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社會的關系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與社會的關系，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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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我國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已成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目標的重要制約因素。因而，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現實問題，提升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競爭力是加快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是解決諸多矛盾與問題的根本途徑和思路。經濟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前提，構建和諧社會又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本文結合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論述了少數民族經濟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關系。

關鍵詞 少數民族地區 經濟競爭力 和諧社會

一、引言

少數民族地區與其他地區相比，在地理區位、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文化發展、、自然條件等方面存在著特殊性，這種特殊性使民族地區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呈現出自己的特點。民族地區構建和諧社會，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不是簡單的用現代生產方式代替各少數民族原有生產方式，用現代思想文化取代少數民族文化的過程，而是一個各民族原有生產方式、思想文化現代化的發展過程，民族地區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有特殊的要求和重點。因而只有加快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不斷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保障我國西部民族地區的長治久安[1]。少數民族地區只有實現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農牧業現代化，以工農業現代化進一步推動整個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才能穩步提高居民收入，實現民族團結及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中國民族問題的主要矛盾是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迫切要求加快發展和自身發展能力不足的矛盾，這是產生民族和地區發展差異、影響民族和諧發展的重要因素。構建民族和諧社會應從政治、經濟、文化諸要素入手制定和采取相應的對策，著力提高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自我發展的能力。

二、提高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競爭力的對策

提高民族地區經濟競爭力，要對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有一個客觀的認識。首先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產出能力和盈利能力較弱。特別是邊遠民族地區工業基本上是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投資遺留的國有資產，企業不但技術層次低，設備落后陳舊，無論是生產出來的產品質量、還是品種、結構都不能很好適應市場的需求。其次，在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業方面，雖然有著許多富有特色的潛在優質農、林、牧、副、漁產品，但是農業生產規模較小，產業化經營水平較低，這種零星分散的生產模式無法和多樣化的大市場需求相適應，無法形成一種特色優勢。另外，從經濟主體進入市場交易的費用來看，因進入市場交易的費用太高而導致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主體通過市場交易很不經濟。這樣，民族地區的農產品供給就不是市場導向，在農產品結構上，生存性農產品多，優質性農產品和奢侈品性農產品少。因而使民族地區雖有優質農產品卻打不出好品牌。這就要求民族地區應結合本地實際，立足本地優勢，因地制宜，選擇適合本地區自然條件的工業經濟發展模式，合理優化產業結構。良好的產業結構是經濟增長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產業結構狀況對提升產業競爭力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產業結構越是優化，資源的配置越向高級產業轉移，同時原有產業的資源使用效率越高，區域整體產業競爭力水平就越高。少數民族地區要面向市場，以需求為導向，合理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發展生態高效農業，合理科學地發展畜牧業，在確保環境不受影響的前提下發展民族工業。

第一，民族地區應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培育特色優勢產業，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西部民族地區要選擇特色產業，突出特色品牌。民族地區擁有獨具特色的農、牧產品資源、豐富的礦藏和極具特色的農產品、旅游資源等方面的優勢。實施發展煤化工、鹽化工、石油化工、天然氣化工、有色金屬深加工，發展新材料產業，特色產業以產業升級、提高自我創新能力為目標，在已形成的專業化生產基地基礎上，逐步形成若干以骨干企業為核心，以眾多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特色優勢產業群。加快民族地區經濟結構調整，培育特色優勢產業，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需要創新思路、突出特色、發揮優勢、消除劣勢、催生內力，促進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經濟質量的大幅度提升。要突出特色經濟、綠色經濟、生態經濟，增強競爭能力，調整優化第一產業，培育壯大第二產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培植良性互動的產業結構，著力培養特色養業、特色資源加工業和特色旅游業，從而構筑新的增長點。

第二，形成現代產業集群、延長產業鏈，提高產品的高附加值。要根據民族地區現有資源條件，工業基礎及經濟結構特征，積極實施區域特色戰略和信息化帶動戰略，以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大力推進優勢產業發展，搞好資源綜合開發利用和產業鏈的延伸，努力提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2]。少數民族地區通過其產業鏈的前后延伸，改變主導產業的產業鏈缺損狀態，提高自身的深加工增長率，從而建立起把資源優勢轉化為商品優勢的循環體系，形成以主導產業為依托、上游產業與下游產業相對均衡，使民族地區在優勢產業的總量上和高度方面都有一個較大的突破。特別是在合資合作過程中，努力使企業產品的深加工技術、高附加值的生成以及高級管理人員的培養與使用盡可能本地化，揚長避短，加快下游產品開發，延長資源優勢產業鏈。產業集群是提高產業競爭力的基本因素，產業集群已成為一國或地區競爭力的基本因素。要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產業集群形成與發展，提高少數民族地區特色優勢產業及區域經濟發展競爭力，必須實施有利于產業集群生成與發展的制度創新；培育建立密切合作的一體化生產體系；培育、發展具有競爭優勢的特色產業集群；充分發揮政府在產業群形成與發展中的引導作用。大力實施標準化戰略和品牌戰略，培育更多的產業集群，打造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的優勢企業，形成一批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業集群。

第三，以市場為導向，資源為依托，走符合民族地區實際的新型工業化道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與完善，市場供需將在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市場將發揮重要的調節功能。一種產業能否發展起來、發展規模有多大，歸根結底取決于消費市場是否存在需求，資源是否可以利用。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物質保證，發展資源開采、加工型經濟也最能直接和快速地拉動地方經濟增長。因此，少數民族地區在進行項目論證、招商引資的過程中，一定要因地制宜、立足實際。少數民族地區交通不暢、信息閉塞、高級人才短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面臨諸多困難，而針對本地區所擁有的資源進行項目招商，因地制宜地發展本地特色產業，則是少數民族地區發展地方工業經濟的可行性現實選擇。根據具體產業的特點，合理安排好產業內部大、中、小企業的合作。一方面努力利用專業化分工、規模經濟、橫向一體化，實行必要集中，減少過度競爭. 另一方面要搞好協作，既抓好大企業，又激活小企業。讓大企業更大更強，以實現最大限度的集中，與之協作的小企業更專、更多，以形成最大可能的競爭局面，通過優勢企業來帶動和引導整個產業的迅猛發展。發展特色大農業，處理好不同的經濟主體之間的關系；在少數民族地區人力資源方面，應把人力資本的投資作為戰略來考慮。

三、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促進和諧社會的具體措施

（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快民族地區經濟發展

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加快發展是解決民族問題、縮小民族地區與其他地區的差距、促進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途徑。我們要緊緊抓住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支持民族地區加快發展的重大戰略機遇，創新發展思路，推動民族地區經濟社會更快更好的發展。要立足于民族地區獨具特色的優勢，發展特色經濟和優勢產業，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力爭使全省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實現“兩個高于”，即生產總值增長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增長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大力推進產業化經營，發展特色農業、畜牧業和綠色生態農業。民族地區的農業具有一定的基礎和比較優勢，把這些優勢真正發揮出來，就要培育扶持名優特產品，努力發展現代農牧業。積極推行農牧優勢互補發展模式，加快培育壯大畜產品加工業，延長畜牧業產業鏈，將甘南、臨夏建成重要的畜牧業和畜產品生產加工基地。提高農產品加工能力和加工深度，不斷優化農業結構，加速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大力發展勞務經濟，加強勞務技能培訓，組織少數民族農村勞動力進入大中城市和西部地區勞務市場。

堅持科學開發利用，培育民族地區特色支柱產業。要充分發揮民族地區的水電資源、礦產資源和旅游資源優勢，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斷增強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活力。要不斷提高民族地區的對外開放水平，積極發展外向型經濟，擴大民族地區特色產品出口。

（二）以教育、衛生為突破口，全面發展民族地區社會事業

發展教育事業，不斷提高教育水平。根據民族地區的實際，建設一批標準化的寄宿制中小學和示范性高中、職業技術學校，使更多的少數民族學生接受高等教育。堅持開展支教活動，繼續實施從全省抽調優秀教師到民族地區支教，從民族地區選派教師到省內發展較快地區的學校掛職學習的制度。

加強民族地區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建設，建立民族地區基本醫療保障制度。針對民族地區群眾看病貴、看病難的實際情況，大力發展民族地區醫療衛生事業，近三年內全面完成民族地區縣鄉兩級醫療機構改造建設任務，使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基本覆蓋民族地區各縣市。每年抽調醫務人員定期到民族地區開展醫療幫扶，從民族地區縣以上醫療衛生機構中選派醫務人員到省內大型醫療單位進修提高。

積極發展民族地區科技事業。進一步加大民族地區科技興農、興牧的力度，以推廣應用先進實用技術為重點，建立省內有關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與自治州、民族縣科技合作機制，在畜種改良、草原建設、農畜產品深加工、礦產資源開發和精深加工等方面進行科技指導，提高科技在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貢獻率。努力發展民族文化和體育事業，使民族地區廣播電視覆蓋率達到全省平均水平。加快民族地區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保障城鄉困難群眾、災區群眾的生產和基本生活。

