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主張的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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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儒家文化是中國千百年來最為重要的正統文化，其對國家的發展路徑和國民性格的形成都起了絕對的主導作用。儒家文化的確在完善社會的倫理道德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不能忽略它對商法發展造成的消極影響。儒家文化影響下的重農抑商政策使得統治階級不可能制定真正意義上的商法以及配套法律制度；儒家宗族家文化使人們只信賴血緣使得商法存在和發展的空間狹小；儒家文化的等級觀念和無訴目標使得商法發展缺乏民主法制土壤；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和壓抑本能使得商法發展的價值淵源缺失；儒家文化主導下商人階級未真正形成使得商法發展欠缺階級基礎。因此改革開放新階段下商法制度設計應極力避免儒家文化的消極影響。

論文關鍵詞 儒家文化 商法發展 消極影響

一、儒家文化推動了社會發展的同時其劣根性也阻礙了中國的民主法治進程

華夏文化源遠流長，有著不勝枚舉的文化流派，而儒家文化是中國千百年來最為重要的正統文化，其對國家的發展路徑和國民性格的形成都起了絕對的主導作用。儒家文化中的仁政愛民、名貴君輕、以和為貴、尊師重教，仁義禮智信等偉大思想是中華文明的瑰寶，不僅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穩固和發展起了推動作用，更是超越國界帶動了亞洲文明的發展。時間越過千年直到現代文明高速發展的今天，儒家思想仍舊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其早已經深入國民的內心，無形并深刻的影響著當今人們各個方面問題的思考方式和抉擇方式。正如李厚澤先生所說：“即使廣大農民并不讀孔子的書，甚至不知孔子其人，但沉浸和祭奠在他們的行為模式、觀念模式、思維方法、情感態度等意識和無意識底層的，主要仍是孔子和儒家的東西。”

儒家文化的確在完善社會的倫理道德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不能忽略它的劣根性對國民思想的禁錮。如男尊女卑、三從四德、三綱五常、保守封閉、重農抑商，特權等級等糟粕思維都深深地壓抑了國民的自然屬性和創造能量，極大的阻礙了社會的發展進步和個人的解放。這些劣根性有些延續至今仍然無法解決，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阻礙著中國民主法治進程。文化與法律同為社會的上層建筑，它們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此筆者著重探討儒家文化對中國商法的發展具體造成了哪些消極影響。

二、儒家文化對商法發展的消極影響

（一）儒家文化影響下的重農抑商政策——統治階級不可能制定真正意義上的商法

儒家講：“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此為西漢董仲舒提出的一個儒家哲學原，反映在經濟生活中，可以說成“天不變，地亦不變。”即保守的儒家思想主張在自然經濟下維持一種穩定的男耕女織世代交替式的社會形態。只有農耕經濟才是社會經濟的主軸和支撐；只有男耕女織，安分守已才是正統的生活方式。

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國家始終奉行重農抑商政策。國家在農業經濟發展上是不遺余力的支持，并給予了很多優厚的政策，如輕徭薄賦、獎勵農時、獎勵耕織、興建水利等等；然而對待商業經濟卻持不鼓勵和壓制的態度。古代將人分為四種，分別是“士”、“農”、“工”、“商”。“士”排在最靠前面，是最理想的社會職業。儒家文化主張學而優則仕，正所謂“一朝中舉，光宗耀祖”，讀書人也都有著“兼濟天下”的情懷。中國社會的官本位思想早已深入了世世代代中國人的內心。然而國家對商事經濟奉行干預和壓制政策，例如對鹽、油、茶等生活必需品進行壟斷官營。相應的，商人在古代的地位不高，被認為是不求上進不務正業的表現。雖然到了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國家對商品經濟的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松綁，例如鼓勵各省之間的糧食貿易，減輕商稅、山西票號的出現等等。但實際上這些表面的促進政策并不能真正促進商業的發展。如山西票號的出現并沒能最后真正發展成為早期的銀行機構，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當時的契約執行制度上的缺陷使票號等傳統金融組織難以在規模上更上一層樓，無法增加其競爭力。”因此即使在中國封建社會后期，那些某種程度上有利于商業發展的政策也仍未脫離傳統重農抑商政策的軌道。中國的法律形成方式是自上而下式的，故統治階級在長期的重農抑商思想下是不可能制定適合商事經濟發展的配套法律制度，如契約制度和產權制度等，也更不可能制定真正意義上的商法。

（二）儒家宗族家文化使人們只信賴血緣——商法存在和發展的空間狹小

儒家文化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為社會建立了一個穩固的，以孝道為核心的剛性社會秩序。在這個社會秩序中，無論是經濟財產權利方面還是道德人格方面，家族的長者和社會的尊者具有絕對的權威，要求晚輩和地位較低下者的絕對服從。

“三綱”因符合了統治階級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要求受到了極大的重視，因而也出現在許多的法律條文中。例如在《大淸律例》中“卑幼私擅用財”條中規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長，私擅用本家財物者，十兩，笞二十，每十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同居尊長，應分家財不均平者，罪亦如此。”又如《大清律例》中，“凡子孫違反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養有缺，杖一百。謂教令可從，而故違；家道堪奉，而故缺者，須祖父母、父母親告乃坐。”另外在刑事方面還規定了，辱罵毆打長尊者將受到十分嚴厲的刑事處罰，甚至被處以極刑。

古代法律條文中為保障儒家文化中的孝道思想比比皆是，這實質上建立起了全社會以長尊者為權威的宗族文化體系。在宗族之中，一切以血緣關系排親疏，整個社會也是一個熟人社會。在儒家的家文化提倡下，人們習慣了在自己的宗族內部互通有無、利益交換和相互提拔。“家族、宗族就成為主要的經濟互助體和社會共同體、親情和血緣成為保證互保、互助交易能順利進行的自然基礎，家族像是一個非正式的內部金融市場。”然而，商法是陌生人之間的交易，需要廣闊的市場和可靠的社會信用體系。儒家只信賴血緣關系，把血緣關系當做信用體系，凡有需求都習慣在內部解決，這就讓市場呈現出一種內開外合的狀態。例如，在貸款觀念被接受之前，中國人無論辦企業或購買房子都更喜歡在親鄰好友之間借款，而不是在資本市場上去籌資。這說到底就是儒家的宗族家文化在起作用，人們更愿意信賴血緣而不是陌生人。商法的調整對象是市場上的經濟行為，無法延伸至家族或宗族的內部交易，這使得商法的存在和發展空間狹小。

（三）儒家文化的等級觀念和無訴目標——商法發展缺乏民主法制土壤

在公元前五世紀，地中海地區的商事貿易日漸興起，也帶動形成了以雅典為中心的城邦國家。在那里人們把經商看得像日常生活一樣的自然，并經年累月的形成了一系列的商事交易習慣。在相對民主的社會氛圍中，為了保障商事活動目的得以實現，契約制度和產權制度的雛形也隨后產生，這為日后商法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和制度基礎。因此，在民主法制的氛圍中西方社會很早就有了調整商事貿易關系的法律規范，如《羅馬法》，以及稍晚些形成的《德國商法典》和《法國商法典》。

中國的發展路徑和發展模式明顯不同于西方，并未形成民商事法典，商經法的發展十分的緩慢。筆者以為原因存在兩方面：

第一，在儒家文化維護的封建統治階級皇權至上和等級森嚴的社會中，皇帝的話就是權威，就是法律。封建法律中并無“公民”概念，有的只是“臣民”。在這樣一個講究一切服從權威的社會里無民主可言。商法對倫理道德的要求不如民法刑法那樣高，但對民主法制環境的要求卻十分的高。不僅需要在真正民主的社會氛圍中產生和發展，還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維護和保障，如契約自由和產權保護等。

第二，儒家的德治思想和大同思想使得統治階級盡力的實現“無訴”目標。但是資源配置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只要人類的物質生產還沒有達到極大豐富就都會產生爭訟的問題。正所謂“民之訟，爭是非也。地之訟，爭疆界也。”然而在古代社會中，“大量的民、商事案件被宗族制度所網羅，經族長、房長、家長的權威影響和族規、家法的整飭而冰消雪融。一個商事爭議案件在一個社會中，并未經過正規的司法程序，而是受制于等級權威的意志，那么我們可以認為這個社會的法制環境是很差的。

（四）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和壓抑本能——商法發展的價值淵源缺失

千百年來，中國人做事講求穩妥安定，不喜歡冒險為之；交際講求溫良恭謙讓，不喜歡與人爭利；說話講求婉轉含蓄，不喜歡直截了當。因為儒家所主張的中庸之道早已根植進中國人的骨子里，成為一種國民性格。有道是“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中國人在生活中是不恥于直接講出自己的利益和需求的，若遇見利益糾紛一般也不十分爭取，主張以和為貴各自退讓。同時對逐利活動有著“生死有命，富貴由天”的被動觀念。

