根據金融加速器理論，小企業相比大企業更具有金融加速器效應。而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是近些年來我國經濟矛盾中比較突出的問題之一，應進一步完善中小企業融資機制，拓寬中小企業融資渠道，減小小企業金融加速器效應，可以防患于未然，避免宏觀經濟劇烈波動。

三是防范金融危機的發生。根據金融加速器理論，經濟中任何微小的變化都有可能通過金融市場的加速作用對一國乃至全球產生巨大的沖擊。而當今世界經濟復蘇跡象并不明顯，歐洲遠未走出債務危機的陰霾，導致世界金融市場依然動蕩不安。而隨著我國繼續深化改革開放，我國金融市場會和世界金融市場有更加緊密的聯系，經濟亦是如此。所以應該對經濟發展中內在和外來的不穩定因素提高警惕，加強金融監管，有意識地防范金融危機的發生。

注：

①在此，金融摩擦反映了外部融資和企業投資之間的關系。

②現實中大多數企業從銀行借款時均以固定資產作為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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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何德旭，張捷.經濟周期與金融危機：金融加速器理論的現實解釋[J].財經問題研究，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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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主流的經濟學研究目前沿襲的是西方經濟學理論，從范式到假設、數學模型都基本沒有變化。而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宏觀經濟學，可以說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后，針對他們所遇到的經濟現象進行研究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已經相當成熟，側重于對經濟現象進行解釋，強調實證研究；對比起來，中國學者對于宏觀經濟的研究更傾向于引出政策性對策，更重視規范性研究。而且，因為中國經濟制度和社會發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觀經濟學在建立模型時的很多假設與中國現實不相符，這就從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區別地將這類研究結論作為制訂政策的依據，在國內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市場調節力度低的情況下，可能帶來的不僅是混亂而更可能是對經濟的嚴重扭曲，這方面的主要體現在政府某些宏觀經濟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簡單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對于中國經濟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資拉動的“熱”的趨勢，就采取了提高準備金率的措施。作為一劑猛藥，立即導致貸款額下降，而實際上，很多行業仍然迫切需要貸款資金啟動。如果仔細去看，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經濟學界對于宏觀經濟是否過熱的討論更是眾說紛紜，見仁見智，但結論似乎有簡單化之嫌。要么言之鑿鑿地認為已經過熱或有過熱的明顯趨勢，要么鐵板釘釘地咬定不過熱。實際上，中國經濟的復雜程度，是很難一以概之地以是否過熱來做結論的。而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似乎也只是提供了這樣一種認識問題的途徑。作為一種理論范式是無可厚非的，但用來指導中國經濟管理的實踐就失于簡單了。

國內理論界曾經討論過中觀經濟學，如何界定中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范疇是一個本文不打算探討的問題。然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范疇過于宏觀，對于中觀問題的研究不夠，可能是我們無法有效地利用宏觀經濟學方法論解決實際宏觀經濟問題的一個主要原因。當我們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時，我們需要搞清楚這些傳統的宏觀經濟指標在中國的形成和傳導機制，而現有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沒有給我們提供這樣的工具和幫助。

如果局限于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方法論，就很難讓我們把視角轉移到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現象的構架過程中去。其實，即使是西方經濟學，也是在某種經濟構架之上進行討論的，也就是開放和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所有假設都源于此。而中國的情況卻很不同，忽略這樣的本質區別，不講宏觀經濟學理論適用的條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結論，是無益于事的。盡管關于是否存在中國經濟學還有很多爭議，無庸諱言，中國經濟的特殊性提示我們，在研究宏觀經濟現象時，不可不顧其是建立在與中國目前不盡相同的社會制度基礎上這樣一個前提。至于轉型過程中的中國的經濟形態與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的不同，以及現有的研究方法的適用性，還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國宏觀經濟的特點是以投資驅動為主，工業主導型，而且投資中政府的投資所占比重較大，政府主導投資和行政干預的作用顯著。這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有非常明顯的區別，以美國為例，其宏觀經濟體現為消費驅動，服務業主導，投資基本由私人進行。另外，中國的制度演進的步伐較快，而西方國家的制度體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資，金融，法制，人力資源，技術，制度變遷等對宏觀經濟有重大影響的各方面，中國的情況都與西方差異很大，而且處于不斷變化之中。西方在統一的制度框架下，經過長期的發展，形成了統一的市場環境，而在中國存在著南北、東西、城鄉等地理區域上的巨大差異。這種經濟環境有較大的動態性和發生畸變的不確定性。而我們在進行宏觀經濟分析時，往往存在著不比較模型的使用條件，較多采用靜態的宏觀經濟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難避免的。方法論方面的尷尬，使我們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觀經濟數據，套用現成的靜態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賴以前幾次經濟過熱的經驗，對目前的宏觀經濟做出客觀的判斷。所以，各家各派的觀點也就無法統一，甚至無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發點。

但是有些專家還是通過數據和直覺預感到了事情的本質。比如在去年部分行業表現出投資過快，價格上漲幅度和發展速度較高，汽車，鋼鐵，建材，房地產，原油，糧棉等都很熱，甚至出現了水和電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費品的價格仍然在下降，總的價格指數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標特別是生產資料價格在上升，引起學者擔心消費價格指數會在一段時間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貨膨脹。這些看法都來自現有宏觀經濟學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分析模型。信奉者認為現在的特征數據已足夠，用現有模型分析，通貨膨脹必將到來，只是有滯后性，所以不會馬上顯現，但要防微杜漸。反對者也使用同樣的分析工具，但要樂觀很多。正是由于他們觀點雖然不同，但研究方法卻大同小異，因此，誰也說服不了對方。對于宏觀經濟的判斷成為了數字的估計，不同處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區別而無質的不同。這樣很容易使宏觀經濟研究變成數字游戲，結果只能是看誰估計的更接近實際數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預測家為此大跌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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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所謂“供給管理”，是與經濟學理論框架中的“需求管理”相對應的概念，后者強調從需求角度實施擴張或收縮的宏觀調控，而前者則側重于討論因政府而使總供給發生變化的機制中更多樣化的政府作為，并特別注重與政府產業政策等相關聯的結構優化，強調從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宏觀調控。①所謂“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凱恩斯對其的首度闡述是“除由于預期產生的不穩定外，人性本質的特征也是不穩定的原因之一，即人們的積極行為大都基于自發樂觀主義（Spontaneous Optimism），而不是理性預期，無論是道德人、享樂人或是經濟人。極有可能的是，當人們作出某些積極選擇時，其行為產生的完整后果往往拖延多日，因而該選擇只能被理解為是動物精神的結果――一種主動采取行動的緊迫感，而不是對定量利潤乘以定量概率再求加權平均的結果”。②然而，也許是凱恩斯開創宏觀經濟學的光芒過于閃耀，學派中各色繼承者們反而在1936年至今的宏觀經濟學研究領域中忽視了“動物精神”的存在。歷史發生的必然往往是在為少數精銳的先驅者帶來契機。于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海嘯后，在經濟學理論界各色各樣復辟和開拓的浪潮中，喬治?阿克洛夫和羅伯特?希勒將研修已久的凱恩斯“動物精神”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重新帶回學界的視野，并將其認定為是經濟行為中與理性的經濟動機相對應的概念，這種情緒化決策導致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并非總是理性的，這是經濟發生波動的主要原因，也是非自愿失業的主要原因。③在宏觀層面上，羅伯特?希勒認為貨幣幻覺等因子會在一定程度上引發經濟的“非理性繁榮”④，盡管當時并沒有非常明確地將此歸因于“動物精神”的范疇，但是后續的研究明確貨幣幻覺屬于“動物精神”的重要因子之一。中國經濟中也存在著以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民粹主義情愫高漲中的福利趕超和通脹預期與貨幣幻覺為代表現象的非理性繁榮因素。筆者認為，在存在“非理性繁榮”的背景下，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所需采用的“供給管理”，要在理解宏觀經濟如何受到“動物精神”驅動的基礎上將其納入通盤考慮，也許才能成就真正的“理性”。

