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機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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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壽險 關系

人口老齡化問題綜述

人口老齡化是指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到一定比例的一種人口構成，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兩個含義：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對增多，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二是指社會人口結構呈現老年狀態，進入老齡化社會。在我國，從2000年開始，我國老齡化的程度已經超過國際標準，并且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還在逐年遞增，其發展速度令人之驚訝，2011年人口普查時，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預計到2020年我國的老齡化人口將達到世界老齡化人口比例的四分之一。人口老齡化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我們不能否認人口老齡化是社會進步的標志，是經濟快速發展的成果，是人民生活水平和醫療衛生保健事業的巨大改善，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必然帶來一系列需要妥善解決的社會問題，其解決的好壞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穩定和發展。

二、我國壽險的新發展

基于我國老齡化進程，以及中國人的財富積累習慣，我國壽險還將有很大發展空間。人們對壽險的較大市場需求將會為我國正處于初步發展階段的壽險市場帶來有利發展機遇。作為新興保險市場的代表國家之一，中國的壽險市場發展很快。自1980年恢復國內保險業務，特別是九十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以來，我國的保險總資產和年度總保費收入一直保持較大幅度的增長。但是，進入2004年后年度總保費收入增長相對較小，主要原因是因為壽險保費收入增長趨緩，為了保持我國壽險市場的持續發展，在現在的社會趨勢下，即人口老齡化的市場發展趨勢下，對壽險需求的影響研究必不可少。

以遼寧省壽險為例：從2006年到2011年期間，遼寧省壽險保費收入及增長率和2011年的保費排名對比遼寧省壽險在全國的銷售排名及遼寧省GDP排名情況，我們發現遼寧省壽險業暫時是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的。所以說對壽險市場的發展還有很大空間。

但是我國的壽險業經營還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它直接影響到壽險公司能否把握住這一有利機遇。對此我國壽險公司決不可掉以輕心。

三、人口老齡化對壽險影響

隨著老年人口規模增大，人口老齡化的增長程度也在顯著增強，用社會經濟影響指標反映了人口老齡化的經濟社會影響情況，最直接的影響是給社會養老帶來的壓力，而壓力的緩解方式之一就是購買壽險。

首先，社會保障與醫療服務壓力增大，家庭的養老能力弱化，進而社會養老壓力增大。當然，人口老齡化除了對經濟有壓力，同時也刺激了經濟的增長。以2012年1-9月遼寧省保險保費收入數據為例，看一下壽險的比重。

其次，近半個世紀以來，人們在壽險需求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對壽險需求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實證研究主要針對影響壽險需求的因素進行定量分析。概括起來可以分成兩大類：　一是人口因素；二是經濟及金融因素。人口因素主要指年齡、期望壽命、教育程度和撫養率等與人口結構相關的因素。　在保險業發展過程中，人口因素直接影響保險產品的開發和保險政策的制定，尤其在當前中國已出現老齡化趨勢，同時人口的收入結構、地區結構、城鄉結構、受教育結構等也出現明顯變化，人口因素的這些變化及其對我國保險業的影響已越來越受到保險政策部門和機構的關注，分析和研究人口因素的變化與保險業發展的關系，有助于正確制定保險業發展政策，充分發揮保險業的各種功能，促進國民經濟協調快速發展。經濟及金融因素主要包括收入、財富和價格水平、預期消費等與經濟有關的因素。居民當前的收入、預期消費、流動性需求和消費期望程度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保險的投入，而人口老齡化的提高會導致與居民養老相關的壽險產品的消費需求也會增加。另外，人壽保險除了給投保人提供保障外，還能給被撫養人提供保障，因而撫養系數對壽險需求也在某種程度存在影響。

最后，國外對壽險需求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及實證研究，我們應該把優秀的理論依據與我國自身的實際情況加以結合，進而形成符合我國國情的實證研究。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　使用計量經濟模型進行比較分析的方法，　借鑒計量經濟學的發展應用，對人口老齡化對壽險業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對某些變量如LPI、PAR、DPI和IR采用多種數據和多個衡量指標，　在數據平穩性檢驗的基礎上建立回歸模型進行比較研究，既而得出了人口老齡化指標、收入水平指標和壽險保費收入正相關的結論。那么，就是說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增加，人們對壽險的需求程度增強；在一定程度上，利率與人們對壽險的需求負相關。

四、總結

自從2003　年中國人均GDP突破1　000　美元，　標志著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一階段是社會經濟發生重大結構性變化的時期，　居民的消費行為、社會結構、金融結構等都會出現明顯的變化。同時，　在這一階段，　保險業也處于高速發展時期。隨著保險業規模的擴張，　人口老齡化趨勢下，壽險業在國民經濟、居民生活以及金融體系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與責任。人口老齡化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與保障體系來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但對正處于上升階段中的壽險業也可轉化為機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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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孫學英.　潘海濤.　中國人口因素對壽險需求影響的實證分析[J].　統計與信息論壇.　2007，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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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西部；人口老齡化；公共財政；云南省

中圖分類號：F81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9-0149-02

人口老齡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繞不開的人口再生產過程。云南省從2010年開始全面走進老齡化社會，并隨著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人口老齡化趨勢越來越顯著。同時，云南作為我國典型的“未富先老”和“未備先老”的省份，經濟實力和物質基礎比較薄弱；作為典型的少數民族邊疆大省，又具有很強的區域特殊性。超前到來的老齡化對云南省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都帶來了深刻的復雜的影響，成為一個重大的社會經濟難題。

一、云南省人口老齡化的基本現狀

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云南全省實際登記的人口中，0—14歲的人口占總人口的20.73%，為952.8萬人；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1.07%，為508.7萬人，其中65歲及以上的人口大約350.6萬人，占總人口的7.63%。同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相比，0—14歲所占人口比重下降了5.23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所占人口比重上升了1.90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1.54個百分點。人口年齡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老齡化趨勢十分明顯。

按國際標準，60歲及以上人口超過10%，65歲及以上人口超過7%，即可以視為進入老齡化。云南省2010年“六普”的這兩項指標都已經遠遠超過該標準，已經全面走進人口老齡化社會。這既顯示了人民生活水平和醫療衛生水平的改善，同時也對銀發事業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

二、云南省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區域特點

（一）相比全國平均水平，老齡化較輕，相對滯后

從整體上看，云南省的老齡程度在全國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全國2010年老齡人口系數最高的是重慶市比云南省高出3.9個百分點。云南省的老齡人口系數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23個百分點，位居全國倒數第9位，屬于相對較低水平。其次，從時點上觀察，云南省的區域特殊性造成了人口結構轉變的特殊性，相對滯后于全國平均水平。云南省在是2005年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在2010年才開始全面老齡化，整整滯后了全國的人口老齡化進程6年時間。

（二）老齡化超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未富先老”和“未備先老”

云南省處于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西部地區，銀潮超前于城鎮化、工業化到來，是我國一個典型的“未富先老”和“未備先老”的省份。云南省2010年全面進入老齡化社會時，老齡化系數位居第23位，是老齡化比較嚴峻的省份；然而GDP只占全國總量的1.8%，省人均GDP只為全國人均水平的52.9%。在2000年，全省養老基金赤字達6.33億元，財政支出壓力較大。截至2011年末，云南省每千名老人擁有養老床位數僅僅為8張，距離政府“十二五”規劃的的目標——每千名老人30張床位仍有相當大的差距。尤其是農村五保對象供養床位數嚴重不足，集中供養率要低全國19個百分點。

（三）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和民族差異

首先，云南省16個州市的老齡化程度差別很大。根據2010年“六普”數據，有11個達到老齡化標準，有5個未進入老齡化社會。老齡化系數超過全省平均值的只有玉溪、楚雄、大理、保山、麗江、昆明等6個州市，其余的曲靖市、紅河州、普洱市等個州市都低于省平均水平。最高的是玉溪市，最低的是未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怒江州，極差值達到2.69%。從民族方面來看，民族之間的老齡化進程很不平衡。云南省是民族最多的省份，少數民族有25個。2010年，紅河州、文山州、普洱市、西雙版納州、迪慶州、怒江州等地區的少數民族人口比重分別達到57.20%、57.31%、61.01%、69.97%、81.66%、87.65%，都達到一半以上。然而，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分別為7.72%、7.41%、7.14%、7.26%、6.24%、6.57%、6.09%，遠遠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7.63%。

（四）對云南省打造全國養老基地帶來的機遇

無論是我國，還是云南省的人口老齡化進程都在加快，老年人口不僅規模越來越大，而且對社會福利水平的要求隨著生活質量的提高也越來越高。這些因素客觀上從全國范圍內給云南省養老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市場。再加上云南省氣候宜人，有多姿多彩的多民族文化活動，極其適宜老年人的居住、療養、旅游、精神娛樂等，發展特色養老產業具有巨大的優勢。

三、探索云南省積極適應人口老齡化的公共財政政策

云南省目前實施的公共財政制度并不能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提供充實的資金保障，在支出和政策扶持力度上與老齡化的需求具有嚴重的不對稱供給。只有基于區域特殊性，積極調整當前的公共財政政策，探索出能促進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經濟社會協調持續發展的公共財政體系，才能構建出一個老齡化視角下和諧的社會。

（一）優化公共財政支出結構，發展民生供給型財政

民生供給型財政是以民生支出為主的公共財政支出結構，其目的是通過整合財政資源、提高公共服務能力，為民眾提供充足的公共產品。政府應該調整公共財政支出結構，逐步提高民生支出的比重，發展民生供給型的財政。特別是要利用好云南省近年來公共財政收入一直超預算完成的良好時機，更多地把公共財政收入中超預算的增量部分投入到民生供給領域，以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壓力。

（二）建立扶持“銀發產業”健康發展的稅收優惠體系

面對廣大的老年消費市場，云南省應該抓住機遇，通過老年消費來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發展。因此，積極引導資源流向，扶持“銀發產業”發展，應作為云南省稅收政策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中的著力點。例如，專項針對老年產業發展提供信貸服務的企業經營收入，可以免征部分或全部的營業稅；那些生產經營老年專用產品的企業，可以享受稅收優惠；那些針對老年人開設的服務機構（文化場所、旅游公司、醫院等）的經營收入，可以免征營業稅。

