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比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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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我國進行宏觀經濟調整的重要手段，對于物價有著極大的影響，如果政府能夠做好兩者之間的配合，就能夠有效控制物價上漲，并預防通貨膨脹風險。因此，我們將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概念和調控方法進行分析，并探索其與物價的影響與關系。
一、財政政策及調控手段
財政政策是我國政府在一定的時期內，按照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任務，而對財政工作進行的指導，能夠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對整體需求進行調整。從財政支出上來看，增加政府支出能夠對消費總需求進行刺激，從而增加國民總體收入；反之，如果對消費總需求進行壓抑，會使得國民收入降低。從稅收上來看，增加政府稅收，會對消費總需求進行抑制，使得國民收入降低；反之，降低政府稅收，會對消費總需求進行刺激，從而使得國民收入增加。當前，我國財政政策的調節手段，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是通過國家預算的方法，確定預算收支規模和平衡狀態，對收支結構進行安排和調整，使其能夠與財政政策目標相符合。第二，是通過稅收的方法，對稅種和稅率進行確定，確保國家財政收入，對社會經濟的分配關系進行調節，從而使國家的財力能夠滿足政治經濟職能的需求，實現我國經濟的穩定、協調發展，并實現社會公平分配。第三，是通過財政投資的方法，由國家來進行預算撥款，對預算外資金的流向進行引導，從而能夠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進行壯大，從而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第四，是通過財政補貼的方法，我國政府對經濟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和政策需求進行了解，使用財政轉移的方式直接或者間接對一部分群眾進行財政補貼，從而能夠安撫民心，起到促進經濟和諧、穩定發展的目的。
二、貨幣政策及基本目標
貨幣政策，主要指的中央銀行為了實現既定的目標，運用很多工具來貨幣供應量進行調節，從而使得市場利率發生變化，再通過市場利率的變化來對民間資本投資產生影響，最終對整個消費總需求進行影響，從而實現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調整。貨幣政策對總體需求進行調整有其“三大法則”，即法定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和貼現政策。貨幣政策有其最終發展目標，具體來說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是物價趨于穩定。物價穩定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最基本目標，物價穩定的本質就是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對物價的穩定與否進行判斷，主要從三個指標來進行探討，一是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數，即GDP。二是物價消費指數，主要對消費者的日常生活支出進行反映。三是批發物價指數，是將批發交易作為對象，對物價的發展情況進行掌握。第二，是實現充分就業，確保有能力進行工作，并且有意愿參加工作的人員，都能夠根據自己的需求和能力水平，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如果國家失業率過高，就會造成了生產浪費，給社會經濟增長帶來消極影響。造成失業率過高的因素主要有需求因素和摩擦性失業、季節性失業、結構性失業這四個方面。西方經濟學家認為，除了需求不足造成的失業之外，其他種種原因造成的失業是無法避免的，因此我們應注重對需求的良性引導，從而盡可能實現充分就業。第三，是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的主要目標是讓國民生產總值保持在比較合理的增長速度上。經濟增長與各項因素都有著直接的聯系，需要各項要素的綜合作用，如人力資源、資金資源、物質資源等等。中央銀行作為國民經濟中的貨幣主管部門，直接對其中的資金資源進行影響，從而對資本的供給與配置產生巨大的作用。
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我國物價影響效果的比較
1.政策制定主體不同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較來說，兩者的制定主體不同。財政政策的制定主體是政府，很多決策都需要從政治層面進行考慮，其次再對經濟層面進行考慮，社會經濟的不穩定會直接對政治的穩定性起到影響。而貨幣政策的制定主體是中國人民銀行，在很大程度上，中國人民銀行也是受政府的影響，很多政策的制定有政府的授意，主要通過對貨幣供應量來影響利率，從而直接對消費進行引導，對物價產生影響。由于政策制定主體不同，使得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對于物價的影響有著明顯的區別，財政政策直接對物價進行影響，而貨幣政策對物價的影響具有一定的隱蔽性。
2.對物價影響的時間滯留不同
兩者對于物價的影響，產生的時間滯留的不同。由于財政政策都是直接并對物價產生影響的，因此幾乎不存在時間滯留，并且在制定和實施財政政策的時候，受到的阻力比較小。而貨幣政策對于物價的影響是具有滲透性的，當中國人民銀行意識到經濟中產生問題，再到制定貨幣政策，再到貨幣政策的實施，其中存在著比較漫長的時間，其對于物價的影響相對來說比較緩慢。因此，財政政策對于物價的影響比較直接，幾乎不存在時間滯留，而貨幣政策不管在內部政策制定還是在貨幣政策實施的時候都存在著一定的時間滯留問題，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因此對于物價的影響沒有那么直接。
3.對物價影響的靈活性不同
由于財政政策的實施比較直接，中間不存在著什么時間滯留，并且其指定政策的主體是政府，因此在實施過程中比較直接，因此，財政政策在物價影像中的靈活性比較高，并且其作用比較明顯，當下就能夠看出影響效果。而貨幣政策的時間滯留比較長，其政策制定的主體是中國人民銀行，雖然在政策制定的時候受到政府的授意和影響，但是其實施過程比較漫長，效果在一段時間之后才能夠顯現，因此貨幣政策對于物價影響的靈活性并不高。在財政政策實施之后，政府可以通過加大基礎設施的建設，增加對重點工程項目的投資，來實現消費總需求的增加，從而對物價起到一定的影響。
四、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配合，保障我國物價的平穩
為了能夠使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夠共同在物價穩定方面產生積極影響，實現二者的相互配合，保障物價的良性、平穩發展，我們應從政府層面和央行層面進行分析，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提出合理性建議。首先，我們應加強政府層面的監督和管理，在財政政策制定完畢之后，在政策實施過程中，做好對財政政策實行過程中的監督和管理工作。并且，在政策實施的過程中，需要各級政府的共同配合、共同監督和管理，一旦在財政政策執行中發現問題，就要積極進行解決，確保財政政策能夠在物價穩定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由于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需要很多部門來共同進行協調與合作，才能夠使財政政策的效果得以呈現，并且切實對物價產生影響，因此，在各部門進行協作的時候，應注重對行政效率的提升，使其能夠盡快發揮最終，從而在物價穩定上產生作用。其次，我們應做好對央行工作的管理，注重提高其工作效率，并且使貨幣政策的制定、執行都在透明、公開、公正的環境下進行，并且保障央行的獨立性，使其盡可能多受經濟因素的影響。在實施貨幣政策的過程中，央行要根據經濟情況的不同，來對貨幣政策工具進行調整，并且要做好對商業銀行的監督，確保貨幣政策能夠實現貫徹執行，達到相應的政策目標，從而能夠對物價產生一定影響。當前，我國的金融市場依然處于需要提升的階段，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有著明顯的區別，使得央行的各種市場操作存在著一定困難，有的機制在執行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將會使得時間滯留更加延長，從而給整個政策帶來消極的影響。因此，我們應重視對金融市場的發展，使其更加繁榮，從而有利于央行貨幣政策的實施。
五、結語
從上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于我國物價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物價直接影響著我國消費者的收入和之處，對于社會經濟發展有著極大的影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于我國物價的影響效果有著一定的區別，我們應分別對二者的概念和手段進行了解，并對兩者在物價影響方面取得的效果進行比較，從而探索出積極、有效的改進措施和方法，從而促進我國社會經濟向著更好、更快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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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式與內容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如果從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我國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工具協調配合主要表現為財政投資項目中的銀行配套貸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要求國債發行與中央銀行公開市場的反向操作結合。也就是說，在財政大量發行國債時，中央銀行應同時在公開市場上買進國債以維護國債價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時效的協調配合。在西方經濟理論中，通常把政策時滯分兩類三種，即認識時滯、行動時滯和外部時滯三種，其中前兩種時滯又稱為內部時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的搭配。貨幣政策則以微調為主，在啟動經濟增長方面明顯滯后，但在抑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貨膨脹方面具有長期成效。財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為特征，有迅速啟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但容易引起過渡赤字、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因而，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還體現在：“適當的或積極的貨幣政策”，應以不違背商業銀行的經營原則為前提，這樣可以減少擴張性財政政策給商業銀行帶來的政策性貸款風險。財政政策的投資范圍不應與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完全重合?；A性和公益性投資項目還是應該以財政政策投資為主，而競爭性投資項目只能是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否則就會形成盲目投資，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
第四，調控主體、層次、方式的協調配合。由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調控主體上的差異，決定了兩大政策在調控層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貨幣政策權力的高度集中，貨幣政策往往只包括兩個層次，即宏觀層面和中觀層面。[2，3]宏觀層面是指貨幣政策通過對貨幣供應量、利率等因素的影響，直接調控社會總供求、就業、國民收入等宏觀經濟變量，中觀層指信貸政策，根據國家產業政策發展需要，調整信貸資金存量和增量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而財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層次性及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形成了多層次的調節體系，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宏觀層是國家通過預算、稅率等影響宏觀經濟總量，影響社會總供求關系。中觀層則主要是通過財政的投資性支出、轉移性支出等，調整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解決公平、協調發展等重大問題。微觀層則是指通過財政補貼、轉移性支付中形成個人收入部分對居民和企業的影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可以從宏觀調控目標、結構調整和需求調節方面的協調配合三方面進行分析。
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實踐分析
政府在對宏觀經濟調節過程中，要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達到預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據宏觀經濟調節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征來選擇某種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當，將直接影響到宏觀調節效果。
（一）改革開放以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運行的基本軌跡
初略統計，改革開放23年間，實行“雙松”政策組合的達13年，實行“雙緊”政策組合9年，實行“松緊”組合只有1年，具體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這一階段，總體上說執行的是“雙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貨幣政策與“松”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松”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降低存款準備率，降低利率，擴大貸款規模，增加貨幣供給。財政系統通過減少稅收，增加財政支出，擴大社會總需求[4，5]；社會總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內迅速擴張起來，對經濟的發展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別是1984年以前，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條件下，利用這種政策配合，能夠推動閑置資源的運轉，刺激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經濟中不存在足夠的閑置資源，“雙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貨幣則會堵塞流通渠道，導致通貨膨脹，對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
第二階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銀行體制的建立，確立了貨幣政策作為一項宏觀經濟政策工具開始具有了特定的內涵和應有的作用，銀行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地位開始得到確立。另一方面過渡投資、經濟過熱的癥狀越來越明顯。在這一階段中執行的是“雙緊”的政策搭配，即“緊”的貨幣政策與“緊”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緊”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收回貸款，壓縮新貸款，減少貨幣供給量，從而使社會總需求在短時間內迅速收縮；財政系統通過增加稅收，削減財政開支，增加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存款，減少市場貨幣流通量，壓縮社會總需求。
（二）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作用的基本估價