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必須注重理性的“供給管理”

美國人前些年所標榜的“華盛頓共識”，所體現的仍是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大邏輯是結構問題可全盤由市場自發解決，而此次金融危機下，美國調控當局運用的卻是實實在在的“供給管理”手段，如不救“雷曼”而選救“兩房”、“花旗”、“通用”。中國雖然在應對此次金融海嘯中有良好表現，但在中國特色經濟社會發展道路上、貫徹落實“三步走”現代化趕超戰略進程中，應當特別注重借鑒他國（尤其是美國這樣的發達大國）的調控經驗。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之所以必須注重理性的供給管理，主要源于以下兩個方面原因：

第一，貨幣政策的總量調控不足以“包打天下”，需有供給側的結構對策。賈康已指出了弗利德曼式經典表述所引出的認識片面性，強調不能把物價上漲完全等同于貨幣過多而以為抽緊銀根可成為解決問題的不二法門和完全手段。近幾年來，以糧食和農產品為基礎的食品價格因素始終是物價上漲中占據70%以上份額的構成因子。因此，有針對性地增強對農業產品有效供給的激勵，便可能緩解相應的物價上漲勢頭，而不是僅僅以總量調控這樣的“一刀切”方式進行調節。貨幣政策的總量調控不足以“包打天下”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市場經濟目前還不成熟，競爭機制相對不盡充分、要素流動自由性仍然相對薄弱，這一方面會導致出現較大的結構性不均衡，另一方面也會影響以總量調控為主、需要依賴市場傳導機制的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第二，我國經濟存在突出的結構性問題，需注重調控中的區別對待。近年來，世界金融危機發生前后，在中國不論是存在較明顯的流動性過剩壓力和通脹壓力、還是其迅速演變為流動性不足和通縮壓力的情況下，都存在某些領域有效供給不足、投入滯后的結構性供需失衡，經濟社會的薄弱方面和“短線”領域需要運用政府財力和其他財力引導來強化。因此，應當從實踐出發，堅持有區別地對待中國“三農”、社會保障、區域協調發展、自主創新、節能降耗、生態保護等領域。運用結構性對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進相關機制創新的改進，通過“供給管理”加強這些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改進總供需的平衡狀態。

“動物精神”引發“非理性繁榮”的邏輯

與“理性預期”和“有效市場”理論所強調的不同，“動物精神”實質上是經濟行為中與理性的經濟動機相對應的概念，意指非沉穩的動機、情緒化本能式和非理性的行為，會引發經濟的“非理性繁榮”。在動物精神視角下，理性預期與有效市場假說顯然存在某種程度上的理論缺陷；而這種理論缺陷恰好有助于我們認識動物精神的實質，這一點從創始者凱恩斯到繼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都沒有發生變化，其實質正是經濟出現非理性繁榮的源頭。把握這一源頭，就可以站在基點上對非理性繁榮已經發揮的“優勢”進行總結，對其可能產生的危害進行預測，同時可以從其產生的源頭上進行控制。

“理性預期”與“有效市場”的理論缺陷。1961年，以美國經濟學家約翰?穆思在美國《經濟計量學》雜志上發表的《合理預期和價格變動理論》一文為標志，理性預期學派首先提出了合理預期的假設：人們總是竭力按照以往的一切有用的知識進行價格波動預測。1965年，美國經濟學家尤金?法瑪在《金融分析期刊》上發表了《股票市場價格走勢》一文，提出了有效市場的概念：在這個市場中，存在大量理性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投資者，每個人都試圖預測單個股票未來的市場價格，每個人都能輕易獲得當前的重要信息。

理性預期與有效市場的重大理論缺陷，正在于其對于完全信息以及理性經濟人能夠有效利用完全信息的假設。按照理性預期和市場有效理論，完全理性的行為應當滿足三個要素：一是建立在完全對稱的信息基礎上，二是針對手頭的信息作出理性的預測，三是根據理性的預測作出理性的選擇。邏輯鏈條是：宏觀經濟出現下行因素―微觀主體得到來自市場的完全對稱信息―微觀主體作出理性預測―微觀主體作出理性選擇。但是，回到現實生活的真實場景中來，在宏觀經濟運行的實踐中，無法保證行為總是理性的：一是微觀主體不能得到來自市場的完全對稱信息，導致其很難得到完全理性的預測并基于此進行理性的選擇；二是微觀主體在手頭信息的基礎上，受到動物精神的支配，通常會作出與理性預測相去甚遠的預測，從而相應作出看上去非理性的選擇；三是無論微觀主體是否能夠作出理性或者非理性的預測，都不能保證其在預測的基礎上作出相對應的選擇。

即使有市場失靈存在，微觀主體也總是能夠得到想要得到的部分信息，盡管這些信息不完全，但基于此進行的理性選擇通常可能八九不離十，這也是理性預期和市場有效理論成立的基石。而與此同時，不得不承認，微觀主體受到動物精神的支配，作出看起來與理性預測背離的選擇，成為影響宏觀經濟的重要因素。

