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
時間：2023-10-24 17:39:08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國際直接投資的母國貿易效應:理論基礎與傳導機制
1．理論基礎
長期以來，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一直是理論界研究和爭論的焦點，西方學者在這一領域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研究。較早的理論支持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替代關系，例如:芒德爾(1957)放松生產要素在國際上不能流動的假設，并引入關稅分析，得出資本流動將替代商品貿易的結論;約翰遜(1967)認為，關稅引致的投資如果使東道國不具有比較優勢的進口替代部門獲得發展，就會減少貿易額。20世紀70年代以后產生了一些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互補的理論，如小島清(1978)注意到，當在母國具有比較劣勢的部門(即邊際產業)進行直接投資時，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貿易和投資是互補的。20世紀80年代以后，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例如:李普西和韋斯(1981)使用美國14個產業的截面數據證明對外投資存在積極的出口效應，并發現如果東道國為發展中國家，那么互補效應更為突出;佩特里(1994)發現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會因投資類型的不同而不同，成本導向型國際直接投資的貿易補充效應比市場導向型的更強;卡馬來羅和泰莫瑞特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分析了歐盟和日本、美國的工業品進出口貿易，證實了貿易與投資之間存在互補關系［2］。
2．傳導機制
一般而言，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影響母國的對外貿易:一是出口帶動效應。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必然會帶動投資母公司對海外分支機構或子公司的原材料、中間產品和機器設備的出口增加，另外還會引發東道國企業對母國其他相關企業產品的需求增加，因此會導致母國的出口增加。二是出口替代效應。即對外直接投資導致的母國出口減少。跨國公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外，在東道國當地生產后就地銷售，從而部分或全部替代原來的自母國進口。另外，國際直接投資還在東道國產生了技術示范和技術擴散效應，當地企業可以學習或模仿生產該產品，從而導致從母國進口的該產品數量減少。三是逆向進口效應。即對外直接投資會增加母國自東道國的進口。跨國公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外，在東道國當地生產加工后，其中部分或全部產品將返銷母國。四是進口替代效應。即對外直接投資會減少母國的部分進口。在母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前，國內企業生產某些產品時需要使用一些進口投入品，當對外直接投資發生后，由于生產基地向國外進行轉移，因此國內生產將縮減，從而導致進口的投入品也相應減少。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會同時引發多種貿易效應，但每種貿易效應的強弱程度會有明顯差異，對母國進出口貿易的最終影響將由各種貿易效應相互作用的凈效應所決定［3］。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概況
進入21世紀以來，受國家“走出去”戰略的推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取得了迅猛發展。199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僅為10億美元，2005年突破100億美元，2006年突破200億美元，到2010年已經達到688億美元，相當于“十五”期間總和的2．3倍，20年間增長了69倍。2010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3172．1億美元，境外企業資產總額達到1．5萬億美元。從地區分布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亞洲和拉丁美洲。2010年末，中國在亞洲地區的投資存量2281億美元，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71．9%，在拉丁美洲的投資存量439億美元，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3．8%。分具體的國別和地區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一些國際避稅港、資源豐富國家(地區)和發達經濟體，如中國香港、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澳大利亞、美國、新加坡、南非、俄羅斯、加拿大、中國澳門等國家和地區。20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前20位的國家(地區)存量累計達到2888億美元，占總量的91．1%。從行業分布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幾乎覆蓋了國民經濟的所有行業，但主要集中在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和制造業等六大行業。2010年，中國對這六個行業的直接投資均超過了100億美元，其中:對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直接投資972．5億美元，占比30．7%;對金融業直接投資552．5億美元，占比17．4%;對采礦業直接投資446．6億美元，占比14．1%;對批發零售業直接投資420．1億美元，占比13．2%;對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直接投資231．9億美元，占比7．3%;對制造業直接投資178億美元，占比5．6%。
參照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世界投資報告2006》的分類方法，我們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歸結為市場尋求型(Market-seeking)、資源尋求型(Resource-seeking)、效率尋求型(Efficiency-seeking)和創新資產尋求型(Created-asset-seeking)等四大類。不同的投資動因所導致的貿易效應也有所不同。
1．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分析
中國對采礦業的直接投資屬于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日益成為世界能源和礦產資源市場上的需求大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幫助中國獲取國內生產所必須的石油、礦產等關鍵性自然資源，或者獲得較為有利的價格條件。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在中國境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較大，2010年，中國對采礦業的直接投資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4．1%，主要分布在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有色金屬礦采選業，在一些資源豐富的國家，如澳大利亞、南非、尼日利亞、贊比亞和巴西等國，采礦業是中國對其直接投資的第一大行業。由于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取國外的能源和自然資源，因此會直接導致中國資源型產品的進口增加。同時，境外資源開發還能帶動中國的生產設備、實用技術、中間產品和相關勞務向外出口，特別是向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時，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帶動作用更為明顯，因為這些國家更需要中國的機械設備、開采技術與總部服務。可見，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的進口與出口均發揮著較強的促進作用。
2．市場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分析
所謂市場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是指一國企業為了繞開東道國的貿易壁壘，或更有效地占領或擴大東道國市場而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它是企業就海外市場規模、國際貿易壁壘、國際運輸費用和相對生產成本等要素綜合權衡的結果［4］。尋求或擴大海外市場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之一，就行業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在貿易依附型服務行業和加工制造業領域。2010年，中國對境外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等四大服務行業的直接投資額為2177億美元，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58．6%。對這些服務業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中國的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服務，因此對外直接投資會促進對外貿易特別是對外出口的規模擴張。中國對制造業的直接投資大致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為了突破貿易障礙或規避貿易壁壘而進行的直接投資;一種是為了穩定與擴大原有市場或開拓新的市場而進行的直接投資。不同情況所引致的貿易效應也各不相同:如果投資是為了規避貿易壁壘或保持原有的市場規模，由于在投資發生前，中國是向東道國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現在改由海外分支機構或子公司在東道國當地生產和銷售，因此會導致最終產品的出口減少，但同時海外投資建廠也會帶動生產設備、中間產品、原材料和服務的對外出口，因此對外直接投資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中國的出口結構;如果對外直接投資是為了開拓新的海外市場，則會對中國出口貿易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因為跨國公司的海外生產會帶動相關產品和服務的出口，而且不存在對原有出口的減少與替代效應。
3．效率尋求型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分析
效率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一般是指跨國企業為了節約生產成本，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生產和經營布局，從而提高生產效率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由于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利用國外廉價的生產要素(主要是勞動力和土地)，因此所選擇的投資對象多為勞動力和土地資源豐富而且廉價的發展中國家，投資的產業多為母國由于生產成本過高而喪失比較優勢的“邊際產業”。近些年來，由于中國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國內某些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因此初步形成了將邊際產業向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進行轉移的效率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國內過剩的生產能力向外轉移，在減少國內生產的同時會使東道國的比較優勢得以發揮，從而增加東道國的產量和出口量，其中部分產品會返銷到中國，由此引起中國的進口增加。同時，海外投資所需要的總部服務、機械設備、中間產品和原材料等會從母公司采購，由此帶動中國的出口增加。可見，效率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與中國的進口、出口均呈較強的互補關系。但是，目前中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非資源尋求型直接投資數量十分有限，這也意味著中國的效率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尚未真正形成。
4．創新資產尋求型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分析
創新資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是指企業為了獲得國外的戰略性要素或無形資產所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在其所尋求的戰略性資產中，最為核心和關鍵的就是先進技術尤其是尖端技術。創新資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決定了這類直接投資主要流向發達國家的制造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等行業，主要的表現形式是建立聯合研發中心和國外R＆D中心等。目前，中國的多數大型家電制造企業如海爾、TCL、科龍、康佳等都在美國、歐洲或日本建立了自己的研發基地;信息技術產業企業聯想、華為等公司在歐美投資設立了研發機構［4］。一般來說，這類直接投資會帶來相關專利技術、專有技術等技術貿易的廣泛開展和中國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口增加，因此與中國的對外貿易具有一定的互補性。但就目前而言，中國的此類直接投資規模十分有限。2010年，中國對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173．7億美元，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中占比5．4%;對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投資為123．8億美元，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中占比4%。
結論與政策啟示
綜上所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對外貿易的影響主要有: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帶動中間產品的出口增加和資源性產品的進口增加，因此具有較強的出口創造與進口創造效應;對貿易依附型服務行業的直接投資可以促進出口規模的擴大;對制造業進行的市場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改變出口商品結構;對發達經濟體的創新資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促進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口增加;對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可以帶動機器設備、中間產品和技術的出口增加。結合上面的分析結果，為充分發揮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我們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1．對外直接投資要及時進行結構調整
目前，中國對貿易依附型服務業的投資比重過高，而對現代服務業和制造業的投資比重過小。對服務業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等傳統領域，而對現代服務業如信息服務、計算機服務與軟件、科學研究、技術服務等行業的直接投資規模較小，投資層次較低。加快發展對現代服務業的直接投資，不僅可以為第一、第二產業的投資和貿易活動提供高質量的配套服務，而且還能提高中國服務貿易的整體效益和水平。對制造業直接投資的主要功能是繞開貿易壁壘，改變出口商品結構，有利于改善中國的出口環境，減少貿易摩擦。
2．加強對發達經濟體的創新資產尋求型直接投資
目前，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規模較小，而且主要流向制造業和商務服務業，而對科學研究、技術服務、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等領域的投資較少。這樣的投資結構雖然有助于中國企業維持或擴大發達國家市場，但對國內產業結構升級與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卻不明顯。如能實現以市場尋求型直接投資為主向創新資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為主的結構性轉變，不僅可以幫助中國企業獲得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信息、管理和服務等戰略性資產，促進國內的產業升級與技術進步，還能增加從發達國家的進口，縮小貿易差額，減少貿易摩擦與糾紛。
3．加強對亞洲、非洲、拉美及中東歐等發展中國家的效率尋求型直接投資
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有些具有豐富的能源和礦產資源，有些具有比中國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而且大多對中國的輕工、機械、電子、通信類產品具有廣泛需求。中國積極發展對這些國家的直接投資，不僅能夠獲取國內短缺的能源和資源性產品，還能帶動機械設備、中間產品和其他資本產品向東道國出口。尤其是近年來隨著中國沿海地區的勞動力與土地成本不斷攀升，國內某些行業如傳統輕工、機械制造、紡織品服裝等已經喪失了原有的低成本優勢。因此要鼓勵這些行業向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轉移，以此來帶動相關產品與服務的出口，并促進國內生產要素向高端產業和新興產業聚集，實現產業升級。
篇2
【關鍵詞】 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 產業靜態集聚指數 產業動態集聚指數
