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理論基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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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教育對人的關注,無論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還是發展人的個性無論是發現人的價值,還是開發人的潛能,發揮人的力量;或是兼而有之，其最終的落腳點都是為了人有一個美好的、有意義的人生。那么什么才是美好的、有意義的人生？美好的、有意義的人生需要確立什么樣的人生立場？教育要對此做出回答,就務必將對人的一切關注都轉向對人的整體人生的關懷，只有關注人的生存和生活,教育的理想、愿望才能有所依附。在此意義上,教育就是關于人們為了生存、享受和發展而進行的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生成自身的活動歷程，這種活動自然需要人生哲學的指導。教育并不只是在現實功利層面上帶來直接的物質利益，更應該能從深層的意義上為人提供一種生存的理念、生存的態度、生存的姿態。為個體的人提供一種對待人生、對待世界的宏大的視野和廣袤的背景[1]。只有關注人生需求,從人的生存、發展和社會進步、發展的意義上來思考教育,確立教育的價值,我們才能以此為標準來衡量和批判教育的現實，引領正確的教育理念;也只有在廣闊的視野上,才能增加理念引領的超前性和正確性。從另一方面來講,真正的教育智慧,本來就蘊含著深刻的人生哲學光芒,如何喚醒人心,完成心與心的“叩問”;如何實現人性之覺悟,人情之通達,此乃地地道道的人生哲理、人生智慧P]。所以,一個對人生“有為”、“有用”的思想和活動,絕對不可能對人生毫無了解,缺乏認識,或者忽視和漠視。對于人生問題的思考總是伴隨著對于教育問題的思考,對教育信念和教育智慧的追求也不能脫離對人生的終極問題的認識。教育信念的確立,教育智慧的生成,不僅是教育者對教育活動的深刻理解,更是教育者自己人生智慧和信念的滲透和融入。因此,教育基礎理論的建構,就不可能把人生哲學的知識、思想和理念“束之高閣”棄而不用，關注人生是教育的必然。人生哲學就是關于人生的哲學理論,是系統化、理論化的人生觀,它運用一般哲學的觀點和方法，結合有關人生的科學知識,總結人生經驗并把經驗、知識和哲理融為一體,解釋人生的實存,闡明人生的價值,指出人生所能達到的境界,從而展示人生應當所為的生活。因此,以人生哲學作為教育的理論基礎,具有更現實、更具體、更直接的

二、教育理論基礎中人生哲學的缺席

首先,在教育的理論基礎中通常強調心理學、生物學、腦科學等學科的基礎作用，將它們作為教育的基礎理論學科。誠然,教育的發展離不開其他各學科的支撐,正是由于其他學科的日益進步、逐步豐富和完善,才使教育逐漸脫離曰常經驗，為我們從事教育活動提供一定的科學依據,使教育向科學化邁進。它們為教育、教育學科的發展做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但卻無法從“整體的”、“現實的”意義上把握教育中人的真實性存在和發展規律,從而也就難以達到在正確理解教育中人的基礎上進行教育。

教育學在其科學化道路上邁出的每一步都與心理學的發展密不可分。不同的心理學派別往往有著不同的教育觀和教育方法論,從不同的方面促進教育學的科學化。特別是西方,有以官能心理學為基礎的形式教育論、以聯想主義心理學為基礎的實質教育論、實驗心理學為基礎的實驗教育學，當代的行為主義心理學、精神分析學、認知心理學、人本主義心理學更是影響著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大部分心理學以科學求證的思維認識教育中的人,而且是把人作為感知的對象去認識,尤其是比較偏重從人的某一方面研究人。生物生理學特別是腦科學的研究成果,也為教育的研究和實踐提供了理論依據。腦科學(或稱神經科學)的主要任務是,了解腦內成千上萬的神經細胞如何活動產生行為，以及環境(包括他人的行為)如何影響腦的活動,最終以腦的工作原理來解釋行為(包括復雜、高級的認知行為一感知、語言、思維、智力等。利用對人腦的結構和機能的研究成果,尋找學生語言、智力、創造力、情緒等的發展規律。甚至認為,教師對腦的理解越充分,就越能夠設計更好的方案以促進學生學習的最優化。

通過其他學科的支持,研究教育領域中的“事實”問題,進而通過對事實問題的研究,回答教育是什么以及它存在什么樣的規律,以幫助人們更清楚地理解教育。然而,由于現代科學的迅猛發展,人們受到唯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日趨嚴重，不少人傾向于將全部教育理論等同于教育科學。注重研究教育中存在的客觀規律以及人們在遵循規律的前提下從事教育工作的具體方式或手段,強調教育過程以及教育研究的技術性與應用性[4]。這有些盲目追求教育科學化的傾向，但教育領域中有許多問題并不是都能“量化”、“科學化”的。教育所面對的是人、人的生活世界,這不是一個客觀化到可以讓我們有條不紊的解剖、分析、觀察、計算的領域。更為重要的是,教育作為人類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獨特手段,它是超科學的,它凝聚了人類對自然、社會以及人類自身的全部理解，因而必須關注人生歷程的建構、人生意義的實現。

第二,哲學作為教育的理論基礎已得到認可,就像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所認為的,哲學是教育的理論,教育是哲學的實踐。但哲學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它往往在理念或觀念的層次上影響著人們的活動，其中包括教育活動。也就是說,哲學一旦形成后,就會對實踐活動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它對教育實踐的指導是最一般意義上的指導,即教育與哲學的關系就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并沒有表現出對教育的對象一具體的人以特殊的關懷。改革開放后,教育學基本上都不乏對人性、人的本質、人的發展等問題的探討,但基本上屬于哲學領域對“普遍人”的探討,而且多是一種演繹推理式的探討。都將教育問題，如教育目標、課程與方法等等,附屬于哲學范疇之內。而教育反倒像僅是附在哲學骨骼上的皮肉一樣，只用來闡明哲學的原則。然而，哲學思考也許能為我們提供教育中人的一般性假設和對人的認識的大前提,卻不能取代具體教育情境中人的認識。從以往的哲學主題來看，雖然都與人有著極其密切的關聯,但都是從人之外來探索與人有關的問題。

    古代的哲學屬于本體論哲學,它認為在人之外存在著一個比人更高更根本的存在,決定著人類的命運,人類的智慧就是要尋找和揭示這個決定人類命運的最高本體。近代哲學屬于認識論哲學。近代以來，人類力量的不斷強大使人成為世界的主體,這種主體的主要使命在于用人理性說明世界,解釋世界。近代哲學的興趣不再是尋找和揭示人之外的最高本體，而是研究和探討人如何認識人之外的世界氣在認識論哲學視野中，世界雖然可以被人們所認識,但這種世界仍然存在于人之外和人之上,成為制約人的本體性的存在。這些哲學都是對抽象的人性、人的形象的思考,而沒有涉及到個體人的生存與本質問題。以近現代意識哲學為基礎來觀照教育，主要強調的是教育的本質問題。對于意識哲學來講，教育的本質是真實存在而且確定無疑的。在柏拉圖至黑格爾主義漫長的哲學發展史中,哲學的根本旨趣在于獲得那個現象背后的確定無疑的本質，因此,教育曾傾力于教育本質的邏輯建構。理解教育本質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完成對教育過程的掌控,但以知識論的方式尋求教育本質似乎沒有出路,認為對象的存在方式和本質不過是知識,教育的本質也只能作為“我思”的結果。意識哲學所關注的主要問題是教育“是什么”即教育的本質,而人生哲學觀照下的教育主要思考教育“應該是什么”即關注教育的本體性,關注人的生存及人生智慧。哲學只有關注人的生存方式,探索人生價值和人生的意義,提出理想的人生狀態,并以此來反思和批判現實，才能真正算得上對人的關懷,而這樣的哲學就是直面人生的哲學，即人生哲學。教育作為關切人生存與發展的活動，與人生哲學具有最高的相關性。

第三,當人們將研究的視野從客體轉向主體、從外界轉向人自身的時候，人學成了時代的主題。教育也積極主動地以人學為基礎,認為教育是培養人的活動,提出教育要以人為出發點等觀點。但由于仍然機械的以近代哲學的方式來理解人學,在對人學的理解上出現了偏差，尤其是沒有正確理解哲學。自20世紀上半葉傳播以來,就開創了以為指導進行教育學研究的學術傳統。然而，由于歷史與社會的原因,直到今天我們在運用理論研究教育問題時,仍存在著諸多問題,如立場上的意識形態化大于學理研究,態度上的忽冷忽熱、簡單肯定或簡單否定,方法上的機械照搬、演繹推理,內容上的隨意剪裁、不求甚解等。認識不到哲學是一種以人的解放為最高目的人學形態,從而導致沒有把人作為最高目的,而只是停留在工具層面,使得教育的人學基礎形同虛設?；谕鉅q論、決定論、認識論立場之上,把教育看作是外在于人的東西,仿佛人就被動地站在那個地方,等待著“教育”來填充[7]。這種對人的靜態理解,使教育缺乏對人的現實生存狀態的關照,缺乏對人的精神與靈魂的關注,就有可能在培養人的旗號下消解了人。成天喊著培養人、重視人,然而，無論在教育理論層面,還是在教育實踐層面,都存在著深層次的“人”的缺失。

三、教育應自覺具有人生哲學的視野

教育理論基礎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學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理論自覺造成的。所謂理論自覺,是指理論能夠清醒地認識和把握自身所處的時代環境和肩負的歷史使命,能夠以一種強烈的自我反思、自我超越意識擺脫舊有束縛,以指明前進的方向。簡言之,理論的自覺就是對思想的思考。教育的理論自覺就是對教育理論的反思,反思的目的是為了發現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并對教育問題進行尋根究底的追問。

第一,要自覺拓寬理論視野。從教育理論自身發展的歷史中得到啟迪,只有從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以及一切與教育密切相關的科學理論中汲取營養,才會有教育理論的長足發展。因此,教育理論的反思就需要在一個更高、更廣和更恰當的位置來審視教育問題,而不是僅從教育自身的角度來自我剖析。正所謂“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從人生的視角看教育,給予教育一個更廣闊的背景，可以避免僅從教育的規律來審視教育的事實,導致“不識廬山真面目”。而人生的視角所需的知識和背景就是人生哲學。

篇2

關鍵詞：政治哲學；倫理學；政治與道德的關系

在西方學界，政治哲學的復興是以羅爾斯在20世紀70年代初發表的《正義論》為標志的，而在我國學界，政治哲學研究進入活躍狀態已是21世紀的事情，晚于歐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國，政治哲學仍然屬于新興的研究領域，這自然會帶來對政治哲學的學科性質的討論。在這個討論中，厘清政治哲學與倫理學的關系尤為重要。因為這個關系不僅涉及政治哲學的學科定位問題，同時也涉到我們對政治生活與道德生活的內在相關性的理解，更涉及我們對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質的理解。在筆者看來，政治哲學與倫理學的關系，簡單地說，就是政治與道德的關系。從最一般意義上說，“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說是倫理學的最高范疇；“正義”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說是政治哲學的最高范疇。但無論是道德生活，還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維系社會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無論是“善”還是“正義”都代表著一種體現健全人格和健康社會的正面價值，因此對“善”的追求和對“正義”的追求，無論是在倫理學中還是在政治哲學中，都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表現出道德與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試圖通過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學與倫理學的關系的歷史發展過程來闡釋筆者對這個問題的粗淺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學：道德與政治的直接同一