“轉型”是近幾年我國經濟金融改革與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離開這條主線，并在服務服從于這條主線的前提下，實現自身的發展和完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地位作用的發揮亦離不開這個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確立，標志著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的顯著特征。從改革初期的大財政、小銀行，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銀行、小財政”，到90年代末期財政政" 策在治理通貨緊縮過程中主體地位的確立，財政政策本身從行為而言經歷了一個“強——弱——強”的過程，從職能上講也經歷了一個由金融財政到吃飯財政、由建設財政到公共財政的轉軌和演化過程，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確立及分步實施，標志著我國財政體系及建設開始與國際慣例全面接軌，是財政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市場經濟建設的最重要內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但必須與當時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重點緊密聯系起來，相機抉擇，協調推進，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來，我們在宏觀調控建設方面雖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細總結檢驗，宏觀調控的政策績效與預期政策目標相差較大。時至今日，尚未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宏觀調控理論與政策規范，“相機抉擇”變成了“隨意選擇”，宏觀調控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標不明確，基本處于“一松就亂，一緊就死，緊緊松松，松緊交替”的怪圈之中，滯延了經濟發展的步伐和經濟體制轉軌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實行雙緊”的政策搭配作為我國既定的一項中長期宏觀經濟選擇寫入了我國的許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我們的決策部門以及理論界對宏觀調控認知的膚淺，自主運用能力與水平較差。政策搭配缺乏權威部門，往往政出多門，形成政策效應的相互抵銷，在1998年就呈現出了財政政策擴張效應被稅收的制度收縮效應抵銷，積極的貨幣政策效應被整頓金融秩序、治理三亂的制度收縮效應所抵銷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及政策搭配框架還有相當長的距離。
第三，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呈現遞減態勢，在宏觀調控中的主體地位有所下降。眾所周知，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財政政策的目標是通過其收支的規模和結構來實現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變財政收支的規模和結構，是有效實現財政宏觀調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證。近幾年來，我們加大了財政體制改革的力度，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收到了明顯的政策效果。但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已經持續了將近5個年頭，通貨緊縮的勢頭開始得到遏制，實施擴張財政政策的經濟運行背景有了較明顯的變化。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公理，繼續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刺激效應要呈下降趨勢。如何保持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是宏觀調控體系建設、政策搭配與選擇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第五，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已經形成了以“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再貼現、存款準備金”等三大傳統工具和“窗口指導”為主體的政策工具體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運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載體和完善的市場運行機制，利率市場化的步伐舉步維艱，金融系統及金融體制存在明顯的“雙軌”并存特征，完善的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缺乏制度保證和運作機制的支撐，貨幣政策效應特別是對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修復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決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約，特別是作為兩大宏觀經濟政策聯結的重要工具——國債在運行及市場化運行中還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尚未形成全國性的有效的國債市場，加上國債種類、期限中存在的問題，中央銀行能夠買進賣出的國債數量不大，因而難以達到利用國債市場進行微調的目的。為此，今后的改革應當通過完善國債的品種、期限結構，逐步建立健全國債市場，為擴大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創造條件?？偠灾?，只有存在一個高效流動的國債市場，才能既為財政提供巨額資金來源，又能為中央銀行提供調控經濟的手段，充分實現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結合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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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穩健 貨幣政策 理論
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對我國來說仍然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同時也是宏觀經濟政策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首先要考慮各種外部條件以及環境將來發展的趨勢，其次是提出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并其能都在經濟的運行中發揮作用，最后是解決運行中出現的問題并找到相應的措施。
一、貨幣政策的有限性分析
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社會需求通過貨幣的形式來體現，購買力則需要通過貨幣幾次周轉來完成。當人們的消費水平增加，市場貨幣的容量也加大的，這時增加貨幣的供應量可以有效的控制社會購買力，同時，貨幣政策也是有效的；當人們的消費需求達到飽和狀態時，也就是說社會需求被購買力占滿，這時，增加貨幣量對滿足社會需求就沒意義可言了，這個情況下，提高貨幣的供應量來應對貨幣政策效果顯然是比較弱的。
貨幣變量的變動是否對實際經濟變量產生影響是宏觀經濟調控的具體體現。如果貨幣變量選取M2，實際經濟變量選取GDP；以GDP為因變量，M2為自變量選取1988到1995年和1996年到2005年兩個區間段的數據，建立如下對數模型：log（GDP）=a1+a2*log（M2）（其中a2是產出對貨幣供應量的產出系數。）
模型一：1988年到1995年
Log（GDP）=0.7216542022*log（M2）+2.944403412
（t=30.28454）（t=13.8157）
R2=0.983807，{整后的R2=0.982836，F=917.1533
模型二：1996年到2005年
Log（GDP）=0.5001647941*log（M2）+5.386047285
（t=23.12045）（t=21.89757）
R2=0.9986402，調整后的R2=0.9886654，F=528.3951
結果分析：對相關性的計算指標進行分析，在1988到1995年，M2的彈性大，國民生產總值隨著其增長；1996到2005年，M2相對彈性較小，國民生產總值也隨著其增長。數據分析說明了，貨幣的供應量對生產總值得影逐漸減弱，想要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果，還需要加大貨幣的投量，但在穩定貨幣方面，效果還是比較明顯的。
二、穩健貨幣政策是最佳選擇
（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基本不存在
擴張的財政政策需要與擴張的貨幣政策相互配合才能克服財政擴張的“擠出”效應，這是根據后凱恩斯經濟學得來的。通過實施擴張的財政政策，增加了利率，提高了均衡產出。高利率會對民間投資和個人投資產生阻擋的作用，使人們擠出一部分貨幣，用擠出的這部分貨幣進行個人的消費，這就是“擠出效應”。就我國目前發展的情況來看，我國的擴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投資支出來進行的，我國的基礎建設如能源、鐵路、電信和城市建設都是用國債及其他府投資的來進行的，這些都是民間投資和個人投資無法涉及的領域，所以就我國來說不存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我國對銀行的利率是有硬性規定的，還沒有完全實行利率化市場，由此可見，進行擴張財政政策，不一定會使利率提高。另外，考慮到我國的國情以及外部條件的影響，擠出效應的觀點可能不適合我國國情，也就不需要與擴張財政政策相互配合了。
（二）穩健的貨幣政策可以預防通貨膨脹
流通性是貨幣具有的一項基本性質，在貨幣的流通性足夠大的情況下，貨幣的供給需求就越大，對即期總需求的影響就越明顯，反之，作用不大，而使未來總需求可能增加。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的儲蓄存款越來越多，中國金融資產的各種產品之間的替代品是有限的，還有中國經濟、金融的發展都存在潛在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假如讓擴張的財政政策與擴張的貨幣政策相互聯合起來，那么將會對社會的經濟市場產生較大的影響；如果選擇運用穩健的貨幣政策就會有很好的效果，可以緩解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所帶來的壓力，并且可以阻止財政擴張對經濟穩定產生的負面影響有很好的效果。
（三）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主動的貨幣政策
對穩健的貨幣政策來說，穩健貨幣政策是一種中性的政策，不僅要具有可以及時調整政策實施的方位的靈活性，還要有可以與財政政策相互配合的協調性。中央銀行降低存款準備金，增加了商業銀行購買國債的準備資金；國家積極組織商業銀行購買財政債券、購買國債，在購買國債的同時還在貸款方面對其有優惠政策，這樣就可以做到既支持了到支持財政政策的發展，還提高了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降低人民幣存款的利率時，國債的息票率也隨著其降低了，使國債的發行成本降低了，使用資金成本也降低了，不僅增加了企業的收益，還支持了國家財政政策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在引導資金流向、啟動投資和調整經濟結構等發揮了巨大作用。由此可見，中央銀行推行的“積極財政政策”是貨幣政策實施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財政政策”是把銀行吸收的可以使用的儲蓄作為基本資源，通過商業銀行的購買，使其變成長期的、可使用的資金，儲蓄轉為投資，確保經濟增長率，降低存在通貨膨脹的壓力的風險，保證穩定經濟持續增長的作用。
三、完善我國穩健貨幣政策
就當前比較復雜的市場經濟環境來說，任何針對性強的、過激的政策都是不可實施的，這時穩健貨幣政策的優勢就凸顯出來了。在目前形勢還不很清晰明朗的情況下，對貨幣政策的微調和預調就顯得尤為重要。
堅持貨幣政策為基本原則，實施穩健貨幣政策，這就要求我們堅持實施貨幣政策原則，在此基礎上，保持幣值的穩定性。當下的生活中，貨幣已經深入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作為一般等價物，可以與所有的商品以及勞動進行交換。生活中，貨幣可以滿足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需求，是使資本走向舞臺的動力；目前的金融市場中，它可以引導市場經濟的資金流量，影響物價水平，對投資、產出、消費和國際收支趨勢等產生重大的影響。
就我國的市場經濟來看，不能單一實施穩健貨幣政策，還要加強多方面的協調與配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這就要求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要考慮全局，加強“均衡”的理念，加強政治協調[1]。在可能出現的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要拿出一套調整貨幣政策的對策，也不能偏離宏觀經濟政策的大方向。
篇4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基點，是指能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共同發揮對經濟調節作用的最佳結合點。這個因素既可能是貨幣政策實施的結果，同時又可能是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即二者協調配合的最佳結合點。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最佳結合點應當一頭連著財政收支的管理結構，另一頭關系到貨幣供應量的適度調控，有互補互利的作用。因為財政收支狀況的變動是財政政策的直接結果，而貨幣供應量則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結合點提醒我們，兩大政策的協調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各自以自己的調控內容與對方保持某種程度的協調，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政策效應的相互呼應。另一種則是兩大政策的直接聯系，也就是所謂政策操作點的結合。經濟轉軌時期的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處在變革之中，其結合點也會因此而變動。因此，在轉型過程中，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有兩大基點：一是國債；二是財政投融資體制改革。
從不同的側面分析，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于協調配合運用兩個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決宏觀經濟運行存在的矛盾和問題。
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式與內容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如果從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我國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工具協調配合主要表現為財政投資項目中的銀行配套貸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要求國債發行與中央銀行公開市場的反向操作結合。也就是說，在財政大量發行國債時，中央銀行應同時在公開市場上買進國債以維護國債價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時效的協調配合。在西方經濟理論中，通常把政策時滯分兩類三種，即認識時滯、行動時滯和外部時滯三種，其中前兩種時滯又稱為內部時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的搭配。貨幣政策則以微調為主，在啟動經濟增長方面明顯滯后，但在抑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貨膨脹方面具有長期成效。財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為特征，有迅速啟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但容易引起過渡赤字、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因而，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還體現在：“適當的或積極的貨幣政策”，應以不違背商業銀行的經營原則為前提，這樣可以減少擴張性財政政策給商業銀行帶來的政策性貸款風險。財政政策的投資范圍不應與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完全重合?；A性和公益性投資項目還是應該以財政政策投資為主，而競爭性投資項目只能是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否則就會形成盲目投資，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
第四，調控主體、層次、方式的協調配合。由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調控主體上的差異，決定了兩大政策在調控層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貨幣政策權力的高度集中，貨幣政策往往只包括兩個層次，即宏觀層面和中觀層面。[2，3]宏觀層面是指貨幣政策通過對貨幣供應量、利率等因素的影響，直接調控社會總供求、就業、國民收入等宏觀經濟變量，中觀層指信貸政策，根據國家產業政策發展需要，調整信貸資金存量和增量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而財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層次性及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形成了多層次的調節體系，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宏觀層是國家通過預算、稅率等影響宏觀經濟總量，影響社會總供求關系。中觀層則主要是通過財政的投資性支出、轉移性支出等，調整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解決公平、協調發展等重大問題。微觀層則是指通過財政補貼、轉移性支付中形成個人收入部分對居民和企業的影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可以從宏觀調控目標、結構調整和需求調節方面的協調配合三方面進行分析。