（三）以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為重點，著力改變民族地區生產生活條件

加強民族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以交通、能源、水利建設為重點，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到“十一五”末，基本實現自治州通高速公路或高等級公路，縣通二至三級公路，鄉通油路，村通公路。開工建設蘭渝鐵路，提高民族地區交通運輸能力[3]。加強民族地區電網建設，提高電力輸送能力，解決民族地區生產生活用電問題。抓好大中型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加快實施農村“六小工程”，努力解決牧區、邊遠山區行政村通電話難和人畜飲水困難，改善農業和農村生產生活基礎條件。加強城市公用設施建設，推動民族地區城鎮的基礎設施建設邁上新臺階，努力提高民族地區的城鎮化水平。實現生態環境良好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加強民族地區的江河源頭及國家級特殊生態功能保護區、湖泊、濕地和水庫周邊、荒漠化及水土流失嚴重地區的生態保護建設，實施天然林資源、天然草原保護工程，鞏固退耕還林成果。實施甘南黃河上游重要水源補給區生態保護與建設項目和臨夏劉家峽庫區流域生態保護與建設一期工程，加強對鹽鍋峽、八盤峽庫區的生態保護建設，遏制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

（四）以特殊政策措施為手段，加大對民族地區發展的扶持力度

堅持國家幫助、其他地區支持、民族地區自力更生相結合的原則，加大對民族地區的支持力度。逐步增加對民族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保持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各種專項資金分配向民族地區傾斜。大幅度增加財力專項補助，設立少數民族人才培訓資金、民族鄉發展資金和民族工作專項經費。進一步提高民族地區基礎設施投入占全省的比重，國家安排給民族地區的基礎設施項目需要民族地區配套的資金，民族地區無力承擔的由政府給予支持。積極引導和協調國有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合理調整信貸投向，支持民族地區經濟社會重點建設項目。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創造良好的投資發展環境，以更加優惠的政策吸引國內國際資本到民族地區投資，鼓勵社會資本、民營資本、外資到民族地區投資創業。

（五）以組織領導為保證，推進少數民族地區和諧社會建設

加強黨對民族工作的領導。全面加強民族地區黨的建設，加強黨對少數民族工作的領導。完善民族工作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形成黨委統一領導，政府牽頭和有關部門密切配合，全社會關心支持的民族工作格局。堅持黨管人才的原則，加強民族地區人才隊伍建設，大力培養和選拔少數民族干部。充分發揮基層組織在做好民族工作中的作用，堅持抓基層、打基礎，使黨的基層組織在團結帶領各族群眾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加強民族團結、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方面發揮戰斗堡壘作用[4]。各級干部要強化民族工作的責任意識、大局意識，自覺服務于民族團結進步的大局，切實轉變作風，大興求真務實之風，深入群眾，深入實際，為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做好事、辦實事，解決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點難點問題。大力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堅持民族觀，全面貫徹黨的民族工作方針政策，堅持不懈地在廣大干部群眾中開展民族理論、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規以及民族基本知識的宣傳教育。在全社會廣泛深入地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在各族干部群眾中牢固樹立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的思想，充分發揮民族地區廣大干部群眾的主力軍作用，推動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

四、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設

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離不開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本。和諧社會是一種以人為本，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是以公平正義為基本特征的社會，是有利于人的良性生存和全面發展的社會狀態。以人為本，尊重創造，激發構建民族地區和諧社會的內在動力[5]。要從民族地區的客觀實際出發，摒棄一切不利于民族地區改革和發展的思維方式，尋找一條新的經濟發展道路方式。在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定要避免走許多發達地區以消耗能源和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先發展，后治理”的老路，更不應該接受發達地區落后、淘汰的設備。要特別強調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走經濟、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之路。要在加快工業經濟發展的同時，謀求科學發展、協調發展，統籌協調好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些重大關系，還要發展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各項社會事業，逐年增加對社會事業的投入，努力推動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進一步強化工業的主導地位，充分發揮工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以加快發展農畜產品加工業來帶動農牧業產業化，以發展工業總量來反哺農牧業，加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新牧區的步伐。在處理經濟與環境的關系上，應集中培育和形成符合循環經濟要求的綠色食品產業、進出口產品加工業和生態旅游業，真正把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按照建設資源節約型、生態友好型社會的要求，實行牧區退牧、草畜平衡，農區退耕、保持水土，林區轉型、采育平衡。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之路，形成人與社會、自然生物、生態與環境之間的和諧與相融。克服思維狹隘、經營粗放、成本意識淡薄的現象。

五、小結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和諧穩定的內部環境.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和各項事業，促進少數民族地區各民族之間的大團結，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條件。所以應妥善處理好不同民族之間的關系，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的全面發展，增強各民族之間、各民族內部的團結、友愛、協作，促使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實現各民族的協調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統一。

參考文獻：

[1]楊強.西部地區優勢產業的選擇與區域的協調發展.福建師范大學報.2004(4):34-36.

[2]陳雪梅.中小企業群的形成及其對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宏觀經濟管理.2001(9):78-82.

[3]向君,于倩.發展甘肅優勢產業集群的對策研究.甘肅科技.2006(4):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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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形態;社會經濟形態;

[DOI]10.13939/ki.zgsc.2015.12.089

創始人對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形態作了嚴格的區分，并對各自的性質、特點及相互關系作了系統的闡述。然而，在目前我國的教科書、專著、譯著中對兩者的區分沒有統一的說法，正確理解社會形態與社會經濟形態的概念有助于克服發展問題上的機械論和空想論、僵化和自由化傾向，對理解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不可超越性和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不可逾越性等有重大意義。

1研究歷史

馬克思最早使用“社會形態”一詞，是在1851年12月中旬至1852年3月25日的德文原著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新的社會形態一形成，遠古的巨人連同復活的羅馬古董――所有這些布魯士斯們、格拉古們、普卜利科拉們、護民官們、元老們以及愷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見了。” 到了1859年1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就公開地使用了“社會形態”這一正式的術語。馬克思在這篇“序言”中，經典地闡明了“社會形態”概念所內含的馬克思的社會形態學說即作為社會、歷史理論的內容和認識社會、歷史現象的方法。

1867的《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的“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與《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編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第七章剩余價值率”中的“使各種經濟的社會形態例如奴隸社會和雇傭勞動的社會區別開來的，只是從直接生產者身上，勞動者身上，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形式”，這兩處“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社會形態”之義是人類歷史經濟結構發展階段的含義。

后來來自蘇聯斯大林的僵化馬列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教條理論化體系的所謂社會形態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統一體，即將政治形態、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包括在內的偷換馬克思原經濟基礎范疇的經濟結構的規范的社會形態概念的傳統舊譯的“社會經濟形態”概念之舛，與馬克思原著德文原意不符，是不正確觀念的訛釋。直到今天對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形態的研究仍然是一個熱點問題。

2相關研究現狀

對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形態的研究一直是專家學者們的研究的焦點，正確地區分兩者的概念，把握其關系，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到目前為止已有很多專家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總體而言研究成果可以分為四類。

2.1等同論

等同論將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形態兩個概念等同化，認為兩個概念可以合并使用，沒有加以區分。這種觀點在哲學教科書、專著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許多作者將社會經濟形態與社會形態混用，有的著作中直接明確指出兩者是同一概念。例如，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哲學簡要讀本》第225頁中寫道：“因此，馬克思也將社會形態叫做社會經濟形態。”否定了兩個概念之間的區別。

2.2取代論

取代論只用其中一個概念取代另一個概念，具體表現為只闡述其中一個概念，而對另一個概念則不涉及。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等，都只講到社會形態，而沒有提到社會經濟形態。相反，求實出版社出版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哲學理論》一書中，只闡述社會經濟形態而不提社會形態。

2.3替換論

替換論認為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形態可以用另外的詞來替代，兩者沒有十分明顯的區別。例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哲學基本原理》，用“人類社會”一詞來替換了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形態的概念。

2.4區分論

區分論將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形態加以區分，指出二者之間的區別和聯系。這類觀點目前得到大多數學者的支持，戴安良、朱琳（2002）認為社會形態和社會經濟形態有本質不同，社會形態是人類歷史發展一定階段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形態的總稱，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統一。社會經濟形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占主要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和，它包括社會的經濟結構、要素和功能，它僅指社會的物質領域。王雪峰（2000）認為應當依據生產關系的性質區分社會經濟形態，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能快速促進社會生產時代的進步，落后于社會生產時代的社會經濟形態，由于阻礙著社會生產時代的發展最終必然被打破。楊木（2002）提出“社會形態”的概念，僅僅是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而不是包括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的整個社會。楊木（2005）通過對大量資料的分析，認為蘇式“五種社會形態”的社會形態論，悖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論述，他提出社會形態是生產關系總和起來所構成的社會關系，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特征的社會。經濟的社會形態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抽象概括的生產方式內含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的經濟范疇概念。經濟社會形態與社會形態是完全不相同的概念。豐子義（2004）認為在同一時期內，世界范圍內往往有幾種社會形態同時并存。而要區分歷史時代，必須看同一時期內何種社會形態走在世界歷史前面，居于世界歷史的主導地位，代表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和發展方向，而全球化的出現對當代社會形態的演進的影響是重大的。龔杰（1983）寫道社會經濟形態概念確切的含義僅僅指社會的經濟基礎，不包括上層建筑。而社會形態就是一定的經濟基礎和與它相適應的上層建筑所構成的總體。二者的區別在于前者是指社會的基礎部分，后者則包括基礎和上層建筑兩個部分。以上對區分論的相關文獻的描述可概括為下表內容。

3簡要評述

由以上文獻可見，到目前為止，人們對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形態的研究十分投入，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觀點，之所以有這樣的結果主要是因為人們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還不是十分了解，難以形成統一觀點，所以會出現對社會形態和社會經濟形態研究的四種理論。其次，大部分現有研究太過拘泥于，大量文獻總在馬克思所寫的文章中找論據，應該跳出這個框架，使得提出的觀點既基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又有一定的時代性。

參考文獻：

[1]王雪峰.論劃分社會生產時代和社會經濟形態的理論及其意義[J].四川師范學院學報，2000（3）.