（三） 靈活運用財稅杠桿，發掘民間力量，大力發展老年慈善事業

我們應該看到，破解我國人口老齡化難題的路徑可以有多種，但很難僅僅依靠政府的力量來解決。要靈活運用公共財政政策，在財政資金、稅收優惠政策兩方面加大引導力度，大力發掘民間力量，扶持發展老年慈善事業的發展，并以此作為解決云南省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新突破口。老年慈善事業的發展不僅為減輕公共財政負擔作出重大的貢獻，而且老年慈善事業具備政府和民間的雙重特性，具備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提出的解決公共問題的的新路徑特點。

（四） 采取稅收政策鼓勵老年人提高自我養老能力

老年人口增強自我創收的能力，更有利于保障其生活質量。而且老年人口是一個社會的寶貴財富，具有其他年齡人口所沒有的的優勢。特別是在云南省，作為少數民族地區的老年人口，大都掌握著傳統民族手工藝的技巧，熟知多個民族文化的精髓。為此，可以建立稅收優惠體系，加強政策引導，利用地方性優勢和豐富的文化資源，以民族聚居地為中心，發展民族工藝文化中心，促進少數民族地區老齡人口再就業，提高自我保障能力。

（五）加強財政支持力度，把云南省打造成特色的養老天堂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我國老年消費市場越來越大，這就給養老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推動力。云南省有著四季如春的氣候條件和豐富多彩的生態環境，是世界上最適宜人類居住的地方之一。而且少數民族眾多，民族文化多姿多彩。這些獨特條件使得云南省極其適宜老年人口的居住、療養、旅游、精神娛樂等各種活動，發展特色養老產業具有巨大的的優勢。云南省要抓住這一發展機遇，加強財政支持力度，打造好“七彩云南，養老福地”這一品牌，發展云南省所特有的“養老經濟”，給區域發展帶來增添新的亮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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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職業教育 挑戰 機遇

人口老齡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主要是指老年人口在社會總人口中比重增加的過程。由于城市地區經濟水平及醫療水平較農村地區好，所以城市居民的老齡化現象更為突出，截至目前，我國城市居民占全國總人數的四成左右，在未來20年里將會突破六成，這就意味著我國城市地區在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上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對此，老年產業的發展將會成為社會的一個趨勢，職業教育需要就當前社會現狀調整自身教育體系和教育模式，順應時代的發展要求。

一、人口老齡化對我國職業教育的挑戰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逐步凸顯，我國在政策上開始鼓勵老年產業的發展，這樣不僅會推動涉老服務業的發展，更能夠讓許多老年人接受再教育，獲得再就業，從而減緩社會壓力。但是，就當前我國職業教育現狀來看，人口老齡化帶來了諸多問題和挑戰。

（一）涉老職業人員專業化水平低，接受再教育的意識不足

目前，我國涉老人才主要分為三種：第一種，諸如養老院之類的服務機構內的管理人員；第二種，涉老服務人員。其需要為老年人提供專業化的護理、精神慰藉以及良好的溝通等服務；第三種，為老年人服務的志愿者，這些往往都是臨時性的。就上述三種涉老人才類型來看，其在為老年人服務的前提必須要有專業化的涉老知識和服務知識。但是，由于當前我國就業人員對老年產業的認識不足，所以一些高知識結構的人才甚少進入此行業，從而導致了我國涉老職業人員專業化水平低，管理人員的理論知識、經驗技能不足，服務人員大多為農民工，其對養老服務的認識也僅僅止步于生活照料。加之，這些人員沒有強烈獲取再教育的意識，從而導致了我國老年產業發展極不成熟。

（二）涉老職業技術教育供給與老年產業發展需求不符

雖然目前我國鼓勵涉老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但是由于該產業剛剛流行于市場當中，許多人還沒有意識到建立這一教育體系的重要性。因此，當前我國涉老職業教育從專業建設、科研水平以及培養體系等方面都依然不能滿足社會的實際需求，甚至仍然有許多職業教育學校并沒有涉老職業教育這一科目，從整體來看，涉老職業技術教育供給與老年產業發展需求嚴重不符。

二、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職業教育面臨的機遇

由上可見，人口老齡化對我國職業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戰，如何應對這些挑戰，找到職業教育突破人口老齡化屏障的辦法，就顯得尤為重要。事實上，人口老齡化也為我國職業教育提供了諸多發展機遇。具體來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勞動年齡后延，急需職業教育輔助就業

受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影響，我國實際勞動年齡將會逐步后延，這些后延的勞動者社會經驗歷練充足，且有勞動欲望，如果進入老年產業將會整體改善涉老人員知識水平低的現狀。如果我國職業教育機構加強對此類勞動者的吸收和招納，通過職業教育可以實現其勞動力的再生產。因此，職業教育機構可以針對這一空缺提供相應的教育，使這一部分的勞動力能夠繼續為社會服務。

（二）老年產業的興起使得市場就業需求增加

老年產業主要是從生產、經營以及服務等多個方面為老年人提品及服務的一個產業部門。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凸顯，老年產業隨之發展起來，因此，對于此類產品及服務的需求將會逐步增加，這樣也會帶動人口就業問題，緩解就業壓力。而職業教育本身也是為受教育人群提供從事某種職業所必需的技能和知識的教育，因此，職業教育迎合了老年產業迅速發展、相關人才亟待擴充的市場需求。

（三）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使得老年人居家養老需要社區人力資源的輔助

由于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當前有許多家庭都是獨生子女，加之這些勞動力人口還要承擔子女的撫養責任，如果單靠他們來承擔老人的養老問題顯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就目前來看，我國與之配套的社會化服務程度依然還很低，需要有專業化的家政服務或照料服務人才來為老人營造更細心、更舒心的居家養老環境。而這些專業化的社區人力資源需要專業化的職業教育機構予以培養。由此可見，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職業教育面臨著許多機遇。

三、人口老齡化背景下職業教育改革的對策

通過上述關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職業教育的挑戰及機遇分析，筆者認為，我國職業教育改革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更新教育理念

想要在職業教育中融入關于涉老管理人員以及服務人員教育培訓工作，并將其演變成為一個重要的科系，首先就必須要轉變職業教育機構的教育理念，并將這一理念傳達給受訓的每個學員，讓他們了解到該行業的重要性和未來的發展前景。具體來說，可以通過以往該科系職業教育成功案例宣傳、國家相關政策及財政扶持狀況分享、老齡化趨勢的必然性分析等使接受涉老職業教育的人群能夠在該行業中獲取更多的職業期望值。

（二）增加社區人力資源教育的經費投入

經費不足一直困擾我國社區人力資源教育在職業教育中向前發展的一大阻力。想要改善這一現狀，筆者認為需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國家及地方經費的投入力度要加大，以切實保障涉老職業教育改革及發展有充足的資金；第二，社區財政支持。涉老職業教育不可能完全靠國家及地方財政撥款，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科學的。對此，筆者認為應該建立社區財政支持體系，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切實保證涉老職業教育的順利開展。

（三）加強職業教育的法制建設

涉老職業教育不僅要依靠個人、社會的力量，更需要法律制度上的保障，以實現涉老職業教育的規范化、正規化以及權威化。因此，加強涉老職業教育法制建設將是對涉老服務未來發展在制度和法律上予以了肯定和保護。需要注意的是，在法律制定的過程中需要就國外先進且相關的立法經驗進行借鑒，以確保我國法律制定的合理性、科學性。

（四）拓寬教育范圍及內容

未來我國涉老職業教育需要積極拓寬教育的范圍，以迎合市場的發展需要。具體來說：第一，重點強化涉老服務理論知識以及規范化服務禮儀的培訓。由于接受職業教育培訓的涉老服務人員大多接受教育的層次較低，雖然我們在致力于改善這一問題，但是短時間內是無法徹底解決的。因此，在對涉老服務人員進行職業教育之時，要讓其多學習一些理論知識和規范化服務，從而在基礎學習上予以提高；第二，學員年齡要拓寬要求。由上可知，我國勞動年齡是逐步后延的，許多年齡較大的后延勞動力在接受職業教育培訓以后，也可以引入到涉老服務行業，而且此類勞動力在心理上能更接近于被服務人群，未來工作也更好開展。而且，這種相當于老年人自己服務于自己的一種方式，可以極大地緩解涉老服務的壓力；第三，合理規劃教育內容。在此方面，筆者認為需要就基礎教育項目、閑暇教育內容、文藝生活情趣教育內容、家政組合管理等進行統籌規劃和安排，以確保職業教育能夠從理論化層次上升到實踐性上，讓涉老服務人才在未來工作中能夠予以直接借鑒。

（五）實行職業教育與社區教育、老年教育、終身教育相結合的教育方式

人口老齡化現狀不僅要求了老年產業的發展，更要求了針對涉老服務行業的發展，這些都需要職業教育輔助一部分人進入老年產業。相對于讓眾多青壯年進入這一行業，筆者認為，可以實行職業教育與社區教育、老年教育、終身教育相結合的教育方式，采取老年人幫助老年人、老年人進入老年產業及涉老服務行業實現再就業等方式，不僅解決了老年人的養老問題，更解決了老年人老無所長、老無所依的狀態。

總結

總而言之，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職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且要在更新教育理念、增加社區人力資源教育的經費投入、加強職業教育的法制建設、拓寬教育范圍及內容上予以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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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延輝，宋殿嬌. 人口老齡化對職業教育的挑戰和啟示[J]. 遼寧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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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養老保險也被稱為社會養老保險，主要是指國家按照規章制度對退休或者達到法定年齡的老年人給予資金的補貼。而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則主要包括三種含義：其一，養老保險是在規定的范圍中勞動者與退休人員所享受的政府補貼，這里所講述的規定范圍是指勞動者按照法律每年繳納養老保險費用，并且符合養老待遇的城鎮職工。其二，養老保險的目的是能夠保障職工在離開工作崗位后具備基本的生活補貼，具有比較穩定的生活來源。其三，養老保險往往需要社會保險作為主要發展載體，以此實現保障的基本作用。

