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金融財政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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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廣西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公共財政政策措施主要表現為節能減排和發展新能源的財政預算政策、節能減排和新能源的稅收優惠政策、政府綠色采購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政策措施協同欠缺、手段運用不充分、綠色采購無法落實等不足。因此，筆者認為需從提高政策措施協同性、豐富政策手段、加強政府綠色采購等方面進行完善。

關鍵詞：低碳經濟 公共財政 政策 廣西

廣西與發展低碳經濟相關的公共財政政策現狀

（一）節能減排和發展新能源的財政預算政策

1.廣西支持節能減排的財政預算政策。主要包括增加節能減排的財政支出、整合現有涉及節能減排的專項資金傾斜安排用于支持節能減排項目、創新財政補貼方式等政策手段。一是增加節能減排財政支出。自治區本級財政用于節能減排的專項資金2008年2.1億，2009年達到3.5億，增幅66.7%；二是整合有關專項資金向節能減排傾斜。廣西整合自治區本級預算內基本建設資金、環保專項資金、節能減排專項資金、城鎮建設專項資金、生態廣西建設引導資金、水資源費等各項資金，傾斜安排用于支持節能減排項目。節能減排資金重點支持工業企業技改節能、淘汰落后產能、建筑節能、二氧化硫減排、化學需氧量減排以及節能減排監測能力建設等；三是創新財政補貼方式。2008年，自治區財政廳積極創新財政支持方式，提出主要采取以獎代補，實行財政獎勵資金量與節能減排量掛鉤的方式。自治區本級財政安排的2.1億元節能減排獎勵資金與全區當年的節能減排目標掛鉤，重點支持60個節能技術改造項目和317個主要污染物減排項目建設。對部分節能減排項目，采取貸款貼息或前期經費補助方式予以支持。

2.發展新能源的財政預算政策。《廣西新能源產業發展規劃》提出，到 2020年要實現新能源產業銷售收入超過620億元，建設全國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示范省（區）。為支持新能源發展，廣西自治區積極爭取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給予適當的政策傾斜，同時，積極出臺扶持性優惠政策，增加政府資金投入，重點支持新能源科技創新平臺建設，支持能源清潔利用、可再生能源開發等關鍵技術，以及核能等前沿技術的研發；加大對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示范工程、農村清潔能源工程、城市太陽能利用工程建設的支持等。具體財政支持措施主要包括：加大農村沼氣建設財政投資和補助。2001-2006年，廣西自治區財政安排用于沼氣池建設的補助資金每年均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年均增幅達到14.7%。2006年廣西自治區本級財政安排用于農村沼氣池建設的補助資金達9800萬元。2008年又投入資金1.1億元，新建20萬座沼氣池；對非糧燃料乙醇的生產原料―木薯生產，依照國家有關原料基地補貼和示范基地補貼的規定每畝補貼180元。

（二）節能減排和發展新能源的稅收優惠政策

2010年，廣西自治區地方稅務局了《關于加強和改進稅收征管促進節能減排工作的通知》，明確了下列稅收優惠：對自治區級以上（含本級）主管部門確認為資源綜合利用的企業，經稅務機關審核批準后，在2010年底前，可以享受西部大開發國家鼓勵類稅收優惠政策；對納稅人為節能減排而調整產品結構、改進生產工藝、運用高新技術和環保技術、推廣節能設備和產品等原因，導致自用房產應繳納的房產稅和自用土地應繳納的城鎮土地使用稅確有困難的，按照稅收管理權限，經地方稅務機關審核批準，可酌情給予減免照顧。另外，為支持新能源發展，自治區積極向國家申請優惠的稅收減免政策。廣西中糧生物質能源有限公司以非糧作物木薯為原料生產的燃料乙醇經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批準，自2008年3月1日起享受以下稅收優惠：免征消費稅，已征的消費稅予以退還；增值稅實行先征后退。

（三）政府綠色采購政策

2004年底，財政部與國家發改委出臺了《節能環保政府采購實施意見》，成為我國第一個政府采購促進節能與環保的具體政策規定。廣西也出臺了一系列政府綠色采購的地方政策，自治區政府采購中心內部制定了鼓勵節能環保和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政策，從招標文件的制定以及評標環節對產品進行一定程度的加分，鼓勵采購人購買節能環保和自主創新產品。為了規范節能產品采購，廣西還實施了一系列地方節能標準，如《通風與空調系統性能檢測規范》、《路燈節能裝置標準》、《居住建筑節能設計標準》等。

當前公共財政政策的成效與不足

（一）支持廣西低碳經濟發展的成效

廣西自治區財政在支持低碳經濟發展上投入了大量資金，用于支持節能減排與新能源發展，包括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淘汰“兩高一次”落后產能、推進城鄉建筑節能、鼓勵高效節能產品使用、加快環境保護設施建設等方面。得益于上述財政政策與資金的支持，近年來廣西發展低碳經濟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節能減排方面，“十一五”前四年廣西單位生產總值能耗累計下降13.4%，完成“十一五”目標的89.1%；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累計下降13%，完成“十一五”目標的130%；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累計下降8.76%，完成“十一五”目標的72.1%，為全面完成“十一五”目標任務打下了較好基礎。2010年10月29日，廣西自治區工業和信息化委員會消息，2010年1-9月，廣西規模以上工業萬元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1%。全區年耗能1萬噸標準煤以上的416戶重點耗能企業，萬元工業總產值能耗為1.238噸標準煤，同比下降3.93%，累計節約能源116.89萬噸標準煤。自治區財政2010年安排節能、清潔生產專項獎勵資金9500萬元，支持了全區實施重點工程的節能、清潔生產項目124項，這些項目和去年項目的建成投產，為廣西自治區重點耗能企業萬元產值能耗同比下降3.93%提供了有力的支撐。二是新能源開發利用方面，目前沼氣池入戶率已超過40%，為全國沼氣池入戶率最高的省區；風電、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加快利用，全區規劃風電裝機容量達到200多萬千瓦，太陽能熱水器利用面積達到20萬平方米以上；核電開發也進入實施階段。廣西中糧生物質能源有限公司建設年產20萬噸燃料乙醇項目已經投產。三是政府綠色采購方面，通過上述一系列措施，2008年廣西區本級節能產品采購占到同類產品采購比例的25%以上。而在2007年，廣西區本級節能產品政府采購規模為770萬，僅占到同類產品采購金額的13%，節能空調占同類產品采購金額比重僅為2%，只有5.4萬元。

（二）與低碳經濟有關的公共財政政策的不足

1.政策措施協同性欠缺。使公共財政支持低碳經濟發展成效最大化的關鍵是最大化相關政策的協同作用，最小化相關政策的制約作用。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國運用公共財政政策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經驗欠缺，沒有形成全面系統的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公共財政政策體系。從廣西當前采取的一些支持節能減排和新能源發展的公共財政政策來看，各項政策措施相對孤立，措施間缺乏相應的協同促進能力，沒有形成一套完善的發展低碳經濟公共財政政策體系，導致政策措施結構斷層和功能失衡，抑制了低碳經濟政策整體功能的發揮，難以實現“1+1＞2”的政策效果。

2.政策手段運用不充分。我國低碳政策工具主要以“命令-控制”類的行政手段為主，與發達國家以市場為主的政策工具有較大的區別。這也造成我國在發展低碳經濟時對以市場為導向的財稅政策運用較單一。廣西同樣也存在財政政策手段較單一的問題。譬如，對新能源的稅收優惠形式過于單一，以減稅和免稅為主，沒有將加速折舊、再投資退稅、延期納稅等方式應用于新能源稅收優惠中。

3.政府綠色采購無法真正落實。雖然廣西制訂了一系列旨在增加對節能環保產品采購的政府綠色采購政策，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因為綠色采購成本過高、采購人員綠色采購意識不到位，以及采購人員不能有效的獲取環保產品的信息等原因，無法做到真正的綠色采購。

優化當前公共財政政策的建議

（一）提高公共財政政策措施協同性

低碳經濟是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爭取全球新一輪經濟增長點的必然選擇。低碳經濟模式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具有經濟形態的網絡性和發展的互動性。因此，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公共財政政策體系也必須適應這種新經濟模式的內在要求，要注意政策的縱向上下銜接、橫向相互協調。

從廣西當前公共財政政策情況來看，要提高政策協調性，應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開征企業排碳費。碳稅是國外發展低碳經濟重要的約束性財政政策手段，并取得良好效果。由于我國目前還沒有開征碳稅，建議先開征企業排碳費，對高耗能企業征收排碳費，如高耗能企業能完成規定的節能減排任務則對其免征。王金南等的研究成果表明，征收碳稅對GDP的影響有限，最高只有0.45%左右，同樣，開征企業排碳費對GDP影響也是有限的。但對“高耗能、高排放”的企業發展會形成制約，對抑制溫室氣體排放和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作用較明顯。二是完善低碳財政補貼結構，增加對居民低碳消費補貼。為促進低碳消費，國外對居民低碳消費補貼較普遍。廣西應采取對居民低碳消費財政補貼的方式，來鼓勵節能環保產品使用和消費。可以對居民安裝太陽能設備等低碳消費給予適度的地方財政直接補貼。三是加大專項資金整合力度。通過上述措施提高廣西公共財政政策協調性，充分發揮財政政策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效用。

