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哲學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高等教育哲學，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第一、理解的歷史性與詮釋的相應性

我所謂“相應的”詮釋，是針對“不相應”的詮釋而言的。所謂“不相應”的詮釋，是指對于古代文獻、古代哲學思想資料的抽象的、超歷史的、粗暴的、非客觀平情的、望文生義的解讀。五四以來，特別是上一世紀50年代初以來，這種糟蹋圣賢的大批判幾乎泛濫成災，其流毒延續到今天，對我們的民族精神有極大的傷害。

例如前些年有關《論語•子路》篇“父子互隱”章、《孟子•盡心上》篇“桃應”章（今又稱“竊負而逃”章）、《孟子•萬章上》篇“象日以殺舜為事”章（今又稱“封之有庳”章）的討論，有人得出的是完全不相應的結論，竟認為舜、孔、孟、儒家是搞腐敗的典型，或“違法的倫理學”，要對今天的腐敗現象負責任。此論竟在北京大學某輯刊和國內若干極重要的刊物上發表，被很多人視為當然，并引伸到對整個儒家倫理的全盤否定。我實在是看不過去，不得已而對此論提出批評（詳見郭齊勇編：《儒家倫理爭鳴集----以“親親互隱”為中心》，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我的看法是：父子或親人間的情感的培護，容隱制度，是東西方之通理通則，目的在護持天賦的具有神性意義的人類最基本的感情，也是人類存在的根本。當幾個價值發生沖突時，人類的智慧是維護最高價值?！疤覒闭率呛苡猩钜獾膫惱韮呻y的設計，其高超的智慧絕非直線式的批評者所能理解。實際上，孟子師徒假設的舜的應對方略，既維護了司法公正，又避免了公權力的濫用，而以自我放逐來保全忠孝、情法之兩邊?！胺庵锈亍钡脑O想離不開周代分封制，分封象是一種政治智慧，即對象予以管束。古代的社會、政治、法律之思想或制度與核心家庭的倫理、社群的整合、家國天下秩序的建構，是基本協調的。當然不免有矛盾與緊張。分析、評論這些資料，只能放到彼時的社會結構、歷史文化、價值系統的背景上，而且要善于發掘其中有深意的、超越時空的價值。例如我國法律文化的容隱制其實與現代人權的維護有內在的關聯。有人又重提此事，重申腐敗論，然并無任何新證，相反更加武斷，露骨地宣揚大批判方法（標榜所謂“新批判”，其實與50年代至的大批判在方法論上是一樣的“左派”幼稚?。?，令人深思。

五四以來，片面的、平面的西化思潮和教育、學術結構與體制，使得我們這一代甚至前后幾代人逐漸喪失了解讀前現代文明（或文獻）的能力?？杀氖牵械臉O其自負以為絕對真理在握的人，讀不懂起碼的中西文化經典，竟然強不知以為知。這當然主要是由其文化立場或信仰所致，以為西方的從古到今都有理性，完美得很，中國的從古到今都無理性，糟糕得很。他們不是全面理解思想系統及其背景與特性，而是由這種信仰、立場或情感出發，反過來在中西方資料去找、去挑只言片語，拉來就捧或打，或褒或貶，凡不符合這一立場或信仰的，不符合西方觀念（其實是他們自認為的西方與西方觀念）的，都要曲為之說。如此，既未讀懂孔子，又未讀懂蘇格拉底，既扭曲孔子，又扭曲蘇格拉底，強為比較，兩相傷害。

對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及其經典，應有起碼的尊重，起碼的虛心的態度。為什么其他國家的知識份子不必提出“同情的理解”或“了解之同情”，或沒有類似的問題，而唯獨我們國家、民族的知識份子必須面對這一問題？那是因為人家沒有妖魔化、丑化自己的文明及其經典，沒有把今人的責任推到祖宗頭上去，也沒有單一的直線的進化論、進步觀，而我們自以來，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軍事的問題，國勢的問題簡約化為文化的問題，一古腦兒都要文化來負責，要孔孟來負責，又把文化問題簡約化為進步與落后的二分法，完全依傍西方中心論，把傳統與現代打成兩橛。實際上孔仁孟義、禮樂文明不僅不構成中國人走上現代的阻礙，相反是一種寶貴的資源與助力。今天一些自以為是的名流們，對自己的傳統、經典非常隔膜，根本沒有讀，更談不上讀懂，就以居高臨下的不屑的挑剔的態度，輕慢的語氣，以先入之見或自己的所謂“邏輯”或文字游戲的方式，橫加肢解、抽繹、批判，把淺薄當作深刻，沒有一點他們標榜的“理性”態度，以此嘩眾取寵，爭強好勝，爭名奪利，取悅俗情。這種不健康的心態與學風，乃嚴肅的學術研究之大敵，且謬種流傳，誤人子弟，貽禍青年。

對于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哲學智慧，我們體認得越深，發掘得越深，我們擁有的價值資源越豐厚，就越能吸納外來文化的精華，越能學得西方文化之真，這才能真正使中西文化的精華在現時代的要求下相融合，構建新的文明。一味貶損、傷害中國文化之根，無益于西方精神價值的引進與融鑄，無益于新的現代文明的建設，也就談不上研究哲學與中國哲學。

第二、“中國哲學”學科的主體性與中西哲學的對話性

哲學是人們關于宇宙、社會、人生的本源、存在、發展之過程、律則及其意義、價值等根本問題的體驗與探求。在遠古時期，各個大的種族、族群的生存樣態與生存體驗既相類似又不盡相同，人們思考或追問上述問題的方式亦同中有異，這就決定了世界上有共通的，又有特殊的觀念、問題、方法、進路，有不同的哲學類型。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幾個大的典范文明，各有不同的方式，其哲學有不同的形態。古代中國、印度、希臘的哲學是其中的典型。不僅今天所謂中國、印度、西方、中東、非洲的哲學類型各不相同，而且在上述地域之不同時空中又有不同的、千姿百態的哲學形態與哲學傳統，并沒有一個普遍的西方的或世界的哲學，所有哲學家的形態、體系、思想都是特殊的、各別自我的。

當年金岳霖先生預設的“普遍哲學”仍然只是以歐洲哲學為藍本的，是西方一部分哲學的抽象。他仍然是把西方哲學史上某一時段的基本問題抽象為一般、普遍的哲學問題，然后再去對照、處理、發現或建構中國的哲學史料，以他所謂的“普遍哲學”作為唯一尺度衡量、評估非西方的豐富多彩的哲學。

然而，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諸大問題，追求大智慧的，都屬于哲學的范疇。關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尊嚴與價值、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等等，都是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档聟^分兩種哲學的概念，一種是宇宙性的，一種是學院式的。所謂宇宙性的哲學概念，把哲學視為人類為理性立法的學問，或視為人類探求終極價值的學問。這恰好符合儒學的“至善”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

哲學史是發展的、具體的。文化與哲學傳統本來就是流動、變化的。當然變中有不變，不變中有變。從印度佛學在東漢傳入中國并經過中國學者消化的八百多年的歷史經驗來看，首先是“格義”。“格義”的前提，即是佛教與我國原始哲學的觀念有某種一致性，以及意義間的可通約性。印度佛學中的哲學體悟與哲學義理在中國經過了佛學家們“格義”、創造性誤讀到消化吸收、融會貫通、自創新說的過程。中國哲人與佛學家不僅創造了佛學的新義理、宗派、方法，促進了佛學的中國化，而且進一步創造了以儒家思想為主干，吸納佛道二教的宋明理學。中國化的佛學各宗派與宋明理學，特別是朱子學與陽明學，又陸續傳到東亞，深刻影響了東亞與全世界，成為東亞走上現代的內在精神資源。

明季以來，西學東漸與東學西傳的雙向互動，已有了四百年。西方哲學在中國經歷了一定的傳播過程，西方哲學的漢語化、中國化過程仍在進行之中。今日在中國，中西哲學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與過去印度佛教的各宗派一樣，古今西方哲學的各流派、各大家的思想慧識都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視域與方法，并正在與中國哲學的諸流派相互摩蕩。今天，但凡用漢語撰寫的西方哲學介紹及西方哲學原典的漢譯，也已經不完全是原來意義上的西方哲學了。西方哲學的翻譯與研究，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用語的比較，西方思維方式的吸收與批判，西方哲學及哲學的中國化與中國的哲學創新等，都是廣義的“中國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西方哲學的漢語化或中國化，中國哲學的建構及其在西方的傳播，表明比較哲學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現實的。

運用西方哲學范疇、術語，在借取中有發展。我們不能不借取，又不能不增加、滲入本土義與新義。牟宗三先生借用佛語說“依義不依語”，“依法不依人”，即自主地創造性地運用西方范疇、術語，有很大的詮釋空間。以牟先生的智慧，當然懂得康德及其哲學范疇、命題、體系的原意，他的工作并不停留于此，他主要是利用康德哲學作為工具講出中國的東西，自己的東西，意在創造性地融合中西哲學。因此，我們強調中國哲學學科成立的正當性，強調中國哲學學科自身的特色，并不把中國哲學作靜態的處理，其本身即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包含著內外不同地域、民族的和同一民族不同的哲學傳統的滲透與融合。而且，我認為，中國哲學的“自己寫”與“寫自己”，絕不是排它的，不需借鑒的，不考慮實事上已存在與發展著的創造性融會的。果如此，那就成了“自說自話”，不可能與其它類型的哲學對話與溝通。

第三、“中國哲學”的特殊性與豐富性

一般說來，中國哲學傳統與西方哲學傳統有很大的差異。長期以來，在西方，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純粹精神、不變的實體是宇宙的創造者，宇宙或世界不能自己創造自己。如如不動的靜止自立的創造者與被它創造的生動活潑的世界，自然與超自然，人與神，此岸與彼岸，心與物，精神與物質，主體與客體，靈魂與肉體，身體與心靈，價值與事實，理性與情感等等，統統被打做兩橛，其間有著巨大的鴻溝。中國哲學家的宇宙論是生成論而不是構成論，他們認為，世界不是宰制性的建構，世界是多樣的生存，各種主體的參與。中國哲學的主流是自然生機主義的，肯定世界是自己產生出來的，沒有凌駕在世界之上之外的造物主或上帝。中國哲學是氣的哲學而不是原子論的哲學。氣的哲學昭示的是連續性的存在，自己創造自己，變動不居，永恒運動，大化流行，持續不斷，生機無限。中國哲學家從來不把宇宙看成是孤立、靜止、不變不動或機械排列的，而是創進不息、常生?；摹Ｕ绶綎|美先生所說，中國哲學家有一個信念，就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宇宙是一個無限的宇宙，創進的宇宙，普遍聯系的宇宙，它包舉萬有，統攝萬象，無限豐富，無比充實。對宇宙創化流衍的信念，實際上也就是對人的創造能力的信念。

