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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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評述；啟示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1-0004-03

1 傳統跨國公司理論

1.1 壟斷優勢理論

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1960年在其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運用關于廠商壟斷競爭的原理說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

主要觀點：（1）市場的不完全性是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和基礎，認為完全競爭不僅是一種純粹的理論假設，并且在完全競爭下對外直接投資也并不會發生，現實經濟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是各種不同類型的不完全競爭市場，包括：商品市場的不完全、要素市場的不完全、規模經濟造成的市場不完全以及由于政府干預形成的市場不完全。（2）市場的不完全性使得跨國公司能夠擁有壟斷優勢，而這種壟斷優勢正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評述：壟斷優勢理論是最早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獨立的理論，奠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指出培養和提升各自的壟斷優勢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前提條件。但是壟斷理論的產生背景是對具有明顯壟斷優勢的美國跨國公司的研究，因而沒有壟斷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興起解釋乏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不能解釋有壟斷優勢的企業放棄出口和技術許可證的轉讓而直接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

啟示：企業的壟斷優勢固然是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前提，但也應該認識到，企業優勢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我國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也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培養和不斷提升自己的壟斷優勢。

1.2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雷蒙德•維農，于1966年5月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和國家貿易》一文，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主要觀點：將企業的壟斷優勢、產品生命周期以及區位因素結合起來，動態的調整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行為：（1）產品的創新階段：創新國企業率先進行新產品的開發與生產，由于新產品的特異性而具有較低的需求價格彈性和較高的收入彈性，企業能獲得壟斷優勢，產品傾向在國內生產；（2）產品成熟階段：由于產品需求價格彈性的日益增大、技術的擴散以及貿易壁壘的影響，創新國企業始到次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在當地進行生產與銷售；（3）產品標準化階段：當非技術型熟練勞動成為產品成本的主要部分，企業的競爭將主要表現為價格競爭，這時企業傾向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將生產轉移到勞動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產品出口將出現逆流現象。

評述：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動態解釋了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時機與區位選擇之間的關系，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進程,也從一個側面闡述了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動機，并且從內外因兩個方面論證了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性。但該理論主要針對最終產品市場，而對于資源、技術開發型的對外投資現象解釋乏力。并且，該理論難以解釋非代替出口投資的增加以及跨國公司海外生產非標準化產品的現象。

啟示：（1）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之前，分析產品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首先，對產品的生產技術的性質、類型以及其擴散性和轉移性進行分析；其次，對產品本身進行swot分析，確定產品的競爭優勢、劣勢、機會以及威脅；最后，對產品的國內銷售、國外出口以及國內外市場情況進行分析。根據以上分析，最終確定產品所處的生命周期，以指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市場進入決策。（2）將進入成熟期的產品的生產地點轉移到生產要素價格低且靠近市場的地區。我國的家電、輕紡、機械、電子等行業由于生產能力過剩，產品嚴重供大于求，已進入產品的成熟期，再加上國際上反傾銷、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我們只能改變以往單純依靠出口的策略，而選擇將這些產業的生產設備和能力向合適的地區轉移出去，在國外進行生產制造。

1.3 內部化理論

1976年，英國里丁大學經濟學家巴克萊和卡森以及加拿大經濟學家拉格曼，以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為基礎，以市場的不完全性為起點，提出了內部化理論，強調企業將壟斷優勢保留在企業內部，并通過內部使用而取得優勢的過程。

主要觀點：由于外部市場失效，中間產品（除了通常意義上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外，更重要的是指專有技術、專利、管理及銷售技術等“知識中間產品”）價格難以確認而使交易成本過高，公司為了克服各種經營障礙、保證企業獲得最大利潤，就有動力形成一個內部化市場，不僅使資源和產品在各子公司之間進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還可以有效地防止技術擴散，保護企業的知識產權。

評述：內部化理論從企業間產品的交換形式與生產的組織形式分析了跨國公司的性質與起源，對跨國公司的內在形成機理有比較普遍的解釋力，適用于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為目的，論證了內部化的必要性和優越性。但內部化理論僅從跨國公司的主觀方面探尋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和基礎等內部因素，對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考慮不夠，對跨國公司的國際分工、生產、經營的布局以及區位選擇也缺乏總體認識。

啟示：（1）實現規模經濟優勢，擴大內部市場。如果企業自身規模較小，企業的內部市場也小，這樣企業的外部交易成本就會很高，所以我們可以通過企業之間的強強聯合、兼并、垂直、橫向或縱向一體化或政府的扶植實現企業的規模經濟優勢，擴大企業的內部市場，增加其內部化優勢；也可以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組建大型企業集團，做到產權明晰，管理協同，充分發揮內部化市場的作用。（2）實現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結合，增強內部市場的融資能力。企業應該建立自身的財務金融子公司，通過內部市場靈活調資，縮短融資時間，提高融資速度，降低融資成本，以擴大企業經營規模；（3）注重培育企業知識、技術的專業性與獨特性。加強企業對技術創新的重視，加大對科技部門的資源投入，并加強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間的合作，促使企業不斷的進行技術創新，并重視度新技術的專利申請保護，通過組織系統和信息網絡將信息與技術等知識產品內部一體化，為企業贏得利潤。

1.4 比較優勢理論（也叫邊際產業轉移理論）

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學者小島清運用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差異導致比較優勢原理，把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結合起來，以20世紀50年代-70年代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為考察對象，著重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果，提出了具有本國特色的“比較優勢理論”。

主要觀點：（1）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比較成本已經處于劣勢或即將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邊際產業”開始，將其投向東道國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同類產業。由于投資與貿易之間是互補關系而非彼此替代關系，這樣能更好的促進雙方貿易的發展；（2）中小企業應走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前列。因為：①同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小企業相對于大企業更容易成為“邊際企業”；②具有邊際效率的中小企業與東道國相應工業的技術差距更小，更適合于當地的生產條件。

評述：比較優勢理論從宏觀角度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具有開創性，并且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作了有機結合的統一解釋。但是它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理論，只能解釋經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以垂直分工為基礎的投資。最后比較優勢理論低估了發展中國家接受高新技術的能力，認為發展中國家只能接受發達國家的邊際產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啟示：（1）從轉移邊際產業開始，逐步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將我國具有一定比較優勢、生產能力過剩的輕紡、家電、電子等行業轉移出去，在獲得由于技術優勢而產生的超額利潤、保障國內經濟發展的資源需求的同時，還能通過技術的傳遞和市場的拓展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并逐步實現產業遞進，最終向高附加值產業延伸。（2）中小企業由于其小批量生產，經營靈活，適應性強等特點，更容易在海外市場找到立足點并迅速占領當地市場，所以我國應大力鼓勵中小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3、在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上，選擇在經濟發展程度、技術發展水平上和中國差距較小的國家和地區，積極關注和投資開拓這些地區相對落后的產業，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

1.5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英國著名的跨國公司問題專家、里丁大學國際投資和國際企業教授約翰•鄧寧在借鑒了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并結合國際貿易理論中的資源稟賦學說的基礎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主要觀點：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是保證跨國公司國際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區位優勢是國際直接投資的充分條件，只有三種優勢同時存在，國際直接投資才會成功，而這三個方面的優勢決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投資決策和投資方向。（如表1所示）。

評述：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借鑒和綜合了以往跨國公司理論的精華，最為完整的解決了對外直接投資研究的動因和決定因素，被譽為解釋跨國公司行為的“通論”。它的形成，標志著跨國公司理論進入了一個相對成熟和穩定的階段。但是折衷理論所提出的對外直接投資條件過于絕對化，并將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3種因素等量齊觀，缺乏主次之分且對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缺乏動態的分析。

啟示：（1）充分認識和利用企業已具備的所有權優勢，將其作為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國家研究并制訂促進這些優勢發展的鼓勵政策，企業建立產品創新和更新管理的機制，不斷形成新的所有權優勢。（2）發揮我國企業內部化優勢的潛力。我國部分企業在引進、生產產品并使之適應東道國市場方面具備了一定的技術優勢，同時也具有使這類技術優勢內部化的動機。企業通過申請專利保護、嚴格限制技術的使用范圍、期限和條件來確保技術等無形資產的內部化，并利用跨國公司內部的母公司與各子公司之間的轉移價格確保外部貿易內部化。（3）重視區位優勢。不僅要重視風俗、消費習慣、市場距離等區位因素較優越的亞太地區，還要對發達國家的技術領域進行有選擇的直接投資來獲得高新技術以及大容量市場等。

2 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理論

2.1 小規模技術理論

美國哈佛大學研究跨國公司的著名教授劉易斯•威爾斯在1977年發表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國際化”一文中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并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紀跨國公司》專著中對該理論作了較系統的闡述。

主要觀點：（1）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①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生產制造技術正好為低收入國家的小市場需要服務；②發展中國家在服務于海外同一種族產品需要而建立的海外生產中頗具優勢；③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具有大型跨國公司所無法比擬的低價產品營銷優勢。（2）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走出國門的動因主要有：保護出口市場；突破配額限制；尋求低成本；種族紐帶；分散資產；本國、東道國政府或國際機構的倡議和幫助；企業主為親朋好友尋找職業，以及在海外培訓人才等。

評述：小規模技術理論把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競爭優勢的產生與這些國家自身的市場特征結合起來，被學術界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開創性成果，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十分積極的指導意義。但是，威爾斯將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僅僅局限于小規模生產技術的繼承和使用上，可能會導致這些國家在國際生產體系中的位置永遠處于邊緣地帶和產品生命周期的末端，也很難解釋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高新技術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生產具有較高技術含量和競爭力產品的行為。

啟示：鼓勵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雖然我國的中小企業技術不夠先進、經營范圍和生產規模不夠龐大，實力相對較弱，但是中小企業可以利用低成本、適當規模和適應技術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2.2 技術地方化理論

英國學者拉奧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一書，對印度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和投資動機進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

主要觀點：（1）強調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技術引進不是被動的模仿和復制，而是對引進的技術加以消化、改進和創新的再生過程。（2）發展中國家形成自己的獨特優勢主要有四個因素：①發展中國家技術知識的當地化往往與一國的要素價格及其質量相聯系；②發展中國家通過對進口的技術和產品進行某些改造，使其生產和產品與當地的供需緊密結合；③創新活動中所產生的技術在小規模生產條件下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④發展中國家企業生產的產品能夠適應相同收入水平國家的消費需求。啟示：（1）積極引進和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同時加強這些技術在國內的再生過程和自身技術的改造和創新能力，努力形成自己的差異優勢；（2）對投資國市場進行深入的研究，了解當地的生產供需狀況、市場特征和企業條件，開發不同的產品，培育我國企業持續的競爭優勢。（3）以民族文化為紐帶，加強民族產品的優勢。加強我國部分產品（如中藥、絲綢）的民族特色和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以民族文化為紐帶，拓展生存空間。