（二）豐富公共財政政策手段

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公共財政政策手段，主要包括：預算政策手段，如預算撥款、政府投資、財政補貼等；稅收政策手段，碳稅或類似稅收、低碳稅收優惠等；基金收費政策手段，如專項基金、排放費等。豐富廣西發展低碳經濟的公共財政政策手段應從以下方面著手：一是設立支持新能源發展和節能減排的財政專項資金。建議在整合各項與節能減排相關的資金項目的基礎上，專門設置新能源發展和節能減排的專項資金項目，各級財政應當將其作為重點項目專門立項，并且要保證每年一定的增長速度。在具體預算安排過程中，應當將每年財政收入增量的一定比例用于該項目。該項目資金具體用于：節能減排與新能源技術研發支出；節能減排與新能源技術推廣應用支出；節能減排與新能源宣傳與服務支出。支持核能和生物質能等新能源開發、節能減排技術開發應用和節能服務產業發展。二是擴大低碳地方稅收優惠。對從事低碳技術開發的企業，除享受自治區高科技企業所享受的全部稅收減免優惠之外，還應允許這些企業按技術開發費實際發生額抵扣當年度的應納稅所得額；對企業用于購置低碳設備的投資，可按一定比例實行稅額抵免，并對設備實行加速折舊，從而鼓勵企業對先進低碳設備的購置與使用；另外，對低碳技術開發投資實行投資退稅。對于節能服務產業，要落實2010年4月發改委等印發了《關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促進節能服務產業發展的意見》中規定的稅收扶持政策，暫免征收營業稅、減免所得稅。另外，還應將節能服務企業認定為高科技企業，給予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三是建立自治區政府投資的碳金融公司，創新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為低碳產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

（三）加強政府綠色采購

首先，要嚴格執行國家《節能產品政府采購實施意見》等綠色采購相關文件精神，提高采購人員環保意識；其次，要落實好優購政策、首購政策和訂購政策，敦促采購人采購節能環保產品。應建全綠色采購標準，建立節能產品政府采購統計體系，綠色采購清單，公開綠色采購信息等措施；第三，自治區應采取一些減稅措施來降低“綠色產品”采購成本，各級政府應支持建立采購信息數據庫，成立綠色采購網絡組織，推動成立各地綠色采購團。

參考文獻：

1.王金南等.應對氣候變化的中國碳稅政策研究[J].中國環境科學，200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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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兩高一剩”行業；信貸政策；財政政策；協同效應

中圖分類號：F8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6）03-0016-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3.03

一、引言

2006年初，伴隨著經濟快速增長，我國面臨過度的能源消耗問題和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政府在“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提出“節能減排”目標，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推進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中國提出，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40～45%。主席在2009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也提出了中國的新節能減排計劃，在2020年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費的比重達到15%[1]。“兩高一剩”行業是指高污染、高能耗和產能過剩的行業，主要包括以鋼鐵行業為代表的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煉焦業和印染業等行業。目前，學者主要是基于節能減排問題對“兩高一剩”行業進行研究，研究內容主要基于如何達到節能減排目標和節能減排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兩方面。本文探討的是信貸與財政政策對節能減排的影響，主要從財政政策、信貸政策和信貸與財政政策協同效應三個方面進行論述。

財政政策主要分為稅收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兩方面。稅收政策方面，賈敬全（2010）論述我國運用財稅政策節能減排的不足之處時，提到促進發展節能減排的相關稅制設計存在缺陷，如資源稅調節功能不合理、營業稅阻礙了節能減排技術轉讓、消費稅設計滯后于節能減排發展需要等問題[2]。經濟新常態下，我國更加重視調整經濟結構，改變經濟增長方式。2015年4月24日國家稅務總局、國家能源局《關于落實煤炭資源稅優惠政策若干事項的公告》，資源稅稅收優惠政策包括：對衰竭期煤礦開采的煤礦資源稅減征30%，對充填開采置換出來的煤礦資源稅減征50%。消費稅制度設計從2015年開始對電池（鉛蓄電池除外）征收消費稅，其中對燃料電池、太陽能電池等節能環保電池免征消費稅。我國正在從稅制改革角度促進實現節能減排目標實現，學者們也致力于相關稅制研究。蘇明（2010）等人提出了新形勢下我國碳稅政策設計與構想，其中涉及碳稅目標、原則和稅制要素的初步設計[3]。楊志勇（2011）等人認為與環境收費即“排污費”相比，環境稅將更好地發揮環境保護的公共政策功能[4]。環境稅具有“雙重紅利”，一方面，增加排污成本，從外部性理論來看，環境稅是一種彌補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差值的“庇古稅”；另一方面，環境稅收入為節能減排財政支出提供資金支持，從公共產品理論來看，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企業不具有提供公共產品的動力，因而需要政府提供公共產品。

財政支出政策方面，雷明（2013）等人運用基于動態Malmquist-Luenberger -DEA方法，測算我國1998―2011年各省域經濟的碳循環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發現，工業污染治理投資效率低下[5]。彭月蘭（2015）等人運用節能財政支出效率的DEA-Tobit研究方法測算2007―2012年我國29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發現，省級政府節能財政支出效率普遍不高[6]。申亮（2011）認為地方政府行為是影響節能減排效果的關鍵因素，運用聚類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研究地方政府在節能減排中的經濟行為發現，地方政府節能減排投資力度不夠[7]。黃國賓（2014）等人運用迪茨和羅莎提出的STIRPAT模型研究財政分權與節能減排的關系發現，地方政府沒有節能減排的動力，財政分權對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具有正向作用[8]。

我國企業主要融資渠道還是通過銀行信貸，信貸政策對“兩高一剩”企業節能減排有重要影響。黃海峰（2010）分析了綠色信貸的項目貸款運行模式以及政策實施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技術問題、利益沖突問題以及監督問題[9]。陳柳欽（2010）總結了全球銀行業綠色信貸產品情況，包括住房抵押貸款、商業建筑貸款、房屋凈值貸款、汽車貸款、運輸貸款、綠色信用卡和項目融資等，并介紹了國內外綠色信貸實踐情況[10]。陳海若（2010）總結了國外一些機構構建的環境風險評價指標，如道瓊斯可持續性群組指標體系（DJSGI），歐元區企業財務績效指標體系（ASPI Index）、評估企業社會與環境方面表現指數（FTSE Domini 400 Social Index）和評估企業社會責任投資指標體系[11]。

信貸與財政政策協同作用于“兩高一剩”行業的節能減排過程中，幫助淘汰落后產能，進行技術、設備的升級改造。張國興（2014）等人運用政策協同理論，討論了我國節能減排政策協同現狀及效果評估、國外協同模式對我國的啟示和借鑒、最優協同方式探尋、國際協同模式和最佳協同程度分析、避免協同失敗和負效應的途徑探索、非節能減排政策與節能減排政策間協同分析、協同機制構建等內容[12]。張國興（2014）等人還構建政策效力和政策協同度模型，利用1978―2013年間量化數據分析我國節能減排政策的協同演變過程發現，2003年以后節能減排政策數量增加，政策總效力增加，政策協同狀況逐漸增強[13]。我國針對信貸與財政政策對“兩高一剩”行業的節能減排問題研究不夠充分，本文試圖通過2006―2012年面板數據研究信貸與財政政策協同效應對“兩高一剩”行業的影響。

二、理論分析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為了解決企業負外部性問題，如企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環境污染問題，政府運用宏觀調控政策，如信貸與財政政策影響特定產業的發展。

（一）信貸政策

政府針對“兩高一剩”行業制定的信貸政策影響著該行業的發展。在以往的文獻研究中，學者將“兩高一剩”行業的信貸政策主要分為兩類：一是限制“兩高一剩”行業從銀行借貸的行為；二是支持“兩高一剩”行業企業進行“節能減排”以及技術改造、設備升級的積極信貸政策。本文主要采用第二種解釋。2007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關于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信貸政策對于“兩高一剩”行業的節能減排目標實現預期將起到一定引導作用。

（二）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主要包括稅收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包含各種稅收約束和稅收優惠政策，尤其是增值稅的減免、返還政策；財政支出政策包括財政撥款和污染治理投資等方面。本文的財政政策主要是指財政補貼以及各種稅收優惠和稅收補貼。2007年新修訂的《企業所得稅》規定企業用于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的設備投資的10%可以從企業所得稅額中扣除。政府污染治理投資狀況也影響“兩高一剩”行業發展。根據《2013年中國環境統計年報》，2012年環境治理設施直接投資比上年增加20.3%，直接投資總額為3702.1億元。稅收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都間接或者直接的影響著“兩高一剩”行業的技術改造和設備升級。

（三）信貸與財政政策

在政府對“兩高一剩”行業實施宏觀調控時，有時信貸與財政政策相互協調配合，如財政貼息政策。財政貼息政策是一種比較隱蔽的補貼政策，其實質是政府代企業支付部分或者全部貸款利息來給予企業補貼。政府財政貼息是一種兼具財政政策和信貸政策的投融資政策，政府運用有限的財政資金支付貸款利息，企業利用財務杠桿進行節能減排的技術升級投資。一方面，政府只承擔利息，減輕了財務負擔；另一方面，政府引導民間資金進入“兩高一剩”行業來推進節能減排目標的實現。同時，企業向銀行申請的貸款有利于調動企業節能減排積極性，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實現企業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雙贏。

三、實證分析

（一）研究樣本與變量選擇

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根據《2010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報告》，我國六大高能耗、高污染行業包括：非金屬礦物制品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本文以我國2006―2012年這六大行業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剔除數據非常不完整的公司后，共225家，其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38家，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13家，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27家，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28家，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70家，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49家。公司能耗和排放方面數據來自《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環保部網站以及證監會官方網站上公布的年度財務報告和社會責任報告等。信貸、政府補助和其他變量的數據來自萬得數據庫以及公司年度報告中財務報表及附注。

2.變量選擇

（1）被解釋變量。由于“兩高一剩”行業存在嚴重的高能耗問題，本文選取能耗指標作為兩個被解釋變量中的一個。能耗指標是把企業所有的能耗按萬噸標準煤進行折算再取自然對數。排放指標是以萬噸為單位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再取自然對數。這是因為六大高污染行業的減排目標主要是用二氧化硫排放量進行描述。