[2]戴安良，朱琳.關于社會經濟形態、社會形態的區分及其意義[J].探索，2002（3）：71-74.

[3]楊木.“社會形態”與“社會經濟形態”辯證[J].甘肅理論學刊，2002（3）：27-31.

[4]豐子義.從全球化看社會形態的演進[J].河北學刊，2004（1）：30-49.

[5]楊木.“五種社會形態”說對馬克思“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誤讀[J].甘肅理論學刊，2005（1）：1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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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經濟績效；沃森生物

一、引言

經濟高速發展也帶來副作用，企業社會責任缺失是一表現。企業誠信危機歸責于政府部門的同時，人們意識到這些問題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重要關系。企業若仍然對資源掠奪式開發、任然對環境嚴重污染、企業造假販假活動任然猖獗、員工合法權益任然保護不利，中國經濟在追求可持續發展上會受到重創。因此研究企業社會責任意義重大。本文基于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績效理論，以沃森生物為例，分析了其在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方面的問題，發現沃森生物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上看似完美，卻存在沒有企業對客戶的責任，公司對于客戶的社會責任為零，社會責任履行中的產品質量安全也只是紙上談兵的問題，此外，企業社會則責任履行情況中也未將子公司納入其中。

二、企業社會責任與經濟效益關系的一般分析

早在20世紀80年代，國外許多學者就提出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業績兩者成正相關關系；HomerH.Johnson在2003年通過實證研究也提出，企業在一定范圍內履行、披露社會責任信息能幫助企業增加利潤、提高公司價值，反之將對企業財務報表產生負效應。國內學者朱瑞雪等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會增強企業的差異化優勢，提升企業的信譽度，有助于企業建立與利益相關者的良好關系從而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績效之間是正相關關系。國外的理論研究和我國近年的實證研究對企業社會責任與經濟效益關系都多有研究，而且都證明了兩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正相關關系。

三、沃森生物企業社會責任與經濟效益的情況

云南沃森生物是一家業內聞名的疫苗生產商，主要從事人用疫苗產品研發、生產。其研發能力居于行業領先地位，公司為國家高新技術企業，2010年11月12日，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2013年，出于擴展銷售渠道需要，沃森3億元收購山東實杰生物有限公司，為沃森生物促進疫苗制劑銷售，提高公司利潤創造了便利條件。但今年3月18日發生的山東疫苗事件使涉案、被吊銷藥品經營許可證的實杰生物從新三板退市。控股母公司沃森生物早日還在投資者互動平臺上表示，公司疫苗產品銷售合理合規，現在卻形成鮮明對比，業績遭遇大幅下滑、宣布緊急停牌。疫苗貯存需在2～8℃恒溫環境，而問題疫苗未經冷鏈運輸，造成生物制劑污染。失效疫苗會大大增加疾病爆發或流行的風險，這也是本起惡性事件所帶來的惡劣后果。企業越大，社會責任意識應更重，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義務越大。沃森生物作為我國生物制劑行業的領頭羊，如今卻讓人唏噓，同“三鹿事件”、“蘭州水污染”一樣讓社會公眾寒心。忽視社會責任終給沃森生物帶來嚴重危機，各項指數暴跌反應企業經濟效益負增長，更重要的是沃森生物已失去公眾信任，未來發展任重道遠。

四、對沃森生物的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深度分析

曝光事件使民眾對山東實杰和其母公司沃森生物深惡痛疾。但分析可知此次事件是中間商在運輸過程冷藏導致的污染，即子公司山東實杰公經營存在的問題。但子不教父之過，此次事件暴露出沃森生物在公司管理上、內部控制上的缺失，所以沃森生物受株不值同情。在沃森生物“2015年度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可以找到對公司內部控制嚴重缺陷的描述，山東實杰和圣泰（莆田）被吊銷了《藥品經營許可證》，沃森生物公司合并財務報表中因并購山東實杰，合計計提了商譽減值準備4.8億多元、無形資產減值準備2.8千萬元。同時，母公司財務報表反映對山東實杰的長期股權投資計提了3.13億元的減值準備。值得注意的是這一信息在第17點“信息化管理”中披露出來，而在報告中的第3點“企業社會責任”中只字未提，可見，沃森并不把這次嚴重威脅企業生存的危機上升到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高度上來，認為僅僅是公司管理上的漏洞。報告中的企業社會責任部分，通篇都在贊揚企業做出有益社會的貢獻，涉及企業在產品質量、環境保護、安全生產、員工的合法權益。但“毒疫苗”事件就暴露了該企業在把控產品質量、積極主動承擔各項社會公共責任、全面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遵紀守法這幾方面的缺失。報告中說“企業嚴格遵守外部監管機構的規定，對日常監管檢查、風險檢查、專項檢查、跟蹤檢查等各項檢查中存在的問題及時進行糾偏，嚴保產品質量。”但事實上卻是日常監管檢查不到位、跟蹤檢查嚴重缺失。報告中說企業在環境污染、能源消耗、資源綜合利用、安全生產、產品安全等問題上積極主動承擔社會公共責任，但事實上，企業在最基本的保障受種疫苗者人身健康安全上就沒做到，本職工作是缺失的。報告中提及公司經營中全面落實了安全生產責任制也是紙上談兵，安全生產責任制若真正全面得到落實，企業何故陷入到這么大的漩渦中無法自拔。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沃森生物在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中缺少對顧客的企業責任，這一部分的企業責任為零。企業規避社會責任會反作用于企業經濟效益，后續沃森的業績嚴重下滑也就不足為奇。

五、結論與啟示

分析沃森生物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經濟績效的關系，更加印證了兩者協同作用，正相關關系。此外，還得到的結論與啟示如下。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必然涉及股東、員工、環境資源、產品質量安全上游供應商、下游客戶。過去的三鹿集團視產品質量安全為無物不但使自身滅亡，更給中國所有乳制品企業帶來沉重打擊，消費者至今仍對國內乳品不抱信心。現在的“毒疫苗”事件也是如此，沃森生物忽視了公司對客戶的責任，使行業受到了重創，同時勢必會使行業遭遇寒冬。危機事件發生后，公司及子公司應立即開展公司缺陷整改工作，全面配合相關監管部門的檢查工作、進行全面自查、開展自糾工作。全部檢查冷鏈保障管理系統，著重對在庫生物制品冷鏈存儲保障情況檢查。全面梳理公司上游供應商、客戶資質，下游銷售商，對現存的所有購銷合同進行全面整理、復核，涉及違規的清查出來。全面梳理母子公司過往經營記錄、財務票據、相關臺賬等。公司需盡快制定出企業整改計劃，使公司聲譽受損度降到最小，使公眾對該企業的社會責任重塑信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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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曉明.利益相關者視角下企業社會責任與績效關系研究——基于寶鋼股份的案例分析[J].財會通訊:綜合,2011(5)

[3]雷杰,李蕾蕾,何存英.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對其經濟效益與可持續投資理財發展能力的影響[J].經濟問題探索,2008(8):104-108

[4]舒強興,唐小蘭.論企業社會責任與經濟績效的關系[N].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20(5):79-82

[5]尚航標,田國雙,黃培倫.資源型企業戰略選擇研究--以森工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獲利為例[J].華東經濟管理,2015(7):11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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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保險統籌的意義

1.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

我國國民的生活水平隨著經濟的發展得到了提高和改善，在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我國加快了對構建和諧社會的部分。社會保險統籌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措施，在目前的形勢下，我國要不斷地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使其成為國民穩定生活的重要保障。社會保險是我國社會保證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上，為了使更多的國民受益，社會保險體制改革也在不斷深化。同時，社會保險體制改革深化對化解社會矛盾以及促進社會穩定團結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實現保險統籌也已經被納入到相關章程中。

2.實現了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

雖然我國的經濟一直以直線的方式向上發展，但是我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仍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問題，因此，也就導致社會保險因地域的不同而出現政策的差異，而地區因經濟發展存在差異性，所以也導致繳費和費率有一定的差異，以及不同地區之間的企業社會保險負擔費用也不相同，嚴重導致企業成本出現了優劣勢。在我國經濟發達的地區，由于所需要繳納的保險費用少，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給企業節約了不少成本資金，使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占有優勢。而在我國經濟不發達的地區，企業需要負擔較高的社會保險費用，因此，也就致使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不占據優勢。地域的差異性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企業之間的不公平競爭，這種現象極不利于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所以，社會保險統籌制度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決了這個問題。

二、社會保險統籌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實行社會保險統籌制度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在我國，實行社會保險統籌管理對于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而建立社會保險統籌的意義有:構建社會保險統籌制度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建立社會保險統籌是為了實現不同地域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建立社會保險統籌利于流動勞動力的利益。可以說社會保險統籌極大推動了我國的經濟發展。

