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理論基礎仍是重點

當然宏觀經濟理論的學習仍然是基礎，凱恩斯的理論仍然是學習的重點。隨著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的時期產生了一些凱恩斯主義無法解決的問題，凱恩斯主義一度走入低谷，但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趨勢是凱恩斯主義將重新受到重視，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相信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靠攏，新增長理論將繼續是一個研究熱點，不遠的將來宏觀經濟學將出現新的綜合。

二，宏觀經濟問題的關注和理論的應用

在本課的學習中著重講到了宏觀經濟學關注的問題：首先，經濟的增長問題，在學習的過程中以我國的經濟增長現狀為例?，F階段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可是我們大多數人并沒有感覺到財富的相應迅速增加，甚至感覺在縮水。到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能持續多久?這個問題從樂觀和悲觀兩方面來分析，并從兩種觀點中分析中國的經濟增長的現狀。中國近幾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很快，增長百分比在10%左右，但是人們一直對現在反應經濟增長的GDP的核算是否能反應經濟的實際增長存在懷疑，所以在學習中我們引入了綠色GDP的核算。

除了對經濟增長的關注，我們還對經濟周期、失業和通貨膨脹等問題都進行了學習，分別以中國的數據作為實例進行了詳細的分析。面對這些宏觀經濟中的問題，每個國家都采用一定多的經濟政策，以此促進經濟的良好運行。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具體實施是在1998年以前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在1998年至現在國家一直采用穩健的經濟政策。

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可以用研究產品市場和金融市場的IS-LM曲線來分析，并且對IS-LM模型進行了進一步的學習。隨著經濟的全球化每一個國家不再可能是完全封閉的，所以IS-LM模型進一步擴展為IS-LM-BP模型。這樣可以更完善分析各國的經濟。從IS-LM模型中還可以推出AD-AS曲線，這時價格不再作為一個常量而是作為一個變量來考慮，并且把總供給和總需求結合了起來。用AD-AS模型可以充分的分析美國90年代后的新經濟，從而研究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有啟示的因素。

篇2

關鍵詞 低碳經濟;低碳經濟政策;政策鏈范式

中圖分類號 X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10-0019-04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04

發展低碳經濟是我國繼循環經濟之后從國家戰略高度出發的又一重大決策。從1992年簽署《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7年簽署《京都議定書》,到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總理向全世界承諾中國到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我國正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嚴峻挑戰,加快自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2010年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第一號、第二號提案同時聚焦低碳話題[1],尋找中國低碳道路的政策支撐已成為政策制定者及學術界關注的焦點。

1 政策鏈的理論界定

政策鏈概念我們定義為:政策鏈是由各項政策基于彼此相關性,依據特定的層次結構和政策作用機制,客觀形成的政策影響鏈。它是一個以縱向政策鏈和橫向政策鏈為結構框架形成的網鏈結構系統,涉及到政府、企業及消費者多個行為主體,宏觀、中觀和微觀多個層面?？v向政策鏈由上到下依次為總體戰略、基本政策、具體政策,橫向政策鏈則由各項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構成并體現政策間的關系。政策鏈應隨著作用對象發展變化的實際,不斷進行優化和升級[2]。

政策鏈的概念是基于“鏈”理論、系統學理論、政策科學理論提出的[3]。

“鏈”理論是從自然界食物鏈理論發展起來的,經濟理論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供應鏈”、“價值鏈”和“產業鏈”理論?！肮湣笔侵竾@核心企業,將供應商、制造商、分銷商、零售商,直到最終用戶連成一個整體的功能網鏈結構,網鏈中的各個環節具有相互依賴的連接關系?！皟r值鏈”的概念由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于1985年提出,他認為“每一個企業都是在設計、生產、銷售、發送和輔助其產品的過程中進行種種活動的集合體。”所有這些活動構成了一個創造價值的動態過程,即價值鏈。“產業鏈”是指各個產業部門之間基于一定的技術經濟關聯性,依據特定的邏輯關系和時空布局關系客觀形成的鏈條式關聯關系形態,它包括價值鏈、企業鏈、供需鏈和空間鏈四個維度,四個維度在相互對接中形成均衡鏈狀結構。