（2）信貸政策。信貸政策是用企業節能減排方面的銀行信貸（即資產負債表中短期借款和長期借款）的自然對數來表示。

（3）財政政策。財政政策是用政府補助（包含財政撥款和稅收返還）的自然對數來衡量財政支出政策和稅收政策。

（4）交叉項。本文引入交叉項，用公司獲得的政府補助額的自然對數和銀行信貸額的自然對數的乘積來表示“兩高一剩”行業財政政策與信貸政策的協同效應。

在收集上述數據的基礎上，為了減少異方差給回歸結果帶來的有偏影響，并便于觀察變量之間的彈性大小，筆者將原始的政策變量數據取對數處理。取對數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二）模型構建

模型中信貸政策、財政政策以及信貸與財政政策的交互項取當期值和前一年的值，這是因為政策具有滯后性，需要先通過政策影響“兩高一剩”行業進行節能減排的技術改造和設備升級，然后才會有企業能耗和排放指標的改變。另外，由于前一期能耗和排放往往也會影響后一期的結果，因此在模型中增加前一期被解釋變量作為解釋變量。

（三）描述性統計

表1是樣本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表明，作為被解釋變量的能耗指標和排放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的差距較大，表明各家公司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存在較大的差異。表2是被解釋變量的分行業描述性統計，容易發現，能耗最高的行業是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排放最高的行業是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在實證研究中，學者們越來越重視變量的內生性問題，因為嚴重的內生性問題會導致OLS估計結果產生有偏影響和非一致性。政府通過信貸政策與財政政策影響企業的能耗和排放水平，同時企業的能耗和排放水平會影響下一步政策的制定。GMM模型估計方法有助于解決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并且兩步估計量會更加有效，兩步估計量的標準誤差可能存在嚴重的向下偏倚，但這種偏倚按照Windmeijer（2005）的方法調整后會減小。故本文采用兩步系統GMM模型估計回歸，通過建立多模型的估計來比較信貸政策、財政政策和信貸與財政政策協同效應對企業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的影響。采用的計量軟件為STATA12.0，回歸結果見表3。回歸結果中的sargan統計量估計結果顯示估計結果不存在變量的過度識別問題，工具變量是有效的。

在表3中看到，被解釋變量的一階滯后項對解釋變量有顯著影響。在能耗模型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能耗一階滯后的自然對數的系數均趨向于1，表明企業過去一年的能耗對當年的能耗影響很大。類似的，根據排放模型的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企業排放水平也與上一年的排放水平基本保持一致。在實際節能減排過程中，“兩高一剩”行業企業往往缺乏降低能耗和減少二氧化硫排放的動力，因而更需要信貸與財政政策的引導。

在能耗模型和排放模型的單一宏觀經濟政策效應分析中，信貸政策比財政政策對企業能耗和排放的單一政策效應影響更顯著，并且當年信貸政策變量的系數分別為-0.1767和-0.0755，表明加大對用于節能減排的銀行信貸政策支持能減少企業的能耗和排放，但上一年用于節能減排的銀行信貸資金數量對企業能耗和排放具有正向引導作用。在能耗模型中，當年財政政策變量系數為負，具體為-0.0134，這表明財政支出政策與稅收政策剛頒布實施之際，對企業進行技術升級、降低能源消費量具有促進作用。

在引入信貸與財政政策協同效應的分析中，信貸與財政政策的協同效應對企業節能減排有一定的影響。在能耗模型3和排放模型6中，當年協同效應變量的系數分別為-0.0095和-0.0144，也就是說信貸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能幫助減少企業能耗和排放，從而幫助實現政府節能減排目標。但在協同效應共同促進企業節能減排時，當年財政政策變量系數為正，這表明財政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一定的偏差。

四、結語

本文分析了2006―2012年信貸與財政政策協同效應對“兩高一剩”行業企業的影響，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一是政府制定、實施信貸與財政相關政策，降低企業能源消費量和污染物排放量需要一定的時間。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長時間依賴于粗放型、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一直走著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只重GDP增長率、不考慮環境承載力的道路。經濟新常態下，政府應更加注重改變經濟增長方式，不斷增強人們的環保意識和企業的社會責任感。

二是信貸政策對“兩高一剩”行業企業實現節能減排目標具有一定的引導作用。在實證分析結果中發現，當期信貸政策變量與能耗變量和排放變量負相關，滯后一期信貸政策變量與能耗變量和排放變量正相關，這可能是綠色信貸政策實施過程中出現偏差。綠色信貸評估可以采用國際通用的赤道原則或者陳海若提到的其他環境風險評價指標，但在貸中對企業技術設備改造升級等節能減排項目可能缺乏有效的監督和評估標準。

三是總的來說，財政政策節能減排效果不明顯。實證結果與雷明、彭月蘭等學者對財政政策節能減排效率研究結果一致。地方政府具有過度投資的沖動，財政分權也使得在地方政府補貼“兩高一剩”行業企業行為上具有更大的自。總理認為地方政府腐敗、行政審批繁雜等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產能過剩問題。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能更好地凈化財政政策的實施環境。

四是信貸與財政政策對“兩高一剩”企業節能減排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政府對節能減排項目進行“隱性”擔保或者財政貼息都體現了信貸與財政政策的協同效應。2014年6月25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2014―2015年節能減排低碳發展行動方案》，其中提到財稅政策和綠色融資支持節能減排。“十三五”規劃編制了“互聯網+”智慧能源產業，主要包括推進能源生產智能化、建設分布式能源網絡、探索能源消費新模式和發展基于電網的通信設施和新型業務。未來“兩高一剩”行業會更多地體現信貸與財政政策協同支持節能減排目標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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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2015年是“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制定“十三五”規劃之年。世界經濟波詭云譎，油價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地緣政治熱點此起彼伏，世界將始終處于不平衡的發展狀態，充滿競爭和挑戰。中國經濟從改革開放30多年來年均增速接近10%的高速增長期進入年增速7%左右的新常態。

中國雖然經濟總量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但按人均收入水平計算，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處于世界較低水平。產業結構、技術創新水平在世界上總體還處于中等狀態。如何使中國這艘經濟大船，繼續保持以較高的速度，持續健康發展，是“十三五”規劃的大課題。我提以下幾點個人想法。

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

國家能源局原局長 張國寶

建議一 應繼續擴大有效內需

中國內生需求還有很大空間，我國經濟繼續增長仍具備條件，應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持醫療衛生、養老服務、教育科技等薄弱產業發展，擴大有效內需。

建國65年，改革開放36年，中國的基礎設施已長足進步，超過一般發展中國家;煤炭、電力短缺的矛盾已基本解決，并出現了結構性的產能過剩。城鄉面貌已經大大改觀，個別大城市已呈現國際大都市的面貌。但發展極不平衡，新農村建設還任重道遠，城鄉發展不平衡，城市間發展不平衡，城市中高樓林立和城中村、棚戶區并存;醫療、養老、教育設施和經濟發展速度不協調，欠賬較多;管網系統老化，安全隱患多，急需改造;城鄉環境治理更加迫切;東西部在基礎設施方面的差距依然明顯。

這些不足恰恰可轉變為發展動力，這些領域需要進一步投入建設，是我們的內需所在，“十三五”在資源配置，資金投入，重點項目安排方面要向這些領域傾斜。這既是內需所在，也是我經濟繼續發展的動力。如果做到這一點，中國將會以更加現代化、更加繁榮、更加文明、更加強大的姿態展現在世界。

要實現對這些領域的持續投入，必須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為應對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金融政策。對此現在有一些批評意見，我個人認為這是針對當時形勢采取的正確措施。

通過這兩次擴大內需的政策，我國不僅成功地克服了兩次金融危機的影響，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受金融危機影響衰落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反而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在這段時期，中國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成就和我們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金融政策有很大關系。從后來財政收入和國民經濟整體效益看，財稅增收也完全可以覆蓋所發國債的規模，金融壞賬率和失業率要低于金融危機發生前的水平。中國克服這兩次金融危機的經驗再次證明發展是硬道理。

現在有些批評意見，認為我們當前一些行業的產能過剩與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金融政策有關。的確我們現在有些行業產能過剩，調整面臨很大壓力，造成這種情況與此政策有一定關系，也有其他因素。但與取得的成績和當時采取擴大內需的政策的必要性相比，成績遠遠大于出現的問題。

我們應該總結經驗，把積極的財政政策運用得更加穩妥。相比較，1998年以發行國債為特征的積極財政政策（5年共發行6300億元）比2008年的4萬億元要更具體和更有針對性，運用領域的選擇也較為妥當，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和需要財政資金的領域。

“十三五”需要加強的欠賬較多的醫療、養老、教育、城鄉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除調動社會資金外，還必須依靠財政資金的投入。所以采取類似1998年發行財政國債，定向投入這些社會事業領域是必要的，但投向面不能太寬。我們的中央財政債務水平還有一定余地。

建議二 絕不能削弱制造業的地位

我國在制造業總量上已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許多工業門類的產能、產量都遠高于其他國家，例如鋼鐵、建材、紡織、家用電器、一般機械制造業等傳統制造業領域產量居于世界第一。制造業產品代替了農副產品，成為中國的主要創匯來源。制造業也是吸收就業的重要領域。但自主創新能力（專利數和技術含量）、知名品牌、跨國企業實力、能耗水平、勞動生產力等指標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差距。

制造業不少行業目前產能過大，能耗較高，有的還帶來環境污染，急需進行結構調整，產業升級。我國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比低于發達國家，應該發揮第三產業吸納勞動力多、能耗低、污染少的特點，鼓勵服務業的發展。但這不表明要降低我國制造業的重要性，相反制造業是強國之本，是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我國從落后的農業國發展成今天的制造業大國來之不易，是近代史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的夙愿。

有一種說法，說康乾盛世時中國GDP世界第一，但這沒有使中國成為世界強國，反倒屢遭明治維新后日本的侵略。喊出“師夷之長以制夷”，要向洋人學的是科學技術和制造業，尤其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光有發達的農業和服務業還不能算強國。今天中國擁有了門類齊全的工業，是幾代人持續努力的結果，世界上也僅有少數大國擁有這樣的實力。

