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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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IS-LM模型

一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5次通貨膨脹和1次通貨緊縮,其中1979-1980、1984-1986、1987-1991和1992-1994年期間,物價水平出現大幅度上漲;但是從1997年開始,物價持續走低,出現負增長,進入了通貨緊縮的狀態;而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物價開始上漲,到了2004年,物價上漲的速度進一步加快,理論界開始討論中國是否進入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在此背景下本文論述以消除經濟不景氣時期的通貨緊縮、經濟過熱時期的通貨膨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為主題,重點論述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協調機制和模式,通過回顧總結近年來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實踐,剖析總結了98年以來兩大政策協調配合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進對策。本文在分析研究中認為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穩定政策依然是我國財政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通過IS-LM模型分析了財政政策會在什么情況下更有效以及要充分發揮作用必須與貨幣政策相結合。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規范分析與實證研究相結合、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政府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兩大手段,兩者之間既有相互聯系、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無論在經濟擴張還是在經濟緊縮時間,兩大政策都能對經濟總量與結構兩個方面產生影響。因此,要使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能夠獲得預期的效果,就存在著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最佳配合問題。本文分六個部分論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存在的問題及其改進對策,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強調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探討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協調機制和模式,第四部分剖析總結了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存在的問題,第五部分提出了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改進對策,第六部分評述性結論。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內在關聯性

1 、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資金運動、政策目標、政策手段等方面的密切關聯性 在社會資金運動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著緊密的聯系。由于財政資金、信貸資金與企業資金等一道構成社會總資金的整體,每一方的資金運動都會在另一方引起某些連鎖反應;在政策目標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調節的目標是一致的,最終都是要實現充分就業、高增長和物價穩定運行這三個主要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在政策手段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工具存在互補性。一般來說,財政政策工具主要有稅率和財政支出水平等,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公開市場業務、準備金制度和貼現率等;在政策實施主體上,既有區別也有高度的一致性。貨幣政策實施的主體是中央銀行(即中國人民銀行),財政政策實施的主體是財政部。兩者分成兩個不同的實施主體,但都是政府的組成部分,調控的主體都統一于國家。

2 、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性 首先看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是財政的收支活動將引起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的變化,而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的變化將對貨幣供給量有著重要的影響,財政收支過程中發生的結構變化或差異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貨幣供給結構;二是財政收支平衡、財政收支結余和財政收支赤字這三種不同的收支狀況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存在很大不同;三是財政資金的運行方向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財政支出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一方面取決于財政支出的構成,另一方面取決于積累性支出的使用效果;四是,財政赤字的融資方式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取決于財政赤字采取何種方式進行彌補。因一國彌補預算赤字主要分為國內融資和國外融資兩大類,而不同的融資方法對貨幣供給的影響也很不相同。但總的來說,財政赤字的各種融資方式會增加貨幣供給。其次可以看到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與銀行的信貸收入來源、信貸支出方向、信貸資金使用效果等方面對財政收支的影響有關。總之,財政收支和信貸收支是一種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關系。二者相互依賴性很強,這表明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密切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必要性的一般分析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具有的局限性、運作特點和作用機制決定了二者必須協調配合,才能發揮對經濟應有的調控作用。世界各國的長期實踐也已經證明,無論將哪一種政策作為重要政策手段,如果沒有另一種政策的協調配合,都難以達到預期的政策目標。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機協調配合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1、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二方面來看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一就財政政策來看,按照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在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支出,減輕稅負以刺激有效需求,推動經濟回升;在經濟膨脹時期,則應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減少支出,增加稅收,以避免經濟過渡膨脹。但在現實中,財政政策的運作常因財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而難以取得預期效果; 二就貨幣政策來看,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目的在于控制貨幣供應量。從而相應地影響市場利率水平,實現宏觀調控目標,但這一政策的局限性使它在現實中難以取得預期效果。此外,貨幣政策效果也可能被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所抵消。

2、就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用機制來看,二者存在明顯差異,更有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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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總需求；總供求；三元悖論

中圖分類號：F81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4-0-01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當代各國政府調節宏觀經濟最主要的兩種手段，兩大政策各有特點，了解它們的作用機制，深入研究它們的協調機制有著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如何擺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協調配合使用兩大政策，達到宏觀調控目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本文的結構是第一部分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第二部分具體分析兩大政策的協調問題，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問題，并進一步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問題，第四部分總結全文。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

財政政策是指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而規定的財政工作的指導原則，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動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

兩大政策調節的領域不同。財政政策調節的對象是財政收支，主要通過參與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分配來實現對國民經濟的調節。貨幣政策主要從流通領域出發對國民經濟進行調節。

兩大政策對收入分配，利率，產出的影響不同。財政政策通過轉移支付和稅收等各種政策可以直接調節社會收入分配。貨幣政策直接調節貨幣供應量。

表1：兩大政策對收入和利率的影響

兩大政策的效應時滯不同。從擾動出現到經濟政策產生作用的每個階段都存在時滯。這些時滯可以分為兩種時間層次：外部時滯，即政策行為對經濟影響的時間；內部時滯，即著手制定政策所花費的時間。

表2：兩大政策的時滯效應

兩大政策調節的主體不同。財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由中央銀行控制。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表明，只有將兩者有效地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雙松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其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刺激投資，促進經濟增長； 消極效應是往往產生財政赤字并誘發通貨膨脹。

雙緊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此種組合方式的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抑制總需求，控制通貨膨脹； 其消極效應是容易造成經濟萎縮。

松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這種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產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貨膨脹。

緊的財政政策與松的貨幣政策可以在不降低產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兩大政策的組合

需要強調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個隱含假設就是不存在流動性陷阱，貨幣需求曲線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傾斜。

三、進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及其差異，探討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價格不變，內生變量是利率和收入（決定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同時均衡時的收入和利率），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作為外生變量，影響總需求。只有在短期內，產出和利率在貨幣市場和商品市場才表現為固定的關系。從長期來看，這種關系不存在或者說不穩定。

第二，忽略了總供給對經濟的影響。在考慮總供給的情況下，從短期來看，總供給曲線是水平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能提高總需求，導致產出增加。但從長期來看，供給曲線是垂直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只能使價格水平上升，對產出沒有影響。

第三，本文沒有考慮開放經濟的情況。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三元悖論原則是國際經濟學中的一個著名論斷。根據蒙代爾的三元悖論，一國的經濟目標有三種：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這三者，一國只能三選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開放經濟條件下兩在政策的效果（資本自由流動下）

四、結論

從短期來看，擴張的財政政策提高計劃產出，導致產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擴張的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導致產出提高，利率下降。

從政策時滯來看，財政政策內部時滯較長，而外部時滯較短。反之，貨幣政策內部時滯較短，外部時滯較長。因此，貨幣政策適合于對經濟進行微調，財政政策在經濟危機下往往比貨幣政策更有效。

在考慮總供給的情況下，兩大政策都能擴大總需求，引起產出增長，價格上升。因此，當產出低于潛在產出時，兩大政策都合適；如果經濟已經處于充分就業，應當盡量少用兩大政策。

在開放經濟條件和固定匯率制度下，根據三元悖論，如果資本自由流動，財政政策完全有效，貨幣政策完全無效。

中國經濟現在通貨膨脹高，對外貿易失衡，根據本文的討論，適合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和從緊的財政政策，或者是從緊的貨幣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前者會引起經濟衰退，后者不會引起經濟衰退。

參考文獻：

[1]多恩布什，費希爾，斯塔茲.宏觀經濟學（第七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2]羅莫.高級宏觀經濟學（第二版）.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

[3]崔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實施問題.中國商界，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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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5·12”地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國四川省汶川市發上了歷史上罕見的8.0 級大地震。在美國經濟可能出現衰退的國際經濟背景下以及近期國內發生的嚴重雪災,這次地震的發上無疑是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又一個嚴峻的考驗。在去年防通脹、防過熱“雙防”背景下確立的從緊貨幣政策和穩健財政政策,現在顯露微調的可能。如何打好“穩健財政從緊貨幣”這張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的問題成為影響今年我國經濟走勢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關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理論綜述

