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評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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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價值鏈；項目評估；戰略價值鏈分析；國民經濟效應
1價值鏈和戰略價值鏈分析方法
1.1價值鏈的概念
價值鏈——美國學者邁克爾·波特在《競爭優勢》一書中指出：企業的每一項生產經營活動都是創造價值的活動。企業的一切互不相同但又互相關聯的生產經營活動，形成了創造價值的動態過程，這項動態過程稱為價值鏈（ValueChain）。
主要活動：（1）輸入后勤——包括購買原材料、動力、燃料、部件等，對這些采購品進行接收、儲存和分配、檢查等管理。
（2）制造——將原材料轉化為產成品的過程。
（3）輸出后勤——將產成品轉移到顧客手中的過程。
（4）營銷——讓顧客了解自己的產品或服務，涉及營銷部門的全部活動。
（5）服務——提高或維持產品或服務的價值，涉及給顧客提供諸如裝配、零部件、修理、維護保養、技術支持等活動及顧客投訴活動等。
輔助活動：（1）人力資源管理——包括人力資源的招聘、培訓、開發和報酬等的管理；員工關系管理；培養員工的知識創新能力。
（2）研究與開發——產品研究與發展、流程改進、設備設計、計算機軟件開發、電子交流系統開發、計算機輔助設計等。
（3）綜合管理——財務會計、法律事務、安全保衛、構筑戰略聯盟以及與戰略伙伴的關系管理等。
1.2戰略價值鏈分析方法的概念
戰略價值鏈分析方法，是通過對公司價值鏈成本的戰略分析，明確企業的長期成本競爭態勢的一種方法。
戰略價值鏈分析，是從行業價值鏈、企業戰略價值鏈和競爭對手戰略價值鏈等三方面進行的。
（1）通過行業戰略價值鏈的分析，可以了解企業在行業戰略價值鏈中的位置、現狀與前景、企業與上下游（供應商與分銷商和顧客）的戰略價值鏈關系，把握企業的成本態勢。
（2）通過企業內部戰略價值鏈的分析，可以了解單元戰略價值鏈上的成本與效益，確定增值與不增值的鏈結和重構優化的成本競爭優勢的價值鏈。
（3）通過與競爭對手戰略價值鏈的比較分析，了解競爭對手戰略價值鏈，根據自身情況，確定相應的有競爭力的成本戰略。
1.3行業價值鏈的分析
價值鏈分析的具體步驟有：
(1)確定行業價值鏈的構成要素。
行業價值鏈涉及企業自身價值鏈、上游供應商價值鏈和下游經銷商價值鏈和用戶價值鏈。
行業價值鏈的的全過程可用圖表示如下：
供應商價值鏈——企業自身價值鏈——經銷商價值鏈機用戶價值鏈
行業價值鏈的構成會因行業的特點而有所不同。
制造行業的價值鏈：金屬礦山金屬冶煉公司機械制造廠批發商零售商消費者
服務業企業的價值鏈與制造業的價值鏈也有所不同。
(2)明確各構成要素的位置、成本和增值情況，調整或優化價值鏈結構。
在了解本企業目前在行業價值鏈中位置的基礎上，需要對價值鏈成本和增值情況進行估算，研究是否可以利用上下游價值鏈進一步降低成本，整合價值鏈中的有關構成要素，以取得成本競爭優勢。
1.4企業內部價值鏈的分析
企業內部價值鏈的分析，就是了解本企業內部價值鏈的構成要素（單元價值鏈），確定對成本與增值是否有影響的基本價值鏈，以發現并消除容易帶來高成本和不增值的鏈結（構成要素），從戰略上調整和重構具有相對成本較低地位的、優化的企業內部價值鏈。
如果企業內部價值鏈上所有活動的累計成本小于競爭對手時，就具有了競爭的優勢。
優化企業價值鏈的工作：適時生產系統、零庫存、全面質量管理或零缺陷管理、“外包”有些活動、改造流程、提高勞動生產率、引進節約成本的技術、簡化產品設計、精簡高成本活動的營運流程等。
2.投資項目的國民經濟效益分析
2.1投資項目國民經濟效益分析的必要性和原理
為了實現社會經濟目標，需要短期內建設數目眾多的項目，但受資源的約束，不可能百業俱興。所以，最佳配置資源就成為最大可能的實現社會經濟目標的關鍵所在。進行項目經濟評價，直接目的是為了比較方案，篩選項目，最終是為了最佳配置和有效利用投資資源。
國民經濟效益分析的基本原理是費用——效益分析。費用——效益分析是從國家和整個社會的角度出發，全面地、綜合地分析和評價工程項目的一種科學方法。它是通過用影子價格、影子匯率計算項目未來的經濟效益和費用，并按照社會折現率進行折現，繼而計算出一系列經濟指標，并根據“以最小費用去的最大效益”的基本要求作出分析和判斷。
費用和效益的范圍比財務效益分析中的成本和效益要廣泛的多。項目的費用是因項目建設而使國民經濟所付出的代價，包括項目本身和國民經濟其他部門所付出的代價，包括內部費用和外部費用兩類。內部費用是指用影子價格計算的項目投入物的經濟價值。外部費用是指社會為項目付出了代價，項目本身并不需要支付的那部分費用，即由于項目存在而使項目以外的主體所造成的全部損失。與之相應的，內部效益是指項目產出物用影子價格計算的經濟價值。外部效益是指項目為社會所作的貢獻，而項目本身并未得益的那部分效益，即由于項目存在而使項目以外的主體所享有的利益。
2.2內部與外部效益的鑒別與計量
內部效益包括三種形式：（1）項目投產后增加社會總供給量，是指由此而增加的國內最終消費品或中間產品。（2）項目投產后減少了其他相同的或類似企業的產量所帶來的效益。（3）增加出口或減少近口所帶來的效益。
外部效益包括兩種形式：（1）技術培訓和技術推廣。在一個地區建設一個技術先進的項目，會培養和造就數量眾多的工程技術和管理人員，這些人才所帶來的效益，大部分為本項目所吸收，但因為人才的流動、技術的交流，這些人才能給該地區，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好處。（2）給上、下游企業帶來的效益。項目的前聯合后廉的效果，即項目對上、下游企業產生的效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①項目投產后，使上下游企業閑置的生產能力得以充分利用而增加的凈效益。②項目投產后使上下游企業的生產規模達到了規模經濟。特別是上游企業，因為為了滿足雖有入物所增加的需要，不得不增加改種產品的供給，從而使其增加生產規模，達到規模經濟。
參考文獻
［1］李蘋莉.戰略管理會計：發展與挑戰［J］．會計研究，1999，（1）.
［2］王化成，楊景巖．試論戰略管理會計［J］．會計研究，1997，（10）.
［3］吳大軍，王立國.項目評估［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
篇2
【關鍵詞】信息技術產業 國民經濟 帶動作用
一、引言
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的影響還是很大的，中國的經濟處于一個比較穩定的增長態勢，與國民經濟有著密切的聯系。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出現了通貨緊縮型的經濟增長狀況，也離不開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信息技術產業不僅能產生巨大的財富價值，而且已經成為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促進了對產業結構的升級，改造了傳統產業的信息化歷程。所以，本文探討信息技術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信息技術產業的界定
研究信息技術產業，主要有兩個問題，第一就是信息技術產業的內涵，即信息技術產業包含的內容，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我國的信息技術產業的界定比較狹隘，僅以計算機硬件和軟件技術，在80年代之后，隨著通信與計算機的融合，使得通信技術也被列為信息技術產業的組成部分。現在，信息技術產業包含的更廣泛，還有廣播電視技術。不同的政府和研究學者為信息技術產業的界定有著差異，直到現在也沒有一個非常明確且被大家認可的范圍界定，本文僅以通信、計算機、電視廣播技術及他們的衍生產業。
信息技術產業不僅包含了制造業，也包含服務業，所以目前國民經濟關于信息技術產業的數據有些是支離破碎的，因此有些數據可能帶有片面性。
三、信息技術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一）信息技術產業對名義GDP的影響
自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信息技術產業一直是我國國民經濟中比較活躍的產業之一，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據有關數據顯示，從1992-2000年，信息技術產業的份額，在名義GDP的占比從1.84%，上升到了6.08，數額從489億元，一直擴大到了5438億元，可見數額的變化對于國民經濟的影響是很大的。信息技術產業占名義GDP的增長率為4.2%，這就充分說明了我國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是非常迅速的，同時已經成為經濟的主力軍。可以說，信息技術產業與國民經濟是同步發展，又相互影響的關系。
（二）信息技術產業對實際GDP的影響
雖然上述內容講了信息技術產業是名義GDP的影響是很深遠的，但是還是無法反映對實際經濟所產生的影響，尤其是實際經濟的發展在互聯網的影響下已經呈現了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為了更加準確的表現出信息技術產業對實際經濟到底有多少貢獻，我們可以在名義GDP的影響上進行估算。但是，全部找出各個產業的影響因素在所能找到的數據不太現實，只能通過平減系數來體現。通過研究信息技術產業的平減系數，本文發現1997年后對通貨緊縮的嚴峻形勢并沒有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信息技術產業的高速發展是國民經濟平穩發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可以說信息技術產業對國民經濟進行了特殊的經濟貢獻，信息產業的整體價格下降，必將會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
四、信息技術產業對國民經濟結構的作用
（一）信息技術對產業發展的影響
信息技術產業不單指信息的應用，它還廣泛的應用到了其他產業，尤其是改造了傳統的產業模式，使傳統產業能夠發揮活力，進入到有市場競爭的平臺，加快了工作效率，節約了企業成本。據統計，我國鐵路運輸系統采用了計算機管理以后，運力得到了極大的改善，提升了15%，安全問題也下降了不少，事故的發生減少了68.9%，對于我國的經濟財產和人身安全起到保障作用。信息技術的發展還帶動了服務業的升級，尤其是軟件服務行業的興起，不僅沖擊了傳統的服務模式，還為中國經濟的發展開辟了新的經濟領域，擴大了傳統經濟產業的服務范圍，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快速轉型。此外，信息技術的發展還推動了原有貿易的方式的轉變，最為突出的就是電子商務的發展，極大的帶動了我國的經濟，現在很多的企業也都開始探索電子商務的營銷模式，改善了傳統物流的缺陷，為促進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平臺。
（二）信息技術產業對企業的影響
信息技術產業對企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極大的降低了企業的經營成本。互聯網的潛力是非常大的，從企業的生產一直到企業的銷售，應用在企業經營的各個環節，而且目前企業使用計算機是如此的頻繁，網絡效應的發揮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驗證，不僅為企業的采購減少了溝通成本，還開發了新型的銷售模式。第二，縮短了產品開發的周期，由于信息技術的發展，導致信息在網絡上得到了較好的傳播，傳統產品也加速了升級過程，新產品的開發和使用能夠得到很好的宣傳。第三，促進企業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發生了本質的改變，企業從決策方式到經營管理方式都因互聯網的參與進行了很大的調整。
五、結語
綜上所述，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無論是對名義的GDP，還是對實際經濟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通過經濟結構的發展模式就可以得到較好的驗證，信息技術對產業結構升級和企業也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有特殊的貢獻作用的。
參考文獻：
[1]葉勇.重慶市信息化發展對地區經濟貢獻的實證分析[J].統計預測與決策，2008，24.
