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文化的定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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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作為一項擁有悠久歷史文化而又興起不久的新型旅游項目，茶文化旅游韻味是新穎奇特的。關于茶文化，早在唐宋以前就有大量記載，書籍上明確記載了茶區、茶性及其他品茶典故、游樂事件等。從現代意義上講，旅游一詞風行不久，其歷史也相對較短。作為結合歷史與現代的產物，茶文化旅游還需要去不斷努力和創造。本文以江浙地區為研究對象，對茶文化旅游的定位及開拓進行了詳細闡述，希望可以為當地的茶文化推廣和研究盡一份綿薄之力。

2茶文化旅游簡述

茶文化旅游，通俗的解釋就是人們到茶區、茶園等地進行觀光旅游，或是到茶藝館進行品茶、賞茶，或是觀看欣賞茶文化影響下的歌、舞以及相關文藝表演。這種解釋是從行為上進行分析的，既簡單又通俗易懂。但這種方式無法體現茶文化旅游真正的藝術蘊含和文化魅力。茶文化旅游其實是一種精神層面的高端旅游活動，不僅能夠滿足人們簡單的物質需求，還能滿足人們的心靈追求和精神追求。作為一種旅游活動項目，茶文化旅游不僅體現了先進的旅游開發思想，還展示了自然資源可持續發展的最優理念。無論是從生態角度，還是健康角度，亦或是科學角度講，茶文化旅游的開發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3茶文化旅游的定位內容分析

3.1觀念方面

對茶文化旅游進行定位時，首先應該將市場意識放大，針對大市場進行定位。始終堅持以大市場作為旅游發展導向，充實大產業實際內容。作為我國重要的物質文化遺產，茶與市場經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隨著我國各方面水平的不斷提升，茶藝館作為茶產業的重要支柱，也在迅速發展和壯大。遍布各大城市的高檔茶藝館已經成為我國茶文化的重要宣傳代表，同時，各大旅游景區創辦的風格特異的品茗場所也已成為我國茶文化旅游的重要標志。作為茶文化旅游的最終決策者，經營者應該將茶文化旅游的觀念進行改革和創新，以服務大產業、大市場作為最佳經營理念，面向整個旅游市場推出新的茶產品，從而獲得經濟和社會效益的雙重豐收。

3.2功能方面

針對茶文化旅游的功能定位，應該進行多功能發展，使茶文化旅游集茶葉生產、會議展示、購物休閑、旅游觀光為一體，形成獨具特色的綜合性旅游項目。根據我國目前的旅游現狀可以了解到，我國國民主要的旅游形式是觀光娛樂，比較單一，并且大多數國民都采取短距離、短時間的旅游方式，缺乏深層次的心靈和精神體驗。而茶文化旅游不一樣，無論是休閑觀光、還是心理精神體驗，都有著其他旅游項目無法替代的優越性。茶園可作為供人觀賞的自然風景，也可作為園林造景的創作品，茶葉更是無法言說的優良飲品。茶文化旅游將各種功能齊聚一身，是吸引游客，滿足其各方面需求的高端活動。

3.3客源方面

針對茶文化旅游的客源定位，應該立足于國內市場，積極拓展歐美、日韓等國際市場。近幾年來，國內游客數量呈指數增長，國際游客數量也增長迅猛。在如此大好形勢之下，我國茶文化旅游的市場定位也應該與我國旅游行業的整體市場相符，才能保證產業發展的正確性和可靠性。就洞庭地區而言，雖然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到此游玩，但該地區的茶文化旅游工作始終沒有想象中順利。該地沒有將碧螺春以及其他茶品與當地旅游項目進行充分結合，致使茶客和游客分散。同時，該地沒有對茶和旅游的消費群體進行針對性定位，致使茶文化旅游發展緩慢。

4開拓茶文化旅游的具體建設措施

4.1建設茶文化旅游區

為了使茶文化旅游更加規范化、優勢化，相關政府應該進行相應的茶文化旅游區建設。以江浙地區特有的碧螺春為例，碧螺春盛產于洞庭東、西兩山，現已成為我國十大名茶之一，不僅具有極高的市場影響力，還有非常良好的口碑。在此平臺 上，應該建立特色的碧螺春文化旅游區，將茶文化與旅游文化進行充分結合。古有詩人盛贊洞庭湖，致使大量游客慕名而去，只為看一看名詩中的洞庭湖美景。現在為什么不將早負盛名的碧螺春與美景統一化，為其打造一個專屬茶區呢？對此，蘇州政府可以將碧螺春生產基地改造為集觀光、旅游、品茶、娛樂為一體的文化旅游區，以供茶客和游客旅游休閑。

4.2創建茶文化特色項目

無論什么樣的旅游景點，都必須具備獨一無二的特色，才能吸引游客到來，并真正實現其自身價值，體現其文化內涵。茶文化旅游也不能例外，必須創建具有自身特色的茶項目，才能吸引更多游客和茶客到來。例如：我國安溪縣就已推出大量以茶文化旅游為主體的多種旅游項目，充分結合了名茶產區、古代建筑以及宗教建筑。這種綜合項目的茶文化旅游效益極好。另外，龍井茶更是與浙江西湖自成一體，完全吸取了當地的人文情懷和情感訴求，已然成為承載人們思想感情和精神訴求的特色茶品牌。跟隨這種開拓理念，針對碧螺春茶文化旅游，也可以充分結合洞庭湖的人文氣息，將古代詩人的情感寄托于碧螺春上，并借由此茶向世人進行表達和言說。

4.3開發茶文化相關商品

作為旅游的六大要素，吃、喝、購物三大要素可以說占據整個旅游過程的2/3。隨著國民素質的不斷提升，茶品、茶宴等各種與茶相關的活動開始盛行。以茶為主的各種飲料、保健品、觀賞品也層出不窮。以飲料為例，各種紅茶、綠茶、茉莉花茶等種類繁多。受此啟發，相關企業和產業機構也可以不斷開發精美的茶具，打造各種以茶為名的旅游紀念品和生活用品。茶文化旅游產品的開發必須要建立在當地茶文化歷史的基礎之上，以江浙地區茶文化旅游產品為例，其茶文化旅游產品的開發就應當使浙江的山水和江蘇的太湖與蘇浙地區的茶文化相碰撞，產生火花，以增強江浙地區茶文化的生態旅游吸引力。例如，針對太湖特產的“天華谷尖”，就可以制作出與之配套的，能夠將其茶香、茶味承托至最佳境界的茶具，可以用陶瓷制作、也可以用玻璃、竹等各種材質制作。針對洞庭地區特有的“碧螺春”，就可以制作畫有洞庭美景的茶桶、茶扇等精巧工藝品，以供茶客欣賞或購買。

4.4推出特色茶文化旅游熱線

旅游項目之所以受到大眾青睞，其原因并不只是簡單的地區景點，最重要的原因是該項目具有多條旅游熱線。旅游熱線的可選擇性讓人們可以更加自由、放松地進行旅游體驗，不必局限于一個固定地點。所以，茶文化旅游應該將江浙一帶名茶較多、風景名勝較多的省、市進行串聯，發展一省為主或多省同步的旅游熱線。與此同時，這些旅游熱線的開設應該充分考慮茶區、景區、市區等地的有機結合，形成強強聯合的有機旅游熱線。例如，若以杭州市為主打造特色茶文化旅游熱線，就可以將龍井茶區、西湖景區以及杭州茶市等地串聯起來，形成以茶為主的特色茶文化旅游熱線，專供茶愛好者或研究者體驗。

4.5加強研究并推廣茶文化旅游

查閱各種資料可以發現，其實人們對茶文化旅游的了解和研究非常少，只有少數文章有所涉及，且研究范圍也十分局限，研究深度也非常淺顯。其實，無論是茶文化旅游的內涵，還是茶文化旅游的開發價值，都是值得人們深入研究并探討的。人們應該在加強茶文化旅游本體研究的基礎上，積極進行海外茶文化旅游的調研和考察。例如，人們可以研究我國碧螺春、西湖龍井等名茶在日本的發展現狀及其文化與旅游結合的程度。日本茶道是在中國傳統茶道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日本對中國現代茶肯定也有著特別的見解和認知。除了不斷進行茶文化旅游研究以外，人們還應該積極推廣茶文化，將我國傳統的茶文化推廣至亞洲甚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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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0年代前期對旅游文化概念的研究這時期關于“旅游文化”概念的界定有以下的主要觀點。在概念上，理論界對旅游文化概念的語言表述作三種歸納：（1）旅游文化是人類過去和現在所創造的、與旅游相關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2）旅游文化是一般文化的內在價值因素為依據，以旅游諸要素為依托，作用于旅游活動過程中的一種特殊文化形態（《旅游學刊》，1992年7卷1期）。（二）90年代后期對旅游文化概念的研究1.從廣義上說，旅游文化學是一門研究人類旅游活動發展規律的學問；狹義地說，它是研究商品經濟運行環境下如何開發利用過去時代所創造的旅游文化遺產，如何立足本國本地創造有時代精神和地域特色的旅游文化的學問（喻學才，1996）。2.旅游文化是一種全新的文化形態、是環繞旅游活動有機形成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賈祥春，1997）。3.旅游文化是旅游者和旅游經營者在旅游消費或旅游經營服務過程中所反映、創造出來的觀念形態和旅游接待地社會文化通過旅游者這個特殊媒介相互作用的過程和結果（馬波，1998）。4.旅游文化是以旅游活動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現象和文化關系的總和（王德剛，1999）。5.旅游文化是以旅游行為為核心、旅游產品為依托、有環境為背景的系統性的場景文化。旅游消費與旅游服務行為文化、旅游資源文化和旅游產品文化、旅游環境文化共同組成了這一場景文化（張國洪，1999）。與80年代相比，強調旅游活動和旅游者是旅游文化的核心，但許多學者仍然偏向于用“總和”的思維和概念來界定。這一時期對旅游文化定義有創新的是鄧祝仁，他指出旅游文化除了應包括主體、客體、媒體三方面的文化之外，還應包括人們對旅游的研究成果。他還對旅游文化這個系統工程中的主、客、媒、研四大要素的相互制約的關系亦作了較深的剖析。（三）旅游文化的特征旅游文化作為文化的類型之一，具有文化形態的共同屬性，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這種共性和特性共同構成了旅游文化的特性。90年代初期強調了旅游文化的審美性，也關注到旅游文化與經濟的聯系，因此“求美性”、“經濟性”是新的提法。后期，王立、劉衛英將旅游文化特征概括為綜合性、民族性、大眾性、地域性、直觀性、傳承性、自娛自樂性和季節性等八個特性[12]。晏性枝概括為系統性、人文性、開放性、交流性、文化性、經濟型、綜合性、相關性、服務性、創匯性十大特征[13]。賈祥春概括為繼承性、創造性、服務性、空間、時間差異性。（四）對旅游文化學科地位的研究較之80年代，學者們已經敏銳地感覺到了旅游業對旅游文化的呼聲，開始關注到旅游文化學科的地位問題。1991年《上海大學學報》第4期上刊發了唐友波等學者的《旅游文化學發凡》。該文從文化學的角度探討旅游，意識到旅游文化是一種“從本質的高度對旅游進行綜合研究、進行宏觀的規律性的研究”的學科。1995年東南大學毛桃青在《旅游文化應有自己的學科地位》（1995年《旅游科學》第2期）一文中明確提出建立“旅游文化”學科的必要性，認為無論是從旅游業健康發展，還是從學科分類的角度上都應設立旅游文化學科。與80年代相比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從學科建設角度顯示了旅游文化在旅游學中的重要地位。

二、新世紀的旅游文化研究

（一）關于旅游文化概念的界定進入21世紀，旅游文化的界定仍然存在爭議。晏鯉波、莊興成將2004年以前的旅游文化概念歸納總結為：“總和論”、“碰撞論”、“交際論”、“收縮論”等。王玉成提出“三體論”，從主、客、介體出發，認為旅游文化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旅游主體和旅游中介體以旅游客體為依托，在旅游觀賞和旅游服務中體現出來的文化現象。桓占偉提出“產品論”，認為旅游文化是廣泛存在于旅游活動中的，由專業人員挖掘或設計出來，滿足旅游者特定需求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產品。謝春山、鄒本濤提出“旅游介入文化”，認為旅游文化是人們的旅游體驗與介入過程及其產品的總和。這一時期對旅游文化仍然沒有完整統一的定義，但是學者普遍強調旅游主體及其活動在旅游文化中的核心作用。（二）旅游文化建設研究隨著人們對旅游的認識以及旅游研究的深入，旅游文化是旅游業的靈魂和支柱，也是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源泉，已成為學者的共識。2004年鄒本濤在《旅游文化建設論綱》一文中，提出中國旅游文化建設應該遵循三個基本原則：以商品經濟為基礎的原則，大眾化、民族化的原則，借鑒、繼承與創新相結合的原則。有學者開始關注中國的城市旅游文化建設。如鄭昌盛針對連云港市，分析了加強旅游文化建設的必要性、基礎條件、旅游文化資源開發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提出了進一步加強連云港市旅游文化建設基本思路。李建軍、陳清、郭曉瑩探討了信息時代廣州的旅游文化建設，認為廣州的旅游文化建設應該探索出一種旅游業與信息社會整體發展的全面互動的發展模式。（三）旅游文化開發研究這一時期對旅游文化開發的研究，首先體現在對區域旅游文化開發的研究，從大區域對旅游文化開發進行探討。如劉少和提出了建設粵港澳大三角旅游文化區的構想。曹詩圖、沈中印對長江三峽旅游文化提出了“一區兩極三線四片”的戰略布局。其次是對城市旅游文化開發的探討，如陶偉、鄭海燕以歷史文化名城荊州為例，討論了地方文化在城市旅游開發中的重要作用。蔣禮榮對北海市的旅游文化開發進行探索，提出設計四種特色旅游文化產品的思路。第三是旅游景區（點）的文化開發也提出了新的理念。如楊剛提出南岳衡山旅游文化開發的措施，鄧清華、肖玲對西雙版納的旅游文化開發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后是針對鄉村旅游文化開發，主要是對開發模式上的探討，提出文化觀光、文化體驗和文化綜合的開發模式。這一時期也出現對專項旅游文化開發的探討。出現如海洋旅游文化、影視旅游文化、紅色旅游文化、佛教旅游文化等等討論。（四）中國傳統旅游文化研究在20世紀的研究基礎上，隨著國內旅游的蓬勃興起和中西旅游文化的交流，對中國傳統旅游文化的研究得到進一步的深入。第一是對古代典籍中的旅游文化的梳理和探析。第二是對古代旅游思想觀念的重新解讀，從儒家和道家的角度對孔子與莊子的旅游思想進行深入的分析。第三是對中國的旅游文化史進行研究。

