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方法范文
時間：2023-10-23 17:34:29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考古學方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中圖分類號：K872.4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2-156-01
《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學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我從中選擇了《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半坡和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三篇文章進行閱讀。《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一文，通過五個部分介紹了仰韶文化被發現之后，學者們對其文化源頭的探索及論證過程；在長達數十載的爭辯中，仰韶文化的源頭從模糊到比較清晰，其中的研究和論證方法，非常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半坡和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闡釋了半坡文化與廟底溝文化的時間問題，并總結了之所以出現“爭辯的各方使用了地層學和類型學這樣的方法，路徑相同，論據確鑿，結論卻大相徑庭”的原因。《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介紹了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的爭辯、原則的確立及命名程序。選擇這三篇文章，不僅是因為課程的要求，而且它們相互之間有著密切聯系。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為例，系統介紹了考古學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學文化之間的關系研究及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問題。而這三個問題在考古學文化中，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論問題，也是考古工作實踐中常常遇到、看似簡單而實為復雜的問題。對于此類問題的探討，不僅僅是在仰韶文化的研究中，在我國其他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中，也非常重要。
一、 對考古學文化本身的深入解讀
但凡人們在發現、研究一個考古學文化的本身內涵的時候，都會思考這么一個問題：這種文化從何而來？也許是人們喜好追根溯源的心理、亦或是人們對未知事物的好奇心理，都催使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去探索文化之源頭，就像人們喜歡攀爬最高的山峰、追尋最長的河流一樣。但是，這樣的溯源，對于考古學文化研究來說，要以所發現的考古學文化本身為中心，只有對其本身進行詳實解讀后，才有依據去追根溯源。
所以，在《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這篇文章中，我們也能看到作者所總結的各位學者關于仰韶文化源頭研究的“分源”觀點，即仰韶文化雖然分布面積廣、其中類型多種多樣，但是其早期的各類型卻各有其來源。從此觀點出發，以追求仰韶文化之“本”的源頭，便使線索清晰，有理可循。這就是在找準了仰韶文化之“本”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
二、嚴謹的考古學方法
地層學和類型學為考古學的基本理論。但是，如何將這兩種方法準確、靈活運用，我認為卻是一個比較難的問題。雖然，就半坡與廟底溝類型的關系問題而言，王先生在《半坡和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中開篇即提出：爭辯的各方使用了地層學和類型學這樣的方法，路徑相同，論據確鑿，結論卻大相徑庭……至于這樣局面的癥結所在，現在似乎還并沒有到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但是，我認為我們依舊可以從前人的探索中學習、總結出一些方法和經驗。
在考古學中，還有另一基本理論——地層學，我認為我們利用類型學進行器物研究，至少是應該以地層學為基礎和前提的。王仁湘先生在《半坡和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中還提到，隨著下孟村等遺址的發現，地層證據成為了顯示半坡文化早于廟底溝文化的一個依據，許多學者，包括曾經認為廟底溝早于半坡文化的學者，也通過對地層的解讀，認為半坡應該早于廟底溝文化。
在考古工作中，我們如何去思考、對待考古學文化的嬗變，怎樣確立考古學文化嬗變的維度，也許會比文化人類學難得多，因為考古學的文化研究對象已成為歷史，并湮沒于黃土之下，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大多在現世中還能找到，并且可以對目標進行跟蹤調查訪問；但是我相信，透過地層、遺物、墓葬、房址、經濟生活模式、地理位置、規模……我們依舊能夠從文化的整體空間上去解決這些問題，只是現在于我來說，由于積累有限，解決這些問題還非常困難。
三、結語
要挑出別人的問題和錯誤是相對較為容易的，但是要解決這些問題確實非常困難的。雖然，現在的我們回過頭去看早年的研究，會發現在考古學文化研究的方法中，存在著一些缺陷，但是，也正是因為有這些缺陷才促使我們不斷地改進研究方法。今人一個看似簡單的結論，卻耗費了前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樣一個長期的過程中，也有太多值得我們學習的經驗和教訓。讀完王仁湘先生的這三篇文章之后，我對考古學文化的研究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是，要解決考古學文化研究中的問題，我自認為是能力不夠的。不過，這也將會是我進一步學習的一個起點，讓我從這些問題著手，更仔細思考解決問題的辦法。
參考文獻：
[1]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2]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廟仰韶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篇2
現針對自學考試試卷質量評價和反饋的現實情況，依據科學、可操作和合理的原則，結合具體的工作需求，探討試卷質量評估和反饋方式方法，并應用于實踐以指導命題。
一、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是多年來自學考試試卷質量評估方面的難點。因為樣本采集的難度、統計分析方法的局限以及需求不明顯等原因，定量分析一般只是限于研究和探討層次，沒有更廣泛地展開。適合于自學考試的統計分析方法是多年來探討的重點，自學考試的特殊性決定了選擇理論方法的特殊性。選擇哪種分析方法不僅要參照教育統計與測量專家的建議，更需要工作人員結合工作需要。既要科學、合理，又必須具備可解釋和可操作性。下面結合《高等數學（專）》的統計結果來探討統計分析方法的差異：
1.難度
3.項目性能和測驗信息量
定性分析缺乏項目性能和測驗信息量分析，經典測量理論不能揭示測驗所含有的各個項目的性能與質量，也不能揭示整個測驗的性能和質量的關系，所以采用Logistic的單參數和雙參數模型進行評價。
以上統計分析可見，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結論后差異比較大（定性分析表僅由閱卷組長填寫），定量分析采取不同的方法、選擇不同的分析項目也有不同的評價意見。項目反映理論的Logistic單參數模型是以難度為參數的模型，雙參數模型是以難度、區分度為參數，單參數和雙參數模型是獨立于被試特質水平的，其測驗總分都是充分的統計量，這是兩者的優點。單參數模型更加突出（但當實測資料跟模型擬合良度不好時，優點突出不出來）。因為區分度不是自學考試測量的必要信息量，將區分度作為重要的信息量參數，不是十分適宜，相比較之下Logistic的單參數模型更具優勢，更契合自學考試的性質特點。因此，可以采取項目反映理論的單參數模型作為自學考試試卷定量分析方法，其次參考經典理論的分析結果（經典理論的結果比較直觀和形象），也可以從雙參數模型中把握較為細微處的差別，從而得到比較全面、比較客觀的定量分析結果。
二、定性分析
教育理論認為，定性分析就是從性質上進行探討。對于試卷的定性分析，多是對試卷的總體評述和對試題性質等方面的評價。填寫定性分析評估表是目前采用的較為普遍的定性分析方法。因為定性評估表的填表人的主觀因素所起的作用非常大，同一份試卷由不同的人評價，結論差異很大，所以定性分析必須是多方參評。主命題教師（或審題教師）、閱卷組長、助學老師以及考生四方面的意見集合的定性分析才能定為本試卷的定性結論，缺乏任何一個方面，定性分析都缺乏科學性。
比較適合的操作方式是：試卷命制結束，由主命題教師（或審題教師）預估試題和試卷的各項指標，填寫定性評估表。考試結束后將同樣的定性評估表隨試卷發放給閱卷組長，閱卷組長在閱卷結束后將定性評估表填好上交。在此期間組織助學教師和考生對試卷進行評價。意見收集后由命題管理人員總結分析形成該課程的定性評估報告。
目前使用的定性分析表過于拘泥于某些指標的量化往往影響了教師對試卷客觀公正的評價，諸如難易度指標的評定，參與評估的老師主觀性因素非常大，即使結合閱卷情況，尺度也有失公允。與其收集參考意義不大的數據，倒不如放棄指標數據的主觀評估，把重點轉移到對試卷的非量化的因素的評價上，即用描述性語言對試卷的質量進行評價，增加可操作性。
三、反饋
教育統計分析和評價的結果必須反饋到考試的實踐中才能起到作用。在反饋前必須進行全面分析。單純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缺乏解釋的合理性，只有將二者結合起來才是相對科學的評估。從質量評估指標體系可以看出，測量和評價各有所長，應突出二者的特點，避免相同指標的重復，適當的交叉可以保留作為分析效度的參考，如定量分析是用數據來說話的，在定性分析中不必保留諸如難度的比例和數據，但可以有描述性的推斷。而對能力層次、覆蓋面等方面的評價在定量分析中又無法實現，所以一份成功的課程試卷分析報告必須綜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才能得出較為全面和科學的結論。同時也匯總一些其他信息，諸如全國其他省市的定性分析情況、考試時掌握的考場反饋情況、閱卷結束后獲取的本市全部考生的及格率、各分數段統計等信息。
命題管理人員根據分析的情況和掌握的信息形成書面的課程試卷分析報告，然后反饋到命題教師，組織命題教師認真研究、分析，利用各種信息和相關考試數據，重新評價試題的各種指標，并在此基礎上對題庫（卷庫）里試題的各項指標進行調整和修改，使之更加科學準確，以改進完善命題工作。
自考試卷評估與反饋模式基本構架如下：
篇3
吉林大學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體系的建設現狀在國際與國內動物考古學學科迅猛發展的大背景下，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對動物考古學的教學工作越發重視起來。從學科構成來看，動物考古學主要包括動物解剖學、埋藏學、第四紀地質學、環境考古學等方向的內容。從吉林大學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來看，其動物考古學專業課程設置主要包括［4］:(1)動物解剖學及埋藏學，即由陳全家教授為研究生開設的《動物考古學》、《動物解剖學》、《史前考古埋藏學》、《地貌與第四紀地質學》;(2)埋藏學及第四紀地質學，即由陳勝前副教授為研究生開設的《晚更新世以來史前史》、《考古學理論》、《遺址過程》;(3)環境考古學方向，由湯卓煒教授為研究生開設的《環境考古學理論探討》、《環境考古學文獻導讀》、《環境考古學專題與學科最新進展》等。根據以上研究生課程體系的設置，學生可以更好地通過利用動物解剖學和動物分類學的研究方法，以遺址和墓葬內出土的動物骨骼遺存為研究對象，探討古人類對動物和動物骨骼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以及當時的古氣候和古環境，從而使其能夠達到對遺址內出土的動物遺存進行初步整理，掌握遺址內出土動物遺存的科學搜集方法、骨骼各部位的名稱和方位、常見動物骨骼的種屬鑒定方法等。