[2]葉勇，龍躍.靳俊喜.信息產業對地區經濟發展的貢獻及政策研究――以重慶為例[M].四川： 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9.
[3]王君萍，毛毅.西部信息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以陜西為例[J].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9，（9）.
篇3
關鍵詞：理論經濟學；歸納法；演繹法；抽象；歷史
一、門格爾的經濟學方法論
卡爾門格爾1871年出版了他的經濟學著作《國民經濟學原理》，之后他并沒有趁熱打鐵繼續研究，而是在1873年出版了他的《經濟學方法論探究》，這是因為，在他看來，德國在方法論這一道路上，越走越遠：“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方法論的探究才確實是對于學科的發展來說最重要、最緊迫的問題。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這種情況可能出現在這樣一個知識領域，在這里，人們已經遺忘了經由對于研究對象之性質的認識而獲得的有關研究目標的準確感覺。人們對于該學科的次要問題賦予了過大，甚至是決定性的意義。有一個勢力強大的學派所支持的錯誤的方法論原則已完全掌控了局面，人們用片面的標準來判斷該知識領域的一切研究活動”。他認為，錯誤的方法論，將導致學科的進步受到阻礙。澄清方法論問題確實是取得科學研究進步的前提。
門格爾認為，將政治經濟學，或者哪怕是理論經濟學視為一門有關“國民經濟的規律”的科學，不完全正確，更非特殊的歷史科學。他將經濟領域分為三大類科學：第一是有關經濟的歷史性科學即歷史學和統計學；第二是理論性經濟學；第三是國民經濟的實用性科學。因此，他將國民經濟學理解為上面的統合形成的整體，即有關國民經濟的理論-實用科學的總和。認為理論經濟學研究經濟現象的一般規律，歷史和統計學研究經濟現象的個別規律，應用經濟學主要研究經濟政策。這三者分別從各自不同的方向研究經濟學的不同領域，既不能互相混淆――即不能用歷史的方法或者應用去研究理論經濟學，也不能互相否定取代――三種方法各有用處。
在上述基礎上，門格爾將理論性研究取向又分為兩種――經驗的――實在的取向和理論研究的精確取向。其中，經驗的實在的取向指的是歸納法，而理論研究的精確取向主要指的是演繹的方法。門格爾否認歸納法具有嚴格的科學性，“亞里士多德正確的認識到了這一點，他不承認歸納具有嚴格的科學性。然而，即使是由培根大大的完善了的歸納方法，也只能夠略提高一下經由上述途徑所獲知之規律的絕對性的程度而已，卻永遠無法提供絕對的保障。”他認為理論研究中的實在主義思想流派的研究結果，永遠不可能是有關現象的嚴格精確的規律，只有實在的類型和經驗型規律。他推崇運用精確取向即演繹法研究理論經濟學――探究經濟的最原初、最基本的因素，確定相關現象的測量辦法，探究更復雜的經濟現象從這些最簡單的要素中生成的規律。但是門格爾并非完全用演繹法替代歸納法，他認為理論性研究之精確取向和實在主義取向都是正當的，“精確經濟學就其本質而言，是要讓我們掌握有關通過分析或抽象而設想出來的經濟性世界的規律，而經驗的――實在的經濟學則要使我們認識到現實的人類經濟現象相續、并存的規律性”。綜上所述，門格爾之所以猛烈的批判德國歷史學派，只是因為想要強調歷史的方法不是唯一，演繹法也很重要，“即使是我們可以設想出來的具有最強烈實在主義特征的理論性研究取向，也必須靠抽象才能進行下去。因此，試圖使現實存在的現象之類型和典型關系每一次都涉及到該現象之“完整的經驗實在”的抱負，是完全有悖于以現實為基礎呈現出來的理論性研究的性質的”。 門格爾致力于“精確的”經濟學規律的研究，堅持經濟學具有科學性質。
二、羅雪爾的經濟學方法論
威廉羅雪爾的《歷史主義的國民經濟學講義大綱》是其在哥廷根大學講授政治經濟學及政治理論史的講稿，這本《講義大綱》，被稱為“歷史學派宣言”，是德國歷史學派的主要代表文獻，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阿希萊在1894年將該書的序言及序論部分譯成英文時，在英譯本序中稱它為“1843年羅雪爾的綱領”。由于羅雪爾第一個把薩維尼在法學研究中的歷史方法運用到政治經濟學中來，為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奠定了基礎，故而羅雪爾就成了德國舊歷史學派的創始人。
他在序言中說道：“熟習這門科學的專家如翻閱本書，將不致忽略貫串全書并成為它的基礎的獨特而嚴密的方法――歷史的方法。”強調他的目的只在于建立歷史方法的國民經濟學體系。羅雪爾是一名代表當時期德國的統治階級的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大學教授，因此羅雪爾本人和他所代表的整個歷史學派的經濟思想和經濟學方法也就必然充滿了妥協的內容，也可以說是一種折中主義的思想。而羅雪爾的龐大的國民經濟學體系，正是這種折中主義的標本。在他的這本《歷史大綱》著作中，我們無法尋找到一絲經典經濟學理論中的關于價值、貨幣、利潤、工資、地租等方面的理論，因為他將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他的歷史的方法上。他將過去的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分為兩大類，分別是“哲學的方法”和“歷史的方法”。前者他認為是哲學家在拋去了一切關于時間和空間規定的基礎上，去盡可能抽象地去尋求概念或者理論的體系；而后者則是歷史學家盡可能忠實地描寫現實生活，尋求與人類進化有關的記述。他認為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在于指出：為何以及如何逐漸發生“從合理的變為不合理的”、“從幸福的變為有害的”。他認為后者，也就是這種歷史的方法，只要不完全陷入錯誤的路徑，永遠都是具有客觀真理性的，就好像那些研究記錄生物學動態的生物學家一樣，只不過實踐家不是通過直接的命令去獲得真理，而是通過一種對過去發生的現實進行一種政治學的上升，達成一種政治經濟學的受益。歷史方法的最高目的在于以科學的形式將人類所獲得的政治成果留給后代。羅雪爾對歷史的方法的道路正確性有充分的自信。
三、方法論的爭論給我們帶來的啟示
這場在德國發生的關于方法論的爭論，已過去近兩個世紀，在我認為，門格爾獲得了勝利。很多人對門格爾有誤解，認為門格爾完全否定歷史的方法，獨尊演繹法，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事實上在對德國歷史學派進行批判時，門格爾并未否定這種經驗的實在的研究方法的正當性，他反對的是德國歷史學派只重視對歷史現象的記錄而拋棄了對其精確性取向的研究。他首先強調的是對于經濟學研究我們需要不同的方法，同時也強調基于精確研究取向的演繹法對理論經濟學是根本的和重要的。現如今，西方經濟學大行其道，其本質就是使用的假設演繹法，而制度經濟學繼承的則是歷史學派的歷史的方法。門格爾告訴我們，對于不同的問題，研究不同的學科，就要用不同的相應的方法。（作者單位：南京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 劉志銘.經濟思想成長中的自發秩序傳統：從斯密、門格爾到哈耶克[J].東南學術，2002，01：112-119.
[2] 劉樹君.門格爾的經濟學方法論[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1，03：11-15.
[3] 劉樹君.奧地利學派主觀主義的歷史演進：從門格爾到拉赫曼[J].廣西社會科學，2010，05：24-27.
