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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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跨國銀行 對外直接投資 理論分析

關于銀行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及其理論淵源的研究，西方學者大都借鑒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進行分析。由于跨國銀行是以提供金融服務為經營對象的特殊的金融服務性企業，所以對跨國銀行發展動因的理論分析，又不同于一般的跨國企業。

1 比較利益理論———產業組織理論的延伸

對跨國銀行理論的研究是在跨國公司理論的基礎上進行的，1960年，史蒂文·海默在他的博士論文中開創性地將傳統的產業組織理論應用于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分析。產業組織理論是以同一商品市場的企業關系為研究對象，以產業內的最佳資源分配為目標，研究產業內企業規模以及企業之間競爭與壟斷關系的應用經濟理論。

美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羅伯特·阿利伯教授在產業組織理論的基礎上研究跨國銀行對外發展的比較優勢。阿利伯得出的結論是：在給定的市場上，銀行的效率和銀行的數量是反向關系的，即銀行在集中率高﹙數量少﹚的國家比集中率低﹙數量多﹚的國家有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說在銀行集中率越高的國家，銀行的存貸利息差越大，其銀行體系的效率越高，未來的成長潛力越大。在銀行高度集中的國家，銀行的規模往往很大，相對較小的國內市場限制了這些銀行的發展，只有走向國際市場，才能實現其規模經濟效益。

美國經濟學家赫伯特·格魯貝爾在產業組織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跨國銀行功能的三分類理論，這個理論回答了跨國銀行在與東道國的競爭中如何獲取比較優勢。格魯貝爾將跨國銀行分為跨國零售型、跨國服務型和跨國批發型三種類型，每種類型都有相應的比較優勢。跨國銀行會根據自身的優勢實行不同的發展戰略，以便發揮優勢，避免趨同，尋找自己的利潤增長點。格魯貝爾的三分類理論為跨國銀行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思路。

2 內部化理論———交易費用理論的延伸

1937年科斯在其著名論文《企業的性質》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內部化理論是科斯交易費用理論在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戰略中的一種應用，最初由巴克萊和卡森提出。卡森在《跨國銀行演變的理論透視》一書中，用“內部化理論”來解釋跨國銀行形成和發展的原因。他認為，由于金融市場的不完善及處于國際財務保密等一些特殊金融服務的需要，有些金融業務很難與別國銀行合作展開，而跨國銀行通過遍布全球的分支機構的靈活性，可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風險。

內部化理論的兩個假設前提是企業利潤最大化和不完全市場，強調市場的不完全性如何使企業將壟斷優勢保留在企業內部,并通過企業內部使用而取得優勢的過程。當這一過程超越國界便會形成跨國企業。內部化理論認為,中間產品市場上的不完全競爭, 是導致企業內部化的根本原因。這些中間產品,不只是半成品、原材料, 更為重要的是專利、專有技術、商標、商譽、管理技能和市場信息等知識產品。由于中間產品市場的不完全, 企業在進行知識產品的外部交易時, 存在著泄密的危險和定價的困難, 企業為了克服這些障礙需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費用, 所以外部市場對于中間產品的交易既是昂貴的, 又是低效的。企業不得不以內部交易機制來取代外部市場, 將知識產品的配置和使用置于統一的所有權之下, 并在對外直投資中加以利用, 從而降低交易費用, 使企業的技術投資獲得充分的報償。

跨國銀行不僅向客戶提供最終產品, 而且還進行研究開發、培訓員工、形成獨具特色的服務技術和管理技能等, 并利用轉移價格通過跨國銀行網絡銷售這些中間產品。由于信息不對稱, 這些中間產品很難定價, 因而存在不完全外部市場, 因此傳統自由貿易的赫克塞爾———俄林模型(以下簡稱H-O 模型) 不再適用。為了克服外部市場不完全性, 跨國銀行通過組織內部市場以降低交易費用, 此時H-O 模型中的國家特有優勢變為企業特有優勢, 正是這種優勢激發了銀行服務的跨國界延伸, 因而內部化的前提條件是不完全市場。由于市場不完全, 銀行在讓渡其中間產品時難以保障自身的權益,也不能通過市場來配置其資源, 保證銀行效益最大化。通過形成中間產品的內部市場,銀行可保留對中間產品的控制權, 防止中間產品的擴散以免失去這種優勢,所以中間產品的內部市場化尤為重要。中間產品優勢是銀行的公共產品, 通過離岸擴張這種優勢可被充分利用。20世紀60年代美國銀行向歐洲市場發展可以很好地說明內部化理論，60年代初期，歐洲美元市場形成，歐洲市場寬松的監管環境及較高的獲利水平吸引了大量美國銀行向歐洲市場投資，1963年，美國政府實行利息平衡稅、自愿對外貸款計劃等條例限制美國銀行對國外客戶貸款以防資本外留。美國銀行為了逃避這些管制，紛紛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特別是在倫敦從事歐洲市場業務。跨國銀行從事歐洲業務的機理有:由于跨國銀行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的地位, 它們能內部化對某種貨幣的優勢；由于跨國銀行僅與大客戶打交道, 它們提供的產品具有優勢, 因而跨國經營可以在比較低的固定成本下內部化這種比較優勢；跨國銀行通過跨國界經營以逃避國內監管趨嚴引起不斷增加的經營成本并將其內部化。

銀行實行市場內部化的目的是消除市場缺陷,目標是獲得內部化本身的收益,但市場的內部化也會增加其它成本, 銀行此時必須承擔分配和定價成本, 所以市場內部化也并不是沒有成本的。銀行市場內部化的進程取決于其對內部化收益與成本比較的結果, 內部化最好的結果是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

3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跨國公司各種理論的折衷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由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鄧寧提出的。1977 年, 英國里丁大學教授約翰·鄧寧發表著名論文《貿易, 經濟活動的區位和跨國企業: 折衷理論探索》, 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鄧寧認為：早期理論都只是對跨國公司行為作了部分的解釋, 不能成為跨國公司的一般理論。他強調, 對外直接投資、對外貿易以及向國外生產者發放許可證往往是同一企業面臨的不同選擇, 不應將三者割裂開來。應該建立一種綜合性的理論, 以系統說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動因和條件。他把自己的理論稱為折衷理論,其意圖是要集百家之長, 熔眾說于一爐, 建立跨國公司的一般理論。

鄧寧認為，一國企業﹙包括跨國銀行﹚之所以能跨國經營，關鍵在于擁有：所有權優勢。主要表現為企業所擁有的某些無形資產，特別是專利、專用技術和其他知識產權；內部化優勢。這是指擁有無形資產所有權優勢的企業，通過擴大自己的組織和經營活動，將這些優勢的使用內部化的能力；區位優勢。這是指特定國家或地區存在阻礙出口的因素而不得不選擇直接投資，或者使直接投資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種因素。區位優勢是造成對外直接投資的充分條件，當一個企業同時具備前兩種優勢，并能確認獲得特定國家或地區的區位優勢時，對外投資常常是企業不可避免的選擇。鄧寧對這三種優勢的分析見表1。

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分析框架,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各種因素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見表2。

4 總結

以上各種理論各有側重，但總體上遵循這樣的機理：當銀行境外業務比境內業務存在超額利潤，即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時，銀行境外投資就更有利可圖，實現凈收益的最大化，從而產生國際化經營的動機。可以用一個模型來分析此結論。

模型假定：①銀行和廠商一樣，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經濟人”。②金融市場由境內市場和境外市場兩部分組成。③銀行占有有限的生產要素。④金融市場為非完全競爭市場，包含以下幾點： a. 要素流動限制，要素報酬國家間差別化； b. 金融產業流動限制，金融產品價格國家間差別化。c.各國稅負、技術水平、風險系數不一致，且不同市場均存在信息成本。d.有些國家存在金融管制，產品價格（如利率）并非市場出清。

銀行在國內、國外要素投入的過程為：

MRi＝αIim﹢bi ； MRj＝βIjn﹢bj ；

s.t. m﹤0,n﹤0,TR＝Ri﹢Rj , I＝Ii﹢Ij

其中，MR為邊際收益，I為投資量，TR為總收益，R為收益，i為境內，j為境外，則:

maxTR＝dTR∕dIi＝0,推出MRi＝MRj

由于是非自由競爭市場，m≠n, bi≠bj , α≠β,則:

MRi＝MRj推出αIim﹢bi＝βIjn﹢bj

當βIjn﹤αIim﹢bi－bj時，Ij＞Ii

即此時銀行在境外業務的收益比境內業務的收益大（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這時銀行境外投資的收益最大，產生跨國經營的動機。無論是用哪一種理論來說明跨國銀行的國際投資，最終都是在當境外投資存在超額利潤即境外收益比境內收益大進行國際投資的。

參考文獻

1 薛求知,楊飛. 跨國銀行管理「M．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2 馬之騆．國際銀行學概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3 盧現祥. 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 北京： 中國發展出版社, 2003

4 吳先明.現代跨國公司理論的發展「J．經濟評論，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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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企業，外直接投資，優勢

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概述

20世紀60年代以前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尚未從函際貿翁和資本流動理論中獨立出來，往往以要素稟賦理論為基礎來解釋國際直接投資。60年代初，美國學者海默率先向傳統理論發出挑戰，提了壟斷優勢理論，這一理論被經濟學界認為是直接投資理論的突破，標志著園際投資理論的真正興起。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這一理論一贏在不斷地發展完善。