“十三五”要調整制造業結構，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邁進，保持制造業在世界上的競爭能力才能使中國真正成為世界強國。我們在強調調整產業結構、提高服務業比重的同時，絕不能削弱制造業的地位。相反要繼續加強制造業，在弱項、缺項上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重點要放在半導體芯片產業、數碼技術、先進制造、納米科技、新能源汽車、機器人等領域，淘汰落后產能，提高產業檔次，繼續保持在鋼鐵、紡織、家用電器、機械制造等傳統產業的優勢。

鞏固在軌道交通、船舶、電力設備、新能源、通信設備領域已經取得的競爭能力。培育很有希望的核電裝備制造業、數控機床、網絡技術產業。最近美國的制造業翹楚――GE公司總結發展經驗，從原CEO韋奇時代收益頗豐的金融服務業向傳統的優勢制造業回歸，美國在搞實業回歸，實業是什么？就是制造業，值得我們關注。金融服務業沒有強大的制造業實業為基礎是畸形的，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是行不通的。

建議三 保護和激發人民群眾中蘊藏的巨大創造能力

“高手在民間”，近年中國產生的新業態，崛起的具有國際競爭能力的新企業，例如，華為、騰訊、小米、阿里巴巴、聯想等都是由草根民營企業發展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著名企業，幾乎都乎政府的規劃預料。

總理提出“借改革創新的東風，在960萬平方公里大地上掀起大眾創業、草根創業的新浪潮”，我非常贊同。政府應營造鼓勵創新的社會環境，滿腔熱情扶持新生事物的成長。政府機構要進一步簡政放權，減少審批事項，減少對企業發展的干預和束縛。在財稅、金融政策上要有扶持草根創新企業發展的減負讓利政策。

專家、權威也要少當“九斤老太”，不要輕易否定新生弱小的創新，而要改革我們的評估辦法，讓各種新技術、新創意競相迸發。最近我到臺灣參加兩岸企業家峰會，參觀了一些臺灣的創新型企業，包括液晶顯示屏、精密機械和零件、芯片制造，都是在這20多年間由草根企業成長為處于世界同行業前列。

我在想同樣這些行業，我們起步并不晚，為什么我們沒能做到？也許原因之一是我們政府和專家干預過多，沒有形成全民創新、萬眾創業的社會氛圍。希望在“十三五”期間有更多創新型企業成長起來。

建議四 改革對新能源的定價和補貼政策

應進一步釋放新能源發展動力，樹雄心，立壯志，建設世界最大的風光互補綠色能源基地，保持中國在綠色能源領域的領先地位。

中國的風電、太陽能產業已居世界前列，但現行的由政府制定固定的風電、太陽能標桿電價，其中高出當地燃煤標桿電價部分，由財政征收的可再生能源基金全額補貼的辦法，缺乏競爭機制，制約了風電、太陽能的發展規模，也使補貼資金難以為繼。

因此目前采用的由能源局分省份批風電、太陽能規模的計劃經濟辦法，導致計劃規模和地方發展新能源積極性嚴重脫節，出現了倒賣“路條”的現象，也削弱了企業不斷降低成本的積極性。

應該改革新能源的定價機制和補貼辦法，取消政府分省份批建設規模和“路條”，由市場來配置資源。可以考慮標桿電價和特許權招標結合的方式。風電雖然有了相當規模，但也僅占發電量的2%，太陽能發電僅占發電量的千分之六，但卻有10%左右的棄風，應盡快完善全國聯網，在更大范圍內消納可再生能源。

篇4

2010年，得益于一攬子經濟刺激的實施，中國經濟已呈現“雙升一穩”(投資大幅回升、工業強勁反彈回升、消費穩定增長)的良好勢頭。經濟復蘇和通脹預期加強，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問題開始受到關注。

退出策略不僅涉及退出時機、節奏把握，而且涉及退出機制和工具的選擇，更涉及到中國與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之間的政策協調與博弈。在全球經濟復蘇仍存不確定性，經濟內生增長乏力之時，中國財政刺激政策退出面臨諸多復雜問題，需審慎處理、全面把握。

退出機制的選擇

選擇適當的“退出機制”，事關本輪經濟刺激“功成身退”，也密切牽涉解決國內結構性問題和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所謂退出機制，一般指對由政府主導的、專門旨在抵御金融危機和緩解其不良結果的特殊經濟刺激政策的放棄。各國政府宏觀調控的“三大法寶”，無非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道義勸說(政府首腦、央行行長等或勸說、或威脅、或暗示以求引導)。特殊的刺激政策則主要表現為三種形式：大規模財政投資、支出；減稅；向銀行注資。就中國而言，與此框架無大異。

2010年中國的貨幣政策，可認為是大框架不變前提下，沿“適當從緊”單一方向適當回調。而財政政策在年內至少不會在總量上簡單比照貨幣政策，可看作是擴張框架不變前提下突出重點、優化結構、追求績效等方面的努力。而再往后的“退出”調整，很可能與1998年后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成功后相仿的“淡出”方式，即低調處理，擴張力度漸降，使社會各方在“不經意”間經歷政府政策“退出”的過程。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機制，可著重考慮三個方面：

――比照GDP規模與增速，控制國債發行相對規模和赤字率，優化國債發行結構和資金使用結構。2010年在繼續執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國債發行規模不“急剎車”，赤字率控制在3％以下，并注重國債結構優化，適當減發長期建設國債，重點發展流動性較強的中短期國債，適時調整利率、期限、結構以及付息方式。國債資金優先用于已開工項目續建，嚴格控制新項目建設。

――積極引導和鼓勵民間投資與居民消費，促進經濟內生性、自主性增長。

中國經濟目前主要表現為政策推動的經濟回升。要使經濟進一步穩定發展，僅有政府擴大公共投資還遠遠不夠，還應出臺多種措施擴大社會投資，力求“四兩撥千斤”拉動民間資本跟進，引導、鼓勵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財政政策的退出操作，應在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可支撐經濟運行形成穩定“拐點”之后。

中央提出增強非公有制經濟和小企業的活力和競爭力，放寬市場準入，保護民間投資合法權益。財政政策應在以下幾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進一步拓寬社會投資的領域和渠道，充分利用應對金融危機的時機對社會資本投資給予國民待遇，除法律特別規定之外，應允許社會資本以參股等方式進入金融、鐵路、公路、航空、電信、電力以及城市供水等行業；二是通過稅收、財政貼息、政府采購、信用擔保等政策扶持中小企業。清理行政事業性收費，切實減輕企業負擔；三是支持發展專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提供便利快捷的政策性金融服務。

在消費方面，應提高居民收入、扶助低收入階層及發展社會保障體系，以及消除居民“后顧之憂”減少“預防性儲蓄”等方面的措施，都應切實貫徹。

――合理掌握對不同產業、產能和不同政策工具區別對待的取向。

考慮到中國經濟運行中顯著存在的結構問題，針對不同產業、不同性質產能給與區別對待，比如對一般傳統產業的刺激力度，可以順向調減、乃至多減，而對有優化結構作用的新興產業，以及具有強烈技術改造、升級換代需要與空間的門類和領域，則可以實施不減的處理，甚至適當給予更多資金與優惠政策助其擴張。

此外，比較直接、行政色彩較重的政策干預工具，可隨總體刺激力度的調低而順向調減、乃至多減。比如，那些一般性擴大政府支出的投資安排，應堅決調減；而可考慮讓經濟杠桿手段發揮更多刺激作用，比如結構性減稅的安排。

退出時機的選擇

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時機把握，既要考慮到全球主要經濟體國家退出政策的操作對中國的聯動效應，更要考慮國內經濟企穩回升后，何時出現、是否穩定形成經濟周期中階段轉換的“拐點”。

從中國過去的經驗，經濟由高漲進入低迷再重回高漲的轉換，一般間隔數年，是一個由經濟下跌和宏觀擴張政策啟動開始，經歷觸底―企穩回升――鞏固回升態勢――企業預期再次普遍向好一自主投資強有力回升而完成的過程。關鍵是市場的內生動力何時不再依靠擴張性政策，就可將經濟運行穩定在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區間。從中國的相關宏觀、微觀數據看，至少2010年，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還未到退出時機。

近期，歐元區債務危機愈演愈烈，暴露了歐元區各國間利益協調機制的脆弱和歐元、歐盟發展前景的潛在風險。同時，也對中國未來一段時期宏觀經濟政策走向提出了更多審慎要求。中國經濟目前雖已全面回升，但結構性問題依然嚴重；通貨膨脹雖總體只是預期，尚未成為現實，但今年CPI上漲趨勢已定，如果今年還屬溫和，不排除2011年出現更具“殺傷力”的上漲壓力。

綜合權衡各種預測和主要相關要素，動態跟蹤和及時判斷經濟上升曲線何時進入新的高漲階段，以全球視野把握中國經濟達到經濟內生穩步向上狀態的拐點，便是政策退出時機選擇的關鍵所在。

金融危機后，各國政府都將利率水準降至歷史低點，并斥巨資救助銀行系統，導致大量流動性釋放。“后危機”時代，各貨幣當局開始考慮回收流動性。但在全球流動性過剩風險初現、全球經濟復蘇前景仍然堪憂的雙重不確定之間，恰當把握“退出”方式和時機，做好國際協調，顯然并不容易。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實施經濟刺激政策過程中，中國與歐美等主要經濟體加強了交流溝通與協作，在刺激政策退出問題上，必然也要充分考慮國際協調機制。從國際環境看，與主要經濟體的政府實施救市計劃具有較高的溢出效果相仿，如果政策退出在時間或節奏上各國間大相徑庭，就難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他國家的如愿復蘇，增加額外的退出成本。如果一國選擇率先退出，而他國仍將維持或加大刺激力度，那么該國的退出計劃也很難獲得理想成效。