[4] 曹東勃.門格爾經濟思想的當代價值[J].西部商學評論，2008，02：154-167.
[5] 黃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方法論演進：從門格爾到米塞斯[J].世界經濟情況，2008，12：95-99.
[6] 賈根良，黃陽華.施穆勒綱領與演化經濟學的起源[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04：102-109.
[7] 何蓉.德國歷史學派與19世紀經濟學方法論之爭的啟示[J].社會，2005，03：167-186.
[8] 馬穎.論德國歷史學派對經濟發展理論的貢獻[J].發展經濟學研究，2009，00：46-67.
[9] 馬穎.簡論威廉?羅雪爾的經濟發展理論[J].經濟評論，1995，01：70-76.
篇4
我國房地產市場發展的時間尚短，至今未經歷一個真正完整的周期，缺乏調控經驗也是難免的。建議重視國際范圍內房地產市場客觀規律的研究，把宏觀調控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
合理的房價變動趨勢線（經濟規律）的確認，意義重大。它是我們針對“住宅價格漲幅”進行宏觀調控的基礎；是我們未來確定調控方向、把握調控力度的依據；它不僅體現著經濟規律，也應是引導民眾對住房價格“政治上滿意”①與否的歸依。
調控目標的設定一定要符合經濟規律，切不可給社會以不符合經濟規律的承諾，讓民眾產生不切實際的期待。
二、深化改革，解決造成我國房地產市場問題的“深層次的體制性、機制性矛盾”
我國房地產市場成為舉國上下關注的矛盾焦點（“國民經濟的毒瘤、癌癥”）并非偶然，它折射、反映出的是宏觀經濟體制中的“深層次體制性、機制性矛盾”。我們認為只有認真面對和解決“癥結”――土地供給持續約束住房供給增長，寬松的貨幣環境和低利率管制持續激勵住房需求，――才能使房地產價格漲幅出現“市場內生的回落”（而不是“外部強制的回落”），使我國房地產市場真正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
此外，加大反腐力度、約束政府機關、事業單位以及壟斷性行業（國企）自建、分配福利住房的行為，均會有助于增進民眾在政治上的滿意度。
三、調控者應關注：住宅（居住）需求注定是當前及未來中國經濟最大的內需，住宅生產和居住服務部門是實實在在的實體經濟組成部分
根據OECD國家數據，居住需求是中高收入國家最大的內部需求。這也預示著，居住需求將在不久后成為我國最大的內部需求。事實上，如將住宅生產、居住服務需求獨立進行統計，現在已經是中國最大的、切實的內需之一，而且顯著帶動著一系列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的需求增長；它是中國經濟轉向依賴內需增長過程中，一個不容忽視、基礎性、成長空間巨大的內需組成部分；住宅生產和居住服務部門是實實在在的實體經濟部門。
因此，我國應堅持市場化方向，努力完善房地產市場環境，消除發展障礙，促進其健康發展。
四、中國房地產市場未來巨大的增長空間，是解決當前房價問題最有利的條件，也為目前選擇房價回落方式提供了空間
2003―2011年只是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時間區段”。當前出現的“房價上漲過快”問題，是快速城市化階段容易伴生出現的價格波動，而非一旦“破裂”就會導致國民經濟一蹶不振的“泡沫”。這是一個基本判斷。
中國房地產市場未來巨大的增長空間，中國經濟持續較快增長的潛力，加之“房價收入彈性約等于1”的房價變動客觀規律，是解決我國當前房價問題的最有利的條件，也為目前選擇房價回落方式提供了空間。
我們可以在“以行政強制手段迫其迅速回落”的方式，和“通過利率調節節制價格漲幅，伴隨人均收入增長平穩吸收”的方式之間進行選擇。前者可能“大快人心”，但勢必付出國民經濟增速向下波動的代價；而后者“不能立竿見影地彰顯調控效果”，但有助于國民經濟穩定增長。我們傾向于選擇后者。
五、建議切實參考我國的“低保”制度建設思路，重新籌劃適合我國國情，具有可持續性的住房保障制度
首先，住房保障制度應堅持我國“低保”的設計思路，要堅持“低標準、廣覆蓋”的保障原則，堅持“保基本”的原則，不能將之泛化為普遍、普惠的社會福利。
其次，“住房保障”本質上是一項社會義舉。住房保障是全社會對部分無力參與競爭者（老弱病殘障）和競爭中的失敗者（因失業、破產等原因陷于貧困狀態）提供的居所救助，本質上是一種由社會成員出資、政府代為操作的社會義舉。必須確保保障資源使用的公正性，要確實用在最需要救助的貧困家庭和人群。保障資源的規模，最終由出資人長期的承受能力和承受意愿決定。
第三，保障的水平，不應以接受救助者滿意為依據；而是量入為出，并接受出資人代表的審計。從保障制度的邏輯上講，應被征求意見的是出資人，應由出資人代表審計保障房的設計水平是否達標或超標（法定標準），審計善款是否得到了最有效的使用，是否分配到了法定目標救助對象。
目前, 社會上對房地產市場議論紛紛，極端的判斷是：“房地產市場已經是國民經濟的毒瘤、癌癥”。可謂“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但實際上，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未來成長性毫無問題。雖然眼前面對巨大的困難，我們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未來仍充滿信心。
因為，中國一定會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中國人民生活持續改善的希望在于市場化改革；中國人民持續改善住房條件的希望在于房地產市場化改革。中國人民不會忘記計劃經濟時代短缺的苦難，不會忘記福利住房制度下的“全民蝸居”。忘記歷史，就意味著重蹈覆轍。
篇5
摘要：長期以來，金融都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核心，金融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國民經濟的增長，對國民經濟增長起到了極大的促進和推動作用，二者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據此，簡要分析了金融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指出了我國金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總結出了以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對策。
關鍵詞：金融；核心；經濟增長
隨著改革開放大帷幕的拉開，我國國民經濟在近幾十年里一直處于持續增長的狀態，這一顯著變化引起了全球范圍內相關領域的關注，并對其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相關學者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和不同范圍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和探討，盡管研究出的結論不盡相同，但是他們有一個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金融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因此，弄清金融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找出金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采取有效解決措施，才能在極大程度上促進我國金融發展，推動我國經濟增長。
1金融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
眾所周知，金融發展和國民經濟增長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系，國家只有具備完善的金融體系，才能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一個良好的金融體系能有效降低我國經濟活動中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減少經濟活動中的資金投入，為我國各項投資決策和技術創新提供良好的先決條件，使我國國民經濟長期處于持續增長的狀態，實現經濟利用率最大化目標。1997年Le－vine提出了相關理念，按照他提出的理念對金融的基本功能進行劃分，可以將其劃分為五方面內容，具體為：經濟活動規劃、資源配置、動員儲蓄、商品和勞務交互、監督財務人員，金融的五項基本功能都能通過經濟活動實現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優化和完善經濟活動的開展，從而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金融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具體如下。
1．1實現儲蓄向投資的轉化
經濟活動的資本追根溯源來源于居民儲蓄，我國金融體系的主要功能就是實現儲蓄向投資的轉化，儲蓄資源為金融體系提供了經濟基礎，為金融服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需要收取相應的報酬。金融活動效率越高，居民儲蓄中的信息和交易成本就越低，將居民儲蓄在銀行中的資產轉化為流動資產，利用到國家金融活動中，能夠促進我國經濟活動的順利開展，實現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從根本上實現我國國民經濟的全面增長和可持續增長。
1．2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在我國金融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優化和完善的金融體系能夠充分發揮自身的信息優勢，實現經濟活動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使資源配置能在經濟活動中充分發揮作用。在此過程中，金融體系通過收集信息，客觀公正地評估投資項目，采用分散風險的方式提高經濟活動的收益，重視經濟活動創新，不斷提高經濟活動的創意意識和技術創新，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提高了我國經濟增長率。
1．3影響我國的儲蓄率
從一定層面來說，金融發展會影響我國的儲蓄率，使之升高或降低。金融發展對我國儲蓄率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分擔風險、影響借貸和影響利率三方面，金融市場可以分擔部分收益率風險，為一些家庭提供借貸服務，并對其產生流動性約束，金融發展影響下的利率存在一定的波動性，因此，金融發展對儲蓄率的影響存在不確定性，進而影響了我國經濟的增長。
2我國金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體制和金融體系一直在進行不斷地優化和改革，并取得了較為可觀的成績，但是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金融發展中仍然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具體如下。