“動物精神”的內涵及發展。凱恩斯首先提出了“人們的積極行為大都基于自發樂觀主義（Spontaneous Optimism），而不是理性預期”的表述，他在試圖解釋經濟偏離充分就業的原因時，認為“我們用于估計鐵路、銅礦、紡織廠、專利藥品的商譽、大西洋郵輪或倫敦市內某棟建筑未來10年收益的這些基礎知識并沒有多大意義，有時甚至毫無用處”，人們的決策“只能被視為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導致的結果”，來自人們“想要采取行為的自發沖動”，而不是“量化收益乘以其量化概率的加權平均值”⑤。喬治?阿克洛夫和羅伯特?希勒對此表示了完全的贊同，與此同時，發展了動物精神在現代經濟學中的含義，認為“它（動物精神）現在是一個經濟術語，指的是導致經濟動蕩不安和反復無常的元素；它還用來描述人類與模糊性或不確定性之間的關系”，在阿克洛夫和希勒的觀點中，對動物精神詞性的界定應當是中性的，其積極的一面在于“賦予我們能量”，其消極的一面在于“被它麻痹”。顯然，從創始者凱恩斯到繼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無論采用形象描述，還是邏輯提煉，動物精神的實質其實就是非沉穩的動機本能式情緒化決策和非理性的行為。幾年前當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波席卷全球之際，又有美國學者喬治?阿克洛夫和羅伯特?希勒撰寫的《動物精神》一書譯成中文（2009年），在國內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后，羅伯特?希勒也曾在其金融分析研究中對“動物精神”的相關理論進行應用，認為“最終，人類所能作出的決定都是受個人情緒驅動的，決定的源頭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的潛意識”。⑥

然而，關于“動物精神”的內涵，創始者凱恩斯并未系統地給出范疇，而繼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則對此頗具見解。認識“動物精神”的內涵并思考其中玄妙的邏輯，是認識其引發“非理性繁榮”進而影響整個宏觀經濟的現象的基礎。根據二人的見解，“動物精神”的內涵主要包括五大維度：信心及其乘數、公平、腐敗和欺詐、貨幣幻覺、故事。鑒于本文研究“動物精神”的目的主要在于為中國宏觀經濟理性的“供給管理”提供可探尋的路徑，所以試圖跳出二人利用成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生動卻零散的案例進行的故事性描述，而改為一種融入筆者思想、中國元素以及發展中新興經濟體存在的相關元素的升華版，以期提供更為清晰的邏輯、更為有力的論述。

第一，動物精神的關鍵：信心。從凱恩斯對動物精神的關注不難看出，當經濟偏離充分就業時即宏觀經濟周期出現下行時，動物精神所造成的影響才備受關注，而無論是作為消費者群體的一方還是投資者群體的一方，每一個微觀主體對宏觀經濟的“信心”是動物精神的關鍵。經濟學一直以來都在信心理性的基礎上對其進行研究，因而按照邏輯，我們不得不提出以下四個問題。

問題一：信心如何成為動物精神？

如上所述，當宏觀經濟下行時，市場主體對宏觀經濟進行的預測不僅僅基于手頭的信息，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信心的影響，這種信心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假設市場主體基于同類信息對宏觀經濟進行預測，出現下行因素時，對市場滿懷信心的人會選擇繼續消費、保持投資，而對市場缺乏信心的人則會選擇減少消費、減少投資。在接收到的作為硬性條件的信息上可能并沒有過大差異，但是最終的行為選擇卻出現了很大的不同。甚至會出現如下分化：假設市場主體同時持有明顯的經濟衰退信息，對市場滿懷信心的人會選擇加大投資，而對市場缺乏信心的人會選擇撤出投資。這種由于信心造成的行為選擇反差使其成為動物精神的關鍵。導致人們對宏觀經濟信心不同的因素可以是多樣的，典型的可以有：群體影響――社會心理學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可能產生的社會助長（Social Facilitation）作用（個人行為及效率受到群體行為的積極影響）和社會懈怠（Social Loafing）作用（個人行為及效率受到群體行為的消極影響）會影響微觀主體的信心；微觀主體的知識結構――有宏觀經濟周期相關知識的微觀主體作出選擇與沒有相關知識的微觀主體作出的選擇往往存在很大反差；微觀主體的風險偏好――傾向于冒險的微觀主體與風險規避型的微觀主體所作出的選擇有時可能截然相反。顯然，這里影響微觀主體的因素主要屬于心理學范疇，與傳統經濟學范疇以及分析思路有所不同，而經濟學在現實中對信心的關注和測度也更加側重于實用的角度。

信心一直被視為影響宏觀經濟的重要要素之一，盡管信心隨微觀主體不同呈現多樣性，且量化工作非常困難，但是仍然不乏將其納入科學化框架的努力。包括：其一，巴隆信心指數（Barron Confident Index），最早由巴隆基于債券交易者行為理論計算得出，認為較高的信心指數是牛市的信號。其二，消費者信心指數（Index of Consumer Sentiment，ICS），由美國密歇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的喬治?卡通納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提出，通過詢問消費者對經濟形勢、就業、物價、利率的看法，來調查消費者信心，他認為這些直接的心理感受決定了他們的消費支出計劃。可以說，微觀主體充滿信心是幫助美國經濟于二戰結束后逐步復蘇的重要原因，這一實踐的結果與當時經濟學界對宏觀經濟將出現30年代大蕭條的緊縮與失業的擔憂恰恰相反，這種與理性預期造成宏觀經濟衰退之間的偏差，正是動物精神的體現。其三，尼爾森全球消費者信心指數。AC尼爾森是荷蘭VNU集團下屬公司，是全球最為知名的市場研究公司，對消費者信心的計算主要基于消費者對就業市場、個人財務狀況的信心和消費者意愿，若最終數值在100以上就表示消費者充滿信心，而若最終數值在100以下則表示消費者缺乏信心。其四，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此指數計算始于1997年，由現指數和預期指數兩個部分組成，涵蓋了房地產、耐用消費品、汽車和股票投資等四個主要行業，并按照年齡、收入水平和地域劃分提供較為詳細的統計數據。