因此，需要加強全球多邊的協同合作和政策的協調一致，相互協調的退出政策，有助于保證各國公共財政的穩定性和持續性，能夠更好地防范各國之間的政策博弈產生被扭曲的、負面的連鎖式反應。

挑戰在前

第一，地方融資機制的正確引導與風險防范。

政策擴張期導致國債和地方債規模明顯上升，除了較規范的長期建設國債和2000~地方債，早已有之

的各種地方融資平臺“遍地開花”、不少新的融資工具(規范程度往往不高)也被創造出來。地方舉債融資的規模迅速擴大。

地方政府融資的發展，在市場經濟和分稅分級財政體制模式下，有其必然性，關鍵是應當因勢利導引導其規范發展。需要“治存量、開前門、關后門、修圍墻”，打造一套可控風險、可持續運行的地方“陽光融資”的制度和法紀。

按照公共財政建設和“依法理財、民主理財、科學理財”的要求，地方政府融資應當有透明度、受法紀約束、依托于制度規范和受公眾監督。相關制度、法紀的打造，當然需要漸進，先形成一些粗線條的文本，再于動態中不斷完善和細化。比如，中央以財政部發行方式，實際上提供了對年度發行2000億元地方債的隱性擔保，明確將其列入地方省級預算，意味著接受全套預算程序的約束。因為由省級政府牽頭承擔還本付息職責，是地方債制度在中國“登堂入室”的重大進展，比之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央發行長期建設國債“轉貸”地方使用的方式，規范程度明顯提高，今后應繼續探討，進一步提高規范性和操作方案的有效性。

另外，地方融資平臺的發展，可探索使用長期建設國債資金的方式。這一設想的要點是：借鑒一些地區已有的經驗，將地方可用的專項資金，選擇(或組建)合適的企業集團等法人實體作為資本金投入，進而可形成該法人實體獲得銀行貸款等籌集社會資金的再融資平臺，既完成國債專項資金的建設任務，并承擔國債資金的還本付息。并在現階段構建了有一定規范性、功能較強大、適應投融資制度改革和長期發展需要的地方融資平臺。

這一方式的好處是，通過使用國債資金注資入股地方性企業集團，形成或增加其資本金，進而吸引銀行貸款或發行債券融資，發揮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利用我國儲蓄率明顯偏高而形成的銀行巨量“存差”和社會可用財力，建立較為順暢的融通資金機制和較規范的長期性地方融資平臺，獲得持續不斷的建設資金。

同時，由于財政資金的使用都有明確的監督辦法，財政部門和國資管理部門可以及時對所注資地方企業使用資金的狀況進行審查、監督，防止地方企業的內部人控制，督促國債資金的還本付息。

這一建議所存在的局限性，主要是啟動資金的獲得和使用完全是政府行為，對項目選擇、法人實體與融資平臺構建的決策科學性要求較高，如果作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法人公司出現較大問題，將會面臨日益發展的公共財政績效考評框架下的問責壓力。但這在另一個角度上，正是加強規范性的壓力，應是一種積極、健康的壓力。

在中國，遠景上應是中央與地方公債、各類政策性融資、商業性融資完全為法治所覆蓋的透明、規范的全套融資制度體系，依靠法治、制度的力量和公眾的監督，有效防范地方融資風險。

第二，減稅與增支的合理把握。

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要注重處理好減稅與增支的關系。首先，減稅與增支應該依據各自的結構優化要求而綜合考慮，運用減稅手段刺激經濟增長是擴大需求。但在中國現階段，主體上是結合稅制改革和結構優化導向的“結構性減稅”，意在擴張需求時努力增加有效供給和推進結構調整。減稅和增支并用，意在使政府擴張需求的財政功能最大化，同時增支也一定是有選擇的、帶有鮮明結構特征的增支安排。

其次，要妥善處理減稅與增支之間的數量關系。為了刺激經濟增長而兩者并用，必然顯著增大財政運行壓力，如處理不當，可能導致公共風險失控，因此要求穩妥考慮財政承受能力，在數量安全區內設計好減稅與增支的最佳組合方案。應對之策

第一，加強預警，合理控制赤字水平。

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增加財政赤字和國債發行規模，是中國主動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項重大特殊舉措。目前，中國的赤字率低于3％，風險完全在可控范圍內。但持續的赤字財政也會帶來問題，彌補赤字意味著擴大政府舉債規模和后期要增加稅收。

應對策略可以考慮，一方面，進一步提高公債結構的合理性，降低政府債務的融資成本；另一方面，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將公債資金用于加強重點領域基礎設施建設、優化和改善民生、推進科技創新與節能減排等，著力于提升資金使用績效，增強經濟發展后勁。此外，建立有效的財政風險預警系統，將財政赤字規模控制在預警線內。

第二，把握時機，實施結構性增稅。

受外部危機沖擊，中國財政進入“過幾年緊日子”的狀態，財政支出的顯著擴張加上減稅舉措，財政入不敷出壓力大增。目前，經濟生活中的通貨緊縮壓力已經不復存在，通貨膨脹雖有預期，但還沒有形成較大的現實形成較大壓力。經濟回升后，企業抗壓能力有所增強。

此時，應不失時機推出資源稅稅負向上調整的改革。資源稅負合理調整的設計方案，應聚焦于以運行機制的力量，將一些過剩產能和落后企業淘汰出去，同時使得大部分企業經過努力順應節能降耗的新機制而繼續發展。

首先，能源開發環節的資源稅負應向上調整，具體措施可考慮提高化石能源(不可再生能源)、礦山資源稅的“從量定額”征稅標準，在有條件的地方，還應考慮實行與探明儲量適當掛鉤的征稅方案。同時，加入有力度的“從價定率”征收。

其次，能源消費環節的消費稅，應在已出臺燃油消費稅的基礎上，重點考慮擇機把煤炭等其他化石能源使用者的稅負向上調整。其方案設計可適當借鑒歐洲國家“碳稅”概念下的實踐經驗。而對于可再生能源、清潔能源、循環經濟型能源的開發、生產、使用推廣，應制定一套稅收減免優惠和適當補助支持的鼓勵政策。這包括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地熱能、潮汐能、余熱收集利用，等等。對支持這些項目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和融資支持主體，也應配以優惠、激勵的支持政策。

在調高化石能源稅負的同時，要考慮兩條配套方案：首先，需要考慮開發企業增負的其他必要舉措，例如，對建立權利金、礦業權、生態補償與修復基金、安全生產保證金等制度，作出合理的通盤協調設計。

其次，還要配套考慮對低收入人群的影響。由于這類能源在我國現行能源結構中占絕大比重，其價格的上升和傳導效應對低收入人群支出負擔的沖擊和影響會比較大，在出臺政策時，需要特別考慮對這部分人群進行適當的直接補貼，這可結合城鄉低保體系操作。中國的資源、能源稅收調整不可能單獨設計，而應該作為一攬子環境和能源政策及稅制“綠色”優化方案的組成部分。

總而言之，在承認復雜的國際、國內不確定性與條件制約的情況下，綜合考慮各種相關因素，2010年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有理由維持其“繼續執行”的框架而不轉型，但政策的優化是十分必要的。退出的時機，有待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的支撐合力，強大到足以內生、自主地維持一個穩定“拐點”形成后的經濟高漲階段。

篇5

流動性過剩將成基本標志

李稻葵認為,未來三到五年全球經濟將出現流動性過剩。因為這場危機是發生在西方國家私營金融部門的資產負債表的危機,西方國家應對這場危機的思路非常清晰,就是通過各種方式增加流動性,注入到私人部門、金融市場,把經濟“吹起來”,所以,美國經濟2009年第三季度出現增長并不奇怪。

西方國家會不會很快退出貨幣擴張政策?在李稻葵看來,很難。因為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公共財政情況,遠遠糟糕于貨幣狀況。美國有12%的財政赤字,英國是10%左右,財政不收縮會有問題的。然而整個西方社會可能依然會保持一定的貨幣擴張政策,因為它們是國際貨幣的發行國,如果不能保持一個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貨幣就會升值,造成貿易困難。

他預計,中國的做法可能相反,因為中國財政狀況相對不錯,因而可能先退出貨幣政策。“在通脹壓力下,中國貨幣政策可能會以某一種靈活的方式,創造性地退出經濟振興計劃,但刺激性的財政政策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結構調整將成為今年財政政策的重頭戲。”

未來三年全球股市會創新高

流動性過剩將讓資源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流動性過剩會促使資源價格的上升。”李稻葵說,以后國家和企業間競爭的就是資源。而且光有錢還買不來資源,一定要把資金和對國際形勢的判斷能力結合在一起。

他對中國企業的發展提出三點建議:第一,現在是后危機時代,是一個產業重組的時代。現在中國的產業集中度還太低,國家會鼓勵企業搞重組,很多企業利潤下降,它也有動力搞重組,而且有些新的產業一定要納入進來,比如說高端服務業;第二,后危機時代是資本運作的時代。資本運作非常重要,資金就是油;第三,后危機時代是中國企業真正登上國際舞臺的時代。“我們不差錢,我們差的是國際化的經營運作,這些方面我們要拜西方人為師,所以現在是走出去的好時機。我提醒大家,再過兩年,資產價格、資源價格就上來了,去海外尋找資源恐怕就更難了。所以動作要快,多研究國外的資本市場的情況。”

流動性過剩還將引起股市、樓市的上漲。李稻葵預測,在未來三到五年內,股票價格還會上漲。“我相信三年以內,全球范圍內證券市場的歷史紀錄會突破。中國A股市場2008年11月還在1700點左右,去年5月份就到了3200點,幾乎翻倍,原因之一就是政府4萬億投下去之后,增加了貨幣流動性,從而帶動資產價格上漲。”