2．1金融體系不健全
在我國金融發展中，國家和政府部門對國營企業的重視程度較高，對民營企業的重視程度較低，因此，我國的金融體系大多是為國有企業服務的，同時也頒布了相關政策對國有企業的發展給予大力支持，但是對民營企業則采取了各種限制政策，貸款利率高、貸款總額少都會導致民營企業融資困難，從而阻礙了市場經濟的自由流動，無法實現金融發展帶動經濟增長的目標。
2．2資源價格不合理
目前，我國金融抑制現象嚴重，出現該現象的主要原因是金融資源價格不合理，金融抑制的主要特點是利率管制，當國家和政府部門制定的金融利率和金融市場利率存在差異時，利率就無法發揮反映金融市場資金狀況的作用。我國制定金融利率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抑制通貨膨脹，合理調節利益分配，在這種非經濟手段的影響下，資本使用效率和回報率會被嚴重降低，不利于經濟增長。
2．3銀行改革不徹底
在我國現有的金融體系中，國有商業銀行占據著主導地位，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的作用和影響下，國有銀行的整體盈利水平低下，金融資產質量較差，再加上國有銀行只對國有企業發放貸款，無法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金融體系發展的需求，嚴重阻礙了我國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
2．4融資渠道過于集中
近幾年來，我國金融市場發展一直受到嚴重的抑制和阻礙，金融融資渠道過于集中，金融市場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國有金融機構高度壟斷貨幣市場，導致我國金融資源的循環利用率低下，再加上金融市場在發展的過程中，缺乏公正有效的競爭機制，金融市場的自發調節性較差，這就導致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低下，不符合時代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
3以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對策
3．1建立健全的金融體系
要想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必須建立健全金融體系，打破傳統金融市場中的壟斷體系，徹底改變國家和政府部門“重國營，輕民營”這種傳統落后的思想觀念，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發展制定公平、公正的競爭機制，為民營企業發展放寬政策，給予強有力的貸款政策支持，為我國金融和經濟發展創造一個健康的環境，從根本上促進金融發展，提高我國經濟增長率。
3．2合理控制資源價格
我國在對金融市場進行管控的過程中，過度的金融抑制會嚴重影響金融市場的發展，打破動態經濟發展的平衡。因此，國家只有合理控制金融資源價格，重視并加強利率市場的優化改革，實現金融市場自發性調節的目標，才能進一步完善我國金融市場結構，優化金融體系，使我國金融市場的利率和市場的結構調節保持高度統一，使金融市場的資源價格更合理，促進我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
3．3推動銀行的深化改革
要想完善金融發展，促進國民經濟增長，國家和政府部門應該對此高度重視起來，積極主動投身到國有銀行深化改革中，根據我國金融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實際情況，充分利用合理的股份制和上市契機，對國有銀行的治理結構進行優化和調整，提高國有銀行工作人員的創新意識，整合銀行工作人員的整體業務流程，適當地引入競爭機制，以經營效益作為國有銀行發展的終極目標，實現銀行業務經營的合理轉變，從根本上提高國有銀行的整體盈利水平和金融資產質量。
3．4拓寬金融市場融資渠道
長期以來，我國證券市場的功能定位都存在一定的偏差，不符合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發展的需求，再加上證券市場化程度低下，金融市場的金融資源無法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要想完善金融市場的構建，必須打破金融市場傳統的壟斷觀念，拓寬金融市場的融資渠道，實現金融市場資金的自由流動，提高資金利用率，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充分合理利用金融資本，使金融市場具備良好的自發調節功能，提高我國國民經濟增長率，為國家的發展創造和積累更多的財富，推動我國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
4總結
經濟是國家發展的基礎和根本，弄清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在金融發展中通過提高投資資源的利用率和生產效率，來提高我國經濟增長率，通過利用水平較高的金融發展，加強對金融投資項目的監督和控制，實現項目資金向有效投資者轉移的目標，從根本上實現我國金融的自由化和開放化。由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要想實現我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以金融市場自由化和資源配置合理化為基礎，才能使我國經濟增長率保持在一個穩定的狀態。
參考文獻
［1］楊鳳華．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相互作用關系的一般分析［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01）．
［2］李廣智，周沫，周宗安．金融發展的指標體系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J］．金融發展研究，2012，（08）．
［3］陳雄兵，呂勇斌．金融發展指數的構成要素及其國際比較［J］．改革，2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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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采編與制作專業主要課程
主要實踐性教學環節：新聞理論、傳播學、新聞心理學、社會學、計算機網絡、新聞圖片攝影、電視采訪與寫作、電視新聞攝像、電視新聞編輯、電視新聞節目及編排、攝錄設備操作訓練實踐、電視編輯技藝實踐、電視采訪、寫作技能與寫作訓練實踐、計算機操作應用等，以及各校的主要特色課程和實踐環節。
新聞采編與制作專業就業前景
隨著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我國的信息產業也處于“信息爆炸”的國際大趨勢之中。當前，信息產業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作為信息產業重要組成部分的傳媒產業，呈現生機與活力。
無論從傳媒產業的影響力還是重要性方面看，傳媒業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一個支柱產業;同時，新聞傳媒產業的發展，形成對相關人才的大量需求。而且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人才的需求處于上升趨勢。
當前，信息產業、新聞傳媒產業已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和層次(包括地市級和鄉鎮)，地市級的新聞傳媒單位和廠礦企業中從事新聞傳媒工作的應用型、操作型的人才非常短缺，培養的新聞傳播工作的人才遠遠不能滿足行業對人才的需求。
新聞采編與制作專業培養要求
1.具備對新知識、新技能的學習能力和創新創業能力;
2.具備良好的團隊合作精神、人際溝通能力以及開拓精神;
3.具備較強的文字、口頭表達能力以及社會活動能力;
4.具備新聞采訪、寫作、編輯、評論以及攝影、攝像、后期制作能力;
5.掌握新聞采編與制作基本理論知識，具有與本專業相關的多學科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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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報道說,奧巴馬2月3日向參議院議員發表講話。在談及貿易協定時,奧巴馬透露,他將向中國等國家“持續施壓”,但他同時強調不愿對中國采取貿易保護主義,并警告那樣做“將會使自我孤立,無助于打開當地市場的做法是錯誤的”。
相關評論:這是最近一段時間,在人權問題、谷歌問題、對售案以及議題等多個方面爆發爭端以來,奧巴馬又提到美中貿易和人民幣匯率問題。如此看來,奧巴馬所謂的“美中關系從未像現在這樣對二者共同的未來如此重要”完全是一句空談,其訪華期間發表的《聯合聲明》也如同廢紙一張。此時,不知這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是否心中有愧。
比爾?蓋茨說了一句公道話
微軟公司董事長比爾?蓋茨,日前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訪問。對于近期谷歌中國事件,蓋茨認為需要讓互聯網在中國成長發展,成為言論自由的引擎。他強調,要在某一個國家經營業務,就必須遵守這個國家的法律。
相關評論:蓋茨的話,無疑是摑了美國某些人一巴掌。蓋茨這句公道話,源于互聯網管理乃是國際通例。就美國而言,“9?11”后出臺的《愛國者法案》,鮮明的特征就是對通訊和網絡進行嚴格管制,不經許可,美國執法機關就能監視公民通訊。中美之間對互聯網自由的看法差別,是長期以來文化觀念差別的延續,只能通過溝通來促進諒解,利用這個議題大做文章只能加劇沖突。
林元和:40歲后再買房
“一旦和銀行簽約,就成了房奴,見了領導一點意見也不能有,只能哼哼哈哈。為啥?就怕被炒魷魚。如果是租房子,每個月只要2000多元,還能有7000多元剩余,可以提高生活質量,可以旅游,見了領導也可以爭論爭論。40歲以后,攢夠了錢再買房,多好。”近日,廣東省政協的分組討論上,政協委員、佛山市委書記林元和建議40歲前租房40歲后買房,得到不少委員的響應。
相關評論:40歲以前的人租房,40歲以后的人買房――林書記的建議實際上提出的是一個理性購房的問題。如果反向思考,無非也就是在批評年輕人的不自量力。但是,如果這樣可行,更多40歲以下且又缺乏財力購房的人,多么迫切希望林書記們能夠“送佛送到西”――先幫忙說服自己的丈母娘!
李榮融:
國企搞不好也會退出
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1月31日在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表示,市場經濟要維護的是優勝劣汰,國有企業搞不好也會退出的。采訪中,李榮融并不諱言國有企業的壟斷問題,但他認為石油石化有一個開放的過程,并指出石油石化也承擔了國有大企業的責任。在2008年,中石化、中石油因為進口的油同國內成品油的差價而補貼掉1,680億元。
相關評論:“國企搞不好也會退出”,聽著讓人感覺看到了中國國企的希望。但是,讓人沒想到的是,號稱亞洲最賺錢的企業卻是靠著補貼過日子,怪哉!