西方標準的對外直接投資（FDI）理論在解釋工業化國家跨國投資動因及其行為特征等方面，為研究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一系列重要依據。但是，這些理論基本上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廠商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發展路徑問題，而是一種以“企業選擇”為重點的理論范式，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上并沒有提供多少有價值的建議。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既關系到一國對外經濟活動的宏觀經濟效益，也關系到投資者的微觀經濟收益。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現階段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將不斷擴大。制定合理的產業選擇方案，是優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提高中國對外經濟活動質量的必要理論前提。從深遠意義說，中國FDI產業選擇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將直接決定著中國對外開放總體發展戰略的政策績效，決定中國在經濟全球化時期參與國際分工的利益分配。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問題進行了相關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時期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行業是中檔加工組裝制造業、紡織與服裝業、研究與開發機構和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油田和其他重要資源開發；聶名華（2001）總結了我國境外投資產業選擇的決定因素，并提出應將具有比較優勢的制造業列為境外投資重點，同時要有選擇地投資進口替代型的資源開發業；宋偉良（2005）在分析與產業選擇相關理論后認為，中國應該借鑒國際經驗，并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重點支持資源開發業、服務業、高科技產業、勞動密集型和成熟適用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另外趙春明（2002）、邢建國（2003）等學者也對該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但是從目前已有的研究來看，大多數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論研究和定性研究，對于產業選擇的依據和基準也只停留在理論表述，沒有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提供可參考的指標體系，對于產業選擇的實證研究也較少見到。
鑒于此，本文將以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產業靜態集聚指數和產業動態集聚指數等指標實證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空間，深入探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潛力。
一、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
1、投資競爭力與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的提出
盧進勇（2003）在研究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概念時，首次提到投資競爭力的概念。他認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業競爭力或企業國際競爭力概念基本上都沒有考慮投資或對外投資問題，所下定義僅僅顧及了貿易或對外貿易方面，應當說，在當今國與國之間經濟交往方式日趨多樣化，國際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這樣的定義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認為有必要將企業國際競爭力劃分為國際貿易競爭力和國際投資競爭力兩個方面，正式提出企業國際投資競爭力的概念。國際貿易競爭力類似于已有的關于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概念。國際投資競爭力是指企業開展對外投資過程中較其他投資者更強的投資決策、項目運作和企業管理能力。國際貿易競爭力與國際投資競爭力的側重點不同，前者的側重點是產品、價格、質量、服務、營銷和品牌等方面的競爭力，后者則側重在項目投融資、技術、管理和品牌競爭力等方面。但是盧進勇在界定概念后，沒有在文章中對于國際投資競爭力進行進一步分析和使用，無法領略到它更深層次的意義。
由于國際投資競爭力與國際貿易競爭力有相似之處，只是側重點不同，筆者認為可以模仿現有國際競爭力分析的指標，創造出國際投資競爭力的分析指標，對中國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狀況進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導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為了方便進行產業選擇，也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模仿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創設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Revealed Investment Advantage，RIA）進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國家i在a產業上的對外直接投資額，Xwa是a產業在世界市場上的對外直接投資額，Xit是國家i在t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Xwt是世界市場上t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
這一指標反映了一國某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世界平均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對優勢。它剔除了國家總量波動和世界總量波動的影響，較好地反映了不同產業投資的相對優勢。一般而言，若RIAia＜1，則該國在該產業上處于比較劣勢；若RIAia＞1，則處于比較優勢，取值越大比較優勢越大。
2、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分析
（1）數據選取。中國各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來自于2003―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03年關于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的數據是目前能夠查到的最早數據，使用的是各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比例。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和各產業數據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中并購（M&A）的銷售總額和各產業的并購額，選擇流量進行計算。由于中國產業統計口徑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這之前的數據產業劃分不盡相同，本文進行了適當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數據缺失。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分產業數據是在原數據基礎上根據中國公布的產業分類進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資報告中沒有公布批發零售業的并購數據，雖然中國該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所占比重較大，但無法計算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所以無法用該指標界定中國某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力。
（2）指標分析。表1對數據基本齊全并且有實際意義的若干產業的RIA指數進行了具體分析。
從各年度的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產業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優勢的產業是農林漁業，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優勢產業的是商業服務業、建筑與房地產業，RIA值在3―8之間；只具有微弱優勢的產業是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業的RIA值波動較大，投資競爭力不穩定；其他產業的投資競爭力不明顯。
從各產業的年度變動來看，商業服務業和農林漁業的投資競爭力處于增長狀態，采礦業和制造業有所下降，交通運輸倉儲業雖然指標值有波動，但總體呈上漲的趨勢，建筑與房地產業以及電力煤水生產和供應業指標值跨度大，趨勢不明顯，但也有下降的變動。
因此從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標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競爭力總體不強，優勢產業仍集中在農林漁業和商業服務業，采礦業的優勢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產業投資競爭力與前幾年比較起來已經明顯下降，這與現實情況基本符合。制造業對外投資比例不高，只占總額的10%。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靜態集聚指數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靜態集聚度可通過以下公式計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資國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靜態集聚指數，ai表示對外投資國在i產業上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規模，ai表示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總體規模，i=1，2，…n表示n個產業部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該靜態指數反映的是投資國在一個產業部門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其全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產業分布的存量指標。其數值等于各產業投資額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率。
根據這個計算公式，筆者依然選取2003―2008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作為計算對象（數據選取來源同上），得出中國近6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靜態集聚指數水平，如表2所示。
根據各年的產業靜態集聚指數情況看出，商業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值最高，兩者之和在50%左右，這種趨勢在5年內都沒有改變，因此，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商業服務業和零售業是中國長期以來的優勢產業，雖然2007年兩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為有部分數據被分離出去單獨計算，因此并不影響它的總體趨勢變化。另外，近兩年制造業的投資比例已經遠低于10%，總體水平連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業優勢產業的地位逐漸消失。制造業對外投資平均比例不高，只占總額的8.1%，而出口貿易的90%是工業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產品，可見我國貿易投資行業一體化程度較低。這可能是因為相對于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而言，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需要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做后盾，如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制造業就占有很大比重。與制造業相對比，最近幾年交通運輸與倉儲業、采礦業和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逐漸增加，都超過10%。
三、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度表示為：
其中Di(0-t）為時間段（0-t）內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動態聚集指數。bi(0-t）為時間段（0-t）內投資國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bi(0-t）為投資國在時間段（0-t）內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增長速度。
若bi(0-t）＞0，則表明時間段（0-t）內投資國對i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不斷擴大，該產業為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擴展性產業，若bi(0-t）＜0則表明時間段（0-t）內投資國在i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不斷減少，該產業為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縮性產業。
當i(0-t）＞0，若Di(0-t）＞1，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向i產業集聚，若Di(0-t）＜0，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從i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若0＜Di(0-t）＜1，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i產業縱向比較有所增加，但增長速度小于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增長速度，相對來說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由該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
當bi(0-t）＜0時，若Di(0-t）＞0，則bi(0-t）＜0，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從i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Di(0-t）＜0，則bi(0-t）＞0，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向i產業集聚。
與靜態的集聚指數不同，動態的集聚指數是反映在一定時間內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集聚和轉移的流量指標，體現了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間轉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可以在靜態分析的基礎上更準確地測量產業的集聚趨勢和轉移方向，體現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方面的潛力。
根據計算公式，筆者依然選取2003―2008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作為計算對象（數據選取來源同上），在表2數據的基礎上，求出2004―2008年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與產業平均增長速度，最后得出15個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如表3所示。
對計算結果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動態集聚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中國各產業多年來基本保持增長的趨勢，連續四年產業平均增長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長率甚至高達46.7%；第二，從單個產業來說，每一年都基本體現出正的動態集聚指數，可以看出每個產業都能連續保持增長的勢頭，只是增長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礦業在2007年開始出現了明顯的負增長，表明了明顯的發散趨勢；第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在2007―2008年向商業服務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房地產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以及農林漁業聚集，從縱向比較看，交通運輸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以及農林漁業四大產業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現明顯的產業集聚；第四，在采礦業出現轉移的同時，制造業的Di(0-t）由大于1轉為小于1，這表明制造業的集聚趨勢不再明顯，增速減緩，已經低于各產業的平均增長速度，出現發散的跡象；第五，金融業的增長從無到有，雖然與數據統計有關，但也可以看出金融業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逐漸占有一定位置，增長的勢頭逐漸顯現出來。
四、實證分析的結論總結
對于上述三個指標的計算結果，本文對于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情況和產業選擇方向進行了總結，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資競爭力、在投資總額中占有較大份額并且具有一定產業集聚趨勢的產業有商業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它們是中國較早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保持了較高的投資優勢，對中國對外開放、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的外向型發展思路的實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國總體的發展戰略方向，因此應當繼續重點扶持和發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資競爭力、明顯的產業集聚趨勢，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份額較小的產業有農林漁業和建筑及房地產業。它們有非常強的產業組合區位優勢，有極好的發展勢頭，但目前還沒有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國家應加大在農林漁業等產業對外直接投資上的支持力度，加快這些產業的跨國經營，更好地顯現出它們所蘊含的競爭優勢。
