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考古學主要研究方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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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民族考古法；學科獨立性；邏輯體系；專業語匯；研究方法

【中圖分類號】 K8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4）03-002-1

民族考古學是20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一種研究方法，主要通過利用現代民族志與考古學材料進行類比，再現古代人類社會文化面貌，從而進行考古學或民族學研究的方法。它“被視為新考古學的戰斗吶喊”，有學者將其理解為“民族學與考古學相結合而成為新的一門學科”。也有學者將其理解為是從“新考古學”發展來的一門分支學科。但筆者認為，把它定義為一門學科還是為時尚早，因其學科獨立性尚缺，使其難以突破依附性，而帶有明顯的學科研究方法性。

一、民族考古學的學科獨立性

國際博物館學委員會前主席馬丁?施爾在對于博物館學的學科性時言“博物館學要成為一門學科，必須有專業的語匯體系，有自己的邏輯系統，有明確的研究對象”。這對于任何科學的學科性考察明顯也是有借鑒意義，對于民族考古學的學科性考察也可以此標準衡量。

從研究對象來看，有學者闡釋“民族考古學的學術領域是中國古代民族的考古學文化，它的研究資料，可分為氏族遺址、民族古遺物及與民族遺址、民族古遺物相關的古氣候、古生物、古代自然地理環境等的遺跡或遺留”。但稍稍對比于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即“遺跡和遺物”，可發現兩者是有重疊的，民族考古學在研究對象上的獨立性很明顯的依附于考古學之上，也可以說只是考古學的小范圍研究對象，而不存在獨立研究對象。

二、邏輯體系

至于邏輯體系，側重是指用自己獨有的研究方法來解決屬于自身領域的問題，民族考古學的研究方法還是處于混沌狀態的。《民族考古學概論》提出的幾點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地層學、器物形制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民族志與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其中，前三者完全是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層位學”、“類型學”及“文化區系”的套用；而民族志方法則主要是用民族志類比法，而這恰是民族學的研究方法；至于后者，《民族考古學概論》則認為主要應用的是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這些包括有：進化論、文化的傳播、文化圈理論、文化輻合論等。

可見，民族考古學并未具有獨立的邏輯體系，而只是借鑒考古學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民族學的類比法，加以利用人類學的文化人類學理論。陳淳先生認為“民族考古學的分析一般有兩種模式，其一是直接歷史法，其二是一般比較法。前者指的是民族學研究對象與考古學遺存有歷史淵源關系的分析；而后者則是用民族學研究一些具有規律性的現象來分析并無淵源關系的考古發現”。

顯然，“民族考古學”缺乏自身的邏輯體系，卻帶有很強的研究方法性意味，若將其定義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則“層位學”和“類型學”也同樣可以成為一門學科，這很明顯混淆了學科研究方法與獨立學科的范圍，二者是存在清晰界限。

三、專業語匯體系

專業語匯體系的構建，前提是需要有專業研究隊伍的存在。筆者認為，就目前而言，研究隊伍是存在，因為對民族文物或是遺存進行研究的學者是大有人在的，但往往也只是把“民族考古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如“南汪北宋”兩位先生的研究，但專業語匯體系卻還未形成，而只是借鑒了考古學的語匯體系對考古學文化進行闡述，如“城址”、“居址”、“窯藏”、“墓葬”之類術語。

專業語匯體系的建立，還需在大學中占有一席之地，作為一門學科建立起來。而實際卻是標榜為獨立學科的“民族考古學”，往往是依附于考古學或民族學門類之下，而只作為一個研究方向而存在于高校專業之中，這同“沙漠考古學”、“水文考古學”類似，如中山大學也只是將其列為考古學的一個研究方向，而其民族考古學的博士生導師許永杰先生也提出：“民族考古學并不是考古學的分支學科，而是考古學的一種闡釋方法論。這種方法對于闡釋考古遺存，尤其是史前考古遺存是行之有效的一種方法，不可偏廢，實有完善、充實和光大的必要”。

至于一些將其作為獨立學科為立場而進行著作的撰寫，如《民族考古學概論》之類的出版，筆者認為，是帶有明顯的投機性，因其根本觀點即對民族考古學的定義、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一系列的闡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懸浮性，未能提出屬于學科的語匯體系，而完全依賴于考古學與民族學兩學科的支架之上。

四、結語

綜上所述，一個學科的建立就必須有自己獨立的學科體系、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及有一支專業的研究隊伍。顯然，民族考古學還是缺乏學科所需要的獨立性和排它性，而恰恰相反，其與“類型學”、“層位學”的研究方法帶有明顯的類似性，因此，將其稱為“民族考古學”法而從屬于考古學研究方法之列顯得較為合適，而將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則帶有牽強性。同時，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在考古學與民族學的結合緊密性程度上夸大了學科互滲的結果，但我們不能阻止兩者互滲，我們要做的在認同考古學須和民族學結合下，讓兩者可以得到有進一步的發展，才會有更寬的拓展空間存在。

參考文獻：

[1]汪寧生.再談民族考古學[A].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C].1998，4.

[2]海.博物館理論研究的再出發[J].中國博物館，2001，（01）.

[3]陳淳.談談民族考古學[N].中國文物報，199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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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俞人豪的《音樂學概論》中，他提到音樂考古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有關音樂的實物材料，少數情況下還包括少量的文字材料。而在王耀華的《音樂學概論》中，他認為作為音樂考古學研究的基本對象，田野考古調查、發掘獲得的人類古代音樂文化物質遺存，既包括物化形態的遺存本身，還包含遺存所提供的全部信息，尤其是非物質形態的音樂信息。在這里，物化形態是指一些有關古代人類歷史音樂文化生活的一些實物資料以及圖像資料，而非物質形態的音樂信息是不是包括其中一些口傳心授的樂譜傳承，以及當地老藝人的民間表演，這里存在一個疑問。關于研究對象的不同看法，分歧主要產生在對于有關古代人類音樂文化的資料記載上。

俞人豪認為遠古時期沒有文字記載，而且在進入有文字時期后，由于記錄者知識匱乏以及輾轉抄襲的不準確，使得史料文獻不夠直觀、客觀的反映歷史全貌，因此參考音樂考古資料更有價值。筆者認為這個觀點更為客觀，并且對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期的研究應更為詳實，它決定了音樂的起源問題。比如湖北曾侯乙墓編鐘的出土和測音結果表明，這套樂器是按純律和三分損益法混合定音的，而過去文獻對于先秦時代的樂律記載只有三分損益法的記錄。從這里就可以看出，發掘實物資料對于考古學研究是多么的重要。

二、研究方法的問題

首先，考古學的基本方法是地層學和類型學，考古學的基礎在于田野調查發掘工作；第二步是資料的整理分析；第三步是理論研究。現階段的音樂考古研究主要由獲取資料、研究資料和整合資料的綜合性概括與抽象等三個環節組成。（參考王耀華《音樂學概論》）音樂考古學雖然也借助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比如田野調查。但是它有自己的研究特點，比如音響測試、音樂性能、工藝技術、綜合分析等。因此，音樂考古學應該發展屬于自己的研究方法，以適應對古代音樂社會的研究。

三、音樂考古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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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古與媒體

1)考古和媒體的合作歷程。

考古和媒體合作的歷史很久,莫蒂墨?惠勒爵士作為將考古和媒體聯系到一起的創始人,揭開了考古和媒體的新歷程,并為此做出了卓越貢獻。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蘇秉琦作為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也首次主張應建立考古學的公眾傳媒意識。隨著時代的發展,國家和媒體對考古的關注度日益加深,公眾考古和媒體和合作逐漸鍵入確立階段。