中國傳統哲學有著天、地、人、物、我之間的相互感通、整體和諧、動態圓融的觀念與智慧。華夏族群長期的生存體驗形成了我們對于宇宙世界的獨特的覺識與“觀法”和特殊的信仰與信念，那就是堅信人與天地萬物是一個整體，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間不是彼此隔礙的，即打破了天道與性命之間的隔閡，打破了人與超自然、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人與內在自我的隔膜，肯定彼此的對話、包涵、相依相待、相成相濟。與這種宇宙觀念相聯系的是寬容、平和的心態，有彈性的、動態統一式的中庸平衡的方法論。

西方哲人通過理性思辯的方式來考察、探究形上學的對象，如理念、實體、本體、自由、不滅的靈魂等，因此知識論發達，格外看重作為對象的外在世界與主體認識能力的研究，形式概念的分析，客觀的知識系統與理論的建構。中國哲人重視的則是對存在的體驗，是生命的意義與人生的價值，著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與實踐工夫的達成。中國哲學的實踐性很強，不停留于“概念王國”。這不是說中國哲學沒有“概念”、“邏輯”、“理性”，恰恰相反，中國哲學有自身的系統，中國哲學的“道”、“仁”等一系列的概念、范疇，需要在自身的系統中加以理解。中國哲學有關“天道”、“地道”、“人道”的秩序中，含有自身內在的邏輯、理性，乃至道德的、美學的、生態學的涵義。其本體論、宇宙論及人道、人性、人格的論說無比豐富。中國哲學范疇、術語不缺乏抽象性，中國哲學中也不缺乏今天所謂科學、邏輯和認識論的探索，但這些都需要在自身的語言、文化、思想系統和具體的語境中加以解讀，其中還有很多未知的王國，被“五四”以降以迄當今的一些學者們想象中的所謂“西方哲學”的“觀念”所遮蔽。例如，有的學者否認中國哲學的理性，甚至否認儒家的“公共性”和“正義”、“公德”的訴求，這都需要認真地加以辨析。儒家前史與早期儒家相對于原始宗教而起的人文性的禮樂制度與觀念中，就蘊含有人類最早的理性。在有關宇宙秩序與社會政治秩序中，秩序的價值有神圣性，同時又有抽象性、合理性、公共性、公義的內涵。

我們對于中國傳統哲學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國哲學史的方法學，仍在摸索之中。我們應有自覺自識，發掘中華民族原創性的智慧與古已有之的治學方法，予以創造性轉化。漢民族哲學中有著異于西方的語言、邏輯、認識理論，如強調主觀修養與客觀認知有密切的關系，如有與漢語自身的特性有聯系的符號系統與言、象、意之辯。有的專家說中國有所謂“反語言學”的傳統。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中國有自己的語言學與語言哲學的傳統。中國先民仰觀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又以“六書”為方法創造漢字與經子之學，詮釋文獻，凝結智慧。中國人強調經驗直觀與理性直現地把握、領會對象之全體或底蘊的思維方式，有賴于以身“體”之，即身心交感地“體悟”。這種“知”、“感”、“悟”是體驗之知，感同身受，與形身融在一起。我們要超越西方一般知識論或認識論的框架、結構、范疇的束縛，發掘反歸約主義、揚棄線性推理的“中國理性”、“中國認識論”的特色。中國傳統的經學、子學、玄學、佛學、理學、考據學等都有自己的方法，這些方法也需要深入地梳理、繼承。道家、佛教的智慧，遮撥、破除我們對宇宙表層世界或似是而非的知識系統的執著，獲得精神上的自由、解脫，爆發出自己的創造性。中國有詩性的、寓言的哲學。道家、玄學、禪宗等巧妙地運用語言，或指其非所指以指其所指，或否定其所指而明即其所指，甚至以機鋒、棒喝，開悟心靈，啟發人當下大徹大悟。值得我們重視的是，這些“超語言學”的方式是與其語言學相補充、相配合的。中國哲人把理智與直覺巧妙地配合了起來。

中國哲學的史料非常豐富，尤其是經學之中有很多未被開墾的資源。中國哲學的史料與社會、政治、歷史、文化的史料交織在一起，需要下更大工夫去研讀。中國經學的詮釋學，或者廣義的中國經典的詮釋學，非常值得我們重視，其中經—傳、經—說、經—解的方式是活潑多樣的，是創造性很強的。如果拿西方《舊約》《新約》的解釋學與中國經學的解釋學作深入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經學的許多優長。

篇2

關鍵詞：現代大學，高等教育，大學力量的源泉

一個人能夠挺直腰桿，不只是借助于雙肩的用力，也只不是依靠意識的控制，關鍵在于他的脊梁骨是健康的、有用的?，F代大學如同人一樣，也是有脊梁骨的，而且是主心骨，是支撐大學挺直“腰桿”的力量。跟隨著社會發展的腳步，中國的大學越來越多，越辦越大，學院紛紛升格為大學。急功近利的心態和不成熟的大學辦學理念，使得高校建設與大學本質脫節，大學受到人們的議論與質疑。大學的脊梁骨到底是什么？大學依靠什么來提供“元學習”的東西？大學的力量在哪里？這些問題都能在張楚廷先生的《高等教育哲學通論》一書中找到答案。接下來，我也將結合張楚廷先生的教育思想，簡單分析大學的力量。

一、相關基本概念

說到力量，除開人們最容易想到的物理意義上的力之外，最常見的還有無形的權利和權利。權力，是指政治上的強制力量，是職責范圍內的支配力量。權利，是指法律賦予人實現其利益的一種力量。權力可能是外賦的，也可能是強占的；權利是天賦的，是“自有”的。權力，“可以作用于他人，并帶有強制性”，權利，并不施加于他人?！皺嗔梢該碛?，也可以丟失”，權力不具有像思想權、生存權等權利的自有性，當然也就可以丟失了。第三種力量，權威，既不同于權利，是自有的，也不同于權力，是外賦的。權威，是后生的，它的產生“必然是與他人關聯的結果，是他人的信服造成的”。權威產生的力量不是“強制而生的力量”，而是“因他人的信從、認同而產生的力量”，是一種“犀利的力量”。

由此可見，大學的脊梁骨主要構成成分是權利、權力和權威。相對應于權利、權力、權威的基本含義，大學里的權利、權力和權威也有著不同的特點和效用。另外，貼上“力量”標簽的權利、權力、權威，主要呈現為學術權利、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威。行政權力，即機關、企業、團體等內部的管理工作職責范圍內的支配力量，具有強制性和地域性。學術權威，是有系統，較專門的學問產生的，使人信從的威望和力量，具有行業性、專業性、排他性，是可以打破地域界限的。

二、大學力量的來源

權利，在大學力量的討論中，作用并不明顯。反而，權利和權威對于大學力量的分析，更具價值。張楚廷先生曾說，大學提供的是“元學習”的東西。“元學習”的東西，簡單理解可分為三個：“形而下”的知識，“形而中”的教養、人格發展和人本身的教育，“形而上”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對于這些“元學習”的東西，政府當然依靠權力來提供，那大學依靠什么來提供呢？大學提供這些東西的力量來自何處呢？

第一，非權力性影響。權力，是社會學范疇的概念，是“由權而生的力”，而后，由權力產生了影響力，而后形成了一種權力性影響力。相對地，非權力性影響力，是由非權力產生的影響力，不是由權而生的力。非權力性因素有真理、知識、觀念、道德等。非權力性影響很多很常見，“如道德的力量，觀念的力量，信仰的力量，理想的力量，廣而言之，還有文化的力量，精神的力量”等等。這種影響力，不是由權而生的力，因而不是“強制的結果”，更不是“壓抑之下產生的力量”。在大學，除開前面提到的各種“力量”，自然少不了學術的力量。大學的基本任務，本來就是“出成果，出人才”，大學的力量自然既有學術的，又有道德的?！伴L不出珍貴的非權力性影響力”的大學，是“一片貧瘠的土壤“，是一個沒有脊梁骨的患者，盡顯干枯和病態。

第二，權威，不包括權威主義。在中國大學的發展歷程中，曾出現過“打到學術權威”的事件，所謂的“學術權威”到了“非學術性質的外在力量”的嚴重打擊。正如張楚廷先生所說的，這個事件似乎表明權威確實曾出現在大學里，而且權威對于大學有很重要的意義。在大學，權威作為力量的形式主要有，學術權威、校長權威、教師權威等。然而，學術權威與非權力性影響的界限并不明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在人們服從權威的深層動機中，有一個最根本的精神因素，即支配者的“合法性”，主要分三個理想類型：法理型支配（如官僚制或科層制），傳統型支配（父母、傳統慣例或因襲身份等），卡里斯馬支配（“天賜恩寵”、“神圣的天賦”、“感召力”、“超凡魅力”）。支配力量不同，支配者所具有的權威也不同。前兩者，在某種程度上帶有權力性，

而卡里斯馬式權威則包含著學術權威。由此可見，權威和非權力性影響力有交集，但不可對等。大學需要權威，但不需要權威主義。大學依靠學術權威、校長權威等，但不接受任何意義下的權威。大學的力量，有幾成是非權力性影響力，有幾成是學術權威，又有幾成是其他力量，這些都必須合適合理。不然，

大學的脊梁骨長得不正，也只不過是一個癱瘓的龐然大物。

第三，權力性因素。自古以來，大學都是以“學術自由為自己的生命”，因而，對非學術性因素有著高度警覺甚至排斥，尤其是對權力性因素。權力性因素的載體，大多是大學里專于行政的人或機關部門。因為，大學里不僅僅只有學術事務，還有許多行政事務?！皶鰧W問的，不一定會管理；會管理的，也不一定會做學問”，教授、研究人員多斤大學這座“象牙塔”，享受著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墒?，“象牙塔”需要打掃，世外桃源也需要經營。“專于行政的人不只是可以大大提高行政效率，也大大有益于學術人員工作效率的提高。雖然，大學的力量也存在權力性因素產生的力量，但大學里的權力因素的作用與性質與政府權力有很大差異。行政權力作為大學的力量，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人們的質疑、指責和糾錯。然而，大學事務的繁雜，決定了大學行政權力存在的必然性。使行政權力合理地發揮它的效用，以保障學術事務的正常開展，并促進大學的建設，這才是人們更應該關注的問題。