二、人口老齡化對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產生的影響

1.人口老齡化進一步激增退休費用

伴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口老齡化現狀日趨嚴重，離休退休職工的費用逐漸上升，在2001年突破3000萬元，2003年突破4000萬元，截止到2014年已經突破了近7000萬元。之所以導致全國離休退休職工費用上升的原因包括兩點：其一是離休與退休人員的數量不斷增加，在2011年退休人數超過3000萬人，2013年則超過5000萬人，2014年則突破7000萬人。每三年便會增加3000萬人，導致老年人數量越來越多。另外，在近幾年時間間隔產生縮短的現象，每年平均增加170萬人。其二是每年每人的退休費用呈現出上升的趨勢，從1978年的500元到今天的4000—5000元，可以得知退休費用伴隨著社會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增高。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出現與擴大，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企業基本養老保險費用上升，對國家財政而言帶來威脅與阻礙。

2.人口老齡化導致養老保險基本的籌集方式發生變化

從整體角度分析，人口年齡與基金的籌集模式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由于人口老齡化的不斷發展導致人口年齡的格局發生重大變化，這種模式會導致養老金支付、收繳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致使養老金保險基金籌集方式發生重大變革。自21世紀初國家便頒布了相應的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并且根據國家的發展水平以及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制定符合實際發展需求的制度，養老保險資金籌集的方式也從原先的現收現付轉變為部分積累，這種籌集方式不僅可以滿足養老金發放的金額，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部分積累資金。此外，由于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比較嚴重，老年人的數量多、規模大，老齡化發展速度加快，老齡化地區城鄉差異明顯等因素，導致積極轉變養老保險基金籌集成為了當前最為主要的任務，其中在養老保險基金籌集模式的轉變中需要進行一定基礎的基金積累，從而保證養老保險制度能夠穩定發展。

3.人口老齡化致使養老保險基金缺口逐漸增加

在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退休人員數量比較多，受到資金增加、覆蓋面積困難基金繳納等因素的影響，導致養老保險基金出現不足現象。現如今，人口老齡化導致養老保險基金缺口擴大，從上個世紀150億元到21世紀10000億元，可以明確表明養老保險基金缺口逐漸增加。另外，人口老齡化速度逐漸加快，并且伴隨著隱形債務支付高峰期的來臨，養老保險基金的缺口還會有所擴張。所以，為進一步保證養老保險基金的有序發放，國家政府需要對缺口資金進行彌補，加大資金投入，否則會導致出現嚴重財務危機，阻礙社會的和諧發展。

4.人口老齡化推動多層次養老保障體制的構建

一直以來我國主要采取的保障體制是單一的養老保險層，這種保險層次受到國家與政府的支持，但是從整體角度分析，這種保障體制并不利于職工最為基本生活保障，無法引發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在當前人口老齡化不斷發展的基礎上，老年人口規模逐漸擴大，養老金的開支也變得非常大，甚至出現急劇膨脹的現象，導致國家財務資金受到嚴重影響。因此，積極構建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不僅是對傳統養老保險體制的概括，并且也是推動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有序發展的重要因素。近幾年我國采取多種多樣的形式加強企業對職工養老保險進行擴充，在緩解國家財政的同時也保障我國養老保險邁向新的臺階。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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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老齡化社會；社會養老保險；養老服務公司；商業保險；跨越式發展

中國于1999年邁入老齡化社會。人口老齡化給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等領域帶來了深刻影響，龐大的老年群體的養老、醫療、社會服務等方面需求壓力也越來越大。商業保險公司有責任承擔起老齡事業發展的重任，在解決養老問題方面發揮自身的優勢，把幫助政府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與實現公司跨越式發展結合起來。

一、中國人口老齡化現狀及由此帶來的養老問題

(一)中國人口老齡化現狀及發展趨勢

根據國家統計局《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調查數據推算，2005年年末全國總人口為130 756萬人。其中，65歲及以上的人口為10045萬人，占總人口的 7.69%。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0.73個百分點。

2006年，全國老齡辦首次的有關人口老齡化的研究報告認為，21世紀的中國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老齡社會。到2020年，老年人口將達到2.48億人，老齡化水平將達到 17.17%；到2023年，老年人口數量將增加到2.7億人，與0-14歲少兒人口數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人，老齡化水平推進到30%以上；到2051年，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將達到峰值4.37億人，約為少兒人口數量的2倍。

根據國際慣例，一個國家65歲以上人口的比重達到7%，即為老齡化社會。目前，我國人口結構從年輕型轉變為老年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

(二)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問題

中國人口老齡化、高齡化的發展趨勢，已經給養老、代際關系處理等方面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影響到代際和諧和家庭和諧，成為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不可忽視的現實問題。

老齡化社會問題，直接帶來的是養老問題，涉及到老年人口由誰來贍養(支付養老金)和如何來贍養(養老服務)兩個方面的問題，其實質是如何對待老年人的問題。

傳統型社會，老年人的養老問題絕大多數是由家庭解決的。但是，與老齡化社會發生同步變化的是，現代家庭的規模也在逐漸縮小，在家庭中老年人占多數，四個老人，一對夫婦一個孩子，形成了“4—2—1”結構。因此，家庭養老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同時，老年人由于自身經濟收入的減少、工作與身體狀況的變化，導致中國現階段老年人的生活現狀不容樂觀。在城市，老年人除了退休金之外，基本沒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在農村，老年人不但沒有養老金，甚至還要勞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基本沒有“退休”的可能。還有一個較為明顯的社會問題，不少老年人還要程度不同地負擔其失業子女甚至是第三代的生活費用。

在老齡化社會問題中，還存在著對老年人的歧視問題。有的年輕人由于缺乏道德觀念，法律意識淡漠，不但不盡贍養義務，反而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權益。從全國來看，老年人由于孤獨、饑寒、疾病、受虐導致的自殺現象時有發生。 2004年3月“預防長者自殺”亞太地區會議在香港召開，會議資料顯示，根據保守估計，我國每年有25萬人自殺，200萬人自殺未遂，其中55歲以上的人占了20%，特別是農村老年人自殺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這種現象，已經成為代際和諧和家庭和諧中的極不和諧音，成為老齡化社會中又一個棘手的問題。

老齡化社會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影響著中國社會發展的總體質量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而且可能影響到中國的社會穩定，養老問題的妥善解決勢在必行。

(三)解決養老問題的途徑

離開代代相傳與積累，人類社會不可能發展進步。因此，公正對待老年人，激勵青年人更好地為社會進步服務，妥善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成為社會文明進步的必然要求。全社會都應該公正對待老年人，正視并科學解決這一問題，要保證老年人與其他社會成員一樣，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社會有責任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準不低于當時社會生活的平均水準，并不斷提高。

公正對待老年人，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有效解決養老問題，即要解決養老金的來源(經濟問題)與提供養老服務兩個方面的問題。現實情況下，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無非有兩種，一種是傳統的家庭贍養方式，一種是通過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的方式。

由于家庭贍養能力和社會道德等因素的影響，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正在受到沖擊。同時，隨著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家庭的贍養功能也將不斷退化。我們的理想是，一方面，老年人得到良好的社會保障；另一方面，年輕人又不至于因此而承受過重的負擔。因此，在養老問題上，社會被期望承擔的責任與義務越來越大。但是，與期望相比，與經濟發展幅度相比，中國的社會保障事業表現出一種嚴重滯后的情形。目前，中國共有各類老年社會福利機構養老床位 120.5萬張，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僅有8.6張，與發達國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養老床位數50至70張的水平相差甚遠。其它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許多為老服務也都存在發展緩慢的問題，不能滿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長的需求。

我國是在經濟欠發達的情況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如此低的經濟發展水平，要承受如此高程度的人口老齡化，決定了我國不能象西方國家那樣由政府包辦社會養老福利事業。這就需要開辟出一條養老職能社會化的道路，以緩解政府財政壓力。

從未來發展趨勢分析，老年人特別是高齡老人對養老金和養老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解決老齡化帶來的養老問題，必須建立起系統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養老職能將更多地依賴于社會，依賴于社會各方面養老服務項目的開展。

(四)現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與社會經濟發展要求不相適應

我國的社會保險制度經歷了“企業 社會”、“企業保險”和“社會保險”三個階段，在保險方式上從“社會統籌”到“統賬結合”，保險范圍也在不斷拓寬、完善，在穩定社會和保障生活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但是，現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卻存在著與經濟社會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嚴峻問題，主要表現在資金短缺，導致支出遠大于收入的矛盾日益加劇。

分析主要原因，一是存在著歷史欠賬，新制度實施前已經退休的“老人”需要相當數量的養老金支出；二是在就業壓力下，一部分勞動者提早退休；三是人均壽命普遍延長；四是企業拖欠基本養老保險費；五是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面狹窄等等。因此，具有條件享受社會保障的老年人所需要的養老金不斷增加，而政府和社會在社會保險支出方面無法實現同比例擴大，二者之間形成矛盾體。截止到2004年底，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空賬已達7400億元，且每年以1 000多億元的規模在擴大。直接的后果是離退休老人不能按時領取養老金，最終將制約養老社會保險制度的縱深推進與健康發展。

二、商業保險公司具有解決養老問題的優勢條件

我國黨和政府一貫關心老年人的生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規定“國家和社會應當采取措施，健全老年社會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以及參與社會發展的條件，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為、老有所學、老有所樂”。

解決養老問題，關鍵是要集中社會各方面的力量，以積極的姿態和得力的措施去應對，要讓老年人在社會主義和諧大家庭中感受到幸福，使我國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創造出一個不分年齡，人人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和諧社會。商業保險公司有責任、有能力在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一)國家政策積極鼓勵和倡導商業保險公司在解決養老問題中發揮作用

2006年6月16日，國務院下發23號文件《國務院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提出，作為金融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商業保險，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具有重要作用，發揮著“經濟補償、資金融通和社會管理”功能。加快保險業改革發展有利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的保障需求。該文件明確指出，我國正處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時期，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保障需求不斷增強。加快保險業改革發展，鼓勵和引導人民群眾參加商業養老、健康等保險，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全社會保障水平，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實現社會穩定與和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此意義上，國家政策積極鼓勵和倡導商業保險公司在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中發揮作用，要求保險業積極拓寬服務領域，不斷提高服務水平。這是保險業服務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也是商業保險公司應盡的一種社會責任。商業保險公司必須立足于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充分發揮保險的經濟“助推器”和社會“穩定器”作用，著力解決保險業與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需求不相適應的矛盾，在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中體現出獨特的作用。