無論是在中國古代哲學中，還是在古希臘哲學中，有關政治問題的哲學思考都屬于倫理學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倫理學的一個分支。在古代哲人看來，政治統治的合法性、權威性來自于道德倫理的基本要求。為政者必須是善者，這一點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會生活的共同體中，掌握公共權力的政治統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們的道德品行的優劣直接決定了政治的興衰。如果統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顧公共利益和大眾利益，而將公共權力變成謀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導致政權的腐敗、社會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體的瓦解。

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儒家學說，從其主要內容上看，就是一種包含政治學說在內的倫理道德學說。在這種學說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時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學創始人孔子就直截了當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其意就是說，為政者必須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惡。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義均是“道義”本身的基本內涵。離開了“道義”，不僅無從判斷政治行為和政治活動的是是非非，而且會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亂，并最終導致天下大亂。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與政治的關系。他強調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現為每個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會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孫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義原則廣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对姟吩疲骸逃诠哑蓿劣谛值?，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臘政治哲學中，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論是最為卓越的。盡管他們二人對諸多政治問題的理解存在著很大差異，但他們都把“善”或“至善”作為政治活動、國家生活的最高目標，也是衡量政治行為和人的政治品質的最終標準，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也是從“善”的理念中獲得最終的依據。如柏拉圖所說：“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識問題，關于正義等等的知識只有從它演繹出來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卑乩瓐D在他的著名著作《理想國》中就是把正義作為他的國家學說的核心理念，這使他成為歷史上第一位對正義概念進行理論探討的政治哲學家。在他看來，一個城邦(國家)主要由三個階層的人構成，即統治者(護國者)、輔助者(保衛者或武士)和農耕商人，每種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適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擾，這是構成城邦的原則。所謂“正義”就在于符合這個原則，即“正義就是有自己的東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時，正義就是智慧與善。城邦的“正義”主要體現為“智慧”、“勇敢”和“節制”這三種美德。其中，“智慧”是屬于城邦統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屬于城邦保衛者的美德，而“節制”則是屬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義的城邦就應當是“善”的，“這個國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節制的和正義的”。

柏拉圖還確信，城邦的正義與個人的正義具有一種同構性。國家有三個部分，每個人的靈魂也有三種品質，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當人的這三種品質彼此友好和諧，理智起領導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贊成由它領導而不反叛，這樣的人就是有節制的人。這種人能夠“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內秩序井然，對自己友善”。他們能夠帶來城邦的和諧。

亞里士多德同樣把“至善”理解為人們組成城邦所要達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學》一書中，開篇就說：“所有城邦都是共同體，所有共同體都是為著某種善而建立的(因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為著他們所認為的善)，很顯然，由于所有的共同體旨在追求某種菩，因而，所有共同體中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這種共同體就是所謂的城邦或政治共同體。”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所謂“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義”。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為政的準繩。他說：“人一旦趨于完善就是最優良的動物，而一旦脫離了法律和公正就會墮落成最惡劣的動物。不公正被武裝起來就會造成更大的危險，人一出生便裝備有武器，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們為了達到最邪惡的目的有可能使用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無德性，那么他就會成為最邪惡殘暴的動物，就會充滿欲和貪婪。公正是為政的準繩，因為事實公正可以確定是非曲直，而這就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秩序的基礎。”

在古代哲學中，政治哲學之所以從屬于倫理學，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維系社會生活秩序而言，習俗、習慣和道德作為生成和維系秩序的文化機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遠得多。習俗、習慣和道德是在人們的共同生活的漫長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系列有

效的行為規則以及解釋這些行為規則的觀念。這些行為規則和觀念經過長期的演化過程已經固化到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們心理結構下意識層面中，成為社會秩序的深層機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階級、國家產生以后才形成的社會規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產生也就標志著文明社會的開始。但是法律和政治制度與社會習俗、道德有著密切的聯系。由于習俗和道德構成了社會秩序的深層機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須與這些習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實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過立法程序和政治過程而將那些對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總體秩序至關重要的習俗和道德規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習俗和道德。離開了習俗和道德，政治問題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來，政治統治的合法性、權威性也來自于道德倫理的基本要求。在社會生活的共同體中，掌握公共權力的政治統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們的道德品行的優劣直接決定了政治的興衰。如果統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顧公共利益和大眾利益，而將公共權力變成謀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導致政權的腐敗、社會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圖之所以在《理想國》中呼吁讓哲學家出任國家統治者，就是因為他認為真正的哲學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夠將“善”作為自己的執政標準，他們不看重淺近的物質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權力，因而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會良好風尚的建樹。

其三，政治哲學對政治問題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帶有一定的價值取向，而這種價值取向歸根到底來自于道德原則。也就是說，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據并不在于政治活動自身，而在人們最基本的道義原則中。因此，只有倫理學才能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學的終極依據。從這個意義上說，倫理學構成了政治哲學的形而上學基礎，具有絕對意義的“善”，是所有道德行為和政治行為歸宗。

二、近代政治哲學：道德與政治的疏離

在歐洲傳統政治學說中，確信“善”與“正義”、道德與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終占據主流地位。特別是在中世紀，由于宗教神學和羅馬教會的強權統治，使道德與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態，即作為“至善”的神是王權或國家權力的全部根據。然而，到了中世紀末期，教權的腐敗、王權的專制、教權與王權之間的矛盾以及宮廷內部圍繞權力展開的爭斗等等，使人們越來越難以看到，也越來越難以相信政治統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漸對“政治植根于道德”這一傳統觀念產生懷疑。

最先對這一傳統政治觀念提出挑戰的是文藝復興時期著名政治理論家馬基雅維里。他在《君主論》一書中干脆把政治統治與道德本性剝離開來，提出一種“用目的說明手段正當”為原則的政治無道德論。馬基雅維里是中世紀晚期意大利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從政治理想上說，他崇尚共和政體，認為共和政體有助于促進社會福利，發展個人才能，培養公民美德。但面對當時意大利人性墮落、國家分裂和社會動亂的狀態，他認為實現國家統一社會安寧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強有力的君主專制制度。在他看來，人是自私的，追求權力、名譽、財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與人之間經常發生激烈斗爭，為防止人類無休止的爭斗，國家應運而生，頒布刑律，約束邪惡，建立秩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君主應當不圖虛名，注重實際，只要能夠達到目的，無需考慮手段的道德性質。殘酷與仁慈、吝嗇與慷慨，都要從實際出發，即所謂“明智之君寧蒙吝嗇之譏而不求慷慨之譽”。所以他在《君主論》中說，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棄義，不講仁慈，悖乎人道，違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須的話，他就要懂得怎樣走上為非作惡之途”?！爱斁髡J為“如果沒有那些惡性，就難以挽救自己的國家的話，那么也就不必因為對這些惡行的責備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來是惡行，可是如果照著辦了卻能給他帶來安全與福祉。”這就是說，政治統治的正義是用其最終目的和效果來說明的，一切與此無關的道德都應該被拋棄?；谶@種觀點，馬基雅維里明確地把政治學當作一門實踐學科，將政治和倫理區分開，把同家看作純粹的權力組織?？梢哉f，他是近代第一個使政治學獨立于倫理學的思想家，因而有資產階級政治學奠基人之稱。

當然，在近代政治哲學中，馬基雅維里的這種比較極端的政治學觀點并不多見。多數政治哲學家并不否認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蘊含的道義原則。這特別體現在近代法學和政治學有關自然法的討論中。所謂自然法不過是一些最基本的道義原則，如“各有其所有，各償其所負”(格勞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應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當然，自然法的內容應當是什么，這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但不管怎樣，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義原則，法律和政治行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為維系社會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沒有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這些基本要求，社會生活就建立不起來，即便建立起來也維持不下去。

但問題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為共同的生活準則而不致于被個人的任意性所破壞?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貫徹的道德根基?對于這樣的問題，近代思想家則比較普遍地表現出對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認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義的實現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國哲學家霍布斯從人性本惡的基本立場出發，干脆否認了人憑其本性執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來，盡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則，但人的趨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約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須依靠具有強制力的政治權力。他說：“正義的性質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約，而信約的有效性則要在足以強制人們守約的社會權力建立以后才會開始，所有權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薄卑凑栈舨妓沟倪@一觀點，政治的正義與其說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說是為了防范人性的惡。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國哲學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惡的說法，而是認為人天生就是要過社會生活，這就決定了最初的“自然狀態”應當是一種社會生活的狀態，一個自由、平等的狀態。在自然狀態中，人們根據自己的愿望行動，并受理智的約束，在理性的范圍內，其行動服從自然的道德律，這就是“自然法”。洛克還認為，在自然狀態中，每個人都有根據自然法來懲罰違反自然法的人的權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賠償的權利，這就是所謂的自然權利。由此看來，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種道德律，又肯定了個人執行自然法的正當權利，但他同樣認為，政治的正義不可能直接從這種自然法和自然權利中產生。因為，盡管在自然狀態中，人們的行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約束的，但人們的行為卻常常是非理性的，這就造成了自然狀態的種種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狀態中，缺少一種確定的、規定了的、眾所周知的 法律作為判別是非的標準和裁決糾紛的共同尺度，從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關系而心存偏見，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運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狀態中，缺少一個有權依照既定的法律來裁判一切爭執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個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執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這就使他們的裁決因情感和報復之心而超越正當的范圍。第三，在自然狀態中，往往缺少權力來支持正確的判決，使它得到應有的執行。這就是說，在自然狀態下，人們無法解決在理解和執行自然法方面所產生的分歧，這就易于導致戰爭狀態。要避免可能發生的戰爭狀態，就必須走出自然狀態，組成公民社會和公民政府，把每個人執行自然法的自然權利交給這樣的政府，通過頒布和執行確定的、眾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來維護自然法和自然賦予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他說：“雖然他在自然狀態中享有那種權利，但這種享有是很不穩定的，有不斷受別人侵犯的威脅。既然人們都像他一樣有王者的氣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嚴格遵守公道和正義，他在這種狀態中對財產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穩妥。這就使他愿意放棄一種盡管自由卻是充滿著恐懼和經常危險的狀況；因而他并非毫無理由地設法和甘愿同已經或有意聯合起來的其他人們一起加入社會，以互相保護他們的生命、特權和地產，即我根據一般的名稱稱之為財產的東西?！?/p>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觀點在近代歐洲政治哲學的諸多學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歐洲正處在由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向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社會的過渡過程中。而市場經濟是以作為市場主體的個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為內在驅動力的，這就必然要求個人的私有財產權利得到國家和法律的保護。不管這種私人財產權利被理解為來自于人的趨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還是被理解為來自于人的勞動(如洛克)，或者被理解為私有財產制度的產物(如盧梭)，私人財產權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權利的核心內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們看來，要保護私有財產權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們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須將私有財產權利以法律的形式確立起來，并使之得到有強制力的國家的保護。因而在近代大多數政治哲學家看來，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義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總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發生。這樣，政治思想家們在人們角逐私利的行為中難以相信道德意識本身可以產生積極的政治后果，同時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尋求實現正義的政治途徑。