儒學中陳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觀念也極大的壓制了人之為人的欲望和本能。人除了自然生理欲望之外還存有自我發展和自我獲益等欲望，而個人的充分發展會帶動全社會的發展。誠如恩格斯所言：“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重義輕利的儒家思想讓國人不敢大膽逐利以實現個人發展，甚至在長期的觀念浸下喪失了敢于實現個人意志的想法。誠如陳志武教授所言：“不以個人權利但以名分界定的等級結構，的確讓中國社會在兩千五百年中基本不變（改朝換代除外），但這種文化也閹割了中國人的個性，閹割了我們的創造力。”

逐利和冒險是商人的天然性格。商法的責任則是要保護這種逐利活動的安全和有效。自然商經法的價值基礎就在于鼓勵大膽逐利，勇猛精進，敢想敢干，并努力促成安全高效的交易。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臘，哲學家普羅塔古拉斯提出了“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主張解放人性解放本能。不同于民主的西方，在儒家思想占絕對支配地位的古代中國，壓抑的國民缺乏這種冒險性格和價值觀念，故商經法形成和發展的價值淵源十分缺失。

三、改革開放新階段下商法制度設計應極力避免儒家文化的消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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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師生關系；師道尊嚴；封建統治

一、古代社會師生關系

師道尊嚴是古代社會的師生關系的完美寫照。我國古代社會以儒家文化為文化主流，而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在師生關系上主張“尊師”，漢代董仲舒對于儒家文化的極力推崇更是促使孔子的“尊師”主張為社會主體接受。各種教學理念的隨著古代統治者對于教育的重視紛紛出現，但依舊是以孔子的“有教無類”以及“因材施教”的教育主張為主體。“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這兩個教育主張更加直接的導致了師道尊嚴的產生。《學記》中記載：“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也可以說，在學習之路上治學嚴謹的教師才能受到學生的尊敬與尊重。

《呂氏春秋》中有這樣的觀點學生認真學習，聽從老師明理為師，就是對教師的尊敬之心的體現。而且“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使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判。背判之人，賢主弗內之于朝，君子不與交友”。

二、古代師生關系的變異

盡管孔子對于師生關系的定位極力的想讓學生和老師處于平等的地位，但是在《論語》中依舊可以看到對于市長的地位的強調。更是在漢代董仲舒之后私學盛行，私學中的“著錄”的師生關系，相互利用的關系，學生利用老師的名望來彰顯自己的學識，而老師利用著錄生來擴大其影響。如《漢書?儒林傳》中說到，高相“自言出于丁將軍”，高相自稱是丁寬將軍的弟子。無論教師還是學生將師生關系看成了獲取名利的籌碼。師生關系由此發生了極大地變異。

漢代之后，統治者更是利用這種師生關系在思想上禁錮學生，是學生成為了封建統治下的犧牲品。因為，隨著教育的普及百姓本應該“明事理，辨忠奸”但是，在當時社會統治者的推動以及一些教師的啟發引導下一些學子更是將師生關系解讀成的十分極端化。晉代教育家葛洪甚至認為：“明師之恩，誠過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可不崇乎？”③《抱樸子》老師的恩情比父母生養自己的恩情更大！還有孔子去世之后，他的學生子貢更是守孝三年，“子貢廬冢”的故事大家廣為傳誦，甚至將子貢定為了孝順老師的楷模。師生關系就演化為了“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種偏激的具有封建統治意味的“利器”。將老師等同于父親，師生等同于父子，將教育理念與倫理觀念牢牢地捆綁在一起。“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倫理而已矣。何為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也”（《明儒學案?河東學案》）。這是人異于動物的體現，但是正是這種人的最寶貴的品質使得百姓困于君王的思想統治之下。

三、古代師生關系變異的原因

可以說儒家學說以董仲舒為界分為儒學和新儒學，那么儒家思想下的師生關系也是以漢代董仲舒為界發生了改變。但是深究古代師生關系變異的原因可以認為是封建統治階級為了在思想上控制百姓。漢代儒學片面強調尊師，而且還將師生關系演化為父子關系和君臣關系。東漢《白虎通》繼承了《禮記?學記》中的“師嚴道尊”思想，對師生關系作了典型的解釋，說：“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也。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在《白虎通?三綱六紀》也說：“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可見在東漢對于學生的附屬或隸屬關系的強調。更是順從封建統治者的意愿給單純的師生關系附加了忠君的思想。以致出現了“天地君親師”的“師道尊嚴”的思想。

在封建統治者對于“師道尊嚴”思想的大力推崇下，師長對于學生的態度更是與孔子能夠接受學生的建議的和藹態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片面的尊師的主張有助于封建統治，將儒學奉為了經典，更是將儒學所衍生出的偏離儒家主題的“尊師重道”看為了統治百姓的利器。在生活中，學生對老師的命令可謂做到令行禁止。能夠成為名師的人必然是忠臣、孝子，因此學生對于教師的服從必然會服從于君主。如《御覽》卷八七引《東觀漢紀》記載：“宋弘為司空，常受傣得鹽豉千斜。遣諸生迎取上河，令崇之，鹽賤，諸生不崇，弘怒，便遣，及其賤，悉崇賣，不與民爭利。”這就是絕對不平等的關系，學生已經成為了師長的奴役，師長是統治者的奴隸，因此學生更是統治者的奴隸。

總體說來，古代師生關系變異的原因是統治者需要一種思想或理念來控制百姓，而在儒家學說的師生關系中的“尊師”十分的符合統治者的需要，中國師生關系由孔子所推崇的“尊師”經東漢董仲舒的改變就成了變了形的“師道尊嚴”旨在重視儒家忠孝倫理之道，直接維護了封建專制統治。因此古代師生關系變異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統治對于師生關系的利用。

參考文獻：

[1]劉厚琴.論儒學與兩漢師生關系[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1）：41―47.

[2]苗春德.試論孔子私學的師生關系[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6）：1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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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烹調是一種藝術；在美國、俄羅斯，烹調則是一種勞動。

中國古代哲學非常注重陰與陽的辯證統一，認為世界萬事萬物都是由陰陽兩極組成的矛盾的對立統一體，如：上與下、左與右、正與反、內與外、男與女等等。中國的儒家文化與佛、道文化也形成了中國文化的兩極性。儒家文化主張積極進取，而佛、道文化主張消極避世，組成了矛盾的對立統一體。中國古代的許多知識分子在青年時期往往尊奉儒家文化，奮發圖強；當仕途多有磨難，到了晚年時又遁入佛、道文化，從佛老思想中尋求內心的安寧。儒家文化就好比一架云梯，激勵著仁人志士們努力攀登，去摘取事業的果實；而佛、道文化就好比是一張安全網，有人從云梯上跌落下來，就有這張大網將其接住。因此儒家文化與佛、道文化這兩極文化對立統一、相輔相成，形成了一個穩定發展的中國文化系統。而美國是一個多種文化兼容并蓄的國家，不僅有英國文化、法國文化，還有西班牙文化、墨西哥文化，以及中國的儒家文化和佛、道文化，等等。美國的文化不是兩極，而是多極，提供給人們更多的選擇機會。

中國文化有著幾千年的歷史，它給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奠定了濃厚的理論基礎，對中國的社會關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響；而美國只有兩百年的歷史，美國的文化是一群來自歐美洲各地的移民，按照各族之間的意志和行為習慣構建起來的，因此在這兩種積淀下面，中國與美、俄兩國產生了不同的飲食觀念。與注重“味”的中國飲食相比，西方則是一種理性的飲食觀念。西方人注重科學飲食，講究營養，并且以營養成分，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維生素及各類無機元素的含量是否搭配合宜，卡路里的供給是否恰到好處怎樣才能讓營養元素讓人們更好的吸收，這是西方人所關注的。對于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頗深的中國人來說，菜肴的色、香、味、形、意都需俱全，菜色的搭配怎樣才能夠達到一種深層次的境界這才是中國人所關注的，而香、味則是次一等的要求。例如，在西方大國首屈一指的飲食大國——法國，其飲食文化雖然在很多方面與我們相近，他們同樣也很注重烹調的手法和方式，但是一旦涉及到營養問題，雙方便拉開了距離。