問題二：是否存在信心乘數？

簡言之，乘數效應就是某外生變量的每單位變化所引起的經濟總量變化。按照薩繆爾森的理論，乘數效應的大小與邊際消費傾向（MPC）直接相關，數值應等于1/（1-MPC）。那么信心是否存在乘數效應呢？答案是肯定的。結論的得出源于以下三點：其一，每單位信心的變化會影響經濟總量變化。盡管對信心的測度很難在定量層面上按照科學化標準進行要求，但利用定性分析結合邏輯推理的方法，不難得到如下邏輯：微觀主體信心提升一個單位，其將增加消費或投資（增加消費，增加投資，增加消費和投資），而消費或投資所帶來的產出是經濟總量變化的第一個層次，所帶來的產出將為宏觀經濟帶來繼續擴大投資、擴大就業、提高收入水平、增加稅收等方面的積極影響。由此迎來經濟總量變化的第二個層次：繼續擴大投資提高了產出；就業的擴大帶來重新就業微觀主體收入水平的提高從而引發新一輪的消費和投資；為在職職工帶來的收入水平提高會繼續提升社會消費水平；稅收收入的增加會引發政府投資的擴大，從而帶來產出的提高。如此邏輯還將繼續進行第三輪等，但鑒于各指標增量的逐步收縮從而導致效果逐步降低。在以上傳統邏輯的基礎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微觀主體信心提升一個單位所帶來的一輪又一輪經濟總量的增加，將有助于微觀主體信心的繼續提升，并可能會引發其對長期宏觀經濟的信心。其二，信心直接影響邊際消費傾向。邊際消費傾向實質上就是消費曲線的斜率，消費是隨收入增加而增加的，但是消費增加的幅度略低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因而從這個角度出發，消費者信心提升一個單位對消費者收入所帶來的影響直接影響邊際消費傾向，即從簡化公式的角度來看，信心也存在乘數效應。其三，信心會影響別的乘數。在消費者理性預期和理的作用下，如果宏觀經濟繁榮，投資和消費變化一單位將會產生產量大于一單位的變化，存在相應的投資乘數、公共支出乘數、稅收乘數、政府購買乘數等，而除了理性因素以外，由于信心的存在而帶來的非理性因素同樣會作用于這些乘數，從而在宏觀經濟繁榮、存在相應乘數的情況下出現繼續推高各項乘數的效果。

問題三：一個重要的辨析――到底是影響了“信息”，還是影響了“信心”？

在對信心作為動物精神關鍵的論述中，特別值得注意的辨析是：到底是影響了“信息”還是影響了“信心”。二者極易混為一談，而實質上涇渭分明。總體而言，對信心的關注實際上已經深入到與傳統宏觀經濟學相比更加深入的層面。目前，在對消費者信心的測度中不難看出，大多數研究者都將信息作為信心測度的基礎，例如：消費者信心指數是在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形勢、失業率、物價水平和利率等宏觀經濟指標的基礎上進行測量的，而這種方法恰恰掩蓋了信心作為動物精神的實質，并且使動物精神因果陷入悖論。若以消費者作為市場經濟中微觀主體的代表，對這一問題的論述可能將更加明了易懂。若將消費者行為分為理性的行為和非理性的行為，那么理性的行為可以視為理性預期基礎上所作出的消費者行為選擇，而非理性的行為可以視為動物精神支配基礎上所作出的消費者行為選擇。其中，基于理性預期的理性消費者行為產生的基礎，源于消費者對宏觀經濟各項指標組成的手中信息進行理性分析而得到的結果；而基于動物精神的非理性消費者行為產生的基礎，則源于消費者受到以信心為核心的動物精神的支配而得到的結果。也就是說，“信息”可以被認為是消費者理性預期和理的基礎，而“信心”則可以是消費者非理的基礎。基于此，對于“信心”而言，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形勢、失業率、物價水平和利率等宏觀指標下，并不能直接得出消費者“信心度”的高與低，而實質上，這種“信心度”的不同主要源自本文所述影響微觀主體行為選擇的心理學因素。對同樣“信息”下的“信心”的關注，實質上更能體會信心作為動物精神因導致消費者不同的非理而造成微觀主體個人財富、產業發展、經濟繁榮等不同的表現。實踐中的微觀主體行為往往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同時受到理性層面和非理性層面的綜合影響，筆者認為“信心”總體上還是受到宏觀經濟指標等理性因素的制約，這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為何動物精神會引發的繁榮是“非理性”的。

第二，公平：機制公平與心理公平。如果說對信心的關注實際上已經深入到了與傳統宏觀經濟學相比更加深入的層面和更加復雜的分析課題，那么對公平的關注顯然也有必要更為深入。公平其實也是與動物精神相關聯的重要因素。關于公平因素，可分為兩層：其一，經濟學中所指的“公平”，通常是社會分配及再分配結果的公平（均平狀態），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中涵蓋的公平，通常與經濟運行的效率放在一起討論兩者的權衡問題，從目標上來講追求的是一種機制上的公正（以激發效率）與而后適當處理結果均平（以維護穩定）的結合。其二，公平因素的另一個層面，就是微觀主體的感覺，從目標上來講追求的是一種心理上可接受的公平。按照美國行為科學家斯塔西?亞當斯提出的公平理論（又稱社會比較理論），設OP為“自己對所獲報酬的感覺”、OC為“自己對他人所獲報酬的感覺”、IP為“自己對個人所作投入的感覺”、IC為“自己對他人所作投入的感覺”、OH為“對自己過去報酬的感覺”、IH為“對自己過去投入的感覺”，那么對微觀主體公平感覺的衡量可以抽象為：OP/IP、OC/IC與OH/IH的比較，OP/IP與后兩者相等時，微觀主體在心理上就達到了與過去的自己進行比較以及與別人進行比較的公平感覺。目前，經濟學者討論的主要問題是把更多的關注落在前一層面，而對微觀主體公平感覺的重視程度和展開分析尚明顯不足。

第三，被誤導產生的動物精神因子：未理順的機制和“鉆空子”式欺詐。未理順的機制和欺詐的相關問題更值得發展中經濟體關注，因為這一動物精神因子的存在可解釋為什么發展中經濟體經常出現公共政策效果的偏差。發展中經濟體在高速發展進程中，通常會對宏觀經濟各部門提出更高的要求，從而給相關機制帶來很大壓力，這種壓力得到排遣的路徑有幾種，但是通過理順機制而最終得以實實在在走通解決路徑往往是非常艱難的。在機制未理順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壓力會通過形成“腫瘤”的路徑進行排遣，這種排遣通常并不是真正將問題解決，而是通過某種方式將壓力堆積起來，表面看上去可能得到了暫時的緩解，實際上潛在矛盾會越積越深。未理順機制還會加劇市場失靈中信息不對稱的影響，在存在信息錯配的情況下，極易出現欺詐的行為。這里所謂“欺詐”，主要是指技術上合法但“心術不正”的經濟行為，或可稱為“鉆空子”的經濟行為。在這種動物精神因子的作用下，微觀主體即使在相應的宏觀經濟數據基礎上進行理性的預期和行為選擇，也難以在這種數據霧霾下看清楚事實，從而自然而然地受到動物精神的支配。未理順的機制和欺詐為經濟和社會生活帶來的中長期潛在危害之一是導致社會貧富差距的顯著擴大，勢必對經濟體的長遠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第四，貨幣幻覺。貨幣幻覺并不是新詞匯，早在1928年，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就提出了這一概念，是指貨幣政策存在通貨膨脹效應，而微觀主體會更多地受到貨幣名義價值的影響，忽視手中名義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從而根據這種心理錯覺而作出相應選擇。傳統宏觀經濟學比較強調微觀主體具有自動調整名義貨幣與實際貨幣之間扭曲的理性，從而能夠進行理性的預期、作出理性的選擇。然而，在實踐層面，微觀主體首先可能未必留意名義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即使試圖對此予以關注，也往往不能夠確切地、實時地掌握貨幣的通貨膨脹信息或者商品價格的變化信息，且不論得到的信息是否準確，由此而引發微觀主體的貨幣幻覺――即通常情況下微觀主體會忽略或者低估通貨膨脹的作用，而由于手中持有的名義貨幣量的增長對宏觀經濟的繁榮作出誤判，從而導致最終選擇的非理性，成為重要的動物精神因子之一。