道德與政治之間的這種疏離使政治思想家們越來越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國家政府之類的問題當作獨立的研究領域，探討政治過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質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特別是在19世紀后半葉，隨著各門社會科學的普遍興起，政治問題的研究也逐漸被納入科學研究的軌道。誕生了作為實證科學的政治學。

三、現代政治哲學：為政治正義確立道德依據

當政治學成為獨立的社會科學學科以后，政治哲學一度衰落，政治問題的探討逐漸被納入實證科學的軌道，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將道德問題從政治視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政治學界一度對政治哲學采取漠視的態度，認為政治哲學所關注的價值判斷，沒有嚴格的確定性，只能各執己見，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學，因而不值得重視。這種情況延續了幾乎一個世紀。應當說，把政治生活作為獨立的對象，從“事實”的意義上加以研究的確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從政治生活的總體上說，排除道德問題的或忽視“價值”維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現實的政治活動中，事實與價值是不可分離的。從客觀事實上說，人類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個高度復雜的有機體，它在任何一個歷史起點上的未來演化趨勢都具有多種可能性，而哪一種可能性能夠變成現實，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主體的價值選擇。在這種價值選擇中，人們對于正義與非正義、善與惡、平等與自由等道德原則的理解顯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決定了人們的歷史活動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驟。正是由于這一點，羅爾斯在試圖通過對政治正義的思考來解決政治過程所面臨的各種困難問題時，也指明了政治哲學對于倫理學的從屬性。他說：“政治哲學有它自己的明確特征和問題。作為公平的正義是針對現代民主社會的基本結構這個具體問題而言的一種政治正義觀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圍要比統合性的哲學和道德學說狹窄得多，諸如功利主義、至善主義、直覺主義以及其他的學說。它關注的是(以基本結構形式存在的)政治問題，而政治問題不過是道德問題的一部分?！?/p>

在羅爾斯看來，如果我們把社會看作是一個公民平等參與的公平的合作系統，那么這種平等的基礎就是擁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確信，作為公平的正義將公民視為從事社會合作的人，這種人擁有兩種道德能力，“一種道德能力是擁有正義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應用和踐行(而不是僅僅服從)政治正義的原則的能力，而這些政治正義的原則規定了公平的社會合作條款?！薄傲硪环N道德能力是擁有善觀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擁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觀念的能力。這樣一種善觀念是由各種終極目的和目標組成的有序整體，而這些終極目的和目標規定了一個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價值的東西，或者被視為最有意義的東西?！币虼耍_爾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義與道德能力的關系，他在《正義論》中這樣說：“我希望強調，正義觀只是一種理論，一種有關道德情感(重復一個十八世紀的題目)的理論，它旨在建立指導我們的道德能力。或更確切地說，指導我們的正義感的原則。”

篇3

結合患者病情,在對于患者進行脫水降顱壓處理后,對患者進行止血以及抗炎、脫水、腦代謝改善、神經營養等綜合治療。在此基礎上,為改善和提升患者的病癥治愈率,減少患者病殘情況的發生,還給予患者以下急診護理。

①在治療期間,對患者的生命體征進行嚴密的觀察,以掌握患者的病情變化。比如,在患者病癥治療期間對患者意識以及體溫、呼吸、瞳孔、脈搏、血壓進行嚴密觀察,一旦患者出現昏迷程度加深或者是血壓升高、脈搏增快、呼吸不規則等變化,則表示患者有可能已經形成腦疝,這時就需要對患者采取相應的緊急治療和處理,以控制患者病情的變化,使患者病癥趨向穩定。②在進行治療期間,還應做好患者各種并發癥的治療護理,這主要是由于患者意識出現昏迷,治療期間極容易發生吸入性肺炎或者是尿道感染等并發癥狀,對治療與恢復造成不利影響,就需要在治療期間,每隔一段時間對患者進行翻身拍背1次,以實現呼吸道刺激,使患者肺部膨脹,并注意做好患者導尿管護理,避免出現逆行感染,以保證患者的治療效果。③注意針對腦出血昏迷患者的顱內高壓情況,及時采用甘露醇或者是利尿劑等脫水藥物,對患者的顱內高壓進行控制,避免患者腦疝的發生和擴大,以減少患者死亡率。④隨著患者顱內出血情況的加重,患者的呼吸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因此還應注意對患者呼吸節奏、深淺、規則性等進行觀察,在患者呼吸不規則情況下,對患者實施機械通氣,并且盡量采用側臥位,減少患者嘔吐的發生,一旦發生嘔吐,注意及時清理嘔吐物,給予吸痰處理,保證患者呼吸道通暢。⑤還應做好患者的飲食與生活護理,通過鼻飼流質食物,給予患者相應的營養支持,并且在中后期注意保證患者維生素以及高熱量、高蛋白的攝取,注意對患者的胃部顏色變化進行觀察,對癥處理。同時注意保證患者皮膚的干燥、清潔,幫助患者進行按摩、翻身,促進患者血液循環,提高病癥治療的有效率。

2結果

48例腦出血患者,經臨床救治與急診護理后,30例患者的病情得到控制趨向穩定,13例患者經治療后自動出院,5例患者治療后無效死亡,患者搶救治療的有效率約為89.6%；此外,治療期間患者家屬對于急診護理的滿意度約為92.0%。

3討論

腦出血是臨床中比較常見的一種腦血管意外疾病,通常情況下主要以中老年患者為主要發病群體,并且多伴有高血壓病史,在情緒激動或者是活動狀態下容易引起腦出血病癥的發生,一旦發病,還會伴有劇烈頭痛或者是惡心、嘔吐、肢體無力、失語等癥狀,甚至會出現意識障礙,具有相對較高的病死率與致殘率,對于患者的生命健康威脅比較嚴重。

篇4

1 資料一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 016年1-6月在寧夏某三級甲等醫院內分泌科確診的回族初發2型糖尿病患者70例。

納入標準：（1）回族；(2)符合1999年WHO糖尿病診斷標準的2型糖尿病患者；（3）確診時間未超過1個月，年齡1 8 - 80歲，平均年齡(53.8 ± 6.7)歲；(4)意識清楚，有一定的理解能力。

排除標準:( 1)意識不清或不合作、語言表達不清者；（2）合并惡性腫瘤或其他嚴重疾病的患者。70例調查對象中，男38例，女32例；

文化程度:小學及以下7例；初中/高中21例，人專及以上42例；

婚姻狀況:未婚/離異/喪偶9例，已婚61例；

經濟狀況:≦1 000元/月 7例。1 000-3 000元/月 22例，≧3 000元/月41例；BMI達標15例未達標55例；

慢性并發癥情況:無67例，有3例。

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70例患者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紙各35例。兩組在性別、年齡、經濟狀況、婚姻等方而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P﹥0.05)，見表1o

 

1.2 干預方法

由2名糖尿病?？谱o ± 對兩組患者進行為期6個月的干預運用微信群、電話隨訪、集體授課( 30 - 5Omin/次)等方式。對照組采用常規健康教育進行干預確診當天即向患者發放疾病宣教手冊，依據患者病情給予相應的健康指導，包括告知降糖藥物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血糖監測方法、運動及飲食療法等基本的糖尿病健康教育內容。實驗組在常規健康教育的基礎上采用跨理論模型的健康教育方式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制定計劃。TTM共分為5個階段:前意向階段、意向階段、準備階段、行動階段、維持階段，每個階段的評價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而定。

1.2.1 前意向階段:此階段側重于患者意識的喚起特點為患者在未來6個月內沒有進行控制血糖的意愿缺乏控制血糖的動力及相應的行動計劃。干預時通過訪談了解患者的具體情況做出合適判斷利用圖片及視頻講解什么是糖尿病及其急慢性并發癥的危害讓其意識到自身行為的危險性，幫助患者向下一階段進行，干預次數為6次。

1.2.2 意向階段:此階段側重于自我、環境評價?；颊叽蛩阍谖磥淼?個月內進行糖尿病的血糖控帶味但無明確的計劃。同時也意識到自身的不良行為會帶來的嚴重后果。干預時通過與患者的溝通建立相勺_信仟的醫患關系幫助患者了解科學合理地飲食、運動、血糖檢測等方法增強其改變意愿和信了以利用科學的數據和圖表幫助其制定控制血糖的計劃并設立長期以及短期目標。舉辦病友會，讓其他患者現身說法，控制血糖會減輕乃至減緩糖尿病并發癥的發氣增加說服力。督促患者做出行為改變的承諾，干預次數為5次。

1.2.3 準備階段:此階段側重強化意識、行為指導。患者打算在1個月內實施糖尿病控制血糖行為，并開始相關計劃。干預人員與患者一起探討在進行健康行為時可能會遇到的心理問題和客觀困難，并與其家屬一起制定切實可行的方案。根據患者的自身接受程度進行切實可行、個性化的健康教育方案，通過發放手冊、播放視頻、個人示范等途徑讓患者掌握飲食熱量的計算、BMI的計算、運動量人小的評估、血糖正確檢測的方法等具體內容為下一步做好全而的準備，干預次數為4次。

1.2.4 行動階段:此階段側重行為評價、刺激控制?；颊咭旬a生規律的行為，且生活狀態已經有所改變患者卞動積極參與控制血糖的行動過程，但還未超過6個月，行為尚未穩,通過訪談評價患者監測血糖、控制血糖的行為是否正確并給予指導，加強管理將短期不規律執行轉變為長期規律實施。干預人員與患者共同設立合理地預期目標，制定個體化執行計劃，要求其記錄每次檢測的血糖、計算食物熱量及寫運動日記和心得，幫助患者解決執行控制血糖行為過程中遇到的障礙動員其家屬給予支持，建立醫院一家庭雙重監督系統，干預次數為3次。

1.2.5 維持階段:此階段側重加強管理、避免退回。患者血糖控制過程已經超過6個月，自我管理糖尿病的行為已相對穩定，通過訪談肯定患者堅持控制血糖的信了以比較前、后血糖低激發其控制血糖行為的積極性避免其行為退匡干預次數為2次。