因為過于注重營養，西方飲食幾乎沒有藝術可言。各種餐飲產品的科學成分一目了然。各種餐飲產品的科學成分一目了然。在宴席上，人們可以講究餐具，講究用料，講究服務，講究菜之原料的形、色方面的搭配，但不管怎么豪華高檔，從美國到俄羅斯，牛排都只有一種味道，毫無藝術可言，作為菜肴，雞就是雞，牛排就是牛排，縱然有搭配，那也只是在盤中進行的，一盤“法式牛排”，一邊放土豆泥，旁倚羊排，另一邊配煮青豆，加幾片番茄便成，色彩上對比鮮明，但在滋味上各種原料互不相干、調和，各是各的味，簡單明了。而中國就很講究“五味調和”，即在重視烹調原料自然之味的基礎上進行“五味調和”，用陰陽五行的基本規律指導這一調和，調和要合乎時序，又要注意時令，調和的最終結果要味美適口。所以中國菜幾乎每個菜都要用兩種以上的原料和多種調料來調和烹制。即或是家常菜，一般也是葷素搭配來調和烹制的，如韭黃炒肉 、肉片炒蒜苗、腐竹燜肉、芹菜炒豆腐干……而此等原料若西廚烹制，則奶汁肉絲外加白水煮韭黃，或炸豬排佐以清水煮蒜苗，完全沒有融合的感覺，每種食材都像相互獨立的菜。也是基于對營養的重視，美國、俄羅斯等西方國家的人多吃生蔬菜，不僅西紅柿、黃瓜、生菜生吃，就是洋白菜、洋蔥、西蘭花都生吃，這在肯德基、麥當勞里面是經常可以看見的，突然想起前不久我在麥當勞里面吃的那個雞汁漢堡，里面的生洋蔥真的很難讓地地道道的中國人所接受，更別提他們的沙拉，很多種瓜果混合在一起加上一點沙拉醬，這對于吃慣了熟食的中國人來說，就好比一盤兔飼料。現代中國人也講營養保健，也知道青菜一經加熱，維生素將被破壞，因而聰明的中國人主張用旺火爆炒。這雖然也使維生素的含量下降，但不會完全損失，可味道卻比兔飼料好吃得多。因而中國的現代烹調術旨在追求營養與味道兼顧下的最佳平衡，這當然也是一種“中庸之道”。 而西方烹調也更講究營養卻忽視了味道，至少是不以味覺享受為首要目的。他們以冷飲佐餐，冰鎮的冷酒還要再加冰塊，而舌表面遍布的味覺神經一經冰鎮，便大大喪失品味的靈敏度，漸至不能辨味；那帶血的牛排與大白魚、大白肉，生吃的蔬菜，白水煮豆子、煮土豆，雖有“味”入“道”，凡此種種都反映了西方人對味覺的忽視。平心而論，談到營養問題也觸及到中國飲食的最大弱點。盡管我們講究食療、食補、食養，重視以飲食來養生強身，但我們的烹調術卻以追求美味為第一性要求，致使許多營養成分損失于加工過程中。我們從來都是把追求美味奉為進食的首要目的。民間有句俗話：“民以食為天，食以味為先”。雖然人們在贊譽美食時，總愛說“色香味俱佳”，但那是由于我們感受色香味的感覺器官“眼、鼻、口”的上下排列順序如此。人們內心之于“色、香、味”，從來都是“味”字“掛帥”的。

由于歷史積淀的不同，受制度文化影響的不同，中國與美國、俄羅斯的用餐禮儀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先說俄羅斯，對于俄羅斯人,吃在氣氛,至于有多少佳肴并不重要.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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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里就要有品位,環境和服務是餐廳最重要的環節.像中國沿街以吃味道為主的大排檔是沒有的.人們在餐廳里說話都是低聲細語,絕對不能高聲叫"嗨!結賬!".餐具也很講究,中低檔的餐廳也會擺上擦得亮晶晶的刀叉.桌布是棉布的,從來沒有塑料的,或一次性的.桌上都會擺好裝鹽和胡椒的小料盒,進餐的次序很重要,端上一道菜時,就把前面的一道菜撤掉,無論吃完了沒有.客人用公共刀叉把菜夾到自己的盤子里再吃,不能直接夾菜進口.大塊一點的肉,要用刀切成小塊,不能叉起一大塊咬著吃.喝湯也要用勺,不能抱著碗喝.而對于中國來說，中國自古就是一個愛熱鬧的名族，無論是家庭日常吃飯還是朋友宴會聚餐都喜歡擺上一大桌，煎蒸炒煮一應俱全，吃得就是一個熱鬧，你給我夾菜我給你夾菜，表達的就是一個喜愛、尊敬之情，但是這些行為擺在俄羅斯就是極不尊重對方的表現。

  一般而言，美國人的三餐既隨便又簡單。 早餐，往往是果汁、雞蛋、牛奶和面包。 雞蛋用熱水沖熟或用電灶煮熟，牛奶從冰箱里直接取用。 午餐，多用半小時在工作場所匆匆食用。 進餐時，人們從自帶的小紙袋里取出幾片三明治、 一根香蕉，再沖上一杯咖啡，便是一頓午餐。 晚餐，常常是一兩個菜，另有一些點心、水果之類。 有時，盡管晚餐菜單上有許多名目，但那僅僅是一些作料。 人們最愛吃的是牛排或豬排。而這三餐擺在懂得“吃”文化的中國人面前就會顯得格外的隆重，首先早餐的種類就會多的讓人眼花繚亂，例如：天津的狗不理包子、云南的過橋米線、廣東的干蒸燒賣、南方的餛飩等等舉不勝舉。而午餐和晚餐都是中國人的重頭戲，魯、川、蘇、粵、浙、閩、湘、徽等菜系，各式各樣的美味讓人流連忘返。俗話說：民以食為天。在中國，吃一個大事情，像美國、俄羅斯等西方國家如此草草了事是絕對行不通的。

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體，儒家文化中又以倫理德為主體。倫理道德注重于社會關系的協調，詩詞歌賦注重于情感的宣泄，因此在中國人的傳統思維和性格中，自古重人文、重情感。因此，中國的酒桌文化也是特別的，作為酒桌上的食物，菜肴的色香味形意也是要經得起反復的推敲的，例如：聞名中外的滿漢全席，它堪稱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經典中的經典。

而美國、俄羅斯等西方國家思想開放、生活節奏也很快，因此快餐文化在他們的領地發展得很好，西方人注重效率，只要有食物能夠快速的將肚子填飽就夠了，他們需要留下更多的時間去做更喜歡的事情，因此菜色在他們眼中是無關緊要的。只要能吃飽，夠營養就可以了，多半以餡餅、熱狗（面包夾香腸）

漢堡包和炸面圈，其次是甜點、涼菜、通心粉、 冰淇淋以及各種無酒精的飲料因此出現了大街上每隔幾十米就會出現一家肯德基、麥當勞的情景。事實上，經科學研究表明多次使用的高溫油、燒焦或油炸過火的食物含可致癌的“苯并芘”，用過的油不宜再次使用，燒烤或油炸食品也不宜多吃。而肯德基都是以炸雞、漢堡為主打，這些食物也是不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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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廣告文化內涵的差異

中國的廣告文化注重深厚的人情味和體現傳統文化的東方價值觀，“重群體、輕個體”的意識較為突出，重人情是中國人所崇尚的。中國人極重親情、友情，在世界各民族中，再沒有一個民族比中華民族更注重團圓了。香港老字號“榮華月餅”的電視廣告正是深諳“團圓”之道，大打文化戰，贏得了消費者的心，成功占領了市場。在廣告中，父親曾志偉打電話給女兒，希望她回家過中秋，但忙碌的女兒要趕到臺灣做節目……當女兒準備上飛機的時候，看到了手上的“榮華月餅”，毫不猶豫地從機場工作人員手中搶回機票，說：“我還是回家和爹地（父親）過中秋吧。”這對父女的真情演繹，訴說著中國千百年來“血濃于水”的親情……老字號的榮華月餅就是抓住了消費者的傳統感情，用最真實動人的親情，喚起人們對家的眷戀和懷想，特別是遠在海外的華僑，榮華廣告更是撩撥起他們對祖國的思念。于是，榮華月餅取得成功自不待言。

西方側重于個體和個性的發揮，其廣告文化強調自由的氛圍和冒險超越的境界。西方文化自文藝復興以來，強調人性、個性的文化特征，其文化影響到西方廣告文化，使塑造個性、張揚自我、追求個人自由、凸顯個人價值為目標的西方網絡廣告文化生命力更強。對廣告主而言，更注重廣告的獨特個性內容，注重對受眾的個性心理滿足。耐克的網絡廣告利用“體壇巨星”做其網絡形象大使，因而抓住了廣大體育愛好者喜愛或崇拜明星的心理，在其網頁上，中田英壽、巴克利等巨星引人注目。

中國的廣告文化中所表現出的民族情感和歷史責任感所占比重較大。長虹的“以產業報國，振興民族工業為己任”；非常可樂的“非常可樂，中國人自己的可樂”；海爾的“真誠到永遠”等，這是利用民族自尊心的心理進行廣告宣傳。中國人崇尚民族的自豪感，這就是商家的“賣點”。雖說民族情感和歷史責任感多少有些沉重，但卻極富煽動性，易引起人們的共鳴。中國的網絡廣告文化中，因互動性的增強，使得“人機交流”的過程成為抓住大眾心理，促成其情感達成一致性。即使是利用網絡這一西方人發明的事物，中國的網絡廣告制作人也是處心積慮地使之頗具“中國特色”，運用民族情感和歷史責任感使受眾心悅誠服，這是西方文化所辦不到的事情，因為只有植根于心中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才能對人的行為產生支配力。

西方則以休閑、幽默和消費文化為主。幽默是樂觀的表現，西方人的幽默在網絡廣告文化中也不乏新意：美國《獨立宣言》中著名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政治口號被戲仿用于女士內衣廣告，將這句名言改寫為“民有、民治、我享的政府”，以強調內衣的舒適。廣告執行的是消費主義的原則，欲望（“我享”）是其核心的編碼規則，而欲望是以直接的商品為對象的，在充滿欲望的明快的亮黃色中，政治的嚴肅性被消費話語消解得蕩然無存。這就顯示了西方的理性邏輯思維方式與中國的直覺思維方式的不同。

