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臺經濟分析范文
時間：2023-10-11 17: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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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GPS；D級靜態網；平差精度
1 項目概況
廣西全州東山GPS D級控制網，由廣西二一五地質隊進行施工完成。本次項目中本次利用GPS技術施測D級GPS網6點，充分利用原有的四等三角網中的點位，以廣西測繪局施測的C級GPS控制點作為本網的起算數據，應用中國-DONGSHAN-111坐標系。
1.1坐標系統基本規定
坐標系名稱:中國-DONGSHAN-111
橢球長半軸 a：6378245.000000
橢球扁率 f：1/298.300000
投影名稱:高斯三度帶投影
尺度:1.000000 投影高:0.000000
X加常數:0.000000 Y加常數:500000.000000
平均緯度:000:00:00.000000N
中央子午線:111:00:00.000000E
D級點高程為二等水準，經過檢驗，精度達到四等水準精度的要求。
1.2 作業技術依據
《全球定位系統（GPS）測量規范》（GB/T18314-2001）；
《全球定位系統城市測量技術規程》（CJJ 73―97）；
《測繪技術設計規定》（CH/T1004-2005）；
《國家三、四等水準測量規范》（GB 12898―91）；
2GPS控制網的布設和數據觀測
2.1GPS控制網的布設
本D級GPS網控制的測區面積為50平方公里相對來說并不大，除礦區外，還有村鎮不相接其它區域，整體上其形狀非常不規則，交通不是很方便，屬于邊遠高寒山區。這決定了其網形需堅強、點位精度分布均勻及點位密度適當，平面精度為D級GPS，同時高程擬合精度要達到四等水準測量的精度要求。在此基礎上，D級GPS控制網的網狀應設計為幾何圖形，且均為三角形，整體上表現為多邊形。這樣的GPS網形的粗差可通過同步環和異步環閉合檢驗。挖掘已有點位及平面、四等水準的精度要求，該D級GPS控制網設為以下圖1所示：
2.2 D級GPS網觀測
本測區應用4臺中海達單頻GPS接收機觀測，開機觀測前，先對儀器進行短基線檢測，準備工作為：在地勢平坦的地面上用鋼尺量測一個三角形，其邊長為3m以內；之后隨機選取幾臺GPS接收機，架設于三角形的三個角上，觀測結果表示GPS接收機各項性能良好，達到儀器的標稱精度。
3 D級GPS控制網數據采集及檢核
本測區GPS外業觀測的數據處理，基線向量解算和網平差采用中海達測繪儀器公司隨機提供的中海達GPS數據后處理軟件。
3.1 基線數據處理分析
本網所有基線的平均邊長、網最長邊小于平均邊長的3倍， 符合設計要求；網最短邊大于平均邊長的1/3，符合設計要求。 由于測站環境和大氣層對衛星信號的影響得到減弱，且基線長度都在10km以上，因此基線解算質量不錯，G001G002.0830三差解雙差解整數解分別為0.0036，0.0037，0.0045；G001G003.0830三差解雙差解整數解分別為0.0032，0.0047，0.0058；G001ISCJ.0830三差解雙差解整數解分別為0.0029，0.0043，0.0045；G001QLSH.0830三差解雙差解整數解分別為0.0035；0.0044；0.0046；G002G003.0830三差解雙差解整數解分別為0.0042；0.0033；0.0042；G003ISCJ.0830三差解雙差解整數解分別為0.0033；0.0042；0.0048；G003QLSH.0830三差解雙差解整數解分別為0.0035；0.0058；0.0075；ISCJQLSH.0830三差解雙差解整數解分別為0.0033；0.0041；0.0055。
3.2外業觀測質量檢核
同步環檢驗：每個時段都由幾臺接收機進行同步觀測，因此每一個時段同步環有多個，經對組成網的基線向量統計，結果如下表1 所示：
4.1 觀測成果計算
（1）三維無約束平差精度分析
當同步環、異步環和重復基線檢查合格后，才能進行三維無約束平差，GPS網以WGS-84坐標系為基準的。外業采集數據的預處理所獲得的基線向量為WGS-84坐標系客戶三維向量，要在平面坐標系進行二維約束平差，一定要先把三維向量成果進行轉換，再投影于計算平面上。三維無約束平差后可以提供各點在WGS-84坐標系下的經緯度和大地高數據以及基線向量的改正數、各基線的邊長精度和各點的點位精度。本網經過三維無約束平差后，由以下平差參數并分析得到，以下個相關基線精度統計如表所示：
參考因子：1.00
χ平方檢驗(α=95%)：通過
自由度：12
平差基線邊G001G002.0830相對誤差為1:134873；G001G003.0830相對誤差為1:493670
G001ISCJ.0830相對誤差為1:758503；G001QLSH.0830相對誤差為1:899731；G002G003.0830相對誤差為1:241383；G003ISCJ.0830相對誤差為1:447772；G003QLSH.0830相對誤差為1:843540；ISCJQLSH.0830相對誤差為1:971267；
T 檢驗列表直方圖為
自由網平差坐標G001點位中誤差為0.0040；G002點位中誤差為0.0063；G003點位中誤差為0.0043；ISCJ點位中誤差為0.0060；QLSH點位中誤差為0.0088。
因GPS網的布設方法和GPS觀測值的質量完全決定三維無約束平差的結果，所以三維無約束平差的結果就完全可用來反映了GPS網本身的質量好壞，顯然，若平差結果質量不好，則表明GPS網的布設或GPS觀測值的質量有問題；反之亦然，即代表沒問題。由以上一系列圖表的數據分析可知本網的GPS觀測數據質量中不存在粗差，內部符合精度高。
（2）二維約束平差精度分析與統計
在進行完三維無約束平差后，要進行二維約束平差。按照手上獲取得到的已知點資料，本網利用二個C級GPS點進行二維約束平差。本網經過二維約束平差后，由以下參數分析整理得出基線精度統計表，如表下所示：
平差參數
迭代次數：2
網的參考因子：1.0005
x向平移： 3.7768米 y向平移： -52.3981米
比例： -25.3457ppm旋轉：-0.9855秒
平面距離平差值G001－G002中誤差 (m)，相對誤差分別為0.0041；1:239148；G001－G003中誤差 (m)，相對誤差分別為0.0031；1:857365；G001－ISCJ中誤差 (m)，相對誤差分別為0.0037；1: 1636612；G002
－G003中誤差 (m)，相對誤差分別為0.0042；1:445975；G003－ISCJ中誤差 (m)，相對誤差分別為0.0037；
1:925917。
根據二維約束平差精度分析數據及以上一系列整理統計出的數據，結果表明：（1）在平差過程中，不存在起算數據質量控制網變形的問題，表明控制點之間的兼容性很好；（2）二維平差后基線向量的改正數很小，由此可判斷出基線向量中不含粗差。本網平面精度高較高。
4.2 GPS網形結構對高程擬合精度的影響
某點的正常高h和大地高h的關系為：h=H-δ
δ 為該點的參考橢球面和似大地水準面間的差距即高程異常。本網經過多次試算分析，GPS高程擬合成果表明精度較好，其中外符合精度為4.0,內符合精度為10.5，計算結果數據統計如下表12，并進行平差總結得出數據結果：如下所示。
平差參數
迭代次數：2
網的參考因子：5802.8732
參考點：ISCJ
H = H0 + A
A =21.4158
擬合坐標G001中誤差 (m)為0.3222，G002中誤差 (m)為0.3222，G003中誤差 (m)為0.3222。
5 結論
篇2
關鍵詞：金融生態環境；基礎性制度；法制環境；信用環境
本文系2012年度河南省政府決策研究招標課題“中原經濟區建設中的金融生態環境問題研究”（20128653）的部分成果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金融生態環境評價及優化的制度層面分析
收錄日期：2013年2月7日
近年來，金融業高速發展，金融自由化、金融國際化和各種各樣的金融創新及衍生工具隨著科技進步迅速席卷全球，使得世界各國都面臨著因之而來的金融風險的挑戰。當前，系統性金融風險已呈高度復雜化趨勢，誘導性因素多，不確定因素高，在分析金融風險成因的過程中，當風險的各種表現逐漸被揭示出來，各種原因之間錯綜復雜的相互關聯已被逐步了解之后，我們迫切需要找到一種更能深刻刻畫其本質的科學范疇來對其進行深入探討，該科學范疇即是金融生態環境。
金融機構風險除了自身經營管理原因外，從外部環境來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所處區域的金融生態優劣。金融生態理論的提出主要誘因正是當前我國區域金融生態環境惡化及金融生態系統失衡。這一狀態如果不果斷地加以改變，將威脅金融業的穩定，對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失。本文即是從制度層面探討金融生態環境優化問題。
一、金融生態環境界定及差異分析
（一）“金融生態環境”界定。生態這一概念是由英國生態學家泰斯勒（A.G.Tansley）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生物與非生物環境通過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所形成的一個彼此關聯且有自動調節機制的統一整體。由于金融系統與自然生態有很多相似特征，因此運用生態學的方法分析考察金融問題更有利于科學地推進金融環境建設。可見，“金融生態環境”的提出來源于并超越了“自然生態”，是金融理論研究的一次創新與革命。
如果把金融看作社會經濟系統中的子系統，那么金融生態就是由金融子系統和與之相關聯的其他系統所組成的生態鏈，這個生態鏈與金融業可持續發展息息相關。通常講的金融生態環境就是指金融機構所處的微觀層面的外部金融環境，包括與金融機構實現利益和規避風險息息相關的法律法規、客戶企業改革、社會信用體系、會計與審計準則、中介服務體系等多方面的內容，本質反映金融內外部各因素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有機的價值關系。
總之，金融生態是一個非常具有創造力的仿生學概念，它借用生態學的理論，為我們理解金融體系同社會環境之間的彼此依存及相互影響的動態關系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
（二）區域金融生態差異原因分析。從理論上說，在統一的經濟體內部的各個地區之間，不應當存在比較明顯的金融生態環境差異，但在我國，如果按照信貸資產質量來衡量，各區域間卻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最差地區和最好地區的不良資產率竟然能相差達10倍以上，其根本原因正是各地區間的金融生態環境的巨大差異。
這種地區間金融生態環境的巨大差異，源于多方面因素，如經濟地理與文化差異、地區經濟發展路徑的差異及各級政府行為的差異等，而真正重要的是使金融生態環境能夠更好地促進金融主體完善和發展的基礎性制度。只有重建金融生態的基礎性制度，金融生態中的主體與環境之間才能形成良性互動關系。因此，引申來說，金融生態環境優化即要求對現存制度的缺陷進行改造及修正，形成充分的正向激勵機制，使之更有利于金融運作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
二、金融生態的基礎性制度
基礎性制度的本質是產權界定與保護機制，這是分析金融生態的前提條件。具體來講：首先，在非公平的交易平臺上，金融主體難以通過自己所掌握的信息來規避面臨的風險，他們就有可能退出市場，從而使市場競爭處于不充分狀態。所以，基礎性制度需要為金融主體提供一個公平交易的平臺。其次，建立起有效的市場定價機制，才能發揮金融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而基礎性制度就是發揮市場機制來推進金融資產市場定價的必要制度基礎。最后，在金融市場，由于各當事人所掌握的信息不完全、不對稱，如果沒有一個完善的基礎性制度，則由交易活動的不公平引發的風險隨時存在，所以基礎性制度還應包含投資者利益保護及補償機制。
簡言之，基礎性制度是指在產權界定清晰的前提下，金融主體公平交易的平臺，金融市場定價機制有效形成的制度基礎和投資者利益保護與補償機制。
三、我國金融生態制度現狀及評價
由于我國各項制度的不完善，我國目前的金融生態還非常脆弱，從當前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現狀來看，尚有一些亟待解決的限制性因子，影響著金融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改善。
（一）金融產權主體過于單一，存在制度性缺陷。我國絕大部分金融資產和業務集中于銀行存貸款市場，且主要集中于工、農、中、建四大商業銀行，其占有60%以上的存貸款市場份額，這種高度壟斷的消極后果是妨礙金融生態系統運行過程中的有效競爭，最終降低金融生態系統的運作效率。
（二）金融生態系統結構失衡。目前我國金融市場體系不完善，金融生態結構失衡。具體表現在間接融資比例過高，目前我國企業80%以上的融資來自銀行貸款，對銀行的依賴性大，企業風險對銀行風險構成了顯著影響，片面依賴銀行信貸融資一方面造成信貸資產風險相對集中；另一方面資本市場發展滯后，居民投資工具稀少，金融生態嚴重失調，同時還弱化了公眾投資者的風險意識。此外，從金融工具看，金融產品創新匱乏，企業債券融資功能萎縮，導致投融資渠道不暢通和金融生態結構不和諧。
（三）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機制存在缺陷。政府對金融行業過度保護，對嚴重資不抵債、經營風險大的金融機構不能依法使其退出市場，這種缺乏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準入、退出機制和公平競爭機制，只進不退的國家信用擔保機制極大地破壞了優勝劣汰的生存競爭規則，整個金融生態體系全面惡化，經營差的金融機構連累了好的金融機構，最終導致金融風險的迅速傳播。
（四）金融法制環境欠佳。金融生態理論研究表明，法制環境在金融生態環境評價中占據著比經濟基礎還要重要的地位。因此，周小川在經濟學50人論壇上將“改進金融生態”的落腳點放在“完善法律制度”上。