隨著社會保險統籌制度的不斷推進實施，社會保障資金的安全問題也變得極其重要。第一，確保社會保險統籌安全的前提條件就是實現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經濟兩者的可持續發展;第二，社會保險統籌在運行過程中講求的是社保資金效益，只有處理好社保效益和社會經濟效益兩者的關系，社會保險統籌才能夠在運行過程中實現資金的保值增值。另外，社會保險統籌的安全運行，既是社會保障事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推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途徑;第三，我國社會保障相關部門在對社會保險資金管理方面比較分散，資金的透明度低，缺乏監督，所以應該采取一些措施來確保社會保險統籌的安全;第四，我國實行社會保險統籌制度的目的是為了加快實現社會主義以及構建和諧美好的社會，我國的社會經濟生活在改革之后有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最明顯的一點就是經濟收入方面有特別大的差距，為了縮小收入差距，實行社會保險統籌不僅保證了社會的和諧和公平，而且也有效減少了社會中矛盾和經濟沖突，為我國的經濟市場提供了更好的發展環境。因此，社會保險統籌和經濟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有著重要的聯系。

三、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建議

社會保險統籌制度隨著經濟發展而不斷得到完善，雖然我國為了更好地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建立了社會保險統籌的制度框架。但是從整體上看，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險統籌制度仍存在一系列問題，問題主要體現在社會保險覆蓋面窄、社保資金短缺、社保基金管理混亂等方面。而且，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嚴重影響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因此，相關部門應針對社會保險統籌系統進行進一步的完善，從而更好地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的和諧。

1.社會保險統籌管理要明確責任

社會保險統籌和社會保障資金是一樣的性質，所以社會保險統籌的資金管理責任也需要劃分層次，因為社會保障資金管理的基本原則就是權力和責任的統一，兩者相輔而成，缺一不可。在實際情況中，政府對社會保障資金管理責任高于資金籌集，在一定程度上最大限度的保證并制定了社會保險統籌資金管理的政策和制度，并根據政策及制度展開實施工作，且在運行過程中保證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發展。其次，個人和企業是社會保障資金的繳納人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個人和企業應根據自身在社會保障中的角色，依法承擔自己的一份社保資金責任。

2.加強社會保險統籌管理的有效措施

對養老保險政策進行加強和完善工作，徹底落實并實施我國養老保險的政策，將現收現付模式轉向籌資模式，實行部分積累;建立和完善養老保險事業的政策扶持機制，保證財政補助資金能夠按時并足額到位，發展與養老保險資金相匹配的資金，以避免養老保險長期在空賬的情況下運行;建立養老資金待遇正常調整機制，增強各級財政對養老保險資金的支持力度，并要求各級財政部門對養老保險資金制定相應的撥付制度。

3.社會保險統籌需要加強法制建設

我國目前所實行的社會保險統籌的雖然推進了社會保障制度，但這仍然不夠，更重要的是要在完善和建立社會保障的立法制度的同時，通過立法的方式推進社會保險統籌制度的。第一，立法制度建立在形式的基礎上，從而統一社會保險統籌，以有效提高社會保險統籌的可實行性;第二，分散社會保險統籌內容并推進集約立法，從而確保社會保險統籌的內容實現統一，在為國民提供社會保障信息服務的同時提高社會保險統籌管理制度。

4.加強社會保險統籌資金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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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計劃經濟時期對市場經濟的完全否定，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可以充分證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是為了不斷適應世界經濟發展的宏觀潮流與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市場作為一種調節資源配置的運行機制，不再被資本主義等社會形態所占有，而是逐漸融入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之中，并在推動我國現階段社會化大生產和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方面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之所以要來闡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研究背景，是因為它一方面能有效規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的私人占有這一根本矛盾而帶來的社會效率與公平難以均衡兼顧的問題；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其自身的特點，既能利用市場經濟的靈活性來優化資源配置，從而高效率的推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發展，又能充分發揮宏觀調控的極大作用，應對市場失靈，促進社會的公平競爭與分配。因此，可以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使社會財富快速增長的同時又為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二、效率與公平的內在邏輯統一性

從本質上來說，效率與公平并不沖突。兩者在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這一共同目標時，不但不矛盾，甚至是相互促進的、互補的關系。例如：大規模的集約化生產又或者是自動化水平、工藝水平等的提高，這些新生產要素的投入會使得社會化大生產的效率大大提高，推動生產力快速發展，促使社會財富激增，從而能夠在更高的物質水平基礎之上實現公平分配。同時，多種生產要素又會參與到社會財富的分配中去，這種分配形式上的多元化促使各個獨立經濟體之間的公平競爭與分配，這樣既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又能激勵人們改進生產技術來提高生產效率。因此，無論是從效率到更高層次的公平，還是從公過來促進效率，最終必然會使整個社會資源實現優化配置，社會效益趨向最大化，進而逐步接近“帕累托最優狀態”。

三、效率與公平的矛盾性及相應對策

雖然從理論角度已經論證了效率與公平具有內在的邏輯統一性，但是這一對范疇在現實中往往給人一種此消彼長，背道而馳的感覺。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目前并將長期處于生產力水平尚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前社會關系的復雜性、交叉性以及信息的不對稱性等主客觀因素，導致“經濟人”參與決策時首先追求利己性，其次才會考慮將利己與利他融合。從某種意義上說每個“經濟人”從利己角度出發，也會促使社會財富和效益得到增加，但這種受利益驅使的自發性市場行為往往會出現獨立經濟體之間的互損，或者說至少達不到最優的社會效率與最公平合理的資源配置。鑒于效率與公平在協調過程中存在諸多現實問題，我國已經著手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來緩解矛盾。比如：讓更多的獨立經濟體參與到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的浪潮中。一方面引進市場公平競爭機制，深化分工與合作，提高社會效率；另一方面更多的企業和個人參與分享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紅利，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并且國有企業應更加注重其公益性和社會責任。一方面積極引導市場，投資那些資金需求大、周期長、利潤低但有利于社會公共利益的建設；另一方面將企業紅利按比例劃撥財政或者補充到社會保障基金中去，以體現社會主義制度中全體人民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

四、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模式

效率與公平的模式大概可以分為三種。1、公平為先，效率為后。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絕對平均主義”就是其典型的模式，歷史實踐也證明了這種吃“大鍋飯”所帶來的危害是不容忽視的。2、效率為先，注重公平，即“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是我國為適應社會主義“過渡階段”生產力發展要求而提出的創舉，它既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貧富差距過大。具體措施是在初次分配中重視效率，發揮市場作用，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再分配時側重公平，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我國當前實行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制度就是這種模式。但是這種模式也并非完美，比如：在現階段，這種模式下衍生的“先富帶動后富”的思想未能很好的落到實處，從而不利于控制貧富差距的逐漸擴大。3、效率與公平并重。這并非是過于理想化的想法，我認為這是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模式的合理修正。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效率與公平在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過程中的融合點在哪里，當然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但并非是不可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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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當前經濟形勢日新月異的變化及網絡信息開放程度加深，高校圖書館面臨著全面的沖擊。許多高校圖書館在運營過程中盲目追求經濟效益而忽略了其社會效益，這對圖書館的未來會產生十分不利的影響，因而探討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關系就成為高校圖書館必須關注的問題。

關鍵詞 ：圖書館；社會效益；經濟效益；關系

一、研究背景

隨著當前經濟形勢日新月異的變化及網絡信息開放程度加深，高校圖書館受到擠壓和排斥，為了維持自身的效益需要進行多方面的改革和完善。開放多功能的服務形式已經成為了維持其自身效益的重要方法。當前，許多高校圖書館盲目追求經濟效益，而忽略了圖書館在社會生活中的效益，這對圖書館的未來發展十分不利。因此，本文分別對高校圖書館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進行分析，進而進一步對高校圖書館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系進行探討。

二、高校圖書館社會效益分析

（一）高校圖書館社會效益的涵義

高校圖書館是傳播文化信息的公共服務事業單位，它的責任是通過提供文獻資料和信息資料等資源和相關配套服務使資源得到最佳利用，并且能夠最大程度地為高校師生提供服務，進而促進高校整體素質提升和全社會的知識傳播。高校圖書館的社會效益主要是指通過高校圖書館的運營為社會帶來的整體效果或有利于社會的效益。

（二）高校圖書館社會效益的組成部分

高校圖書館的社會效益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方面是通過圖書館的文獻和電子資料等為社會各個部門和大眾提供相關的資源，有利于其進行知識的獲取、利用和轉化。通過對文獻資源進行利用所創造的貨幣資金是可以進行計量的，因而這些是顯性的社會效益，但是圖書館文獻資源是如何對這些財富進行作用的是難以表述的。相對地，另一部分的社會效益是指高校圖書館通過自身的文化底蘊、文獻資源等對讀者進行知識傳遞和熏陶，進一步提升讀者的文化素養，為提升全社會的精神文明作出巨大貢獻。這樣的社會效益是隱形的，是難以用貨幣進行計量的。雖然高校圖書館的社會效益具有隱形和顯性之分，但是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即無論是顯性還是隱形社會效益都是為社會的建設做出貢獻，其所做出的經濟效益都不歸圖書館所擁有。

（三）高校圖書館社會效益的表現形式

高校圖書館所產生的良好的社會效益能夠為圖書館帶來一定程度的經濟效益。高校最重要的任務是傳授知識和培養學生的文化素養，因而高校圖書館應當做到配合教學任務，為學生提供必要的參考資料，幫助學生進一步理解教學內容。并且能夠提供更為深入的知識，幫助學生拓寬自身的知識面。更為重要的是能夠在學習之余為學生提供放松閱讀和思考的場所。高校圖書館作為輔助教學的工具，能夠更好地處理這些內容是其社會效益的主要表現形式。