二、“和而不同”的全球化戰略

正是儒家“和而不同”的文化觀念，使儒家文化在過去的2000多年時間里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不斷吸引其他文化的優點和長處，不斷創新、發展和形成適應新時代需要的理論體系。可以講，在“和而不同”基礎上的融合與貫通，是儒家文化發展的一個鮮明特征。儒家文化的開放性、包容性得到了各民族的認同，是中華民族得以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礎，也是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所在。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今天，相信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主張會得到世界各民族的認同，而中華民族也必將以“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吸納各國文化、以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為基礎，熔鑄一新型的理論體系，為人類的“大同”社會作出自己的貢獻。

應該說，中西的廣告文化各有其優勢和劣勢。中國的廣告文化承襲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它強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天人合一的關系，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一切順應自然。這種注意人與自然關系相協調的態度于無形中既保護了自然，又求得了人生存的和諧。但另一方面，過分順應自然，知足長樂，很容易導致中國人在自然面前的碌碌無為。西方人則認為天人相分，將天人置于對立狀態，為了征服自然，首先得認識它。研究自然界中的各種問題和現象，努力去尋求答案，導致其哲學和科學的長足發展，也形成了其民族性格中開拓進取、勇于探險的精神。但是，其廣告文化中所宣揚的征服一切、改造一切的理念也會帶來一系列的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科學主義的膨脹，人的貪欲，向自然無止境的索取，會導致生態環境的被破壞、人文家園的日益喪失。在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上，中國傳統重視和諧，也就發展了一套調節人際關系的禮儀制度，強調服從秩序，主張妥協和寬容，便有了忠、禮、義、仁等倫理說教，因此中國廣告文化注重對社會責任與義務感的提攜，重視個人的修身養性，以此來求得整個社會的和諧與完善。但在重群體的同時，卻往往忽略了個人的權利。西方廣告文化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注重人格和尊嚴，注重個體，強調個人的權利、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通過個人奮斗和競爭確立自我價值。它在充分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創造性的同時，又往往導致個人主義盛行，人對社會的義務感、責任感的淡漠，人與人關系的疏遠。

總的來說，西方的廣告文化是一種外向型的文化，具有很強的擴張性和滲透性。中國的廣告文化是一種內斂型文化，重國、重家、重情。每一種文化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也都有它一定的局限性，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因此，觀照他者，反思自我，以人之長，補己之短，是21世紀中西廣告文化的必由之路，，“和而不同”則是中西廣告文化的發展方向。

篇5

關鍵詞：文化；中國文化；會計文化；會計文化建設

會計文化是人類社會文化體系中的一個分支，遠古時期簡單的繩結和石刻計算已經標志著會計文化的產生。雖然會計文化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但是，從理論和實務對它的研究卻是一個短暫的歷史。

一、會計文化的概念

1．文化的含義。

對于文化的概念，有很多種解釋，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定義角度，不同的學者也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解釋。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定義：它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

按照的文化觀，我們可以把文化劃分為三個組成內容，即：①物質文化是為了滿足人類生理需要、物質享受需要和安全需要而創造的文化；②精神文化是為了滿足人類情感和歸屬的需要、尊敬的需要，以及參與自我實現的需要而創造的文化；③規范文化是為了協調人類社會關系的需要和協調人的活動的需要而創造的文化，比如：社會組織、制度、政治、法律、倫理、道德、教育等。

中華民族擁有著五千年光輝燦爛的文化，中國文化曾為人類文明演變發展過程做出過卓越的貢獻。中國傳統文化是由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并存組成，以儒家文化為支柱和基礎，以道家和佛家文化為重要的內容。其中，儒家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對我們民族的政治、思想、倫理、道德方面都有深遠的意義。

2．會計文化的含義。

會計作為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受到社會形態、經濟狀況和文化背景的影響，而社會、經濟、哲學、和人類價值觀對會計的影響又是綜合的。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會計文化強調以人為本的會計管理哲學，相對于整個社會文化而言，又是一種亞文化。在認識和解決問題時，都以人為出發點，以文化形式實現會計人員群體的凝聚力，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會計的職能作用。

會計文化的基本組成要素為會計物質文化、會計行為文化、會計制度文化和會計精神文化。會計文化這四個基礎要素，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構建了一個多元化、多角度的會計文化體系，為會計組織的和諧、健康的發展發揮各種功能和作用。

二、中國文化對會計文化的影響

在西方國家會計文化中，英美會計文化具有鮮明的代表性。英美會計文化具有如下的特點：①強調職業個人主義；②會計信息公正透明化；③傾向于激進主義。英美會計文化的特點主要體現出西方文化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創新精神和會計信息的真實透明。

中國文化是源遠流長，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滲透影響著人們的日常行為中。中國文化背景下的會計文化區別于其他國家的會計文化的主要原因有幾下幾點。

1．中國文化的核心是倫理文化。在2000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一直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倫理文化主要側重于德治而輕于法制。倫理道德問題貫穿于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也對會計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會計人員的行為始終受到倫理道德的影響和制約，以無私奉獻、廉潔奉公為核心思想。主要以一種無形的力量約束著會計人員的行為，依靠會計‘人員自覺地規范自身的行為。這也就造成會計業務處理過程中無章可循，規章虛設，德治重于法制。

2．中國文化的環境是政治文化。儒家提倡“克己復禮”，便是以政治理想制約個人欲念；墨家憂世風日下，要遵道利民，最終尚同于天下，法家主張為“圣人執要”出謀劃策，更是表現了高度的政治熱情。這些，對中國傳統會計義化有著直接、深遠的影響。政治環境決定著會計的地位、性質和職能的作用發揮以及會計文化的發展方向，影響甚至決定著會計文化的社會文化的地位和發展方向。

3．中國文化的中心是人事文化。現代管理科學研究結果表明，社會生產和發展的歷史是生產必須管理、管理必須核算，然而核算離不開會計，最終為提高企業經濟效益服務。但是人事文化作用表現比較突出，主要為會計行為本身常常為了處理好人事關系不得不犧牲會計的科學性，倫理道德性。

中國會計文化建設不能離開對中國傳統文化建設的繼承和發展，把優秀的中國文化傳統和觀念與市場融為體，相得益彰，相互發展，摒棄民族虛無主義，重新解釋儒家思想觀念，將之有機地融人我國的會計文化建設中去。

三、中國會計文化建設的必要性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經濟體制的改革，民主法制的進一步完善，和諧社會的積極構建，我國的文化必然也會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作為構成社會文化體系的一部分，會計文化建設也必須隨著文化建設的發展變化而變化。

1．適應會計環境發展。會計文化需要會計環境中形成和發展，會計環境的發展變化也會引起會計文化的變遷。現在我國大力建設和發展和諧的社會文化環境，會計文化也應隨著文化的發展變化而變化，建設“以人為本”的會計文化，從而推進我國和諧的社會文化環境建設。

2．促進會計改革與發展。中國會計文化是對中西方優秀的傳統文化的一種積極的傳承和延續，體現著中西現代管理文化的精髓思想。因此要強化會計文化對會計的積極影響，促進會計改革與發展以適應中國經濟建設的發展和改革需要。對于中國目前的會計行業中不良的會計行為，應加強會計文化建設，改革中國會計管理體制，加強中西方會計文化的融合，提高會計職業人的素質，從而積極引導我國會計改革與發展的前進方向。

3．加強會計人員的思想道德建設。思想道德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是會計文化在會計實踐過程培養會計人的基礎和中心。當前，受到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在各個領域的侵襲，會計領域中一些人愛慕虛榮，貪圖享樂守不住道德防線，以做假賬、挪用公款、等犯罪行為給國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因此加強會計文化建設來提高會計人的道德品質，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為會計的發展提供了的基本方向和行動指南。中國會計文化建設是會計環境變化發展的必要性，是促進會計改革與發展的必要性，是加強會計人思想道德建設的必要性，更是構建和諧社會文化建設的必要性之一。因此，會計文化建設既要吸取我國傳統會計文化的精華，又要善于借鑒國外會計文化的先進之處，對于我國會計文化的創新，逐步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會計管理理論和方法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中國會計文化建設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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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和諧

中圖分類號：G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992（2011）01-0123-01

奧運會除了是各國運動員實現光榮和夢想的舞臺，也是不同文化百花齊放、和諧共榮的契機，而奧運會開幕式更是承辦國傳播民族文化的絕佳舞臺。現當代，奧運會承辦國紛紛利用開幕式這一契機，將本國民族精神的精華、最能體現民族特色的文化呈現給世人。如今文化在綜合國力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國要使自己的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必須注重民族精神的建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保住中華民族幾千年以來流傳的優秀的傳統文化。因此，此次奧運會開幕式上，中國大展身手，為世界打造了一場視覺和聽覺上的饕餮盛宴。