金融立法就是要以債權人的權益為核心，建立一套防范侵權行為的法律體系，但實踐中，我們的金融立法思想往往造成金融債權容易落空的現象，其表現：一是目前的法律制度不利于商業銀行的健康發展。如2005年開始執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規定“對被執行人及其所撫養家屬的居住住房，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賣、變賣或抵債”，如此規定，必然使商業銀行在發展住房按揭貸款時舉步維艱。再如，《破產法》的完善程度已成為當今評價一個國家金融狀況的重要參考標準，但由于自身和局部利益的驅使，地方保護時有存在，銀行債權案件久拖不決或判決后執行周期過長，致使金融債權不能及時得到有效維護；二是在維護區域金融穩定方面對當地政府的權責劃分不明確。《人民銀行法》缺乏對地方政府權責明確的限定，基層人民銀行對于社會金融的管理很難到位；三是對于逃廢債務的相關金融部門缺少制度約束。當前，金融債權的保全多是政府、當地企業與金融機構三方博弈的結果，在缺乏制約各責任人的法律規范的現實下，在維護社會穩定與保護金融債權的兩難選擇中，大多是選擇犧牲金融債權。
（五）金融生態信用環境有待完善。金融是以信用為經營對象的特殊行業。社會信用程度低，儲蓄轉投資就會渠道不暢。目前，信用缺失問題仍是制約區域經濟與金融協調發展的瓶頸之一。首先，非正式規則的社會商業信用倫理不健全，社會整體的信用意識水平較低，形成了揮之不去的“信用道德困境”。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商業倫理約束基本上是無效的；其次，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所擁有的信用評級、信用風險預警、信用獎懲、信用保險、信用擔保等一系列的信用制度在我國還不健全，企業缺乏必要的信用管理措施、社會中介機構不健全、信用數據不透明、銀行與借款人信息不對稱，銀行在對貸款風險做出合理評估方面存在很多困難，金融企業無法根據客戶的真實信用狀況做出準確的經營決策；最后，社會公眾甚至機構投資者的信用信息得不到有效的歸集和準確的評估，失信懲罰機制尚未有效建立，失信成本低，導致“騙貸”、企業改制中逃廢金融債務等現象屢有發生，這些必然成為優化金融生態環境的制約因素。
（六）金融獨立性欠缺。地方政府直接或間接的行政干預，目前仍是影響我國金融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在行政力量占主導地位的現實環境中，地方法治、經濟基礎、金融發展等幾乎所有金融生態環境的構成要素都強烈地受到地方政府行為的影響。據調查，因地方政府行政干預形成的不良資產大概占銀行業不良資產總額的80%。因此，要從體制上優化金融生態環境，轉換地方政府職能勢在必行。
四、金融生態環境優化的制度層面措施
在整個金融生態鏈中，法治環境是根本，制度環境是保障，信用環境是基礎。良性的金融生態環境即是通過對法治環境、制度環境、信用環境的改造來防止金融主體的機會主義行為，從而降低金融運作成本和提高效率。具體的對策如下：
（一）完善金融產權制度，增加金融主體的多樣性。生態系統越復雜，生物之間以食物鏈鏈接的依存度就越高，整個系統的穩定性就越強。根據這一自然生態規律，我國應該建立起多種金融機構功能互補的機制，打破壟斷，為復雜化的金融食物鏈構建內在基礎。比如，要加快證券、保險和信托等非銀行業的發展步伐，促進金融產業內各行業的均衡發展；然后，有步驟地發展民營銀行及各類中小金融機構。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它們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更強，具更有明顯的信息及成本優勢，借此滿足多元微觀主體的金融需求。
（二）完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建立結構完善和功能協調的區域金融體系。進一步完善投融資體制，大力發展和鼓勵直接融資，拓寬企業融資渠道。通過政策引導、資金扶持等手段改善企業融資環境，降低間接融資的壓力和風險，形成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合理比例關系，同時強化投資者的風險意識，加快形成統一協調的金融生態鏈；規范發展民間融資及社會中介，建立健全種類各異、功能互補的金融機構體系；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培育有較強競爭力和調節力的金融生態主體；加快金融業務創新，優化金融資源配置，通過市場機制引導實現區域資本良性循環。
（三）健全金融法律制度，加大金融執法力度。法制環境是金融生態主體最為重要的外部環境之一，法律制度界定了市場主體的權利邊界，直接影響著金融生態環境的有序性、穩定性和平衡性。
1、要進一步加強金融立法工作。從促進市場交易出發，制定和完善金融規則，特別是要完善與銀行債權保護密切相關的《破產法》和《擔保法》，賦予債權人主動申請將債務企業破產清償的權利；加快出臺有關金融機構市場退出、存款保險等法律，有效維護金融穩定；修訂刑法，對虛構條件騙取貸款的詐騙者給予刑事制裁，同時對金融機構內部從業人員的失職、瀆職，甚至內外勾結行為予以重處，減少道德風險。
2、要進一步加大執法力度。完善會計法，加大對會計信息故意違法性失真的處罰力度，加強對提供虛假信息等詐騙行為的法律制裁；增強執法機構執法的獨立性，杜絕地方政府的干預，嚴厲打擊欺詐和惡意逃廢金融債權行為，加大對已審結案件的執行力度；司法部門應進一步強化司法公正，嚴厲打擊企業和個人惡意逃廢債務行為，特別是要提高案件執結率，增強法律的威懾力。
（四）打造統一征信平臺，加強區域誠信建設。以征信體系建設為核心的信用環境是目前我國金融生態環境建設中的薄弱環節。要建設優良的“金融生態環境”，首先，要探索建立四大信用信息系統：即以取信于民、依法行政為主的政府信用信息系統；以信用評價、失信懲戒為主的企業信用信息系統；以個人信用數據收集、披露及隱私權保護為主的個人信用信息系統；以信用公證及擔保為主的社會服務系統；其次，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在逐步增加政府出資的同時，通過相關優惠政策，引導民間資本設立擔保機構，逐步形成政策性擔保、商業擔保及企業互保等多層次的信用擔保體系；最后，設立金融信息共享機制。充分發揮已實現全國聯網的“銀行信貸登記咨詢系統”和“個人聯合征信系統”的作用，并將之逐步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如證券、保險及政府各職能部門和社會公眾開放，以此降低防范金融風險成本。
（五）增強金融機構的獨立性。實踐表明，地方財政越困難的區域，當地政府越會干預和控制本地金融機構業務，以便為地方財政和本地國有企業融資，由此造成當地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率越來越高。可見，提高金融機構的獨立性，有賴于切實轉變地方政府職能，樹立“大金融”意識，使其將主要職能轉變到公共服務上來。只有這樣，才能在確保金融體系穩定性的基礎上，改善金融生態環境，達到金融生態平衡的目的。
主要參考文獻：
[1]李揚，王國剛，劉煜輝，中國城市金融生態環境評價[M]，人民出版社，2005
[2]高淑珍，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必須加強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建設[J]，學術交流，2008，10
[3]杜朝運，海峽西岸經濟區金融生態優化問題研究[M]，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
篇3
本文采用生境套娃方法，基于生態位相關理論，分析了地方高校科技平臺所占據的生態位，認為平臺間存在資源利用性競爭關系。地方高校科技平臺應根據研究方向與領域、投入經費、人才與團隊等多因子進行調整，在競爭中求共存，尋求瓶頸突破。
【關鍵詞】
科技平臺；生態位；生境套娃
1 生態學基本理論及其應用
1.1生態位理論
生態位是生態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最早在1917年由美國學者J.Grinell在《加州鶇的生態位關系》中使用該名詞。1957年，英國生態學家G.E.Hutchinson提出n維生態位，提出多維超體積生態位。1971年，E.P.Odum認為物種的生態位不僅決定于它們在哪里生活，而且決定于它們如何生活以及如何受到其它生物的約束。
將生態位理論與競爭排斥原理應用至自然生物群落，則在一個相互起作用的、生態位分化的種群系統，各種群在它們對群落的時間、空間和資源的利用方面，以及相互作用的可能類型方面，都趨向于互相補充而不是直接競爭。
1.2生境套娃
Hanski[4]以生態學家的思路，采用層級式類似于俄羅斯套娃的描述方法，一系列的環境界定把特定物種的生境需求一步步細化，使之得到更加精確的描述。例如甲蟲的生境套娃為：
（1）北方針葉林
（2）云杉占優勢的森林
（3）倒木供應時間連貫性很好的云杉泥沼林
（4）樹基在地面以上的一棵云杉倒木
（5）破裂樹皮下的韌皮部腐爛過程中的某個階段
2 地方高校科技平臺建設發展現狀分析及瓶頸剖析
2.1平臺定位及頂層設計問題
地方高校科技平臺數量雖多，而科技平臺投入產出比卻較低。據資料[5]顯示，地方高校研究與發展機構（省部級以上科技平臺）數量占全國的61.2%，科技平臺承擔的科研項目數占全國的58.3%，而撥入經費卻只占33.8%。科技平臺存在定位不明晰，管理部門過多，協調不暢，導致平臺管理模式不統一，平臺建設運行執行力偏差，科技資源分散、大型儀器設備共享偏少、重復建設問題嚴重。
地方高校科技平臺往往受限于不穩定的財政科研投入，運行、管理、研究、設備維護等經費投入不連續、不充分，原始性創新能力得不到持續支持，這也是地方高校科技平臺難于沖擊國家級科技平臺的重要因素之一。
2.2評價體制機制原因
有關數據表明[5]，2013年地方院校科技成果獲級獲獎比例遠遠高于部委及教育部直屬高校，但國家三大獎、國務院各部門科技進步獎獲獎比例卻很低；專利申請數、專利授權數、專利出售金額、技術轉讓金額呈下降趨勢，表明地方院校科技成果轉化率依舊低下，原始性創新能力不強。
由于受評價體制機制影響，對科研人員的科研工作主要從縱向課題的級別與經費數、的數量與質量，獲得獎勵的等級與數量等方面評價，認為橫向課題的價值遠遠小于縱向課題，忽視了橫向課題的重要性。然而橫向經費之于地方高校科技平臺的建設發展具有“造血”作用。
2.3科技平臺自身問題
地方高校科技平臺研究方向調整落后于科技發展和行業應用需求變化[6]，例如研究方向過于寬泛，資源分散，甚至與個別國家級科技平臺產生重疊。內部軟環境差，高層次領軍人才缺乏，不利于內部人才團隊建設，更不利于提高研究水平和服務地方經濟社會能力。
3 基于生態學理論的瓶頸突破對策
3.1采用生境套娃方法剖析科技平臺定位
利用生境套娃的層級分析方法，以食品生物加工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為例，分析其“生境套娃”如下：
（1）省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2）遼寧大學輕型產業學院、生命科學院
（3）食品生物技術等5個專業實驗室和1個食品加工中試車間
（4）可利用面積不少于800平方米，投入經費不少于400萬元
（5）食品生物加工工程等四大領域創新性研究團隊
3.2利用生態位理論，競爭中求共存
同生態位理論類似，每個地方高校科技平臺都占有各自不同的生態位，在發展的大環境中受多個因素影響，構成了科技平臺的n維生態位，即研究領域、研究方向、人員構成、團隊設置、儀器設備、投入經費等。各平臺間屬資源利用性競爭關系，他們之間無直接的干涉行為，各自消耗共同的資源，使共同資源的可獲性減少而間接影響對方的生存發展。因此，長遠來看，地方高校科技平臺要生存發展，突破瓶頸，求得共存，必須根據資源限制因子，做出以下調整：
（1）凝練研究方向與內容，注重學科交叉，符合區域發展規劃，另辟蹊徑，敢于創新。以遼寧為例，已經確定高端裝備制造等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科技平臺的研究領域可主動向相關產業延伸，逐步調整科技平臺依托的專業學科結構，加強學術交流與聯系，提高異質性，在競爭中求共享、求共存。
（2）在財政經費總體有限的情況下，應充分爭取競爭性經費，在夯實基礎研究的基礎上，推進應用研究，使技術、成果或產品不再束之高閣，通過科技平臺轉化給企業，采取例如產學研聯盟的方式，促進雙方從市場實際情況出發，將技術、成果或產品商品化直至產業化生產，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實現平臺收益最大化，為平臺發展持續提供“造血”能力。
（3）靈活利用各種資源，既要看到地方高校科技平臺與部委、教育部直屬高校國家級科技平臺的差距，又要看到地方高校擁有的適和地方經濟發展的專業特色。高度重視地方高校科技平臺的生境層級――人才培養與團隊建設水平的基礎作用，不僅要平臺內部培育年輕人才，更要吸引高水平領軍人物，優化學緣結構，凝聚本領域優秀科學家，對突破瓶頸起決定性作用。
4 結論
基于生態位相關理論，采用生境套娃方法，分析了地方高校科技平臺的n維生態位，認為平臺間存在資源利用性競爭關系。地方高校科技平臺尋求瓶頸突破之路任重而道遠，應根據研究方向與領域、投入經費、人才與團隊等多個資源因子加以調整，在競爭中求共存，定會實現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李博.生態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03
篇4
關鍵詞：收入不平等；倒“U”型理論；核密度函數
一、 引言
正如Champernower和Cowell（1998）在《經濟不平等和收入分配》一書中所指出的：“經濟中不平等問題也許不是當今這個世界上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危機……但是，經濟中不平等問題肯定是這個世界所面臨的一個持久而又緊迫的問題”。隨著經濟的增長與社會的發展，我國社會經濟不平等問題日益突出，成為社會亟需解決的重要矛盾。