樊綱:中國通脹問題和資產泡沫壓力“令人擔憂”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樊綱2月1日稱,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和資產泡沫壓力令人擔憂,但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不會輕易大漲,資產泡沫是真正應擔憂的問題。樊綱表示,中國是本輪危機中全球復蘇最早、最快的國家,目前流動性過剩是個問題。流動性管理應該成為抑制資產泡沫的工具之一。
相關評論:縱觀國際歷史,寬松的政策是滋生資產泡沫的溫床。這或許可以為我們下一步如何控制資產泡沫風險提供鏡鑒。
任志強:房地產打下來,GDP就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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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雙邊投資協定國民待遇重構
在國際投資法領域，投資待遇一直是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近年來，國民待遇在多邊和雙邊投資協定中被廣泛采用，代表了國際投資法領域的最新發展趨勢。甚至有學者主張，國民待遇已經成為外資待遇的一般準則。
據統計，迄至2005年底，我國已經與117個國家締結了“雙邊投資協定”（BITs）。1目前，我國正在積極與一些國家進行締結BITs的談判或修訂原有的BITs.從我國BITs的實踐來看，我國對外資待遇所采用的標準主要有最惠國待遇、公平與公正待遇以及國民待遇。其中，只有17個BITs規定了國民待遇，而這17個BITs中有關國民待遇的定義、適用對象、適用標準等的具體措辭并不一致。
一、我國BITs中國民待遇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有關國民待遇的規定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迄今為止，中國簽訂的117個BITs中，只有17定了國民待遇，其他的都只規定公平公正待遇和最惠國待遇。這種現狀與當今國際投資法領域投資自由化的發展趨勢完全不相適應，也與我國作為世界上吸收國際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的經濟大國地位極不相稱，不利于內外資在平等基礎上進行公平競爭。誠然，是否接受國民待遇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接受國民待遇屬于一國國內法管轄事項，必須根據本國國情作出適當的選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不接受或是有條件地接受國民待遇是鑒于我國當時的國情考慮，是正確的。但是，經過20多年吸收外資的實踐和發展，我國的經濟實力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也就是說，國情已經變了。既然國情變化了，那么政策也必須跟著改變。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以及經濟國際化程度的不斷加深，我國這種事實上有限的國民待遇已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逐步取消對外資準入的種種限制，實行全面的國民待遇原則，是客觀經濟形勢的必然要求，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是世界各國投資立法發展的必然趨勢。
首先，國民待遇原則在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中越來越被世界各國所接受，已經成為一般國際投資法領域的一般待遇準則。蘇丹喀士穆大學教授，國際法專家哈里爾曾對15個發達國家和地區的335個BITs進行研究發現，有307個給予公平待遇，101個給予最惠國待遇，9個給予國民待遇，196個同時給予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實際上已有205個協定包含有國民待遇條款，占總協定的61.2％。11997年，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1CSID）對51個發展中國家外資立法的調查表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31個）給外資以國民待遇，而這些國家又都是推行或正轉向市場經濟的國家，如亞洲的韓國、菲律賓、也門；歐洲的保加利亞、匈牙利、南斯拉夫；南美的阿根廷、哥倫比亞、巴拉圭及非洲的埃及、喀麥隆等國。2
再者，從中國已經簽訂的BITs來看，盡管其中只有少數規定了國民待遇3，且對國民待遇有不同程度的限制，但由于幾乎所有的雙邊投資協定都規定了最惠國待遇，根據最惠國待遇的“多邊自動傳導效應”，凡是與我國簽訂了BITs的國家的投資者都能援引最惠國待遇條款而享受與之相同的一定程度的國民待遇。1既然未規定國民待遇的第三國可以援引最惠國待遇條款而獲得國民待遇，為什么不直接對該第三國也適用國民待遇呢？
第三，從國際法的角度看，中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并且已簽署包括TRIMs協議在內的烏拉圭最終協議文件，而國民待遇是TRIMs的基本原則之一。TRIMs明文禁止對貿易產生限制和扭曲的有限國民待遇。
所有這些都表明，我國BITs中的國民待遇制度，遠遠落后于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我國必須及時更新過時的BITs條款，與WTO全面接軌，取消對國民待遇的種種限制，全面接受和實施國民待遇。
（二）內資待遇標準的不一致導致國民待遇不確定
我們知道，外資國民待遇是一個相對概念，給予外資國民待遇需以內資待遇為標準和參照。但問題是，迄今為止，我國內資的待遇千差萬別。全民企業與民營企業、個體私營企業之間，在市場準入、經營權利、要素供給、融資方式、進出口權、稅收政策、法律保護、司法救濟等方面就存在較大的差別2.這種現實的存在造成我國給予外資國民待遇的主觀隨意性和自由裁量性，導致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無客觀參照標準。如在“不低于本國國民享受的待遇”規定中，本國國民的待遇沒有統一的標準規定。因此直接導致給予外資待遇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缺位，法律條款適用闕如，要么出現盲目給予外資以不適當的優惠規定和政策；要么規定不合理的外資準入限制或待遇標準。
（三）條約規定與事實不符，國民待遇名不符實
我國的外資政策不可能超越發展中國家帶有普遍性的“鼓勵與限制并存”政策的階段。盡管我國在所簽訂的一些BITs中規定或承諾了在投資領域給予外國投資者國民待遇，但由于法律和政策的導向作用，形成了事實上的“超國民待遇”和“次國民待遇”的傾向。1“超國民待遇”主要表現在所得稅優惠、進出口優惠兩個方面，除此之外，我國在出口退稅、進口貨物免稅、經營管理自、人員招聘、資金籌措等方面給予了外商投資企業許多優惠政策，其中有些優惠政策在近年的涉外法制改革過程中已與國內企業逐漸趨同，但時至今日外商投資企業仍享有不少優越于內資企業的待遇。“次國民待遇”主要表現在實行投資審查制，限制外資投向、投資期、投資規模以及出資比例，有限制的股權參與和共同管理，限制產品內銷，規定國產化比率或國內采購比例，等等。2在外資企業用匯中，我國現行外資法雖沒有明確規定“貿易平衡”，但隱含有以出口創匯為先決條件才能支付外匯的外匯收支平衡要求。也就說，在準入后的運營階段，外資往往享受諸多優惠政策，而在外資準入階段，又往往對外資設業進行種種限制。
雖然對外資實行優惠政策并不違背國民待遇的宗旨，但是“超國民待遇”不利于公平競爭，削弱了我國內資企業的競爭能力，影響民族經濟的健康發展。“次國民待遇”又阻礙外資進入，因為跨國公司往往以長遠利益及占領市場為目標，優惠政策難以左右其投資決策，然而各種限制性政策卻可能構成了一道法律屏障影響歐美資本及跨國公司的進入。而且，我國對外資的有些限制性規定違背了我國在國際多邊或雙邊協定中所作的承諾，是應該予以取消的。
（四）國民待遇的具體措辭和適用范圍參差不齊，沖突較大
從我國多個BITs中國民待遇條款的具體措辭來看，對于不同的國家，國民待遇的標準和范圍是不同的，有時甚至相差甚大。這一方面是基于對等原則的考慮，另一方面，不如說是我國政府當局基于當時歷史情勢理性選擇的結果。
關于我國BITs中有關國民待遇條款的具體措辭，相當復雜，主要有以下五類3：
第一類：締約一方應“盡可能”或“盡量”根據其法律和法規對締約另一方投資者實行國民待遇。如中英投資協定、中冰投資協定。使用“盡可能”這樣的措辭，顯然我國并未承擔給予締約另一方投資者以國民待遇的義務。這類型的投資協定保障性最差。
第二類：為標準條款，其條文規定：締約一方應“根據其法律和法規”對締約的另一方投資者實行國民待遇。如中泰協定（1985年）。此類規定成為中國對外簽訂的投資保護協議中關于國民待遇規定標準條款，締約各方仍保留了對國民待遇的控制權。
第三類：在正文中規定了國民待遇原則，但在附件中又對其加以實質性的限制。如中日協議及其議定書，該議定書對協議中規定的國民待遇作了如下限制，即“締約一方，根據其法律和法規，為了公共秩序、國家安全或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在實際需要時，給予締約另一方國民和公司的差別待遇，不應視為低于該締約一方國民和公司所享受的待遇”。
第四類：中國保證至少按現狀給外資國民待遇，不再增加對外資新的限制措施，并承諾今后隨著條件的不斷成熟，逐步取消對國民待遇的有關限制。此類規定已出現在2001年1月中國與塞浦路斯簽訂的投資保護協議之中。如中塞投資協議。此類國民待遇制訂的背景是，隨著國際投資自由化趨勢的出現，先進國家及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如拉丁美洲國家），不斷要求中國給予其投資者無條件的國民待遇。當然，中國不可能滿足這些國家的過度要求，但是，在這一問題上作出適當讓步，“凍結”對國民待遇的現行限制，也是必要的，同時，此類的承諾與中國在WTO談判中承諾的逐步對外資實施國民待遇的政策是一致的。
第五類：明確規定“締約一方將對締約另一方投資者實行國民待遇”。對國民待遇未加任何限制。如中韓協議，中國完全接受了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的國際條約義務。但是，這可能只是中國簽署雙邊投資協定實踐中的一個失誤1.事實上，完全的不加任何限制的國民待遇，即使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從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還不可能對外資實行無條件的國民待遇標準。
我國BITs對于國民待遇的適用范圍主要是從兩方面進行限定的：投資和投資者。只有符合這兩個方面的雙重標準，即只有合格投資者的合格投資才能享受國民待遇。
對于自然人投資者的國民標準，有的BITs采用的是國籍標準，有的是住所標準；對于公司等法人投資者，除較常采用的住所地標準和注冊地標準之外，有的BITs中采用了管理中心所在地標準和主要營業地標準等。另外，有的國家還采用資本控制學說，或者在定義條款里利用單獨條款擴大投資者的范圍，把任何一國投資者擁有實質利益的第三國公司也包括在內，可以享受或者在一定事項上享受條約規定的國民待遇。如中韓協定（1992）和中日協定。
我國BITs對于國民待遇具體適用對象——“投資”的規定并不十分一致，概括起來具體可以分為以下三類：一只適用于“投資”，范圍最窄，如中冰協定（1994）；二是適用于“投資”及“與投資有關的業務活動”，如中德協定；三是適用于“投資”、“收益”及其與“投資有關的活動”，如中韓協定。