2.3 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坎特威爾和托蘭提諾針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對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提出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主要觀點：（1）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的提高是一個不斷積累的結果，并最終導致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2）發展中國家現有的技術能力水平是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決定因素，影響著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和增長速度。（3）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和地理分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變化：在產業分布上，從以自然資源開發為主的縱向一體化生產活動向以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為主的橫向一體化生產活動轉化；在地理分布上，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跡。評述：該理論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提供了思路，并且為不具備絕對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技術積累的路徑。但該理論認為，發達國家企業的技術創新表現在大量的研發投入上，而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創新則沒有很強的研發能力，其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學習經驗”與組織能力來掌握與開發現有的生產技術。啟示：（1）在區位選擇上，遵循漸進發展軌跡，首先利用種族聯系在周邊國家進行直接投資，隨著經驗的積累再逐步向其它發展中國家擴展，最后，為獲得更為先進、高級的技術開始向發達國家投資。（2）以技術積累為內在動力，以投資區位拓展為基礎，不斷推動對外投資的發展和本國產業的調整和升級。

2.4 投資發展周期理論

鄧寧于20世紀80年代初，在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基礎上，采取實證分析的方法，將67個國家1967-1978年間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經濟發展的階段聯系起來進行考察，提出了投資發展周期論，從動態角度描述了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對外直接投資地位的辯證關系。

主要觀點：鄧寧用人均GNP代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用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外國對本國的直接投資流量的差額代表該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區分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四個經濟發展階段：（見表2）第一階段（400美元以下）、第二階段（400-2500美元）、第三階段（2500-4000美元）、第四階段（4000美元以上）。評述：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發展和完善，為發展中國家投資地位的變遷描述了一個大概輪廓。但該理論只強調了事物發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特殊性，沒有認識到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結構迥然不同，而且經濟結構也存在不平衡性，僅用人均GNP單一指標來劃分經濟發展階段和對外直接投資水平，難免帶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啟示：（1）根據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我國基本處于第二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所有權、內部化以及區位優勢仍較微弱，所以，應以我國的具體國情和企業的自身實力為基礎，謹慎決策，而不應盲目的追風，一味進行對外直接投資。（2）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結構的不平衡性，我國個別發展程度較高的產業和企業可以將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其發展壯大的一種方式，并在此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3）企業可以通過對國外技術和經驗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增強自身的實力，培養自身的競爭優勢，為大規模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早日進入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三階段打下基礎。

3 結束語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國企業必須增強國際競爭意識,積極“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利用國外資源,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中國企業只要充分認清國際競爭特點，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就能取得成功。最后，祝愿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健康、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郭文強,張澤文，張少杰，李燕.對外資金投資理論研究綜述［J］.科技管理研究，2006，(5).

［2］齊曉華.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及其在國內的研究［J］.經濟經緯，2004，（1）.

［3］李洪江.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與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5).

篇2

【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回顧 啟示

一、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興起和發展

1、威爾斯（Louis T.Wells，1983）的“小規模技術理論”

1983年，威爾斯在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的代表作《第三世界跨國企業》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來源進行了系統全面的分析，并研究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和前景。其主要觀點有以下三個方面。

（1）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競爭優勢的來源。威爾斯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在比本國更不發達的國家進行投資的時候具有獨特的優勢。因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制成品市場規模比較小，如果本地企業從發達國家進口技術，可能會導致企業規模過大而與當地市場規模不匹配。在產品市場比較小的情況下，使用的技術也應該適合于小規模制造，才能增加利潤，而發展中國家掌握的技術就符合這一要求。另外，發展中國家在國外投資的企業的主要競爭對手一方面是本地企業，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本地企業想要模仿投資國的技術，可能要支付比較高昂的成本，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并不愿意將資源浪費在小規模生產和小規模市場上，所以，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者就具備了技術上的優勢。

競爭優勢還體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因為惡劣的國際收支狀況會限制進口而鼓勵本國企業制造，因而進一步促進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發展。

（2）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為了夸大企業的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首先會選擇商品出口。在出口受到威脅時才會考慮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通過對外的投資活動保護產品的國外市場、尋求更低的生產成本和更廉價的原材料。另外，因為投資國與東道國比較接近的地理位置、經濟文化環境，使產品和技術更容易被接受與認可。

（3）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前景。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和發達國家相比，具備的競爭優勢比較小，從而容易失敗，一旦發展中國家小規模技術優勢被取代就很難尋求其他的優勢來源。但是，只要較發達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能繼續保持比本國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優勢與經驗，這些具備新的競爭優勢的企業會不斷涌現，對原有的企業進行替代。另外，只要出口繼續受到威脅，通過建立海外子公司使優勢內部化也會促使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不斷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2、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

英國經濟學家拉奧在《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中指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如果不只是簡單的模仿技術，而是能夠根據自身實際對外國技術做出大規模的調整，這種技術地方化的過程可以使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具有競爭優勢。他比較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競爭優勢的來源，發現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來自于：容易本地化的技術和知識；和同類型國家產品市場的相似性；小規模技術效應；專門針對發展中國家研發的產品與跨國公司的產品的差異化。

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通過對外國技術的消化、改進、創新，使其更適應當地生產的需要，在這一創新過程中給企業帶來了新的競爭優勢，促進了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3、技術變遷產業升級理論

由坎特威爾（J.A.Cantwell，1991）和托蘭惕諾（Paz Estrella E.Tolentino，1993）共同提出的技術變遷產業升級理論，也被稱作“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該理論重點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變遷和技術積累進行考察，并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技術能力的積累，向周邊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進行成功的投資，并最終升級為向發達國家的上行投資。托蘭惕諾分析了發展中國家FDI的地理擴散的規律，認為分成三個步驟：第一步，向臨近國家或者文化接近、有聯系的國家投資；第二步，開始向非臨近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投資形式為比較簡單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第三步，在最高級的產業階段，跨國企業將自身優勢運用于復雜、高端的制造業和服務業投資，開始向距離遙遠的國家和發達國家進行投資。

4、小澤輝智的“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

日本學者小澤輝智（Ozawa）提出了“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認為從國家層面來講，發展中國家FDI會經過4個連續的階段：第一階段為吸引外國投資階段；第二階段為輸入FDI到輸出FDI的轉型階段；第三階段為從勞動力導向的FDI向技術導向、貿易支持型FDI過渡；第四階段是資本密集型輸入的FDI和資本導向型輸出的FDI交叉發生階段。

小澤輝智強調發展中國家的FDI結構升級應以增強比較優勢為基準、以出口導向戰略為條件，把國家的工業化戰略與開展對外投資的比較優勢結合起來。他把經濟發展、比較優勢的動態化與對外投資作為相互作用的三種因素進行分析，認為經濟發展會改變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推動企業的跨國增長，海外經營也會反過來提升產業競爭力，讓相關企業成長為國際領先的優勢企業。

5、Uppsala國際化模型是基于約翰遜（Johanson J.）、保羅（Wiedersheim-Paul F.）、（Vahlne J.E.）等人的國際化演進模型

Uppsala國際化模型將國際化過程分為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依次代表國際化程度逐漸提高：沒有出口；有偶然的出口；通過獨立的代表處或人有規律地出口；企業在海外建立自己的銷售子公司；企業在海外建立生產實體。Uppsala模型對于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而言，其借鑒意義在于該理論強調了對外直接投資之前通過進出口貿易的學習過程，這一過程對企業積累最為關鍵的海外市場的知識、銷售技巧至關重要。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評述

1、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合理性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從自身角度探尋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原因、發展規律等，對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經營提供了很好的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

（1）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分析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按照傳統的理論，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企業在資金、技術和管理上并不具備明顯的優勢，因此其大部分企業并沒有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則站在發展中國家的視角，客觀地分析了發展中國家具備的競爭優勢，擁有的技術和其他要素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相比沒有絕對優勢，但是對于一些欠發達國家或者經濟發展水平比本國低的國家，這種并不先進的技術卻具有絕對優勢。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時候，如果選擇經濟發展水平接近或較低的國家，他的技術相對于大型跨國公司更容易被當地市場接受，遇到的競爭者也會比較少，那么就具備明顯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對發達國家技術的學習，創新與轉化，鍛造并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

（2）指出了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路徑。因為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中擁有的是比較優勢，所以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步驟和路徑也與發達國家不同。美國的跨國公司是在完全擁有壟斷優勢之后才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而發展中國家是在國內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之后才開始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還是利用現有的條件開展投資，因此，發展中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應該緊密結合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企業發展狀況，在不同的階段采取不同的對外投資策略。隨著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與競爭優勢的增強，不斷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提升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并利用海外投資推動國內產業的升級和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主要路徑之一。

（3）解釋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間的關系。傳統的國家貿易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之間是一種替代關系：當商品出口遇到困難的時候，企業才會利用內部化的優勢降低成本，擴大產品市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則從貿易和投資之間的關系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和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之間形成了一定的互補關系：通過開展對外投資，將本國所具備的技術優勢轉移到其他國家，并且進一步的普及和推廣，可以促進東道國的潛在比較優勢的進一步發揮和提升；通過投資擴大比較成本差異，對貿易又形成了新的推進作用。相關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如何協調貿易與投資，“引進來”與“走出去”的關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

2、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不足

（1）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來源論述片面。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都把對于比本國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先進的技術作為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這顯得比較單一和片面。雖然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與發達國家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并非所有的技術都不具備競爭優勢。以目前的發展形勢看，有一些發展中國家掌握的核心技術完全可以達到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另外，技術地方化理論把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優勢的來源歸結于對發達國家的技術的模仿與改進，忽略了發展中國家技術自主創新的能力，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2）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區位僅限定在比本國經濟水平的低的國家。按照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發展中國家只可能對經濟發展水平低于本國的欠發達國家或者經濟發展水平比較接近的國家進行投資。近年來，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在不斷擴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流向發達國家而并非發展中國家，并且，這些企業當中有很多都是中小企業。原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跨國企業的最高發展階段才會向發達國家進行投資的理論，就很難全面解釋這種現象。

（3）對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很難解釋。對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而言，解釋中小企業在FDI中獲得的高收益始終是一大難點。對現實經濟的經驗現象與經典的規模經濟理論存在矛盾，中小企業的高效率在過去未得到充分的重視，規模經濟既不能解釋各類經濟體的經濟發展的過程，也不能解釋結果。規模經濟只能部分解釋企業個體層面的擴張，但宏觀層面的經濟增長不能被廠商規模經濟解釋。

三、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對中國的啟示

1、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必須注重培養競爭優勢

中國企業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必須注重核心競爭力的培養。首先，要利用和發揮比較優勢，先從具備優勢的行業和產業開始發展，在發展中注重技術的研發和創新，同時把引進技術與自主創新有效的結合以較低的成本實現技術的升級。其次，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產業的發展水平，反過來促進國內比較優勢的提升。另外，優勢的獲得除了企業本身，還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2、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以發展中國家為主