北京大學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體系的建設現狀在中國高等院校中，北京大學最早設立了考古學教學研究機構。1922年北京大學在國學門下設立了考古學研究室;1952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設立考古專業。考古專業成立以來，經過幾代學者的艱苦奮斗，勵精圖治，已將自身專業發展壯大成今天的基礎設施完整、學科覆蓋面寬、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學院。2007年，又成立了考古學系，由原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系中的考古學諸教研室及科技考古教研室整合而成。目前下設舊石器時代考古、新石器商周考古、漢唐宋元考古、外國考古和考古學技術方法等5個教研室。［2］［3］其中，除傳統的各時代考古以及田野考古學等學科是北京大學的傳統強項外，科技考古、動植物考古、古人類考古和外國考古等方向也有長期的積累，并逐漸與其他方向相互滲透，成為考古學系新的學科增長點。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動物考古學專業是包含在舊石器考古與古人類學專業之中的。尤為重要的是，北京大學文博學院的動物考古學專業具有文理交叉性質，培養學生具有扎實的專業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以及較廣泛的人文科學知識和一定的藝術修養，并能夠進行動物考古學的初步研究。
吉林大學與北京大學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相關方面比較
(一)課程設置及教學理念
動物考古學是指根據考古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去探討古代各個地區不同時間存在的動物種類，并根據動物生息特性對古代環境做出推測。西方動物考古研究大約始于19世紀前期的歐洲。［5］作為考古學的重要分支學科，動物考古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實踐的深刻影響。近十多年來，人與動物的各種關系，即人類開發利用動物資源的策略和行為，已經成為西方動物考古學研究的重點。學者往往通過研究人對動物的來源、分配、屠宰、儲藏、消費、廢棄的過程和方式，來認識當時人類的行為模式，探討人類社會的經濟成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政治組織結構和意識形態等諸方面的問題。［6］本門課程希望通過動物考古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的介紹，以及指導學生參與動物考古的實驗研究，培養學生動物考古學的意識并初步掌握基本研究的步驟和規范。因此，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的設計直接關系到研究生們能否通過相關課程的學習，做到掌握和靈活運用動物考古學相關理論以及研究方法。根據北京大學與吉林大學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設置比較表來看(表1)，與動物考古學相關的課程設置(除去舊石器考古學系列課程)在兩所大學中差別不大，主要課程重合在動物考古學這門課上。在此基礎上，兩所大學各有側重，以北京大學為例，由于其動物考古學專業包含在舊石器考古學及古人類學的方向之內，所以北京大學的動物考古學課程設置幾乎包含了所有的舊石器考古學以及古人類學的相關研究生課程。另外，由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著重研究晚段考古(主要指新石器時代考古以后的各時間段考古學)及其相關問題，所以在動物考古學的課程設置上又增加了農業起源與動物馴化等課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大學動物考古學課程體系中，還包括第四紀哺乳動物這門較為基礎性、專門性的課程，這體現了北京大學重視該學科課程體系建設的全面發展以及重視研究生知識體系的合理構建。這不僅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體系設置的一大特色，也是我校值得學習借鑒的地方。
近年來，吉林大學考古學系動物考古學學科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1999年成立的吉林大學考古學實驗教學中心。該中心下設的動物考古實驗室是集本科教學、研究生培養與科學研究功能于一體的綜合性實驗室［4］。實驗室配備體視顯微鏡、電腦、液晶電視等教學設備20余臺以及數十件常規的觀察和測量儀器。實驗室主要承擔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的實驗教學，包括動物骨骼鑒定、骨器模擬制作、動物解剖、現代動物骨骼標本制作、骨骼表面痕跡分析等實驗項目。同時也為研究生的自主創新實驗、專業培養和教師的學術科研等提供平臺。然而，反觀我校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設置雖然在數量、學時、學分上來看，都遠遠高于北京大學，但是在此我們不得不正視仍然缺乏一些基礎性的研究生課程的現實，即第四紀哺乳動物學、脊椎動物進化、第四紀環境學等古生物學、古生態學方面的課程。
從“動物考古學”這個名詞上我們就不難看出，動物考古學的落腳點是考古學。又因為考古學是以考古調查和發掘獲得的古代人類活動遺存為研究對象，以重建古代人類社會面貌為目的，所以屬于社會科學范疇。雖然考古學研究的主要理論和方法源于人類學、歷史學和社會學，但是在達到研究目標的過程中，卻離不開自然科學的技術和手段，而且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就分別來源于地質地層學的層序律和生物學的進化思想。尤其是地質學、地理學、生物學、生態學等，在全面而科學地認識古代人類社會的歷史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更具體地講，動物考古學(Zooarchaeology)是指運用古生物學研究的各種技術和方法來進行的考古學研究。從運用自然科學的技術和方法進行的考古學即科學(科技)考古學(ArchaeologicalScience)的概念來理解，動物考古學應涵蓋在科學考古學之中。由于動物考古學主要涉及地學、動物學、植物學等，所以其主要分支學科就分別有:地理考古學(Geoarchaeolo-gy)、環境考古學(EnvironmentalArchaeology)、植物考古學(ArchaeobotanyorPaleoethobotany)等。#p#分頁標題#e#
與動物考古學密切相關的學科有:地質學、地理學、古氣候學、埋藏學、土壤學、生物學、生態學、人類學、民族學、年代學(Chronology)等［7］。因此，值得說明的是吉林大學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在重視傳統考古學的相關課程之外，還非常重視第四紀地質學、埋藏學以及古環境學相關課程的設置，因此課程體系包含了地貌與第四紀地質、史前考古埋藏學、環境考古文獻導讀以及晚更新世以來史前史等課程。我校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設置的這種教學架構的目的，是使研究生們既能從整體上把握動物考古學的來龍去脈，理解理論原理的核心，又便于在動物考古研究工作中，有的放矢地獲取古環境學、埋藏學等方面的信息以解決具體問題，使得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內容更全面、更細致。
(二)課程大綱及教學內容
動物考古學研究和教學適應了現代科學大發展的形勢，其作為考古學的分支學科，將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很好地結合起來，從認識時間序列和古環境信息的角度，來解決人類自身及古文化發展的時空問題，以及人類與環境相互作用的問題，從而起到了其他學科無法取代的重要作用。從人才培養的迫切性來看，國外早在20世紀中葉就開始了動物考古相關主干課程的講授，其中以出版的埋藏學和生物考古學的著作最具有代表性。例如Brain，C．K．在1981年出版的《狩獵還是被捕食?———非洲舊石器時代洞穴埋藏學研究》［8］;Klein，R．G．等人1984年出版的《考古遺址的動物骨骼研究》［9］;Lyman，R．L．在1994年出版的《脊椎動物埋藏學》［10］;Reitz，E．J．等人在1999年出版的《動物考古學》［11］，這些著作都成為培養動物考古學相關人才的重要教學參考書。因此，我國的一些高校針對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體系的教學大綱、課程內容、教學要求、教學方式、教學方法、教學目的等方面都進行了很好的規劃和設計。從北京大學與吉林大學動物考古學課程大綱及內容對比表來看(表2)，北京大學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大綱的設置較為格式化、教學化，主要是通過對動物骨骼標本的觀察以及進行相關動物骨骼的模擬實驗，由淺入深地介紹我國動物考古學現狀以及國內國際動物考古學研究的一些前沿熱點問題。這些內容在一定程度上看其來有些松散，不夠系統。而反觀吉林大學的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大綱內容則較為系統、科學，我校主要采用動物解剖學和動物分類學的研究方法，以遺址和墓葬內出土的動物骨骼遺存為研究對象，探討人對動物和動物骨骼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以及當時的氣候和環境。
(三)教材建設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根據動物考古學專業發展的方向，在教學內容上做了許多有益的調整，引入了許多與學科發展前沿相關的新內容，同時還從國外購置了大量外文版研究生教科書和相關研究資料，從而有效地推進了教學內容的更新進度。除此之外，其許多課程都加大了在課程講授方面的國際交流和校際合作，例如，采取聘請國內外同行專家授課或長期做一些科研講座的形式。再次，他們還積極編寫并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如《石器研究———舊石器時代考古方法初探》、《舊石器考古學》、《中國遠古人類文化的源流》等。相比之下，我校動物考古學學科則缺乏相應的國外大學較為流行的外文版動物考古教材以及相關研究資料，而且目前教學中常用的參考書籍的更新較為緩慢，使用的多是上世紀后半葉出版的一些書籍，例如W．B．塞普提摩斯的《家畜解剖學》1962年版，鄭作新的《脊椎動物分類學》(增訂本)1964年版，馬克勤、鄭光美等人的《脊椎動物比較解剖學》1984年版等。
我國高等院校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對我校的啟示
通過以上對兩所高校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諸方面的對比，可以看出我校的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與北京大學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這也落后于我國目前蓬勃發展起來的動物考古研究工作。因此，我校動物考古學方向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未來的發展方向應主要著眼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培訓研究型人才，完善操作方法