1.3 評價指標

1.3.1 一般資料:由研究者參考人量文獻后自行設計包括患者的人目統計學資料一、疾病相關資料一等。

1.3.2 血糖控制·隋況干預前及干預后6個月，采用德國羅氏血糖儀采集手指血檢測空腹血糖(F BG) ,餐后2h血糖，運用實驗室監測糖化血紅蛋自比值。

1.3.3 行為改變階段的評估:問卷來源于關國癌癥預防中心(Cancer  Prevention  Re5earch  Center,CP RC)，該問卷只有1個條目。行為改變階段分為前意向階段、意向階段、準備階段、行動階段及維持階段。使用6點正向計分法即前意向階段定義為1分維持階段定義為5先無該不良生活方式或維持目標生活方式超過5年者(在跨理論模型中認為超過5年的目標行為改變的終點)定義為6分。

1.3.4 糖尿病自我管理行為量表(Chine 5e ve r5ion5cale of the Diabete5 5elf care Activitie5, 5D5CA):中文版由我國萬巧琴等進行翻譯，測得5D5CA總體Cronbach’5 α為0.62,重測信度為0.83.翻譯后量表由11個條目組成，分別反映飲食、運動、血糖監測、足部護理、藥物等6個方而內容其中10個條目為正向題,1個條目為反向題每個條目按0-7分8級計分總分0 - 77分得分越高，說明自我管理行為越好得分指標一實際得分/最高可能得分10000，并將得分指標≦40%定義為差40%一8000為中等≧80%為良好。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5P55i9.o軟件對資料-進行分析。用描述性的統計分析患者的一般資料一、各量表得分；行為改變階段采用x=檢驗，組間比較采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干預前、后行為改變階段的比較

兩組的行為改變階段在干預前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干預完成后兩組資料一比較可以發現，實驗組行動階段的人員占8000，說明患者的參與度較高行為轉變較好，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2兩組患者干預前、后血糖控制情況比較干預前兩組患者FBG, 2hPBG, HbAlc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干預后實驗組患者FBG,2hPBG, HbAl c測得值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2.3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自我管理行為的比較

實驗組35例糖尿病患者經過干預后自我管理行為得分為(30.49 ± 4.56)分。其中水平良好(得分指標≧80%) 9例，占25.3%；水平中等(得分指標40%-80%) 18例，占51.4%；水平差(得分指標≦40%) 8例，占22.8%。對照組35例糖尿病患者干預后的自我管理行為得分為(27.23 ± 2.78)分其中水平良好(得分指儷≧80%) 4例，占11.4%；水平中等(得分指標40%-80%) 15例，占42.9%；水平澎得分指柄茱墓40%) 16例，占45.7%。相較于對照組患者對疾病的認識以及對自身的管理行為有所提高見表40

 

3 討論

寧夏地處中國西部地區，少數民族尤其回族占本地人目的比例很高，受到回族文化、生活習俗的影咆本地區人們喜食牛羊。熱衷油炸食品等高脂肪高熱量的食物，這給慢性疾病如糖尿病埋下禍根。相關研究結果顯示2型糖尿病患者并發癥的發生率與FBG, 2hPBG, HbAlc水平存在一定相關性，所以控制好患者的血糖能夠很好的預防和延緩糖尿病并發癥的發生，但是如何運用更好的方式來進行健康教育目前沒有統一的定論，只是去嘗試各種理論或方法下的健康教育更有利于患者的生活質量及生命質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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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圖書館；哲學

引言

德國的哲學家黑格爾指出，“哲學認識本質”。哲學是人們認識自然、社會和思維現象本質的思想武器。當然，圖書館現象是一種社會現象，對圖書館現象本質的把握自然也離不開哲學思維。為了認識和把握圖書館現象的本質，我國圖書館學研究者們進行了長期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形成一股持續的“圖書館哲學研究熱”。

1.關于圖書館哲學研究的起源及其發展

誰在什么時間第一個提出“圖書館哲學”這一命題，這是一個很難考證的問題。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這一提法早出現了，他根據是丹頓所著的《呼喚圖書館哲學》一文。而臺灣沈寶環教授《在“圖書館哲學”的竹籬外徘徊》一文介紹，英國的包得菲著有《圖書館哲學》一書。這說明，圖書館哲學研究至少已有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

在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起源于何時，是一個較難考證的問題。從現在能查到的文獻資料看，我國很早之前沒有人明確提出“圖書館哲學”這一術語。在我國大陸，蔣永福在《黑龍江圖書館》發表《試論三種哲學形態的圖書館》一文，其副標題是“圖書館哲學思考之一”，這可能是在大陸圖書館界最早提出“圖書館哲學”一詞的文獻。到如今，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的研究者有蔣永福、何長青、呂斌、周慶山等。在這一時期，臺灣的圖書館哲學研究持續呈現出活躍狀態，沈寶環、梁君卿、盧荷生等著名學者的研究已到達較專深的境界，其中，賴鼎銘教授的《圖書館學的哲學》一書可謂是視角極其獨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另外，蔣永福先生從年起就致力于圖書館哲學研究，一直持續至今，是目前我國大陸圖書館哲學研究領域持續研究時間最長、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該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他為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做出了貢獻。

2.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概念及其內涵

何長青認為，“圖書館哲學是運用哲學研究圖書館現象領域的本質規律的科學，是指導圖書館學應用研究和圖書館實踐的基礎理論和思想方法論”。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是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層面上展開評論的理性之學”，“圖書館哲學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學，而是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者對待‘圖書館’的態度、理論表現形式”。李國秋的想法，“圖書館哲學”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圖書館事業的宗旨和目標，第二層含義是指圖書館學領域的基本理論問題，第三層含義是指圖書館和圖書館學涉及到的哲學問題。蔣永福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人深思圖書館現象時獲得的一種思維深處的感悟與理解。他在《圖書館哲學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圖書館哲學就是專門揭示和解釋圖書館現象本質的部門哲學”，“圖書館哲學是一種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圖書館現象本質的綜合思維方式”，還有，“所謂圖書館哲學，就是對圖書館現象的哲學關懷。這種哲學關懷，體現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概念的內涵的認識還很不一致。這說明圖書館哲學研究目前尚處于“前科學”階段，還不成熟。不過，從上述諸說法中我們還是能夠看出一些異中之同的看法：一、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的產物；二、圖書館哲學研究探討的是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的問題，或者說，圖書館哲學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的理解、感悟和詮釋；三、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理論思維方式，是一種價值觀和方法論。

3.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哲學”

“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哲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它們都是哲學與圖書館學結合的產物。哲學和圖書館學的結合有兩個方向：一是“哲學圖書館學”，即哲學原理和方法在圖書館學中的應用；二是“圖書館學哲學”，即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前一個方向形成的是“圖書館學哲學”，后一個方向形成的是“圖書館哲學”。也就是說，圖書館學哲學是以“圖書館學”為對象，而圖書館哲學則以“圖書館現象”為對象。而所謂“圖書館現象”又可包含實踐和理論兩個維度，所以廣義的“圖書館哲學”可包含“圖書館學哲學”。狹義的“圖書館哲學”是指抽掉“圖書館學哲學”內容的剩余部分內容。目前，在理論界存在混淆或不區分“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哲學"的現象，應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紹了圖書館學哲學的研究情況，就是從廣義的“圖書館哲學”角度考慮的。

4.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基礎理論

有的人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兩者在涵義上是相同的。那么，從兩者的產生時間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肯定先圖書館哲學研究，如果兩者在涵義上相同，那么圖書館哲學研究就可說成是一種重復的或多余的研究。但是，我們知道，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屬于理論圖書館學范疇，而理論圖書館學和應用圖書館學的研究成果都是圖書館哲學的“研究資料”。也就是說，圖書館哲學的研究范圍要比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寬泛，層次比圖書館學基礎理論高。圖書館學基礎理論是對圖書館實踐的理論概括和總結，而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實踐和理論兩個維度進行哲學意義上的抽象和批判的產物。

5.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理論基礎

有人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理論基礎。這種判斷很難被大多數人們所認同。到目前為止，關于圖書館學理論基礎問題眾說紛紜，還沒有達成共識。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能夠成為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的理論肯定是圖書館學之外的某一種或某幾種理論。因此，如果把圖書館哲學當做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等于把圖書館哲學認定為圖書館學之外的一種理論。顯然，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圖書館哲學當做圖書館學之外的一種理論。那么，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理論基礎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目前很難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所以這一問題，也是以后圖書館哲學研究首先且必須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了。

參考文獻 

[1]黑格爾著;賀麟等譯 哲學史講演錄（一） 北京商務印書館 

[2]張廣欽 試論圖書館的哲學內涵 圖書情報工作 

[3]胡述兆 印度圖書館學之父  阮岡納贊 臺灣 圖書與資訊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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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學　理論基礎

分類號G760

恩格斯說過：“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碧厥饨逃陌l展需要運用理論思維來探討特殊教育的基本理論問題，以為特殊教育的科學發展指明方向。因此，特殊教育的發展需要加強理論建設，特別是要加強理論體系的建設。特殊教育理論體系建設的程度不但標志著特殊教育作為一門學科發展的成熟度，而且決定著特殊教育作為一種實踐活動的深入度，因為沒有理論指導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容易中途夭折或迷失方向。特殊教育理論體系的建設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學科理論基礎的構建與探討。本文試圖從“特殊教育”的語詞理解出發，來闡述特殊教育活動的理論基礎與特殊教育學科的理論基礎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關系，以求教于大方。

1　特殊教育的語詞理解

一般認為，特殊教育包含兩個概念：一是特殊教育科學，二是特殊教育活動。前者是研究特殊教育現象及其規律、原則和方法，以指導特殊教育活動；后者是社會與學校的工作。美英等國多用“special educa－fion”(即特殊教育)表示這門學科和活動，我國臺灣地區對特殊教育的理解：一是專業或教育工作；二是學問。

將“特殊教育”作為學科與活動兩種理解思路的現象存在于相關著作中，如劉全禮教授在《特殊教育導論》中將特殊教育作為活動，如將特殊教育定義為“對特殊兒童開展的、有目的的、旨在滿足他們的一切教育需要的活動，這些活動既可能是增進特殊兒童的知識技能、影響特殊兒童的思想品德、增強特殊兒童的體質的活動，也可能是改變或矯正他們的缺陷或行為的活動”；同時，又作為學科來認識，如“特殊教育是一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綜合學科，它要依賴醫學、工程學和心理學等自然學科的研究成果，同時，它還依賴社會學、普通教育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但它不是這些學科的大雜燴，而是有機地按照自己的系統和規律來組織相應的內容，從而形成自己的體系。它本身就是科學”。