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的關系成為經濟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始于1955年庫茲涅茨提出經濟增長和收入不平等之間倒“U”型關系的理論，此后國內外經濟學者對倒“U”型理論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依據使用的研究方法，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別，一類是利用各國的時間序列數據、截面數據和面板數據對倒“U”型理論進行實證檢驗。Summers（1984）利用國家間的截面數據對工業化國家、中等水平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不平等程度進行了對比分析后發現，工業化國家和中等水平收入國家的不平等程度都在下降，而低收入國家則在上升，但低收入國家經濟增長速度高于工業化國家和中等水平國家，這說明國家間也存在經濟增長和收入不平等之間倒“U”型曲線關系。
另一類是通過數理模型對導致倒“U”型曲線出現的原因進行探討。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認為金融發展程度會制約不平等的程度，隨著經濟增長金融體系逐漸發達，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會逐漸縮小，使得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呈現倒“U”型曲線特征。Banerjee和Newman（1993）考慮了初始財富對經濟增長和不平等之間關系的影響，他們認為隨著經濟的增長，初始財富不平等對不平等的影響逐漸減小，使得不平等程度降低，從而呈現倒“U”型曲線特征。
可以看到，關于經濟增長與不平等之間關系的研究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采用數據的不同，假設不同，則可能出現不同的結論。因而，對經濟增長與不平等之間關系進行研究更要根據所選地區的實際情況，合理選擇符合模型的數據指標與合理的假設條件。本文在參考了以往研究的基礎上，結合蘭州市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對蘭州市的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二、 動態演化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非參數估計方法對基尼系數進行核密度估計，用以揭示不平等的動態演化過程。這種方法克服了參數估計中對具體函數形式的依賴的缺點，弱化了主觀因素對計量估計的影響，更好地還原了數據本身所具有的特點。具體方法如下：
假設X1，X2，…，Xn是未知密度函數f（x）的獨立同分布的樣本，fn（x）是基于該樣本的F（x）的一個核密度估計。則：
fn（x）=■？撞ni=1K（■）
上式中，K（?）是一個已知的核密度函數，它滿足如下條件：
■|K（u）|
hn被稱為窗寬（bandwidth），也稱為光滑系數。在非參核密度估計中，核密度函數和窗寬的選擇至關重要，它決定了所估計核密度的好壞。K（?）在理論上可以是一個非概率密度函數，也可以為負值。但在實際運用中，由于K（?）的光滑程度將會對待估概率密度函數的f（x）光滑性產生影響，故一般選取核密度函數為K（?）概率密度函數。窗寬hn是一個與樣本容量有關的一個參變數，為了保證估計精確度并縮小估計偏差，hn需要一個合適的選擇值，hn過大，使估計過度平均化，估計有較大偏差；hn過小，會使得估計出現厚尾現象，增大了曲線擬合方差。現在，來討論窗口hn的決定因素。
首先，給出非參數核密度估計的估計精度的測度公式――均方誤差（MSE）：
MSE（fn（x））=E（fn（x）-f（x））2
MSE（?）是核函數K（?）、密度函數f（x）和窗寬hn的一個函數，當f（x）固定、K（?）被選定時，均方誤差函數MSE（?）只與窗寬f（x）相關，對均方誤差函數進行泰勒級數變換并求取偏導數可得：
■=-■f（x）||K||22+h2n？滋22（K）（f ″n（x））2
式中？滋2（K）=■u2K（u）du，||K||22=■K2（u）du。只有上式取0時，選取的窗寬hn使得fn（x）的MSE最小，則：
hn={f（x）||K||22（？滋2（K））-2（f″（x））-2}■n■
由于本文中使用的是Gauss核密度函數，故本文只討論Gauss核密度函數情況下窗寬的選擇，將Gauss核密度函數
K（u）=（■）-1exp（-u2/2）
帶入上式整理可得：
hn=1.06？滓n■
上式給出的是一個估計值，具體的估計方法參考的是Silverman在1986年提出的一個經驗法則。他是假定密度函數f（x）是服從N（0，？滓2）的正態分布函數，從而得出上述結論。核函數的選取是另外一個重要問題。理論界對核函數的選取對核密度估計的影響一般認為是不敏感的，不同的核函數的選擇對核估計結果的影響不大。本文采用的是正態核函數，對其他核函數不再具體一一討論。需要注意的是，當維數大于2時，落在尾部的數據將會隨著維數的增大而增多。
三、 實證分析
1. 數據來源。本文數據來源于《蘭州統計年鑒》（1986-2010）和《甘肅統計年鑒》（1990～2010）。利用歷年統計年鑒中人均GDP、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分組構成、農村人均純收入和農村人均純收入分組的戶數及構成共五個指標為基本的研究對象，采用非等分情況下的基尼系數計算公式 ，分析蘭州市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并進行實證檢驗。
2. 動態演化的檢驗。為揭示基尼系數的動態演化特征，需要對基尼系數的核密度函數進行估計。首先，對基尼系數的時間序列進行合理的劃分，具體劃分方法是：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劃分為三個時期，時期1是指1986年～1993年、時期2為1994年～2001年、時期3為2002年～2009年。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劃分為兩個時期，時期1為1990年～1995年、時期2為1996年～2001年。然后，利用所估計出的基尼系數的密度函數，對城鎮內部、農村內部和城鎮與農村之間進行對比分析，以揭示不平等的動態演化特征。
取高斯核函數（Gauss Kernel）對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進行核密度估計，估計結果如圖1所示。
夏皮羅-威爾克正態性檢驗（Shapiro-Wilk normarlity test）結果為，時期1：W=0.764 8，P-value=0.011 9；時期2：W=0.896 8，P-value=0.270 6；時期3：W=0.724，Pvalue=0.004 2。從圖2和夏皮羅-威爾克正態檢驗結果中的P值可知，時期1和時期3拒絕正態性的假設，時期2接受正態性假設。另外，從時期1到時期3過程中，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密度函數的峰值由大變小，然后再增大，但增大的幅度小于時期一，區間長度有小變大，然后變小，且三個時期都呈現出雙峰的特征，中心也不斷向右移動。
三個時期的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密度的分布都表現出大、小雙峰特征，這說明三個時期的城鎮基尼系數都存在大、小兩類收斂。時期2與時期1相比，時期2的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密度函數的峰值由77.00附近減小到13.00附近明顯變小，區間長度由0.05左右增加到0.20左右，明顯變大且雙峰特征表現得并不明顯，密度分布函數的中心向右移動到0.25附近。這說明時期2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的均值比時期，1要大，密度分布相對更分散，且具有明顯的收斂性。時期3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密度函數分布重新變為明顯的雙峰特征。同時期2相比，基尼系數的峰值有13.00附近增加到50.00附近明顯增大，區間長度由0.20左右減小到0.07左右，且密度函數的中心向右移動到0.35附近。可見，時期1到時期2期間，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均值變大且在更大數值下收斂。時期2到時期3期間，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均值繼續增大，并在更大數值下發散。
取高斯核函數對農村居民基尼系數進行核密度函數估計，估計結果如圖2所示。
夏皮羅―威爾克正態性檢驗結果為，時期1：W=0.946 2，P-value=0.709 8；時期2：W=0.823 6，P-value=0.094 83。由于夏皮羅―威爾克正態性檢驗結果中P值都大于0.05，所以不能拒絕密度函數正態性的假設。另外，從時期1到時期2期間，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密度函數的峰值由20.00左右變為7.00左右，區間長度從0.15左右增大為0.25左右，同時，兩個時期都存在多峰現象的特征，但這種特征并不明顯，且密度函數中心保持在0.25附近不變。時期1農村居民基尼系數的密度函數的峰值相對較大，區間長度變化相對較小，密度函數分布具有正態性特征，有明顯的收斂性特征。時期2與時期1相比，時期2農村居民基尼系數的密度函數的峰值明顯減小，區間長度增大，但是分布中心變化并不明顯。這表明時期2農村居民基尼系數的密度分布更加分散，均值幾乎沒有變動，但密度函數的三峰收斂向雙峰收斂變動，說明收斂性在更大數值下收斂性增強。
對城鎮居民基尼系數重新劃分為與農村居民一致的兩個時期，即：時期1為1990年～1995年、時期2為1996年～2001年，并與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估計結果進行對比分析。可以發現，時期1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密度函數都呈現正態性單峰特征，分布中心都保持在0.25附近，但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密度函數的峰值要高于城鎮居民，區間長度要比城鎮居小。這說明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和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的均值變動不大，但農村居民基尼系數的密度分布更加集中且具有明顯的收斂性。時期2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密度函數呈現出雙峰特征，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密度函數則呈現單峰特征，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的峰值、分布中心和區間長度都大于農村居民。這說明在時期2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的均值和密度分布都要大于農村居民，但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呈現出雙峰收斂，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則是單峰收斂。總體來說，時期2與時期1相比，城鎮居民基尼系數與農村居民基尼系數之間均值和區間長度差距拉大，且有單峰收斂向更大數值的雙峰發散變動。
由以上三種基尼系數的密度函數分析可知，城鎮居民內部基尼系數數值不斷增加，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農村居民內部基尼系數分布中心基本上保持不變且單峰特征表現比較明顯，數值存在較小的變動，收入差距基本上保持穩定。通過對比可知，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均值要大于農村居民，區間長度也相對較大，且密度分布為呈現雙峰特征，這表明，城鎮均內部收入不平等要大于農村居民，且分布也相對分散，收斂性特征也不明顯。整體上來說，城鎮居民內部、城鄉之間收入不平等都存在拉大的趨勢而農村內部則相對來說比較穩定，三種基尼系數都在變動，但是動態形式的表現并不相同。
由于地處我國西部地區，資源較為匱乏，環境壓力加大，導致農民收入增長乏力，從而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和城市化進程比較緩慢。這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鎮居民收入和農村居民收入之間的差距。城鎮內部收入不平等主要成因是失業者與就業者收入的不平等，貧困家庭和高收入家庭之間的收入不平等，不同行業的從業者之間收入的不平等。蘭州市城鎮內部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劇則是導致總體收入不平等擴大的一個重要因素。盡管市場經濟體系能導致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但是卻并不必然導致最佳的收入人際分配。因此，實施有政府主導的再分配就顯得格外重要。。然而，蘭州市收入再分配能力也存在著缺失，主要表現在對于貧困和低收入人口缺乏有力的保障，對于高收入階層缺乏有效的調節。政府缺乏對收入監控的基本能力，稅制及征收、懲罰手段無力，致使高收入群體的“逃稅”或“避稅”極為普遍；盡管初步建立了各種扶貧、基本生活保障、就業援助及最低工資保護等制度，但投入嚴重不足，管理和執行過程也存在不少問題，致使相當多貧困者難以獲得有效的援助。
四、 結論與啟示