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實踐分析
政府在對宏觀經濟調節過程中，要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達到預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據宏觀經濟調節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征來選擇某種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當，將直接影響到宏觀調節效果。
（一）改革開放以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運行的基本軌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79～2001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17.5%，人民生活水平和國家綜合實力大大提高。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民經濟市場化程度明顯提高，市場機制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增強，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間接控制逐步過渡，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逐漸成為政府調控經濟的主要手段。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的方式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初略統計，改革開放23年間，實行“雙松”政策組合的達13年，實行“雙緊”政策組合9年，實行“松緊”組合只有1年，具體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這一階段，總體上說執行的是“雙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貨幣政策與“松”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松”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降低存款準備率，降低利率，擴大貸款規模，增加貨幣供給。財政系統通過減少稅收，增加財政支出，擴大社會總需求[4，5]；社會總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內迅速擴張起來，對經濟的發展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別是1984年以前，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條件下，利用這種政策配合，能夠推動閑置資源的運轉，刺激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經濟中不存在足夠的閑置資源，“雙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貨幣則會堵塞流通渠道，導致通貨膨脹，對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
第二階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銀行體制的建立，確立了貨幣政策作為一項宏觀經濟政策工具開始具有了特定的內涵和應有的作用，銀行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地位開始得到確立。另一方面過渡投資、經濟過熱的癥狀越來越明顯。在這一階段中執行的是“雙緊”的政策搭配，即“緊”的貨幣政策與“緊”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緊”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收回貸款，壓縮新貸款，減少貨幣供給量，從而使社會總需求在短時間內迅速收縮；財政系統通過增加稅收，削減財政開支，增加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存款，減少市場貨幣流通量，壓縮社會總需求。
第三階段（1998～2002年）。這一時期中國經濟運行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告別了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的短缺經濟，出現了物質產品的相對過剩，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由過去的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由過去以治理通貨膨脹為主轉變為治理通貨緊縮。在政策取向上，由實施長達5年之久的“雙緊”過渡到“雙松”，即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著力防范金融風險，財政政策在支持發展、化解風險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作用的基本估價
“轉型”是近幾年我國經濟金融改革與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離開這條主線，并在服務服從于這條主線的前提下，實現自身的發展和完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地位作用的發揮亦離不開這個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確立，標志著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的顯著特征。從改革初期的大財政、小銀行，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銀行、小財政”，到90年代末期財政政策在治理通貨緊縮過程中主體地位的確立，財政政策本身從行為而言經歷了一個“強——弱——強”的過程，從職能上講也經歷了一個由金融財政到吃飯財政、由建設財政到公共財政的轉軌和演化過程，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確立及分步實施，標志著我國財政體系及建設開始與國際慣例全面接軌，是財政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市場經濟建設的最重要內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但必須與當時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重點緊密聯系起來，相機抉擇，協調推進，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來，我們在宏觀調控建設方面雖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細總結檢驗，宏觀調控的政策績效與預期政策目標相差較大。時至今日，尚未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宏觀調控理論與政策規范，“相機抉擇”變成了“隨意選擇”，宏觀調控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標不明確，基本處于“一松就亂，一緊就死，緊緊松松，松緊交替”的怪圈之中，滯延了經濟發展的步伐和經濟體制轉軌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實行雙緊”的政策搭配作為我國既定的一項中長期宏觀經濟選擇寫入了我國的許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我們的決策部門以及理論界對宏觀調控認知的膚淺，自主運用能力與水平較差。政策搭配缺乏權威部門，往往政出多門，形成政策效應的相互抵銷，在1998年就呈現出了財政政策擴張效應被稅收的制度收縮效應抵銷，積極的貨幣政策效應被整頓金融秩序、治理三亂的制度收縮效應所抵銷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及政策搭配框架還有相當長的距離。
第三，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呈現遞減態勢，在宏觀調控中的主體地位有所下降。眾所周知，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財政政策的目標是通過其收支的規模和結構來實現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變財政收支的規模和結構，是有效實現財政宏觀調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證。近幾年來，我們加大了財政體制改革的力度，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收到了明顯的政策效果。但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已經持續了將近5個年頭，通貨緊縮的勢頭開始得到遏制，實施擴張財政政策的經濟運行背景有了較明顯的變化。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公理，繼續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刺激效應要呈下降趨勢。如何保持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是宏觀調控體系建設、政策搭配與選擇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第四，信貸集中與“惜貸”并存，擴張的貨幣政策缺乏必要的傳導機制，淡化了穩健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當前，一方面，金融機構存在大量閑置的供給型資金與經濟發展急需的巨額資金需求并存，有效的金融資源得不到合理運用。截止到2002年末，預計全國金融機構存大于貸將超過4.5萬億元，比通貨緊縮初期的1997年末，新增4萬多億元，其中近幾年新增近2萬億元，銀行資金運用率降低，造成大量資金浪費和效益滑坡，金融運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國民經濟各產業主體又急需資金進行技術改造和產品升級換代，財政可支配資金無力擔此重任，“造血”與“輸血”嚴重脫節。如何將充足的金融資源總量優化、結構配置到各產業部門，為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是貨幣政策需要解決的現實課題。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啟示下，從1997年開始，中國金融體系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取得顯著成效，其核心是改革了銀行內部法人制度和授權授信制度，銀行評估項目、管理資金更為嚴格、謹慎和科學，同時也削弱了整體金融供給資金的能力（部分分支機構無貸款審批權限）。這種日趨理性的經濟金融環境降低了選擇性貨幣政策的運行效率，形成了信貸資源向優勢地區（沿海地區）、優勢行業（電力、電信、煙草等）、優勢企業（上市公司、大型企業集團）集中，且呈不斷強化的態勢。內陸地區、中小企業、民營經濟缺乏必要的資金支持，形成了銀行體系內部資金閑置與營銷“惜貸”的結論。對此有人從貨幣渠道傳導機制上尋求破解上述課題的答案。從疏通傳導機制出發增大積極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也會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特別是當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基本確立以后，貨幣政策作用的制度基礎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運行傳導機制和載體，形成與市場金融運行相適應的風險利益配置機制，從根本上解決商業銀行主體在傳導貨幣政策缺乏主動性、創造性的體制誘回，是克服信貸傳遞渠道不暢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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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二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使得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著某些矛盾。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1.在儲蓄動員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擴張和貨幣供給擴張是有內在協調性的。財政支出擴張刺激需求,擴張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發債實現儲蓄動員;二是向中央借款,轉而投入實體經濟,增加總需求。貨幣供給擴張刺激需求,擴張也有兩個途徑:一是增發基礎貨幣,二是通過降低利率實現儲蓄動員,增加派生貨幣。顯然,從結構角度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特別是在儲蓄動員方面,在儲蓄規模既定的條件下,兩者的效應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實現。同時啟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都在“爭奪”儲蓄資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礎貨幣供給擴張。在增發貨幣方面,理論上講,兩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問題是誰也無法承受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因此,貨幣供給的擴張會對財政支出擴張客觀上起到限制作用。貸款增長幅度反映的是間接融資的儲蓄動員效應的放大程度。現在我國的儲蓄動員由于股票市場低迷、嚴控企業發行,起主導作用且操作簡便的就是銀行信用擴張。對財政來說,貸款增長會壓縮國債發行空間。對高利潤追求的本性使得機構投資者不會過多持有國債,銀行當然也樂于放款。所以,不能認為財政擴張支出時發行國債沒有硬障礙。而且,貨幣供給擴張時,資本市場會被激活,大量資金會流入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另外,近年來我國居民資金來源結構已發生變化,消費信貸成為居民重大支出的資金來源。從今后趨勢看,房價如果下調,購房者會借低利率之機介入房市,此時,房貸規模自然膨脹。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儲蓄動員,當然會壓縮國債發行的空間,也會抬高國債發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啟動增長上,貨幣政策顯然有作用空間。貨幣政策的切入點是直接刺激市場投資需求,而市場主體積極性的強化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在貨幣供給擴張過程中,調低利率、放松貸款限制的直接效應是限制財政支出擴張。
2.財政政策具有結構特征,貨幣政策具有總量特征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強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結構特征。而貨幣政策的重點是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具有總量特征。只有財政和貨幣兩種手段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協調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資源和市場配置資源結合起來,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時兼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目標的實現。
財政政策通過變動收入和支出來調節經濟結構。由于稅負及支出規模的調整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財政分配關系,并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因此,財政赤字或結余都不能太大,這使得財政政策對需求總量調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財政政策對社會供求結構的調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場機制可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為了減少資源浪費,需要政府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干預。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節主要表現在:通過擴大或減少對某行業的財政投入,來“鼓勵”或“抑制”該行業的發展。即使在支出總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也可通過差別稅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對某行業進行“扶持”或“限制”,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經濟結構的效果。