以我國目前的技術，資金和管理水平，大部分企業都不具備對發達國家進行投資的實力。現階段就應該利用我國的比較優勢對和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接近的周邊國家和其他欠發達國家展開投資。這種模式風險較小、收益相對較高，為繼續擴大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促進我國跨國公司的成長打下基礎。

3、注意協調對外投資和貿易的關系

對外投資和貿易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不是替代而是互補關系，是可以互相促進的。我國當前外貿出口受到國家經濟的波動與國內成本上漲的雙重壓力，很多企業面臨危機，甚至倒閉。在解決這一問題時，可以有效利用相關的理論作為指導，從而促進投資和貿易的共同發展。對于遇到出口問題的企業，除了技術改造和政策扶持，還可以根據其技術與市場狀況開展一部分產業轉移，通過合理的參與國際分工為本國創造新的國際貿易機會，對外投資，對國內的產業結構進行有效優化與提升，使得外貿中的比較優勢就進一步增強。

4、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加快產業升級

我國目前的主導產業是制造業，而我國的制造業主要集中于低技術，低附加值的消費制造業，產業結構比較低。現階段我國要優化產業結構、改變經濟增長方式，重要途徑就是通過鼓勵對外直接投資，將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大規模的向周邊國家進行轉移，一方面緩解在國內遇到的發展壓力，另一方面可以推進國內的產業升級，提升我國的產業優勢。

除了鼓勵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對外投資，技術與資金密集型的企業的對外投資也是必要的。在投資過程中加快對先進技術的學習，消化與吸收的能力，增強我國的競爭優勢，進一步的促進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

【參考文獻】

[1] 郁曉耕、魏浩：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J]．經濟經緯，2006（5）.

[2] 高世楫：技術和組織創新與新經濟――從經濟增長方式和社會經濟范式看新經濟[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3）.

篇3

[論文摘要]20世紀60年代以后，國際 投資 活動迅猛發展，由此而帶動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隨之發展。西方 資本主義 國家的各種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應運而生，這些理論角度不同、觀點迥異、內容紛雜、范圍廣泛，主要有“投資選擇理論”、“資本化率理論”、“壟斷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區位優勢理論”等等。在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方面，中 國學 者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了理論抽象，闡述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決定因素和行為方式等，形成了一系列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一、國際方面

20世紀60年代以后，國際投資活動迅猛發展，由此而帶動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隨之發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應運而生，這些理論角度不同、觀點迥異、內容紛雜、范圍廣泛，主要有“投資選擇理論”、“資本化率理論”、“壟斷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區位優勢理論”等等。這些理論較好地解釋了 跨國公司 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但由于各種理論只能解釋一定范圍和一段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針對這種情況，一些學者試圖將各種理論加以組合，形成更大的理論框架。其中，鄧寧就在提出公司優勢概念的基礎上，將其與內部化理論、區位理論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國際生產折中理論，從企業的利益、優勢和決策行為等方面探討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發生的原因，較全面地解釋了跨國公司不同內容的經營活動。

西方學者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另一個重要轉折是內部化理論的提出。其研究思路與壟斷優勢理論不同，它將區位因素與內部化的公司優勢所帶來的 成本 節約相聯系，從而具有綜合的特點，能夠解釋更大范圍內的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為。

20世紀80年代起，發展中國家的大、中、小企業紛紛走上了跨國經營的道路，并且許多企業還直接進入了發達國家的內部 市場 ，這引起了西方 經濟 學 者的關注，他們開始探究針對這一現實的新的理論解釋。關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主要有小規模技術理論、技術地方化理論、規模經濟理論、市場控制理論等。這些理論對于促進和 指導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其局限性也很明顯，這些理論解釋局限于某些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行為，不具有一般的普遍意義，而且幾種觀點還未形成系統化理論，難以自成體系。

總的來看，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還遠不成熟，至今還沒有被廣泛接受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二、國內方面

參考文獻：

[2]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和規劃協會，《20052006海外投資年度報告》， 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1月版.

[3]（日）小島清著，周寶廉譯，《對外貿易論》，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篇4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中國OIL

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支持

（一）概念簡介

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是指企業以跨國經營的方式所形成的國際間資本轉移。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主要是獲取原材料、尋求知識、降低成本、規模經濟、穩定國內客戶等。

（二）理論支持

目前主要形成了壟斷優勢學說、寡占反應論、內部化理論、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空間偏好論、估計生產綜合理論、比較優勢論等各種旨在解釋并闡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學術流派。

基于產品周期理論及內部化理論，鄧寧提出了產品生產這種理論，后又完善形成投資發展周期論。該理論適用于多類型的國家，具有普遍性，因此成為當代國際投資理論的主流。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OIL分析）

根據鄧寧的生產折中理論，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代表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用一國的人均直接投資流入量（IDI）和人均直接投資凈流出量（NODI）表示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水平，2010年我國人均GNP為4283美元，顯然我國現在位于經濟發展水平的第三階段。

（一）所有權特定分析

1．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

從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行業來看，2008年、2009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凈額最高的為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位居對外直接投資凈額次席的是采礦業，列第三位的則是金融業。值得關注的是盡管金融業的投資凈額少于采礦業，但其FDI存量卻比采礦業高出兩個百分點。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流向第三產業，符合邊際產業擴張論。

2．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

2010年，地方對外投資持續活躍，西部地區增幅最大。根據商務部數據顯示，地方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到177.5億美元，同比增長84.8%，浙江、遼寧、山東名列地方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前三位。不難看出，境內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地區仍為沿海城市，然而西部地區的逐漸崛起勢必為今后我國的貿易及對外投資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3．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類型

2010年，FDI存量中，國有企業占66.2%，較09年下降三個百分點；有限責任公司占23.6%，較09年增加了1.6%；而股份有限公司占6.1%。國有企業仍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絕對主體，但是隨著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發展，國有企業所占比例勢必下降。

（二）內部化優勢

由于市場交易存在競爭壁壘、定價困難、信息不對稱等因素造成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的不完全競爭。此時，為了獲取利潤，企業選擇擴大自己的經營活動，進行對外投資。

對于我國的民營企業來說，盡管規模較小，資金、資源也相對較為有限，但是經過長期發展已逐漸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產業體系，通過形成產業群，以一個整體形式進行直接對外投，便可以充分利用由于形成產業體系而獲得的內部化優勢。

（三）區位優勢

從覆蓋面上來看，至2010年末，中國在全球178個國家（地區）共有1.6萬家境外企業，投資覆蓋率達到72.7%，其中對亞洲、非洲地區投資覆蓋率分別達90%和85%。我國FDI在亞洲非洲占有絕對優勢。中國地處亞洲，在亞洲區域內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省去了交通運輸上的諸多不變因素，因此享有在亞洲的絕對領導權。而非洲的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更為便宜，所以也是理想的投資地。

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

盡管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面對千變萬化的國際局勢，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道路仍充滿了機遇與挑戰。

（一）抓住機遇，努力尋求發展

盡管企業難免受到世界經濟局勢不穩的波及，但是通過近年來快速發展，已經積累了大量資金和經驗，因此相較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講，資金相當充裕，具有比較優勢。當然風險問題不能被忽略，在選擇對外投資的東道國時，要考慮到各種商業風險，做好應對市場變化的準備。

（二）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將為FDI新動力

2010年，我國西部地區已經開始崛起，為對外直接投資做出了很大貢獻。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西部大開發的繼續開展，西部地區未來會逐漸與東部沿海并駕齊驅，增加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凈額。

（三）繼續擴大投資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國有企業將逐漸讓位給私有企業。現階段，國內的需求已經得到滿足，更多的私有企業將在國家的支持下走出國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滿足世界市場的需求，獲取更大的市場利潤。日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將會涉及到更多領域，同時也會逐步提高在歐美市場上的FDI份額。

四、結論

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取得一定的成就。經過連年增長，2010年末，我國的對外投資流量已位居世界第五位。現在我國仍處于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三階段，經濟實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國內企業也已經擁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因此，未來我國的對外投資流量仍將處于上升階段。盡管對外投資流量上已取得一定突破，但我國的政策法規仍不夠完善，這對于企業來講是一個劣勢。在未來，政府有必要完善法律法規，為參與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提供更為完備的政策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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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江西;貿易投資一體化;實證;對策

改革開放以來，江西對外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取得了較快的發展。從表面上直觀地來看，江西對外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呈現著較強的相關性，但是它們之間是否又存在著因果關系?本文將利用過去20多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對江西貿易投資一體化的現狀進行實證分析，并提出相應對策建議。

一、相關研究回顧

貿易投資一體化是指對外貿易與直接投資同時存在或融為一體，微觀上兩者有分工又有共同的行為目標，宏觀上二者高度融合、相互依賴、共生發展(陳陽和王延明，2007)。國內外對貿易投資一體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兩者之間的關系方面。由于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是建立在新古典主義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早期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則以市場不完全性作為分析問題的前提。因此，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相互獨立的，國際貿易理論通常不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問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也不研究國際貿易問題。現代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都試圖擴大自己的研究范圍和對象，出現了貿易理論與投資理論的融合與交叉(張天桂，2004)。美國哈佛大學教授Vernon(1966)的產品周期理論較早地把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納入同一分析框架，但真正嘗試建立一種將二者有機地聯系起來的是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它使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與國際貿易理論得到進一步的融合。迄今為止，理論上已經形成了Mundell(1957)的替代論、K.Kojima(1977)的互補論、Patrie(1994)的不確定論三種關于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不同觀點。

國內外學者對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經驗檢驗。除早期的實證研究和部分行業研究證明了貿易和投資的替代關系以外(Adler and Stevens，1974;Gopinath eta1.，1999)，大多數實證研究都支持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R.E.Lipsey and M.Y.Weiss(1981)、G.C.Huf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學者分別對美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與出口總量作比較，結果發現，在整個時間跨度中，出口總量與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一直保持著正相關關系。Gokdberg and Klein(1998)、Eaton and Tamura(1994)分別采用引力模型、回歸模型進行研究，都證實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商品進出口起到了促進作用。Blomstrom、Brenton、Narula and Wakelin等分別用發達國家的數據對FDI與東道國對外貿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都認為外商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出口競爭力高度相關。Nakamura等和Maryamiti等分別于1998年和2000年對FDI與國際商品貿易間的關系進行了經濟計量檢驗，也均認為兩者呈互補關系。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學者對中國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認為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對外貿易呈現出相關關系，FDI對我國的進出口規模及結構優化有較大的促進作用。如江小涓(2002)首次對FDI與我國產品出口競爭力的關系進行的定量研究認為，FDI有利于優化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提高出口商品的競爭力。陳繼勇和秦臻(2006)對1992年至2004年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對中國商品進出口、出口、進口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對中國商品進出口、出口、進口的增長均存在長期且顯著的促進作用。當然，學者們的研究結果也并非完全一致，如Goldberg and 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實證研究發現，美國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資減少了雙邊貿易額，兩者呈替代關系;史小農(2004)采用協整分析方法認為長期內FDI流入對我國商品進出口都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但短期內對出口的影響不顯著。

