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經濟政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生態經濟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 生態文明 北京 經濟政策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6623（2013）06-0097-03

[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基于微觀尺度的典型大都市功能區碳排放過程模擬及優化調控研究（41271186）。

[作者簡介] 劉薇（1981 — ），女，河北遷安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副研究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區域生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

一、北京城市生態文明發展的新階段

（一）已達到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拐點

2012年北京的人均GDP已接近1.4萬美元，其中全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萬元，已接近富裕國家水平。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認為，經濟發展和環境質量之間存在著非單調的線性關系。最初，隨著經濟的發展，由于生產和消費規模的擴大，污染水平將會上升，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生產和消費會轉變為更為綠色的模式，給政策制定者更多的壓力和資源來執行能減少污染的監管政策。研究表明，北京已經達到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并開始向著環境改善的方向發展。為了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人們希望當人均GDP達到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后，城市污染水平能夠大幅度下降。

（二）由追求經濟發展速度向追求經濟發展質量轉變

經過2001～2007年GDP年均12.6%的高速增長后，自2008年開始，北京經濟開始減速，到2012年，北京的GDP增速僅為7.7%，遠遠落后于天津和重慶（16.4%）。北京通過主動調控，向高質量的經濟發展轉型。雖然經濟增速比全國平均水平低，但發展質量處于全國領先地位。自實施汽車限購政策以來，北京機動車銷量降幅超過四成，2011年比上年減少44.3%；首鋼搬遷以后涉鋼企業的遷出使北京黑色行業規模大幅收縮，鋼材產量由2006年的1016.3萬噸下降為2011年的287萬噸，規模以上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增加值由2006年的240億元下降為2011年的僅1.6億元。

（三）人口持續增長與資源緊缺的矛盾長期存在

到2012年末，北京常住人口已達到2069.3萬人，比上年末增加50.7萬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來人口達到773.8萬人。可以說，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北京人口增長的大趨勢難以改變。這將加劇人口持續增長與資源環境緊缺的現實矛盾。水資源嚴重短缺是北京人口資源環境問題的關鍵因素之一。北京屬于資源型嚴重缺水型城市，為縮小水資源的供需差距，北京通過過量開采地下水、使用再生水、南水北調以及應急水等措施，使北京總供水量每年達到35億立方米，遠高于本地實際擁有的水資源，進而使北京的水資源人口承載力提高了近60%。此種水資源的供需使用方式造成以下兩方面問題：一是地下水嚴重超采。供水量中地下水占到59%左右，是在過量超采的情況下得到的。由此引發了地面沉陷、地下水資源衰減及地下水污染加劇等惡劣的環境問題。二是從其他地區調取水資源只是變相地增加了北京的人口水資源承載力，總承載力并沒有增加，并且這種用水方式并不是可持續的。

二、優化生態文明建設幾個領域的經濟政策

（一）開辟北京綠色領域新經濟增長點

北京應積極尋找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水平兩者的平衡點，努力提高經濟收入，使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下降。未來五年北京要實現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的目標，必須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開辟新的產業路徑。

1. 投資政策。投資增速過快，是影響北京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問題之一。2011年，北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到5910.6億元，同比增長13.3%。由于統計分類的原因，并沒有關于環保產業或綠色產業投資的確切統計數據，但從北京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GDP的比重來看（圖1），北京的投資占比在全國處于上游水平卻遠低于廣東、重慶、山西、內蒙古等地。北京以中關村自主示范園區為依托，加大金融對節能環保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力度。盡管初步制定了節能環保產業投資政策，但從投資總額和效果來看，節能環保產業并未獲得突出投資額度，也未形成相應的產業集群，也沒有發揮出對其他行業的創新帶動作用。

因此，北京要重點投資節能環保產業研發與創新制造領域，加大對綠色節能環保產業的投資力度，加快其發展速度。北京節能環保產業的發展目標應是供應全國的節能環保科技研發基地與設備制造基地。充分發揮北京的科技資源優勢，重點支持環保設備研發產業、環保服務創新行業。逐漸形成產業規模和產業基地，進而形成產業集群，輻射帶動全國的環保產業發展，服務全國的生態文明建設。

2. 消費政策。作為資源、能源都極度短缺的特大型城市，北京應多出臺倡導低碳消費和綠色消費的優惠政策，把綠色消費作為推動全市消費可持續性增長的重要支撐。一是要鼓勵出臺配合綠色產業發展的消費政策。對新能源汽車、太陽能熱水器、污水循環凈化設備、節能省地型住宅及其他可再生利用產品出臺稅收優惠和銷售補貼的鼓勵措施。推行強制性產品責任制度和綠色產業的標識管理，明確從產品的開發設計、生產、加工、處理或銷售、售后服務，直至產品回收或廢棄物處理等環節的相關責任和義務。此外，消費政策要與其它產業政策相結合。二是強調綠色消費對私人的利益。要積極強調綠色消費的私人利益，而不是一味宣傳綠色消費的社會環境效益。強調綠色消費對私人的利益能夠較好的解決環保領域的搭便車問題。三是樹立綠色消費的社會威望。突出政府綠色采購的導向性，重點選擇自主創新產品、環保節能產品、綠色產品，適度提高政府公共支出性消費占全社會消費的比重；通過號召名人購買和使用綠色產品，使用綠色產品成為身份和自身優勢的獨特象征。

3. 出口政策。要把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相結合推動綠色貿易發展。首先，實行有差別化的出口退稅政策措施。鼓勵綠色企業出口綠色產品，構建以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綠色貿易結構，提升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增強出口貿易的核心競爭力。其次，要積極建設進口商品集散地的綠色物流基地，減少運輸過程中汽車尾氣、揚塵對大氣的污染，噪音、震動對人體的危害，儲存過程中物流事故造成有毒物質的滲漏等。物流行業應運用循環經濟的理念建立全新的從生產到廢棄全過程的效率化與物流循環化的綠色物流系統。

（二）實現資源價格的合理市場化

價格是影響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形狀和位置的最基本因素。北京應以資源價格改革為契機，通過資源合理定價，實現全民節能、節水意識的提高，進而帶動相關產業如科技節水、科技節能業的發展。應加快北京市政公用事業價格形成機制改革，通過價格手段調控人口規模。盡快實行水、電階梯價格，對低收入人口進行補貼。提高公共交通運營價格，適度逐步提高地鐵和公共交通的票價，并研究對低收入人口和戶籍人口的補貼政策。

（三）重視科技創新的促進作用

1. 讓企業成為綠色產品、綠色技術創造的主體。北京企業應關注產品的環保水平，考慮公共利益及其對環境的影響；切實將環境保護、自我環境管理自愿納入企業的決策要素之中，將新產品開發、設計、包裝、使用服務等環節都納入保護人類健康、生態安全的軌道；不僅要謀求經濟效益的最優化，而且要謀求經濟利益與環境利益的最佳結合，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協同企業自身可持續發展目標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一致化。

2. 大力培育綠色技術創新市場。首先，要積極培育綠色新興消費市場，形成綠色技術創新市場的需求方。實現綠色新興消費市場培育要建立完善信息供給機制。其次，要用政府綠色采購撬動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政府作為市場上最大的消費者，在推動全社會的可持續生產和可持續消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和導向作用。政府采購清單的制定必須使供應商更加清晰政府對綠色產品的現實需求以及未來的發展計劃和社會變化趨勢，以便供應商長期規劃企業發展，加大對綠色產品的生產投入，形成有規模的綠色產品供應商群體。

3. 建立北京綠色產業領域的技術路線圖。一是要建立綠色產業領域科技發展路線圖研究的組織體系，通過組織研究隊伍、明確節點目標、提出任務要求、提供研究方法、組織集中研討、進行獨立評議、參與研究工作等方式，保證路線圖研究制定工作的順利開展；二是要明確綠色產業科技發展路線圖的基本要求，集中從北京市層面考慮，分近期（2020年前后）、中期（2030年前后）、長期（2050年前后）三個階段，描繪相關領域對綠色產業科技的需求、目標、任務、途徑、預算等問題，重點刻畫核心關鍵科學技術，總體上體現方向性、戰略性和可操作性；三是建立綠色產業科技發展路線圖評議機制和持續研究機制。

[參考文獻]

[1] 王志華，溫宗國，閆芳.北京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設的驗證[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7（2）：45-45.

