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的益貧性范文
時間：2023-10-17 17: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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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北京地區 保本收益 理財產品 市場調研
（本文為北京聯合大學“啟明星”科技創新大賽資助項目，項目成員包括郭航，羅敏，高冉，張賽，匡虹橋，王斯婷，指導教師為北京聯合大學商務學院楊宜教授）
一、調查樣本基本情況
通過對回收的400份有效問卷進行統計，發現：
性別比例：有178位男性，占樣本的45%；有222位女性，占樣本的55%。
年齡分布比例：有47人在21―30歲之間，占樣本的11.75%；有153人在31―40歲之間，占樣本的38.25%；有169人在41―50歲之間，占樣本的42.25%；有31人在51―60歲之間，占樣本的7.75%。
收入分布比例：有11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占樣本的2.86%；有80人月收入在2000―5000元之間，占樣本的20.00%；有165人月收入在5000―10000元之間，占樣本的41.43%；有144人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占樣本的35.71%。
受教育情況分布：初中及初中以下有22人，占樣本的5.5%；高中或中專有38人，占樣本的9.56%；本科或大專有225人，占樣本的56.3%；本科以上有115人，占樣本的28.64%。
以上比例基本符合樣本控制要求。
二、調查結果與分析
（一）產品現狀評價結果統計
從被調查者的滿意度來看，有79.5%的人認為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在收益、風險等方面一般，其次有9%的人認為很滿意，有7.25%的人次之，認為不太滿意，最后有4.25%的人感覺非常不滿意。
（二）受調查人群對北京地區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的投資預期
43%的被調查者對于銀行保本理財產品年收益率的預期為3%-4%，42%的被調查者預期在4%-5%，而預期收益在5%-8%，8%以上，或者對預期收益沒概念的分別不超過總人數的5%。被調查者中，16%的人對銀行理財產品能否獲得預期收益很有信心，8%的人沒有信心，71%的人半信半疑，還有5%的人不在乎。
被調查者在投資中對于風險，有23%的人偏好低風險保值增值，22%的人偏好高風險高收益，但是占據大多數的還是中等風險中等收益，比例為55%。
在調查中，被調查者在選擇理財產品時的顧慮因子，程度由小到大為政策變化、不保本、投資風險大、起始金額高、自身對產品認知程度低、預期收益率低、流動性差。銀行理財消費者的這些顧慮因素給銀行設置理財產品和推廣理財產品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被調查者在投資銀行理財產品時的困擾，程度由高到低為：銀行理財產品設計復雜，難以理解；對銀行及其產品市場的相關信息了解不及時，難做決策；購買時，不知買入多少合適；缺乏專業常識，不知如何選擇；無法判斷產品的可靠性；其他。
被調查者對理財產品的發行方關于理財產品標的物的關注情況為，20%的人從不關注，27%的人不怎么關注，21%的人關注度很高，32%的人僅在購買理財產品是稍做了解但之后并不會十分在意。
被調查者對不同特征的理財產品的傾向程度由高到低為信用風險小、起始金額低、收益率高、存期短、附加增值服務、購買人數多、新增產品服務，其中后三者對投資者的影響較小。因此，銀行在向客戶提供理財產品時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信用，提高信用等級，減小信用風險，讓顧客對投資理財提升安全感。
被調查者愿意購買的銀行理財產品期限主要集中在1年以內，其中1個月以內的占19%，1-6個月的占50%，6個月-1年的占24%。而1-2年的僅占6%，2年以上的僅占1%。因此，為滿足大部分消費者的消費傾向，銀行應多投入期限為1-6個月的理財產品。
（三）其它相關因素的分析
被調查者在認購理財產品時，28%的人對宏觀形勢的關注度比較高，45%的人偶爾關注宏觀形勢，27%的人從不關注宏觀形勢。
被調查者中，52%的人傾向購買四大商業銀行的理財產品，17%的人傾向購買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的理財產品，12%的人傾向購買地方性商業銀行的理財產品，9%的人傾向購買外資銀行的理財產品，剩余10%的人傾向購買其他類銀行的理財產品。
關于購買理財產品的方式，3%的被調查者主要通過手機購買，22%的人通過網上銀行購買，占絕大多數的購買方式還是柜臺認購，高達75%。
被調查者了解銀行理財產品的渠道有廣到窄為：銀行營業廳宣傳，理財人員介紹，戶外廣告，報刊雜志，親朋好友介紹，手機廣告宣傳，電視廣告，其他。
三、北京地區銀行保本收益理財產品市場存在的問題及結論
（一）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相對其他品種理財產品所存在的問題
1、同質化現象較嚴重
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由于其保本的特征，需要較強的風險控制水平和較穩定的收益水平。同時，客戶也會關注于該類產品的穩定收益水平。但是，這也帶來了該類產品的同質化現象較為嚴重。
首先，為了保證收益的穩定性，商業銀行往往會側重于選擇風險性較小、收益性較穩定的投資產品作為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的標的物。但這也帶來了理財產品標的物較為單一的現象。北京地區保本理財產品的標的多集中于債券、信貸資產、外匯匯率上，相比于其他類型的理財產品較為單一。
其次，根據本次調查的結果，保本理財產品的客戶群體更傾向于1年之內的短期理財產品，對于期限大于1年的產品基本沒有購買欲望。這一方面導致了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期限結構的同質化，另一方面也局限了商業銀行選擇更多標的物，商業銀行會更加傾向于期限較短的標的物，加劇同質化現象。
最后，我國的保本類理財產品的客戶對四大商業銀行的認同度很高。而目前四大行的理財產品種類并不是很多，標的物、期限結構等較一致。而客戶對于股份制銀行和外資銀行較為豐富的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認同度不高，也使得同質化現象趨于嚴重。
2、存在營銷問題
商業銀行為了增加客戶對于本行理財產品的購買意愿，會在理財產品營銷過程中用帶有誘惑性、誤導性的言語渲染預期收益率，刻意淡化產品設計上的固有缺陷和投資存在的市場、利率、匯率、操作、流動性等風險。這使得客戶對于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的認知出現偏差，風險增大，對風險與收益缺乏正確認識，增大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的營銷風險。
（二）對北京地區銀行保本收益理財產品市場的結論
1、客戶滿意度較低
從被調查者的滿意度來看，有79.5%的人認為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在收益、風險等方面一般，其次有9%的人認為很滿意，有7.25%的人次之，認為不太滿意，最后有4.25%的人感覺非常不滿意。認為很滿意的比重不到10%，而認為不太滿意和非常不滿意的人群多于調查總數的10%。
從客戶對于理財產品的預期收益看，16%的人對銀行理財產品能否獲得預期收益很有信心，8%的人沒有信心，71%的人半信半疑，還有5%的人不在乎。
這顯示出北京地區客戶對于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的收益狀況較為不滿，而對于銀行承諾的預期收益，僅有不到兩成的被調查者表示很有信心，七成的被調查者半信半疑，反映出客戶對于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的總體滿意度較不甚理想。
2、短期與中等風險產品更受青睞
根據本次調查，被調查者愿意購買的銀行理財產品期限主要集中在1年以內，其中1個月以內的占19%，1-6個月的占50%，6個月-1年的占24%。而1-2年的僅占6%，2年以上的僅占1%。大部分客戶傾向于期限為1-6個月的理財產品。
另外，被調查者在投資中對于風險的偏好，有23%的人偏好低風險保值增值，22%的人偏好高風險高收益，但是占據大多數的還是中等風險中等收益，比例為55%。一半的被調查者的預期收益率為3-5%左右。同時，被調查者對不同特征的理財產品的傾向程度最高的是信用風險小。由此可見，客戶很關心產品本身的風險狀況，但是超過一半的被調查者傾向于中等風險中等收益的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收益較低的產品和高風險的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相對不受歡迎。
3、傳統營銷方式仍占主要地位
從調查數據中可知，傳統的宣傳方式（如營業廳宣傳，理財人員介紹）對于客戶的影響依然處于重要的地位，基于新媒體的方式影響較小。另外，傳統的柜臺認購方式是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銷售的主要渠道，顯示出該客戶群體對于柜臺認購的習慣性，但這也與銀行關于其他方式的宣傳力度不夠、操作較為繁瑣有關。
4、客戶群體的理財知識欠佳
從對于標的物的關注情況、宏觀經濟的關注度、購買傾向三項數據中可以分析出，客戶群體的理財知識總體欠佳，雖然對風險關注度很高，但是對于能夠很大程度上影響理財產品風險的標的物，有將近一半的客戶對其不關注。此外，很關注經濟形勢的被調查者也不足三成，絕大多數客戶對于防范系統性風險的意識淡漠。而對于理財產品的選擇上，超過一半的被調查者傾向于四大行發行的保本收益理財產品，這之中有客戶認為四大行信用等級相對較高的原因，但也顯示出被調查者在選擇理財產品時缺少詳細的比對，選擇的從眾性和隨意性較大。
四、對個人投資者及商業銀行的建議
（一）對個人投資者的建議
1、在投資過程中保持清醒頭腦，理智決策
相比于風險較高的股票、期貨投資以及較為普遍的基金、保險理財方式，保本收益類銀行理財產品越來越受客戶青睞，但是這并不代表消費者在選擇理財產品時就可以忽視產品背后的風險。在選擇理財產品時，消費者仍然要關注相關信息，綜合對比考量不同商業銀行或是同一商業銀行中不同種類的理財產品，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之上做出決策，降低本金受損或者是收益率降低的風險。
2、充實自我理財知識和技能，嘗試多樣化投資
消費者要在日常中注重理財知識的學習，避免盲目投資帶來不必要的損失。同時，在理財知識學習的基礎之上，嘗試多樣化組合投資，將理財的收益性和風險性進行合理控制，在較好的風控水平上獲得較大收益。
（二）對商業銀行的建議
1、加強市場調研，培養專業理財人員
高素質、專業性強的理財人員是商業銀行開發理財產品、提高風險控制水平、及時發掘市場需求的保障，制定系統的理財人員培訓計劃是很有必要的。首先，可以精心挑選具備一定金融專業知識、懂得營銷技巧、通曉客戶心理的優秀員工作為理財候選人才，并在招聘新員工時注重相關的素質和專業性。其次，加強與證券、保險等行業系統建立橫向聯合培訓機制，培養出一批專業性強、跨專業素養高的理財人員。
2、加強理財產品的設計與開發
目前國內商業銀行的金融產品同質性很強，且真正滿足客戶需求的理財產品不多。因此，銀行要充分考慮目標客戶對金融產品的實際需求，分析業務的發展前景，確定市場需求規模和市場定位，主動求變，通過增加產品差異性，針對不同的細分市場開展業務。
商業銀行可以實行的差異化途徑包括以下幾種：一是產品設計基礎資產的差異化，在政策允許的情況下，將基礎資產由原來的金融債、央行票據拓展到企業短期融資券、一般性金融債等，利用目前境外代客理財的政策放寬契機將資產組合的基礎資產延伸到境外股票和結構性產品等等；二是期限多樣化，合理配比收益率，實現多樣化的流動性選擇基礎上的期限收益最佳搭配；三是人民幣資產與外幣資產結合，引入外幣理財產品，實現本外幣產品聯動。在不同的風險水平上打破固定收益的管理，實現收益浮動化和產品系列化。
3、跟蹤客戶的投資動向，提出合理化建議
商業銀行應建立以客戶利益為中心的企業文化，以非制度化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每位員工的行為，最終使得在實現客戶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實現商業銀行自身經營目標的實現。同時，還應實行分層化服務，按照資產總額、偏好和生命周期等變量對客戶進行細分的同時也應該對理財經理進行分層，不同層次的客戶指定不同級別的理財經理提供服務，實現以不同客戶需求為導向的多樣化個性化服務。
參考文獻：
[1]李建軍，[美]Sara Hsu. 中國影子金融體系研究報告[M].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
篇2
低收入是一個相對概念，它普遍存在于任何地方和任何時期。無論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富裕程度如何，總有一部分人處于收入相對較低的狀態。低收入群體一般是指在一定地域和時段范圍內，平均收入水平處于低端的一定區間的人群。本文所研究的我國城鎮低收入群體是指當今中國城鎮中，在投資和就業競爭中處于劣勢，只能獲得較低報酬或無報酬，因此導致生活質量、社會地位、主觀感受低下的社會成員（較低報酬是指收入低于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經濟社會轉型期城鎮低收入群體的出現及其范圍的擴大，既有制度方面的客觀原因，也有低收入者個人的主觀原因；既有體制方面的宏觀原因，也有企業經營方面的微觀原因。
一、分配制度方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斷深化，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逐步確立，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格局逐步形成。隨著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城鄉居民收入較大幅度地增長，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取得長足進展，城鎮困難群眾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相應提高，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但是必須看到，收入分配領域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還在擴大，一些行業收入水平過高，分配秩序比較混亂，這是低收入群體形成與擴大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
第一，分配秩序混亂。當前我國的個人收入分配領域中，很多制度不完善，監督調控收入分配的機制沒有完全建立。換而言之，現階段的分配秩序是比較混亂的。這是現階段我國個人收入分配領域中存在的緊要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壟斷充斥市場，排斥競爭。有些部門和單位憑借行業壟斷和某些特殊條件而獲得壟斷利潤，為其職工發放額外收入，基本分配失去控制。二是勞動報酬尚未完全工資化、貨幣化，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項目還沒有完全獨立于企業之外而實現社會化，因而造成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錯位。三是有的行政機關把屬于職責范圍內的工作“商品化”，強行向服務對象收費或攤派，有些行政事業單位憑借行政權力獲得創收收入，有些地方和部門把預算內收入轉到預算外，造成預算外的分配失去控制。