ケ本略嘶崢幕式的文藝表演名為《美麗的奧林匹克》，其中，《絲路》、《禮樂》、《自然》等章節充分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鮮明的民族特色、悠久的歷史、博大精深的內涵和優良的傳統；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兼收并蓄、海納百川的胸襟。中國傳統文化最突出的特點之一是和諧，我認為《絲路》中體現國與國之間的和諧，《禮樂》中體現出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自然》中體現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

一、“和平共處”

ァ端柯貳肥欽庋的表演：敦煌的舞者在沙漠中舞蹈、水手用船槳組合成船形，與風浪搏斗。這一表演展現的是我國古代絲綢之路與鄭和下西洋的歷史，讓人們回顧了中華文明的歷程。絲綢之路與鄭和下西洋，展現的是中國文化與精神文明成果同世界各國交流互通，無論是穿越陸地還是橫渡海洋，中國人都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向世界傳播著自己的智慧，同時也將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優秀文化引人中華大地。中國自古以來便是一個提倡國與國和平相處的國家，并有著兼收并蓄、海納百川的胸襟。盛唐時期就有“洛陽家家學胡樂”，包容異族的文化，積極吸收外族文化中優秀的部分，這樣才使得我們今日得以形成如此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漢族對待鮮卑族等民族的文化不是采用同化或是排斥，而是“”地認同它的存在。這一傳統文化也一直沿襲到今天的改革開放、和平共處等政策。儒家也主張“和而不同”，允許、認同差異的存在，鼓勵民族文化多樣性的存在。

セ褂幸桓鎏逑種泄傳統文化中“國與國的和諧”要素的部分是：在《歌唱祖國》的歌聲中，56名各民族兒童簇擁著五星紅旗進人會場；中外歌手一齊唱響奧運會主題歌《我和你》，表達“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思想。只有本國和諧與團結才能更好地處理與他國的關系。伴隨著歌聲，2008個向全世界征集的笑臉一一呈現，這些笑臉不分國籍、不分種族、不分膚色、不分語言，體現著全世界人民的和諧與友愛，來自不同國度的人們跨越了民族、性別、宗教以及政治制度的界限，胸懷和平與夢想相聚北京。而中國傳統文化不像西方文化強調競爭，更重視的是和諧，是包容，它在開幕式上所展現的也正是對和平共處的提倡與推崇。它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諧共處是它的重要理念，各國文化盡管各有特色，但只要堅持向“和”的最高境界：“中庸”的道路，就能聯手一起走向和諧。

二、“以和為貴”

ァ獨窶幀匪以“孔子三千弟子”高誦“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場景、活字印刷術的真人版表演傳達出儒家文化蘊涵的仁愛精神，主要體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巨大的舞臺上，孔子的弟子們手持竹簡高聲吟唱，還有一個個活體字印刷的表演，這些無一不體現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與中華民族的勤勞與智慧。

ナ紫忍柑敢魎謝方冢表演者們身著春秋時期的古裝，精神抖擻著吟誦出一句句儒家經典。孔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他的語錄被后人編成了《論語》，對中華民族的性格有著很大的影響。他在人際交往方面提倡的以和為先、以禮自律的思想成為東方人為人處事的獨具特色的文化品格。他主張“正人”必先“正己”的做人原則，要想改變世界，先從改變自己開始，要“克己”才能“服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這些言論中所體現的禮讓，是一種高度自律的文明。而另一部儒家經典《大學》也收錄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言論。他還主張“仁者愛人”，常教導弟子：“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這為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提供了思想指導，因此在古代，這一思想為中國封建統治者所用，用以更好地管理百姓，而不至于矛盾頻發。儒家思想的另一代表人孟子也曾說過：“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將人與人間的和諧相處、團結一心視作高于機遇的偶然、地理優勢的最佳勝利條件。他在政治方面也主張德治、仁政，充分彰顯了中國現行的“以人為本”、“以德為政”的治國方略。這一節目也表現出了崇尚中和的民族注重和諧、維護整體、溫文爾雅、謙讓寬容的精神狀態。

ピ倮詞腔鈄鐘∷⑹醯謀硌藎夯鈄鐘∷⒆峙癱浠懷霾煌字體的“和”字，既像古代的活字字盤，又像現代的電腦鍵盤，既以不同時代的“和”的字體表現出中國漢字的演化過程、傳達出孔子的人文理念：“和為貴”，又充分表達了中國人民熱愛和平、憎惡戰爭的良好品質。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古老的文字承載著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歷史。

三、“太極八卦”

ァ蹲勻弧氛飧黿諛恐校2008名太極演員排成圓陣，他們時緩時疾，動作利落的拳術，演繹出變化莫測的陣型，“八卦”呈現在圖像與聲音模擬的自然環境之中。太極拳表演展示的是另一種中國傳統文化，太極拳是中國武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種拳路，它的特點是“動靜結合、剛柔相濟”，正如太極圖所呈現的寓意一樣，一陰一陽，相生相克，變化無窮。

ツ敲矗太極與自然有什么關系呢？“太極”一詞源出《周易》：“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認為太極是派生萬物的本源。行拳時要求要順乎自然、天人想通，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可以說，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求人與自然建立和諧統一的關系，保持宇宙、自然、人、物的和諧。相對于天地而言，人何其渺小，但人可以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自我提高，“與天地合其德”。中國傳統文化主張的與自然間的關系不是征服與被征服，而是德配天地，與自然和諧相處。在儒家看來，天地的精神主要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的精神乃大公無私、是仁。因此“天人合一”蘊涵著“兼愛”思想，提倡的是一種博愛主義，主張把人類之愛推之于自然萬物，將人道主義與自然主義統一起來。

プ苤，中國充分利用了此次奧運會的契機，以“和諧”為主題，向世界展示了一個天人合一、以人為本、積極向上、入世有為、和而不同、博愛大度的充滿中國特色的傳統文化。

げ慰嘉南祝

[1]薛 莉，黃 艷.《從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看中國傳統文化》電影文學2010年10期.

[2]肖 波,丁么明.《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構建現代和諧社會[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篇7

中國的“封建”一詞起源于奴隸制的夏、商、周時代。那時的統治者按親屬關系封邦建國,簡稱為“封建”。老百姓都是一家一戶被固定在土地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只要少發生戰爭,就算是魯迅先生筆下的“做穩奴隸的時代”了。“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史記?貨殖列傳序》)由于生產方式的封閉自給性,導致了個體農民依附于家庭而生存的狀態。狹隘而閉塞的現實條件,使老百姓很樂意接受與家庭同結構的社會組織概念。

春秋戰國時代,群雄爭霸,社會陷于大的動亂。魯國與其他諸侯國相比,社會環境相對要安定得多,這與魯國所提倡的“親親孝悌”的思想有莫大的關系。在這層道德制約下,當政的貴族還不至于過度放肆殘暴。然而,時代的洪流必然滌蕩全社會,各諸侯國之間的斗爭終于釀成了一場社會運動,新的現實催促人們盡快地尋找一種權威的理論。鑒于傳統的勢力依然強大,求之于“禮樂”的呼聲便如潮水涌。新登上歷史舞臺的政治人物,如鄭國的子產、齊國的晏嬰、晉國的叔向、吳國的季札,都努力提倡“禮樂”,尊“禮樂”為根本。依此定名分、辯是非、安邦治世,魯國也因此成為復興“禮樂”的中心。這對于年少就“好禮”而“好學”,“入太廟,每事問”,且聰穎過人、三十幾歲已是聞名于魯國的“禮樂”專家――孔子來說,無疑是“天時、地利”。再加上孔子學廣識遠,不斷有各國的弟子前來求教學禮的“人和”,注定他將被載入不朽的史冊。但孔子最終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而不是魯國文化的代表。魯國的“禮樂”文化只是孔子思想產生的環境和土壤,而春秋的時代才催開了儒家的思想之花。

孔子在世時,儒家思想還沒有被社會普遍認可,這與當時諸子百家爭鳴的整體局面有很大的關系。但儒學后來能夠以獨特的智慧主導著中國文化,鑄造著中華民族的性格。在歷史發展中,儒學的命運幾度興衰,總是隨著社會統治的“治”“亂”而變化。凡是登上政治舞臺的當權者們必尊孔,以君臣之大禮穩定社會之制度;而造反者們必反孔,因為沖擊固有的秩序是與儒家學說的要求相違背的。而造反一旦成功,新的政權建立起來之后又必然想方設法地尊儒祭孔,以求用固有的理論來支持新的統治秩序。可見儒家思想具有保持封建社會穩定的因素。

“儒”在《論語》里是指君子要儒雅自好,深于“禮”“文”修養,精通六藝。《說文解字》中釋為:“儒,柔也。”可知儒有“柔弱”義,即是文雅。儒學是在禮儀規范及美的基礎上所誕生的思想,以“文雅”為風貌,以“仁愛”為靈魂。在《論語》中有五十幾條論及“仁愛”的詞句。在經濟上主張惠民精神,在政治上則痛切苛政,主張“德治”,以人為根本統攝諸德。孔子以“愛人”為最高道德。例如在奴隸制社會末期,社會上尚有用活人殉葬的現象。孔子堅決反對“人殉”,這是人本精神的集中體現,而且“始作俑者,甚無后乎。”認為就是以俑人代替活人,也同樣是缺“德”的行為。