貨幣政策擴張的優勢在于既可充分調動存量貨幣,又可直接增發基礎貨幣,這對投資和消費的擴張具有無可比擬的誘惑性。其本質上是把更多的儲蓄吸收過來注入到實體經濟,反過來又使貨幣供應量按乘數效應增加。從總需求擴張誘導的角度看,利率下調對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吸引力最強。我國現行制度基本不允許實施財政貸款,財政對投資的支持,要么是無償撥款,要么是貼息,但這兩者資金額都比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擴張,因為財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產品供給。貨幣供給擴張恰好打消了人們對財政資金的期望?，F在刺激總需求,從引導全社會投資和消費角度看,沖擊力最大的還是貨幣供給擴張。但貨幣政策調節社會供求結構和國民經濟比例關系方面的作用相對有限。中央銀行運用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利率、信貸規模、公開市場業務等各種工具來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達到調節社會總需求?？墒?因為銀行信貸資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帶動資源配置方面要體現市場原則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貸資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投入預期收益率低的產業,特別是公共產品產業。如果真有銀行信貸資金做到了這一點,則其背后往往有財政的支持。
為了更好地解決社會經濟結構矛盾和總量矛盾,必須根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點不同,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經濟總量;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總量,間接作用于經濟結構。
從財政政策調節看,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反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如財政運用稅收、貼息和投資政策,引導貨幣流向新興產業和瓶頸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對總需求的調節主要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以結構調節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會總需求。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投放貨幣和再貸款等手段控制基礎貨幣量,通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等控制基礎貨幣乘數,以有效控制社會總需求。同時,中央銀行在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基礎上也會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
一般來說,運用財政政策啟動經濟較為直接、迅速,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較為明顯,往往起的立竿見影的效果,適用于公共性和難以取得直接回報的項目。貨幣政策需要通過商業銀行以及整個金融體系間接作用于社會,其效果的顯現通常存在著一定的時滯,適用于那些在比較短時間內能夠得到直接回報的項目。同時,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所需的技術改造和為解決所需的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的發展, 主要不能靠財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貸手段的支持?；A設施建設視其回報情況的不同,有的可用財政手段來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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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經濟協作下的中國經濟現況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財政收入絕對數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而且增長的速度不算慢，但從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相對數來看，則是 1995年以前逐年下降，1995年以后才逐步回升，2000年以后回升速度開始加快。因此，根據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劃分，中國財政運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9年～1995年，這一階段的特征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階段是1996年至今，特別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導致1998年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后，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7年，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突破20%，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上年的18.79%提高了約1.89個百分點；2012年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有望升為22%左右①。目前，我國經濟運行的基本態勢是積極的，具備進一步發展的潛力和有利條件。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加快推進，國內需求潛力巨大；各項改革不斷深化，體制機制活力迸發；財政金融運行穩健，調控回旋余地較大。同時，也要充分認識到，我國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和問題仍很突出：一是經濟增長存在下行壓力。受外需明顯減弱影響，出口面臨的困難加大。刺激消費的政策效應逐步減弱，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較大，消費增速穩中趨緩，新的經濟增長點需加速形成。二是經濟結構調整任務艱巨。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在“八連增”的基礎上繼續保持穩定增長難度較大。“兩高”行業擴張依然偏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淘汰落后產能、促進科技創新仍面臨制約。能源資源和環境約束問題日趨尖銳，節能減排形勢更趨嚴峻。三是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仍然較多。2012年需求拉動和2011年價格翹尾的影響雖會有所減弱，但勞動用工、節能環保等成本上升趨勢短期內不會改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走勢和國內部分農產品供給存在較大不確定性，部分資源性產品價格關系亟待理順，加上全球貨幣流動性仍比較寬松，物價上漲的壓力較大。此外，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就業總量壓力與結構性矛盾并存局面更加復雜，經濟金融領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潛在風險。
總的來看，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但面臨的形勢將更為復雜嚴峻。在此大背景下，要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需要繼續發揮財政政策的支持作用。同時，“十二五”規劃中有些重大項目需要開工，已經開工的項目要保在建、保工期、保民生，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支持重點領域改革等都需要進一步增加財政投入。近幾年我國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過程中，始終注重通過加強財政管理，控制和防范財政風險，目前我國的赤字率和債務負擔率還處在安全的區間。綜合分析，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二、國際經濟協作下的中國財稅政策的具體實施
（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從本質上說，積極財政政策就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積極財政政策的理論基礎主要歸因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凱恩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以需求管理為主，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調節的政策主張。其政策工具的操作方向主要是減稅和增加政府支出。在國際經濟協作的時代背景下，我國近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措施主要有：
第一，進一步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也就是說，要繼續運用稅收政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國家財政對低收入群體的各種補貼和轉移性支出，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提高城鄉低收入群體消費能力。通過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力度，促進農民增收。與此同時，進一步完善促進消費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積極引導消費。
第二，著力優化投資結構，加強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十二五期間中央基本建設投資主要是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設，增加以水利為主要內容的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大力促進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的發展。增加節能減排和生態環保投入，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與此同時，要積極引導社會資金的投入，安排好這些公共投資，既擴大內需，也為進一步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第三，綜合改革和優化稅制，實行結構性減稅。在全國范圍內實施消費型增值稅，完善增值稅制度，調整小規模納稅人的劃分標準，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征收率，促進企業擴大投資、加快技術改造。順利推進成品油稅費改革，公平稅費負擔，推動節能減排，促進科學發展。對住房轉讓環節暫定減免一年營業稅。進一步提高紡織、服裝、石化、電子信息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多次調整部分商品進出口關稅。取消和停征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
第四，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的結構，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國在編制國家預算的時候，始終注意加大對民生財政的支出。壓縮一般性的支出，重點加大對三農、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的支出，增加對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環境保護以及科技創新，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國家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
第五，大力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國家需進一步加大對科技的投入，推進自主創新，促進企業技術改造，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繼續大力支持節能減排，加快建立生態環境的補償機制，推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工作。進一步落實各項財政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城鄉統籌發展，推動地區區域發展。尤其是大力支持少數民族地區、貧困地區、革命老區經濟社會的發展。
（二）靈活運用各種稅收政策，增加財政收入，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1. 調整出口退稅政策，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2005年，財政部等5部門聯合發出通知，下調了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其中涉及很多“兩高一資”（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此次出口退稅率的調整，有利于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優化產業結構，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貿易順差。這次調整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降低了部分原材料和消費品的出口退稅，另一方面提高了裝備工業、高科技產品的退稅，由此有望改變長期以來中國出口產品過多依靠價格優勢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貿易順差過大的局面。
2. 降低企業稅負，增強企業活力，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擴大進口是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充分利用國際資源、促進貿易平衡的重要舉措。調整部分商品進口關稅，為進口企業提供多元化融資支持，清理進口環節不合理的限制措施。進一步優化進口國別和地區結構，積極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進口，適度擴大消費品進口②。我國政府應立足于促進貿易增長方式轉變，優化進口商品結構這一目標，對所得稅和關稅領域的某些稅收政策進行調整，如取消給予外商投資企業的全面稅收優惠政策，實現“兩稅合一”；根據外商投資企業對民族經濟的拉動作用靈活調整所得稅稅率；按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要求，適當調整進口關稅的行業結構等等。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前11個月，中歐雙邊貿易總值為3，929.4億美元，增長22%。2010年中國國際貿易進出口總值為29，727.6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4.7％，對外貿易總體向基本平衡的方向發展③。
三、國際經濟協作下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等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配合
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特別是在國際經濟協調的大背景下，隨著商品與資本流動的自由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越來越受到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不僅取決于本國的經濟周期和宏觀經濟政策，而且更多地受到來自外部的沖擊。因此，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等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配合不但要有利于維護國內經濟的穩健運行，還應當促進更有效的國際經濟協作機制的建立，應對來自于外部的沖擊。
（一）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變可劃分為七個階段：
1. 從1979年至1992年
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更多著[于影響總供給，并且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搭配出現更多。
2. 從1993年至1997年
該階段財政貨幣政策一直采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