第二，初次分配中勞動要素報酬偏低。我國現行的分配制度是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這固然是正確的。但不可忽視的是，勞動是最主要最基本的生產要素，離開了勞動，其它任何生產要素都不可能自行生產出產品。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剖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指出是勞動創造了價值，而其他生產要素只是轉移自身的價值，其他要素的所有者是分享了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廣大勞動者工作在生產崗位的第一線，以自己的勞動為生產要素投入生產活動，直接創造價值和產品，企業中的初次分配和廣大勞動者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勞動者既要獲得必要勞動創造的成果，同時要獲得按勞動要素分配的成果。我國多數企業中的勞動者工資偏低，不僅沒有能分享剩余價值，而且還不能完全實現勞動力自身的價值。勞動要素在收益分配中的作用逐步被忽視。
第三，再分配中低收入群體得到的轉移支付偏少。我國政府在1997年正式開始實施了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陸續出臺了“兩個確保”、“三條保障線”等重要政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但從總體上看，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仍是相對落后的，再分配中低收入群體得到的轉移支付偏少，這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資金投入不足導致執行不利。二是社會保障補助資金分配仍然不規范。
二、市場經濟體制方面
經過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國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實踐證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不僅符合我國的國情，也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一種必然選擇。但是，我們也要認識到，市場經濟同世界上其他社會現象一樣，也是利弊共存的。市場的長處在于可以通過價格、供求、競爭等市場要素的相互作用來調節經濟活動，有效地激發經濟主體的活力。同時，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也容易造成經濟失衡，導致資源浪費；市場規律的作用也會引起貧富差距擴大和出現兩極分化等現象。不可否認，市場經濟利大于弊，我們對市場經濟體制的選擇也是一種利大于弊的正確選擇，但我們也必須客觀對待“市場失靈”所帶來的種種危害，這也是我國城鎮低收入群體形成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客觀原因。
第一，市場機制作用導致優勝劣汰。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規律就是價值規律。在價值規律等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下，市場主體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展開激烈的市場競爭。市場競爭自發地使一部分人成為強勢群體，另一部分人淪為弱勢群體。這主要是因為資源享賦差異，造成競爭的初始條件優劣各異。市場競爭的初始條件可包括經濟發展狀況、自然條件、競爭環境、個人天賦等，其差異勢必引起東西部地區、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完善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必然會越拉越大。
第二，市場力量的作用可能產生收入分配的馬太效應。在收入分配領域，如果任由市場力量的作用，可能會產生收入分配的馬太效應，這是因為：《馬太福音》說：“讓富有的更富有，讓沒有的更沒有。”，此話在控制理論中被稱為“馬太效應”，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首先，居民收入水平越高，越有可能獲得更高的勞動收入。因為收入水平越高的居民，越可能購買更多的質量更好的教育服務，從而越可能具有更高的勞動力素質，這樣其尋找有利的就業機會的能力就越強，越可能找到和占領可獲得更高收入的工作崗位；其次，居民收入水平越高，越可能獲得更高的資產收入。收入水平越高，投資能力越強，投資途徑越多，選擇有利的投資機會的能力越強，越能獲得更高的資產收入。馬太效應的存在進一步表明市場經濟體制的弊端是我國城鎮低收入群體形成的不可忽視的客觀原因。
第三，市場經濟體制下宏觀調控具有滯后性。為了彌補市場經濟的盲目性、自發性和短期性，必須實行有效的宏觀調控。從近十余年來我國經濟運行及宏觀調控的效果看，宏觀調控對穩定我國經濟確實起到了較好的作用，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宏觀調控政策所具有的滯后性。這種政策滯后性所導致的問題被稱為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前期政策的滯后性影響了后續政策的有效性。我國城鎮低收入問題從20世紀90年代出現，至今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而且低收入群體不斷擴大并影響到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發展，這其中也不乏宏觀政策滯后的原因。目前，對于城鎮低收入群體我國政府已高度關注，并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保障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需求，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逐步縮小貧富差距。
三、企業發展狀況方面
目前，在我國工資性收入是居民家庭收入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職工所在企業的發展狀況就直接影響到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在經濟、社會轉型期，我國很多企業由于產業結構調整、產業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落后等原因陷入困境，大批工人下崗失業，這是我國城鎮低收入群體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一，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進入90年代以來，我國的產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商業、金融業、信息業以及眾多高新技術產業在我國產業結構中所占比例急劇上升。那些勞動密集型企業由于市場萎縮、資源枯竭、產品過時等原因而難以維系，因而導致大量的失業和下崗。1996年至1999年全國在職職工人數大幅度下降的主體來自于傳統的建筑業、采掘業和制造業三大產業。
第二，產業技術進步的影響。隨著科技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即社會有機構成的提高，致使失業人數增加。以煤炭行業為例，近幾年，加快了技術素質的升級，國有重點煤礦采煤機械化程度2001年已達到73.5%，而技術升級與進步的必然結果也就是百萬富余人員下崗的過程。
第三，經營管理狀況的影響。中國企業市場競爭力弱，有技術和設備落后、資金短缺等原因，但企業管理的落后是主要原因。從總體上看，我國目前的企業管理存在著很多問題。如管理方式和手段落后，管理思想和管理機制的落后，粗放管理，缺乏連續性、系統性。相當一部分企業正是由于不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管理跟不上形勢的快速變化，造成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在競爭中失敗，使職工失業下崗并陷入生活困境。
四、低收入者個人情況方面
我國城鎮低收入群體的形成除以上客觀原因外，與低收入者個人受教育程度、思想觀念等主觀因素也是密不可分的。
篇3
［論文摘要］市場經濟起源于西方，當它傳入中國以后卻面臨了種種問題，其在中國的發展產生了許多困難。墨家所主張的“兼愛、交利”思想正能給我們以啟示。它告訴人們在現實的功利世界，不要放棄道德目標，在思想深處實現內圣的理想。
我國的市場經濟活動中常常出現道德失范的問題。我們迫切需要尋找一種文化，既融合了西方市場經濟的思想，又不違背我國的傳統文化。
一、市場經濟的基本倫理道德原則
道德是一股無形的力量約束著市場主體的行為，它使市場主體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必須考慮幸福、正義、公平等因素。因此，倫理道德對于市場經濟而言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市場經濟中的倫理道德問題
所謂市場經濟，就是一種通過市場調節社會經濟活動，配置社會資源的一種經濟組織方式，是商品經濟的社會化實現方式。構成市場經濟的要素有：第一，有自由、平等且目標一致的經濟主體；第二，有作為市場客體的用于交換的商品化社會資源，有明確界定資源的主體條件和文化條件；第三，必須有平等競爭的市場秩序；第四，必須有對自然資源認知的科技條件，有對資源進行大規模利用加工的技術條件和管理條件，有超地域大規模交換的技術條件；第五，有保障產權、保障主體平等地位和進行自由交換、維護法治并受法治限制的政府。
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假設就是，每一個人都是自私的，因而在通常的情況下，每一個人都會盡力去追求個人自利行為效用的最大化，這是人類所有行為的基本動機和目的。但由于每個人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它們之間的競爭最終必然演化成這樣一種經濟局面：為了競爭中占得優勢，實現其經濟價值目的，他們都各自必須也必定會努力降低自己的生產成本，擴大自己勞動產品的市場化潛力，而這種合乎理性的行為，最終必定帶來整個社會或市場的經濟效率的增長。這樣，在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市場經濟就達到了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效果。這也是經濟學的基本目標。
經濟活動中，我們不可回避這樣的問題，即人們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和使用是否有某種既合乎經濟理性又合乎道德倫理原則的價值尺度。這就是市場經濟中的倫理道德問題。
(二)市場經濟活動中應該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則
首先，市場經濟活動應當堅持這樣的價值原則，即功利主義所提出的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義主張，在你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樂的時候，你不僅應該考慮快樂的量，而且也應該考慮快樂的質；不僅應當考慮經驗的可感受的幸福，也要考慮到心靈的、精神的快樂和幸福。功利主義相信，如果每個人都以這種方式看待幸福和快樂，那么個人的算計理性就可能轉化為社會的集體合理性。
其次，努力提高經濟效率也是市場經濟中的美德。效率首先是人類目的性價值的直接體現。對于“效率”概念，倫理學上的理解認為，效率即是某種行為目的的價值實現。效率不僅意味著財富，而且也意味著社會美德。“美德”這個詞在古希臘文中有“成就”、“杰出”、或“優秀”等意思，而這些品質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的道德行為的價值效率。
最后，市場經濟在分配過程中應遵循公正分配原則。市場經濟不論人的出身、門第、登記、親緣關系等，它只按照每一個經濟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所做出的有效貢獻來分配效用價值。市場以它的市場效率為第一分配原則。哪一個經濟行為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付出的成本較低，同時具有價格優勢，那么他可能獲得的利潤或效益就相對多。
二、墨學中的“兼愛”、“交利”思想的主要內容
“兼愛”、“交利”思想是墨家文化的核心，且“兼愛”學說是現代人類公德得以成立的基本價值，也為市場經濟行為提供了道德依據。它的論證方式是“實踐理性”的方法，而現代市場經濟的文化正是依靠普遍的社會道德經驗事實的理性分析或推理來尋求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兩者是契合的。
1.“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提出“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為自己學說的宗旨，并以“兼相愛，交相利”作為實現這一宗旨的基本原則。所謂“天下之利”，除指“天下之富”外，還包括“天下之治”，也就是社會各等級、各成員之間的“和調”；“天下之害”，就是相互攻伐、篡奪，即“交相賊”。墨子把“交相賊”的原因歸結為“不相愛”、“別相惡”。為了“興利除害”，他主張用“兼相愛，交相利”的道德原則取代“別相惡，交相賊”。墨子認為，社會成員雖然貧富有別、貴賤有等，但作為道德主體卻是平等的。為天下興利除害是一切道德行為的目的，也是道德價值之所在。道德之所以“貴”，在于“義可以利人”。反之，“虧人自利”則“不義”。
2.志功為辨
墨子從強調功利出發，在中國倫理史上，首先提出了“志”、“功”這對范疇，認為對行為道德的評價，應“合其志功而觀焉”。有將動機與效果統一起來的思想因素。動機與效果是一對有關道德評價的基本范疇。在道德評價中，應該如何處理動機和效果的關系問題，墨子認為“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人們做事的動機是好是壞，要看事情的效果如何。要根據道德行為對社會的影響來評價其善惡與否同時，也不可以對人們的行為動機不聞不問，要“合其志功而觀焉”。
3.兼以易別，以兼易偏
墨子在尋找社會弊端的病根時，指責了“不相愛”的道德現狀。之后墨子又提出要以“兼相愛”來代替“不相愛”：“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易之，譬之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墨子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用兼愛代替偏愛”的命題。他主張的“兼愛”之普遍平等的愛，及不分血緣的親疏和等級的貴賤而給予無差別的愛。
三、“兼相愛，交相利”作為中國市場經濟道德規范的可能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建設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某些方面仍不夠完善，尤其是市場主體的行為，常常出現道德失范的問題。因此，如何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除了法律，我們還應該尋求一種人文精神，從思想上約束經濟主體的行為。而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這種精神正是當今市場經濟道德建設所需要的。因為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思想與市場經濟的基本道德存在著許多一致之處。
(一)興利除害與功利主義
在墨家的“兼愛”學說中，為天下興利除害的思想實質上是一種功利主義的道德觀，這與市場經濟活動中應遵循的價值原則——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