[2] 宋馬林，王舒鴻.環境庫茲涅茨區縣的中國拐點：基于分省數據的實證分析[J].管理世界2011（10）：168-169.

篇2

關鍵詞：農業補貼政策；生態環境保護；比較

為確保農業可持續發展，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和社會福利水平，客觀上要求對農業補貼政策進行調整，突出其環境保護功能，引導人們在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自覺地保護環境，在為社會提供優質農產品的同時也為社會提供優美的生態環境。

一、歐盟農業生態補貼政策

WTO規則把農業補貼政策劃分為三種類型：綠色補貼政策、藍色補貼政策和黃色補貼政策。綠色補貼政策是指農業補貼對農產品貿易價格不產生扭曲作用，包括對農業科技、農業基礎設施和農業生態環境的補貼。藍色補貼政策是指對農業生產經營者給予的不與其生產經營相掛鉤的直接補貼，這種補貼對農產品貿易價格產生的扭曲作用不大。黃色補貼政策是指農業補貼對農產品貿易價格產生較大的扭曲作用，它包括價格支持和農產品出口補貼。由于綠色補貼政策對農產品貿易價格不產生扭曲作用可享受豁免權，藍色補貼和黃色補貼政策對農產品貿易價格產生扭曲作用需逐步削減甚至取消。歐盟原農產品價格支持補貼政策屬黃色補貼，需要削減和禁止，為了既適應WTO規則的要求又不削弱對農業的支持，歐盟對原農產品價格支持補貼政策進行制度創新，拋棄過去價格支持體系，而把環境保護作為農業補貼政策的核心內容，從而實現了從價格補貼轉向環保補貼。2003年6月，歐盟確定農業補貼與環境保護完全相掛鉤，形成了以環境保護為核心的農業補貼政策體系，農業補貼的環境保護功能改造最終完成。歐盟的農業生態補貼政策包括：

(一)制訂農業生態環境標準指標體系

2003年，歐盟出臺了農業生態環境的最低標準指標體系，并以此作為指導歐盟成員國進行農業生態環境補貼的綱領性文件。歐盟各成員國依據農業生態環境的最低標準指標體系并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制訂出符合本國國情的農業生態環境的最低標準指標體系。

(二)構建確保農業生態環境標準指標體系實施的激勵機制

首先，設置獎勵機制。補貼標準是以農民為農業生態建設的投入額度為參照系，農民為農業生態建設投入越多，其獲得的補貼也就越多。其次，設立懲罰措施。農業生產經營者申請農業生態補貼項目時必須承諾預期成果和保證措施，若不能達到最低標準要求則不能獲得全額的農業補貼甚至不能獲得農業補貼。最后，設置評估監督機制。成員國每年對本國農業生態建設進行績效評價并向歐盟監測委員會提交評估報告，歐盟監測委員會綜合各成員國的評估報告形成歐盟農業生態建設績效評估報告，通過農業生態建設績效評估報告對歐盟農業生態建設進行動態監測和管理。

歐盟農業生態補貼政策的實施取得了一定成效：第一，培育了農民的環保意識和農產品質量意識。由于農民獲得農業生態補貼的量與其對環境保護投入呈正相關，在利益驅動下農民自覺地把環保理念牢記在心，并貫穿于農業生產中，力圖做到環保生產和清潔經營，力爭減少環境污染，提高農產品質量。第二，保護了生態環境和提高農產品質量。在環保生產和清潔經營理念的指導下，農民減少化肥、農藥和除草劑的使用量，轉而更多地使用有機肥料、生物農藥和機械除草，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化肥、農藥和除草劑對環境污染和在農產品的殘留；在畜牧養殖業上，養殖戶只有對禽畜糞便進行無害化處理，并達到規定標準后才能獲得足額補貼，從而消除禽畜糞便對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第三，增強了農業發展潛力。農民進行環保生產和清潔經營使過去遭受破壞的生態系統逐步恢復起來，增加生態系統對氣候的調節能力，食物鏈得到延伸，食物網密集化，生態系統自我調節能力提高，農業發展的外部環境得到優化。另外，以有機肥料替代無機化肥、用生物農藥和機械除草替代化學農藥和化學除草，增加土壤的有機質成分，土地肥力增加，農業生產能力提高。

二、我國農業生態補貼政策剖析

(一)我國農業生態補貼政策演變

1998年以前，農產品供給不足是當時我國農業生產的主要矛盾，增加農產品供給是農業補貼的主要目標，農業補貼主要是刺激農產品生產，而農業補貼政策的環境保護功能卻長期被忽視。隨著人們越來越重視環境保護，農業補貼政策的環境保護功能初步顯現。一方面，受東南亞金融風暴的影響，1998年我國經濟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增長放緩，農產品供給大于需求，出現農產品賣難現象，這使農業補貼政策增產功能的迫切程度有所下降，為農業補貼政策增加環境保護提供可能性；另一方面，1998年我國發生特大洪澇災害，給國民經濟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這充分暴露出我國生態環境惡化的嚴重程度，它顯示出我國農業補貼政策增加環境保護功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隨后，政府出臺政策加大對大江大河的治理投入力度，并啟動了退耕還林、退耕還湖和退耕還草工程，農業補貼政策的生態功能開始顯現。農業補貼政策環境保護功能逐步突出。首先，在植樹造林項目補貼上，中央補貼資金主要放在東北、華北和西北植樹造林、沿海防護林、長江中上游、平原綠化四大防護林體系建設；地方補貼資金主要依據當地實際情況引導本地農民植樹造林。其次，在水土保持補貼方面，針對黃河中游地區的無定河、三川河、皇甫川、甘肅省定西縣、永定河上游、柳河上游、葛洲壩庫區、江西興國等地區的水土流失嚴重情況，中央補貼加大對上述地區的補貼力度，力圖扭轉這些地區水土流失惡化局面。另外，對坡度較大的耕地實行退耕還林還草。

(二)我國農業生態補貼政策存在的不足

第一，農資補貼與農業補貼政策環境保護功能相背離。一方面，國家對化肥、農藥、除草劑等重要農資實行價格(低價)管制，降低農民使用化肥、農藥、除草劑等重要農資的使用成本，增加農民購買欲望，然后再對生產農資的廠商進行稅收減免和財政補貼，減少廠商生產成本，增加其收益，從而提高廠商供給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對種田農民給予農資補貼，提高農民購買化肥、農藥、除草劑等重要農資的能力。這大大提高農民對化肥、農藥、除草劑等重要農資的可獲得性，為農民在耕作過程中過度使用化肥、農藥、除草劑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給農業生產造成生態破壞埋下禍根。第二，開荒補貼對環境造成破壞。人多地少、人均耕地資源嚴重不足是我國的基本國情，轟轟烈烈地大搞群眾性造田運動，為鼓勵開荒種田，政府對農民開荒田免收三年農業稅，這在征收農業稅時代相當于給予農民開荒補貼，不適當的過度開荒，造成生態系統破壞，水土流失嚴重，給我國經濟社會造成嚴重損失。我國水土流失不僅廣泛發生在農村地區，而且也發生在城鎮和工礦區，幾乎每個流域、每個省份都有。我國年均土壤侵蝕總量45.2億噸，主要江河的多年平均土壤侵蝕模數為每年3 400多噸/平方公里，部分區域侵蝕模數甚至超過每年3萬噸/平方公里，侵蝕強度遠高于土壤容許流失量。專家按2000年的數據分析認為，水土流失給國家帶來的經濟損失至少在2000億元以上，相當于當年全國GDP的2.25％。

三、優化我國農業生態補貼政策的建議

(一)加快中國農業生態補貼政策的法制化進程

建立健全農業生態補貼政策法律法規體系，加快中國農業生態補貼政策法制化進程，為農業生態補貼政策的制訂執行實施提供法律依據，為農業生態補貼政策目標實現提供強有力法律保障機制，確保農業生態補貼政策的持續性。

(二)制訂農業生態補貼政策的評價指標體系

依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制訂出與我國國情相吻合的農業環境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和農業生態環境質量最低標準指標體系，使農業生態補貼政策有據可依，并做到標準化和精確化，提高農業生態補貼政策的可操作性和科學性。