國內現今從事動物考古研究的人員數量有限，一些考古發掘工地在發掘時沒有科學地采集動物遺存，不少省、市、自治區的考古遺址出土的動物遺存亟待整理。通過組織田野操作示范和實驗室工作展示，同時舉辦相應的學術交流會等方式，討論和規范動物遺存的提取、鑒定、測量、統計和分析方法，與國際上的動物考古研究方法接軌，為推動動物考古學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奠定基礎。
(二)編寫動物考古學相關教材、翻譯相關參考書和工作手冊
我們現在可以利用的中文動物考古研究書籍極其有限，研究人員各自利用的外文資料也不盡統一，且目前國內還沒有一本正式出版的動物考古學教材。希望通過編寫、出版動物考古學教材，翻譯動物考古學相關參考書和工作手冊，從理論再教學的過程中加強動物考古研究領域的建設。
(三)建設完善現代動物對比標本庫
秉承以今證古的原則，鑒定古代動物骨骼需要借助現代動物骨骼作為對比標本，以保證鑒定的科學性和可靠性。因此，我們需要更加努力地收集和制作現代動物骨骼標本，通過實物、照片、三維模型等各種形式，逐步建設和完善一個區域性的現代動物骨骼對比標本庫，供研究生們在整理考古遺址出土動物遺存時進行對照參考。
(四)做好動物遺存的采集和整理工作
鑒于在以往的考古發掘工作中往往僅是采集肉眼能夠看到的動物遺存，而發表的動物遺存研究報告也只能建立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之上，甚至還有不少地區連這樣的動物考古研究都沒有做到的現狀;在研究生的野外實踐中，務必要注意全面采集動物遺存，對各個遺址出土的動物遺存開展全方位的整理，寫好各個遺址的動物遺存研究報告，逐步積累各個時期和各個地區的動物遺存資料并填補相關空白。從而不斷積累更加翔實、更加全面、更加系統、更加科學的動物遺存資料。
(五)做好動物埋藏學研究
動物是古代人類漁獵及由狩獵轉為飼養的對象，是當時的肉食來源，是祭祀、隨葬和文化交流的用品，是戰爭和勞役的工具。進入階級社會以后，利用動物種類和部位的差異還成為不同人群等級、身份的象征。而所有的古代動物遺存，由于當時人的有意放置或廢棄，經過長時間的埋藏，到現代才被發掘出來。因此，圍繞各種家畜的起源、不同時空范圍內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動物遺存在社會復雜化進程中的證據、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階層利用動物祭祀和隨葬的特征、動物在戰爭和勞役中的作用、動物作為文化交流的實物、動物埋藏學等方面開展研究是十分必要的。#p#分頁標題#e#
篇4
關鍵詞： 實證主義 功能主義 過程主義 象征考古學 結構考古學
可以說，考古學作為一門科學是帶著重建中國上古信史的使命傳入中國的，而且在其學科定位方面也從來沒有人將其視為獨立于歷史學之外的學科。王國維提出研究歷史的"二重證據法"；傅斯年將史料分為兩類，直接材料和間接材料，即實物遺存和史書文獻。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并在美國接受西方考古學教育的李濟，他的畢生心愿也是希望通過對夏商城址的發掘重建中國上古史。所以可以看出，在中國，考古學從來就被視為歷史學的一部分；似乎對于中國歷史學和考古學界的研究者來講這樣的劃分是妥善恰當和毋庸置疑的。
將過程考古學和后過程考古學所倡導的一些理論和基本方法分別運用于我國考古學對于歷史時期考古、舊石器時代考古和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這是根據不同流派的理論和不同時期考古研究的特點得出的觀點。而最重要隱性根據則是以時間為軸，人類和環境相互之間此消彼長的影響。因為環境條件并非簡單地單方面對人群起作用，事實上，環境是文化和自然的動力組合部分，它們持續的被人類的干預所改造。
一、新考古學的相關理論引入
新考古學又被稱為過程考古學，這里的過程和動力機制同義，意思是其主要宗旨是研究歷史演變的動力或原因，將社會發展規律的探究看做是考古學最高目標。[1]過程考古學秉持的兩大主義是功能主義和過程主義。此外，實證主義也是新考古學的一大特點。
（一）、實證主義與舊石器時代考古
眾所周知，因為距今年代相對較遠，所以舊石器時代保留至今的遺存很少。此外，由于在舊石器時代，尚處于人類的"蒙昧"時期，即使現在運用科技可以較為準確的得知當時人類的腦容量等數據，但是，那時人類的智力水平和認知能力到底發育到什么層次，現在的研究還無法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在目前看來，對于舊石器時代的研究國際上主要有兩種方法。第一，就是對于已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存的考古研究；直接從考古材料入手，通過今天能夠看到的遺存，來盡可能的還原和模擬古代人類的生活；第二，就是對世界上一些社會結構較為簡單、發展速度較慢，沒有經過工業化和依然保存傳統的人群和民族進行實地考察，通過今天這些人群的生活習慣和方式來和舊石器時代相關人類遺存進行比對和分析，希望以此來破解古人類的生存密碼。這也是新考古學中運用實證主義的研究目的。我國研究者一般都采用第一種方法，對于第二種方法是不大相信的，而將其歸類為民族學材料。事實上，這其實自己關上了一扇可以眺望遠古的窗戶，實際上，也將實證主義拒之門外。一個存在的現象是在西方考古學、民族學和人類學這三門學科是緊密聯系在一起，并相互促進的，而在我國卻人為的割裂了。
（二）、"功能主義"與"過程主義"對新石器時代考古
隨著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家慢慢意識到，文化-歷史考古學難以勝任了解史前文化如何運轉和演變的工作，于是他們采取新的方法，對人類行為系統進行人類學和社會學調查來研究史前史。這些途徑從性質上一般被稱為功能論和過程論。傳統上，文化-歷史考古學從外部解釋變遷，將其歸因于傳播和遷移。功能和過程研究試圖從內部來了解社會和文化系統，以決定這些系統的不同部分是如何關聯，以及這些部分彼此之間是如何互動的。[2]
用簡單的詞語解釋"功能主義"和"過程主義"的話，那么可以將功能主義簡單的理解為"文化系統"，將過程主義理解為"動力機制"。這樣我們就會發現功能主義其實搭建了一座社會運轉系統的模型，而過程主義則提供了供這個系統良性運轉的動力。如果將文化系統比作一個有機體的話，功能主義構建其所需的各個子系統，然后將所有的子系統聯系在一起，合并為為一個整體；而過程主義則為這個有機體添加動力元素，讓這個有機體具有活力并健康運轉。毫無疑問，越是運用于復雜的社會，功能主義和過程主義的價值越大。格拉厄姆?克拉克在他的Reckitt講稿中展示了其完善后的社會生態系統圖示，他提供的思路對于研究過去人們是怎樣生活的，依然具有非常高的參考價值。
二、后過程考古學相關流派觀點的借用
以劍橋大學為代表的一批考古學家開始從人類文化的象征性和人的意識形態和認知角度來研究考古材料，關注人的能動性對社會文化發展的影響和作用。他們認為，人類文化并非一種只對環境起作用的適應系統，人類思想和他們的生存環境同樣重要。人類的物質文化是由人類的思想所積極操縱，物質現象不止是對生存環境和社會結構的被動反映，而是特殊策略的一部分。[3]
后過程考古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關注社會和個人的意識形態對社會演變所起的作用，關注文化現象所蘊含的"思維"和"價值"。
（一）、象征考古學與新石器時代考古
象征考古學希望了解器物中那些和功能無關的紋飾和設計在那些方面反映了人們當時的宇宙觀，貴族如何應用奢飾品的象征性來操縱社會信仰和運用他們的權力。
象征考古學的價值在于提醒人們通過對器物本身的研究來探討其背后的意義。象征考古學對我國新時期晚期文明孕育和初現階段社會研究的將會有非常大的助益。我國新時代時代晚期，各個地區相繼初現了一些社會發展程度很高的文化。比如，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灘文化、中原龍山文化等。這些文化表征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玉器作為"國之重器"的存在。那么研究這些考古文化中出土的玉器，主要探討的應該是這些玉器背后體現的社會意志和精神，而不僅是質地或是工藝。[4]
（二）、結構考古學與新石器時代考古
結構考古學試圖分析考古材料之間在結構上的關系，解讀背后蘊涵的規則。結構考古學認為，許多信息并不反映在個別器物的特征上，而是保存在一組器物和遺跡現象共生的結構關系上。[5]
對于器物組合的記錄和研究，是考古學研究中的盲點之一，而恰恰有些器物組合所蘊含的信息往往是非常重要且是單個物體所無法承載和體現的，這更加凸顯出器物組合的珍貴性和進行結構考古學的迫切性。尤其對于文字尚未出現而社會物質和精神方面發展層次卻較高的前文明社會來講，結構考古學的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例如小到對巖畫、刻畫符號、動植物擺塑的分析，大到對聚落形態、墓葬制度的研究，都離不開在整體結構上的把握。
綜上所述，由于中國文明史的悠久，以及史料豐富，中國歷史時期的考古學研究較為細致和全面。所以西方考古學理論對于中國考古學的借鑒重點應該在舊石器時代考古和新石器時代考古兩個時期。因為在當時，文明尚未起源，國家尚未出現，不存在現在意義上的國家地域和版圖。人類在整個世界中自由遷徙，文化也隨之擴散和傳播，后來隨著人類智商的發育和技能的提高，生產力和生產技術足以支撐社會的建立，一切才步入正軌，并未文明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所以，舊石器時代和新時期時代的考古想要研究過去的人類如何生活是一項艱巨而又光榮的任務，那么便需要借鑒和整合國際上相關研究，才能擴展研究的思路，加快研究的速度，這也是引進西方考古學理論的價值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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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拿大）布魯斯?G?特里格著，陳淳譯，《考古學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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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在科技考古這個名稱尚未出現以前,這方面的研究一般稱之為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或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有時還稱之為實驗室考古。20世紀80年代末期提出科技考古這個詞,20多年來科技考古這個詞已經基本上被學術界所接受(1)。今天,大家都明確地意識到,科技考古包含了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全部內容。但是,這個研究必須以考古學研究的目的為指導,必須帶著考古學的問題開展研究,對研究結果的認識必須結合考古出土背景進行分析,即考古學研究的意識必須貫穿于整個科技考古研究的過程之中。在當今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中,科技考古正在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科技考古研究歷程的角度回顧夏鼐先生當年憑借大科學家的學術敏銳和淵博的知識,努力推動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歷歷往事,同樣由衷地感受到這位學術泰斗的偉大之處。本文試圖依據重讀《夏鼐文集》里收錄的有關涉及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經典文章及其他資料,首先介紹夏鼐先生對中國科技考古研究的倡導作用及親身實踐,認識他發揮的無與倫比的作用。其次闡述自己對于如何沿著夏鼐先生規劃的宏圖,加倍努力,建設好中國科技考古學科的思考。