    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理論基礎

    凱恩斯主義認為,經濟經常處于非充分就業狀態,不時出現膨脹或緊縮缺口,只有采取權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如公開市場業務賣出債券、提高再貼現率或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來抑制投資,降低總需求,從而消除膨脹缺口;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設、降低稅收等來拉動經濟復蘇。這就是著名的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是相機抉擇性質的,這種模式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有更大的借鑒作用。而正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的協調配合,采取不同的協調模式,才構成了宏觀經濟調控相機選擇的主要內容。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當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資源大量閑置,解決失業和刺激經濟增長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取以財政政策為主的“雙松”政策配合模式。

    (2)緊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當社會總需求極度膨脹,社會總供給嚴重不足和物價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貨膨脹成為首要調控目標時,適宜采取“雙緊”政策。

    (3)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當政府開支過大,物價基本穩定,經濟結構合理,但企業投資并不十分旺盛,經濟也非過度繁榮,促進經濟較快增長成為經濟運行的主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當社會運行表現為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并存,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失衡,治理“滯脹”、刺激經濟成長成為政府調節經濟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緊縮和擴張這兩種情況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可以呈現中性狀態。若將中性(穩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別與上述松緊狀況搭配,又可產生多種不同配合[1]。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兩大政策協調的歷史考察

    我國理論界學者關于兩大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演變階段劃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是從1979年到1984年。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更多著眼于影響總供給,并且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搭配出現更多。二是從1985年到1997年。該階段財政貨幣政策一直采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三是從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快速轉為“雙松”配合,此間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重點,是集中在為建設項目和企業共同提供流動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試圖通過刺激微觀主體的活力,來帶動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從2004年至今。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形勢再次發生變化,出現了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信貸和投資增長過快、外資流入偏多等問題。在這一背景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開始出現向“雙緊”過渡的趨勢。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新特點,是除了共同作用于傳統的經濟總量目標之外,在更多的領域有了配合的創新和實踐[2]。

    三、“5·12”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

    目前來看,此次地震不會對國民經濟造成太大沖擊,但據官方數據顯示此次地震災區總人口在5 000萬左右,受災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圍如此之大,在短期內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從宏觀層面來看,首先主要是對我國控制物價不利,此次大災將推高糧食與生豬供應緊張和價格的預期。地震可能會使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中國今年前四個月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點附近。4月份食品價格上漲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國第一大豬肉生產省份和第五大糧食生產省份。地震的發生,或許會使已經很高的糧食價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動,從而對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將造成進一步壓力。其次,可能對我國今年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造成影響。雖然目前還沒有獲得影響國民經濟的準確數字,具體的測算還需要一段時間,但是西部是我國的產糧區,這次地震對局部的影響又相當大,因此對當地的生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四、災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主要在對于物價水平的影響。在抗震救災是當前第一要務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現“普漲”關系到經濟的平穩運行的意義更顯突出。而流動性管理、維護物價穩定、穩定人民幣升值趨勢等多重調控目標已對貨幣政策形成一定牽制,因此抗震救災、穩定物價的重心應主要落在財政政策身上。財政政策應發揮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財政支出,加快救災和災后恢復,將地震災害的損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財力的前提下,對部分區域或行業實行適當的稅收減免,為維持物價和經濟穩定買單,這樣才能把緩解貨幣政策的壓力走出目前的瓶頸,有效控制過剩流動性等總量問題。

    首先,抗震救災是當前財政政策最需發力的領域。只有迅速調撥財力、保障物資供應和人員調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災過程中,必須大力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財政支出,及時制定和部署災后重建的一些稅收優惠等。其次,四川擁有電力、天然氣等優勢資源,但這些相關企業的總部并不在本省,導致本地稅收收入流向總部所在地政府。企業所得稅政策應立即進行調整,將災區企業分支機構的所得稅全部留給當地政府,以增強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價上漲,特別是在防止價格上漲趨勢由食品向非食品的傳導中,財政政策也能起到積極作用。四川向外輸出的豬肉約占全國消費的4%,地震短期內可能導致調出豬肉減少,物價水平可能會因部分商品供給的減少而抬頭。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可以考慮在受災地區實行區域稅收優惠,這樣,既可以鼓勵當地企業生產自救,又可以降低企業生產成本,達到抑制物價上漲的目的。最后,對中國經濟增長未來可能出現的波動,財稅政策也應未雨綢繆。南方雪災和“5·12”大地震,基礎設施損毀嚴重,災區重建需投入大量資金,這為增值稅轉型在全國推開提供了良機。增值稅轉型的一個重要意義,是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節能減排、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稅轉型將大大降低企業更新設備和技術升級的投入成本。

    五、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結合部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首先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籌集財政資金[6]。因此,針對目前舉國全力抗震救災的形勢,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財政增發國債,用于地震災區災民安置和重建。近幾年,中央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債務余額占GDP比重為20.9%。2008年,中央財政減少了赤字規模,赤字率將下降至0.7%[4]。中央財政第一季度收入實際增長遠高出年度預算增長,目前赤字率和債務率保持在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財政狀況良好,不僅可動用財力充裕,而且有較大的減稅和發債空間。其次,從另一個角度看,國債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按照凱恩斯的觀點: 公開市場業務交易不僅可以改變貨幣數量,而且還可以改變人們對于金融當局未來政策之預期,故可以雙管齊下,影響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將利率作為公開市場業務的調控目標。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已經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并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

    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另一個方面,中央財政與央行相關政策相配合,應為救災和災后重建貸款提供利息補貼,分擔災區金融機構風險,鼓勵災區金融機構放貸。可以選擇的一項政策是降低災區金融機構營業稅稅率。中國現行稅收政策,對金融機構征收5%的營業稅,和國際水平相比,中國金融機構稅負明顯偏重[7]。給與地震災區金融機構降低營業稅稅收優惠政策,不僅支持災區融機構積極參與救災和重建,也為下一步營業稅改革提供經驗。

    參考文獻:

    [1] 鄧子基.財政與宏觀調控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54.

    [2] 鄧子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J].當代財經,2006,(1).

    [3] 新華網.震災引發經濟運行三大焦點問題強震難撼從緊政策[EB/OL].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 財經網.“經濟震波”加大財稅政策力度支持救災[EB/OL].caijing.com.cn/20080519/63589.shtml.

    [5] 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M].中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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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協調

文章編號：1003-4625(2011)06-0035-04　中圖分類號：F822.0　文獻標識碼：A

為有效應對金融危機，我國迅速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有效地刺激了經濟的回暖。但在后危機時期，我們將面對更為復雜的環境。怎樣科學退出刺激政策以及我國的財政、貨幣政策又應怎樣協調?這些是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理論基礎

(一)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必要性研究

目前，經濟學主流觀點認為：盡管財政政策在長期內會影響經濟增長，但從短期來看，相機抉擇的“反周期”財政政策無助于經濟穩定；貨幣政策更適合于作為宏觀調控的工具。因此，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無須協調配合。然而，一些經濟學家并不認同上述觀點。薩金特和華萊士(sargent和Wallace，1981)在他們的經典論文中闡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可能完全獨立，因為兩者共同受到一個統一跨時政府預算方程約束。如果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無法持續，最終勢必迫使中央銀行通過發行貨幣為財政赤字融資。諾德豪斯(1994)運用博弈模型開創性地證明：中央銀行和財政部的不合作對宏觀經濟穩定的損害相當之大，中央銀行和財政部政策目標是不一致的。財政部的目標側重于增加產出和提高就業，傾向于擴張的財政政策；而以穩定物價為目標的中央銀行預料到這一點后就會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并且提高利率，以圖消除或者緩解因財政擴張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這時納什(Nash)解的特征是很高的財政赤字和很高的利率并存，高利率抑制了民間投資，結果財政赤字并沒有降低失業率和提高產出。Luca Lambertini和Rieeeardo Rovelli(2004)考察了在宏觀經濟穩定條件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關系。他們的分析表明，如果財政政策考慮到產出和通脹福利函數(通脹福利函數與中央銀行定義的相一致)，那么，兩個當局都會從合作中獲利。