(三)優化我國農業補貼結構，加強環境保護功能

首先，借助目前石油價格大幅度下降，化肥、農藥和除草劑等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成本下降的大好時機，停止對化肥、農藥和除草劑等農業生產資料生產廠商補貼并提高稅率，增加化肥、農藥和除草劑生產成本，提高其價格，提高農民使用化肥、農藥和除草劑的成本。其次，取消對農民購買化肥、農藥和除草劑的農資補貼，增加農民購買化肥、農藥和除草劑的貨幣幻覺成本。最后，對少用化肥、農藥和除草劑而多用農家肥料、生物農藥和機械(或人工)除草的環保生產進行獎勵。

(四)優化農業生態補貼政策的配套措施

首先，繼續實施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減輕人口對農業生態環境的壓力，為農業生態補貼政策提供寬松的人口環境。其次，繼續深化改革推動經濟又快又好發展，為農業生態補貼政策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再次，切實轉變發展方式，由粗放式發展向集約式發展，加強節能降耗和減少排污，節約用地，保住18億畝耕地紅線，為農業生態補貼政策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篇3

[關鍵詞]生態經濟；財稅政策；可持續發展；東北地區

一、東北地區可持續發展的現實性和緊迫性

東北地區是我國起步較早、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的重工業基地，也是我國重要的商品糧基地，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隨著東北地區經濟和人口的快速增長，資源不足、生態環境惡化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已嚴重制約該地區經濟與社會的持續發展。主要表現在：

1．資源面臨全面枯竭。隨著自然資源的采掘資源儲量逐漸減少，東北地區的區位優勢下降，資源開采工業的生產成本總體呈不斷上升趨勢。從整體上看，東北地區資源型產業發展的鼎盛期已經過去，礦產資源產業的整體萎縮已經相當明顯。遼寧省的資源產業枯竭和衰退主要體現在煤炭、有色金屬礦產上。目前，全省7個礦區除鐵法區外，都是萎縮礦區，煤炭產量逐年下降。黑龍江省、吉林省也同樣面臨著資源產業萎縮的問題。

2．資源利用率低。東北地區雖然資源較為豐富，但以初級產品生產為主，加工利用程度低；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并沒有從根本上轉變，許多企業的經濟增長仍然是依賴資源的高投入來實現；在工業結構中，高能耗產業比重大，低能耗的第三產業明顯落后；工業技術和裝備落后，個別國有企業還在使用20世紀40年代的耗能設備。2005年，東北三省萬元生產總值消耗能源1．65噸標準煤，比全國平均水平高35.2％。在資源利用效率方面存在“資源產出率低、資源利用效率低、資源綜合利用水平低、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率低”等問題。

3．環境污染嚴重。東北歷來是重工業基地，重化工業所占比重大，資源和能源消耗較高，環境污染較為嚴重。2005年，東北地區廢水排放總量為43.41億噸，其中經處理達標的工業廢水僅為1／3，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為15908.78萬噸，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極低。

4．農村生態環境退化。由于環境意識淡薄，對環境資源只知索取不知保護，造成東北農村生態環境惡化。近年來，城市的擴建，使許多工廠、企業遷到郊區或農村，進一步加劇了農村的環境污染。土地占用、土壤退化、環境污染等問題直接導致耕地銳減，農民收入減少。

二、建設生態經濟是振興東北的現實選擇

生態經濟是以生態學原理為基礎，經濟學原理為主導，以人類經濟活動為中心，運用系統工程方法，從整體上去研究生態系統和生產力系統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揭示自然和社會之間的本質聯系和規律，改變生產和消費方式，高效、合理利用一切可用資源，實現經濟社會與生態發展全面協調的一種經濟模式。

1．建設生態經濟是實現東北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長期以來，東北地區建立起了以資源為依托的產業格局和生產力布局，但由于對自然資源的超強度開發和低水平利用，使東北地區面臨著資源危機、生態環境逐漸惡化及企業危困的嚴峻局面。建設生態經濟就是要轉變傳統發展觀念，以生態學、生態經濟學和系統工程學理論為指導，實現經濟、社會、生態三個效益的協調發展。與傳統經濟相比，生態經濟不同之處在于：傳統經濟是一種由資源一產品一污染排放單向流動的線性經濟，其特征是高開采、低利用、高排放。而生態經濟倡導的是一種與環境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它要求把經濟活動組織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其特征是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在社會經濟、科學技術和自然生態的大系統內，在資源投入、企業生產、產品消費及其廢棄的過程中，不斷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把傳統的、依賴資源凈消耗線性增加的發展，轉變為依靠生態型資源循環來發展，從而維系和修復生態系統，使經濟系統和諧地納入到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之中，在經濟社會活動中實現資源的減量化、產品的重復使用和再循環使用，符合可持續發展理論。

2．建設生態經濟是推進東北地區新型工業化進程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經濟發展要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新型工業化要求用新的思路去調整舊的產業結構，用新的體制激勵企業和社會追求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生態經濟模式正是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最佳形式。它依靠科學技術手段，通過制度創新，對社會生產和再生產活動中的資源能源實施“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調控，減少對資源的依賴和環境的破壞，提高社會經濟活動的生態效率，達到資源能源低消耗、經濟高產出、污染低排放，注重在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進行體內循環。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的統一。生態經濟作為一種新的技術范式，一種新的生產力發展方式，為新型工業化開辟出了新的道路。

三、推進東北地區生態經濟建設的財稅政策建議

1．調整現行稅制，完善生態環境稅收體系。建設生態經濟，有效開發自然資源，提高資源利用率，應杜絕破壞性開采、過度浪費資源行為。政府必須及時調整稅收政策，以規范市場主體經濟行為。首先，應盡快完善資源稅。一是擴大征收范圍。在現行資源稅的基礎上，將土地、海洋、森林、草原、灘涂和淡水等自然資源列入征收范圍，限制對資源的過度開采，減少對生態的破壞，并為恢復生態平衡提供資金；同時，將現行其他各類資源性收費并人資源稅，設置不同稅目，統一征收管理。二是調整計稅依據及稅率。將現行的以銷售量和自用數量為計稅依據調整為以產量為計稅依據，采取累進制方式，將資源產量劃分檔次，不同檔次使用不同的稅率，稅率級次應跳躍式增加，特別是對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資源應課以重稅，以限制掠奪性開采與開發。其次，應著力調整消費稅。一是擴大消費稅的征收范圍。對資源消耗量大的消費品和消費行為，如一次性木筷、高檔建筑裝飾材料、高爾夫球具等，應列入消費稅的征收范圍；對煤炭、電池、一次性塑料包裝物及會對臭氧層造成破壞的氟利昂產品也應列入消費稅的征收范圍。二是提高消費稅的稅率。對導致環境污染嚴重的消費品和消費行為，如大排量的小汽車、越野車、摩托車、摩托艇應征收較高的消費稅。三是開征燃油稅。取消消費稅中對汽油、柴油的課征，對汽油、柴油、重油等在其銷售環節從價開征燃油稅，適當提高含鉛汽油和低標號汽油的稅收負擔，以抑制含鉛汽油的消費。再次，應適時開征環境保護稅。將現行的排污、水污染、大氣污染、工業廢棄物、城市生活廢棄物等收費制度改為征收環境保護稅，凡在中國境內從事有害環境應稅產品的生產和存在應稅排污行為的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均為環境保護稅的納稅人；環境保護稅的稅目可以包括大氣污染稅、水污染稅、垃圾污染稅等；根據

污染物的特點實行差別稅率，對環境危害程度大的污染物及其有害成分的稅率應高于對環境危害程度小的污染物及其成分的稅率。通過強化納稅人的環保行為，引導企業與個人放棄或收斂破壞環境的生產活動和消費行為；同時籌集環保資金，用于環境與資源的保護，對國家的循環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支持。