三、問題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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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化”一詞，在今天曝光度不低。就其內涵，一般來說，旅游文化是人類創造的與旅游有關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其外延很廣，涉及文學、藝術、哲學、宗教、民俗、建筑、生態、園藝、公共關系等學科。一般采用“總和說”來定義“旅游文化”，但特點并不鮮明。也有“旅游民族”說的觀點，即認為旅游文化是“某個民族或某個國家在世世代代的旅游實踐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本民族或本國家的文化”。這是從旅游文化的民族特殊性來定義的。旅游文化歸根結底是適合自身發展的文化形態，是旅游主體文化。旅游文化以旅游客體（以自然景觀、地質地貌、山川等組成的旅游資源）為基礎，旅游主體（旅游者）是旅游文化的創造者和感受者。

筆者更贊同“碰撞說”，即在旅游主體和客體之間有不可缺少的橋梁，就是旅游媒體，連接旅游主體與客體，是旅游文化的發現和傳播者。再好的旅游景觀，沒有人去發現、宣傳、保護，不能真正成為旅游資源（旅游客體）。因此，媒體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在此，媒體不僅指報紙、電視、網絡等大眾傳播媒介，更包括從事旅游宣傳、歌贊旅游的人，如詩人、作家、記者、歌者、民俗學者等。如此，旅游主體、旅游客體、旅游媒體就形成一個完整的旅游文化系統。從基本組成來看，旅游作為一門產業，還涉及旅游管理部門、服務團體和從業人員（旅游局、旅行社、導游等）。

二、貴州旅游文化的傳承

貴州地處云貴高原，氣候宜人，風景秀美，從雄奇、神秘到綺麗，不同特點的景致星羅棋布，有“公園省”的美稱。貴州全境生活著苗、彝、侗、水布依等多個少數民族，占全省人口的37.9%，蘊含多彩多姿的山地村落民族民間文化和人類遺產。其中世代口口相傳的侗族大歌為世界非物質遺產，水族的水書遐邇聞名。更有大哲學家王陽明、一代經營之神沈萬三等非黔籍名人留下的精神財富，以及安順地戲、屯堡文化的大明遺風與江南遺韻等，還有寶貴的紅色旅游資源。這些，都是貴州旅游文化的根基。發展貴州旅游文化，要搶救和保護不可再生的旅游資源。一是保護好青山綠水的自然生態；二是有組織發掘、整理貴州民族民間文化如名勝古跡的修繕、民間傳說的梳理和編撰；三是民間技藝、節慶、歷法、醫藥、傳統體育、原生歌舞等非物質遺產的保護，并有傳承人；四是積極推動貴州非物質遺產世界“申遺”；五是在旅游資源開發利用中注意環境保護。

加大非物質遺產保護并向世界“申遺”，是發展貴州旅游文化的重要基礎。因為非物質遺產具有獨特性、活態性、綜合性、民族性，從民族文化的視角看，具有不可復制的壟斷性。“漢人有字傳書本，侗家無字傳歌聲”，這樣的話只來自侗族世居的民間。發展貴州旅游文化，要克服存在的“短板”問題，如旅游從業人員職業素養的提高、與此配套的交通等旅游基礎設施建設（如省內國際航班，只有貴陽到曼谷）。旅游業要做大做強，必然要與文化結緣。少林寺如果離開了少林文化，不過是普通的寺廟。唐朝詩人張繼一首《楓橋夜泊》的詩歌，讓寒山寺名揚天下；鄭緒嵐亮開嗓子，一曲《太陽島上》讓哈爾濱松花江北岸不起眼“太陽島”幾乎家喻戶曉；一部電影《廬山戀》，勝過給廬山打專門廣告上萬次。由此可見，旅游業的發展，必以文化內蘊為靈魂。因此旅游文化，除了民俗學家、園藝學家、博物學家等參與，還應有媒體人和詩人、作家、藝術家的參與。

三、貴州旅游文化的創新

第一，觀念的創新。發展旅游文化不只是旅游服務行業的事情，如前所述，它是旅游主體、旅游客體和旅游媒體“三位一體”的體系。因此，就需要政府和服務行業、文化新聞界和民間多方努力。

第二，戰略思維的創新。旅游文化要與文學藝術結緣，借文學藝術之光照亮旅游客體。借開展活動的行為文化和影視文化宣傳旅游，已成為宣傳戰略的重要一環。就本省人才資源來說，是做得到的。這類影視劇本身，也是旅游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

第三，與文化創意產業結緣，把創意理念融入旅游文化中，如旅游商品的創意設計與市場運作、特色旅游文化活動的策劃等。

第四，通過精心策劃和包裝，把貴州旅游文化做成品牌，并加大對外推介力度，建立、完善常態化、動態化的“網上貴州旅游”數字化平臺，實現宣傳域面的全覆蓋。

第五，借鑒外省乃至國外好的做法和運作模式，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第六，通過旅游學校、旅游培訓，提高旅游從業人員的綜合素質。

四、以旅游文化推動貴州跨越發展的思路

發展貴州旅游文化，不只是打造一張貴州名片，而是通向生態文明建設與文化事業（產業）的貴州特色的跨越發展之路，是落實國發〔2012〕2號文件和黔中經濟區規劃，是提升貴州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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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對影視旅游所做的定義，以下分別從資源和文化的角度，對影視旅游所凸顯的特點進行分析和歸納。電影是高于生活的藝術，通過影視作品，觀眾往往能從感官和意念上擁有模糊的時間和空間界限，了解日常生活中無法經歷的事和物，亦或者從影像中獲得感同身受的體驗。作為藝術創作、文化創作和經濟運作相結合的成果，影視作品是能使觀眾產生感情共鳴的文化消費品。因此，由影視所衍生的旅游資源具有深厚的文化特質是無可厚非的。同時，影視旅游資源是具有強烈的可感知性的。影視作品本身所創造和展示的意境是對資源文化內涵的一種烘托和渲染，影視旅游還原了影視作品中相關的自然景色、人造景觀、人文古跡等豐富資源，物化的影視旅游資源是旅游者心理上和感官上最直接的感知。《梅蘭芳》熱映后，有許多海內外的京劇票友專程前往北京游覽梅蘭芳故居并在什剎海胡同細細品味梅府家宴。除此，泰州梅蘭芳紀念館更是將梅蘭芳生前使用過的練功鏡、梳妝臺等家具進行了原樣陳設，為旅游者傳遞了濃厚的文化氛圍。影視旅游用一種直觀的、可感的形式為各類旅游者提供了一項文化之旅。

二、影視旅游文化的概念探究

作為一種文化體驗過程，如何將影視旅游的文化功能最大化，使旅游者在參與影視旅游活動的過程中得以獲取最大的文化滿足是值得思考的。因此，有必要對影視旅游自身的文化內涵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1.影視旅游文化的形成

無論是廣義還是狹義，文化都是人的活動，而且具有實踐性。影視文化是狹義文化的類存在，它改變了人類傳統的感知方式。傳媒科技的發展使得影視藝術得以被廣泛接受和傳播。因而，影視文化具有廣泛性。同時，影視藝術具有被不同年齡層次和文化層次觀眾所接受的可能。因而，影視文化具有普及性。影視的最終目的在于使觀眾在感官上和精神上得到認可和愉悅。因而，影視文化還具有娛心性。從審美到觀念，包括影視旅游的出現，影視文化廣泛性、普及性和娛心性的特質使影視滲透到了人類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旅游文化是以旅游活動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現象和文化關系的總和。旅游使影視旅游文化得以產生和表現。旅游活動中的旅游主體——旅游者、旅游客體——旅游目的地以及旅游介體——旅游經營者之間的各種交流活動勢必會產生文化行為和文化影響。旅游活動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活動。旅游者的客源文化、旅游目的地的資源文化和東道文化、在旅游過程中旅游經營者所展示的服務文化等等融合組成旅游文化的內容。因而，旅游文化具有融合性、綜合性。同時，由于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之間的文化差異、旅游者和旅游經營者之間接受服務和提供服務的人員差異都使得旅游文化具有一定的多元性。旅游的最終目的是愉悅身心，接受文化和精神享受。因而，旅游文化勢必也具有娛心性。王恩涌在其《人文地理學》中認為“在一個文化系統內，各文化層次，各層次的文化特質在功能上形成協調，這就是該文化系統實現了文化整合。”影視文化與旅游文化是具有一定相同特質的文化，這兩種文化最終表現為愉悅的心情和滿足的精神享受，在相互吸納、重新組合的過程中催生了影視旅游文化的形成。

2.影視旅游文化的涵義

影視旅游是由與影視相關的各類旅游資源所構成的文化體驗過程。旅游文化擴充了影視文化的內涵，而影視文化則為影視旅游所服務，可視其為影視旅游活動中的文化資源，它提升了影視旅游活動的意義，使這一專項旅游為更多人所接受，是旅游文化的實踐。因此，影視旅游文化是以影視旅游活動為載體所展現的文化交融和文化整合現象。(圖1)影視旅游文化的“源文化”——影視文化、影視旅游資源的各種文化要素以及影視旅游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文化關系是影視旅影視旅游文化具體特質表現為：(1)綜合性。影視旅游文化所包含的要素眾多，所表現的形式豐富。從影視拍攝地的靜態景觀到各種影視城的動態演藝節目、各類旅游資源和文化產品無一不體現出影視旅游文化這一整合文化的豐富內涵。(2)廣泛性。作為感染力最強的藝術，影視藝術已經發展成為了人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信息傳播方式。影視旅游雖還只是一項新興的旅游活動，但影視和旅游是被廣泛接受和認可的娛樂方式，熱愛影視和旅游的人們眾多，只要能有具備吸引力的影視旅游資源，人們自然會對影視旅游產生興趣，影視旅游文化具有被廣泛傳播的可能。(3)可感知性。文化的概念是寬泛的，但是介于影視旅游資源的感官體驗使得影視旅游文化可感可知。從影視作品影像中所抽離出的逼真的旅游資源驅使旅游者產生身臨其境的文化感受。(4)娛心性。影視旅游是能帶給人們精神享受的文化體驗之旅，影視旅游文化宣揚和傳遞影視和旅游的魅力，使旅游者得到文化需求的滿足。

三、探究影視旅游文化涵義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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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跨文化旅游；翻譯適應選擇論；旅游文化翻譯；譯者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2)02-0146-04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旅游翻譯越來越受到業界的重視，國內許多學者對旅游翻譯中的文化因素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通過收集近20年國內發表的相關論文，發現大多數文章多限于隨感式或經驗式的總結，往往是從中英文化差異入手，探討旅游翻譯中文化差異的處理及相應的翻譯策略，因而研究角度總體比較單一，重復研究的現象嚴重，且這些研究忽視了作為翻譯要素之一的譯者的主體性。針對這一研究現狀及在全球語境下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研究熱潮的背景下,筆者首次提出了旅游文化翻譯這一概念。同時筆者認為應加強結合最新翻譯學或其他學科的理論研究成果來探討旅游文化翻譯，為旅游文化翻譯找尋理論依據，實現旅游文化翻譯的真正突破。正如朱純深所言：“在有些課題的研究中，換一個觀察角度，便可以帶來新發現新見解。”［1］

作為對傳統翻譯理論的重大突破，翻譯適應選擇論的提出受到譯界的普遍關注。然而，任何理論的價值和意義都在于它解釋和指導實際的程度。本文擬從翻譯適應選擇論的生態翻譯視角闡述漢英旅游文化翻譯中譯者的適應與選擇，以期在旅游翻譯研究方面作出全新的探討。

二、翻譯適應選擇論與旅游文化翻譯

1.翻譯適應選擇論概述

翻譯適應選擇論是胡庚申教授于新世紀提出的新譯論，也是生態翻譯學的奠基理論。該理論將翻譯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翻譯生態環境”是指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該理論認為，翻譯的過程是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交替進行的循環過程；翻譯的原則是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翻譯的方法是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譯文的評價標準是多維轉換程度、讀者反饋、譯者素質等；最佳翻譯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而“整合適應選擇度”，是指譯者產生譯文時，在多維度適應和繼而依次、并照顧到其他翻譯生態環境因素的適應性選擇程度的總和。①

傳統譯學研究囿于原語與譯語的語言轉換，原作者、譯者、譯文讀者的三元關系，將翻譯看作靜態封閉的系統，因而忽略了翻譯過程中其他的諸多相關因素及這些因素之間的復雜關系。而翻譯適應選擇論的理論框架為翻譯學提供了一個相對開放的動態系統，這一系統內部的諸多要素處于相對獨立、又和諧統一的生態關系。

2.旅游文化翻譯

在闡述旅游文化翻譯這一概念之前，應先了解旅游文化的內涵。旅游文化并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簡單相加，而是在旅游活動中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交融滲透著的傳統文化遺存的人文關照。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人們對精神生活的需求越發強烈，旅游者將愈來愈不滿足于山水景物或文化場景的淺層觀賞，而追求從文化的高品位上、從自然、人文景觀與文化的契合點上去獲得一種深度審美愉悅和感悟一種文化的深厚底蘊。旅游文化包括三個層面：一是物質文化層，包括旅游活動中提供欣賞和享樂的各種自然景觀、人文景觀等物質產品；二是行為文化層，包括行為規范、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與生活制度等；三是心理文化層，包括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審美趣味、宗教情感等。［2］

劉宓慶認為鑒于翻譯學明顯的綜合性、復雜性特點，翻譯研究中的文化必須涵蓋翻譯所涉及的語言中的文化信息問題，包括種種文化行為――具有特征的文化生理行為、集體和個體的文化心理行為和文化語言行為。［3］而文化翻譯的任務不是翻譯文化，而是翻譯蘊含或容載著文化信息的意義。至此，筆者認為旅游文化翻譯兼具旅游翻譯和文化翻譯的特點，強調旅游翻譯的文化屬性和跨文化、跨社會、跨語言、跨心理、跨學科的特性。而旅游文化翻譯又不同于一般的旅游翻譯和文化翻譯，它通過對旅游文化內核、身份、共性和異性及其宏、微觀層次的整體效應性的研究，進而盡量縮短不同旅游文化特質造成的文化心理和審美差距，達到異質旅游文化溫和抵抗、互尊互愛、和諧交融的關系。因此，旅游文化翻譯是依托語言，實現旅游文化信息的轉化、闡釋與傳播的跨文化交際行為，是兼顧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承傳的創造。同其他旅游翻譯一樣，旅游文化翻譯的功能特點表現為傳遞旅游文化信息、增強游客的文化情感體驗、激發文化旅游興趣，即文化信息性、文化情感性和文化誘導性。這三者各有側重，互為因果，是相互依存的和諧統一關系。