綜觀國內外的相關研究成果，大多數學者都是從國家宏觀層面來對貿易與投資關系進行研究，而就我國各地區的相關研究較少，雖然有部分學者對江西開放型經濟發展進行了一些探討，但迄今為止還沒有對江西貿易投資一體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過對江西貿易投資一體化的相關研究能給學者們一些有益的啟示。

二、江西貿易投資一體化的實證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對外貿易的實證分析

1.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對外貿易發展的直接效應。盡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進出口貿易占總貿易的比重還較小，但是這一比重呈現上升趨勢，能夠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帶動江西的進出口貿易的擴大，回歸分析也證明了這一點。

(1)江西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進出口規模不斷擴大，在對外貿易總額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將直接帶動江西對外貿易的發展。從圖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來，江西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規模不斷擴大。從1995-2007年，江西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從2.0億美元增加到49.7億美元，增加了24倍，年均增長率為30%;尤其是近幾年發展較快，從2002年到2007年6年時間增加了45.6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62.5%。第二，江西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額占全部進出口額的比重有所上升。江西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額占全部進出口額的比重由1995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52.6%，13年增加了40.7個百分點。從1999年開始，這一比重大多維持在1/5以上，1999-2007年年均比重為25.5%。因此，江西不斷增長的外資企業進出口總額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動了對外貿易的發展。

(2)回歸分析顯示，江西外商直接投資能夠直接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為了進一步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資對外貿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江西1987-2007年的時間序列數據，以進出口總額(TR)、出口額(EX)、進口額(IM)為被解釋變量，以外商直接投資(FDI)為解釋變量，分不同的二個階段進行回歸分析。為了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現象，對變量進行對數變換。從回歸分析結果可以看出:

第一，外商直接投資對江西對外貿易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且對進口的作用大于對出口的作用。從1987-2007年，江西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出口、進口之間有著密切的線性關系。外商直接投資的邊際貿易傾向、邊際出口傾向和邊際進口傾向分別為0.34、0.28和0.51，即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平均導致對外貿易、出口和進口分別增加0.34%、0.28%和0.51%。可見，外商直接投資對進口的作用大于對出口的作用。

第二，外商直接投資促進江西對外貿易的作用有不斷加強的趨勢。通過分別對1987-2007和1987-1999兩個不同時期的外商直接投資對外貿的回歸可以看出，無論是進出口總額，還是單獨就出口和進口而言，1987-2007年的邊際傾向都要大于1987-1999年的邊際傾向。1987-1999年外商直接投資邊際進出口傾向、出口傾向和進口傾向分別為0.25、0.24和0.30，都明顯小于1987-2007的邊際傾向，說明近幾年(2000-2007)江西外商直接投資對進出口、出口和進口的作用有所加強。

2.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對外貿易發展的間接效應。為了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資對外貿的間接效應即對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本文依據江西1987-2007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分別以初級產品出口額(EXP)、工業制成品出口額(EXI)、初級產品進口額(IMP)、工業制成品進口額(IMI)為被解釋變量，以外商直接投資額(FDI)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為了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現象，對變量進行對數變換。從回歸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資有利于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對進口商品結構影響不大。

(1)從出口商品結構來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資(FDI)與工業制成品出口(EXI)之間有著密切的線性關系，江西工業品出口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平均彈性為0.29，說明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平均導致工業品出口約增加0.29%;而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資與初級產品出口(EXP)之間的回歸系數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江西外商直接直接投資還不能促進初級產品的出口。因此，江西外商直接投資對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明顯大于對初級品的作用，有利于優化出口商品結構。

(2)從進口商品結構來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資(FDI)與初級產品進口(IMP)、工業制成品進口(IMI)之間都有著密切的線性關系，初級品進口和工業品進口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平均彈性分別為0.41和0.49，說明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平均導致初級產品進口和工業品進口分別增加0.41%和0.49%，兩者相差不大，說明江西外商直接投資對進口商品結構影響不大。

(二)對外貿易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實證分析

為了進一步考察江西對外貿易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促進作用，本文同樣依據江西1987-2007年的時間序列數據，以外商直接投資(FDI)為被解釋變量，分別以外貿總額(TR)、出口(EX)、進口(IM)為解釋變量，分不同的二個階段進行回歸分析。為了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現象，對變量進行對數變換。從回歸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各回歸結果的R2值、F檢驗值和T檢驗值都比較顯著，說明回歸效果較好。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1)江西對外貿易對外商直接投資有較大的促進作用。(2)江西對外貿易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作用有不斷下降的趨勢。

(三)對外貿易與外商直接投資的相互關系分析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而對外貿易對外商直接投資也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它們之間能夠相互促進是不是就意味著兩者具有因果關系呢?本節將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來考察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

1.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1)Granger因果檢驗是檢驗經濟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一種常用方法。因果檢驗認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則X的過去值應該能夠幫助預測Y的未來值，但Y的過去值不應該能夠幫助預測X的未來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檢驗一個變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個變量自身的過去值來解釋以及加入其它解釋變量的過去值，能否增加解釋力度。根據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設前提，所分析的數據要求是平穩的時間序列，因此在進行因果關系檢驗之前先要進行平穩性檢驗即單位根檢驗。

(2)本文的樣本區間為1987年至2007年，所有數據來自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及《國家商務年鑒定》(1988-2008)。由于4個變量大體上都具有指數特征，為了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現象，對變量進行對數變換。

2.實證結果分析。

(1)變量的平穩性檢驗。本文采取擴充迪基-富勒檢驗即ADF檢驗來進行平穩性檢驗，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臨界值，說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穩序列;而一階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顯著水平的臨界值，說明序列經過差分后達到平穩，因此，可用其一階差分進行因果關系檢驗。

(2)因果關系檢驗。由于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的前提是序列必須是平穩的，因此我們用4個變量的平穩序列即一階差分序列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來進行檢驗。從檢驗結果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資無論是與進出口貿易總額，還是單獨與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之間都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這說明盡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對外貿易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但是由于江西的對外貿易與外

商直接投資的總量畢竟相對還較小，并不能構成彼此發展的主要原因。

三、結論與對策建議

通過以上實證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結論和建議:

第一，江西對外貿易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具有一定的相關關系，能夠相互促進。一方面，江西外商直接投資不但可以直接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而且回歸分析顯示，這種作用正在不斷加強;同時，江西外商直接投資能夠改善出口貿易結構，但對進口貿易結構影響不大。另一方面，江西無論是出口貿易、進口貿易，還是進出口貿易總額都對外商直接投資有較大的促進作用，但這種作用正在不斷減弱。

第二，盡管江西對外貿易與外商之間有相互促進作用，但它們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因果檢驗告訴我們，江西對外貿易與外商投資之間沒有因果關系。這說明:一方面，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還太小，而且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出口額占江西進出口額的比例也較小，其對江西對外貿易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大;同時由于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不高，其外溢效應也沒有充分的顯現出來。另一方面，江西的對外貿易發展也相對落后，外商直接投資進入考慮更多的是江西的軟硬環境、優惠政策、市場規模等等，而不是其對外貿易的發展程度，因此對外貿易也不是江西外商直接投資進入的主要動力，不能構成其Granger原因。

第三，要努力協調外貿與外資政策，促進江西外貿外資共同發展。在目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日益密切的形勢下，對外貿易與外商直接投資已經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最為重要的兩個密不可分的組成部分。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實施對外開放和發展開放型經濟時不可僅僅偏愛于任何一個方面，而要兩者并舉。要努力克服外貿與外資發展過程中的不協調因素，使其同步發展，逐漸實現一體化。因此，江西在制定經貿政策時，就必須要使外資政策和外貿政策協調一致，這樣才能發揮政策的合力，才能實現外資政策與外貿政策的高度結合。目前主要通過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具體可以包括:第一，由于外資企業的進出口是對外貿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可以通過擴大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來提高江西外貿的規模。第二，由于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加工貿易所占的比例要大于一般貿易所占比重，而且要遠遠高于內資企業的加工貿易比重，因此可以通過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來提高江西加工貿易的比重，改善貿易方式結構。第三，引導外商直接投資更多地進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也將會提升江西產業結構，從而提高國內企業的出口競爭力，改善出口商品結構。第四，逐漸實現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多元化，可以擴大江西的外貿渠道，有利于推動江西的出口市場多元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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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中國企業；投資行為；跨國并購；國際化；奇瑞汽車；同仁堂集團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2）11-0013-03

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現狀

（一）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戰略

早在1998年，中國政府就提出了“走出去”的發展戰略。所謂“走出去”發展戰略，是相對于企業生產與市場僅僅面向國內而言的。“走出去”發展戰略，是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各種所有制企業對外投資與跨國經營，主動參與各種形式的國際經濟技術合作。2001年，實施“走出去”發展戰略被正式寫入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此后，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增長，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步伐也進一步加快，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了高速發展的態勢。

中國“走出去”的范疇包括三個方面：對外直接投資、對外工程承包和對外勞務合作。其中，對外直接投資往往被看做“走出去”的代表形式。

（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1.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2002～2005年的四年期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年均增長速度為65.6%，2005年的流量比上年增加1.2倍，首次突破了百億，達到122.6億美元。截止2006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達到了733.3億美元。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開始了快速發展的進程。

2008年下半年以來，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拖累了全球經濟的發展，但并未能阻止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步伐。根據商務部統計，2009年我國對外投資規模躍居全球第五位，截止到年底，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2457.5億美元；而在2010年更延續了快速的發展態勢，全年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590億美元，同比增長16.3%。

不過，我國對外投資的規模總體偏小，而目遠遠落后于我國經濟的總體發展水平。

2.跨國并購逐步成為我國企業重要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2005年中，企業通過并購、兼并實現的直接投資為65億美元，占當年流量的一半。2006年跨國并購依舊活躍，以并購方式實現的對外直接投資達47.4億美元，占同時期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36.7%。2008年中國海外并購交易總額達到368.6億美元，2009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投資額增至431億美元。

由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交易規模和交易量的不斷增加可見，跨國并購已備受我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方式中的青睞。

3.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趨于多樣化。據商務部《2009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及德勤于2009年11月的名為《中國崛起：海外并購新領域》的研究報告顯示，從2001～2009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行業分布于商務服務業，批發零售業，采礦業，交通運輸和倉儲業，制造業，，房地產業，建筑業以及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業等各個產業。2009年的1～3季度，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主要流向能源、礦產和公共事業領域。