總之，大部分研究表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協調配合，否則會損害經濟效益。

(二)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分析框架

凱恩斯從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場機制無法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論斷，提出以需求管理為主，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當一國經濟處于非均衡狀態，出現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時，只有采取相機抉擇的經濟政策，才能使之趨向于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減稅、增發國債等來應對通貨緊縮，拉動經濟復蘇。同時，凱恩斯理論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和效用不相同：財政政策作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產品市場，進行結構調整，而貨幣政策的調節功能主要作用于貨幣市場，適合總量調節；財政政策調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規范的審批手續，時滯性長，貨幣政策相比則更為靈活和富有時效性。因此，在具體運用以上兩種政策時，要根據宏觀經濟的不同目標適當選擇，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觀調控效果。

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在凱恩斯基本模型之上建立了IS-LM模型，它描述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時，利率與收入的決定，分析揭示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變化可以影響經濟中總產出水平的條件，使得政府能夠通過IS-LM框架(以某種精致的數字化形式包含在一國經濟的大型計量經濟模型中)來選擇能使政府實現特定產出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

(三)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重點

一是宏觀調控目標的配合。我們知道，無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其最終目標都必須符合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的要求；而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貨幣政策可以增加貨幣供給量來促進經濟增長，可以通過穩定幣值創造良好的經濟增長環境，中央銀行可以用靈活多樣的政策工具對經濟進行有效的微調；而財政政策具有強有力的稅收政策杠桿，能夠調節企業利潤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能夠保證一國的就業和經濟增長水平。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能夠達到既可以掌控經濟增長總量、又能夠優化經濟結構的目的。而在經濟發展的特殊階段，兩者就一定有所分工、有所側重。在經濟過熱時期，要更多地通過緊縮貨幣政策使經濟迅速降溫；而在經濟不景氣的蕭條時期，則要更多地倚重于積極寬松的財政政策的強刺激作用來拉動經濟的增長。

二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配合。貨幣政策通過對信貸資金流向和流量的引導和控制，能夠促進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財政政策通過直接投資、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舉措，不僅能夠直接影響產業結構，而且可以引導金融部門和民間的資金流向，進而影響整體經濟結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既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又有利于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形成，以保障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但是，一般情況下，在結構調整方面，財政政策的功效往往高于貨幣政策而且見效更快、更直接。

三是政策操作機制的配合。政策操作機制的配合，主要包括政策工具、政策時滯和政策功能的配合。政策工具的配合，涉及財政投資項目中的銀行配套貸款、國債發行與央行公開市場的反向操作結合等；政策時滯的配合，是指貨幣政策的長時滯與財政政策短時滯的相互搭配；政策功能的配合，主要指貨幣政策具有抑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貨膨脹并與財政政策相互配合和協調迅速啟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二、擴張性宏觀調控背景下我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配合中存在的問題

(一)政策功能定位不準確，影響了宏觀調控目標實現

從兩大政策的長期目標來看，我國財政政策的基本目標主要有：經濟穩定和增長目標，財政收入目標，公平分配目標，總量平衡目標和結構調整目標。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但回顧我國宏觀調控的歷史，實際上兩大政策一直發揮著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職能。長久以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目標都定位于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目標只是側重于總量調控。在兩種政策的實際配合中，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沒有發揮結構調節的作用，兩大政策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缺乏明確的目標界定和分工，使得整個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缺乏體制上的依托，導致內需結構失衡及調整緩慢，成為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在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

中，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也再次被運用，促進了經濟的短期增長，但結構的矛盾進一步加劇，影響了宏觀調控目標實現。

(二)政策職能混淆，導致了貨幣的財政內生供給

長期以來，兩大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缺乏明確的目標界定和分工，形成財政政策的貨幣化。如我國的銀行絕大多數都是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的，銀行信貸的行政色彩比較濃厚，逐漸形成了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配合的財政模式，造成了貨幣的內生供給。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9100億元，而國債項目的銀行配套貸款達1.32億元，為國債投資的2倍。美國次貸危機后，我國實行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雙擴張”，并安排4萬億元的財政刺激政策，但是如此龐大的支出并不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出資，而是由財政資金配套信貸資金的模式實現，由此產生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融資模式。2010年6月末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為7.66萬億元。由此可見，我國財政擴張導致了信貸擴張，而信貸擴張導致了貨幣擴張。因此，財政擴張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貨幣擴張。

(三)政策傳導機制欠佳，量化效應明顯

一是兩大政策調控的量化效應明顯，機制效應欠佳。財政政策無論收縮與擴張，都是超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無論收縮與擴張，僅顯著促進貨幣供應量的增減，疏于虛實經濟協調和調節。

二是傳導渠道不暢。如國家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增強流動性，但企業資金緊張而股市過度膨脹，形成“流動性誤導”。

三是財政、貨幣乘數的變異。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逐步形成分層式財政收支分配，并且逐漸深化金融創新，這樣一來財政分配乘數與貨幣乘數都在發生著深刻變化，在儲蓄不斷提高的作用下，我國近年的邊際消費傾向逐年下滑，財政、貨幣政策乘數逐漸降低，不維持較高的貨幣供應量及市場流動性，經濟難以啟動，始終難以擺脫“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

(四)政策工具操作不規范，加大宏觀調控難度

以常用的兩大政策協調配合工具財政存款、國債為例。

1.財政存款。一是部分財政存款游離于財政存款繳存體系之外對全社會流動性影響較大。據調查，近年來財政部門有相當多的現金并未存放國庫，而是通過企業定期存款形式存于商業銀行。部分地區抽樣調查顯示，近幾年來這樣的財政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在10％至14％之間波動，數額較大，這部分財政存款向金融體系注入巨量流動性，增加了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進行對沖操作的壓力。二是財政存款數額的季節性波動明顯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帶來一定的影響。近年來，財政存款數額季節性波動明顯。以月為周期衡量，財政存款庫存波動率平均達到10％，以季度為周期衡量，庫存波動率平均達到20％左右，以年度為周期衡量，庫存波動率平均達到30％左右。這使得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還必須根據財政存款的季節性變化特點，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復雜性和難度。

2.國債。在西方國家，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工具是短期國債。然而，國債在我國的貨幣市場上只擔當著次要角色，原因在于財政部發行的短期國債有限，1年期及1年期以下的國債因為其特有的靈活性，是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主要工具，但在我國短期國債所占比重較小，中長期國債所占比重較大，致使中央銀行持有的短期國庫券數量偏少；而且，商業銀行將持有的大量國債視為優質資產，不愿出售。所有這些，導致市場交易不旺、國債二級市場運行不暢，使公開市場業務缺乏交易的基礎，嚴重影響了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政策效果。

三、后金融危機財政、貨幣政策選擇及協調策略

在后危機時期，我國宏觀經濟受輸入性通脹、結構性矛盾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進入長期高速增長路徑下的短期波動下行區間。因此經濟調控政策的正確選擇是，保持政策的連續性，減弱政策擴張力度，促進經濟增長，管理通脹預期；以財政政策為主體推進結構調整，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改善供給；大力推進市場化改革，靈活運用政策工具提高協調效率，保證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一)明確政策協調的目標：調節經濟總量平衡，促進經濟增長，管理通脹預期

后危機時代恰逢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的攻堅階段，集于“高儲蓄、高失業及高產能”的現狀，極易引發通縮和速度抑制型就業。因此，該階段必須依靠一定的速度、一定的通脹才能支撐發展與就業，同時在發展的過程中防止資產泡沫。因此兩大政策要保持一定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并要在以下方面進行重點配合：

一是配套促進經濟以穩定的態勢均衡增長。兩大政策要合力調節經濟增速、增量與增質，以發展化解需求不足、就業等矛盾。以內需逐步增長為退出起點，協調實施財政、貨幣政策，財政上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支出的投向應適度調整，貨幣政策退出已是大勢所趨，但退出不宜過急。根據發展適時選擇速度克制性配套(緊縮貨幣政策、適度擴張財政政策)、通脹允諾型配套(適度緊縮財政、貨幣政策)和通縮抑制型配套(同時擴張財政、貨幣政策)，提高政策調節的靈活性與準確度。