第三，不具有投資競爭力、但具有明顯的產業集聚趨勢，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份額仍較小的產業有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這些產業是中國基于產業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順應國際分工趨勢，尋求和培育產業要素優勢，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選擇，以后也應該著力發展，并逐漸培育各產業的投資優勢和競爭優勢。
第四，具有微弱投資競爭力或沒有競爭力，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較大份額，具有產業分散發展趨勢的產業如采礦業和制造業。我國要根據國家產業發展戰略和這些產業對國內產業的關聯程度進行細化，引導兩個產業選擇合適的區位進行投資，獲得“相對優勢”，規避東道國的環境保護壁壘，也必將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總體發展。
【參考文獻】
[1] 保羅?克魯格曼著，黃勝強譯：克魯格曼國際貿易新理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2] 江小涓：中國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經濟[J].中國工商管理研究，2006（8）.
[3] 黃靜波、張安民：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動因類型的實證研究[J]．國際經貿探索，2009（7）.
[4] 楊潤生：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J]．求實，2004（12）.
[5] 聶名華：論中國境外投資的行業選擇[J]．當代亞太，2001（8）.
[6] 宋偉良：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5（3）.
[7] 項本武：東道國特征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9（7）.
[8] 張為付：國際直接投資比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篇3
[關鍵詞]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國際化動因；創新系統
Abstract:Withtheintegrationoftheglobaleconomy,componentsofanationalinnovationsystem(NIS)haveintensifiedtheinteraction,exchange,andcooperationwiththeircounterpartsinothercountries,andthisfurthermakestheNISasawholetowardinternationalization.BecauseKnowledgeIntensiveBusinessServices(KIBS)areplayingamoreimportantroleinanyNIS,thereshouldbeaninternalrelationshipbetweentheinternationalizationofthesetwo.Basedonacriticalreviewofexistingtheories,thispaperexploresthefunctionsofKIBSintheNISandanalyzestheinternationalizationdriversofKIBSfromaNISperspective.
Keywords:knowledgeintensivebusinessservices;internationalizationdrives;innovationsystem
一、KIBS國際化動因現有理論研究及評價
由于服務的不可儲存性、異質性及生產與消費的同時性，與制造業明顯不同，服務業進入國際市場不能采取線性的方式逐步推進，而需要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進行。[1]早期關于服務業國際化動因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上。如Dunning（1989）將基于制造業的“國際生產折衷論”應用于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認為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也需要具備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及區位優勢，并且只有同時擁有上述三大優勢時，才能進行有利的對外直接投資。[2](5-39)之后，很多學者從更多角度對國際化動因進行了分析。Lovelock和Yip（1996）從市場驅動、競爭驅動、技術驅動、成本驅動、政府驅動五個方面分析了服務業國際化的動因。[3](64-86)李慧中（2004）認為，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論”對服務業的適用性是不突出的，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是產品差異條件下追逐規模報酬的產業內貿易導致的結果。[4]鄭吉昌（2004）則將服務業國際化動因概括為生產性和消費的拉動、供給的推動（專長、勞動力）、服務業的競爭、進入壁壘降低（標準成本化、全球范圍優勢）和服務貿易自由化、贏得信賴以及全球學習。[5]魏江等（2004）認為，KIBS國際化是需求拉動及供給推動共同作用的結果，需求方面是企業為了更好地適應全球化及競爭的需要，將非核心業務外包給其它更擅長的企業，實現價值鏈的分工，使KIBS企業有了進一步生存的空間；供給方面是企業追求規模經濟及范圍經濟而主動向國外擴張。[6]
以上學者盡管從不同角度對服務業及KIBS國際化動因做出了解釋，也注意到服務業與KIBS、與制造業的差別，但是，這些學者更多地是從產業角度來進行分析，注重的是服務的特征。KIBS不僅僅在于具有服務性的特征，還具有創新性特征，這也是KIBS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現有的研究忽視了KIBS具有創新功能的特征，忽視了KIBS在創新系統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根據KIBS的特點，在借鑒以往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另外一個角度——創新系統的視角對KIBS國際化動因進行分析，以期獲得更為圓滿的解釋。
二、KIBS創新特性及在創新系統中的作用及功能
在知識經濟下，知識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并逐漸取代了土地、資本、勞動力這些傳統的生產要素，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在創新系統中，知識流動及各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創新過程的關鍵所在。KIBS具有知識生產和知識擴散的功能，在創新系統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非一般的生產和消費部門。
（一）KIBS創新特征
KIBS創新是指發生在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中的創新行為及活動，是KIBS與客戶利用各自的知識及技能，為完成一項以知識為基礎的創新任務而做出的一系列合作行為。知識密集型服務創新具有顯著的高客戶相關性，即KIBS與客戶之間是一種“共生”關系，創新服務質量的高低依賴于KIBS與客戶的交互作用。在創新中，客戶與KIBS之間的知識流動是雙向的：KIBS為客戶提供專業的服務，在交互中傳播現有的知識，同時通過客戶反饋也加強了KIBS本身的知識基礎，擴大了KIBS的知識存量，并可能引起新的交互作用。Strambach（2001）建立一個模型（見上圖），將KIBS知識過程分為明晰知識和緘默知識的獲取、知識的重新整合、知識向客戶企業的轉移與擴散三個階段，說明了KIBS與客戶間的這種知識流動及交互作用。[7](53-68)
（二）KIBS在創新系統中的角色
KIBS創新具有高客戶相關性，這不僅僅促使其本身必須具備高的創新性，以滿足客戶的需要，也使其有可能將創新性知識傳遞、擴散給客戶，即KIBS不僅僅具有知識生產的功能，也具有知識擴散的功能。具體而言，KIBS在創新過程中主要有三個角色：創新推動者（Facilitator）、創新轉移者（Carrier）及創新來源（Source）。[8]
1.創新來源（提供者）。KIBS在進行創新時是創新主角，KIBS為制造業或其他服務行業提供服務或知識，提供創新概念及思想，并與客戶企業緊密聯系共同完成創新。Hertog（2000）認為，KIBS作為知識及創新的合作生產者，是一種私人知識庫，即所謂的“第二知識庫（theSecondKnowledgeInfrastructure）”或“新知識庫”①。[9](491-528)如廣告商為客戶開發并組織實施一個新的廣告策略。
2.創新推動者（合作者）。KIBS企業為客戶的創新提供支持服務，但創新本身不是來自KIBS，也不是由它從別的企業擴散到客戶企業。如管理咨詢公司協助客戶開發一種新的服務分銷渠道或引入一種新的會計制度，在這里，KIBS為客戶傳遞它們需要的知識或服務來支持創新。3.創新轉移者（購買者）。KIBS企業將現有的創新從一個企業或者一個行業傳播到另外一個行業或客戶企業，創新本身不是從KIBS產生的，KIBS只是一種中介。此時，KIBS也扮演著購買者角色，即KIBS從制造業或者其他服務行業購買知識、設備及資本品，但KIBS在購買后還承擔一個重任，即將該產品客戶化，適應客戶的需求。如KIBS企業為客戶引進及實施一個先進的、創新性的ERP軟件，并將該軟件客戶化。
可見，KIBS在創新系統中發揮作用的關鍵在于它的知識生產和知識擴散的功能，是創新系統的節點及橋梁，是創新系統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KIBS在創新過程中扮演多種角色，發揮不同的作用，KIBS本身作為一個創新主體，在不斷進行內部創新的同時，也為創新系統中的其它主體提供了創新的平臺，對創新起到催化作用。
三、國家創新系統的國際化擴展——KIBS國際化的動因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國家創新系統是一個開放式的、國際化的系統，國家創新績效取決于該國利用全球創新網絡及全球創新資源進行創新的能力，國家創新系統的國際化已成為促進創新能力提高的一個重要因素（Toivonen,2005）。[10]另外，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自身創新系統的不完善及創新資源的缺乏，通過國際化獲取創新資源，提高本國創新系統競爭力就成為一個必然選擇及必要的途徑。國家創新系統的國際化發展，增強了作為創新系統重要組成部分的KIBS國際化發展的動力及壓力，主要體現為實現如下四個效應的需要：（一）國家創新系統邊界的國際擴張效應
Coase（1937）認為，企業的擴張與收縮在于交易成本的節約。[11](386-405)創新系統也存在由于交易成本節約而導致的邊界擴張與收縮。創新系統邊界的擴張表現為創新組織規模的擴大和創新行為的融合與協調兩個方面，前者是單一組織形式下的規模擴張，后者是對創新系統的改造。[12]創新系統革新的動力來源于知識在系統內流動的機制。信息通訊科技的發展及經濟全球化，使各國創新活動之間的互動與依賴日益加深，為了獲取更多、質量更高的創新資源，國家創新系統中的創新主體主動向外擴張，實現國際化發展。KIBS國際化一方面是實現本身規模經濟的需要，另外一方面降低了知識在創新網絡接點傳播的交易成本，使報酬遞增得以實現，并促進其他創新主體實現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同時，KIBS作為知識擴散的橋梁及中介，它的國際化有利于改造跨國創新組織結構，建立靈活的組織創新網絡，有效降低創新主體在國際化進程中由于規模擴大而帶來網絡接點之間連結不穩定的風險（規模擴大與風險加大之間存在“兩難”問題），實現創新系統質的擴張。（二）知識的放大效應及國際擴散效應
知識系統要么是網絡結構，要么是層級結構，而無論哪種結構，KIBS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網絡結構中，KIBS加強了不同網絡接點之間的知識流動。在層級結構中，KIBS有利于知識沿著層級進行流動，如典型的專業會計服務就屬于這類。而創新系統競爭力的差異在于知識創造和擴散通過不同的中介和組織交互作用來進行。[13]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加快，各國國內市場日益與國際大市場融為一體，產業全球化以及企業生產、研究活動的國際化，使國際間的知識流動愈加強烈。由于KIBS具有知識生產性和擴散性并重的特征，KIBS在國際化發展中不斷吸取國外知識，并通過對知識的整合、加工，不斷進行知識創新，放大知識存量，提高了知識流動的質量，促進知識在創新主體之間的國際流動，在不同類別的知識網絡中傳遞，加強了國家創新系統知識生產子系統及知識擴散子系統功能，通過不同創新主體之間的有效聯結來提高學習和創造能力，使國家創新系統立足于國際創新前沿，利用國際創新系統的優勢，迅速提高創新能力。
（三）制造業、服務業創新子系統的國際互動效應
KIBS所具有知識生產及知識擴散功能，使傳統的創新系統發生了變化，服務業創新子系統與制造業創新子系統出現融合的現象，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創新活動互相表現對方的特征。它們之間存在信息、知識及人才等要素的流動，并通過這些流動使兩者產生極強的互動作用，互相為對方的發展提供支持。制造業生產的國際化產生了對金融、會計和法律等服務的需求，為了滿足國內制造業國際化的需要，KIBS企業跟隨進入東道國提供服務。隨著服務水平的提高及在國外提供服務經驗的不斷豐富，KIBS企業有能力主動在國外尋找發展的機會，實現從跟隨戰略到主動尋求新市場的國際化戰略轉變。跨國制造業規模經濟的來源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服務的能力而不是制造產品的能力，[14](45-56)在制造業國際化程度較高情況下，KIBS國際化是提高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現實需要。
（四）國家創新網絡的國際綜合協同效應
創新系統創新效率的提高，不僅取決于各創新主體本身的高效運轉，更取決于各創新主體間相互聯系和合作形成的網絡協同。在強調知識流動的創新系統架構中，創新主體間的互動關系愈趨復雜。創新主體之間存在正、負向反饋及增強、抑制作用，有著顯著的非線性關系。要提高創新系統效率，不僅要提高內部效率，即各子系統（如研究機構、高等院校、企業等）內部管理過程的效率；更要提高外部效率，即各子系統之間（包括區域創新系統、國家創新系統與國際創新系統的聯系）合作與交流的效率。KIBS作為連接國際、國內及區域三個不同層次的知識系統的重要橋梁，只有與國際接軌，保證知識在各個層次的創新系統、各個創新主體及創新主體各要素之間的橫向與縱向流動，產生互動和作用，形成創新網絡的國際協同，使國家創新系統在國際環境下有效地運行，降低創新風險，減少創新成本，提高創新效率。
篇4
關鍵詞：中國企業；投資行為；跨國并購；國際化；奇瑞汽車；同仁堂集團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2）11-0013-03
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現狀
（一）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戰略
早在1998年，中國政府就提出了“走出去”的發展戰略。所謂“走出去”發展戰略，是相對于企業生產與市場僅僅面向國內而言的。“走出去”發展戰略，是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各種所有制企業對外投資與跨國經營，主動參與各種形式的國際經濟技術合作。2001年，實施“走出去”發展戰略被正式寫入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此后，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增長，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步伐也進一步加快，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了高速發展的態勢。
中國“走出去”的范疇包括三個方面：對外直接投資、對外工程承包和對外勞務合作。其中，對外直接投資往往被看做“走出去”的代表形式。
（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1.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2002～2005年的四年期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年均增長速度為65.6%，2005年的流量比上年增加1.2倍，首次突破了百億，達到122.6億美元。截止2006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達到了733.3億美元。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開始了快速發展的進程。
2008年下半年以來，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拖累了全球經濟的發展，但并未能阻止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步伐。根據商務部統計，2009年我國對外投資規模躍居全球第五位，截止到年底，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2457.5億美元；而在2010年更延續了快速的發展態勢，全年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590億美元，同比增長16.3%。
不過，我國對外投資的規模總體偏小，而目遠遠落后于我國經濟的總體發展水平。
2.跨國并購逐步成為我國企業重要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2005年中，企業通過并購、兼并實現的直接投資為65億美元，占當年流量的一半。2006年跨國并購依舊活躍，以并購方式實現的對外直接投資達47.4億美元，占同時期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36.7%。2008年中國海外并購交易總額達到368.6億美元，2009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投資額增至431億美元。
由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交易規模和交易量的不斷增加可見，跨國并購已備受我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方式中的青睞。
3.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趨于多樣化。據商務部《2009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及德勤于2009年11月的名為《中國崛起：海外并購新領域》的研究報告顯示，從2001～2009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行業分布于商務服務業，批發零售業，采礦業，交通運輸和倉儲業，制造業，，房地產業，建筑業以及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業等各個產業。2009年的1～3季度，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主要流向能源、礦產和公共事業領域。
總體來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經進入了一個快速增長時期，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也出現了多元化的特征，從一般出口貿易、餐飲和簡單加工擴大到營銷網絡、航運物流、資源開發、生產制造和設計研發等眾多領域。
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基礎