墨子認為“交相賊”的原因是“不相愛”、“別相惡”，而事實上“別相惡”是由于人們在追求個人利益時，產生了利益沖突而造成的。所以墨子主張“兼相愛、交相利”，他認為應該“興天下之利”，因為只有當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滿足的時候，真正的個人利益才能夠實現。這與功利主義的價值原則是十分一致的，兩者都主張義與利的兼容，認為人的個體行為必須符合社會整體的利益取向，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功利主義對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市場主體在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必須考慮社會的公共利益，因為如果整個市場是“交相賊”的狀況，個人的利益根本無法得到保障，所以只有“天下之利”得以實現，才能使每個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滿足。
對于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興天下之利”的道德思想是需要提倡的。近年來，中國的經濟領域出現了種種令人矚目的不道德行為：交易中的誠信缺失、為追求商業利潤而對環境的污染、傳銷行為的日益泛濫……這些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正影響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應該讓市場的行為主體明白，對公共利益的破壞并不能真正的實現個人利益，即使實現了，那也決不是長遠的、永久的利益，只有在保證“興天下之利”的情況下，個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全面、持續地發展。
可以說，經濟學提倡的重視效率，是相對于社會總體效率而言的。因此，評價市場主體經濟行為的效率應看其是否有利于整個社會的財富的增加，應把他的動機與效果相結合。首先，一定要注重市場主體行為的實際后果，要根據道德行為對社會的影響來評價善惡與否。同時，絕不能采取對市場主體行為的動機不聞不問的實用主義態度。即在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不僅要注重提高經濟效益，還要以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目標來參與市場經濟的建設，把動機與效果用以起來，做到“合其志功而觀焉”。
(二)兼以易別與公平分配
墨子所提倡的“兼以易別”傳達著平等、博愛、民主的理念，這與市場經濟的公平分配原則極為類似。
墨子“兼愛天下”的道德理想從根本上反對了“愛有等差”的思想，認為應該以平等的、無貴賤之分的愛來代替偏愛，表達了墨子對民主社會的向往，體現了他對公平分配社會資源的理想。這種保證社會主體地位平等的原則正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市場經濟不管人是怎樣的出身或等級，都按照每一個經濟主體在市場活動中所做出的有效貢獻來分配效用價值，它反對不勞而獲、無功得利。兩者同時看到了社會財產的公平分配對整個社會的重大意義，
公平的分配原則對當今的中國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它既是公平的又是最優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努力尋求可行的“公正”配置機制，來解決社會收入合理分配問題，從而緩解貧富差距擴大的局面，以實現共同富裕，達到理想的和諧社會。
四、結論
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思想作為中國市場經濟的倫理道德原則是可能的，它既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又與市場經濟的許多道德原則相一致。因此我們應該給予“兼相愛，交相利”更多地關注，它有助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能力本位觀的確立；有助于系統的建構和確立基于平民精神、平民的生存哲學或公共哲學；有助于確立個體本位與重視社群相統一的新價值觀，兼愛理論的闡揚可以作為當代人文精神的傳統生長點和創造性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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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飆漲;實體經濟;虛擬經濟;存在問題;對策
近半年來,我國房市、股市飆漲:房屋銷售面積迅速增長,房價快速飆升;全球股市亦在美股帶動下一路盤升,衰退所造成的陰霾一掃而空,經濟前景也儼然光明起來。但這只是虛象不能算真的復蘇,而可能是新泡沫的到來。美元金融泡沫后各國印鈔紓困的龐大金錢造成通脹預期而出現的投機潮。當前經濟體系、生產與消費不振,失業及低度就業普遍,但另方面則是國際熱錢更加泛濫,具有資產意義的股市房市、具有投機意義的期市匯市也變動幅度擴大。究其原因應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背離。
1.實體經濟
所謂實體經濟是指用于描述物質資料生產、銷售以及直接為此提供勞務所形成的經濟活動,如農業、工業、商業與交通運輸等。實體經濟的穩定運行對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維護社會經濟秩序非常重要,是財富的真正來源。
2.虛擬經濟
虛擬經濟是指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的的持有和運動,既包括股票、債券、外匯等傳統金融資產又包括由金融創新所派生和組合的各種衍生金融工具. 這時貨幣資本不經過實體經濟循環就可以取得盈利,是直接以錢生錢的活動。
虛擬經濟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高風險性。可分為客觀風險和主觀風險。客觀風險指從過去數據中不可能完全準確地預測未來。主觀風險來自于人們對預期收益主觀估計錯誤。此外,內部交易、莊家操縱、信息披露不真實等違法行為的存在,也會造成虛擬經濟的高風險。二是寄生性。虛擬經濟系統是由實體經濟系統中產生,又依附于實體經濟系統的。它的寄生性表現在其運行周期大體上取決于實體經濟的運行周期,但短期的背離是可能發生的。由于虛擬與實體兩種經濟系統之間聯系緊密,在實體經濟中產生的風險,例如產品積壓、企業破產等,都會傳遞到虛擬經濟系統中,導致其失穩。而虛擬經濟系統中的風險,例如股票指數大落、房地產價格猛跌、銀行呆賬劇增、貨幣大幅貶值等,也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嚴重影響。在市場經濟中,實體經濟已不可能脫離虛擬經濟系統而運行。三是周期性。虛擬經濟的演化大體上呈現出周期性特征。一般包括實體經濟加速增長、經濟泡沫開始形成、貨幣與信用逐步膨脹、各種資產價格普遍上揚、股票與房地產價格不斷上升、外部擾動造成經濟泡沫破滅、各種金融指標急劇下降、人們紛紛拋售實際資產和金融資產、實體經濟減速或負增長。這種周期性并不是簡單的循環往復,而是螺旋式向前推進的。虛擬經濟總是處于膨脹、泡沫生成、泡沫破滅、緊縮或者崩潰這樣一種循環運動中。
3.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著極其密切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誰也離不開誰。
3.1 實體經濟借助于虛擬經濟
第一,虛擬經濟影響實體經濟的外部宏觀經營環境。實體經濟要生存、要發展,除了其內部經營環境外,還必須有良好的外部宏觀經營環境。這個外部宏觀經營環境中,就包括全社會的資金總量狀況、資金籌措狀況、資金循環狀況等。這些方面的情況如何,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實體經濟的生存和發展狀況,而這一切都與虛擬經濟存在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因此,虛擬經濟的發展狀況如何,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實體經濟的外部宏觀經營環境。第二,虛擬經濟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增加后勁。實體經濟要運行、尤其是要發展,首要的條件就是必須有足夠的資金。那么,各類實體經濟用于發展的資金從哪里來呢?不外乎兩條途徑:一條是向以銀行為主體的各類金融機構貸款;另一條則是通過發行股票、債券等各類有價證券籌措資金。從發展的趨勢看,相比較而言,通過第二條途徑解決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需資金問題,會更加現實,也會更加方便、快捷。這樣,虛擬經濟就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后勁。第三,虛擬經濟的發展狀況制約著實體經濟的發展程度。從歷史上看,虛擬經濟的發展過程經過了五個階段,即閑置貨幣的資本化、生息資本的社會化、有價證券的市場化、金融市場的國際化、國際金融的集成化等。事實證明,虛擬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同,對實體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就不同,亦即虛擬經濟發展的高一級階段對實體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總比虛擬經濟發展的低一級階段對實體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要大一些。反之,則會小一些。
3.2 虛擬經濟依賴于實體經濟
第一,實體經濟為虛擬經濟的發展提供物質基礎。虛擬經濟無論是產生,還是它的發展,都必須以實體經濟為物質條件,否則就成了空中樓閣。第二,實體經濟對虛擬經濟提出了新的要求。隨著整體經濟的進步,實體經濟也必須向更高層次發展,也對虛擬經濟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其能夠能夠得到發展。主要表現在對有價證券的市場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程度上。第三,實體經濟是檢驗虛擬經濟發展程度的標志。發展虛擬經濟的初衷是為了進一步發展實體經濟,而最終的結果也是為實體經濟服務。因此,實體經濟的發展情況如何,本身就表明了虛擬經濟的發展程度。
3.3 正確處理兩者之間關系的原則
既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就必須對它們進行很好的處理,不然就會影響到它們的正常發展。一是均衡發展原則。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都對整個市場經濟有促進作用。這就決定了在它們的速度發展上、規模形成上、比例確定上、計劃安排上,都應統一謀劃相互兼顧。二是協調一致原則。經濟發展的實踐已經并將還會告訴我們,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畢竟是兩種性質不同的經濟形式或形態,它們各自的運行方式、經營特點、行為規范、內在要求、營銷策略、服務對象等,都是不盡相同的。在這種情況下,兩者之間就有極大的可能會出現或產生矛盾。其具體表現是,要么是實體經濟脫離虛擬經濟而獨自發展,要么是虛擬經濟超越實體經濟而“突飛猛進”。事實證明,后者是主要現象,其結果就是所謂的“泡沫經濟”。因此,為了防止和遏制泡沫經濟的產生或出現,就必須要強調協調一致的原則。
4.目前我國經濟存在的問題
4.1 虛擬經濟的規模大大超過了實體經濟
虛火上升的表現: 第一,企業利潤增長很快,但是企業的利潤并不直接來自于主營業務或者說在利潤增長的同時,企業的競爭力在下降。第二,資產價格膨脹速度遠遠高于實體經濟增長速度,目前的重要指標在于股票指數與房地產的價格指數增速遠高于工業企業生產增速。深滬兩地市盈率平均高達50倍以上。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平均年經濟增長率為3%左右,國際貿易年增長率在5%左右,國際資本流動的年增長率在25%左右,全球股票總價增加了2.5倍。北京房屋的租售比在200-300之間,我國房地產開發資金構成與國外相比,存在自有資金不足、過分依靠銀行貸款的問題,房地產市場的絕大部分風險系在金融機構身上。目前全國房地產銀行貸款依賴水平在50%左右,而部分大型城市開發商對銀行信貸資金的依賴程度已高于80%。銀行風險同房價上漲成正比例增加,一旦房價較大幅度下降,地產金融危機不可避免。同時高房價成為制約居民消費的障礙。隨著電子商務和電子貨幣的發展,虛擬經濟的規模還會繼續膨脹。
實體經濟衰退的表現:一是就業減少,失業增加。二是居民預期收入減少,消費信心嚴重受挫,消費支出增長停滯,實際所得倒退,通縮日益嚴重。三是企業投資信心低沉,產業活動趨弱。
虛擬經濟的規模大大超過了實體經濟會導致:一是社會兩極化,也是富者越富,股市房市投機日盛;至于貧者越貧,所得倒退,就業情況惡化,通縮日益嚴重。二是企業會放棄實體,走向投機。熱錢流入,虛擬經濟持續升溫,最后實體經濟因缺乏技術創新而失去競爭力,虛擬經濟泡沫破滅,人民幣貶值。三是實體經濟在利用金融資本深化來追求規模效益的同時,開始放棄或者忽視技術創新與管理改進對收益的貢獻。
4.2 稅收政策:目前的稅收制度對于實體經濟的激勵是負效應的,而對于虛擬經濟則是正效應
中國的稅收以流轉稅為主,2007年1-9月,增值稅、消費稅收入占整體稅收比重的達到51%。流轉稅對于實體經濟的影響是直接的,特別是生產型的增值稅對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起到了抵消的作用。
對于虛擬經濟來講,中國目前的稅收制度是鼓勵的。沒有對資產增值征稅,物業稅沒有出臺,就不能對房產增值征稅。對于股票轉讓所得,雖然個人所得稅法中規定對此所得要征收20%的所得稅,但是沒有開征。
5.存在問題的對策
5.1 平衡虛實
國家推出防范風險新規控制房市股市泡沫,使其溫和回升而非大幅波動,增強大家的信心,同時加快實體經濟的復蘇:增加信貸用于基礎建設產業換代升級并購,刺激旅游餐飲汽車房產等消費。
5.2 調整稅收結構
考慮開征房產物業稅、資產增值稅,提高股票印花稅、煙酒稅等。
5.3 “危”“機”并存
如果不是此次金融危機,人們也可能不會意識到虛擬經濟不切實際發展帶來的危險,更會迷信美國的金融體系、產品和美圓。而實體經濟此時也可以冷靜地進行反思調整。第一,并非所有行業都遇困,有些行業反而收益,如經濟節能類市場:大娘水餃快餐、大潤發超市、節能汽車電器、自助旅游省內旅游、淘寶網上消費等;第二,加快結構調整產業轉型:這點深圳十年前就進行了,主動放棄污染大、附加值低的玩具制造、制衣行業,定位高端服務+現代制造+高新技術+深港一體化,擁有了華為、比亞迪、騰迅、深交所創業板等效益斐然的領先企業;第三,金融、汽車、石油等企業利用業內世界領先企業的困境,趁機并購,做大做強;第四,減持美元多元化外匯儲備,探索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創立亞元、人民幣自由流通等新方案。
總之,在目前我國國民經濟回升基礎尚不穩固,回升態勢還不穩定的情況下,股市房價如此高漲,讓人擔憂,必須有所警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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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論文摘要：“因貧致病，因病返貧”已成為中國的一個突出社會問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屬于完全貨幣化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實施完全貨幣化的制度具有一定的優勢，但在市場化程度較低的中西部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實施完全貨幣化的制度卻相當困難。中央政府的大力貨幣資助只是一種外部力量，未能通過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地方政府，特別是農戶本身的內因調動、激勵其充分發揮自我力量，從而嚴重影響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推廣工作。因此，結合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具體特點，探析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市場經濟落后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運行困境