三、高校圖書館經濟效益分析

（一）高校圖書館經濟效益的涵義

高校圖書館的經濟效益主要是指在圖書館經營活動中，資源的投入與所獲得的成果的比例。對于高校而言，圖書館的經濟效益即為維持圖書館正常運營所需要投入的設備、人員和文獻等與圖書館對整個社會所做出的貢獻的比例。可以說，高校圖書館的經濟效益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即投入和產出。投入主要指圖書館經營管理過程中所消耗的人、力和物；而產出主要指高校圖書館在知識的傳遞過程中所主要取得的勞動成果。

（二）高校圖書館經濟效益的組成部分

高校圖書館的經濟效益也是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直接的經濟效益，主要是圖書館通過進行科學、高效地管理，使其所投入的資源能夠得到合理配置進而實現有效地利用，從而提供能夠轉化為貨幣資金的社會服務。而另一部分即為間接的經濟效益，主要是指圖書館通過進一步開發文獻資源等產品，使之能夠轉化為社會生產力，進而為社會產生財富。不論是直接經濟效益還是間接經濟效益都能夠為圖書館帶來效益，不能夠僅僅以是否能夠為圖書館創造更多的貨幣資金來進行衡量。

（三）高校圖書館經濟效益的取得形式

高校圖書館的經濟效益取得形式與其他部門不同，它是在提高文獻資源的過程中來獲取經濟效益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高校圖書館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相互關聯的。當前，高校圖書館開始追求經濟效益，但并不是說圖書館在運營過程中一切均以效益為先。圖書館應當合理進行支出，以盡可能少的支出滿足更多讀者的需求。在采購文獻資料的過程中，應當選取有實用性的文獻資料，不應只將目光放在收費項目之上，而是應當追求為全社會提供更好的效益。只有這樣，高校圖書館才能同時滿足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重需求。

四、高校圖書館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系研究

（一）高校圖書館需為社會服務

當前，高校圖書館應當根據市場經濟環境，將傳統的被動服務變為現在的主動服務，由過去的封閉式服務變為現在的開放式多元化服務，也由原本的人力化操作變為現在的由計算機主導的自動化服務。高校圖書館應當樹立為社會服務的觀念，但同時也應樹立經濟效益的觀念，為市場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

（二）高校圖書館的社會效益包含經濟效益

高校圖書館的社會效益是包含經濟效益的，因而經濟效益是社會效益的組成部分。高校圖書館對于財政支持的資金則是來源于稅收，可以說高校圖書館的經費都是來源于納稅人，所以其應當為納稅人提供高效的服務。高校圖書館的社會效益具有間接性，其對讀者提供文獻資源。讀者隨后將通過圖書館所獲取的知識進行吸收、利用和轉化，再將知識轉化后所得的成果應用于經濟建設。這是高校圖書館社會效益的主要表現形式，但是其研究成果應用于經濟建設之后所生產的產品等就使高校圖書館產生了經濟效益，也是其間接的經濟效益。

（三）高校圖書館的經濟效益的發展需要以保障社會效益為前提

高校圖書館應當理性追求經濟效益，不能故意將許多無償服務改為收費服務，為了追求經濟效益削減圖書館的正常開支，這樣會產生不良的社會效益，必將很大程度上影響圖書館的社會職能，為高校圖書館的正常運營帶來極大阻礙，最終將阻礙社會經濟建設。因而，可以說高校圖書館經濟效益的發展需要以保障社會效益為前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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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建設用地；社會發展；相關分析；經濟發展；焦作市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4-0164-02

引言

焦作市作為資源枯竭型城市之一近幾年來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堅持以結構調整為主線，立足本地資源和優勢，大力培育優勢產業，積極發展旅游業，使國民經濟從低速徘徊中走上了快速發展軌道，城市綜合經濟實力明顯增強，探索出了一條具有焦作特色的經濟轉型之路：焦作立市的基礎是工業，實現經濟轉型的關鍵也在工業。因此建設用地擴展是經濟需求增加于技術進步條件下農用地釋放的結果，也是人們對相應的生態瞬時保持忍痛的結果。

一、焦作市建設用地現狀

土地利用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焦作市土地利用一級地類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城市擴展、道路建設、工業發展和興修水利等都對建設用地變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比2002—2008年的土地利用狀況（見表1），從中找出土地利用規律和建設用地變化趨勢。

從表1可以看出，焦作市土地利用總的變化趨勢是農用地的數量穩中有增，主要原因是焦作市重視耕地的占補平衡工作，在2003年開發增加耕地573 hm2，多集中在溫縣黃河灘，復墾增加237.8 hm2，整理增加1 766.5 hm2。建設用地逐漸增加，其來源主要還是來自耕地，其用途大多數用于居民點及獨立工礦和交通運輸用地。建設用地中的居民點及工礦用地增加了3 736.4hm2，交通運輸用地增加了1 727.5 hm2，未利用地面積有所下降。

二、影響建設用地面積變化的社會經濟因素

影響建設用地面積變化的因子錯綜復雜，包括人口、城市化率、經濟發展水平等因子，而在短時間序列內，人口因素對建設用地面積的變化影響程度有限，導致建設用地面積變化主要是社會經濟因素，經濟的增長伴隨著建設用地面積的增加。結合焦作市的現實狀況，采用2002—2008年六年間人均GDP、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人口、城市化率、工業生產總值等指標，代表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與建設用地面積的變化，作動態相關性分析，以定量分析社會經濟發展對建設用地面積變化的影響。

1.建設用地規模與總人口、城鎮化水平的關系。人口總量和人口城鎮化水平是反映地區社會發展狀況的重要表征指標[1]，而建設用地是以空間效用滿足人們的需要，人類對空間效用的追求，直接表現為對土地的需求，因此人口的增加必然帶來建設用地的更大需求。隨著總人口從2002年的336萬增長到2008年的347萬，城鎮化率相應地從0.29增加到0.45，說明建設用地規模和總人口規模有相同的變化趨勢，兩者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同樣城鎮化的增長速度和建設用地規模的增長速度也比較協調。一方面，社會發展成為城鎮化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另一方面，城鎮化的適度擴展保證和推進了焦作市社會的發展，兩者良性互動，發展態勢良好。

為了進一步說明建設用地規模與人口之間的相關性，用SPSS軟件對建設用地規模及總人口和城市化作相關性分析，其相關系數（見表2）。

表2 焦作市建設用地規模與人口和城鎮化率的相關系數

注：樣本數為7，雙尾檢驗結果在0．01水平之間。

根據相關系數矩陣，總人口規模和城鎮化率的相關系數高達0.937，說明焦作市2002年以來城鎮化水平隨總人口的增加在提高。同時建設用地規模與總人口和城鎮化率都有顯著的關系，說明建設用地與人口因素之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因此，隨著總人口和城鎮化率的提高，建設用地規模逐漸加大，符合焦作市建設用地發展的現狀。

2.社會經濟發展與建設用地規模擴展。為了分析建設用地規模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本研究選取經濟總量指標（地區生產總值）和工業生產總值等因素，通過相關分析等分析手段來分析建設用地規模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

2002年焦作市GDP為287.62億元，2008年增加到1 031.59億元，是2002年的3.59倍，與此同時建設用地規模也62 786.17公頃擴展到68 300.71 公頃[2]。經濟發展是建設用地規模擴展的重要驅動力之一。一方面，GDP與建設用地規模擴展成正相關，相關系數達0.88（見表3），二者相互促進，GDP

表3 焦作市建設用地規模與GDP和工業生產總值的相關系數

注：樣本數為7，雙尾檢驗結果在0．01水平之間。

的增長帶動了建設用地規模的擴展，同時，建設用地規模的擴展又滿足和促進了GDP的增長；另一方面，建設用地規模擴展速度又低于GDP增長速度，這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1）焦作市“北山、中川、南灘”的地貌特征，決定了土地利用類型的多樣性。審批建設用地中實際土地可利用率低，不得不充分利用有限的面積，使得土地利用的集約程度相對較高；（2）與產業結構調整密切相關，2002年第一、二、三產業結構比重為14.8∶52.6∶32.6，2008年三產業比重達到8.1∶66.9∶25，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建設用地規模的擴展。

3.固定資產投資與建設用地規模擴展。2002—2008年期間，焦作市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度增加，2002年焦作市固定資產投資為72億元，2008年增加到636.14億元，是2002年的8.84倍，快于建設用地規模擴展的速度。

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固定資產投資與建設用地規模擴展成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884（見表4），說明固定資產投

表4 焦作市建設用地規模與固定資產投資的相關系數

資力度的加大，在拉動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驅動了建設用地規模的擴張；另一方面，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明顯快于建設用地規模擴展速度，說明建設用地的投資強度在加大，土地利用集約程度不斷提高。

三、實現建設用地集約節約利用的措施

1.加強建設用地總量控制。按照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原則，合理安排各類建設用地增量指標，優先支持重點城鎮發展用地及產業集聚區用地，重點保障符合產業政策和經濟發展需求的重點項目用地。制定建設用地節約集約利用指標體系，充分挖掘各業各類用地潛力；強化用地定額指標控制措施，合理調控土地供應規模、結構、時序；重點盤活“批而未用、供而未用、低效使用”三類建設用地。