2)公眾考古傳播存在的問題及應對。

在考古傳播中,公眾對考古學科知識的了解日益加深,但與實際的考古之間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現在:考古學具有嚴謹、理性的學科特點,而傳播學具有感性、通俗的學科特點,兩者存在沖突;?考古學和媒體界存在不一樣的職業特性,考古學更注重條理、學術,而媒體更注重趣味和時效;?考古界和媒體界在價值需求方面存在差異,考古界注重對過去的研究,而代表大眾的媒體在考古上的鑄就更強調對知識的了解和對傳統文化的感知。

3)公眾獲取考古信息的主要途徑。

通過調查研究,目前大眾對于考古知識的了解是比較客觀的,但仍然與考古有一定的距離感。公眾主要通過大眾傳播媒體來獲取考古信息,并且在考古學者和傳媒的沖擊下,對遺產和文物有了更深刻的意識。因此作為考古工作者更要有傳播考古學的責任感,并通過與媒體的互動與合作,向公眾傳播考古知識,滿足公眾需求。

2、考古學大眾傳播的類型

根據不同的傳播介質,將考古學大眾傳播分為四種類型:平面印刷媒體,例如雜志、圖書、報紙等;廣播媒體,例如電臺、電視等;數字媒體,手機、互聯網等;娛樂媒體,包括以上各種以及電子游戲、唱片等。在我國,考古學主要依靠平面印刷媒體和廣播媒體等進行傳播,數字媒體和娛樂媒體也逐步進入人們的視野,它們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剛興起的新媒介,在大眾中有極高的關注度而且傳播速度迅速,因此要在前兩種傳播方式的基礎上,更加重視后兩種傳播方式。

二、考古學大眾傳播下的媒介倫理

1、考古學的學科特征與職業規范

考古學的學科特征比較復雜,它是介于文科和理科之間的學科,主要是對古代遺物和文化以及人類的生活狀態進行研究。現在隨著考古技術的不斷發展,考古研究也應用了地質學、生物學、物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現在隨著考古技術的不斷發展,考古研究也應用了地質學、生物學、物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從這個角度來分析,考古學帶有自然科學的特征,所以我們在研究公眾考古學傳播目的過程中,應該充分認識考古學的學科特征,然后具體分析傳播目的和手段。考古公眾傳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并且出現了多媒介、多角度研究公眾考古工作的行為,但是我國還沒有專門從事公眾考古傳播研究的人員,所以需要組織和培養一批專職公眾考古人員。為了保障公眾考古從業人員工作的順利開展,需要制定相應的職業規范,比如《文物保護法》、《田野考古工作規程》等;另外一方面,還需要一些區別于一般性的考古規范,要滿足:第一,專業性,就是要求公眾考古從業者是受到考古文博類專業教育的人員;第二,傳播性,公眾考古人員應該認識到自身工作的大眾傳播性;第三,實踐性,能夠積極實踐多種傳播模式。

2、媒介倫理

從大眾傳播的角度來分析,媒體工作者需要具備一定的社會責任,所以需要制定相關法律來約束媒體行為,并從道德角度分析媒介的倫理問題,加強媒體從業人員的責任感。道德是針對個人自主和自愿行為的,也為實踐者提供了道德借鑒,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了道德范本和理論依據,作為公眾考古傳播的媒體合作者,更應該強調絕對倫理,采納義務論倫理,在行動中遵循一定規則。媒體應該具備將考古信息提升為公眾利益和社會責任的高度,遵循媒體職業道德,突出媒體的公益性和公共性,為公眾提供真實的考古信息,也提升媒體自身的社會公信力。

3、考古與媒體的信息交流

對于媒體從業者如何深入了解考古學,本文認為媒體從業者應該首先重視考古學學科的特質,尊重考古學的實證性、考古工作的學術性、漫長性,將自己對考古信息的價值訴求集中于考古研究中,這樣就能夠獲得考古工作者的信賴,實現雙方的有效溝通。另外,媒體從業者應該對社會和公眾負責,明確考古信息的客觀價值,并給予真實報道,雖然一些虛假報道會吸引更多關注,但是會誤導公眾,甚至影響媒體自身的公信力,后果不堪設想。

三、考古——傳媒人才培養

1、考古——傳媒人才培養的目的及意義

根據傳播考古學的理念,媒體應該是其中的研究重點,所以完善考古界和媒體界之間的交流機制,加強雙方的合作互動,特別是培養專業公眾考古傳播人才,成為其中的必備工作。本文認為公眾考古傳播人才培養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與媒體交流的公眾考古人員,第二部分是具備一定考古知識的媒體從業人員。二者都是選拔培養考古——傳媒復合型人才。傳媒人才是在大眾傳媒中以創造性勞動為社會和人類傳播事業做貢獻的一群人,所以公眾考古傳播人才的培養就可以認為是創造性探索公眾考古傳播模式的途徑,從而為完善公眾考古傳播機制提供基礎,所以需要考古和傳媒兩個方面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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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內蒙古區域巖畫；考古學方法；藝術學方法

中圖分類號：J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24-0156-01

蒙古族有一句諺語：與其悲嘆自己的命運，不如相信自己的力量。

作為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內蒙古區域由于其獨特的地理地貌而產生了不同的奇異風光。通過內蒙古草原世代祖先的不斷努力，在蒙古高原的群山峻嶺間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巖畫。

根據目前的考古學發現內蒙古區域的巖畫已經近萬幅以上，從內蒙古東部的呼倫貝爾草原到赤峰市的敖漢旗，從巴丹吉林沙漠到陰山區域①，內蒙古區域作為我國的北部邊疆區域，到了蒙元時期才開始有自己的文字和歷史記載。而對于遠古時代人們所存在的生活狀況、文化內涵以及意識形態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卻成為一種難解的神秘。由此，留存在內蒙古大地上上萬幅的巖畫就變得更加彌足珍貴。那雕刻在巖石上散發著神秘色彩的巖畫不僅僅反映巖畫畫面上直接的內容，不僅僅是內蒙古區域原始社會文化的簡單記錄，也與社會生產技術的發展沒有太大的關聯，那么如何看待內蒙古區域的巖畫遺存？如何去闡釋內蒙古區域的巖畫遺存？如何去發掘內蒙古區域的巖畫遺存對于草原民族的文化價值？成為一個不斷被思考的問題。

由于內蒙古區域的巖畫首先是歷史遺存。巖畫作為古代人類遺存，與考古文化息息相關，因此，運用考古文化以及考古學中類型學的方法對內蒙古區域巖畫進行分類研究是巖畫研究方法之一。事實上，我們運用考古學研究巖畫的時候，卻不能用完全的考古學方法來套用巖畫的研究，當我們承認巖畫遺存與考古學的重要關系時，我們也要承認，利用考古學觀察巖畫存在的古代社會，我們不能僅僅使用以往的考古學研究。

“第一是揭示過去存在的形式，即對復原的物質遺存進行描述和分類。這種對形式的分析有助于考古學家勾勒出古代社會遺存的時空分布。第二是確定功能，即通過分析復原的遺存形式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揭示它們反映的古人行為。第三是了解文化的過程，即通過研究古代遺存說明它們如何以及為何隨時間而發生變化。最后一個目標是試圖從考古遺存中獲取有意義的解釋。”②

內蒙古區域巖畫遺存作為考古遺存時，因為年代的不確定性，無地層文化遺物出現而無法進行考古學的全面研究。因此巖畫的研究就如文化過程主義對于考古學第二種主要方法的發展所提出的，研究巖畫遺存的文化過程既要解釋一個大致的時間點上文化各個組成部分如何發揮作用，也要解釋文化如何隨時間的流逝而變遷。因此，研究內蒙古區域巖畫遺存，考古學對于巖畫的影響不僅僅是傳統考古學的內涵，也包括文化過程、文化生態的種種內涵解釋，才能達到一種客觀的狀態。