3. 從1998年至2005年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為應對當時的嚴峻經濟形勢，中國開始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1998年至2002年，中國面臨通縮壓力，那時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是增加貨幣供應量。2003年以來，面對經濟中出現的貸款、投資、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等新變化，穩健的貨幣政策內涵開始發生變化，適當緊縮銀根，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2005年，鑒于國內社會投資明顯加快，經濟活力充沛，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7年后正式退場，轉為穩健的財政政策。
4. 從2005年至2007年
從抑制潛在通貨膨脹，防止經濟過熱，保證經濟穩定的目標出發，中國在2005 年實行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雙穩健”政策延續至2007年，當年第三、四季度，通貨膨脹迅速上升，四季度中三個月通脹率分別達到6.5%、6.9%、6.5%，全年經濟增長率達到11.9%。由此，中國政府對通貨膨脹的擔心超過經濟下滑的擔心，每月一次提升存款準備金率成為央行抵御通脹的必需手段，面對當時國家經濟中存在的過熱風險和不斷增加的通脹壓力，200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適時提出，要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轉向明顯的通貨膨脹”作為2008年國家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貨幣政策由“穩健”轉向“從緊”。
5. 從2008年年初至2008年年中
2008年初開始實行穩健財政政策和從緊貨幣政策，年中，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把抑制通貨膨脹放在突出位置。
6. 從2008年年中至2010年
2008年9月份以來，美國金融危機迅速惡化與擴散，已對世界實體經濟造成實質性影響。國內外的經濟形勢急劇惡化，通貨膨脹的壓力迅速緩解，預計第二年經濟面臨的風險主要是經濟下行風險?；诮洕蝿莸淖兓?，200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宏觀調控的基調確定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經濟政策相應調整為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
7. 從2011年至今
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繼續回升向好，工業生產強力反彈，國內需求強勁，三大增長動力協調性增強，經濟發展總體上呈“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中國社會科學院表示，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貨幣政策轉向穩健、消費刺激政策逐步淡出等綜合因素影響下，2011年我國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將有所放緩，預計gdp全年增長速度將達到9.2%左右，增速比上年回落1.2個百分點。我國經濟將由政策刺激下的快速回升轉入穩定增長階段，總體策略是“審慎、靈活、積極、穩健”，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④。
從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進，我
們可得出以下啟示：一般說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在運用了一段時間以后，應選用另一種搭配取而代之，形成相互交替運用的政策格局。一方面，經濟形勢是不斷變化的，固守一種配合方式，有可能因不適應變化的形勢而達不到預期目的；另一方面，即使經濟形勢是穩定的，也不能一成不變的長期使用某一種政策，否則往往是正效應遞減，而負效應遞增，不僅不利于預期目標的實現，而且還可能產生相反的作用。因此政府本文由收集整理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和經濟運行不同階段的特點，適時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強宏觀調控。
（二）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建議
1.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必須適應經濟形勢發展需要
根據宏觀調控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征來選擇恰當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組合產生政策效應的關鍵之一就是要根據宏觀經濟走勢及微觀經濟狀態，確定合理的政策取向。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是不同的：財政政策主要通過稅收和政府支出直接影響經濟運行，調控效果更為直接、力度更大。但長期采用，容易引起過度赤字、貿易逆差和擠出效應。相比之下，貨幣政策屬于間接性的經濟調控政策，貨幣政策工具具有靈活性、伸縮性的特征，可以頻繁使用。但由于傳導過程復雜，政策傳遞帶有時滯，其作用發揮并不能達到預期效果。因此，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應用，既要區別開來，又要配合使用。
2. 積極推進匯率機制改革，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在資本持續大量流入的情況下，作為貨幣政策工具之一的匯率機制是否完善，對于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選擇合適的時機，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使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已經成為共識。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應采取逐步和有序的方式推進，而且，要與宏觀經濟政策和相關的結構改革密切配套進行，以避免政策可信度的喪失和經濟成本加大。
3.適時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是我國宏觀調控面臨的難題之一。財政政策要以國債手段為主轉向以稅收和財政貼息手段為主刺激總需求；貨幣政策要更多地運用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率、存款準備金率等間接手段調節總需求。要進一步加快國債市場發展，改革國債發行交易制度，建立統一的國內債券市場，活躍短期債券市場，增加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的空間和靈活性以有效控制貨幣信貸的擴張；在現有資金市場的基礎上，組建由中央銀行調控的資金市場系統，包括短期拆借市場、融資券市場、短期票據市場以及貼現市場等，為中央銀行運用貨幣市場工具調控金融市場提供基礎，增強債券市場對信貸市場的傳遞性。
4. 建立和完善財政、銀行的配合機制，優化宏觀調控體系
要健全和完善國家規劃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國家規劃明確的宏觀調控目標和總體要求，是制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依據。要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統籌安排和政策協調。財政政策要在促進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和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重要功能。貨幣政策要在保持幣值穩定和經濟總量平衡方面發揮作用，健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要完善統計體制，健全經濟運行監測體系，加強各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功能互補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觀調控水平。
5. 完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協調配合機制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結構問題甚于總量問題，經濟結構不合理造成局部需求過高和局部供給不足成為主要矛盾，必須重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其他經濟政策的協調。我國產業政策要通過鼓勵、限制或禁止某些產業、產品和技術發展，合理配置利用資源，優化經濟結構。目前部分信貸資金流向低水平重復建設領域，與產業政策導向出現了偏離，要求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要適時、適度進行調整，形成動態協調配合機制，更好地發揮綜合調控作用。發展改革委要定期和適時調整相關產業政策；人民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要配合提出加強和改進信貸管理、優化信貸結構的政策措施，為商業銀行適時調整信貸投向提供支持；商業銀行要嚴格按照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發放貸款。為解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增長不平衡現象，要重視通過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費需求增長。要加快進行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動的某些行業和地區出現的投資熱。只有各項經濟政策協調配合，我國經濟才能步入自主增長的良性循環。
四、國際經濟協作下協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應用的經驗總結
財政政策與貨幣的搭配模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采取何種搭配模式，主要取決于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在此基礎上，還要根據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的變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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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體政策取向上配合適當。
2004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出了財政政策轉型的決定,宏觀調控由“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過渡到“雙穩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實踐表明,財政貨幣政策的基本取向均為穩中偏緊,總體上配合較為協調。
從財政政策來看,2005年財政預算赤字由3198億元減少到3000億元,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將由2004年的2.5%減少到2005年的2%;長期建設國債的發行額由1100億元減少到800億元,減少了300億元。財政預算執行情況也反映了財政政策的穩健取向。2005年1~6月,財政收入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全國財政收入累計完成16392億元,比2004年同期增長14.6%,高于經濟增長率5個百分點。此外,財政支出結構也得到進一步優化,2005年1~6月的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教育支出分別實現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長;全國實施糧食直補的29個省份安排糧食直補資金預計也會實現13.8%左右的大幅增長。財政政策在總量上向中性回歸的過程中著力調整了支出結構。
貨幣政策總體上也屬于穩中偏緊型。(1)央行已連續第二年調低貨幣供應量增長的目標,2003年初制定的廣義貨幣M2年度增長率目標為21%(年中調低至18%),2004年初定于17%,2005年進一步調低至15%.(2)2005年前5個月的廣義貨幣M2增長率一直穩定在14%左右,狹義貨幣M1還曾經一度下降到9.8%,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全年增長目標。(3)央行調整了商業銀行自營性個人住房貸款政策,取消了對住房貸款的優惠利率,對住房貸款利率實行同檔次的商業貸款利率。(4)信貸增長率也較上年有所回落,2005年8月末全部金融機構各項貸款本外幣并表余額為20萬億元,同比增長13.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3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下半年開始,M2增速開始穩步提升,但M1呈下降趨勢,兩者的差距在拉大。雖然從M2看貨幣供給比較寬松,但M1和貸款增長情況表明貨幣政策穩中偏緊。
(二)具體政策措施配合有待改進。
雖然2005年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在總體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一些具體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協調的情況。以住房貸款為例,雖然在中央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大背景下,財政、貨幣政策都采取了相應措施抑制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投資和房價的過快上漲,但在具體操作上還沒有做到有效的配合和相互促進。
人民銀行調控房地產市場的政策早在2003年就出臺了,當時的“121文件”曾引起房地產業的一片反對聲,在國務院18號文件下發后實際上沒有產生效果。隨后的一系列緊縮措施都是對總量和幾乎全部行業的調控,專門針對房地產業的措施直到2005年才出臺。從2005年3月17日起,人民銀行將住房貸款優惠利率調高到同期貸款利率水平,實行下限管理,商業銀行法人可根據具體情況自主確定利率水平和內部定價規則。這樣,從2003年的“121文件”到2005年的調高房貸利率經歷了2年的時間,決策時滯較長,而且調控的力度也不是很大。5年期以上個人住房貸款的利率下限為5.51%(貸款基準利率6.12%的0.9倍),比廢止的優惠利率5.31%僅高0.20個百分點,實際影響比較有限。盡管央行同時還決定,對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的城市或地區,個人住房貸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20%提高到30%,但這一規定的約束力很弱。
在貨幣政策調控能力有限的情況下,迫切需要更適合結構性調控的財政政策大力配合,然而后者的決策時滯更長,執行效果也不能令人滿意。2005年5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建設部等部門《關于做好穩定住房價格工作意見的通知》下發,比央行利率調整晚了近兩個月。該通知規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對個人購買住房不足2年轉手交易的,銷售時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額征收營業稅;對個人購買非普通住房超過2年(含2年)轉手交易的,銷售時按其售房收入減去購買房屋的價款后的差額征收營業稅。該通知體現了財政政策中稅收手段的行業調控功能,目的是抑制投機和高檔住宅投資。但它調整的僅有營業稅一項,契稅、土地增值稅、個人所得稅的優惠政策仍繼續執行。而且,房地產業的營業稅屬于地方稅種,房地產投資過熱地區的經濟增長往往依靠的正是房地產業,這樣就很難保證該通知在實際執行中得以切實貫徹。
(三)制度安排局部缺失。
在具體政策措施配合不順暢的背后,是一些相關制度安排的不完善、甚至是缺失,其中亟待解決的是國債發行體制、財政增收管理體制以及財政貨幣兩部門溝通機制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基點,短期國債應該是貨幣政策日常操作的最主要工具,但目前國債余額管理尚未正式啟動,嚴重制約了短期國債的發行。2005年前9個月,財政部共發行了10期記賬式國債,實際發行總額為3291.1億元。其中,跨市場發行比重為100%,比上年同期提高22.5個百分點;1年期品種占比由16.8%大幅提高到29.9%,5年期以上的中長期品種占比已經降到50%以下。1年期國債發行比重大幅上升有助于增加人民銀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跨市場發行有助于打破國債市場分割局面,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這都反映出財政部門與央行相協調的努力。但最適合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期限在1年以下的短期國債發行仍是空白,這歸因于現行國債發行管理體制,沒有實行國債余額管理。只有實現余額管理,才能真正實現國債的滾動發行,從而完善人民銀行所持債券資產的品種結構和期限結構。
財政增收管理體制也與貨幣政策密切相關。2003年以來,政府存款較大幅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公開市場操作及央行票據發行的壓力,起到了對沖基礎貨幣投放的作用。近年來我國財政收入增長較快,基本上都能實現超過預算的水平。按照慣例,有關財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會在當年的11月份做出,12月份開始支付,這就造成了幾乎每年的第四季度財政在人民銀行的存款余額都會下降。也就是說,前三季度起回籠基礎貨幣作用的政府存款會在第四季度出現反向變化,成為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渠道,給公開市場操作帶來更大的壓力。而無論超收的收入如何使用、何時使用,這都是人民銀行不能決定的,央行的操作只能根據實際情況相機抉擇。2005年前7個月,財政在央行的存款增加了3000億元以上,在同期國際收支順差大幅增長的情況下有力地緩解了人民銀行的基礎貨幣的投放壓力。但是,如果第四季度財政集中花錢的情況不能改變的話,將不利于年底的公開市場操作正常開展。