一、夏鼐先生建設中國科技考古學科
的豐功偉績
夏鼐先生建設中國科技考古學科的豐功偉績大致可以分為作為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規劃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學科布局;作為中國考古學的領軍人物,從理論上論述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主要內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問題;作為大學問家,親自從事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等幾個方面。
(一)規劃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學科布局
夏鼐先生多年來一直以中國考古學領軍人物的地位及能力,倡導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推動多個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領域的建設。
比如,他領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當年隸屬于中國科學院)建立碳十四年代測定實驗室。早在1955年,夏鼐先生就在《考古通訊》上介紹20世紀50年代初,由美國科學家W. F. 利比(Libby)發明的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的方法,指出它的重要性,并建議在國內建立實驗室進行測定工作(2)。這篇文章距離利比發明這個方法的時間只有5年,距離介紹這種測定方法的著作的出版只有3年。除了及時撰文介紹國際考古學研究中應用碳十四斷代這個最新成果以外,20世紀50年代末,夏鼐先生經楊承宗先生介紹,從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引進仇士華和蔡蓮珍兩位先生到考古研究所工作,積極組織實施在考古研究所籌建碳十四斷代實驗室。到1965年5月,碳十四斷代實驗室開始測定出第一批標本的年代數據。到1972年《考古》復刊后的第1期,公布了第一批測定年代數據(3)。
除了建立碳十四測定年代實驗室以外,夏鼐先生對于在考古研究所建設其他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領域也傾注了極大的心血,不斷吸引多個領域的專門人才到考古研究所工作。在夏鼐先生的直接領導下,考古研究所于1959年開始籌建常量化學分析實驗室,1961年開始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工作,后來建立了體質人類學研究組。1963年開始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工作,后來建立了動物考古研究組。1975年籌建熱釋光年代測定實驗室。1978年成立實驗化驗室。1978年在實驗化驗室開始發射光譜分析工作。1980年在實驗化驗室開始金相分析工作。1984年在實驗化驗室籌建穆斯鮑爾譜分析工作等等。
在夏鼐先生的大力推動下,當時考古研究所的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范圍已經涉及到碳十四年代測定、熱釋光測定年代等年代學的研究,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動物考古學的研究,陶器、青銅器等器物的物質結構和化學成分分析等等,初步構建起一支具有多個領域的研究團隊,在當時全國考古學界起到了很好的領軍作用,發揮了重要的研究作用。
夏鼐先生除了在考古研究所內大力推動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以外,還努力加強與所外多個科研和教學機構的專家們的合作,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如石興邦先生曾經提到夏鼐先生很重視考古發掘中古動物與古植物的研究,并鼓勵大家盡量以最好的方法,采集與生態環境有關的各種標本,以便更確切地鑒定人類生存的年代及古地理、古氣候狀況,以及古地理、古氣候對古人類文化的影響(4)。
何天相先生曾經提到夏鼐先生采集了甘肅敦煌西漢時期的簡牘殘片、棺木接榫、甘肅武威唐朝時期的馬鞍,并把這些珍貴的木質材料送給他進行樹種鑒定研究(5)。這屬于植物考古研究的范圍。
夏鼐先生與北京科技大學(原名為北京鋼鐵學院)的柯俊院士交往甚密。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就向柯俊院士領導的“中國冶金史編寫組”提供過不少考古研究所發掘出土的青銅器標本和鐵器標本,請他們進行金相和成分方面的鑒定和研究,這些研究成果都及時發表在《考古學報》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與柯俊院士合作,對河北藁城臺西遺址出土的商代銅柄鐵鉞進行研究,證明這件鐵器是用隕鐵制成,這項研究成果在當時的國內外學術界都引起極大的反響(6)。
夏鼐先生還十分關注古陶瓷方面的研究,他專門邀請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的周仁所長對考古發掘出土的陶片和瓷片進行科學分析,提供科學性的技術鑒定。并在《考古學報》上發表周仁先生的研究文章(7)。當周仁先生等撰寫的《景德鎮瓷器的研究》一書出版后,夏鼐先生專門為此寫了書評,詳細介紹此書涉及的清初瓷器胎、釉的研究;景德鎮制瓷原料胎、釉的研究;景德鎮瓷器質量的改進和中間工場生產試驗;鈷土礦的撿煉和青花色料的配制等等。強調此書對于考古人員研究古代陶瓷的啟發作用(8)。
(二)從理論上論述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主要內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問題
夏鼐先生在與王仲殊先生合作撰寫的“考古學”里,專門強調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科學都與考古學相關,比如在自然科學方面,自然地理學、地質學、氣象學和生態學等,主要是協助研究遺址所在地區的地史和天然資源,從各個方面復原當時的自然環境。生物學(動物學和植物學)和體質人類學,主要是用以鑒定發掘出土的植物遺存、動物和人類的骨骸,并判定它們的年代。物理學和化學則應用于對遺址的勘探,對遺物成分和性質的分析,并測定它們的年代。在工程技術科學方面,建筑學和土木工程學應用于對遺址的發掘、測量、制圖,對發掘出來的遺跡進行復原或在現場加以保存等。采礦冶金學、陶瓷學和染織學應用于對工場址、礦址、窯址等遺跡的考察,對銅器、鐵器、陶瓷器、玻璃器、紡織品等遺物的分析和研究,造船學則專門應用于對發掘出來的造船工場遺址和船舶的遺物進行考察和研究。他們還以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和體質人類學為例,用較大的篇幅詳細討論這些學科的原理、在考古學中應用的具體方面及其學術價值。他們還圍繞方法進行介紹,如在測定考古資料的絕對年代時可以應用的多種自然科學方法;在判別各種器物原料的成分及其產地,并究明器物的制造方法和用途時,除普通化學分析之外,還有多種利用自然科學儀器設備進行測試的方法等(9)。
今天我們懷著敬仰之心重新閱讀夏鼐先生當年的論述,仍然對其包含的科學性、前瞻性、現實性而肅然起敬,這些論述涉及到我們今天科技考古學科形成的基礎。比如,對比科技考古研究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研究,他們都使用同樣的儀器設備,依據同樣的分析原理,運用同樣的技術手段,研究對象是同樣的生物種屬或由同樣的物質結構和化學元素組成。他們的不同主要表現在科技考古研究的對象是考古遺址發掘出土的資料或屬于古代的資料,而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研究的對象除古代的以外,更多的是現代的資料。另外,前者的最終目的是如何解釋古代人類的行為,探討當時的歷史,而后者是認識物種的特征及物質的形態、結構、性質和運動規律。
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分屬于不同的學科,分別有自己的研究目標、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這就意味著學科之間的結合不是簡單地合并到一起就能夠解決問題的,學科之間的有機結合需要把握好核心問題,需要各個學科的研究人員一起探討和共同努力。
以如何認識碳十四年代測定為例,夏鼐先生在1977年就撰文提醒考古研究人員在涉及有關碳十四年代測定數據時要注意三點。第一,有兩個計算碳十四年代的半衰期值,利用不同半衰期值計算的年代數據不能夠互相比較,如果要比較,必須先換算成使用同一個半衰期值計算的年代。由于不同年代的碳十四濃度是有變化的,對碳十四年代的數據需要作樹輪校正。第二,碳十四斷代實驗室給出的碳十四年代后面的加減號和數字是統計學上的標準偏差,無論是一個標準偏差還是兩個標準偏差,實際年代有可能在這個偏差范圍之外。第三,除統計學偏差以外,由于污染、標本本身的特殊性質等多種原因都可能引起年代誤差。所以只有一系列的基本一致的碳十四年代才是有價值的,而一兩個孤零零的數據是沒有多大意義的(10)。
這三點認識涉及到如何科學地、客觀地、全面地認識和應用碳十四年代測定數據,也涉及到在考古現場采樣時就要防止標本的污染以及任何時候都不能忽略由于多種原因可能引起的誤差。到30多年后的今天,夏鼐先生當年提到的這些認識仍然是我們考古研究人員要時刻注意的碳十四年代測定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除了詳盡地論述在具體的碳十四年代測定方面需要注意的問題外,夏鼐先生還就整個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結合的問題提出總體思路。他認為考古學中有些問題是考古工作者自己沒有能力解決的,只能提供資料請科技史專家或科技專家幫助我們進行鑒定和研究。但是考古工作者要明確提出想解決什么問題,以便別人能夠配合我們進行研究。我們提供實物標本時首先要搞清楚出土的情況。如果科技專家科學分析的結果,產生難以解答的新問題,對提供的資料產生疑問,我們考古工作者便應重新核查自己采集標本時是否有疏忽,是否有些情況沒有搞清楚,或者不夠確切,最好我們能自己加以改正(11)。
夏鼐先生強調了考古研究人員在提供樣品時要有考古學的思考,這樣才能把握好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專家進行合作研究的方向,努力做到有的放矢。用考古學的思考來主導樣品采集、測試的目的,這是當今科技考古的精髓。夏鼐先生還強調了考古出土狀況如何決定了材料的科學價值如何,因此對于考古出土背景的把握必須慎之又慎。要充分重視考古材料出土狀況的科學性,這是最終提出科學結論的基礎。夏鼐先生曾經幾次提到有些所謂重大發現,實際上來自被污染的樣品或有特殊背景的樣品,這樣的教訓永遠應該引以為戒。夏鼐先生的這些認識可謂是從宏觀上把握住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結合的核心問題。
(三)親自從事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
夏鼐先生經常強調一點,要做好考古學研究,一定要對許多關系密切的學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例如科技史、狹義的歷史學(包括文獻學和考據學)、民族學、地質學、體質人類學、生物學、化學等等(12)。從現在的思考而言,這里面就涉及到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內容。尤其值得敬佩的是夏鼐先生不僅是這個方面的提倡者,更是一位身體力行者,他在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方面涉及到多個領域,有些方面的論述至今尚無人望其項背。