2．推進環境有償使用制度，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導致了企業造成的環境污染成本“社會化”或“外部化”，環境的真實成本被湮沒，環境的價值得不到體現；企業缺乏珍惜環境的內在壓力和動力，不會像珍惜其他生產要素一樣去珍惜環境。因此，應大力推進環境有償使用制度，革除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帶來的積弊。首先，全面實施排污許可證制度。向環境排污，“侵占”或“消費”的是有限的環境容量，排污權可以被視為環境使用權或占有權的一種具體形式。所有污染企業必須進行排污申報登記，領取排污許可證，并嚴格按照核定的排放總量和許可證規定的排放條件排放污染物。排污許可證對各個污染源的排放行為(如排放的濃度、速率、數量、時段、煙囪高度等)做出具體規定，進一步將排污權具體化、商品化。從而變得可定價、可交易。其次，建立排污權有償取得和交易制度。在”總量控制”的前提下，積極推進環境有償使用制度改革，政府通過招標、拍賣等形式，將排污權賣給企業，使企業生產成本完整地反映環境成本，迫使企業從自身利益出發，積極主動地關心環保，增強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使用這種市場化手段可以極大地調動排污企業的積極性，使其可以選擇更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方式主動減排，同時可使減排的社會總體費用大規模下降。排污權交易是引入市場機制優化環境資源配置，提高環境使用效率的有效措施。企業有償取得排污權后，必然產生珍惜環境、減少排污權使用即減少排污的內在動力和壓力，從而促使企業自覺采用生態經濟的生產方式或通過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減少污染物排放。

3．設立專項基金，加大財政投入力度。中央財政應設立生態經濟發展基金，組成專家委員會，對生態經濟有關項目、企業、技術進行評估、審核，采取由專項資金直接撥款，或通過財政貼息、低息或無息貸款的形式，對具有一定預期效益的行業、項目、企業、技術予以資助，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擴大低能耗產業在工業中所占的比重，支持再生資源和新能源開發，提高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轉化率。生態經濟產業是一種挑戰性的產業，該產業投資大、建設周期相對較長，而東北地區國有企業效益較差，資產負債率高，歷史包袱沉重，因此，國家應設立專項基金，給予生態經濟產業資金支持，以促進該產業快速健康地發展。同時，改變政府預算內投資范圍太寬、包攬太多的格局，對促進東北地區生態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的產業予以投資傾斜。政府應增加投入，促進有利于東北地區發展的環境保護與基礎設施建設，綜合治理西部鹽堿地和遼河流域、松花江流域及沿海地區污染，擴大和深化“三北”防護林體系，興建大型水利工程，建設風力發電基地，建設東北地區公路水路通道，建立東北亞國際航運中心等。由于上述承建企業經濟負擔較重，政府通過投資性的支出，既可以為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也可以調動企業建設生態經濟的積極性。此外，增加政府專項補助支出，幫助單一資源型地區和城市解決資源枯竭問題、接續產業的發展問題，下崗職工生活、再就業問題，提高對采煤沉陷區資金補助比例，增加發展替代產業的補助和人員培訓投入，給予資源枯竭地區和城市下崗職工安置資金補助，保證對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的補助和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補助支出。

4．擴大稅收優惠政策，實施稅收激勵機制。為推進生態經濟的建設，應使循環利用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有利可圖，使企業和個人對生態環境保護的外部效益內部化。因此，對發展生態經濟的企業、項目，應給予各種稅收優惠：一是調整有利于促進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的稅收政策。對再生資源回收利用技術研發費用全部給予稅前扣除；對生產再生資源回收利用設備的企業減免增值稅、所得稅；對購置再生資源回收利用設備的企業允許新購進機器設備所含增值稅稅金全部抵扣，并在一定額度內實行投資抵免企業當年新增所得稅稅收優惠；對再生資源回收利用企業實行加速折舊法計提折舊、縮短無形資產攤銷期限、減免企業所得稅；對使用廢棄再生資源產品的企業予以免征相關稅收。二是調整高耗能產品進出口稅收政策。在進口稅方面，降低低耗能產品進口關稅，對相關進口企業給予所得稅減免等稅收優惠，對導致高能耗的儀器、設備、技術的進口提高進口關稅與進口環節增值稅。三是制定鼓勵低油耗、小排量車輛的稅收政策。在產品開發設計階段，對研發企業實行稅收減免或補貼，對節能生產設備實行加速折舊政策；對產品生產企業降低所得稅稅率；對流通企業實施增值稅減免；對消費者免收此類商品消費稅，降低此類商品燃料稅稅率；對專門回收此類商品的企業減免所得稅。

篇4

關鍵詞：產業集群；生態；競爭策略；制約因素

中圖分類號：F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1）05-0079-03

0 引言

重慶是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一方面其鄉村地域廣闊，獨特的條件、文化內涵和人文環境，使其孕育出了豐富多樣的鄉村旅游資源；另一方面，重慶的鄉村旅游的發展還存在著許多的問題與不足，空間上還需要提升和引導。根據重慶的獨特背景和全國各地旅游產業集聚現象的大量成功，重慶也可以嘗試走產業集聚道路，大力發展并規劃鄉村旅游，提升區域旅游經濟的競爭力。

重慶有意識的鄉村旅游自2000年才開始自主發展，現已具有一定的規模。重慶有渝中、沙坪壩、九龍坡、渝北等九個主城區，長壽、永川、合川等19個區和潼南、墊江、大足等21個縣都有各自特色的鄉村旅游，這些各具特色的鄉村旅游通過集聚、合作、資源和信息共享形成了重慶鄉村旅游產業集群。

1 重慶鄉村旅游產業發展概況

重慶市如今是西南地區重要的鄉村旅游目的地，鄉村旅游資源的品位檔次較佳，多數景區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截止2009年底,重慶市的鄉村旅游產業發展模式大致有五種：①農家樂及鄉村飯店模式。這是重慶鄉村旅游發展模式中最常見的一種模式.目前，全市的“農家樂”數量已多達3650余個,主要分布在“1小時經濟圈”區域；②生態及高科技農業園。這是重慶鄉村旅游發展模式的一個重要形式,典型資源有重慶市現代農業園區等；③鄉村自然森林及生態景觀模式；④鄉村古鎮及民俗模式，人文民俗活動.主要分布在各級歷史文化古鎮和民族風情村；⑤景區帶動型模式，主要是指以重點旅游景區為核心，把景區的部分服務功能剝離出來，吸納周邊鄉村的農民參與旅游接待和服務，從而帶動農民脫貧致富，形成旅游景區和社區經濟的互動發展。如表1所示：

表1 重慶市的鄉村旅游產業發展模式

2 重慶鄉村旅游產業集群競爭力的模糊綜合評價

2.1 構建重慶鄉村旅游產業集群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

結合重慶鄉村旅游產業集群所具有的特點，我們選擇從效益競爭力、規模競爭力、區域合作競爭力、區域品牌形象競爭力、集聚經濟競爭力、區域環境競爭力、集群創新競爭力、區域資源競爭力和區域營銷競爭力等九個方面來構建重慶鄉村旅游產業集群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其中前兩項為重慶鄉村旅游產業集群可直接衡量的競爭力因素，是集群在市場競爭中所體現出來的現階段的生存發展能力、滿足市場需求和爭奪市場的實力，選用可以量化的數據對其進行衡量。后七項為產業內在的、不可直接衡量的競爭力因素，它們代表了產業集群未來發展應該面對的方向和發展潛力，具有很強的影響力，決定著產業集群未來的成長與發展，通過定性分析對其進行綜合評價。

2.2 指標權重的確定（層次分析法）

2.2.1 構建遞階層次結構分析模型

根據已經建立的鄉村產業集群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和層次分析法的基本步驟，本研究設計了相應的調查問卷，選取了重慶大學、重慶工商大學、重慶理工大學、重慶市經委和部分鄉村旅游管理人員進行了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40份。

2.2.2 構造兩兩比較的判斷矩陣

依據層次分析原理和程序，聘請有關專家，自上而下地對各層指標進行兩兩重要性比較，構造判斷矩陣。該文章采用9標度法對重要性進行量化。（見附錄1）

2.2.3 指標權重的計算

利用公式和調查問卷（見附錄1）選取的重慶理工大學、重慶大學、重慶工商大學、重慶市經委和部分鄉村旅游從業人員進行了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40份，收回有效問卷20份。利用問卷得到重慶鄉村旅游產業集群競爭力指標體系的權重及一致性檢驗結果如表2-4所示。

表2 一級指標權重和一致性檢驗結果

表3 二級指標權重和一致性檢驗結果1

表4 二級指標權重和一致性檢驗結果2

由計算可知重慶鄉村旅游產業集群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各指標的權重，如表5所示。