鑒于國外主流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并不完全適用中國的特定國情，也不能完全解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實際狀況，我國學者紛紛開始結合中國的實際國情進行關于我國企業FDI的理論探討。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1.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理論。吳先明（2003）將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動因歸為4點：尋求新的市場機會，繞開貿易壁壘，跟蹤先進技術，獲取短缺的原材料。
章海源，王海燕等（2006）的問卷調查表明，中國企業積極開展海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有5個方面：拓展海外市場，擴大市場份額，獲取高新技術，增強企業競爭力，企業戰略發展需求。
代中強（2008）通過省際面板數據的分析，得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主要由企業的所有權（技術）優勢、經濟發展和規避貿易壁壘等因素推動所致。
劉陽春在提出一系列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動因的假設后，通過對87份有效調查問卷的數據對假設進行了檢驗，得出了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重要的驅動因素，實施公司擴展戰略與尋求市場是兩個重要的動機，同時，尋求自然資源和克服貿易壁壘是第三位的動因。
丁祥生（2009）則通過分析，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為兩類：一是利用已經具備的優勢來獲取利潤；另一類通過投資來獲取利潤。指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以獲取優勢為根本目標，以應對全球化帶來的威脅，
2.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理論。章海源、王海燕（2006）的問卷結果顯示，成本優勢、商品質量優勢和中國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更優越的營銷策略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優勢。
王其輝指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表現在6個方面：大中型公司的所有權優勢，小型企業比較優勢，中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和產品，中國的特殊產品和特有渠道，良好的政策環境以及綜合國力的提高。
丁祥生（2009）則是通過將中國企業與發達國家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比較，得出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具有大規模低成本制造技術，市場定位能力，市場銷售能力以及局部創新能力等方面的競爭優勢。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不足
國內學者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為我國企業進一步實施“走出去”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重大。然而，由于這些研究大多是在西方經典的FDI理論的基礎上通過純粹的數學方法和邏輯推理得到的，而在對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實證調研分析還不夠充分，因而也許和實際情況會有一定的偏離。
三、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功案例
由于中國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規模各異，涉及到的行業寬泛，加之經營理念與管理模式等各方面的區別，企業實行“走出去”戰略的動機與優勢因素也各不相同。下面，我們就以中國企業中成功實施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若干案例為例，探討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進程中的動因與優勢。
（一）奇瑞汽車公司的國際化之路
1.奇瑞汽車的國際化道路。
（1）由小規模出口到海外建廠。自2001年第一批汽車出口敘利亞以來，奇瑞汽車的海外擴張的步伐就未停止。在“打造國際品牌”戰略目標的引導下，奇瑞已在俄羅斯、烏克蘭、土耳其、伊朗、埃及、馬來西亞等地建立了12個海外工廠，并有4個海外項目正在實施中。不僅如此，奇瑞還建成了由1000家銷售服務網點組成的海外營銷服務網絡，都有力地支撐了奇瑞海外市場的銷售，成為其海外市場擴張的根據地。奇瑞已經成功打開了東歐、東南亞、南美、中東、非洲等地區的市場，銷售遍布80余個國家和地區。
（2）國際合作。奇瑞不僅重視海外工廠的建設，同時很重視全球范圍內的資本技術合作。為了迅速地掌握先進的技術，奇瑞公司與奧地利AVL、美國江森集團、美國PPG集團等企業合作，成功地整合了世界的先進技術。同時，與美國江森集團這樣的全球專業汽車內飾系統及汽車零部件行業的佼佼者的合作，不僅使奇瑞汽車的零部件供應體系更加完整和系統化，也將大大增加奇瑞汽車整車的國際競爭力。
2.奇瑞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與成功因素。
（1）奇瑞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
第一，海外建廠，規避貿易壁壘。出于對本國汽車產業的保護，一般國家對整車出口會設立較高的關稅，很多世貿組織成員國對整車和零部件實行不同的關稅稅率，有些國家甚至設置嚴苛的技術標準來阻止外界對本國市場的入侵。種種貿易壁壘導致奇瑞公司加速了海外建廠的進程，從而開拓國際市場的根據地。
第二，“零汽車產業國”吸引，擴大市場份額。在巴西埃及等國家，由于其本國沒有或者汽車工業很弱，故政府對外來投資比較重視，也不會擔心外來的汽車企業會影響自己國家的汽車工業，所以一般會給予比較優惠的政策。這些“零汽車產業國”優惠政策的吸引，也是奇瑞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動因，同時還可以達到擴大市場份額的目的，可謂一箭雙雕。
第三，通過國際化的資本技術合作以獲取新技術，培養優秀人才，也是奇瑞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動因。奇瑞公司很重視技術研發。奇瑞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如與AVL公司的合作，可以全程參與開發設計，迅速掌握先進的技術，培養自己優秀的研發隊伍，使自己具備研發發動機的能力。
（2）奇瑞汽車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功因素。
第一，以低價位汽車進入，利于打開市場。奇瑞汽車公司以價格相對較低的小排量汽車開始進入低端市場，以低于合資公司同類產品30%的價格突破產品差異化壁壘，創造出了由低端到高端的差異化的汽車品牌。這是其退汽車公司成功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之一。
第二，較低成本帶來競爭優勢。奇瑞汽車公司較低的成本，為奇瑞汽車公司帶來了市場競爭的優勢。據資料顯示，奇瑞汽車公司組裝線工人的月工資約為132美元，以該公司每周40小時的工作時間計算，每小時的平均工資僅不到83
美分。
第三，奇瑞汽車對外直接投資恰當的區位選擇。奇瑞汽車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上很有遠見。在開拓市場上，奇瑞以準入度相對較低、市場開發難度較小的中東、亞太市場為主，為其海外運輸作業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將重點放在了沒有本國汽車產業的國家，有效的規避了貿易壁壘；奇瑞還將海外工廠建在具有重要地理優勢的國家地區，如擁有潛力巨大消費市場的伊朗，唯一橫跨亞歐大陸汽車市場的土耳
其等。
第四，堅持自主研發與創新。奇瑞公司十分重視技術的研發工作，每年將銷售收入7%的資金投入產品的研發，在汽車的設計、底盤、電器、發動機等產業關鍵環節與國際一流公司及高端汽車技術人員合作研發，博采眾長，力爭創新，培養了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二）同仁堂集團跨國投資的成功實踐
1.同仁堂的對外投資道路。
（1）北京同仁堂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實現。早期，盡管同仁堂的產品在日本、東南亞已享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產品的出口地域局限，銷售量小，影響力也十分有限。1993年同仁堂成立集團后，獲得了獨資進出口、直接開展門診服務以及全方位的營銷權，并于香港首次登陸。其“保存傳統精華，實現與國際接軌”的經營理念，為其進一步走向世界，實現國際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打入歐亞市場。繼香港設立分店后，同仁堂便打開了通向世界的窗口。與和記黃埔企業的合作，使得同仁堂順利地打入了歐美市場。這次合作不僅使同仁堂充分利用作為國際金融和商貿中心的香港的地位和優勢，全力進軍國際醫藥主流市場，同時還可使之樹立國際品牌，規避國際風險，為進一步的海外投資打下了基礎。自同仁堂獲得獨資進出口經營權后，其在亞洲地區，尤其是東亞、東南亞地區的市場份額也不斷
擴大。
2.同仁堂集團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與成功因素。
（1）同仁堂集團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
第一，走向國際市場，擴大市場份額。作為中國醫藥行業的老字號，同仁堂藥店在中國已經占有了較大的市場，將企業推向國際化，擴大市場份額，便自然成為了同仁堂集團繼續向前發展的目標。
第二，提升品牌知名度，將中醫藥文化推向世界。中醫藥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獨特的理論體系和應用形式，引起了國際上越來越多的關注。因此，同仁堂積極借助海外市場渠道，不僅可以提升其品牌的國際知名度，也可以將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奇葩的中藥文化推向國際市場，促進中國傳統醫藥的可持續發展。
（2）同仁堂集團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功因素。
第一，投資區位的準確選擇。中醫藥作為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產業，其民族文化色彩亦十分濃厚。因此，要想能夠成功實現跨國經營，對于不同文化上的融合顯得十分重要。同仁堂在對外投資時，首先選擇了與本國文化差異較小的東亞、東南亞市場，并以與中國大陸文化最接近的香港為始入點，避免了明顯的跨文化風險，然后逐步打開歐美市場，是十分明智的
選擇。
第二，利用中藥相對優勢，以中國特色文化營銷。相對于西醫藥而言，傳統的中醫藥確實有其相對優勢。中醫在許多疑難雜癥中都展示出了其特殊的優勢。而對于民族特色鮮明的產品，在全球的營銷過程中必須保持其特有的民族特色與文化內涵。同仁堂采用“標準化戰略”，在香港、泰國以及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開辦的分店都保持了原汁原味的“北京同仁堂”風格，引來眾多仰慕中國特色文化的消費者，效果相當不錯。
（三）案例總結
通過對奇瑞汽車公司以及北京同仁堂集團對外直接投資成功案例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各企業由于其在行業種類、企業規模、經營管理模式等各方面均有差異，因此具體實施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動因與成功優勢表現也各有不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企業都是為了實現企業甚至是所屬行業的更好發展，獲取競爭優勢從而實現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目的的。
參考文獻
[1] 王恕立，盧平.發展中國家FDI理論的發展與對中國的啟示[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9，（6）.
[2] 梁艷.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與我國的應對策略[D].西南財經大學，2002.
[3] 宋維佳.基于FDI的我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研究[D].東北財經大學，2006.
[4]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2009年全球第五[N].上海商報，2010.
[5] 孫強.我國對外投資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D].中國石油大學，2010.
[6] 丁祥生.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優勢、動因與戰略選擇[D].南開大學，2009.
[7] 王其輝.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優勢、特點與問題[J].國際經濟合作，2004，（3）.
[8] 劉陽春.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動因理論與實證研究[J].中山大學學報，2008，（3）.
[9] 于艷琪.中國自主品牌汽車的國際化之路——以奇瑞汽車為例[D].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11.
[10] 趙城.奇瑞汽車公司的國際化研究[J].安徽財經大學銅陵學院學報，2010，（3）.
[11] 張本智.中醫藥文化傳播與產業國際化.
[12] 孫蕊.淺析同仁堂跨文化營銷理論與實踐[J].商場現代化，2008，（7）.
[13] 裴長洪，馮雷.中國國際商務理論前沿（5）[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篇5
一、培育服務業跨國公司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
1.發展服務業跨國公司是加快服務業發展，提升產業結構的需要。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的2007年《財經藍皮書》指出，中國2005年服務業增加值為73395億元，占GDP的40.7%。但從總體上看，服務業發展水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從服務業的內部結構看，傳統服務業居多，生產業發展滯后，尤其是知識型服務產業等高端服務業發展嚴重不足。正是這樣的內部結構，使我國傳統服務業在國內企業、國外跨國公司、合資企業的三重壓力下，競爭異常激烈，急切需要尋找新的發展空間；同時，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都是以世界市場為背景的。例如，印度現代服務業發達，就得益于其服務業跨國公司加速外向國際化。因此，無論是擺脫我國傳統服務業困境，還是發展現代服務業，都需要服務企業“走出去”。
2.發展服務業跨國公司是實施“走出去”戰略，配合第一、二產業FDI的需要。1998年，我國提出“走出去”戰略，并在本世紀初的第十個五年計劃中正式部署這個戰略。截止到2006年12月底，我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類達733.3億美元，從企業數量上看，我國從事跨國經營企業達3萬多家，但業務領域主要處在第一、二產業，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還明顯滯后。就是在我國第一、二產業國際化的過程中，高效率生產業的國際配合，會極大地提高制造業國際競爭力。有研究表明，我國制造業在國際競爭中，最薄弱的環節并不在生產過程，而恰恰是在生產過程之外，包括低成本融資能力、國際市場上的營銷能力、得到符合國際慣例的會計、法律、咨詢服務的能力等。因此，培育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既是實現服務業主動“走出去”戰略，也是被動地確保制造業跨國經營的必要條件。
3、發展服務業跨國公司是擴大服務貿易出口，打造服務業產業鏈的需要。我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不強，進出口存在較大逆差，且服務貿易結構不合理，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出口比重較小。我國計算機信息服務、咨詢以及廣告和宣傳三項收入占服務貿易總收入的比重只有14%。服務業跨國公司在海外開展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一方面會帶來對本國同類服務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會對國內其他相關服務行業產生很大的促進作用。這樣，既有利于我國擴大服務貿易出口，同時也有利于打造我國服務業產業鏈。
4、發展服務業跨國公司是應對入世挑戰，參與國際競爭的需要。據《2006年世界投資報告》稱：中國國內經濟中來自國外跨國公司的競爭是中國跨國公司向外迅速擴展的主要推動因素之一。2006年12月11日，我國加入WTO五年保護期終結，金融、電信等服務行業全面開放。我國服務業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種形勢下，我國服務性企業必須放眼世界，加快開展跨國經營，開拓國際空間，變“被動防御”為“主動出擊”，參與到國際大市場的競爭中去，才能最終在國際競爭中發展壯大。
發展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除了對我國經濟產生以上四個方面的積極影響外，同時，還能增加我國高素質服務人才的就業機會、增加外匯匯回、提高國民收入等。
二、培育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面臨的戰略機遇
1、多邊貿易體制框架內的服務業自由化為培育服務業跨國公司提供了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入世5年保護期已經結束，雖然服務自由化對于我國不發達的服務業而言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但同時也是一個機遇，因為我們可以利用更加開放的國際市場環境，分享服務全球化的成果。在服務市場開放的同時，根據權利和義務對等的原則，我國服務性企業開拓國際市場也獲得了更公平的競爭環境和條件，為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開展跨國經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2、我國服務企業的競爭優勢為培育服務業跨國公司提供了微觀經濟基礎。我國服務性企業雖然在總體上比較落后，但經過多年的成長，有些還是具備了相當強的競爭能力。如：國有四大商業銀行、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等一批服務企業已積累了一定的技術、資金、管理和人才優勢，為跨國投資打下了堅實的微觀經濟基礎。
3、我國制造業的快速發展為培育服務業跨國公司提供了需求引導。隨著一大批高技術項目的突破，我國制造業將占世界制造業的比重將達到20％以上。制造業的快速發展，對服務業產生巨大的引致需求，這一方面刺激著服務業協調發展；另一方面，隨著海爾、TCL、聯想等一大批制造業跨國公司走出國門，需要我們相關的生產業跨國公司為其在海外提供服務支持，這在客觀上刺激著服務業跨國公司的成長。
4、非股權安排的組織控制模式為培育服務業跨國公司降低了進入門檻。在服務業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雖然也存在著制造業跨國公司普遍采用的股權安排的方式（如金融服務業、信息密集型服務業等），但非股權投資形式更具有普遍性。如：大型酒店連鎖集團采取特許經營或管理合同、供水服務采取特許權、企業咨詢服務和法律事務主要采取合伙經營等。這種非股權安排使服務性企業不同于制造業企業在國際化的過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新建或并購資本，客觀上降低了我國服務性企業成長為跨國公司的門檻。