第五，示范效應編寫的故事。如果說發達國家的“故事”主要是由政治、經濟和制度安排編寫的，那么發展中國家的故事則更多是由示范效應編寫的。這類故事動聽到可以催生發展中國家的民粹主義情愫，引導微觀主體盲目追求發達國家高收入、高福利、多休閑的生活狀態，綁架政治、政策來迫使進行不當的福利趕超，從而最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這一邏輯系列聽起來似乎危言聳聽，但卻實實在在是拉美地區由于盲目的福利趕超而最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前車之鑒的基本脈絡。示范效應所編寫的故事之所以作為動物精神的因子，是因為其能夠導致微觀主體的非理，其影響路徑可以有：其一，影響消費結構，主要是指在示范效應的作用下，微觀主體可以追求提高消費中進口商品的比重――這種對洋品牌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理性的。其二，影響投資結構，主要是指微觀主體更愿意選擇投資虛擬經濟而不是投資實體經濟，甚至更極端地講，是更加傾向于投機而不是投資。其三，影響分配結構，受到發達國家示范效應的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微觀主體往往不能夠理智地基于本國的發展階段作出行為選擇，而一味地追求高工資、多閑暇、高福利的生活狀態，必然對社會福利產生強烈的訴求。

“動物精神”引發“非理性繁榮”：聯系我國現實的啟示。“動物精神”的五大因子對經濟生活都會產生影響，易引發經濟“非理性繁榮”，其邏輯路徑是：第一，信心和信心乘數的存在，導致一定階段上微觀主體對宏觀經濟盲目樂觀，從而加大消費和投資，使宏觀經濟看上去更加繁榮；第二，未理順的機制和較普遍的“鉆空子”式欺詐的存在，使宏觀經濟堆積的矛盾問題得到“維穩”式暫時緩解；第三，貨幣幻覺的存在導致微觀主體不能夠認清名義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從而非理性地增加消費和投資；第四，發達國家示范效應編寫的故事壓力式迫使發展中國家擴大赤字來提高福利水平，使短期內生活狀態有很大改善卻無可持續性。這種非理性繁榮會帶來許多發展問題：其一，信心和信心乘數存在的行業和領域往往與過度投機行為相關，從而催生了宏觀經濟的泡沫；其二，未理順的機制和欺詐緩解的宏觀經濟問題實際上并未得到真正的解決，而是矛盾后移，可能積重難返，對經濟發展構成潛在威脅；其三，貨幣幻覺的存在會明顯沖減社會再生產中的平衡因子，制約宏觀經濟的長期發展；其四，發達國家示范效應編寫的故事導致微觀主體無法正視自己的發展階段，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續的福利趕超最終可能會將國民經濟拖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五，在如此種種扭曲下，往往忽略了公平的真實底線，導致社會問題層出。

將動物精神引發非理性繁榮的理論探討聯系于我國的現實，不難發現，動物精神引發的中國非理性繁榮的現象已比比皆是。比如，某些區域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越調越高”，實際上是在未理順機制情況下，民眾受到信心及信心乘數的影響，并形成“炒房團”式羊群效應的投機熱潮，這主要體現的是動物精神支配下紛紛作出非理性選擇。此外，由于中國沒有統一的房地產買賣信息披露平臺，房產中介的“鉆空子”欺詐行為有很大的操作空間，索取的中介費用直接與所售房產的價格掛鉤，致力于利用信息不對稱來向消費者索取更高價格，甚至許多房產中介利用手中信息的便利直接收購較市場價格更低的房產，轉而以高價格銷售，攫取其中高額利潤，并且推高房地產市場價格。又如，公平問題在我國表現得非常突出，以國企與民企相比較，以“體制內在編職工”與“勞務派遣工”相比較，員工的工作效率、工作時間、工作量與薪資待遇方面相差很多，并且存在城鄉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兩大突出問題。此外，未理順的“從煤到電”機制也引發了資源價格的扭曲問題和不合理的壟斷問題，并且加劇了工資中的不公平。再者，中國宏觀經濟目前尚處于由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過渡時期，民粹主義傾向及其激發的對福利趕超的訴求也已逐步顯現。最后，伴隨經濟高速增長而來的通貨膨脹，由于微觀主體存在貨幣幻覺而可能被低估而引出投資、消費行為的非理性。

對策與建議：以理性的“供給管理”矯正和化解“動物精神”

鑒于以上分析，針對我國存在由于動物精神引發的非理性繁榮因素，考慮凱恩斯提出的政府“保證市場主體免受動物精神支配”的意旨，在宏觀調控中應當注重“動物精神”的存在，并以理性的“供給管理”，優化與需求管理的匹配，以矯正和化解 “動物精神”。

必要性邏輯探析。綜上所述，理性的“供給管理”與“動物精神”之間的邏輯關系可抽象如下所示（見圖1），沿著兩者邏輯關系發展的路徑，恰可同時對本文的論述作出小結：第一，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需要理性的“供給管理”，并闡述了貨幣政策的總量調控不足以“包打天下”且我國經濟存在突出的結構性問題，進而思考，怎樣的供給管理是更為理性的？第二，由動物精神的概念出發，闡述了動物精神所涵蓋的信心、公平、未理順的機制和“鉆空子”式欺詐、貨幣幻覺、示范效應編寫的故事五大因子：信心是動物精神的關鍵因子，并且存在信心乘數；公平因子存在機制公平與心理公平兩大層面；未理順的機制和“鉆空子”式欺詐是誤導產生的動物精神因子；貨幣幻覺由來已久且通常的表現是民眾對名義貨幣購買力的高估；示范效應編寫的故事對于發展中國家防范國民經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重大意義。這五大因子能夠導致國民經濟的非理性繁榮。第三，我國國民經濟中存在動物精神及其引發的非理性繁榮。第四，由于動物精神的存在及其引發非理性繁榮邏輯的成立，加之其在中國國民經濟中的表現，構成中國國民經濟的現狀，進而導致對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相應訴求。第五，這一訴求最終需要落實到理性的“供給管理”層面，即理性的“供給管理”應當將矯正和化解“動物精神”納入考慮框架。第六，基于以上認識，考慮到動物精神引發國民經濟非理性繁榮對經濟長遠發展帶來的危害，以理性“供給管理”矯正和化解“動物精神”的對策建議，具有現實的意義。