三、大學力量的生成

前文對權力、權利、權威以及大學力量的來源，作了相關的分析和論述，這將有利于我們繼續探討大學力量的生成。大學力量的來源，主要有非權力性影響力、權威和權力性因素產生的影響力。各種影響力都有各自的載體，載體的特定身份和效用也會限制或促進影響力的生成。

非權力性影響力的創建，決定著優秀大學甚至是一流大學的創建，而創建這種強大影響力的難度與意義，遠遠要高于修建圖書館、教學樓。非權力性影響力的載體，主要是教師群體，還有學校管理者們，學校教職隊伍，學生……實際上，非權力性影響力的載體可以是大學的一切人事物情，比如，大學建設工作中艱難而最重要的隱性文化。權力性因素的載體，通常是學校管理者，而學校管理者也可以是非權力性影響力的承載者，“也可以擁有非權力性影響力”。張楚廷先生認為，大學管理的真正藝術，正是把非權力影響力與權力性影響力融合起來。非權力性影響力的形成具有自我生長性，而權力性影響力則大多帶有后生性，強制性。

綜合非權力性影響力、權威產生的力量、權力性因素產生的力量，大學的力量主要表現為真理的力量、知識的力量、學術的力量、智慧的力量。追根溯源，尋根究底，這些力量其實是來自于“在大學里生活的人們的獨立人格”的支撐。這種“獨立人格”表現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思想自由，亙古不變。自由地思想，是權利，是享受，是大學力量的基本源泉。張楚廷先生認為，思想絕對自由，行為相對自由，這不僅化解了自由與法律的矛盾，也使得“自由”一詞更有內涵，更有“人性”。

大學力量的生成是一個精彩而又奇妙的過程：自由與求知的欲望——>人的獨到、獨見、獨創與獨特——>獨立人格（求知欲、好奇心、自由與獨立）——>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真理的力量、知識的力量、學術的力量、智慧的力量——>非權力性影響力、權威、權力性影響力——>大學的力量。

篇3

關鍵詞：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問題

美國當代著名的教育學家約翰•S•布魯貝克(1898－1988)的《高等教育哲學》從美國高等教育的實際問題出發，以“高深學問”為邏輯起點，以兩派相互對立的高等教育哲學長期的沖突和此消彼長的演進過程為主線統覽各家之言，深刻分析了高等教育最為關鍵且又彼此相互關聯的若干基本問題，為讀者提供了一個豐滿的分析高等教育的框架。

一、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解析

20世紀60-70年代是美國高等教育所經歷的“艱難時期”、學術界大為不滿的“冬季”。布魯貝克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結合自己從事高等教育工作五十余年的經驗，對高等教育的許多問題進行哲學思考?！陡叩冉逃軐W》對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高等教育的主要流派及其重要著作進行了概括評述，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西方高等教育，特別是美國高等教育中的邏輯基點——高深學問、高等教育的精華——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高等教育的民主化——高等教育為誰服務、高等教育如何實施——普通教育和專業教育與高等教育、治學的道德以及高等教育移動到社會的中心——作為教會的大學等許多問題作了分析。近年來，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哲學研究的覺醒，國內對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質疑的聲音逐漸多了起來。譬如無視人的存在。從本體論的角度看，教育的第一意義存在是人，人是第一位的。如果說高深學問是高等教育的邏輯起點，我們就會進一步追問高深學問的基點是什么?顯然是人，沒有人就不可能有高深學問。這樣看來，高深學問并非高等教育的本原。

二、進一步思考的幾個問題

（一）高等教育是否應傾向實業。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是我國寶貴的人力資源。當前，我國就業形勢十分嚴峻，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加大。政府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城鄉基層、中西部地區和中小企業就業，鼓勵自主創業。隨著這種趨勢發展，高校人文學科的發展令人堪憂。對個人的影響，在大學生自主創業中，文科生的比例謹小慎微，其就業率也是遠遠低于理工科生。大眾認為文科生發展前景不容樂觀，所以在高中文理分科時，家長、甚至學生本人在這種環境下，均傾向選理科。對高校的影響，國家大力扶持學生創業、科技創新，在高校渲染了一種人文學科貶值的氛圍，今天阿里巴巴有了馬云“爸爸”，明天京東商城有劉強東，后天小米之父雷軍……貌似在此領域成功，獲資多少，就是人生的贏家、眾人學習的楷模。另一方面，高校領導在項目撥款時也優先理工科發展，忽視人文學科的重要性。很多高校的教育已變成另一種形式的企業學徒培訓。高校的工作就是培養腦力和技術工人，滿足企業經營和政府管理的需要，確保企業界精英的所有命令都得以貫徹。

（二）從貝克案例看我國教育傾斜政策。從貝克案例筆者聯想到我國對偏遠以及少數民族地區給予教育上的傾斜政策。比如，有些大學對少數民族學生開放綠色通道，破格錄取一批學生。實際上，部分漢族學生在學業、能力方面優于他們，單從學生個人角度來說，筆者認為這種結果是不公平的。這種“反向歧視”是通過平等主義而實現公正的一種努力。同樣是學生，他們所接受的教育資源較差，但漢族學生的競爭壓力也是少數民族學生無法體會的，不能因為這種起初的不均衡，就給予“綠色通道”，這是對漢族學生的一種不公平。當然，從國家角度來講，這是合理的。最近聯合國難民署——中國親善大使、著名演員姚晨第五年自費走進巴基斯坦，關注阿富汗難民以及女童教育，她在微博中寫到“不給他們提供教育資源，他們手上拿起的不是筆，而是武器”。放眼國內，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比如新疆、甘肅等地，他們經濟非常落后，如果國家不從經濟、醫療、教育等各個角度給予傾斜政策，不讓他們接受高等教育，那么我國這些地區如何發展，如何安定，如何團結，這都會成為阻礙我國躋身世界民族之林的隱患，因而，國家不得不采取此項措施。

（三）互聯網+的時代，技術能否代替教師。布魯貝克認為“教育技術也永遠不能代替有愛教學。講授法越來越為機器教學所取代并不意味著講授無足輕重，而只意味著它能適應機器操作”。早在布魯貝克那個年代早已考慮此問題并給出相應的答案。前段時間，北大教科院院長陳曉宇教授作名為《數字時代中國大學教學的抉擇》的專題講座，探討信息技術革命下兩個問題：一是傳統大學的末日來臨？技術可否代替教師？顯然眾人皆知答案，然而大數據時代給我們的感官卻是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趨勢，MOOCs、EDX、TED、可汗學院等充斥著教育領域，在許多經濟發達地區，甚至可以達到小學生上課一人一本的程度。一次，筆者作學院區外比較學習項目助理時，某位本地老師說“人家太先進了，我們哪比得上，怎么學？”簡短的一句話卻讓人察覺其中的深層原因，很多教師認為有先進的科學設備，就可以更好地教學，學生可以學得更好，殊不知其中因果關系的顛倒。中小學以及高校的教師應主動積極地將技術創新應用于教學，以促進教學的生動形象、師生互動，通過“回歸傳統”改善中小學以及高等教育。這不僅僅需要認識，更需要我們廣大教育者從觀念上根本改變。

參考文獻：

[1]約翰•S•布魯貝克.王承緒等譯.高等教育哲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2]宋小平.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思想反思[J].湖南科技大學（社會科學版）,2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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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學歷有哪些規格?

按照1983年1月《高等教育自學考試試行辦法》規定，自學者經過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合格，可以取得大學?？苹虮究频漠厴I證書，國家承認其學歷。所以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又是一種高等教育學歷考試。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學歷分為:單科、專科、基礎科(?？?、本科等多種規格，多種層次，以鼓勵廣大群眾自學成才。

二、什么是單科、?？?、本科?它們之間有什么關系?

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各專業考試計劃，規定自學者在政治上、業務上應當達到的總的要求；規定本專業必考、選考的課程。每一門課程即作為一個單科，考試合格后，發給單科合格證書。?？坪捅究圃O有若干門課程，每一門課程即作為一個單科，應考者按?？?、本科規定的全部科目都考試合格后，由省、市、自治區考試委員會和主考高等學校聯合頒發專科成本科畢業證書。如天津市外語學院開考的英語專修科，即設有哲學、黨史、大學語文、精讀、泛讀、翻譯、語法和聽說八門課程，每一門課程，即作為一個單科。上述八門課程考試合格，發給八個單科合格證書，然后換發?？飘厴I證書。

專科和本科專業考試計劃，對學員的政治上和業務要求不同，深度和廣度也不一樣，?？崎_考課程的門數要少于本科。考試合格后，分別取得大學?？飘厴I和大學本科畢業的不同學歷。其待遇也不同，前者月工資為49.5元，后者為56元。

三、參加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從哪里人手?