作為刻畫在巖石上的巖畫同時也是一種藝術的呈現，因此運用藝術學的方法也是巖畫研究的方法之一。巖畫作為藝術作品，有著自身的存在意義，并顯現出史前藝術獨有的卓越性，即便是刻畫巖畫的工具是最“原始的”，但是這與巖畫藝術的卓越性之間并沒有實質性的矛盾，巖畫所代表的具有歷史性的藝術成就和巖畫畫面本身的卓越性是技術發達的現在所達不到的。就如黑格爾在《美學》中指明：

“人的存在是被限制的、有限性的東西，人是被安放在缺乏、不安、痛苦的狀態，而常陷于矛盾之中。美或藝術，作為可以從壓迫、危機中回復人的生命力的東西，并作為主體的自由的希求，是非常重要的”③。

因此，巖畫作為一種藝術呈現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們在現實生活中，面對困難、災害等等生存問題時所創造來反映人對于生命的美好愿望及情感的寄托。面對巖畫遺存的人類學研究這一原則是非常重要的。人類學研究有兩種模式，內在文化模式和外在文化模式，由于內在文化模式與外在文化模式的雙重作用下，巖畫的人類學研究也是在這種環境下生成的，內蒙古區域在石器時代開始有著發達的經濟文化，之后出現畜牧和游牧的社會經濟形勢，再到中原與游牧民族之間相互遷徙、入侵和征服等融合過程，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內蒙古人類歷史文化長河之中的，而內蒙古區域的巖畫遺存是整個內蒙古區域歷史長河的一環，其生成、成熟到最終消亡都無法脫離內蒙古區域人類學的研究過程。

注釋：

①內蒙古東部的呼倫貝爾草原區域的巖畫僅有少數發現，赤峰市的敖漢旗是紅山文化所在地，是我國文明起源的主要區域，紅山文化的人面像巖畫具有原始宗教的內涵。巴丹吉林沙漠巖畫與陰山區域巖畫的內容非常相似，作為內蒙古草原文化的發祥地，陰山區域巖畫中人與動物形象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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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眾考古；研究現狀；調查問卷；訪談

中圖分類號：K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4）03-198-02

最近的十余年，中國的文化資源保護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社會對于考古學的發展也給予熱切的關注。但是，在國內公眾考古學還處于方興未艾的階段，還是一個亟待建設的系統，缺乏相應的理論體系和社會實踐經驗，公眾考古工作還很難進行。公眾考古學是一項復雜但是確實有重大社會意義的工程，不僅需要一段很長時間的探索，全民參與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環節。眾所周知，公眾考古的主體是公眾，考古發掘、博物館展示等資源對公眾起到的是引導作用，公眾對象的調查研究才是研究公眾考古學重中之重，公眾考古學的歸宿是公眾參與，如何做到“以公眾為本”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群眾，就需要我們對公眾考古中的公眾或是潛在公眾進行研究。

一、國內公眾考古學研究現狀

近十年來，國內學者主要圍繞公眾考古學的概念、理論、公眾考古學大眾化、公眾考古與傳媒、公眾考古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大討論。圍繞概念、理論的公眾考古學的定位問題一直是爭論不止，其探究主要原因是對“Public”一詞的理解。“Public”一詞在英語中可有兩種含義：一為“公共的，共同的”，一為“公眾的，與公眾有關的”。這里所謂的“公共”，即與國家、政府、公共機構相聯系，代表了社會大多數人利益的集合體，具有客觀性，共享性，整體性。由此可以看出公眾考古學具有廣義和狹義之分。隨著公眾考古學的引進，國內諸多考古發掘現場已經開始對外開放并將行動付諸于實踐。國內學者則更側重對公眾考古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大討論、建言獻策。陳星燦先生在《公眾需要什么樣的考古》中從考古學的社會性質以及人民大眾的知識渴求度論述考古學與公眾存在一定的距離。所謂“公眾考古學”真正作為一種理念被介紹至中國是本世紀初以后的事情。2002年，宋豫秦發表《走向公眾的考古學》一文，指出了受傳統思維模式禁錮下的中國考古學所面臨的三個問題，即學科自身固步不前、學術成果對其他學科貢獻率低、公眾對考古學認可率認知率低等問題，呼吁考古工作者和考古學科的轉變，既面向學術又面向公眾事業方面；2003年9月，曹兵武在《中華讀書報》上發出了“中國亟須建構‘公眾考古學’”的呼吁；2005年8月，陳洪波在《中國文物報》發表《考古學和公眾的距離到底有多遠》對“公眾考古學”發展做了深入分析提出由于多種限制因素的存在，加之考古學的專業性質，考古學實際上距離大眾還是很遠，需要面對的一些問題進行進一步思考；2006年，郭立新、魏敏在《東南文化》發表《初論公眾考古學》，對西方公眾考古學理論進行了介紹，并對如何將興起于西方的公眾考古學與中國的社會現實結合起來，建立中國自己的公眾考古學進行了一些探索和思考；2007年，周暉、方輝譯校了美國公眾考古學研究者尼克?麥瑞曼在其主編的《公眾考古學》一書的序言――《公眾考古學的多樣性與非調和性》，將國外學者對公眾考古學的一系列較為成熟的認識，諸如公眾考古學的提出背景、內涵、研究目的、所需面對的問題等進行了介紹；青年考古學者范佳翎在各種場合積極宣傳推廣“公眾考古學”理念，并試圖說服一些地方考古研究機構開展向公眾開放考古現場的嘗試。同時，一些博士、碩士畢業論文開始將公共考古或公眾考古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一些大學和考古文物研究機構也陸續成立了公眾考古研究中心。

二、公眾的調查研究

為了更好地了解當今社會一般群眾對考古學的認識，2013年5月，本項目組成員5人于四川廣元市劍閣縣的聞溪鄉崖墓群周圍的居民點走訪調查。以調查問卷、訪談的形式對500名村民隨機進行采集樣本，其中有450份有效問卷。

通過初步統計與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問題。

第一個問題，人們對“考古學”的第一印象。主要集中在“古董”和“盜墓筆記等書籍”有68%的民眾。主要因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現今中國的“收藏熱”，日益高漲。這主要歸功于廣泛的媒體商業宣傳工作。如“尋寶”，“華豫之門”，“收藏馬未都”等電視節目的收拾了之日攀升，使民眾逐漸認識到“古董”等于“金錢”。而“古董”的來源大多數則來源于考古發現。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調查時選擇“盜墓筆記等書籍”選項的人群，幾乎全是青少年。他們對于考古學的第一認識全部來源于網絡小說。

當我們對第二個問題進行統計發現，民眾對于考古學家的工作主要認定為“挖墓”與“很神秘，以及“不知道”有85%的民眾。其原因通過第一的問題分析的結果，我們知道，錯誤的獲取知識的渠道是根本因素。媒體的商業宣傳，必然會涉及炒作問題，過分的推崇考古文物的經濟價值，使廣大的民眾片面的認為考古就是挖墓尋寶。還有另一部分人，受傳統思想的影響，認為考古就是挖死人的東西，總是避而遠之。對考古學感覺“很神秘，不知道”也是必然。