將“特殊教育”、“特殊教育學”分別作為活動、學科來理解的情況在樸永馨先生主編的《特殊教育辭典》中有所體現，可以說，這為我們的言辯提供了術語的規范。該詞典將“特殊教育”解釋為是“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使用一般的或經過特別設計的課程、教材、教法和教學組織形式及教學設備，對有特殊需要的兒童進行的旨在達到一般和特殊培養目標的教育”；“特殊教育學”是“教育學的一個分支。研究特殊教育現象及其規律的科學”為此，特殊教育理論基礎之探討可從三種不同的路向來進行，一是從學科的角度來談理論基礎，亦即特殊教育學的理論基礎。錢志亮從學科的視角提出特殊教育學科的理論基礎包括哲學基礎、心理學基礎、社會學基礎、康復學基礎、教育學基礎五大理論基礎。二是從作為特殊教育活動的角度來談理論基礎。盧子洲從特殊教育活動的角度認為，特殊教育培養目標的理論基礎包括人道主義基礎、科學基礎、經濟學基礎。三是將從學科與活動的雙重視角來談理論基礎。樸永馨從學科與活動的角度探討了特殊教育的理論基礎。他指出，特殊教育作為教育學科的一個分支和作為教育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也有其兩個方面的理論基礎：關于教育的理論和唯物辯證法、補償理論。

2　從活動的視角來審視特殊教育的理論基礎

從特殊教育活動來談理論基礎有兩個角度，一個是談特殊教育活動開展所關涉的具體理論是什么(圖1)，這些理論既有可能單獨支撐著特殊教育活動，也可能兩兩聯合或多者融合共同作用于特殊教育活動，例如：特殊教育活動從過去單純的醫學模式或教學訓練模式走向醫教結合的模式就可說明這一問題。二是談特殊教育活動開展所關涉的學科是什么(圖2)，嚴格意義上說，這里實際上談的是特殊教育活動的學科基礎，即特殊教育活動關涉到哪些學科，當然學科內部可能有些理論在支持著特殊教育活動。這也就是為什么有的特殊教育的理論基礎在談具體的理論或觀點，有的特殊教育活動的理論基礎在談具體的學科，后者跨越了具體理論、觀點直接來談學科，甚或將學科先列出，再在學科中來談具體的理論及其基本觀點。

注：其中T是“理論”的英文(theory)縮寫，T1代表的是第一個理論基礎，Tn代表的是第n個理論基礎，下同。

注：D是“學科”的英文(discipline)縮寫，D1代表的是第一個學科理論基礎，Dn代表的是第n個學科理論基礎，下同；T11。代表的是第一個學科的第一個理論基礎，T1。代表的是第一個學科的第n個理論基礎，如此類推，下同。

從活動的視角來審視特殊教育的理論基礎可從特殊教育活動組織的程度以及發展的特性來看，組織程度低且處于低級發展階段的特殊教育活動可主要從特殊教育對象發展的影響因素來談其理論基礎，組織程度高且處于高級發展階段的特殊教育活動則可從特殊教育模式的視角來闡述其理論基礎。

2.1　從特殊教育對象發展的影響因素來看特殊教育的理論基礎

從特殊教育對象發展影響因素的角度來看特殊教育活動的理論基礎，可直接利用圖1中所示的方式來談具體的理論支持系統或理論依據，也可根據圖2呈現的方式來先談所涉及的相關學科，再闡述特殊教育活動的具體支持理論，因為只有把握了影響特殊兒童身心發展影響因素的特點，才有可能在特殊教育過程中通過科學調控外在的影響因素以作用于特殊兒童個體的發展。按照特殊兒童影響因素的一般理解，一般認為，影響因素主要有遺傳、環境、教育和個體的主觀能動性，其中遺傳關涉到生物學、醫學；環境關涉到生態學、社會學等；教育關涉到教育學、心理學等，個體主觀能動性關涉到心理學、哲學等。雷江華組織編寫的《學前特殊兒童教育》以及與方俊明先生合編的《特殊教育學》主要從影響特殊兒童身心發展的四大因素(可將圖2中下方的D1到Dn之n理解為4)分別闡述了生物學、發展生態學、心理學、教育學的學科基礎，以及各自學科內部對應的理論與所衍生出的具體教育教學訓練模式等。其中，關于特殊教育活動的理論基礎推演之邏輯是：從特殊教育活動出發來尋找其中比較具有特色的特殊教育教學(訓練)模式，進而找到模式所支持的不同理論或觀點，最后發掘這些理論所關

涉的不同學科，但上述2本編寫的教材在介紹時則從不同學科理論體系出發闡述學科的理論觀點，進而闡述具體的模式。

特殊教育活動的理論基礎為特殊教育實踐提供了科學的依據，正如常說的“沒有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沒有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一樣，理論只有與實踐緊密結合，才能導致理論的豐富與實踐的拓展。從特殊教育活動來看，其理論基礎往往先關涉的是具體的理論或某一理論的某個方面，或多個理論，而這一個理論或多個理論又涉及到相關的學科，因此，有的特殊教育活動的理論基礎介紹直接將該學科作為理論基礎，出現了明顯中間理論斷層與模式缺失的現象，甚至出現理論基礎的泛化與擴大化的傾向。

2.2　從特殊教育模式出發來尋找特殊教育活動的理論基礎

特殊教育活動如果不能通過模式來進行闡述，說明該活動僅僅停留在簡單的實踐操作水平，而不是自成系統的特殊教育活動，如果用簡單實踐操作狀態之特殊教育活動來尋找其理論的依據，就可能出現所有的學科中的相關理論都有可能成為特殊教育的理論基礎，極易使特殊教育失去自身的獨特性，進而追求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的共性，最終導致特殊教育活動的存否顯得元足輕重。因此，特殊教育活動需要上升到特殊教育模式的層面來尋找其理論基礎(該理論基礎可稱為特殊教育模式的理論基礎，見圖3)并將特殊教育模式作為特殊教育活動成熟度的標志以及特殊教育獨特性的體現。當然，每一種特殊教育模式不一定就只有一種理論的支持，同樣可能有多種理論的支持，根據圖3推而廣之則同樣可從特殊教育活動的學科基礎中來考察模式在中間的過渡環節。

注：M是“模式”的英文(model)縮寫，M1代表的是第一個模式，Mn代表的是第n個模式。

3　從學科的視角來審視特殊教育學的理論基礎

特殊教育學的理論基礎需要根據學科的劃分從不同的層面探討。一般認為，哲學是所有學科的學科，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概括，因此，所有的學科都可以將最高層次的哲學作為特殊教育學的理論基礎；第二層次的學科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特殊教育學同樣也關涉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第三層次的學科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中分別分化出現的具體學科，如自然科學中的醫學、生理學、工程技術學等，社會科學中的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特殊教育學作為教育學的子學科，談其學科基礎似乎只要從其母學科作為社會科學的出發點來探討其理論基礎，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簡單，現分別從學科歸屬與獨立特性兩個角度來闡述其理論基礎。

3.1 從學科歸屬來看特殊教育學的理論基礎

特殊教育學作為教育學的分支學科已成共識，但過去特殊教育作為一門專業在高等師范院校的附屬地位也給特殊教育學的發展帶來了很多問題。例如，有的高校將特殊教育專業設置在教育系(現在的教育學院)中，有的高校將特殊教育專業設置在心理系(現在的心理學院)，這樣特殊教育專業課程的設置就分別從不同的學科視角構建出自身獨特的課程體系。因此，在探討特殊教育學的理論基礎時，有人從特殊教育學所從屬的教育學來看其理論基礎，甚至將教育學的理論基礎移植過來作為特殊教育學的理論基礎，這樣恰恰導致了很多人認為，既然特殊教育學與教育學有同樣的理論基礎，特殊教育專業也就與教育學原理專業可以合并了，沒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如果按照這樣的思路來探討特殊教育學的理論基礎極有可能重視特殊教育學與教育學的共性而忽略了特殊教育學的特殊性，進而在實踐領域將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抑或其它教育)混淆起來。就目前我國特殊教育專業的設置情況來看，大體設置在教育學或心理學的下面作為子學科存在，因此，將教育學、心理學的理論基礎(圖4)搬過來作為特殊教育學的理論基礎，最后導致了很多人認為特殊教育學沒有自己的理論基礎，作為一門學科難以扎根生存。這從目前教育學子學科在院系中的設置及其地位中可窺見一斑。在二級學科紛紛成為獨立的系或學院的情況下，特殊教育仍然大多作為附屬學科附屬在其它學科門下，或與其它二級學科聯合成立獨立的系，其實仍然沒有擺脫依附的狀況，有的院校特殊教育專業無奈只好存留于特殊教育研究所。

注：圖中的s是“自然科學”的英文(science)縮寫，S1代表的是自然科學中的第一個學科，Sn代表的是自然科學中的第n個學科，下同；SS是“社會科學”的英文(social science)縮寫，SS1代表的是社會科學中的第一個學科，SSn代表的是社會科學中的第n個學科，下同。

3.2　從獨立屬性來看特殊教育的理論基礎

從獨立屬性來看特殊教育學的理論基礎需要借鑒教育學(或心理學)比較成熟的子學科的經驗，發現屬于特殊教育學自身的理論基礎(見圖5)，擺脫特殊教育學作為依附地位的狀態，既明確自身的學科歸屬，又能構建屬于自身具有特色的特殊教育學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特殊教育學作為一門學科要探討其理論基礎，必須從過去的附屬狀態走向獨立的狀態，吸引更多的專家學者來從事特殊教育的理論研究與實踐研究，只有這樣才能促進學科充分有效的發展。

獨立屬性的特殊教育學理論基礎與從屬屬性的特殊教育學理論基礎兩者之間既有聯系也有區別，從屬屬性的特殊教育學理論基礎極有可能將母學科的所有理論基礎移植過來作為自身的理論基礎，包括學科中的理論，這樣會使用特殊教育學不“特”而“普”；獨立屬性的特殊教育學理論基礎則從特殊教育學的具體實際出發來發現與特殊教育學緊密聯系的學科基礎，兩者的學科基礎既可能有共同的學科，甚至是同一學科中的同一理論，也有不同的學科(如醫學、康復學等)，也會有同一學科中的不同理論。

4　特殊教育活動理論基礎與學科理論基礎之間關系的綜合分析

根據上述的分析，其實特殊教育的理論基礎中根據語詞所推演出的特殊教育活動的理論基礎與特殊教育學科的理論基礎兩者之間并非存在截然對立的關系，而是彼此可以組織成自恰(self-consistent，即內在一致性)的體系圖(即特殊教育活動理論基礎所包含的理論可在特殊教育學科理論基礎中找到所對應的學科，進而將特殊教育活動的理論基礎與特殊教育學科的理論基礎聯系起來形成自洽的體系圖，如圖6、圖7)。圖6說明了特殊教育活動作為一種從屬的活動進而推演到學科作為從屬學科的邏輯思維過程。圖7說明了特殊教育活動作為獨立屬性的活動進而推演到學科作為獨立學科的邏輯推演過程。圖6和圖7如果考慮到特殊教育模式在中間的中介作用，可從根據圖3的思路在理論與活動之間加上模式，以進一步理順彼此之間的簡單邏輯關系。當然，特殊教育活動發展所形成的一種特殊教育模式可能來源多個理論的支持，這些理論既可來自于一個學科，也可來自于多個學科，因此，可由圖6、圖7推演出眾多的分圖，以說明特殊教育的理論基礎，包括特殊教育活動與特殊教育學科理論基礎之間的關系，且兩者之間不是單向的被動作用關系，而是彼此之間雙向的相互作用關系。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一個理論來源于多個學科，這樣就將多個學科作為其理論基礎。例如，班杜拉的社會學習理論既是心理學中的理論，是社會學中的理論；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既是心理學中的理論，也是管理學中的理論等。當然，同一個學科同樣也有多個理論(圖2)，例如，心理學中有聯結理論、認知理論、人本理論、建構理論等；教育學中有自由主義、要素主義、永恒主義等流派。同樣，理論與學科之間也存在著多重交叉關系的現象。