（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演變與最新發展

隨著國際直接投資在國際經濟關系中的地位同趨重要，經濟學界也開始把其作為專門的研究列象迸行研究，逐漸形成了較為系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西方經濟學界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分析的流派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論有：壟斷優勢理論是最早研究對外直按投資的獨立理論，它產生于本世紀60年代初，在這以前基本上沒有獨立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1960年美國學者海默在他的博士論文中提出了以壟斷優勢來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是熒國晗佛大學教授贊農提出的，這一理論既可以用來解釋產品的國際貿易問聯，也可以用求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內部化理論也稱市場內部化理論，它是70年代以來西方跨國公司研究者為了建立所謂跨國公司一般理論對所有、提出和形成的理論，是當前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種比較流行的理論，有時也稱其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一般理論。這一理論主要是由英國學者巴克萊卡森和加拿大學學者拉格曼共同提出來的。

（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

西方經濟學界對直按投資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分析所得出的結論，一般都是建立在對發達國家或者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分析基礎上的。對于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迅猛且較為成熟的發達國家，西方學者的理論有很強的解釋能力。但是，國際對外直接投資的現實是，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且發展迅速，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對于這種情況，主流理論解釋力不夠。于是，一些經濟學家開始著眼于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情況進囂分析，以期找到合適的理論來解釋這些現象。

二、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

（一）小型企業擁有比較優勢

發展中國家歡迎外國資本的流入，但其能提供的投資環境并不完善，市場范圍小，從客觀上限制了國際大型跨國公司的進入。我國小型企業尚處于小規模階段，可避免與大型跨國公司的激烈競爭，適合發展中國家投資環境的需要。另外，中國跨國公司派出人員的費用和出口零部件相對便宜，使中國境外加工的產品能以低價占領國外市場。美國經濟學家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理論指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競爭優勢來自與其母國的市場特征緊密相關的低生產成本；英國經濟學家勞爾的技術地方化理論也證明了落后國家企業以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生產和經營活動仍可具有一定的競爭能力。中國企業實現跨國經營，開展境外直接投資，從理論上說是具有可行性的。應當指出的是，上述兩個理論從不同方面闡明了發展中國家企業在跨國經營中的競爭優勢，指出了發展中國家企業發展境外直接投資的可能性，對于指導發展中國家企業境外投資具有重要意義。

（二）大中型公司具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形成了一批有競爭力的大中型跨國公司，它們具有雄厚的資金和技術實力，引進國外先進的管理理念，在國際競爭中明顯具備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如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中石化、海爾集團和首都鋼鐵總公司等，在境外市場競爭中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鄧寧教授，提出了著名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已成為研究跨國公司經濟活動的主流理論學派，被世界公認為是指導跨國公司實踐的權威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企業如果具有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時，就完全具備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有學者認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國企業與西方雄厚實力的大企業相比不具備所有權優勢，在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方面也相形見絀，所以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不適合于解釋中國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行為。

（三）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和產品

我國長期自主開發形成了某些傳統專有技術和高精尖技術，如中藥、氣功、園林、烹調、生物工程和航天技術等，較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可以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一顯身手。

（四）政策環境良好

中國與大多數國家簽有投資保護協定和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這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必要的保護和良好的政策環境。近二十多年來，由于政府的支持和企業的努力，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持續增長。據商務部統計至2003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累計7470家，投資金額114億美元。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中國累計對外投資金額近350億美元，約相當于韓國的對外投資規模，目的地多達352個國家和地區。所以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環境良好。

參考文獻：

[1]王彥森.我國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研究[D].武漢理工大學，2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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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評述；啟示

1傳統跨國公司理論

1.1壟斷優勢理論

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1960年在其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運用關于廠商壟斷競爭的原理說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

主要觀點：（1）市場的不完全性是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和基礎，認為完全競爭不僅是一種純粹的理論假設，并且在完全競爭下對外直接投資也并不會發生，現實經濟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是各種不同類型的不完全競爭市場，包括：商品市場的不完全、要素市場的不完全、規模經濟造成的市場不完全以及由于政府干預形成的市場不完全。免費提供（2）市場的不完全性使得跨國公司能夠擁有壟斷優勢，而這種壟斷優勢正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評述：壟斷優勢理論是最早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獨立的理論，奠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指出培養和提升各自的壟斷優勢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前提條件。但是壟斷理論的產生背景是對具有明顯壟斷優勢的美國跨國公司的研究，因而沒有壟斷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興起解釋乏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不能解釋有壟斷優勢的企業放棄出口和技術許可證的轉讓而直接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

啟示：企業的壟斷優勢固然是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前提，但也應該認識到，企業優勢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我國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也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培養和不斷提升自己的壟斷優勢。

1.2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雷蒙德•維農，于1966年5月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和國家貿易》一文，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主要觀點：將企業的壟斷優勢、產品生命周期以及區位因素結合起來，動態的調整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行為：（1）產品的創新階段：創新國企業率先進行新產品的開發與生產，由于新產品的特異性而具有較低的需求價格彈性和較高的收入彈性，企業能獲得壟斷優勢，產品傾向在國內生產；（2）產品成熟階段：由于產品需求價格彈性的日益增大、技術的擴散以及貿易壁壘的影響，創新國企業始到次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在當地進行生產與銷售；（3）產品標準化階段：當非技術型熟練勞動成為產品成本的主要部分，企業的競爭將主要表現為價格競爭，這時企業傾向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將生產轉移到勞動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產品出口將出現逆流現象。

評述：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動態解釋了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時機與區位選擇之間的關系，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進程,也從一個側面闡述了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動機，并且從內外因兩個方面論證了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性。但該理論主要針對最終產品市場，而對于資源、技術開發型的對外投資現象解釋乏力。并且，該理論難以解釋非代替出口投資的增加以及跨國公司海外生產非標準化產品的現象。

啟示：（1）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之前，分析產品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首先，對產品的生產技術的性質、類型以及其擴散性和轉移性進行分析；其次，對產品本身進行swot分析，確定產品的競爭優勢、劣勢、機會以及威脅；最后，對產品的國內銷售、國外出口以及國內外市場情況進行分析。根據以上分析，最終確定產品所處的生命周期，以指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市場進入決策。（2）將進入成熟期的產品的生產地點轉移到生產要素價格低且靠近市場的地區。我國的家電、輕紡、機械、電子等行業由于生產能力過剩，產品嚴重供大于求，已進入產品的成熟期，再加上國際上反傾銷、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我們只能改變以往單純依靠出口的策略，而選擇將這些產業的生產設備和能力向合適的地區轉移出去，在國外進行生產制造。

1.3內部化理論

1976年，英國里丁大學經濟學家巴克萊和卡森以及加拿大經濟學家拉格曼，以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為基礎，以市場的不完全性為起點，提出了內部化理論，強調企業將壟斷優勢保留在企業內部，并通過內部使用而取得優勢的過程。

主要觀點：由于外部市場失效，中間產品（除了通常意義上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外，更重要的是指專有技術、專利、管理及銷售技術等“知識中間產品”）價格難以確認而使交易成本過高，公司為了克服各種經營障礙、保證企業獲得最大利潤，就有動力形成一個內部化市場，不僅使資源和產品在各子公司之間進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還可以有效地防止技術擴散，保護企業的知識產權。

評述：內部化理論從企業間產品的交換形式與生產的組織形式分析了跨國公司的性質與起源，對跨國公司的內在形成機理有比較普遍的解釋力，適用于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為目的，論證了內部化的必要性和優越性。但內部化理論僅從跨國公司的主觀方面探尋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和基礎等內部因素，對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考慮不夠，對跨國公司的國際分工、生產、經營的布局以及區位選擇也缺乏總體認識。

啟示：（1）實現規模經濟優勢，擴大內部市場。如果企業自身規模較小，企業的內部市場也小，這樣企業的外部交易成本就會很高，所以我們可以通過企業之間的強強聯合、兼并、垂直、橫向或縱向一體化或政府的扶植實現企業的規模經濟優勢，擴大企業的內部市場，增加其內部化優勢；也可以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組建大型企業集團，做到產權明晰，管理協同，充分發揮內部化市場的作用。（2）實現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結合，增強內部市場的融資能力。企業應該建立自身的財務金融子公司，通過內部市場靈活調資，縮短融資時間，提高融資速度，降低融資成本，以擴大企業經營規模；（3）注重培育企業知識、技術的專業性與獨特性。加強企業對技術創新的重視，加大對科技部門的資源投入，并加強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間的合作，促使企業不斷的進行技術創新，并重視度新技術的專利申請保護，通過組織系統和信息網絡將信息與技術等知識產品內部一體化，為企業贏得利潤。

1.4比較優勢理論（也叫邊際產業轉移理論）

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學者小島清運用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差異導致比較優勢原理，把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結合起來，以20世紀50年代-70年代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為考察對象，著重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果，提出了具有本國特色的“比較優勢理論”。

主要觀點：（1）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比較成本已經處于劣勢或即將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邊際產業”開始，將其投向東道國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同類產業。由于投資與貿易之間是互補關系而非彼此替代關系，這樣能更好的促進雙方貿易的發展；（2）中小企業應走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前列。因為：①同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小企業相對于大企業更容易成為“邊際企業”；②具有邊際效率的中小企業與東道國相應工業的技術差距更小，更適合于當地的生產條件。