5、服務技術的進步為培育服務業跨國公司提供了客觀便利條件。以電信、運輸和金融服務技術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技術的進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國際服務鏈的相對成本，有利于我國服務企業盡早進入跨國公司的行列，并在經營的過程中減少成本指出。
當然，除了以上機遇外，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的成長也會面臨很多挑戰：如，我國現代服務業不發達、缺乏專門人才、對跨國文化不熟悉以及發達國家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等。
三、如何加快培育和發展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
目前，我國服務業開展跨國經營的主要集中在貿易類服務業、海外工程承包和金融業。如到2000年中國銀行就已經設立海外營業機構68家，我國已經躋身于世界十大工程承包國家之列，其中有11家進入世界最大國際設計企業500強。《2006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在迅速發展。要加快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發展，我們要在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基礎上，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培育和發展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
1.從觀念上看，轉變觀念，強化培育服務業跨國公司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當今的世界經濟已經形成了以知識經濟為基礎、以金融活動為中心、以信息技術為主體、以跨國公司為依托的格局。在這種形式下，沒有服務業跨國公司將不可能成為未來國際競爭的強者。為此，一方面我國服務性企業要轉變經營理念，從積極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中修煉內功，將提高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作為提高企業競爭力的重要環節，為將來成長為跨國公司做準備；另一方面政府應參考制造業企業成長的經驗，制定相應政策，為服務性跨國公司的培育提供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2.從政府的戰略上看，制定戰略，積極推動服務業跨國公司的成長。第一，要擴大中央財政對服務業，尤其是知識型服務等高端服務業跨國公司成長的支持。如：提供贈款、貸款和股權投資、稅收抵免和優惠等。第二，政府為服務性企業提供信息服務，主要包括投資目標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投資環境、企業要素成本以及目標國的有關法律、稅收框架政府管理程序等。第三，成立對外直接投資保險機構，為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海外投資降低風險。第四，加快制定相關法律，國家要支持和鼓勵有比較優勢的各種所有制企業赴境外投資開辦企業，鼓勵我國服務性企業成長為跨國公司。
3.從市場主體上看，加強整合，培育一批有競爭力的服務業跨國公司市場主體。我國服務性企業總體上看，規模都較小。為了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增強競爭力，應該按照自愿、平等和互利(而不是“拉郎配”)的原則進行產業整合，使一些有實力的服務性企業通過兼并和聯合組成大型服務企業集團，提高服務業的集中度。同時，更要培育那些對企業競爭優勢的形成具有關鍵意義的戰略性資源，主要包括企業信譽資源、技術資源、企業文化、信息資源和人力資源等，特別是對于核心技術和品牌的培養，增強核心競爭力，提升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的抗風險能力。
4.從投資方式選擇上看，既要選擇綠地投資，更要選擇多元化的投資方式。我國服務性企業跨國經營的進入方式主要是綠地投資，而并購只占四分之一。跨國并購與綠地投資相比，具有節省時間、迅速擴大企業規模、利用被兼并企業現有管理、技術人員和已被公認的商標、專利等無形資產、利用原有的營銷網絡，使產品較快進入當地市場等優勢。跨國公司的國際戰略聯盟以股份相互占有、技術相互轉讓、市場相互共享為內容, 其特點是既可以從對方獲得各自的所需， 又能保持各自的獨立，有利于提高競爭優勢、加速技術創新和開拓新市場， 并彌補企業規模的不足，迅速提高中小服務業跨國公司跨國經營實力。非股權安排對于服務業跨國公司進入東道國市場具有普遍意義，也為各東道國所樂意接受。因此，跨國并購、戰略聯盟和非股權安排應該是我國未來服務業跨國公司進入東道國的主要方式。
5.從人才培養上看，培養人才，儲備服務業跨國公司所需的人力資本。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和跨國公司的經營都需要大量高素質的人力資本。服務業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需要大量從事高科技研發、從事跨國經營和從事國際管理的專門性和復合型人才。雖然我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力資源豐富，但兼具這兩種知識背景的人才匱乏。高等院校作為我國人才培養的基礎性單位，應不斷推進課程改革，努力培養服務業跨國公司所需的人力資源；廣大的服務性企業應積極利用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加強企業員工的國際化培訓，建立起企業內部激勵培養機制，為未來的跨國之路儲備充足的人力資本。
參考文獻：
1.張誠：《服務業跨國公司與中國經濟發展》，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年版。
2.陳憲、程大中：《中國服務經濟報告2005》，經濟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
3.裴長洪：《中國服務業發展報告No.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篇6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績效水平 國際競爭力 研發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國家間為了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本使用效率，都先后開展了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現階段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每年不斷遞增，全球流量及存量排名逐步提升，雙向投資的差距日益縮小，并且海外并購目前是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但迅速發展的過程背后存在許多問題，這無形中阻礙了其后續穩定發展，故本文將對現階段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問題進行分析，并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進一步的解決發展對策，望能對未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和經濟的穩定可持續增長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目前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整體投資績效低。國際上常用對外直接投資績效指數（OND）來衡量對外直接投資的績效水平，根據《對外直接投資公報》和我國統計年鑒的數據計算可知，2000年我國OND指數為0.1，2013年達到0.65左右，年均增長率達15.5%。雖然我國OND指數在不斷上升，增速較快，但尚未達到0.7，而發展中國家平均OND為0.706，發達國家平均OND為1.06。由此可見，雖然我國OND指數逐年提升，但是我國對外投資績效指數在全球排名比較靠后，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與我國OFDI存量排名世界第三的地位極不相稱。
（二）原因分析
1.投資規模較小，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匹配
考察一個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是否與經濟總體發展相適應時，主要通過一個指標去衡量，那就是一國對外直接投資外向存量與當年國民生產總值之比。根據相關數據計算可知，近十年間我國OFDI存量占該年GDP比重逐年上升，從2004年的2.32%一直攀升到2014年的8.52%，但是平均比重僅為4.86%，并且2014年我國這一指標遠低于美國36%，也低于東亞國家的平均水平21.4%。因此我國雖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投資存量與美國、日本等傳統對外投資大國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匹配。
2.我國民營企業國際競爭力不足
民營企業日漸成為我國OFDI的主力軍，但是由于其自身的一些缺陷導致了對外投資績效不佳，抑制著對外投資的步伐，主要表現為：首先，民營企業對外投資規模小、收益低。這就使得在開拓海外市場時就面臨著較大的難度，所占據的市場份額不多，企業用來投資研發的費用也相應較少；其次，管理模式落后。我國許多民營企業采用的家族式管理模式是相對落后的，所有權、經營權、決策權、管理權集于一體，呈現“一人獨大”的管理體制；最后品牌效應低，缺乏核心競爭力。貼牌生產是我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較為常用的方式，這使其生產的產品技術含量不高，沒有特定的核心優勢。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對策研究
針對其發展過程中投資績效較低的問題，提出下列對策，望能提升我國投資績效，推動我國從引資大國向資本輸出國平穩過渡和轉變。
（一）不斷擴大投資規模
現階段可通過擴大產業和區域的投資范圍來加大我國整體投資力度和規模。
對于產業的選擇，目前我國的對外投資集中在五大行業，分別是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截至2013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五大行業累計投資存量達5486億美元，占存量總額的83%，對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信息傳輸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技術含量較高的行業所投比例不及當年流量的10%。隨著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尋求需要，應增加對發達國家的投資，并在投資產業選取上，我國既要重視對傳統產業的轉移，也要加大對國外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
在考慮擴大投資區域時，我國企業應該根據自身的發展需求和自身的優勢選擇相應的投資區域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對于資源獲取型企業，應該將投資重點放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和資源豐富國家，這些國家資源豐富，市場競爭較小，有利于我國這種發展中國家投資，通過投資建立能源和原材料供應基地為國內提供資源，緩解稀缺資源緊缺形勢，加大了對資源的儲備；而對于技術獲取型和市場獲取型制造業產業投資，應該將投資重點放在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并且經濟較為發達、市場需求旺盛等國家，以獲取新的技術和更大的市場空間，如增加對北美、歐洲等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力度。所以在擴大對外投資規模時，應根據不同企業的對外投資動因來加大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加大對傳統行業和高效技術行業的投資。
（二）培育民營企業核心競爭力
首先，企業應累積資本，擴大對外投資規模。民營企業要加強對內部的管理，在市場中建立良好的信用，為企業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提供幫助。要關注并充分利用資本市場，利用重組、兼并等手段實現企業自身的資本擴張，并擴大研發支出；其次，要建立和完善民營企業的管理模式。企業必須建立一個清晰的產權制度，完善企業內部的治理結構，企業內部的管理人員能夠做到各司其職，避免出現一人獨攬所有權利的現象；最后，企業要建立品牌優勢。加強技術研究和開發，實現技術創新，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譽度，增強名牌商標保護意識，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
參考文獻：
[1]王碧B.被誤讀的官方數據――揭示真實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模式[J].國際經濟評論，2013（1）：61-74.
[2]姚枝仲，李眾敏.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與政策展望[J].國際經濟評論，2011（2）：127-140.
篇7
［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撒哈拉以南非洲；投資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06. 016
［中圖分類號］ F830.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2）06- 0034- 03
為應對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形勢變化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挑戰，加強我國與非洲國家間的合作，謀求共同發展，在我國的倡議下，中非合作論壇于2000年正式成立。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論壇峰會在北京舉行，我國政府提出了包括設立中非發展基金在內的對非務實合作8項政策措施，大力支持國內企業開展對非合作、開拓非洲市場。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下，非洲地區特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已日益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熱點。
1 我國對SSA直接投資的現狀
我國對SSA直接投資流量從2003年的0．7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的13．61億美元。2008年因工商銀行收購南非標準銀行20％的股權，這一數字達到了54．23億美元的歷史最高點，占我國當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9．7％。受金融危機影響，各國對SSA的直接投資流量均有較大幅度的下降，而我國卻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上，2009年仍然超過10億美元，2010年則超過了20億美元。2003－2009年，我國對SSA直接投資流量年均超過12億美元。盡管增長速度較快，但我國對SSA直接投資占該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還很低，2009年為2．58％（見表1）。
資料來源：UNCTAD Statistical Database and World Bank Indicators．
1.1 我國對SSA直接投資的國別特點
我國對SSA直接投資的國別分布比較集中，2003－2009年，南非、尼日利亞和贊比亞是直接投資流向最多的3個國家，對南非的直接投資占到60％以上（見圖1）。2008年，我國對南非的投資流量增加958．04％，對馬達加斯加的投資流量增加361．93％，對毛里求斯增加121．05％，對贊比亞增加79．29％。2006－2009年間，我國對贊比亞的直接投資約占其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總量的10％。南非、馬達加斯加、毛里求斯、贊比亞這4個國家的共同特征是全球化指數、參與全球貿易有利環境排名都在前10位，表明我國對SSA直接投資已經由資源尋求型向市場尋求型發展，積極地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
資料來源：Montfort Mlachila and Misa Takebe，2011，“FDI from BRICs to LICs： Emerging Growth Driver？”， IMF Working Paper WP／11／178．
1.2 我國對SSA直接投資的行業特點
我國對SSA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自然資源和基礎設施領域。在2003－2007年間，我國能源企業對SSA的投資顯著增長，參與了25個以上SSA國家的81個項目，其中55％的投資項目集中于礦產開采，40％為石油部門，5％是天然氣。從金額上看，我國對SSA直接投資的70％以上流向了石油部門。多數情況下，我國企業投資于石油開采階段，但近年來也有少數企業投資于石油提煉階段。多數投資是由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國有企業在雙邊協議下進行的。2001－2007年間，我國企業已在18個SSA國家開展石油部門的直接投資。與其他投資國相比，我國在建筑工程承包方面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目前，我國企業在所有SSA國家都有工程承包項目，其中供水項目20．7％、交通項目13％、電力項目9．8％、一般建筑項目36．4％。
1.3 我國對SSA直接投資的主體特點
總的來說，我國大型國有企業多投資于自然資源和基礎設施領域，而私有企業的投資主要集中于制造業和服務業。雖然國有企業在投資金額上仍占絕對主導地位，但私有企業的投資項目數量較大，并正呈現快速增長勢頭。2006年，中非發展基金的設立為我國私有企業在非洲投資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帶動和引導著我國企業對非直接投資，提升了投資企業總體實力，擴大了我國企業在非洲和SSA國家的投資規模。
2 促進我國對SSA直接投資的主要因素
我國對SSA直接投資的迅速增長主要是由兩方面因素所決定的，一是推動我國對SSA直接投資的因素，二是拉動SSA國家吸引我國直接投資的因素，這兩方面因素都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2.1 推動因素
（1）我國擁有高額的外匯儲備，而推進外匯儲備投資多元化是確保收益回報的重要舉措。金融危機以來，由于歐美經濟前景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大量直接投資流向了新興市場和包括SSA在內的低收入國家和地區。
（2）近年來我國政府加大了對非洲直接投資的政策支持力度。特別是從2006年“非洲年”開始，不斷致力于為企業“走出去”建立穩定、有效的政策和法律環境，加大財政、稅收、融資等方面的支持，提高對非洲投資便利化程度。
（3）我國國內的勞動力成本持續攀升，為了降低生產成本，獲得競爭優勢，許多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到海外尋求廉價勞動力，這也使得我國對SSA國家的直接投資增多。
2.2 拉動因素