(二)國家積極支持加快養老服務業發展

養老服務業是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顧和護理服務，滿足老年人特殊生活需求的服務行業。一個社會養老服務業發展的程度如何，直接決定著老年人生活品質的高低，從客觀上反映了這個社會的文明進步程度。在2006年由全國老齡委辦公室等部門聯合制定的《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意見》中，對于妥善處理人口老齡化問題，關心老年人的需求，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提出了明確要求，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充分認識發展養老服務業的重要意義，采取有效措施，推動養老服務業加快發展。

在我國養老服務業徹底向社會資本開放的背景下，商業保險公司可以發揮自身的資金優勢，加快向養老服務業滲透的步伐，促進養老服務業發展，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顧和護理服務，滿足老年人特殊生活需求。

(三)保險業的社會管理功能應該包含養老服務內容

一直以來，中國保險業在“經濟補償”與“資金融通”方面發揮的作用十分顯著，但在參與“社會管理”方面的功能需要不斷完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保險業，面對的是保險業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需求不相適應這一主要矛盾。解決這一主要矛盾，要求保險業要緊緊圍繞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戰略目標，為不同層次、不同職業、不同地區人民群眾服務，積極發展社會和人民急需的農業保險、養老保險、健康保險和責任保險。這些要求，找準了保險業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結合點，既明確了保險業服務和諧社會建設的有效途徑，也為保險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更是保險業延伸服務，實現服務功能完善的必然要求。

鑒于人口老齡化和家庭小型化的發展趨勢，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家庭開始把商業保險作為解決養老和健康保障的重要手段。社會對于保險的需求，是保險業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決定了保險業的發展空間必將不斷拓寬。保險業應該也必須站在服務經濟社會全局的高度謀劃工作，針對養老方面的保險需求，提供多樣化的服務。

目前，在解決養老問題上，保險業擁有自己的產品，但是解決的也僅僅是養老金的問題，對于養老的服務問題還沒有真正觸及。在現今和未來社會，依靠子女提供養老服務的可能性日益減少，而原有的養老機制也在巨大的養老服務需求面前顯得力不從心。因此，成立商業養老保險服務公司不失為解決這一問題的又一可行選擇。

三、搶抓機遇，在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中實現商業保險跨越式發展

(一)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與實現商業保險跨越式發展中國統一

目前，黨和國家對于保險業的發展越來越重視，對于保險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作用的期望越來越高。國務院相繼召開會議進行專項研究并下發《若干意見》，系統闡述了保險業為什么要發展、為誰發展、發展一個什么樣的保險業和怎樣發展的問題。從宏觀層面上，政策扶持、政府推動的保險業發展模式將逐漸形成，為保險業的發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應該講，保險業已經進入到又一個充滿希望的“黃金時期”。

在保險業加快改革發展的戰略機遇面前，商業保險公司要主動抓搶機遇，鞏固好業已取得的改革發展成果，進一步發揮應有的作用，不斷提高社會地位，在服務的廣度、深度和質量上取得重大突破，使發展的空間得到極大拓展。解決人口老齡化社會帶來的養老問題，恰好符合這一發展思路。

在我國人口結構向老年型轉軌時，老年人口增長引發的對其衣、食、住、行、醫療、精神消費等方面的需求，使老年消費在社會總體消費中的比例持續上升，將影響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投資結構的變化，促使老齡產業的興起，給經濟發展帶來新的生機，開辟新的經濟增長點。據了解，目前我國 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1.43億，占總人口的11%；預計 2020年將達到2.4億人，占當時總人口的16%左右，養老服務業已成為公認的“朝陽產業”。

按照人生成長特點來講，60歲以上的老年人，應該是一生財富積累最豐厚的時期，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應該有能力支付養老金。商業保險公司向養老服務領域拓展，可以促進商業保險公司在相關領域的發展，有利于“又快又好發展、做大做強做優”目標的實現。對于龐大的老年人口來說，能夠得到更加全面、周到、完善的保險服務。對于投資者來說，意味著更多的盈利機會和盈利空間。對于公司員工來說，既拓寬了施展才華的空間，也有利于實現自身價值。

實現商業保險的跨越式發展，就必須突破常規思維，以超常規的措施來保證和促成。在全社會都在為解決人口老齡化社會問題而積極努力的情況下，搶抓機遇，加快向養老服務領域拓寬，是商業保險公司實現自身跨越式發展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商業保險公司具備向養老服務領域滲透，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基本條件

經過多年的發展，商業保險公司積極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治理結構不斷完善，風險管控能力不斷增強，改革釋放的活力正在成為公司跨越式發展的強大動力。與此同時，商業保險公司在市場地位、服務網絡、財務實力、人才隊伍和品牌建設等方面形成自身獨特的競爭優勢。在具備諸多優勢的情況下，商業保險公司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就必須積極滿足市場需求，重點發展內含價值高的業務，在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不斷進行內部資源的整合轉型。要確保商業保險已形成的競爭優勢長期保持下去，并在公司內部形成協同效應，提高公司向客戶提供差異化和完善服務的能力。通過保險資金運用和資本運作進入養老服務領域，在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的過程中，商業保險公司一定能夠抓住機遇，實現自身的跨越式發展。

(三)建議商業保險籌建養老保險服務公司的設想

提高老年人生活質量，讓老年人享受舒適安全、高質量的社區服務，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也是國家對養老事業提出的新要求。未來五年，中國政府將采取“以居家養老為基礎，以社會服務為依托，以機構養老為補充”的養老模式。

商業保險有其自身獨特的優勢，應該積極參與養老服務事業，建議采取參股、收購、策略聯盟等多種形式，籌建養老保險服務公司，在保險產業鏈條中增加老年服務產業，這也符合商業保險公司跨越式發展的要求。

在養老保險服務公司的定位上，要突出養老和敬老的主題，充分考慮到老年人的特點，以滿足、改善和豐富老年人對物質生活與精神文化生活的特殊需要為出發點，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務。要在衣食住行、醫療保健、學習教育、健身娛樂、心理疏導、法律咨詢、生活援助、參與社會等方方面面集中體現“為老服務”的宗旨。

養老保險服務公司的資金來源，可以有四個方面。一是爭取國家相關的專項老年人社會保險基金；二是公司運用自有資金；三是有養老服務需求并有能力支付服務費用群眾的消費資金；四是吸納社會上有愛心人土的捐款資金。同時，還可以針對農村與城市老年人的不同特點，采取相應的資金籌集方式。如，對于農村老年人，可以將其個人使用與經營的責任田轉讓給土地經營組織，形成責任田養老資金，發揮“責任田”的養老保障作用。對于城市貧困老人，可以將其擁有的房產作價入股到養老服務機構，以此作為養老資金的來源(此觀點來自于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研究員田雪原)。

在養老保險服務公司興辦產業的選擇上，可以采取興建適宜老年人集中居住、生活學習、娛樂、健身的老年公寓、養老院、敬老院，開展老年護理服務，為老年人創造良好的養老環境和條件；可以投資興辦以老年人為對象的老年生活照顧、家政服務、心理咨詢、康復服務、緊急救援等業務，向居住在社區(村鎮)家庭的老年人提供養老服務，為他們營造良好的生活環境；可以與有關企業合作，開發、生產老年人特殊用品，促進老年用品市場發展，滿足老年人的多方面需求。

在養老保險服務公司具體運作模式上，積極爭取政府基礎設施配套費減免等方面的優惠政策，以集中辟建高標準的老年社區為著眼點，投資參與社會養老公益建設。老年社區建成后，可以采取會員制租住、產權發售及公寓式整體出租等多種方式。對于有一定經濟承受能力、有較高養老需求的老年人，可以有償提供公寓式養老服務；對于具有較高消費水準的老年人，尤其是以“侯鳥式”異地養老的特殊人群，可以為其提供購買產權、短期租住、長期預租等多種選擇，建立鄉村度假屋，滿足其階段性自由靈活入住的需求。只要這些新型養老項目配套設施完善、經營理念先進、服務功能健全，能夠較好地滿足不同層次的社會老人的養老需求，市場供求將相當大，必將給商業保險公司帶來新的利潤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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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老齡化 商業健康保險 機遇 挑戰

【中圖分類號】F293.1 【文獻標識碼】A

我國社會老齡化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由此帶來的醫療、養老等社會問題也日漸突出，成為當今社會的關注焦點。老齡化進程的加劇給社會各方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但我們在直面問題的同時，也應該發掘潛藏的機遇。雖然我國的商業健康保險起步晚，至今僅有二、三十年的發展時間，從保費規模、保險密度、保險深度、保障水平等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著巨大差距。但我們應該看到，隨著我國經濟持續發展、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老齡化進程加劇、疾病譜的變化，將使人們對健康保障的需求大量增加。

我國商業健康保險的現狀和機遇

按照國際通行標準，自2000年我國就已進入老齡化社會。到2011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達到1.85億，占中國總人口的13.7%，約占亞洲老年人口總量的二分之一，約占世界老年人口總量的五分之一。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老年人口數量最多和老年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預計到2030年，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將達2.38億（詳見表1），占總人口的16.4%，人口老齡化必將催生出對養老、疾病、護理保險等的巨大需求。

表1：2005～2030年世界老齡化人口增加數量前10國（單位：百萬）

社會老齡化的加劇會從社會整體層面加速疾病譜比例的變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醫學模式的轉變以及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劇，慢性病已經成為當今影響人們健康的重要因素，對人類的影響時限也隨著期望壽命的增加而不斷延長，成為疾病負擔的主要組成部分。而在我國現有“低水平、廣覆蓋”的社會醫療保障制度下，在醫療費用的支出上，個人自付比例還是比較高的。對慢性病人來說，長期檢查、配藥等造成的直接疾病負擔以及由于慢性病而造成的失能等間接的疾病負擔也居高不下，僅僅依靠社會醫療保障的支持還是難以逃脫“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狀態，這種情況在農村居民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而在社會老齡化日趨嚴重的今天，慢性病患病人群的數量將越來越多。因此，我國商業保險公司若能緊緊抓住這個機遇，開發出適合這部分人群的健康保險產品特別是疾病相關險種，將會有一個很大的市場。

社會老齡化的加劇會增加社會醫療數量，刺激醫療、養老等相關險種需求。社會老齡化帶來的老年人口大量增加，勢必引起社會醫療需求遞增，特別是一些慢性病的醫療需求將大幅提升。加上我國“未富先老”的特點，有大量老年人只能靠有限的社保來為自己的醫療費用買單。社保具有覆蓋面廣、保障低的特點，只能提供人們生活中最基本的保障。保而不包的社保遠不能解決現代人面臨的養老和醫療壓力，需要機制更加靈活的商業保險來補充社保的不足。