1．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完全貨幣化的籌資方
式不符合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市場化程度低的實際情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以貨幣籌資為基礎的一種新型農村居民醫療保障制度，這種完全貨幣化的籌資方式，客觀上脫離了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市場化程度低的實際情況。建國后到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村合作醫療基金主要由集體來承擔，個人只承擔一小部分，而且一般不用交現金，而是以“工分”的形式從集體經濟的收人中扣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采取國家、集體、個人三方投資，強調三方的責任，但在廣大中西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籌資難度相當大，尤其是農民個人自籌的那部分資金。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由于其市場化程度低，集體經濟不發達，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較少，有的地方甚至根本無力支持合作醫療的最低基金籌集。對于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民個人來說，盡管每年不少于10元的參保金的數額不大，但對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民來說，經濟落后，交通又不方便，七溝八梁一面坡，幾年進不了一回城，一家幾口人，叫他們每年拿出幾十元現金來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確非常困難。
2．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中西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很難保障農村居民的基本醫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遵循自愿參加，多方籌資，以收定支，保障適度，先行試點逐步推廣的總體原則是正確的，但相對于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而言，仍是一種“富人”保障原則，也就是說只有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富人”才能繳得起合作醫療保障金，而真正需要保障的窮人，通常也是最需要幫助的人，因收^過低，繳不起合作醫療保障金，而無法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享受國家給予的合作醫療待遇。但當“參合率不能轢時，強迫命令就出臺了。“新合醫”成了政府對農民施惠的代名詞，農民成了被動的受惠者”。這不僅不符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突出對經濟弱勢群體保護的—般陛原則，而且在醫療公平性方面易于兩極分化，富裕居民的醫療衛生需求可以得到滿足，多數貧困居民的醫療衛生需求，出于經濟原因很難得到滿足。同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自愿參加制度必然形成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個群體，針對體制外人員侵蝕體制內資源的問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難以避免。
3．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缺乏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籌資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曾在農村合作醫療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建國后到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主要依托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基礎。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實行了，集體經濟組織基本解體，缺少集體經濟支撐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資金籌集失去了這一穩定可靠的保障基礎。因此，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設計忽略了農村集體經濟這個穩定可靠的保障基礎，從而直接導致了其運行的持續性難以為繼。
二、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特點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
(一)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特點
1．市場經濟發展落后，農民人均貨幣收入低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民的生產收入主要來自各種農產品等實物收入，其中一部分由農民直接消費掉，剩余部分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當地交通不便的影響，很難通過流通轉化為貨幣來形成農民的貨幣收入。據2004年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絕對貧困人口2610萬人，其中西部l2個省區為1305萬人，其人均年收入為668元。而他們的大量農產品卻因為交通不便運不出去而賣得非常便宜，有的甚至爛在地里無人收購。比如，在云南西盟佤族自治縣的岳宋鄉有一個叫木古壩山寨，那里的茶葉是絕對的綠色產品，可是1斤茶葉只賣到2元錢，如果拿到城市賣，絕對可以賣到50元以上。木古壩的1斤茶葉在城里可以換到l0斤雜交稻種子，城里的1斤雜交稻種子在木古壩卻能換到8斤茶葉。
2．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貨幣經濟缺乏，實物經濟普遍存在。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和價值尺度，其作用應該是與實物經濟的運行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依存的，是為整個社會生產和經濟的正常運行服務的，其總量和構成都應該與實物經濟相適應，而不應該脫離實物經濟獨自運行。因為貨幣脫離實物經濟而獨自運行雖然可能使個別經營者達到資本增值的目的，但對整個社會生產來說，不僅沒有增加任何東西，而且還可能使社會資源的配置指向錯誤的方向。然而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貨幣經濟的運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與實物經濟的運行脫節，具有了自己的領域，自己的運行軌跡。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多數農民人均年純收入中近50％為實物收入，農產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給自足為主。
3．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過剩更為嚴重。我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大國，農村勞動力約有5億左右，占全部勞動力的70％，而且每年還要新增幾百萬人，增長遠遠超過了農業生產的需求，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十分突出。據測算，根據現有的土地承載力，我國農業僅有1—2億從業人員就足夠了，剩下的一半以上的剩余勞動力亟需轉移。尤其是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過剩數量更為可觀，估計勞動力中有60％一75％為剩余勞動力。加快對這些剩余勞動力的轉崗技能培訓步伐，以區域化帶動專業化，在剩余勞動力中創造勞務品牌，鑄造勞務名牌，并使創牌的觸角不斷向高技術行業延伸，從而促使剩余勞動力在勞務品牌形成中逐漸升值，增加農民收入，乃當前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勞務化的當務之急。
4．環境劣勢和自然資源優勢同時并存。我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大多位于西部，雖然那里的自然條件惡劣，山高坡陡，水土流失嚴重，草地狀況日益嚴峻，生態環境脆弱，生態率和土地產效率普遍低下，但是這些經濟落后地區擁有豐富的礦產等自然資源。在全國已發現的160多種礦產資源中西部地區均有發現，特別是能源、金屬礦產以及生物等資源在全國占有顯著地位，其中45種重要礦產資源潛在總量約占全國的40％，開發潛力巨大。以陜西陜北貧困縣為例，一方面，這些地區七溝八梁一面坡，生存環境惡劣；另一方面，這些地區擁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等資源。一般來說，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大多為這種情況。
(二)市場經濟落后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
在任何一個經濟體中，非貨幣收入都是相當重要的。據美國經濟學家估算，在美國這樣發達的市場經濟中，非貨幣收入平均占收入總量的25％左右。根據我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社會經濟和自然資源特點，要在這些地區推行貨幣化程度很高的新型合作醫療制度是十分困難的。因此，筆者認為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可以探索建立非貨幣化的以實物合作為主的醫療制度，充分利用當地優勢特點，從而使之“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其可能的發展路徑有：
1．如果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土地資源豐富，就可以建立以土地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在我國現階段，土地不僅是重要的生產資料，也是廣大農民的生活保障，土地作為保障手段對窮人尤其重要。我國土地資源分布很不均勻，西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土地等自然資源非常豐富，但海拔高，自然環境復雜，分散的家庭承包經營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個體農戶對土地資源的開發力度與利用效度，從而導致土地等自然資源對缺乏勞動力的個體農戶的保障作用失靈。在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如果土地資源豐富，那么建立以土地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不僅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合理使用，提高經濟效益，調整產業結構，推進農業規模2．如果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就可以建立以勞務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勞務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一種新型貿易方式，現已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外匯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在我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勞動力作為一種特殊商品的概念已逐步被人們所理解和接受。我國部分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但勞動力素質很低。這不僅表現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自然條件差、飲水不衛生、醫療衛生條件落后從而導致市場經濟落后地區部分農民的身體素質差方面；還表現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低方面。在這樣的“貧困——人口多+素質低一貧困”的惡性循環地區，現行的合作醫療制度僅起著外因作用，難以通過內因發揮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真正效用。拉文斯坦首創的“推拉理論”告訴人們，人口流動是“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結果。推力包括人口增長、低生活水準、缺乏經濟機會等；拉力包括勞動力的需求、在新居住地改善生活的可能性、獲得更多的經濟機會、優惠的勞動力政策等。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勞動者在勞務市場上不停地交流和比較各種信息，做出流動與否的決策，對當事雙方都有好處，勞動力富裕國家輸出勞動力，可以減少潛在的社會經濟壓力；勞動力接受國似乎也從中找到了解決勞動力短缺的辦法。因此，在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的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可以建立以勞務合作為主其他資源為輔的合作醫療制度。譬如，政府高效擔當起自己的服務角色，加強對國際勞務市場的調研，建立境外勞務信息網絡，搶占先機，對外承包勞務市場，對內給予一定支持，建立勞務綜合培訓基地，每年甚至每個季度都挑選出一批勞動力進行對口的職業技能強化培訓。達到培訓要求的學員，如果能勞務輸出，就可以為國家賺得外匯，政府按其賺回外匯的多少，給予其家人一定比例的醫療支付補償金，其標準不低于現行合作醫療的保障標準；達到培訓要求的學員，如果能在國內流動，流^地政府也可依據合理的標準，對其家人進行—定的醫療支付補償金，以保持流人地一定的勞動力數量，從而解決“民工荒”的困境。這樣，政府的外部力量不僅有利于通過內因長效激勵流出地勞動力積極主動改善自身素質和技術層次，而且有利于農民增收和農村脫貧，推動地區經濟和社會持續協調發展。