（1）許多SSA國家擁有豐富的未開采的自然資源，例如尼日利亞、安哥拉的石油，剛果（金）的銅和鈷，尼日爾的鈾，幾內亞的鋁，利比里亞的鐵礦石等。因而，SSA國家的直接投資回報率要明顯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
（2）贊比亞、加納等SSA國家的經濟條件和投資環境不斷得到改善，通貨膨脹率降低，宏觀經濟比較穩定，法律體系日益健全，同時政府出臺了一些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措施。
（3）許多SSA國家近幾年推行經濟自由化，逐漸取消監管，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外資企業的市場準入程度也大大提高。例如，在贊比亞，曾經由國有企業掌控的采礦業相當數量的資產已被外資企業所有。
（4）美國的《非洲增長與機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和歐盟的EBA（Everything but Arms）優惠貿易安排，為外資企業尤其是服裝企業，進行直接投資并出口歐美市場提供了基礎和動力。
3 我國直接投資對SSA產生的積極影響
我國對SSA的直接投資對該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了諸多方面的積極影響，也是近年來該地區經濟增速始終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成為SSA國家經濟增長中不容忽視的推動力量。
3.1 加速經濟增長
2003年以來，SSA國家經濟一直保持著較快的增長勢頭，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發生前的2005－2007年間，該地區的GDP平均增速高達6％，而SSA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時期也正是我國對其直接投資大幅增加的時期。研究表明，我國的直接投資對SSA國家的GDP增長產生了不同程度的促進作用（見表2）。
3.2 促進資源開發
我國對SSA直接投資促進了該地區自然資源的開發，提高了其生產、加工和出口能力，加速了該地區石油和采礦業的發展。SSA國家從自然資源開發中所獲得的收益有助于國際收支的平衡，以及投入更多資金用于社會和醫療等基礎設施建設。
3.3 提高生產能力
我國對加納等SSA國家的直接投資有很多流向了農產品加工和服裝制造領域，這無疑有助于這些國家生產能力的提高。即使是流向自然資源開發領域的直接投資，也愈加重視上下游產業中附加價值的增加，例如，在尼日利亞從事石油精煉和在贊比亞將銅加工成電線。
3.4 推動技術傳播
我國很多企業是以合資的形式在SSA進行直接投資的，這有利于向當地傳播技術、知識和經驗。據統計，近年來受雇于我國投資企業的當地雇員數量出現了大幅度增長，這無疑將有助于當地雇員技能水平的提高。
4 我國對SSA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
雖然近年來我國對SSA直接投資增長迅猛，但仍然存在著很大的發展空間。繼續加大對該地區的投資力度既符合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又對我國外交和政治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可以預見我國對SSA直接投資將呈現出一些新的發展趨勢。
4.1 投資領域將進一步拓寬
目前，從金額上看，我國對SSA國家的大部分直接投資流向了自然資源開發領域，但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投資正流向制造業和服務業。投資領域不斷拓寬已成為我國對該地區直接投資的重要特征，特別是對服務業的投資正方興未艾。例如，在南非和肯尼亞，我國批發商為周邊國家零售商提供了重要的服務平臺；在坦桑尼亞，不少我國投資者正致力于汽車裝配業，并開展向周邊國家的出口業務。
4.2 中小企業數量將進一步增加
隨著我國對非直接投資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及中小企業實力的不斷增強，包括SSA在內的非洲國家已逐漸成為中小企業的投資首選。據統計，2008年中小企業對非洲投資占海外總投資的32％，截至2008年底我國共有900多家企業在非洲進行直接投資，而中小企業接近800家，占比超過85％。在我國對SSA的直接投資中，中小企業大多投資于制造業和服務業，而大企業的投資則主要集中在自然資源開發領域。可以預見，中小企業將成為我國對SSA直接投資的重要力量。
4.3 本土化趨勢將有所增強
在制造業領域，我國在SSA的投資者中絕大多數雇員為當地雇員，這些跨國企業正努力將生產、營銷、管理和人事等各方面融入到東道國經濟中。這不僅有利于我國企業降低海外派遣人員和跨國經營的高昂費用與當地社會文化融合，而且有利于東道國增加就業機會，管理變革，獲得先進技術和知識，加速與國際接軌。
4.4 產業聚集度將有所提高
我國積極倡導企業在非洲建立工業園區，自2006年起我國先后批準在SSA建立5個工業園區，2012年還將在莫桑比克設立第一個IT工業園區。產業聚集度的提高將有助于企業降低成本、縮短交貨時間、實現資源共享。隨著工業園區數量的增多，產業集群效應將日益顯現，我國對SSA直接投資也會朝著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必將對該地區經濟增長起到更大的促進作用。
主要參考文獻
［1］Aaron Weisbrod John Whalley．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FDI to Africa’s Pre Crisis Growth Surge［R］．NBER Working Paper No.17544，2011．
［2］Misa Takebe，Montfort Mlachila. FDI from BRICs to LICs： Emerging Growth Driver？［R］．IMF Working Paper No．11／178，2011．
［3］Raphael Kaplinsky，Mike Morris．Chinese FDI in Sub－Saharan Africa： Engaging with Large Dragons［J］．Th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2009，21（4）．
篇8
關鍵詞 國際轉移現狀能力
一、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的背景與理論基礎
世界產業結構的重心正向服務業偏移,服務經濟迅速發展;隨著知識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服務業正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服務業在一國經濟貿易活動中也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并成為衡量一國國際競爭力的一項重要標準。20世紀8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有了突破性進展,互聯網的推廣為許多服務活動的跨國轉移創造了可能性;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環境進一步改善,政府給予了服務業高度的重視與政策支持;這為服務業移向海外創造了必要條件。
(一)服務業國際轉移的概念與方式
1. 服務業國際轉移的概念
服務業的國際轉移更是最近幾年才提出來的,它分為狹義和廣義兩方面,狹義的服務業國際轉移是指發達國家向低成本國家轉移部分服務如物流管理、客戶服務、產品設計、數據處理等,一般是外商直接投資在東道國設立分支機構,再以貿易出口的方式服務于本國或國際市場,表現為產業替代;廣義的轉移還包括由于市場準入條件的放寬及東道國市場需求增加造成的服務業外資進入,主要表現為跨國服務市場的擴展以及東道國服務業比重的增加與服務業能力的提高①。
2. 服務業國際轉移的方式
服務業轉移方式主要有:一是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服務型企業為了開拓市場或開展國際服務貿易在東道國投資進行服務業轉移,或者是一些與跨國公司有合作關系的服務企業。二是國際服務外包。國際離岸服務外包是指跨國公司或組織將本來非核心的業務和部分關鍵業務剝離到其他國家的行為,目的是達到降低成本,增強企業競爭力。。服務外包具有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等優點②。
(二)國際服務業產業轉移的理論依據
劉易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論指出,西方發達國家工業發展引致非熟練勞動力不足而且勞動價格高昂,于是發達國家將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進行,已達到降低成本增加利潤目的;劉易斯的觀點基于要素察賦理論基礎之上,轉移原因主要是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國家間在非熟練勞動力豐裕程度的差別。弗農將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不同時期產品的特性存在很大差別,他認為隨著產品由新產品時期向成熟產品時期和標準化產品時期的轉化過程中,產品的性質將由知識技術密集型向資本或勞動密集型轉移③。邊際產業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應是國內邊際效益下降的產業,而這些產業在東道國則可能是具有或正在形成比較優勢的產業有利于東道國產業優勢的形成。按照該理論,投資國的對外投資應當從移出國和東道國技術差距最小的產業開始以此進行的,差距越小,技術就越容易被東道國吸收和普及,邊際產業轉移越容易成功。小島清的邊際產業轉移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國際服務業轉移的動因。
二、中國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的現狀
(一)我國承接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現狀
隨著服務貿易壁壘的降低和服務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發達國家對我國的服務業轉移范圍逐步擴大,從運輸、建筑等傳統領域向知識、技術和數據處理等不涌現的行業擴張。由下圖可知,近幾年中我國承接服務業的規模是不斷增加的。從總體狀況上看,服務業吸收的FDI規模較小。截2003年,制造業仍然是吸引直接投資最大的產業,約占63.66%,服務業吸引FDI僅次于制造業,但規模上僅有制造業的一半。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局經EXCEL制
(二)中國承接服務外包的現狀
近年來外包服務企業和市場規模都較小但擴張高速增長,據測中國服務外包產業增長速度為30%,歐美市場承接正全方位的開發和突破,對日承接正面臨由低端向高端的提升與深化③。但從一些企業承接外包項目上來看,仍停留在來料加工等初級層面上,而在高新技術欠佳。
我國承接服務外包主要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從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市場規模看,占全球比重低,產業收入略大于市場規模,發展速度快。第二,從承接內容構成看,軟件與信息技術外包是國內承接外包服務的主要方式。據統計2005年軟件企業有15000多家,實際運營此業務的可能遠高次數。有效及大,有散亂而規范,是一個產業走上正規前的必經路。第三,從區域分布上來看,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等重點城市為中心的華北、華南、華東、東北外包聚集地,同時出現向西部地區轉移的趨勢④。
三、中國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能力分析
(一)從服務業吸引FDI的角度分析影響我國承接能力因素
1.影響FDI進入服務業的因素
采用以下幾個一般因素作為跨國公司對我國服務業流入DFI的供給的決定因素。一是市場因素,比如經濟規模、經濟增長、與消費者保持密切關系、擴大市場份額等等。二是市場開放程度,包括國家貿易限制性壁壘及法規等體現開放程度的因素。三是成本因素,這里主要是指勞動力成本等。四是投資環境因素⑤。
2.我國服務業流入DFI的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由于有些指標數據難以獲取,采用幾個因素中最有代表性的變量作為解釋變量:市場規模、勞動力成本、基礎設施建設、對外開放,被解釋變量為流入服務業的FDI。本模型主要運用相關性回歸的方法,篩選出對FDI供給影響最大的解釋變量。
(1)模型與數據
LNSFDI=C(1)+C(2)*LNGDP+C(3)*LNINVEST+C(4)*LNIMEX+C(5)*LNAVWG+C(6)*LNRX+u
其中u為隨機誤差項,FDI為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年流入量,被解釋變量。其中,GDP為國內生產總值,INVEST為基礎投資,IMEX為年度進出口總額,AVWG為職工年平均工資,RX為匯率(直接標價法)。該模型采用的數據樣本從1997年至2008年數據,其中數據從《2008中國統計年鑒》所得。為消除數據中存在的異方差,增強數據的穩定性,將原始數據取對數。
(2)回歸結果分析
第一次回歸中,GDP和進出口總額的回歸系數無顯著性,故剔除,重新進行回歸,剩下的變量都很好的擬和回歸方程。
最后得出回歸方程:
LNSFDI=―2.027675―0.399721LNGDP+4.572296*LNINVEST+0.815936*LNIMEX―3.771619LNAVWG+0.264244LNRX。
該方程解釋為:一是經濟規模;GDP相關系數為負數不符合一般經濟邏輯,國內生產總值應該是我國吸引服務業外國直接投資的重要解釋變量。這說明我國服務業吸引FDI在總量上還與目前的經濟規模不匹配。不但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流向了制造業,服務業所吸收的FDI主要集中在房地產行業。二基礎建設;固定資產投資因素的相關變量系數為4.57且比較顯著,說明一個國家基礎設施是否完備直接決定著外商是否愿意進入,良好的基礎設備是一個國家吸引外資的必要前提。三市場開放度;一國開放度越大,對外進出口總量一般也會變大,我們用對外進出口量表示市場開放度。該變量與流入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相關系數為0.815963并不是很大。這說明中國的進出口的還是一些有形制造品貿易,特別在出口中大部分是一些科技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再者由于制度性的缺陷導致中國金融體系薄弱,投融資市場發育不健全,對于外包服務的無形資產比例過大就會遇到相當的困難。三勞動力成本;回歸結果看,職工年平均工資水平是與其負相關的。勞動力成本因素的變量系數為-3.78,說明勞動力成本是影響服務業吸引FDI重要因素。五人民幣匯率;雖然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服務業流入FDI呈正相關關系,但相關系數不大。這可能與目前人民幣升值導致服務業的FDI減少,投資者成本上升。
(二)我國承接國際服務業產業轉移的優勢條件
1.穩定的經濟增長與潛力巨大是我國吸引服務業國際轉移的最大優勢
我國具有較大的市場規模與經濟增長潛力,較大的市場規模和較高的市場潛力一般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中國的經濟發展迅速,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中國巨大的國內消費市場以及中國對服務產品巨大需求能夠滿足服務產品的生產與消費的同時性的要求,吸引了世界眾多的跨國公司到中國進行直接投資更將服務業視為重點投資對象。而且從政府角度講也給與了越來越多的重視,服務業的門檻不斷降低,產業體系日趨完善。
2.有一完善的低成本知識型勞動力提供機制
我國的比較優勢一直以來是大量而廉價的勞動力,這也是外資不斷向中國流入的重要原因,為了降低成向勞動力價格相對低廉的發展中國家轉移生產與服務。但雖我國勞動力資源充足近期也有不斷上漲趨勢,現在卻是知識型人才價格低廉更具優勢。隨著中國教育體制的改革和大學不斷擴招,每年達到數百萬人,所構成的知識型人力資源充沛,目前大學生就業難也暗示知識型勞動力相對低廉,為服務業國際轉移打下了人力基礎。
3.完善的基礎設施
服務業的發展需要較好的基礎設施作支撐,一個國家即使市場潛力巨大,也有可能因為落后的基礎設施使外資卻步。我國在承接制造業產業轉移中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為了奠定未來經濟發展的基礎,我國一直在不斷完善。目前,在我國國土上已有綜合交通運輸網絡,建成了覆蓋全國、通達世界、業務全面的國家信息通信基礎網絡。
(三)我國承接國際服務業產業轉移的制約因素
1.服務業產業本身基礎薄弱
國外服務業產業轉移也要在相當程度考慮東道國本身的產業發展狀況,能否與之相匹配,如果匹配能力較強,就可以節約相當大的成本。服務業轉移一般是要求技術水平較高,而中國的服務業結構水平低,各服務行業技術含量不高,傳統行業主要偏重于勞動和資源密集型。
2.相應的承接服務業的人才缺乏,教育機制不完善
我國知識人才總量很大,但能承接國際服務業轉移的國際型人才并不是很多。特別是外包服務專業人才匱乏,成為困擾IT外包國際化的瓶頸,而且IT人才結構不合理:呈現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形態。一般的科班畢業生缺乏操作性的技能,進一步導致商務成本高;再者中國英語提高雖快,但只是表現在讀寫上,口頭表達能力較弱,對西方文化了解少,導致國際交流常出現歧義。
3.管理體制與政策上限制
我國服務業眾多領域市場化程度較低,特別是一些成長性好、發展潛力大的服務領域,市場準入的體制性、政策還是存在。一些服務部門因市場化程度低,政府對一些公用事業包攬,如鐵路、衛生、教育等,基本處于管制或限制經營狀態,導致外資進入的積極性下降。
4.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誠信問題普遍存在
中國服務產業最大的弱點,一直以來是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和誠信問題。與對外貿易相關的知識、數據安全及個人隱私人比較淡薄。此外,企業之間信用機制缺位,企業資質界定困難,企業之間的或組織之間信任關系難以確立。
四、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政策建議
(一)優化對國際服務業的承接結構,擴大承接規模
現在服務業國際服務產業轉移朝著知識密集型方向發展,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最大的利益。我國只有發展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才能吸引到更多國際投資。而承接的國際服務業集中在勞動密集型服務行業上,那么我們應向技術含量高服務業上改造與提升傳統服務業,高技術信息產業等優先發展。
(二)加快高素質服務業人才的培養
服務業國際轉移具有較強的選擇性相對人力成本,其要求人才比傳統產業更富有創造力;東道國的是否有高素質人才直接影響其對服務業國際轉移的承接。我國服務業人力資源無論從數量上還是素質上都有待提高,要加快培養服務業所需的各類人才,并依此作為吸引高級服務業的砝碼,改善我國服務業的結構。
(三)創造良好的承接轉移的軟環境
軟環境的完善相對基礎建設更為重要。一是應積極制定修改相關的投資政策和產業政策,促進國內企業與服務業跨國公司關聯與良性競爭,擴大服務業FDI溢出效應。二是改善金融環境。一國的金融穩定是經濟穩定的基礎,在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的過程中會帶來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性,加強金融監管是必要措施。三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保障法制上健全。
(四)適當放松外匯與資本流動管制
伴隨著服務業的國際轉移生產興起,為有效地承接發達國家服務業的轉移,應適當放松外匯與資本流動管制,因為建立暢通的資本跨國界流動渠道必不可少。我國長期以為了防范金融風險的需要,采取了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資本項目開放程度較低。當前我國外匯儲備豐富,合理地放松外匯管制有助于資本在國內外之間合理流動,有利于促進我國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
參考文獻:
[1]劉艷君,鄭艷麗.服務業國際轉移的現狀及其原因分析.商場現代化.2008:546.