(一)宜本著學用一致、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結合本人工作、生活、文化基礎和掌握專業知識的情況，選定開考專業；(二)根據選定專業的考試計劃確定開考的課程和指定教材，到所在地區新華書店辦理預訂手續。(三)根據考試計劃安排個人的自學計劃和考試計劃，結合考試課程的次序，本著先易后難的原則。對比較有基礎的、結合現實工作比較緊的可以先行安排，對比較生疏、沒有基礎的，以安排在后期為宜。

四、如果自學者所在地區目前尚未成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機構，可否參加其他地區的自學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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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等教育；學生消費者；策略

中圖分類號：G64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8-0217-03

一、“學生消費者”概念

“學生消費者”的概念及其相關理論最早產生于美國，其主要根源是高等教育的經濟負擔逐漸從政府社會為主轉向以學生為主。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生均公共經費減少；二是學費上漲；三是學費在高?？偸杖胫械谋戎厣仙?。高等教育生源市場的激烈競爭，導致了大學與學生之間關系的微妙變化，學生的選擇決定大學未來的發展，以尊重學生消費者的觀念在大學中逐步形成。早在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由于學院和大學提供的課程數量增加以及對學生的要求相對降低，大學就經常被描述成是教育的“超級市場”，大學的學生被看做是教育的“消費者”。

大學生是教育的主體，也是高等教育消費的主體。作為教育的主體，他們要求教育以學生為中心開展，教育必須合乎學生身心發展的規律，關注學生的需求。作為高等教育消費的主體，他們要求教育在滿足他們對知識的渴求的基礎上，保障他們的利益。李福華認為，作為高等學校的“公民”和顧客，學生在學校里也存在一個“利益譜”。他們將關心教育教學服務質量和水平、管理的寬松度、學校的信用和提供的各種公共設施、獎貸學金等。這種角色的轉變和確立將不可避免且自然而然地改變傳統的教育教學觀念，學生與管理者、學生與教師的關系不再是簡單的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關系、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增添了直接的經濟利益關系，越來越表現為消費關系、交換關系、委托者人關系。

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已經步入選擇性教育階段，“學生消費者”時代正在形成之中，學生消費者的主體意識、自主選擇性大大增強，其主體地位得以強化。學生消費者握有“貨幣選票”，他們有權選擇適合自己的高等教育服務。高等學校也必須盡量滿足他們的教育需求。因此，在高等教育領域我們要充分重視“學生消費者”的地位和作用。

二、“學生消費者”的地位和作用

在一般商業領域，“顧客是上帝”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對于廠商、企業和營銷人員來說，他們深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誰贏得了顧客，誰就贏得了市場，顧客永遠是決定廠商生存的唯一因素。相對于高等教育這一特殊的產業，由于其市場發育不完善，“學生消費者”的地位和作用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隨著高等教育市場化程度的加深，國內外高等教育市場競爭的加劇，“學生消費者”的地位將愈來愈突出?！皩W生消費者”有權選擇適合自己的高等教育類型和就讀方式，這種趨勢對高等學校的生存和發展起到決定作用，具體來說表現在三個方面：

1　“學生消費者”的選擇成為高等學校發展的關鍵

把高等教育看成是服務產業，就意味著學生及其家庭有權進行選擇，他們是教育服務產業的消費者，因而有權選擇和獲得滿意的教育服務，并且這種選擇改變了過去被動接受的局面，選擇的余地逐漸增多。高等教育消費的主動權也逐漸從學校轉移到學生消費者手上，再不是高等學校去選擇它們的學生而是學生精心挑選他們的學校。正如勞凱聲教授所說的那樣：“在不久的將來，學習者或其家長自己來規劃真正適合和有利于自己個性發展的教育目標和教育形式，精心選擇適合自己的教育消費類別、水平和品位，從而獲得自己真正需要而且有效的教育服務，這可能是每個學習者和每個家庭在進行教育投資時都會反復考慮的事情。這就需要明確地樹立一種新的教育服務與消費的理念。而作為教育的提供者，則應想方設法提高教育的服務質量和品位，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對部分學校來說，學生的自由選擇可能使他們面臨著生存的危機，這反過來刺激著高等學校重視學生的地位并改進自己的服務質量。

比如在美國，人們說選票在學生的腳上，他們可以選擇學校和學科。約翰?范德格拉夫等人在《學術權力――七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比較》一書中指出：“同實行人力計劃的高等教育系統相比，在美國這種系統中，消費者的需求起著重要作用。消費者掌握著平衡杠桿，而計劃者卻沒有；消費者不僅可以選擇進入哪所院校，而且可以隨意退出，從一所院校轉到另一所院校。由于存在著如此廣泛的入學選擇權和以后的退學權、轉學權。因此各學院和大學的生存或者依賴于滿足用戶的需要，或者依賴于以自己大學的優秀質量來吸引用戶”。這實際從體制、制度上保證了學生在學校中的主體地位的形成，因為在理性的市場面前，作為消費者的學生能充分表達主體意識和行為。美國的高等教育正是依靠消費者的選擇這種看得見的力量來指導自身的發展的。正是消費者學生的主體性存在推動了充滿生機和活力的高等教育的發展。美國的著名高等教育專家戴維?里斯曼認為：“這種從注重學術價值到注重學生消費者的轉變是美國高等教育史上兩次最重大的方向上的轉變之一?！?/p>

高等教育服務消費者(學生及家長)對學校與專業的選擇愿望日益增強，同時，他們也變得越來越挑剔，要求越來越高。他們希望高等學校能夠提供多樣化的、價格合理的、能滿足學生個性化發展的服務，對不能夠適應這些要求的院校將面臨著淘汰的危機。我國高校中新生入學到校率呈逐年下降趨勢，學生休學、退學、轉學等比例逐年上升，這些現象表明，我國高等教育已步入“選擇性教育”階段，學生消費者的選擇決定著大學的生存與發展。

2　“學生消費者”成為資源配置的基礎

市場化使得高等學校的學生成為最大的消費者，成為高等學校經費的主要來源，這不僅僅表現在學費和學生的其他支出逐漸成為高等學校收入來源的重要部分，還表現在政府的公共經費投入也逐漸以學生數量和學生質量為依據。在荷蘭、波蘭、俄羅斯和英國，學費正成為高等學校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并且對學生的資助也正在被各種各樣的學生貸款取代。奧地利、法國、葡萄牙和一些中歐國家正在討論把學費引入公立高等教育中或增加學費。許多國家政府改變了教育經費投入體制，從過去的“輸入投入體制”(inputsystem)，即依據招生人數來投入，轉變到“輸出投入體制”(outputsystem)，即經費投入不僅僅依據招生人數，而且更加重視學生在校的表現和取得的成績(畢業率等)。在英國，各地方政府試圖通過“購買”產品來對高等教育進行財政資助，并根據學生來引導政府投資，改變了以前依據學校的各項投入進行資助?！罢絹碓桨阉麄兒痛髮W的關系理解成顧客和承包人的關系。政府不再為了大學出錢，而是為了購買它們的產品而出錢?！钡蠣栍⑽瘑T會(NCIHE，1997)曾向政府提出建議：“政府有計劃地轉變固定的撥款方式，讓撥款隨著學生走。對高校的表

現和政府開支進行評定和審核，以實現將撥款總數的60％根據學生的選擇分配給學校?！痹谌鹗?，自1993年開始的高等教育改革也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基于績效的本科生教育資源分配制度，強調教育機構對結果負責。按照這項制度，40％的資源以全時制學生入學人數為基礎進行分配，另外的60％則是按照學術的成績進行分配。

公共教育資源以學生為基礎進行配置也是我國的基本政策，所以，學生規模的大小對高校的影響不言而喻?！度珖逃涃M執行情況統計公報》(1999―2005年度)統計數據顯示，高等教育預算內生均經費逐年降低，生均預算內事業費和公用經費從2000年的10 230.81元下降到2005年的7613.51元，下降幅度為25.6％。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擴招后學雜費占高校經費來源的比重不斷攀升，2003年學雜費占高等學校教育總經費的比例已經上升到28.8％，這一比重高出美國的11.7個百分點。因為高等教育是個成本遞增的行業。在政府公共投入下降的情況下，只有依靠個人和家庭來彌補。而在我國高等學校的經費來源渠道不暢，主要經費來源是公共財政和學生學雜費收入，所以，學?？偨涃M的多寡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學生規模大小，而學生規模的大小取決于學生的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無論從哪方面來說，學生成為高等學校的真正“財源”。

3　“學生消費者”是治理學校的主要力量

20世紀60年代以來。學生權力在世界各國得到普遍的承認并有一定的政策保障。從校長選拔到學生的事務管理，學生有廣泛的參與機會和權力。美國一些州的大學選拔校長的委員會有學生代表參與。日本大學的學生自治會和研究生自治會是學部的“三權”之一，在涉及學生利益的學部事務上不僅有參與權，而且有相當的影響力。法國“五月風暴”后，學生在校務委員會中有自己的代表。俄羅斯的改革使學生權力同學校權力一樣得到充分的落實，在校務委員會中學生比例按規定不少于25％。世界各國的歷史經驗表明，在一種開放的市場中，誰不尊重消費者的，誰就會被市場所拋棄。要贏得學生消費者的支持，必須讓他們有機會參與學校的治理，這種參與的目的主要是協同學校調整辦學方向，使之適應學生消費者的需求。

這種管理模式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根據克拉克的“三角協調模式”，學生逐漸成為治理學校的主要力量。威廉姆斯甚至認為政府可以是一個“在供給和需求這兩個互斥力量之間調停的仲裁者，以此來保證公平的競爭?；蛘?，政府也可以把自己看做是這場比賽的推動者，它提供設備，建立規則，以此來得到超級市場的某種目的。”

但在我國，高等學校被界定為政府的附屬部門，高等學校的管理體制延續著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模式，學生的權利受到抑制，學生很少有參與學校管理的機會。

三、我國高等教育應對學生消費者時展策略

哈耶克認為，市場是教育活動的基礎和依據，政府絕不可以為所有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資助，多少人需接受高等教育完全是市場決定的，國家的教育投資規模不應受非經濟的和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而完全由教育投資的回報率來決定。長期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是以政府支持的公立高等教育為主體的發展模式為特征的。由此形成的是政府主導的、壟斷的高等教育“賣方市場”。在加入WTO并對教育服務進行一定的承諾之后，我國高等教育消費市場正在逐步開放，高等教育辦學主體多元化的格局已經初步形成。國內外高校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出國留學將更為方便，人數將進一步上升。國際之間競爭的加劇將刺激著高等教育消費市場逐步過渡到有利于消費者的“買方市場”，這種轉變將是根本性的且不可避免。這種從賣方市場到買方市場的轉變，意味著教育消費者將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高等教育，而不僅僅是高等學校來挑選合適就讀的學生，教育消費的主動權將由目前的教育管理部門和高等學校轉移到學生消費者手中，高等教育必須進行徹底改革以迎接“消費者市場”的來臨。

1　政府應進一步放權，使大學面向市場，自主辦學

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經濟行為很多時候是受到其收益的影響的。教育消費同時也是一種投資行為，正如哈耶克所說，高等教育的供給和需求應該由于市場來調節，而個人或家庭高等教育需求將取決于他們對預期收益的判斷。在此過程中，政府不應過多干預，政府的干預可能會使大學無法及時調整自己的決策以適應市場需求，會造成教育供給結構的失衡。大學的唯一選擇就是面向市場，自主經營管理，建立市場導向的辦學體制。