年齡及社會條件決定老年人亟待解決的就是安全和健康兩大問題。傳統的險種設定往往因為老年人出險率高、賠付金額大等原因而被排除在可保人群之外，這在規避保險公司風險的同時也損失了大量的商機。如果保險公司特別是健康保險公司能轉變經營思路，從提高精算能力等專業化經營手段入手，開發新的適合老年人特點的養老和疾病等相關險種，緊緊抓住占總人口10%以上的老齡人口，在合理控制公司風險的基礎上可以實現公司規模和利潤的雙提升以及企業的突破性發展，并有機會借此率先成為行業龍頭。

老齡人口增加會加大對醫療護理的服務需求。隨著老年人平均壽命的提高、臥床護理周期的延長、病程的增加，以及養老觀念的逐步轉變，由過去的“生命養老”（延長壽命）向“品質養老”（提高生活質量）轉變，對醫療、護理等方面的健康保障需求將不斷增加。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經濟狀況的下降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隨著喪失或部分喪失生活自理能量的老年人口的大量增加，必將增加針對長期護理和失能方面的健康保障需求，這應該是今后商業保險公司在健康保險中的一個機遇。

老齡化導致的家庭結構變化也促進了醫療護理需求的增長。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3.10人。與此同時，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住宅環境的改善以及異地就業人口大量增加，從而導致無法依賴子女而獨立生活的老年人增加，“空巢”家庭（也稱獨居型老年家庭）大量產生，加之隨著生活水平和醫療技術的不斷提高，老年人比以往更為長壽，需要護理的周期也逐漸延長。因此，由專業保險公司提供長期護理保險將成為未來養老的重要選擇。

社會老齡化的加劇催生對養老產業的巨大需求。中國作為人口最多的國家，隨著社會老齡化的到來，必將產生全球最多的老齡人口，養老產業將是未來中國的一大重要產業。根據國際經驗及我國實際，養老產業的業態必將要有公立與私立的共同發展。基本養老產業的提供可以由國家和政府提供，但相對高端的養老服務應該由商業公司來補充。比如，對于經濟條件較好，有高端養老服務需求的老年人，可以開發提供專業的長短期租賃公寓式養老服務，并可考慮配備住公寓的醫療護理專業人員，實現公寓內的健康醫療服務。而商業保險公司尤其是健康保險公司由于其具有健康保險及健康管理的相關經營和管理經驗，在開發綜合醫療、養老等多項功能于一體的養老產業上有其自身獨特的優勢。如能在起初就能參與整個養老產業體系的建設，開發出適合不同老年人需求、設施完善、理念先進、功能健全的新型養老服務項目，必定能找到健康保險公司新的利潤增長點，實現企業的跨越式發展、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的協同提升。

篇7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未富先老；老齡政策

一、我國面臨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問題

（一）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

人口老齡化，是人口結構變化的世界性發展趨勢，即指老年人口在人口總體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的發展過程。按照聯合國有關機構的規定，60歲以上的人稱為老人。60歲及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占總人口7%以上的國家和地區，稱為“老年型國家或地區”。老年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日益增長的趨勢稱為人口老齡化，是指老年人的數量比其它年齡組的人數增加得更快，從而使老年人口系數增大的一個過程。

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全國總人口為1370536875人，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①

中國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長最快的圍家。1980年以來，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以年均3%的速度持續增長。據專家預測，到2020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比重將達到11.5%，2030年將為15.7%，2040年為21.3%，2050年則達到22.6%，到2030年時我國將進入“超老年型”社會，見下表。

資料來源：U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New York，1999

（二）造成老齡化的主要原因

造成中國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有兩個方面：第一，長期以來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出現的較低生育率，計劃生育政策是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70年代初期中國計劃生育的政策和嚴厲的控制措施，從而迅速使全國性的高生育率水平轉向低生育率水平，我國特有的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老齡化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第二，是經濟的快速增長、科學技術的進步，人民醫療條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類在健康和長壽方面已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二、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

（一）對養老、醫療保健事業的影響

現在實行職工養老保險，就是企業的職工交養老保險，占勞動者的比例不到20%。我們是屬于未富先老，每年退休的人員以6%的速度增長，養老需要國家財政來彌補，是很沉重的負擔。另外隨著退休人員的增加，養老負擔也越來越重。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具有高患病率、高傷殘率、高醫療需求率的特點。隨著人口老齡化，老年期常見疾病的防治成為衛生工作的重點之一。隨著老年人口增加和壽命延長、老年期延長，因疾病、傷殘、衰老而失去生活能力的老年人顯著增加。根據衛生部調查，60歲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人口的3.2倍，傷殘率是全人口的3.6倍，老年群體中60%～70%有慢性病史，人均患有2～3種疾病。

（二）傳統的家庭養老受到新的沖擊

傳統的家庭作為一個福利單位，表現在養老機制中的作用是天然養老組織，并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大特色。支撐家庭養老功能的傳統倫理“孝”的價值取向，是“天經地義”行為的最高準則，自然也是家庭成員關系的重要行為準則。“養兒防老”成為數千年來中國家庭保障的主要方式。目前中國家庭結構發生很大變化，很多地方出現了“4-2-1”小型化家庭結構，一對夫妻不僅要撫養小孩，而且要供養四個老人，其精力和財力均難維持家庭養老正常運轉，家庭養老功能將日趨枯竭，這無疑會加重社會養老負擔。

（三）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質量的影響

首先，勞動力人口的老齡化使愈來愈多勞動者體力出現衰退，對接受新知識、新技能也會產生影響，特別是對體力勞動者的影響更為顯著。其次，勞動力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勞動力老齡化，將不斷擴大勞動力質量供求上的結構性矛盾，對經濟的持續發展將產生一定的影響。最后，勞動力人口的老齡化，也將對勞動力的健康產生影響，主要表現在勞動力老化對總體生產率的提高與經濟增長速度的加快將產生消極負面影響。

三、針對人口老齡化提出的戰略對策

（一）加強老齡問題的宣傳力度，營造和諧美好的老年人生存環境

加強老齡問題的宣傳力度目的是讓全社會了解我國日益突出并快速發展的老齡問題，及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帶來的影響。引導和教育人民群眾關注老齡問題，重視老齡工作，支持并參與老齡事業的發展，為最終解決老齡問題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礎。老齡工作是一項群眾性的工作，關心和幫助老年人是全社會的責任，要積極提倡中青年人為老年人服務，動員全社會都投身參與老齡工作，在全社會營造敬老、養老、助老的濃厚氛圍。

（二）改革和創新社會保障制度

擴大城鎮職工養老和醫療保險覆蓋面，實現城鎮各類職工養老和醫療保險一體化；加快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合作醫療制度步伐，力爭全部農村人口養老和醫療保障應保盡保；切實做好民營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的擴面；整體推進實現城鄉養老和醫療社會保障一體化，確保城鄉人民在年老以后的養老和醫療的社會保障。

（三）鼓勵延緩退休，適度后移法定勞動年齡

為了保持養老基金的收支平衡，近幾年來已經有三十多個國家、地區制定了提高領取退休金法定年齡的計劃，其中美國每年提高2個月，計劃到2010年提高到67歲，日本也爭取在2025年前后把領取退休金法定年齡提高到70歲。目前，我國平均法定退休年齡是56歲，但是在這個年齡段中，大多數都還處在身體健康、精力充沛的狀態之下。適度后移法定勞動年齡，除特殊部門之外，法定勞動年限應適當后移，以避免過早地將富于工作經驗和體力的人員推入養老的行列中去。

人口老齡化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無法回避的客觀產物。人口老齡化是人類社會不可選擇的，但人們在人類老齡化面前也絕不是無能為力、絕不是被動適應的。人類社會完全可以發揮主觀能動作用，采取適當的對策來緩解矛盾化解困難，可以積極地化挑戰為機遇，創造更加和諧美好的社會。

注釋：

①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2011-04-28

參考文獻：

[1]王字飛,鄭怡.我國農村老齡化現狀及影響分析[J].企業技術開發,2010(3).

[2]李林晉.老齡化問題初探[J].六盤水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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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老齡化；社會保障；挑戰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08)52-0216-02

人口老齡化給中國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老齡化問題已成為不容忽視的重大社會問題。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老年人在社會總人口中比重的增加，一方面給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巨大的挑戰；另一方面，龐大的老年人群的存在，對我國老年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和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基本態勢與特點

我國人口基數大，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醫療衛生條件得到明顯改善，人口預期壽命日益延長，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我國65歲以上人口已達6.95%，到目前已接近1.32億。而且持續增長勢頭強勁，預計2025年60歲老年人口可達2.8億，占總人口的18.4%左右；2050年將達到4億左右，占總人口的1/4以上。老齡人口中，我國80歲以上的高齡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長，高齡人口已從1990年的800萬增長到2000年的1100萬，到2020年將達到2780萬。作為發展中國家以及一個人口大國，我國人口老齡化呈現出以下特點:

1.1 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呈現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人口發展達到一定階段后的產物。在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伴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而生，呈漸進步伐，當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 N P一般在1萬美元以上。而我國成為老齡化國家時，人均G N P僅為800美元。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齡化和大規模高速度的老齡化對社會養老保障體系而言是一次挑戰，經濟壓力不言而喻。

1.2 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愈益突出

我國城鄉差別與人口流動使農村人口老齡化更加突出。就靜態而言，由于農村嬰兒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齡化程度城市高于農村；就動態而言，由于農村越來越多的青壯年攜帶子女流入城鎮，城鄉老齡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導致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愈益突出。

1.3 女性老年人負荷沉重

由于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歷史、文化、社會等原因，老年婦女容易受到性別和年齡的雙重歧視，老年婦女比低齡婦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臨更多的困難，并往往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2 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社會保障的挑戰

人口老齡化對我國正在健全和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目前我國面臨著諸多問題亟待解決。

2.1 高齡化的老年人口導致社會救助的需求增加

人口老齡化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老年人口自身的高齡化，即老年人口的年齡結構也向高齡化發展，可以稱之為人口高齡化。我國8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數量相對于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數量的比例由20 0 0年的9.2％上升到2010年的10.9％后，會呈現緩慢下降的趨勢，然后回升到2030年的10.9％，隨后到2050年快速上升到21.3％，是2000年的2.3倍。高齡老人由于年紀增大導致健康水平明顯下降，生活的自理能力也隨之下降，成為病殘的高發人群。他們需要更多的經濟扶持、醫療保障和社會救助，從而對老年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體系提出新的要求。