3．如果一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既無一定的自然資源，也無可利用的社會資源，那么在這樣的地區，只能發展外援型合作醫療制度。外援方式在當今國內外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從國外來看，非洲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非洲國家中有相當部分地區，自然資源匱乏，社會資源也不豐富，外部援助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其經濟發展，同時也增進了這些地區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從而進一步促進了其經濟社會的發展。在醫療衛生方面，外部援助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20世紀末，肯尼亞，津巴布韋等國利用外部援助，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長，肯尼亞婦女的總生育率由1977年的811個降至1993年的514個。贊比亞利用外部援助，解決了其西部省的大部分農村人口的飲水問題，僅1985—1993年，由援助而興建的水井高達108眼，使2115萬人從中受益。從國內來看，寧夏在總體上是一個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都相對貧乏的省區，但寧夏是在全國較早利用外援的省區之一，其實施的外援項目，無論數量、質量、效果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使寧夏的生態得到了很快恢復，農民生活環境和醫療衛生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由此可見，如果一個經濟落后地區既無一定的自然資源，也無可利用的社會資源，在這樣的自身力量相當薄弱的地區，實施現行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難以為繼，那么發展外援型合作醫療制度乃其最佳選擇。發展外援型合作醫療制度，爭取外援、借助外力、加快發展，需要制定一套專門針對本地區具體情況的醫療衛生服務引進計劃，同時，依據循證醫學可知，大部分的疾病是與環境污染、營養不良和生活習慣不良直接相關的。因此，在利用外援時應將農村衛生的重點放在普及基本衛生服務的基礎上，將預防保健、基本醫療和健康促進等社區衛生建設結合起來，這樣，農民的受益面最大，受益程度也最深。利用外援方式改善市場經濟落后地區人口的健康狀況，其關鍵在于強化政府牢固樹立群眾利益第一的觀點，切實落實項目責任制，信守各項協議，確保項目的順利實施。
4．根據具體情況，也可建立以上三種路徑的混合模式。混合模式的建立必須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遵循優勢互補的原則，在結合當地豐富的土地等自然資源，豐富的勞動力等社會資源的基礎上，有效利用外援，充分發揮三種路徑的各自優勢，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本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在混合模式中，可以合理發展土地、勞動力密集型農業技術，積極扶持農產品加工企業的技術引進和改造，切實提高農產品精、深加工和綜合利用水平，鼓勵企業以農民醫療衛生事業為利益聯結方式，帶動基地和農戶共同發展，實行農業從“土地——產品——加工——流通與銷售——農民醫療衛生事業——農業的進一步投入”的規模化經營。
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選擇對策
1．非貨幣型發展路徑選擇應當遵循多樣化、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原則。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情況復雜多樣，因此在選擇非貨幣型發展路徑時應遵循多樣化和因地制宜的原則，不能搞一刀切。一是要充分認識建立非貨幣型發展路徑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我國農村地域廣大，人口眾多，走非貨幣型發展路徑的工程量很大。同時，我國各地區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均衡，選擇非貨幣型發展路徑應因地制宜，采取多種多樣的模式，以滿足不同發展程度地區農民對醫療保障的需求。
2．選擇非貨幣型發展路徑應積極探索建立合作醫療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為農民提供社會化服務的組織形式之一，是新時期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和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它既能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增強農民的支付能力，又能節約市場的交易成本，還能維護農民的自身利益。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以非貨幣型農村合作醫療為號召發展合作經濟，容易產生吸引力和號召力，也許這是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的一個新的突破口。
3．政府應把發展合作醫療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列為非營利性組織，利用各級政府的扶貧資金給予支持。基于目前我國國情，衛生資源的投入能力有限，非營利性醫療組織應該在我國醫療服務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對于非營利性醫療組織的發展，政府應通過引導、調控和支持等方式，為其發展積極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對這種合作經濟組織在管理上也可采取招標承包經營的方式進行。2．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貨幣經濟缺乏，實物經濟普遍存在。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和價值尺度，其作用應該是與實物經濟的運行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依存的，是為整個社會生產和經濟的正常運行服務的，其總量和構成都應該與實物經濟相適應，而不應該脫離實物經濟獨自運行。因為貨幣脫離實物經濟而獨自運行雖然可能使個別經營者達到資本增值的目的，但對整個社會生產來說，不僅沒有增加任何東西，而且還可能使社會資源的配置指向錯誤的方向。然而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貨幣經濟的運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與實物經濟的運行脫節，具有了自己的領域，自己的運行軌跡。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多數農民人均年純收入中近50％為實物收入，農產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給自足為主。
篇6
（一）國家鼓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對農村信用社完善產權結構有巨大促進作用。
農村信用社改革成功的關鍵是普遍建立了以私人企業股權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產權結構，解決了長期以來產權不明、責權不清的問題。同時，鼓勵員工持有股權，使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員工關注企業發展的內在動力普遍增強。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肯定，對農村信用社進一步深化產權改革、完善混合所有制的農村商業銀行將是巨大的促進。
（二）國家對普惠制金融發展的重視，為農村信用社發展提供巨大機遇。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發展普惠制金融，鼓勵金融創新，豐富金融市場的層次和產品，這既對農村信用社加快發展、改善服務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機遇。江西省農村信用社以服務“三農”、支持中小微企業、助力縣域經濟發展為特色，率先在全國力推農戶小額信用貸款、下崗再就業貸款、中小微企業貸款、林權抵押貸款，通過建立各種形式的信用共同體，解決弱勢群體授信中的抵質押不足和信息不對稱等難題。多年來，江西農村信用社以占全省金融系統18%左右的資金來源，發放了2/3左右的涉農貸款、再就業貸款和1/3以上的小微企業貸款，成為農村金融主力軍和服務縣域經濟的主力銀行。我們深切體會到，發展普惠制金融、服務弱勢群體，有廣闊的市場空間。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著力于解決老區和貧困地區的發展差距問題，著力于為農民創造更多的財富增長機會，這些都是農村信用社發展的利好和大有作為的方向。
（三）國家加快金融改革創新的大思路，有利于全面提升農村信用社市場競爭力。
持續改革創新是農村信用社競爭力的源泉。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提高直接融資的比例；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下的可兌換；建立存款險制度，完善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這些都揭示出金融體制改革的正確方向。只有實施金融開放，讓市場決定貨幣的價格和匯率，才能真正發揮好金融在市場經濟資源配置中的應有作用。在市場經濟中，貨幣運動的本質是商品和要素的運動，只有讓市場決定利率，才能把資金引向效益好、效率高的方向；只有實行在開放條件下的浮動匯率，才能真正表達一國貨幣的購買力并使外幣的供求與開放型經濟的貿易和投資需求一致，資源配置就不會扭曲。應對金融改革的新形勢，農村信用社應加快轉型步伐，增強價值創造能力，提高客戶服務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從機制、體制、產品、服務和業務手段等方面，加快邁向現代銀行的步伐。這樣才能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并為區域經濟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四）國家重視政府職能轉換，有利于農村信用社構建良性政銀企關系。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十分強調解決政府的錯位和不到位問題，有利于建立市場經濟下新型的政銀企關系。建立政銀企良好的互動關系，是農村信用社立于不敗之地的保證。這些年，江西農村信用社積極融入區域經濟發展之中，成為實現縣域發展戰略的重要金融手段，日益感受到政府職能轉換對金融企業發展的重要意義。作為深化改革的重點之一是政府職能的轉換。政府的角色應彌補市場的不足，成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公共資源的配置者、宏觀經濟的調控者和優良環境的維護者，使金融企業處于更有效的發展環境之中。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和誠信經濟，金融產品和服務都是跨時空的價值轉移，需要法制和誠信來保證。政府減少行政審批事項，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有利于企業自主競爭。政府致力于打造統一的資產登記制度，建立社會征信體系，將改善金融生存的環境。
（五）國家重視生態環境的改善，為農村信用社優化資產結構提供機遇。
篇7
一、勞動力價格低廉對經濟的不利影響
一是在消費方面，我們知道，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是最重要的。而收入是消費需求的主要決定因素。當收入水平較低時，人們的購買力較低，消費率就較低，這意味著消費品市場將會受到嚴重影響。不僅如此，消費率偏低，會使快速增長的投資最終失去需求支撐，以至造成經濟火衡。一般地，投資增加會帶來生產能力增加，但如果最終消費沒有相應提高，必然導致產能大量過剩、企業效益卜降、銀行呆壞賬增多等經濟失衡現象。
二是在產業結構方面，一般地，在產業結構不斷適應需求變化的過程中，人們的工資水平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工資水平及其在分配上的差異，及各種商品需求的收入彈性的不同，使需求結構呈現山多樣性，從而導致產業結構在適應需求結構的演變過程中不斷升級。顯然，工資水平低，必然影響到產業結構的演進。
二是在收入差距方面，國際上衡量收入分配差距一般以基尼系數為指標，基尼系數越人，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大。由于低收入者一般是普通勞工，他們以低報：資作為其唯一收入來源，而高收入者特別是企業主卻可以從持續的低―卜資中不斷積累財富，形成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局面。毫無疑問，當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時，這就不僅是影響到人們的消費，影響到產業結構的演進，影響到工業化的進程，如果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話，還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阻礙經濟持續發展。
四是在對外貿易與國際競爭力方面，一般地，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都相對較落后，綜合實力不強，因此，要謀求經濟和貿易的發展必須遵循比較優勢原則。我國也不例外，我國的比較優勢主要建立在勞動力廉價這一要素稟賦基礎之上。改革開放20多年的實踐表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確實對我國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是提升中國經濟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力量，其意義重大。但是，我們必須警惕一種現象，即如果一個國家是以勞力的超低價來刺激出口，那么出口越多，出口國的生產者得到的收益反而越少，這個山口國也就會越貧窮。這就是所謂“貧困化的貿易增長”理論所告誡我們的。
五是在社會保障方面，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也與工資水平偏低有著密切的聯系。工資水平偏低，會給社會保障帶來了較大的影響和壓力。這主要體現在二個層面上：首先，廠資水平低、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形成對未來財政負擔的壓力：其次，工資水平低、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形成對個人保障的壓力；另外，工資水平低、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形成全社會壓力。六是在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城市化進程方面，一般地，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市，主要取決于城鄉實際收入差異，只要城市工業部門的一般工資水平高于鄉村農業且一般工資水平達一定比例，農民就愿意離開十地遷移到城市中謀求新職業。但根據劉易斯的估計，外山農民的收入要比留在原地高出人約30％以上，農民才會遷移城市，而當工資水平較低時，處于消極保護自己權利和理性考慮，農民工會返回農村，這意味著城市化進程會受到影響。