比如在碳十四測定年代研究領域,夏鼐先生在第四批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發表以后,發表了著名的《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一文。他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碳十四測定年代方法的作用,認為從前對于有文字記載以前各種文化的絕對年代是沒有辦法作正確的斷定,史前的年代學幾乎是完全建立在主觀臆測和推論上,由于利用碳十四測定年代法,全世界的史前考古學可以說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他還在文章中借用其他學者的話,把放射性碳素斷代法稱之為20世紀史前考古學中的大革命(13)。后來,他自己也進一步提出,由于碳十四測定年代方法的采用,使不同地區的各種新石器文化有了時間關系的框架,使中國的新石器考古學有了確切的年代序列而進入一個新時代(14)。夏鼐先生利用已經測定的、經過審核的、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94個數據,全面整理了幾個舊石器時代遺址及中原地區、黃河上游甘青地區、黃河下游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測年數據,另外還整理了華南、西南和東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文化的遺址,基本上把當時所知的中國史前各個文化的年代序列作了一個階段性的清理。在此基礎上,首次提出中國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觀點,否定了原來起源于黃河中游的中原地區,然后向四周傳播的舊說(15)。
在天文學領域,夏鼐先生依據自己的淵博知識,對河南洛陽西漢壁畫墓中的12幅星象圖及河北宣化遼墓的星圖進行解讀,詳細闡述了中國二十八宿的由來及特征,指出盡管依據文獻記載,二十八宿體系在中國創立的年代最早是戰國中期(公元前4世紀),但可以根據天文現象推算到公元前8至6世紀。同時,也介紹了起源于巴比倫、完成于希臘的黃道十二宮的特征,并探討了其傳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至隋代。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是和天文學中其他成果一樣,最初起源于生產實踐。中國和西方的勞動人民累積生產實踐的長期經驗,分別創立這兩種體系來劃分天球,以便于觀測日、月、星辰等運行的位置,從而規定季節歲時,以便利于季節性的生產活動(16)。
在冶金考古領域,夏鼐先生圍繞湖北黃石銅綠山古銅礦遺址進行研究,確定古礦井大多集中在大理巖和火成巖(花崗閃長斑巖)的接觸帶上,依據各種遺跡現象認識古代人為挖取礦石而開拓巷道時,專門制作了木質的不同形制的礦井支架,構建相當完整的排水系統,依靠井口高低不同產生的氣壓差所形成的自然風流確保礦坑下的氧氣供給,使用轆轤提升礦石等等。依據熱釋光測年,將幾座古爐的年代定為春秋時期。當時冶銅的原料是孔雀石和自然銅等含銅品位很高的礦石。通過煉銅模擬實驗,對實驗結果進行化驗,與出土遺物的化驗結果進行比較,對當時正常的冶銅生產需要具備的條件、古煉爐的性能、春秋時代的冶銅業達到的水平等等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大致復原了當時的整個冶煉過程(17)。通過請相關研究人員對江蘇宜興西晉周處墓出土的金屬帶飾進行重新鑒定,應用密度測定、光譜分析、X射線物相分析和電子探針等技術開展研究,確定它們都是銀制品,而不是以前所說的鋁,糾正了 “晉代已經存在金屬鋁”的錯誤說法。另外,還依據此墓曾經被盜掘的事實,認為以前檢測發現的碎鋁片,很可能是后世混入的(18)。
在古代的紡織技術研究領域,夏鼐先生通過對新疆尼雅遺址和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綺、錦和刺繡開展研究,從經緯線各自的數量、經線起花、鎖繡法等織造技術的分析入手,探討中國古代紡織技術發展史以及古代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19)。他依據對考古資料的判斷、對養蠶技術及蠶絲的物質結構的認識、對古文字資料的理解、對文獻資料的解讀、對紡織技術的把握等等,再現了漢代和漢代以前中國絲綢生產技術的一般狀況,為認識中國絲綢在世界的影響及古代橫貫亞洲大陸的“絲綢之路”的重要意義奠定了很好的基礎(20)。
夏鼐先生通過對宋代的杰出科學家沈括的研究,用《沈括與考古學》為名撰文介紹,從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他一直強調的具備多學科的知識開展考古學研究的用心。如他在文章中指出,沈括用冶金學原理解釋古劍,用光學來解釋古鏡,用幾何學來解釋弩機上“望山”的用法,用民族學材料來比較漢畫像石上的古衣冠和祭器,用度量衡學來研究漢代及秦漢以前的長度和容量等。甚至談到沈括注意到古代地形和氣候的變化,其研究方向已接近于現代的所謂“環境考古學”(21)。
夏鼐先生還依據考古發掘出土的各種遺跡和遺物,相當全面地闡述了古代人民創造的天文和歷法、數學和度量衡、地學、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紡織、陶瓷和冶金、醫學和藥物學、農業科學等等,強調了中國古代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創造才能以及對于世界科技發展做出的卓越貢獻(22)。
(四) 小 結
由于自己孤陋寡聞,才疏學淺,在介紹夏鼐先生當年建設中國科技考古學科的豐功偉績時,肯定還有遺漏之處,尚祈前輩學者及同行們多多補充,我在此先感激不盡。我個人深深體會到,夏鼐先生在世的年代,中國考古學研究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構建全國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譜系,填補多個地區考古學文化序列的空白。當時的考古研究人員全力以赴,在許多地區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通過認識發掘出土的各個遺址中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態特征,歸納出由一群遺址組成的一個文化或類型的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態特征,依據這些遺跡、遺物的形態特征總結出各個地區、各個時期的各種文化之間的異同,從中尋找各種物質文化成分在歷史進程中變化的線索。夏鼐先生當時為領導這方面的研究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和精力。但是即便在那樣的學術背景下,夏鼐先生已經高瞻遠矚,看到了日后考古學發展的方向,在考古研究所設置多個自然科學技術手段應用于考古學研究的領域,推動全國有條件的研究或教學機構開展自然科學技術手段應用于考古學的研究;從理論上闡明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重要性,幫助考古研究人員不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并且身體力行,用考古學家的思路,凝練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成果。他的這些所作所為,為后來中國科技考古的大發展做好了思想準備、人才準備、資料準備和實驗室準備等等。大科學家的大思考、大決策、大舉措、大手筆在此可見一斑。
二、 沿著夏鼐先生開辟的道路繼續前行
考古學發展到21世紀的今天,其研究內容已經由原來通過發掘出土的遺跡、遺物的形態特征確定一個遺址、一個類型或一個文化的年代早晚、文化特征,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質文化譜系,進一步擴大到全面探討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任何一個區域、任何一個遺址的考古學調查和發掘,都是為了全面或部分地展現處在特定時間跨度和空間范圍內的自然環境狀況,人類社會的生存活動、生活方式、制作工藝、社會組織、禮儀制度、喪葬習俗、祭祀特征、文化交流等各個方面。如果說當年通過對人工遺跡和遺物的形態特征進行研究可以形象地再現其當時的原貌,從時空框架上把握各個考古學文化的相互關系,那么現在通過考古勘探、年代測定、環境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學、同位素分析和古DNA分析、物質元素和結構分析等研究則可以科學地再現當時的自然環境狀況與演變及人類與之相適應的互動關系,考古學文化的絕對年代,居住在不同地區的人群的體質特征和風俗習慣,古代人類采集、狩獵、種植、飼養等一系列獲取食物資源方式的演變過程,各個時期的人的食物種類和數量比例,不同時期和不同等級的人是否存在食物差異,不同時期的人進行隨葬和祭祀活動時所使用的各種動植物種類和特征,古代人類制作各種器物的原料、技術與方法及發展過程,文化與文化之間一些特殊因素的交流等,同時,還能提高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的科學性。夏鼐先生當年開始籌劃構建的科技考古學科已經在兩個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一個方面是對遺跡和遺物進行鑒定、測試和分析,開拓了傳統考古學所不能涉及的多個研究領域。另一個方面是確認遺址、遺跡的位置、面積、布局,對各類考古資料進行定量統計和分析,極大地提高了考古學研究的效率與精確度。在考古學中強調科技考古是時代向考古學提出的要求,也是考古學自身發展的必由之路。
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領導決定把原來的實驗化驗室、體質人類學研究組、動物考古研究組、繪圖室、修復室、照相室等部門合并到一起,成立科技考古中心(原名為考古科學技術實驗研究中心,曾改名為考古科技中心),科技考古中心是運用自然科學方法與技術從事考古學研究的跨學科研究機構。15年來,科技考古中心先后被確定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重點扶持學科、重點學科和6個重點研究室之一。現在的科技考古中心具備多個實驗室,擁有一批活躍在國內外學術前沿的專家學者,主持完成過多項省部級以上課題,出版了多本具有開創或完善學科建設價值的專著,用中文、英文、日文在國內外的核心期刊上發表過數百篇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論文和研究報告,多個實驗室建成了系統規范的標本庫、資料庫和數據庫,獲得了多項省部級以上獎勵。科技考古中心以其整體實力在亞洲地區的科技考古研究中名列前茅。
從更大的范圍看,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形成一個建設、完善科技考古研究機構的,拉開了中國科技考古大發展的序幕。這具體表現在多家國家級的科研和教學單位中專門成立了包括多個科技考古研究領域的機構,不少省級文物考古單位里都有專人從事科技考古不同領域的研究。一些科研和教學單位中都開始培養專門從事科技考古的博士生和碩士生。科技考古研究已經大致可以分為考古勘探、年代測定、環境考古、人骨研究、動物考古、植物考古、DNA分析、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微量元素分析、鍶同位素分析、物質元素和結構分析、計算機技術在考古中的應用等多個領域。基本上每隔2年舉辦一次的全國性科技考古學術研討會已經連續召開了十次會議。一批科技考古的專著得以出版。科技考古的重要性越來越得到學術界的高度認可,支持科技考古、依靠科技考古、發展科技考古與強化科技考古已經成為整個考古學界的共識。