不過，感到慶幸的是，當地民眾的文物保護意識還是比較樂觀。通過問卷的問題的統計分析。當地民眾對于考古學家如何處理考古文物的態度，有37%的民眾認為應該交與博物館，22%的民眾認為交由考古單位做研究。還有對于考古發掘的主持者，有58%的民眾認為是考古學家，其次是政府人員。我們在與民眾交談中發現，當地文管所的文物保護宣傳工作開展的比較好。在“你知道離你最近的考古遺址嗎？”問題中有超過94%的民眾知道，他們附近正在發掘的文溪鄉崖墓群。

當問到“通過什么渠道了解考古”以及“對于你來說，你是如何了解考古學”時，59%民眾選擇了電視節目“鑒寶”和“華豫之門”，只有19%選擇了書籍，這說明現在民眾，尤其是青少年深受電視影響，閱讀能力弱化，喜歡以形象、直觀的方式接受知識。從另外一個方面，也反映出傳統的以書本獲取知識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在生活節奏逐漸加快的今天，民眾對知識的獲取也更加“快餐化”、“通俗化”和“圖像化”。更愿意把一切與經濟掛鉤。

在問到“你知道四川有哪些考古遺址嗎？”時有25%選擇金沙遺址，23%選擇三星堆遺址，45%選擇武侯祠博物館，7%是其他。這充分說明武侯祠博物館的宣傳營銷的成功。對于成都來說，武侯祠博物館已經成為了成都地標性文物單位。不僅是四川，在全國也是十分著名。

在問到“你會主動了解身邊的考古發掘和考古遺址嗎？”有95%以上的人，不會主動了解考古發掘和遺址。也有超過55%的人不愿意作考古發掘的志愿者。其原因我們了解到，普通民眾不明白考古的真正目的，他們只在意考古文物的經濟意義。但是不可否認，廣大民眾對考古學依然是興趣盎然，無論出于什么目的，經濟？好奇？探險？這是民眾了解考古學的第一步，對于未來還是充滿樂觀的。

三、公眾考古學發展的建議

（一）傳播途徑的改進和創新

眾所周知，博物館與考古學是相生相伴的機構，必然承擔考古資料的展示工作。所以加強對博物館的利用，以人為本，盡量用生動、形象的方式將各類文物系統化的展示出來。在展示過程中，增強趣味性、互動性，融入考古學的基礎知識和文物保護的理念，引導公眾形成正確觀念。其次，講座是一種非常好的普及考古學知識的方式，專業人員可通過講座向公眾傳遞正確、嚴謹的考古學知識，而且講座的舉辦相對比較容易，對于時間、空間的要求較小，且受眾面較大，所以應當努力發揮講座的集群效應，定期舉辦考古學講座，使講座內容系統化，擴大聽眾人數與范圍，以取得更廣泛的效果。為加強公眾對講座的積極性，可以考慮在不威脅文物安全、不影響工作秩序的前提下，定期開放考古發掘現場，組織公眾實地的了解考古發掘過程。還有，我們知道電視媒體是公眾了解考古學的最主要方式，是公眾考古工作中不可忽視的渠道。但在利用時應當注意：要選擇主流媒體，考慮考古節目或新聞報道的客觀性、真實性。對于如何將專業語言轉化為公眾語言，應必須有專業人士的參與，不可放任自流，任憑電視媒體以收視率為目的妄自加工考古資料。必須反對炒作，保持考古學的純潔性，要堅持嚴謹與科學，不能為了迎合公眾的喜好就放棄科學嚴謹，所有的科普釋讀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不能偏離考古學公眾化的初衷。再次，是數字化時代，網絡具有強大的傳播力，其受眾面極大，方便快捷，時效性極好，具有相當大的利用空間。我們必須加強對網絡的利用，創辦論壇、網站，考古信息與相關知識，同公眾進行互動，使公眾更廣泛的參與其中。但在利用網絡的同時要注意法律監督和道德輿論引導。最后，考古志愿者的選拔。選出一部分文化水平高、熱愛考古、樂于奉獻的公眾，以義工的形式，參與到考古工作中，了解考古工作，以其親身體驗，慢慢感染滲透其他公眾。

（二）文博學界觀念的轉變

學界掌握著最核心的資源，學界的態度決定了考古學能否公眾化。轉變觀念，學科發展與文物保護都離不開公眾。所以學界要加強考古發掘的整理和研究，把堆積如山的考古資料轉化為公眾能理解的語言和其他學科可以利用的知識，轉化為通俗易懂的普及性讀物，提高民眾的文物保護意識。學界應作為考古公眾化的主體，要發出有關公眾考古理念的更大的聲音，引起政府與社會更多的關注和重視，提供更多的政策、經濟支持和公眾的理解與參與。

（三）公眾心態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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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族文物通論；宋兆麟；感知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2-0141-02

一、書名及作者簡介

書名：《民族文物通論》，作者：宋兆麟，1936年生于遼寧省遼陽市，是我國著名的民族考古學家。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學專業，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兼職教授，中國民俗學會首席顧問，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長期從事考古學、民族學、民俗學研究，側重于中國史前文化和民間文化的研究，主要學術著作有《中國遠古文化》、《中國原始社會史》、《巫與巫術》、《中國生育信仰》、《中國民間神像》、《中國民族文物通論》、《共妻制與共夫制》、《女兒國親歷記》等。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經說過的“南汪北宋”兩位考古學者，其中的“汪”指汪寧生，“宋”就是指宋兆麟先生。蘇秉琦先生是宋兆麟的老師，這樣的評價從考古學的角度出發，既肯定了宋先生利用民族學資料去研究考古問題的學術方向，同時也是對他的一種鞭策。宋先生一直把這句評價當作自己研究工作的動力和目標。

二、內容概要

全書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理論方法問題，分七章，包括民族文物的概念、特點，田野調查方法，民族文物的整理保管，研究民族文物的理論與方法，民族考古問題，民族文物鑒定，民族文物的應用等。

第二部分為具體民族文物研究，分十章，民族文物豐富多彩，種類繁多，作者選擇了若干典型個例，與考古遺物對比，進行比較研究，這種綜合性研究，不僅介紹了若干研究方法，也進一步闡述了民族文物的價值。

第三部分為古代民族風俗畫研究，分七章，作者在本書中選出了若干清代民族風俗畫，加以剖析，對民族文物研究和鑒定有重要借鑒。

由于時間關系與精力所限，筆者僅選取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進行一些淺顯的歸納與總結，全書作者以第一部分的理論方法為基礎，輔以第二部分的具體事例，系統地論述了民族文物的相關理論，筆者也從具體事例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論方法的理性認識。筆者認為通過這兩部分的概述與分析，可以大致把握民族文物的核心內容與內在精神。作者在闡述民族文物理論時，詳以事例，并構建出一個較為全面的民族文物理論體系，為民族文物的保護工作提供了夯實的理論基礎。

三、書中經典

（一）民族文物定義

什么是民族文物？目前爭論較多。作者認為，民族文物是文物的一部分，而且是主要的部分。民族文物是自民族產生以來，各民族所創造的、具有一定民族文化信息、又有一定歷史階段、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的文化遺物。民族文物是民族文化的物態形象，看得見，摸得著，是民族文化的有形載體。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所遺留下來的文物也具有多民族的內涵，這正是中國文物的重要特色。具體來說，民族文物有廣義狹義之分，前者是指自古而今的民族文物，是從民族產生至今各族所遺留下來的有價值的實物資料。包括考古發掘品、傳世文物和近現代民族文物。后者指清代或近代以來各民族所使用的文物。

作者對民族文物做了較為全面客觀的定義，使民族文物從空間與時間上與現在相連接，并有所區別。不僅總結出民族文物具有文有其獨特的特點物的一般特征，如不可再造、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等，而且歸納了近代民族文物也有其獨具的特點：