財政增收收入的使用和管理問題的背后反映出財政、貨幣兩部門信息溝通機制的不完善。實際上,作為綜合研究擬訂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進行總量平衡、指導總體經濟體制改革的宏觀調控部門,國家發改委下設的財政金融司,負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財政、金融體制改革問題的研究,負責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執行情況并提出建議,這本身就是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專門機構。此外,中國人民銀行設立的貨幣政策委員會的職能中也有“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的內容,而且其委員中有財政部副部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等高級官員,也構成了財政貨幣政策相協調的基礎性機制。但在實際經濟管理中,財政貨幣兩部門的溝通往往不夠及時,貨幣政策委員會每個季度只召開一次例會,這不利于發揮貨幣政策實施監測經濟運行的長處,不能及時交換兩部門對有關問題的看法和意見,制約了現有財政貨幣政策協調機制發揮作用。
二、2006年:在宏觀經濟政策注重結構調整背景下如何協調財政貨幣政策
(一)財政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發揮主要作用。
2006年是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開局之年,科學發展觀的進一步貫徹落實將是這一年的重要特點。要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必然要求宏觀經濟政策的重心由總量調控轉向結構調整,財政政策的長處就在于對經濟結構的調節。
財政政策將延續2005年的著力點,繼續保持穩健態勢,政策方向不會有大的改變,仍著重于鞏固前一階段宏觀調控的成果。在宏觀調控中發揮主要作用的具體方向應該是對社會公平的維護和對經濟增長機制的調整。一方面,會繼續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促進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會繼續堅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進教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收入分配等四項改革,促進公平與和諧;會繼續改革個人所得稅相關制度,加強稅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擴大;另一方面,將適當減少長期建設國債發行規模,轉變主要依靠國債項目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將適當調整財政支出結構,以此改善投資消費關系;將深化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和出口退稅制等方面的改革,為市場主體和經濟發展創造一個相對寬松的財稅環境,建立有利于經濟自主增長的長效機制。
我國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新的結構性問題也值得關注。比如2005年凈出口超常增長,上半年出口3423億美元,進口3027億美元,貿易順差達396億美元;而1~8月累計創下608億美元貿易順差紀錄,預計全年貿易順差將突破1000億美元。這種巨額順差的背后實際上是超高的居民儲蓄率。因此,2006年財政政策的宏觀調控還應該著力于提高消費率,實現我國經濟的健康持續增長。
(二)貨幣政策著眼于保持宏觀經濟穩定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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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政府通過判定經濟政策對經濟運行加以調控,是十分必要的｡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調控面臨著更加復雜的環境,只依靠一項或兩項經濟政策不可能實現調控目標,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從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研究出發系統論述了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及其前言,對當今國際上經濟發達國家和經濟轉軌國家政策協調問題進行了對比分析,在此基礎上,對我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協調配合中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加強政策協調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政策協調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392(2007)08-0003-05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矚目;但是,隨著改革開放進入攻堅階段,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也日益凸現｡
從內部經濟運行狀況來講,目前最為突出的,是流動性過剩問題和消費與投資關系失調問題;從外部經濟運行狀況來看,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過高,對外貿易帶來的巨額順差,使人民幣受到來自外匯市場和外國政府兩方面的升值壓力;低價促貿政策,也引來許多國家的反傾銷,貿易摩擦愈演愈烈,中國經濟蒙受損失的金額也越來越大｡此外,中國經濟還存在產業結構落后､經濟效率低下等眾多問題｡因此,從某種角度看,現在的中國經濟可謂“內憂外患”,經濟增長進入到了關鍵時期｡
對上述問題做一仔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這些問題環環相扣,他們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比如流動性過剩讓人們想到外匯占款過多,而外匯占款過多是由中國僵硬的匯率制度和過高的外貿依存度引發的;但是如果放開人民幣匯率,將會有眾多的外貿企業倒閉｡如此看來,似乎中國經濟走入了一個死循環｡那么,如何解決這一連串的問題,如何避免像日本那樣因為結構改革而失去十年增長,如何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及時､穩健地完成經濟改革等,這都是擺在我們面前必須加以解決的問題｡
雖然政府與市場誰更會走向失靈,在理論界及發達國家的實踐中始終沒有統一答案;但是,鑒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困難,政府通過制定經濟政策對經濟運行加以調控,卻是十分必要的｡面對上述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或一､兩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我們必須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協調各種經濟政策工具和手段,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在宏觀調控中二者的協調配合一直是經濟學家和政府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隨著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不斷深化,國際收支形勢的改變以及匯率形成機制的逐步完善,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和匯率政策對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將產生直接影響｡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等,作為調控經濟運行的主要政策,相互之間存在諸多結合部;而這些結合部,正是經濟運行中的關鍵環節,對經濟協調､健康運行發生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和作用｡因此,本課題組將致力于對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等發揮作用的相互結合部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并努力尋找各項政策間的協調配合模式以及各項政策工具和手段的具體協調方式｡希望這種探討和研究,能夠對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中深層次矛盾以及與之相關的現實問題的解決,對于充分發揮各項政策作用,減少政策摩擦,實現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等,提供理論方面的參考和依據,為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盡微薄之力｡
二､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
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都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存在著某些矛盾的｡因此,在同時使用這些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并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這也是前人在研究經濟政策相互協調問題時,十分重視的｡
(一) 國外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研究成果
經濟政策協調這一問題,最早是由新古典綜合派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最初只涉及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問題;后來,經過長期的探索,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配合問題也被提了出來,并逐步發展成為較為成熟的理論框架｡若對該領域的研究成果大致做一歸納,可發現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即: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如何協調,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匯率政策如何協調,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如何協調｡
1.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研究
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如何協調的研究中,新古典綜合派最早提出了在以財政政策為主的經濟調節過程中,應當輔之以必要的貨幣政策手段的觀點,顯然,他們的分析是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展開的｡
20世紀60年代,Robert Mundell和Marcus Fleming相繼發表文章,在IS-LM模型的基礎上加入BP曲線,即國際收支平衡線,將原模型擴展為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模型｡該模型的政策意義相當明顯,用IS代表財政政策,LM曲線代表貨幣政策,BP曲線代表匯率政策,通過曲線的移動即可分析出適宜的政策搭配｡
伴隨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及其對經濟學研究的影響,有關政策協調問題的探討也開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展開｡但是,由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必然要求在中央銀行之外再加入一個財政政策制定的主體,這樣,將使模型變得非常復雜,所以一直沒能深入下去｡在這個方面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也就是Maurice 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 以及Alberto Alesina和Tabellini所提出的模型｡Maurice 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模型于1995年提出,他們研究了在資本完全流動的條件下,將私人部門效用､資產市場和商品市場調整速度差異結合在一起時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并設計了相應的模型,其特點是將私人部門的跨期效用最大化引入模型｡Alberto Alesina和Tabellini模型建于1987,雖然在他們的模型中假設貨幣當局是唯一的政策制定者,但是該模型中確實已包含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互協調的內容｡
隨著歐洲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推進,人們又發現統一的貨幣當局(如歐洲中央銀行)與各國財政當局之間的協調也變得越來越復雜并越來越重要,因此,現在人們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研究,也愈益集中在這兩個機構的協調方面;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很難獨立運行,因而各國經濟政策之間的協調也受到高度重視并推動國際政策協調理論得以蓬勃發展｡
2.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匯率政策協調的研究
我們知道,現代經濟是在開放的條件下運行的｡而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由于國際貿易､國際資本流動等因素的影響,必然同時存在內部和外部兩個均衡,而這兩個均衡之間是有沖突的｡因此,經濟學家們在研究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互協調時,必然會考慮到匯率制度因素｡最早描述內外均衡沖突的是英國的J. Meade｡他在1951年出版的《國家收支》一書中率先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內外均衡矛盾的問題,即所謂的“Meade沖突”｡Meade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一國干預經濟的政策只能通過調節總需求達到目的,這便可能會出現內外均衡顧此失彼的局面;他列舉了內部經濟狀況與外部經濟狀況的不同組合,其中經濟衰退 / 國際收支逆差和通貨膨脹 / 國際收支順差兩種組合存在內外均衡的沖突,擴大總需求將進一步惡化國際收入,而實行緊縮的政策將進一步增加國際收支順差｡
在Meade之后,Jan Tinbergen和R. Mundell先后提出了對內外均衡沖突進行政策協調的原則｡荷蘭經濟學家Tinbergen認為,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必須至少有N個線形無關的政策工具;如果把內外均衡算作兩個獨立的政策目標,那么僅使用支出增減政策(假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通過改變支出增減來影響經濟)是不夠的,還需要其它的政策工具｡美國經濟學家R. Mundell則提出了政策指派的有效市場分類原則｡Mundell假設不同的經濟政策是由不同的主體做出的,他的結論是,如果每一個政策工具被合理的指派給某一個政策目標,在目標偏離最優水平時按規則加以調控,那么即使是各經濟政策分別由不同主體控制的分散決策情形下,最優目標仍有可能實現｡Mundell認為應當將貨幣政策指派給外部均衡,而將財政政策指派給內部均衡｡除了使用政策搭配來解決內外均衡矛盾的原則之外,Mundell和T. Swan還各自提出了具體的政策搭配建議｡
3.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協調的研究
在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的搭配方面,做出貢獻的學者及其成果主要有:Brander和Spencer(1995)率先對戰略性促進出口的政策進行了研究;Collie(1994)認為本國企業與外國企業在本國市場展開壟斷競爭的條件下,會因外國政府的出口補貼而提高本國的福利水平;Dixit和Grossman認為如果諸如技術人員等共同要素投入各壟斷性出口產業,則對共同要素的需求的增加會導致其價格上升,可能抵消個別產業的成本削減(1986);Eaton和Grossman(1987)認為,企業針對其他企業產量的變化做出調整的方式不同,使得貿易政策介入的方式也不相同;Marukusen和Venables認為,如果本國企業向國內供給時邊際成本遞增,則促進出口的政策是不利的;Brander和Spence(1981)和Ito(1988)對戰略性的國內產業保護政策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二)國內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研究成果