同時,李稻葵認為,美元的國際地位一定會下降。“快的話10年,慢的話15年,一定會形成國際金融體系里三國鼎立的局面:美元、歐元、人民幣。美元一定會逐步貶值,讓位于人民幣和歐元,人民幣遲早會成為國際貨幣。”

后危機時代

中國面臨更嚴峻考驗

在李稻葵看來,危機時代結束后,中國經濟的發展將會面臨著比危機前、危機中更加嚴峻的國際經濟金融環境,中國的經濟政策和結構調整不能再拖延了。

“現在,越來越多的國際輿論認為,是中國、德國、日本這些貿易順差國,阻礙世界經濟再平衡。日本可以輕而易舉地為自己開脫,他可以說我們的經濟已經非常不景氣,國債占GDP的比重遠遠超過100%,你還要什么?用中國話來說,就是死豬不怕開水燙;德國是另一個貿易順差國,也非常容易逃脫責任。德國人可以說我是歐元區的一員,我們沒有辦法進行匯率的調整,而且整個歐元區是貿易平衡的,我們自己搞定了,不需要其他人插手。但是,我們中國怎么辦呢?現在很多國際輿論都指向中國。”

李稻葵認為,另一方面,現在全球綠色主義盛行,像中國這樣的后發國家,面臨著減碳壓力。簡單來說就是全球主流國家和主流政策制訂者都認為,二氧化碳氣體的排放,是導致全球氣侯變暖的主要因素。因此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必須要減碳,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但是中國的發展,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還取決于能源消耗的增加。

“因此,在國內政策調整、結構調整方面,再也不能拖延時間了。危機前我們發展的那種模式,必須要轉變,必須要調整。”李稻葵表示。

用綠色工業置換黑色產能

那么,如何調整呢?李稻葵指出了在投資和消費領域的調整路線。在投資領域,未來五到十年,除常規消費性投資外,綠色產能革命也將對經濟發展起到巨大拉升作用。所謂綠色產能革命,就是通過政府補貼的方式,把煤炭、發電、鋼鐵等黑色產能,通過綠色工業置換出來,實現節能減排;在消費領域,關鍵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

李稻葵認為,國內投資不等于增加生產能力。“我們可以搞一些消費型的投資,包括改善空氣質量和水的投資。我們應該花十年時間,把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產能置換出去。可以國家補貼一些,環保標準提高一些,國外的基金會也可能拿出一部分的錢,鼓勵我們的民營企業投資,這雖然不會產生新的產能,但是會帶來新的效益。以我們被認定過剩的六大產業為例,如果可以達到國外先進水平的話,每年置換產能所花的費用大概占GDP的10%左右,還可持續操作十年,而且不會帶來產能過剩。”

“中國家庭消費占GDP的比重是在下降的,從1980年代的50%左右下降到今天35%。原因就是一條,很簡單,我們的收入分配結構出現了問題。在中國的經濟結構當中,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從1980年代的70%下降到了今天的50%。解決的辦法,從短期來看,是想方設法降低個人收入調節稅,替中小企業提供一些就業的保險、養老金,由國家補貼一部分的個人收入。通過這個方式可以提高我們的個人收入比重。在我看來,經過努力,提高5―10個百分點應該不成問題。”李稻葵說。

今年上半年

或出臺新穎貨幣政策

李稻葵認為,今年上半年到年中,中國政府肯定會對貨幣政策進行思考和討論,有可能會出臺比較靈活、比較新穎的收縮性政策,目標是應對全球越來越明顯的流動性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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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credit policy即綠色信貸，是一項創新的政策。它是以遏制高污染、高耗能型產業為宗旨的全新工具。中國環保總局、人民銀行、銀監會為響應科學發展觀的號召，第一次將環保檢測標準、環境治理、環保建設作為企業貸款準入的門檻，隔斷“兩高一低”產業盲目擴張的經濟命脈，迫使其改善管理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綠色信貸是環保部門和銀行業攜手打造的遏制環境污染型、高耗能型企業的重要壁壘，是促進發展節能減排產業的重要舉措。

二、我國商業銀行綠色信貸發展的現狀和問題

商業銀行積極進行綠色調整，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綠色信貸體系構建趨于完成。2007年9月，中國工商銀行率先出臺了《關于推進“綠色信貸”建設的意見》，在商業銀行推行綠色信貸進程中起到了表率作用；2013年5月，工行又再次明確了“綠色信貸”的內涵、本行績效目標和綠色信貸相關政策導向，要求工行內部對于自身信貸結構進行全線“綠色”調整。2013年，中國銀行了《支持節能減排信貸指引》：嚴格信貸準入條件和項目準入標準，實施信貸審批環境否決權制度，實行行業差別化授權管理。中行加大對于部分“兩高”行業的審批權限監察力度的同時，回收部分權限。中行強調要做好貸前、貸中及貸后調查工作，利用名單管理方式，將“兩高行業”具體評估情況列入審批名單。

制度短板制約綠色信貸發展。國家對于綠色信貸還沒有成熟的實施政策和實施細則，缺乏相關的激勵政策和明確的處罰標準，操作性不強，導致銀行仍舊以盈利多少為主要衡量標尺。另外，信息溝通共享機制也不健全，環境污染信息尚未全面完整納入銀行征信系統，導致金融機構難以全面及時掌握企業的環境信息，環境信息的不足嚴重制約著綠色信貸的實施。

金融機構自身障礙。我國金融機構，特別是一些大型國有銀行的管理者，將環保問題推脫給相關環保部門、大型企業集團，仍然將盈利作為其經營的唯一標尺，這就從根本上阻礙了商業銀行綠色信貸的推行。

企業信息不對稱問題。企業信息不對稱正是癥結所在，眾多企業為了謀求高額利潤，獲得項目融資，往往向銀行提供虛假數據，隱瞞真實情況，打政策“擦邊球”這就使得綠色信貸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監督機制不到位。監督機制的缺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一些高污染企業往往是高額利潤行業，成為地方發展得“頂梁柱”，在沒有地方監管部門的嚴格監管、強硬約束的下，企業很少花費大量財力物力整治根深蒂固的污染問題。第二，媒體卻并沒有很好的發揮作用，讓公共利益陷入了監管維系松弛的境地。第三，人民群眾作為最好的監督者，環境問題的直接受害者，維權意識不強。

三、我國商業銀行綠色信貸發展建議

完善綠色信貸政策制度體系。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關于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為核心的的法律體系，然而，作為當今推行綠色信貸是遠遠不夠的，我們要與時俱進，細化環保責任和要求，制定明確的節能減排核查標準，明確政府、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的綠色信貸法律主體地位，并對違法污染企業實施最嚴厲懲治制。

創新綠色信貸的激勵機制。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手段建立與綠色信貸相配套的財政政策，一方面對于推行綠色信貸的銀行，其發放的貸款利息可以有針對性的減征或免征營業稅。另一方面，可以效仿德國，當銀行推行綠色信貸面臨無法收回貸款風險時，提供一些差額補貼。

建立商業銀行推行綠色信貸的長效機制。銀行業金融機構應注重與重要的客戶和相關方在施工中、生產經營活動中的危險和風險，包括能源消耗，環境污染，人身安全和其他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特別是對“兩高一剩”行業的授信政策、融資審核流程及具體審批細則等要有系統的規定，細化審批條件，明確準入和退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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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增長政策頻出

央行5月12日消息，從5月18日起，下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今年以來第二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也為“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吹響了前奏。

總理從湖北調研回京后，于5月23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分析經濟形勢，部署近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要認真貫徹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正確處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三者的關系，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會議召開前后，各個層面已行動起來，穩增長政策頻出。

投資方面。國家發改委加大了對事關全局、帶動作用強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審批力度，國土資源部也出臺通知提高用地審批效率，增強用地保障能力，保障“十二五”規劃重大項目能夠按期實施。對已確定的鐵路、節能環保、農村和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教育衛生、信息化等領域項目，則要加快前期工作進度。

與此同時，5月下旬以來，先后有鐵道部《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投資鐵路的實施意見》、衛生部《關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經營性質的通知》、國資委《關于國有企業改制重組中積極引入民間投資的指導意見》、銀監會《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實施意見》等放寬民資準入、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措施。

消費方面。針對當前消費需求不足的情況，國務院宣布以財政補貼方式支持擴大節能家電等產品消費，中央財政將安排363億元推廣節能家電、高效照明、節能汽車和高效電機四大類產品，預計拉動消費需求約4500億元。這一政策被視為陸續到期的“家電下鄉”、“小排量汽車補貼”等上一輪促進消費措施的延續。

外貿方面。國務院要求穩定和完善出口政策，支持企業積極開拓市場，促進外貿穩定增長。海關總署和國家質檢總局批準廣東從5月24日起開展“一次申報、一次查驗、一次放行”試點，降低企業運營成本，促進貿易便利化。

此外，貨幣政策方面，央行除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外，明確要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財政政策方面，繼續落實結構性減稅政策，進一步擴大營業稅改增值稅的范圍，減輕企業稅負。

對于這些政策的變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研究員張立群分析指出，目前我國經濟的增速仍然處于預期目標區間，宏觀調控的大方向也沒有改變，只是針對近期經濟增速的持續明顯回落，加大預調微調的力度與頻度，穩住經濟增速。

調控更重發展質量

專家表示，政府這一輪“穩增長”政策措施的規模、力度和方向，均明顯不同于幾年前推出的以“4萬億”為代表的一攬子“保增長”刺激計劃。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范劍平認為，這一輪“穩增長”更加注重提升發展質量。

中國社科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劉煜輝也對記者表示，當前的政策調整并不是想要把經濟增速重新拉回高位，而只是要使經濟調整的過程更加平緩，實現軟著陸。“調控大的方向沒有改變，更不會出臺大規模刺激政策”。