5　總結

結合當前特殊教育研究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特殊教育理論基礎的探討首先需要從規范特殊教育的語詞運用開始，否則可能大家的探討并非在同一語境下進行，即在談特殊教育理論基礎時需要首先界定“特殊教育”是一種實踐活動，還是一門學科，否則極易游離于學科與活動的兩種狀態中進行無謂的辯駁，甚至是在混淆的邏輯狀態下進行辯論，結果辯論得越來越糊涂，有點“你不說我還知道點，你越說我還糊涂”。當然，從事特殊教育研究與教育教學實踐的工作人員在閱讀相關文獻著作時也需注意將“特殊教育”這一語詞結合上下文的語義邏輯背景來進行解讀，不然同樣會出現誤解或曲解。其次，要明晰特殊教育活動的理論基礎與特殊教育學的理論基礎各自探討的思路以及彼此之間的關系，更要注意特殊教育活動理論基礎中理論背后的理論，理論背后的學科，學科背后的學科，……只有這樣，才能將特殊教育的理論基礎思考透徹。第三，特殊教育的理論基礎之思考其實也關涉到特殊教育學的元思考，教育學經歷了從活動的教育到學科的教育學，再到理論反思的元教育學的發展歷程，特殊教育學的發展要學會從“母”學科那里吸取營養的精華，促進“母子共榮”的學科發展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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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提高物理教學的效率？怎樣使物理容易學、容易教？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課題?！拔锢斫虒W論”應當有助于解決這些問題。

從國際上“物理教學論”研究的內容看，物理概念的形成、物理問題的解決、物理方法的應用，是其中的核心內容。作為一位物理教師，最為關心的也是這些內容。但是，如果僅僅就概念形成來論述物理概念的形成，僅僅就問題解決來論述物理問題的解決，僅僅就方法應用來論述物理方法的應用，這容易使物理教學論的研究停留在較低的經驗水平上。既然是物理教學論，就應當上升到較高的理論層次，必須探討物理教學的概念、問題、方法的理論基礎——認識論、系統論、結構論。

研究教學中的認識過程，不僅要涉及一般認識論，而且對青少年學生進行物理教學，必須研究發生認識論；為了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能力，還必須進而研究發展認識論。認識論是物理教學的哲學基礎，我們認為，把一般認識論、發生認識論、發展認識論三者統一，用以研究物理教學論的哲學基礎，才較為完備。

一般認識論是廣義的，是適合于整個人類的認識論；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是狹義的，適合于兒童（0—15歲）的認識論；本書作者提出的發展認識論，也是狹義的，是根據愛因斯坦關于科學創造的論述，提升出有關創造性思維的發展認識論。

現代科學中系統論的發展，大大深化了對認識論的研究。從系統論的觀點去研究認識論，從認識論的觀點去研究系統論，必然給我們許多新的啟迪。作者在《系統科學與教育》一書中，將認識論與系統論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特別是從物理學的原理及公理體系中受到啟發，提出了系統學的原理及公理體系。系統論的原理能夠成為物理教學的科學基礎，這已為許多物理教師所接受。

物理教學中的結構論，是應用系統論思想研究物理教學的具體成果之一。系統論的整體原理告訴我們：任何系統只有通過相互聯系，形成整體結構，才能發揮整體功能。對物理學的知識而言，學生也只有認識物理學的整體結構，才能較好地掌握它，從而應用它，體現出物理知識的整體功能。雖然，中學階段，物理學的知識結構從整體上看，尚不完備，但是，在物理教學中必須對物理學結構給予一定重視。結構論也是物理教學論的重要理論基礎之一。

本書論述了物理教學的理論基礎：認識論、系統論、結構論。這是本書的重要特點之一。

以物理教學的認識論、系統論、結構論為基礎，來論述物理概念、問題、方法，其間還有不可忽視的起中介作用的模式、技術、藝術。以下三個公式是大家容易理解的：理論——模式——實踐；科學——技術——生產；哲學——藝術——創作。由這三個公式可知：模式是理論與實踐的中介，它在理論與實踐之間架起橋梁；技術是科學與生產的中介，它在科學與生產之間架起橋梁；藝術是哲學與創作的中介，它在哲學與創作之間架起橋梁。由此可見，物理教學論必須研究對物理教學起中介作用的內容：物理教學的模式、技術、藝術。這是本書的重要特點之二。

上述思路，使我們形成了一個“物理教學論”的新的結構：第一是宏觀層次——一般理論層次——論述物理教學的認識論、系統論、結構論；第二是中觀層次——橋梁中介層次——探討物理教學的模式、技術、藝術；第三是微觀層次——具體應用層次——研究物理概念教學、物理問題教學、物理教學方法。這一新的結構，我們簡稱為“九章物理教學論”。這是本書的重要特點之三。

本書前三章的“宏觀研究”，雖然著重于物理教學的認識論研究、系統論研究、結構論研究；但，仍落實在物理概念形成的模式，物理教學的結構，物理問題解決的方法。進而，在后三章的“微觀研究”中，又更為具體地探討物理概念形成、物理問題解決、物理教學方法。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前后呼應，形成整體。

要提高物理教學的效率，使之容易教、容易學。非常重要的一環是還要進行“中觀研究”。研究物理教學的模式、技術、藝術——這在以往的物理教學論中易被忽視。作者認為，如果缺乏“宏觀研究”，物理教學論的理論基礎不深，這是不行的；同樣，如果缺乏“中觀研究”，物理教學論的基本手段不強，也是不行的。

在研究物理教學的模式、技術、藝術時，作者認為，重要的是掌握他們的原理、原則、方法，即，同樣要提高到“理論層次”，進而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模式、技術、藝術，既有理論基礎，又有具體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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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西方哲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世界觀

中圖分類號：B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5）09-229-01

價值觀是個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所決定的，只有形成了明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時候才能形成正確的價值觀。我國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是建立在理論的基礎上的。理論本來就來源于西方，所以從西方視域下看社會主義價值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價值觀的理論基礎并進行闡述。

一、西方哲學視域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一）自由

西方文明史上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黑暗的教會統治之后進入了文藝復興時期，在這一時期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進入了自我解放的時期，人們已經想要從思想上擺脫宗教社會對人們身體以及思想的束縛。所以在這一時期很多人文主義者開始研究人和自然，開始注重人的思想，以人為中心，一切以人的利益為基礎，不斷追求完美。人們開始反對天國、天父和天子之說，開始學會享受現實生活，反對禁欲主義，同時反對占統治地位的科學思想體系。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人們不再相信行而上學的推演方法，而是傾向與用科學的方法來探索事物，從而找出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系。文藝復興時期，人們的思想得到了自由和解放，人們崇尚自由，開始追求精神上和物質上的享受，并且放任身體的，同時也使資產階級走上墮落和腐朽。

（二）經驗論的平等

隨著歷史潮流的不斷發展，文藝復興的熱潮也已經褪去，這時候的西方近代哲學爭論的是經驗論和唯理論，爭論的內容就是知識是經過后天的經驗獲得還是應該經過人們的理性掌握。經驗論崇尚的是平等，在當時，經驗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來自于英國，典型代表為培根，他認為世界是具有多樣性的，并且同時具有能動性，只有通過科學的觀察以及實驗的方法才能熟悉掌握，人們也可以因此掌握很多的自然知識，并且可以利用掌握的自然知識來征服世界。同時，也有哲學家認為人生下來是沒有任何的思想的，也就是說思想是一塊白板，但在在后天會與外界不斷的接觸，那么在與外界接觸和學習的時間段就會在思想的白板上留下很多不可磨滅的痕跡。經驗論促進了人們思想的解放，崇尚思想的自由，并且認為人人生而平等，在后天的學習中會使人獲得幸福。

（三）唯理論的公平

唯理論認為在自然界中是客觀存在著各種事物和對象的，但是如果只是通過人的感情經驗是靠不住的，只有自由人的理性才是可以把握住的，也就是只有通過人類的思考才能證明人物的存在，也就是說人從生下來就有理性，并且這種與生俱來的理性才是最可靠的。也就是說，世界上的所有觀念在人類生下來就已經蘊藏在人類的腦海中了，但是只有經過后天的一些刺激才能顯示出來，被人們所熟知。更有甚者，認為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是客觀存在的，并且存在的萬事萬物從人類生下來就會被人們所感知，甚至認為哪怕是經過后天的經驗所得到的知識也是屬于人類知覺的。理性是實現人類自由平等的基礎，只有擁有理性的人才是自由的。

二、西方哲學視域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啟示

人類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形成與其接收教育的程度非常相關，但同時也是需要以人的本性為基礎，無論在什么情況下，人們都應該從自己出發，但是人與人之間又有著必然的聯系，所以現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需要處理好個體與個體的關系，同時也要處理好個體與整體的關系，例如個體與社會、個體與國家以及個體與自然。從西方哲學視域下，價值取向主要表現為自由、平等、公平和公正，從這一視域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雖然和理論下的社會主義價值在字面上是一樣的，但是從本質上看來，卻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不能將其將簡單的認為是一樣的。在西方很多哲學家的思想中，常常把現實社會中的人給抽象化了，這主要是因為他們一般是從唯心主義的立場出發的，在現實社會中往往沒有考慮到人的個性差異和層次不同，所以最終導致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錯誤和片面，在理解價值觀上存在偏差，只是追求一些空洞的理論，表現出一種抽象的形式，出現了很多與社會現實不相符合的現象，并且容易受到別人價值觀的影響。從理論基礎的社會主義價值觀看，人和社會是不可分離的，不但生于社會，并且最終也會回歸社會，人從本質上看是屬于社會動物，如果脫離了社會那么人的價值就不知如何體現，也無從追求。最后，西方視域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社會核心價值觀的階級基礎也是不一樣的，馬克思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才是歷史最重要的創造者，但是西方視域下卻認為人類歷史是少數人創造的。例如由英雄或者上帝而創造，而廣大的人民大眾都是被少數人統治的無價值人群。