今天,能否在考古學研究中做好科技考古工作,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考古學研究水平的重要標尺。我個人認為,對照夏鼐先生當年的諄諄教導及身體力行,要做好今后的科技考古研究,尚需要思考以下幾個問題。
(一)科技考古要努力加強與考古學的有機結合
夏鼐先生曾經說過,考古學是利用古代留傳下來的實物來研究古代人類的社會、經濟、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情況和它們的演化過程。考古學研究的遺跡、遺物等實物資料多埋沒在地下,必須經過科學的調查發掘,才能被系統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考古學上的有些問題是需要請科技史專家或科技專家幫助我們解決的(23)。我們要做好當前的考古學研究,就要強調科技考古全面、系統地參與到每項考古調查、發掘中去。即在考古調查和發掘以前,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員要共同參與設計和規劃,在考古研究人員的主導下,結合不同的考古實際狀況制定各種切實可行的技術路線,同時要一起開展野外工作,如考古勘探工作要結合探鏟鉆探,大致搞清楚遺址內的布局,為合理地布方、有計劃地開展發掘提供思路。在考古發掘過程中要有計劃地采集碳十四系列樣品,保證碳十四年代測定的科學性。要對古代遺址形成及廢棄過程中的自然環境狀況進行研究,認識當時人的各種行為的自然環境背景。要采集出土的人骨和動植物遺存,開展形態學、DNA分析和食性分析,科學地把握當時人的體形特征、基因特征及包括病理現象在內的各種信息;認識當時人的食物資源的種類、比例及獲取方式,了解當時人利用動植物進行祭祀、隨葬及戰爭的行為。要對出土的青銅器、陶器、石器、玉器、容器內的殘留物及特定環境里的土壤進行各種物理和化學分析,認識有關古代人類生產工藝、原材料來源及當時人的一些行為特征等內容。上述的各項認識都應該輸入地理信息系統,再結合考古學發掘、研究的內容,進行各種分類或綜合分析。最后,以考古學研究為主線,把包括科技考古在內的多學科研究的內容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樣才能全面認識古代社會。
(二)從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員要成為復合型人才
夏鼐先生曾經指出,要做好考古學研究,一定要對許多關系密切的學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24)。夏鼐先生對考古研究人員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要了解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知識。其實,從本質而言,這個要求也適用于那些對考古研究感興趣的自然科學研究人員。他們也需要對考古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內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考古研究人員和自然科學研究人員分別屬于不同的學科,這些不同的學科都有各自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因此,要把科技考古研究推向前進,考古研究人員和自然科學研究人員互相都有一個學習對方的過程。考古研究人員要認真了解自然科學研究人員探討物質世界的各種方法和原理,開拓研究思路,充分調動各種積極因素。而自然科學研究人員則要注重認識考古研究人員是如何去解釋古代社會和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充分利用多種儀器設備的性能,開發各種考古資料的價值。研究人員只有通過這樣一個知識結構更新的過程,才能把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方法全面、有效地運用在勘探、考察、鑒定、測試、分析各種與考古相關的資料中,而這樣的研究結果才能與考古學的目的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充分展現出科技考古研究的學術價值。現在一些科研和教學機構已經培養或正在培養科技考古方向的研究生,這是一個十分可喜的現象。今后,有條件的大學還要加強對本科生的教學工作,開設科技考古的課程,系統地培養復合型人才,引導他們以新的思維在今后的田野考古中開展工作,為在全國范圍的考古實踐中廣泛開展科技考古研究打好基礎。
(三)以考古學文化的觀點為指導開展研究
夏鼐先生曾經指出,研究考古學文化必須要注意三點,第一點是一種“文化”必須有一群的特征;第二點是共同伴出的一群類型,最好是發現不止一處;第三點是我們必須對于這一文化的內容有相當充分的認識(25)。這些研究考古學文化的認識對于指導我們做好科技考古研究也是具有指導意義的,可以幫助我們把對特定遺址的某個科技考古研究領域的具體看法,放到這個遺址所屬的由多個遺址組成的考古學文化層面上去認識。如果屬于同一個文化的其他多個遺址已經開展了這方面的研究,那么我們要把新認識和從其他多個遺址里已經得出的認識進行比較,把握他們的同一性和差異性,以求更加客觀、更加全面地提出自己的認識。如果其他遺址還沒有做這方面的研究,或者所做的遺址數量不多,我們則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在屬于同一文化的其他遺址開展工作。從考古學文化層面上提出的科技考古的研究結果,必須建立在對一定數量的遺址進行全面、扎實的基礎性研究工作上。另外,在系統總結一個考古學文化的某個科技考古領域研究的基礎上,開展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文化與文化間的同一領域的比較研究,從中歸納他們之間是否存在連續性、關聯性、變異性、差異性等,以求在全國范圍內全面認識這一領域的研究結果。同樣,如果其他考古學文化還沒有做這方面的研究,或者做的力度和深度還不夠,我們則要努力去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從全國的范圍內、在大跨度的時間框架里提出科技考古某個領域的研究結果,同樣要建立在對多個文化內的同類遺存進行全面、扎實的基礎性研究工作上。
(四)推動考古學研究方法的創新
夏鼐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提出要借用多種自然科學的方法和技術開展考古學研究(26),這已經涉及到考古學方法創新的問題。通過總結考古地層學、考古類型學和考古年代學等方法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這些方法的形成首先都是依據考古學實踐的需要,借鑒別的學科的方法,然后在考古實踐中不斷完善、充實這些方法,使之逐步適應考古學的研究,成為考古學自己的方法。重溫這些方法的形成過程對我們應該有一個很大的啟示。我們通過借鑒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球科學和數學的研究方法,逐步建立起考古勘探、年代測定、環境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學、食性分析、DNA分析、成分和結構分析等諸多研究領域,獲得了一系列有學術價值的成果。這些成果再一次證明科技考古的應用價值,科技考古對深入開展考古學研究是一個極大地促進,科技考古的實踐過程正在帶動考古學方法的進一步多樣化,我們要以考古地層學、考古類型學和考古年代學的形成及發展過程為鑒,努力做好科技考古研究,有意識地補充和完善科技考古的各種研究方法,逐步做到科技考古各個研究領域里分別包括的野外調查、采樣、鑒定、測量、實驗、化驗等多種研究方法的規范化,積極推進考古學方法多樣化的創新過程。
三、 結 語
今天,中國科技考古學科正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大好形勢。這得益于國家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夏鼐先生的英明決策和身體力行,得益于前輩學者們的大力開創,得益于廣大科技考古研究人員的刻苦鉆研,得益于學習科技考古的青年學子們的勤奮努力,也得益于全國廣大考古研究人員的積極參與。相信只要堅持與時俱進的精神,不斷進行新的探索,扎扎實實地開展工作,我們獲取的信息資料就會越來越豐富,我們涉及的研究領域就會越來越廣闊,我們得到的研究成果就會越來越精彩,考古學的明天就一定會更加燦爛輝煌。
注釋:
(1) a.王昌燧:《前言》,王昌燧主編:《科技考古論叢(第二輯)》,第-頁,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0年。b. 趙叢蒼主編:《科技科考古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c. 楊晶、吳家安:《科技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d. 陳鐵梅:《科技考古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e. 袁靖:《科技考古》,劉慶柱主編:《中國考古發現與研究》,第425~466頁,人民出版社,2010年。
(2) 夏鼐:《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上的應用》,《考古通訊》1955年第4期。
(3)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一)》,《考古》1972年第1期。
(4) 石興邦:《論古文化與古環境》,周昆叔主編:《環境考古研究(第一輯)》,第5頁,科學出版社,1991年。
(5) 何天相:《中國之古木(二)》,《中國考古學報》1951年第五冊,第217~293頁。
(6)、(7)、(11)、(12)、(24) 夏鼐:《中國考古學和中國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99~30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8) 夏鼐:《評周仁等著〈景德鎮瓷器的研究〉》,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504~506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9)、(26) 夏鼐:《考古學》,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2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0)、(13)、(15) 夏鼐:《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75~401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4) 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402~413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6) a. 夏鼐:《洛陽西漢壁畫墓中的星象圖》,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77~39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b. 夏鼐:《從宣化遼墓的星圖論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91~41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7) 夏鼐:《湖北銅綠山古銅礦》,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34~44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8) 夏鼐:《晉周處墓出土的金屬帶飾的重新鑒定》,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48~45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9) 夏鼐:《新疆新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綺、錦盒刺繡》,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05~33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20) 夏鼐:《我國古代蠶、桑、絲、綢的歷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38~36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21) 夏鼐:《沈括與考古學》,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65~48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22) 夏鼐:《考古學和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83~28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篇6