[2]江小娟.服務全球化與服務外包現狀、趨勢及理論分析.
[3]楊春妮.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中國區位比較優勢的實證.國際貿易問題.
[4]中國經濟網數據中心.2008年中國服務業進出口情況分析.
[5]謝艷霞.論以跨國公司為載體的服務業國際轉移.
[6]唐以今.天津財經大學.中國利用FDI承接國際服務業轉移研究.
[7]林航.服務業國際轉移:微觀視角.
[8]何德旭.2007年中國服務業發展報告.
篇9
關鍵詞：銀行業國際化;理論;動因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7)02-0025-04
一､引言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由于商品､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的跨國界流動，一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宏觀經濟的內外均衡。在此背景下，從要素流動的角度分析，銀行資本作為國際資本的一部分，其國際化過程進一步促進了國際資本的流動，站在東道國資本流入的角度分析，以資本要素為主要載體的銀行業國際化，必定對東道國的宏觀經濟產生較大的影響，其影響面不但涉及該部門或行業本身的經濟利益，而且直接或間接關系到一國內外均衡目標的實現，最終影響東道國的宏觀經濟利益和金融安全。
在當前世界經濟､金融全球化和一體化背景下，伴隨銀行業經營不斷走向混業化､跨國并購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朝著縱深方向發展，銀行業國際化的趨勢和影響日益凸現。從國際資本流動效應､銀行產業組織等角度分析，銀行業國際化對東道國乃至對世界金融､經濟的影響與日俱增，因此，對其國際化經營的理論依據､動因等方面進行研究，客觀上有助于進一步掌握其發展趨勢和影響，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銀行業國際化的概念界定
在概念上，關于國際化這一問題，國外學者存在著不同的看法。美國著名學者賴肖爾認為，國際化是把世界作為一個共同體連接起來的國際現象。首先，從企業角度入手。對于企業的國際化并不存在一個統一的定義，總結起來，可謂角度多樣。其中，由Beamish(1990)所提出的定義比較準確，他對國際化的定義為“國際化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公司日益意識到國際交易對其未來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并與其他國家建立并執行交易”。此觀點比較全面，因為它在綜合了各種觀點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對國際化概念的總體解釋。認識到國際化既有行為成分，又有經濟成分，且該定義以過程為基礎，意味著國際化是動態的､不斷演進的，另外，定義并不局限于“外向”的投資模式，也包括了“內向”的國際化行為。其次，從銀行角度入手。有關銀行業國際化含義，尚未達成一致的定論，主要集中于跨國銀行方面。如1983年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主要從銀行的國外分支機構數量的角度對跨國銀行進行了界定;國外學者查理?W?赫爾特曼從銀行對外業務范圍的角度對跨國銀行進行了定義，但概念還是比較模糊。國內學者對銀行業國際化的定義主要有兩種，一是把銀行業國際化看作是銀行發展的一個過程，另一種是把銀行業國際化看作是銀行經營的一個狀態，即指銀行經營要素的國際流動和國際組合。如果沿用學者王自力關于金融國際化的概念來定義，可以認為銀行業國際化是指在各國放松國內金融管制和進行金融體制改革､實施對外開放的基礎上，其經營活動跨出國界，日益與國際間各國金融融合在一起的過程和狀態。[1]
因此，從廣義和一般的概念出發，銀行業的國際化可以概括為其跨越國界的過程或發展趨勢。具體來說，就是以貨幣的國際化為基礎，以資本的國際流動為紐帶，通過各國貨幣政策的國際傳遞與協調，實現金融資源在世界范圍的優化配置，即由封閉走向開放的過程。其發展方向上，不僅外國銀行要向本國發展，而且本國銀行也要向外發展，外國銀行進入本國市場和本國銀行的跨國經營相結合，兩個方向的發展即為廣義上的銀行業國際化，也就是所謂的由外而內和由內而外的雙向結合。如果單獨對其中的一個方向進行研究，即為狹義上的銀行業國際化。縱觀銀行業國際化的歷史，其發展歷程表現為由單個銀行的國際化不斷走向行業的國際化。因此，銀行業國際化問題常常與單個銀行國際化問題相聯系，后者是前者研究的基礎和起點。不過，銀行業的國際化主要從宏觀的角度出發，一般側重于對東道國宏觀經濟的影響，而單個銀行國際化往往從廠商的角度開始，其分析思路基本上建立在一個微觀分析框架的基礎之上，其指向主要是由內而外的，將銀行置身于母國､東道國以及世界整體環境的相互關系之中，從銀行的效用最大化目標出發，探討銀行國際化經營的動機､組織形式､效益及其影響等。
三､銀行業國際化的主要理論基礎
從金融服務媒介的角度，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是國際化銀行發展的兩個前提，跨國界貿易和跨國界投資發展的結果自然是帶動并促進銀行業國際化發展的客觀因素;從直接投資的角度，金融服務業(跨國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對外直接投資是跨國公司的一種特殊形態;另外，從間接投資角度，由于資本的國際化往往是以銀行的國際化為先導，而國際間接投資一般通過銀行來實現，因此，在分析銀行業國際化的一系列問題時，常常還會借鑒國際間接投資理論，所以，有關銀行業國際化問題研究的角度是多方面的，但是往往離不開國際資本流動這一根主線。二戰以后，學術界從不同視角對銀行業國際化的動因､形成條件､進程和效應等問題進行了分析和詮釋，在理論分析框架上，基本上以國際貿易理論､資本流動理論､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和產業組織理論等作為理論基礎。[2]
1.國際貿易理論視角。從這一理論視角出發，絕大多數研究以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和大衛.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為基礎，其中，由于比較優勢理論能較好地解釋發達國家銀行的國際化現象，被較早地引入銀行業國際化原因的分析中。認為銀行作為中介機構，其憑借在資金､管理､技術和信息等方面的優勢進而達到實現國際化經營的目的。
2.資本流動理論視角。關于早期的資本輸出理論，經濟學觀點認為：國際資本流動本質上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本性必然導致資本跨越國界而對外擴張;另一方面，資本輸出或資本國際化是與國際分工和生產國際化相伴隨的，體現了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認為“資本輸出到國外，……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并不是因為它在國內絕對不能使用，因為它在國外能夠按更高的利潤率使用”。[3]從形式上劃分，資本輸出的基本形式有兩種：一種是生產資本輸出，另一種是借貸資本輸出。[4]這樣，從資本要素這一角度，能將銀行業國際化與國際資本流動有機地結合起來，兩者的視角不同，但本質一樣。
關于國際資本流動理論，20世紀初，歐文?費雪的資本流動理論在李嘉圖比較利益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資本流動的利率理論模型，認為各國資金利率的差異是決定資本在國際間流動的主要因素，而資本在國際間流動的結果反過來又會消除各國之間的利率差異，直至本國利率與世界利率水平相等時為止。
到20世紀20年代，以俄林(Olin，B.，1924)為代表的早期國際資本流動理論中，通過建立要素流量模型，認為資本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更高的收益率引導了資本流動，這個更高的收益率來源于國際信貸市場上的利率差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大量利潤。
到20世紀50年代，隨著國際資本市場的復蘇和發展，現代國際資本流動理論應運而生，以米德(Meade，J.E.)､蒙代爾(Mundell，R.A)和弗萊明(Fleming，M.)等為代表的流量理論觀點均認為：利率水平的變動決定了國際資本的流動。而60年代的存量理論(馬科維茲和托賓的資產組合理論，又稱為資產選擇理論或證券投資組合理論)認為：利率差異不是決定國際資本流動的唯一因素，還應考慮國內和國外的風險水平以及投資者或潛在投資者的能力。將此理論運用到銀行業國際化問題研究時，可以認為銀行業之所以實行國際化，其目的既是為了獲利，又是為了避險。[5]
3.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視角。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主要圍繞在發達國家對外投資的問題上，有“壟斷優勢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內部化理論”等理論。而70年代后，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形成，由于受理論本身所存在的片面性限制，早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已不能解釋發展態勢越來越普遍､形式上越來越復雜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所涉及的一系列問題，新的理論應運而生。其特點表現為：一是把早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合起來用以解釋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理論和觀點在80年代紛紛產生，如：“國際生產折中理論”､“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等;二是在解釋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化方面有較大的進展，如“規模經濟理論”､“技術地方化”､“小規模技術理論”。由于跨國銀行與跨國公司在本質上的一致性，所以，這一時期的對外投資理論和觀點都被應用到有關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銀行業國際化動因的分析中。
4.產業組織理論視角。在解釋企業要實現跨國經營問題時，以金德爾伯格(Charless P?Kindleberger)為代表，認為企業要實現跨國經營，必須在產品市場､技術或規模經濟等方面具有壟斷優勢，其理論含義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壟斷優勢論”的觀點基本一致，能較為全面地解釋跨國銀行在發展中國家擴張的動因。另外在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方面，尼克博克(Frederick T?Knickerbocker)同樣從產業組織理論出發，所提出的“寡占反應論”(Oligopolistic Reaction Theory)尤其具有獨特之處。認為在寡占市場結構中，投資國的寡頭市場結構促使廠商到海外投資以尋找壟斷利潤和通過出口無法獲得的市場份額，這即是“進攻型”的直接投資。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如果競爭的一方到海外投資，其余的競爭對手為了維持各自在市場中的競爭勢力，就會相繼模仿､跟進，追隨領頭者到海外去投資，一方面以防止競爭對手用海外投資所得利潤擴充市場份額，另一方面以保持其在新的市場上的競爭地位，這一類型的戰略投資被尼克博克稱為“防御性投資”。銀行業作為經營貨幣的特殊行業，從對外投資的角度，所有這些理論均是其從事國際化經營的理論依據，這一點從當今中外銀行業的并購､戰略投資等對外擴張行為中表現得相當明顯。另外，從一般企業的角度，作為其國際化經營的結果，企業的開戶銀行為了防止客戶的流失而紛紛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導致了銀行經營的國際化。
四､銀行業國際化的動因分析
1.從比較優勢理論角度分析。羅伯特?阿爾伯(R.Z.Aliber)將其比較優勢理論和銀行業國際化聯系起來，認為效率高的銀行在競爭中具有比較優勢，銀行業國際化的步伐往往較快。金融貿易壁壘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各個國家銀行業的比較優勢和效率存在較大差別，各國銀行間存貸利差的不同是導致銀行業國際化的主要原因。另外，根據哈波特?格魯拜爾(Herbert G. Grubel)的業務三分類理論，從銀行業務專業優勢和特點的角度，將國際化銀行的業務分為三類，即跨國零售業務､跨國服務業務和跨國批發業務，在此基礎上，分別分析了這三種業務類型的國際化銀行在海外擴張的動因和優勢來源。認為擅長于各類業務的銀行在具備壟斷優勢的前提下，通過國際化經營可以擴充市場､降低經營成本，從而實現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這一目標。
2.從金融服務貿易的角度分析。銀行之所以實行國際化經營，其主要動因是為了金融服務和投資的需要。即滿足普通商品和資本因跨國流動而產生的對擔保承諾､結算､融資等方面的需要，為從事國際貿易或者跨國經營的企業提供全面且快捷的金融服務，以達到穩定既有的客戶資源､維持市場份額的目的。正如Aliber(1984)提出的“貿易引導論”所說：跨國銀行的主要發展動機是配合國際貿易的進行。以及Grubel(1977)和Aliber(1984)所提出的“投資引導論”：認為銀行業國際化的目的在于更有效的為國內客戶的跨國經營提供服務。總之，“貿易引導論”和“投資引導論”均一致認為服務于貿易或海外投資可以給銀行帶來更多的海外業務量，在國內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可以使凈利潤有大幅度提高的可能。
3.從內部化理論視角分析。通過國際化經營是提高銀行整體效率和分散風險的重要途徑。拉格曼(Alan M?Rugman)將巴克萊(Peter J?Buckley)和卡森(Mail C?Casson)提出的內部化理論引入到銀行國際化的分析中，認為和國內金融市場相比，國際金融市場的不完全性更大，其內部化收益大大高于國內金融市場，因此，銀行通過國際化經營這一內部化行為往往會降低其綜合經營成本，比國內銀行的獲利更多。此外，銀行通過國際化還可以從投資多元化中獲得優勢，既可以分散風險､還可以獲取穩定的投資收益等，尤其在風險方面，銀行業無論是在產品還是在市場方面，所面臨的隨機性和風險性的廣度和深度均比一般企業要高得多，因此，在其規模擴張到一定程度后，通過國際化經營也是確保其安全性的主要途徑之一。
4.從金融發展的角度出發。銀行業國際化有利于一國金融的發展。如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率先開創了金融結構研究之先河，在其金融結構理論中指出，外國銀行的引進和金融技術的轉讓對一國的金融發展起著重大作用，是迅速提高本國金融發展水平的一種方式。這在一定程度上為銀行業國際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金融業的對外開放提供了理論依據，加速了銀行業國際化的發展步伐。
5.從金融深化的角度。銀行業國際化對一國的經濟具有積極的作用。麥金農(R.I.Mckinnon)和肖(E.S.Shaw)在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中，認為政府對金融部門的嚴格管制不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必須放棄政府的行政干預，采取有效的措施和合理的步驟推行金融自由化。該理論的提出，使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倍受發展中國家的推崇，極大地促進了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進程，使各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銀行業國際化勢頭空前高漲。
6.從金融創新的角度分析。銀行業國際化與金融產品和制度的創新息息相關，其國際化本身就是金融創新的具體表現。自熊彼特(Schumpeter)在20世紀初首次提出金融創新的定義后，西柏爾和凱恩分別從約束誘導和規避金融控制的角度對金融創新這一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其主要原因出于減輕外部壓力或各種制度的限制或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的需要。金融創新在戰后不斷興起，新的金融產品的不斷涌現，尤其是在金融制度和法規不受所在國約束､在經營上享有高度自由的離岸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客觀上帶動了國際銀行業業務的擴展和組織制度的創新，不斷推進單一銀行､進而是整個銀行業走向國際化，加速了全球銀行業國際化的進程，
另外，對于銀行業國際化動因的解釋還有其他方面的觀點，如為了逃避本國政府對金融活動的監管，或者因為存款人希望擁有不受發行國司法權管轄的貨幣。[6]此外，還有從適應企業市場結構､服從國內經濟改革的需要;或出于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如某些中歐國家，其目的主要為了加入歐盟組織;或迫于國際多邊金融性組織和某些國家政府施加壓力的情況下推行或加快銀行業的國際化;也有從“干中學”的角度推行銀行業的國際化，如許多發展中國家在金融自由化理論的推動下，一方面主動開放本國的金融市場，通過引入國外商業銀行先進的管理體制､經營模式､管理經驗和技術，進而促使本國銀行業效率的提高，同時，雖然在國際化經營優勢尚未具備的條件下，仍采取主動出擊的國際化經營戰略，以在國外金融中心所設立的分支機構為依托，通過國外商業銀行的“示范”效應借以學習先進的經營管理理念､經驗和技術，為應對銀行業的國際化趨勢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1] 王自力.中國金融市場化與國際化論綱[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7.