2.2 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造成巨大壓力

在人口老齡化和工業化過程中，退休人口增加的速度一般要快于總人口的增加速度。根據我國第三、四次人口普查和《中國統計年鑒》的資料計算，在近十幾年，我國老年人口以年均3％左右的速度增長，離退休人口則以年均7％左右的速度增長。由于我國養老金給付方式是以現收現付為主，缺乏足夠的歷史積累，因此退休人口的快速增長對養老保險金的供給產生了巨大的壓力，甚至出現了養老保險基金入不敷出和拖欠的現象，并有逐漸蔓延和加重的趨勢。為解決這種收不抵支的矛盾，一些地區不得不將儲存在個人賬戶中的資金用于當期的統籌資金支付，由此導致個人賬戶空轉，或出現拖欠養老保險基金的現象。從整體上看，這種養老保險金入不敷出的狀況才剛剛開始，隨著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到來，形勢將更加嚴峻。

2.3 快速增長的老年人口扶養比加重了贍養負擔

老年人口扶養比是從經濟學角度反映人口老齡化社會后果的動態指標，即老年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通常用百分比表示。隨著我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我國人口扶養比在未來50年中變化比較明顯。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扶養比從2000年的15.7％上升到2050年的56.8％，將上升41.1%。少兒人口的扶養比則從2000年的37.2％下降到2050年的28.3％，下降8.9%。即便是少兒人口扶養比下降，但由于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扶養比上升的幅度較大，也將導致總人口扶養比從2000年的52.9％上升到2050年的85.1％，將上升32.2%。大幅度升高的老年人口扶養比例加重了勞動人口的贍養負擔，這是我國養老保障必將面對的一個嚴峻考驗，它將會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性發 展。

2.4 對社會保障需求加大，制約經濟的發展

老年人保障支出加大，制約社會擴大再生產。一是基本養老金支出加大。2006年，各級財政補助基本養老保險基金675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補助504億元。二是醫療保障費用支出增多。按照人的生理演變，人的一生80%的醫療費用在60歲以后，但目前大部分老齡人存在看病難的問題。三是其他老年福利保障支出，如老年公寓、老年服務設施建設等。這些支出的急劇增加，會減少國家對經濟建設的投入。

3 健全和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

3.1 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逐步做實個人賬戶，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

基本養老金主要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構成，基礎養老金由社會統籌。我們應進一步做實個人賬戶，改變過去現收現付狀況，實行“統賬”結合的積累制。擴大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范圍。我國的基本養老保險最初只覆蓋國有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及其職工。2000年，我國把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擴大到外商投資企業、城鎮私營企業和其他城鎮企業及其職工。2002年，把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范圍擴大到城鎮靈活就業人員。這樣使無論在何種性質企業退休的老年人無后顧之憂，做到老有所養。

3.2 開辟多渠道投資，建立可持續性的保險金體制

做好政府對老年社會保障事業投入的結構調整，建立促進老齡事業發展的長效機制，力爭獲得更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逐步增加對老年服務設施的建設和老年文化教育、老齡科學研究、老年活動等方面的投入。通過市場機制，激活老年保障的資金供給，對于既有市場前景又符合老齡事業發展的產業，國家要給予一定的經濟支持，逐步建立老齡事業投入的增長機制。除國家投資外，設立養老生活保障福利彩票，發揮社會各級養老基金會的作用，積極引導民營資本和國外資金投入老齡事業的發展，逐步形成多元化養老資金的投入機制。

3.3 倡導個人儲蓄養老，鼓勵老年人積極參加養老儲蓄

基本養老保險應堅持低水平、廣覆蓋、量力而行、分類指導、逐步發展的原則。保障水平低也就意味著擴大覆蓋面具有可能性，但同時也使保障的風險過于集中，這樣也為其他的保障項目提供了發展的空間。在發展基本養老保險的同時，要建立個人養老儲蓄制度，保護和鼓勵養老儲蓄。應建立養老優惠儲蓄賬戶，對存款數額設定最低的儲蓄限額，子女也應定期將部分收入存入該賬戶，所有權歸其父母，當其達到退休年齡才可以支取使用。這樣，既可以減輕子女的贍養壓力，也可以緩解由于人口老齡化使養老保障支出逐年增長而帶來的經濟壓力。

3.4 依托社區發展老年服務業

老有所養是孔子幾千年前就提出的人類生存標準，這種思想發展到近代已演變成為大規模的社會組織目標，進而上升為國家責任。就我國而言，為使老年人能夠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等，應加強社區建設，充分發揮社區組織在老齡事業中的積極作用。在此方面，筆者認為一應加快社區老年服務設施和服務網絡的建設，如可興辦不同檔次、不同形式的老年福利院、老年護理院、老年公寓、托老所等，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文化、健身等多方面的服務；二應在城市醫療制度改革中適當向老年人口傾斜，并逐步建立完善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健全老年醫療保健服務網絡。通過發展家庭病床，采取定點、巡回、上門服務等方式，為老年人提供預防、醫療、保健、康復和心理咨詢等服務；三應通過創作各種老年人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開辦老年大學，豐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從而把對老年人的思想工作與開展健康有益的文化體育活動結合起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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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結構；資產價格；養老體制

0 引言

根據相關的估計，隨著人口老齡化，在歐洲和日本，在2000年每6個在職工作者負擔一個退休者，但到2050年將變為每3個在職者負擔一個退休人口。人口結構老齡化趨勢正在成為一個世界性的難題。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中國的人口機構與養老金制度的特殊性，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還相當低，而人口正在快速老齡化，據聯合國的預期，我國的老年負擔率將在2040年達到20%，超過同期美國的水平，僅次于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歐洲和日本。另一方面，中國具有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儲蓄率，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儲蓄率水平將在2020年開始急劇下降，這使得中國在儲蓄和投資方面面臨新的課題。在養老制度和政策方面，不但要解決現有養老金體制的巨大轉軌成本問題，而且，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同時還面臨著解決養老保障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這些養老方面的問題也會對我們未來的儲蓄和資本形成產生重要影響。

1 理論分析與基本模型

假設個體生命分為兩個階段：年輕階段和老年階段。人們會在年輕階段進入職場工作獲得工資收入，在老年階段退休靠年輕時的養老儲蓄生活。遵從經典的OLG模型，本文假設青年人和老年人是兩組特定的異質易人群：在某一時點上，青年人是唯一的資產需求者，老年人是唯一的資產供給者。青年人有遺產收入和工資收入來滿足消費和投資，老年人失去任何投資來源，只能把年輕時購買的資產出售來獲得消費來源。

假設個體的效用函數是對數可加的：

U（c■■，c■■）=lnc■■+βlnc■■

年輕人從父輩得到遺產a■■，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假設遺產的數量受到社會文化傳統的影響，是一個外生變量。β為時間偏好系數，也就是個人對年輕消費和年老消費的代際偏好程度。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工作獲得工資w■，用于消費支出c■■和投資支出z■；

c■■+z■=w■+a■■

在老年階段退休，沒有工資收入，靠年輕時的儲蓄進行老年經濟支出，并拿出一部分作為留給后代的遺產a■■，我們同樣假設該變量是外生的：

c■■=（1+r■）c■-a■■

這樣個體在其生命周期內面臨的規劃問題是：

maxU（c■■，c■■）=lnc■■+βlnc■■

整個社會的總投資需求為：

Z■=N■z■=N■（■w■+a■■）

由于N■是t期出生的人口數，也是增加的勞動力數量，所以我們看到投資需求與勞動力年齡段的人口數量之間呈正比關系。假設每個年輕人得到的遺產不發生變化，容易得到：

■=■+■

也就是投資需求的增長率應該等于勞動力人口增長率加上工資增長率。這說明資產需求會隨勞動力人口的增長和工資收入的增長而增長。

資產價格方程

在不考慮新的投資機會情況下，老年人通過出售資產來換取消費，是資產的唯一供給者。資產供給量為老年人的消費量：

St=N■c■■=N■[（1+r■）■w■-a■■]

生產函數滿足一般的生產函數條件，具有不變的規模經濟特征，根據歐拉定理，工資收入為：w■■=y■-r■k■，即為個人單位產出減去資本利得。這樣資產供給方程變為：

St=N■[（1+r■）■（y■-r■k■）-a■■]

假設資產價格遵從一般的價格調節模型：

q■=q■■+？準（z■-I■）

q■■為資產供需相等時候的長期均衡價格，不受到資產供需因素的影響，由技術創新帶來的新的投資機會有關，我們假設其遵守一個外生的動態變化過程。從方程來看，如果資產供過于求，資產價格就會上漲，反之資產價格就下跌。

在簡化的基于OLG模型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中，人口結構與資產供給結構呈現直接的線性關系，勞動力增長率對應著資產需求增長率。如果人口結構開始老化并一直持續，年輕勞動力人口的比例不斷衰減，老年人的比例不斷增加，就勢必帶來資產供需格局的變動：不斷減少的年輕人對應著不斷減少的資產需求，不斷增加的老年人則對應著不斷增加的資產供給。這樣人口老齡化會帶來資產供需的嚴重失衡，資產供給大大超過資產的需求，勢必帶來實際資產價格的下降。

2 政策建議

人口紅利帶來的高儲蓄率形成對金融資產在內的經濟資產的旺盛需求，促進了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空前繁榮，對經濟增長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人口紅利帶來的黃金時間是歷史的機遇，也是短暫的，我們同樣不可回避從人口紅利向人口負債周期性轉變的自然趨勢。人口紅利不是免費的午餐，其后必然伴隨著巨大的養老壓力，之前獲得的人口紅利將被快速追討，金融市場也將面臨沖擊。