家庭是人類美好天性的培養基。儒家認為,天下無道,就是因為人不能彼此相愛,因此,要在家庭中栽下“仁”之根,便能開出“孝悌”之花,結出“仁德”之果。先有家而后有慈幼、養老、分勞、待疾之事。孔子以“仁愛”為心理基礎,以孝悌組織人倫關系,用“禮”規定孝悌內容,強化家族中的倫理美。例如孟懿子問孝,孔子答曰:“無違。”“生事之以理,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以“禮”使人孝親慈幼,在骨肉之情中培養“仁德”,至今,我們中國人仍然認為家庭是社會的基石。個體能安心于家庭之內,是社會最大的穩定系數之一。孔子的孝悌觀念確實在中華家庭觀念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基石的作用。辯證地理解這種家庭觀,在其倫理的方面,要求每個人都“顧家”,家中敬老慈幼,親情極重,充滿了和諧美。而成人之后,要以這種愛父母之心去愛君主,這樣“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也!不好犯上而作亂者,未之有也”。以此推演,“孝”于父母就擴展到“忠”于君。使封建統治者慣以父輩的尊嚴實行社會統治,而百姓則以為上尊下卑完全是自然的。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國家結構猶如金字塔形。在高度中央集權化、全國受皇帝一人管轄、即所謂“朕即天下”的封建社會里,儒學作為一種文化主要成為帝王用于維護自己統治的一種“御用工具”。不管是漢代大儒董仲書的“天人感應”,把儒學神化,還是朱熹使儒學走上僧侶道路,都是為封建帝王和封建王朝服務的。中國式的血緣家庭的確是培養民族道義的母體,也確實培養了我們民族的許多美好道德,比如:尊老愛幼,情真禮周,先人后己,義重而輕利,以德化人高于以法治人。但過分將社會關系“血緣化”,將人倫與政治混為一談,則迷惑了古代民眾的思想意識,留下了許多弊病。在禮儀的掩蓋下,各級統治者為所欲為,自居于“民之父母”。而老百姓則安于天命,永遠寄希望于“圣明天子”和“青天”大老爺的“關照”。在這樣的歷史文化心態下,若不徹底摧毀封建家長制,中華民族是難以真正覺醒的。

在先秦,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但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儒家思想便成為在中國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意識,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正因此之故,近百年來,當中西文化發生沖突、人們開始反思傳統時,目光往往首先投在儒家的學說上。激進論者總是拿儒學開刀來否定傳統;保守論者亦以儒家倫理為“中體”而過分肯定它的價值。這是一個大的時代課題。作為國人,一方面應努力探尋,繼承發展中國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也應當以開拓的精神自省于本民族的歷史,而決定對傳統文化的取舍。決不能沉醉于往日的光榮,而要以“匯納百川”的氣魄,為世界文化作出應有的貢獻。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題,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組成部分,兩者是血與水、源與流的關系。例如儒家倡導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的說來,就是究天人之際,明修身之道,述治國方略,求天下為公,最終實現天人和諧的境界。而儒學也不是一個不變的概念,它有著豐富的內涵,在時代的發展中也應該自如地融合時代的精神。以儒學為主體的民族傳統文化,在時代的推進及人類文化的發展中體現著真善美。進步的文化永遠應當是對人類理想的記錄。現實的需要促使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做出價值選擇,用歷史的眼光和時代的精神去審視、弘揚和傳承優秀的中國文化遺產,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中國文化之未來而奮斗。

參考文獻

[1]琴章泰,高光植.續儒學近百年[M].漢城:驪江出版社,1989.

[2]柳麟錫.毅庵集[M].漢城:景仁文化社,1973.

[3]南富熙.3.1運動儒教界性格.第3號,1987年.

篇8

【關鍵詞】傳統文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一、傳統文化的精髓

1.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這是名著《周易》里面的一句名言，意思是人應該像太陽和月亮一樣有毅力，奮發向上，自強不息。中華名族正因為有著這樣的精神，才能從二十世紀的東亞病夫變成今天的世界強國。自強不息的精神成就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以和為貴

從古至今，中華民族一直提倡以和為貴，主要是指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應和平相處。俗話說得好“家和萬事興”。正因為“和”的思想精髓，中華兒女才能團結一致，才能取得的勝利，才能使我們民族成為東方雄鷹。

3.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是當代社會提出來的，它發揚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即“以民為本”。以人為本主要是指國家通過一定的政策來促進社會的發展，從而滿足大眾的需求。

4.人與自然應和諧相處

古代哲學家張載首次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人類是自然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應該與大自然和諧相處，不應該破壞大自然，破壞環境，否則人類將遭到大自然的懲罰。

二、傳統文化在在醫學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1.可以提高當代醫學院校大學生的道德素質

中國的傳統文化注重培養人的道德素質和品格，因而小時候父母跟我們講得最多的就是什么事該做，什么事不該做。中國的古代名著中有著成千上萬的道德典范，比如“孔融讓梨”、“臥冰求鯉”等典故教會了我們應該如何做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中國的傳統文化有利于當代大學生的個人品質的培養。

2.可以培養醫學院校大學生的愛國主義思想

從小我們就開始讀劉胡蘭、、的故事，這都告訴我們在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面前，應以國家利益為重，應具有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的精神。作為中華兒女，應將國家的興榮當作是自己的責任，應該憂國憂民，應該具有愛國主義情懷。在五千年的悠久歷史當中，涌現了千千萬萬個民族英雄，大學生應該將他們當作榜樣來學習。高校應該對當代大學生進行傳統文化的教育，激發他們的愛國主義情懷，使他們樹立遠大的目標，不懈地努力，為國家的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3.有利于提高醫學院校大學生的信譽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言必信，行必果”，人無信則不立。當今社會，越來越多的人缺失了誠信，各種事故頻發，造假現象嚴重。當前的學術研究也不再單純，存在著嚴重的誠信問題，一些研究生為而偽造數據，剽竊抄襲他人的論文。甚至有些人為了找到滿意的工作，偽造文憑，偽造證書。

4.有利于醫學院校大學生交際能力的提高

為了構建和諧社會，人們之間的交流和合作顯得至關重要。當今社會充滿了競爭，大學生若無良好的交際能力，將會限制其發展。大學校園是大學生提前進入社會的實習基地。在這里，不僅可以讓大學生學到生存的技能，還能讓他們學會怎樣做人，怎樣與他人相處。中國的傳統文化提倡“溫良恭儉讓”為大學生提供了一套規范的道德準則，正是這種文化精髓可以讓大學生在學校學會與他人和諧相處。對處于青春期的大學生來說，他們感情豐富，思想活躍，只有處理好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才能促進大學生自身的健康發展。

5.傳統文化為醫學院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豐富的教育資源

傳統文化豐富多彩，高深莫測，主要包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等。其中儒家思想在傳統文化中占有主導地位，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儒家文化提倡以人為本，考慮一切問題都應該從人出發。道家文化主張無為而治，凡是都應該順其自然，不可強求。佛家思想把追求人生的解脫作為自己的理想，從而提出了一系列去惡從善的倫理道德準則。古代的哲學家、思想家們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瑰寶，醫學院校應充分利用這些資源，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學生的個人素質和修養。

6.傳統文化為醫學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者提供了示范的教育方法

“以身作則，為人師表”的教育方法就是由孔子最早提出來的。教育者不僅要重視“言傳”，更要重視“身教”，為學生做好學習的榜樣。宋代的朱熹在孔子的教育觀上總結出了“因材施教”這一重要的教育方法。它是指教育過程中應根據學生不同的智商、性格、心理狀態等條件選擇不同的教育方法。如今，“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早已被推廣，對社會的進步起到了巨大的推進作用。傳統文化的教育方法還包括“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情感教育方式，這對醫學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著啟迪的作用。教育者要通過自己的智慧對學生進行情感式教育，與學生產生共鳴，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事半功倍。

三、總結

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當代醫學院大學生的思想觀、價值觀、人生觀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的傳統文化對于醫學院校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來說，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教育資源。醫學院校應該大力弘揚傳統文化的精髓，將傳統文化中的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與當代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相結合，增強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總而言之，傳統文化對于醫學院思想政治教育來說好比一塊肥沃的土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從中汲取營養和水分，生根發芽，茁壯成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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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卜慧芬.“慎獨”視野下當代大學生的道德成長[J].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09，（01）

篇9

論文關鍵詞:儒學法治仁禮

一

在中國從古至今的所有思想學說中,儒學之于國人猶如基督教之于西方人,是對中華民族產生影響最大的學說。儒家文化獨生成于華夏沃土之上,產生于春秋,由孔子創立。在“禮崩樂壞”的背景下,孔孟上承周文教化,通過“損益”改造,將禮樂法規轉化為人自覺的道德實踐,從而奠定了儒家內圣外王之學的基調。荀子鑒于戰國列強競雄、法家崛起的新情況,隆禮重法,溝通儒法,突破了孔孟儒學的傳統。經秦朝幾近毀滅性的打擊后,儒學在漢初無為而治的氛圍中得以復蘇,至漢武帝時,董仲舒順應時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逐漸成為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進行封建統治的思想支柱。隨后,由于老莊之學的宗教化并借黃老遺風而流行和佛教的傳入,儒學曾一度“獨尊”不再,但經韓愈的道統論及李翱的復性說后,儒學再度復興。宋明儒家面對佛老盛行、儒學勢微的局面猛然覺醒,重建孔孟道統,傳統儒學進入到另一個發展階段。