上述這些影響，我們已從2004年發生的“民工荒”現象中深切地感受到了。農民工不僅工資水平低，生活水平低：而且，他們還難以融入當地樸會，難以融入工業化進程之中，跟城里人仍然是“兩張皮”的關系，被市場所分割。這止是中國勞動力廉價之危。
二、勞動力價格低廉產生的原岡
中國勞動力價格低廉或工資水平較低有其客觀原因，首先，中國經濟是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農村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農民收入水平很低，這種情況客觀上使城市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維持在較低水平上。其次，中國就業結構、產業結構等各種矛盾十分突出。由于勞動力供給遠遠超過需求，當傳統行業卜崗失業人員急劇增加后，許多人再就業困難。政府為維護社會穩定，對城鎮低收入家庭普遍實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地還實行了最低工資制。這種狀況也使得工資水平維持在較低水平成為可能。另外，勞動力自身的生產和再生產投入低，受教育程度低，人力資本不足。這也使得卜資水平只能處于較低水平上。
除上述客觀原岡外，中國工資水平較低還有著其他原岡。
首先，高積累政策是導致工資水平長期偏低的主要原閃。五十年代，出于當時政治經濟形勢的考慮，政府實行優先發展重：卜業的戰略。為了解決優先發展重丁業所需資金，一方面，在城市，政府實行包括農產品在內的基本生活用品的低物價、低工資、低消費政策以加大積累；另一方面，在農村，國家通過建立城鄉分割體制，嚴格控制農產品的價格，形成工業品利農業品的巨人“剪刀差”，以從巨大的農業人口獲得的剩余來發展工業。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我國工資一直處于較低的水平。即使在改革開放后的今天，低工資政策仍然沒有多人改變。
其次，勞動力市場不健全是導致工資水平偏低的義一個主要原岡。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有了一定的發展，然而受二元經濟結構以及長期形成的制度性和社會性岡素的影響，勞動力市場呈現山斷裂和分割的狀態。一方面，從分割的勞動力市場看，市場在決定：工資水平方面的作用還受到限制，以至全社會不能形成均衡的工資：另一方面，在普通勞工特別是農民工的勞動力市場里，勞動力供求雙方權利和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不平等的勞動關系使得普通勞工的工資受到歧視和壓制，以至長期處于較低水平。
三、解決現階段我國工資水平偏低的幾點建議
顯然，改革目前的低工資制度，適應經濟的發展需要，是當前的必然的選擇。那么，我國的工資應如何改革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呢?
首先，應當明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工資水平應由勞動力市場來確定。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讓勞動力價格真正得以體現。為此，要建設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以契合勞動力供給與需求關系，滿足各層次人員的需求，促進我國勞動力資源的止常合理流動。通過市場作用，重新配置勞動力資源，使勞動力價格真止得到體現，并以此推動就業結構的合理調整，促進就業增長，推動經濟增長。
其次，市場經濟要求社會分配必須與生產相聯系，適應生產的要求，反映生產的規模。這里，一方面，從宏觀看，我國工資增長率長期低于GDP增長率；另一方面，從微觀看，企業資本通過低：廠資已快速積累起來，因此，適應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在社會分配上應相應地提高工資水平。況且，我國經濟目前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商品范圍還比較小，市場發育不全。造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岡之一，就是低：工資制。因此，為促進我國市場的發育，應提高居民的下資水平。
篇8
[關鍵詞] 絕對地租 土地所有權 房價
在房地產業中,由于建筑產品是與土地緊密依存的,它的利潤來源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作為建筑產品的一般利潤,二是作為對土地投資所獲得的地租收入。同時投入不同地塊的等量資本具有不同生產率所產生的被土地所有者占有的超額利潤,是級差地租的一種形式。之所以會產生這種超額利潤其原因有二:一是土地的肥力差別,二是土地位置的差別。因此,拉動房價日高的,并不是房屋造價而是地價――土地使用的價格,即地租。在當前市場經濟的環境下,絕對地租主要以土地使用金的方式出現。據相關資料顯示2009年的土地市場在爭議中完美收官,“地王”頻現、國企拿地、房企囤地等成為爭議的焦點,開發企業、地方政府、銀行成為土地市場“鐵三角”。土地出讓金是這一現象最直接的反應。杭州、上海、北京等70個城市土地出讓金同比大幅增加。“地王”頻現、價格上漲成為土地出讓金最大的推手。2009年,中國70個大中城市土地出讓金共計10836億元,同比08年增加140%,同比“瘋狂”的07年增加49%。其中,杭州(包括余杭、蕭山)土地出讓金高達1054億元,位居全國第一,杭州和上海成為土地出讓金超過千億的兩個城市。政府的收入在土地財政的帶動下增長迅速,但如此高額的土地轉讓金卻被轉嫁到房產消費者的身上,是購房者背上了沉重的債務枷鎖,也加深了銀行的財務風險,若任由其發展下去將不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一、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絕對地租
城市土地是城市發展的重要生產要素,城市地租則是調節城市土地合理使用的經濟杠桿。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條件下農業絕對地租的產生進行了論述,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農業絕對地租時,科學地揭示了絕對地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土地所有權的存在,“使土地所有者能夠以土地所有者資格要求地租的,就是土地所有權。”“土地所有權的恰當表現,是絕對地租”。土地所有權本身就包含了產生絕對地租的可能性,絕對地租的存在必須以土地所有權作前提,正如馬克思指出的:“無論地租有什么獨特的形式,它的一切類型有一個共同點: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權借以實現的經濟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權、以某些個人對于地塊的所有權為前提。”由此可見,任何形式的地租,都是以土地所有權存在為前提的,只要存在土地所有權或土地所有者產權,使用土地就不能不向土地所有者支付絕對地租,而“不管這種土地是處于自然狀態,還是已被開墾”。“作為土地所有權的單純結果來說,地租是壟斷價格”,凡存在土地所有權的地方,地租作為它的“單純結果”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絕對地租的產生除了必須有土地所有權外,還要有土地所有權同使用權的分離。如果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結合在一起,土地所有者又是土地使用者,那么他就可以把資本投在土地上而不付地租。“在地租全然消滅的場合,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是同一個人”,“對他來說,土地所有權不會構成對他的投資的限制”,也就“意味著土地所有權的取消、土地所有權的廢除”所以也就不存在絕對地租這一經濟范疇了。因此,絕對地租的產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即以“執行職能的資本和土地所有權的分離作為前提”。在分離的狀態下,土地使用者為了獲得土地使用權必須向土地所在者支付一定的經濟代價,也就是說,土地所有者手中便享有特權,使其“有權不讓別人去經營他的土地,直到經濟關系能使土地的利用給他提供一個余額,而不論土地是用于真正的農業還是用于其他生產目的(例如建筑等等)”。
馬克思認為絕對地租的存在需要四個前提:(1)土地所有權的存在;(2)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3)土地使用權商品化;(4)市場經濟。我國城市土地屬于國家所有,根據馬克思的論述,我國城市土地具備產生絕對地租的所有權前提。我國城市土地的所有權不僅與使用權可以依法分離,而且土地使用權可依法出讓,因此,我國城市土地具備產生絕對地租的第二個必要條件。1995年1月1日起實行的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為我國城市土地使用權商品化提供了法律依據。在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絕對地租存在的客觀經濟前提。從以上的分析來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城市土地完全具備絕對地租存在的四個前提,也就是說,我國城市土地存在絕對地租。
二、馬克思絕對地租理論的實踐探討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城市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土地利益沖突已經成為社會各種利益集團和利益主體爭奪的焦點,房價已經成為關系到國計民生的最大問題。因此,要建立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堅持以馬克思的地租理論為指導,建立公平合理的土地使用權出讓制度。調整好各類士地利益關系,正確處理好土地利益分配問題,以合理調控房價,建立健康、有序的房地產市場。防止由于富者、強者在土地使用權層面過分集中從而導致的土地私人壟斷;防止房地產過分投機從而導致的地價、房價暴漲,剝奪人民群眾的“生命維持和發展權利”。以實現群眾的購房愿望,以保障貧者、弱者也可以享有基本的居住權利。為實現這一系列目標,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應按照馬克思的地租理論.明確土地資本及其收益的真正主體,有效控制地方政府附著于國有土地的利益,遏制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讓中的非理。針對當前我國城市國有土地出讓中存在的問題,就需要按照馬克思的絕對地租理論,明確各級政府只是在代表全民占有土地,具體行使土地轉讓過程中的相關權益,地方政府在土地上不能夠再享有了獨立于國家和人民的經濟利益,不能違法控制公有土地的所有權和收益權。因此,必須規范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讓中的職責和權限,建立科學的土地開發建設規劃和公開、透明的土地出讓管理制度,公開收支,切斷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讓中謀取的私利渠道,并由法定機關和人民群眾對其予以有效的監督,以保證國家獲得合理的土地收益,防止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讓過程中的非理。
第二、實現城鄉土地經營的集約化和有效配置土地資源,深化土地產權改革,促進土地產權市場化。我國憲法規定:“城市土地屬于國家,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國家所有外皆歸集體所有。”表面上似乎確定了土地的產權主體,但由于實際上產權主體不明晰,因此,在土地所有權實現形式――地租的征收上還普遍存在權利和責任不明確問題。并且長期以來,受各種錯誤思想的影響,我們對馬克思的絕對地租理論認識不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對土地所有權的經濟要求。由于土地產權的缺失以及人們土地權利意識淡薄,因此導致了對土地經營者的監督缺位,我國目前普遍存在的經營權侵占所有權的現象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如土地無償使用、低付費使用、隨意出租、惡意使用等行為。因此,在土地資源管理的改革過程中,我們應該以馬克思絕對地租理論為指導,進一步深化土地資源的產權改革,避免因為產權所有者不到位而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同時應該積極促進城鄉土地使用權的市場化,構建和完善促進土地流轉的法律、法規,為土地所有權的順利實現奠定良好的制度環境和操作平臺。
第三,建立合理的土地出讓收入使用制度.使歸屬于全民所有的國有土地收益真正惠及每一個公民。依照理論,無論土地資本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政府對市政基礎沒施建設和城市公益設施建設的財政投入,都是城市建筑地基產生高昂地租的重要原因。而市民對市政幕礎設施和城市公益設施的分享,便構成了政府或以土地出讓金的主要使用形式。因此,政府收取的土地使用權出讓金,除開成本后的純收入,一方面應用于滿足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和公益沒施建設,另一方面應從土地出讓收益中固定提取相應比例用于廉租房以及經濟適用房的建設,由政府承擔起保障低收入人群基本生存權利的責任,使普通民眾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真正落到實處。
參考文獻:
[1]“2009年中國土地出讓金達15000億元,杭州居全國第一”.搜房網(fdc.省略/news/2010-01-07/3013338.htm).2010年9月30日訪問
[2]馬克思 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頁
篇9
關鍵字:權利金;資源稅;礦產資源補償費
Abstract: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current tax system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China. That have affecte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ate’s ownership of resources thorough economy, and Weakened the regulative action of grading income and the effective use of resources. Moreover have hinder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Oil-gas field Enterprise’s to a certain extent.Foreign major oil-producing countries or regions have carried out the royalty system for the oil gas resources universally, in order to keep u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nd Enhances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oil-gas field enterprise and improve the current tax system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we Suggest using advanced experiences of other countries for reference and uniting oil and gas resources taxes, uniformly collecting the royalty.