改革開放之前,由于中國實施計劃經濟體制,政策的協調主要由政府部門通過各種計劃來完成,所以,理論界對此問題的研究成果較少｡伴隨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進程以及市場運行機制的建立和發展,再加上對外經濟開放進程的逐步加快,各種政策之間的協調問題日益重要從而也受到理論界的高度重視,研究成果頗多｡所以,中國國內對政策協調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從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實施之后進行的｡
在國內對政策協調問題的研究方面,總的看來,我國學者主要以問題導向分析居多,并且大多側重于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協調配合｡蔡一珍和鄭榕(1999)利用IS-LM模型分析了不同匯率制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應,使用Swan圖解分析了浮動匯率制下匯率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搭配問題｡除此之外,還比較了財政政策與匯率政策在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方面的不同,匯率政策可以采取本幣升貼水的措施,財政政策則可以采取進口補貼､進口稅,出口補貼､出口稅的方式,兩種政策的不同取決于進口國或出口國進口需求彈性的不同｡鄭超愚和陳景耀(2000)根據鄭超愚(1996)的結構主義模型(由匯率制度､利率政策和通貨膨脹外部響應方程組成)揭示了非均衡匯率政策對貨幣政策擴張性操作的外部約束,認為人民幣匯率的實際貶值是通過通貨緊縮途徑實現的,并提出在通貨緊縮時期,中國的貨幣政策應當采取適應財政政策的貨幣供應管理模式｡劉尚希和焦建國(2000)從中國處于經濟轉軌時期這一特點出發,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出發點應當是總量平衡和資本積累｡王勇(2002)歸納了本外幣政策協調即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協調的六個層次,最低級的是信息交換,即獨立決策的各國政府相互交流自己的政策信息,避免誤判;第二個層次是危機處理,指各國在危機之后進行共同的政策協調以處理危機帶來的不良后果;第三個層次是避免共享目標變量的沖突,避免為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而相互惡意競爭;第四個層次是合作確定中介目標,是說各國在調整可能對國外產生影響的國內經濟變量時,要進行相互協調以避免溢出效應;第五個層次是部分協調,指不同國家就國內經濟的某個部分目標或工具進行協調;第六個層次是全面協調,顧名思義,即將不同國家所有主要政策目標和工具都納入協調范圍,從而獲取政策協調的收益｡范志勇(2005)通過理論模型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政府福利最大化的目標下,匯率政策和通貨膨脹政策的替代取決于政府福利函數對兩種政策的敏感程度和產出對兩種政策的彈性,而他在實證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貨幣政策對產出短期波動的影響大于匯率政策,時滯也更短｡
近年來,也有一些學者開始注重對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相互協調以外的包括貿易政策､產業政策以及制度因素在內的共同協調的分析和研究｡任碧云(2005)認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貿易､國際收支以及國際資本流動對經濟增長率､貨幣供給增長率和投資增長率的確定和維持造成很大沖擊,所以為實現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資金和經濟的內外協調,既要保證國際貿易和國內貨幣供求之間的均衡,以及國際資本流動和國內資金供求的均衡,還要充分利用調整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政策與工具;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實現中國貨幣､資金與經濟的內外協調運行的四點主張,即:調整貿易戰略,改善國際收支結構;改革匯率制度,促進本幣政策與外幣政策的協調;合理引進外資,促進民族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促進資本輸出,大力鼓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龍小海,葉子榮和張呂(2006)在IS-LM模型中加入制度因素,包括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投資函數,制度變遷進程,政府管制力度;并假定由于中國市場化不完全,IS和LM曲線之間存在同步移動的關系｡在利用修正后的IS-LM曲線分析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政策之后,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利率政策要與對貨幣供應量的調控相配合,才能盡快實現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均衡,而由于中國現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并不順暢,所以貨幣政策還需要有財政政策的配合｡
三､經濟政策協調的國際實踐
(一)美國經濟政策協調的實踐
由于美國市場經濟發達,市場機制和體系完善,政策傳導機制健全,所以,美國政府主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及其工具､手段的運用,就能夠對經濟運行取得良好的調控效果｡也正因為如此,在美國經濟發展的各個時期,政府也就主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來實施對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而且,美國的實踐,也充分地驗證了政策協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從20世紀30年代起,美國就在新古典綜合派學說的指導下,執行以財政政策為主､輔以貨幣政策的政策搭配;這種政策實行的結果,是美國經濟一直穩定增長至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前｡
石油危機爆發后,美國經濟陷入了“滯脹”局面,當時執政的Carter政府(1977―1981)和1981年以后執政的Reagan政府,實行的基本都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但是,這種政策在收到了比較好的抑制失業效果的同時,也使通貨膨脹不斷加劇;為了應對由通貨膨脹帶來的公眾不滿,美聯儲從1979年10月開始不得不采取強有力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可以說,美國政府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基本實施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
20世紀90年代,是美國經濟強勁增長的時期｡這一時期,不僅美國經濟增長速度增快,而且同時保持了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水平,成為美國經濟發展中的佳話,也引起了理論界的普遍關注｡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政策取向中,財政預算盈余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到20世紀的最后十年,美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配合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經濟出現了衰退的跡象｡2001年剛上臺不久的George W. Bush政府,采取了擴張的財政政策,于2003年5月通過了總額達3300億美元的減稅案;美聯儲也采取了擴張的貨幣政策,從2001年開始連續12次降息｡2003年以來,美國經濟開始好轉,生產率節節攀升,但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也使得美國陷入“雙赤字”的境地｡2004年,美國經濟全面復蘇,但通貨膨脹的壓力又開始顯現,于是,美聯儲從2004年6月開始至今,又已經連續17次加息,使基準利率由1%升至了5.25%;2006年8月8日和9月22日召開的兩次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例會,也都作出了維持基準利率不變的決定｡
(二)中東歐國家轉軌時期政策協調的實踐
中東歐國家在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出現的突出問題之一是高通貨膨脹,它造成宏觀經濟不穩定,并嚴重地影響了經濟轉軌的進程｡所以,治理通貨膨脹､穩定宏觀經濟就成為中東歐國家經濟轉軌的重要任務｡
中東歐國家部分政黨和經濟學家認為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是引起通貨膨脹的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控制貨幣供給總量和貨幣流通量就成為克服經濟轉軌過程中出現的通貨膨脹的基本出發點｡那么,運用什么樣的政策才能控制住貨幣供給總量和貨幣流通量呢?中東歐國家主要運用了以下政策｡
1.運用財政政策調節｡首先,實行嚴格限制國家財政預算支出的政策｡中東歐國家以強制手段對國家財政預算進行了結構性改革,實行了大幅度縮減國家行政開支､停止對國有企業財政補貼､取消出口補貼等措施;其次,實行嚴格限制國家投資的政策,以抑制過高的投資需求;第三,實行嚴格遵守計劃預算赤字､禁止以印刷鈔票填補預算赤字等硬預算政策;第四,提高稅率,取消稅收優惠｡
2.運用貨幣政策調節｡主要采取了下列措施:(1)政府與中央銀行共同確定發行貨幣量的原則,并使其符合反通貨膨脹的要求;(2)不允許國家銀行以發放無息貸款方式填補國家財政預算赤字;(3)國家銀行取消優惠貸款;(4)調整法定儲備率(或稱法定金準備比率);(5)公開市場業務;(6)提高貼現率;(7)調整銀行存款利率;(8)大幅度提高銀行貸款利率;(9)提高抵押貸款利率;(10)商業銀行增加在中央銀行的存款量;(11)控制外商短期存款流入｡
3.實行市場匯率機制,本國貨幣自由兌換｡為抑制通貨膨脹､調整國內價格體系､增加美元儲備､堅挺本國貨幣,一些中東歐國家在90年代初開始實行了統一的､浮動的市場外匯匯率,建立起本國銀行之間的外匯市場｡即使在90年代初沒有實行市場匯率機制的國家也大幅度提高了美元與本國貨幣的正式匯率,縮小正式匯率與美元在自由市場匯率之間的差別｡
此外,中東歐國家還通過增加商品市場供給､進一步調整價格體制等手段配合上述政策,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三)日本經濟政策協調的實踐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為了迅速實現經濟的重建,日本采取了“雙松”的經濟政策｡具體體現為:增加財政支出,增加轉移支付,減免稅收,同時實行“貸款額度優先”政策,對重點行業提供優惠貸款｡“雙松”的經濟政策使戰后的日本經濟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長｡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日本經濟也陷入“滯脹”之中｡面對“滯脹”,日本政府首先采取了“雙緊”的政策搭配來治理通貨膨脹,在通貨膨脹得到一定遏制之后,馬上采取“雙松”的政策搭配治理經濟的停滯不前｡“雙緊”+ “雙松”的政策搭配,使日本經濟再次進入平穩增長階段,并一直保持到上世紀90年代｡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由于房地產泡沫破裂陷入深刻的衰退之中,日本銀行不得不采取了擴張的貨幣政策,同時日本政府采取了擴張的財政政策;但是,當擴張的財政政策引致嚴重的財政赤字時,日本政府又被迫放棄了擴張的財政政策,此舉使得日本經濟雪上加霜｡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在整個90年代由于一直拿不出立竿見影的好辦法,草率的數次更改政策方向,直到小泉內閣上臺,決心進行結構改革以后,日本的經濟政策才趨于穩定,但財政政策已經基本失去杠桿作用｡2003年下半年開始,受來自中國的進口需求強勁增長的刺激,日本經濟出現復蘇現象,內需保持持續增長,通貨緊縮緩解,出口增長較為強勁,就業形勢也有所好轉｡2006年7月14日,日本銀行政策委員會決定放棄實行了5年零4個月的零利率政策,日本進入緊縮貨幣政策時期｡
(四)德國經濟政策協調的實踐
1990年,民主德國(東德)和聯邦德國(西德)順利合并,實現了德國的統一｡統一后的德國政府,為了盡快發展國民經濟,實施了增加政府支出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前東德地區的基礎設施投以大量資金,并對前東德地區居民給予了數額龐大的轉移支付｡與此同時,德意志銀行采取了緊縮的貨幣政策,使利率水平上升至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在此之后,德意志銀行繼續保持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并對政府擴張的財政政策提出批評｡這種政策搭配,使德國多年來保持了比較低的通貨膨脹率,但同時也產生了貿易赤字,并且充分就業的壓力也較大｡
歐元的誕生給各成員國的宏觀調控政策帶來歷史性的轉變,維持歐元幣值穩定成為最重要的目標｡為此,各國將貨幣政策讓度到歐洲中央銀行并由它制定歐元區貨幣政策;各成員國喪失貨幣政策后,財政政策自然上升到更重要的地位｡ 但是,歐盟對歐元區各國財政政策也有所限制, 1997年歐盟通過的 《穩定與增長公約》 規定: 歐元區成員國公共財政赤字不得超過其GDP的3%, 國債不得超過其GDP的60 %,否則將受到嚴厲制裁｡
公約簽訂后,德國的財政發展大致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98年到2000年),德國為歐元的誕生以最后“沖刺”的態勢把赤字比率降到了公約的標準;第二階段(2001年至今),德國財政赤字急劇擴大,財政政策面臨嚴峻挑戰｡根據黃立華(2006)的分析,德國目前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財政收支不平衡,赤字超過條約規定;促進經濟增長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訴求與降低赤字的迫切任務之間存在矛盾;歐盟經濟政策趨同與德國經濟景氣之間不相吻合｡分析這些問題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兩德統一的后遺癥至今仍舊影響德國的赤字水平;高稅收面臨減稅壓力,而聯邦政府減稅后短期內擴大赤字,長期增長效應又不明顯;社會保障支出壓力過大,政府財政支出難以削減;失業問題嚴重,勞動力市場缺乏活力等｡為解決這些問題,德國政府近年來在積極致力于社會福利方面的改革和經濟結構的調整的同時,也十分重視稅收制度､勞動力市場以及跨國政策協調等各項經濟政策操作層面的改革和配合｡
篇9
今年的經濟工作會議格外關注。中國經濟增速是否會繼續放緩？擴大內需和調結構如何才能落到實處？控物價、惠民生如何讓老百姓得到真真正正的實惠？這一系列的政策變化調整的關鍵點又在哪里？我們應該如何解讀和把握？專家們對此將作出權威解讀。
“穩”與“進”新解
主觀點：“要更加立足國內需求，這是我們前進的方向?！?/p>
當前，隨著歐洲債務危機的蔓延和美國經濟陷入高失業、高負債的困境，世界經濟前景低迷。國內中小企業經營出現困難，經濟增速逐季回落。
“在如此復雜的形勢下，要努力保持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良好態勢，所以要‘穩’。同時，也要利用環境變化帶來的倒逼機制推動結構調整、深化改革，最終讓百姓享受到更多發展實惠，這是‘進’?！眹野l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分析認為。
針對宏觀調控，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樊綱日前指出，預測2012年經濟增長將降至8．6%－8．7%，但仍是世界經濟中增長最快的國家。短期看，貨幣政策不會出現重大變化。資金供應會恢復正常狀態，基本不會再收緊。政策“微調”則更多是針對中小企業資金緊張的狀態。
樊綱指出，對于歐美危機的基本前景還沒那么悲觀，美國由于很強的我修復能力和創新能力，從現在開始再有三年的低迷，也就是1-2%的低增長期。是否會低迷五年，還需要再觀察。 歐洲的情況復雜些，至少做好五年低迷的準備，基本在0-1%的增長狀態。債務問題遲遲未從根本上解決，有時就得靠時間逐步熬出去，把這些問題在時間熬的過程當中基本消除。
樊綱認為：“中國沒有出現大的泡沫，這一點我是相信的，即使房地產市場，它也沒有形成大泡沫，中國房地產業未來會是一個軟著陸的過程，現在就處在這個當口上?！?/p>
“外需變化我們難以左右，今后中國經濟的發展，要更加立足國內需求，要更加突出結構調整，要更加依靠改革創新，要更加重視改善民生，這是我們前進的方向?！眹鴦赵簠⑹率姨丶s研究員姚景源指出。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夏斌表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基調、邏輯沒有變，房地產調控會是2012年宏觀調控的關鍵，因為這涉及投資、經濟增速和系統性風險，不要指望貨幣政策放松。他認為，基于中國目前的財政赤字狀況，仍然有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余地和空間。
夏斌表示，在主基調不變下的中國經濟能不能持續穩定發展，關鍵在結構調整，結構能不能調整過來，關鍵在財政政策，不要指望貨幣政策放松。財政政策是這輪宏觀調控能不能堅持下去的關鍵，也是結構調整的關鍵?！盎谥袊壳暗呢斦嘧譅顩r，仍然有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余地和空間?！彼J為，必須加快財政結構支出制度的改革，加快結構性緊縮的步伐，向戰略型行業傾斜，特別是小微企業傾斜，向有助于擴大消費型的各種資助體系，包括社保、醫療教育等等。同時，也必須向補貼支出傾斜。因為今后一兩年內中國物價上漲壓力很大，物價上漲的一個因素是翹尾因素，也有勞動力成本上漲等因素，這決定了物價將趨于溫和的上漲階段?！霸谶@個過程中，如何保持低收入群體的實際生活水平不下降，政府要補貼到位，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改革往前走，結構調整往前走，而不是簡單的采取總量放松的政策?！毕谋笳f。