目標及對策建議。我們認為，將矯正和化解“動物精神”納入理性的“供給管理”框架，應當有針對性地在“供給管理”別注重以下目標：管理和引導消費者信心；促進收入分配的機制公平與心理公平并重；降低貨幣幻覺帶來的風險；理順市場機制與彌補市場失靈并行；避免民粹主義催化示范效應導致“中等收入陷阱”。落實到政策層面，可歸納為以下四個層面的“”：

第一，科學發展，統籌協調。鑒于“動物精神”五大因子引發非理性繁榮對國民經濟長遠發展產生的負面影響，理性的“供給管理”應當首先在提綱挈領層面促進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統籌協調。科學發展所要求的理念、所指引的方向、所追求的目標，實質上更加針對于國民經濟的結構層面，遠不是單一調控需求、調控總量就能夠達成，勢必要求宏觀調控從供給端發力，通過理性的“供給管理”來助力科學發展。統籌協調是處理重大關系的重要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在經濟發展層面主要囊括了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五大方面，以及統籌各方面利益關系的層面。而實現統籌協調又特別需要依靠理性的“供給管理”之下科學、細化、多維、多方的制度供給。

第二，結構優化，升級提質。如上文所述，雖然受到“動物精神”的支配，但是國民經濟運行首先還是基于信息響應對宏觀經濟產生的理性預期而形成理選擇。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國宏觀經濟理性的“供給管理”矯正和化解“動物精神”的實質是要更為主動、積極、有前瞻性地促進我國經濟實現結構優化，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在注重經濟發展規模數量的同時更加關注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第三，制度供給，機制創新。對“動物精神”進行矯正和化解，應特別強調加強制度供給、推進機制創新，即釋放改革紅利。這能夠有效引導公眾的信心及信心乘數合理化，在很大程度上解決機制公平和心理公平的問題，特別是有助于理順原有機制并減少“鉆空子”式的欺詐行為，還有助于在必要時期通過提供真實有效的實時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公眾減少貨幣幻覺。對需求端的調節、對貨幣總量的調節，都遠不足以達到改變制度體系、理順體制機制的目標，唯有通過供給端發力的供給管理才能夠理順我國現階段亟待解決的制度、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問題。

第四，后發優勢，趕超戰略。發達國家示范效應編寫的故事可能導致發展中國家微觀主體無法正視自己的發展階段，吊高胃口而盲目追逐不可持續的福利趕超，最終可能會將國民經濟拖入“中等收入陷阱”。加之我國現階段存在著日益高漲的民粹主義情愫，無形中不斷催化示范效應編寫故事的動聽程度與影響效力。對此，理性的“供給管理”應當特別注重把握國民經濟的發展戰略，充分認識作為現代化階段的相對“后來者”對相對“先行者”趕超的必要性、重要性，與可行性的基本實現前提，注重發揮發展中經濟體的后發優勢，始終牢牢把握經濟建設的中心，結合我國正在進行的“三步走”現代化戰略，繼續堅定落實經濟趕超，通過加強制度供給的途徑充分發揮制度紅利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作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躋身世界發達經濟體之林。

注釋

賈康：《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3年，第133頁。

Keynes John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pp. 161-162.

[美]喬治?阿克洛夫、羅伯特?希勒：《動物精神》，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前言部分第15～21頁。

[美]羅伯特?希勒：《非理性繁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3頁。

篇8

中國財政金融政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面臨的挑戰有多方面，特別是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在中國是否能夠逐步具備，財政金融政策要充分發揮出應有的性能，需要依靠微觀經濟主體對政策變量的反應程度以及通暢的傳導機制。 

一、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金融政策的效能 

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囊括了內、外平衡兩部分，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為了避免內外平衡之間產生沖突，有必要調整政府宏觀經濟的思路。從封閉經濟條件下到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與作用機制已經有較大的改變。到現在為止，開放經濟條件下，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仍然是分析與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理論中指出，浮動匯率制度中，比較有效果的方法是利用貨幣政策刺激國民收入的增長，固定匯率制度中，可以使用財政政策這個有力工具實現國民收入的增長。從目前世界各個發展中國家的具體情況來分析，有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始試行短期的浮動匯率，大多數國家施行的財政政策是固定匯率制度，我國現在施行的是在有管制的前提下浮動匯率。一般情況下，需要達到一定就業率的國家充分利用財政政策是最佳的方法。然而，實現就業率的前提下，還要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才能穩定經濟政策。由于這一點涉及到需要實現內、外平衡，需要調控財政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配合問題。在這種條件下，國內的需求量滿足就業量視為內部平衡，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資本凈流出與貿易出超保持均衡狀態視為外部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解決內部失衡的有效工具是財政政策，解決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是貨幣政策[1]。 

二、全球經濟調整對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的挑戰 

目前的全球經濟處于失衡與調整的過程中，中國宏觀調控模式過于重視調整內部平衡會面臨較大的沖擊。國際游資的投機性以及國際間經濟被動傳遞，都會面臨嚴峻的挑戰，從而造成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產生內、外部矛盾。 

首先，我國現在市場調節人民幣匯率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幣的升值在面對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產生很大的壓力。同時，人民幣升值會對出口部門產生不利的影響，出口產生波動也會影響到國內需求，使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現象進一步加劇。順差雖然使國際儲備數量保持增長，通過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放大而擴張國內信貸量，促進國內需求增長，但由于通貨膨脹以及經濟過熱的狀態下，順差會使國內的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政府必須要政策調節順差與匯率。 

其次，當前信息技術發展十分迅速，信息傳遞的速度、質量與數量都有很大的增長。在信息化時代下，微觀經濟主體增強了信息處理能力，同時，具有趨于理性的預期行為，會影響到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反應會使宏觀經濟政策變得完全無效。為了改善二者之間動態不能保持相同的情況，政策需要建立宏觀經濟政策信譽。政府要遵循經濟規則用信譽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預期行為，由動態不能保持相同轉向動態相同的合作形式。所以，政府要選擇正確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避免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對信譽產生沖擊。 

再次，WTO組織的多邊規則約束了中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政策。WTO組織約束國際收支調節，不允許采取直接管制辦法，禁止直接補貼原則，不能隨意提高關稅的方法限制進口，調節國際收支運用匯率與外匯管制要符合WTO組織規則。另外，針對國內財政、金融、科技、稅收、環保等方面的實施方式也要符合WTO組織的要求與規范。可以看出，中國加入WTO組織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受到了一定的約束，因此，中國要改變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適應WTO組織的規則與要求[2]。