三、漢英旅游文化翻譯中譯者的適應與選擇

翻譯適應選擇論通過對翻譯過程中“適應”與“選擇”的系統闡述，試圖構建一個以譯者為中心的生態翻譯理論。這一理論對漢英旅游文化翻譯的啟示之一是：轉換翻譯研究視角，將重點轉向譯者。長久以來，譯者在翻譯活動中一直處于一種被壓制、被排斥的一仆二主的邊緣化狀態，他既要忠實于原文和原文作者，又要小心謹慎地為譯文讀者服務。而翻譯適應選擇論首次將“以譯者為中心”的生態翻譯理念明確地體現在翻譯的定義之中，從而確立了譯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基于這一理論的基本觀點，譯者不再是被動的信息復制者，而是主動的信息創造者，因此他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更強的自主性、能動性、目的性和創造性。而這種高度的創造性和靈活性對于漢英旅游文化翻譯尤其重要。

翻譯適應選擇論對漢英旅游文化翻譯的另一啟示是：翻譯適應選擇論的核心概念是“適應”、“選擇”。“譯者從事翻譯活動的心理過程是：盡量適應翻譯的生態環境，努力表現自己的適應能力，主動優化多維的選擇轉換，不斷追求較高的整合適應選擇度。” [注：《翻譯適應選擇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 第129頁。]作為一種跨文化交際活動，旅游文化翻譯的讀者或游客在長期各自特定的語言文化環境熏陶下，已形成一種既定的文化心理和認知習慣。這種心理和習慣上的定勢制約著他們對陌生文化的開放程度和接受程度。而全球化語境下的漢英旅游文化翻譯在翻譯適應選擇論的理論指導下關注的不再是個別、孤立的中國文化信息的傳遞，而是中國文化與異域文化相交流、相融合的大目標，關注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動態適應與選擇。

1.譯者的多維動態適應

翻譯生態環境構成的要素包含了原文、原語和譯語系統，是譯者和譯文生存狀態的總體環境。事實上，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包括了翻譯活動的不同階段、不同層次、不同維度的譯者適應。依據翻譯適應選擇論，譯者“適應”的基本思想之一是譯者對“能力”的適應。由于旅游文化翻譯是一種文化模式向另類文化模式的引導性的傳播，其關鍵在于譯者。而旅游文化翻譯的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特點對譯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位合格的漢英旅游文化翻譯者，不僅需要扎實的雙語語言功底和嫻熟的翻譯技巧，還需要敏感的跨文化意識和廣博的多學科知識，同時還應具有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和嚴謹的科學態度。中國旅游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側面，一個分支，同樣是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因此，漢英旅游文化翻譯者首先應適應對其能力的要求，努力充當民族文化傳播者和中西文明橋梁的建設者，以實現中國旅游文化的有效傳播和多元文化的和諧發展。

譯者對“能力”的適應可看作是譯者對以自身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而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還包括對以譯文讀者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由于旅游文化翻譯是一種跨文化體驗活動，它決定譯文讀者是整個翻譯生態環境系統中最不容忽視、最重要的一個元素。對于旅游文化翻譯的譯者而言，無論其翻譯是哪種內在動因和目的，他們都不謀而合地有著共同的目標，即盡量適應讀者，贏得讀者，從而獲得相應的經濟效益、文化效益或社會效益。根據Newmark對讀者的分類方法，漢英旅游文化翻譯的預期讀者可分為學者型讀者，受過良好教育的普通讀者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讀者。這三類讀者之間既存在共性又各有特點。他們有著不同的教育背景、興趣愛好、認知水平、審美習慣以及對中國文化不同的熟悉度和認同感，但他們都是懷著對中華文明古國的深切向往和期盼，想通過旅游深度感受中國豐富的山水文化、厚重的歷史文化和多彩的現代文化。一般認為，譯文讀者對譯文的理解具有無法消除的歷史特殊性和文化局限性，這就會限制特定的讀者對譯文的理解與認同。然而，依據翻譯適應選擇論，譯者與原文、譯文和譯文讀者是處于一種不斷變化的動態的生態系統中。而跨文化旅游者在進入一個全新的文化旅行時，往往會經歷文化興奮期、文化危機期和文化適應期的階段。從這一意義上說，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要積極、動態地適應外國讀者或游客對異域文化不斷超越、不斷拓寬的文化視野和審美期待。因此，漢英旅游文化翻譯的過程不是譯者與譯文讀者的單向文化信息傳遞過程，而是譯者與譯文、譯文讀者等翻譯生態環境的辯證對話關系。譯者一方面要多維適應外國讀者或游客的固有文化定勢和認知心理，堅持“尊重游客、尊重文化差異”的適應性原則，靈活處理文化差異和沖突，引導讀者進行中國旅游文化的閱讀、鑒賞和體驗；另一方面，譯者不能一味消極、被動地適應外國讀者或游客，而要有創新意識和革新的膽量，適時拓展、打破、超越、創造他們的文化認知心理，以實現中國旅游文化的深度、廣度和效度傳播。

2.譯者的“自然”優化選擇

翻譯適應選擇論認為，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即譯文生成的過程就是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選擇譯者和以譯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選擇譯文的總和。[注：《翻譯適應選擇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 第126頁。]而處于“選擇”階段的譯者已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泛指的譯者，而是特定的、被翻譯生態環境“激活”的譯者，他具有動態的“雙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與制約，另一方面又以翻譯生態環境的身份實施對譯文的選擇與操縱。事實上，譯者的選擇發生在翻譯活動的各個方面，存在于翻譯過程的各個階段，出現在翻譯轉換的各個層次。這種選擇的內在機制和動機正是“適者生存”、“汰弱留強”。而這里的“適”或“不適”，“強”或“弱”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是對譯者/譯品的整合適應選擇度和選擇程度的一種概括。因此，翻譯適應選擇論為漢英旅游文化翻譯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提供了理論基礎。對于漢英旅游文化翻譯來說，基于其動態變化的翻譯生態環境，不同的譯本或譯文由于適應了不同的翻譯目的、不同的讀者對象、不同的文化群體、不同的市場需求，甚至文本資料翻譯和導游口譯的不同文體特點，因而有可能共生共存，共同生效。

依據翻譯適應選擇論，在漢英旅游文化翻譯中，譯者應在翻譯生態環境的不同層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維，至少三維（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適應的基礎上，遵循“以中國旅游文化為取向，以外國讀者或游客為中心，內容先于形式，傳承優于傳達”的翻譯原則，靈活動態地優化選擇翻譯策略以產生整合適應選擇度較高的譯文。通常，外國讀者或游客對特定中國旅游文化信息了解得越少，譯者適應他們認知結構的必要性就越大，越需要對原語進行適應性的文化信息處理。事實上，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等維度是相互交織、互聯互動的，它們會同時作用于譯者的適應和選擇程度。譯者在翻譯旅游文化信息時應盡力集“信息、情感、誘導”于一體，融“語言、文化、交際”于一爐，在多維動態適應翻譯生態環境中的作者維、社會維、讀者維、市場維、目的維等多維度基礎上作出最佳適應與優化選擇從而得出整體適應選擇度最高的譯文。

五、結 語

旅游國際化時代的到來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進行跨文化交流變成一種生存需要，也使旅游文化翻譯成為一項值得我們研究的重要課題。翻譯適應選擇論從翻譯生態環境的視角解讀翻譯過程和翻譯實質，是一種新的生態翻譯研究途徑。這一理論對漢英旅游文化翻譯實踐同樣具有可操作性和解釋力。根據翻譯適應選擇論，漢英旅游文化翻譯是以譯者為主導，以旅游文本為依托，以中國旅游文化信息轉換為宗旨的譯者不斷自我適應、優化選擇的循環過程。這是一項極具悟性和創造性的工作，但又并非絕對自由。本文從翻譯適應選擇論的角度探討漢英旅游文化翻譯中譯者的多維動態適應和“自然”優化選擇，希望對實際的漢英旅游文化翻譯有一定的指導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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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華國梁.中國旅游文化［M］.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03.

［3］劉宓慶.文化翻譯論綱［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

Effective Verbal Communication in Cross-cultural Tourism

LIU Yan-f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Law, Wuhan, 430074, China）

篇6

一、數字媒體藝術

數字媒體藝術是基于數字科技和現代傳媒，集成人類理性思維和藝術性思維，在表現形式上、創作過程部分或全部依靠數字科技手段的新藝術形式，稱為計算機生成藝術或計算機圖形藝術，簡稱為CG（ComputerGenaratedArts或ComputerGraphicArts）藝術。數字媒體藝術受控于數字媒體技術的發展，與工業設計和信息設計在表現形式、表達內容和傳播形態上密切相關。隨著計算機互聯網技術的成熟，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多媒體技術和數字媒體技術開始走進藝術領域，促進了藝術發展，更新了藝術的表現形式。數字媒體作為新興的藝術形式在數字化時代得以普及和繁榮，以其數學化技術特征和交互性傳播特征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重視，具有可實現信息更加高效、便捷、人性化和藝術性的溝通的優點，已全方面滲透至包括攝影、攝像、電影、電視、報紙、書刊、動畫和網絡等各種媒體和包括傳統繪畫、平面設計、展覽展示、建筑和工業設計、旅游業、咨詢業、計算機游戲及遠程教育等信息服務行業甚至整個社會的公共媒介系統。作為與傳統藝術不同的新興藝術形式，歸屬于視覺藝術和視聽藝術，具有獨立的藝術形式和獨特的藝術表現方式，具有創作工具數字化、作品展示交互性、作品呈現多樣性、表現題材廣泛性和藝術傳播大眾化的特點。

二、旅游文化傳播

旅游是指旅游者離開定居地，為體驗不同文化和經歷，本著對另一個地方的向往，選擇去這個地方旅游，以實現認識這個地方的目的。旅游過程中，除了對旅游地獨一無二的自然景色、人文特色和歷史遺跡等觀光外，對旅游地文化的認識和傳播逐漸成為旅游者的新追求。正是這種新需求，有利于推動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滿足人們精神文化需求，這也是旅游業發展的終極目標和理想境界。深挖旅游地文化內涵和地方特色是旅游業發展的有效途徑。旅游文化與旅游活動同步產生，但被得到關注和重視僅有20多年的歷史。旅游文化被晏亞仙先生在《旅游文化管見》中被完整定義：是基于區域規劃和建設思路，以山水景等自然景觀和文化傳統為框架，以歷史文化、革命文化、民族文化等精神文明為內容，以文學、藝術、展覽和科研等多種途徑為手段，為國內外廣大旅游者服務的綜合性活動。如果說旅游的靈魂是文化，那保證旅游文化傳承和發展的關鍵就是傳播。旅游文化的傳播貫穿于整個旅游過程，傳播的內容主要包括山岳景觀文化、水景觀文化、生物景觀文化和特異景觀文化等自然景觀文化傳播，人文景觀文化傳播，包括宗教文化、民俗文化、飲食文化等社會景觀文化傳播及企業文化傳播等。旅游文化的傳播者可以是旅游者、旅游地居民等旅游主體，也可以是旅游社和旅游地職能部門等旅游中介。其中旅游者既是旅游文化的傳播者，向旅游地居民和來自其他旅游居住地旅游者傳播自己居住地的文化，也是旅游文化的接受者，可以接受旅游地的文化和其他游客的文化傳播。隨著數字化信息社會的發展，基于數字技術的數字媒體業已為旅游業中重要的信息傳播媒體，旅游文化呈現出視覺化傳播和媒介化傳播時代特征。一方面，可以為旅游者提供豐富多元、生動形象的視覺化旅游文化信息內容，提高旅游地的吸引力，且以旅游者角度出發，提供符合旅游者的需求和接受方式的信息，提供個性化的旅游文化信息服務，充分發揮媒體的傳播作用，實現有效的旅游文化傳播。

三、數字媒體藝術對旅游文化傳播的影響

旅游文化的傳播是不同地域間景觀、人文、社會和民族文化等文化信息的流動，數字媒體藝術的興起和發展從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媒介、文化旅游者及傳播效果等方面均帶來了翻天覆地的影響，滲透至旅游文化傳播的各個角落，在傳授關系、傳播形式、傳播媒體、傳播效果和傳播意義等方面產生了下列的影響：

（一）傳授關系依托于電視媒介和平面印刷媒介的傳統旅游文化信息基本上屬于被動型媒體，信息和旅游者形成的是給予與被給予的單一關系，旅游者僅可以被動接受信息。基于主動化傳播是傳播的重要屬性這一思想，數字媒體藝術介入下的旅游文化傳播以其強大接受力和傳達效果實現了旅游文化的多元化和個性化主動傳播。旅游者可根據個人情況和實際需求選擇旅游文化信息，從灌輸式傳輸的消極接受過程到互動雙選的主動參與過程，通過雙向溝通、合作、互動和反饋過程，旅游者從傳統的旅游文化接受者角色主動轉變為旅游文化的傳播大使。基于數字技術數字化和高容量的特點，數字媒體藝術增強了旅游文化傳播的時效性和豐富性，打破了旅游文化傳播的時空性。旅游文化的傳播作品的制作過程中，從前期拍攝和后期制作中均采用數字化形式和數字設備完成，利用計算機將實拍素材和圖像合成實現非線性自由編輯，經數字保存、壓縮和傳輸技術完成高質量影像作品至旅游網站、旅游電子地圖、旅游電子雜志、網路虛擬旅游等數字終端設備上，均以數字化的形式打破了旅游文化傳播的時空性。

（二）傳播形式無形的旅游文化經數字媒體藝術視覺聽覺綜合處理后，具有多感官體驗的綜合表現，有利于實現旅游文化信息傳播的最好傳播。基于數字技術和創意設計，數字媒體藝術可以增強旅游文化的視覺感知，加之文字、聲音、圖片和影響等新型形式組合的巧妙使用，不僅有助于增強旅游者對文化信息和內涵的視聽感官效果，而且會以全面化和立體化，具感染力和影響力的效果，吸引旅游者以主人翁身份參與旅游文化傳播活動，開闊旅游文化傳播新視野和高效互動性。新數字媒體介入下的旅游文化傳播中，藝術創造過程中采用的非線性數字技術及多層面性、大發散性思維模式，集自然、社會和環境等各種因素綜合考量，依賴于計算機圖像處理技術，實現平面、三維、靜態和動態的數字制作，追求更逼真的圖像、圖形、影響、文本和音頻等多種組成的表現形式，開闊想象力和創意思維，帶來更具表現力和傳播力的作品，維性的創意設計語言集中聚焦旅游者的注意力，對傳播內容產生濃厚的興趣，加強對傳播內容的印象、識別度和記憶度。