2.通過擴大增量與盤活存量來增加建設用地的供應。理順盤活存量用地的投資收益機制，加大低效利用和閑置建設用地的整理和合理流轉，將其盤活，增加投資效益，嚴格控制城鎮建設范圍，重挖潛，嚴格控制建設用地總量增長速度。

3.優化建設用地布局，控制城鄉建設用地擴展。優化城鄉用地結構與空間布局，推動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建立城鎮與農村平等互利、良性互動的用地機制。嚴格控制城鎮工礦和農村居民點用地的擴展邊界，將城鎮工礦和農村居民點建設用地嚴格限定在擴展邊界內，明確管制規則和管理措施，綜合運用經濟、行政和法律手段，控制城鄉建設用地盲目無序擴張。

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影響建設用地規模的因素多種多樣，包括自然、社會、經濟等，這些不可分割的因素的合力形成來建設用地規模擴展的動力機制，共同影響著其用地規模的變化[3]。因此只有集約節約利用建設用地，才能緩解土地供需矛盾，保障農業的發展，為經濟的發展帶來無限契機，應加大對建設用地集約節約利用的研究和實踐。

參考文獻：

[1] 丁洪富.試論建設用地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J].重慶建筑大學學報，2008，(4)：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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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特征；人口基數；人口素質；人口流動；人口分布；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C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1-000-02

一、引言

基于地理、文化、歷史、經濟等各種因素，一個國家的人口普遍具有與其相對應的人口特征，而人口特征與一個國家的方方面面均存在著聯系，尤其是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其中：人口基數、綜合素質、年齡結構、人口的流動性、人口性別比、人口的區域性分布、人口城鎮化等方面因素，均與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著極為直接的關系。

二、人口基數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人口基數的大小直接關系著經濟發展的模式、規模以及速度。就我國來說，中國人口基數龐大，一方面對資源消耗的需求旺盛，需要與之相匹配的資源供應，這對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源、能源成本具有較大的壓力，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龐大的人口基數，卻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人口。一般而言，對于粗放型、勞動密集型經濟，尤其是較為低端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外向型經濟而言，能為其提供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具有明顯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對產業的發展，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中國自改革開放起，巨大的人口基數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而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分享了龐大的人口基數紅利，勞動力供給非常充足，而勞動力的價格非常低廉，生產制造的人力成本較低，產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但這樣的人口紅利需要與之相對應的經濟發展模式，才能顯現出它的優勢，在外向性的加工制造型經濟模式中，這種人口紅利就具備了特定的條件和基礎；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創新型的高科技或金融服務等高端產業為主要特征的發展模式，那么，這種龐大的人口基數對于創造人口紅利的優勢，將不復存在。如：美國有3億多人口，經濟以高科技，金融服務等高端產業為主導，其經濟總量是中國經濟的2倍；而中國人口基數13億，比美國多出10億，但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外向型的加工制造產業，且經濟規模雖然快速提升，但僅相當于美國的1/4(是指提升速度還是其它？)，所以，人口基數對經濟發展的紅利因素也僅限于特定的經濟模式。拋開經濟發展模式，單純談人口基數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將無從談起。

三、人口年齡化結構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人口的年齡化結構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與人口基數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有著一定的關系，人口基數龐大可提供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但如果人口基數中人口的年齡化結構不合理，這種龐大的人口基數紅利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這中間最主要的就是老齡化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本質是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協調統籌問題。[6]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13億人口中，年齡超過60歲的人口比例已經達到13.26%之多，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老齡化進程加快，說明勞動力人口在相應減少。雖然從絕對數而言，中國的勞動力仍將在一定期限內，具備人口紅利的巨大價值。但是，我國在經濟不發達，人口基數很大的情況下，在很短的時期內進入老齡化社會，會帶來“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的問題，社會保障、社會負擔增加，對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對于人口基數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老齡化人口比重過大，將直接造成勞動力人口不足，社會成本支出過大，經濟發展速度放慢。

類似的，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的人口特征，還有人口的性別比。就對經濟發展的直接貢獻來說，男性勞動力比女性勞動力有一定的先天優勢，性別比的失衡，會產生一定的社會問題，容易造成后續新生勞動力的不足或延緩新生勞動力的供給。對經濟的發展產生持續而長遠的影響。

四、人口的綜合素質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我國的人口基數龐大，但綜合素質或人均素質不高。人口基數龐大，但綜合素質較低，那對于宏觀的經濟發展而言[1]，只適合勞動密集型產業，只有勞動密集型產業才需要大量的低端勞動力，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較低。對于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金融服務等高端產業而言，則需要大量的高素質人才，才能滿足這些高端產業的發展需求。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我國正是基于大量的低素質勞動力人口，創造了快速發展的規模龐大的外向型加工制造產業。而外向型加工制造產業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主導產業。雖然我國的人口素質近幾十年來一直呈現快速提升之中，但相對于如此龐大的基數而言，總體的素質提升仍然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如上所述，人口的綜合素質因素直接影響著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方向和發展模式。

五、人口的區域性分布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直觀的結果就是，人口分布相對集中的區域勞動力相對更為充足，反之則勞動力缺少。但這一結果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只能建立在一定的主觀和客觀條件之下進行分析[2]。如果對應的產業資源不足，過多的勞動力人口會對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如在我國的四川、河南等人口過多的省份，以及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勞動力人口充足，但可供分配生產資源不足，就造成了勞動力過剩，人口紅利變成了人口負擔，對經濟發展形成不利影響。如將這些過剩的勞動力人口，流動到沿海生產制造產業相對集中、發達的地區，這些過剩的勞動力人口就能發揮應有的價值和作用，對經濟發展形成正面的提升和促進作用。同時，如果按照國家統一部署的產業結構調整規劃，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西部等經濟欠發達地區轉移，充分利用這些地區的勞動力資源，對經濟的平衡發展，將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人口流動是主觀人口分布的最主要因素[3]，人口流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可分配生產資源的再次分配，通過人口流動促進生產資源的合理分配，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口流動是“勢利經濟”(人的趨勢性和趨利性導致的人員向易于產生財富的時間，地點集中的經濟行為)造成的一種合理的人口分布策略。人口流動較為集中的區域通常經濟活力強，經濟發展快；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口流動出現區域均衡的狀態，則說明一個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水平較為均衡。流動人口的地區分布決定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

六、人口的城鎮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城市化是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方向，城市化進程也基本上是各國經濟發展中最主要的一條發展脈絡，人口的城鎮化速度越快，經濟發展的進程和速度同樣也會加快，反之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會加快人口的城鎮化進程[4]。人口城鎮化的比重加大，對經濟發展很顯著的一個促進作用就是城市人口越多，商品的消費量也就越大，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就越大，消費增加對經濟的巨大貢獻就很容易表現出來。目前，中國的經濟主要依賴勞動密集型的外向型經濟，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拉動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但三駕馬車以出口和投資所占比重較大，而消費是三駕馬車中最弱的一匹，之所以最弱，是因為人均可支配收入過低的原因，我國目前城市化人口比例較小，農村人口比例大，而農村人口總體來說收入低，消費能力差，從而導致整個社會消費能力不強，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對于我國來說，推進城市化是經濟發展一個根本性問題，只有加快城鎮化建設，才能為經濟發展提供可持續的保障。

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已從賣方市場時期進入了買方市場時期，賣方市場時期是生產能力滿足不了人們的物質需求的時期，在這樣的時期，要發展經濟，主要是提高生產能力，來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一個國家進入買方時期后，要想達到財政收入的最大化，社會就業量的最大化，就必須尋求商品消費量的最大化。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仍有6億7千多萬農村人口，農村人口消費能力低，嚴重制約著我國商品消費量向最大化發展。同時，在農民身上存在著自產自消的行為，而這些自產自消的物品，因為不是通過貨幣購買消費的，因而不是商品消費，產生不了商品消費的作用，從商品經濟的角度上，稱農民自產自消的物品為“無效消費品”。

七、總結

人口特征的差異性與經濟發展的結果存在著密切的必然關系，結合全世界各個國家的人口特征分析，以上所述的結論同樣存在，這是宏觀經濟學中人口特征對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影響因素。但從微觀層面而言[5]，基于客觀條件不同，以及各國歷史，文化，傳統的不同，上述人口特征在不同條件下所產生的作用也會存在著略微不同的結果。這個結果不影響宏觀研究的結論，但卻可以從細節處加強人口特征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全面性研究和導向性研究。本文就微觀層面和特定層面的人口特征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就不多作分析，上述僅從宏觀角度對人口特征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做粗淺分析。

參考文獻：

[1]陳宗勝,周云波.文化程度等人口特征對城鎮居收入及收入差別的影響――三論經濟發展對收入分配的影響[J].南開經濟研究,2001(04):38-42.

[2]朱傳耿.中國流動人口的影響要素與空間分布――流動人口空間自相關分析[J].地理學報,2001,56(5):549-560.

[3]周毅.中國人口流動的現狀和對策[J].社會學研究,1998(03):83-91.

[4]王鳳芹.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現狀及縮小差距的措施研究[J].特區經濟,2010(10):90-93.

[5]孫耀華,李忠民.中國各省區經濟發展與碳排放脫鉤關系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21(05):87-92.