評述：比較優勢理論從宏觀角度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具有開創性，并且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作了有機結合的統一解釋。但是它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理論，只能解釋經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以垂直分工為基礎的投資。最后比較優勢理論低估了發展中國家接受高新技術的能力，認為發展中國家只能接受發達國家的邊際產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啟示：（1）從轉移邊際產業開始，逐步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將我國具有一定比較優勢、生產能力過剩的輕紡、家電、電子等行業轉移出去，在獲得由于技術優勢而產生的超額利潤、保障國內經濟發展的資源需求的同時，還能通過技術的傳遞和市場的拓展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并逐步實現產業遞進，最終向高附加值產業延伸。（2）中小企業由于其小批量生產，經營靈活，適應性強等特點，更容易在海外市場找到立足點并迅速占領當地市場，所以我國應大力鼓勵中小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3、在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上，選擇在經濟發展程度、技術發展水平上和中國差距較小的國家和地區，積極關注和投資開拓這些地區相對落后的產業，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1.5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英國著名的跨國公司問題專家、里丁大學國際投資和國際企業教授約翰•鄧寧在借鑒了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并結合國際貿易理論中的資源稟賦學說的基礎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主要觀點：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是保證跨國公司國際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區位優勢是國際直接投資的充分條件，只有三種優勢同時存在，國際直接投資才會成功，而這三個方面的優勢決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投資決策和投資方向。（如表1所示）。

評述：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借鑒和綜合了以往跨國公司理論的精華，最為完整的解決了對外直接投資研究的動因和決定因素，被譽為解釋跨國公司行為的“通論”。它的形成，標志著跨國公司理論進入了一個相對成熟和穩定的階段。但是折衷理論所提出的對外直接投資條件過于絕對化，并將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3種因素等量齊觀，缺乏主次之分且對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缺乏動態的分析。

啟示：（1）充分認識和利用企業已具備的所有權優勢，將其作為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國家研究并制訂促進這些優勢發展的鼓勵政策，企業建立產品創新和更！新管理的機制，不斷形成新的所有權優勢。（2）發揮我國企業內部化優勢的潛力。我國部分企業在引進、生產產品并使之適應東道國市場方面具備了一定的技術優勢，同時也具有使這類技術優勢內部化的動機。企業通過申請專利保護、嚴格限制技術的使用范圍、期限和條件來確保技術等無形資產的內部化，并利用跨國公司內部的母公司與各子公司之間的轉移價格確保外部貿易內部化。（3）重視區位優勢。不僅要重視風俗、消費習慣、市場距離等區位因素較優越的亞太地區，還要對發達國家的技術領域進行有選擇的直接投資來獲得高新技術以及大容量市場等。

2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理論

2.1小規模技術理論

美國哈佛大學研究跨國公司的著名教授劉易斯•威爾斯在1977年發表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國際化”一文中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并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紀跨國公司》專著中對該理論作了較系統的闡述。

主要觀點：（1）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①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生產制造技術正好為低收入國家的小市場需要服務；②發展中國家在服務于海外同一種族產品需要而建立的海外生產中頗具優勢；③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具有大型跨國公司所無法比擬的低價產品營銷優勢。（2）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走出國門的動因主要有：保護出口市場；突破配額限制；尋求低成本；種族紐帶；分散資產；本國、東道國政府或國際機構的倡議和幫助；企業主為親朋好友尋找職業，以及在海外培訓人才等。

評述：小規模技術理論把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競爭優勢的產生與這些國家自身的市場特征結合起來，被學術界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開創性成果，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十分積極的指導意義。但是，威爾斯將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僅僅局限于小規模生產技術的繼承和使用上，可能會導致這些國家在國際生產體系中的位置永遠處于邊緣地帶和產品生命周期的末端，也很難解釋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高新技術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生產具有較高技術含量和競爭力產品的行為。

啟示：鼓勵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雖然我國的中小企業技術不夠先進、經營范圍和生產規模不夠龐大，實力相對較弱，但是中小企業可以利用低成本、適當規模和適應技術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2.2技術地方化理論

英國學者拉奧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一書，對印度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和投資動機進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

主要觀點：（1）強調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技術引進不是被動的模仿和復制，而是對引進的技術加以消化、改進和創新的再生過程。（2）發展中國家形成自己的獨特優勢主要有四個因素：①發展中國家技術知識的當地化往往與一國的要素價格及其質量相聯系；②發展中國家通過對進口的技術和產品進行某些改造，使其生產和產品與當地的供需緊密結合；③創新活動中所產生的技術在小規模生產條件下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④發展中國家企業生產的產品能夠適應相同收入水平國家的消費需求。啟示：（1）積極引進和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同時加強這些技術在國內的再生過程和自身技術的改造和創新能力，努力形成自己的差異優勢；（2）對投資國市場進行深入的研究，了解當地的生產供需狀況、市場特征和企業條件，開發不同的產品，培育我國企業持續的競爭優勢。（3）以民族文化為紐帶，加強民族產品的優勢。加強我國部分產品（如中藥、絲綢）的民族特色和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以民族文化為紐帶，拓展生存空間。

2.3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坎特威爾和托蘭提諾針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對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提出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主要觀點：（1）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的提高是一個不斷積累的結果，并最終導致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2）發展中國家現有的技術能力水平是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決定因素，影響著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和增長速度。（3）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和地理分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變化：在產業分布上，從以自然資源開發為主的縱向一體化生產活動向以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為主的橫向一體化生產活動轉化；在地理分布上，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跡。評述：該理論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提供了思路，并且為不具備絕對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技術積累的路徑。但該理論認為，發達國家企業的技術創新表現在大量的研發投入上，而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創新則沒有很強的研發能力，其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學習經驗”與組織能力來掌握與開發現有的生產技術。啟示：（1）在區位選！擇上，遵循漸進發展軌跡，首先利用種族聯系在周邊國家進行直接投資，隨著經驗的積累再逐步向其它發展中國家擴展，最后，為獲得更為先進、高級的技術開始向發達國家投資。（2）以技術積累為內在動力，以投資區位拓展為基礎，不斷推動對外投資的發展和本國產業的調整和升級。

2.4投資發展周期理論

鄧寧于20世紀80年代初，在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基礎上，采取實證分析的方法，將67個國家1967-1978年間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經濟發展的階段聯系起來進行考察，提出了投資發展周期論，從動態角度描述了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對外直接投資地位的辯證關系。

主要觀點：鄧寧用人均gnp代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用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外國對本國的直接投資流量的差額代表該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區分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四個經濟發展階段：（見表2）第一階段（400美元以下）、第二階段（400-2500美元）、第三階段（2500-4000美元）、第四階段（4000美元以上）。評述：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發展和完善，為發展中國家投資地位的變遷描述了一個大概輪廓。但該理論只強調了事物發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特殊性，沒有認識到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結構迥然不同，而且經濟結構也存在不平衡性，僅用人均gnp單一指標來劃分經濟發展階段和對外直接投資水平，難免帶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啟示：（1）根據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我國基本處于第二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所有權、內部化以及區位優勢仍較微弱，所以，應以我國的具體國情和企業的自身實力為基礎，謹慎決策，而不應盲目的追風，一味進行對外直接投資。（2）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結構的不平衡性，我國個別發展程度較高的產業和企業可以將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其發展壯大的一種方式，并在此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3）企業可以通過對國外技術和經驗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增強自身的實力，培養自身的競爭優勢，為大規模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早日進入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三階段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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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對外貿易；替代關系；互補關系

一、替代關系理論

Mundell（1957）利用兩個國家、兩種產品和兩種要素的標準國家貿易模型，提出了“替代關系理論”，即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互相替代的關系。該理論的前提假設是：（1）只存在兩個國家、兩種產品和兩種要素（勞動和資本）；（2）兩國的要素稟賦存在差異，一國是勞動密集型國家，另一國是資本密集型國家；（3）兩種產品中一種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另一種屬于資本密集型產品；（4）勞動和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只依賴于生產中投入的兩種要素的配置比率；（5）不變的規模報酬，即產品產量的變動比率和要素投入量的變動比率一致。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之上，Mundell認為，當兩國僅存在要素稟賦方面的差異，他們必然會展開貿易，并且這樣的貿易會使得世界各國的要素價格實現均等化。可是，現實世界很難達到前述的嚴苛的前提假設。而且現實中各國存在貿易壁壘，所以現實情況下，貿易障礙會導致資本的流動，產生對外直接投資；反過來，資本流動障礙也會產生貿易。所以Mundell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相互替代的關系。

Vernon（1966）在對美國式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進行解釋時，提出了著名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將產品生產分為三個階段：（1）新產品階段，產品剛剛被發明和生產出來，屬于技術密集型，跨國公司擁有壟斷優勢，因此該階段由母國生產并以高價格出口到國外市場；（2）成熟階段，國外市場需求旺盛，技術逐漸穩定，出現模仿品和替代品生產的競爭對手，該階段跨國公司會選擇到需求量大的國外市場進行直接投資和生產，出口減少，意味著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有替代作用；（3）高度標準化階段，產品生產技術已經高度標準化，產品由技術密集型轉變為勞動密集型，該階段跨國公司會選擇生產成本最低的國家進行生產，并以此來滿足全世界的需求，原來發明創造的母國會完全成為該種產品的進口國。產品周期理論動態的描述了跨國公司的發展階段以及對外直接投資如何一步一步的替代了原有的對外貿易。