（三）在傳播媒體上，實現了多媒體的整合傳播和新舊媒體的延續與共融基于計算機虛擬完成平臺和資源的整合，打破傳統媒體各自為政的格局。在結構上，通過調研各媒體的優劣，優化組合，借助統一的數字形式整合眾多單一的傳統媒體為一個多元媒體組成的擴媒體傳播平臺，即數字傳播媒體。在功能上，數字媒體集成了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信息傳播的途徑，構建了高效、高容、多元的傳播方式，徹底打破時空限制，方便旅游者自主選擇。新媒體的出現并不會完全取代舊媒體，舊媒體也不會退出歷史舞臺，反而會在新的數字環境下繼續適應和演進。一方面，考慮到年齡較大的群體對新媒體的尚未充分適應，另一個方面，在數字媒體的幫助下，傳統媒體也實施了相應改革，在內容制作和傳播方面全面實現數字化。

（四）傳播效果隨著信息的發展，有價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數字媒體藝術這種生動有趣的形式引起了旅游者的注意。數字媒體藝術多元化的設計幫助旅游者選擇性理解，充分挖掘和彰顯了人文景觀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以通俗易懂方式幫助旅游者順利讀懂人文景觀文化。數字媒體藝術通過多種手段加深旅游者選擇性記憶，幫助旅游者多記住有意義的旅游文化信息，同時忽略或抑制不友好的旅游文化信息。新數字媒體介入下的旅游文化傳播中，藝術創造過程中采用的非線性數字技術及多層面性、大發散性思維模式，綜合考量自然、社會和環境等各種因素，依賴于計算機圖像處理技術，實現平面、三維、靜態和動態的數字制作，追求更逼真的圖像、圖形、影像、本文和音頻等多種組成的表現形式，開闊想象力和創意思維，帶來更具表現力和傳播力的作品，聚焦旅游者的注意力，對傳播內容產生濃厚的興趣，加強對傳播內容的印象、識別度和記憶度。

（五）傳播意義旅游本身是綜合文化需求、文化交流和人際交往的活動。基于數字媒體藝術的旅游文化傳播可以實現追求文化差異，領略不同區域人文差異，尋求文化認同，探索文化環境的跨文化交流。數字媒體不僅有利于信息高度溝通，加大對話時空密度，豐富溝通內容，更能保證文化交流的及時性、互動性、個性化、全面性和直觀性，盡最大可能避免跨文化傳播的障礙。作為貫穿于旅游全過程的旅游文化傳播，基于視覺形象的社會化和商業化行為，旅游文化實際上是每時每刻均有經濟和消費相關，數字媒體藝術促進旅游文化傳播的同時，也是基于數字媒體的方式以生動有趣的方式傳播新的旅游消費咨詢、消費理念和消費方式的過程。基于數字媒體藝術的旅游文化傳播改變了傳統旅游的模式，改變了破壞環境，破壞地方特色的粗獷式旅游模式。現代科技手段在旅游業的應用，保障了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基于數字技術和傳播技術以多角度、全方位、立體化實現由傳統單向、靜態、被動的傳播方式到動態、交互主動的傳播方式的過渡，旅游者可通過網路自主在線觀看、下載保存和溝通分享旅游文化。數字技術可通過掃描、拍攝、模擬等重塑傳統傳媒手段無法還原的傳統文化、民俗文化、民間技藝民間音樂等即將消失或業已消失的旅游文化，不僅可以通過配合文獻解譯、現場解說和文書解釋為旅游者提供素材，還可以作為重要的文化遺產保存下來，子孫后代可以通過數字化方式一睹歷史，實現旅游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延續。

四、結語

篇7

[關鍵詞]旅游文化史；旅游體驗文化；旅游介入文化；歷史分期；分期標準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5）12-0109-12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5.12.015

旅游文化史是旅游文化的縱向發展過程。在不同學者的眼里，旅游文化史有不同的內涵，其發展階段也見仁見智。旅游文化史的內涵究竟是什么？旅游文化史應該怎樣分期？這是本文要探討的主要問題。

1 旅游文化史的內涵

1.1旅游文化史內涵研究述評

旅游文化史的論著目前已有很多，對旅游文化史內涵的探討卻不多見。 林永匡先生著眼于中國旅游文化史，認為心態與價值觀念是旅游文化活動（實為文化旅游）的“核心”與“靈魂”，是旅游文化史的首要課題。

馬勇先生則從文化學的角度提出：旅游文化不是旅游的某一方面或獨立于旅游之外的另一事物，它是旅游的另一種表述；旅游文化史就是文化學視角的旅游史。

張啟先生立足于旅游主體，認為：旅游文化史內容豐富，包羅萬象，最為光輝燦爛的部分，則是旅游者旅游活動的歷史。旅游文化的歷史，實際上就是旅游者的歷史。

諸家對旅游文化史內涵的探討雖各有側重，有一點卻是相同的：即自覺不自覺地把旅游文化史混同于旅游史――林永匡強調旅游文化史首要課題是文化旅游的心態與價值觀念（的發展史），馬勇強調旅游文化史是文化學視角的旅游史，張啟認為旅游文化史實為旅游者的旅游史。有的旅游文化史論著雖未明言旅游文化史就是旅游史，但所著旅游文化史卻實實在在是指向旅游的，論著中旅游一詞的使用比旅游文化一詞還多。

這種現象令人深思。難道旅游文化史真的等同于旅游史？按某些學者的說法――旅游文化就是旅游，旅游文化史就是文化學視角的旅游史，旅游文化史當然可以等同于旅游史。遺憾的是，上述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

第一，旅游文化不同于旅游，旅游文化史不同于旅游史。旅游文化與旅游是不是同一現象？少數學者是持肯定態度的。但歷史告訴我們，它們從來就不是同一現象，20世紀90年代前兩個概念從未混用即是證明：作為概念，旅游一詞早在5世紀初即已出現，泛指人的暫時性異地流動，是與“家居”相對應的。在諸多與之混用的概念中，有“游”“觀”“游覽”，唯獨沒有“旅游文化”；旅游文化一詞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泛指與旅游有關的文化，是與“旅游經濟”相對應的。在諸多與之混用的概念中，有“旅游者文化（tourist culture）”“游覽文化（touringculture）”“旅行文化（travel culture）”，唯獨沒有“旅游”。20世紀90年代，個別學者提出“旅游就是旅游文化”，兩種獨立的現象開始混為一談。旅游文化與旅游有聯系，更有區別，雙方在主體、客體、性質上各不相同。旅游文化不同于旅游，這在邏輯上決定了旅游文化史必然不同于旅游史。

第二，研究視角無法改變歷史內容，文化學視角的旅游史依然是旅游史，不是旅游文化史。就本話題而言，研究視角和歷史，兩者是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的關系。研究視角是研究者選擇的，只能發現對象，不能改變對象。研究旅游史，可以用文化學視角，但旅游史并不因此變成旅游文化史。正如我們用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等視角研究旅游史，旅游史并不因此變成旅游社會史、旅游經濟史、旅游地理史一樣。作為研究對象，歷史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研究者的意識為轉移的。旅游史可能因研究視角的不同而“橫看成嶺側成峰”，但這只是旅游史的不同側面，不是旅游文化史的“峰”和“嶺”。畢竟，此嶺非彼嶺，此峰非彼峰。

1.2基于“體驗與介入”理論的旅游文化史內涵

既然旅游文化史不是旅游史，那么，旅游文化史本來內涵是什么？旅游文化史是旅游文化的縱向展開，欲弄清旅游文化史的內涵，首先必須明確旅游文化的定義。

關于旅游文化的定義，學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影響較大的有“相關文化總和”說、“特殊生活方式”說、“旅游主體文化”說、“旅游介體文化”說、“旅游客體文化”說、“旅游主、客體文化”說、“旅游主、介體文化”說、“三體碰撞”說、“文化交流與對話”說、“體驗與介入文化”說。其中，“體驗與介入文化”說較為晚出，也最有說服力。該說認為：旅游文化不同于旅游，也不同于一般文化，更不同于旅游資源，它是“人們對旅游的體驗與介入過程及其精神產品的總和”，旅游體驗文化和旅游介入文化是旅游文化的兩大主干。旅游體驗文化是旅游文化的核心，是“旅游參與者對旅游的體驗過程及其精神成果的總和”，包括現實旅游體驗、虛擬旅游體驗及相關的體驗規范，具有廣泛性、享受性、自由性、情感性和個體性等特點。旅游介入文化是旅游文化的，是旅游干預者對旅游的介入過程及其精神成果的總和，包括現實旅游介人文化和虛擬旅游介入文化，其特點突出地表現在導向性、功利性、地域性、民族性和規范性等方面。

基于“體驗與介入”的旅游文化理論，旅游文化史的內涵可以這樣界定：旅游文化史就是旅游體驗與介入文化的發展史。其內涵主要有二：

（1）旅游文化史是旅游體驗文化的發展史。旅游體驗文化包括現實旅游體驗、虛擬旅游體驗及相關的體驗規范，旅游體驗文化史必然包括現實旅游體驗史、虛擬旅游體驗史及相關的體驗規范史。

從體驗對象的角度看，現實旅游體驗史包括社會旅游體驗史和自然旅游體驗史。

所謂社會旅游體驗史是指旅游者通過對人文景觀和旅游服務等社會文化現象的體驗而創造的旅游文化史。人類生活在自己創造的社會之中，較之自然，人類對社會更熟悉、也更親切。所以，社會文化比自然更早進入旅游活動領域。古埃及是世界上社會旅游體驗活動的發源地，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大批游客去那里游覽人文奇觀金字塔，考察當地民俗風情。我國先秦典籍《易經》也有“觀光”等社會旅游體驗的記載。此后，社會旅游體驗活動日益發達，由此產生的旅游體驗文化作品更是汗牛充棟。近代以來，隨著旅游業的產生，旅游服務成為社會旅游體驗的重要對象。對旅游服務的體驗，因人而異，因質而異，苦辣酸甜，一言難盡。在當代，社會旅游體驗仍是最主要的旅游體驗文化之一。

所謂自然旅游體驗史是指旅游者通過對自然景觀的體驗而創造的旅游文化史。春秋時孑L子總結了自己和前人的自然旅游體驗，提出“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論語?雍也》）的格言，成為中國自然旅游體驗的經典；公元前5世紀，柏拉圖等號召向大自然學習，揭開了西方自然旅游體驗的序幕。魏晉南北朝時期，無數中國知識分子投入大自然的懷抱，吟風詠月，抒懷，掀起有史以來首次大規模自然旅游體驗的；18世紀中葉，在浪漫主義思潮的引導下，歐洲也出現了自然旅游體驗的大潮。二戰結束以來，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越來越多的人渴望獲得“回歸自然”的樂趣，自然旅游體驗有了快速的發展，并成為旅游體驗文化的大宗。

虛擬旅游體驗史幾乎與現實旅游體驗史同時發生。虛擬旅游體驗史主要包括神游史和臥游史兩大部分。

所謂神游是指身體不至而心神旅游，泛指想象出來的旅游。神游主要是一種想象活動。在古代，人的旅游受到極大限制，現實不能滿足人的旅游需要，人們就通過想象來獲得滿足，于是出現了“神游”這一虛擬的旅游體驗方式。古希臘的《大地環游記》、古中國的《山海經》就屬于早期的神游作品。在虛擬旅游體驗史上，神游主要有仙游、夢游、幻游3種形式。仙游是想象的神仙之游：不受內外環境制約，隨心所欲，無所不至，優哉游哉，絕對自由。仙游主要盛行于古中國，流行至今。屈原的《遠游》及大量的“游仙詩”即為著名的仙游作品。夢游是假托夢境所作的精神之游，中西盛行。典型的夢游當屬《愛麗絲夢游仙境》中愛麗絲的仙境之游和《夢游天姥吟留別》中李白的天姥山之游。幻游是以現實為基礎幻想出來的旅游，主旨是批判現實，反思文化。幻游包括以社會文化為主題的奇幻之游和以科學技術為主題的科幻之游。前者如《桃花源記》中漁夫的桃花源之游，《鏡花緣》中唐敖的海外之游，《神曲》中但丁的地獄、煉獄、天堂之游，《格列弗游記》中格列弗的探險之游；后者如《地心游記》中登布羅克一行的地心之游，《時間機器》中時間旅行者的未來之游。奇幻之游往往流行于社會動蕩、轉型時代，科幻之游則盛行于科技發達的近現代。

臥游最初的意思是通過居家欣賞山水畫體驗旅游，后擴大為通過欣賞與旅游有關的詩文、圖畫或影視等體驗旅游。按此定義，現代興起的“網游”――網上旅游（不是旅游電子商務或電子網絡游戲）也屬臥游。因為網游同傳統的臥游一樣，也是通過欣賞與旅游有關的詩文、圖畫或影視等體驗旅游，只是體驗的介質不同――前者是網絡，后者主要是紙質。（相對于網游，我們也可以據此把傳統的臥游稱為“紙游”――紙上旅游。）臥游主要屬于感知活動，也是以滿足旅游需要為主要目的。傳統的臥游興盛于中國，以至于山水畫也稱為臥游圖，如南宋李生的山水畫稱為《瀟湘臥游圖卷》、明代沈周的山水畫稱為《臥游圖》、清初程正揆的山水畫稱為《江山臥游圖》。網游則中外咸宜。美國權威旅游雜志《旅行家》曾選出世界“十大奇景”，第十景即為無國界的電子網絡。

無規矩不成方圓。隨著旅游體驗的形成，旅游體驗的規范亦隨之出現。

最早形成的旅游體驗規范應屬旅游習俗。習俗是人類最早的行為規范，是道德、法律等其他規范的淵藪。早在原始社會末期的傳說時代，祭祀旅行保護神――路神的旅行習俗就產生了。古中國的路神是“修”或“累祖”，行前要舉行祭祀儀式，稱“祖道”。古希臘的路神是“赫爾墨斯（Hermes）”，街頭路口要樹立赫爾墨斯的雕像，供行人識別、拜祭。其后，旅游習俗越來越豐富，如中國人出行要占卜擇吉，外國人旅行要贈物送別。春踏青、秋登高、游必有記，則是古今中外普遍的旅游習俗。在現代旅游活動中，除了業已形成的傳統旅游習俗之外，還有一些正在形成的新的旅游習俗。新的旅游習俗主要源于相關組織（包括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和研究人員根據旅游發展的需要制定的各種“守則”、“指南”和“規范”。