[2] 莊乾志.銀行國際化的成因分析[DB/OL].國研網，http：// drcnet. cn，2000-12-21.
[3]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 葉初升.國際資本形成與經濟發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洪遠朋.經濟理論比較研究[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6] Paul R. Krugman.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Theory Analysis of Bank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Motivation
XIE Jian-ga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79，China)
篇10
一、中國企業對東盟直接投資的現狀及特征
（一）投資增長迅速，但規模偏小
伴隨著CAFTA的建設進程，中國企業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增長迅速。從流量上看，投資額由2005年的15771萬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269810萬美元，4年間增長了17倍。從增速上看，2005-2009年，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年均增長率達114.5%，遠高于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52.5%的增長水平。
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雖然增長迅速，但總體規模偏小，投資額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偏低。2005-2009年，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額占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平均比重僅為2.47%。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達565.3億美元，但對東盟的直接投資所占比重僅為4.8%。不僅如此，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在東盟利用FDI中所占的比重也偏低。以2009年為例，中國企業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僅占東盟利用FDI比重的3.8%。
（二）投資領域拓寬，但產業層次不高
隨著中國與東盟國家經貿往來的日益深入，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領域也由簡單的加工裝配和生產型的小型項目逐步拓寬到電力、批發、制造、采礦、建筑、金融等多個行業。從投資行業分布的存量情況上看，截止2009年末，中國企業對東盟直接投資比重較高的行業有：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占19.4%；批發和零售業占17.1%；制造業占15.5%；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10.9%；采礦業占9.5%。總體而言，中國企業對東盟直接投資主要以資源開發行業、制造業和對技術要求不高的商品流通業為主，而投資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科研和技術服務、金融等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型產業仍然相對偏少，產業層次總體偏低。
（三）投資遍及東盟各國，但國別差異較大
從存量上看，截止2009年末，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額的70.5%投向了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文萊等老東盟六國。新加坡是東盟所有成員國中吸引中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累計吸收中國直接投資存量已達485732萬美元；東盟新成員國緬甸排名第二，累計吸收投資額達92988萬美元；再次是印尼，累計吸引了79906萬美元的直接投資；文萊吸引中國企業的投資最少，僅為1737萬美元，與新加坡相差近280倍。從流量上看，2009年中國對新加坡的直接投資額達到141425萬美元，超過中國企業對東盟其余9國投資的總和，比緬甸多103755萬美元；同年，中國對印尼、柬埔寨、老撾、越南、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的直接投資額分別是22609萬美元、21583萬美元、20324萬美元、11239萬美元、5378萬美元、4977萬美元和4024萬美元；對文萊的投資最少，僅為581萬美元，不到新加坡的0.5%。可見，中國對東盟各國直接投資的分布存在較大差異。
二、中國企業加強對東盟直接投資的現實基礎和條件
（一）中國企業有加強對東盟直接投資的內在需求
首先，投資東盟是擴大市場占有率和獲得先進技術的要求。通過對東盟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國家的直接投資，一方面帶動了國內生產設備、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出口，擴大了市場占有率；另一方面也能從東盟較為發達的國家獲得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等戰略性資產。其次，對東盟投資是轉移落后產能、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的需求。中國企業要能夠在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取勝，必須淘汰落后產能，推動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進程。再次，投資東盟國家，參與開發和利用東盟國家儲量豐富而我國相對缺乏的石油、鐵礦、有色金屬等自然資源，有利于緩解國內資源供需矛盾。最后，中國企業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還能在一定程度上規避歐美等發達國家對中國設置的貿易壁壘，減少與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
（二）中國企業投資東盟具有地緣、資源和人文優勢
從地理位置上看，中國與東盟互為近鄰，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海、陸、空交通均已打通，中國企業投資東盟具有交通運輸上的便利，符合國際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就近原則”。從資源條件上看，東盟國家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成為中國企業投資東盟的重要基礎。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需要依靠大量的能源作為基礎，東盟國家儲量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等資源都是中國經濟建設中的短缺資源。此外，東盟國家中除了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新加坡和文萊以外，大部分國家的勞動力價格便宜，特別是東盟新四國（柬、老、緬、越）擁有較低廉的勞動力資源。從人文聯系來看，東盟國家是世界上華僑華人最集中、人數最多的地區之一，不少東盟國家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風俗習慣相近，這種相同或相似性能夠幫助中國企業盡快適應東道國環境，降低投資風險。
（三）東盟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比較優勢的差異性為中國企業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東盟10個成員國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比較優勢也存在差異。新加坡和文萊在東盟中處于經濟發展的第一梯隊。新加坡在資本、高科技和知識等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文萊是典型的自然資源依賴型國家，擁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但是經濟結構相對單一。處于第二梯隊的馬來西亞和泰國在中等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有比較優勢。印尼和菲律賓處在第三梯隊，在自然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上有比較優勢。東盟新四國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優勢，但經濟發展水平滯后，排在最后。東盟國家經濟發展的階梯狀分布特征和比較優勢的差異性，為不同類型的中國企業投資東盟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四）CAFTA的建成為中國企業加強對東盟的直接投資提供了便利
2009年8月，中國與東盟簽署的《投資協議》致力于在自貿區下建立一個自由、便利、透明及公平的投資體制，并為雙方創造更有利的投資條件和良好的投資環境，為雙方的投資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護，從而進一步促進雙方投資的便利化和逐步自由化。2010年1月1日自貿區成立以來，包括《投資協議》在內的有關協議的履行，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到東盟投資、規避貿易壁壘帶來了便利，中國企業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增長迅速。據商務部統計，2010年1-6月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達12.21億美元，同比增長125.7%。可以預見，自貿區的建成將會促使更多的企業加強對東盟的投資。
三、中國企業加強對東盟直接投資的主要策略分析
（一）投資區位策略
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區位優勢決定了跨國公司采取對外直接投資還是其他經營方式，并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劃分為資源尋求型、市場尋求型、戰略資產尋求型和效率尋求型四種類型。從近年中國企業對東盟直接投資的動因來看，主要集中在資源尋求型、市場尋求型和戰略資產尋求型三種。這三種類型的直接投資，也是中國企業今后需要進一步加強的。
具體而言，文萊、印尼、馬來西亞等國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印尼、越南等國的礦產資源；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緬甸等國的農林資源以及東盟新四國的廉價勞動力資源適合資源導向型投資動機的中國企業。東盟新四國工業基礎相對薄弱，大量的工業制成品需要依靠進口，中國的家電產品、農用機械在這些國家很受歡迎，這些國家適合市場尋求型動機的中國企業。而對于以獲得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等戰略資產為主要動機的中國企業來說，可以選擇東盟國家中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為投資東道國。
（二）進入方式策略
企業進行直接投資的常見方式主要包括在東道國成立獨資企業、合資企業、合作企業或合作開發等。此外，以BOT方式和加工裝配等方式進入也較為常見。
目前，中國在東盟投資項目的境內主體以中小規模企業居多。對于這些境內投資主體而言，選擇以合資經營的方式進入，易于實現企業和東道國比較優勢的結合，有效減小進入的風險，達到共贏目的。而對于一些具有明顯技術優勢、國際競爭力較強的企業，可以選擇獨資的方式進入，以保持優勢。但是以獨資的方式進入，企業需要克服東道國設立的準入門檻。對于風險高、投入大、周期長的石油、天然氣、礦石、煤炭和森林等自然資源開發大型項目，中國企業宜以合作開發的形式，組織國內具有實力的企業與國際知名企業和東道國一起聯合開發，分擔風險、共享收益。對于一些大型的水電站、交通基礎設施等項目，則宜大力發展BOT等形式的投資。通過BOT項目的建設，提升中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和直接投資水平。
（三）投資產業策略
中國企業對東盟直接投資的產業策略，既有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一般規律，也與企業的具體情況和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戰略相關。目前，除了要大力加強對東盟自然資源開發業的投資，以及利用好“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大力發展對東盟的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外，還應當著重加強以下兩類投資：
一是適當向東盟國家轉移部分產能過剩產業。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論認為，跨國公司進行對外投資的決定因素是比較優勢。投資國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如果在東道國是處于比較優勢的產業，那么投資國對東道國的投資，可以使東道國由于缺乏資金、技術等條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的比較優勢得以充分發揮出來，兩國的比較成本差異將會擴大，貿易量將得到提升。根據這一理論，我國的一些產業如家電、機械、輕工、紡織等產能過剩，正失去比較優勢，但是這些產業在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東盟新四國中卻是處于比較優勢的產業。因此，投資東盟新四國的這些產業，將有利于中國企業獲得新的市場，使國內過剩的產能得以充分利用，從而延長傳統產業技術的生命周期，同時也能為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提供空間和資金。對于東盟新四國來說，中國企業的投資有利于合理配置資源，促進其經濟的發展。
二是加大對新加坡的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投資。新加坡政府重視利用外資，鼓勵外商投資的政策法規健全，投資環境好。新加坡在高新技術產業具有比較優勢，政府鼓勵外商投資于生化醫療、航空航天、精密儀器制造等高科技領域。此外，新加坡地理位置優越，是東南亞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物流中心，金融服務、商業服務、物流等現代服務業發達。中國企業投資于新加坡的高新科技產業和現代服務業，一方面能夠充分利用新加坡良好的投資環境和便利的融資渠道，降低投資風險，促進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能獲得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水平。
（四）融資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