劉煜輝說，以鐵路投資為例，前幾年每年投資達到8000億元，今年政府已經主動縮減投資規模，只有4000億元了，現在的問題是，從前幾個月的情況看，這4000億元也成問題。所以政府現在促進投資，并不是要給投資加碼，而是要確保完成年初的計劃。

采訪中，不少專家都認同當前“穩增長”的政策措施體現了短期、長期目標統一的取向。

在投資方面，特別注重發揮民間資本的作用。如鐵道部的《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投資鐵路的實施意見》，在民間資本投資方向上幾乎沒有設限，鐵路干線、客運專線、城際鐵路、煤運通道和地方鐵路、鐵路支線、專用鐵路、企業專用線、鐵路輪渡及其場站設施等項目均可引入民資。可以說，各部門出臺和即將出臺的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的細則，使這一輪的“穩增長”成為打破行業壟斷、深化相關領域改革的一個突破口。

在促進消費方面，特別注重政策的導向作用。 財政部5月24日舉行全國財政節能減排工作會議，宣布今年將投入1700億元推進節能減排計劃，其中包括全面啟動新一輪節能家電財政補貼政策。張立群認為，與此前“家電下鄉”的補貼不同，此次補貼在拉動消費的同時，更突出節能的綠色導向，這對于經濟結構調整將發揮積極作用。

著力提振實體經濟

對于近期密集出臺的政策，也有不少人擔心，會不會助長資產泡沫尤其是房地產泡沫。對此，中央反復強調，穩增長并不意味著放松房地產市場調控，仍要嚴格實施差別化住房信貸、稅收政策和住房限購措施，繼續堅決抑制投機、投資性需求，決不讓調控出現反復。

總理要求，要在堅持穩健貨幣政策基本取向不變的前提下，進一步提高貨幣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更加注重滿足實體經濟的需求；進一步優化信貸結構，加大對小型微型企業的信貸支持，切實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專家表示，要很好的實現上述政策目標，鞏固房地產調控成果、提振實體經濟，就必須加強金融監管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此外，要真正滿足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型微型企業的融資需求，就必須按照中央和相關部門的部署要求，進一步打破金融壟斷，構建多層次的金融體系。

最近，銀監會和證監會分別出臺政策，放松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限制，并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發行上市和再融資，支持民營企業債權融資，推出中小企業私募債券試點，拓寬中小企業占主體的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

不過在劉煜輝看來，當前對中小企業和實體經濟來說，減稅的作用會更加明顯，“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是減稅，要抓緊落實已經出臺的減稅措施，加快推進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此外還應該降低增值稅的稅率，降低間接稅的比重”。

篇8

1我國民間投資緩慢的原因

1.1民間投資增長比重下降的經濟原因

1.1.1就資本的邊際產出而言，其數值不斷下降，這里有兩個制約因素，一是規模，二是技術。通常而言，企業需要發展到一定規模才能享受由早期的固定資產投資所帶來的收益，即獲得規模收益。然而非國有經濟受到本身的實力小，投資者自身能力的約束以及國家對其進入行業的限制，其發展壯大受到很大的束縛。影響資本邊際產出的另一個關鍵原因是技術水平，即企業的創新能力。非國有經濟技術起點低，獲取資本困難以及高素質人力資源的缺乏，企業技術水平落后。

1.1.2非國有經濟存在很高的資金獲取壁壘，資本成本不斷上升。90年代以前，由于國家出臺政策對非國有經濟的支持加上銀行商業化改革滯后，使得非國有經濟信貸規模超額擴大和高比例負債經營局面形成。然而進入90年代以來，非國有經濟融資困難日益突出，雖然向銀行貸款的名義利率與國有企業相同，但由于存在著貸款困難，企業為了獲得一筆貸款需要進行多方游說，并且相關的公共費用使融資的實際成本迅速上升。

1.2政策制約原因

1.2.1投資壁壘政策。目前對民間資本存在著行業的進入壁壘，許多利潤高、具有長期穩定效益的基礎領域行業，如金融保險、城市基礎設施、通訊、石油開發及教育、汽車、公共交通等服務性領域、環境保護、公共工程等領域一直對民間資本有較強的準入限制，或基本禁止。

1.2.2財政政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非國有企業的信貸更加困難。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削弱民間投資活力。

1.3制度、體制制約原因

1.3.1在企業制度方面，隨著改革的深入，市場競爭的加劇以及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其自身管理制度上的缺陷逐步暴露出來，不能適應變化了的經濟環境。

1.3.2在投資體制方面，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向國有經濟傾斜的投資體制，使民間投資范圍受到很大的限制。

1.4投資環境制約原因

這里所講的投資環境主要是法律環境、政策環境、中介服務等。就法律環境而言，民間投資缺乏相關法律的保護。就政策環境而言，有些地方和部門對民間投資實行歧視政策，人為地加重民營企業的收費負擔。此外民間投資信息不暢通。

1.5觀念制約原因

一是儲蓄意識濃厚，投資意識淡薄。二是保守經營意識濃厚，風險意識淡薄。三是小本經營意識濃厚，規模意識淡薄。

2 加快民間投資的對策

2.1拓寬民間投資的融資渠道

2.1.1轉變商業銀行的觀念，重視對民間企業的信貸支持。銀行在民商企業與國有企業之間應提倡公平信貸，對有發展潛力的民間企業給予信貸支持。

2.1.2積極扶持中小銀行發展，改善間接融資條件。政府和金融各主管部門應給予中小銀行適當的優惠政策，扶持其發展，增加對民間企業的信貸。

2.1.3建立民間企業融資的擔保機構，降低銀行信貸風險。

2.1.4進一步發展資本市場，改善民營企業直接融資條件。

2.1.5組建風險投資公司。

2.2實行公平的市場準入原則，放寬民間投資

隨著我國加入WTO，外資已經逐步享受到國民待遇，在加強對外開發的同時加強對內開發，給予民間投資同等的國民待遇，拓寬融資的領域。

2.3改善民間投資的投資環境

2.3.1應盡快通過正式立法，明確規定私人財產和民營經濟的權益，依法受到法律嚴格保護。

2.3.2應改善政策環境，清理和調查不利于民間投資的各種限制性、歧視政策，制止對民營企業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現象。

2.3.3大力發展社會中介機構和信息咨詢服務機構，改善民間投資單位的服務。

2.4建立支持民間投資的社會服務體系

政府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減少審批環節，簡化審批手續，提高辦事效率，切實為民間投資打開綠色通道。建立健全為民間投資服務的社會保障體系，把個體私營企業職工的社會保險納入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妥善解決民間投資企業在專業人員引進、聘用、職稱評定等方面的問題；放寬民間投資者在城鎮入戶的條件，盡快制定民間投資企業人員商務出境，參加投資貿易洽談會，辦理進出口權等方面的相應政策。

[參考文獻]

[1]陳有棠。民間投資現狀的分析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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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綠色經濟；財稅；金融

一、綠色經濟概述

相關的環境經濟專家曾經強調，經濟的發展和公眾、環境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而且我們還要注意發展一定要在適當的領域內，才能夠是經濟發展的真正作用發揮出來，并且有效地減少環境被破壞以及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在具體的發展過程中我們還需要考慮自然環境本身的承載能力，在發展綠色經濟時一定要將生態環境的保護作為首要目標和工作基礎，然后在將推動經濟的發展作為工作的重心。在目前的發展階段中，可以看出我國正處于發展的高速時期，而在這一時期我們主要堅持的原則是高效率的可持續發展，在我國有些地區已經在以產業為基礎的綠色經濟發展中，取得了十分不錯的成績。其實從本質上來看，綠色經濟發展模式是可持續發展的一種，這一發展模式的主要內容就是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與傳統的發展模式相比較有著一定的獨特性，更加突出環境與經濟發展的協調，而不是一味地注重經濟發展而忽略環境保護，或者注重環境而忽略經濟發展。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綠色經濟的發展模式確實是適合當代世界發展的新模式。

二、綠色經濟發展模式在我國財政金融支持下的發展現狀

財政金融對于推動綠色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受到了各種各樣因素的阻礙，所以在發展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棘手的問題，我們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具體分析

（一）相關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在我國，綠色經濟發展模式這一概念很早就出現了，并且很多人做出了一些大膽的嘗試和創新，并且將其當作是我國想要不斷進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從實際的實踐狀況中我們可以發現，在發展的過程中面臨著許多的困境，這一系列問題不僅沒有構建出有針對性的法律條文，來加以支持綠色經濟發展，也沒有創造出能夠滿足現實需求的金融支持政策，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使得金融政策支持對于綠色經濟發展促進作用不夠明顯。

（二）資金的來源結構還比較單一

我們分析綠色經濟發展的全部過程，可以發現資金的來源相對單一，主要是以財政投入為主，目前的發展情況來看，我國并沒有構建出一個合理的體系去刺激綠色經濟模式的發展，也就無從談起保障綠色經濟發展，財政投入的資金支持也相對薄弱，而且單純依靠財政投入無法使綠色經濟發展持續進行，我們必須尋求社會資金支持，才能夠更好地幫助綠色經濟走向良性發展。在綠色經濟發展模式應用階段，我們需要細化每一筆資金支出，才能夠保證資金充分支持職能發揮作用。但從實際的表現來看，我還無法對綠色經濟發展資金運營的整個過程進行充分預算，在社會廣泛融資過程中，沒有具體預算往往會帶來一定的融資風險。而且我國綠色經濟發展尚處于摸索階段，融資的手段和方式相對落后，而且整個市場對于綠色經濟發展的認可度不高，融資困難也相對較高，這也就嚴重的阻礙了我國綠色經濟的未來可持續發展。總的來說，無論是環境問題還是資金的利潤問題對于綠色經濟發展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視的主要問題。