總體來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經進入了一個快速增長時期，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也出現了多元化的特征，從一般出口貿易、餐飲和簡單加工擴大到營銷網絡、航運物流、資源開發、生產制造和設計研發等眾多領域。

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基礎

鑒于國外主流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并不完全適用中國的特定國情，也不能完全解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實際狀況，我國學者紛紛開始結合中國的實際國情進行關于我國企業FDI的理論探討。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1.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理論。吳先明（2003）將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動因歸為4點：尋求新的市場機會，繞開貿易壁壘，跟蹤先進技術，獲取短缺的原材料。

章海源，王海燕等（2006）的問卷調查表明，中國企業積極開展海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有5個方面：拓展海外市場，擴大市場份額，獲取高新技術，增強企業競爭力，企業戰略發展需求。

代中強（2008）通過省際面板數據的分析，得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主要由企業的所有權（技術）優勢、經濟發展和規避貿易壁壘等因素推動所致。

劉陽春在提出一系列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動因的假設后，通過對87份有效調查問卷的數據對假設進行了檢驗，得出了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重要的驅動因素，實施公司擴展戰略與尋求市場是兩個重要的動機，同時，尋求自然資源和克服貿易壁壘是第三位的動因。

丁祥生（2009）則通過分析，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為兩類：一是利用已經具備的優勢來獲取利潤；另一類通過投資來獲取利潤。指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以獲取優勢為根本目標，以應對全球化帶來的威脅，

2.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理論。章海源、王海燕（2006）的問卷結果顯示，成本優勢、商品質量優勢和中國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更優越的營銷策略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優勢。

王其輝指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表現在6個方面：大中型公司的所有權優勢，小型企業比較優勢，中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和產品，中國的特殊產品和特有渠道，良好的政策環境以及綜合國力的提高。

丁祥生（2009）則是通過將中國企業與發達國家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比較，得出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具有大規模低成本制造技術，市場定位能力，市場銷售能力以及局部創新能力等方面的競爭優勢。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不足

國內學者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為我國企業進一步實施“走出去”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重大。然而，由于這些研究大多是在西方經典的FDI理論的基礎上通過純粹的數學方法和邏輯推理得到的，而在對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實證調研分析還不夠充分，因而也許和實際情況會有一定的偏離。

三、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功案例

由于中國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規模各異，涉及到的行業寬泛，加之經營理念與管理模式等各方面的區別，企業實行“走出去”戰略的動機與優勢因素也各不相同。下面，我們就以中國企業中成功實施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若干案例為例，探討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進程中的動因與優勢。

（一）奇瑞汽車公司的國際化之路

1.奇瑞汽車的國際化道路。

（1）由小規模出口到海外建廠。自2001年第一批汽車出口敘利亞以來，奇瑞汽車的海外擴張的步伐就未停止。在“打造國際品牌”戰略目標的引導下，奇瑞已在俄羅斯、烏克蘭、土耳其、伊朗、埃及、馬來西亞等地建立了12個海外工廠，并有4個海外項目正在實施中。不僅如此，奇瑞還建成了由1000家銷售服務網點組成的海外營銷服務網絡，都有力地支撐了奇瑞海外市場的銷售，成為其海外市場擴張的根據地。奇瑞已經成功打開了東歐、東南亞、南美、中東、非洲等地區的市場，銷售遍布80余個國家和地區。

（2）國際合作。奇瑞不僅重視海外工廠的建設，同時很重視全球范圍內的資本技術合作。為了迅速地掌握先進的技術，奇瑞公司與奧地利AVL、美國江森集團、美國PPG集團等企業合作，成功地整合了世界的先進技術。同時，與美國江森集團這樣的全球專業汽車內飾系統及汽車零部件行業的佼佼者的合作，不僅使奇瑞汽車的零部件供應體系更加完整和系統化，也將大大增加奇瑞汽車整車的國際競爭力。

2.奇瑞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與成功因素。

（1）奇瑞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

第一，海外建廠，規避貿易壁壘。出于對本國汽車產業的保護，一般國家對整車出口會設立較高的關稅，很多世貿組織成員國對整車和零部件實行不同的關稅稅率，有些國家甚至設置嚴苛的技術標準來阻止外界對本國市場的入侵。種種貿易壁壘導致奇瑞公司加速了海外建廠的進程，從而開拓國際市場的根據地。

第二，“零汽車產業國”吸引，擴大市場份額。在巴西埃及等國家，由于其本國沒有或者汽車工業很弱，故政府對外來投資比較重視，也不會擔心外來的汽車企業會影響自己國家的汽車工業，所以一般會給予比較優惠的政策。這些“零汽車產業國”優惠政策的吸引，也是奇瑞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動因，同時還可以達到擴大市場份額的目的，可謂一箭雙雕。

第三，通過國際化的資本技術合作以獲取新技術，培養優秀人才，也是奇瑞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動因。奇瑞公司很重視技術研發。奇瑞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如與AVL公司的合作，可以全程參與開發設計，迅速掌握先進的技術，培養自己優秀的研發隊伍，使自己具備研發發動機的能力。

（2）奇瑞汽車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功因素。

第一，以低價位汽車進入，利于打開市場。奇瑞汽車公司以價格相對較低的小排量汽車開始進入低端市場，以低于合資公司同類產品30%的價格突破產品差異化壁壘，創造出了由低端到高端的差異化的汽車品牌。這是其退汽車公司成功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之一。

第二，較低成本帶來競爭優勢。奇瑞汽車公司較低的成本，為奇瑞汽車公司帶來了市場競爭的優勢。據資料顯示，奇瑞汽車公司組裝線工人的月工資約為132美元，以該公司每周40小時的工作時間計算，每小時的平均工資僅不到83

美分。

第三，奇瑞汽車對外直接投資恰當的區位選擇。奇瑞汽車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上很有遠見。在開拓市場上，奇瑞以準入度相對較低、市場開發難度較小的中東、亞太市場為主，為其海外運輸作業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將重點放在了沒有本國汽車產業的國家，有效的規避了貿易壁壘；奇瑞還將海外工廠建在具有重要地理優勢的國家地區，如擁有潛力巨大消費市場的伊朗，唯一橫跨亞歐大陸汽車市場的土耳

其等。

第四，堅持自主研發與創新。奇瑞公司十分重視技術的研發工作，每年將銷售收入7%的資金投入產品的研發，在汽車的設計、底盤、電器、發動機等產業關鍵環節與國際一流公司及高端汽車技術人員合作研發，博采眾長，力爭創新，培養了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二）同仁堂集團跨國投資的成功實踐

1.同仁堂的對外投資道路。

（1）北京同仁堂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實現。早期，盡管同仁堂的產品在日本、東南亞已享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產品的出口地域局限，銷售量小，影響力也十分有限。1993年同仁堂成立集團后，獲得了獨資進出口、直接開展門診服務以及全方位的營銷權，并于香港首次登陸。其“保存傳統精華，實現與國際接軌”的經營理念，為其進一步走向世界，實現國際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打入歐亞市場。繼香港設立分店后，同仁堂便打開了通向世界的窗口。與和記黃埔企業的合作，使得同仁堂順利地打入了歐美市場。這次合作不僅使同仁堂充分利用作為國際金融和商貿中心的香港的地位和優勢，全力進軍國際醫藥主流市場，同時還可使之樹立國際品牌，規避國際風險，為進一步的海外投資打下了基礎。自同仁堂獲得獨資進出口經營權后，其在亞洲地區，尤其是東亞、東南亞地區的市場份額也不斷

擴大。

2.同仁堂集團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與成功因素。

（1）同仁堂集團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

第一，走向國際市場，擴大市場份額。作為中國醫藥行業的老字號，同仁堂藥店在中國已經占有了較大的市場，將企業推向國際化，擴大市場份額，便自然成為了同仁堂集團繼續向前發展的目標。

第二，提升品牌知名度，將中醫藥文化推向世界。中醫藥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獨特的理論體系和應用形式，引起了國際上越來越多的關注。因此，同仁堂積極借助海外市場渠道，不僅可以提升其品牌的國際知名度，也可以將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奇葩的中藥文化推向國際市場，促進中國傳統醫藥的可持續發展。

（2）同仁堂集團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功因素。

第一，投資區位的準確選擇。中醫藥作為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產業，其民族文化色彩亦十分濃厚。因此，要想能夠成功實現跨國經營，對于不同文化上的融合顯得十分重要。同仁堂在對外投資時，首先選擇了與本國文化差異較小的東亞、東南亞市場，并以與中國大陸文化最接近的香港為始入點，避免了明顯的跨文化風險，然后逐步打開歐美市場，是十分明智的

選擇。

第二，利用中藥相對優勢，以中國特色文化營銷。相對于西醫藥而言，傳統的中醫藥確實有其相對優勢。中醫在許多疑難雜癥中都展示出了其特殊的優勢。而對于民族特色鮮明的產品，在全球的營銷過程中必須保持其特有的民族特色與文化內涵。同仁堂采用“標準化戰略”，在香港、泰國以及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開辦的分店都保持了原汁原味的“北京同仁堂”風格，引來眾多仰慕中國特色文化的消費者，效果相當不錯。

（三）案例總結

通過對奇瑞汽車公司以及北京同仁堂集團對外直接投資成功案例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各企業由于其在行業種類、企業規模、經營管理模式等各方面均有差異，因此具體實施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動因與成功優勢表現也各有不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企業都是為了實現企業甚至是所屬行業的更好發展，獲取競爭優勢從而實現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目的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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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地區分布 影響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一直保持著不斷擴張的趨勢。其中，參與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數和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覆蓋面越來越大，據商務部資料，截至2011年底，中國13500多家境內投資者在國外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1.8萬家，分布在全球177個國家（地區）。雖然總體規模是不斷增大的，但是國內各區域之間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差異也是很顯著的。

一、中國各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及差異性

我國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可以分為東、中、西部三大區域，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遼寧省、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山東省、廣東省、海南省等11個地區屬于東部；山西省、吉林省、黑龍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等8個地區屬于中部地區；內蒙古、廣西省、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云南省、、陜西省、甘肅省、青海省、寧夏、新疆等12個地區屬于西部。

截至2012年底，地方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流量達342.06億美元，占全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比重從2011年的34%擴到44%。其中，西部地區55.26億美元，是增幅最大的地區，同比增長88.4%；東部地區254.4億美元，同比增長45%；中部地區32.26億美元，同比增長5.1%。而地方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存量達到1240.6億美元，其中東部地區970.6億美元，西部地區158.3億美元，中部地區111.7億美元。我們可以看出，東部地區的存量和流量都是最大的，西部地區次之，而中部地區最小，如圖1。而從下面的圖2我們能看出三個地區的流量都是呈增長的趨勢。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有明顯的差異，增長趨勢也比中西部強勁得多。