本文采用非參數核密度估計方法對蘭州市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行了研究，發現：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分布中心不斷右移，數值不斷增加，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分布中心基本上保持不變且單峰特征表現比較明顯，數值存在較小的變動，收入差距基本上保持穩定。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均值要大于農村居民，區間長度也相對較大，且密度分布為呈現雙峰特征。城鎮居民內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要大于農村居民，且分布相對分散，收斂性特征不明顯。目前蘭州市無論是城鎮內部還是城鄉之間收入不平等程度都有持續擴大的趨勢。在經濟發展的短期和中期階段，收入不平等是經濟增長的必然結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在經濟發展的后期，收入不平等現象不應該長期存在。因此，應建立防止形成持續收入不平等的政策與制度體系。因此，現階段應該通過采取積極促進失業者再就業，提高貧困家庭最低收入標準，完善個人所得稅征收的稅級，加強對壟斷性行業的監察等措施減少城鎮內部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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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離散選擇模型和受限因變量模型的前沿理論及應用研究”（項目號：71001054）。
篇5
摘要：推動社會矛盾預警機制建設，有助于實現社會矛盾的及早發現和及時化解，維護社會穩定。基于海因里希法則，社會矛盾預警以社會經濟領域中發生的反映社會矛盾狀況的各類社會事件為分析對象，通過信息挖掘揭示社會矛盾產生、發展和演化的規律，并據此建立社會矛盾預警體系。社會矛盾預警的技術支撐是大數據分析云平臺，由基礎服務層、數據分析層和終端層組成，基礎服務層的主體是社會矛盾公共信息云平臺。
關鍵詞 ：社會矛盾預警 大數據云計算
[中圖分類號] D6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4828(2015)04-0040-07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15.04.005
石森昌，天津社會科學院經濟社會預測研究所副研究員（天津300000）。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加強社會預警分析，并且在之后的四、五、六中全會對此加以反復強調。十八屆四中全會再次提出要建立健全社會預警機制，但與之前不同的是，這次會議強調的是“建立健全社會矛盾預警機制”，即強調突出社會矛盾預警機制建設。為什么要強調建立社會矛盾預警機制，社會矛盾預警的涵義是什么，以及如何建立社會矛盾預警體系？本文將對上述問題展開分析。文章首先回顧中央對建立社會預警機制問題的歷次表述，分析建立社會矛盾預警機制的現實意義，并對社會矛盾預警的內涵做出界定。其次，基于海因里希法則提出進行社會矛盾預警的基本思路。最后，給出社會矛盾預警的大數據云平臺分析框架。
一、社會矛盾預警提出及涵義
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各種預警和應急機制，提高政府應對突發事件和風險的能力。”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強調指出：“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形成統一指揮、功能齊全、反應靈敏、運轉高效的應急機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再次強調社會預警機制建設，“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和應急救援、社會動員機制，提高處置突發性事件能力。”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對社會預警問題的表述是，“按照預防與應急并重、常態與非常態結合的原則，建立統一高效的應急信息平臺，……，實現社會預警、社會動員、快速反應、應急處置的整體聯動。”2014年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對維護群眾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體系，建立健全社會矛盾預警機制、利益表達機制、協商溝通機制、救濟救助機制，暢通群眾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法律渠道。”
比較不同時期對社會預警問題的論述可以發現，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社會矛盾預警問題具有不同的意義。首先，十八屆四中全會之前，社會預警機制建設通常是和應急機制建設相聯系的，社會預警機制建設實際上是為政府的應急管理服務的，是從社會危機管理角度來認識和看待社會預警機制建設問題；十八屆四中全會把社會預警機制建設看作是化解社會矛盾和糾紛的重要工作機制，是從社會治理角度來認識和看待社會預警機制建設。其次，十八屆四中全會之前，推進社會預警機制建設的目的是提高政府應對突發事件和風險的能力；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建立健全社會矛盾預警機制是構建對維護群眾利益具有重大作用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顯然，著眼于化解社會矛盾而不是提高政府應對社會危機能力來推動社會預警機制建設，這是我國推進社會預警機制建設中的一個重大思路轉變。同時也意味著維護社會穩定工作思路的重大轉變，即從重視政府應對突發事件和風險的能力建設轉向更加重視社會矛盾和糾紛化解，實現從源頭上預防社會風險的發生。社會預警機制建設的這一思路轉變不僅更符合社會穩定的內在需求，也是對過于突出應急管理能力建設工作思路的糾偏。
事實上，導致社會不穩定的群體性事件往往是由于社會矛盾不能得到及時疏導和化解而引致的。關于社會矛盾與社會穩定的關系，總書記(2004)曾對此進行過論述：“各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和正確處理各類人民內部矛盾，以及由此引發的各類群體性事件，努力把維護穩定的各項工作抓實做細。”在他看來，各類群體性事件產生的主要原兇就在于未能正確處理各類人民內部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源頭治理在于重視和正確處理各類人民內部矛盾。由于社會矛盾和糾紛化解對促進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因此，通過強化社會矛盾糾紛預警預測工作，有助于推動社會矛盾的及早發現和及時化解，維護社會穩定。這就是推進社會矛盾預警機制建立的重要意義和價值所在。
關于社會矛盾預警問題，目前僅有極少數文獻涉及（安然，2011;王林、吳貽龍，2013;王林、黃利芳，2014），但都沒有對社會矛盾預警的內涵進行討論。本文認為，社會矛盾預警是以社會經濟領域中各種已存在和潛在的社會矛盾為研究對象，通過揭示各種社會矛盾產生、發展以及演變的規律，并建立用于觀測各種社會矛盾發展演化狀況的標準體系，通過對社會矛盾的產生和發展變化進行實時識別和跟蹤預報，實現社會矛盾的及早發現和及時化解。
可以從幾個方面加深對上述定義的理解。首先，社會矛盾預警是以各類社會矛盾為分析對象，對矛盾的產生和發展演化過程進行預警；而傳統社會預警分析是以社會整體運行狀況為分析對象，通過測度社會運行的風險水平進行預警。其次，社會矛盾預警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社會矛盾的及早發現和及時化解；傳統社會預警的目的是提高政府危機應對能力。第三，社會矛盾預警既與政府部門有關，也與社會各種機構和組織有關，因為正如總書記所指出的“努力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不僅是黨委、政府的事，也是社會各界的事，人人都應關心，各種社會組織、各個部門都有責任。（，2004）”而傳統社會穩定預警更多是為政府部門服務。第四，社會矛盾預警標準體系具有多樣性，既有關于社會矛盾產生的預警體系，也有社會矛盾演化的預警體系，同時不同行業、領域也有不同的預警體系；而傳統社會預警體系通常僅有一個用于對社會整體風險水平進行預警的體系。
二、海因里希法則和社會矛盾預警
社會矛盾預警以社會領域中各種社會矛盾為分析對象。由于社會領域巾每時每刻都產生新的社會矛盾，同時也有很多已發生的社會矛盾由于得到化解而消失，如何在海量的社會矛盾信息中展開預警分析，社會矛盾預警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技術手段是什么？本部分將討論社會矛盾預警的基本思路，第三部分將分析社會矛盾預警的主要技術手段。
安全管理領域經常引用一個術語叫做“海因里希事故法則”。該法則是美國人海因里希通過分析工傷事故的發生概率，為保險公司提出的經營法則。基于對大量數據的統計分析結果，海因里希指出，在一件重人安全事故的背后必有29件輕度事故的發牛，并同時存在300件潛在隱患(周蘭勝，2013)。
“海因里希事故法則”反映了事故發生頻率與事故發生后果之間的一般規律，即小事故損害小但發生頻率高，大事故損害大但發生頻率小。這一法則也表明，在大事故發生之前，一定已經發生一定數量的未遂事故和輕微事故，當導致這些未遂事故和輕微事故發生的原因未得到妥善處理，累積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導致大事故的出現。兇此，從事故管理的角度來看，在未遂事故和輕微事故頻繁發生之時，就應高度重視并探討導致未遂事故和輕微事故產牛的原因及其發展演變規律，通過采取積極應對措施，消除事故原因、中斷事故發展過程，達到控制和預防重大事故出現的目的。
盡管“海因里希事故法則”主要針對安全管理領域，但其對社會矛盾預警分析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危害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影響社會穩定、干擾社會正常運行的社會安全事件發生，實質上是社會矛盾集中爆發的體現。與其他突發公共事件一樣，社會安全事件也會經歷孕育、激發、醞釀、爆發、升級以及減弱平息的演化過程（楊乙丹，2013）。孕育階段就是社會矛盾的能量積聚過程。在這一過程，社會矛盾事實上已通過形形的社會事件表現出來，只是由于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而未能實現由社會事件轉型為公共事件，并逐步發展壯大。當社會矛盾集聚的能量達到一定程度時，在合適的條件下，就會由某一具體的社會事件作為誘因事件引發社會風險爆發，其基本過程可以概括為：誘因事件發生一誘因事件獲得公眾和媒體的普遍關注而演化為公共事件一在政府應對不力+不真實信息傳播+長期矛盾集聚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終演變為嚴重的公共危機甚至是社會危機（湯志偉、杜斐，2013）。
因此，從社會矛盾預警的角度來看，當社會領域中由社會矛盾引發的社會事件在不同領域內頻繁出現時，即使單個事件對整個社會沒有影響或者影響很小，作為社會管理者也應引起足夠重視。因為當這些社會事件不是由孤立的原因導致而是由某些共同的原因導致時，如果這些共同的原因未得到妥善處理，當其演化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導致公共危機或者社會危機的出現。
由此，“海因里希事故法則”實際上為社會矛盾預警分析提供了思路：社會矛盾預警分析首先應聚焦于社會經濟系統不同領域中反映社會矛盾的各類社會事件，這是社會矛盾預警分析的邏輯起點。其次，圍繞反映社會矛盾的每一個具體的社會事件，要盡可能地收集到所有與該事件相關的信息。第三，對收集到的信息采用合理的分析工具和手段進行統計分析，尤其足要對各種信息進行甄別和分類，如哪些因素是專門指向特定的社會事件，哪些因素是共性的、與多數社會事件都相關聯的；哪些因素是短期的沖擊，哪些因素是長期存在的等等。第四，對共性的、長期的因素進行研究，掌握其發展演化規律，并據此建立社會矛盾預測預警分析體系，依據這些因素的發展趨勢向全社會發出有關社會矛盾的警示、警報信號。
基于海因里希事故法則的社會矛盾預警分析的基本過程可以概述如下，參見圖1。
案例收集，即對社會經濟領域中發生的各類反映社會矛盾狀況的社會事件，最廣泛地收集與每一個社會事件相關的信息，建立社會事件的信息資料庫（也即社會事件案例庫）。最終實現對每一個社會事件的數據化和信息化。
信息挖掘，即對社會事件信息資料庫，采用科學的數據分析工具和方法，尋找到與社會矛盾預警相關的、有價值的信息。
體系構建，依據信息挖掘結果，建立社會矛盾預警體系。需要強調的是，這里的體系不一定就是指標體系，也可以是社會矛盾形成和爆發的某種模式。并且對不同領域的社會矛盾、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矛盾都有相應的預警體系。
信息收集，依據社會穩定預警體系要求，收集形成社會矛盾預警信號所需要的最新信息。
信號形成及，由收集到的最新信息，依據社會穩定預警體系形成預警信號，對信號按照給定的標準進行分類，把預警信號向社會公布。
三、社會矛盾預警的大數據分析云平臺
上述分析表明，社會矛盾預警分析主要以反映社會矛盾的具體社會事件為分析對象。由于社會各行各業每時每刻都會產生新的社會矛盾及社會事件，同時又有社會矛盾及社會事件由于得到化解而消失，因此，社會矛盾預警分析將要面對的是海量實時數據的分析，傳統的數據分析工具和手段將難以滿足需求，需要采用面向海量數據的分析工具和手段，即大數據分析和云計算。
（一）大數據與云計算