“穩增長”應對下行壓力
主觀點：“必須統籌處理速度、結構、物價三者關系?！?/p>
在內外因素作用下，中國經濟增速已從今年一季度的9.7%回落到三季度的9.1%，外界對中國經濟增速“失速”的擔憂再起。
這次會議在提出明年經濟工作主要任務時，第一條就是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必須統籌處理速度、結構、物價三者關系。會議指出，穩增長，就是堅持擴大內需、穩定外需，努力克服國內外各種不穩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及時解決苗頭性、傾向性問題，保持經濟平穩運行。
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認為，2012年最大的風險還是在于房地產，房地產的風險非常非常大。全國各個大中城市空房都非常多，我看上海的空房也不少。空房多就是危險，這些房子并不是真正地被需要，空在那兒了，不住人了，它們是用來投機的。大家知道，投機賺錢是真正財富的創造，但是變成泡沫就不一樣了，泡沫不是財富創造，它具有極大的破壞性的風險。
“中國經濟增速在回落，增速適度回落是我們期望的。但要防止經濟增速回落過快，引發就業等一系列社會問題，所以要穩住經濟增長?！眹倚畔⒅行慕洕A測部副主任祝寶良指出。
會議提出，明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要繼續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加大民生領域投入，積極促進經濟結構調整。貨幣政策要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微調，保持貨幣信貸總量合理增長。
“積極財政政策賦予了新的內涵，更加注重結構性減稅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貨幣政策雖方向不變，但將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中小企業、在建項目等實體經濟發展的支持?！蓖跻圾Q分析認為。
“十八字”“主線”將成明年經濟指針
主觀點：“維持經濟平穩增長，不出現大起大落”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12年中國經濟定下“穩中求進”的總基調，“穩增長、控物價、調結構、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諧”十八字無疑將成為明年中國經濟指針。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雙政策組合保持不變。專家表示，貨幣政策“穩”字不變，但政策側重點與2011年相比略有所變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表示，如果說2011年的“穩健”重點是為了抑制通脹，那么2012年的穩健可能更多是推動結構調整，維持經濟的平穩增長，不出現大起大落。
“因此，在2011年的政策基調里，貨幣政策中‘穩健’的含義更多強調‘偏緊’；而2012年貨幣政策‘穩健’的含義可能更多強調的是回到‘常態化’的環境中，以促進經濟結構的轉型?！卑褪锼烧f。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與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表示，宏觀經濟的穩定是針對目前的走勢來講，不使增長速度大起大落，這是明年的主要工作任務，要穩定經濟增長速度，政策就不能有很大變化，所以必須保持政策的基本穩定。
趙錫軍指出：“但宏觀經濟增長的環境不受控制，特別是像2012年，我們可能會碰到更加復雜或難以把握的外部環境。為了應對這些問題，消除外部環境帶來的負面作用，這就需要政策有一定的靈活性。所以靈活性是為了消除不確定性所帶來的干擾，使經濟能夠保持穩定?！?/p>
目前市場對歐債危機惡化的擔憂仍存，國內實體經濟發展又面臨著下滑危險。面對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并特別提到“貨幣政策要根據經濟運行情況，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微調?！?/p>
有觀點表明，明年來講，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在執行上比今年要更加松一些。從財政政策來講，積極的要更加積極，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適當偏松一些。貨幣政策微調主要是在貨幣供應、信貸投放上，今年以來實際執行的肯定是偏緊的。對于財政政策當然就是結構性減稅，我們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增值稅的擴圍、個稅的調整，因為今年的財政收入情況比較理想，2012年的時候還是有比較大的空間繼續保持一定的赤字規模、保持一定的減稅的規模和水平。
應對經濟困局 穩增長與控物價并重
主觀點：“盡管短期物價上漲壓力有所緩解，但是明年物價穩定仍然不可掉以輕心。”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明年宏觀調控要把握穩中求進的工作基調，要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與此同時會議強調，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必須統籌處理速度、結構、物價三者關系。專家表示，為防止價格反彈，財政政策將繼續結構性減稅，加大民生領域投入，貨幣政策將注重微調預調。
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推動明年經濟社會發展，要突出把握好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表示，與去年不同，會議強調了“穩中求進”，因此明年重點主要落在一個“穩”字，包括穩增長與穩物價。
業內人士認為，受近期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回落影響，非食品價格漲幅小幅下調。近期PPI漲幅出現快速回落，后期還將傳導到CPI，同時食品價格漲幅趨緩。初步判斷，當前物價不會出現2011年大幅快速上漲，未來或將繼續下行。
盡管短期物價上漲的壓力有所緩解，但是明年物價穩定仍然不可掉以輕心。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控物價就是繼續采取綜合措施，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防止價格走勢出現反彈。
專家表示，盡管今年會議提法上把“穩增長”放到“控物價”前面，但是穩定物價、鞏固房地產調控成果，對于穩定經濟增長，實現經濟結構調整，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益，是必不可少的基礎條件和重要環境構成。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表示，只有經濟增速保持一個合理的區間，就業能夠相對穩定，價格能夠穩定在一個比較低位的區間，那么宏觀經濟才會穩定。
目前，我國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的宏觀調控初步取得成效，物價總水平已經進入漲幅回落的下行通道。
不過，不少專家預測明年的物價形勢依然嚴峻，中國人民大學財政與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認為，市場里推動價格上升的因素依然存在，在2012年也還會存在，明年為了保持物價總水平的穩定，仍然要繼續實施宏觀調控的政策，而穩健的貨幣政策作為調控的一部分，在明年是不會變化的，物價的總水平應該會得到控制。
祝寶良認為，價格上漲是正常的，目前物價壓力不完全是貨幣的壓力。他進一步解釋說：“現在通貨膨脹的最高點已經過去，輸入型通脹也下降了，國內的貨幣調控也已見效，同時，與農產品價格的周期也有關系。明年物價壓力主要來自于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運輸成本、環境成本、資源性產品價格，包括美國歐盟如果繼續推行量化寬松政策后，國際上大宗商品價格可能出現的反復，所以壓力主要在這些方面。”他表示，這種價格上漲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但不能讓其增長過快，要穩定在一個水平上面。
巴曙松說，2011年的貨幣政策全年基本貫穿著將“抑制通脹放在首要位置”這個主線，盡管從全年角度看，CPI可能在5.5%左右，高于年初確定的4%左右目標，但最近的CPI月份數據已回到4%左右，“抑制通脹”這個目標基本達到預期的趨勢和方向。
“在經濟環境沒有大的變化情況下，中國明年政策基調與今年相比是比較一致的。同時，由于中國今年財政支出狀況較好，能夠提供足夠的財政資金支持，推動明年“調結構”這樣一個政策基調”。巴曙松說
堅持樓市調控不動搖 力促房價合理回歸
主觀點：“宏觀調控是讓經濟穩定增長，而不是讓某個行業出現問題?！?/p>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堅持房地產調控政策不動搖，促進房價合理回歸，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設，擴大有效供給，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祝寶良說：“所謂的房價合理水平要從兩點來理解。一是，老百姓應該可以買的起房子，這就算合理；二是，跟相對的價格水平比，房價不應超過CPI過大，應該和CPI差不多，那么這樣它就是合理的?！?/p>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與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說：“國際上有一些相應的標準，比如與收入水平相差5倍或者6倍，可以作為參考。另外只有到達百姓能夠接受的程度，才是一個合理的水平。”他指出，房子問題是民生問題，最根本的是要讓百姓住的起房子，通過買或租能夠負擔的起，這才能算是一個合理的水平。
祝寶良表示，目前房價的相對水平還是高了，所以這個政策是不會放松的，銀行業的經營壓力不會對明年的調控有太大影響。祝寶良強調，房地產是很重要的支柱行業，不能讓房地產行業的投資過快下降，而目前對房地產主要就是限購政策。
“現在限購是針對房價上漲比較快的城市，很多城市的房價并沒有限購，所以我們說房地產的政策不變是限購的政策不變，至于銀行信貸，就要看貨幣的調控力度有多大了。我們講房地產的調控主要是講房地產的稅收政策，房地產的限購政策，這些不會改變?！弊毩颊f。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王晉斌表示，目前，房地產調控剛剛見到成效，但還不是很明顯或是能得以鞏固下來，所以房地產的調控還會繼續持續下去。他建議，從總需求的角度對商品房建設繼續加強宏觀調控，另外從供給方面入手，加快保障房的建設工作，從供給方面提供更多的房子，使房地產在規模和結構方面都朝著更加理性、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
趙錫軍則認為，宏觀調控是讓經濟穩定增長，而不是讓某個行業出現很大的問題，如果某個行業受宏觀調控影響，并非宏觀調控有問題，而是行業本身沒有按經濟規律辦事的結果，宏觀調控是引導這個行業朝著經濟規律的方向發展。所以說只要銀行業的發展是規律的，它也就不需要政策來調控。
“我們與美國通過‘危機’的激烈方式調控不同，我們是通過宏觀政策來進行主動地調控，這對于相關行業來講是一個更加有利的方式?！壁w錫軍說。
明年結構性減稅力度更大
主觀點：“結構性減稅近幾年一直在推進，明年力度將進一步增大，主要將偏向中小企業、創新型企業?！?/p>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加大民生領域投入，積極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張培森指出，積極的財稅政策將主要從適當增加財政支出和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兩個方面進行。
在調整經濟結構方面，財政支出主要向高新企業、資源綜合利用行業、科技創新企業傾斜。具體措施可能包括貸款的財政貼息、財政補償等。張培森表示，結構性減稅近幾年一直在推進，明年力度將進一步增大。主要將偏向中小企業、創新型企業，以及一些微利但符合《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1年本)》和國家“十二五”規劃鼓勵發展方向的產業，如文化企業、現代服務業等。
篇10
摘 要 各國經濟飛速發展，貨幣供應量已經成為一國執行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所關注的最重要的經濟量之一。本文分別從各國貨幣供應量統計口徑、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方面，剖析各國中央政府在廣義貨幣發行中所扮演的角色，試圖探索中央政府是否是廣義貨幣的發行者。
關鍵詞 中央政府 廣義貨幣 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一、貨幣供應量
（一）貨幣供應量概述
貨幣供應量，是指一國在某一時期內為社會經濟運轉服務的貨幣存量，它由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供應的存款貨幣和現金貨幣兩部分構成，是對一國貨幣政策的反映。
（二）我國貨幣層次的劃分
依據流動性原則、相關性增強原則、可測性原則和成本效益比較原則、以及與國際接軌原則；我國的貨幣層次劃分為：M0=流通中現金，狹義貨幣（M1）=M0+單位活期存款，廣義貨幣（M2）=貨幣（M1）+準貨幣（M2）；其中，貨幣（M1）=流通中的現金（M0）+活期存款；準貨幣=定期存款+儲蓄存款+其他存款（其中包括證券公司客戶保證金）。
（三）其他主要國家貨幣層次劃分
由于各種歷史原因，在不同國家，廣義貨幣的統計口徑及表示方法有所不同。例如，美國將貨幣供應量分為M1、M2和M3三個層次；英國分為M0、M1、M3和M3H四個層次；日本分為M1、M2+CDs、M3+CDs三個層次，另編制廣義流動性，重點監測M2+CDs；歐洲中央銀行將貨幣供應量劃分為M1、M2、M3三個層次，重點監測M3。
（四）《國際收支手冊》中的相關補充
流通中貨幣包括中央銀行或政府發行或授權的具有固定名義價值的紙幣和硬幣（《國際收支手冊》第六版第5.36段）。存款包括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的所有債權：（1）是對中央銀行、其他接受存款公司（有些情況下是對其他機構單位）的債權；以及（2）由存款憑證代表（《國際收支手冊》第六版5.39段）。在《國際收支手冊》第六版中，流通中貨幣和存款被看做是短期或長期資產/負債（《國際收支手冊》第六版第103段，附錄9：標準組成部分，國際投資頭寸）。在《國際收支手冊》第五版中，流通中貨幣和存款不具有長短期歸屬。
對于非金融部門，例如廣義政府、非金融公司、住戶和為住戶服務的非營利機構，流通中貨幣和存款也包括在內（《國際收支手冊》第六版附錄9：標準組成部分，國際投資頭寸報表）。
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及其相互影響
一國政府擁有多種政策工具可用來實現其宏觀經濟目標。其中主要包括：（1）由政府支出和稅收所組成的財政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用途是：通過影響國民儲蓄以及對工作和儲蓄的激勵，從而影響長期經濟增長。（2）貨幣政策由中央銀行執行，它影響貨幣供給。貨幣政策是涉及經濟全局的宏觀政策，與財政政策、投資政策、分配政策和外資政策等關系十分密切，必須實施綜合配套措施才能保持幣值穩定。目前我國實行的是：雙穩健的財政和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基本政策手段。二者主要是通過實施擴張性或收縮性政策，來調整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二者既各有側重，又緊密聯系。兩者通過以下方式相互影響、協調作用――（1）財政向銀行發放國債規模的大小是調整貨幣供應的重要渠道；（2）運用兩種渠道，有效調節貨幣供應總量特別是“流通貨幣量”；（3）對貨幣總量和流通貨幣量調控的把握標準。
三、國際統計標準
國際統計標準與準則主要有四類，第一類是綜合性標準（如SNA（1993）），第二類是特殊領域或具體問題的統計標準（如國際收支手冊、政府財政統計手冊、季度國民經濟核算、環境與經濟綜合核算體系、非盈利機構手冊、資本存量統計手冊、金融穩健指標編制指南等），第三類是分類準則（如全部經濟活動國際標準產業分類、主產品分類、標準國際貿易分類、國際標準職業分類、國際標準教育分類、國際收支分類、政府職能分類等），第四類是數據標準（如數據公布特殊標準、數據公布通用系統、國民經濟核算數據質量評估框架、國際收支數據質量評估框架、政府財政統計數據質量評估框架、貨幣統計數據質量評估框架、生產者價格指數數據質量評估框架、消費者價格指數數據質量評估框架等）。
四、結論
由于債券是廣義貨幣的一種，而根據前面的分析，結合我國中央政府發行國債的歷史情況可以看出，當我國中央政府發行的國債數量是廣義貨幣數量的很大比例時，國債的流通性增強，此時我國中央政府是廣義貨幣的發行者。但大多數情況下，我國中央政府并不是廣義貨幣的發行者。對于其他國家而言，廣義貨幣的范圍更廣，廣義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口徑更寬，使得M3、M4也加入了廣義貨幣的流通中，這樣看來，其他國家（例如美、英）中央政府已經被包含在了廣義貨幣的發行者中。
由我國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的發展過程來分析，我國中央政府在經濟活動中，逐漸增強其在貨幣供應方面的影響力和控制性，結合我國向社會征求意見的央行研究局的《關于修訂中國貨幣供應量統計方案的研究報告》，我國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分類有可能在原M0、M1、M2三層次的基礎上，增加一個新的分層M3。這樣，我國中央政府將來也許會成為廣義貨幣的發行者。
根據《國際收支手冊》中的相關補充，存款包括所有對中央銀行、其他接受存款公司的債權，因此，也可以根據我國的法律規定從，財政資金角度來衡量中央政府“廣義貨幣發行者”這一角色。
參考文獻：
[1]林賢郁,方寬.中外統計規范概覽.中國統計出版社.
[2]杜金富.貨幣與金融統計學.中國金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