篇9

關鍵詞：信息社會

警察執法權威。

警察執法權威的強弱決定著公安機關社會治安控制的實際效果。重新審視信息社會背景下的警察執法權威狀況，深刻把握警察執法權威發展趨勢，認真思考并加強和改善警察執法權威，以確保警察執法權威與新形勢相適應，對于加強公安機關社會治安控制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信息社會警察執法權威面臨的挑戰。

警察執法權威，是指作為國家法律的執行者和維護者的警察機關及其警務人員在執行國家法律、依法進行公務活動時所體現出的權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權威，它是警察機關及其警務人員在執法過程中產生效力的綜合反映。近年來，受各種復雜因素影響，警察執法權威有逐步弱化趨勢，這已經成為公安機關必須面對的現實，主要表現在：一是不法分子暴力襲警事件頻繁發生。

2000年以來全國各地公安民警在打擊犯罪和維護社會穩定工作中遭受暴力襲擊死亡的人數居高不下，據統計，2000年全國公安機關因暴力襲擊犧牲民警62名；2005年因暴力襲擊犧牲民警27名；2008年上半年因暴力襲擊犧牲民警23名。二是人民群眾對警察信任度有所下降。個別地方公安機關和少數民警執法不嚴格不公正，甚至執法犯法、涉黑涉惡，嚴重影響了人民群眾對公安機關的信任。2005年四川成都火車站警察與小偷“貓鼠同盟”案、2009年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文強等涉黑涉惡案和不久前“躲貓貓”、“俯臥撐”、“臨時性”等涉警輿論事件，均引發了群眾對警察執法的信任危機。三是社會面涉警負面評價持續增多。從全國涉警輿情形勢看，可謂“天天有新聞、周周有事件、月月有風暴”，其中涉警負面輿論占較大比例。在涉警負面輿情的影響下，社會各界對公安機關和公安民警的負面評價持續增多，在全國各地普遍開展的行風評議中，公安機關往往因此排名靠后，不但影響了民警的執法積極性，也損害了警察執法權威。

當前我國已進入以互聯網和移動通訊網絡為主要傳播媒介的信息社會。這一社會階段，呈現出社會媒介化的發展特征，媒體的影響力之大前所未有，從某種程度講，媒體就是信息社會，其不僅具有監督職能，而且能夠左右人們對問題的看法。各類涉警案（事）件經網上網下互動影響、虛擬現實交織碰撞，負面效應不斷擴大倍增，對警察執法權威形成了巨大挑戰。

（一）媒體影響力進入“去中心化”時代，將加劇警察執法權威的弱化。

主流媒體的權威正在被逐漸消解，各類媒體的影響力呈現碎片化，傳統主流媒體一統天下的格局已被打破，其“為警察說話”的話語功能日漸萎縮，正面宣傳警察執法活動的傳播力、影響力日漸減退，在媒體受眾越來越質疑權威、娛樂惡搞等負面社會心態的影響下，傳統主流媒體對警察執法的宣傳往往出現“正面宣傳、負面解讀、庸俗理解”的反向結果。與此同時，一些市場類媒體在披露涉警熱點事件、引起受眾關注等方面，正在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些市場類媒體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往往忽略社會效益，極力渲染負面涉警案（事）件。

（二）媒體關注點進入“丑警時代”，將加劇警察執法權威的弱化。

很長一段時間，媒體對公安機關主要是“歌功頌德”，這是警媒之間的“蜜月時期”。進入九十年代，媒體開始關注負面問題并頻頻曝光，被人們稱為“丑警時代”。從河南張金柱撞人拖人惡性案件，到佘祥林案、山西警察打死北京警察案、沈陽警察打死社會青年案，一系列惡性刑事案件、血腥暴力的報道連篇累牘，形成對警察執法的輿論“丑化”熱潮。公安部2006年的一份權威調查顯示，包括新華社和中央新聞社兩家中央媒體在內的17家媒體對公安工作負面報道比例占到全部新聞總量的43%，正面報道比例只占到10%。

（三）輿情環境進入“大眾麥克風”時代，將加劇警察執法權威的弱化。

互聯網和移動通訊技術高度發展，為大眾表達意愿提供了充分的技術條件，日益成為網民群體表達訴求、宣泄情緒的重要渠道，同時也將人們帶入了一個全民傳播的“大眾麥克風時代”。

人人在網絡中擁有話語權，使社會組織管理中的代議式民主、間接民主向參與民主、直接民主演變。一起普通的涉警事件，由于包蘊著公平、正義、人權等價值內涵，經網民熱評和互聯網、移動通訊網絡媒介的放大和扭曲，極有可能升級為嚴重影響警察執法權威的公共輿論事件。

二、信息社會警察執法權威基本特征及弱化原因。

客觀地講，信息社會與傳統社會中警察執法權威的基本特征區別不大。傳統社會中警察執法權威同警察的社會職能聯系緊密，主要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法律的規定性。警察依照國家法律管理社會，其特殊的權力及履行職責的保障條件均由法律來確立。我國《人民警察法》等法律法規明確了警察的權責及其履行保障，在法律層面確定了警察的執法權威。二是警察的自塑性。警察執法權威的形成和權威的強度既有法律強制性的剛性規定，也受警察自身執法過程中諸多因素影響。警察必須通過自己的良好形象和履行職責的出色表現，維護和強化其執法權威。三是公眾的認同性。“權威是一種權力形式，一種影響力的形式，它來自人們自發的授權，它從自愿服從、為民認可中得到力量”。警察執法權威也不例外，必須在履行職務過程中被公眾認可，成為公眾信服的力量，才能真正地體現為權威。在信息社會，警察執法權威的基本特征與傳統社會大體一致，區別主要在于：與傳統社會相比，信息社會公眾的認同性被賦予了更豐富的內涵和更寬泛的外延，公眾的范圍不僅包括警察執法的現實客體———普通大眾，而且包括現代輿論傳播的主體———各類媒體。在信息社會，包括互聯網、移動通訊網絡在內的各類媒體具有無可比擬的信息傳播優勢，能夠輕松左右普通大眾對問題的看法，網上網下的雙重輿論影響對普通大眾認同警察執法權威作用巨大。

對信息社會警察執法權威弱化的現象進行深入分析，可以發現影響警察執法權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與警察執法權威的三大基本特征聯系緊密。（一）法律的規定性不夠首先，警察執法缺乏職責上的“限制力”。由于法律對警察職能的外延規定得過于模糊，一些地方黨政領導把警察作為包打天下的“萬能藥”，經常借助警察的強制力推動城市拆遷、市容市貌治理甚至計劃生育等不屬于警察法定職責范圍內的工作，導致警察權被濫用，使警察經常置身于非警務活動中，警察被推到群眾的對立面，執法威信因此明顯降低。其次，警察執法缺乏執行中的“強制力”。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民警執法時受到阻礙甚至在被襲擊時行使防衛權，被納入一般行使防衛權范疇予以法律限制，不利于民警執法及在執法中的自身安全防護，有的民警對武器、警械等使用產生心理障礙，導致不法分子蔑視警察的強制力，進而影響到警察執法權威。

再次，對阻礙警察執法缺乏責任追究的“溯及力”。警察執行公務的危險性和特殊性明顯區別于一般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但我國沒有專門關于警察執法保障的法律規定，無法突出阻礙警察執法的嚴重危害性以及警察作為國家執法主體的特殊性，威懾違法犯罪的法律效果明顯不足，侵害警察執法權行為人的法律責任得不到追究，客觀上損害了警察執法的應有權威。

（二）警察的自塑性不強。

首先，警察的保護力受到質疑。近年來，我國刑事案件發案總量持續在高位徘徊，特別是2009年全國刑事發案數創歷史新高；同時，占刑事案件比重最大、對群眾安全感影響最直接的多發財案件破案率仍然不高，直接導致人民群眾安全感不強，對公安工作信心不足，進而對公安機關保護力和警察執法權威產生懷疑。其次，警察公信力未被認可。當前，群眾民主意識、權利意識進入峰值時期。與此同時，一些地方警察隊伍中濫用職權損害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事件屢屢發生，個別民警粗暴執法甚至執法犯法，導致警察執法的權威性和嚴肅性被踐踏，公安機關執法公信力和警察執法威信逐步走低。再次，公安隊伍頻繁出現問題。警察在人民群眾中的傳統印象神圣而純潔，是人民群眾最可信賴的群體。群眾普遍認為，任何群體出現問題，警察隊伍不應出現問題。然而，近年來頻繁發生警察酒后駕車肇事、開槍殺人傷人、涉黃涉賭等涉警事件，使警察形象受損，群眾也逐漸對警察正常執法活動產生抵觸情緒，直接影響了警察執法權威。 轉貼于

（三）公眾對警察執法的認同感不足。

首先，執法理念被誤讀。近年公安機關加強自身建設中強調文明執法、人性化執法，群眾心目中逐漸形成了警察應當和藹可親的形象，出現罰款、盤查情況即認為警察粗暴執法，個別人甚至將警察文明執法看作公安機關軟弱，肆意踐踏警察執法權威。其次，執法效果被高估。人民群眾對公安工作的要求很高，希望公安機關的工作能達到自己期望的高度，而公安機關的工作結果往往與群眾的期望值存在差距，最終得到“無能”的評價，這樣的評價直接削弱了人民群眾對公安機關保護力和執法權威的正面認同感，損害了警察執法權威。再次，執法差錯被異化。警察執法差錯被異化，關鍵不在群眾的直接認知，而在各類媒體對社會輿論的引導。在當今媒體看來，負面報道遠比正面報道更具轟動效應，正面宣傳報道的內容不是新聞，只有血腥的、暴力的內容才是新聞。秉承這種理念，一些媒體特別是市場化媒體為吸引讀者眼球或追求轟動效應，有意無意地對個別民警的執法差錯大肆渲染，甚至惡意炒作制造新聞，嚴重影響了警察執法權威。