大數據與云計算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云計算是大數據的IT基礎，大數據是云計算最具發展潛力的應用。
1．大數據
大數據( Big Data)并非一個確切的概念，最初是源于自然科學領域，指需要處理的信息量過大，已經超過當時一般電腦在處理數據時所能使用的內存量。隨著互聯網和數據處理技術的快速發展，大數據已不再僅用來描述大量的數據，還包涵了處理數據的技術以及相關的應用及其對其他領域的影響。“大數據是人們在大規模數據的基礎上可以做到的事情，而這些事情在小規模數據的基礎上是無法完成的。大數據是人們獲得新的認知、創造新的價值的源泉；大數據還是改變市場、組織機構，以及政府與公民關系的方法。（維克托·邁爾一舍恩伯格、肯尼思·庫克耶，2013）”
大數據是數據、技術和應用三者的統一。(1)海量數據，是大數據發展的基礎，具有三個主要特征：數據體量巨大，從TB（太字節）級別躍升到PB（拍子節）級別；數據類型繁多，包括網絡日志、社會數據、互聯網文本和文件、互聯網搜索索引等；價值密度低，以視頻為例，連續不間斷監控過程中，可能有用的數據僅僅有一兩秒。(2)人數據處理技術，是以很經濟的方式，以高速的捕獲、發現和分析技術，從各種超大規模的數據中提取價值的分析手段和方法(胡雄偉、張寶林、李抵飛，2013)。大數據處理技術的典型特點是處理速度快，尤其是能夠對大量的實時數據進行快速處理。(3)大數據應用，通過采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就可以實現對海量的、多樣化的數據進行交換、整合和分析，從中發現新知識、創造新價值。應用范圍廣泛，如宏觀經濟預測、市場分析、氣候預測、流行病傳染分析、智能交通以及社會管理等方面。
2．云計算
云計算( Cloud Computing)足一種基于互聯網的超級汁算模式，利用互聯網的高速傳輸能力，將數據的處理過程從個人計算機或服務器移到互聯網上的計算機集群中，在這種計算模式下，計算業務將不再局限于個人的計算機和企業計算中心，而是由一個大型的數據處理中心管理，數據中心按客戶的需要分配計算資源，用戶感覺自己就是在直接使用超級計算機，提供資源的網絡就是“云”（陳濤，2009）。在云計算環境下，計算服務或者信息服務就如水、電等資源一樣，可以實現隨時獲取，按需使用，按使用付費。
云計算具有如下特點：超大規模，Google云計算已經擁有一百多萬臺服務器，企業私有云一般擁有數百上千臺服務器；虛擬化，云計算不僅支持應用軟件服務，而且支持硬件服務，用戶可以由“云”獲得虛擬化的儲存器、計算中心以及網絡設備等；高可靠性，“云”使用了數據多副本容錯、計算節點同構可互換等措施來保障服務的高可靠性；通用性，即“云”可以支持不同的應用請求，如學術研究、家庭娛樂、公司財務分析、政府社會管理等所有可能的應用；按需服務，向“云”購買服務就如購買水、電、煤氣一樣實行按需購買和使用（李永宏，2013）。
（二）社會矛盾預警的大數據分析云平臺架構
社會矛盾預警的大數據分析云平臺是以云計算作為IT架構、以大數據分析作為主要技術分析手段智能化的社會矛盾預警綜合管理信息系統。
1．社會矛盾預警的大數據分析云平臺整體架構
社會矛盾預警的大數據分析云平臺由基礎服務層、數據分析層和終端層組成，如圖2所示②。
(1)基礎服務層
基礎服務層的主體是社會矛盾公共信息云計算平臺，其主要功能包括兩方面：一是把發生在各個領域、各個部門以及各個行業的社會矛盾及其相關信息進行匯總、整合，并把收集到的社會矛盾信息傳輸到數據分析層，供社會矛盾預警大數據分析平臺進行分析；二是接收數據分析層形成的結論或者結果，并把這些結論作為經驗或者知識供各個領域、各個部門及各個行業的相關人員學習和借鑒，以提升化解社會矛盾和糾紛的能力。
由于既要全面及時地匯集各個領域、部門和行業的社會矛盾信息并進行整合，同時還要與數據分析層保持良好的數據溝通，這不僅要求社會矛盾公共信息云計算平臺的數據處理能力強，而且系統的安全性、穩定性以及數據的準確性也至關重要。
(2)數據分析層
數據分析層的主體是社會矛盾預警大數據分析平臺，其重要功能包括三方面：一是把基礎服務層提供的社會矛盾信息進行數據化，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和方法，產牛能夠對認識和化解社會矛盾提供有效支持的信息，并把這些反映社會矛盾狀況的信息集中存儲，形成知識庫；二是依據社會需求，把反映當前社會矛盾發展狀況的社會矛盾預警信號通過信息平臺對外，為相關主體或部門進行決策和判斷提供支持；三是把解決社會矛盾的成功經驗和模式作為知識傳輸到基礎服務層，供相關部門和人員學習和借鑒。
社會矛盾預警大數據分析平臺需要具備數據的準確性、分析的實時性和功能的多樣性等特性。數據的準確性要求進行大數據分析所采用的模型必須經過充分和嚴格地驗證，并且要定期進行模型穩定性評估；分析的實時性要求平臺能夠反映社會矛盾發展演變的最新態勢，以便相關主體能夠做出有效決策和判斷；功能的多樣性要求平臺具有多維度的分析能力，如時間上可以反映每天、每周、每月的狀態，在受眾上可以滿足政府、機構和公眾的需求，在數據模型上既可以反映現狀也可以進行趨勢預測等。
(3)終端層
終端層的主體包括兩部分，一是社會矛盾狀況信息存儲平臺，一是社會矛盾預警信號平臺。社會矛盾狀況信息存儲平臺是把大數據分析平臺得到的反映社會矛盾狀況的信息和知識進行存儲，一方面可以為研究人員開展社會矛盾研究提供信息資料；另一方面作為大數據分析平臺的知識儲備。社會矛盾預警信號平臺將數據分析層產生的結果，依據不同的需求，提供和展示不同的社會矛盾發展演變狀況信號。
終端層需要能夠提供多樣化的輸出結果，提供給科研人員用于科學研究的信息應該講求完整性和專業性，提供給公眾用的信息應該通俗易懂和強調有用性，提供給政府部門的信息應該偏向宏觀性等。
社會矛盾預警的大數據分析云平臺具體的技術實現思路是，采用大數據分析技術處理和存儲社會矛盾數據，結合大數據與云計算技術，利用專家模型庫對海量社會矛盾數據進行多維度的分析和挖掘，并通過云平臺服務，將分析結果傳達至各類平臺和應用終端，提高對社會矛盾發展演變狀況的實時感知能力，使相關主體能及時完成對社會矛盾的評估和決策，推動社會矛盾和糾紛的智能化處置。
2．社會矛盾公共信息云平臺的邏輯結構
社會矛盾公共信息云平臺在基礎設施和最終用戶之間分為三層，即基礎設施服務層、平臺服務支持層以及應用軟件服務層，參見圖3。
物理基礎設施即支持整個平臺運行的各種信息設備，如機房、電源、服務器、網絡設備以及各種終端等。
基礎設施服務層通過虛擬化技術，以服務的形式，為整個社會矛盾公共信息云平臺提供各種硬件、服務器、網絡設備、通信設備、數據庫和操作系統服務。換言之，在建立社會矛盾預警的大數據分析云平臺過程中，各個具體部門既不用單獨額外配置計算機、網絡設備等硬件，也不用額外購買數據庫和操作系統等軟件，只需在原有網絡基礎上獲得進入社會矛盾預警大數據分析云平臺的權限即可，再通過必要的系統使用培訓，就可以使用該平臺。
平臺服務支持層主要是為應用軟件服務層提供平臺支持系統和平臺開發功能。平臺支持包括認證管理服務、權限管理服務、用戶管理服務、日志管理服務、注冊管理服務、目錄管理服務、郵件管理服務和消息管理服務等軟硬件功能。平臺開發功能包括根據不同職能部門的需求，設計不同的社會矛盾應用軟件，以及為跨部門的社會矛盾信息交換提供支持等。
應用軟件服務層為各個具體部門提供基于本部門職能的分析和化解社會矛盾所需要的各種應用系統和軟件服務，并提供各個部門進入平臺的界面。在社會矛盾預警云計算平臺下，與處置社會矛盾相關的所有職能部門如法院、派出所、居委會、民事糾紛調解中心等都不用自己開發與處置社會矛盾相關的應用軟件，利用個人電腦、移動終端就可以進入社會矛盾預警云平臺，一方面把本部門正在處置的社會矛盾相關信息輸入系統中，另一方面可以由平臺中獲得如何處置社會矛盾相關的信息和知識。
在社會矛盾公共信息云平臺的邏輯結構中，上層可以調用其直接或間接的下層所有功能，同層次各個模塊之間也可以相互調用其各自的數據信息。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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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共享經濟；在線教育；產業鏈組成
一、共享經濟發展概述
百度百科顯示，共享經濟一般是指以獲得一定報酬為主要目的，基于陌生人且存在物品使用權暫時轉移的一種新的經濟模式。本文定義的共享經濟是指通過互聯網平臺高效匹配供需雙方從而最優化配置過剩資源的一種創新經濟模式。其前提是資源過剩，目標是資源的利用效率最大化。而這類互聯網平臺即本文所指的共享經濟平臺。
共享經濟的主要特征是資源過剩，人人參與，共享平臺。在整個模式運作過程中用戶體驗是核心，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基礎。如何利用平臺信息技術激活供需方的最優匹配是關鍵。對供給方而言，通過在盈余時間內分享自己過剩資源的使用權或提供服務，他們可以獲得相應的回報；對需求方而言，由于獲取他人剩余資源的成本要低于直接擁有物品所有權的成本，他們更愿意選擇共享的方式使用物品。
二、國內在線教育共享經濟平臺分析
1.共享平臺的去中介化與再中介化
去中介化：共享經濟的出現打破傳統在線教育的供給模式，傳統在線教育模式下用戶必須通過一定的商業組織獲得需要的產品和服務。然而這些商業組織的高度組化決定了它們提供的主要是單一、標準化的商品或服務，比如新東方在線提供的標準化教學視頻服務，這就很難滿足用戶個性化的需求。同時，內容和服務提供者以被雇傭的形式依附于這些商業組織，間接地向最終消費者提供服務，脫離有組織的商業機構之后他們需要自己承擔辦公場地，服務技術，個人營銷等成本，但利用共享經濟平臺，內容服務提供方與資源需求方可以直接接觸達成交易。
再中介化：共享經濟平臺成為內容提供方和資源需求方的中介，促成交易。一方面平臺幫助內容提供方集客與營銷，另一方面幫助資源需求方高效匹配符合要求的供應方，同時平臺會向用戶收取一定的傭金。與傳統商業組織的中介相比，共享經濟平臺更注重個人IP的構建，內容服務提供者與平臺不存在雇傭關系，是獨立的勞動單位，每個人都是創造者，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時間自由的安排服務時間，同時他們也可以接入多個共享經濟平臺，這種自由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也更容易激發內容提供方的創造力，為需求方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同時也進一步的幫助自己贏得口碑，獲得更多訂單。
2.共享平臺的強跨邊網絡效應
《平臺戰略》中提出跨邊網絡效應是指一邊用戶的規模增長將影響另外一邊群體使用該平臺所得到的效用，效應增加則為正向網絡效應，反之則為負向網絡效用]。而共享平臺具有強跨邊網絡效應，一方面內容和服務提供方用戶的增長會吸引更多的需求方用戶來平臺尋找符合自己要求的提供方，提高獲得滿意服務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平臺更多的注冊用戶也會吸引更多的內容提供方入駐平臺，使自己的服務可以被更多的人發現。鑒于這種平臺的強跨邊網絡效應，一旦激發其正向網絡效應，平臺便會迅速壯大，有利于共享經濟在教育行業的進一步發展。
3.共享平臺對產業鏈的作用
共享平臺的出現，使個人與個人之間直接接觸，平臺不再是標準化內容提供方，而是以中介的形式出現，將內容提供方與資源需求方高效匹配，使個人剩余資源重新被利用變為可能，同時使用戶個性化的需求得到滿足。這種點到點對接的新形式可以有效解決目前在線教育存在的用戶學習需求個性化與商業需求標準化的矛盾。
共享經濟的主要理念是一種“合作消費的生活方式”，主要特點是個體借助第三方創建的網絡平臺，既為需求者（people）提供了更好的服務，又通過共享的形式節省了地球上（Planet）的資源，還為企業與獨立承包商們掙得了可觀的利潤（Profit ），實現了3P的完美統一。同樣在線教育共享經濟平臺的出現使個人過剩資源有重新被利用的機會，并促使個人挖掘并創造更多自身的潛在價值，使個人的知識經驗或技能得到更多施展的機會，從而達到資源的最大化利用。
三、總結
在線教育共享平臺，將老師的盈余認知和盈余時間與學生需求一一鏈接，在C2C商業模式的基準下，使個性化定制服務有了更大的創造空間。首先學生可以與老師直接連接，點到點的對接使學生的定制需求更能得到針對性的滿足，另外考慮到共享經濟下老師共享屬于自己的低成本閑置資源，學生也將以較低的付出享受符合自身要求的專屬服務，為目前在線教育平臺存在的個性化成本高實現難的困境開辟了新的出路，使在線教育平臺真正做到以用戶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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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Abstract: An evaluation model of real estate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established 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Combinin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evaluate qualitative factor, fuzzy synthetic evaluation method is used to evaluat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which experience of experts can be used sufficiently. Evaluation results are simple and evident, which can reflect existing real estate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condition perfectly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cision-making to optimize real estate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關鍵詞:房地產金融生態;金融生態環境;層次分析;模糊綜合評判