儒學在中國古代的發展雖是一波三折,但其歷史連線始終沒有中斷。儒學的生生不息除了依靠于儒者們的不懈努力外,還得益于儒學自身所具有的極強的再生能力和容納、同化別種文化的能力,以及長時間生存于宗法農業社會土壤之上的國人的民族認同心理。儒家文化所倡導的“仁”“禮”“義”等千年來始終貫穿于國人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飲食男女到經濟政治。儒家倫理法的“思想形式經封建統治集團的認可而成為長期占主流地位的統治思想,并在其不斷的社會化、政治化、法制化過程中逐步形成一種法文化的心理積淀和傳統,成為中華民族的固有法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是起主導價值的部分”。[1](P137)在現代法律制度的構筑過程中,盲目地割斷歷史的內在聯系而建立的法制只可能是空中樓閣。離開一定法律傳統形成的現代法治的內在歷史根基是不牢固的,“法律的精神應體現民族精神”。[2](P471)我們可以從橫貫中華數千年史、占據國人文化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中尋求法治的根基。

二

縱觀儒學發展史,“仁”與“禮”這兩個命題貫穿于儒家法發展始終。從孔子提出“仁”的學說、孟子的仁政論,到韓愈的博愛釋仁,再到譚嗣同的維新仁學;從前儒學時期——西周的“禮外無法、法在禮中”到西漢的“春秋決獄”再到唐朝時的“納禮入律”以及之后“禮法合一”狀態在中國的千年存續,都證明了“仁”、“禮”在中國儒學發展中所起的主線作用。既然如此,本文將以“仁”、“禮”為坐標原點,去把握源自西方的當今法治理念。

(一)“仁”

“仁”的學說自春秋開始發展。阮元《論語論仁論》云:“春秋時孔門所謂仁也,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1](P208)“相人偶”,指二人以上的互相關系。仁,就是關于人的關系的原則。《禮記·中庸》曰:“仁者,人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孟子也說過:“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可見,“仁”的基本含義就是“愛人”,仁學即為愛人學。“仁學的創立,標志著中華民族認識史上由神本位過渡到了人本位,由神道發展到了人道”,[1](P204)“社會發現了人,人發現了自身的價值”。[1](P202)

現代法治同樣以人的尊嚴與價值作為其追求,古老的仁學與現代的法治在穿越了千年時空隧道后暗中契合。西方法治觀念中對人的尊嚴與價值的尊重這一內涵來源于文藝復興運動。文藝復興通過復活希臘時代的知識擺脫了中世紀神學對人性的壓抑與束縛,重視人本身的存在與價值。自此以后,歷經數位法學家對法治觀念的塑造,尊重人的尊嚴與價值成為西方法治觀念的應有之義。

雖然中西“人學”的涵義不盡相同,但中國古代“仁學”與西方文藝復興作為“尊重人的價值”理念的源頭,同樣是歷史擺脫“神道”走向“人道”的發展。

但二者卻在中西方有著不同的發展徑向。中國的“仁學”早在其創始人孔子那里就打了折扣,為了“吾從周”(《論語·八佾》)的政治抱負,孔子的人學帶上了濃重的國家政治色彩。孟子則明確地將孔子所探討的一般人的仁具體化為統治者的仁。[3]P145之后,“仁學”更加明確地走向“君愛民”、“官愛民”的道路,成為典型的民本主義(而非人本主義)。中國仁學的發展使得“人”剛剛從“天”那里解放出來卻又走進另一個牢籠——“聽命于君”。這就導致了后來中國行政權高于一切的狀況,個體人的價值被無限膨脹的行政權埋沒。而西方文藝復興之后,人的尊嚴與價值經由古典自然法學派闡釋后,個人的權利與自由被抬高到無以倫比的地位。洛克“認為人生而自由、平等,享有支配自己財產的自然權利”,[4](P123)盧梭也指出,“每個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享有一定的自然權利”。[4](P135)正因為重視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孟德斯鳩在他“自古以來的經驗表明一切被授予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8](P128)的前提結論下設計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政體模式。權力制衡的模式使得行政權無法恣意膨脹以至侵犯到人權。古典自然法學派對個人尊嚴與價值的推崇至今影響著西方社會,成為西方法治社會建立的基本出發點。

同是關乎“人”的學說之所以在中西兩方有截然不同的發展徑向是由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客觀歷史條件所造就的。然而,現今中國的社會現實呼喚個體人的尊嚴和價值得到重視,在中國存續幾千年的行政權淹沒個人權利的狀況已大大不利于法治秩序社會的形成,從而阻礙了中國物質、精神文明的向前發展。“仁”學向其始義的復歸是中國法治現實狀況的要求。重視人,關注人,以人為本的法治理念在國人心目中的樹立可借助古代“仁”學的螺旋式上升型闡釋得到實現。從而使上述中西兩徑達到殊途同歸的效果(二)“禮”

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有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政”同政令;“德”,道德原則;“禮”是道德規范。意為:單靠政令刑法,雖在禁民為非方面能奏一時之效,但卻不能使民產生羞恥之心,如此則難免日后再去犯罪。孔子在這里并不是一般地反對政令刑法,而是反對不道德、反人道的政令刑法。荀子說:“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荀子·勸學》)意為:道德是法的根本,是法律的指導原則。這樣一來,道德成了法律的靈魂,法律成為“禮法”。正如荀子在《修身》篇中說的:“禮者,所以正身也……故非禮,使無法也……故學也者,禮法也。”真正的法律必須要蘊含一定的道德精神。先秦大儒們的主張基本是停留在理論層面上,漢代董仲舒則利用“春秋決獄”開啟了禮法理論轉化為實踐之先河,儒家經典《春秋》成為司法審判的依據。之后,儒學又通過“決事比”的方式滲入到立法領域。據《后漢書·應劭傳》記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春秋決獄》一書在當時經皇帝的認可,起到了“判例法”的作用,故可以說該書獲得了某種立法意義,而體現在該書中的儒家道德變成了法律原則。“引經決獄”又開啟了“引經注律”之風,隨著“一準乎禮”的《唐律》的出現,儒家道德的法律化過程也告完成。謂之“禮法合一”的道德化法律千百年來存續于中國封建社會。

再來看看現代法治與道德的關系。王人博先生說,在法治結構里,道德價值始終占

據著重要地位。法治不但需要權力的支持,更需要道德的支持。這是法治作為一種價值實體不同于“法制”的關鍵所在。“法制”雖然能夠得到道德的支持,但有無道德的支持并不影響“法制”的現實存在。如希特勒的法律,從道德價值上認識這種法律,它是違反正義原則的,但這并不妨害法西斯作為一種“法制”的存在。與此相反,法治不但追求法律的實效,更重要的是追求道德價值的實現。法治與道德價值緊密聯系,須臾不可分離。博登海默(EdgarBodenheimer)說:“那些被視為是社會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當原則,在所有的社會中都被賦予了具有強大力量的強制性質。這些道德原則的約束力的增強,當然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原則而實現的。”[5](P374)傅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書中也專門就法律與道德關系進行了探討:道德分為“愿望的道德”和“義務的道德”,前者是人們對至善的追求,若不去追求愿望的道德也不會受人們的譴責;后者則是對人類過有秩序的社會生活的基本要求,人們遵守了它也不會受到贊賞。義務的道德可以直接轉化為法律,而愿望的道德則間接對法律產生影響。傅勒的上述觀點強調了法律與道德的密切聯系并肯定了法律的道德取向。

在對于道德的重視方面,儒家法與當今法治在橫亙千年后又不謀而合。道德與法律的命題,在上升發展的同時也在復歸,我們在儒家法文化里重新尋得道德之于法律的價值后,再給其注入時代的新鮮血液,使其符合現代法治的要求,從而完成這一命題的向上發展。

傳統儒家道德法的積極性價值對于目前中國的法治建設是有益的。如此,既可以解決民族認同感、法律移植與本土傳統資源相結合的問題,又可以達到現代法治蘊涵的要求。例如,在國家立法中,根據合乎時代的道德精神進行法律體系建設,以保證被制訂出來的法為“良好的法律”。[6](P199)現代法治應該建基于合乎時代道德精神的“良法”之上。再如,強調禮、德,可以喚起人們的良知,變被動守法為自覺守法,正如古代中醫學”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名論,道德對犯罪有著預防作用,而“預防犯罪(又)比懲罰犯罪高明”。[7](P104)