三、結語

社會主義價值觀從西方視域下來看與理論基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存在本質上存在著不同，首先是出發點不同，一個是站在唯心主義的立場一個是站在唯物主義的立場，另外分析的基礎也是不一樣的，一個是人類歷史上的所有群眾一個是人類歷史上的少數人。

參考文獻：

[1]胡慕賢.西方哲學視域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及其啟示[J].哲學研究，2015，51（24）：13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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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主體性角度對西方心理學史的透視

美國哲學家多爾邁在討論傳統哲學主體性觀念的遞嬗沉浮時，曾引述加塞特的話說，“假如這個作為現代性根基的主體性觀念應該予以取代的話；假如有一種更深刻更確實的觀念會使它成為無效的話；那么這將意味著一種新的氣候、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這個“新的時代”便是試圖在哲學理論上注重對“主體際性”的生成及其對現代社會實踐的意蘊加以探討，并因而同時也就意味著，傳統哲學的“主體性”觀念在完成了它的理論使命和歷史使命之后，必然地步入了它的“黃昏”之境[1](P1)。他并進一步評述說，始自笛卡爾的傳統哲學的主體性觀念，本來“是一種可以避免的錯誤”，雖然它構成了“人的解放和成熟歷程中的一個階段”，但“這一階段的內在缺陷現在已經變得非常明顯了”[1](P1)。

雖然多爾邁以上討論的背景，是哲學理論領域和更為廣闊的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但是，假如我們接受多爾邁對傳統哲學主體性觀念的這種歷史判定，并以這種歷史判定為立足點來考察心理學，那么我們就獲得了理解西方心理學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的一個新的視角。這是因為，正是笛卡爾意義上的這種本來“可以避免的錯誤”的主體性觀念，構成了西方現代科學心理學的理論前提，并因而為心理學提供了一個錯誤的出發點。這就決定了：心理學在它剛剛脫離哲學的懷抱而作為一門獨立的實證科學“誕生”時，就是一個“時代錯誤”的產物，是一個已經逝去了的時代精神的某種特殊的表現形式，因而在理論上是脆弱的[2](P10-14)。所以，當被普遍證明是正確的、關于生命的科學理論的生物進化論及其思維方式向以追求“科學”為目的的心理學滲透時（美國機能心理學的產生），心理學既不能準確把握生物進化論對它的理論意蘊，也不能抵擋被曲解了的生物進化論試圖要將作為它的研究對象的人這一主體自然化的趨勢，從而陷入理論危機。這個危機，實質上是多爾邁據以判定傳統哲學主體性觀念之所以走向“衰落”的歷史理性的一個特殊的表現形式；或換一種話語方式來說，它與哲學在從其近代形式向其現代形式過渡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危機，在理論實質上是同一的。至少就機能主義的發展導致整個心理學理論基礎的崩潰、并因而要求它重建自己的理論基礎這個意義而言，實驗心理學又回到了馮特的時代，或更準確地說，回到了（重新）建立自己理論基礎的“誕生”的起點。但是，與哲學對這個危機的反應、即從“單子”式意識的封閉的主體性觀念向“主體際性”觀念及其理論建構的過渡相比，心理學對這個危機的反應是幼稚而魯莽的，即干脆而徹底地否定主體性，由此也“開始”了它的“一種新的氣候、一個新的時代”，即行為主義的“氣候”或“時代”。

行為主義的基本特征，是否定（人類）意識作為一個存在領域的合法性。然而，正是意識作為一個存在領域的不可還原的實在性，構成了心理學的合乎邏輯的基礎[3](P87-92)。所以，當行為主義作為心理學研究綱領，其理論邏輯被充分展開之后，必將又一次地使整個心理學的理論基礎趨于崩潰，并迫使實驗心理學重新回到華生的“革命”的起點上。至少就實驗心理學的行為主義傳統而言，這就是又過了半個世紀之后，以班杜拉為代表的社會學習理論家們，試圖在重新論證意識實在性的基礎上，改造或揚棄傳統行為主義的種種理論努力的歷史邏輯的本質之所在。事實上，伴隨著行為主義的發展、或當它陷入危機之后作為它的替代形式的，是實驗心理學內外的各種“抗議”的力量和運動。其中，對行為主義而言帶有“革命”性質的兩種力量或運動，即人本主義心理學和信息加工認知心理學，逐步演化為在當代心理學中占主導地位的兩大思潮。作為對行為主義理論邏輯充分展開所導致的危機的反應，這些不同的理論思潮作為當代心理學發展趨勢，它們所表現出的一個共同基本特征，是向主體性的回歸。當代心理學的這種普遍的向主體性回歸的發展趨勢，不是偶然的，而具有歷史邏輯的必然性：它既表達了心理學作為關于意識的科學研究的學科本性，又體現著意識實在與人作為主體性存在事實之間的內在的邏輯關聯。

二、進化自然觀對主體的要求和拒絕

關于生物進化或自然演化的思想，在西方文化中有著古老的傳統。它的理智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家阿納克西曼德的某些睿智的洞見，并在歷史上一直作為一種思想潛流存在和流傳著。就其主導趨勢而言，前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思想，主要表現為一種浪漫主義進化自然觀。這種自然觀賦予包括無機世界在內的物質以某種活力和發展的傾向，認為自然是自我完善和自我指導的，并最終于19世紀初形成了法國博物學家拉馬克的浪漫主義生物進化論，認為每一物種都有自我完善的先天驅力；由這種驅力所導致的獲得性性狀可以遺傳。這種形式的進化自然觀，不僅不是反主體的，它實際上以某種不甚明確的方式對主體性存在提出了一種要求。

在進化自然觀的歷史中，達爾文的獨特貢獻在于提出自然選擇學說，使生命的進化過程得到機械化的說明，從而使生物進化論成為一種科學的理論，并將傳統的、流行的神秘主義目的論驅逐出生物科學?？茖W形態的生物進化論的提出和確立所導致的社會結果和思想結果是多方面的。就對心理學的影響而言，它一方面為實驗心理學提供了廣闊的理論前景，從而導致了實驗心理學在美國大發展的繁榮局面；另一方面又必將以與否定上帝創世說同樣的方式，導致對傳統意識心理學的意識觀、亦即早期實驗心理學主體性原則的否定。關于第一個方面，達爾文自己就曾有著明確的預感。他說，“我看到了將來更為重要的廣闊的研究領域。心理學將穩固地建立在斯賓塞先生已充分奠定的基礎上，即每一智力和智能必由階梯途徑獲得?！盵4](P320)事實上，生物進化論不僅塑造了擺脫德國式束縛之后的實驗心理學，而且塑造了它的歷史，乃至于我們可以說，今天的心理學，幾乎在每一個研究領域內都滲透著進化論的精神：“達爾文主義在19世紀最后的25年對心理學的影響，……大大促進了這門科學塑造成今天的形態。”[5](P186)。

正是在關于上述第二個方面的問題上，需要我們有敏銳的理論洞察力才能把握其本質。一方面，就作為一種理論思維方式而不是其歷史形態的科學的生物進化論而言，另一方面，就心理學本身的理論邏輯而不是作為其歷史形態的早期實驗心理學而言，生物進化論不僅不會導致對心理學主體性原則的否定，相反，就在人類思維的歷史與成就的范圍內而言，心理學的主體性原則只能在生物進化論的基礎上得到確立和論證。歷史形態的生物進化論所否定的，是作為心理學的特定歷史形態的實驗心理學的主體性原則，亦即是隱含于作為傳統哲學心理學思想之直接繼承的德國實驗心理學和接受了德國實驗心理學理論前提的美國（早期）實驗心理學之中的主體性原則。這種主體性原則，究其實質，乃是笛卡爾意義上的單子式意識的封閉的主體性原則。它作為對人類意識實在的一種特殊的理論把握方式，不是人類意識實在本身。所以，雖然它在特定的邏輯框架（即傳統的思辨哲學）內能夠成就一個自成一體的理論體系，但當被移入另一個邏輯框架（即進化論的思維方式）之后，它只能造成理論的混亂和邏輯的矛盾。

歷史形態的生物進化論作為一種生物學理論，是不關注心理學和哲學的主體問題及其主體性原則的。它試圖以純粹自然科學的方式，對作為生命現象之一個方面的它的純粹自然的（與精神相對立意義上的“物質的”）事實加以說明，并因為受其自然科學研究方式的局限而愈加不能正確地關注心理學的以及哲學的主體問題及其主體性原則。事實上，達爾文是首先通過對地質分布和地理分布中的物種的身體的、亦即它的物質的形態結構的分析而建立其理論體系的，然后將隱含于這一體系之中的思維方式，不加批判地推廣應用于對作為生命現象之另一個方面的非物質的心理實在或精神實在領域內的事實的說明，并通過將心理實在與有機體實在相類比的方式來理解心理實在，而不對心理實在或精神實在本身的性質加以反思。然而，心理實在或精神實在領域內的事實與生命成立于其中的世界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在性質上是和物質的有機體實在領域內的事實與生命成立于其中的世界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不同的，因而這種類比和推廣在邏輯上難以成立。正因為如此，達爾文才能夠將官能心理學納入他的生物進化論體系之中，并在有關心理學論題的研究中采用當時盛行而后不久就被歷史所否定的“軼事法”。

三、主體性及其理論建構

就各自的學術傳統而言，有關主體性及其探討的理智文化背景，與生物進化論及其發展和演化的理智文化背景之間，沒有直接的相關。在西方，哲學傳統的主體意識，最初萌芽于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的命題：人是萬物的尺度。近代伊始，笛卡爾通過系統懷疑的方法，以理論體系的形式確立了“我思主體”的存在，并構成整個近代哲學的“第一原理”。哲學學術傳統中的主體性探討，是以把意識作為一個不證自明的事實或實在加以接受為前提的。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在肯定意識是人腦的機能和物質的反映的同時，亦堅定不移地承認和肯定意識的實在性，并正是以此為基礎才能夠“唯一合理”地解釋“人及其歷史的辯證法”[6](P202)。