三、信息社會重塑警察執法權威的措施。

信息社會背景下，重塑警察執法權威，不但要針對警察執法權威弱化的傳統因素，樹立警察執法的法理權威和職能權威，而且要兼顧信息社會媒介化的新特點，樹立警察執法輿論權威。

（一）樹立警察執法的法理權威。

恩格斯說：“他們（警察）作為日益同社會脫離的權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別的法律來取得尊重，由于這種法律，他們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這一論述充分說明了增強警察執法權威法律規定性，樹立警察法理權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樹立警察執法的法理權威，主要采取以下途徑：一是“定好位”，增強職能的“限制力”。進一步明確公安機關的職能定位，避免警察權擴展到法律沒有明確授予的領域，杜絕警察權突破法律限制的情況。明確調用警力的范圍和程序，限制和減少不必要的非警務活動，避免警察執法權威因非警務活動而流失。二是“保好障”，增強執法的“強制力”。研究賦予警察執法強制權，包括為實現這些強制權而必須的物質保障，強化警察執法的強制力，實現警察的“無障礙執法”。從立法上明確警察的職務防衛權，并對職務防衛權的行使原則、方式、程序、法律責任等作出具體規范。同時，針對目前我國警察職權法律體系的缺陷，進一步完善、規范、明確警察執法程序，使警察能充分行使使用警械武器的權力，增強警察執法的強制力。三是“維好權”，增強責任追究的“溯及力”。從立法上加大對阻礙警察執法和暴力襲警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力度，參考國外較成熟的相關制度，將危害人民警察執法權益的行為分為違警行為、襲警行為、誣告陷害等不同類別，并規定相關懲戒措施，發揮法律的震懾作用，增強阻礙警察執法責任追究的溯及力。

（二）樹立警察執法的執法權威。

公安機關切實履行自身職能，是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樹立警察執法權威的根本途徑，這是由警察執法權威的自塑性所決定的。樹立警察執法的職能權威，主要應采取以下途徑：一是完成“硬任務”，抓好公安“主業”。公安工作好不好，關鍵看社會治安工作，公安機關必須把預防和打擊犯罪這一“主業”千方百計抓好，完成好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這一“硬任務”，才能贏得群眾的普遍尊重。其中，特別要處理好大案和小案、打擊與預防、破案與追贓的關系，為群眾提供安全的社會治安環境，滿足人民群眾對社會平安的期待。二是實現“軟著陸”，抓好公安執法。公安民警的執法活動涉及千家萬戶，得不到群眾的認可就會喪失警察執法的公信力，就會打破群眾對公安機關信任的底線。要進一步完善執法制度，規范執法行為，改進執法方式，強化執法監督，提高執法能力，讓群眾從公安機關具體執法中切身感受到社會的公平正義。三是打造“強隊伍”，抓好形象建設。公安隊伍群體大，公安工作涉及面廣。如果隊伍建設不力發生問題，既影響公安機關形象又影響警察執法權威。一方面，要加強警察隊伍建設，努力打造紀律嚴明、作風優良、執法公正的警察隊伍，樹立良好警察形象；另一方面，要大力整頓民警違法違紀問題，堅決清除“害群之馬”，努力消除負面影響。同時，加強警察公共關系建設，營造和諧的警民關系，努力增強公安機關的親和力，切實增強群眾對警察執法權威的心理信服效應。

篇10

關鍵詞：社會教育；精細化；管理現狀；對策

為深入了解目前社會教育機構日常管理的現狀，挖掘在推進精細化管理中的典型，研討在常態化管理中的問題，本著“注重現狀求發展，反思不足謀發展”的原則，筆者對本地區的社會教育機構精細化管理進行了深入了解與調查后發覺，總體上社會教育機構“條塊化”設置內部機構，重心下移，職責清晰，“科學化”健全管理制度，全員參與，注重執行。

一、認識到位，吃透內涵，確立了精細管理的理念

各社會教育機構充分認識到：精細化管理，是可持續發展的有效保障，是內涵式發展的有力舉措，更是打造特色，創出品牌的重要途徑。一方面他們注重平時的總結提煉，形成經驗，更注重階段的自查自糾，彌補不足。另一方面他們高效解讀精細管理的內涵性，在期望的發展過程中逐一健全“精細目標”。機構的負責人對精細化管理的內涵認識相當到位，發展方向切實可行，出臺舉措科學有序。有的機構將精細化管理與內涵式發展相統一，提出了“思想領先、目標導向”等精細化管理原則及“從目標抓起、從組織抓起、從問題抓起”等精細化管理抓手；有的機構則是本著“學校無小事，事事須精細”的宗旨，瞄準“文化之精、精神之精、情結之精”的要求，按照“有目標、有舉措”等“六有”原則開展精細化解讀與管理。這些舉措，有效確保了在精細化管理過程中所期望的“件件有落實，件件有結果”的良好局面。

二、重于服務，強化管理，凸顯了過程管理的痕跡

這些機構已形成“管理即服務，精細化管理即全方位服務”的共識，在管理過程中注重精細管理的常態化，注重過程管理的痕跡化，不斷體現“服務提質量，服務創品牌，服務彰信譽”的要求。從安排培訓計劃、分發通知、安排課表到考試考核、資料歸檔等，全過程實現“無真空”。在辦班起始階段，他們著力于收集學員的基本信息，不僅包含常規的聯系單位與電話，而且連身份證號碼、姓名的核對等信息也逐一弄清，確保“零差錯”，并且實行了“紙質信息”與“電子信息”的高度統一；在辦學的過程階段，他們不僅開通電信短信平臺，通過電話、短信等方式與學員取得聯系，而且所有教師還全員、全程參與培訓通知“送回執”工作，切實將“服務”精細“到家”。同時，不僅有紙質的簽到程序，而且在上課中途及課堂結束前還有點名環節，確保學員的“到課率”。在考核后的發證上，有的采取上門領取，簽字確認的形式，也有的采取“送證上門”，簽字確認的形式，確保每張證書不遺失。其中，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許多民辦教育機構針對學員的實情，從理論知識與實踐操作上按照“對象、內容、時間、目標、方法、考查”等“六個方面”切實做到“段段清”。

三、周密安排，注重積累，初步顯露了精細管理的端倪

按照“辦班”必留“痕跡”的要求，社區教育機構均留存了一定的過程管理以及階段考核的資料；有近40%的社會教育機構，還嚴格按照檔案管理規范化的要求，邀請了檔案局的專家來機構指導，著手進行了檔案的科學化裝訂、編冊與留存。其中有近33%的社會教育機構均配備了專兼職的檔案管理人員，負責資料的收集、整理與歸檔；除個別民辦教育機構外，均配備了專門的檔案室，添置了檔案管理必備的諸如電腦、檔案柜等硬件設施。此外，在檔案管理過程中，各教育機構均逐步注重電子檔案與紙質檔案的統一，并按照檔案局所提出的檔案規范化管理要求嘗試著進行管理。

四、反思現狀，程度參差，依然存在著發展阻礙性問題

通過調查，筆者發覺，社會教育機構在精細化管理上正朝著逐漸成熟、逐漸規范、逐漸良性的方向發展，但也存在著一定的精細化程度不夠，甚至制約精細化發展的問題。首先，受歷史、教育培訓特點等的影響，在市場化運作機制下，個別教育機構的教師各自為政，互不通氣，培訓資料不肯、不愿及時歸檔，一旦出現該教師的外流，不僅造成對應培訓項目的流失，而且嚴重影響精細化管理的發展。其次，社會教育機構雖然注重校園文化的建設與營造，但未能有效切合社會教育的特征尤其是自身教育內容、教育對象等的特征開展建設，更缺少切準校本特色的“核心”文化、“精神”文化的打造，個性不足，共性通融。其三，社會教育機構雖然具備了一定的過程管理、階段管理的資料，但資料的精細化程度不夠，按照檔案管理的規范化程度不足，個別教育機構受場地等的限制，尚未建立獨立的資料檔案室。其四，這些教育機構雖然意識到了科研課題的重要性，有些機構甚至已開始嘗試科研課題，但在選題上未能立足社會教育的實情，未能本著“促進事業的穩步增長，促進師資的素養提升”去開展選題，不僅失去了科研課題的意義，而且顯得疲于應付，精細化開展科研課題更是捉襟見肘。其五，教育機構的負責人精細化管理的認識還不夠到位，在實際管理過程中未能真正認識到“精細化管理對事業的促進作用”，依舊采取粗放型管理模式；甚至個別教育機構雖然各類管理制度相當健全，但在執行力上還缺少力度、強度，導致精細化管理的程度不夠。

五、針對問題，拿出舉措，有效推進著機構科學性發展

目前社會教育機構有公辦的、有民辦的、有教育主管部門登記注冊的、也有工商行政部門登記領證的，更有無證經營混淆視聽的。除了相關教育主管部門進一步把好入門關，進一步整頓黑市場、黑機構外，作為正規的社會教育機構只有真正加強精細化管理，注重自身的內涵發展，方能提升教學質量，打響辦學品牌，營造良好的社會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