二、互補關系理論

20世紀70年代，日本學者小島清在其代表性著作《對外貿易論》中提出了邊際產業擴張的理論，指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存在互補關系。該理論強調國際分工的重要性，將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統一在國際分工的基礎上，指出國際直接投資并非簡單的資金流動，是包括了資本、技術、經營管理和人力資本的總體轉移。該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母國的邊際產業依次開始，即從在母國已經或即將處于劣勢地位，但是在東道國具有顯著或者潛在的相對優勢的產業開始轉移。小島清認為，這種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將母國比較劣勢產業輸出，擴大了比較優勢的幅度，從而增加了貿易量并促進母國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增加就業，增進社會福利，加速技術創新與擴散。

20世紀80年代，Markuson和Svensson也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互補的關系。當貿易障礙產生對外直接投資時，資源一般是流入進口替代部門。如果資本的流動不是由貿易障礙引起，而且主要流入出口部門，則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就表現為互補關系。這種情況下，資本的流動會帶來進一步的國際分工和生產的專業化，從而對外貿易大規模增加。

三、不確定關系理論

Patrie（1994）研究表明，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是不確定的，二者之間的關系取決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根據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將其分為三類：（1）市場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這種投資是跨國企業為逃避東道國嚴苛的貿易保護壁壘，迅速占有東道國市場，而對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實現當地生產和當地銷售。（2）生產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這種投資是跨國企業受到東道國廉價資源的吸引，出于降低生產成本的需要，對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產品可能在當地銷售也可能出口到別的國家。（3）貿易促進型對外直接投資，這種投資是跨國企業為了更好的配合自身的出口貿易，為企業的出口提供必要的服務而進行的直接投資。這三種源于不同目的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市場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相互替代的，而生產導向型和貿易促進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互補關系。

Head和Rise（2001）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直接是替代還是互補的關系，與投資是垂直方式還是水平方式有關。他們利用數據分析了日本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總體上是互補的。但是，他們還發現，以垂直方式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是互補的；以水平方式進行投資的企業，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是替代的。

四、啟示

目前，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不完全是替代或者互補，更多的表現為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自從我國加入WTO，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越來越頻繁。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應以生產為導向，積極尋求外國廉價資源，降低生產成本，以此實現對外投資與對外貿易的共同繁榮。

參考文獻：

[1]Mundell， 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J].America Economic Review，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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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理論

冼國明與楊銳把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分為兩類：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即學習型投資，和發展中國家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即競爭策略型投資。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逆向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某種先進技術或管理技能以加速技術積累的速度。從短期看這種投資有可能虧損，但從長期看這種學習型投資加快了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積累過程，當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技術與同期發達國家所擁有的技術之間的差距小于某個特定值時，學習型投資才能向競爭策略型投資轉換。楊青從經濟發展的角度探討了FDI理論，可以看作是對鄧寧的國際直接投資階段論的補充和發展。鄧寧曾從經濟增長的角度將一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與對外直接投資聯系起來考察。但實際上對外直接投資往往與一國經濟發展的聯系更為密切。一些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很高，但對外投資卻并不多，就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對外大量投資。因此要研究一個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重要的是研究經濟發展。具體說要研究國家的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市場結構以及一系列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與直接投資的關系。這一研究視角對處于改革開放和工業化進程中的中國尤為重要。

對外直接投資的大國綜合優勢理論

歐陽蟯提出了大國綜合優勢理論，認為中國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人口眾多，這是大國的基本特征；發展不平衡，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特征。兩個方面的結合，構成了發展中大國的基本特征。中國是一個大國，資源分布和經濟發展不平衡，在某些方面具有發達國家的優勢，在有些方面又具有發展中國家的優勢，概括起來叫“大國綜合優勢”。基于“大國綜合優勢”的對外直接投資必然會形成優勢多元化、動機多元化、主體多元化、產業多元化和區域多元化的特征。整合這種多元化的資源，就會獲得對外直接投資的更大利益。

對外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理論

程惠芳提出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理論，對外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是指一國投資者在跨國投資活動中，在生產要素配置能力、產品生產與銷售的效率與效益、投資產業和區位選擇、國際市場進入與退出能力，以及從本國政府及宏觀經濟環境中所能獲得支持等方面與國內外其他投資者進行綜合比較所反映出來的相對優勢。比較優勢只有在競爭過程中轉化為國際競爭力或競爭優勢才能有效實現比較利益。聶名華指出必須把比較優勢理論作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依據，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應充分利用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競爭，同時必須對勞動密集型產業進行人力資本投入和技術投入，使其由簡單勞動密集型轉化為智力勞動密集型。對外直接投資與宏觀經濟的內外均衡理論

程惠芳把對外直接投資納入宏觀經濟的內外均衡分析，認為國內外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大多側重微觀分析，由于缺乏與宏觀經濟運行的聯系，無法了解一國宏觀經濟均衡發展對海外直接投資比較優勢的影響，也不能揭示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對宏觀經濟均衡的影響和作用。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日趨增強。

毛中根、段軍山基于外匯儲備的角度探討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收支的關系，認為一國國際收支發展到成熟階段，應該以經常項目順差而不是以資本項目順差為主，而且資本項目應更多地表現為資本輸出。對外直接投資對本國國際收支有積極的調節作用，其中對本國經常項目的積極作用表現在：對外直接投資選擇的產業如果是貿易互補型的，那么投資會促進本國商品的出口，這對貿易收支平衡產生了正面影響；如果對外直接投資決策正確，產生了較高的收益率，這對經常項目的平衡也是有利的；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子公司支付母公司的專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等增加了本國的收入，對經常項目產生了積極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對資本項目的積極作用表現在：如果海外投資企業是在東道國或國際金融市場上貸款籌資進行直接投資的，那么這些貸款就屬于本國的長期資本輸入，對國際收支平衡有利；直接投資的增加也有利于改善國際資本結構，從而保證資本項目收支相對穩定性。對于中國由于外貿順差和外資大量進入而帶來的外匯儲備增加所導致的本幣升值壓力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發展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積極主動地“走出去”，通過大力推進對外直接投資實現中國經濟的外部平衡。

跨國直接投資門檻論

楚建波、胡罡提出了一個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即跨國投資門檻論。該理論認為，壟斷優勢并非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和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是由企業的投資能力和對外投資“門檻”兩個因素共同決定的。企業在母國積累起來的資金、技術、人才和國際經驗，是決定這些企業是否能夠跨越對外直接投資“門檻”的內在條件。當擴張的需要使企業產生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沖動，而且其投資能力又能夠跨越對外直接投資“門檻”時，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就可能發生。該理論進一步指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跨越的門檻高度與投資動機有關。

對外直接投資的綜合理論

近年來，不少中國學者基于現有FDI理論的缺陷和中國的現實，在對FDI理論進行綜合的方面做了大膽的嘗試，取得了一些成果。毛蘊詩提出了FDI四維分析模型，并嘗試運用此模型對海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解釋。他把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的基本內容分為產業選擇、技術選擇、區位選擇、時機選擇和方式選擇五個要素。該項決策受到來自左右上下四個方向的力量作用，即模型中的四維，而每個方向又包含了多種因素。模型中的四維分別是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目標、投資主體內部要素與能力、投資目標國環境因素、投資流出國環境因素。作者將對外投資行為分為主動型、誘發型和迫動型三種，在此劃分的基礎上，可采用矩陣方式對不同類型的對外投資行為進行組合(作者組合出51種對外直接投資模式)，以解釋更為復雜的投資行為。

邢建國在對馬克思FDI理論范式和西方FDI理論范式進行綜合的基礎上提出了有效資本型FDI理論模型。以馬克思范式來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會得出“樂觀”的判斷，而以OIL范式對中國進行分析又會得出“悲觀”的判斷。邢建國認為，以過剩資本和壟斷優勢資本為核心的理論范式對現階段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缺乏全面的解釋力，通過對兩大FDI理論范式的綜合提出了“有效資本”概念。要素的整合能力、跨國性產業增殖鏈的進入能力以及靈活的適應能力，是有效資本的核心能力或競爭優勢。有效資本注重的不是資本的數量規模和壟斷性優勢的大小，而是資本的特定功能。有效資本型FDI理念反映了當代國際經濟合作的基本特征，是發展中國家后起跨國公司擴張的重要途徑。增強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要素跨國整合能力，以產業增殖鏈為紐帶，充分利用東道國資源優勢，是我國企業開展跨國直接投資的有效戰略選擇。

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整體評價

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西方主流FDI理論是把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其特定研究對象的，但隨著后起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崛起，西方學者已意識到FDI主流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擴張缺乏“普適性”，因而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對發展中國家FDI理論研究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主要有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理論、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坎特威爾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篇6

    在這種復雜的國際投資形勢下,我國正以穩定的增長速度,逐步成為世界最重要的投資主體之一。雖然取得了喜人的成績,但是我國對外投資受到技術、人文條件等復雜因素的影響,整體投資質量并不是很高,并且相對規模較小。在這些制約條件及負面因素影響下,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之路注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此,在我看來,我國加強對外直接投資,不能只看重數量而不注重質量,而應該建立統一的考察投資指導意見,幫助對外直接投資者尋找正確的投資方向。最重要的一點是,努力提高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技術含量。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只有提高產品科技含量,才能應對一些國家的非貿易壁壘中,甚至在經濟危機中立于不敗之地。否則的話,外表喜人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只會在一場風暴中化為烏有。在這之中,尤其需要加強對我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統籌規劃安排。