表5 重慶鄉村旅游產業集群競爭力評價指標權重

通過上表層次分析法得出的權重表可知，在區域合作競爭（0.057）和區域營銷競爭方面（0.060）的權數較小，即為這兩個因素對產業的總體的影響因素較小，即：重慶鄉村旅游產業集群在長期以來還是比較重視合作，在營銷手段方面，也在不斷的創新和跟進，這兩個指標上能表現出比較強的競爭力。但是，在集聚經濟競爭和效益競爭這兩個方面競爭力較弱。這說明重慶鄉村旅游產業集群長期以來是把精力放在了營銷和聯合、合作方面，而在通過集聚形成集聚經濟，并獲得高利潤方面的關注度不強。從指標權重的大小上來看可以認為重慶鄉村旅游產業集群提升的關鍵性因素是集聚經濟競爭和效益競爭，它們是制約重慶鄉村旅游產業發展的根本所在。

3 制約重慶鄉村旅游產業集群競爭力提升的生態因素分析

產業集群在一定的范圍內就好比一個生物群落，生物群落互利共生，分工協作，互相作用；在競爭中相互合作，獲得自己所需，達到共贏。同理，企業也能通過共生、分工協作提高集群企業的生產效率，獲得經濟規模。以上述實證結果和生物群落的生態特征（共生性、差異性和競合性［3］）為依據，找出制約重慶產業集群發展的生態因素。

3.1 集群內企業生態位重疊嚴重，差異性小，導致惡性競爭循環

在重慶鄉村旅游產業集群內已實現企業共生，但主要是以競爭和偏害為主的共生。重慶鄉村旅游產業集群內部，企業生態位重疊嚴重，造成了企業對同質資源的激烈競爭，降低了集群的共生質量。首先，內部的發展模式較少且現在還主要是處于以農家樂為主，企業的性質雷同現象嚴重，企業的產品項目類型單一且原生態的東西太少，由于同質同構的產品多、相同的目標市場和激烈的市場競爭進一步助長了企業的短期行為，導致惡性循環。其次，在服務項目上，各個地方幾乎統一，缺乏差異，幾乎沒有創新可言，有的甚至脫離了鄉村旅游的本質。

3.2 產業集群“種群”不完善

重慶鄉村旅游產業集群內部的“種群”種類不完整。首先，產業網絡中的產品開發、技術測試、知識產權保護等相關的機構數量非常少且能力低，嚴重制約了企業的效益競爭能力。由于缺乏產權保護機構，所以產品之間很容易相互模仿，滋長了“搭便車”行為，導致集聚經濟競爭弱。其次，集群網絡結構不夠合理，現階段還主要是以農家樂服務模式為主，規模偏小，開發能力弱，且無法很好的通過簡單的集聚來滿足產業集群的發展需要。

3.3 產業集群發展模式與生命周期不匹配

首先，在集群增長方式上不能滿足生長期產業集群發展目標的要求，成長期期間雖然可供開發的資源和市場還是比較廣闊，但是由于缺乏一個健全的鄉村旅游管理機以及我國相應的旅游法規不健全，重慶市鄉村旅游的發展處于盲目、無序、混亂狀態，一味的采取盲目型的粗放式增長方式，根本沒有從長遠角度（比如品牌形象等）去思考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鄉村旅游的發展。其次，集群與環境的協同進化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產品的同質化，政府調控力度小，胡亂開發現象嚴重，在鄉村旅游的開發中，注重本土味、原生態的開發越來越少。

4 重慶鄉村旅游產業集群生態的選擇策略

4.1 生態位分離策略

生態位分離策略是指集群企業基于緩解由于企業生態位重疊度高而帶來的激烈競爭而采取的各種降低本企業與競爭對手生態位重疊度的手段和措施。對于重慶鄉村旅游產業集群的企業、產品同質化，服務項目、活動內容單一等問題，集群內企業應該根據自身的資源組合和對資源的利用效率，選擇區別于競爭對手的發展重點進行開發和經營，抓住鄉村旅游的本質，開發特色、經營特色，比如一些基礎設施的建設（房屋外觀造型、家具設施色調搭配）應突出和反映當地文化背景和內涵。硬件設施建設不應一味的追求“高貴”（高價格）而應該實用。在特定節氣舉行一些帶有參與性、體驗性的獨特地方風俗習慣活動

4.2 生態位的控制與優化

企業的生態位是企業在生存競爭過程中自然選擇的結果，并在競爭過程中不斷的發展和變化［8］。生態位的控制與優化是指企業在競爭中通過有意識的自我調整影響其生態位的方向變化，從而獲得競爭優勢，降低競爭壓力。在類似于生物群落的集群群落中，集群內企業應該協作的建立起產品開發、檢測中心，使之成為高壁壘進入的技術，從而能夠在一定的范圍內防止那些“搭便車”現象，也能提高自己的核心競爭力，贏得市場。例如，開發出多種不同的鄉村旅游發展模式，不斷創新，使得產品異質化。

4.3 有所偏重的調整集群的發展模式

政府應該在重慶鄉村旅游集群粗放型增長的同時，給予一定的規劃和引導，健全管理體制和法制法規，實施規范化管理，使得鄉村旅游的發展不再盲目和混亂。成立鄉村旅游協會，監督、鼓勵并支持集群內部的各個企業積極的創新，處理鄉村旅游開發中的有關問題,按照實際情況設定經營標準和質量要求，控制農家樂規模，取締和罰處服務質量不合格或未掛牌的黑市經營戶，避免市場上的低價惡性競爭，在保證鄉村旅游的質量的同時又保證能控制數量和規模,抓住鄉村旅游的資源特色、優勢，擺脫現經營中的小農意識，加強聯合和整體宣傳力度，擴大其美譽度和知名度。

參考文獻

［1］吳紅霞.鄉村旅游發展模式及對策研究［J］.歲月聯盟，2010-06.

［2］王愛忠,婁興彬.重慶鄉村旅游資源類型特征及空間結構研究［J］.重慶文理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0，（6）.

［3］李輝.產業集群的生態特征及其競爭策略研究［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7,（1）:57-62.

［4］徐蓓.產業集群的生態屬性及其生態化模式發展的探討［J］.湖南冶金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7,（12）:56-58,68.

［5］陸小成,羅新星.基于資源整合的產業集群生態位協同演化模型及其K-R策略研究［J］.安徽農業科學,2007,35（30）:9792-9794.

［6］梁嘉驊等.企業生態與企業發展.企業競爭對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7］李東亮,吳紹琪.基于生態管理理論的企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8,（7）:458-460,489.

［8］武玉英,田萌.基于生態位理論的企業戰略聯盟形成研究［J］.企業管理.2008,（6）:174-176.

［9］陳娟娟.重慶市鄉村旅游發展對策研究［J］.黑龍江科技信息.

篇5

關鍵詞：新常態；貨幣政策；傳導效率

中圖分類號：F82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31-000-01

基層人民銀行處在貨幣政策傳導體系的前沿位置，面臨經濟發展新常態和金融深化改革的形勢，如何把握貨幣政策的傳導力度，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在總量平衡、結構調節中的作用，提升基層貨幣政策傳導效率，實現地方經濟金融的協調發展是當前值得探索和研究的課題。

一、制約基層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的因素分析

（一）基層貨幣政策傳導的時滯較長

目前，Υ笮蛻桃狄行的管理實行統一法人制度，準備金由總行統一繳存，并且商業銀行采取集權式的信貸管理體制，貸款審批根據項目額度分層授權，基層行特別是縣級商業銀行授信權限較小，貨幣政策的作用受多個環節的影響而削弱。另外，由于經濟條件或認識因素限制，基層市場主體反應還不靈敏，對宏觀調控政策動向關注不夠，各方主體不能及時根據央行的貨幣政策信號調整投資計劃，使得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被削弱。

（二）基層可運用的貨幣政策調控手段乏力

目前，基層人民銀行運用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窗口指導、再貸款、再貼現等，而“窗口指導”一般是方向性的指引，并不是強制性的措施，對金融機構缺乏“威懾力”，至于再貸款和再貼現，也由于基層的需求不足等因素，宏觀調控作用相對較弱，一定程度上使得貨幣政策在基層傳導效能不高。

（三）企業資金需求與信貸資金管理要求不匹配

一是企業資金需求具有季節性和及時性的特點，而商業銀行對貸款手續要求實行審貸委員會層層審批，與企業對資金方便、快捷的需求不相匹配。二是金融本身就是高風險行業，貸款風險客觀上就存在，而金融機構對發放貸款實行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基層信貸部門開展貸款營銷的積極性。三是基層部分小微企業財務管理還不規范，財務體系不健全，難以符合銀行發放貸款的管理要求。