二是以貨幣政策為主，控制資產價格膨脹，管理通脹預期。中央銀行應采取適當的“緊縮”措施，合理地控制貨幣信貸增長，進而控制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的過快增長；同時，要加快貨幣供給制度改革，積極引入貨幣政策規則。財政政策要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實現收入的合理化和均等化，縮小貧富差距，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擴大有效需求，從而實現物價穩定目標的實現。

(二)突出政策協調的核心：以積極財政政策體系為主，改善供給管理，推進結構調整

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對于各國應對金融危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后危機時代，面對緩慢的經濟復蘇及全球經濟再平衡，單純依賴需求管理的總量擴張會帶來滯脹的風險。因此要通過供給面的管理進行結構調整(賈康，2008)，特別是供給面的結構與效率。一是優化投資結構，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堅持淘汰落后產能。二是加快推進資源要素價格改革，使經濟增長客觀反映資源環境成本。三是加快環境保護力度，增設環境稅，堅持“誰污染，誰治理”，實施全民環保計劃。四是更加注重推進自主創新，有效提高產出效率的財政政策安排。五是加大金融支持結構調整的支持力度，落實有保有控的信貸政策。積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改善儲蓄結構和發展消費信貸。

(三)完善政策協調的機制：健全體制基礎，深化財政金融改革

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完善和成熟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充分協調配合、充分發揮效用的基礎。并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還伴隨著金融體系、財政體制、國有企業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

一是要深化財政改革提高財政政策調節能力。在健全財政體制方面，在合理界定事權基礎上，按照

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要求，進一步理順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調整財政分配結構，強化均衡服務，提高民生支出占比，建立健全社會保障網；建立健全稅收分配格局，推進結構性增支，加強初次分配與再分配調節，加強資源性、財產性分配調節，建立分層分級的稅收、公債、財政體制與預算調節體系；健全統一規范透明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提高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益。

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提高貨幣政策調節能力。健全中央銀行調控機制；加速推進金融市場化，也即資產價格市場化、業務經營自由化、市場準入市場化和資本流動自由化；建立健全金融監管機制；穩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合理調整匯率水平；加強資本市場建設，提升資本市場的效率和規模。

(四)靈活運用政策協調的工具：系統協調總量、速率與結構手段

提高協調效率的基礎在于手段的協調。一是總量手段的協調。注重財政收支規模、債務率與赤字的控制，注重金融借貸差、貨幣流動性的控制，共同構筑總量增速、總量增效調節體系。二是速度調節手段的協調。注重財政收支增長速度、貨幣供應量與國民收入遞增速度的協調。三是結構調節手段的協調。注重發揮財政性稅收、補貼、公債、金融性利率、匯率的結構調節的協調，協作調節使經濟、產業、區域乃至階層的國民收入結構進一步優化。逐步將兩大政策的經濟增長貢獻率提高到50％以上，使其成為宏觀調節最有力的手段。

(五)加強逆周期風險、預期的調節：超前防范、超前導向

進入后危機時代后，風險與導向性調節將成為兩大協調的另一重點。風險調節的重點在于防范債務風險、停漲風險及國際貿易失衡風險；而導向性調節的重點，則在于根據政策的時滯，建立財政、貨幣政策預期系統，涉及總量、結構及預期導向指標等，實施窗口導向，使其成為國民經濟較為靈敏的導向標。

(六)把握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背景：要與當前世界和我國的經濟形勢相適應

隨著全球經濟的初步復蘇，我國的財政、貨幣政策的實施要把握好度，要考慮到中國經濟趨勢變化對世界的影響，同時還要考慮到世界經濟變化趨勢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因此，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組合不僅要視中國經濟狀況而定，還要根據國際金融、經濟的發展形勢而定，要保持實時地檢測與變更，以期達到政策協調配合的最佳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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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順利實現新一輪宏觀調控目標，除財政貨幣政策之外，還需將監管政策納入到宏觀調控政策的“工具箱”，以進一步提高宏觀調控有效性。

監管納入宏觀調控是全球趨勢

財政貨幣政策搭配實施宏觀調控，起始于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危機。凱恩斯宏觀經濟學興起后，財政政策被賦予宏觀調控重任，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發展成為宏觀調控的經典組合。

進入21世紀后，為解決自身“有效需求”不足，西方發達國家加速經濟全球化，與之配套的是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和低利率的貨幣政策，高額“赤字”財政、高對外負債、低利率下貨幣泛濫，成為許多西方國家的常態。

西方發達國家傳統宏觀調控政策走向極致，其結果最終引發“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危機演變邏輯極為簡單：低利率資產泡沫次貸危機政策救助財政信用危機。

從危機后救助表現來看，傳統宏觀調控政策的成效有限，美國及歐洲的經濟復蘇仍具有很大不確定性，財政信用危機更是此起彼伏。究其原因：一是監管政策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中性”的，對宏觀經濟調控不起作用，一直未受到應有重視。二是在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背景下，以一國經濟為理論起點的傳統調控手段對當前開放經濟體的調控已“力不從心”，美國的QE2、歐洲債務危機就是最好的證明。

為此，在包括G20峰會、IMF和巴塞爾委員會等一系列國際危機應對會議中，更多議題開始關注如何對全球金融體系加強監管、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監管政策、實現更為有效的宏觀審慎監管等內容，而非傳統的財政貨幣政策搭配問題，監管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因此，將監管政策提升至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同樣重要的高度，形成新的宏觀調控政策組合，是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選擇，其腳步已漸行漸近。

虛擬與實體經濟背離成監管動因

最近20年，西方發達國家一直依賴貨幣主義政策（赤字財政和信用膨脹）來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延續其經濟增長，最終嚴重透支未來的經濟增長潛力。

這種金融資本主義盛行的結果是，形成了全球極不穩定的“金融倒金字塔”，導致世界由產業資本為主導的實體經濟向以金融資本為主導的虛擬經濟轉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加速背離已被公認為此次金融危機的成因之一。

據統計，危機前（2007年末），全球衍生產品合約價值為596萬億美元，是全球GDP的12倍。其中，危機中“聞名遐邇”的CDS，在2001年－2007年間膨脹了98倍，未清償余額達到62萬億美元，超出當年全球GDP的總和。

盡管虛擬經濟發展背離了實體經濟基礎，但傳統調控政策卻無能為力。一方面，虛擬經濟不屬于財政政策調控范疇；另一方面，又因其“不創造貨幣”屬性，同樣也不在貨幣政策調控之列，最終造成其發行泛濫并釀成危機的嚴重后果，引發世界經濟衰退。

危機后，虛擬經濟監管已為全球所重視，包括成立宏觀審慎監管機構、加強影子銀行體系監管、實施評級機構監管、建立衍生產品中央清算機制、提高合約標準化水平等。上述監管政策的進一步強化，根本目的是規范引導虛擬經濟發展，并使之與實體經濟發展相匹配、相協調。

資金全球流動降低傳統調控效果

在經濟金融全球一體化背景下，微觀主體越來越呈現出資金來源多元化、業務多樣化和經營區域多國化的特征，使得傳統調控政策工具對微觀主體的影響作用存在效力衰減趨勢，容易產生非理性的行為選擇，從而對經濟產生更多的不確定性沖擊。

在封閉經濟體內，一國貨幣當局采取緊縮貨幣政策可使企業資金成本上升，從而達到給經濟降溫的效果。但資金的全球流動使得企業可通過境外融資，對沖所在國緊縮政策帶來的不利影響，進而制約宏觀調控成效。

特別是在當前很多國家維持低利率甚至負利率情況下，提高利率會加速套利資金流入，加劇傳導機制扭曲及政策效力遞減。

當前我國房地產調控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證。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0年1月－11月我國房地產利用外資656億元，同比增長59％；而同期房地產行業貸款僅增長25％。尤其是自8月份以來，房地產開發企業資金來源中利用外資數額更是顯著增加，11月首次突破百億元，環比增長34.5％。這也是房地產調控難度加大、效果不明顯的一個重要原因。