Keywords: royalty; resource rent tax; mineral resource compensation
油氣資源不同于其他礦產資源,隨著經濟的發展,已經成為影響世界各國經濟的重要元素,我國實行的是礦產資源稅費并存的制度,憑借所有權向開采海上石油和中外合作開采陸上石油征收礦區使用費,其他油氣田企業征收礦產資源補償費;憑借政治權利向油氣田企業征收資源稅。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深入和油氣資源與國際的逐漸接軌,現行的油氣資源稅費政策與國外的權利金制度有一定的差距,建議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將資源稅和礦產資源補償費合并為權利金,建立油氣資源權利金制度。
1 國外權利金制度
權利金(Royalty)是礦業權人向油氣資源所有權人因開采礦產資源而支付的賠償[1],它是一種財產性收費,即不論贏利與否,均需向資源所有者繳納權利金,是資源所有者經濟權利的體現,其反應的是絕對地租的概念。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實行的是權利金制度,也有稱之為 “礦業稅”、“采礦稅”、“采掘稅”、“地下資源利用付費”、“采礦特許權稅”等,但其含義大體相同。它最早產生于二戰前和殖民地時期,經過長期的改革和調整,權利金制度不斷完善,在一些國家,為了鼓勵盡最大數量地開采油氣資源,防止油氣田企業采富棄貧,最大限度地體現公平,而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級差地租的概念,即根據油氣區塊內在質量差異而按不同的比率征收權利金。權利金制度已成為油氣資源勘查開發過程中一個普遍接受的國際慣例。權利金的收入,在許多礦業大國中,構成了國家財政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1.1權利金的征收方式
大多數國家石油、天然氣采用從價計征或從量計征的方式征收權利金,從價權利金是指按照生產或采出的石油、天然氣的價格征收一定比例的費用;從量權利金是指按照生產或采出的石油、天然氣的數量征收。也有國家的權利金與利潤掛鉤,與投資收益掛鉤,征收方式趨于多樣化[2]。例如,加拿大部分省所規定繳納的采礦稅,實質上是按利潤征收的權利金。
1.2權利金費率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礦業政策以及國際通行的慣例不同,各國權利金費率各不相同,大多數國家的石油、天然氣權利金費率在10%-20%之間。許多國家在調整礦業權制度時充分考慮了不同資源地的生產條件、品位、質量、規模等因素,并根據經濟發展的要求和世界市場的發展變化而不斷調整。如美國1996年2月8日宣布調整重油權利金征收比例的條例以及減少邊際天然氣的權利金的提案。規定對于加權平均API度為6的重油僅征收 0.6%的權利金 ,而對于API度為20的輕質原油征收12.5%的權利金。同時,對邊際天然氣田的權利金實行減免。
部分國家油氣權利金費率[3]
國家 美國 馬來西亞 巴基斯坦 法國 挪威 沙特阿拉伯 委內瑞拉
內陸 外海
權利金
費率 12.5% 16.7% 10% 12.5% 8%-20% 8%-20% 20% 1%-16.7%
1.3權利金的征管
由于權利金專業性強,由稅務部門征收成本比較高,因此大多數國家的權利金由礦政管理部門征收。但征收級別各不相同:例如,美國分別按土地隸屬關系歸由聯邦、州政府征收;加拿大、澳大利亞由聯邦政府征收;巴西由聯邦政府征收;印度由聯邦征收。這些權利金進入國家財政,在財政專立賬戶建立鼓勵油氣資源勘察、開發和保護環境的基金以及作為一般用途。
2 油氣田企業資源稅費存在的問題
2.1資源稅存在的問題
資源稅是以應稅自然資源為課稅對象,為了調解資源的級差收入,按照“普遍征收,級差調解”的原則而征收的一種稅。現行資源稅是1994年開始施行的第二代資源稅,與第一代資源稅相比,改革后的資源稅不再按超額利潤征稅,而是按照銷售量征稅,考慮到資源條件優劣的差別,對各個礦區實行一礦一率。然而現行的資源稅制在施行中暴露出與油氣田企業發展不適應的問題:
(1)資源稅定義為財產性收益不夠準確。我國現行資源稅的定義是國家財產收益,《礦產資源法》第5條規定,國家實行探礦權、采礦權有償使用制度,開采礦產資源必須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繳納資源稅和礦產資源補償費。這種定義混淆了與礦產資源補償費的性質,混淆了國家憑借政治權利征稅,憑借所有權征費的界限。既然資源稅屬于財產性收益,理應歸中央所有,但卻劃為地方稅,這與資源國家所有相矛盾。
(2) 對油氣資源的差別性考慮不夠[4]。考慮到不同油氣田資源條件優劣的差別,對油氣田企 業資源稅設置了原油8-30元/噸,天然氣2-15元/千立方米的稅率區間。鑒于近年來油氣價格的不斷上漲,國家稅務局于2005年7月1日初次調整了油氣資源稅費率,原油調整至14-30元/噸,天然氣提高到7-15元/立方千米。由于油氣田開采不同時期其地質條件、開采難度、資源豐度不同,油氣田產量有一個由遞增到遞減的過程,而資源稅費率一成不變,導致油氣田企業在穩產期獲得超額利潤,在開發后期,隨著所獲收益的降低,提前廢棄油田,導致資源的浪費。資源稅率應該按照油田開采不同時期設立不同的標準,保證油田企業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現行資源稅沒有按油田區塊劃分稅率。即使同一油田也有資源豐度高的區塊,有資源豐度低的區塊,相互之間級差收入相當懸殊,不同油田之間地質構造、資源豐度相似的區塊在征收資源稅方面卻相當懸殊,從而導致對資源豐度不均進行級差調節作用失效。
(3)資源稅從量計征不夠合理。資源稅征收理論上應該體現公平的原則,由于不同的油氣田因儲量、井深、原油性質等資源條件的不同,經濟效益存在差異。第二代資源稅采用從量計征,即不論盈利與否,盈利多少,都按照礦產品銷售(自用)原礦產量的一定標準固定征收,與資源是否存在級差收益無關。而且在國際原油價格持續上漲的情況下,過低的資源稅率使級差收益基本流入到企業,顯示不出資源稅調節級差收益的職能。資源稅從量征收,容易造成采富棄貧,不利于油氣資源的合理利用和保護,而且反映不出資源市場價格的變化,不符合市場經濟國家礦業稅收向遞增稅制發展的趨勢。
2.2礦產資源補償費存在的問題
礦產資源補償費制度是我國礦產資源有償制度的主要內容,開征礦產資源補償費并以此保證國家資源性資產權益的實現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油氣田企業的礦產資源補償費存在的問題如下:
(1)補償費費率過低。礦產資源補償費率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的高低反映的是資源供求的平衡關系,資源也是一種生產要素,也要遵循供求平衡決定市場價格的基本規則。對于石油資源來說,我國資源補償費費率低,不足以反映國家礦產資源的所有權。在性質上我國的礦產資源補償費相對于多數市場經濟國家的權利金,而且起步費率較低,僅為1%,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甚至比一些發展中國家還要低。
(2)礦產資源補償費名不副實。石油資源作為一種不可再生資源,它的消耗要得到相應的補償,礦產資源補償費起初的征收目的是為了補充地質勘探經費的不足,保證礦業經濟及社會經濟再生產的繼續運行。礦產資源有償開采實質上是在礦產資源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的前提下,國家憑借礦產資源所有權地位向開發使用礦產資源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收取相應費用的行為,從而保證其所有者權益的實現。我國的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是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而形成并初步發展起來的。礦產資源補償費體現礦產資源所有權,其收入應上繳國家,歸全民所有,但《礦產資源補償費征收管理規定》第10條卻表明資源補償費由中央和地方共享,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3)礦產資源補償費的有關規定油氣資源不適用。首先,《礦產資源補償費征收管理規定》中有關減免稅的情況都是涉及固體礦,在開采油氣資源時,由于存在低豐度、低滲透、低產能的油氣區塊,導致石油企業開采利潤的減少,油氣開采企業無法依據《礦產資源補償費征收管理規定》申請減免。其次,補償費的計算公式不適合油氣資源。礦產資源補償費計算公式為:礦產資源補償費金額=礦產品銷售收入×補償費率×開采回采系數。其中,“開采回采系數”適用于固體礦藏,而石油、天然氣屬于流體礦藏,開采時是利用地層壓力將其從孔隙中抽出,每一個油氣開發單元都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從開發到廢棄,需要幾十年的時間,這樣,在這段期間內是無法準確算出其開采回采系數的[4]。
(4)礦產資源補償費管理體制不合理。礦產資源補償費應當是國家憑借所有人的身份向資源的使用者征收的,理應由代表所有者利益的政府礦業主管部門征收。在實際操作中,由于有一批市(地)、縣(市)級地礦行政機構沒有進入政府序列,經費沒有進入地方財政,人員工資和工作經費靠自收自支解決,有的地礦行政機構過度膨脹,經費過高,存在將礦產資源補償費截留挪用的現象。
3 實施權利金制度的必要性
鑒于油氣資源稅費存在的上述問題,筆者建議取消資源稅和礦產資源補償費,統一實行權利金制度。其必要性表現為:
(1)實行權利金制度是維護國家資源性資產權益的需要。權利金屬于財產性收益,國家作為所有者讓渡了油氣資源的使用權,作為資源的開采者,無論盈利與否,只要開采了國家的油氣資源,均須向國家付費。另外,隨著國內石油大企業的海外上市,油氣價格上漲所帶來的超額收益越來越多的流入到國外投資者手中。摒棄舊的資源稅制,建立維護國家資源所有者利益的權利金制度刻不容緩。
(2)實行權利金制度是與國際接軌的需要。國外主要產油國或地區對礦產資源實行權利金制度,隨著我國加入WTO和市場開放程度的提高,參與競爭與合作的機會大大增加,實行權利金制度容易被國外石油公司所接受,促進我國油氣勘探開發市場的對外開放。
(3)實行權利金制度是規范資源稅費制度的需要。我國現行的資源稅費體系不僅很難適應資源資產化管理的需要,而且稅費并存導致稅費之間調節作用和效力不協調,還有重復征稅的嫌疑。不合理的稅制加大處于開采后期的油氣田企業負擔,影響企業的發展。