旅游道德是繼旅游習俗之后又一重要旅游體驗規范，它在上古時期即已出現。古希臘數學家畢達哥拉斯提出：到外邦旅行時不要帶著本國的成見，即要人鄉隨俗。這一提示要求尊重目的地的文化，已成為告誡旅游者的金玉良言。古中國思想家孔子提出“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論語?里仁》）這一倫理思想也很快成為中國極為重要的旅游道德規范。近代以后，旅游道德的調整對象已從人與人擴大到人與自然。旅游者不但要尊重人，更要尊重自然。1999年10月1日，世界旅游組織第13屆大會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通過了《全球旅游倫理規范》，對旅游道德作了原則性的規定。《全球旅游倫理規范》的通過，標志著全球旅游道德的初步形成。

規范旅游者及其行為的旅游法規，是隨著旅游問題的加劇而出現的。早在先秦時期，西周統治者為了管理旅行，建立了通行制度和宵禁制度；秦國為了驅民歸農，過禁游惰、廢逆旅的法令。這應該是旅游法規的先聲。現代以來，隨著旅游的發展及其影響的擴大，一些國家，尤其是旅游發展較早、較快的國家，感到了旅游立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20世紀40-50年代，有些國家開始制定有關旅游者的法律、法規；20世紀50-60年代，“旅游法”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到20世紀60-70年代，日本、韓國、巴西、墨西哥、英國等根據本國情況，相繼制定了一些專門的旅游法律、法規。但到目前為止，尚沒有專門針對旅游者的法律規范體系，相關的內容只能從國家立法與行政部門制定頒布的法律、法規中去尋找。

（2）旅游文化史是旅游介入文化的發展史。旅游介入文化包括現實旅游介入文化、虛擬旅游介入文化，旅游介入文化史必然包括現實旅游介入文化史和虛擬旅游介入文化史。

現實旅游介入文化是隨著旅游體驗文化的產生而產生的。旅游者對旅游景觀的體驗起源于何時，至今未有定論；至少在原始社會末期就已出現。那時旅游現象剛剛萌芽，不足以引起社會有關方面的關注，自然談不上什么旅游介人文化了，社會、政府、企業、學界介入旅游形成旅游介入文化，那已經是進入階級社會以后的事了。

最早的旅游介入文化當屬旅游服務文化。上古時期，隨著旅游體驗活動的出現，為之提供食、住、行、游等服務的旅店、交通、導游等應運而生了，旅游服務文化就此萌芽。在古希臘的城邦時代，有一種自愿為故國來客提供食宿、向導的服務慣制，服務者均為義工。這應當是后世旅游服務志愿者文化的源頭；在古中國的西周時期，賓館既已形成“賓至如歸”的服務理念，要求視來客為家人，影響至今。近代以后，旅行社紛紛成立，嚴格意義上的旅游服務文化正式形成。

繼旅游服務文化之后的是旅游景觀開發文化。最初的景觀開發作品當屬上古時期埃及的圣苑、中國的苑囿、西亞的花園和希臘的官苑。其后累經設計，自然山水越來越人工化，園林的組成要素日益成熟，終于形成風格各異、自成一系的中國、西亞和西歐三大園林體系。近代以后，山河湖海、民俗古跡，無不列入開發范圍，并形成多樣的開發理念。

旅游宣傳文化幾乎與旅游服務文化和景觀開發文化相伴而生。為了吸引游客，推銷產品，上古時期中國酒店發明了“酒旗”（幌子）這一宣傳形式，古羅馬甚至出現了“某某酒店歡迎光臨”的宣傳標語。中古時期，導游手冊大量出現，導游員、游記成為旅游宣傳的重要載體，旅游宣傳文化進一步發展起來。近代以后，旅游宣傳的作用越來越大，地位也越來越高，形式也越來越多樣化，以此為核心的旅游宣傳文化也日益壯大。現在，旅游宣傳文化已經成為一支最絢麗的旅游介入文化之花。

旅游研究文化同樣歷史悠久。在中國，它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先秦時期。據史料記載，老子、孑L子、壺丘子、列子均曾討論“游至”與“游道”。“游至”即游的最高境界，“游道”即游的藝術方法，這些一直是中國旅游大家津津樂道的旅游核心問題，已經討論幾千年了，至今仍是旅游研究的重要課題。在西方，關于旅游的研究可追溯到16-18世紀“要不要旅行”的大討論。近代以后，西方成了世界的旅游研究中心，旅游研究文化的西方色彩也越來越濃厚了。

虛擬旅游介入文化也是隨著旅游體驗文化的產生而產生的，所涉及的虛擬旅游介入主要有虛擬導游服務（如但丁《神曲》中的浮吉爾、俾德麗采導游，屈原《遠游》中的豐隆向導）；虛擬食宿服務（如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便要（邀）還家，設酒殺雞”，屈原《遠游》中的“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虛擬交通服務（如但丁《神曲》中的開隆使船，屈原《遠游》中的風伯開道）等。最初的虛擬旅游介入是從虛擬旅游的角度提出來的，沒有形成獨立現象。在虛擬旅游的最高層次――“仙游”中，上述虛擬旅游介入更是可有可無，因為這些仙人“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莊子?逍遙游》），已經達到“無待（無需依賴任何介體而隨心所欲）”的境界了。

現代以后，隨著網游的興起，網游介入文化興盛起來。目前已經陸續開發出一些網游介入系統，如桌面虛擬現實系統――主要通過計算機顯示器來顯示虛擬世界；坐艙式虛擬現實系統――主要通過置身于特制的轉動坐艙從不同的角度觀看虛擬世界；沉浸式虛擬現實系統――用戶通過頭盔式顯示器或全方位監視器自由地環顧虛擬空間。網游介入系統為人類開辟了一個新的生存和休閑空間，在其中，人們不必像在傳統旅游世界那樣受到因財富、地位、身份等不同而產生的歧視和壓抑，可以平等地進行游覽、交流，充分的解放思想和“人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網游介入系統不只是對傳統旅游文化的一種顛覆，更是一種文化創造――一種平等、寬松的文化環境的塑造。網游介入文化的興盛，標志著虛擬旅游介入文化已成為一種相對獨立的現象。

2 旅游文化史的分期

研究旅游文化史，繞不開旅游文化史的分期。這既是旅游文化史研究的基礎，也是旅游文化史研究的方法。本文在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重點探討旅游文化史的分期標準和具體分期。

2.1學界對旅游文化史分期的認識

關于旅游文化史的分期，學界已取得不少成果。郝長海等先生認為：縱觀旅游文化史的發展行程，大體上可以分為3個階段：一是19世紀初葉之前的古代旅游文化，具有功利性、求知性、宗教性、審美性等特征：二是19世紀初葉至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近代旅游文化，具有駁雜性、制度性、娛樂性、跨文化性等特征；三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興起的現代旅游文化，經濟與科技因素大增，消遣娛樂需求高漲，負面價值增多。這一說法出現較早，影響較大。

謝貴安等先生認為：世界旅游文化史可以分為起源與發展（上古-15世紀）、突變與擴展（15世紀-18世紀）、交流與整合（18世紀-現在）3個階段。在第一階段的上古時期，中西兩大旅游文化系統分別在歐亞大陸的兩端發生并成型。中古時期，中國旅游文化有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西方民族冒險勇進的旅游性格也借教士、騎士和商人的旅游活動頑強地表現出來。在第二階段，緊接中國人之后進軍海洋的是西方的探險家，他們掀起了第二次跨越海洋的歷史巨浪，并一浪高過一浪地將跨越海洋和聯結文化圈的事業繼續了下去。在第三階段，東西兩大文化民族的旅游風尚開始接觸，并發生沖突。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最終導致環球旅游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世界性的旅游文化系統。謝先生的分期著眼于文化流變，為多家引用。

喻學才等先生認為：歐洲的旅游文化主要經歷了4個發展階段。在第一階段（公元前8-公元前3世紀），唱主角的是古希臘人。希臘人經過許多世紀的探險旅游，地理觀念從原來熟悉的地中海周圍擴張到印度和非洲。在第二階段（公元前3世紀-3世紀），唱主角的是羅馬人。本階段歐洲的旅游文化主要體現在探險旅游上，羅馬的探險集中在西歐陸地和不列顛島。在第三階段（3世紀-15世紀），傳教士唱主角。中世紀的歐洲旅游文化有極濃的宗教色彩。在第四階段（16世紀-現在），歐洲旅游文化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局。旅游中介機構的出現以及隨之而起的旅游產業使旅游文化打上一系列迥異于此前許多個世紀的痕跡。喻先生還把中國的旅游文化分為神話傳說和信史兩個時期。其中信史時期又分為夏商周、秦漢、六朝、唐宋、元明清、晚清民國等若干階段。喻先生的歐洲旅游文化分期著眼于旅游文化主體的變化，很有特色；中國旅游文化分期則以朝代更替為標志，很有代表性。

沈祖祥、馬勇則分別對中國旅游文化史分期做了探討。沈祖祥認為：中國旅游文化史可分為形成（先秦秦漢）、勃興（魏晉南北朝）、鼎盛（隋唐宋）、發展（元明清）、轉型（近現代）5個時期；馬勇認為：根據對旅游文化的主體、客體和媒體以及旅游觀念等發展變遷的綜合考察，可將中國旅游文化的發展歷程劃分為濫觴（先秦秦漢）、勃興（魏晉南北朝）、隆盛（隋唐）、新變（宋元）、穴結（明清）和轉型（近代）等6個時期。沈、馬的中國旅游文化史分期著眼于旅游的自身發展，兼顧朝代的更替，在學界亦有影響。

2.2旅游文化史分期之我見

2.2.1 分期標準與分期對象

如前所述，上述各家的旅游文化史分期影響較大，但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造成差異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分期標準和分期對象并不相同。

從分期標準看，目前的旅游文化史分期標準實際上有兩種：一是按社會發展史的不同階段，把旅游文化史相應分割若干個時期，如以朝代命名的旅游文化史階段；二是按旅游文化史的階段性，把旅游文化分為若干時期，如以“形成”“勃興”“鼎盛”“新變”“穴結”“轉型”命名的旅游文化史階段。分期標準不同，分期階段必不相同。

再從分期對象看，目前的旅游文化史分期對象形式上也有兩種：一是旅游史，二是旅游文化史。大部分學者認為旅游史就是旅游文化史，所作的旅游文化分期，對象當然是旅游史了（奇怪的是，其中大部分人又認為旅游不同于旅游文化）；小部分學者認為：旅游史不同于旅游文化史，所作的旅游文化史分期，對象自然鎖定旅游文化史了（遺憾的是，持此觀點的學者多未能堅持到底，他們筆下的旅游文化史仍多是旅游史）。分期對象不同，分期階段也不相同。

可見，欲統一旅游文化史的分期，必先統一分期標準和分期對象。

我們認為：旅游文化史分期標準還是以第二標準――旅游文化史的階段性較為科學。進行歷史分期，不僅僅為了方便學習歷史，更是為了方便把握歷史――把握歷史的階段特征與發展規律。旅游文化史也不例外。用社會史的分期標準處理旅游文化史的分期，固然簡便易行，卻容易忽略旅游文化史的特殊性，有生搬硬套之弊。

至于分期對象，無疑應統一到旅游文化史上來。旅游史不是旅游文化史，也不能代替旅游文化史。為旅游文化史分期卻以旅游史為替身，顯然是找錯了對象。目前已有的旅游文化史分期幾乎全是旅游史分期，這正是進行歷史分期時弄錯對象的結果。

綜上所述，按旅游文化的階段性亦即旅游體驗文化與旅游介入文化的發展階段進行分期，這才是明智的選擇。

旅游文化史是旅游體驗文化與旅游介入文化的發展史，旅游體驗文化與旅游介入文化的發展有時是不同步的；旅游文化的形成是多元的，各地的旅游文化發展是不平衡的。在這種情況下，旅游文化史分期的界標如何確定？筆者主張：旅游體驗文化與旅游介入文化發展不同步時，界標的確定以旅游體驗文化為重心；各地旅游文化的發展不平衡時，界標的確定以旅游文化相對發達者為重心。因為旅游體驗文化是旅游文化的核心，旅游文化相對發達者是區域旅游文化的代表。

2.2.2 宏觀分期與中觀分期

（1）宏觀分期。按著上述分期原則，從宏觀的角度，整個旅游文化史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3個大的歷史階段，起訖時間分別為公元前31世紀、18世紀中葉、20世紀中葉、現在。

公元前31世紀是人類旅游文化史的起點。旅游文化是在旅游的基礎上形成的，旅游從哪里開始，旅游文化就從哪里開始。一般認為，人類旅游與旅游文化始于原始社會末期、人類文明初期。具體時間是什么？我們認為：具體時間是公元前31世紀。埃及阿拜多斯曾出土一塊刻有古埃及第1王朝第2任或者第3任法老Djer名字的象牙板，其上隱約記載了Djer巡游三角洲地區布托和舍易斯的情景，距今已有5000多年。這應是人類旅游體驗之始，也是人類旅游文化的開端。至于旅游文化起源于數萬年前的說法，根本就是將遷徙與旅游混為一談了。

18世紀中葉是世界旅游文化史古代與近代的分界點。

近代的旅游文化，其主流無疑是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旅游文化早在14世紀工商業發達的歐洲既已出現，只是那時還不是主流。經400年的積累，資本主義的旅游文化終于在18世紀中葉實現從亞文化向主文化的華麗轉身。其標志性事件有兩個，一是大規模自然旅游體驗的出現，二是傳統求知旅游體驗的質變。在西方，18世紀前已出現零星的自然旅游體驗，其資本主義因素雖較中國為多，但仍屬非主流。18世紀中葉，歐洲首次出現了有明確目標和自我意識的大規模自然旅游體驗活動，酷愛自然、崇尚自然、回歸自然成為該體驗活動的主旋律。由于它與工業革命密切相連，又以資產階級的浪漫主義精神為指導，加之規模巨大，其資本主義性質和主導地位一舉奠定。求知旅游體驗古已有之，歐洲17世紀興起的教育旅游（又稱大旅游）及由此引發的求知旅游體驗，堪稱規模空前：貴族子弟幾乎都要做一次全歐游學，貴族游學體驗成為社會旅游體驗的大宗。18世紀中葉起，游學文化的主體和內容開始發生質的變化：主體由傳統的貴族子弟轉變為新興的資產階級，內容由學習貴族文化轉變為享受生活樂趣。長達百年的貴族游學文化就這樣搖身一變成為資產階級的游樂文化。顯而易見，歐洲18世紀中葉的旅游體驗文化已經駛入近代的軌道。歐洲的近代旅游介入文化也是從18世紀中葉開始逐漸形成的：1760年，近代大飯店服務文化出現；40年后，近代交通服務文化出現；又40年后，近代旅行社服務文化出現。18世紀中葉，中國正處于康乾盛世晚期，中國旅游文化雖然也達到古史最――帝王巡游文化空前絕后，士人漫游文化華章畢現，飯店服務文化盡顯旅游色彩，景觀開發文化進入全盛時代，但其主流仍屬封建性質，其在旅游文化史上的界標意義，首先是古代旅游文化的由盛轉衰，然后才是近代旅游文化的化蛹成蝶。因為中國古代旅游文化直到19世紀中葉才宣告終結。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辛棄疾《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資本主義旅游文化由亞文化向主文化的華麗轉身，昭示世界旅游文化正在告別古代，邁向近代。而發生這一歷史轉折的18世紀中葉，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世界古、近代旅游文化的最佳分界線。以19世紀中葉近代旅行社開端為古、近代旅游文化分界線的流行說法，無視此前百年主流旅游文化的近代屬性，獨重旅行社服務文化，真正是喧賓奪主，本末倒置。