圖1 東、中、西部2012年對外直接投資水平比較

資料來源：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非金融部分）》

圖2 東、中、西部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比較

資料來源：2007年-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非金融部分）》

綜上所述，就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水平而言，中部和西部地區大體上在同一水平上，而東部地區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步伐明顯處于領先地位。

二、各地區對外直接投資差異的影響因素

從已有的研究理論中可以得出一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工資水平和其他主要生產要素的價格、對外貿易量的水平和對東道國的開拓程度等都會影響一國（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1.經濟發展水平

根據鄧寧的投資周期理論，一國（地區）的凈對外直接投資量是該國（地區）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函數，并進一步提出（鄧寧2001）對于中國的國情，其對外直接投資水平主要由人均GDP決定，人均GDP的值越高，該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就越高。投資來源地的經濟規模越大，即人均GDP越高，其公司就更具有經濟規模、生產技術和管理上的優勢，其對外直接投資的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也就越大，對外直接投資就越容易成功。而我國的國情就是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大大高于其他兩個地區。

2.土地價格和其他主要生產要素（勞動力）的價格

區位優勢理論和新古典理論認為勞動工資差異是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而且新勞動國際分工理論也提出了跨國公司追求的是成本最小化。而企業的成本主要來自于土地的價格和勞動者的工資，所以，若一地區的土地價格越高，則該地區企業在廠房建設和辦公等方面的支出就會增加；人員工資越高，則勞動力的支出就會增加，這樣就會促使企業尋找低工資水平和低土地價格的地區，進行投資，從而降低成本。在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的工資水平和土地價格的不一致使得這幾個區域的土地價格和工資水平不同，土地價格和工資水平高的東部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力就強勁，而中西部生產要素的價格相對低，則對外直接投資水平低。

3.對外貿易量

Blonigen（2001）提出垂直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中間品的貿易具有互補性，水平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最終產品出口貿易具有替代性。而孫江明（2007）選取了中國2003年和2004年中國各省市區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我國各省市區的對外貿易量與對外直接投資是相互促進的。而且從技術層面上看，國際直接投資是規避貿易壁壘的有效途徑。當在正常的國際貿易過程中遭遇關稅、非關稅壁壘的限制時，跨國公司的優勢不能充分發揮，則對外直接投資能彌補則一缺陷。所以，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是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一地區的對外貿易量越大，則相應的該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越高。

4.對外投資存量

一般情況下，一國（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水平與該國（地區）的企業對海外市場的熟悉程度有關，即與企業的海外投資經驗有關。而這一國（地區）的海外投資經驗與該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水平是分不開的。若某一地區已經在海外有很大量的投資，則該地區的企業對國外的市場的行情，背景，制度，經濟政策等都有比較深入的了解，特別是經驗很豐富的企業對其他企業的示范效應是很強的。所以，一地區的海外開拓程度即對外投資存量越大，則該地區的對外投資的流量就會越大。

總結

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都在不斷的增長，但是由于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生產要素的價格水平、對外貿易的發展水平和已有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不同，導致各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又存在差異。中西部地區應該好好借鑒東部地區的經驗，不斷提升對外直接投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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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方式選擇 綜合分析框架 策略建議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走向海外，實施跨國經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28.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5％，2004年將達到70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145％，2005年達到140億美元。不同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在資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風險承擔上對企業要求各不相同，這不僅影響著企業對外投資的管理和控制，而且還影響企業自身投資的風險和績效，因此選用合適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是確保企業海外經營成功的前提。國內已有學者對海外投資中各種對外投資方式的優劣（劉松濤，2004）、獨資和合資的選擇（尹建橋，2001）、對外投資的國際經驗（陳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資理論系統提出企業海外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選擇對直接投資方式的建議。

本文從如何高效轉移和利用企業優勢的視角，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梳理，將影響企業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因素概括為：企業優勢資源轉移起點因素、轉移終點的因素和企業戰略因素。并據此提出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一個綜合分析框架，最后應用這個分析框架就我國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提出了相應的策略和建議。

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

從知識轉移的視角，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是說明企業所具有的特有技術、管理等優勢如何有效轉移到國外，與東道國的資源和能力結合，產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論有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等的內部化理論，以及弗農的國際產品周期理論和區位理論。壟斷優勢理論主要強調企業擁有的特定的生產和過程專有技術，從而具有相對優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這些優勢生產和過程專有技術轉移到海外，就能產生更多的經濟收益。直接投資的內部化理論主要認為能使企業利用內部組織體系和信息傳遞網絡能比市場以更低的成本發揮將企業專有的知識和技術優勢轉移到國外。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區位理論認為直接投資在那些適合企業知識和技術充分發揮作用的區位條件下，企業專有的技術和知識才能充分發揮作用。鄧寧對上述三個理論進行了綜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認為對直接投資的成功不僅取決于企業擁有特定知識和技術等無形資產，而且還要有特別適于企業特有技術和知識發揮作用的國家和地區的有利配套條件，而這二者的結合取決于企業轉移和利用這些知識和技術的內部化能力。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主要影響因素是企業所專有的技術和知識的性質，東道國的政策，所要轉移知識的價值，企業轉移的能力，東道國的配套資源和文化差異等因素。

從企業國際戰略的視角，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總體市場戰略和競爭戰略的一部分，對外直接投資是為了戰略防御、分散風險、提高企業形象或者協調戰略行動，是為了避免競爭地位被削弱，而不是僅僅為了獲取利潤，或者是為了搶占一種有價值且有限的資源或生產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競爭者手中，或者是企業為了出于海外戰略協調，加強各子公司之間的戰略支持和協作。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主要是基于企業的戰略動機或者投資動機考慮。

綜上所述，各種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和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概括見表1。

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分析框架

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按其海外企業的股權安排，可分為獨資和合資兩種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業中的股份全部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業股份為母公司與合作伙伴共同擁有。而按照海外企業的建立過程不同，對外直接投資可分為并購和新建兩種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購或者兼并國外已經存在的企業，將其納入母公司的運營體系，后者是指企業通過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業，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并購相對新建，優點在于能快速進入市場，利用原有的供應、分銷渠道，不確定性和風險比較小；缺點在于進入市場后整合難度大，短期內投入大，同時可能購買到企業不需要的資源，并可能受到東道國政府政策的限制。獨資相對于合資優點在于控制程度高，企業技術擴散風險低，可能的投資收益高，但缺點在于投入資源多，投資風險大。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就是圍繞如何將企業國內優勢高效地轉移到國外，實現其戰略目標，讓這些優勢充分發揮其價值的過程。從企業優勢跨國轉移和利用這一視角，我們對上述從理論推演中得出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來自優勢轉移起點的因素，如企業優勢資源的性質和價值，企業的國際經驗等；二是來自優勢轉移終點的因素，如東道國的政治、經濟環境，社會文化差異和配套資源等；三是企業海外戰略，如企業海外投資戰略，投資動機等。企業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就是這三類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投資方式選擇的綜合分析框架，見圖1。

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策略建議

從企業優勢資源轉移起點因素看

我國機械、紡織、輕工和家電等行業的企業在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應采用獨資新建或合資新建方式。我國的機械、紡織、輕工、家電等在國內已經處于市場飽和，處在產業的成熟階段，而且有比較成熟的技術，企業所具有的技術、知識和管理優勢相對比較容易轉移。如果當地政府對直接投資股權有所限制，則可采用合資新建模式投資。

對于以高技術和創新為特征的行業，在發達國家直接投資，應該采用合資并購方式。對以高技術和創新為主要特征的行業，發達國家資金、人才等配套實施方面比較齊全，具有技術上的優勢，而且考慮到這些行業技術更新快，投資金額大，合資可以降低投資風險，并購可以節省進入時間，能比較迅速地獲得新技術，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因此，我國企業以直接投資進入發達國家這些行業時應采用合資并購方式。

對擁有較多國際經驗和實力的大企業，宜采用獨資新建；而對缺乏國際經驗的小企業，宜采用合資并購。當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以國有大型企業為主，但中小民營企業表現日漸突出。我國對外投資的大企業往往擁有較先進的技術、管理和營銷技能，具有較多國際經驗，對國際市場比較了解，熟悉東道國投資環境，為了防止這些優勢的擴散，需要較強的控制程度，應該采用獨資新建為宜。而實力比較弱小的企業，缺乏國際經驗，對國外經營環境比較陌生，宜采用合資并購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

從優勢資源轉移終點因素來看

東南亞國家和我國社會文化差異比較小，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不很大，直接投資中，應采用獨資新建方式。東南亞各國與我國有著相似的地理、人文環境，社會文化產差異比較小，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比較快，市場潛力比較大，對我國企業具有的技術、知識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備相應的配套資源和環境支撐，投資風險相對較小，因此在這些國家的直接投資，我國企業可采用獨資新建的方式。

歐美各國，和我國社會文化及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都比較大，則在直接投資中，宜采用合資并購方式。對于歐美等西方國家，我國的直接投資總量比較少，一般是為了獲得其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應采取合資并購的方式進入。通過并購，企業可以直接獲得所需的技術和知識資源，帶動國內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升級。采用合資的形式，企業可以減少資源的投入，而且在企業運營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幫助，以充分利用和轉移這些技術和管理知識。

從企業海外投資戰略看

為了獲得全球資源，實行全球一體化戰略，則直接投資應該采用獨資新建方式；如果是為了實現當地化戰略，則應該采用合資并購方式。如果企業投資的戰略是為了獲得全球的資源，則傾向于采用獨資新建方式，加大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以獲得全球的協調和資源最優配置，實現企業的全球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而對于海外投資戰略是為了尋求當地化戰略，以快速有效地對當地需求變化等市場環境做出反應，則企業應該給當地企業充分的經營自，發展他們和當地供應商、顧客、政府等的關系網絡，采用合資并購方式。

以獲得海外資源為動機，應選用合資并購方式；以獲得海外市場為動機，在趨于飽和的市場，應該選用合資并購，在成長潛力大的市場，應選用獨資新建。如果是為了獲得海外資源，則可采用合資并購。資源類型企業往往投資巨大，投資開發周期長，投資風險比較大，而我國企業規模普遍偏小，實力有限，所以不宜采用獨資模式，合資可以使得企業和合資伙伴共擔風險，從長期的互利關系中得到穩定的資源供給。如果企業投資的動機是為了獲得海外市場，在那些潛力比較大的市場，采用新建模式；在需求趨于飽和的市場，則應采取并購的方式。

影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因素是很復雜的，本文從優勢資源有效轉移和利用這一視角的分析，為進一步分析提供了一種觀察的新角度，以后還可進一步拓展，比如可以應用這一框架對某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進行具體的研究，另外，對投資方式選擇的三大影響因素還可以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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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 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 產業靜態集聚指數 產業動態集聚指數