由上可知，在我國BITs中實行的國民待遇是有差別的國民待遇。這種多樣性的關于國民待遇的規定，勢必導致條約執行結果的不一致和不確定。而且，與美國、瑞士等先進國家詳細而嚴謹的BITs相比，我國BITs的條款少而內容概括，可操作性和執行性較差。我國BITs一般只包括概括性的9條條款，最長的也不過16條，有關公國民待遇的規定非常的概括和抽象，沒有規定判斷的標準，容易導致執行結果的不確定性。再加上不同BITs中有關國民待遇的具體措辭還不一致，有時甚至是前后相互沖突，難免導致協定執行的結果缺乏同一性和一致性。這也充分體現和暴露了我國外資政策的不連續。
二、重構我國BITs中國民待遇制度的思考
（一）擴大“投資者”的范圍
盡量統一對“投資者”定義的解釋，進一步擴大“投資者”的范圍。統一本國公司認定的標準，可以考慮以準據法和住所地混合說為主、兼采控制說。BITs中采取“資本控制說”作為確定投資者的一種標準，可能使投資者范圍發生擴大。例如，位于第三國而由一方締約國（甲國）國民控制的企業向另一方締約國（乙國）投資時將被視為甲國投資者；又如，在對方締約國（東道國）設立的企業，如果由投資國國民所控制，該企業可以被視為投資國投資者。而且，我國簽署的雙邊投資協定中已經有采取“資本控制說”的先例，如中瑞（典）協定、中法協定、中芬協定等。1從條約的具體規定看，有的由我國單方承認對方締約國采取“資本控制說”確定投資者，有的對等采取“資本控制說”確定投資者。我國既是世界上吸引外資的大國，又是海外投資大國，在日后簽訂雙邊投資協定時，可根據對方締約國要求，適當考慮采取“資本控制說”，這樣可以擴大對代表我國利益投資的投資者的保護，從而維護我國蘊含在這些投資者中的國家利益。
（二）制定統一的內外資投資待遇標準
長期以來，我國采取內、外資分別立法的“雙軌制”模式，導致事實上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和“次國民待遇”，既不利于吸引外資又不利于我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和壯大。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逐步清理、取消、修改國內法規中針對外資不平等國民待遇的文件和規定，盡快統一內外資投資待遇標準，明確外資國民待遇的標準、適用范圍和例外保留事項，減少沖突。一方面，盡快修改現行外資法中“次國民待遇”的規定，減少對外資準入的種種限制，取消當地成分要求、出口實績要求等運營階段的限制；另一方面，修改現行外資法中“超國民待遇”的規定，淡化優惠。比如，可以考慮將原有的三部外商投資企業法合并，有關外商投資企業法中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經營管理活動等事項直接適用《公司法》的有關規定；稅收方面，取消單獨對外商投資企業課稅的稅種，將《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與國內企業所得稅法合并為一個統一的“企業所得稅法”。1
其次，必須統一內資的法律地位和待遇標準，為國民待遇原則的實施創造良好環境。我國現行內資法律法規，內容龐雜繁復，體系不統一，適用的對象和范圍界定不一致。2調整并理順內資法及其政策，統一國家資本、集體資本、私人資本的法律地位和待遇標準，意義與作用甚大。一是有利于國內不同投資主體享有平等的待遇標準和公平的法律地位，使其能在公平的法律和政策環境中參與國際國內競爭；二是有利于給外資國民待遇的適用提供統一的參照和具體的標準，為制定外資國民待遇的標準提供法律法規和政策平臺；三是有利于落實和貫徹我國BITs和加入WTO所作的法律法規及政策透明度的承諾。
（三）慎重對待準入階段的國民待遇
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通過簽訂和履行諸多的BITs，中國已經事實上給予了外國投資者及其投資在中國進行經營活動時的國民待遇。但對于投資準入階段的國民待遇，中國始終堅持必須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由國內法逐步推進。準入階段國民待遇能否實行實際反映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尖銳對立，這種對立實際上是如何在尊重發展中國家對外資的管轄權與發達國家主張的對外資的保護兩者之間實現平衡與協調。1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國民待遇在投資領域的全面實施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不利于保護民族工業的發展，甚至對國民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尤其現在正處在經濟轉型的特殊時期，既需要大量外國投資的進入以彌補國內資金的不足，同時基于國內產業的狀況又有必要對外資施加限制，對國內民族工業進行適當的保護。因此，一方面，我國必須適應國際投資自由化的發展趨勢，提高外資的待遇標準，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另一方面，對于準入階段國民待遇的實行則應該持一種冷靜和慎重的態度，不應盲目追隨國際投資法的自由化趨勢，更不應該與其它發展中國家進行盲目攀比，而應根據我國國情從引進外資的長遠目標來謹慎對待外資立法的自由化，采取“漸進式”模式逐步推進。
（四）清理、更新舊BITs，建立我國BITs新范本
我國大量的BITs都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簽署的，那時候我國正處于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時期，有些規定不可避免地帶有計劃經濟的痕跡，內容陳舊過時，跟不上時展的要求；有的BITs條款之間以及BITs之間相互矛盾和沖突；有的BITs內容與新一代BITs內容不一致；有的內容與WTO有關原則不符。經過了20多年的發展，我國吸引外資的數量和質量都有很大提高，經濟實力也大大增強，對外投資已初具規模，原有的BITs越來越不能滿足現實發展的需要，清理和更新過時的BITs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因此，必須盡快組織人手，全面清理我國的BITs，逐一審查，廢除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規定，修改相互矛盾和沖突的規定，增加反映現實發展需要的相關規定，然后由政府出面重新與有關國家談判并簽署新的BITs.
在建立BITs新范本方面，我國應向美國學習。建立BITs范本并隨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不斷更新，以供不同時期的政府代表與不同國家談判并簽署。它對于保持BITs投資政策的穩定、連續和一致是非常有用的。我國應在修改原有BITs模式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內容完整、投資政策連續一致、前瞻性強的BITs新范本，并按我國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每5年或10年更新一次。這樣，不僅能在相當程度上保持我國雙邊投資立法的穩定性，又能保持其時代性和適應性，使之不斷完善與發展。
參考文獻：
[1]盧炯星。《中國外商投資法問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劉筍：《WTO法律規則體系對國際投資法的影響》[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
[3]王玉梅。《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湯樹梅。《國際投資法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5]杜新麗。中外雙邊投資保護協定法律問題研究。《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J].1998，（3）。
[6]劉筍。淺析BIT作用的有限性及對BIT促成習慣國際法規則論的反對論。《法制與社會發展》[J].2001，（5）。
[7]劉筍。雙邊投資條約的晚近發展及其影響淺析——以美式雙邊投資條約為研究對象。《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J].2002，（12）。
[8]單文華。外資國民待遇及其實施條件。《中國社會科學》[J].1998，（5）。
[9]韓亮。20世紀90年代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發展及評價。《法學評論》[J].2001，（2）。
[10]UNCT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4TheShiftTowardsServices，UnitedNationsNewYorkandGeneva，2004.
[11]JorgeFPerez－Lopez＆MatiasFTravieso－Diaz，TheContributionofBITstoCuba‘sForeignInvestmentProgram，LawandPolicyinInternationalBusiness，Washington：Spring2001，Vol.32，Iss.3，P529.
[12]PeterEgger＆MichaelPfaffermayr，TheImpactofBilateralInvestmentTreaties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es，SanDiego：Dec.2004Vol.32，Iss.4，P788.
＊中山大學法學院碩士，現任廣州中醫藥大學經管學院助教，研究方向國際經濟法。
1根據商務部條法司公布的雙邊投資協定資料并結合筆者搜到的其他資料進行統計得出數據。
1朱延福：《試論外資國民待遇的參照對象與法律安排》，《東岳論叢》2000年第6期。
2《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評論——外國投資法雜志》，1992年英文版，總第7卷第2號，第436頁。
3在1999年年底以前，中國與92個國家簽訂了雙邊投資協定，其中只有8個明確列有國民待遇條款，分別是日本、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冰島、摩洛哥、南斯拉夫、沙特阿拉伯。但進入21世紀后，中國簽訂的雙邊投資協定幾乎都承諾不低于現狀的國民待遇。
1王玉梅：《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頁。但是，關于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的關系問題，有的學者認為這兩種待遇不能自動相互享有，只有當條約中有將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結合使用時，即簽訂包括這兩種待遇制度的條款，以便兩種待遇中無論哪種待遇更優惠，本國投資者均可享有較優惠的待遇的時候，兩者才可以相互享有。參見張慶霖：《外商投資國民待遇若干問題之辨析》，載于《法學評論》1998年第1期（總第87期），第94－99頁。我國有不少雙邊投資協定有將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結合使用，擇其優者而用之，例如中日協定、中圭（亞拉）協定等等。
2朱延福：《試論外資國民待遇的參照對象與法律安排》，《東岳論叢》2000年第6期。
1王玉梅：《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164頁。也有學者認為“超國民待遇”和“次國民待遇”的提法很不恰當，在國民待遇制度中根本就不存在超國民待遇與次國民待遇的問題，詳細論述參見張慶霖：《外商投資國民待遇若干問題之辨析》，載于《法學評論》1998年第1期（總第87期），第94－99頁。
2王玉梅：《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164頁。
3[中國臺灣]易建明：《大陸與東協簽署投資保障協定、自由貿易協定之研究：以直接投資條款內容與現狀為題》，資料來源：au.edu.tw/ox_view/edu/fe/gife/2004/PDF/D3/D3－3.pdf.