20世紀中葉是世界旅游文化史近、現代的分界點。

首先，20世紀中葉是世界近代旅游文化史的終點。近代旅游體驗文化的主體是資產階級，較之古代旅游體驗文化的主體，也算是“大眾”了，但較之現代旅游體驗文化的主體，仍然是“小眾”；近代旅游介入文化的主干是中、上層文化，較之古代旅游介入文化，更多平民色彩，但較之現代旅游介入文化，仍然是貴族文化。如果發生近代旅游文化從“小眾”向“大眾”、從貴族化向平民化的轉變，就意味著近代旅游文化走向衰落。事實上，這種轉變在20世紀初就開始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出國旅游仍然是少數有錢有權人的專利；戰后，出國旅游開始大眾化了。1908年前，飯店服務文化仍然是大飯店的貴族服務文化；1908年后，飯店服務文化開始向商業飯店的平民服務文化轉變。1914年后，近代旅游文化加速衰亡：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讓衰變中的近代旅游文化傷痕累累；1929-1933年經濟大蕭條，讓傷痕累累的近代旅游文化奄奄一息；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讓奄奄一息的近代旅游文化走向盡頭。

其次，20世紀中葉是世界現代旅游文化史的開端。現代旅游文化有兩大特征：一是旅游文化大眾化，二是旅游文化一體化。旅游文化大眾化是指旅游文化主體來源廣泛，數量眾多；旅游文化產品大眾制造，全民共享。旅游文化一體化是指旅游文化由點到面，由區域性到世界性。旅游文化的大眾化在19世紀中葉已見端倪，但真正的大眾化是從20世紀中葉開始的：1950年，全球的國際旅游人次為0.25億；1960年，全球的國際旅游人次為0.72億；1970年，全球的國際旅游人次為1.58億。國際、國內旅游人次按1：9的比例推算，1950年至1970年全球國際、國內旅游人次由2.5億增至15.8億。20年間國際國內旅游人次增長6倍多，包含了各個階層。這還僅是旅游體驗文化主體，旅游介入文化主體尚未計算在內。隨著旅游文化主體的大眾化，旅游文化產品也趨于大眾化：旅游體驗文化產品由雅而俗，旅游介入文化產品由貴族化而平民化。旅游文化的一體化也是從20世紀中葉開始的：20世紀50-60年代，探險、文化、生態等旅游體驗主要流行于歐美、肯尼亞，現在已遍及全球，隨著國際旅游者的增多和網絡媒體的發達，這些旅游體驗文化已由一時一地變為世界共享，其體驗模式也因相互效仿而越來越趨同化進而國際化。這是現代旅游體驗文化而且是主流體驗文化的一體化。20世紀50年代前后，旅游介入文化也呈現出快速一體化的趨勢：1947年，世界旅游組織前身官方旅游組織國際聯盟成立；1949年，世界國際旅行社協會成立；1951年，國際旅游科學專家協會成立。上述世界性旅游組織分別是旅游行政、旅游企業、旅游學術等方面的代表，它們的成立，是旅游介入文化一體化的縮影。現代旅游文化的兩大特征始于20世紀中葉，具體說是20世紀50年代前后，因此，20世紀中葉（或者說20世紀50年代）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近、現代旅游文化的分界點。

“現在”是旅游文化史第4個最重要的時間點。意大利史學家Bendetto Croce有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旅游文化史也不例外。它形成于“過去”，壯大于“現在”，發展于“將來”。但“將來”的歷史還未發生，它的休止符只能暫時停留在“現在”，“現在”也就成了既有旅游文化史的最后一個時間點。

（2）中觀分期。從中觀的角度看，古代、近代、現代旅游文化亦可各自細分為若干小的歷史時期。

古代旅游文化可分為形成、消長、嬗變3個時期。

古代旅游文化的形成階段從公元前31世紀開始，到2世紀、3世紀之交結束。古代的旅游文化是多元發生的，埃及、西亞、歐洲、中國等都是旅游文化的發源地。其中，最重要的旅游文化區無疑是歐洲和中國。古歐洲旅游文化迭經古希臘、古羅馬人的積累、創造，兼融地中海周邊的旅游文化，至2世紀羅馬興盛時期，大體具備了貪圖享樂、偏愛冒險、講究科學、張揚個性等基本特征。興盛時期的羅馬旅游文化是歐洲旅游文化的主要源頭，上述特征的具備，意味著歐洲旅游文化的形成。中國古代旅游文化以怡情、修身、觀道、恤民為基本特征，這些特征在春秋戰國時期即已具備，秦漢時期更加突出。這意味著中國古代旅游文化至遲在在2世紀也已形成。東西兩大旅游文化在2世紀相繼形成，由此決定了2世紀、3世紀之交必然是旅游文化史重要的分界點。

古代旅游文化的消長階段始于2世紀、3世紀之交，結束于14世紀中葉。本階段旅游文化的顯著態勢是此（西）消彼（東）長，故名。2世紀、3世紀之交成為古代旅游文化史的重要分界點，除了因為古代旅游文化形成于此前，還因為它開啟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古代旅游文化的消長階段：2世紀末，羅馬安敦尼王朝滅亡，羅馬帝國陷入最混亂時期。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西方嚴格意義的旅游不絕如縷，旅游文化一蹶不振。與此同時，中國的東漢王朝名存實亡，中國也陷入分裂割據的混亂局面，大批知識分子走向山林，開啟了旅游文化史上首次自覺、大規模的自然旅游體驗。古代旅游文化消長階段如此開端，奠定了本階段旅游文化西衰東盛的發展格局：在西方，歐洲旅游文化自2世紀末衰落后，取而代之的是宗教旅行文化，真正的旅游文化進入“冬眠”狀態，而且一“眠”就是千年，直到12世紀開始復蘇。14世紀初但丁的“三界”神游及作品《神曲》標志著歐洲旅游文化復蘇的完成。14世紀中葉，一場突如其來的黑死病（鼠疫）橫掃歐洲，消滅了1/3的歐洲人口，復蘇的旅游文化幾乎再次進入“冬眠”狀態。在歐洲古代旅游文化走向衰落的時候，東方旅游文化卻日益繁盛。在中東，公元7世紀，阿拉伯帝國開始崛起，并逐漸成為重要旅游文化區。14世紀中葉，阿拉伯著名旅行家Ibn Battuta的亞非之游及其游記為盛極一時的阿拉伯旅游文化書寫了完美的最后一章。在遠東，隨著封建社會的成熟和古代旅游的進步，3-14世紀中葉的中國旅游文化又邁上新的臺階：在旅游觀念方面，中國人對旅游有了新的認識，不同旅游方式觀和旅游價值觀，各行其道。在旅游體驗方面，旅游體驗繼續由社會領域向自然領域延伸，自然體驗成為旅游體驗的主流；旅游體驗趨于藝術化、哲理化，行為和成果都變得前所未有的精致；在虛擬旅游體驗方面，神游、臥游體驗十分發達，前者如曹植筆下的仙游、李白筆下的夢游、陶淵明筆下的幻游，后者如宗炳自述中的臥游，均瑰麗多彩，輝耀古今。在旅游服務文化方面，不但逆旅食店兼營食宿服務，館驛也開始向私務旅行者開放，旅游服務文化的色彩日益濃厚；在景觀開發文化方面，古典旅游景觀設計日趨成熟，園林設計完成了從“范山模水”到“尚理重神”的轉變。這一時期，中國的旅游文化，無論是旅游體驗文化，還是旅游介入文化，都超邁上古，并遙遙領先于世界。14世紀中葉后，中、西旅游文化變局頻現，阿拉伯旅游文化風光不再，世界古代旅游文化進入新的階段――嬗變階段。

所謂“嬗變”，是指古代旅游文化高度發達，醞釀質變。這個階段始于14世紀中葉，止于18世紀中葉。在西方，歐洲旅游文化歷經持續的鼠疫和連綿的戰爭，開始復興。特別是16世紀以來，發展勢頭益發強勁（有學者認為這是歐洲旅游之始：傳統的“溫泉旅游”體驗再現輝煌，新興的海濱旅游體驗頗為流行，旅游審美體驗開始嶄露頭角，旅游求知體驗、旅游探險體驗更是迭起，虛擬旅游體驗以《格列弗游記》（Jonathan Swift著，1726出版）為標志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人們的旅游觀念由保守而趨于開放，旅游服務文化由單一而趨于多樣。歐洲14世紀中葉至18世紀中葉的旅游文化，既有傳統的強大的封建主義基因，也有新興的壯大的資本主義因素，既有本土的特質，也有外來的養分，各種成分交織在一起，匯成一股壯觀的洪流，新舊裹挾，呼嘯著穿越中世紀的寒夜，向著近代的黎明奔騰而來。在東方，中國正從明朝建立走向康乾盛世，中國古代旅游文化也經歷著最后的輝煌：旅游行為方式雅俗競勝，旅游心理取向內外并行，傳統旅游進入全面反思階段，旅游服務文化豐富多彩，古典景觀設計進入集成時代。同西方旅游文化一樣，此時的中國旅游文化雖然以傳統為主，但也有一些開新的因素，如探險旅游體驗盛行，科考旅游體驗大興。正是這些開新的因素，為近代旅游文化的到來做了鋪墊。只是較之西方，開新不足而集成有余，以至于18世紀中葉，西方旅游文化率先邁入近代的門檻，中國旅游文化還停留在古代。領先世界1000多年的中國旅游文化，就在這短短的400年間，被西方迎頭趕上并最終超越。

近代旅游文化可以19世紀中葉為界，分為前后2個時期。近代旅游文化史除了上限18世紀中葉和下限20世紀中葉外，恐怕沒有哪個年代像19世紀中葉那樣重要了――許多重大旅游文化事件都集中在這個年代：1840年，中國邁人近代社會，中國旅游文化打開了通往近代的大門；1845年，托馬斯?庫克創建世界首家旅行社，近代旅游服務文化的核心從此形成；1851年，首屆萬國博覽會在倫敦舉行，參觀者600多萬，開旅游文化大眾化的先河；1852-1858年，世界級旅行家、俄國作家岡察洛夫（IvanAleksandrovich Goncharov）環游歐亞，完成了旅游文化史里程碑式的巨著《岡察洛夫環球游記》；1863-1869年，“科幻之父”、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Jules Veme）先后出版了《氣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記》《從月球到地球》《格蘭特船長的女兒》《海底二萬里》等系列科幻小說，開辟了神游文化的新時代。這一系列重要事件使19世紀中葉成為近代旅游文化前、后期的當然分界線，以此為界，近代旅游文化前后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在前期，西方旅游文化率先邁人近代的門檻。自然觀光成為旅游大宗，人、家、山、水、林、沙、星、云，成為自然旅游體驗的永恒主題；假日旅游風靡一時，溫泉旅游體驗和海濱旅游體驗成為中產階級的時髦風尚和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前所未有的探險、考察旅游大潮出現了，形成了驚心動魄的另類旅游體驗文化；大飯店服務文化、輪船服務文化、火車服務文化相繼出現，近代旅游介入文化開始形成；隨著美國的獨立，北美旅游文化區也開始形成。

在后期，世界近代旅游文化出現新的局面。北美自然觀光體驗沛然興起，新大陸成為領略自然的壯美與神秘的最佳場所；西方溫泉度假療養旅游進一步發展，工人階級也加入其中；海濱旅游進入療養娛樂階段，濱海旅游體驗也由療養向娛樂延伸；探險、考察體驗在世界各地廣泛普及開來；以《時間機器》（Wells H.G.著，1895出版），《太空旅行記》（Georgios Melis導演，1904年上映）等為載體的科幻旅游體驗達到新的高峰。交通服務文化從傳統轉向現代，飯店服務文化從貴族化轉向平民化，旅行社服務文化成為近代旅游服務文化的標志，旅游宣傳成為近代旅游介入文化的亮點，有組織的旅游景觀開發開始興起，旅游研究從文化向經濟轉移。中國旅游文化充滿憂患意識并與西方接軌，北美旅游文化區完全形成并與歐洲旅游文化區交相輝映。1914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濟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相繼爆發，世界近代旅游文化走向衰亡。

現代旅游文化可以20世紀90年代為界，分為前后2個時期。同19世紀中葉一樣，20世紀90年代也是重大旅游文化事件集中的年代：1990年，首屆中國旅游文化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旅游文化從學術走向學術中心；1991年，蘇聯解體，蘇聯旅游文化模式全面轉型；1992年，旅游業成為世界第一大產業，旅游介入文化的發展獲得了無比豐厚的基礎；1997年，全球聯網主機近2000萬臺，上網人數突破1億，旅游文化進入網游時代；1999年，美國安德森太空冒險旅行公司和俄羅斯空間聯盟公司合作開發“太空旅游項目”，并于20個月后完成自費旅游者Dennis Toti的太空“非常之旅”，太空旅游的體驗與介入首次由虛擬變為現實。重要的年代，必然是重要的界標。以20世紀90年代為中界的現代旅游文化，前、后期確有大量的變化：

在旅游體驗文化方面，20世紀90年代前，旅游體驗文化的主流是普通化；20世紀90年代后，旅游體驗文化個性化的腳步明顯加快。

二戰后旅游體驗文化普通化主要表現有兩點：一是旅游體驗的行為方式趨于普通化；二是旅游體驗的心理傾向趨于普通化。火車、輪船、汽車、飛機等旅游體驗工具和觀光游、海濱游、鄉村游、體育游、文化游等旅游體驗形式原本只有少數人才能夠享受得起，二戰后不出幾十年，很快成為一般大眾普遍選擇的普通旅游方式，這是旅游體驗行為方式普通化的典型事例；二戰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單一性旅游需要占據主流，大多數旅游者渴望和諧、熟悉、穩定、可預見性，不希望旅游出現非單一性，團體包價旅游盛行，這是旅游體驗的心理傾向趨于普通化的典型事例。