Key words: real estate financial ecology;financial ecology environment;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fuzzy synthetic evaluation
中圖分類號:F830.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05-0020-03
0引言
房地產金融生態是房地產金融活動參與各方為了其生存和發展,與生存環境之間及參與主體之間在長期的密切聯系和相互促進作用過程中,通過分工、合作形成的具有一定結構特征,執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動態平衡系統,它是金融生態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1]。參照生態學對生態系統的分析,筆者把房地產金融生態系統界說為由房地產金融主體及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構成的動態平衡系統,其中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指由居民、企業、政府和國外等部門構成的房地產金融產品和房地產金融服務的消費群體,以及房地產金融主體在其中生成、運行和發展的經濟、社會、法治、文化、習俗等體制、制度和傳統環境。它構成房地產金融主體的服務對象和活動空間,決定著房地產金融主體的生存條件、健康狀況、運行方式和發展方向。
理論上說,統一的經濟體內的各個地區之間不應存在明顯的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差異。然而,由于我國地區經濟發展發展路徑的差異、中央政府主導的非均衡區域發展策略等原因,各地區之間的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存在著巨大的差異[2]。
1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是房地產金融生態系統正常運行的基礎和保障,良好的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可以降低房地產金融風險,促進房地產金融資源合理配置和保值增值,保證房地產金融生態系統的高效產出并且可以有效防止房地產金融主體的機會主義行為,促使其將各種成本內在化到自己的治理結構中。根據上述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所包括的主要內容,并借鑒我國城市金融生態環境的構成,可以確定我國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的構成要素,如圖1所示。
對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各要素做了進一步的細化,最終形成了由評判目標層、基本要素層和指標層構成的遞階層次結構,即為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如圖2所示。在評價指標體系中,既有定量化因素,又有定性化因素,且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評價指標選取的原則是以盡量少的指標,反映最主要和最全面的信息[3]。
2層次分析法確定權重向量
指標權重表示指標在指標體系中的重要程度,權重的確定是準確進行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評價的關鍵。確定權重的方法很多,本文利用層次分析法。層次分析法是一種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決策方法,具有分層漸進的特點。通過層次分解將復雜系統化成若干個簡單系統,把復雜問題分解為若干有序層次,并根據對一定客觀事實的判斷,就每一層次中各元素的相對重要性給予定量描述,按重要性次序進行權重賦值,通過對各層次的分析導出對整個問題的分析,做出最終決策[4]。
2.1構造比較標度依據比較的標度和判斷原理,運用模糊數學理論,可得出如下比較標準[5](見表1)。
2.2 構造比較判斷矩陣按照層次結構模型,每一層元素都以相鄰上一層次各元素為基準,按上述比較標度構造判斷矩陣D,按定義有:
D=X11…X1n┆┆Xm1…Xmn=■…■ ┆┆■…■(1)
對比較得到的判斷矩陣D,解特征根問題:DW=λmaxW,所得到的W 經正規化后作為因素的排序權重。可以證明,對于正定互反矩陣D,其最大特征根λmax 存在且惟一,W可由正分量組成,除相差1個常數倍數外,W是惟一的[6]。實際上,對矩陣D 很難求出精確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W,只能求它們的近似值,采用方根法進行計算。
2.2.1 判斷矩陣D 的元素按行相乘,得到各行元素乘積Mi:
M■=■W■(2)
2.2.2 計算Mi 的n 次方根:
■=■(3)
2.2.3 對向量W 正規化:
W■=■■■(4)
2.2.4 計算判斷矩陣的最大特征根:
λmax=■■(5)
式中:i=1,2,…,n。
2.3 判斷矩陣的一致性檢驗
判斷矩陣是分析者憑個人知識及經驗建立起來的,難免存在誤差。為使判斷結果更好地與實際狀況相吻合,需進行一致性檢驗。判斷矩陣的一致性檢驗公式為CR=CI /RI 。其中:CI為一致性檢驗指標,CI=(λmax-n)/(n-1);n為判斷矩陣的階數;RI為平均隨機一致性指標(取值見表2)。
當CR
2.4 計算權重向量在判斷矩陣滿足一致性檢驗的條件下,可求得各層因素的權重向量。
3模糊綜合評判
在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中,有些指標難以量化,帶有很大的模糊性,并且考慮到一些定量指標的可獲得性,因此采用模糊數學模型是解決此類問題的有效途徑。模糊數學的綜合評判主要涉及4個要素:①要素集U;②評語集V;③評價矩陣R;④權重分配向量A。根據評價指標的不同,模糊綜合評判可分為一級模糊評價和多級模糊評價。對于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多級模糊綜合評價。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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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建立要素集U令U={u1,u2,…,um},其中每個要素又可以通過諸個指標來表征,即U1=(U11,U12,…,U1n),U2=(U21,U22,…,U2n),…,Um=(Um1,Um2,…,Umn),這里m為評價要素的個數,n為每個評價要素的分類指標數。
3.2 建立U的諸要素權重集A采用層次分析法確定權重,取各要素的權重分別為A1,A2,…,An,其中Ai>0,且■Ai=1,則權重集為(A1,A2,…,An)。
3.3 建立U的評語集Y評語集是評價者對評價對象可能做出的各種評價結果所組成的集,Y=(y1,y2,…,yt),這里t為評價等級的數量。
3.4 建立模糊評價矩陣R
R=r■r■…r■r■r■…r■…………r■r■…r■(6)
式中rij 為評價對象在第i項評價指標上,對它做出第j等級評價的人數xij占總測評人數∑xij的百分比,即rij=xij /∑xij[7]。
3.5 對U評判,可得到模糊綜合評價Q=A?R,由此得出綜合評價結論。為減小運用最大隸屬度原則簡單評判的誤差,在評價時應用評語加權系數矩陣F進行評判,綜合利用Q中全部相對隸屬度信息,以便對評價對象的級別歸屬更準確的識別,即綜合評價值Z=Q?F。
4實例分析
現以南京市為例,采用本評價指標體系來考察其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質量的好壞。實施過程中,聘請房地產行業專家數位對評價指標體系中各指標的優、良、中、差、極差五個等級進行判斷,其中,評語加權系數矩陣F=(l,2,3,4,5)T。具體分析過程如下:
4.1 確定諸要素中各指標的權重以及相應的模糊綜合評價結果。限于篇幅,下面僅列出房地產經濟基礎、房地產金融發展、房地產信用環境和政府公共服務四要素的分析結果。如表3、表4、表5、表6所示。
4.2 確定要素層的權重以及最終的模糊綜合評價結果
由表7可得綜合評價值Z=Q?F=(0.07,0.29,0.35,0.24,0.03)?(l,2,3,4,5)T=2.84。
由該綜合評價值可知,南京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處于良和中等之間,且偏向于中等。除此之外,還可以得出各要素的綜合評價結果,比如由表4可知南京房地產金融發展的綜合評價值為3,即為中等。
在確定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及其各要素的評定等級之后,就可以清晰地發現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的問題所在,進而采取更有效的改進措施。如南京房地產金融發展只為中等水平,可以考慮加大直接融資發展力度。
5結論
(1)根據層次分析法基本原理建立了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確定19個評價指標,并利用層次分析法計算指標權重,且通過判斷矩陣一致性檢驗確定合理的權重向量。
(2)用層次分析法和模糊數學理論建立模糊綜合評判模型對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進行分析,避免了因素過多而難于分配權重的弊端,也避免了單因素決策的片面性,能夠做出更為科學、準確、有理論依據的判斷,從而整體把握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質量;同時,該種綜合評判模型也可用于不同地區之間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的比較分析。
(3)由實例分析可以看出,本文建立的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模型是面向目標和面向過程相統一的。除了最終可以得到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的模糊綜合評定等級外,在逐級評價過程中,還可以得到:①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組成要素中各個方面的發展狀況,如房地產金融發展中的房地產金融發展深度、房地產金融各部門競爭和直接融資發展;②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各組成要素的發展狀況,如房地產經濟基礎、房地產信用環境等。根據評定過程中得到上述評定結果,可以分析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不佳的原因,進而針對性地做出決策,從而解決主要矛盾,確保更合理地優化房地產金融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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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教育生態 ； 職業技能競賽 ； 影響力 ； 測評 ； 實證分析
【基金項目】中國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會課題（GZYLX1213138）。
【中圖分類號】G7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2095-3089（2014）27-0037-02
從生態學角度看，一方面，有機體必須依賴周圍環境，與之進行物質、能量及信息交換才能生存下來，另一方面有機體又通過存在影響或改變著周圍的環境。以職業院校為基本種群的職業教育生態系統，是在職業教育環境內，職業院校以教師、學生、管理人員、教學軟硬件條件為依托，與環境進行能量轉換與信息傳遞的功能統一體。職業技能競賽生態子系統是在職業教育生態系統中，以職業技能競賽為能量轉換載體的功能系統。隨著“普通教育有高考，職業教育有技能大賽”局面的初步形成，職業技能競賽生態子系統的功能作用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職業技能競賽對職業教育生態必將產生較為深遠的影響，對于職業技能競賽影響力的探析，有著重要的時代意義與理論實踐價值。
一、職業院校技能競賽影響力及其構成要素
（一）職業院校技能競賽影響力
影響力，一般是指用一種為別人所樂于接受的方式，改變他人的思想和行動的能力。職業技能競賽影響力是指職業技能競賽主體（職業院校、教育主管部門等）通過宣傳、組織、實施（參與）職業技能競賽活動，對相關主體（學校、教師、學生、企業）產生作用的力度。職業技能競賽影響力的現實效果是對職業教育的推動、促進作用；其終極效果應該是讓學生主體受益，通過職業技能競賽活動，實現學生職業能力的全面提升。
職業院校技能競賽影響力是評價職業技能競賽活動效果的“指示器”和“晴雨表”，是對職業院校職業技能競賽發展的觀測和綜合分析，是排除次要的、偶然的因素影響，以研究主要的、決定性因素作用呈現的規律性。通過影響力分析，一方面可以幫助職業院校、教育主管部門準確定位職業技能競賽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幫助相關主體，分析存在問題，找出發展的差距，調整決策與實施方案，從而促進職業技能競賽生態系統的健康發展。
（二）職業院校技能競賽影響力的構成要素
職業院校技能競賽影響力，是在職業技能競賽活動過程中產生的，由五個缺一不可的因素構成，這五個構成要素是：規模、時間、內容、導向和效果[1]。