 

最后，提高國際競爭力是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目標。發展中國家是通過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方式實現積累知識、技術來提高國際競爭力。積累知識、技術是循序漸進的，提高國際競爭力需要不斷創新技術，在漫長的實踐中積累而成。在全球知識信息量快速發展的今天，知識是提高競爭力的有效手段，如果通過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知識積累，則不能適應全球知識信息量發展的需求，需要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知識增長速度，重視科技與教育的增長模式。全球競爭以知識為基礎，就需要中國財政金融政策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以實現知識與技術的快速積累。 

三、中國尚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 

中國在宏觀經濟分析一直存在著一些爭論，每次爭論的焦點就是把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宏觀調控實踐如何相結合。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是追求完美的市場經濟理念，在宏觀經濟分析與宏觀經濟政策觀點上，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存在質疑，而對于發展中國家需要謹慎運用這種經濟學理論。這種抽象的均衡關系模型可以起到借鑒使用，但在實踐中則會影響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理論與研究，通常采用IS-LM模型及其擴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但是，IS-LM-BP分析框架需要有完善發達的市場體系、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市場化，對利率具有靈敏反應等等。如果中國不完全具備這種條件而采用這種框架研究中國宏觀經濟，會導致結論錯誤的情況發生。 

中國現在的市場制度還不夠完善，非國有企業屬于微觀主體，能對市場價格信息反應比較靈敏，國有企業雖然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在行為上還是比較依賴市場與政府，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經濟主體，可以看出，中國市場經濟體制下，非國有企業是體制外企業，而國有企業是體制內的企業。微觀主體能夠對宏觀經濟政策做出理性反應，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還需要暢通的政策傳導機制。中國現在的利率可是說是由政府來確定，對市場資金的供求情況并不能真實反映，利率傳導機制不存在市場化，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意義。 

結語 

綜上所述，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臨的挑戰比較嚴峻，傳統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存在很大的制約，需要靈活借鑒全球經濟金融政策的經驗，總結出適合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與金融政策。 

   　參考文獻： 

篇9

【關鍵詞】城鎮；微觀時化；收入差距

作為改革開放政策的一部分，我國的收入分配體制也在不斷發生變革，這對我國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方面，持續30多年年均增長約10%，經濟總量持續上升，創造了經濟奇跡，另一方面，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貧富懸殊，引起了廣泛熱議。對于我國存在收入差距并且不斷擴大的問題，國內外學者達成了一致意見，然而，對于我國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卻自始至終存在爭議。一些學者通過計算我國的基尼系數得出我國收入差距已經超過了國際通行標準的0.4的警戒線（Khan&Riskin，2005；Ravallion&Chen，2007；程永宏，2007；李實，2011；李實、羅楚亮，2011等）；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我國的基尼系數被高估（江小涓、李輝，2005；周其仁，2006；魏杰、譚偉，2006；白重恩、錢震杰，2009等）。因此，本文打算另辟蹊徑，利用CHIP最新公開的微觀數據，建立微觀時化模型，分析2008年到2012年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情況。

一、微觀時化模型

眾所周知，微觀經濟是宏觀經濟的基礎，要了解一國的宏觀經濟形勢，必然需要了解該國的微觀經濟情況。微觀經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微觀個體的異質性，然而，現有的絕大多數研究文獻忽略了微觀個體異質性，一方面是因為建模技術的匱乏，即無法建立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之間的溝通橋梁，另一方面是因為微觀數據的匱乏。對于前者，1957年，美國Orcutt教授提出，建立微觀模擬模型是解決該問題的有效途徑。此后，微觀模擬模型在西方國家得到了飛速的發展，成為了很多國家公共政策的評價工具，例如美國TRIM系列模型、歐盟的EURMOD模型、澳大利亞的MITTS模型等。國內，近年來也已經有一些學者開始研制微觀模擬模型（張世偉，2008；郝東陽，2008；張世偉、周闖，2010；萬相昱，2011等）。對于數據匱乏的問題，基于調研成本和可行性的考慮，“微觀時化”成了有效的解決途徑。

1.微觀時化的概念

“微觀時化”指的是運用數學方法把基礎期的數據推算到目標期，實現數據狀態的轉移。一般來說，“微觀時化”分為兩種：靜態時化和動態時化。靜態時化指的是把基期數據一步時化到目標期，具體說來，就是人們通過“重新加權”和“屬性調整”為基期樣本重新設置特征值從而生成目標期數據，“重新加權”的權數和“屬性調整”的調整因子一般可以根據宏觀經濟指標確定。由此，可以看出，靜態時化是一個外生過程，并且本質上假設微觀個體的一些屬性沒有發生變動，這在政策的短期效應分析中是合理的。由于技術相對簡單并且計算精度高，靜態時化發展相對成熟，應用也很廣泛。而動態時化則通過對微觀個體的基期數據逐步時化，實現基期數據到目標期數據的轉移，這實質上是一個模擬過程，所以，相對比較復雜，成本較高。

2.微觀收入數據的時化

微觀數據匱乏，收入方面的微觀數據也不例外，國內外權威的微觀收入數據寥寥可數，并且，鮮有連續年份的大型微觀收入數據，例如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的CHIP數據，已公開的微觀數據只有1988、1995、1999、2002、2007和2008年的，顯然無法完全滿足經濟研究的需要。因此，收入數據的時化成為客觀必要。

萬相昱等（2009）指出，收入數據的時化方法主要有兩種：微觀時間序列回歸法和宏觀特征匹配法。微觀時間序列回歸法通常用于動態時化，指的是，微觀個體某一時間點的收入是其時間序列的函數，這就需要有效的時間序列數據，而這通常不是很容易滿足，此外，微觀時間序列回歸忽略了宏觀經濟的影響，可能導致微宏觀背離。宏觀特征匹配法則彌補了這方面的缺陷。宏觀特征匹配法的本質在于使微觀個體的某種經濟信息累加到特定的宏觀層面時與相應的宏觀經濟指標相等，最簡便的方法就是將宏觀指標與相應累積微觀參量進行等級提升，通常，處于可操作性的考慮，選取行業平均工資作為收入數據時化的標準參量。

因此，本文在微觀數據上選擇了CHIP2008年的數據，為了保證微觀時化的準確性，本文選擇了有固定工作的城鎮居民樣本，剔除了退休者和個體經營者樣本，宏觀數據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在時化方法上，本文選擇宏觀特征匹配法進行收入數據時化，運用明瑟方程，采用結構回歸，具體時化模型如下：