二、貨幣政策傳導中需關注的問題

（一）完善宏觀調控協調配合機制

目前，金融、財政、發改、稅收、建設等部門職責不同，在宏觀調控中各部門的意志和步調很難統一，基層人民銀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決策時可能會受到來自其他方面的干擾，或將影響宏觀調控效果。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宏觀調控協調配合機制，既做好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相互搭配，還要做好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收入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配合。

（二）準確把握宏觀調控力度

由于地區之間經濟結構、金融結構、市場發育程度、政府行為模式等各不相同，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認知角度、承受能力和執行效果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此，基層行應正確認識和處理金融宏觀調控政策措施的統一性和差異性的關系，準確分析判斷經濟形勢和各行業景氣的狀況，適時適度，區別對待，把握好調控力度，為經濟健康發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三）健全金融宏觀調控的市場基礎

貨幣政策的迅速傳導必須要有反應靈敏的市場主體，這樣才能做到上下貫通，各項宏觀調控目標才能順利實現。因此，應加快完善金融市場體系，不斷推進投融資體制、財稅體制改革，推動貨幣市場、債券市場、票據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推進企業改革，使其真正成為市場主體，為基層人民銀行傳導貨幣政策營造有利的市場空間，推動提升貨幣政策在基層的傳導效力。

三、提升基層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的思考

（一）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提高貨幣政策實施效應

引導商業銀行適應目前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在加強風險約束的同時建立相應的信貸激勵機制，促使基層行積極為中小微企業提供有效的信貸支持和優質的金融服務。此外，地方政府應引導各方加大社會信用環境建設，在對逃債企業黑名單曝光的同時，采取行政和經濟懲罰等強有力措施打擊企業逃債行為，使之付出失信代價，努力營造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增強金融機構增加貸款投放的信心，為基層人民銀行在轄區內有效貫徹執行貨幣政策提供先決條件。

（二）健全貨幣政策協調機制，增強政策執行力度

建立由人民銀行、監管機構、政府職能部門、金融機構和新聞單位組成的金融工作協調督促機構，完善貨幣政策的交流、反饋、檢查、宣傳工作，為政府了解和響應貨幣政策、有關部門貫徹貨幣政策、媒體宣傳貨幣政策提供窗口或平臺，發揮各方主體在促進貨幣政策實施、服務地方經濟建設中的作用，引導全社會投資、消費預期，提高貨幣信貸政策傳導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三）加強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的調查，拓寬貨幣政策傳導的信息渠道

不斷完善人民銀行、地方經濟管理部門、監管機構、大型企業之間的溝通交流機制，從各方信息中分析提煉有價值的信息，使基層央行真正具備宏觀經濟管理工作應有的視野，提升貨幣政策傳導的質效。同時，人民銀行要不斷結合經濟新常態下，經濟金融發展的實際，跳出金融看金融，全方位的開展調查研究，及時把有關宏觀經濟政策的落實情況向上級行和地方黨政反映，以便決策參考。

（四）加強各方之間的溝通銜接，提升貨幣政策操作空間

基層人民銀行、財政、發改、工信、農牧、稅務要加強橫向間的聯系，根據轄區實際做好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之間的銜接，建立銀行與地方財政的風險分擔機制，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引導地方金融機構加大對地方主體產業、項目建設、 新興產業、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幫助企業努力拓寬融資渠道，優化企業資金結構，使項目建設與信貸資金更好地銜接起來，增強信貸政策與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的綜合效益。

參考文獻：

[1]董琦.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途徑區域化差異分析[J].稅務與經濟，2011（4）：26-32.

篇6

【關鍵詞】國際旅游島；房地產業；經濟危害

一、影響經濟方式轉變，造成產業結構畸形

第一，需求增長結構不均衡，增長內生性動力不足。2010年，從對海南省經濟的貢獻來看，其排名順序是：投資遙遙領先，其次是出口，最后是消費。2010年數據顯示：在投資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比上年增長32.8%，比全國平均增速快9個百分點，增速全國第一；特別是房地產直接開發投資，增長異常迅猛，成為拉動投資增長的主導力量，同比增長62.5%，占固定資產投資額的37.2%。在外貿上，海南省一直處于逆差，對區域經濟發展實質上不利，單從外貿出口上看，全年仍實現25.8%的增長。在消費上，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比上年增長19.5%。房地產投資快速增長對消費產生一定“擠出”效應，區域經濟轉型難度加大。第二，產業重心房地產化，旅游業發展將會受到壓制。在財政收入主要依靠房地產業、經濟增長主要靠房地產投資拉動的現狀下，海南省政府的經濟發展規劃和結構布局，有被房地產綁架的風險。以旅游業為龍頭、實現旅游業與其他產業最大融合是“國際旅游島”建設的產業發展路線，但是如果房地產業先行發展，長期壓倒旅游業的話，其他產業發展將會受到嚴重制約。

二、刺激地方政府權力膨脹，拉低社會資源配置效率

第一，地方政府奪取干預經濟的主導權。改革開放進程中，在經濟領域內，中央一直以來希望政府放開、市場搞活。特別是金融危機后，在貨幣和財政刺激下，各地掀起新一輪房地產，地方政府職能又快速膨脹起來。就海南省來講：地方政府在國民財富分配中比重過大，成為最大受益者，財政收入增長率四年內數倍于居民收入增長率（年增長率最低也有3倍，最高可達7.5倍），而島內居民利益保障相對不足；在國際旅游島的建設中，政府是游戲規則制定者，規劃所有基礎設施、重大項目和重點工程，同時又通過下屬實體直接或者間接參與，成為實體經濟的最大玩家。第二，在財政資金的擠壓下，拉低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海南省市場機制完善程度，資源配置效率相對不高。在政府動用行政力量以巨量財政資金為杠桿、撬動更大社會信貸資金進行“國際旅游島”建設時，民間投資在諸多領域被排斥在外；由于體制原因，政府相對于市場化主體，資金運用效率不高，內耗較大。在貨幣政策日漸收緊情況下，如果地方政府和下屬企業仍占用更多信貸資源，而為地方稅收和就業做出重大貢獻的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其融資就會變得更難，一旦資金鏈斷裂則極易走向經營失敗。

三、財富分配機制扭曲，影響社會公平正義

當前，由于我國在收入分配領域存在諸多問題，造成貧富分化日趨嚴重。住房是最大最基本的民生問題，地方政府如果依靠房地產業創造收入、發展經濟，勢必損害本地居民最基本的居住權利，造成“政府富、居民窮”的兩極現象。從人均收入上看，海南省在全國排名比較靠后，新一輪房地產熱潮更是推動了島內居民購房和居住成本上升；特別是在“國際旅游島”政策推出后，短期部分城市房價事實上翻倍（2010年官方統計數字，海口、三亞同比漲幅分別為35.5%、43.3%，分列全國70個大中城市第二、第一），而同期居民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4%，遠遠低于房價上漲幅度。地方政府為了經濟利益，助推房價上升，儼然已經成了一種嚴重扭曲的財富轉移機制，它使社會財富分配愈加不公，降低了社會和諧幸福指數。

四、放大資產泡沫，埋下經濟危機禍根

海南省政府以土地出讓收入或收益為擔保，通過搭建融資平臺，獲得銀行中長期開發性信貸資源，用于政府性投資，只要地價不降、市場繁榮，銀行認為信用風險無虞。房地產商利用銀行貸款獲取建設資金，是銀行優質客戶；在房地產市場繁榮時，銀行可以分享到高額利息收益。島內外居民是房地產的買家，只要房價看漲，投機購房者可賺取轉手差價，消費購房者可降低未來居住成本。銀行放貸需求與政府融資需求、房地產開發企業資金需求、居民個人住房按揭貸款需求彼此呼應，借款方和貸款方達成默契，經過若干次博弈，合力助推房地產價格。只要房價繼續上漲，整個鏈條看起來就是穩定的。但是，整個鏈條也異常脆弱，一旦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就會出現連鎖反映，進而給居民和地方政府帶來財務風險或者為金融系統帶來壞賬風險。