因此，對政府來說，政府可以操作的政策變量有兩個：一個是重新考慮計劃生育人口政策，逐步放開生育限制，減緩人口結構的迅速老化，為其它政策的實施提供時間；二是大力推動人力資本投資和技術創新，用“技術紅利”補充失去的“人口紅利”，來填補由于“人口紅利”消失帶來的資產價格的微觀基礎缺失。對于個人投資者來說，要適時根據價格變化做出資產組合調整，以應對人口老化帶來的資產持續下跌的風險暴露。對金融機構而言，一是大力發展養老金業務和老年產業投資，以對沖人口老化帶來的資產價格下跌風險；二是將有限的金融資源引導到能夠帶來“技術紅利”的高新技術產業上，以提早順應國家產業政策；三是大力推動年金市場的發展，通過年金化的養老保險給付模式來減少資產價格因老齡化帶來的快速波動。

【參考文獻】

[1]Abel， A.B..Will Bequests Attenuate The Predicted Meltdown in Stock Prices When Baby Boomers Retire[R].NBER Discussion Paper 813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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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紅利；人口機會窗口；人口轉變紅利；人口投資紅利；人口轉移紅利；人口轉型紅利；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

一、引言

近期，有關人口紅利(Population bonus)的議論很多，這種學術關注熱度本身就值得重視。這是一個熱問題，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變的結構性變化所導致的積極經濟后果。20世紀80年代前期，國內已有學者看到了人口低負擔比時期所包含的發展機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員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利用人口年齡結構促進現代化建設》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齡變動的黃金時代”這一說法，即在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撫養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減少，勞動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經濟發展。其時，筆者感覺到人口低負擔比所提供的機遇恐怕只是一種可能而非必然，20世紀90年代前期開始撰文闡述自己的觀點，隨后，在與鄔滄萍教授合著的《中國人口的現狀與對策》一書中，用專門的章節來討論理論負擔比與實際負擔比的差異問題。

眾所周知，人口過多是中國的基本國情。控制人口數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穩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國重大的戰略選擇。那么，人口控制帶來了什么變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減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長量，另一方面也改變了人口的年齡結構，人口年齡金字塔底部收縮，“少子化和老齡化”問題同時出現。毫無疑問，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國人口轉變的步伐，而人口紅利理論的提出就是試圖解釋我國人口快速轉變所帶來的積極的經濟社會效應。

回顧過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經濟社會變革的雙重影響，中國走過了一條有本國特色的人口轉變道路。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與人口轉變有關。人口學的知識告訴我們，在不考慮流動、遷移的“封閉人口”假定下，影響人口數量變化有三個變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人口轉變就是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演進過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響，中國比發達國家更快地實現了現代人口轉變，雖然社會現代化的整體水平還不高，但早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我國就到了一個標志著現代人口轉變初步實現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時期。目前，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已經分別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現代人口轉變的實現意味著什么?會有什么樣的后果?人口紅利理論突破了三率組合類型變化的角度，從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角度來解釋人口轉變的意義，從而豐富了人口學說史上經典的人口轉變理論。

二、“人口機會窗口”不等于“人口紅利”

1997年以來，國際上的《世界發展報告》和《世界人口狀況》等報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機會窗口”和“人口紅利”的說法，但此說法在理論上并不成熟。“人口機會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 window)理論認為，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會形成一個“中間大、兩頭小”的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人口負擔系數降低的同時勞動力資源供給卻十分充裕。所謂中間大，是指15－64歲的勞動適齡人口規模大；所謂兩頭小，是指0－14歲的青少年人口和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規模小。

人口負擔輕對經濟社會發展意味著什么?在理論上，它可能會帶來三個機遇：一是創富效應，即勞動力供給充裕，價格低廉，如果就業充分，就能創造出較多的社會財富；二是投資效應，即人口年齡結構還不太老，使得儲蓄率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就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三是積累效應，即人口老齡化的高峰到來之前，社會保障支出少，財富積累速度快。總之，“生之者眾、食之者寡”，有利于資本積累和財富創造。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人口負擔較輕的機遇優勢必須與人力資源開發的經濟活動結合起來，人口轉變才可能產生紅利。國內人口紅利理論的主要推動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員認為，人口紅利是指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增加所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的較高的資本積累，并且得出了一個定量的結論，即1983年至2000年我國人口總撫養比(即筆者所稱的“總負擔比”)下降對人均GDP增長貢獻率為26.8％。但這里有三點需要澄清：一是經濟活動人口不等于勞動適齡人口，人口學角度提出的人口負擔比(即0－14歲和65歲及以上負擔人口之和與15－64歲勞動力人口的比率)事實上是理論負擔比，而非實際負擔比。實際負擔比應是不在業人口與在業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負擔比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并不意味著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說的“中國人口機會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間達到26.8％貢獻率的說法不能籠統地理解為中國的人口紅利。精確的計算不一定是正確的計算。關鍵是我們首先要在理論和認識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紅利，它到底是怎么產生的。坦率地講，目前國內外的人口紅利理論并不成熟，還處在初創階段。當然，任何學術探索都是值得鼓勵的。

筆者認為，人口紅利的實質是人力資本積累加上人力資源開發。能否收獲以及收獲多少人口紅利取決于我們擁有什么樣的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以及我們如何去開發和利用它們。問題的關鍵是財富的創造，而不是財富的分配。人口紅利的焦點在財富的創造者——人力資源身上。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變紅利。對此，我們需要堅持兩點論，也就是說，不僅要充分利用黃金人口年齡結構所創造的人口低負擔機遇，而且要充分開發豐裕的人力資源，兩者的結合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口轉變紅利”。顯然，將“人口機會”、“人口機遇”直接認同為“人口紅利”是失之偏頗的。“人口機會窗口”只是提供了發展的機遇，本身并不是紅利。

三、為什么說中國有窗口之美而無機會之實

在理論上，中國存在著長達四十年的人口機遇期。從數據來看，20世紀后50年和21世紀前50年，中國的人口負擔系數呈現出先降后升的“U”型趨勢。如果以50％作為人口負擔系數高低的“門檻”，那么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大致是從1990年打開，到2030年關閉，前后持續時間大約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負擔系數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員指出，中國人口紅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現，當前中國正處在人口紅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過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紅利仍然可觀，只不過這個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進的，之后是遞減的。同時，他提出中國正在由勞動力 過剩向勞動力短缺的時代轉變，這個轉變的拐點將在“十一五”期間出現，確切的時間可能是在2009年，屆時中國城鄉將普遍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象。這里，人口低負擔比被理解為人口紅利。類似的看法并不少見，如最近有學者提出了“人口轉變在導致人口老齡化的同時，也構造出了一個黃金年齡結構，或者說‘人口紅利’”等觀點。

觀點不同是因為角度不同。一個是從人口負擔比高低的角度說，另一個是從勞動力資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實這兩個觀點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兩者都沒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紅利什么時候結束這個問題。因為在筆者看來，人口紅利存在一個時期，所以有一個時間表的命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廣義的人口紅利實際上是人口創造財富的過程，在任何時期任何地區，人口紅利與其說是有無問題，不如說是大小問題。

事實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處于東亞社會的日本和韓國提供的經驗事實告訴我們，“人口機會窗口期”與“經濟高速增長期”是錯位的，這一現象至少說明人口低負擔比并非經濟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日本“人口機會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期出現在1955－1973年，其時年均GDP增長率為9.22％。1973－2000年，日本進入了經濟低增長期，年均GDP增長率為2.81％。二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了近二十年(1955－1973)，與三個人口因素有關：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齡化相對緩慢，人口負擔系數從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進入了“人口機會窗口”時期；二是戰后“嬰兒熱”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已成為勞動力人口，為日本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中國卻是過多)，而當時日本的經濟類型屬于勞動密集型經濟，所以人口與經濟處在和諧的狀態；三是日本高度重視國民素質的提高，使日本積累了豐富的人力資本儲備(中國卻是太少)。僅僅有人口負擔輕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機會窗口”的潛在優勢。

日本的例子證明了人口低負擔比與經濟發展的弱相關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負擔比低、人力資源充裕、人力資本合格三個條件都具備的時候，才可能發揮出“人口機會窗口”的機遇作用。我們不妨稱之為“條件匹配性”。條件不匹配，我們就只能望“人口機會窗口”而嘆，而不能用“人口機會窗口”之實。“人口機會窗口”很漂亮、很誘人，但窗口里面的機會可能并不多。無獨有偶，韓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韓國的高速經濟增長出現在1962－1991年，其時年均GDP增長率為8.48％，1991－2000年則為7.18％。

低人口負擔系數有助于經濟的發展，這在一般意義上是通用的假設，但中國的情況卻遠為復雜和嚴峻。我國人口轉變的確機遇與挑戰并存，但挑戰大于機遇，一個是勞動力人口數量的就業壓力，另一個是龐大人口人力資本的投資壓力。未來的機會能不能把握住取決于今天的行動。如果不及早重視人力資本的投資和人力資源的開發，人口控制的減法效應就很難轉化為人口紅利的事實。

就業壓力巨大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長期面臨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現在勞動力供求總量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同時并存，城鎮就業壓力加大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速度加快形成疊加，新成長的勞動力就業和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相互交織。譬如，今后幾年，城鎮需要就業的人員每年仍將保持在2 400萬人以上。國家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在現有經濟結構條件下，按經濟增長保持8％的速度計算得出，新增崗位和補充自然減員只有1 100萬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 300萬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銳。這意味著在人口負擔比中作為分母出現的一部分人口實際上并沒有創造社會財富。

主流看法認為，農村勞動力人口過剩問題在相當長時期內將阻撓中國現代化的步伐。我國農村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總量的比重為60％－70％。其中，農村富余勞動力為1.5億至2億人。1978－2005年，我國耕地減少近兩億畝，農業勞力凈增近兩億人。2005年底，我國農村一產勞力仍為3.06億人，比1978年多2 000萬人。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將長期困擾中國。為什么人口機遇時期就業壓力很大呢?眾所周知，中國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為了減輕就業壓力。目前，中國適齡就業的人口規模可達到8－9億，是很多國家人口的總和。中國的人口壓力集中體現在就業壓力上。現在的勞動適齡人口是過去幾十年人口增長積累的結果。人口學講究人口增長的隊列效應。過去的人口出生高峰變成現在的人口就業高峰和未來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年5月13日的報告稱，我國正在由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的時代轉變，勞動力價格會上揚。這是一個驚人的判斷。那么，什么叫農村剩余勞動力?1989年，筆者提出農村勞動力剩余的本質是勞動時間剩余的觀點。不爭的事實是，農村勞動力的剩余具有強烈的季節性、相對性和隱蔽性。一個農村青年的臉上并沒有“我是剩余勞動力”的標簽。事實上，一個農村勞動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勞動時間的剩余和勞動能力的閑置狀況。同樣一個靠土地為生的青年農民，農忙時是絕對必要的勞動力，農閑時又是相對剩余的勞動力。推而廣之，中國所有的農村勞動力都具有雙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勞動力，也可能是剩余勞動力，關鍵在具有勞動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勞動時間的剩余度和累積性。即便是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也具有雙重的身份，他們是亦城亦鄉、亦工亦農或亦商亦農的兩棲人口，其雙面性并不會因為他們融入了現代產業體系而改變，農民工并不會因為進了城市就徹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為失業的風險也是存在的，而“失業”正是“剩余”的另一寫照。由此可見，我們不應該將農村勞動力的“剩余”標簽化和絕對化。由于我國農村勞動力規模巨大，所以很難讓人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國將迎來農村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的“劉易斯轉折點”。筆者認為，近年出現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權利保障的缺失。勞動力價格過低導致農民工就業積極性嚴重受挫，反映的是惡劣的勞資關系而不是供求關系。民工荒是一種現象，但原因不是勞動力的供給性短缺。民工荒是區域性、階段性的現象，不能作為人口紅利消失的依據。