地方主導經濟增長仍需 “硬約束”

“十二五”期間，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成為整個經濟發展的主線。然而，當前“GDP政績觀”仍普遍存在，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依舊強烈，加上金融市場體系尚不夠發達，使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仍面臨著“資金需求旺盛”和“融資渠道狹窄”雙重壓力，而銀行信貸則被其視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靈丹妙藥”。

地方政府投資決策對存款準備金、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并不敏感，而是更為關心信貸供給狀況。雖然我國大中型銀行普遍實行垂直化管理，經營決策受地方干預已明顯減少，但地方政府的影響仍在。此外，眾多地方政府主導的城商行或農商行、地方國有企業乃至政府融資平臺等的存在，仍為地方政府留下較大的操作空間。如果僅僅依賴利率、準備金率等“軟約束”調控工具，對于降低其投資沖動、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往往很難短期見效。

為此，需要有效發揮監管政策的引導作用，配合國家財政貨幣政策及產業政策，實施強有力的信貸投向“硬約束”。這對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無疑更具有政策效力。

監管政策具有現實可行性

無論貨幣主義者還是凱恩斯主義者，對于宏觀調控應著眼于減少經濟活動中的“親周期效應”并無異議。但兩者可供實施的有效政策工具并不多，無論是貨幣政策中的“三大法寶”，還是財政政策中的稅收、轉移支付等政策工具，都很難獨自解決“親周期效應”問題。

而此次金融危機前及危機過程中，我國金融監管部門實施的包括動態資本補充機制、提高資本質量和資本充足率、提高撥備覆蓋率、強化存貸比考核等一系列逆經濟周期監管政策和措施，對于預防危機發生、穩定和提振市場信心、幫助經濟復蘇、防止經濟大落大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國監管政策在危機中的出色表現得到了國內外各方面的普遍認可，也充分證明其作為政策工具應用于宏觀調控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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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總體政策取向上配合適當。

    2004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出了財政政策轉型的決定,宏觀調控由“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過渡到“雙穩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實踐表明,財政貨幣政策的基本取向均為穩中偏緊,總體上配合較為協調。

    從財政政策來看,2005年財政預算赤字由3198億元減少到3000億元,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將由2004年的2.5%減少到2005年的2%;長期建設國債的發行額由1100億元減少到800億元,減少了300億元。財政預算執行情況也反映了財政政策的穩健取向。2005年1~6月,財政收入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全國財政收入累計完成16392億元,比2004年同期增長14.6%,高于經濟增長率5個百分點。此外,財政支出結構也得到進一步優化,2005年1~6月的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教育支出分別實現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長;全國實施糧食直補的29個省份安排糧食直補資金預計也會實現13.8%左右的大幅增長。財政政策在總量上向中性回歸的過程中著力調整了支出結構。

    貨幣政策總體上也屬于穩中偏緊型。(1)央行已連續第二年調低貨幣供應量增長的目標,2003年初制定的廣義貨幣M2年度增長率目標為21%(年中調低至18%),2004年初定于17%,2005年進一步調低至15%.(2)2005年前5個月的廣義貨幣M2增長率一直穩定在14%左右,狹義貨幣M1還曾經一度下降到9.8%,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全年增長目標。(3)央行調整了商業銀行自營性個人住房貸款政策,取消了對住房貸款的優惠利率,對住房貸款利率實行同檔次的商業貸款利率。(4)信貸增長率也較上年有所回落,2005年8月末全部金融機構各項貸款本外幣并表余額為20萬億元,同比增長13.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3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下半年開始,M2增速開始穩步提升,但M1呈下降趨勢,兩者的差距在拉大。雖然從M2看貨幣供給比較寬松,但M1和貸款增長情況表明貨幣政策穩中偏緊。

    (二)具體政策措施配合有待改進。

    雖然2005年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在總體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一些具體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協調的情況。以住房貸款為例,雖然在中央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大背景下,財政、貨幣政策都采取了相應措施抑制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投資和房價的過快上漲,但在具體操作上還沒有做到有效的配合和相互促進。

    人民銀行調控房地產市場的政策早在2003年就出臺了,當時的“121文件”曾引起房地產業的一片反對聲,在國務院18號文件下發后實際上沒有產生效果。隨后的一系列緊縮措施都是對總量和幾乎全部行業的調控,專門針對房地產業的措施直到2005年才出臺。從2005年3月17日起,人民銀行將住房貸款優惠利率調高到同期貸款利率水平,實行下限管理,商業銀行法人可根據具體情況自主確定利率水平和內部定價規則。這樣,從2003年的“121文件”到2005年的調高房貸利率經歷了2年的時間,決策時滯較長,而且調控的力度也不是很大。5年期以上個人住房貸款的利率下限為5.51%(貸款基準利率6.12%的0.9倍),比廢止的優惠利率5.31%僅高0.20個百分點,實際影響比較有限。盡管央行同時還決定,對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的城市或地區,個人住房貸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20%提高到30%,但這一規定的約束力很弱。

    在貨幣政策調控能力有限的情況下,迫切需要更適合結構性調控的財政政策大力配合,然而后者的決策時滯更長,執行效果也不能令人滿意。2005年5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建設部等部門《關于做好穩定住房價格工作意見的通知》下發,比央行利率調整晚了近兩個月。該通知規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對個人購買住房不足2年轉手交易的,銷售時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額征收營業稅;對個人購買非普通住房超過2年(含2年)轉手交易的,銷售時按其售房收入減去購買房屋的價款后的差額征收營業稅。該通知體現了財政政策中稅收手段的行業調控功能,目的是抑制投機和高檔住宅投資。但它調整的僅有營業稅一項,契稅、土地增值稅、個人所得稅的優惠政策仍繼續執行。而且,房地產業的營業稅屬于地方稅種,房地產投資過熱地區的經濟增長往往依靠的正是房地產業,這樣就很難保證該通知在實際執行中得以切實貫徹。

    (三)制度安排局部缺失。

    在具體政策措施配合不順暢的背后,是一些相關制度安排的不完善、甚至是缺失,其中亟待解決的是國債發行體制、財政增收管理體制以及財政貨幣兩部門溝通機制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基點,短期國債應該是貨幣政策日常操作的最主要工具,但目前國債余額管理尚未正式啟動,嚴重制約了短期國債的發行。2005年前9個月,財政部共發行了10期記賬式國債,實際發行總額為3291.1億元。其中,跨市場發行比重為100%,比上年同期提高22.5個百分點;1年期品種占比由16.8%大幅提高到29.9%,5年期以上的中長期品種占比已經降到50%以下。1年期國債發行比重大幅上升有助于增加人民銀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跨市場發行有助于打破國債市場分割局面,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這都反映出財政部門與央行相協調的努力。但最適合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期限在1年以下的短期國債發行仍是空白,這歸因于現行國債發行管理體制,沒有實行國債余額管理。只有實現余額管理,才能真正實現國債的滾動發行,從而完善人民銀行所持債券資產的品種結構和期限結構。

    財政增收管理體制也與貨幣政策密切相關。2003年以來,政府存款較大幅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公開市場操作及央行票據發行的壓力,起到了對沖基礎貨幣投放的作用。近年來我國財政收入增長較快,基本上都能實現超過預算的水平。按照慣例,有關財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會在當年的11月份做出,12月份開始支付,這就造成了幾乎每年的第四季度財政在人民銀行的存款余額都會下降。也就是說,前三季度起回籠基礎貨幣作用的政府存款會在第四季度出現反向變化,成為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渠道,給公開市場操作帶來更大的壓力。而無論超收的收入如何使用、何時使用,這都是人民銀行不能決定的,央行的操作只能根據實際情況相機抉擇。2005年前7個月,財政在央行的存款增加了3000億元以上,在同期國際收支順差大幅增長的情況下有力地緩解了人民銀行的基礎貨幣的投放壓力。但是,如果第四季度財政集中花錢的情況不能改變的話,將不利于年底的公開市場操作正常開展。