五、累積社會矛盾，提高地方政府社會管理成本

海南省房地產業過度膨脹，提前透支“國際旅游島”發展潛力，在短期內會引發諸多矛盾，提高地方政府社會管理成本。第一，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強勢國企為解決內部職工住房問題，采取非市場化手段籌建集資房、經濟適用房、限價房、團購房等，引發市場化購房者和福利化購房者之間的矛盾。第二，隨著房地產價格上升，即使在市場化購房者內部，如已購和未購者之間、島外和島內購房者之間、投資型和自住型購房者之間，由于購房成本不同，導致貧富分化趨勢明顯，民眾心理糾結失衡。第三，房地產商和購房者之間，由于信息不對稱，前者對后者在購房時，為了短期利益，采取各種手段進行合同和價格欺詐，導致經濟糾紛增多。第四，在土地征用上，政府、房地產開發商和城市被拆遷居民，在拆遷補償上發生利益沖突，引發公共群體性突發事件。第五，房地產開發領域，引發政府部門產生一些惡性腐敗案件，給黨和國家形象造成負面影響。第六，政府和房地產商，在市政建設和房地產融資上，強勢獲取社會信貸資金，對弱小經濟實體在信貸上產生“擠出”效應。第七，信貸資金集中投向政府和房地產商，導致銀行體系風險增加，隨著宏觀調控收緊，放款者和貸款者之間矛盾凸顯。

六、浪費土地資源，助推農產品和居民消費價格

房地產行業是一個典型的資源消耗型行業，而且具備不可持續、不可循環特征，特別是要占有大量的土地資源，對生態環境和農業生產也有不良影響。有資料顯示，早些年，海南省土地后備資源較豐富，其中，可用于農業開發利用的約占90%。但是，隨著房地產業的興起，土地價格一漲再漲，海南省各級政府為了經濟利益，掀起了一輪圈地賣地。在2010年，僅新增的建設用地面積為4659公頃，其中93.60%為農用地；同時又征收1316公頃，作為儲備土地以供出售。可以預計，如果海南省房價繼續飆升，土地價格將會繼續上漲，在對比農業和商業、住宅用地收益之后，農業用地將會進一步減少。可用農地減少，將導致農產品供應不足，農產品價格就有動力持續上漲；同時，房價高企也會導致居民住房支出上漲，也體現在居住價格上，如果按照最新的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計算方法來調增居住價格比重，統計結果會讓CPI漲幅更大。自2010年10月份以來，海南省CPI漲幅已經連續6個月超過6%；2011年一季度，海南省CPI同比上漲6.7%，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7個百分點，價格水平居高不下，宏觀調控難度加大，就很好的證明了這一點。

七、不利于人才集聚，削弱區域人才競爭力優勢

建設“國際旅游島”，是海南省面臨的一項前所未有的改革，如果缺乏與之配套的人才隊伍，根本無從談起。有資料表明，海南省在全國31個省市區人才競爭力排名中，位居后三位。一直以來，特別是在“國際旅游島”政策出臺后，海南省政府更加意識到人才強省的重要性，不止一次提出：人才隊伍總體水平不高，是制約海南經濟社會發展的直接原因和最大瓶頸。但是，一方面，海南省政府為了經濟利益，助推地價升高、房價上漲，最終會傳導到CPI和PPI，引發居住和商務成本、服務和商品成本、生產和生活成本支出加大，而同時島內收入水平徘徊不前；另一方面，城市房地產過度膨脹，信息、物流、交通、電力、教育、醫療等綜合配套體系就會相對滯后。兩者最終結果，致使海南省創業和人居環境全面惡化，從而喪失對人才的吸引力。沒有人才優勢，更不利于地區競爭力的提升，經濟發展喪失動力和活力。長此既往，海南省就會進一步陷入人才短缺和經濟落后的惡性循環。

作者簡介：

王培（1980-），男，碩士，會計師，現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海口中心支行國庫處。

篇7

（1）本文研究了適用于遼河流域的水污染防治的環境經濟政策，從基礎理論、遼河流域現有水污染防治環境經濟政策及遼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環境經濟政策研究，三個方面進行論述。

（2）基礎理論部分詳細敘述了流域水污染防治環境經濟政策的概念、理論依據和國內外研究進展。針對遼河流域，將其環境經濟政策框架分為流域尺度和控制單元尺度進行研究。

（3）在流域尺度上，綜合完善財政政策、調整工業產業布局和產業結構、推行生態補償、協調跨行政區流域管理、擴大流域治理投融資渠道，保證流域內控制單元之間的公平、公正、合理。在完善財政政策中，提出加大財政資金引導力度、推行綠色信貸、專項資金管理制度改進、開展節能減排項目;在調整工業產業布局和產業結構中提出以開發區域、限制性開發區域和禁止開發區域劃分流域，對劃分的流域內工業企業進行統一規劃;推行生態補償中提出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細化生態補償的方式和資金籌措渠道、建立橫向財政轉移支付政策、建立生態補償的保證制度、上下游政府協同監管;在協調跨行政區流域管理中，提出明確地方政府治理的職責、跨行政區管轄權讓渡、構建信息溝通反饋機制、改進地方政府政績考核制度;在擴大流域治理投融資渠道中提出吸納多樣化的投融資主體、創新遼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市場體制、建立有效的風險分擔機制。

在控制單元尺度上，綜合點源污染治理、面源污染治理、水源地及重要生境保護、構建保障措施，保證控制單元內各種類型污染源得到有效控制。在點源污染治理中提出節水控源，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廣泛開展清潔生產活動、采取循環經濟模式，進一步嚴格排放標準、促使企業進行升級改造;在面源污染治理中提出推廣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對于高氮類化肥與殺蟲劑征收使用稅、調整種植業結構和布局、加大對農村生態環境的監督力度、大力推進測土配方施肥范圍;在水源地及重要生境保護中提出加強水庫水源地污染防治、加強飲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對當地的生態環境進行更有力的監督;構建保障措施中提出完善法規標準、推動環境保護稅的立法進程、完善政府問責機制、強化公眾參與。

（4）通過通過對2005-201 5年遼寧省環境與經濟的協調度值分析，遼河流域環境一一經濟系統日趨協調，“十一五”、“十二五”推行的環境經濟政策己初見成效，本文在“十三五”環境經濟政策基礎上提出的政策在遼河流域是適用的，并將使得遼河流域環境經濟協調度向高協調度發展。

篇8

河南省人口眾多，經濟總量列全國第五位，盡管人均GDP等指標落后；但是河南省COD排放量卻高居全國第二位，二氧化硫排放量居第五位，污染減排任務艱巨。

一、環境經濟政策的內涵

總理在第六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要實現三個轉變，即：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并重，從環境保護滯后于經濟發展轉變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步，從主要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環境經濟政策指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運用價格、稅收、財政、信貸、收費、保險等經濟手段，調節或影響市場主體的行為，以實現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政策手段。作為迄今為止國際社會解決環境問題最有效、最能形成長期制度的辦法，建立和實施有效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對污染減排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探索建立并推行有效可行的環境經濟政策，建立和完善環保工作長效機制，對于提高河南省環保工作水平，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二、河南省環境經濟政策存在的問題

1、與經濟部門協調互動不夠環保部門在經濟政策制定方面沒有主動權，缺乏主動協調機制，與經濟部門在政策制訂方面沒有建立充分協商機制，致使有利于環保的經濟政策出臺少、出臺慢、力度小。綠色信貸工作處于起步階段，進展較慢，還沒有全面展開，環保部門與金融機構的信息交流還不夠及時。

2、制度本身還不完善如綠色信貸政策，由于剛剛起步，還面臨著認識、基礎和信息等多重制約，一方面，由于一些高污染高能耗行業還有利可圖，有些甚至是短期的暴利行業，很難大幅度削減信貸規模。另一方面還有相當多的中小型污染企業采取民間融資或者自籌資金，基本上不向金融機構貸款，綠色信貸對這些量大面廣的污染企業尚不能發揮制約作用。

3、實施政策的條件有待成熟

（1）生態補償制度不健全。一是生態補償工作還未走上法制化、制度化和規范化軌道。生態補償沒有法律條文支撐，如：洛陽市國土資源局今年擬定的《洛陽市礦山生態環境恢復保證金管理暫行辦法》，由于沒有上位法而被市人大立法預備會議否決。二是缺乏規范的財力支持長效機制。三是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體現生態補償的要求還不夠清晰。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只是按經濟發展程度來確定，但未能充分反映生態補償的要求，多數財政轉移支付受惠項目的生態補償指向并不明確。在財政收入分成比例上，雖然實行了差別待遇政策，但對重要生態功能區域的生態補償傾斜不夠明顯。