    跨國公司,顧名思義,是指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等方式,在國外設立分公司或控制東道國當地企業,使之成為其子公司,并從事國際化生產、銷售和其他經營活動,以獲取高額利潤為目的國際性企業。根據資料統計,全世界跨國公司母公司數量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的20000家左右,而到了2006年,這個數字增長到了73000家左右,而子公司數量更是從90000家增長到了近100萬家。從數字上不難看出,跨國公司的總體規模正在不斷擴大并且其所占GDP比重正在不斷增加。與此同時,單項跨國購并規模日益擴大,金額屢創新高,比如美國在線與時代華納的購并金額達到3500億美元之巨。

    而我國跨國公司的發展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也取得了飛躍性的發展。截至2007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類)累計達920.5億美元。在這么輝煌的成就背后,我國的跨國企業對外投資也存在著很大的問題:

    1.我國的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額大多集中于“國字頭”企業。在中國跨國企業一百強中,民營企業僅僅占了不到15家,而大多數的企業,則是以國有或者國營企業身份露面的,這種現象就造成了我國對外投資的數據喜人,但是真正應該唱主角戲的民營企業卻被擠在角落處,這也是我國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結構不均衡的一個很重要原因。

    2.我國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質量有待提高。雖然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跨國企業對外投資額逐年迅猛增長,但是受到外國技術封鎖等多方面條件制約,我國對外投資企業和領域大多都集中于采礦、制造等技術含量低的方面,從而造成了我國對外投資基礎的不穩定,如果產生經濟危機,則這些企業最容易遭受重創,以至于增加對外投資結構的不穩定性。

    3.跨國公司目標不夠長遠。我國跨國公司在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中長期企業跨國購并等形式,對外投資并不是十分理性,往往局限于公司聲譽或者眼前對本公司所形成的既得利益,而忽視了長遠層面可能對公司發展的風險性威脅,盲目冒進,從而很容易在公司未來的發展中,舉步維艱。比如,跨國購并的過程中多數跨國公司都會忽視公司文化的問題,而這個看起來并不十分起眼的問題很可能導致跨國公司在購并后的發展方向與當初所預計的方向南轅北轍,偏離預期。

    從以上可以看出,中國跨國企業對外投資雖然取得了矚目的成就,但是同時也與問題并存,只有真正解決中國對外投資發展之路上的障礙,才能夠真正地在對外投資之路上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光明之路。

    在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使用理論中,小規模技術理論無疑比較適合我國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特點以及發展導向的理論基礎。小規模經濟理論主要強調了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比較競爭優勢來自三個方面,即擁有為小市場需要提供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發展中國家在民族產品的海外生產、低價產品營銷戰略三個方面的優勢。對于我國而言,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悠久的歷史文化可以很好地將低價產品營銷戰略優勢和民族文化產品的推廣優勢發揮到最大化。同時,跨國公司應該盡量避免企業“虛榮心”作祟,而應該從實際層面出發,謹慎評估對外投資的可行性,從而避免“得了面子,失掉了里子”。

    參考文獻:

    [1][美]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第四版)[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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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時代的發展,促使國際貿易形勢發生轉變,針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之間的關系,也產生相應的變動。信息時代下,國際貿易轉變了直接投資公司內部貿易結構,改變國際貿易定價機制;國際直接投資格局,也直接影響國際貿易格局。同時,國際直接投資,可以提升本國經濟水平,有帶動性的促進母國產品出口,增強母國的產品出口競爭力,同時也可以增加母國外匯收入。對于信息時代下,轉化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關系,可以提升國際直接投資在國際貿易中的利益。在信息時代國際貿易中,“在信息時代貿易投資一體化的條件之下,應用傳統統計方法中以國家為單位的方式,通過其進出口額計算國際貿易的收支,已經不能準確反映出當前國家的貿易利益,將其轉化為用原產國外匯增加額來進行計算,其結果較為精確。”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間發生一定轉化。

二、完善改進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關系措施

1.改變角度

對于信息時代下,在國際貿易的理論體系之中,其自由貿易理論一直占據了統治的地位,而相對與比較成本理論而言,其已經發展成為自由貿易理論中的主線。根據傳統國際貿易要素中的稟賦理論,基于占有不同優勢資源、不同優勢生產要素的國家,其在生產各自國家產業方面具有相對的優勢,可以用國家自身優勢產品,有效的換取別國經濟生產的優勢產品,使得交換產品后各自國家彼此均獲利,然后,再由各國按各自比較優勢進行產業分工,形成產業貿易的競爭發展模式。在現代化經濟全球條件之下,改進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的關系,針對實際情況,明確比較成本已經不能再成為決定國際貿易分工的主要基。因此,在信息時代國際貿易中,實現經濟的全球化發展,促使實現貿易投資的一體化發展,其實質就是依靠跨國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優勢,整合全！球范圍內的產業資源,大力借助國際直接投資活動,提升貿易發展水平。在信息時代下,轉化貿易投資角度,有助于發揮實踐指導意義;其主要表現為,若是一個國家具備越多的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企業,就能夠在國際貿易分工中,更多的來整合別國的產業發展資源,同時也可以減少本國產業資源被別國的貿易直接投資企業整合。對于信息時代下,在國際貿易中,可以依靠獲取產業生產技術優勢,以及大力生產差別化產品的形式;優化貿易管理方法來降低國際貿易交易成本,促進貿易發展。

2.重構路徑

在信息時代的國際貿易分工理論研究之中,已形成了三種基于不同研究對象的貿易理論體系;一是就是以由市場機制為研究對象,可以從組織結構及協調發展之間進行國際的分工;而對于另一種,則是以跨國公司為載體進行研究;同時,對于信息時代下,其第三種研究中,則是由專業化個體發展為研究對象,以此來進行貿易分工。在信息時代國際貿易中,對于新興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之中,就是通過引入交易費用以及交易效率概念,以此來解釋企業生產與國際貿易的關系。由于在信息時代國際貿易中,市場和企業是不同的組織勞動分工的形式。在信息時代中,對于實際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之間,國際貿易方面應該秉持降低交易成本,改進商品交易效率的原則,能夠運用重構路徑的發展思路,提升貿易經濟水平。當在實際中,若是國際貿易的交易費用,遠遠高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生產費用之時,就可以選擇進行國際直接投資,能夠使跨國企業從國際貿易分工之中抽離出去,不僅可以降低貿易交易費用,提升國際直接投資經濟效益。

3.轉化主體

跨國公司作為國際直接投資方面的產物,在信息時代貿易中,對于很大程度上可以將跨國公司作為在國際貿易中的研究主體。在信息時代國際貿易中,可以雙向作用實現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聯合機制,對于跨國公司之間實施全球戰略前,國際上的貿易分工中主要是以產品為發展界限的,也就是各國根據比較優勢,各自的集中生產具有貿易優勢產業,從而形成某些、某一種的最終產業產品,最后通過國家間主題交換,使貿易產業中最終產品進行投資交換,在經濟活動結束之后,對于國家企業結果雙方,都可以獲得比較多的貿易利益。對于信息時代下,轉化貿易過程中的主體,提高國家貿易發展的整體福利,實現國際貿易直接投資,促使轉化新的經濟行為,能夠以貿易投資經濟活動為國際貿易中的主體,有助于促使提升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國家貿易的整體經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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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以及相關的對策建議進行一些分析和探討。

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

1.大中型公司具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形成了一批有競爭力的大中型跨國公司，它們具有雄厚的資金和技術實力，引進國外先進的管理理念，在國際競爭中明顯具備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如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中石化、海爾集團和首都鋼鐵總公司等，在境外市場競爭中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英國著名的跨國公司問題研究專家約翰?H?鄧寧教授，提出了著名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已成為研究跨國公司經濟活動的主流理論學派，被世界公認為是指導跨國公司實踐的權威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企業如果具有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時，就完全具備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有學者認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國企業與西方雄厚實力的大企業相比不具備所有權優勢，在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方面也相形見拙，所以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不適合于解釋中國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行為。但本人認為以上觀點值得分析和探討。首先，鄧寧所提出的境外投資企業的3種競爭優勢，并非絕對地超過其他競爭對手的綜合優勢，而是一種相對優勢。在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今天，任何一個企業不可能在某個行業永遠占有絕對優勢地位，并且其相對優勢地位在激烈競爭中也會不斷發生變化。其次，中國企業經過幾十年的技術引進、吸收和創新以及自主開發，生產規模、技術、產品日益成熟，已具備了相當的競爭優勢，如果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是具備相當的所有權和內部化優勢的，近年來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所取得的成績即為明證。鄧寧教授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中國企業的境外投資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2.小型企業亦擁有比較優勢

發展中國家歡迎外國資本的流入，但其能提供的投資環境并不完善，市場范圍小，從客觀上限制了國際大型跨國公司的進入。我國小型企業尚處于小規模階段，可避免與大型跨國公司的激烈競爭，適合發展中國家投資環境的需要。另外，中國跨國公司派出人員的費用和出口零部件相對便宜，使中國境外加工的產品能以低價占領國外市場。美國經濟學家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理論指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競爭優勢來自與其母國的市場特征緊密相關的低生產成本；英國經濟學家勞爾的技術地方化理論也證明了落后國家企業以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生產和經營活動仍可具有一定的競爭能力。中國企業實現跨國經營，開展境外直接投資，從理論上說是具有可行性的。應當指出的是，上述兩個理論從不同方面闡明了發展中國家企業在跨國經營中的競爭優勢，指出了發展中國家企業發展境外直接投資的可能性，對于指導發展中國家企業境外投資具有重要意義。兩理論有一共同點，即強調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具有競爭優勢不是絕對優勢，而是相對優勢。這個“相對”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相對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擁有更加適合當地市場條件的生產技術，因此，在同類型發展中國家市場中具有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相對于欠發達國家的當地企業，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又具有先進的生產技術，因而具有競爭優勢。我國企業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正是具備了這種相對優勢。