    財政增收收入的使用和管理問題的背后反映出財政、貨幣兩部門信息溝通機制的不完善。實際上,作為綜合研究擬訂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進行總量平衡、指導總體經濟體制改革的宏觀調控部門,國家發改委下設的財政金融司,負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財政、金融體制改革問題的研究,負責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執行情況并提出建議,這本身就是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專門機構。此外,中國人民銀行設立的貨幣政策委員會的職能中也有“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的內容,而且其委員中有財政部副部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等高級官員,也構成了財政貨幣政策相協調的基礎性機制。但在實際經濟管理中,財政貨幣兩部門的溝通往往不夠及時,貨幣政策委員會每個季度只召開一次例會,這不利于發揮貨幣政策實施監測經濟運行的長處,不能及時交換兩部門對有關問題的看法和意見,制約了現有財政貨幣政策協調機制發揮作用。

    二、2006年:在宏觀經濟政策注重結構調整背景下如何協調財政貨幣政策

    (一)財政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發揮主要作用。

    2006年是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開局之年,科學發展觀的進一步貫徹落實將是這一年的重要特點。要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必然要求宏觀經濟政策的重心由總量調控轉向結構調整,財政政策的長處就在于對經濟結構的調節。

    財政政策將延續2005年的著力點,繼續保持穩健態勢,政策方向不會有大的改變,仍著重于鞏固前一階段宏觀調控的成果。在宏觀調控中發揮主要作用的具體方向應該是對社會公平的維護和對經濟增長機制的調整。一方面,會繼續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促進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會繼續堅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進教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收入分配等四項改革,促進公平與和諧;會繼續改革個人所得稅相關制度,加強稅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擴大;另一方面,將適當減少長期建設國債發行規模,轉變主要依靠國債項目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將適當調整財政支出結構,以此改善投資消費關系;將深化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和出口退稅制等方面的改革,為市場主體和經濟發展創造一個相對寬松的財稅環境,建立有利于經濟自主增長的長效機制。

    我國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新的結構性問題也值得關注。比如2005年凈出口超常增長,上半年出口3423億美元,進口3027億美元,貿易順差達396億美元;而1~8月累計創下608億美元貿易順差紀錄,預計全年貿易順差將突破1000億美元。這種巨額順差的背后實際上是超高的居民儲蓄率。因此,2006年財政政策的宏觀調控還應該著力于提高消費率,實現我國經濟的健康持續增長。

    (二)貨幣政策著眼于保持宏觀經濟穩定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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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庫現金管理;貨幣政策;協調

0 引言

國庫現金管理，指的是在確保國庫資金安全完整和財政支出需要的前提下，以實現國庫現金余額最小化和投資收益最大化為目標，對國庫現金進行的一系列財政資金管理的活動。國庫現金管理作為聯系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關鍵環節，對于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有重要的影響。實施國庫集中收付改革以來，我國的國庫賬戶余額一直呈增長的趨勢，導致資金大量沉淀，大大降低了財政資金的利用效率，傳統國庫管理制度的缺陷逐漸顯現。另外，在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中，貨幣政策逐漸取代財政政策的主體地位而成為主要的調控手段，在這樣的財政背景下，開展國庫現金管理，做好國庫現金管理與貨幣政策的協調工作，就成為一項迫在眉睫的關鍵任務。

1 國庫現金管理與貨幣政策協調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1.1 片面強調國庫現金管理與貨幣政策的配合，協調性不足 國庫現金管理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將國庫庫存投放市場或者收回國庫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很可能會引起貨幣供應量的變動，不利于對流通貨幣進行有效的調控。目前，我國實行的國庫現金管理制度是建立在國庫單一賬戶制度的基礎上的。伴隨著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推進，國庫現金管理制度也開始了改革的步伐，國庫由過去長期的收支不平衡轉變為現在有大量庫底資金，在這樣的形勢下，開展國庫現金管理既符合資金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的“三性”內在要求，也是對國家、對人民責任的必然要求。所以，不能片面強調國庫現金管理工作開展的重要性，更不能因為要與貨幣政策協調而忽略國庫現金管理工作的開展，這樣與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目標不符合，國庫現金管理也難以發揮應有的調節作用。

1.2 國庫現金管理工作進展緩慢 我國國庫現金管理工作自開展以來一直進展緩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為了防止變相操作等風險的出現，我國國庫現金管理的操作主體始終僅限于中央，而對于庫存充足的地方國庫而言，卻難以施展拳腳，也就導致了國庫現金管理與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性差。其次，國庫現金管理的操作方式單一。中央國庫現金管理自開展以來，始終只有商業銀行定期存款和買回國債兩種投資工具，且融資操作方式和方向單一，這給國庫現金管理工作的開展帶來很大的局限，同時也大大減慢了我國國庫現金管理工作的進展速度。然后，操作規模較小。自2006年我國開展國庫現金管理以來，單次招標規模一直很小，沒有突破，國庫定期存款余額也遠遠落后于持續增長的國庫庫存底金，國庫現金管理的操作規模不能滿足實際需要。最終，國庫現金管理工作進展緩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現金管理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1.3 國庫現金缺乏多樣化的市場操作工具 目前我國國庫現金管理的市場化操作工具很少，缺乏靈活性和可操作性，在融資工具方面則過度依賴中長期國債，沒有意識到短期國債對于加強國庫現金管理的重要性。另外，受我國貨幣市場發展不足的限制，國庫閑置資金也較多，導致國庫現金缺乏足夠的能力和有效的措施利用投融資進行貨幣市場的調節。

2 政策建議

2.1 國庫現金管理必須和貨幣政策相互配合 國庫現金管理的目標與貨幣政策有所不同，它無論采取怎樣的操作方式都會對基礎貨幣、信貸規模造成一定的影響。因此，在開展國庫現金管理時應加強與貨幣政策的溝通配合，為政策的擬定提供必要的參考信息，避免與貨幣政策的目標相悖，從而確保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一致和高效性。

2.2 加強地方國庫現金管理 如前文所述，實施地方國庫現金管理對于提高國庫現金管理的可操作性具有很好的推動作用，同時還能有效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對貨幣政策調控也具有很好的協調作用作用。但是，在實施地方國庫現金管理時必須要堅持服從國家宏觀調控大局的原則，適時適當的實行地方國庫現金管理。比如在國家宏觀經濟下滑時期，地方國庫現金管理能夠積極配合央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將部分閑置國庫現金存入商業銀行，或適度的進行國債回購，進而提高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在國家宏觀經濟處于過熱狀態，地方國庫現金管理能夠積極配合央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適時減少或者收回投放的國庫資金，減少社會資金流量。

2.3 豐富國庫現金管理的市場化運作手段 目前，我國可以采取的國庫現金管理市場化運作手段主要是商業銀行定期存款和買回國債兩種，管理模式比較單一，且操作性不強，對于有效協調國庫現金管理與貨幣政策力度遠遠不足，因此，我國必須在確保國庫日常支付需要和國庫現金安全的條件下豐富國庫現金管理的市場化運作手段。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手段就是建立和完善短期國債市場。這主要是因為短期國債的成本較低，發行更加靈活，更有助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互相配合，是國庫現金管理的重要工具。短期國債具有較高的流動性，且籌集成本遠遠低于中長期債券，因此可以有效的平衡季度性國庫收支余缺。因此，為了擴大國庫現金管理的規模，我國應大力優化國債期限結構，充分利用短期國債的籌資功能，實現中長期國債與短期國債均衡搭配。另外，加強中國人民銀行對商業銀行的監督管理，也是有效避免財政風險的一個重要措施。

3 小結

綜上所述，目前我國的國庫現金管理與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度還不足，缺乏協調性，而且在國庫現金管理方面由于受多種因素的影響還存在一系列問題，導致我國國庫現金管理工作進展緩慢。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應該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加強二者之間的配合，在市場運作穩定、正常的情況下適當運用地方國庫現金管理來調節中央貨幣政策的實施，豐富國庫現金管理的市場化運作手段，改進管理模式，不斷建立和完善短期國債市場，以此來為國庫收支平衡提供更好的保障。通過多種有效途徑促進國庫現金管理與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發展，不僅提高了國庫現金管理的可操作性，還能很好的促進國家宏觀經濟的協調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代瀟灑.我國國庫現金管理對貨幣政策有效性影響研究[D].延安大學，2013.