1王玉梅：《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頁。關于此問題的詳細論述，參見徐崇利《試論我國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標準的問題》；單文華《外資國民待遇基本理論問題研究》，載于陳安主編的《國際經濟法論叢》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183頁，第247－248頁。筆者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看法。筆者認為，即使簽訂條約偶有失誤，對外資的國民待遇未加任何限制，也不能得出外資就享有與內資完全一致的、絕對相同的待遇。因為，根據國際法的一般原理，條約的解釋應首先從文本本意出發，除此之外，還要受國際慣例的約束。既然國際法一貫的實踐表明，沒有任何一格國家對外國投資者的國民待遇是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那么外國投資者就無權根據該協議而要求無限制的國民待遇。
1分別參見中瑞（典）雙邊投資協定第1條第2款、中法雙邊投資協定第1條第3款（2）、中芬雙邊投資協定第1條第2款。
1盧炯星主編：《中國外商投資法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頁。
篇9
抑制通脹
宏觀經濟學是以國民經濟總過程的活動為研究對象，著重考察和說明國民收入、就業水平、價格水平等經濟總量是如何決定和波動的。這是一門涉及面很廣的學科，內容極其豐富。對于普通投資者來說，我們需要了解的是一些基本概念和基礎內容。比如近期討論火熱的通貨膨脹和加息。
通貨膨脹最初指因紙幣發行量超過商品流通中的實際需要量而引起的貨幣貶值現象。在現代經濟學中，指的是整體物價水平上升，反義為通貨緊縮。對于一個國家，當通脹率過高，為了穩定物價，勢必要采取相應的通貨緊縮政策，反之亦然。
拿什么來衡量通脹呢?消費者物價指數CPI(con sumer Price－Index)通常是作為觀察通脹水平的重要指標。CPI是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當CPI上漲的時候，說明我們手中的貨幣的購買力開始下降，如果不通過各種投資行為使得手中的貨幣增值，那么資產就會不斷地貶值。儲蓄是最基本的投資行為，通過利息使資本增值。但是如果利率低于CPI，就說明資產增值的速度低于貨幣購買力貶值的速度，實際上，個人的資產還是在貶值，這也被稱作是“實際負利率”。因此，當CPI增長過快的時候，國家就可能通過加息來保持儲蓄的實際正利率，同時貸款利率的增加也會減少貸款的規模。這樣，流入銀行的資金會增加，流出銀行的資金會減少，整個國家的資金流動性就會降低。
與股市負相關
我們經常會聽到“要加息了，股市和基金要跌了”，這樣的說法有道理嗎?利率對于股市的變動確實有著直接的影響，從長期來看，一般來說，利率上升時，股市會有下跌，反之亦然。大致有以下幾點原因。
篇10
關鍵詞：增值稅增值稅轉型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
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使得我國稅制結構的主體稅種——增值稅的轉型研究已經進入了成熟的階段。在增值稅轉型研究中更多的是從增值稅有利于促進投資和消除重復征稅的角度進行的，對于增值稅轉型與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的增長考慮得似乎不夠。
一、增值稅轉型對投資與經濟增長的影響
增值稅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在于消除重復征稅，有利于促進專業化分工與協作的發展，有利于實現市場機制下的稅收中性。但是，增值稅抵扣制度的不同，造成投資者的實際稅收負擔有所不同，進而影響到投資者的投資積極性，最終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增長。
以下表的計算為例，來分析不同類型的增值稅的實際稅收負擔水平。（表見《揚州大學稅務完學報》2001年第2期第20頁）
從上表可以看出，盡管國內生產總值一樣，法定稅率一樣，年折舊額、年存貨增加額和年固定資產增加額都一樣，但由于增值稅的類型不一樣，造成企業的實際稅收負擔不一樣。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年存貨增加與年固定資產增加額之和等于年投資增加額。相比較而言，消費型增值稅投資越多，實際稅收負擔率越低，投資越少實際稅收負擔率越高，投資增加對增值稅稅收負擔影響的程度最高。生產型增值稅投資越多，實際稅收負擔率越高，投資越少實際稅收負擔率越低，投資增加對增值稅稅收負擔影響的程度最低。收入型增值稅因投資的改變而造成的稅收負擔水平處于中央。這樣隨著投資的變化，當投資增加或減少時，稅收負擔率不同，從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是不一樣的。投資與實際稅收負擔率之間的關系可用投資稅收彈性來說明，主要表示稅收水平的變化對投資的影響；經濟增長與稅收負擔率之間的關系可用稅收收入彈性來說明，主要表示隨著經濟的增長，稅收收入將怎樣變化。
設投資增加額I=VP+FP，VP=mI，則FP=（1-m）I，m為流動資產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邊際消費傾向為C，按照乘數理論，國民收入增加額GDP=I/（1-C），（這里不考慮引致稅收的問題）稅收增加額為T，投資稅收彈性EI=I/T×T/I，稅收收入彈性EGDP=T/GDP×GDP/T。按此定義計算各種類型增值稅的投資稅收彈性和收入稅收彈性如下表。（表見《揚州大學稅務完學報》2001年第2期第21頁）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投資增加相同的時候，投資稅收彈性E生產型＜E收入型＜E消費型，說明消費型增值稅對投資的刺激程度最高。投資稅收彈性受投資結構的影響（投資結構上，m越小說明固定資產投資越大），相對于三種類型的增值稅來說，m越小，E消費型>E收入型>E生產型，當m增大時，生產型增值稅的刺激作用也逐漸增大，消費型增值稅對投資的刺激作用基本不受投資結構的影響，收入型增值稅受固定資產折舊方法的影響。在這里，也可以看出，隨著投資的增加，經濟在迅速增長，稅收收入也在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T低于國民收入的增加幅度GDP。因為EGDP消費型＜EGDP收入型＜EGDP生產型，說明消費型增值稅的稅收收入隨著國民經濟的增長，增加的幅度最低。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從總量上看，各種類型的增值稅都有促進投資增加的作用，消費型增值稅推進投資增長的作用最大，而且特別有利于促進固定資產的投資，生產型增值稅促進投資增長的作用最小，而且僅有利于存貨投資的增加。增值稅轉型形成對投資需求的拉動效應,其現實意義是增值稅盡快轉型能較好地適應當今世界科技發展迅速、資本有機構成加快的投資發展趨勢。
從對行業投資的刺激上看，消費型增值稅特別有利于促進資本密集型行業（固定資產投資多）和勞動密集型行業（存貨投資多）投資的增長膨脹，生產型增值稅僅僅有利于促進勞動密集型行業投資。這說明實行消費型增值稅既有利于促進投資增長和科技進步，又有利于促進勞動力就業，這對于我國解決溫飽問題以后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業問題的解決也是有益的。增值稅轉型形成對經濟結構的調整效應。從經濟周期的角度看，在經濟出現逐步下降的時候，消費型增值稅的推進投資的作用，可以起到保護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經濟增長旺盛的時候，消費型增值稅的實施，對投資的促進作用有可能加劇通貨膨脹的程度。實際上，在資本有機構成越來越高的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愈快，固定資產投資愈多，消費型增值稅也就越刺激投資的膨脹。增值稅轉型形成對通貨膨脹的刺激效應。為了保證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我們不能不對消費型增值稅刺激投資膨脹的影響予以足夠的重視和充分的研究。
從國家取得收入的角度上看，消費型增值稅的稅收收入具有較強的累退性，有可能造成國家收入的下降和宏觀調控能力的削弱。增值稅轉型形成對稅收的累退效應。
總之，增值稅轉型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但是在保證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方面，需要我們做出謹慎的研究。
二、增值稅轉型與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稅收政策研究
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是物價的基本穩定和經濟的持續增長。實現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稅收政策首先在于對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目標優先度的選擇。在調控的目標上，實行“保持物價穩定優先，兼顧經濟增長”目標，把物價穩定放在第一位，以物價穩定促進供求結構的合理化，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理由是：
1．在處理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我們可以從臺灣和韓國的宏觀調控目標的策略選擇上進行借鑒。臺灣、韓國的經濟發展實踐證明：只有堅持物價穩定，才能促進經濟增長。而拉美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又證明：一味的堅持經濟增長，甚至以犧牲物價幣值穩定來換取經濟增長的目標，其結果只能是陷入通貨膨脹的泥沼不能自拔，經濟也陷入停滯狀況（邱崇明《發展中國家（地區）通貨膨脹比較研究》）。持續多年的高經濟增長已經使我國的經濟走上了新的臺階。經濟增長的目標不應永遠處于我國的宏觀調控首要目標位置。據世界銀行計算，從1979年-1995年，中國潛在的經濟增長率為9.1%。我國近年來的增長率大體上也維持在8%以上，這說明我國的經濟增長已經實現了較高的增長水平。在保持適當的經濟增長的同時，必須把經濟的穩定發展放在首要地位，否則，就有可能欲速則不達。
2．物價的不穩定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大敵。通貨緊縮會引起經濟的衰退，通貨膨脹也會影響經濟的發展。通常人們認為，物價指數保持在3%-5%之間，是能夠為人們所接受的，也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在我國近年來的物價指數連年下跌的情況下，應考慮我國的物價指數恢復至1%-3%的水平，阻止物價下跌的趨勢。而當物價指數恢復至合理水平時，就應該保證物價的穩定以防通貨膨脹的發生。
目前我國的物價指數基本維持在3%左右，正是經濟發展的良好時期。稅收政策調控經濟的目標也應該確定為促進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把物價穩定放在第一位。