2　樹立“學生消費者至上”理念，切實保障學生消費者權益

美國的歷史說明，生源的競爭導致教師(包括管理者)影響的下降，同時，學生市場至上作用加強，學生與學校的關系被看作是買者和賣者的關系。大學管理者也從注重學術的價值到注意學生消費者的需求。這些觀念的轉變是以“學生消費者至上”理論作基礎的，或者說是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發生的變化。而這種變化是以保障學生消費者權益為目的的。

在我國，“學生消費者”主體意識在逐步增強，學生對大學的訴訟開始日益增多。因此，高等教育必須以學生消費者為中心，注重和保障學生作為消費者應有的權益。

3　提供多樣化的高等教育服務，增強學生的選擇性

選擇權是消費者的一項基本權利，消費者享有自主選擇商品或者服務的權利，消費者在自主選擇商品或者服務時，有權進行比較、鑒別和挑選。高等教育是一種特殊的消費，它特殊在往往大學(消費品提供者)可以選擇它的消費者(消費主體)，而大學的消費者們卻無法選擇他們的服務主體。這主要是因為高等教育是相對稀缺的資源，仍然處于供不應求狀態所導致的。

作為高等教育消費者，應該有權根據自己的需要，包括自身的個性特點和對未來職業的預期等方面來選擇某種類型、層次的學校，還包括選擇不同的教育消費方式。勞凱聲教授認為：“把教育看成是一種服務業，一種可以交易的服務產品，這就意味著每個學習者或其家長都將變被動為一種積極主動的選擇，他們是這場貿易的消費者，因而有權選擇和獲得滿意的教育服務。”而作為高等教育的提供者，則應想方設法提高教育的服務質量和品位，提供高品質多樣化的高等教育服務，以滿足教育消費者的不同需要。

4　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

盡管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應以就業為導向，但是，我們仍然無法回避“越來越多的大學本科生把進行職業準備作為大學的首要目標”。傳統大學學術技能訓練的不足，同時，通識教育的目標也沒有達到，使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下降。從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各種部門行業對人才的需求來看，專業人員、技術人員需求的比重將會擴大，其層次也會加深。勞動力市場的需求信息表明我國高等職業教育還不適應市場的需要，有繼續發展提高的空間。

5　大學應借鑒企業營銷策略開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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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等教育；教育公平；入學機會均等；輩出率；階層差距

[作者簡介]楊廣軍，中國計量學院質量與安全工程學院黨政辦主任，助理研究員，浙江杭州310018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9)11-0167-05

一、引言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礎和現代社會基本的價值取向，是法制社會和文明社會的追求目標，也是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要素。我國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口多、底子薄、市場經濟欠發達，現階段實現我國高等教育公平的目標，關鍵在于實現機會均等。

然而，在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均等問題的研究中，社會階層之間接受教育的差距未被特別關注，被巨大的城鄉差距所遮蔽。教育中的階層差距，是社會階層差距的表現。我們需要認識和評價教育中客觀存在的階層差距，探究其影響因素和形成機制，從而縮小這一差距。本文通過研究2008年浙江省內的生源數據，了解浙江省各階層問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分布狀況，分析其成因，并提出促進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均等的一些建議。

二、調查數據來源及調查問卷設計

由于我國常規統計中缺乏學生家庭背景的材料，基本沒有反映階層差距的數據，因此，本文通過多渠道進行數據的收集、整理、歸類等工作。

(一)調查數據的來源

1，對象定位。本文主要研究2008年以高考形式升學的浙江省普通文理科生源。對于提前批、體育類、藝術類等小科類生源由于其選拔方式的特殊性，在本文研究中不做調查。

2，數據來源。在浙江省77所高等學校中，根據錄取批次、辦學類型的不同，選取5所高校作為重點高校、普通高校、獨立學院、?？茖W校的代表，分別為浙江工業大學(第一批)、中國計量學院(第二批)、嘉興學院(第二、四批)、中國計量學院現代科技學院(第三批)、浙江水利水電?？茖W校(第四批)，在相關批次錄取學生中進行家庭背景的問卷調查。共計發放問卷1000份，回收962份，回收率96.2％，其中有效樣本數為935份，有效率為93.5％。為保證學生信息來源的準確性、可靠性，問卷均采用匿名的方式進行。

(二)調查問卷設計

為反映不同階層子女在不同錄取批次中的分布差異，在設計調查問卷時，選擇父母親的職業、學歷水平、家庭月收入來代表家庭所處社會階層、文化背景和經濟地位三個指標。

1，職業階層的劃分。借鑒《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對職業的分類情況，同時結合調查中高校學生家長職業的實際情況，依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提出的“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為標準”，將社會階層按大體上由高到低的順序劃分為十個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

2，經濟收入水平的劃分。參照浙江省政府公布的浙江省最低工資標準(960元／月)，并參照浙江省統計局2009年2月所統計的全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727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人9258元。將調查問卷中的家庭月均經濟收人狀況按照2000元以下、2001―5000元、5001―10000元和10000元以上四個等級，分別對應為低收入家庭，中等偏下、中等偏上和高收入家庭四個級別。

(三)指標的選擇

輩出率是指某一階層的子女在大學生中的比例與該階層人口在整個社會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用公式表示如下：

階層A的輩出率=大學生中階層A的子女所占比例／整個社會人口中階層A人口所占比例

從公式可以看出，輩出率為1時，某階層子女在大學生中所占比例與該階層人口在整個社會人口中所占比例相等，表示該階層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與整個社會階層的平均水平相同，是最公平的狀態；若輩出率超過1，則表示該階層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相反，若輩出率小于1，則意味著該階層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低于社會平均水平。因此，根據輩出率的大小可以判斷不同社會階層子女間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差異狀況。

三、數據分析

(一)父系職業差異

利用SPSS數據包軟件對五所高校所做的問卷調查中的父親職業一項進行描述性統計，得出表1。從表1中我們還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不考慮第三批獨立學院錄取的情況下，在父系職業分布中，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子女的比例在重點本科、普通本科、普通?？迫齻€批次中隨著錄取批次的降低而下降。而與之相反的是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的子女的比例卻呈現出明顯的上升特點。其中在第四批錄取生源統計中，農業勞動者子女所占的比例達到了各階層比例的最高點，為55.6％，而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子女在第四批錄取生源中的比例占總的比例極低。

而在第三批(即獨立學院本科批錄取)的生源中，由于獨立學院高額的民辦收費標準，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使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這兩個占浙江省從業人員半數以上的社會階層子女所占比例僅占到9.3％和11.3％，而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企業主、個體工商戶四者子女所占的比例高達62.8％。

考慮到統計口徑不同，目前國家統計局的職業分布類型是按《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的標準將職業分為類統計，其中對于經理人員、私企業主、個體工商戶并未進行細化統計，而是將經理人員、私企業主歸入“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一類，而將個體工商戶歸入“服務業人員”。根據浙江省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出的統計數據，對于第八類不便分類的其他從業人員由于其占15歲以上從業人員的比例僅為4％，在統計過程中將其忽略。通過整理得出表2。其中：各類職業人口未包含不便分類人員1076人。服務人員包括商業、服務人員；農業從業者包括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產業工人包括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各種未工作人口不包括在校學生173151人，由料理家務422459人、離退休144237人、喪失勞動能力167102人、從未工作但正在尋找工作39975人、失去工作但正在尋找工作49266人、其他57603人構成。根據表1、

表2數據，計算得出浙江省高校不同批次錄取生源父系職業人口子女輩出率統計表(表3)：

從表3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八類職業群體子女入學機會的輩出率統計上，“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即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企業主三個階層)、“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服務業人員”四者子女在第一至三批錄取調查中其輩出率值均超出均值1，而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無工作人員子女除農業勞動者子女在第二、四批的輩出率稍高于1外，其他均遠低于1。輩出率的標準差值表明在第一至四批高校中，相對第四批和第二批錄取高校中的生源父系職業背景對入學機會影響較??；而在第一批重點本科高校和第三批民辦本科高校中，父系職業背景差異對于子女入學機會的影響十分明顯，尤其是在民辦本科批中，各階層子女的輩出率間的標準差達到最高值10.46，不同職業人口子女所獲取的機會在民辦本科批中存在較大差異，表明父系不同職業背景將直接影響到子女的入學機會。

通過一系列數據證明，在浙江省高等教育機會爭取過程中，農業勞動者、產業工人、未工作人員三者子女獲得的機會要遠遠低于其他階層子女，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受父親職業地位影響較大，教育機會不均等現象較為嚴重。

(二)家庭經濟收入差異

從表4我們可以看出，高收入家庭和中高收入家庭子女在進入重點本科和民辦本科獨立學院這類優質教育資源所占的比例遠高于實際所占的人口比重。如表4所展示的：在第一、三批中，高收人家庭和中高收人家庭子女所占的比重要高于本次調查中高收入及中高收入家庭子女的均值，尤其是在第三批獨立學院批次中，高收人家庭和中高收入家庭子女所占比例分別高于總體均值6.2％和8.2％；而低收入家庭子女除第四批普通專科批的比例較高外，其余各批次中所占的比例低于或約等于總體均值。

統計表明，經濟收入越高的家庭能為子女提供的教育機會越多，子女接受的教育質量越好。家庭經濟條件不僅影響子女就讀民辦高校的可能性，也會影響其進入何種層次的教育。

3，父系學歷差異

由于缺乏45―55年齡段男子的學歷統計數據，因此對學歷的輩出率無法計算，在不考慮第三批民辦本科生源情況下，從表5中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發現：在重點本科高校錄取生源中，父親的學歷在高中及其以上的達到59.0％，而在普通本科階段，高中以上學歷者子女只占34.4％，第四批普通?？婆袆t更低，僅為15.7％。而初中學歷、小學及其以下學歷者子女則隨著批次的下降，其所占的比例呈現上升狀態。

而在第三批民辦本科高校中，高中及以上學歷者子女所占的比例與重點本科批相近，而小學及以下學歷者子女則降到所有學歷者比例中的最低點，僅為6.4％。從數據中反映出：目前父親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學機會方面存在著顯著差異。隨著父親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子女享有的入學機會在增加；父親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享有的入學機會越多。