[關鍵詞]計算機技術；考古學；文物保護
現代計算機技術發展極快，不僅在管理、教學、醫學、生產等活動中有了廣泛的應用，還涉足到考古學，成為了文物考古與文物保護領域中的一種常用探測、管理手段。計算機技術應用于考古學的時間很早，可以追溯至上世紀50年代。文物考古學對計算機技術的應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即文物鑒別、文物保存、文物修復以及考古資料管理整理。下面對計算機技術在考古學、文物保護領域中的應用作詳細論述。
一、計算機技術在考古資料管理中的應用
這里的考古資料又指文物信息，文物考古必須借助信息資料，如果信息資料缺少，考古依據也會隨之丟失，最終導致考古無據可循。所以在文物考古中，行業人員除了要重視考古技術之外，還要重視考古資料。為了確保考古資料的管理質量，常常會將計算機技術引入其中。國內利用計算機技術建立數據庫，后通過管理數據庫來管理考古資料。數據庫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文獻情報檢索系統
20世紀80年代，國內某省某考古研究院研發并建立了一套“考古文獻情報檢索系統”，這是國內最早建立的考古文獻數據庫。早期，該系統能夠在考古資料管理模式下正常運行，為考古文獻資料管理提供便利，但后來該系統受到了“中國學術期刊網”的沖擊，到今天已經不再使用。
2、考古資料信息管理系統
考慮到人工管理不僅會耗費大量的時間，還會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無法真正滿足社會對考古資料信息的需求，所以國內某某省文物管理部門結合社會發展趨勢，在計算機應用技術基礎上構建了一套專門用來管理考古資料的信息管理系統，并在后期發展中不斷對該系統進行優化、完善，使其不僅能實現信息管理，還能進行報告編輯，為考古資料管理事業的進步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條件。
3、地理信息管理系統
該系統的出現時間為上世紀60年代，是一種基于地理信息管理技術、計算機技術下的空間數據管理系統，能為考古學遺跡查找、探測提供幫助。國內歷史博物館對遺址進行考古時會應用到該系統，利用該系統具備的地理空間數據分析、處理技術來獲取文物的空間信息，定位文物。
二、計算機技術在考古研究中的應用
除了文獻資料管理之外，考古研究與文物探測中也會應用到計算機技術。考古研究領域對計算機技術的應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類型學研究
類型學研究法是文物考古研究領域中的常用方法之一，原理是先將搜集得到的相關資料進行科學、合理的歸納，后結合歸納結果，對搜集到的各部分資料相互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得出結論。類型學研究中，最終得到的分析結果的有效性與可靠性受研究人員經驗豐富性影響，研究人員經驗越豐富、研究水平越高，則得到的分析結果越可靠。要提及的是，由于這種研究方法多是由研究人員對資料進行分析，主觀性強，所以分析得到的結果也具有片面性特點，可能會出現分析失誤問題。如果將計算機技術引入其中，利用計算機技術對搜集到的文獻資料進行處理，可有效避免文獻資料主觀性分析，克服分析結果片面性難題。
2、不同單位間的排序和分期研究中的計算機技術
目前考古學的分期研究，往往是以一二組典型器物組合或幾件典型器物在不同發展階段中質變環節上的特征為標準，判斷其他組合或器物與其相似程度的高低，或與其共存關系的有無，建立一個遺址、一個墓地或一個考古學文化的分期。由于考古學意義上的分期其時間跨度多則幾百年，少則幾十年，所以屬于這種分期意義上的同屬一期的遺存之間，亦存在著絕對年代的差別。當考古學研究的目的向研究一個考古學文化內部的結構發展時，就會發現屬于同一分期之內的各遺存之間的相對關系，其排列的序列等問題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計算機技術在文物保護中的應用
1、計算機斷層攝影
計算機斷層攝影主要有：X射線計算機斷層攝影（X一CT）、超聲波計算機斷層攝影（U-CT）及利用核磁共振的計算機斷層攝影（NMR一CT）。由于CT技術的“透視”能力，使我們能對三維物體的內部結構進行精確描述，從而可以定量測定密度分布。
2、計算機輔助文物修復設計
傳統的文物修復主要依靠手工操作，文物修復的質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物修復者的素質。面對巨大數量的需要修復和養護的文物，傳統的手工作坊式技術、短缺的修復人才與我國文物事業的發展十分不相適應。引人現代科學技術，利用先進的技術方法，是文物修復技術發展的必然趨勢。
3、有限元分析法
有限元分析法是20世紀60年代初隨著計算機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數值計算方法。其基本思想和方法是離散化，即化無限為有限，以達到化難為易的目的。從物理上看，一個由無限個物質微元和結點構成的連續體，可以近似地用有限個在結構點處相互連結的單元所構成的組合體來代表。從而，可以把對連續體的分析變為對單個單元和它們的組合問題的分析。
四、結束語
計算機技術在現代考古學與文物保護領域中的應用十分廣泛，其不僅可單獨在考古文獻資料管理中應用，還能與其他同類技術相結合，形成一種新技術在考古研究中加以應用，為考古學的發展以及文物保護事業的進度提供源動力。在本篇文章中，筆者重點探討了計算機技術在考古文獻管理、考古研究以及文物保護三項工作中的應用，強調了計算機技術對考古學的作用于影響，得出了相關結論，希望對同行工作有所幫助。
參考文獻：
[1]騰銘予.計算機與考古學─―計算機技術在中國考古學領域的應用[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0（03）
篇7
地考古學從一個全新的角度闡述了在對于彔觀及觀測點的調查研究中什么才是重要的,并解釋了哪牲數據，地理信息和環境是沒有屮的。通過廣泛的調查研究，以這些信息為基礎，從挖掘者、環境學家或者土壤微形態學家的角度解釋了過去環境的改變。土壤考古學包含諸多方面的研究內容，介紹如下。
(一)考古記錄中的沉積物以及土壤和人產品。在考古學的研究中，沉積層中古代文物的發現，為地層年代、古景觀環境和人類活動的變換進程提供了相應的依據和參考。從地質考古學的角度來說，考古學中的文物屬于地質學上的一種特殊的沉積物。同樣的特性也適用于沉積物，與這樺沉積物是否包括文物或者是具有考古學特性無關，我們需要理解沉積學的概念，這樣有利于更好的評估采樣點的環境條件，這些對考古學家的報告有幫助
(二)考古i己錄中環境的形成研究人類活動和M他自然過程是很有必要的，這有助于全面的理解考古學的形成和結構。因為考古學中的物質被沉積的沉積物所覆蓋,從地質學和沉積學的角度來ft對考古學中解釋文物這方面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體現在考古學中的那些特別的行為活動的特點和空間分布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原始的柄息地。地面景觀的分布也影響了報告的能見度。
(三)古環境的重建：人類、氣候和古代景觀。景觀演變、氣候波動和人類活動之間的大尺度的聯系是考古學解釋中的重要方向。地考古學的一個根本標準是對于史前i己錄的過去人類活動、K他有機體的柄息環境相互作)和關系的解釋。古生態地質學這個方面是地質考古學的一個子集,這項研究著重解釋史前生命和環境景觀。
物理和生物環境中地域特性、域和全球性的變化影響著景觀環境.然而氣候的變化似乎更加直接的影響到環境的變化。氣候的變化會導致區域性、全球性和地方性地質條件的改變，甚至會影響到大氣和水文的流通模式。
在推斷過去的環境條件和研究環境條件與氣候變化之間關系的時候,反映沉積土壤過程中的侵蝕、沉積、景觀穩定性同樣也適用于古生態地質學的研究中。任何這牲學科單獨研究只能建立一個有限的地岡圖，然而將多學科結合nf以很好的建立一個域的甚至是全球的第四紀氣候模式。
(四）原生礦物和資源。產生于希臘語.意思是石頭和巖石)來命名那些用巖石和礦物制作的物品。考古挖掘得到的樣品通常是豐富的社會物質文化中的一小部分。因為文物是是穩定存在于地球表面環境的碎片。大多數的地質學上的原生礦物衍生出無機的殘骸許多現在使用的巖石礦物的名稱都是由此衍生而來的。這里集中了一些地質考古學中在舊世界和新壯界環境中會涉及到的巖石和礦物，包括：角巖、玉髓等礦物、金屬、礦石、巖石、建筑材料。
(五)物質起源的研究。起源是考古學中的一個常用術語.涉及到文物波掩埋的明確的地理位置。脫離了起源的相關資料，文物兒乎沒有考古學價值。但是，地質考古學中定義的起源與之很不相同。地考古學定義的起源是從從地質-地理學的角度分析組成這個文物的原生礦物，它是一個特殊的地質沉積。地考古學中定義的起源并不是指文物發現的地點位置，而是指原也礦物的成分大量的化學、物理、生物參數可以被川來定義向然物質的組成成分。地質學家使用元素追蹤、同位素、等方法區別定義礦物和原始組分。
(六>考古記錄中的年代估算。對于考古學中的物質和第四紀地層年代的估計是地質考古學中的主要任務。年代學提供了暫時尺寸從人種學、動物行為學等學科中將歷史由然科學和地質學丨X:分幵來。理解了從考古學的角度去解釋過去的數據的重要意義fr:測年技術發展起來之前，我們許平代學測定技術有一定的不足。更好的定義年代在推測人類行為的研究上有關鍵性作用、實踐中選擇測定的技術受分析物質條件的限制，也受到考古學現象年代的約束。這樺限制條件多是根據樣品的特征和技術情況制定的。
(七）質圖、遙感和調查分類是制圖的中心工作。信息的篩選已經是制圖和地圖內容中的一部分。因此，地圖的制作者經常會使用已經分類的信息,分類，然后以點的形式集中反映那些數據并制圖,許多種類的地閣可以運W到考古學上。K:中有2種.地形罔和地表地質地閣(有時候叫做第四紀地圖mtL質考古學中發揮重要作用。土壤學家制作的地圖，建立在多種景觀之上。他們的研究領域和地質學兒乎是相同的，但同時有一個增加的重要環節是土壤研究的過程中需要打鉆或挖掘（因為土壤的變化要比地質學特征和物質變化要迅速)。