結語:曾無數次被歷史重述的中華儒學在當今這個法治時代里將再次得到重述。儒學的再次重述不僅利于中國現代法治內在傳統根基的建立,亦將新的精神內涵賦予傳統法制,歷史在傳承的同時獲得了新的生命內涵,這有助于中國法律文化在延綿不斷的時空中續寫其生生不息的歷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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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乃根.西方法哲學史綱[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5]博登海默;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律哲學和法律方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篇10

一、“人本”思想對戰略管理會計的積極影響

儒家文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人及人際關系，中華傳統文化不僅在思維觀念上重視“民”及“民”的重要作用，而且在處理“民”與“社稷”、“民”與“君”關系時，始終將“民”置于首位，認為“人”既是治理（管理）主體又是治理（管理）客體，顯示出傳統文化濃厚的人本主義傾向。傳統文化還將人劃分為若干類別。從治理角度看，有“勞心者”和“勞力者”之分，孔子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僅從純管理角度看，它揭示了傳統文化對管理的一般理解：管理就是“人治”和“治人”，也就是說，管理的主體是人——勞心者，管理的對象也是人——勞力者，這與現代管理科學對管理的解釋完全一致。

這種以人為本的思維方式，對于當前我國企業的戰略管理會計活動極為有利。我國企業的管理主體和管理客體都是在傳統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傳統文化不同程度地影響著其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企業管理主體和管理客體樹立人本思維方式有利于企業實施人本管理，在管理活動中重視人的因素、充分尊重人的價值，創造管理奇跡。

日本經濟20世紀70年代起開始騰飛，其原因之一就是吸收了中國儒家文化人本主義思想精髓，在企業中實施人性化管理。日本企業家將儒家文化融入到現代科學管理中，提倡人本管理思維理念，激活了企業創新和發展的動力源，取得了驚人的業績。如豐田公司明確強調的兩大支柱之一就是“尊重人性”，即尊重員工，將員工自身的發展與企業的成果聯系起來，尊重所有關聯客戶，關注客戶的滿意度和保持率。管理方式一是強調尊重、團隊合作，注重以人為本和人際關系和諧；二是強調進取精神和創造精神；三是強調企業文化與社會文化一致。中國企業的人文環境和文化條件得天獨厚，因此有優勢和潛力在“人治”和“治人”方面做得更為出色。

企業人本管理的推行，為戰略管理會計實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實際上，戰略管理會計的核心就是以人為本，即通過會計職能活動來激勵人，以獲取最大的人力資源價值。如著名管理會計學家卡普蘭從顧客和員工角度設計平衡計分卡，取得了很大成效，被企業奉為至寶。同時，人本管理的實施，也使將人力資源納入戰略管理會計體系進行核算和管理成為可能。在新經濟時代，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對人力資源的管理方式關系到企業的興衰成敗，將人力資源納入戰略管理會計系統進行管理也是現實的迫切要求。如果戰略管理會計能夠真正實現將人作為有價值的組織資源，以企業人力資源為對象，確認、計量和報告人力資源成本和價值信息，將會計研究延伸到如何使企業“人盡其才、事得其人、人事相宜”的領域，不僅可以為知識化企業進行戰略決策和收益分配提供相關信息，而且可以為知識化企業建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剩余收益共享的分配機制奠定產權基礎。人力資源管理會計的具體內容包括人事戰略規劃、日常人事管理、人力資源投資規劃和資本預算、人力資源價值、成本確認和計量、人力資源投資分析、員工績效評價、人力資源信息披露等。

二、“天人合一”的辨證思維對戰略管理會計的積極影響

傳統文化講求事物的完整性與統一性，表現在思維模式上則是追求完整，強調綜合。先秦至明清的大多數思想家都推崇“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表現在認識實踐上就是要求人們用辨證思維方法和整體性觀念去認識世界，在認識社會的同時不能脫離自然，在認識自然的同時不能脫離社會，人類認識的基本要求就是人與天、人與自然保持和諧一致。

戰略管理是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為尋求企業長期的生存和發展，在充分剖析企業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的基礎上，確定和選擇達到目標的有效戰略，并將戰略付諸實施，對戰略實施過程進行監控和評價的一個動態管理過程，它具有全局性、綜合性和系統性。戰略是以企業的全局為對象，根據企業總體發展需要而制定的，管理企業總體活動，追求企業總體效果，與之相適應，也要求戰略管理會計在其服務過程中堅持整體性原則。戰略管理會計人員應視企業為一個整體，從整體上看問題，從整體上分析和評價企業的一切戰略管理活動，拋棄傳統孤立、片面和從局部利益出發看問題的思維方法。在目標上，只有整體目標才是最高目標；在管理對策上，只有追求整體最佳才能成為最優管理對策；在資源利用上，著眼于整體資源的最優利用；在經營活動上，既重視主要活動也重視輔助活動，既重視生產制造也重視其他價值鏈活動。

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認為事物之間是一個普遍聯系的有機整體，并通過元氣、陰陽、五行聯系起來，要求人們用辨證的思維方法認識世界。這種辨證的認識方法有利于從總體上認識事物的本質，把握一事物與另一事物的聯系，為戰略管理會計人員從整體上思考和處理各種戰略管理會計具體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思維來源。如在作為戰略管理會計重要組成部分的戰略成本管理活動中，戰略管理會計人員運用整體辨證思維觀，將本企業與供應商和購買商視為一個整體，將成本與技術或成本與組織結構看成一個整體，通過開發本企業與供應商和購買商價值鏈間的聯系、成本與技術的聯系、成本與企業組織結構的聯系，就可以找到降低成本的新途徑和新方法——價值鏈成本管理法、成本企畫、技術成本管理法（價值工程）、以及虛擬企業和工程再造等。

三、直覺經驗思維對戰略管理會計的積極影響

直覺經驗思維方式指用直覺、經驗和頓悟來考察、研究自然，中國古代思想家提倡沒有任何人為界定的直覺思維，主張盡力排除自己已有思想和各種感官感覺。直覺思維認知方法不受任何限制，使思維異常活躍，它賦予人們以清新的頓悟，使人類在問題叢生的雜亂中找到擺脫思維困境的突破口，以直接和整體的方式領悟事物的奧蘊，為創新提供了許多天才的設想和“靈光一現”的靈感，使認識者“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發達的經驗文明造就了中國先哲們憑經驗來斷事物的方式，因此，直覺經驗思維也是傳統文化重要的思維特點之一。

當今社會尤其需要這種極具創造性價值的思維方式。激烈的全球競爭導致各種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和管理創新層出不窮，面對動蕩多變的外部環境和難以把握的競爭態勢，企業必須根據情勢不斷地對戰略管理方法和模式作出相應調整，才能立于不敗之地。戰略管理是一種面向未來的管理活動，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特別需要戰略管理會計運用靈活、多樣的方法和手段提供信息支持和智力支持。為此，戰略管理會計人員惟有擺脫各種既有思維框架和管理模式的束縛、開啟智慧的閘門、借助于豐富的想象、使思維自由馳騁、憑借戰略管理會計的學科優勢，設計出新理論、新模式和新思路，為企業的戰略管理部門提供多種有效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方案，才能有助于企業戰略管理人員高瞻遠矚、審時度勢，應對各種復雜的形式。在各種新思路和新方法生成的各個環節和具體形成過程中，傳統文化直覺頓悟與經驗判斷思維的影響不僅無法排除，而且其作用非常關鍵。

四、和諧中庸思維對戰略管理會計的啟示

傳統文化講究整體和諧，當變則變。先哲們將“和諧”規定為萬物生存所依據的原則，人類和宇宙萬物只有在整體和諧的狀態下才能存在和發展，“和者，天地之生成也”，“和乃生，不和不生”，強調個人應順應社會，人類應順應自然，并提出“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法則，但是“天若變”，為保持和諧穩定的狀態，“道亦應變”。和諧思想的集中表現就是“中庸之道”，它要求為人處事不激進、不走極端，當個人與他人和社會發生沖突時，要采取恭敬和謙忍的態度，以群體利益至上的原則協調好各種關系，主張對任何事物都必須掌握原則，把握不同的兩端，兼顧雙邊共同的利益，避免偏于一個極端。中庸之道是生活在群體中的人們所尋求的人性最佳狀態和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既是道德倫理和政治觀念，也是一種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它不以僵死的、停滯的眼光看待事物，而是隨著事物的發展變化尋求量變或質變狀態下的“中”；它也不是不辨是非、拋棄原則，老好人的處世哲學，而是至精至純的美德。和諧中庸思想雖有折衷、保守之嫌，但其實質上呈現出“當變則變但整體和諧不變”的思維特點，這對戰略管理會計活動也有重要啟示。

企業內外環境復雜多變，隨機應變已成為知識化企業戰略管理的重要理念。為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有效地協助企業進行戰略管理，戰略管理會計的各項工作也應根據內外條件的變化及時作出相應調整，在動態中尋求最佳平衡點，因此，戰略管理會計要講求隨機應變。但另一方面，戰略管理會計在堅持隨機應變的同時，應保持永遠不變——即核心價值觀和核心目標不變，這與管理大師明茨伯格的觀點“戰略這個概念的基礎恰恰是穩定性，而不是變化”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