西方標準的對外直接投資（fdi）理論在解釋工業化國家跨國投資動因及其行為特征等方面，為研究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一系列重要依據。但是，這些理論基本上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廠商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發展路徑問題，而是一種以“企業選擇”為重點的理論范式，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上并沒有提供多少有價值的建議。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既關系到一國對外經濟活動的宏觀經濟效益，也關系到投資者的微觀經濟收益。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現階段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將不斷擴大。制定合理的產業選擇方案，是優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提高中國對外經濟活動質量的必要理論前提。從深遠意義說，中國fdi產業選擇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將直接決定著中國對外開放總體發展戰略的政策績效，決定中國在經濟全球化時期參與國際分工的利益分配。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問題進行了相關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時期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行業是中檔加工組裝制造業、紡織與服裝業、研究與開發機構和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油田和其他重要資源開發；聶名華（2001）總結了我國境外投資產業選擇的決定因素，并提出應將具有比較優勢的制造業列為境外投資重點，同時要有選擇地投資進口替代型的資源開發業；宋偉良（2005）在分析與產業選擇相關理論后認為，中國應該借鑒國際經驗，并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重點支持資源開發業、服務業、高科技產業、勞動密集型和成熟適用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另外趙春明（2002）、邢建國（2003）等學者也對該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但是從目前已有的研究來看，大多數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論研究和定性研究，對于產業選擇的依據和基準也只停留在理論表述，沒有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提供可參考的指標體系，對于產業選擇的實證研究也較少見到。

鑒于此，本文將以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產業靜態集聚指數和產業動態集聚指數等指標實證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空間，深入探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潛力。

一、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

1、投資競爭力與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的提出

盧進勇（2003）在研究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概念時，首次提到投資競爭力的概念。他認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業競爭力或企業國際競爭力概念基本上都沒有考慮投資或對外投資問題，所下定義僅僅顧及了貿易或對外貿易方面，應當說，在當今國與國之間經濟交往方式日趨多樣化，國際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這樣的定義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認為有必要將企業國際競爭力劃分為國際貿易競爭力和國際投資競爭力兩個方面，正式提出企業國際投資競爭力的概念。國際貿易競爭力類似于已有的關于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概念。國際投資競爭力是指企業開展對外投資過程中較其他投資者更強的投資決策、項目運作和企業管理能力。國際貿易競爭力與國際投資競爭力的側重點不同，前者的側重點是產品、價格、質量、服務、營銷和品牌等方面的競爭力，后者則側重在項目投融資、技術、管理和品牌競爭力等方面。但是盧進勇在界定概念后，沒有在文章中對于國際投資競爭力進行進一步分析和使用，無法領略到它更深層次的意義。

由于國際投資競爭力與國際貿易競爭力有相似之處，只是側重點不同，筆者認為可以模仿現有國際競爭力分析的指標，創造出國際投資競爭力的分析指標，對中國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狀況進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導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為了方便進行產業選擇，也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模仿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創設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revealed investment advantage，ria）進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國家i在a產業上的對外直接投資額，xwa是a產業在世界市場上的對外直接投資額，xit是國家i在t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xwt是世界市場上t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

這一指標反映了一國某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世界平均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對優勢。它剔除了國家總量波動和世界總量波動的影響，較好地反映了不同產業投資的相對優勢。一般而言，若riaia＜1，則該國在該產業上處于比較劣勢；若riaia＞1，則處于比較優勢，取值越大比較優勢越大。

2、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分析

（1）數據選取。中國各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來自于2003—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03年關于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的數據是目前能夠查到的最早數據，使用的是各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比例。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和各產業數據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中并購（m&a）的銷售總額和各產業的并購額，選擇流量進行計算。由于中國產業統計口徑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這之前的數據產業劃分不盡相同，本文進行了適當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數據缺失。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分產業數據是在原數據基礎上根據中國公布的產業分類進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資報告中沒有公布批發零售業的并購數據，雖然中國該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所占比重較大，但無法計算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所以無法用該指標界定中國某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力。

（2）指標分析。表1對數據基本齊全并且有實際意義的若干產業的ria指數進行了具體分析。

從各年度的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產業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優勢的產業是農林漁業，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優勢產業的是商業服務業、建筑與房地產業，ria值在3—8之間；只具有微弱優勢的產業是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業的ria值波動較大，投資競爭力不穩定；其他產業的投資競爭力不明顯。

從各產業的年度變動來看，商業服務業和農林漁業的投資競爭力處于增長狀態，采礦業和制造業有所下降，交通運輸倉儲業雖然指標值有波動，但總體呈上漲的趨勢，建筑與房地產業以及電力煤水生產和供應業指標值跨度大，趨勢不明顯，但也有下降的變動。

因此從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標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競爭力總體不強，優勢產業仍集中在農林漁業和商業服務業，采礦業的優勢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產業投資競爭力與前幾年比較起來已經明顯下降，這與現實情況基本符合。制造業對外投資比例不高，只占總額的10%。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靜態集聚指數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靜態集聚度可通過以下公式計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資國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靜態集聚指數，ai表示對外投資國在i產業上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規模，ai表示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總體規模，i=1，2，…n表示n個產業部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該靜態指數反映的是投資國在一個產業部門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其全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產業分布的存量指標。其數值等于各產業投資額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率。

根據這個計算公式，筆者依然選取2003—2008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作為計算對象（數據選取來源同上），得出中國近6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靜態集聚指數水平，如表2所示。

根據各年的產業靜態集聚指數情況看出，商業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值最高，兩者之和在50%左右，這種趨勢在5年內都沒有改變，因此，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商業服務業和零售業是中國長期以來的優勢產業，雖然2007年兩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為有部分數據被分離出去單獨計算，因此并不影響它的總體趨勢變化。另外，近兩年制造業的投資比例已經遠低于10%，總體水平連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業優勢產業的地位逐漸消失。制造業對外投資平均比例不高，只占總額的8.1%，而出口貿易的90%是工業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產品，可見我國貿易投資行業一體化程度較低。這可能是因為相對于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而言，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需要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做后盾，如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制造業就占有很大比重。與制造業相對比，最近幾年交通運輸與倉儲業、采礦業和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逐漸增加，都超過10%。

三、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度表示為：

其中di(0-t）為時間段（0-t）內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動態聚集指數。bi(0-t）為時間段（0-t）內投資國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bi(0-t）為投資國在時間段（0-t）內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增長速度。

若bi(0-t）＞0，則表明時間段（0-t）內投資國對i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不斷擴大，該產業為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擴展性產業，若bi(0-t）＜0則表明時間段（0-t）內投資國在i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不斷減少，該產業為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縮性產業。

當i(0-t）＞0，若di(0-t）＞1，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向i產業集聚，若di(0-t）＜0，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從i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若0＜di(0-t）＜1，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i產業縱向比較有所增加，但增長速度小于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增長速度，相對來說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由該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

當bi(0-t）＜0時，若di(0-t）＞0，則bi(0-t）＜0，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從i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di(0-t）＜0，則bi(0-t）＞0，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向i產業集聚。

與靜態的集聚指數不同，動態的集聚指數是反映在一定時間內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集聚和轉移的流量指標，體現了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間轉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可以在靜態分析的基礎上更準確地測量產業的集聚趨勢和轉移方向，體現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方面的潛力。

根據計算公式，筆者依然選取2003—2008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作為計算對象（數據選取來源同上），在表2數據的基礎上，求出2004—2008年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與產業平均增長速度，最后得出15個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如表3所示。

對計算結果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動態集聚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中國各產業多年來基本保持增長的趨勢，連續四年產業平均增長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長率甚至高達46.7%；第二，從單個產業來說，每一年都基本體現出正的動態集聚指數，可以看出每個產業都能連續保持增長的勢頭，只是增長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礦業在2007年開始出現了明顯的負增長，表明了明顯的發散趨勢；第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在2007—2008年向商業服務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房地產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以及農林漁業聚集，從縱向比較看，交通運輸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以及農林漁業四大產業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現明顯的產業集聚；第四，在采礦業出現轉移的同時，制造業的di(0-t）由大于1轉為小于1，這表明制造業的集聚趨勢不再明顯，增速減緩，已經低于各產業的平均增長速度，出現發散的跡象；第五，金融業的增長從無到有，雖然與數據統計有關，但也可以看出金融業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逐漸占有一定位置，增長的勢頭逐漸顯現出來。

四、實證分析的結論總結

對于上述三個指標的計算結果，本文對于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情況和產業選擇方向進行了總結，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資競爭力、在投資總額中占有較大份額并且具有一定產業集聚趨勢的產業有商業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它們是中國較早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保持了較高的投資優勢，對中國對外開放、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的外向型發展思路的實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國總體的發展戰略方向，因此應當繼續重點扶持和發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資競爭力、明顯的產業集聚趨勢，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份額較小的產業有農林漁業和建筑及房地產業。它們有非常強的產業組合區位優勢，有極好的發展勢頭，但目前還沒有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國家應加大在農林漁業等產業對外直接投資上的支持力度，加快這些產業的跨國經營，更好地顯現出它們所蘊含的競爭優勢。

第三，不具有投資競爭力、但具有明顯的產業集聚趨勢，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份額仍較小的產業有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這些產業是中國基于產業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順應國際分工趨勢，尋求和培育產業要素優勢，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選擇，以后也應該著力發展，并逐漸培育各產業的投資優勢和競爭優勢。

第四，具有微弱投資競爭力或沒有競爭力，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較大份額，具有產業分散發展趨勢的產業如采礦業和制造業。我國要根據國家產業發展戰略和這些產業對國內產業的關聯程度進行細化，引導兩個產業選擇合適的區位進行投資，獲得“相對優勢”，規避東道國的環境保護壁壘，也必將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總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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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其實是一個實證問題。隨著我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國內學者也開始了對我國OFDI外貿效應的研究。其主要成果大體如下.張鳳玲、偉（2004）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的現狀基礎上，運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在服務貿易性投資和非貿易性投資2大行業范圍內所產生的貿易效應，得出結論:某一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無論是發展規模還是所占比例與其出口水平都是呈正相關關系的，也就是說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貿易相互促進、相互影響。項本武（2006、2007）運用引力模型的實證分析表明:中國OFDI促進了中國對東道國的出口，但對從東道國的進口卻具有替代效應；中國OFDI的貿易效應存在著空間上的差異，表明中國與東道國之間的貿易密切度影響中國OFDI的貿易效應的空間變化。劉新英（2007，2007）指出，隨著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中國OFDI與貿易，尤其是與出口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已表現出相互促進和相互補充的交叉發展特征。劉新英重點從我國目前以對外產業內垂直型投資為主的投資特點所帶來的出口引致效應分析了我國對外投資與出口的關系，指出隨著我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從未來發展趨勢來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我國出口的聯系將會得到進一步加強，并且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兩種重要表現而具有越來越強的不可分割性。楊晉麗、譚建新（2008）采用全國1990-2005年數據，運用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分國別與地區對中國OFDI的母國出口效應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中國OFDI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相關性,對出口貿易具有促進作用，但對于不同國別和地區影響程度不同；中國OFDI對出口貿易的影響程度在長期和短期具有差異，短期內的影響程度較小，長期內影響較大。趙明（2010）通過對不同投資地區的貿易效應檢驗得知:中國OFDI可促進出口貿易量增加，帶動國內相關產品的出口，貿易促進效應占主要地位。