（2）排污權交易方面。首先是如何確定區域排污權總量是比較難的問題。目前，排污權交易試點地區大部分都是避開總量問題來實施排污交易的，許多地方在操作上則根據國家、省以及地方的污染物總量控制計劃或目標來確定某一階段的排污權總量，甚至與排污總量控制計劃脫鉤，造成排污交易與環境改善沒有有效銜接。其次，排污權交易政策的推廣還需要進一步制定完善配套法律法規，提供法律保障。再次，在初始排污權的分配上，部分試點地區對現有企業和新建企業分別對待。如有些地方，現有企業初始排污權大部分是無償分配，而新建的企業基本上是有償獲取，分配方式的不完善導致了排污交易不公平。第四，排污權有償使用的時間限制與否不明確，排污權一次購買，是否可終生排污存在模糊。第五，相比總量核定、企業排污權初始分配等難點，如何激活二級交易市場也是一個難題。第六，“邊界問題”也就是跨行政區域的排污歸屬界定問題也是該制度實行中的制約因素。

（3）綠色保險方面。一是保險公司、保監會沒有開發出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保險產品。二是污染企業（規模、行業）參加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費率沒有細則，出現污染事故，保險公司如何賠付，責任如何認定沒有明確。三是企業參加保險形式沒有明確。

三、對策措施

1、擴大生態補償實施范圍。在實施沙潁河流域上下游生態補償的基礎上，向污染嚴重的衛河流域等推廣。同時要加快流域水環境質量自動監控系統的建設，做到斷面設置科學合理，監測數據及時準確，能真實全面地反映水環境質量狀況，為政策的實施打好基礎。還要積極制定和完善礦區生態補償、自然保護區生態補償、森林資源的生態補償政策。

2、完善綠色信貸、證券政策。總結我省實施這兩項政策的經驗和問題，完善有關措施。加強環保部門與金融、證券部門的信息溝通，建立企業的環境信息及投融資信息共享平臺，形成多部門協調配合、共同監管的聯動機制，遏制企業環境違法行為。

3、適時實施排污權交易政策。研究環境產權制度，將環境（主要指環境容量）確定為一種產權，并賦予政府環境產權的使用權，適時實施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政策。盡快全面實施二氧化硫排污許可證制度，做到企業持證排污；要大幅度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費征收標準，提高排污企業的環境污染成本，促使企業加大污染治理力度，減少排污；要建立完善的、科學合理的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核算制度（包括環境質量監測、企業排污監測、排放量核算方法等），確保企業排污總量核算準確。

篇9

治理的是整個涵水生態圈

“休養生息”是休息、涵養、恢復、投入和善待自然的活動，讓過度繁忙、負擔沉重的水體得到休閑的機會。“如果上述問題都能調整到位，渭河休養生息就是可能的。”王如松認為。

作為一位環境工作者，王如松認為休養生息是積極的防治，絕不是消極的防治，不能用停止發展的方式來讓水環境休養生息。例如日本琵琶湖的治理，從上個世紀70年代初開始，對污染排放總量進行控制，實行嚴于全國污染物排放標準和環境評價的標準，大幅度提高污染物排放的限制，對家庭排水和家庭廢水也提出了嚴格的處理要求，達到了休養生息的目的，既改善了琵琶湖的環境質量，又提升了周圍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一舉兩得。

因此，渭河流域的環境保護問題在本質上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是一個發展道路問題、生產方式問題、經濟結構問題、消費模式問題。離開發展、離開經濟建設，談環境保護那是緣木求魚，渭河治理的是整個涵水生態圈。

以人為本改善民生是核心

讓渭河休養生息的實質是堅持以人為本，遵循自然規律，以水環境和承載能力為基礎，統籌環境經濟與發展經濟的關系，積極主動地給江河湖泊以人文關懷，采取綜合手段，提高水環境的生態服務功能，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通過近幾年的實踐，王如松認為，讓渭河休養生息要堅持以下原則：

以人為本改善民生是核心。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斷改善人民生活的質量，開著寶馬車，喝著污水，這是對現代化的一種諷刺。

恢復生機，提升活力是目標。通過休養生息對長期困擾經濟發展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形成強大的壓力，促進經濟轉型，這個問題過去我們認識不深刻，通過金融危機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了經濟轉型調整結構是勢在必行的。實踐證明，正確的經濟政策就是正確的環境政策，環境出了毛病，首先要在經濟政策上找原因。

遵循自然規律，道法自然是前提。讓渭河休養生息，必須遵循和把握渭河的內在規律，堅持環境優先的理念，將水環境的容量和承載力作為控制經濟發展規模和速度的基礎，將環境要求作為各類經濟活動的約束性條件，采取多種措施，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維系生態系統的自身平衡，促進系統的良性循環。

系統管理，綜合治理是方法。渭河水污染防治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全方位防范、全面治理、全民參與。在管理方法上涉及多個地區和多個部門，必須構建上下游相互協調、各部門密切協作、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合作體系，形成治污的合力。在治理的技術上必須綜合運用工程、技術和生態方法，加大治理力度。在治理手段上必須充分運用法律、經濟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既形成嚴格的排放、合理開發的強大壓力，又形成主動治理水環境的積極動力。

創新休養生息的各項政策措施

王如松認為，當前我們必須不斷地創新渭河休養生息的各項政策措施，使其滲透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采取有利的措施，讓渭河煥發生機。

一是要大力發展渭河流域的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嚴格環境準入，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從源頭上控制污染。

二是要全面防治污染，加大工業污染防治的力度，加大推進城鎮污水治理措施，積極開展農業面源污染防治，統籌水資源開發利用。

篇10

梅松：北京市委宣傳部副巡視員、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促進中心主任

現在有一個很熱的詞叫文化經濟，文化經濟現象現在成為很重要的經濟社會現象。到底什么叫文化經濟，就當前經濟發展來說，會帶來哪些影響，現在沒有統一定義。要理解文化經濟，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解析。

文化經濟的背景

第一是地球資源瓶頸。現在地球進入了這樣一個時代，多年礦石資源的開發利用，化學能的開發利用，給地球帶來非常大的影響，地球氣候冷暖不定，資源瓶頸已經約束了人類進一步的發展。人們呼喚生態文明，因為沒有生態，人類就生存不了，也就沒有經濟可言。

第二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方式發生了轉折。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進入后工業社會以后就是文化社會，或者叫文化經濟。因為發展方式不同，過去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的發展，主要發展因素是土地資源、礦產、資本，現在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的發展，主要的資源是文化的有形資源或者文化的無形資源，再具體地說，創新、創意、創造這種無形資源可能是發展的重要因素，尤其從目前創意經濟在英國的興起、版權產業在美國興起、文化產業在中國興起，文化創意產業在北京興起，揭示了這個原理。現在發展方式確實在變化，過去所依據的要素，現在不是那么重要，也就是說人類社會從資源經濟走向了工業經濟，現在走向文化經濟。資源經濟就是簡單勞動，有一點生產加工，像原始社會、封建社會、奴隸社會；工業經濟是從18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以后，整個人類進入工業革命，工業發展工業生產，統治了人類二三個世紀，從蒸汽機到電氣化、到化學工業，到電子計算機，現在人類從工業經濟走向文化經濟，也就是經濟文化，文化經濟化。創意產業、版權產業、文化創意產業，都是文化經濟領域重要組成部分，但是不等同于文化經濟，反過來，文化經濟層次更高，是將來人類發展經濟社會的重要形態。

文化經濟的發展

文化經濟的發展是需要相應的經濟政策支持，這里有兩層含義。第一，中央到地方有支持文化發展的經濟政策，包括中央政治推動文化體制改革，出臺了很多政策，北京市也有很多政策，這僅僅是支持文化發展，支持文化產業方面的經濟政策還不夠。第二，現在特別需要制訂支持文化經濟的經濟政策，支持文化經濟的政策，把文化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一種重要的經濟發展方式，這個政策有，但遠遠不夠。為了支持文化產業發展，要借助高新技術企業的政策，現在沒有這個政策，只有借鑒介入，這確實需要從中央層面到地方層面，地方創新可以給中央起一個試驗作用，讓地方先行先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