第一，古代民族文物多埋藏于地下，有地層保護，近代民族文物多于地上，最容易受到損壞；第二，古代民族文物多為無機物，近代民族文物則以有機物質為主，文物保護難度較大；第三，古代民族文物欠完整，近代民族文物較完整、信息量大，不但結構完整、功能明確，還有種種傳說；第四，古代民族文物基本為國家所有，近代民族文物有相當一部分屬于私人所有，這給文物征集工作帶來了一定難度。

（二）研究民族文物的理論方法

1.民族文物應該有自己的層次學。作者從自己所學考古學的背景出發，把相應的理念與構想帶入民族文物中，并根據民族文物的特點，提出民族文物層次學。如果比較而言，考古學的文化史是有序的，有明無誤的遞呈關系，下早上晚。考古學家可根據地層關系及所包括的文化遺物進行研究，然而民族文物沒有地層的堆積和保護，干擾嚴重，古今摻雜，而且本身又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具有無序性或紊亂性，關系錯綜復雜。民族文物研究不能像考古學那樣按地層發掘，而要有自己的理論方法，把無序的民族文物清理出來，弄清來龍去脈，找出時間、空間序列，也就是分清歷史層次，各就其位，還原其本來的歷史坐標。

為此，作者提出可以建立一種民族文物層次學，作為指導民族文物研究的理論之一。其中應包括下列內容：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物制度，找出其標準文物，作為鑒選有關民族文物的尺度；同一時代的同類文物，又有發展演變規律，運用這些規律也可以鑒別同一時期的有關文物。這樣就可以把堆積一處的眾多民族文物按時代系列，分出早晚，明確其時間性，這一點在工具、器皿、服裝、工藝品等方面都很實用，能找出它們的層次關系。

民族文物層次學，使數以萬計的民族文物的定位清晰起來，每件民族文物都能找到自己的歷史坐標――時間階段與空間位置，這對現階段的民族博物館工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應該建立民族支系學。作者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民族支系學，用以明確民族文物的族屬，這是對民族文物的細化。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而且不少民族內部又分許多支系，反映在物質文化或文物制度上當然也千差萬別。我們在處理民族文物時首先應該確認屬于某種民族，即確定民族文物的族屬，這是民族文物工作的基礎。其次為了區別出民族支系、地區，必須把某一民族的支系、地區分別開來。

以清代云南彝族為例，即有摩察、羅婺、魯屋、聶素、撒摩都等支系，每個支系都有一定地域、物質文化特點，其文物是不一樣的。類似問題在藏族、納西族、白族、傣族、哈尼族、苗族、蒙古族都或多或少存在著，民族內部的支系，不僅涉及族源，族史，在分布地區、語言、文物上也有明顯差別，因此作者認為民族支系學在民族文物研究上有重大意義，可建立民族支系學理論體系，還原出民族文物曾所在族屬的全貌。

民族支系學的宗旨是探索各支系的淵源，在本民族中的地位、文物和語言特點、分布區域及其演變，本支系與其他支系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的異同。從中得出的理論原則，必然會深化民族史、民族學研究，有助于物質文化和民族文物的探索。如果說民族文物層次學是解決民族文物發展系列的準則，那么民族支系學則是解決民族間、民族內部支系間關系的重要理論準則。

任何一個民族支系的確定，都應該歸納出若干文化特征，如同考古學文化必須有“一群具有明確的特征的類型品”，具體地說，即分布于一定地域的、存在一定時間的，具有若干共同特征的民族文化。這些特點，既是該支系所特有的，又是他們與其他支系相區別的地方。以海南黎族為例，其包括五個支系――■黎、杞黎、本地黎、美孚黎、法透黎。每個支系在地域分布上是不一樣的，語言也有一定差別，當然在文身的圖案上也有一定差別。

四、存留問題的淺析

（一）五大民族文物系列

作者在書中針對民族文物的分類提出五大民族文物系列：生產工具、舟車、手工工藝、宗教文物與文字。筆者認為還應包括民族服飾、生活用具和建筑，構成民族文物系列。

因為從分類的內容來看，作者是從功能的角度來劃分民族文物的，如果增加民族服飾、生活用具和建筑，就反映了民族文物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全貌。

（二）有關“民族考古”

作者在文中全面論述了民族文物與考古的問題，客觀分析出民族考古的定位與內涵。

首先，不能把民族、考古比較研究與民族考古學混為一談。

其次，民族考古比較研究應該是考古學的一種新的研究方法。1975年美國75屆人類學會的主題就是“民族考古學――民族學與考古學的關系”。也說明它是兩種學科的結合，是考古學與民族學比較研究的方法。不難看出，民族考古比較研究是以考古學為主，民族學只是它的一種研究手段，所以應該突出考古學。最后，作者認為所謂民族考古學并不具備一種學科的特征。

由于學科是指學術研究部門的分類，每種學科的確立，必須有自己的研究領域，自己的研究對象、方法、理論和任務，但是民族考古學并沒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對象，所研究的課題都是考古學的內容，也沒有自己的理論與方法。作者認為，他們做的，只是把民族學方法、資料引進考古學而已。

綜上所述，民族學與考古學比較研究，只是多學科比較研究的方法，還不能單獨成為一個學科――“民族考古學”。

五、個人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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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很好玩，但考古也很講究。對墓葬進行考古學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考古類型學，而類型學講究的，正是將考古材料放置在特定的地區和時間框架內，以正確界定材料的年代。因為經濟、政治、地理、技術等等因素，一個地區一定有與其他地區不同的文化面貌，也有著各不相同的發展軌跡。其間的差別，雖不必然像喝咖啡與吃大蒜一樣在戲謔中隱含著強烈的意識形態沖突，但卻是經長久形成而真實存在的。這種地域間的差別，使空間性在考古學研究中至關重要。《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一書中首先指出“六朝墓葬具有較為明確的地域特征”，并將北界秦嶺淮河，西達青藏高原邊緣，東臨大海，南瀕北部灣的廣闊區域分成長江下游、長江中游、贛中南閩西北、兩廣、西南六個小區（第16頁），以此為基礎，拉出了一條六朝墓葬的經線。

器物、花紋，甚至思想、行為都是隨時間的流逝而變遷的，唯一的不變就是變化本身。物質文化風格的變換往往敏感地標志著時代的變遷，上一時代與這一時代之間宛若隔著一條鴻溝，目力可及，卻難以跨越。煙雨六朝的歷史長河中，就有著“東吳早中期、東晉早期、劉宋早中期三個主要的斷限”，而“單室墓取代雙室或多室墓，券頂取代穹窿頂，器物類型的減少，器物形體的趨高，蓮花紋的日漸流行”，是六朝墓葬演化的大致規律。這是六朝墓葬的緯線。

以上認識的得出看似簡單，實則是應用考古類型學對2000余座形態各異的墓葬材料進行深入分析與綜合的結果。雖然它只占了本書敘述的1/3篇幅，但其中凝聚了作者十數年在六朝墓葬材料上的扎實功力。在這種時空框架之下，每一座六朝墓葬的年代都得以被確定。這種依據大量材料歸納出的時空框架既是本書的一項重要學術貢獻，也是對六朝墓葬做進一步研究的堅實基礎。

本書更為重要的貢獻是，對墓葬的分析，很容易止步于分期分區的結束，而在其后的研究中，有闡釋圖像者，有分析文化交流者，有進行器物研究者，特別是在歷史時期考古中，無法依靠對考古材料的分析將認識上升到歷史層面，是許多研究的美中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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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for Cultural

Heritage

2010,300 p.