二、土壤考古學的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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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養動物的起源多年來一直受到中外學術界的重視。中國家養動物的起源和出現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兩種模式：一種是古代居民在與一些野生動物長期相處的過程中，根據自己的需要逐步控制它們，將其馴化成家畜，其中以狗和豬為代表。另一種是古代居民通過文化交流，直接從其他地區引進已經成為家畜的動物，其中以馬、牛和羊為代表。家牛的出現，除了使人類獲取肉食資源的來源多樣化，在精神領域發揮重要作用之外，其最大的用途是在歷史時期廣泛應用的用牛犁地，牛耕極大地提高了古代農業勞動的生產率，帶動了古代農業經濟的發展，是中國農業發展史上一個劃時代的進步。正因為家牛的出現意義重大，所以一直是中國從事動物考古學研究及考古學研究的人員關注的熱點。《再論中國家養黃牛的起源》一文圍繞家養黃牛在中國出現的時間和地點、傳入的路線、喂養的方式和出現的動因等四個方面進行討論，是迄今為止國內研究家養黃牛的最為全面的學術論文。此文還有一個重要內容是圍繞2013年底中國學者在國際著名的《自然――通訊》上發表的《中國東北地區全新世早期管理黃牛的形態學和基因學證據》一文開展商榷。那篇文章提出中國在10000多年前就已經存在對黃牛的管理的觀點，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較大的轟動。大家讀完《再論中國家養黃牛的起源》一文，應該對《中國東北地區全新世早期管理黃牛的形態學和基因學證據》一文中存在的帶有根本性和原則性的問題有一個清楚的認識。現在總在提倡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要走向世界，我們從事考古學研究的學者，應該加強中外的學術交流，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吸取國外學術界有益的思路、觀點和方法。我們認為，依據現象歸納新的發現，尤其是涉及轟動世界、改變迄今為止國際學術界公認的發現，一定要嚴謹、一定要科學、一定要反復驗證、一定要經得起推敲。
二、 《不成熟粟、黍的植物考古學意義――粟的作物加工實驗》
我們強調在研究古代生業時注重“將今論古”的理論。在考古遺址中發掘出土的帶有各種形狀的人工遺跡和遺物，完全是古代人類的行為所致，在現代很難找到與之形狀對應、質地相同、用途一致的物體。相比之下，生業研究中涉及的對象，不少與現代生活密切相關。比如農作物是古今一致的，在人類的農業生產活動中，同樣的行為作用于同樣的對象，往往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如果對這樣的過程開展實驗性研究，其結論對于我們認識古代的現象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實證性啟示。從這一點看，《不成熟粟、黍的植物考古學意義》中重點討論的粟的作物加工實驗對于植物考古學研究就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我們認為，在生業領域的研究中，這類將今論古的證據越多，在開展討論和凝練結論時，考慮得就會越全面。
三、 《內蒙赤峰巴彥塔拉遼代遺址浮選結果及分析》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考古學研究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開展工作。西遼河流域的考古工作稍顯薄弱，而植物考古學研究主要圍繞新石器時代開展工作，歷史時期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數。歷史時期的文獻資料中記載的史實往往較多地涉及政治、社會和文化，關于生業方面的記載較少。《內蒙赤峰巴彥塔拉遼代遺址浮選結果及分析》一文通過植物考古學研究，指出該遺址遼代先民的生業經濟應屬于以種植粟、黍、蕎麥、大麻為主的北方典型旱作農業，同時還兼營牧業，首次為我們認識遼代的生業狀況提供了實證性的資料。另外，從這篇論文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歷史時期的文獻資料對于植物考古學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還有，在植物考古學研究中兼顧動物考古學研究的成果，對于全面認識當時的農業狀況也是十分重要的。
四、 《陶寺遺址出土泥質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與研究》
相比考古學研究、動植物考古學研究主要以形狀作為判斷的依據，中子活化分析則以對元素的定性定量分析作為研究方法。這種對物體成分的分析一般應用在自然科學中的環境、生物、地學和材料等領域，但是，其在考古研究中也能發揮獨到的作用。《陶寺遺址出土泥質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與研究》一文就給我們帶來了在考古學研究中可以推測，但是單純地依靠考古學研究，無法進行科學證明的認識。陶寺遺址貴族使用的陶器和平民使用的陶器出自不同的考古背景，盡管他們在質地上和形制上難以區分，但是通過中子活化分析，可以發現它們在成分上區別明顯。考古研究人員通過對人工遺跡和遺物的研究，已經對遺址中存在的社會不平等現象有了明確的認識，而對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結果，則從一個獨特的角度，為界定陶寺遺址的社會復雜化性質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依據。
五、 《新疆多崗墓地出土人骨的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
篇9
考古很好玩，但考古也很講究。對墓葬進行考古學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考古類型學，而類型學講究的，正是將考古材料放置在特定的地區和時間框架內，以正確界定材料的年代。因為經濟、政治、地理、技術等等因素，一個地區一定有與其他地區不同的文化面貌，也有著各不相同的發展軌跡。其間的差別，雖不必然像喝咖啡與吃大蒜一樣在戲謔中隱含著強烈的意識形態沖突，但卻是經長久形成而真實存在的。這種地域間的差別，使空間性在考古學研究中至關重要。《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一書中首先指出“六朝墓葬具有較為明確的地域特征”，并將北界秦嶺淮河，西達青藏高原邊緣，東臨大海，南瀕北部灣的廣闊區域分成長江下游、長江中游、贛中南閩西北、兩廣、西南六個小區（第16頁），以此為基礎，拉出了一條六朝墓葬的經線。
器物、花紋，甚至思想、行為都是隨時間的流逝而變遷的，唯一的不變就是變化本身。物質文化風格的變換往往敏感地標志著時代的變遷，上一時代與這一時代之間宛若隔著一條鴻溝，目力可及，卻難以跨越。煙雨六朝的歷史長河中，就有著“東吳早中期、東晉早期、劉宋早中期三個主要的斷限”，而“單室墓取代雙室或多室墓，券頂取代穹窿頂，器物類型的減少，器物形體的趨高，蓮花紋的日漸流行”，是六朝墓葬演化的大致規律。這是六朝墓葬的緯線。
以上認識的得出看似簡單，實則是應用考古類型學對2000余座形態各異的墓葬材料進行深入分析與綜合的結果。雖然它只占了本書敘述的1/3篇幅，但其中凝聚了作者十數年在六朝墓葬材料上的扎實功力。在這種時空框架之下，每一座六朝墓葬的年代都得以被確定。這種依據大量材料歸納出的時空框架既是本書的一項重要學術貢獻，也是對六朝墓葬做進一步研究的堅實基礎。
本書更為重要的貢獻是，對墓葬的分析，很容易止步于分期分區的結束，而在其后的研究中，有闡釋圖像者，有分析文化交流者，有進行器物研究者，特別是在歷史時期考古中，無法依靠對考古材料的分析將認識上升到歷史層面，是許多研究的美中不足之處。
篇10
蔣劍鋒 編譯
假如你在森林里漫步時發現了一個考古學家稱之為尖狀物的物品，你腦海中冒出的第一個問題也許會是：“它存在多久了?”
考古學家也是一樣，如果能發現一件文物有幾百年或者幾千年的歷史，那當然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但重要的是要知道這件文物的確切年代，因為由此你常可以推斷出誰擁有過或者制造了它。
美國內華達州沙漠研究學院的教授格倫?伯杰說：“這就好比你是一個偵探，你需要重新勾勒出當時的犯罪場景。要確定文物的年代，你要做的不是把這罪犯找出來，而是要了解當時誰住這兒，是什么時候。”
和偵探一樣，考古學家也有一套不同的方法幫助他們揭開歷史的神秘面紗。下面講述的一些基本方法，可以用來回答“有多古老”這個問題。
相對定年法
1870年，當海利奇?斯科里曼在土耳其西北部發現神話古城特洛伊時，其實只是發現了堆積在表層的一層廢墟，以后，其他的考古學家們注意到許多的古代遺址都是“層層鋪設”的，就像一個結婚蛋糕似的，而且不同的層次(或稱多層)代表了不同年代的歷史階段。年代越早的越接近于地表，就像考古學家們經常說的：“里舊外新”，他們知道挖得越深，就會回到越遠古的時代去。這種年代確定法叫地層學。
地層學不能判斷出一個物體的確切年代，在更深地方發現的東西也只能判斷它比表層的東西更古老，這叫做相對定年法。
風格定年法
另一種相對定年法叫風格定年法。一個制造物是怎樣被制造或裝飾的，它的風格也能幫助考古學家們確定它的年代。如果你看到一輛汽車，注意到它的里面沒有保險氣袋、CD機、裝汽車電話的地方以及精美的數字顯示儀表板，你會知道這是一輛老式汽車，因為汽車的技術和風格隨時間而演變。
人工制品(比如陶器)也是一樣，考古學家們可以根據他們獨特的設計和釉面，判斷出一個遺址中哪種風格較早、哪種風格較晚，但一些風格持續了幾千年或幾百年，所以這時考古學家發明了一種絕對考古法，它能幫助人們確定一件物品的確切年代，有兩種絕對考古法：樹木年輪學和放射性碳考古法。
樹木年輪法
你可能知道圓木的橫截面上有一系列的圓圈。許多樹木每年增加一個新圈，所以你可以通過數圈數來計算樹木的年齡。在20年代后期，一個名叫安德魯?道格拉斯的天文學家注意到樹木年輪的厚度和這一地區季節的干濕程度相對應：濕的厚、干的薄。考古學家很快發現即使他們不知道這棵樹是什么時候砍掉的，但他們根據樹木年輪的厚度樣式分析也可以確認遺址年代。
例如，一棵300年的圓木A的內50年輪和圓木B的外50年輪相對應，換句話說，就是圓木B的后幾千年就是圓木A的前50年，然后你數一下圓木B里面還有幾輪，就能算出它到底幾歲了。這種考古法叫樹木年輪學。
樹木年輪學在熱帶地區，比如剛果和亞馬遜就起不了作用，因為那里的氣候干燥，樹木年輪變化不大。還有，在一些地區比如美國東北部，年代只能追回到300年，為什么?因為那里的樹木腐爛得特別快，只有很少一部分保留下來。在干燥的美洲西南部，地中海的部分地區，北歐的沼澤地帶，樹木可以保存得久一些，因而采用年輪學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
放射性碳技術
如果樹木年輪學依然起不到作用，考古學家一般用放射性碳元素考古法(一般叫做C―14元素考古法)。它是由美國化學家威拉德?利比1949年開始采用的。利比注意到植物要從空氣中吸收C―14，因為所有生物都在消耗C―14，直到死亡為止。
但C―14是不穩定的，當有機體死亡之后，C―14經過3．5萬到5萬年左右轉化為穩定的C―12(如果有件物體的年齡超過5萬年，那么，它里面就沒有C―14，這種方法也就不能適用)，通過比較物體中C―14和C―12含量的多少，考古學家們可以判斷出植物或動物究竟死去多少年了。例如，科羅拉多大學的佩森?希特斯利用C―14技術鑒定出了他在薩爾瓦多的塞倫發現的棚屋的年代，這個棚屋已經被火山灰埋起來了。通過測定屋頂的茅草，他發現這些草是在公元590年以前被砍掉的。
考古技術一直在提高，考古學家們對怎樣翻譯信息十分謹慎，這就是伊利諾斯大學斯普洛克博物館主任道格拉斯?布普爾說的：“我們需要鑒定許多文物才能推斷出一個遺址的年代。”為什么呢?
假如英格蘭的考古學家挖出一枚印有羅馬皇帝克勞帝斯畫像的硬幣，起初，他們可能會想這個遺址是從羅馬入侵不列顛即公元43年開始的，但是硬幣上印有克勞帝斯并不代表這枚硬幣就是在他統治時期
埋下的。這個硬幣可以從這個人傳到另一個人，或者是幾十年或幾百年后才埋下的。
近來，考古學家在埃及的吉薩利用C―14技術鑒定金字塔的木炭年代，結果顯示的年代遠遠早于歷史記載。為什么呢?因為埃及人用做木炭的樹木在被砍前已長了幾百年，然后在被用作木炭前，可能在其他方面用了幾十年，比如造船。故不能憑表面現象判斷任何事物。
當然，C―14技術是考古研究的一個重大發展。現在，考古學家已經能夠重新鑒定一些文物和遺址，并提出更為確切的年代，也許一具曾經被認為是公元前1000年前的木乃伊實際上是公元前2000年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