然而，如果意識作為一個實在領域的不證自明性遭到了懷疑，或者說，當理論學術的整體進展到需要對意識作為一個實在領域加以論證的時候，那么，理論學術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就處于孕育之中。這個新的理論學術的研究領域就是心理學。在這個時候，關于人類意識作為一個實在領域和物質世界作為一個實在領域之間的同一性關系的任何間接的論證，不僅對這個新的學術研究領域是不相干的，而且必須輔之以這個學術領域對意識作為一個實在領域本身的論證。例如說，“在人類生存的意義上，如果思維和存在所服從的不是同樣的規律，或者說，思維不能夠認識存在，那么，人類的一切目的性要求及其對象化活動就都不可能具有現實性，因而人類本身也就不可能存在和發展。人類以自己的目的性和對象化的實踐活動的方式存在著和發展著，就證明了思維和存在服從于同樣的規律”[6](P8)。這種論證是從“人類生存”的結果的意義上對“思維和存在服從于同樣的規律”的一個間接的論證，并當然是以承認“思維”和“存在”作為兩個實在領域為前提的，而沒有對關于“思維”作為一個實在領域提出論證的理論要求，雖然在這個前提下，這個論證當然是邏輯上可接受的。事實上，上述引文的作者緊接著指出，“在實證科學的意義上，科學本身的發展不斷深化地證明人及其思維是自然界的產物，思維的運動規律受到物質運動一般規律的支配”[6](P8)。依本文作者看，對“思維”作為“自然界的產物”提供最直接的證明和論證的，乃是心理學。這是因為，心理學的歷史已經將它自身的邏輯發展到這樣一個微觀水平，即一方面，在“觀念”的層面上，作為人的意識的各種非物質的精神活動現象，是如何在作為“個人的肉體組織”的人的物質的身體的基礎上產生、突顯或實現出來并受到它的“制約”，另一方面，在“實踐”的層面上，這種非物質的精神活動現象，又如何導致人的物質的“肉體組織”的物理活動（在其現實性上，人的實踐活動只能具體地表現為人的這種“肉體組織”的物理活動過程）。只有當人類的理論學術能夠對“思維”（意識實在）作為“自然界”（人的“肉體組織”）的“產物”提出直接的論證和證明之后，人類才能對自身存在的主體性地位作出合理的闡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就其理論邏輯而言，心理學不僅應該是理論學術的一個獨立的門類，而且應該在理論學術的整體中占有一個崇高的位置，不管它的諸歷史形態的性質和狀況如何。就最終被進化論所否定的心理學的歷史形態而言，它之所以被否定，乃是因為，雖然它隱含著一個從傳統哲學中繼承下來的不自覺的關于意識實在性的論證，但由于這個論證不是意識實在本身而是一個理論的虛幻，因而不能與原則上正確（真實）的生物進化論相容而獲得其應有的命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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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達爾文.物種起源[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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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創新多維性；闡述系統性；論證嚴謹性；引證規范性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118（2012）10—0311—02

一、簡介

《悖論詩學》旨在指出文學藝術的悖論性質，悖論不再被僅僅當成是文學藝術中的問題、甚至是缺點，相反，作者論證的觀點就是：文學藝術的本質具有悖論性。悖論是同等重要的兩種對立含義同時存在的復合陳述。理論悖論是將某一論點推向極端導致的自相矛盾，是試圖用“一致性”來聯結兩種異質事物的結果?，F有的悖論解決方案都是試圖消除悖論的語境，這種解悖方案是消滅悖論而不是解決悖論。到目前為止，悖論在它所表述的語境內是無解的客觀存在。

本書指出文學藝術的悖論性質，悖論不再被僅僅當成是文學藝術中的問題、甚至是缺點，相反，作者論證的觀點就是：文學藝術的本質具有悖論性。悖論是同等重要的兩種對立含義同時存在的復合陳述。理論悖論是將某一論點推向極端導致的自相矛盾，是試圖用“一致性”來聯結兩種異質事物的結果。現有的悖論解決方案都是試圖消除悖論的語境，這種解悖方案是消滅悖論而不是解決悖論。到目前為止，悖論在它所表述的語境內是無解的客觀存在。

本書是一次全方位地研究文學藝術悖論性的嘗試，《悖論詩學》全面關注悖論從哲學到各派文學理論的研究，不僅關注哲學悖論，還關注文化悖論。本書從西方文學理論，主要是英美文學理論的悖論簡史出發，揭示文學理論的悖論之“謎”，重點選取幾個當代有代表性的文學理論觀點，揭示這些理論觀點之“惑”，再提出個人的悖論詩學觀點，使悖論詩學成為一個比較系統的理論觀點。

二、簡評

“悖論詩學”是本書作者首次提出的學科名稱，作為一個創新學科來說，尚無成熟的學科基礎，學科基礎十分薄弱，所涉及的問題十分復雜，理論難點處處皆是。在文學學科中，理論難度最大，在理論研究中，理論基礎難度最大，在理論基礎研究中，哲學原理難度最大，在哲學原理研究中，悖論問題難度最大?！躲Ｕ撛妼W》一書研究的問題難度異乎尋常。作為開拓新領域的恢弘之作，《悖論詩學》展示出獨樹一幟的高新品性——創新多維性、闡述系統性、論證嚴謹性、引證規范性。

創新多維性：《悖論詩學》是國內首部學術奇書，奇在創新，《悖論詩學》的理論創新、方法創新、描述創新，本書的創新點主要表現為：

（一）在國內外第一次提出“悖論詩學”的學科名稱。在20世紀70年代后，悖論研究由詩歌領域發展到了戲劇領域。在戲劇悖論研究比較興旺的20世紀70—80年代，同樣伴隨著小說悖論研究的崛起。20世紀80—90年代，小說悖論的理論壓過了詩歌悖論和戲劇悖論理論化的勢頭。隨著后現代和女性主義研究的興旺，小說悖論研究又轉到理論研究，特別是后現代悖論和女性主義悖論的研究，從文獻數量來看，與小說悖論研究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到帕斯考2006年出版《藝術悖論》，悖論詩學完成了它的全面成熟。

（二）在國內外第一次系統研究悖論詩學的全面性學術成果。悖論詩學不僅具有本體論意義，而且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意義。認識上，審視現有的悖論解決方案提供新思路；......價值上，文學悖論不僅在深化人們對自然環境的認識方面具有巨大的動力價值，而且在文學建構策略中具有巨大的藝術價值。實踐上，研究文學揭示人與自然和社會生態危機的認知矛盾，有利于把握建構生態文明的精神實質。方法上，發展“新批評”的“悖論語言”觀，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不同層面來闡述文學悖論，探討悖論結構對于文學理論的積極意義，從生態系統的角度來建構悖論詩學，有利于提供新的文學理論范式，創新文學研究方法。（廖昌胤2011：103）

（三）在國內外第一次全方面地總結英美文學批評中所挖掘出來的文學理論悖論、文學文本悖論現象。文學理論悖論又分為、文學文本悖論又分為詩歌、小說、傳紀、游記、散文、戲劇、影視、音樂、繪畫等方面。

（四）在國內外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探討文學文本的悖論特性。文學文本的悖論可以從同性、秩序、跨界、生態、網絡這些文學的基本問題來探討。

（五）在國內外第一次全面提出悖論詩學的研究意義、研究地位、研究作用、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理論基礎、創新特征和研究方法。

悖論詩學研究具有基礎性、雙重性、系統性、跨越性、變異性、復合型、交感性、實踐性、可控性、探索性等十個方面的地位。

悖論詩學研究具有集成性、反思性、質疑性、批判性、顛覆性、導向性、發展性、科學性、策略性、認知性等十個方面的作用。

悖論詩學研究對象主要包括環境、源流、文化、作者、文本、讀者、媒介、動力、操控、交往十個方面。

悖論詩學研究內容包括：哲學環境、生成軌跡、外部形態、內在結構、跨界運動、創新系統、文類差異、創作機制、認知動力、傳播規律十個方面。

悖論詩學理論基礎主要包括唯物觀念、辯證思維、矛盾哲學、文化傳統、科學原理、自然規律、人文精神、創新理論、文學價值、藝術策略十個方面。

悖論詩學的創新特征包括：對立性、反向性、異質性、對話性、內在性、奇巧性、沖擊性、動態性、自主性、獨特性十個方面。

悖論詩學的研究研究方法包括以下十個方面策略：文獻探索、文本細讀、傳記研究、口傳史實、音像形象、話語交感、定性升華、矛盾結構、對比關系、心理分析。

（六）提出了有別于此前研究的對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的全面反思。

（七）提出了有別于此前文學理論的新的比較系統的理論觀點。

（八）全面系統地研究了各體文學作品創作原理中的悖論特性。

（九）全面系統地研究了各體文學類型不同的悖論形態。

闡述系統性：本書全面系統地闡述當代英美文學批評挖掘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文本中的悖論特性，系統闡述悖論詩學的理論來源，理論原理，理論方法，理論發展軌跡，全面的各類文學類型的悖論詩學特性。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多角度立體化的建構獨特的悖論詩學理論。本書在國內外同類理論著作相比更加全面、更加宏觀、更加系統、更加扎實。

論證嚴謹性：本書從悖論的基本概念出發，依據“與期望相沖突”的古典哲學涵義，運用唯物辯證法深入分析，從矛盾辯證的科學理論前提出發，提出一系列概念明確的悖論詩學理論。本書從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學理論等宏現語境切入，邏輯嚴密地進入文學具體文本。本書理論前提科學，概念明確，邏輯嚴密，資料準確、充分，研究方法科學、適當。

引證規范性：本書引用528條資料全是第一手的資料，473條資料來源于第一手英語原版原文資料，55條漢語資料來源于第一手原文資料。其中沒有一條是“轉引”資料。全書嚴格按照國際通行的MLA學術格式要求，所用資料和觀點來源清楚，譯文全是著者自己所譯，做到準確、精當。

本書引用528條資料全是第一手的資料，473條資料全是英語原文期刊文章和專著，閱讀量讓一般學人嘆為觀止，翻譯難度異乎尋常。資料搜集沒有現成的資料庫，窮盡國內數據庫之后，作者又到國際上資料最全面的第一大學劍橋大學補充資料。歷時之長，跨度之大，涉及之廣，均為同類理論著作所少有。

三、結語

《悖論詩學》在國內外第一次提出“悖論詩學”的學科名稱，第一部系統研究悖論詩學的全面性學術成果，全方面地總結英美文學批評中所挖掘出來的文學理論悖論、文學文本悖論現象，第一部全面系統地探討文學文本的悖論特性，第一部全面提出悖論詩學的研究意義、研究地位、研究作用、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理論基礎、創新特征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有別于此前研究的對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的全面反思、有別于此前文學理論的新的比較系統的理論觀點，全面系統地研究了各體文學作品創作原理中的悖論特性、各體文學類型不同的悖論形態。選題具有重大理論價值，填補本學科研究空白，提出新的學說和系統理論觀點，提出新的研究方法，使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對文學重要領域一系列重要問題作出系統描述、分析和概括，總結出規律性認識，通過新的系統論證，豐富和發展了重要的文學理論學說。

本書解決了重大的理論問題，破解了英國著名學者戴維洛奇猜想：百年來西方文學理論搖擺在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之間這個現象之謎?！躲Ｕ撛妼W》針對國內學界唯西方理論馬首是瞻，一切都要按照西方的標準來判斷，發起研究革命，掃蕩一切為了“對話”而頑固堅持現有的“概念”、“定義”并把它們上升到絕對正確的“真理”的奴性思維方式。本書是國內外范圍內悖論詩學的提出和系統理論創新的奠基之作，開創了悖論詩學這門新的學科。其學術價值、社會價值的確與眾不同，稱之為“一流才學，首部奇書”絕非過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