Hardcover

ISBN9789814307062

M. Montagnari Kokelj等編

本書是2007年8月28-31日在克羅地亞Losinj舉行的第7屆科學、藝術、文化國際會議的論文集。此系列會議主要由歐洲科學、藝術與文化中心發起和組織，會議注重跨學科主題,旨在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領域的研究人員、學者以及學生搭建一個交流平臺。這次會議也被命名為“關于文化遺產的科學：亞得里亞海和內陸考古學中的技術創新和案例研究”，目的是討論物理學以及其它科學在考古學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貢獻。

本書匯集了22篇論文，都是關于物理學成果在考古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領域中應用的介紹。1.M. Michelucci，克羅地亞運動員研究中的考古學數據；2. S. Fazinic等，基于離子束技術的文物分析：尼魯研究所和克羅地亞保育研究所合作；3. G. Guida等，馬薩拉市薩梯青銅雕像的移動式無損檢測研究；4..mit，斯洛文尼亞基于熒光分析的考古學檢測；5. D. Wegrzynek等，用便攜式熒光光譜分析儀進行文物原位化學成分分析；6. M. Pipan，基于綜合物探技術的考古遺址高分辨率研究；7. M. Martini等，熱致發光年代測定和文化遺產；8. F. Casali等，文化遺產中的新型X射線數字攝影和計算機斷層掃描；9. G. Giannini，考古學中的宇宙射線；10. J.L. Boutaine，考古文物專用的檢測、表征、分析和保護技術的幾則實例；11. E.Pellizer，希臘神話的在線詞源字典介紹；12. F. Lo Schiavo，在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亞建立一個考古復原和保護機構；13. S. Furlain等，基于考古學標記的相對海平面變化：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亞區域合作項目“奧拓里亞蒂科”；14. G. Maino等，藝術品的數字化和多光譜分析：典型案件和Web文檔；15. G. Bressan等，考古生物學：一個考古學的官能工具；16. G. Conte等，水下考古學中的機器人工具；17. C. Tuniz，藝術及考古學中的加速器和輻射；18. P. Cassola Guida，碳-14對弗留利早期歷史研究的貢獻；19. F. Bernardini等，基于X-射線的計算機化顯微層析的初步結果和觀點；20. M.V.Torlo，木乃伊――關于里雅斯特歷史博物館木乃伊CAT掃描分析的專門研究報告；21. S. Jovanovic，關于半導體探測器效能計算的角軟件及其應用在文物表征上的可能性；22. P.V. Tobias，人類化石作為全世界和民族的文化遺產：一片關于人們對于人類化石的歸屬及遣返問題的過去和現在態度的論文。

物理探測技術作為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中的一種特殊工具，提供給人們一種能夠表征古代物體的非接觸式分析方法，被廣泛應用在古人類活動的研究中。

張文濤，

副研究員

（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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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諸如李濟、梁思永、吳金鼎等中國早期考古學家都接受了完整的人類學訓練，但中國文物界中根深蒂固的“金石學”傳統依舊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導向了器物發掘的脈絡。這不但導致了考古學和人類學在中國長期分裂為兩個聯系不甚緊密的學科———考古學常與歷史學為伍，而人類學則淪為社會學的附庸———而且使得我們在閱讀考古材料時，缺乏有效的解讀手段，往往陷入了“管窺一斑，不見全豹”的處境。

為了實現考古學向人類學維度的回歸，我們還有很多需要實踐。好在，以色列考古學家吉迪（GideonShelach）的《中國北方邊疆地區的史前社會：公元前一千年間身份標識的形成及經濟轉變的考古學考察》（以下引自本書皆標注頁碼，不另說明）為我們提供了一份良好的范本，他在該書中不但為我們呈現了用人類學視角解讀考古材料的基本方式，而且還通過對現有材料的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

重現認識“北方邊疆”

翻過介紹全書結構的第一章緒論部分后，從本書的第二章開始，作者將中國北方地帶分為四個亞區，按“生計方式、聚落結構和組織、宗教活動、生產工藝”（P9）等方面對這四個亞區進行比較，這四個地區分別為1.甘肅走廊，2.黃河周邊地區，3.黃河以東和太原———北京一線以北地區（作者稱之為“赤峰”地區），4.遼寧西部。雖然吉迪這樣的地區分類有待商榷，但他認為這一連接歐亞大草原的“北方地帶”，“并非像大家普遍認為的那樣直接向西相接，而是通過‘北方地帶’的東北部與之相承接”（P17）的觀點確實頗為正確的，因為赤峰所在位置，恰好就反映了其東部、西部和北部文化在不同時期在該地留下的痕跡，而且后者的影響最為明顯。

因此，通過這一章對不同區域考古遺存及其反映的文化諸要素的關系，在第二章的結論部分，作者首先將我們觀念中籠而統之的“北方”游牧地帶劃分成幾個不同的區域，認識到“這個地帶不同亞區的文化屬性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各地區的發展軌跡在變化方向和幅度方面也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分化。……但總體來說，不同地區發展軌跡正逐漸趨向一致。”（P51）

對于這種“逐漸趨向一致”，作者在第三章“是經濟原因嗎？北方地帶的經濟及政治進程”中提出了一個假設。很明顯，吉迪在這里運用了政治-經濟學方法，這種方法自上世紀50年代澳大利亞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開始便已在西方考古學界廣泛應用，形成自身對于考古學、古典文化和社會的融合性認識。

通過谷物以及動物性資源消費方式變化的分析發現，在北方地帶東部，公元前2000年晚期至公元前1000年初隨著“新型的馴化動物，如綿羊、山羊和馬在這一地區的遺址中被發現”（P70），該地區的畜牧經濟才開始逐漸發展。與此同時，本書作者還引用了美國人類學家薩爾茲曼的看法：“很多以畜牧業為主要經濟方式的社會甚至是高度游牧化的群體也從事一定程度的農業生產”（P78），這不但更新了我們對游牧群體的刻板印象，同時也啟發我們打開了新的思路，“騎馬很可能是畜牧生活方式興起的結果，而非畜牧專業化發展的原因；畜牧業經濟可能是為了抵制來自定居人群強大軍事壓力而采取的政治策略。遷徙，尤其是游牧人群的流動，可以視為某種形式的政治對抗。”（P80）從經濟類型的轉變，政治組織的變遷，通過考古材料的分析，我們獲得了一種動態的視野———文化（北方草原-林地生計方式）對結構變遷（定居人群壓力）的適應（發展出畜牧經濟），當然，作者也提到了氣候因素（但認為這并非主因）。同時，也提示我們，從這種政治———經濟視角來審視考古學材料，將會幫助我們躍出“所見”的遺存的局限，獲得更具“整體性”的觀點。

接下去，作者在第四章中通過對這四1個北方區域“身份標識及其表現形式”的比較得出結論：“從公元前1千紀開始，北方地帶與黃河及長江流域人群的思維方式完全不同。……這種不同不僅體現在服裝與服飾的風格上，也體現在影響人們思維與行動的世界觀上”（P125）。盡管作者沒有對這種變化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但他在第五章中提到了一個長期存在但一直為中國研究者所回避的問題：跨區域的文化聯系。這個被概括為“本地起源論”和“文化傳播論”的觀念之爭（隨著分子人類學成果的出現———這點作者沒有提到）開始呈現向后者松動的跡象，吉迪綜合其他研究者的觀點提到，“從事這項工作的學者并非要重建舊的‘文化傳播論’模式，而是要研究當地與外界之間交往所帶來的影響，從而重建世界的復雜化歷史進程”（P130）。