篇8

 本文認為，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場基礎與制度條件方面的問題。文章從宏觀調控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通過比較內生安排與外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不同績效，給出了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通過對政策邊界的明晰界定，從理論上揭示了短期的總量穩定與長期的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如何正確地把握宏觀調控政策的問題。 

 

關鍵詞 宏觀調控 政府安排 制度基礎 政策效應 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 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 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 & 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 (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 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篇9

回顧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1993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的走向及其調控，我們發現：在1993年開始的以抑制經濟過熱和反通貨膨脹為主要目標的宏觀經濟調控中，在缺乏財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況下，貨幣政策起到了主導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顯著。1997年以后，我國宏觀經濟狀況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由長期的社會供給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對旺盛轉向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給的相對過剩。這種轉變在貨幣層面上表現為周期性通貨膨脹轉向持續性通貨緊縮趨勢。由此也帶來了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的根本性轉變，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如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增發國債、增加離退休及行政事業單位工資等的配合下，實施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調低存貸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長期實行的貸款規模限額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準備金率；1999年將消費信貸業務放寬到所有商業銀行，消費信貸種類放寬到所有大件消費品并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支持農業、投資、消費、進出口的信貸指導意見……。然而，近幾年的經濟運行狀況表明，貨幣政策在拉動內需、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實際效果不太理想。為什么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膨脹、抑制社會需求時政策效應非常顯著，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緊縮時卻效果欠佳呢？筆者認為其內在原因在于貨幣政策在刺激需求時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國當前宏觀調控中存在的問題相當程度上正是這些局限性的必然體現。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貨幣政策是狹義的，即指中央銀行為達到一定的貨幣政策目標，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控制貨幣供給、影響貨幣需求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

一、從貨幣結構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筆者認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建立在擴張貨幣供給總量和提高貨幣流動性的基礎之上的。而一般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實現的貨幣供給量的增長是僅就廣義貨幣而言的，在消費及投資需求不振，市場低迷的社會經濟環境中，企業和居民會減少現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儲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幣存款等廣義貨幣的形式持有其資產，由此在貨幣總量增長的同時卻引起貨幣流動性的減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為43．8％，1999年則降為35％，致使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應大打折扣。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1997年以來擴張性貨幣政策對有效需求的拉動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議：(1)在繼續執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基礎上，要緩解通貨緊縮、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貨幣政策方面必須改變一味增加貨幣供應總量的做法，在維持廣義貨幣M2增長率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將工作重點轉向調控貨幣供給結構即提高貨幣流動性方面，鼓勵儲蓄存款、定期存款等準貨幣轉化為現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長率相對高于M2的增長率。(2)通過鼓勵消費和投資，對高達6億多的儲蓄存款進行分流，而鼓勵消費的基礎性工作在于建立穩定的社會保障機制和社會化的個人信用評估體系。而鼓勵投資，一方面要加強我國的金融工具創新以增加金融投資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須進一步降低投資限制以鼓勵實業投資。

二、從貨幣供給的影響因素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當中央銀行為刺激社會需求而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主要是通過基礎貨幣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辦法來實現的。但是，在微觀經濟主體消費和投資意愿低下的經濟背景中：(1)由于物價水平持續下跌情況下“買漲不買跌”的消費心理及名義利率水平尤其是名義儲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對低下，居民的經濟行為往往表現為持幣待購，由此導致社會現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現金漏損率的提高，客觀上起到了降低貨幣乘數和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2)因為銷售不暢和生產經營的萎縮，企業對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減少，加上其投資行為受到遏制，企業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會轉化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樣起到降低貨幣乘數、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3)商業銀行在存款準備金率下調和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增加的情況下，可用資金大量增加，與此同時其貸放規模并未隨之相應增長，原因有二：第一，企業和居民貸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會貸款需求不振；第

三，貸放風險尤其是信用風險增加，商業銀行

出于風險控制和資產安全性的需要嚴格控制資金貸放，出現銀行“惜貸”現象。最終體現出商業銀行資產結構的變化，即超額存款準備金的超常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貨幣乘數，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

綜上所述，在中央銀行為刺激社會需求而試圖擴張貨幣供給的過程中，其他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在客觀上卻與中央銀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馳，進而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貨幣政策效應的實現。

政策建議：(1)在擴張性貨幣政策中的制定和實施中注重中央銀行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必須將調控重點放在引導商業銀行、工商企業及居民的經濟行為上，使之“順對貨幣政策的風向”，從而在最大程度上發揮擴張性貨幣政策刺激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效應。(2)在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注重諸多經濟政策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投資政策及產業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的綜合協調運用，過度依賴于少數經濟政策如貨幣及財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這是走出通貨緊縮，推動經濟增長所必不可少的。

四、從貨幣政策的傳導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貨幣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來調節貨幣供給，影響經濟主體的貨幣需求，從而對全社會的投資水平和消費支出規模產生影響，并最終影響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使之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狀態。由此，從中央銀行具體制定和實施貨幣調控到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之間，必然有一個相關的傳導過程。以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傳導為例，這一過程可分為三個層次：

1、中央銀行根據刺激社會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既定貨幣政策目標，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增加基礎貨幣投放，提高商業銀行派生存款創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這是擴張性貨幣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礎。但是，在現階段中央銀行投放的基礎貨幣有相當一部分并未進入多倍存款貨幣的創造過程，其原因在于銀行資金的內部短路現象，它是指銀行體系增加的準備金沒有最終用于向工商企業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滯留在了銀行體系內部，或是用于銀行之間的資金拆借和證券買賣，或是以超額存款準備金的形式存在。這種現象在客觀上起到了減少基礎貨幣的作用，基礎貨幣的減少又通過多倍存款貨幣的緊縮進一步縮減了貨幣的實際供給，導致社會資金相對減少。

2、商業銀行在接受中央銀行提供的基礎貨幣，超額存款準備金大量增加的基礎上，對中央銀行的具體調控做出反應，即根據中央銀行擴大貨幣供給的意向相應調整其業務，動用超額準備金擴大向工商企業和居民個人放款的規模并調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時通過派生存款創造機制影響貨幣供應總量的增加。作為在中央銀行和工商企業及居民之間充當傳導媒介的商業銀行，在利益驅動的基礎上，能否對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意圖做出“順對政策風向”的迅速反應，是貨幣政策順利傳導的基本保證。但是，由于現階段商業銀行資產的單一化以及現存的銀行信貸配給機制自身抑制需求和減少流通中貨幣的作用，加上銀行出于風險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銀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放松銀根時，出現了日益普遍的“惜貸”和前文提及的銀行資金內部短路現象，大量資金滯留于銀行體系內部而未形成對投資和消費的拉動效應。

3、工商企業和居民個人根據中央銀行發出的放松銀根的政策意向，在商業銀行擴大放款規模，金融市場上資金供給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況下，相應擴大其投資和消費支出，最終實現貨幣政策刺激社會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目標。這一層次是貨幣政策傳導的關鍵，近年我國宏觀金融調控的實際效應業已證明，現階段，即使在積極財政政策的配合下，無論是社會消費支出，還是投資支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均無法有效拉動。應該說，當前我國出現的通貨緊縮趨勢其實質是體制性的，是我國現行經濟包括金融體制中諸多深層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篇10

    一、國家審計未來的重點和導向

    （一）從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角度出發，進一步提高政府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財政保障能力。