根據以上各類統計數據，我們對浙江省各階層子女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分布狀況得出以下結論：各階層子女間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存在明顯的不均等，且其差異在第一批重點本科批和第三批民辦本科批中尤為明顯。尤其是在第一批優質教育資源和第三批民辦成本補償型的獨立學院中，社會階層高、文化程度高和經濟條件好的家庭其子女占有較大優勢。家庭背景與所獲取的高等教育質量水平間存在相關性，階層越高的所獲取的機會則要遠高于低階層子女。

四、促進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均等的對策建議

就家庭背景的差異造成的入學機會不均現象而言，由于家庭的經濟、文化背景差異很難通過外部力量進行調控，其存在與影響很難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此，政府部門對于家庭背景差異造成的入學機會不均等現象的調控應當以補償方式為主。

(一)廣辟經費渠道，建立資助體系

自收費改革之后，高等教育的學費己經使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因為支付能力的限制而被迫放棄進入大學或被迫選擇學費低、級別低的高等院校及冷門學科專業，這構成了影響入學機會均等的一個重要原因。目前我國高等教育體系雖然實行了對困難學生的學費補助或減免等政策，但受到財政能力的制約，獲資助的學生范圍還很窄，許多仍然相當困難的學生因為資助名額的限制而得不到應有的資助。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政府一方面要增加對困難學生的資助資金，適當調整財政支出結構，逐步提高對困難學生的資助水平。另一方面，要充分發動社會力量，利用社會捐贈提高助學金的水平。政府應當有意識地宣傳這方面的重要性，包括利用各種媒體呼吁社會各界對高等教育事業的支持，從而增加助學金的來源渠道。可以學習香港等發達地區、國家，用適度減免稅費等政策，提高各級、各類企業對教育投資、捐資的熱情。同時，要努力使“弱勢補償”制度化、法制化、常態化，切實保障弱勢群體子女受教育機會的公平。

(二)構筑信用體系。健全信貸機制

盡管我國已實行了國家助學貸款和商業助學貸款制度，但由于長期以來我國個人信用制度不完善，基于助學貸款風險的考慮和學生信貸機制的不健全因素的影響，導致部分商業銀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往往被動執行國家政策，發放貸款的積極性不高，學生在申請貸款時往往由于過多的限制而放棄。另一方面，出于規避風險等考慮，商業銀行發放貸款時所規定的還款時限一般都比較短，使得貸款人短時期內無法還貸，欠款和逃貸人數的增加又進一步挫傷了銀行貸款的積極性。為此，國家一方面應該盡快選擇合理的貸款發放機構，變商業銀行發放為政府建立的特定機構發放，合理制定貸款回收期限，建立起有效的貸款償還制度。另一方面，應當加強社會的信用機制建設，在大學生人群中及早構建個人信用制度，將信貸與社會保險、醫療保險等掛鉤，建立健全社會保險制度和個人信用制度，為助學貸款的回收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撐，提高失去信用的違規成本。

(三)加大監管力度，防止招生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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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高等教育學與其相關學科親疏關系的實質是“學科間性分析”，而引文分析法是“學科間性分析”的基本方法。該方法對科學期刊、論文、論著等各種文獻的引用或被引用現象進行統計分析，以揭示其數量特征和內在規律。本文的引文分析是對高等教育學權威期刊論文的引文按照學科分類進行統計，根據引用頻度（比例）確定相關學科與高等教育學的親疏程度。本文的學科分類是以現有的學科門類為基礎，結合高等教育學的實際情況確定的，分為4類13個學科。即教育科學類3個：普通教育學、高等教育學、心理學；人文科學類3個：文學、歷史學、哲學；社會科學類5個：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法學；自然科學類1個，理工農醫等所有自然科學歸為1個學科；其他學科1個，未納入上述學科類別的其他文獻。本文的主要數據源為華中科大主辦的《高等教育研究》雜志。該刊是國內第一批高等教育研究專業刊物，是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權威刊物和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學專業委員會會刊，其論文能代表30年來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發展的狀態與水平。為了解相關學科引用高等教育學文獻的情況，我們還選擇了6個相關學科的權威刊物，對其2010－2012年的論文引文進行了統計。6個學科及其刊物分別是：經濟學———《經濟研究》，社會學———《社會學研究》，政治學———《政治學研究》，文學———《文學評論》，歷史學———《歷史研究》，哲學———《哲學研究》。前三個屬于社會學科，后三個屬于人文學科。此外，為探討高等教育學對整個教育科學的貢獻，我們還對《教育研究》2010－2012年論文的引文進行了統計。

二、主要數據及初步分析

（一）《高等教育研究》論文引文量

從1980年至2012年，《高等教育研究》共刊載論文4517篇（不包括短訊、動態、通知等），引文35302條，篇平均引文量7．82。從表1可以看到，無論是引文數量還是篇均引文量，30年來總體都呈顯著增長趨勢，這表明高等教育學吸收已有知識的能力在逐步提高。

（二）《高等教育研究》論文引文的學科分布

從表2看，高等教育學自引率達到45．61％，普通教育學排名第二，為23．56％。作為教育學的兩個“同門兄弟”，普通教育學在高等教育學的建立和發展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它擔當高等教育學第一相關學科，理所當然。社會學和哲學的比例相對較大，分別達到7．36％和6．74％。社會學是一門對人和社會進行綜合性、總體性研究的社會科學，在研究對象上與多門人文社會學科有交叉性。從宏觀社會學角度來講，高等教育系統屬于整個社會體系的一個分支，現代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是社會問題，已經趨于成熟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往往能為解釋和解決這些問題提供重要幫助。而哲學是關于自然、社會、人生和思維的最普遍的本質和規律的學科，為各門具體科學的研究提供理論基礎和方法論，高等教育學也不例外。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管理學比例在2％到3％之間，與高等教育學的關系也較為密切。歷史學對高等教育學有特殊的意義，因為“高教理論一般說來是從高教歷史中總結出來的”，兩者關系可表述為“論從史出”［5］。文學、心理學、自然科學和法學低于2％，與高等教育學的關系相對疏遠。文學不被重視與高等教育學長期以來對“科學化”的執著追求密切相關，自然科學比例低的原因是兩類學科鴻溝巨大，法學比例墊底是高等教育法制建設和研究長期滯后的必然反映。最令人遺憾的是心理學比例竟排在倒數第三，我們認為，這絕非合理現象。眾所周知，普通教育學從創建開始，就把研究重心放在人才培養上，自覺地利用了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使得心理學一直成為與普通教育學關系最密切的學科之一，而高等教育學從一開始就把研究視野拓展到社會這個更宏觀的層面，關注更多的是體制、結構、制度等宏觀問題，對人才培養的研究相對忽視，造成高等教育學不怎么研究“教育”的情形。于是，心理學備受冷落就不足為奇了。高等教育學與心理學關系的疏離，直接導致了高等學校人才培養研究的難以深入。

（三）《高等教育研究》論文引文的學科結構變化

一般而言，一個新學科在創建初期，由于學科知識和理論尚在形成中，學科自引率是比較低的，但隨著學科的發展和成熟，自引率往往會呈現上升趨勢。從表3看，30年來高等教育學的發展軌跡可以印證這種現象。高等教育學與普通教育學關系的變化耐人尋味。高等教育學創立初期主要借鑒了普通教育學框架、理論及概念，因此20世紀80年代普通教育學對高等教育學影響巨大，《高等教育研究》引文中有近1／3（32．75％）來自普通教育學。20世紀90年代以來，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構建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而其背后的潛臺詞就是擺脫普通教育學的影響，高等教育學引文中普通教育學的比例隨之逐步下降。高等教育學與普通教育學之外其他相關學科（簡稱“其他學科”）的關系也有令人費解之處。從我們的經驗判斷，30年來，其他學科對高等教育學的影響日益擴大。特別是21世紀后，多學科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社會學、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受到了不少高等教育學者的青睞，但我們的統計顯示，其他學科引文的比例相比90年代并沒有明顯增長。

（四）部分相關學科引用高等教育學文獻的情況

2010－2012年，文學、歷史學、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6學科引用高等教育學文獻的數量為102條，僅占6學科全部參考文獻數（70700條）的0．14％，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同一時間，高等教育學論文引用6學科文獻2229條，達到高等教育學參考文獻數（10323條）的21．6％?！昂饬恳婚T學科地位的標尺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其他學科?！保?］0．14％的數據反映了高等教育學的薄弱現狀，更是它在學科之林中卑微地位的真實寫照。有學者最近提出：“高等教育學在引進知識的同時也對外輸出知識”，如“通過實踐哲學命題進而反哺哲學”，“向社會學提供了特殊社會關系的內容養分”［7］。可惜，我們的研究還不能證明這一觀點。

（五）教育學論文引用高等教育學文獻的情況

由于難以選擇最能代表目前普通教育學研究狀況和水平的刊物，所以本文沒有統計普通教育學引用高等教育學文獻的情況。我們對綜合性權威教育刊物《教育研究》2010－2012年的825篇論文8445個引文進行了統計，發現教育學論文引用高等教育學文獻的比例為17．25％。這表明，年輕的高等教育學已經成為教育學（教育科學）重要的知識來源。

三、主要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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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大哲學社會科學觀，高校哲學社會科學教育事關學生職業未來。何謂教育？簡言之，就是既要教會學生知識，也要幫助學生提高素質。從大的方面來講，知識分為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素質也分為自然科學素質和人文素質。人才成長的規律告訴我們，人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要想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人文知識與素養不可或缺。無論是對職業未來的把握，還是對科學發展的預見，從更高的意義上講還有對科學與人類發展的長期關系的判斷和駕馭，都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因而，高等學校專業人才的培養不能唯專業是從，只講專業不及其他，否則就有急功近利之嫌，短期內可以造就一批技術操作者，但絕無可能培養一批具有良好素質的專業人才和科學家。

尤為重要的是，學生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培養和形成，離開卓有成效的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是無法辦到的。愛因斯坦曾說：“僅僅用專業知識教育人，他可能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边@就是說，高等教育要培養的是全面發展的人，而不是“機器人”或“經濟人”。因此，加強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教學，并使之與各類專業教育相融合，培養出既能夠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戰，又具有高度責任感和使命感的高素質人才，是高等教育的內在要求。