1.職業技能競賽規模。職業技能競賽規模是決定其影響力范圍和邊際的要素。從某種意義上講職業技能競賽最大的影響往往來自于“規模影響”，規模影響是形成外部影響力與內部持續影響力的基本要素。從職業院校內部技能競賽系統看，師生是最大的參與主體，是決策規模的主要因素；從社會職業技能競賽系統看，則更關注其外部性，組織部門、參與院校、企業、媒體數量等因素對影響力產生更直接的影響。
2.職業技能競賽時間。職業技能競賽時間包括競賽時點、組織周期及持續時間三方面。“時間”決定著“影響”的不斷變化和發展所歷經的過程，時間影響決定職業技能競賽的轟動效應與持續效應。在影響力測評中，我們更關注制度化周期運作的競賽安排產生的持續影響力及由此產生的長期促進作用。在職業院校技能競賽內部系統中，我們更關注與競賽相關的技能訓練在實訓時間中所占的比重，以期判斷技能競賽活動對學生所產生的實質性影響。
3.職業技能競賽的內容。職業技能競賽的內容主要是指職業技能競賽項目涉及的知識、技能、設施、操作流程等，是影響力的載體，是影響產生的最基本的因素，沒有內容，影響無從談起。在影響力測評中，我們主要關注技能競賽與學生所學專業的匹配程度、技能操作與社會實際崗位的契合程度，以及定期組織的技能競賽與社會最先進技術、技能的更新速率。
4.職業技能競賽的導向。職業技能競賽的導向是職業技能競賽活動影響的指向性，是競賽組織者期望實現的目標。導向決定了競賽服務對象，是對預期效果的期望，是確保影響力正確與否的基本條件。在影響力測評中，我們更關注職業技能競賽活動對教育、教學、教研所產生的實質性影響。
5.職業技能競賽的效果。職業技能競賽的效果即其影響作用發生的有效性，是衡量影響力水平的尺度和客觀結果。在影響力測評中，我們除了關注比較的結果（獲獎情況）對職業院校形象的影響外，主要關注職業技能競賽對師生成長的影響及對職業院校教育教學效果的提升的影響。
二、職業院校技能競賽影響力分類及其功能特征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職業教育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重視。其中，職業技能競賽也作為規范職業技能培養、擴大社會影響力和促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支撐點，成為當今社會的熱點之一。根據職業院校技能競賽影響力作用的范圍不同，影響力主要分為社會影響力（外部影響力）和教育影響力（內部影響力）[3]。
（一）職業技能競賽的社會影響力
職業技能競賽是職業院校師生的“比武”，是對職業院校教學成果的檢閱，是職業教育與職業院校社會形象的集中有形展示，對于促進全社會關注、支持職業教育，關心、關懷職業院校發展，重視、吸納職業技能人才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職業技能競賽的社會影響力，正是這種外部影響力。
（二）職業技能競賽的教育影響力
教育影響力是教育活動中教育者作用于學習者的全部信息。職業技能競賽的教育影響力是職業技能競賽活動作用于學院、專業、教師、學生的全部影響。根據影響力作用的層次，參照加爾東的社會結構層次理論，可分決策影響力、精英影響力和大眾影響力[2]。
1.決策影響力。主要指職業技能競賽對職業院校及專業建設層面的影響力。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1）促進職業院校突破傳統教學觀念，強調實踐教學，注重學生動手能力培養，彰顯職業教育特色；（2）促進職業院校進行專業改造，突出專業的職業性、應用性特征；（3）促進職業院校明確教學重點、更新教學內容、調整教學模式與方法，根據行業與企業最新技術標準和要求進行專業與課程建設，規范教師的知識更新與技能建構、全面提升教學能力與教學水平。
2.精英影響力。主要是指職業技能競賽對參與人（指導教師、參賽學生）的影響力。競賽指導教師與參賽學生，是職業技能競賽的直接參與者與見證人，也是受職業技能競賽影響最大的群體。對指導教師的影響主要包括教學理論、教學方法、專業技能、職稱職務等各方面；對參賽學生的影響也包括綜合素質、專業知識與技能、就業能力等方面。
3.大眾影響力。指職業技能競賽對職業院校所有普通師生的影響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大眾影響力是職業技能競賽的影響力的根本體現。只有讓職業技能競賽惠及所有普通師生，才真正實現了職業技能競賽的教育功能。
（三）社會影響力與教育影響力的關系
毫無疑問，職業技能競賽的社會影響力與教育影響力評價中，應該突出教育影響力的作用。然而，社會現實卻不容樂觀，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職業院校、企業、社會普遍存在本末倒置的現象，過分看重職業技能競賽的社會影響力作用，是當前職業技能競賽中“應賽教育”、“培養錯位”、“比賽經濟”等不正常現象的根源所在。有鑒于此，我們在職業技能競賽影響力測評中弱化了社會影響力的影響，以期發出正確的決策信號。同時，在教育影響力內部，我們更加關注決策影響力與大眾影響力，因為教育應該是公平的，影響力測評指標同樣應該釋放促進教育公平性的信號。
三、基于職業教育生態視域下的職業技能競賽影響力評價
職業技能競賽生態系統是職業教育生態系統的子系統，也是一個以人的行為為主導的動態平衡系統，系統中人、事、物在時、空、量、序上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
（一）職業技能競賽影響力評價指標
以下我們主要著眼于職業院校技能競賽系統，基于職業技能競賽影響力構成要素，結合影響力分類，依據主成分因子分析及生態位態勢分析原理，確定職業技能競賽影響力的評價指標及影響因子[4]，具體指標如下：
（二）職業技能競賽影響力的綜合評價
1.職業技能競賽影響力絕對指數
根據上述指標及影響因子結果，運用層次分析法得到以下評價模型[5]：
影響力絕對指數Y=S+AP （1）
其中：S=∑SiWi （2）
Si=∑SijWij （3）
P=∑PiWi （4）
Pi=∑PijWij （5）
A為量綱轉換系數
職業技能競賽影響力絕對指數主要運用于職業教育生態系統中系統單元（職業院校）的時點評價與動態評價。
2.職業技能競賽影響力相對指數
影響力相對指數Yi=（Si+AiPi）/∑（Sj+AjPj）
其中，i、j=1，2，3……n，Yi為系統單元（職業院校）i的影響力相對指數，Si為系統單元i的狀態指標值，Pi系統單元i為趨勢指標值，Sj為系統單元j的狀態指標值，Pj系統單元j為趨勢指標值，Ai和Aj為量綱轉換系數。
影響力相對指數主要用于系統單元之間的橫向比較與定位研究。
四、職業技能競賽影響力指數的實證分析
以下以筆者所在職業院校及同省三所同等院校的相關數據為例進行計算分析（以下指標考察期為1年，趨勢指標量綱轉換系數設為1a）：
本校職業技能競賽絕對指數= Y=S+AP=0.52675
本校與同省其它三所同等院校對比資料如下：
通過職業技能競賽絕對指數與相對指數的對比分析，本校職業技能競賽影響力尚處于較低水平，在同等四所院校中絕對指數與相對指數都處于低位，尤其是與A院校相比，差距很大。但是我們也要看到B院校狀態指標較高，但趨勢指標最低，說明該校職業技能競賽影響趨勢趨緩，而本校在趨勢指標上高于B、C兩所院校，出現了較好的發展趨勢，學校應該抓住這一趨勢，從而實現趕超。為此，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1.克服急功近利思想，消除“為榮譽而戰”的競賽思維，努力回歸職業技能競賽的教育教學功能，以提高大眾影響力的決策思維構建職業院校職業技能競賽體制與機制。
2.建立職業技能競賽專業評價制度，保證職業技能競賽的專業對口率與崗位技能實操率，大力推進技能競賽進專業教學計劃、進第一課堂工作，促進職業技能競賽與專業實踐教學的對接。
3.建立職業技能競賽指導教師青藍工程、專業教師輪崗等組織、激勵機制，鼓勵專業教師積極參與職業技能大賽指導工作，并通過教研教改活動，將職業技能競賽項目、機制、成果運用于專業建設、課程建設、實踐基地建設與實際教學過程，使職業技能競賽真正成為推進職業院校職業教育改革與創新的推動因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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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摘要】 目的 了解孕婦血清葉酸和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水平與胎兒神經管畸形(neural tube defects，NTDs)的關系。 方法 采用病例對照研究設計，以NTDs高發的山西省5個縣作為研究現場，研究對象為此現場9所醫院內進行產前檢查或分娩并同意參與此研究的孕婦。病例組指經B超診斷為孕NTDs胎兒并通過終止妊娠確診的孕婦及活/死產NTDs胎兒的孕婦。對照組指在同一醫院隨機選擇的當地正常孕婦。檢測所有研究對象血清葉酸和Hcy水平，比較病例組和對照組血清葉酸和Hcy水平差異。分別以對照組血清葉酸和Hcy水平的第10和90百分位數作為界值，比較不同水平組NTDs的發病風險。 結果 收集到符合要求的病例113例，對照148例。病例組和對照組血清葉酸水平分別為10.5(4.4～24.5)nmol/L、12.9(6.3～32.7)nmol/L，2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2組血清Hcy濃度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病例分型后發現，妊娠無腦兒及脊柱裂的孕婦血清葉酸水平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妊娠無腦兒的孕婦血清Hcy水平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關鍵詞】 葉酸;同型半胱氨酸;神經管畸形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folate and homocysteine (Hcy) during pregnancy and the risk of neural tube defects (NTDs). Methods Our research was a case-control study. We recruited pregnant women from 9 hospitals in 5 counties in Shanxi province， where NTDs prevalence was high. All subjects received prenatal healthcare or delivered in participating hospitals and agreed to participate. Women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NTD by ultrasound scans and who electively terminated an NTD affected fetus， and who had live birth or stillborn with an NTD were ascertained as case women. Women who had a live born infant with no identified structural malformation after one year of follow up were ascertained as control women. We compared differences in serum folate and Hcy levels between the case and control group and compared NTD risk between different subgroups of serum or Hcy pided by 10th percentile cutoff valu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90th cutoff value of serum Hcy in the case group. Results We recruited 113 NTD affected pregnant women and 148 controls. Serum folate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P=0.001) in the case group (10.5 nmol/L)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12.9 nmol/L). No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Hcy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erum folate in pregnant women with a fetus suffered from anencephaly or spinal bifid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Though serum folate in pregnant women with an encephalocele-affected fetu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Serum Hcy in pregnant women with an anencephaly-affected fetu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s Low levels of serum folate during pregnancy is a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NTDs and serum folate may be a better predictor to NTDs than serum Hcy.