其中，y表示城鎮居民的工薪收入，c是常數項，ai為待估系數，sex表示性別，edu表示受教育年限，exp和exp2分別表示工齡和工齡的平方，occi表示樣本的職業，YIND表示樣本所在行業的平均工資。運用stata12本文計算得出了模型的待估系數，估計結果體現了較好的顯著性，見表1。

通過將新的特征值代入上述時化模型就得到了2009、2010、 2011、2012年的有固定工作的城鎮居民收入（這里沒有時化到2013年是因為最新的宏觀數據只更新到2012年），處于篇幅的考慮，本文就不一一描述了。

二、中國城鎮收入差距走勢分析

在得到有固定工作城鎮居民收入之后，就是計算收入差距。在社會經濟研究中，衡量收入差距的標準很多，例如卡克瓦尼度量、Theil指數、基尼系數等，其中，以洛倫茲曲線為基礎的基尼系數應用最為普遍，所以，在收入差距衡量標準上，本文也選擇了基尼系數。經過多年的發展，基尼系數的算法越來越簡潔，首先，把一個社會中的人按收入從低到高排列，均分為幾個組（本文分為5組），然后計算第1組到第i組人口累計收入占全部人口收入的比例wi，代入基尼系數公式即得所求基尼系數。

從表2可以看出，2008年以后，城鎮有固定工作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在逐步變小，跟國家統計局的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從2008年開始一直在回落的數據一致。而且，2008年到2009年回落的非常明顯，究其原因，首先，2007年，國家實行又一撥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工薪所得稅扣除標準從1600上升到2000，該政策從2008年3月1日起施行，基于政策時滯的存在，對2008年的影響有限，到2009年就出現了比較大的影響，其次，收入時化的本質假設是個體的經濟特征沒有發生變動，那么從2008年時化到2009年，忽略了一些收入變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基尼系數的低估，但是從整體上看，低估的影響不大。自2009年以后，基尼系數繼續下降，在2011年新一輪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開始以后，基尼系數仍繼續下降，這也說明了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對于城鎮有固定工作的居民收入的調節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三、結論

本文在萬相昱等（2009）微觀時化模型的基礎上，對CHIP2008年的微觀收入數據進行了時化，通過時化數據計算了2009年-2012年的有固定工作的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結果顯示，2008年-2009年，有固定工作的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逐步下降，這在一定程度上為2007年和2011年工薪所得稅扣除標準的兩次提升提供了數據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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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基本問題；統計分析；宏觀經濟

宏觀經濟分析是一項系統性的工作，有著十分鮮明復雜性特點與專業性特點，涉及工業、農業以及科研等多個社會經濟領域。做好宏觀經濟的統計與分析工作對于科學決策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這就需要相關的研究人員綜合運用各種理論與技術對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方法進行深層次的研究。

一、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概述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是一項經濟學與統計學相結合而形成的獨立知識科目體系。由于統計學是經濟學十分重要的研究工具，二者之間存在著相互推動、共同發展的關系。將統計學知識與經濟學知識結合起來，能夠將各個領域的研究方面與研究方法統一起來，打破不同研究內容在領域上的界限，為經濟決策與經濟規律的探索創造良好的條件。由于我國在宏觀經濟統計分析領域的起步比較晚，在該研究領域中尚未形成一個高效的研究體系，在我國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方式變化的過程中，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重要意義才逐漸顯示出來。

二、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在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問題

在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初期，由于統計學的有關理論沿未得到完善，尤其是在計算機技尚未成熟時，統計學分析理論在應用方面的重要意義沒有充分顯示出來，對于宏觀經濟分析方面的支持十分有限，造成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在實際應用方面所直到的作用不夠突出。隨著我國社會生產部門的不斷分化，越來越多的小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在管理與經營決策方面對于新的統計與分析技術表現出了巨大的需求，加上計算機技術的不斷發展。統計學理論在研究人員的不斷探索下開始進入到了快速發展的階段。在這一過程中，政府以及有關部門形成了比較明確的周期性經濟規劃目標，根據周期性經濟目標對我國農業、工業以及服務業等產業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宏觀調控，大幅提高我國經濟建設的科學性與合理性，為我國經濟的調整增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目前我國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在能力在已經進入宏觀統計與微觀統計并行發展的重要階段，宏觀統計與微觀統計在目的劃分上更加明確，在應用效率與應用水平上得到了大幅度的蚊帳，兩項學科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局面，同時也將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發展帶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當前我國已經全面進入信息化與數字化時代，選擇計算機技術與統計分析技術為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尤其是在我國電子商務領域不斷創新與發展的過程中，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重要作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體現。在網絡環境下，消費群體在消費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消費需求數據，有關單位與企業可以以用戶的消費數據為資源，以統計學與經濟學的有關理論為基礎，以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為重要手段，對未來一段時間內的消費行為進行科學、有效的判斷，提高社會產品生產的合理性與有效性，為電子商務消費用戶提供更加具有針對性的商品，為我國經濟消費的不斷增長創造有利的條件。除了電子商務領域之外，銀行業與服務業也可以利用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有關手段對用戶名的儲蓄行為與消費行為進行判斷，為用戶制定出更加科學的理財方案與出行方案。對于政府單位來說，則可以利用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結果，對社會公眾的物流狀態與交通狀態進行有針對性的分析，對社會公眾在日常的生產生活活動中的支行規律有一個全面且深入的了解，將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重要作用充分發揮出來。

三、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發展問題研究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統計分析領域已經進入到了快速發展的新階段。成經濟發展過程中，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已經成為分析國民經濟發展情況與發展水平十分重要的一項工具。有關部門需要進一步加大該領域的研究力度，為領域的發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礎與技術基礎，真正認識到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對于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同時，政府及有關單位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城市數據信息的收集能力建設與處理能力建設，設置云計算中心，對各方面流動數據進行統計，了解經濟數據變化的有關規律，交各方面的統計與分析結果應用到市政管理與組織決策中，為區域內乃至于國家的經濟增長奠定良好的基礎。

四、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自主發展

由于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無論對于政府機關還是在于中小企業來說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與價值，尤其是在計算機技術不斷發展的大背景下，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應用范圍與應用空間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在社會各階段與各領域工作與研究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宏觀經濟統計分析中的有關理論將會得到不斷的發展與完善。同時也是統計學領域宏觀經濟分析得到快速獨立發展的重要機遇，由此可以實現對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進步性影響，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在自身的獨立發展前提下吸收了大量的信息數據，之后又利用統計學的思想和方法進行創新研究嘗試。

先進的科技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是國家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的重要支持，與此同時還應該配合以功能強大的數據庫系統和計算機網絡系統，在先進技術和統計學專家的密切配合下可以進一步推動其發展，實現系統完善的宏觀經濟統計分析體系。

作者:張勇 單位:太原市迎澤區社會經濟調查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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