相比之下，本書的結論相對薄弱，甚至又回到了“華夏”和“草原”分野的傳統問題上，在很大程度上，則是因為受制于這一二分法背后的價值取向。盡管如此，本書在方法論和理論視野上已經給我們提供了足夠的啟迪，其意義和價值都要高于同系列“文明歷程經典譯叢”中早先出版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狄宇宙教授《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歷史上游牧力量的興起》一書。

啟發與不足

本書優點和缺點一樣顯而易見，其最大的優點與其說引入了西方學界業已流行甚久的“政治-經濟”觀點，毋寧說，是突破了中國近幾十年來對自身文明起源“本地起源”的偏執追求。

當我們有意識地糾正這一問題后，便能接受吉迪用政治經濟學觀點，對中國各地考古材料的整體性分析。通過上文的介紹，我們了解到農業經濟向更專業化畜牧經濟的轉型發生在迄今3000年前左右的時間里；其背后來自定居人群的壓力與我們原先對游牧文化的想象正好相反。同時，文化各個表征之間建立在經濟類型上的聯系，也超越了傳統上將其劃分為不同社會階段（如原始社會、氏族公社）的機械分類。這些都給中國考古學及史前社會研究者提供了充分的啟迪。

當然，這些啟發背后的不足之處也同樣明顯。這本英文原版于2008年的著作，確實集中了國際學術界對東亞北方社會最新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受傳統上“長城南北”二分關系的束縛，以及對中國早期文獻的有限認識，實際上，仍然無法更為準確地認識、分析中國早期社會。更重要的是，由于對中國古代人群缺乏更深入的認識，作者忽略了物質交流背后的人群互動，很有可能重新落入傳統考古學那種“類型學”陷阱的危險。

篇10

計算機網絡技術的發展正在改變和影響著我們社會的各個方面。因此,處身于信息時代中的考古工作者所面臨和需要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在考古學的未來發展中,計算機及其網絡技術究竟會帶來怎樣的推動和變化?考古學的學科目標是通過對古代歷史信息的辨識、認知和分析、整合來復原古代社會。考古學科的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計算機及其網絡技術所具有的優勢之一,因此我們相信,網絡技術與考古學的緊密結合,將會對考古信息的認知和進一步的分析、整合提供強有力的工具,也勢必將會對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手段產生意義深遠的影響。本文就計算機網絡技術在考古學中的應用進行初步的討論,并對計算機網絡技術與考古學的未來發展作出前景展望。

一、計算機網絡技術在考古學中的應用

由于種種客觀條件的制約,考古界目前對計算機的應用還處于起步階段,目前在考古領域最廣泛的應用仍停留于對考古發掘資料的計算機輸入和數據庫管理等方面。經過近十年的發展,考古資料信息的數據庫管理技術已經在考古文博界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和應用,而計算機網絡技術因其自身也是處于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因此,在考古工作中還有待引入和普遍應用。

計算機網絡技術的最大優勢就在于能夠將眾多原本分散、孤立的計算機和其他相關的外部設備通過網絡互聯,從而以最小的成本付出,最大限度地發揮資源優勢,達到人們對溝通信息、共享資源的目標要求。網絡技術在考古工作領域的引入,其優勢之一就在于能夠將較昂貴的各類外部設備,如高精度掃描儀、磁帶備份機、彩色打印機、光盤刻錄機等通過網絡進行共享,以充分拓展外部設備的應用范圍。近年來,隨著各類計算機外部設備的發展,原本較昂貴的硬件設施在性能大幅提高的情況下,其價格卻在不斷下降,一些原本無條件普遍使用的設備也正在逐步普及,利用網絡實現硬件資源共享的這一基本目的隨之也就不再具有明顯的優越性。因此,計算機網絡技術在考古工作中的應用,其最主要的意義是在于借助于網絡架構模式,實現考古信息的網絡化管理、共享、傳播以及信息的檢索和交流。

1.考古信息的網絡化管理

考古信息的有序、科學管理是考古工作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和后期研究的實際需求。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對全國文博單位計算機應用狀況的調查中,有半數以上的文博單位希望能夠將計算機應用于田野工作、資料檢索與處理系統及藏品管理系統等方面,由此可見,國內文博界已普遍認識到了傳統信息管理模式的種種弊端,并迫切地需要一套現代化、高效率的信息管理模式[1]。近年來,隨著計算機數據庫和多媒體技術的日趨成熟,考古部門已能夠研制開發出符合考古工作需要的專業信息數據庫管理系統。在計算機技術支撐下的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統,可以針對自身的學科特點和工作需要,充分利用計算機的多媒體技術、可視化技術和數據庫技術,將考古信息以圖、文、聲、像等多種形式,按考古遺址、地層、單位等分門別類進行輸入和歸檔、管理,并可按照研究者的不同要求快速、準確地對資料進行檢索、查詢、統計和研究。因而,考古信息管理系統的開發研制,在國內考古界已成為計算機應用的主要領域之一。

然而,隨著計算機數據庫信息管理技術在考古工作中應用的不斷深入,普通的計算機數據庫管理技術的缺陷和不足也日益凸顯。最明顯的不足是,目前應用于考古工作中的數據庫管理軟件,其操作方式還大多停留于單機工作狀態,這種方式已不能充分滿足考古發掘信息的科學有效管理和共享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考古信息在后期分析、歸納和整合等應用方面的效率。這一問題目前已被考古工作者認識到,并著手進行了構架于網絡平臺管理系統的開發[2]。

通常來說,一個考古部門的田野考古工作不可能長期固定于某一特定區域,因此,普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統在這種情況下就無法及時地補充和更新考古發掘的最新信息,即使在具有便攜式計算機等條件下,不具備網絡化信息管理系統支持,也只能夠做一些必要的基本資料錄入,而考古信息的最終歸檔工作,則只能待一個區域的考古發掘工作告一階段后,再進行后期的補充輸入。這種情況無疑造成了考古資料信息歸檔工作的滯后和資料輸入工作的重復。網絡技術在考古信息管理中的應用,可以充分發揮出信息資源共享的優勢,使考古信息通過網絡實現實時的遠程輸入、檢索、歸檔和管理。借助構建于網絡技術平臺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統,考古工作者通過對網絡服務器中專業數據庫的遠程訪問,可以實現對考古信息的網絡輸入、檢索和管理,并及時追加和補充考古發掘的最新信息。這種方式不僅有助于提高信息的輸入和檢索效率,考古工作者還可結合數據庫中同類遺跡、遺物的資料比照,對考古發掘工作中的各類考古遺跡作出對比分析,有助于進一步提高田野考古發掘研究工作的主動性。

為了保證發掘資料檢索、使用的有序和安全,可以根據使用者的不同,在網絡管理系統中設置不同的使用權限。如考古機構中的領隊人員等,可以通過網絡對已歸檔的各個發掘區域的考古信息進行實時地全面檢索和查詢,并就已歸檔的資料加入批注,以有效地實施對田野發掘工作的全面指導;發掘人員根據其不同的工作區域,擁有在特定模塊進行檢索、輸入的權限,以便將最新的發掘資料進行遠程追加輸入。這種方式,在保證已歸檔考古信息安全性的同時,提高了考古信息管理的同步、更新效率。

2.考古信息的網絡化共享

網絡技術應用于考古工作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考古信息的網絡化共享。考古信息的網絡化共享,首先是在網絡管理系統平臺支持下的考古信息共享。構建于網絡平臺之中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統,不僅為遠程輸入和管理考古信息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遠程共享考古信息提供了可能。以規范化為基礎構建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統,其基本信息是可以實現相互溝通的。假設在全國考古機構的信息化工作步入一定的階段后,各級相關的考古機構都擁有了既相對獨立又可相互溝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統,那么借助于網絡技術平臺,就可以在全國范圍內實現考古信息的網絡化共享。這種工作方式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相關考古機構的上級主管部門可以借助這一考古信息網絡管理平臺對考古發掘與研究現狀實現有效的實時監督和指導,最大限度地減少因信息滯后所帶來的種種弊端;另一方面,考古工作者也可借助這一網絡平臺及時地了解和掌握已公布的考古發掘和研究信息,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考古信息的交流。當然,由于考古發掘工作的自身特點和考古信息的相關要求,這一層次的考古信息網絡化共享應當嚴格限制于考古專業人員,并且要遵循考古信息的相關規章制度,以保證考古信息的安全和有序。