【Key words】 Folate; Homocysteine; Neural tube defects
神經管畸形(neural tube defects，NTDs)是胚胎發育過程中神經管閉合不全造成的先天性出生缺陷，主要包括無腦畸形、脊柱裂、腦或脊膜膨出等，是胎兒、圍生兒死亡及終生殘疾的重要原因。NTDs在世界各地均有發生，發達國家NTDs的發生率通常在1 ‰以下[1]。中國是NTDs高發國家，其中又以山西省發生率最高[2]，達到10.2 ‰[3]。NTDs的發生機制并不完全清楚，普遍認為是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環境因素方面，眾多的研究都表明，葉酸對NTDs的發生有重要的預防作用，可預防50 %～70 %[4～10] NTDs的發生。但NTDs的發病機制還不十分清楚，近年的研究表明，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代謝障礙可能是NTDs的危險因素之一。本次研究即是以NTDs高發的山西省5個縣作為研究現場，通過對該地區9所醫院中，孕NTDs胎兒與孕正常胎兒的孕婦血清葉酸、Hcy水平的測定，以了解這兩個因素與NTDs發生的相關性。
對象與方法
一、對象
采用病例-對照的研究方法，選擇2004年3月1日至2005年12月30日，在山西省中陽、交口、柳林、臨縣及和順5個縣9所醫院內進行產前檢查或分娩并同意參與此研究的孕婦278例作為研究對象。病例組指經B超診斷為孕NTDs胎兒并通過終止妊娠確診的孕婦及活/死產NTDs胎兒的孕婦118例。對照組指與病例組來自同一地區，B超診斷胎兒發育正常的早、中、晚期妊娠的160例孕婦，并經1年隨訪確診所分娩嬰兒正常。在標本采集前6個月內使用過維生素補充劑或葉酸拮抗劑等影響營養狀態藥物的孕婦病例組5例和對照組12例被排除出本次研究。病例組113例孕婦中，108例經B超確診后實施選擇性終止妊娠，并使診斷結果得以驗證;另外5例為NTDs活產兒。2組年齡、孕次及孕周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對照組受教育程度高于病例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9.39，P
表1 2組孕婦一般特征比較[例(%)]
一般特征病例組(n=113)對照組(n=148)年齡(歲)
二、方法
1.病例確診：病例包括無腦兒、脊柱裂和腦膨出;無腦兒是指單獨發生或伴有其它畸形;脊柱裂是指單獨發生或伴有除無腦兒和隱性脊柱裂之外的其它畸形;腦膨出是指單獨發生或伴有除無腦兒和脊柱裂之外的其它畸形。
2.樣本及資料采集：入選本次研究的孕婦均接受B超檢查和必要的產前檢查。病例組和對照組孕婦均在知情同意后，采集肘靜脈血5 ml，離心(2 500 r/min，10 min)并分離血清，儲存于-20 ℃冰箱，低溫運輸至實驗室，確保分析前樣本不發生凍融。采用盲法進行檢測分析。采集體液標本后，嚴格培訓的醫師對研究對象進行面對面問卷調查，填寫內容主要包括健康狀態及孕期營養攝入等。
3.生化分析：應用競爭性受體結合免疫分析方法(chemiluminescent immunoenzyme， assay access immunoassay system， Beckman Coulter， Krefeld， Germany)對血清葉酸含量進行檢測。批內血清葉酸含量變異系數為3.8 %～6.5 %。應用熒光偏振免疫分析技術(axSYM homocysteine assay，FPIA)(Abbott Laboratories inc.， Abbott Park， Illinois)，對血清Hcy含量進行檢測，批內血清Hcy含量變異系數為5.0 %～7.05 %。
4.統計學處理：采用SPSS 11.5統計軟件進行分析。母體血清葉酸水平及Hcy水平呈偏態分布，結果數據采用幾何均數(G)、第5百分位(P5)和第95百分位(P95)表示，在病例組和對照組葉酸水平比較前，對原始數據進行對數轉換，采用t檢驗，假設性檢驗標準為α=0.05(雙側)，再使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進行比較，以排除年齡、孕周、孕次和受教育程度混雜因素的影響;依據生化和臨床數據，采用對照組血清葉酸水平的第10百分位數作為臨界值，將葉酸劃分為正常水平組和低水平;以對照組血清Hcy水平的第90百分位數作為臨界值，將Hcy劃分為高水平Hcy組和正常水平Hcy組;血清葉酸及Hcy高低水平對NTDs胎兒發生危險性的分析采用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計算AOR;在控制年齡、受教育水平、孕次和孕周后，進行病例組和對照組孕婦血清葉酸和Hcy水平間的偏相關分析。
結 果
一、葉酸水平
病例組血清葉酸水平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3.23，P= 0.001);病例分型后的分析發現，妊娠無腦兒及脊柱裂的孕婦血清葉酸水平低于對照組(t=2.56，P= 0.011和t=2.42，P=0.017)，妊娠腦膨出的孕婦血清葉酸平均值雖低于對照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81，P=0.422)，見表2。
二、Hcy水平
病例組血清Hcy水平平均值高于對照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63，P=0.105);病例分型后的分析發現，無腦兒孕婦血清Hcy水平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06，P=0.041)，見表2。表2 2組血清葉酸和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比較
三、葉酸和Hcy水平與胎兒NTDs發生的危險性
采用非條件Logistic回歸調整孕婦年齡、孕周、孕次、受教育程度，血清葉酸低水平的孕婦，妊娠NTDs胎兒的危險性是血清葉酸正常水平孕婦的2.4倍(AOR=2.4; 95 % CI 1.1～5.6)。病例組有12.4 %的孕婦處于血清高Hcy狀態，但并未增加NTDs胎兒發生的危險性(AOR=1.1;95 % CI 0.4～2.6)，見表3。表3 葉酸和Hcy水平與NTDs發生的危險性 [例(%)]
四、葉酸與Hcy的相關性
對照組中血清葉酸水平與Hcy水平呈顯著性負相關，偏相關系數為-0.32 (P0.05)。
討 論
NTDs的發生是環境因素和遺傳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多年來的研究表明，葉酸缺乏、Hcy代謝異常都有可能導致NTDs胎兒的發生[11～13]。以往的研究多以人群為基礎展開，未完全排除研究對象補充葉酸、VitB12對結果的干擾[14，15]。本次研究選擇在NTDs高發的偏遠地區進行，即可以保證短時間內募集大量的、適合的研究對象，同時由于當地居民膳食品種單一、且較少服用維生素補充劑，避免了研究對象因補充葉酸、VitB12對結果的影響，從而確保了對葉酸、Hcy與NTDs間相互關系研究的準確性。
眾多研究結果顯示，葉酸對NTDs的發生具有預防作用[4～10]，而高濃度的Hcy具有細胞毒性和神經毒性，作用于敏感的胚胎神經細胞，可造成無腦畸形和脊柱裂等不可逆的損害[16，17]。本研究結果病例組孕婦存在血清低葉酸的情況，低水平葉酸組孕婦妊娠NTDs胎兒的危險性是正常水平組的2.4倍，但孕婦高水平Hcy并未增加NTDs胎兒發生的危險性，且僅有12.4 %的孕婦處于高Hcy水平的狀態。這些結果表明，孕婦缺乏葉酸是妊娠NTDs胎兒的獨立危險因素，這與眾多研究結果相同;但Hcy在體內的代謝情況復雜，其血清濃度不僅受攝入葉酸量的影響，同時也受其參與的生化代謝過程尤其是蛋氨酸循環的影響，可能也是本次研究中未表現出顯著性的原因。
NTDs分型的研究顯示，妊娠無腦兒和脊柱裂的孕婦血清葉酸水平顯著低于對照組，妊娠無腦兒的孕婦血清Hcy水平顯著高于對照組;妊娠腦膨出的孕婦血清葉酸和Hcy水平與對照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分型后組間結果的不同提示，不同NTDs表型的發生具有病因的異質性和復雜性。NTDs是環境因素與遺傳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妊娠無腦兒和脊柱裂的孕婦血清葉酸和Hcy水平的顯著性改變反映出營養因素對NTDs發生作用的重要性;而妊娠腦膨出的孕婦血清葉酸和Hcy水平并未發生顯著性改變，可能是因為它的發生還受到潛在的遺傳因素影響，并可能與該組樣本量較少有關，還需進一步增加樣本量進行驗證。
血清葉酸、Hcy水平的相關分析顯示，對照組孕婦血清葉酸與Hcy呈顯著負相關，而病例組孕婦血清葉酸與Hcy無顯著相關性，提示病例組孕婦血清不僅存在葉酸缺乏，同時還可能存在因葉酸缺乏引起的生化代謝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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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產業結構；生態環境效應；分析與評價；銀川市
中圖分類號：X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944（2014）10002903
1引言
現階段國內外許多學者對不同區域的的產業發展的生態環境效益做出了分析[1～9]，產業結構作為聯系人類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一條重要紐帶，不僅是一個“資源配置器”，更是環境資源消耗和污染物產生的質和量的“控制器”[5]。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約束已越演越烈矛盾突出，據此情況在我國的十的報告中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所以在此起點上以生態文明建設為基礎，優化產業結構，推出生態型的產業結構是我國發展的必然選擇。本文結合寧夏統計年鑒2011年和寧夏各地市2012年統計公報。對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的產業結構的變化對該區的生態環境效應進行分析與評價，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一份力量，為以后環境和經濟可以可持續發展提供依據。
2研究區域概況與數據來源
2.1研究區域概況
銀川市，簡稱“銀”，總面積9555.38km2，其地域范圍在北緯37°29′～38°53′，東經105°49′～106°53′之間。主要氣候特點是：四季分明，春遲夏短，秋早冬長，晝夜溫差大，雨雪稀少，蒸發強烈，氣候干燥，風大沙多等。年平均氣溫8.5℃左右，年平均日照時數2800～3000h，是中國太陽輻射和日照時數最多的地區之一。年平均降水量200mm左右，無霜期185d左右。
2.2數據來源
本文產業結構數據來自《寧夏統計年鑒》2011年，以及寧夏、各地市2012年統計公報。
3銀川市生態環境現狀分析
3.1空氣污染
據寧夏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08年銀川市平均二氧化硫排放量為203.86t/萬人，而全國二氧化硫的平均排放量為149.92t/萬人，高出全國平均水平35.98%，且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一直在增長，到2012年平均排放量到達398.79t/萬人，增長速度是48.88%。雖然銀川市的生態環境比其他省份要好，但是減少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任務仍然十分艱巨。
3.2水污染
2010年銀川市廢水產生量為16417.6萬t，其中工業廢水排放量為5893.7萬t，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為99.50%，城鎮生活污水排放量為10523.9萬t，城鎮生活污水處理率為75.52%。銀川市的水壓力一直在加重，所以應有效利用水資源，促進水資源循環。
3.3固體廢棄物排放
銀川市2011年工業固體廢棄物生產量是627.7479萬t，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0.6080萬t，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量526.0922萬t，，工業固體廢物貯存量28.1767萬t，工業固體的處置量是73.479萬t，分別占生產總量的83.8%，4.5%，11.7%。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為83.8%，由以上數據可以看出銀川市在近半年內16.2%固體廢棄物沒有循環利用，這導致了資源浪費且破壞了生態環境。
6討論
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但以產業結構標準來衡量是全國統一的一個指標，所以產業結構的變化和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后的高級化是首當其沖的，本文運用生態環境影響方法定量地評價了產業結構的變化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避免單一產業結構變化對生態的影響，避
收稿日期：20140815
作者簡介：吳大旬（1963―），男，湖南新晃人，侗族，主要從事中國南方民族社會經濟與文化研究。
免評價的不全面性，進而綜合反映人類的經濟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本文以銀川市為研究對象，從時間上對產業結構進行分析，結果表明銀川市產業結構對生態環境影響指數呈現出三個階段，在1994年第二產業最高時環境影響系數影響最大，當時產業所占比重分別是16.6%、47.1%、36.3%。在2002年第三產業最高時環境影響系數最小，當時產業所占比重分別是9.3%、40.5%、50.2%。從以上可以看出第一產業下降，第二第三產業分別上升和下降了，這時生態環境影響指數也隨之上升下降，但這結構證明不是第一產業單一下降生態環境影響指數就會下降，2011、2012年第一產業分別降到了5.08%、4.77%、4.48%，但生態環境影響指數還上升了，上升了0.03%。所以證明產業結構的合理才可以降低對環境的影響指數，我們應以銀川市的生態環境為基礎，與當地經濟發展相結合，提出合理高級化的產業結構。需要提出的是，研究時間尺度選擇比較短，產業類型上選擇不全面，尤其是對生態環境影響指數干擾強度較大的第二產業中只選擇建筑業、輕工業、重工業三個指標，認為應從更長時間尺度、更多的產業類型和更廣空間單元格的角度去研究產業結構變化的區域生態環境效應將具有更為重大的現實意義和影響力，這將是課題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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