與普通化相對的是個性化。普通化旅游體驗文化久了，不免厭倦，個性化旅游體驗文化于是受到青睞。20世紀90年代以來，個性化旅游體驗文化獲得長足發展，主要表現有三點：一是普通旅游體驗個性化，二是個性旅游體驗擴大化，三是虛擬旅游體驗普及化、定制化。現代以來，乘坐火車、游船旅游是一種非常普通的旅游體驗方式，這種方式已傳統得既讓人厭倦，又讓人難舍。于是，20世紀90年代后，世界上不少旅游者紛紛嘗試乘坐豪華列車、豪華游船的旅游方式。這是普通旅游體驗個性化的例證。“背包旅游”產生于20世紀60-70年代，是歐美年輕人追求個性的結果和表現。20世紀90年代后，背包旅游之風已流行世界各地。從歐美到非洲，從亞洲到大洋洲，到處都能看到這樣一些年輕人：手執一張地圖，身背一個大雙肩包，全身便裝，腳踏旅游鞋，步行穿梭在城鄉山水之間。這是個性化旅游體驗擴大化的證明；網游體驗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是一種充滿個性的虛擬旅游體驗。20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網游體驗行列中來。“一項新的研究發現，45%的成年美國互聯網用戶利用了能夠使他們虛擬地到其他地方旅游的功能。盡管大多數網絡活動都是年輕人的天下，但年齡稍大些的用戶更喜歡參加虛擬旅游活動……城市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互聯網用戶也更喜歡參加虛擬旅游。”有些網游者連這樣充滿個性的體驗也不滿足，進一步要求定制具有特殊紀念意義的虛擬旅游產品，如獨特的“旅游線路”、全套的“旅游證明”。這是虛擬旅游體驗普及化、定制化的反映。

在旅游介入文化方面，20世紀90年代前，旅游介入文化盛行標準化；20世紀90年代后，旅游介入文化凸顯個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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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影視旅游；影視文化；旅游文化；涵義

中圖分類號：F5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2-0-02

引言

電影《梅蘭芳》的熱映掀起了追尋梅蘭芳的熱潮，使梅蘭芳先生生前所居住或到訪的地點成為了日前名人故居游的一大熱點。北京的什剎海胡同、梅蘭芳的祖籍泰州、天津利順德梅蘭芳餐廳與客房、梅蘭芳曾居住過的上海舊街巷等紛紛開始醞釀，將梅蘭芳文化旅游打造成一個新的旅游品牌。影視作品推動旅游目的地發展的現象絕不止此一例。電影《哈利·波特》熱映之后，英國開辟了哈利·波特旅游線路，將影片的拍攝地開發成旅游景點；電影《臥虎藏龍》讓人們知道了四川的蜀南竹海；臺灣電影《海角七號》使臺灣南部沉寂已久的觀光旅游得以重新復蘇，電影拍攝地恒春成為了臺灣新一代的海濱度假勝地。近年來，國內大興建設的各個影視基地也已逐步發展成為了當地的人文旅游資源。

影視與旅游的結合使一系列新的旅游資源得以開發利用，旅游活動的內容得以更為豐富，旅游活動的文化蘊意得以更多的提升。

一、影視旅游的涵義

在我國，影視旅游是近年來出現的一種新興的專項旅游活動，它的出現依托于我國電影業的迅猛發展和長足進步，依托于國人文化訴求的不斷增長以及對文化消費理念的不斷提升。西方人稱影視旅游為Movie Induced Tourism， 譯為“電影引致的旅游”。從語義上不難得出，電影對影視旅游形成的帶動作用以及兩者之間的緊密聯系。

1.影視旅游的概念

影視旅游基本由影視拍攝地、各類影視主題公園以及影視制作過程和影視相關產業活動等多種參觀和參與活動所構成。到目前為止，我國對于影視旅游進行研究的學者對影視旅游所界定的概念主要為以下兩種：影視旅游是以影視拍攝、制作的全過程以及與影視相關的事物為吸引物的旅游活動（劉濱誼、劉琴2004）。影視旅游是影視創作與特色旅游的結合，它是一種新興的旅游文化概念（付冰、周申立2005）。從廣義而言，一切與影視相關的吸引物都可以作為旅游資源，同時影視與旅游都是具有文化屬性的行為。因而，影視旅游是一種的文化行為。筆者認為，影視旅游是由與影視相關的各類旅游資源所構成的文化體驗過程。

2.影視旅游的特點

根據對影視旅游所做的定義，以下分別從資源和文化的角度，對影視旅游所凸顯的特點進行分析和歸納。電影是高于生活的藝術，通過影視作品，觀眾往往能從感官和意念上擁有模糊的時間和空間界限，了解日常生活中無法經歷的事和物，亦或者從影像中獲得感同身受的體驗。作為藝術創作、文化創作和經濟運作相結合的成果，影視作品是能使觀眾產生感情共鳴的文化消費品。因此，由影視所衍生的旅游資源具有深厚的文化特質是無可厚非的。同時，影視旅游資源是具有強烈的可感知性的。影視作品本身所創造和展示的意境是對資源文化內涵的一種烘托和渲染，影視旅游還原了影視作品中相關的自然景色、人造景觀、人文古跡等豐富資源，物化的影視旅游資源是旅游者心理上和感官上最直接的感知。《梅蘭芳》熱映后，有許多海內外的京劇票友專程前往北京游覽梅蘭芳故居并在什剎海胡同細細品味梅府家宴。除此，泰州梅蘭芳紀念館更是將梅蘭芳生前使用過的練功鏡、梳妝臺等家具進行了原樣陳設，為旅游者傳遞了濃厚的文化氛圍。影視旅游用一種直觀的、可感的形式為各類旅游者提供了一項文化之旅。

二、影視旅游文化的概念探究

作為一種文化體驗過程，如何將影視旅游的文化功能最大化，使旅游者在參與影視旅游活動的過程中得以獲取最大的文化滿足是值得思考的。因此，有必要對影視旅游自身的文化內涵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1.影視旅游文化的形成

無論是廣義還是狹義，文化都是人的活動，而且具有實踐性。影視文化是狹義文化的類存在，它改變了人類傳統的感知方式。 傳媒科技的發展使得影視藝術得以被廣泛接受和傳播。因而，影視文化具有廣泛性。同時，影視藝術具有被不同年齡層次和文化層次觀眾所接受的可能。因而，影視文化具有普及性。影視的最終目的在于使觀眾在感官上和精神上得到認可和愉悅。因而，影視文化還具有娛心性。從審美到觀念，包括影視旅游的出現，影視文化廣泛性、普及性和娛心性的特質使影視滲透到了人類社會生活各個方面。

旅游文化是以旅游活動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現象和文化關系的總和。 旅游使影視旅游文化得以產生和表現。旅游活動中的旅游主體——旅游者、旅游客體——旅游目的地以及旅游介體——旅游經營者之間的各種交流活動勢必會產生文化行為和文化影響。旅游活動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活動。旅游者的客源文化、旅游目的地的資源文化和東道文化、在旅游過程中旅游經營者所展示的服務文化等等融合組成旅游文化的內容。因而，旅游文化具有融合性、綜合性。同時，由于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之間的文化差異、旅游者和旅游經營者之間接受服務和提供服務的人員差異都使得旅游文化具有一定的多元性。旅游的最終目的是愉悅身心，接受文化和精神享受。因而，旅游文化勢必也具有娛心性。

王恩涌在其《人文地理學》中認為“在一個文化系統內，各文化層次，各層次的文化特質在功能上形成協調，這就是該文化系統實現了文化整合。”影視文化與旅游文化是具有一定相同特質的文化，這兩種文化最終表現為愉悅的心情和滿足的精神享受，在相互吸納、重新組合的過程中催生了影視旅游文化的形成。

2.影視旅游文化的涵義

影視旅游是由與影視相關的各類旅游資源所構成的文化體驗過程。旅游文化擴充了影視文化的內涵，而影視文化則為影視旅游所服務，可視其為影視旅游活動中的文化資源，它提升了影視旅游活動的意義，使這一專項旅游為更多人所接受，是旅游文化的實踐。因此，影視旅游文化是以影視旅游活動為載體所展現的文化交融和文化整合現象。（圖1）影視旅游文化的“源文化”——影視文化、影視旅游資源的各種文化要素以及影視旅游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文化關系是影視旅游文化的主要構成。

圖1

影視旅游文化具體特質表現為：（1）綜合性。影視旅游文化所包含的要素眾多，所表現的形式豐富。從影視拍攝地的靜態景觀到各種影視城的動態演藝節目、各類旅游資源和文化產品無一不體現出影視旅游文化這一整合文化的豐富內涵。（2）廣泛性。作為感染力最強的藝術，影視藝術已經發展成為了人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信息傳播方式。影視旅游雖還只是一項新興的旅游活動，但影視和旅游是被廣泛接受和認可的娛樂方式，熱愛影視和旅游的人們眾多，只要能有具備吸引力的影視旅游資源，人們自然會對影視旅游產生興趣，影視旅游文化具有被廣泛傳播的可能。（3）可感知性。文化的概念是寬泛的，但是介于影視旅游資源的感官體驗使得影視旅游文化可感可知。從影視作品影像中所抽離出的逼真的旅游資源驅使旅游者產生身臨其境的文化感受。（4）娛心性。影視旅游是能帶給人們精神享受的文化體驗之旅，影視旅游文化宣揚和傳遞影視和旅游的魅力，使旅游者得到文化需求的滿足。

三、探究影視旅游文化涵義的啟示

影視旅游文化的綜合性、廣泛性、可感知性和娛心性足以使得影視旅游成為一項具有文化吸引力的特色旅游產品。始終關注影視旅游文化作為一種整合文化所存在的優勢和特點，不斷擴充具有文化內涵的影視旅游產品、營造影視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氛圍、對文化需求強烈的旅游細分市場積極使用文化營銷、將文化傾注于影視旅游品牌的打造。

參考文獻：

[1]劉濱誼，劉琴.中國影視旅游發展的現狀及趨勢[J].旅游學刊，2004（06）：77.

[2]戴劍平.論文化與影視文化[J].攀枝花學院學報，2004（06）：5.

[3]王德剛.試論旅游文化的概念和內涵[J].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9（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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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黔中經濟；地方文獻；主題特色館藏

在國家實施新一輪西部大開發戰略中，國務院提出要培育黔中經濟區、滇中經濟區等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貴州省委、省政府抓住機遇，著力打造黔中經濟區，并提出黔中經濟區發展戰略。（1）地方文獻特色館藏是一個圖書館館藏的一種，它依據獨特的地方文獻資源進行收藏，具有較高的收藏價值和利用價值。立足“黔中經濟區”發展戰略，建設地方文獻特色館藏，有利于拓展特色館藏建設的新領域，滿足讀者對地方經濟信息的不斷需求，推動地方經濟的研究與發展。

一、建設地方文獻特色館藏的意義

（一）地方文獻的定義

地方文獻是文獻的其中一種，按照文獻的定義，文獻是用文字、圖形、符號、聲頻、視頻等技術手段記錄人類知識的一切載體，地方文獻則是在“文獻”定義的基礎上，加上地域性，即“地方文獻是記錄某一地域知識的一切載體。（2）因此，“地方文獻”則是由“知識”、“載體”、“記錄”和“地域”四個要素構成“地方文獻”的全部含義。

（二）建設地方文獻特色館藏的意義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不斷發展，高校圖書館作為高校教學科研的三大支柱之一，圖書館的硬件、軟件都得以長足的發展，如：館舍面積越來越大，館舍環境越來越優雅，人員學歷層次越來越高，在主流方向上各高校圖書館的建設都在同步發展，因此要想把圖書館建設得更加有特色和優勢，建設地方文獻特色館藏就是其中的方式之一。地方文獻特色館藏是依據獨特的地方文獻資源進行收藏，具有較高的收藏價值和利用價值，對于學校的學術研究和學科的發展都起到很好的資源保障作用，形成自身的館藏特色，對于學校的教學科研發展，乃至社會發展將有重大意義。

貴州財經大學圖書館的“省情文獻室”作為本館的特色館藏，要建設出更有特色的“省情文獻室”，就要立足于貴州省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黔中經濟區發展戰略的提出，正是引導了本館省情資料室的建設方向。不僅有利于拓展特藏室建設的新領域，有利于豐富特藏館藏體系；有利于推動地方經濟深度的研究與發展，有利于滿足讀者對地方經濟信息的不斷需求，有利于加強本校經濟管理學科的建設并提高學科發展水平。

二、黔中經濟區發展趨勢

隨著國家級區域規劃的密集出臺，黔中經濟區被列入國家新一輪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點培育經濟區，黔中經濟區也因此成為貴州省區域經濟發展的重點區域以及重要經濟增長極。黔中經濟區是以貴陽為黔中經濟區增長極，通過對安順、遵義、凱里與都勻等副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其他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積極推進以工業化和城鎮化為目標的主導戰略，以區域性中心城鎮和工業經濟中心為重點，以產業園區和特色優勢產業為載體，科學合理優化產業空間布局，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加快黔中經濟區快速發展和產業快速轉型，實施點軸開發，由軸到面的全面開發和建設。（3）

根據我省的經濟發展區位優勢及產業發展水平，我省將發展重點產業，包括高端裝備制造業，煙草工業，能源工業，花絮額原料級化工制品制品業，有色工業，綠色食品業，醫藥制造業，旅游文化產業和物流業。

針對黔中經濟區的重點發展產業，發展建設有特色的“省情文獻室”。文獻資源內容將涵蓋我省各級產業，為我省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高度化提供智力支持。

三、建設地方文獻特色館藏的措施

（一）我館地方文獻特色館藏的現狀

我館開設具有特色的“省情文獻室”，收集反映貴州經濟建設、歷史文化、旅游資源、風土人情等方面的各種文獻類型和載體資料，包括圖書、期刊、報紙、畫冊、地圖以及有關省情的光盤和縮微膠片。“省情文獻室”從1999年建立至今，已藏有8600余種16000余冊圖書資料，建設依照我校的多學科協調發展方向以及學科發展方向進行文獻收集工作，收藏定位是以收集經濟類文獻為主，相關學科為輔，實行采訪、分編、閱覽一體的服務模式。在省情文獻中，以經濟類和歷史地理類為主，兩類文獻占省情館藏的65%。“灰色文獻”占有一定的比例，成為省情文獻室的特種資料。