楊震寧、賈懷勤（2010）利用中國對外投資綜合增長率和出口總額增量的時間序列數據，考察我國“走出去”戰略實施對我國貿易擴張的積極作用。研究中對數據分別進行了單位根檢驗，并討論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和Granger因果關系，發現:在長期，中國OFDI對出口存在創造效應，并且對外直接投資是出口貿易增長的Granger原因。陳立敏、楊振、侯再平（2010）采用2003年以來中國對26個主要國家的進出口和直接投資數據進行面板模型分析，研究的實證結果表明：①就現階段來說，中國OFDI對中國的進口和出口產生的都是正的促進效應，盡管進口帶動作用微弱而出口帶動作用顯著，但對總結果和對凈出口產生的也是促進效果；而且OFDI存量的貿易創造效應大于OFDI流量的貿易創造效應。直觀地看，中國在海外某國的OFDI存量每增加1%，將帶動中國對該國的出口額增加0.3852%，這說明隨著近幾年“走出去”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企業的OFDI對出口貿易已產生了明顯的促進作用。②邊際產業戰略在現階段的中國正在被有效實施，也就是說，目前中國企業雖然在跨國壟斷優勢上有所欠缺，但在既有的戰略資產尋求和資源能源尋求型OFDI之外，完全可以大力推行已證明成功的比較劣勢轉移型海外投資。在一些生產能力過剩的成熟產業領域中，我國企業擁有的勞動密集型技術，可能比發達國家企業更加適合那些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發展中國家。通過OFDI將這些產業轉移到海外，不僅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已掌握的生產技術價值，而且可以打破長期以來我國企業單純依靠出口作為主要的國際市場進入方式的被動局面，并對既有的出口貿易產生強勁的帶動作用。李曉峰（2011）基于29個省、市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研究了中國OFDI與出口貿易關系。發現：①出口貿易對OFDI有顯著的正效應，而且影響作用較大；②出口對OFDI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其中東部地區出口對中國FDI的影響作用最大，中部、西部大小較為接近；③中國OFDI存量和流量都是出口促進的，OFDI存量以及存量滯后一期的影響作用更大；④OFDI存量對出口的影響效應存在地區差異，其中東部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⑤出口貿易對OFDI的影響效應要大于后者對前者的影響作用。呂計躍（2012）主要分析2003-2011年中國25個省市的面板數據，首次運用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和變截距模型相結合的方法對中國OFDI與對外出口貿易的關系進行研究，結果發現：中國OFDI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中國OFDI對出口貿易存在明顯的促進作用，中國各地區OFDI對對外貿易的影響不同。柴慶春、胡添雨（2012）基于對東盟和歐盟投資的差異性，考察了中國OFDI的貿易效應，指出我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將對進出口貿易產生促進作用，但目前促進作用尚不顯著，原因在于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過小，隨著對外投資規模的擴大，投資的貿易效應將會提高；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存在區域差異，對發展中地區的投資產生的貿易促進作用較大。張春萍（2012）指出，近年來中國OFDI迅猛發展，對進出口貿易的規模和結構產生了重要影響。整體來說，中國OFDI促進了進出口貿易的增長，但在不同動因驅使下，不同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所導致的貿易效應也不盡相同。

張紀鳳、黃萍（2013）結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現實情況，通過構建一個影響出口的引力模型，并利用我國2004-2010年35個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混合回歸模型分析。結果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存在明顯的促進作用，且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這種促進效應都存在。因此，對于目前我國而言，無論是對發達國家的逆向上行投資，還是對發展中國家的順向下行投資，都是具有貿易創造效應的海外投資。強永昌、符磊（2013）將外向直接投資與逆向技術溢出納入企業的異質性研究框架進行分析，考慮逆向技術溢出對生產效率的促進、企業的動態均衡、跨期利潤最大化等問題，并從比較靜態和動態2個角度進行了分析。動態分析結果表明，國際化經營會給企業帶來效率與成本變化的綜合效應，而謀取該效應的最大化也就成了企業動態化經營決策標準。基于這一動態決策原則，他們發現，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發展中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明顯地受到這一動態效率的影響；即使最初的生產效率較低，也會根據跨期最大化利潤原則，因可能獲得足夠的效率和利潤激勵而選擇國際化經營，從而解釋了“為什么低效率的企業會選擇‘走出去’”的問題。綜合起來的結論是：我國OFDI具有貿易促進效應或順貿易特征；我國OFDI具有按比較劣勢順序或邊際產業轉移的明顯特征。然而有意思的是，江蘇民營經濟OFDI的特征卻與此不一致。

2貿易促進不足問題的發現：江蘇民營經濟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分析

2.1江蘇民營經濟對外直接投資是江蘇對外投資的主體民營經濟是中國經濟全球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據商務部統計，早在2011年，非國有企業在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所占比重已達44%。尤其是在江蘇、浙江等民營企業聚集地區，這一占比已過超過50%。如2012年1-9月，江蘇共核準民營企業對外投資項目293個，中方協議投資額達26.6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6.9%和46.1%，分別占全省同期總量的67.3%和65.2%。據商務部最新統計，2013年民營企業在當年中國OFDI中占比首次超過一半；在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總額中，中國民營資本占比更是高達76%，項目總數占比接近90%。可見，有著獨特競爭優勢的民營企業已經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力量，這與理論界關于中國“走出去”戰略的主體應是民營企業的共識高度一致。而民營企業也通過境外投資參與國際競爭，增強了自身核心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為促進我國經濟發展、調整產業結構發揮了積極作用。江蘇的情況與全國一樣，近年來，江蘇對外直接投資雖以大型工業集團和外貿集團為核心，主體逐漸多元化，但以眾多中小生產企業、專業外貿公司為主體的格局未變，以民營經濟為主未變。下一步是需要厘清民營經濟在江蘇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見表1）。因此，民營經濟的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江蘇全面深化開放、加快轉型升級，堅定不移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深入推進“三個國際化”，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2.2江蘇民營經濟“走出去”對外投資與自身貿易地位不相稱江蘇出口貿易總額自2003年以來一直穩居全國第2位，但從國內各地區的比較來看，江蘇企業的對外投資仍滯后于沿海主要省市。如2011年末，在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中江蘇累計存量為57.02億美元，位居廣東、山東、浙江、上海、北京之后，僅位居全國第6。近年來雖有所提速，但增速仍位居全國第3。下一步是需要厘清2013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按省市區排序表（見表2）及2011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按省市區排序表（見表3）。從表2、表3的對比中看出，前6名中，除江蘇外，其他省市位次有所變換，但江蘇一直穩居老3。

2.3江蘇民營經濟對外直接投資初級階段特征明顯，存在投資發展周期階段悖論英國經濟學家鄧寧于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了“凈國際直接投資地位”的概念，認為一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對外直接投資額減去外商直接投資額）與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有著密切的正相關關系，并據此提出了投資發展周期理論。該理論根據人均GDP把國家劃分為4組，相應的把對外直接投資劃分為4個階段。處于第4階段的國家（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明顯加強，對外直接投資凈額表現為正值，并呈逐步擴大的趨勢。按照這一理論，若把江蘇作為一個單獨的經濟體，早在2007年人均GDP按當年匯率折合已達4430美元，應該已經進入第四階段。然而實際情況是：2008年，江蘇人均GDP為5700美元，而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約為-501億美元，2012年進一步擴大為-521億美元，僅對應鄧寧投資發展周期理論的第二階段。據商務部最新統計數據，2013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5090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901.7億美元，中國企業OFDI近10年來的復合增長率高達41.3%，預計在2015年前后將首次超過引進外資規模。即是說，就全國的情況來看，在人均GDP達到5414美元的201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地位仍未達到第四階段。

2.4江蘇民營經濟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和行業分布與現有理論關系復雜，存在邊際產業轉移悖論

2.4.1區位分布與相關理論一致英國經濟學家拉奧（Lall，1983）的技術地方化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具有小規模制造產品的優勢，創新活動所產生的技術在小規模生產條件下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特別是國內市場較大，消費者購買能力有很大差別時，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產品仍有一定的競爭能力。目前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正在朝大型、特大型的方向發展，而許多發展中國家由于投資環境差，市場范圍小，限制了國際上大型跨國公司的進入。而江蘇的民營企業總體上尚處于小規模階段，大多產權明確，規模相對較小，善于在海外市場中尋找縫隙生存，恰恰可避免與大型跨國公司的同一層次競爭。江蘇民營企業可以利用東道國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資源輸出本國的設備，建立小規模勞動密集型的公司，使生產成本相對低廉。同時不必像大型跨國公司那樣付出昂貴的廣告費和龐大的管理費用，以減少支出、降低成本，再加上江蘇民營企業派出人員的費用和出口設備、零部件相對便宜，使企業的產品能以低價進入國際市場，獲得豐厚的利潤。所以，這種小規模制造產品是江蘇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競爭優勢。美國經濟學家威爾斯（Wells，1983）的小規模技術優勢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擁有為小市場提供服務的規模生產技術的優勢。盡管江蘇民營企業不能向發達國家跨國公司那樣，利用壟斷技術，獲取高額利潤，但是卻能在需求多元化、多層次化的市場結構中，擁有大公司無法替代的技術優勢。即使是那些技術不夠先進，經營和生產規模不夠大的民營企業，參與國際競爭仍有很強的經濟動力。江蘇民營企業生產的很多產品既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又是高技術密集型產品。這種復合型新產品，工業發達國家勞動力太貴，不愿意做；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低，又做不了，這是江蘇民營企業的特殊優勢。特別在許多民用技術方面，經過多年積累，江蘇民營企業已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優勢。截至2013年，江蘇對外直接投資分布在約140多個國家或地區。20世紀90年代，江蘇對外直接投資區位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經過多年的發展，目前投資區域多元化日趨加強，但集中的特征仍很明顯。根據計算，2000年江蘇對亞洲地區的協議投資額僅占當年總投資額的31.13%，加上拉丁美洲及非洲，三者共占江蘇對外直接投資協議額的61.76%，雖然2010年下降到59.01%，但2008年以來江蘇對亞非拉的投資約占江蘇對外直接投資的3/4，而對發達國家的投資占比不到1/4。這與上述兩種理論相一致。但根據《江蘇統計年鑒》計算，2011年以后，隨著江蘇綜合實力的提升，正逐漸以發達國家作為對外直接投資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