3.中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和產品

我國長期自主開發形成了某些傳統專有技術和高精尖技術，如中藥、氣功、園林、烹調、生物工程和航天技術等，較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可以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一顯身手。

4.中國的特殊產品和特有渠道

中國特殊產品，如中式菜肴和中醫等具有鮮明的特色，為特定消費者――華人所鐘愛。這些華人雖然居住他鄉，但有相同的文化語言背景，互相之間容易溝通。依靠這種特有的華人渠道，在僑民集中的地區直接進行投資設廠，生產特殊產品，是中國跨國公司發展境外直接投資的一種特有優勢。福建省是著名的僑鄉，絕大多數福建海外企業是通過華僑牽線搭橋建立起來的。

5.政策環境良好

中國與大多數國家簽有投資保護協定和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這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必要的保護和良好的政策環境。

6.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和外匯儲備的增加

目前，中國GDP總值位居世界第四，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在一些沿海發達城市甚至超過5000美元。截止2003年底，我國外匯儲備達4033億美元。這些為我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強大保障，提高了外商與中國企業開展合資合作的信心和決心。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外匯儲備的增加已成為我國企業發展境外直接投資的一項重要競爭優勢。

當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突出特點

1.境外投資企業規模小，產業集中，生產性企業以合資為主，國有企業盈利少。

目前我國境外投資企業中平均投資規模約153萬美元，產業大多集中在貿易領域（約占總投資的60%），生產性企業的70%以合資為主，虧損或持平企業約占2/3，盈利企業僅有1/3。

2.每年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大，但增長迅猛，投資目的地國逐漸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

200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為21億美元，增長110%，其中53%的投資流向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占33%，港澳地區占14%）。

3.經營主體和經營方式多元化。

我國的境外投資正在從單一的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向多種所有制經濟主體對外直接投資轉變，從在境外設立流通領域的貿易企業和貿易機構為主向設立境外加工貿易企業和專業市場等形式轉變。特別是民營企業已成為我境外直接投資的“黑馬”。由于產權清晰，機制靈活，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成功率很高，如青島金王集團和浙江萬象集團等。

4.在國外設立高新技術研發中心已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新亮點。

在境外設立研發中心可以有助于利用國外的技術創新來改進和提高國內產品的技術含量，學習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和企業運行模式，促使我國產品在國際競爭中處于更為有利的地位，如山東的海爾集團和浙江省的華立集團分別在美國和日本設立了研發中心，通過境外產品開發來推動國內產品的技術升級和出口競爭力的提高。

5.并購國外企業以獲得技術或生產許可證已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新方式。

例如，三九制藥集團收購日本東亞制藥公司和上海電器集團收購日本秋山印刷廠都是成功的例子。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遇到的主要問題

據調查，盡管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但也出現了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有：

1.企業體制因素導致境外投資失敗

在我國，由于歷史及現實的原因，多數大型企業仍是國有或國有控股。國有企業在治理結構上的缺陷，包括所有者和經營者在目標取向方面存在扭曲，責權不對稱，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和約束不足，使得國有企業在國外市場競爭中缺乏效率和國際競爭力。

另外，我國企業在財務管理、技術標準以及產品質量標準等方面都與國際慣例有一定差距，也使自己在國外競爭中處于劣勢。

2.資金短缺

我國的國有企業由于長期低效率運行，基本不具備依靠自有資金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實力，而我國的金融體系還很不健全，資本市場尚不發達，國有銀行體系并未與國際接軌，銀行對企業的海外投資項目缺乏科學和全面的評估，存在“惜貸”現象。

3.人才匱乏

跨國經營需要技術、管理、法律、財務和營銷等方面高素質的人才。我國企業由于受傳統體制因素影響，人才的待遇和培訓比不上外企，造成人才的大量流失。由于缺乏高素質的人才，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會面臨很多風險。

4.信息缺乏

由于對有關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社會風俗、市場、行業和產品等信息缺乏深入了解，企業往往有對外投資的愿望，卻無法實施相應的計劃。有時即使實施了，也會因為信息缺乏而失敗。

5.管理環節過多

我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管理環節過多和審批時間太長（有企業反映，有些項目審批時間需花2-3年）的問題，不利于企業抓住商機。

6.缺乏核心技術

從總體上看，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企業的技術優勢不足。對于許多引進技術缺乏吸收消化，創新不夠。即使是當前非常看好的家電行業，許多產品，特別是高端產品的核心技術仍然依靠進口。

7.監管體制不暢

目前存在著“重審批，輕監管”的現象。對國有企業境外機構來說，加強監管是提高經營效率，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重要手段。目前，境外企業監管制度亟待改革和完善。

對政府決策的相關建議

目前，我國既不屬“資金飽和型”投資國，也不是技術創新國；對外直接投資尚處發展初期，企業對國外環境不很熟悉，缺乏必要的境外投資的經驗積累，因此，為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資源，幫助企業在境外投資中增強抗風險的能力，我國政府有必要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制定戰略規劃和提供必要的促進、支持和服務。具體建議如下：

首先，結合國內經濟發展情況和產業結構調整，制定對外投資戰略規劃，明確對外投資的重點區位和產業，對已確定的重點區位和產業，應進行深入研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戰略規劃，制定相應的優惠政策，分階段實施，以求對國民經濟發展產生穩定的拉動作用。在區位選擇上，應優先選擇有資源、有市場、有效益、有優惠政策和雙邊關系友好的重點國家和地區。在行業選擇上，應優先考慮資源導向性項目、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家電和輕紡等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以及被歐美等國家征收反傾銷稅而使我喪失市場的產品領域。

其次，應當盡快完善相關法律體系。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法律體系尚不完善，僅有一些內部規定或實施辦法，沒有完備的法律體系。《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經營法》應盡早出臺，明確投資主體的權利和義務。

第三，要大力培育核心技術，強化所有權優勢，提高對外投資的技術含量。企業應加大研發力度，國家應進一步推動實施高精尖技術產業化。

第四，堅持“幫大扶小”的原則。選擇有實力、管理好、擁有自主品牌的重點企業拓展境外投資業務，給予必要優惠政策，以充分體現國家的對外投資產業導向政策。同時也應鼓勵民營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取消歧視，使其在優惠貸款、信息交流、境外投資保險等方面與國有企業享有同等待遇。

第五，建立并完善促進體系。

一是政府促進：重大項目要納入雙邊經貿合作框架，利用雙邊經貿混委會，及時予以推動和促進。若東道國政府對經濟干預較深，我國政府也應做好企業后盾，特別是對資源開發型項目更應如此。

二是制度促進：建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制度促進體系。一方面在財稅和金融等方面對企業進行支持，逐步放寬境外投資外匯管制。另一方面對企業返回的資源產品應給予進口配額、稅收和外匯等方面的支持。同時參照法國外貿保險公司的做法，設立境外投資保險機構，對境外投資進行政策性保險。

三是人力資源開發促進：進一步加大政府或中介機構對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的力度。不僅要使企業了解國內外的相關信息，而且應大力推廣對外投資成功企業的經驗和模式。先有貿易或工程承包后開展投資是其中一種成功模式。

第六，建立支持體系。

一是體制支持：要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進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產權清晰的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國有企業境外資產的內部治理機構。同時，結合《行政許可法》的實施，簡化審批手續，提高審批效率。審批要做到規范、透明，妥善解決目前在審批過程中國務院部門間的協調問題，建立良好的工作機制。應對審批制度進行改革，逐步將審批制改為審批和備案制相結合，對以自有資金或商業銀行貸款進行境外投資的企業，原則上實行備案制。

二是資金支持：一方面要建立金融服務體系，努力解決制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瓶頸，充分發揮各商業銀行融資主渠道的作用。另一方面降低外貿發展基金和中小企業國際市場開拓資金的使用門檻。同時還應充分發揮援外資金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作用，建立“雙邊互利合作基金”，即從我對外無償援款中拿出部分資金設立合作基金，供雙方的“合資合作項目”有償使用。當雙方的合作項目遇到資金困難時，經過辦理一定的批準手續后，可從基金帳戶中得到優惠貸款(基金帳戶實行優惠利率，可以是低息甚至無息)。

三是理論和人才支持：一要加強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研究，為對外投資實踐提供理論依據。二要加強人才培訓，通過中外合作辦學、國內院校和企業聯合辦學、國內專業培訓以及出國培訓等方法，盡快培養建立一支穩定的對外投資人才隊伍。

第七，進一步完善服務體系。

一是信息服務：參照發達國家做法成立境外投資促進機構，如日本的貿易振興機構，進一步發揮信息網絡的優勢，為企業提供國外政治、經濟、法律、社會風俗、市場、產品和行業等方面的信息，減少企業在海外投資和生產經營時所遭遇的風險。

二是完善社會中介服務：充分發揮法律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的作用，加強與國外中介組織的合作，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法律、財務、認證等服務，積極穩妥地通過社會力量幫助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三是各地商務部門和國外的使領館應強化服務，為企業國際化經營創造條件。

篇9

一、國外文獻

（一）針對某幾個區位因素進行的研究

蓬塞（Poncet，2007）指出，那些與中國政府簽訂了雙邊投資協議（BITs）的東道國能夠吸引更多的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東道國、投資國的友善關系可以為企業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成為企業區位選擇時的重要考慮因素。