（二）、針對黔中經濟區發展態勢的館藏建設措施

高校圖書館建設地方文獻特色館藏是目前各館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我省其他高校圖書館也在建設文獻特色館藏室。要想把我館的“省情文獻室”建設為我省高校圖書館具有獨特性的省情室，需要根據我校財經類綜合性大學的定位以及學校學科發展進行建設，我校作為我省唯一一所多科性的財經類大學，要為社會培養經濟、管理類人才，為我省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理論性、政策性的知識。因此，針對黔中經濟區發展態勢，我館可在省情文獻室現有基礎上，建立“旅游文化產業”、“工業經濟之貴州企業”主題特色館藏。

1.“旅游文化產業”、“貴州企業”主題特色館藏的建設理念

作為西部的多民族地區，黔中經濟區具有豐富的旅游文化資源，為黔中經濟區發展旅游文化產業提供了物質基礎。但我省旅游文化產業競爭力還不夠突出，要把我省的旅游文化產業發展成為我省經濟發展的支柱，為打造旅游文化產業提供文獻保障。

工業化是推動經濟增長、加快城鎮化建設的根本動力，是欠發達地區謀求經濟自立與發展的驅動力量。黔中經濟區以培育具有產業優勢和發展潛力的工業企業，走工業化發展道路。我館依托文獻采集優勢，挖掘企業內部寶貴文獻資源，建立文獻資源共享的綜合平臺，進而為省內企業及政府決策管理、研究分析的科學性及前瞻性提供文獻保障。

2.建設特色主題館藏的措施

第一，特藏室要確保旅游資料、企業資料收集全面而完整。凡涉及本地區與旅游文化產業，企業相關的文獻信息資料都應收集入館，應以多渠道、多途徑方式征集，除采購正規出版發行物，還可通過非正式渠道如資料交換，接受捐贈、網上下載和信函、廣告、上門等方式，甚至可直接到我省各旅游地區收集資料，如：鎮遠歷史古城里就有一些小型書店出售與當地旅游文化相關的書籍；加強與企業聯系，廣泛搜集與企業相關的文獻資料。通過日積月累，豐富館藏。只有特色文獻收藏豐富，更能促進我校相關學科的發展，才能擔負服務本地區經濟發展的歷史使命。

第二、深層次開發二、三次文獻。重視對已有文獻進行加工、整理、綜合、分析、評述，形成二次、三次文獻，以滿足不同層次讀者的需要。同時，搞好專題咨詢服務，如對旅游業的圖書可以做書目、索引、文摘、題錄；對各企業經濟發展指標做數據手冊；還可以做專題述評、動態綜述、學科進展報告、學科總結報告等。

第三、建立“特色數據館”。特色化和數字化是當代圖書館發展的兩大主流，特色文獻數字化能夠把圖書特色館藏的利用推上新的高度。同時可以依托CNKI機構館的豐富資源，設立“貴州旅游文化館”及“貴州企業館”，不僅能突出特色，而且可以利用網絡為特色文獻創造現代化的管理平臺，為讀者提供更完備的、多角度的檢索系統，從而充分提高圖書利用率，并為遠程利用打下基礎，實現資源共享。

總之，我館要不斷弘揚地方特色，為學校教學科研提供服務的同時，也為地方經濟建設發展不斷注人新的動力，以推動貴州省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

參考文獻：

[1]洪明勇，李波.黔中經濟區發展戰略研究[C].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1：53-111.

[2]馮晴君.現代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理論與實踐[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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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旅游文化產業的相關概念

（一）海洋文化及海洋文化產業

青島海洋大學教授曲金良關于海洋文化的定義是：“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關的文化；就是緣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類對海洋本身的認識、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創造出的精神的、行為的、社會的和物質的文明生活內涵。海洋文化的本質，就是人類與海洋的互動關系及其產物。”

海洋文化產業是與海洋緊密相聯的文化產業，屬于文化產業中的一個特殊領域。結合海洋文化與文化產業的特征，張開城教授認為海洋文化產業可以理解為“從事涉海文化產品生產和提供涉海文化服務的行業巨”，其本質就在于海洋文化的產業化。海洋文化產業是由海洋文化和產業化兩大要素構成，其中海洋文化是基礎性要素，它是海洋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性動力；產業化是結構性要素，它決定了海洋文化產業的經濟構成。

（二）海洋旅游文化產業

海洋文化產業所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根據產業的內容和性質的整合，按照行業分類法，王穎認為海洋文化產業可以劃分為海洋旅游文化產業、海洋節慶會展業、海洋休閑體育產業、海洋文藝產業等四個產業。

海洋旅游文化產業是指為了滿足人們高層次的精神和物質需求，通過對海洋文化旅游產業資源的開發，為旅游者提品和服務，從而獲得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綜合性產業。④海洋旅游文化產業與一般的海洋旅游產業不同，它是以獨特的海洋文化旅游產業資源為核心，將海洋文化與旅游業相結合，近年來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弘揚海洋文化的同時也帶動了地區的經濟發展。它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主要有海洋自然風光游、海洋民俗風情游、海洋科技游、海洋體驗游、海島旅游等。

二、寧德市海洋旅游文化產業發展的SWOT分析

（一）優勢（Strength）

1.區位條件優勢明顯

寧德市位于福建省東北部，南連福州，北接浙江，西鄰南平，東面與臺灣隔海相望，位居長三角、珠三角、臺灣三大經濟區中心位置，具有同時接受三大經濟發達區域輻射和帶動的特殊條件。寧德市海域面積4.45萬km2，占全省三分之一，海岸線曲折漫長，山地、丘陵直逼岸邊，形成大大小小接連不斷的港灣，從北到南20多個港灣如串珠鑲嵌在閩東海岸線上，港口優勢極為突出，其中天然良港三都澳，位于太平洋西岸國際諸航線的中心位置，可以直接通達全國和世界主要海運航線，具有發展成為國家主樞紐港和國際性大港的優勢，這為寧德發展海洋文化產業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

2.海洋文化資源豐富

從歷史上來看，閩東先民從新石器時代起就在這一臨海地區生存生活、繁衍發展，創造了豐富的海洋文化：有以黃瓜山遺址為代表的海洋貝丘文化；有以太姥山、崳山島為代表的濱海景觀文化；有以靈佑禪師、空海大師及葛洪等祭祀活動為代表的海洋宗教文化；有以三都澳“海上漁城”為代表的海洋休閑漁業文化；有以大京、冷城等古城堡為代表的抗倭海防文化。而且，許多資源富有鮮明的地方特色，資源品質較高，具有唯一性和壟斷性，有的在全國還享有盛譽。這為寧德市海洋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量的保證，也為寧德市海洋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資源支撐。

（二）劣勢（Weakness）

1.海洋文化產業人才匱乏

傳統海洋文化的整理開發和現代海洋文化的發展，以及海洋文化旅游的發展都需要先進的技術和大量的人才，福建省現階段高校中開設與海洋經濟開發有關的專業不多，海洋旅游的專門人才和高級管理人員嚴重不足。寧德市高等教育水平相對滯后，旅游文化產業發展時間短，旅游文化產業的生產和經營人才更是匱乏。因此，人才的缺乏已成為制約寧德市旅游文化產業發展的瓶頸，寧德市海洋旅游經濟的發展水平要趕超其他沿海城市，只有依靠人才和科技才能實現寧德市海洋文化旅游的不斷創新和跨越式發展，否則只會拉大與沿海旅游發達城市的差距。

2.產業規模小，產品結構單一

寧德市由于歷史、體制、觀念及規劃滯后等方面原因，成為沿海經濟發展的“黃金斷裂帶”，導致海洋文化產業尚處于起步階段，大部分海洋文化企業規模偏小，競爭力較弱，造成海洋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能力較低。由于受短期利益的驅動，忽視對深厚海洋文化的挖掘，缺少優化組合，缺少集參與性、娛樂性、知識性于一體的多元化“精品”，導致文化產品結構比較單一，沒有形成有影響力的海洋旅游文化品牌和海洋文化精品旅游線路，造成現有海洋文化資源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制約了寧德市海洋文化產業的發展。

（三）機遇（Opportunity）

1.國家戰略和政策賦以機遇

2012年，《福建海峽藍色經濟試驗區發展規劃》被國務院批準上升為國家戰略，為全面打造海峽藍色經濟試驗區，福建省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構建了“一帶、雙核、六灣、十島”海洋開發格局。有關部門對海峽、海灣、海島旅游開發也相當重視，國家旅游局將“海峽兩岸旅游區總體規劃”（2010-2020）列入中國旅游業“十一五”期間優先規劃和建設的12個重點旅游區之一，并且位列首位，打造福建“海峽旅游”品牌。為此，福建省政府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推動旅游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福建省旅游局也制定了省“十二五”旅游發展規劃，提出山海聯動、優勢互補的“兩帶、四群、五重點”的全省旅游發展總體布局。其中“兩帶”指“藍色濱海旅游帶”和“綠色生態旅游帶”，這是福建旅游資源最富有和最具吸引力的地區，具備旅游業發展的有利條件，呈現出厚積薄發的增長態勢。在福建省這一系列發展思想和具體政策指引下，寧德市要重點發展臨港工業、現代海洋漁業和濱海旅游業三大海洋主導產業，突出發展三都澳、白馬港、福寧灣、沙埕港四個海洋經濟聚集區，著力構建新興臨港重化工業基地、港口物流基地、海洋新興產業培育示范基地、濱海旅游勝地及現代漁業基地等五大海洋產業基地，努力實現“十二五”末全市海洋經濟總值達2000億元的目標。可以預見，以上來自政府政策的強力支持，必將為寧德市海洋文化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機遇。

2.市場需求所帶來發展契機

文化產業的發展得益于人們文化消費意識的提高，而文化消費意識的提高來源于人們文化需求欲望的增長。寧德市海洋旅游區位于我國“黃金海岸”的中段，這種適中的地理位置具有天然的優越性，福建與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這兩個極具經濟發展活力的兩個地區相連接，隨著我國經濟的深入發展，而處于二者之間結合部位的福建省寧德市將面臨更多的機會，也給寧德市海洋旅游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契機。此外，從福建省內來看，與寧德隔海相鄰的是福建省內經濟最為發達的沿海開放地帶，居民具有較高的消費能力，如福州、廈門、漳州、泉州等地。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需求增強，特別是需要規模較大的度假場所，區位優勢使寧德的海洋旅游開發具有明顯的市場優勢，也為寧德市海洋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動力之源。

（四）威脅（Threat）

1.沿海區域競爭日益激烈

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海洋經濟發展，沿海省份掀起一股開發海洋的熱潮，海洋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山東、浙江、廣東、福建等沿海省市紛紛制定了海洋經濟戰略，陸續上升為國家戰略，使沿海省份區域間的競爭日益明顯。寧德與長三角、珠三角以及福州、廈門等城市的海洋文化產業強勢崛起的勢頭相比，寧德海洋經濟基礎薄弱，海洋文化產業剛剛起步，海洋文化資源開發多停留在理論上的研討和低水平建設層面，文化市場還沒有得到充分培育。因此，周邊沿海城市的快速發展勢必會對寧德市的發展產生“擠壓效應”，加快海洋文化產業要素的外流，從而對寧德市海洋文化產業的發展構成威脅。

2.海洋文化資源保護不力

重視海洋文化資源的開發和保護歷來是旅游目的地發展海洋文化產業的前提基礎，但是寧德市的一些地方部門“目光短淺”，存在盲目開發海洋旅游項目，甚至“殺雞取卵”式的破壞海洋文化資源的狀況也時有發生。例如，一些地方在建造和開發大量的文物景觀、度假區時，由于規劃失誤或忽視環境質量開發，引進高污染的企業，使許多優秀的海洋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遭到破壞。有些地方追求經濟收益，大量挖取潔凈的海沙出售給外地開發商，導致海濱沙灘和浴場的資源條件下降，這些短視行為都嚴重阻礙了寧德海洋文化旅游業的可持續

發展。

三、寧德市海洋旅游文化產業發展對策

（一）積極理順旅游文化產業管理體制

由于海洋旅游文化產業資源的開發受制于旅游、文化、城市規劃、海洋等多個政府部門的管理，客觀上容易造成海洋旅游文化產業在資源保護、產業的規劃和開發經營管理上政出多門、條塊分割的混淆現狀，不利于海洋文化產業政策的落實。因此，從寧德市海洋文化產業的長遠發展出發，應該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旅游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理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使政府的角色變旅游產業的主導者為推動者和監管者，為海洋文化產業發展提供優越的軟環境。

（二）盡快培育大型海洋旅游文化企業

集團化、規模化是文化產業發展的趨勢，而寧德市海洋旅游文化產業的市場主體培育數量有限，規模偏小，海洋旅游文化項目開發的淺層次特征明顯，海洋旅游項目產品過于單一，致使旅客滯留時間短，旅游經濟效益低下。因此，寧德市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充分調動中小企業的積極性，盡快培育出大型海洋旅游文化企業，從而帶動整個海洋旅游文化產業的集團化生產和規模化經營，是增強海洋旅游文化產業競爭力的重要途徑。

（三）合理布局海洋旅游文化產業區域

伴隨著海洋產業開發的大背景，寧德市沿海縣市海洋文化旅游項目建設普遍開展，但是各地的發展眼光還僅限于當地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缺乏全局性的規劃意識，往往造成一些海洋旅游文化項目和產品的相互克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惡性競爭和兩敗俱傷，也不利于形成寧德市海洋旅游文化產業的整體競爭力。因此，寧德市應當根據寧德市濱海的地理現狀、海洋資源特點及產業發展狀況，確定以三都澳為中心，圍繞世界級深水港三都澳的開發建設，以及中心城市的提升和改造，推動城市、港口建設和旅游業的一體化發展，形成以港興城，以城推旅，以旅促港的互動發展模式，形成以蕉城區為聚散中心的城港游憩綜合旅游區，帶動環三都澳區域內的濱海城市景觀建設，發展內海觀光休閑、沙灘游泳、畬鄉風情、遺址懷舊、海上運動、海上漁排海鮮美食為主導產品、畬族和海上人家等特色的海洋旅游文化產業格局。

（四）精心打造海洋旅游文化產業園區

寧德沿海沉淀有古代的海洋貝丘文化、海洋商業文化、海洋宗教文化、海島景觀文化及軍事文化等海洋旅游資源，具有較高的歷史文化價值。因此，發展寧德海洋旅游文化產業，著力打造福建寧德“山海大觀，歡樂港灣”的海洋旅游品牌，重點打造五大海洋旅游文化產業園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