第二，我國物價不穩定的根本原因是國民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從供求結構和總量方面看,引起物價不穩定的原因無外乎兩個方面,一是貨幣供應,二是供求結構和供求總量。從貨幣供應的角度看，我國的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一直維持較高的水平。據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提供的有關資料表明：由于國家采用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方法拉動經濟，近年來貨幣的供應量不斷增加，M1基本上維持在18%左右。這已經遠遠超過了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事實上中央銀行在擴大貨幣供應量的政策上也是有所顧忌，采取的穩健的貨幣政策以求得拉動經濟增長和物價的上升，但效果并不明顯。這說明我國的通貨緊縮的趨勢并不是貨幣供應量的縮小造成的。按照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的第二含義（姜啟渭《對馬克思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雙重含義問題的再探討》，《經濟評論》1999.6）：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社會總勞動按社會需要的比例應該分配到某一生產部門的勞動時間，是這個勞動量決定這個部門的總價值。而用這個部門的生產的商品總量來分攤這個總勞動、總價值，就得出單位商品的勞動量和價值量。這說明某個產業部門商品的價值與社會總勞動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有關，分配的標準是社會的需要。隨著經濟的發展，在現實經濟中，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存在著生產效率高的部門，也存在著生產效率低的部門，它們之間的商品交換會因生產效率高低的變化引起社會總勞動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的變化，從而引起各個部門商品價值的變化，進而因商品交換引起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之間的關系基本上呈現出正相關的態勢。然而近幾年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之間的關系耐人尋味。一方面經濟表現出較高的增長，另一方面，物價指數卻連年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有人甚至對國內統計數據的真實性產生懷疑。其實原因就在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水平，產業結構已經不能順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90年代后期，我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兩個重要變化。一是國內消費品市場短缺時代結束，我國長期存在的需求拉動型價格上漲不復存在；在產品短缺時代，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關注的主要是產量，成本和質量是次要的，企業的增長方式是以規模擴張的粗放型經營，在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過渡的歷程中，無效的大量供給造成了存貨和庫存的積壓，形成了物價下跌。二是亞洲金融危機發生，產業結構與我國相近的周邊國家貨幣大幅度貶值，對我國的大宗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構成威脅，我國產品價格下跌是對國際國內形勢變化的合理反映。所以國民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是影響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結構性原因。
第三，有人認為我國的失業率較高證明我國的資源沒有充分利用，因而提出拉動需求的經濟增長策略是缺乏依據的。我國是一個人口和勞動力大國，沒有實現充分就業并不能說明經濟增長的潛力沒有發揮，在改革的前20年中，基礎設施和農業發展的滯后一直是我國的經濟增長的瓶頸，這一基本形勢不能搞錯，一味運用擴張政策拉動需求實現所謂的"充分就業"，就會造成通貨膨脹永無寧日的發生。從1998年以來，我國在宏觀經濟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財政、貨幣政策，包括實行利率放開、擴大貨幣供應量、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放開對銀行信貸額度的控制、采取政府增加公債的辦法啟動內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經濟出現回升，物價也由負增長轉為正數，2000年達到了0.3%左右。于是許多人據此判斷，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平穩發展的新拐點。我認為，這一切可能都是一種表面現象，因為在我國，靠政府投資拉動經濟的辦法是有局限性的。單純依靠這種政策，可以在短期內促進經濟增長，但很難保證有效率的長期經濟增長，說不定會造成新的通貨膨脹。1．我國政府預算的債務依存度已經很大，靠財政赤字進行的投資力度不可能再有大的增加，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也不可能長期建立在靠政府投資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上；2．政府投資的效率難于提高也是一個客觀的現實，而且政府投資有可能產生某種"擠出效應"，減少民間的有效投資，為了彌補增大的財政開支有可能增加加大稅收的壓力，會抑制民間擴大投資的積極性；3．即使是政府投資有利于改變供求結構的一部分，但能夠促進自動地創造有效需求的有效供給并不能有效地增加，從而不能形成長期的經濟增長。因此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除了實行擴張性的需求政策（當然包括稅收政策）外，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供給方面"去，特別是解決“供給的結構”，以有效的供給促進需求的增長,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第四，為了達到調整供給結構，實現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的目的，保證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我認為應該實行“有增有減、增減結合，保持稅負不變”的稅收政策組合。所謂“有增有減、增減結合，保持稅負不變”的稅收政策組合，就是在稅收政策調節的目標上應堅持促進供給結構優化，保證物價穩定第一位目標的實現。為此：
（一）在稅收負擔的水平上保持不變，以適應當前財政收入緊張的形勢和產業結構優化的需要。從我國的稅收負擔總水平看，雖然預算內的稅收總額占GDP的比重較低，1996年已經下降到10.07%；考慮到我國的稅外收費的特殊情況，就我國具有稅收和準稅收的政府稅外收費的總規模來看，呈現出居高不下的態勢。從1987年到1996年基本上都維持在24-25%左右；就稅收本質的來源與國民經濟價值之間的關系看，我國目前的剩余價值總量占GDP的比重一般為31-33%左右，也就是說寬口徑的稅收負擔已經占到剩余價值總量的60%左右，雖然沒有足夠的證據說明留給企業和個人一定的收入要比40%更高，才有利于企業和個人的發展和生活的提高，但顯然國家拿走的部分不應該超過剩余價值的總量，也就是說稅收的規模不應該超過GDP的31-33%；就我國與發展中國家的稅收規模比較來看，有資料表明（曾國祥、劉佐主編《稅收學》，中國稅務出版社出版），在人均GDP約為8625美元以上的22個高收入國家中，其平均稅收負擔率為36.6%，平均非稅負擔率為5％，合計總體稅負為41.6%；在人均GDP695美元以下的5個低收入國家中平均稅收負擔率為18.2%，平均非稅負擔率3.7,合計21.9%。因此從整體稅負上講，我國的總體稅負不宜增加。換一個角度說，我國的財政形勢也決定了我國目前的總體稅負不能減少，否則就有可能造成新的財政困難。（二）在稅制結構上保持以消費型增值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加強二級商品稅制的調節功能的發揮；在稅種、稅率、稅收有增有減，增減結合。目的是在充分發揮消費型增值稅刺激投資增長的同時，運用二級商品稅制積極調整產業結構，以產業結構的合理化促進經濟的增長。
1．盡快建立以消費型增值稅為主體，充分運用二級商品稅制調節功能的稅制結構。
建立以消費型增值稅為主體，充分運用二級商品稅制調節功能的稅制結構，一方面是促進供求結構的合理化的要求。盡快實現增值稅的轉型，從生產型增值稅轉變為消費型增值稅既有利于有機構成不同的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和產業結構優化，又有利于鼓勵企業進一步增加投資需求；而二級商品稅制特別是消費稅，既為投資的增加提供了資本供應，又在增值稅轉型的同時，實現產業結構合理化的調節。另一方面也是研究實現增值稅轉型的同時，有可能出現通貨膨脹的要求。據有關研究人士預測：2000年在現有范圍內進行增值稅轉型，將有284.39億元的稅式支出〖ZW(4〗陸煒、楊震《中國增值稅轉型可行行實證分析》，《稅務研究》2000年11期。〖ZW)〗，因此實行轉型對于刺激投資有一個門檻效應。這對于當前的經濟形勢是有利的。但是實行消費型增值稅還有一個引致稅收的問題。由于實際稅負的下降，對投資膨脹的利益驅動是十分巨大的。通過二級商品稅制的調節作用，可以實現“供給會自動的創造需求”的目標。為此，在利用增值稅轉型間接減稅的同時，必須十分重視二級商品稅制的研究。具體思路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擴大消費稅的征收范圍，對高檔消費品和高檔消費行為提高稅率，增加高消費人群對全國財政的貢獻，對某些已經不屬于高消費的產品和行為減低稅率或停止開征消費稅，既有利于增大消費稅的調節力度，又有利于增加高素質勞動的供給和儲蓄的增加。例如將高爾夫球、保齡球、桑拿按摩、高級美容、娛樂性射擊等高消費服務項目以及高檔音箱、高檔攝像器材、高級滋補品、一次性筷子等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取消對普通化妝品、護膚護發品、汽車輪胎、散裝啤酒等項目的征稅；以適應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方向和產業結構的調整。
第二、擴大資源稅的征收范圍，提高資源稅的稅率。如對水資源和森林資源課征資源稅有利于促進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方面轉化。
第三、繼續保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的重新開征權。
第四、土地增值稅作為一個單一的限制房產開發和消費的稅種，應在當前的情況下，與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一樣，及時停征，但保留土地增值稅的重新開征權。保留土地增值稅和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的重新開征權的目的是為了保證稅收政策的相機抉擇的機制。
第五、為了保持增值稅的稅收中性的主體地位，在增值稅轉型的同時，縮小營業稅的開征范圍，將大部分由營業稅調節的范圍，轉為征收增值稅。
2．促進供給，調節社會公平，促進供求平衡
在調節供求結構的同時，還要注意實現總供求的平衡，以有效的總供給實現有效的總需求。為此，一是增加對個人所得、收入財產的調節稅種。如盡快開征遺產稅，開征的目的既調節了收入，解決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又有利于鼓勵人們加快消費，促進需求增長。在當前我國物價指數較低的情況下，還可以實現物價指數的上升，起到穩定物價的作用。二是減少企業所得稅的稅收負擔，促進企業投資的增加，有利于促進供給增加，促進經濟增長。三是加強農村費稅改革，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水平，促進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