（二）針對影響中國OFDI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研究

制度在市場和交易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如保護知識產權、執行合同、為提供物質和組織基礎設施建設的集體活動提供便利（Dixit，2009）.制度決定了從事經濟活動的可行性和收益性（North，1991）。完善的制度能夠為一個國家融入世界經濟帶來積極的促進作用（Rodrik，2008）。Wasseem（2012）通過研究發現：國內制度功效的質量對資金流動具有正向作用；更好的制度功效質量使得國家的資本結構更加公平和遠離負債；一個國家的組合投資對國家制度功能質量比FDI更加敏感。Daniele，Vittorio和UgoMarani（2008）認為東道國制度質量好壞會直接影響其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多少，并在其研究中驗證了制度質量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正相關關系。Jos印h和Randall（2008）針對中國做了研究，他們將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FDI進行了對比，研究發現，投資母國相對國內投資而言，在中國的FDI受到的制度限制相對較少，制度上的影響對他們的投資影響相對薄弱。他認為制度質量相對較低的中國之所以能夠吸引大量國外投資，跟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的增長是分不開的。

二、國內文獻

（一）整體上討論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

楊大楷等（2003）將國際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與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實特點相結合，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指出現階段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應以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為重；不同類型企業根據其側重點不同而選擇不同的區位；在國外進行研發的企業應注重尋求產業集群，利用集中的資源和能力取得更多的創新優勢。

（二）針對影響中國OFDI區位選擇影響的研究

江心英（2004）認為東道國的經濟環境（environment）、體制（system）、政策（policies），即EPS系統和跨國公司的行為特征是決定FDI區位選擇的兩個內生變量，然后重點闡述了基于這兩個內生變量的國際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綜合動因理論。范小軍、楊舟（2006）則運用經濟學和博弈論的相關原理，建立了完全信息動態博弈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模型，并且討論了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其結論為，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市場容量較小，優惠稅率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可以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產生正影響；如果市場足夠大，即使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是很完善、稅率也沒有十分優惠，這個國家或地區仍然可以吸引直接投資。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路徑

國內學者提出對于中國OFDI的區位選擇“先易后難”或者“先難后易”的決策，大多數是從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角度區分難和易。具有代表性的有何志毅（2002），他比較研究了海爾集團的“先難后易”與IRB集團的“先易后難”的對外直接投資實踐戰略，分析了實施兩種戰略的企業其國際化戰略的共同點，兩種戰略的優勢、劣勢和采用兩種戰略的一般原則。而邵祥林（2005）則主要探討了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的目的、路徑和模式。他依據對外投資目的將海外投資進行分類，借助兩階段寡頭博弈模型，對不同類型的跨國企業的海外投資經營活動進行了分析和描述，指出以整合資源、提高企業競爭力為目的的海外投資企業更可能是以承擔較大風險為代價來換取要素整合方面的提高；以擴展市場為目標的投資企業應看重市場規模和同行業企業的發展水平、競爭能力。另外，他還指出，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模式應該選擇產權安排方式（例如獨立經營和合資經營）。同時，他強調，發展中國家的跨國經營活動不具備絕對優勢，因此，比較優勢原則在中國企業“走出去”，決定自身的經營戰略和方式中顯得尤為重要。最后，王鳳彬、楊陽（2010）將對外直接投資劃分為傳統對外直接投資（包括自然資源、市場和效率尋求型三種）和戰略資產尋求型直接投資，后者也稱為“探索型OFDI”。他們以聯想收購IBM、吉利收購澳大利亞DSI公司等案例為例，從順梯度和逆梯度FDI的對比分析中歸納出、“差異化的同時并進”模式；并且文章指出中國正處于國際分工體系的“中游”位置，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來說，相比單一模式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企業更應該“兩條腿走路”“齊頭并進”，在投資過程中兼收“探索型OFDI”與“利用型OFDI”的優勢。

【參考文獻】

[1] NorthD.C.Institutions[J].JournalofEconomicPespectives（1991），5（1）：9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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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區經濟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國際分工是產生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因，國際貿易又進一步加深國際分工，解釋貿易的理論都是以闡釋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理論的發展主要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比較利益理論。李嘉圖認為，各國應致力于生產其相對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產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其相對具有較低勞動生產率的產品；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則表明，商品價格差異是貿易的基礎，要素價格差異是產品價格差異的根源，各國應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國豐富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密集地使用本國所稀缺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二是新貿易理論。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等人為代表的國際經濟學家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因之一，但該理論僅解釋了要素稟賦具有差異國家之間的產業間貿易，而現實中有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發生在經濟特征相似國家之間的貿易，新貿易理論從兩個方面分析了其產生的原因，其一是著眼于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化，以邊際成本遞減作為生產分工與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競爭及其市場細分策略來解釋這類貿易與國際分工，說明規模收益只要超過運輸成本，生產應有集中化的趨勢，并且市場規模越大、“學習曲線”效應越明顯的行業，成本就會越低，以此為基礎的生產分工與選址，不再決定于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而是歷史因素與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以上理論出發，分析經濟一體化在貿易流向與產業組織結構兩方面對分工的影響，可以發現具有以下幾方面明顯的效應：第一，市場規模效應。一體化以后，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壁壘降低，因而無論從市場范圍還是消費者效應來說，都有效地擴大了市場的規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國都趨向于出口在本國市場上占有較大份額產品的原理（克魯格曼、赫爾普曼，1985），一體化區域將具有增加對區外出口的傾向。第二，市場競爭效應。貿易壁壘降低將導致區內市場競爭激化，減少寡頭壟斷，降低區內市場細分的程度，可以強制地帶來經濟效率的調整。第三，規模經濟與專業化分工的效應。市場規模擴大以后，企業可以通過做大規模降低成本，一些廠商能夠從事更多的工廠專業化分工，減少每個工廠生產的產品種類，降低服務成本，增強出口與區域內進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將增加一體化區域的區位優勢，增加一體化區域內部分國家的競爭優勢，引起區內投資格局的調整與區外對區內投資的增加。

從貿易對分工的影響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與新貿易理論的分析有三個共同點：一是產品都是由一國國內的企業生產的；二是貿易保護的對象都是一國的產業、產品及其生產的企業；三是要素在地區間不流動。但如果以跨國公司的跨國一體化經營為分析背景，以上三點結論就需要重新推敲，國內有學者將跨國公司內中間產品的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的融合概括為貿易投資一體化現象（張二震、馬野青，2002），得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我們認為，分析貿易投資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可以以要素的跨國流動與各國同類要素的異質性為基礎，當跨國公司實行跨國一體化經營時，跨國公司的管理、技術以及品牌都可以成為投入的要素，地區經濟一體化降低了貿易壁壘，有利于要素與中間產品的國際流動，從而推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依據各國的要素差異進行不同的價值增值環節的選點布局，一國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質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價值增值環節大的生產投資與研發機構的建立，低素質低技術的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產環節的建立。貿易投資一體化使產品乃至產業失去了國家的界限，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不能再說是由中國制造的，但國際分工仍存在，不過分工不以產品、產業為標志，而以國家之間的要素差異為標志，以要素創造的價值增幅為標志。以這種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結果不是要素價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擴大，如跨國公司專門將技術研究與開發中心、價值增幅大的生產環節放在本國，而把生產的組裝等勞動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國，或僅建立適應中國市場的技術應用中心，中國將專門成為成熟技術的生產加工基地，長期下去中國的知識型管理型人才收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越來越大，造成人才培養的困難與人才的流失，進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長的貿易陷阱。

對一體化國家而言，區域經濟一體化擴大了區域內的市場，降低了區域內同類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增加了同類生產要素尤其是知識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這都將增加區內的區位優勢，提高以貿易投資一體化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層次。但對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言，跨國公司的生產選址將非常重要，使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落址于本國，通過對知識型人才的需求來實現本國有競爭力要素的持續增長，將成為各國貿易保護的新目的。吸引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不僅要有量，而且還要有質。

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國際經濟學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前，分析總是以一體化對新貿易格局的影響作為基礎，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后，隨著新貿易理論的創立，市場結構、產業組織的理論被植入國際貿易的分析，因而投資效應的分析就以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作為基礎，貿易投資一體化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行為主要還是以寡占反映戰略為主，在方法上仍屬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下面我們以這兩個階段為界分而述之。

二、從國際貿易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跨地區跨集團的直接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戰略聯盟策略，從根本上來說將成為打破地區封鎖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別是當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從以降低成本為目標的要素尋找型向市場開拓型轉變后，國際貿易的作用將是長期的基礎性的。從貿易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投資的影響，出發點是一體化對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與福利的影響，理論基礎基于比較利益之上的專業分工，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部門間或產業間的區域內部貿易的增長，市場規模以及規模經濟都成為一體化收益的主要來源，經濟特征相似的國家都可以在專業化分工中收益，從與一體化之外的國家貿易條件的改變中獲益。分析一體化對貿易的影響，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慮關稅、配額和其他貿易障礙降低后對相對價格的影響以及價格對貿易商行為的影響。由于影響相對價格的行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聯系具體產業與產品是很難下具體結論的，但總體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與思路。