實現考古信息網絡化共享的另一個重要的方式,就是借助于專業化的考古學信息網站的考古信息來實現的。隨著計算機網絡技術應用的不斷深入,目前在互聯網上已經出

現了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專業信息網站,這些專業網站在一定程度上為考古工作提供了獲取和共享考古信息的一個窗口。例如說,中國文物信息網(.cn)是《中國文物報》主辦的網站,它借助于網絡將最新的考古動態和信息進行,考古工作者只須登錄該網站就可及時了解到這些信息。此外,一些專業網站還將已發表的考古專題研究資料輸入數據庫并聯入網絡,為學者開展相關課題的研究提供了可貴的資料信息。 3.考古信息的網絡化傳播和

借助于網絡而實現的考古信息的傳播與,其優勢首先在于其“無時差”性。通過網絡平臺,最新的考古信息可以在第一時間內實現在網絡上的和傳播;其次,考古信息的網絡化傳播與,除了在初始的制作過程中需要投入一定的費用外,后期幾乎不需再有什么費用的投入,與傳統的傳播方式相比較,顯然是具有“低成本”的優勢,這一特性也就為考古信息的網絡傳播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三,就是考古信息的“可及性”。借助于網絡所實現的考古信息的傳播與,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只要是有條件接觸網絡的地方,就可以及時地通過網絡了解和掌握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的最新信息。這一優勢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研究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研究過程中資料收集工作的困難局面;第四,就是由于信息技術的獨特優勢,考古信息的網絡化傳播和具有“信息的多樣性和交互性”這一顯著的特點。傳統方式的考古信息的傳播和,囿于傳播載體的局限,往往只能以文字、圖像或者繪圖等幾種方式來傳達考古信息,而信息技術所具備的優勢,不僅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類別,比如說在線視頻信息等,而且還可以提供諸如三維虛擬遺址地層圖、虛擬現實等交互式的信息傳播方式,為研究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資料。如上所述,考古信息的網絡化傳播與,由于其所具有的這些顯著的特點和優勢,使考古信息的網絡化傳播和具有著傳統方式所無法比擬的優點。

考古信息網絡化傳播和的形式,目前主要有考古專業網站的信息,專業電子期刊的信息以及專業網上論壇等多種方式。借助于考古專業網站所實現的考古信息,可為研究者提供豐富和詳實的專業信息;專業電子期刊,也是及時傳播考古信息的重要途徑之一。專業電子期刊,是在傳統意義上的專業學術期刊基礎上,借助于網絡實現的一種形式,它具有著較好的時效性和信息類別的靈活性,是對傳統印刷型期刊功能的拓展,其主要類別可分為在線WEB閱讀和郵件訂閱發送以及電子文檔下載等多種方式。電子期刊與傳統紙媒體雜志相比,具有許多新的特點和優勢,從出版速度上看,即使出版速度最快的傳統雜志也無法與網絡電子刊物的即時性相比。據統計,世界各地見于著錄的重要考古學期刊有950多種,出版者包括學術出版社、大學出版社、科研機構或學術團體以及獨立的出版者等幾個類別,其中20%擁有自己的網站[3]。這些電子專業期刊的出現,為考古信息的傳播和提供了重要的途徑。考古信息網絡的第三種形式,就是專業網上論壇,這主要包括以公告板(BBS)等形式的田野考古動態、學術會議、熱點學術問題的討論等內容,這種方式因主要為研究者自發性地活動,是上面所述兩種主要類別的補充。

4.考古信息的網絡檢索和實時交流

借助于網絡技術所實現的考古專業信息的檢索,是對傳統信息檢索手段的全面革新。考古信息的網絡檢索,徹底地擺脫了時空的限制,使專業信息的檢索工作易如反掌。而且,隨著網絡考古專業信息的日益豐富,相信未來的信息檢索工作將會主要依賴于網絡技術進行。

專業考古信息的網絡檢索主要是指考古及其相關信息網絡數據庫檢索[4]。正如上文所談到,如果未來的考古信息處理系統能夠通過網絡實現互聯的話,借助于這樣一個龐大的考古專業信息的網絡檢索數據庫進行考古專業信息的檢索,將會為考古學的未來發展提供現代化的信息工具。目前從技術層面而言,實現這一目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要建立這樣一個全國性質的龐大的考古專業信息網絡數據庫,最主要的難度在于要建立一整套規范、科學、統一、安全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統,并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推廣使用。此外,目前在網絡中還存在著不可計數的專題性考古信息網絡數據庫,這些提供網絡檢索的專題性質的考古數據庫,為我們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研究工具。

除了本學科信息的網絡檢索工作外,借助于網絡平臺,我們還可以實現對相關自然科學信息的網絡檢索。比如說,借助于網絡平臺,我們可以對考古發掘工地的GIS地理信息和早期航片進行檢索,對于我們制訂田野考古工作的實施計劃有著一定的幫助。

此外,各種數字化的考古資料層出不窮,如《史記》、《漢書》等古代文獻已經出現了電子版本,一些專業網站提供了在線式的文獻檢索服務,為查詢、檢索古籍提供了高效地現代化手段。我們還可以通過考古機構的專業網站及時地獲取國內外相關考古信息。

目前而言,大部分網絡用戶使用的接入方式還是撥號上網,這種方式由于速率較低,在未來將會逐步為ADSL、光纖接入等寬帶網絡接入方式所取代。在現有接入方式的限制下,考古信息的實時交流還僅限于諸如網絡虛擬論壇,網絡實時文字信息交流等簡單的方式,而需要更大帶寬支持的視頻實時交流等方式在現有的條件下還不能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隨著寬帶網絡的日益普及,通過視頻播放、網絡虛擬論壇等方式實現的考古信息的網絡實時交流,可以預見將會是未來考古網絡化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

二、計算機網絡技術與考古學未來發展的前景展望

考古學的學科目的,歸根到底是通過對古代遺跡、遺物的發掘,來獲取各類蘊含的歷史信息,以最終復原古代社會,探究古代社會發展規律。從這個意義上說,考古學的學科目的也可視作是對古代歷史信息的辨識、認知,并通過對這些信息的分析、整合來復原古代社會。考古學科的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計算機及其網絡技術所具有的優勢之一。網絡技術與考古學的緊密結合,將會為考古信息的認知和進一步的整合、分析提供 強有力的工具,帶給考古學以新的研究方法、手段,也將會對考古學的未來發展產生深 遠的影響。超級秘書網

計算機網絡技術于考古學中的應用,從表層來說,是為考古學增添了一對信息時代飛翔的翅膀;而從深層次來說,將會對信息時代考古工作的結構重組起到有力地推動和促進。正如上文所述,計算機網絡技術之應用于考古工作,不僅有助于我們進行考古信息的網絡化管理、共享,而且還為考古信息的傳播、以及網絡檢索和實時的交流提供了有力的工具,這些不同層次的應用,都將會對考古學的未來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而在未來的發展中,最為令人振奮的當為構建于計算機網絡技術的、統一規范的國家考古信息管理系統的建立,以及它所帶來的考古工作模式的重組和進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