（三）具有較長的收益周期

綠色經濟產業主要強調的內容就是綠色化的發展趨勢，因此整個發展的過程當中無法離開硬件設施的支持。也就是說，我們想要發展綠色經濟產業，就必須要新增配備一些相應的基礎設施，我們都知道完善的基礎設施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只能在很長的一段時期才能顯現出來。而我國的一些商業銀行相對于綠色經濟產業來說，他們更傾向于將資金投入到傳統行業中，而這種原因主要是由于傳統產業獲得經濟效益的周期更短，這也是我國綠色經濟融資困難原因之一。

（四）金融支持政策體系的作用式微

我國和一些其他的發達國家相比較而言，綠色經濟發展屬于比較晚，而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以下幾點原因。首先，我國缺乏相應完善的經濟體系，而且我國并沒有針對綠色經濟信貸項目的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優惠政策和措施，這使得我國綠色經濟產業在發展過程當中，總會出現不太適應的情況。第三點就是我國針對綠色經濟產業的市場規模相對較少，而且定位也較為模糊，這些對于綠色經濟的發展來說起到了一定的阻礙作用，久而久之就導致社會環境等等對綠色經濟的保護越來越弱，金融對其的支持程度也越來越少。除了這幾點內容以外，我國的財稅部門對于綠色經濟產業的資金支持，部分都是以資金返還的方式，雖然這種方式能夠保證一定的市場秩序，具有較高的可行性。但是如果我們要想得到預期的效果，就必須要改變這種資金支持的方式，增加資金對應綠色經濟產業的刺激作用。首先就要制定出符合產業發展特征的財務規則，讓其在綠色經濟產業發展過程當中有一定的保障，因此也沒有對綠色經濟發展制定出相關的財政保證措施。這些因素都使得我國財稅部門，對于綠色經濟產業發展的支持產生一些顧慮，而這種顧慮也影響了商業信貸。

三、針財稅金融政策支持的相關建議

（一）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制度

法律所帶來的作用是我們無法忽視的，需要我們結合國家的發展現狀，以及適合國家發展的道路去制定出合理并且具有針對性的法律制度，只有這樣所構建出來的相關法律法規才可以最大的推動綠色經濟的穩定發展，從而給予綠色經濟發展相關的法律支撐，為其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條件。除此以外我國的政府也應該發揮出自己的職能優勢，對于綠色化的企業構建一套扶貧政策，鼓勵傳統企業做到升級轉型，不斷地向綠色經濟方向所發展，為企業提供相關的優惠政策，例如減免稅收等等，以此來提高企業轉型的積極性。

（二）充分發揮信貸體系的合理性

信貸體系的合理性對綠色經濟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商業銀行我自身所掌握的大量資金，對產業的發展產生良性的促進作用。所以作為商業銀行本身，必須要能夠明確自己的職責，勇于承擔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商業銀行作為金融機構，勢必與經濟發展密切聯系，除了在執行國家政策之外，還能夠根據世界發展格局以及產業資金分析，為綠色經濟產業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持，制定更合理的信貸政策，幫助綠色經濟產業更好的發展。當然在這一過程當中，商業銀行還應當根據綠色經濟產業的發展現狀，進行實時的信貸風險分析，在控制好信貸風險的同時能夠給綠色經濟產業的發展提供有用的數據支持，在不盲目放貸的前提下，促進綠色經濟產業的發展。

（三）要強化金融服務的創新工作

產業的投資基金對于綠色的經濟發展來說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力，而且綠色經濟作為一種未來發展的趨勢，需要有更長遠的投資目光，也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所以，我們甚至可以建立一部分專用性資金，只用于綠色經濟產業的發展，給整個行業以資金保證，幫助行業發展。我們還可以充分發揮社會資金的作用，廣泛地向社會融資，能夠幫助綠色經濟產業得到快速的發展。最后由于綠色經濟產業的發展效果和傳統行業相比較來說比較緩慢。因此，我們必須要能夠做好基礎設施的建設工作，為綠色經濟產業的發展奠定基礎，然后再尋找大量的資金支持，這樣才能提升投資者的信心，降低投資者的風險，創造出更加和諧寬松的經濟發展環境。

（四）將政策的支持作用真正的發揮出來

政策對于產業的支持作用，一定要以政策的全面貫徹落實為基礎。國家對于綠色經濟產業的政策支持，旨在促進綠色經濟的發展，所以我們要充分明確政策的內容，制定相關的產業經濟發展和投資規劃。與此同時，我們還要對公眾進行必要的宣傳，提高社會對于綠色經濟產業的認識，這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高我們社會融資的成功率。當然我們也要制定相關的政策，針對環境產業的提出一定的稅務征收建議，避免環境資源的浪費，也避免環境污染的加劇。總的來說，我國的財政政策對于綠色經濟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所以在財稅金融政策的制定上，建議相關的政府部門要對市場的經濟實際狀況有一個清晰的了解和認識，然后在這個基礎上在依據綠色經濟發展趨勢去構建出適合發展的具體方針和策略，這樣才能夠全方位的推動綠色經濟產業的發展。而對于綠色經濟產業來說，有了充分的資金作為保證，才能夠制定長遠有效的發展計劃，更好的發展綠色經濟產業。

篇10

理財環境是指對企業財務活動產生影響作用的企業外部條件，是企業進行財務管理活動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理財環境是企業決策難以改變的外部約束條件，企業在進行財務決策時更多的是適應他們的要求和變化。企業理財環境的變化主要體現在：

（一）政策環境 2008年金融危機襲擊全球，我國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促進經濟增長，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4萬億的財政投資投資計劃使我國相對平穩地度過了經濟衰退，但巨大投資也埋下了通貨膨脹的隱患，一定程度上造成市場上流動性充足，建筑、道路橋梁等固定資產投資過快，房地產價格上升過快等后果。如今，為了抑制通貨膨脹危險，國家開始緊縮銀根，縮減信貸規模，減少市場上的流動貨幣，加大力度調控物價。這些政策對我國經濟發展發揮了越來越明顯的效果，對企業的投資、籌資、分配等財務活動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有利于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因此，財務人員對國家政策的動向要有所準備，根據國家政策的變化適時調整企業生產經營，保證企業能夠籌措足夠的資金，投資到效益好的項目，調整生產經營，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

（二）金融市場環境 金融市場環境主要指一切資本流動的場所環境。目前，我國的金融市場主要有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信托、基金等。隨著我國金融業的發展與完善，股票、債券、基金、保險、期貨、信托等金融市場日益壯大，金融產品日益豐富。企業投資的需求日益多樣化，投資選擇日益復雜化。合理利用各種投資組合，實現投資效益的最大化，要求企業要在金融市場運用豐富的金融工具選擇適合自己需要的方式籌資及投資，分散和防范公司風險，確保公司投資理財的安全性。目前，隨著國家政策的緊縮，我國資本市場暴跌，金融機構減少信貸，我國中心企業出現不同程度的融資困難，財務負擔加大，籌資跟不上企業需求。這勢必嚴重阻礙中小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可能給他們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三）經濟環境 從產品市場來說，雖然經濟危機最嚴重的階段已經過去，但是目前市場信心不足，隨著通貨膨脹的加重，產品價格不斷上漲，社會總需求減少；另外，生產成本上升，銷售市場縮減，企業盈利水平下降，從而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越來越困難。從資本市場來說，個股市的持續低迷造成了資產價格下跌，長期的熊市造成投資者信心不足，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籌資困難，財務狀況惡化，面臨的財務風險加大。整個經濟環境的不景氣趨勢和不確定性加劇要求企業在實行財務管理、進行財務規劃時更要注重企業的長期發展，兼顧企業的長期利益，使企業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要求企業進一步提高財務管理決策的及時性、合理性、科學性和可持續性，這正是綠色理財的核心內容。

二、新經濟環境下綠色理財是必然選擇

綠色財務管理是指財務人員在進行財務管理時，應充分考慮到資源的稀缺性，從而充分有效的利用有限資源；要考慮到企業財務活動的效益性，從而平衡各個利益相關者的效益；要考慮到企業活動的環保性，從而在發展生產的同時注重保護環境，保持生態平衡；作為獨立的經濟主體，最重要的是需要考慮企業的盈利性。

（一）綠色理財是發展循環經濟的必然要求 循環經濟要求企業最大限度地利用企業內部各項物質，實現資源的重復利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廢物排放，減少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要實現企業在物質上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目的，首先必須在財務管理上做到相匹配，要求企業實習綠色理財，以綠色理財作為企業經營的指導思想。目前，隨著公眾社會意識、環保意識的增強，可持續發展觀念日益深入人心，綠色理財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綠色理財是以循環經濟為理論基礎，以低排放、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為基本特征，追求財務資源的有效配置和財務關系的合理協調，從而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相互統一與協調。

（二）綠色理財凸顯了企業的社會責任 綠色理財觀下，企業不但要追求自身的發展，提高企業的效益，還要兼顧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價值。這些利益相關者包括企業的股東、債權人、債務人、員工、顧客、原材料供應商交易伙伴等傳統理財觀念下的利益相關者，也包括政府部門、當地居民、媒體、環保主義等的壓力集團，甚至包括自然環境、人類后代等受到企業經營活動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客體。因此對于企業自身的健康持續發展、自然環境的保護具有深遠意義；也是當今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舉措。

（三）綠色理財是綠色管理的必然 在20世紀90年代，全球興起了一股綠色思潮，綠色管理理念應運而生。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以及個人意識的提高，這種綠色管理理念已經慢慢滲透到企業生產、銷售、管理的各個方面。綠色理財在企業財務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凸顯。這就客觀上要求企業根據綠色財務管理的理論目標，實行綠色理財的各種財務活動，制定企業長遠發展戰略和短期發展計劃，統籌企業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兼顧企業的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在追求企業自身盈利、盈余增長的同時，盡量考慮到社會責任、自然環境保護的要求，使整個社會和諧發展。

三、綠色理財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