美國經濟學家J·瓦伊納于1950年提出了“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這兩個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貿易對一體化的反應，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投資轉移”與“投資創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對區域一體化貿易流向的反應，由此奠定了這一領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爾伯格認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經營戰略表明，一體化組織的貿易流向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和流量產生影響，形成投資創造效應與投資轉移效應。投資創造是由貿易轉移引起的，一般而言，關稅水平越高的國家，一體化后貿易轉移效應越大，該國將從成員國進口成本更高的產品，消費者獲得價格相對較低的產品，但國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關稅收入。如中日組成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中國可能以從日本進口汽車來代替從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口，但別國廠商自不會坐以待斃，中國廠商也不能面對新格局而束手無策，由此形成的區外非成員國對一體化區域內的直接投資和區域內成員國之間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即為投資創造，區外的跨國公司在一體化內部建立“避稅工廠”(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體化市場供貨，以維護其原來以出口方式占領的市場份額，同時，由于區域內貿易自由化使市場擴大與需求增加，為廠商帶來了新的市場機會，一體化內外的跨國公司互相競爭以追求潛在的規模經濟效益，也會增加在區域內的直接投資。

投資轉移是由貿易創造引起的擴大了的外國直接投資，貿易創造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成員國的數量，數量越大，表明市場越大；平均關稅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關稅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趨向貿易創造；成員國經濟的競爭程度，受保護的同類企業的單位生產成本差異越大，貿易創造效應越大。貿易創造的產生來源于規模經濟與專業分工，為從一體化經濟中獲取規模經濟和專業分工的收益，需要進行生產的重組，由此引起區域內直接投資布局的調整與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區外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產生投資轉移。

投資創造與投資轉移根源于一體化的規模效應與市場統一效應，相對于區外國家而言，一體化內部的總收益無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對發展工業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長期意義，但對一體化內不同的國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對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體化區域內產業在國與國之間轉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產業全部向一國偏轉的可能，因而認真研究一體化成員國之間的相互優勢及產業分工趨向，制定適當的補償機制就成為一體化的重要制度內容。

三、從產業組織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由于生產全球化的發展以及跨國公司為適應區域經濟一體化而進行的跨國投資戰略調整，建立在地理意義上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概念的界限已變得模糊起來，因而以地理概念為基礎的金德爾伯格的二分法就難以反映外國直接投資之間的全部復雜問題，隨著新貿易理論的興起，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以占領市場為導向的寡占反映戰略就成為解釋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這種方法著眼于一體化從哪些方面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其分析一般以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依據，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取決于以下三個要素的組合：第一，所有權優勢。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具有某種壟斷優勢，以抵消在陌生環境中經營所需增加的額外成本，一般業主的無形資產與規模經濟都可能體現特定的所有權優勢，其內容主要包括研究與開發能力、管理能力、獲取信息能力、營銷技巧、特殊的組織結構以及進入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市場的便利條件等。第二，內部化優勢。制度學派認為企業作為一種科層組織，與外部市場相比具有減少交易成本的優越性，根據鄧寧的分析，國際市場的失效主要有兩類，一是結構性失效，如貿易壁壘的存在與無形資產的溢出效應影響外部市場的形成和發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暢及國際市場經營風險過高都將提高交易的機會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將外部市場內部化。第三，區位優勢。區位優勢來自東道國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如自然資源的稟賦、社會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環境，以及政府通過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優越條件等，這些因素不是跨國公司特有的，但跨國公司可以不斷適應它，利用它。

將以上三個方面結合起來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釋國際生產的組織形式，所有權優勢決定了“誰”來生產，內部化優勢決定了“怎樣”生產，區位優勢決定了“在哪里”生產。而一體化從規模性、結構性與交易性三個方面增強了區域內國家在以上三個方面的優勢。貿易壁壘的降低尤其是專用性資產、中間產品及要素流動壁壘的降低，提高了跨國公司內部化的能力，一體化后的區域市場是一個多民族、多國家的市場，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異性與復雜性，為區域內的跨國公司提供了國際經營的學習機會與條件，使一部分區位優勢轉化為所有權優勢(MiraWilkins,1991)，一體化最為突出的還在于它凸顯了區域市場的區位優勢，拓寬了市場的范圍，加大了經濟的總體規模，提高了經濟的抗震性，能使經濟周期的波幅減少，周期拉長，降低了國際貿易中的許多不確定性，對于一體化的小國來說，生產的種類可以減少，規模可以加大，生產的某種地理分工變得更自然，一體化產生的規模經濟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廠中應用的重要生產要素，如某些類型的技術和管理人員，這也成為跨國公司對區內投資的重要原因。

將直接投資的增長與企業的戰略對策結合的分析認為主要有四種形式的戰略投資對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進口替資，也叫“橋頭堡投資”或“跳越關稅”的投資，是外部企業對一體化貿易轉移效應的一種對策，反映了一個企業為維持在一體化經濟中的市場份額從以貿易為基礎的戰略向以投資為基礎的戰略的轉變；(2)進攻性進口替資，亦稱出口導向投資，它以一體化對競爭效率、收入水平、增長和創新的影響為依據，投資的動機在于利用地區一體化所造成的市場擴大和需求增大的勢頭，是企業搶占市場進一步擴大在該地區的市場份額的一種戰略投資；(3)重組投資，又叫合理化投資，即生產經營的布局按一體化后更自然的區位優勢重新組織所進行的投資，因為貿易壁壘消除以后，各成員國的比較優勢成為資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據，生產活動將向成本較低的地區集中；(4)寡占反映投資，指當地企業面對外部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進入該地區，為保持自身的競爭力和市場份額，也必須通過做大規模進行回應，從而刺激其通過直接投資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

從產業組織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直接投資的效應，最主要在于強調它對工業效率的影響，這可能是比資源配置效應更為重要的一種收益來源，因為從貿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競爭的框架內展開的，而從產業組織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強調的是以不完全競爭為框架，分析一體化對廠商競爭行為的影響。鑒于一體化后兼并與收購將成為主要的投資方式，因而如何規范本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的競爭與壟斷行為，就成為新的更重要的課題。

四、啟示與結論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參與經濟一體化必將有得有失，但一般總是得大于失，這是雙贏、多贏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一體化分工的格局趨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導向，一國要從一體化中獲得有益的分工，就要從比較優勢、競爭優勢以及競爭性要素的持續增長等幾個方面來引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向，從以上貿易與產業組織兩方面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來看，我們認為中國參與經濟一體化主要應處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關系：

1.處理好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依照傳統貿易理論，中國是簡單勞動力要素的供給極其豐富的國家，幾乎可以說具有無限供給彈性，因而一體化后，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將有向中國集中的趨向，依照新貿易理論，生產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國家集中的趨向。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向別國開放市場也具有誘人的利益，當中國與東盟擬建立自由貿易區時，日本不無妒忌地宣稱，為了享受中國對東盟出口的零關稅，日本企業可能進一步向中國投資，為了同樣的理由，日本可能將已或擬向東盟的投資轉向中國（馮昭奎，2002），其實，中國與東盟都大可不必為此而擔心，制造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是存在的，但制造業的產品豐富多彩，千差萬別，只要一體化內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價格就有均等化的趨向（赫爾普曼、克魯格曼，1985），如果其生產全向一國集中，則比較優勢的天平將向另一面傾倒，況且生產同樣的商品對要素的組合方式仍有差異，可以起到平衡各國生產要素供給的作用，東盟即使生產的種類減少了，但貿易壁壘的降低使中國遼闊無邊的市場向他們優惠開放，從美加墨自由貿易區的運轉來看，自由貿易的協定尤其有利于小國，因為他們的增長與繁榮有了更多的空間(ShyamalenduSarkar,2001)。對東盟而言，中國是競爭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間將主要在制造業、電子、通訊等產業內部的分工與貿易，由于這些產業的發展取決于最初的生產與更大的市場份額，因此實證分析這些產業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分工布局將對資源的配置起導向作用。

2.處理好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外國跨國公司的關系。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分析表明，一體化后的市場將成為有實力的跨國公司角逐的場所，其第一階段的投資將是對資源重新配置、生產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階段的投資則是實現企業的快速增長和加強對市場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購當地企業便成為其迅速占領市場的最有效的手段。面臨外國跨國公司的競爭，我們在不同的產業市場結構中應有不同的應對之策，具體而言，在規模經濟較顯著的行業，如汽車、化工、金融、民用飛機等部門，在收入需求彈性較大的部門，如電子通訊、計算機、藥品等部門，其產品的技術含量較高，企業兼并的國際化傾向也明顯，因而應鼓勵國內企業實現并購，形成產業組織的集中化，以大企業與跨國公司合作，而在規模經濟不明顯、生產處于成熟階段、生產技術已標準化、需求收入彈性較小的部門，如紡織、服裝等，應以鼓勵競爭為主，制定較嚴格的反壟斷管制，這種按產業結構的差異制定壟斷管制的雙重標準是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歐盟都采用的方法。

3.處理好具有核心競爭力要素的培養與跨國公司一體化經營的關系。在跨國公司全球一體化經營的戰略下，中國既要發揮簡單勞動力豐富低廉的比較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也要發揮中國優秀人才的競爭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既要有生產加工中心，也要有技術中心。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背景下，要保護本國有競爭力的要素在本國有就業機會，有獲取高工資的機會，要力爭讓跨國公司的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具有核心創造力的研發活動在中國展開，如法國在藥品生產行業就規定在當地建立研究與開發機構是外國投資進入法國市場的先決條件。無論是國內企業還是國外跨國公司，只要能對中國關鍵的核心生產要素付高額報酬，都應受到鼓勵，這是從根本上獲取關鍵產業的自我發展能力，關鍵要素與技術的持續供給能力，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具有“獨立于一體化經濟中的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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