(4)實行權利金制度是有效調節油氣資源合理開發的需要。我國現行的資源稅是對油氣資源的實際銷售數量和自用數量課稅,這樣就客觀的鼓勵了資源的過度開采,致使濫采富礦和采富棄貧的現象普遍存在,造成資源的浪費,嚴重影響了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制定合理的權利金制度,使企業盡量充分開發油氣資源,提高油氣田企業的總收益。
4 實施權利金制度需要注意的問題
(1)權利金費率的確定。鑒于目前油氣資源稅費過低給國家利益帶來的損害,權利金費率應高于現行資源稅費之和,維護國家資源所有者權益。費率的制定應具有靈活性,能夠反應油氣價格的變動,同時為了起到級差調節的作用,建議采用滑動稅率。適當的權利金費率可促使油氣田企業合理充分的開發資源,避免企業為追求自身利益而造成資源浪費,保障企業可持續發展。
(2)權利金的征管部門。目前我國的資源稅和礦產資源補償費分別由礦業主管管部門和稅政部門征收,實行權利金制度后,將由代表所有者國家利益的政府礦業主管部門征收,上繳財政。由于權利金征收的專業性強,這就要求,礦政部門的征收工作與礦業權管理相結合,提高效率,稅政部門放權后,做好善后工作。
(3)權利金的使用方向。建議權利金由中央與地方按比例分成,平衡中央與地方在油氣資源收益上的利益關系。考慮到國家具有資源所有者和社會管理者的雙重身份,國家財政應把部分權利金用于油氣資源的勘探開發以及資源保護,保證油氣田企業可持續發展。劃歸地方的權利金主要應用于補償油氣資源開發對地方環境的破壞,另外地方政府可用來發展本地經濟,促進資源地由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轉化。
(4)權利金的優惠措施。為了鼓勵資源條件差、處于開發中后期的油氣田、邊際油田等低收益或高風險油田的勘探開發活動,促進油氣資源的有效利用,在權利金的設計上要給予一定的優惠,對上述油氣田企業權利金的征收上采取減征或免征。
參考文獻:
[1] 馬偉. 國外礦業稅收制度及其對我國的借鑒. 稅務研究, 2006 年第7 期.
[2] 宋 梅,王立杰,張彥平.我國礦業稅費制度改革的國際比較及建議.中國礦業, 2006.2,第15卷第2期.
篇10
關鍵詞：公平；效率；國有企業改革
一、國有企業概述
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改革已經經歷了將近30年，自90年代中期開始飛速進行，國有經濟結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框架下不斷的深化改革，國有企業退出通道開始打通、職工流動機制初步形成、"企業人"逐步轉變為"社會人"、融資渠道逐漸轉向資本市場國有企業改革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從以往的放權讓利、政策調整進入到轉換機制、制度創新的階段。大批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了有益探索。
國有經濟和企業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啊，但在國有企業改革中也出現了種種問題，例如國有資產的流失，在2004年，香港中文大學郎咸平教授在復旦大學以"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為題發表演講，指責格林柯爾公司董事長顧雛軍以七種手法侵吞國有資產。在這次演講和隨后的文章中，郎咸平教授把國企產權改革稱為"國退民進"的行動，對國有企業產權改，特別是MBO( 管理層收購，這里指國有企業經營者收購本企業)提出強烈批評,還有就是大批國有企業工人在改革中下崗以及在國企改革中出現的尋租行為，導致效率下降等問題。因此國內學者提出對國有企業進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其基本目標首先是解決資源配置和資源利用的效率問題，同時市場機制也能夠大體為每一個人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但是從共同體原則向市場規則轉變時還有一個"起點公平"的問題[1]。
二、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改革開放前后不同時期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十分復雜，能否正確處理好二者的關系，不僅關系到中國在社會轉型時期許多社會問題的解決，而且關系到社會的和諧與健康發展。目前，學術界關于效率與公平問題爭論不一，有以下幾種代表性觀點：
第一、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必然要求。只有效率優先，才能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只有兼顧公平才能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2]。
第二、效率與公平辯證統一。效率與公平不是簡單替代或對立。效率是公平的前提，堅持效率優先，才有利于經濟發展，才能為公平創造必要的物質基礎；公平是效率的保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從總體上體現了公平。效率與公平之間根本是統一、一致的。
第三、公平與效率并重。從科學發展觀的角度，強調發展要全面、協調、可持續，內在地要求在追求效率、追求發展的同時，更要注重公平。
第四、公平優先，兼顧效率論。從分配公平的制度層面，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首先要體現公平。只有在實現收入分配公平的條件下，才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在公平的基礎上，通過激發群眾積極性，提高效率。
第五、效率優先，增進公平。認為效率優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既宣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改革的取向，又鮮明地以因果關系把"效率優先"和"增進公平"二者聯系在一起，不僅看到市場經濟的缺陷，承認經濟發展中會有差距，而且表明要靠提高效率來"增進公平"，縮小差距。沒有效率優先，不用市場競爭機制來發展經濟，不把"蛋糕"做大，則"增進公平就成為無源之水，增進公平應是效率優先的目的和歸宿。
三、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關于公平與效率的問題
在國有經濟與企業改革中，出現了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這導致了效率與公平無法很好的達到平衡，效率與公平的顧此失彼現象時有發生。
第一、職工持股制： 關注公平而非流失
國企產權改革中的確存在"壓低產權價格、侵吞國有資產"的現象。但是對這類現象的廣泛關注和抗議實質不在于國有資產在改制中的流失，而在于國有資產的分配不公。盡管所謂國有資產的"賤賣"被普遍歸人國有資產流失的范疇， 但它與國有經濟部門中因所有者缺位而無處不在的資產濫用和浪費有著性質上的不同。資產的濫用和浪費意味著社會財富的凈損失，而國有資產在轉讓中的" 賤賣"并未造成社會財富的損失和浪費，只是改變了財富在社會中的分配。" 不患貧而患不均"。從這個角度來講， 中國國企改革目前所要面對的真正問題不是國有資產在改制中是否發生了流失， 而是這種改制過程中所發生的財富再分配是否公平。認清這一本質，我們就應將關注的重點放在改制過程的公平上。只有公平得以實現，企業的效益才會與社會效益一致，才能實現企業價值的最大化，才能保證企業以及社會的和諧發展。我們在幾家成功改制的國有企業的考察，也映證了這一觀點[3]。
第二、國企治理中的效率問題
在職工參與度不高的情況下，或者說在一定的歷史階段、 在改制之初， 職工持股無疑是一種較為適合的改制方式，但并非是唯一的和最理想的。很多國有企業在改制后面臨決策權分散問題，因此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采取并股的方式把原來分散的股權相對集中，從而很好的解決了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問題。但僅有這些還不夠，明晰界定產權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結構的前提和基礎，但并不能自動帶來企業的有效治理和高效率，建立健全公司經營者的激勵約束機制問題成為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結構的關鍵。
對于改革中碰到的效率不高，國有資產大量的流失現象，要公平與效率并重，讓市場來選擇，以市場為主導，兼顧公平與效率。
MBO過程中要兼顧各方面利益。首先，國有股的收購價格一般由代表國有資產的地方政府與管理層雙方談判形成，定價透明度很低，就難保其中不發生串謀行為。所以必須提高透明度，讓定價過程受公眾的監督。其次，由于作為收購者的管理者和作為出讓者的股東各自所處的地位及專業程度的限制，很難確定一個比較公平的價格，因此就需要聘請具有專業水準及資格的中介評估機構。要在信息公開的前提下，通過產權交易市場，進行合法、公正的評估。這樣形成的價格才更有說服力[4]。
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改革應該體現社會公平，但更應該遵循效率原則，改革的方向要與市場經濟的總體改革方向相一致，改革的終極目標是要激活傳統體制內被束縛的生產力，勞動力作為最重要的經濟資源是首先要釋放的社會生產力 而不能當成包袱放在社會保險機構中去，改革的方案要能夠激勵一切有勞動能力者自立并積極棗與競爭。首先要區別國企職工作為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的兩重身份，對于解除國家與國企職工的勞動關系，國家所要給予的補償是付清所有社會保險費和給予一次性辭退費；而國家對于國企職工所有者身份變化的補償可以是社會保障形式的補償，也可以是現金或房產產權、股權權益形式的補償。這樣使原國企職工既可以在勞動力市場上公平競爭，也可以達到國家控股企業的效率原則。
參考文獻：
[1]沈曉梅.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公平與效率.[J].經濟師,2001(12)
[2]張藝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效率與公平宏觀背景分析.[J].蘭州學刊,2008(11)
[3]鄭卒，鐘穗麗.公平與效率：從股份合作制看國有企業改革的邏輯起點.[J].世界經濟文匯，19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