實際上，“人口機會窗口”基本上只膨脹是理論的推測。人口轉變所帶來的戰略機遇期只是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有利的人口代際關系條件，要將潛在的機遇轉換為現實的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必須輔之以及時而有效的發展戰略調整。其中，適宜的政策和體制至關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鋼等經濟學家指出的，中國需要實行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應把擴大就業、緩解失業作為政府最優先的發展目標。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中小企業和私人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開放服務業市場，擴大就業容量；取消對勞動力流動的各種限制，培育勞動力市場；積極促進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部門轉移，從鄉村向城市遷移，從低勞動生產率部門向高勞動生產率部門流動。

我們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負擔系數的有利變化可能帶來的潛在的積極影響，而應該同時說明在人口轉變紅利之外，一定還有其他類型人口紅利的存在。

四、堅持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收獲人口“大紅利”

俗話說，觀念一新，黃金萬兩。我們要收獲人口的“大紅利”，就要重新認識人口紅利的概念框架。從廣義來說，筆者認為目前存在著四種人口紅利，分別是人口轉變紅利、人口投資紅利、人口轉移紅利和人口轉型紅利。以下介紹筆者對后三種人口紅利的新認識：

首先，人口投資紅利是在生命歷程(Life course)中投資于人口，通過教育、培訓和流動等人口投資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潛在勞動力和一般勞動力轉變為合格勞動力、優質勞動力，從而收獲紅利。

在微觀的層面上，孩子的成長期實際上也是孩子的投資期，當孩子長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來了孩子的回報期和產出期，開始收獲“人口紅利”。放大到宏觀的層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業年齡是25歲，那么25歲之前的人口是一個被負擔、被投資、被養成的人口，25歲之后的人口則是一個開始產出、能有回報、收獲紅利的人口。人口紅利的大小取決于生命歷程早期人口投資的績效。

中國的情況是一般性人力資源過剩，優質人力資源短缺，總體人力資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里，豐裕的人力資源能不能開發出來取決于人力資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們的素質或者說人力資本儲量。中國要收獲未來的人口紅利，人口投資是極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徑。

建筑在簡單勞動力利用基礎之上的“人口紅利”不能長久，因為只有高素質的勞動力才能保持經濟發展的活力。可持續的人口紅利是對初級勞動力基礎教育投資和中高級勞動力職業技能投資的歷史回報，發達國家走過的內涵式經濟發展道路展示的就是這個規律。在知識經濟時代，今天的教育培訓就是明天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要長久，就要在人力開發之前確保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人力開發效率，促進勞動生產率和工作創造性。人力資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創造的最寶貴資源，放大和延長“人口紅利”的戰略舉措就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來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確立人力資本投資的政府、社會、企業、家庭、機構和個人的共同責任制，以及人力資源開發的環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國需要擺脫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依賴和勞動力價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確立以知識人口為依托、以人力資本為動力的新經濟增長機制，迎接民族復興的壯麗時代，就要未雨綢繆地轉變經濟發展路徑，充分開掘人口轉變和人口轉型帶來的人口“大紅利”。

其次，人口轉移紅利是指勞動力為主體的人口轉移所創造的社會財富。我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總量逐年上升，目前總量過億。根據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提供的數據，2004年全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近1.2億，比2003年增加433萬。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入城鎮從事非農業，工資性收入成為農民增收的新亮點，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1990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約有20％來自工資性收入，到1999年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東部地區近50％，已成為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

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總隊的調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力比重超過80％。在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只有10％強。農村勞動力素質的低下，既制約了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也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業層次的提高。勞動力是過剩還是短缺，不完全是數量與供給問題，而且有素質和供求問題。要享受人口紅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轉變所創造的負擔比較輕的人口機遇，形成的資本優勢要優先投資于人，將豐富的人力資源開發出來，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

一些地方將農村勞動力轉移當作促進農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開展職業培訓、實行勞務市場職業介紹、加強勞動合同管理、開展多層次全方位的拓寬輸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從而促進了勞力輸出人數不斷增加。此外，國家應高度重視農民工中出現的貧富差異、階層分化現象，盡早著手調節。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訓的投入力度，特別是增加政府無償或微利的培訓機構數量，確保農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學費的技術培訓，擴大農民工接受培訓的范圍，從而幫助他們在城市更好就業。同時，加強有組織的勞務輸出，通過勞務輸出地勞動保障部門與輸入地勞動保障部門的信息互通，有序輸出勞力，避免無序流動帶來農民工就業的不穩定和無保障，維護他們的打工權益。

再次，人口轉型紅利是指老年人口通過再社會化轉變自身的社會角色，從賦閑的離退休人員轉變為有所作為的工作者，通過再就業和續就業來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的價值，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在國外，老年人口被稱為第三年齡人口。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是積極老齡化的希望所在。根據筆者對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屬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歲年齡段，大學文化程度老年人口總量有110萬。如果這些老年人口健康狀況良好的話，那么應該說這110萬老年人口屬于比較寶貴的人才資源，有較大的開發價值。但隨著新一代人口進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資源的含金量會逐步提高。

馬克思說過，時間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資源就在于他們擁有閑暇時間。2002年，馬德里第二屆世界老齡大會提出的積極老齡化的戰略對于我們收獲老齡化時代的人口紅利具有重要意義。筆者認為，我們需要提倡新的五個“老有”，即“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樂”。

從老年人口學角度看，中國在1999年就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從人口地理學角度看，中國在1979年就進入老齡化社會，當時上海已經成為老齡化城市。但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卻不是老齡問題最嚴重的城市。這說明老齡問題的本質也是發展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相對性和變異性。歸結起來，老齡問題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義問題，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問題；另一方面是發展問題，即人口轉變與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長遠和廣泛的經濟社會影響。有兩個命題對我們認識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和機遇可以提供幫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戰大，必須做大蛋糕；二是“邊富邊老”，需要關注老年人群對社會發展成果的共享權利。

我們需要三個未雨綢繆：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豐裕社會；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張老年人共享社會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張多元共生、和諧共進。這些都是和諧老齡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和諧老齡化配合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可以保障老齡化的中國收獲新的持續的人口紅利。

在人口高齡化的時代，老年可能成為人生四季最長的一段歲月，它可能日漸腐朽也可能充滿生機，其結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老年人的生活態度。“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這才是積極老齡化的心理圖景。從國內外老年學研究的成果來看，無論是老年人個體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區和老年人生活的社會，都要大張旗鼓地推動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以及筆者最近提出的“和諧老齡化”，最后實現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齡化。老年人不僅是豐裕社會的共享者，也是和諧社會的共建者，還是多元社會的共生者。政府要確保有條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繼續參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及其他活動，保護和展示他們的尊嚴、能力和智慧，不致淪為社會發展 的犧牲品。

綜上，從廣義人口紅利理論出發，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收獲過人口紅利，只不過比重和性質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轉變，國家間接地收獲了人口轉變紅利。重視教育的國家比較多地收獲了人口投資紅利；城市化大力推進的國家收獲了人口轉移紅利；重視老年人作用的國家則收獲了人口轉型紅利。誰主誰次的結論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們的確需要在看到人口紅利的同時，也看到人口負債問題、人口風險問題，這樣才能更加全面客觀地看待人口紅利的凈值。

五、結語：人的發展是最重要的發展

人口問題的本質是發展問題，發展問題的實質是人的發展問題。歷史經驗表明，人的發展是最重要、最關鍵、最核心的發展。如果說發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國未來的希望在根本上講取決于人力資源的投資、開發和利用。如果說青少年人口是潛在人力資源，那么勞動適齡人口是現實人力資源，老年人口是可再開發人力資源。鼓勵以“老有所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為內核的積極老齡化，是否造成代際沖突?筆者的結論是：競爭不可怕，可怕的是競爭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在一個以知識、能力和權利為本位的社會里，要消除兩大歧視：一是性別歧視，二是年齡歧視。在就業市場中，老年人和年輕人各有優勢，一個是經驗多，一個是知識新，所以在更多的時候他們是相互補充、并無沖突的。要說矛盾，那是時時處處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競爭是化解矛盾的好辦法。只有在競爭無法化解矛盾的時候，才凸顯出“調和”的價值。

人口政策是否完善，有三個衡量尺度：一是成本最小化。人口多，成本大；人口過多，負擔不起，所以需要控制。二是風險最小化。古有明訓：過猶不及。人口控制是有邊界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包括成長風險、成才風險、養老風險、社會發展風險和國家國防風險，甚至還有親屬文化斷裂的文化風險和作為一個責任政府需要承擔后顧之憂的政治風險。歸根結底，其風險性在唯一性。三是潛能最大化。人口控制是節流，做的是減法和除法；人口投資是開源，做的是加法和乘法。到了人口轉變的現代階段，中國的確需要更適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中央關于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也指出要進一步穩定和完善現行生育政策。如果哪一天在漢族人口中實施“城鄉統開二胎”，我想會產生多方面的積極影響，譬如可以減少獨生子女綜合癥，可以保障更適量更優質勞動力的供給，可以降低家庭養老的難度，規避人口風險，減少人口負債。人口負債是指已經預先支付、今后要償還的人口發展代價，如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問題、獨生子女老齡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