從目前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的教育現狀來看，除了文科類高校因學科專業結構使然，比較重視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教學，大部分尤其是理工類高校在這方面比較薄弱。一方面很多非哲學社會科學教師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那是哲學社會科學專業教師的事情，與己無關，同時學校管理層面也不十分重視，在教學設計上往往應付了事；另一方面學生在進入大學的專業學習后，中學階段的重理輕文觀念被進一步強化，譬如此類課程課堂教學中學生的逃課率最高就非常令人深思。

那么，如何使高校哲學社會科學教育能真正落到實處？筆者認為，就當前高等教育實際情況，至少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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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自治;政府管制;關系;平衡

引言

大學與政府的關系歷來是高等教育領域學者研究的熱點，而大學自治與政府管制的關系則是代表大學與政府關系的核心問題。高等教育領域存在著兩種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學觀，一種以認識論為基礎，另一種以政治論為基礎。從認識論出發要求大學實行自治，追求學術自由;從政治論的哲學觀出發決定政府有使命對大學進行管制。筆者基于高等教育哲學的角度來分析大學自治與政府管制的矛盾關系，要求雙方必須把握好各自的限度。

一、 大學對學術的自治

（一）大學自治的概念。大學自治是指大學依據自身的法人地位享有獨立自主的權利對自身內部各項事務進行有序管理，并根據大學的內在屬性發展學術自由進行獨立辦學而不受外在力量的干預。

（二）大學自治的必要性：基于認識論的觀點。正如學者布魯貝克所言：“自治是高深學問的最悠久的傳統之一。無論它的經費來自私人捐贈還是國家補助，也不管它的正式批準是靠家訓令、免家特許狀，還是國家或省的立法條文，學者行會都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失去了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華?！盵1]

認識論的觀點認為大學應趨向于把“閑逸的好奇”精神追求高深的知識為目的，注重價值的發展。大學應該按照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規律來從事大學的辦學活動，包括對人才的培養，對科學的研究，對學術活動的開展等等而不受外界勢力的左右。學者約翰.范德格拉夫也認為大學應該實行自治，否則便如他在《學術權力一七國高等教育體制比較》一書中談到的那樣，“從管理體制角度對學術權力的研究，科學和研究在受到嚴厲監督的時候，會受到極大的傷害。”[2]因此，大學充分享有獨立辦學，管理自身內部事務的話語權。

二、 政府對大學的管制

（一）政府管制的內涵。政府管制是指政府行政機構作為管制者針對大學自治的限度，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制定法律、法規及政策對大學的事務實施干預行為。政府對大學的管制是根據憲法和法律的授權對大學進行管理，從國家的利益與事實狀態出發，其管制行為往往具有強制性、法制性及政策性。

（二）政府管制的理由：基于政治論的觀點。當高等教育與國家利益、社會進步越來越緊密聯系時，政府對大學的管制是不可避免的。同時，政府對大學的管制對實現教育公平具有必要性。以政治論為基礎的高等教育哲學觀點認為人們研究高深學問、探討深奧的知識的目的是不僅僅出于閑逸的好奇，而是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為國家服務的。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約翰.杜威的《民主主義教育》的著作中都具有政治論的色彩。堅持政治論觀點的人認為大學作為高等學府是為國家培養的人才的，培養出來的人才是為國家服務的，政府應該擺脫高深學問的價值影響，而注重事實狀態的考慮。現代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基礎是基于政治論的，所以政府對其實施相應的管制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 大學自治與政府管制的關系

（一）大學自治與政府管制的對立關系。高等教育的兩種哲學觀中認識論與政治論的矛盾在于價值與事實的沖突。布魯貝克在《高等教育哲學》中談到“以認識論為基礎的大學，總是趨向于追求學術自由、探討學術問題、挖掘學術深度，把學術作為大學立足的根基和不斷發展的出發點?！盵1]認識論追求的高深學問的價值影響，大學自治的目標是追求學術自治、學術自由。而政治論的哲學觀點體現在高等教育在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對高等學府確定的目標和實現目標所行使的權利加以制約，使得大學的發展必須站在為國家服務的立場。認識論與政治論的矛盾關系決定了大學自治與政府管制的對立關系。

（二）大學自治與政府管制的依存關系。當大學功能的不斷開展，高等教育越來越多的卷入社會的網絡時，大學就不是純粹的發展學術了而是培養出的高等教育人才直接參與到國家、社會事務，大學的科學研究也直接為社會貢獻力量，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強大。正如德國建立柏林大學的最初目的就是彌補其在戰場上的損失，從政治論的基礎出發為國家而服務，同時從工具上堅持了認識論，給予大學發展的自由是為了大學更好的發展從而進一步通過發展大學來使國家走向強大。

四、我國該如何平衡大學自治與政府管制的關系

（一）大學自治與政府管制的現狀

1.政府方面管制不當。首先，政府的角色錯位，存在“缺位和越位”。政府在職責范圍內應該對出現的教育問題該管的而不管造成“缺位”，而不該管的卻又對大學事務過多的進行干預阻礙了大學的發展造成的“越位”。其次，政府對大學管理的方式太僵硬。政府缺乏為大學服務與引導的觀念，使得其管理方式具有典型的行政指令性、計劃性。此外，政府過度的集權極大地制約了大學的良性發展。

2.大學方面難以自治。首先，缺乏自，自治傳統難以形成。目前，我國大學辦學自的缺失表現在招生自，教學管理權，科研管理權，財務管理權。政府對大學辦學自的管制太嚴，使得大學辦學都是按照政府的紅頭文件來辦，容易導致大學依附于政府的導向，從而喪失自治的傳統。其次，大學自缺乏政府立法的有力保障。長期以來，政府對高等教育頒布的法律法規大多以“暫行條例”、“綱要”“指示”等形式出現。我國的《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高等教育法》、及《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都提到要落實和擴大高校的辦學自，卻沒有規定具體的落實措施，因此大學自治在立法層面還缺乏保障。

（二）我國大學自治與政府管制走向平衡的路徑

筆者認為應該從政府的有限管理和大學的積極自治兩者相互促進來達到平衡。

1.政府方面要“有限”和“有為”。從政府對大學管理的角度出發，要堅持政治論的觀點，采用有限政府理論對大學進行干預，即政府對大學干預的功能是有限的，政府只在行使職責范圍內對大學事務進行管制;同時，提倡分權與放權，強調政府對大學的引導與服務。政府應該進行有限管理并在大學的管理上要真正有所作為，即要做好大學政策法規的制定者，大學的協調者及大學的投資者。通過教育立法，制定規劃，財政支持，評估監督的職能來對大學進行有效的管理和指導。逐步下放政府的權力，將屬于大學自范圍的教學對象，教學師資，教學內容，教學方式、科研計劃等回歸大學，使大學充分發揮自身的價值。

2.大學方面要確立學術主體地位。從學校自治與自的角度出發，要堅持認識論觀點，主張政府應擴大大學的辦學自，給大學自由的空間更好地實行大學自治，而不是對大學管制太多。布魯貝克從教育哲學角度在《高等教育哲學》中，深刻探討了高深學問、學術自治及學術自由等基本問題，強調主張認識論的人堅持大學自治是高等教育合理存在的原則與傳統。只有確立了學術在大學里的主體地位，政府的行政權力才會較少的進行干涉。落實辦學的自，完善高校辦學自保護立法。建立合理、完善的現代大學制度，積極落實高校大學章程的制定，校長實現專職化，促成校長治校，教授治學的局面將推動大學學術自治、學術自由的發展。（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教育研究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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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城;高等教育;大眾化;價值觀;大學精神

在經濟全球化、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世界各國的競爭主要體現科學技術的競爭上,而科學技術的重要基礎就是教育。沒有教育事業的發展,我們在世界的競爭中就會落伍。教育理論界普遍認為,大學城建設有利于“擴大高等教育供給,促進經濟發展,推進城市化進程,提高高校辦學質量”,是高等教育“集約化”發展的一條道路,也“是能夠將高等教育的內涵發展與外延發展較好結合起來的一種新模式”。與傳統辦學模式相比,大學城具有“社區管理政府化、教育資源共享化、基礎設施市政化、師生生活社會化、運轉機制市場化”諸多優勢,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大學城的含義

在大學城建設風起云涌的同時,我們卻面臨著一個十分尷尬的問題,那就是對于“大學城”的真正內涵還沒能形成統一認識。

《教育大辭典》對大學城(College Town)做出了如下解釋:“圍繞大學建立的社區。人口一般在5-10萬。為大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和便利的食宿、交通等條件。如意大利的波洛尼亞、英國的劍橋和牛津、日本的筑波等。”國內許多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闡述和總結了大學城的基本特征?？律J為,大學城實質上是一個以多所大學為核心而構成的、具有特定整體功能和環境特征的社區。徐志偉提出大學城具有“人口素質高;第三產業比重大;集聚效應明顯;‘城市病’輕;先進性;開放性”等特點。俞建偉從廣義和狹義上對“大學城”做出了闡釋,“所謂大學城,從狹義上說,是在一個地域范圍內,圍繞著一個或幾個大學所組成的社區;從廣義上說,則可以擴展到整個城市的范圍”,并指出“大學城具有‘城鎮化’特征,即大學城一般位于大城市的周圍或郊區,目前已大都發展成為所屬城市專門設置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機構的一種‘衛星城’;大學城與所在社區(城鎮)之間相互融合、互動發展”。

可見,國內學者對“大學城”的含義雖然爭議頗多,基本是都沒有偏離大學城的本來要義。而且,國內對建設大學城還是持肯定態度的。在我國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中,建設大學城是一種積極的嘗試。

二、我國大學城熱衷的高等教育價值誤區

教育價值觀是人們對教育的價值關系的認識和評價以及在此基礎上所確定的行為取向標準。布魯貝克在《高等教育哲學》一書中指出,“……大學確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徑有兩種,一種哲學主要是以認識論為基礎,另一種哲學則是以政治論為基礎?！瓘娬{認識論的人,在他們的高等教育哲學中趨向于把以‘閑逸的好奇’精神追求作為目的”,以政治論為高等教育哲學基礎的人則認為,“……人們探索深奧的知識不僅出于閑逸的好奇,而且還因為它對國家有著深遠的影響”?？梢?在國外,大學與社會、大學與學術知識關系是高等教育哲學的基本問題之一。當前,我國在建設“大學城”的實踐中,存在著一些教育價值抉擇上的認識誤區。