    政府與市場關系是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石，是政府改革中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市場本身具有實現資源配置的能力，是調節經濟運行的基礎性力量，能夠有效引導各個微觀經濟實體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但是，市場過分的追求經濟利益往往會使經濟波動幅度超出市場自身的調節自救能力，這時就必須借助政府的力量加以矯正和扶助，從而保證經濟運行的平衡和穩健。由于信息的非對稱性和市場的不確定性，政府對于市場的干預并不能保證正確的唯一性。因此，對于一些市場本身能夠解決的問題和微觀經濟實體已經作出正確反映的問題，政府應當盡量減少干預的程度，尤其是要控制其通過財政資金參與調節的手段。在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仍在顯現、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我國的經濟發展正面臨著很大的挑戰。但挑戰往往和機遇并存，生存的壓力轉化為經濟實體積極主動尋求突破的強大動力，企業已經從單純注重開拓市場創收的發展模式向維護市場與挖掘自身潛力節支并重的發展模式轉變。中央多年來一直倡導和推動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宏觀政策，正在為越來越多的企業所認同，并在微觀層面得到積極的響應。為了增強自身競爭能力，多數企業對現有設施、工藝條件及生產服務等進行改造提升，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新材料，大大提高了能源資源利用效率。近年來，政府每年都對企業補助了大量的財政資金，這助長了企業對政府的依賴性，不利于增加其獨立的抗風險能力和市場競爭能力，也減少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財力。比如，各級政府每年都在節能和資源綜合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財政資金，而企業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往往有其自身的主動性，政府通過財政資金進行引導和刺激的作用比較有限。

    因此，今后國家審計應當從理順政府和市場的角度出發，結合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對當地的財政支出的具體結構和重點進行認真研究，結合對政府的定位和主要職責，分析當地政府的財政支出邊界，限制當地政府在市場領域的財政支出沖動，從而推動各級政府逐步減少在其在市場領域的支出規模，進一步優化支出結構，不斷提高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財政保障水平。

    （二）從促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協調的角度出發，加快推動地方政府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

    當前，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日趨協調、完善，共同在反經濟周期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在更深層次上的協調配合還不是很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調節分工不明確。貨幣政策長于總量調節，財政政策長于結構調整，但目前我國的兩大政策均未發揮出各自優勢，導致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緩慢；二是配合關系不規范，缺乏有效的配合機制；三是在經濟運行和體制改革的某些重大問題以及在投資領域，都一定程度上存在配合不協調的問題。此外，我國自1998年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這一政策在有效抵御亞洲金融危機和保持經濟增長方面起到了明顯的積極作用，在實現發展穩定、就業穩定和社會穩定方面也功不可沒。但是，這一政策的長時期延續也相應地產生了副作用。一是將加劇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的不平衡，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經濟基礎條件發生了改變。中國經濟要像以往一樣保持連續高速增長已經不可能，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未來政府的財政收入伴隨中國經濟的軟著陸也將出現增長顯著放緩甚至減收的情況，而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是以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為前提的，然而地方政府財源有限，如果繼續和中央政府一起同步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然會導致地方政府財政赤字不斷增加。二是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遞減，由于投資對居民收入特別是對占我國人口絕大部分比重的農村人口的收入不能形成有效的拉動作用，就無法在投資與消費之間建立起有效的傳導橋梁，從而也就不能對消費市場的擴大起到有效的刺激作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呈現明顯遞減趨勢。三是積極財政政策的長期化還導致了明顯的政策依賴性，為了保持經濟增長，各級政府選擇的主要手段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這種行政性的投資選擇機制所造成的層層的行政依附，并且使企業在對市場依賴與政府依賴的選擇中，不自覺地向后者傾斜，這又會在客觀上放大政府與行政機制對市場和市場機制的遏制作用。

    因此，今后國家審計要從進一步完善體制機制的層面去考量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協調的角度出發，推動建立和完善財政、銀行的配合機制，適度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重心，優化國家宏觀調控體系，兩大政策配合的重心要從財政政策協調為主體轉向更多地發揮貨幣政策的調控作用。財政政策依然要在公共投資領域發揮作用，創造社會公平、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另外，還要分析地方財政收入的趨勢，審查地方政府預算編制的合理性，推動地方政府逐步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動的某些行業和地區出現的投資熱，防范地方財政收支失衡的風險。

    （三）從提高財政資金績效的角度出發，完善建設項目財政補助資金的分配標準和補助方式。

    近年來，政府國債資金和預算內基建資金以及帶動其他配套資金支持的建設項目和技改項目，效果總體而言是明顯的。但根據各級審計部門對建設項目的審計來看，從選項、配套規劃、資金使用到工程質量，各個層次上的問題還都存在，有的還相當嚴重。比如：第一，有些建設工程是在原有項目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倉促決定上馬的，可行性論證很不充分；第二，有的項目不按基建程序辦，在很多前期必備的審批手續尚未辦結的情況下，就已大張旗鼓干起來；第三，有的項目前期準備工作深度不夠，不具備開工條件也硬開工；第四，有的城市規劃存在明顯欠缺，連供水、排水、污水處理的統一考慮都未做到；第五，個別項目的工程質量出現嚴重問題，甚至成為“豆腐渣”工程；第六，工程招投標、監理方面的地區、部門保護主義比較嚴重；第七，一些項目還發生了建設資金被挪用的問題。另外，從政府性資金對建設項目的分配標準來看，財政部門一般都是按照項目總投資的一定比例給予支持，這就造成申請資金的地方政府和企業為了多獲取財政資金支持，往往會將項目盡可能 地過度包裝，在項目中盡可能包括基建工程，從而將投資總額大幅度增加。

    因此，今后國家審計要從提高財政資金績效的角度出發，推動政府改變以往按投資額一定比例給予財政補助的主要方式，要根據不同類型和不同建設單位采取不同的財政補助方式，對有利于技術升級和優化部門結構的高新技術產業、新興主導產業可以采取轉向主要以稅收和財政貼息進行資助的方式，對于社會總體發展需要的公共產品和部分準公共產品中形成瓶頸制約的基礎設施項目，如港口、鐵路、電力、資源勘探等依靠地方財政難以解決的項目繼續提供支持。

    二、國家審計未來的發展路徑

    （一）以政府履行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為抓手，構建政府履職審計的大平臺。

    國家審計要進一步發揮大格局審計的優點，以政府履行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為抓手，搭建政府履職審計的大平臺，將國家審計的財政、金融、企業、資源環境、涉外、經濟責任等六大領域全部融入這一大平臺。國家審計不僅要在對政府的經濟責任審計中有所作為，而且應當在對政府的社會責任審計中發揮強有力的作用。我國政府的經濟職能主要有兩大項：經濟調節職能和市場監管，相應涉及的專業審計有財政審計（含固定資產投資審計）、金融審計、涉外審計、經濟責任審計，并結合企業審計反映微觀經濟實體在政府經濟職能履行過程中取得的實際效果。政府的社會職能主要有3項：提供公共服務；調節社會分配和組織社會保障；保護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社會管理，相應涉及的專業審計有財政審計（含固定資產投資審計和社會保障資金審計）和資源環境審計。對政府兩大職能履行情況的審計涵蓋了國家審計的所有領域，所以必須要構建一個交流暢通、協作無間的大平臺，使各專業審計既能發揮各自的特長，又能發揮協同審計的綜合效果。

    （二）以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為重點，強化財政審計與金融審計的對接。

    要健全和完善國家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要推動建立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長期規劃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統籌安排和政策協調機制，包括兩大政策目標的協調、財政赤字和金融不良資產的定期跟蹤測算、財政金融穩定性的預安排、財政金融政策和操作工具進行互動效率評估和化解金融不良債務安排等。財政政策要從以國債手段為主轉向以稅收和財政貼息手段為主刺激總需求，更多地發揮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和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貨幣政策要更多地運用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率、存款準備金率等間接手段調節總需求，更多發揮保持幣值穩定和經濟總量平衡方面作用。從反映當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相互的不銜接，甚至造成國家宏觀政策意圖和效果相互抵沖的情況切入，使財政審計與金融審計能夠更好地相互協作，功能互補和信息共享，進一步提高國家審計在國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