(一)工具主義理念的擴張

從大學城的起源上看,西方大學城的產生主要屬于自然生成,通常有一所或多所規模較大、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大學,具備相應的教育、服務等比較完整的功能體系。從大學城的所在地看,少數是在大城市,更多的大學城位于小城鎮(以美國最為典型)。這些大學按照市場的法則和高等教育發展的規律逐步自然發展而成的,通常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才能形成。這樣大學城具有豐厚的人文底蘊,能對個人或社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能輻射出比一所普通大學更大的能量。

國內已建或在建的“大學城”與國外“大學城”有一定的類似性,如地域較大、在校生規模較多、一般由幾所大學集合組成、以高等教育作為主要功能和產業。大學城的所在地基本都集中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或城郊地區。在生成方式上,國內大學城與國外大學城存在較大差異。國內大學城大多是政府和學校積極主動地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高等教育的規劃在較短時期內建成的。從建設大學城的動因上分析,“……主要緣于高校擴招而導致的原有高校辦學條件嚴重不足……然而,一些地區對大學城建設的必要性和基本條件缺乏應有的論證和規劃,有的甚至未經省政府批準就草率行事,出現了相互攀比的一窩蜂現象。”

與世界大學城相比,我國大學城的處境仍然是十分獨特的。我們樹立了雄心勃勃的建設一流大學城、培養創新人才的目標,采取了許多應急的對策和措施,但關于什么是大學城、什么是一流大學城的理念似乎仍待澄清。當前,在大學與社會、大學與學術知識的價值取向上,我們更重視前者忽視后者。

(二)大學職能重心偏移

長期以來,高等教育的教學和科研兩大職能已為人所公認,而服務社會的職能卻引起極大的爭議。對此,布魯貝克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引用了威爾遜的話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教學和科研是推動這種服務,而不是提供這種服務?！F代大學既不害怕現實世界,也不需要他的行為來承擔責任,他贊成大學研究自然界和社會的現實,但是不謀取權力去實施由這種研究所建議的政策。大學可以在忠于知識的情況下提出建議并觀察結果,然而不能成為對其后果承擔責任的實際人?！痹诟叩冉逃齼r值的取向上,布魯貝克是把認識論的觀點擺在第一位的,而政治論的觀點只不過是高等教育的附屬職能。在這種教育價值觀的指導下,西方的大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價值和準則,有相應的界限及規范,以及作為非營利部門的經營之道。

與西方相比,當前我國建設大學城所遵循的教育價值觀是不同的。王建華認為,“隨著高等教育由社會邊緣走向社會中心,現代大學不僅是教育的中心而且還是生活的中心,他僅次于政府成為社會的主要服務者和社會變革的主要工具……他是新思想的源泉、倡導者、推動者和交流中心”。眾多支持大學城建設的研究者也認為,大學城建設滿足了廣大老百姓接受高等教育的迫切愿望,適應了高等教育產業市場的需求,培養了一大批合格人才,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目前還有許多文章提出大學城的產業屬性。照他們看來,興建大學城應該是大學走出象牙塔,服務社會的最好契機。這實際上是對前一段教育產業爭論的武斷結論和對大學城功能的誤導,把“服務社會”作為重心是我國大學城建設過程中對大學職能把握的一種偏差,是對高等學校服務社會職能的片面夸大,極易造成大學職能重心的偏移。大學城發展過程中唯有把培養人才和科學研究擺在首要位置,才能更多地從高等教育發展的內、外部關系規律而不僅僅從外部關系規律出發,合理構建大學城發展的長遠目標。

(三)大學精神的缺失

興建大學城究其動因,不外乎以下幾點,“一是為了解決高校擴招、高等教育大眾化問題;二是促進地區高科技發展、提高地方科技水平,典型如以舉辦研究生院為主的深圳大學城;三是出于兩者兼有的目的,目前國內多數大學城兼有這兩種目的。還有部分地區為了表示對高等教育的重視,出于‘別人搞我也搞’目的而建的,將現有高校搬遷在一起,實現教育資源共享?！睆倪@個意義上看,興建大學城在初始意念中還只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急中生智”的舉動,遠沒有達到一種自覺意義上的主動,大學城只是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衍生物和配套工程。從實質上看,這是對國外大學城的一種簡單復制。

這種簡單復制導致大學城中人文精神的缺乏,主要表現在大學城構建中的文化的缺失和混亂。胡春光提出,大學城文化的缺失是雙重的缺失?！笆紫?對于整體搬遷的老大學,無疑意味著學校原先所在社區文化的部分缺失甚至真空狀態。這是其他任何的社會機構短時期內無法彌補的。一所大學對其所在社區的文化重要的輻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長期的文化共處和交融中,大學和其所在社區形成了彼此的文化認同和依附。從某種程度上說,搬走一所傳統老校就意味著人為毀掉了一所業已存在的、規模較小的大學城。其次則是大學城本身文化的缺失。許多大學城(如東方大學城)僅僅停留在對學生生活層面需求的滿足上。它們有‘漂亮的公寓、24小時供應的水電及淋浴’,但缺乏‘圖書館、教室、自習室’,在校區和大學城之間的往返也讓學生們感到‘不便’,它連‘為大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和便利的食宿、交通等條件’都做不到。顯然,學生只把這類大學城當作宿舍群而已,談不上文化歸屬感和認同感?！贝髮W城在文化方面的缺失和混亂,使得我們現在的高等教育哲學“輕率地適應眼前需要而放棄長遠的責任”,有唯生產力論的嚴重危險傾向,成為社會轉型時期“受工具理性主宰的現代高等教育理念”的畸形兒。

三、當前建設大學城應該確立的高等教育價值觀

(一)以人學思想指導大學城的規劃與建設

人學,是指關于人的問題的哲學?！爸T多以人為中心的領域性哲學,都可以直接看成人學的具體運用。在諸多的領域性哲學中,人學確乎屬于一個總體的領域,之所以這樣說,就是因為人學本身在強調其在人本旨向時必須介入和滲透到具體的研究領域?！敶軐W的主體形態,恰恰是因為當代哲學介入和滲透到人的諸多具體問題領域……因此,人學研究要走向深入,就必須考慮到自身范式的轉換問題,把人學真正深入到諸多問題哲學或領域性哲學中,在對具體問題中貫徹哲學。”也就是說,在探索教育問題時,首先要把人的本體性擺在第一位,用人學的觀點來指導教育理論和實踐,而不是在傳統意義上的在教育理論指導下的“以人為本”。

因此,在規劃和建設大學城這個長期、復雜、漸進過程中,用人學的基本觀點作為指導思想,時時、處處把“人”擺在第一位,以“‘人’在想什么、‘人’需要什么’”為出發點,用科學的教育觀指導實踐,大學城才能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才能達到更快、更好、更高層次培養人才的目的。

(二)重建新的文化氛圍,形成大學精神與城市文化生態的相互交融

大學城的興建,“改變了城市的產業結構,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強化了城市的教育功能”,必然會對所在城市文化造成沖擊。在60年代的美國,年齡相近的年輕人聚居在一起,受師生思想交流潛移默化的影響,許多大學城成了解放運動的精神堡壘。當然,不同城市的區域文化也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高等教育發展的各個方面。一方面,大學城校園文化具有潛在的教育價值和教育功能,它能輻射社會,影響城市文化生態?！按髮W城要推倒厚重的‘圍墻’,主動歸于一座城市、一個地區之大花園中的‘世內桃園’,融于社會,以其古樸、典雅、厚重執著的人文景觀和學術精神向市民開放,影響和感召大眾對高等教育的崇尚,帶動和激勵所在地域物質和精神文明的繁榮?！薄按髮W不僅要產生思想和學問,還要給社會提供道德理想;不僅要培養負責任的、合格的公民,還要給社會提供實踐的行為模式,它應該給社會提供一個以人文價值指導工具理性,將道德理想變為有力的實踐行動的典范。”同樣,大學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失落,必然導致個性和創造性的隱退,導致尊嚴、自由、教養的淡化。另一方面,“任何類型大學都是遺傳與環境的產物”,城市文化生態的多元化也影響到大學城的辦學理念,對大學城的規劃、建設和發展提出新的要求,如在規劃與建設大學城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到選址、建筑、人文景觀的特色等問題,讓大學城的外在環境與所在城市的文化品位相得益彰。

(三)以人為本,以學生為中心,樹立大學城的可持續發展觀。

以科學發展觀的視角審視大學城的發展,探索其可持續發展路徑,不僅是大學城自身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更是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高等教育又好又快發展的迫切需要。在信息時代和知識經濟社會,大學城除了堅持滿足顧客和社會的需求這一社會本位價值觀以外,還應堅持知識本位的高等教育價值觀,深入研究知識、廣泛傳播知識、大力發展知識、努力提高知識層次,才能更好地服務社會,也才能更充分地體現“以人為本”的辦學理念。

堅持以人為本,遵循教育規律,營造濃厚文化氛圍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大學城發展的重要基礎。大學城功能分區、設施布局要從有利于師生學習、工作、生活出發,教學科研應以學生為本。在教師隊伍建設上,要本著提高講授質量和水平、為學生提供優質教學服務的原則,努力提升教師的專業技術水平和職業道德水平,同時關心教師的疾苦和切身利益,避免僅以不切實際的虛高科研指標作為衡量教師的唯一標準;在課程設置和開發上,必須統籌安排,圍繞學生成長、學科發展的近期目標、長遠規劃來開發和設置。在科研上,應堅持科研為教學服務的原則,大力促進科研成果向教學實力的轉化,使學生成為學?？蒲械闹苯邮芤嬲?。在內部管理上,逐步設立教授委員會,擴大教師話語權,減少學術權利的“行政化”“官本位化”。大學城尤其必須注重大學文化的構建營造,例如價值觀念、理想信念、思維方式、心理氛圍、行為規范、學術氣氛、各項制度等,使大學文化這個大學的靈魂與精神在大學城不斷發揚光大,因為“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也,有大師之謂也,有大學文化之謂也”!大學城責無旁貸地要擔負起推進先進文化、營建文化教育圣地的任務,并使之逐漸成為全方位的“教育和生活品質之城”。

參考文獻:

[1]高山,王靜梅.大學城可持續發展的理性思索[J].大學教育科學,2007,(2):49-54.

[2]程思輝,余學敏.論建設大學城的幾個問題[J].教育研究,2002,(9):44-49.

[3]柯森.關于“大學城”:概念規劃與概念設計[J].高教探索,2001,(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