政策科學理論的一個重要概念就是政策體系,要求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局部決策與總體決策目標一致,技術經濟分析標準一致,邏輯推理過程前后一致。事實上政策制定的復雜性導致政策實踐很難達到上述要求,但是并不妨礙相關部門追求更加科學和完善的政策制定方案。

雖然目前政策鏈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概念,但政策的構成漸有系統化趨勢,我國的政策制定逐步向鏈狀結構靠攏,部分已初具了政策體系功能[3]。如政策體系、政策規劃、政策系統、政策藍圖等雖然沒有以政策鏈形式出臺,卻冠以功能上類似的名稱,具備鏈狀結構的基本功能。政策體系與政策系統強調各項政策的整體性與協調性,政策規劃與政策藍圖則強調政策的連貫性與統一性。它們的共同點是打破相互隔離、各自為政的傳統政策制定方式,將各項政策按照彼此邏輯關系,構成相互促進、協調統一的有機整體。另外政策的制定更加注重各項政策之間的配套措施與執行效果,實踐表明這樣的政策制定與實施形式更有利于政策功能的實現。政策鏈正是基于對政策整體功能的激發而提出的新型政策范式,具有方法論意義。

區別于傳統政策制定,政策鏈是以政策的整體性為政策制定的出發點,在政策制定之時就綜合權衡各項政策的縱向與橫向關系,縱向結構上使各子系統的政策相互銜接,在橫向結構上使各分系統的政策相互協調,有效克服單個政策的孤立性與局限性,形成各項政策在時序上相互銜接、層次上相互配套、內容上相互補充的政策鏈系統。政策由傳統形式向政策鏈范式的結構轉變有望發揮政策間的協同作用,增強政策體系的整體功能,形成功能上完整,操作上可行的政策鏈體系[2]。

2 我國低碳經濟政策的鏈狀設計

低碳經濟是人類為應對氣候變化而提出的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新經濟模式,是低碳發展、低碳產業、低碳技術、低碳生活等經濟形態的總和[4],實質是新能源開發、能源高效利用和綠色GDP,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發展觀念的轉變。生產的低碳化、流通的低碳化、分配的低碳化和消費的低碳化構成低碳經濟的四個要素體系[5]。

李武軍等:中國低碳經濟政策鏈范式研究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0年 第10期將政策鏈理論應用到低碳經濟領域,可以為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政策制定提供新思路?；谡哝湻妒讲⒔Y合我國低碳經濟發展實踐和政策實施經驗,可以對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政策加以鏈狀設計。

總體上,低碳經濟政策鏈由縱向政策鏈與橫向政策鏈兩層結構構成,總體戰略、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構成低碳經濟發展的縱向政策鏈,各項基本政策的關聯形成第一條橫向政策鏈,各項具體政策的關聯形成低碳經濟發展的第二條橫向政策鏈。總體戰略是從宏觀層次出發制定的低碳經濟發展總體規劃與藍圖,是低碳經濟發展的綱領性政策,代表低碳經濟發展方向。基本政策是某一領域內的總政策,在其功能領域內起著基本指導作用,支撐著具體政策的實施,例如能源政策包括了所有能源領域的低碳經濟政策。具體政策是在基本政策的功能領域內服務于基本政策的政策措施,例如能源政策之下的新能源政策、能源結構政策、節能減排政策等,都是在能源領域內將能源政策付諸實踐政策措施。在低碳經濟發展政策鏈的層級結構中,還有一類要素處于核心位置,這類要素滲透到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當中,對各項政策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據此可將低碳制度、低碳文化歸為政策核心要素。

3 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政策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近年來,我國低碳經濟政策紛紛出臺,形成了功能眾多的一攬子政策,廣泛促進了各個不同領域低碳經濟的發展,為今后的低碳經濟政策的制定實施奠定了基礎。但目前的低碳經濟政策總體上仍然處于相互分割、各自為政的狀態,低碳政策缺乏系統性、協調性及配套性。究其原因:

3.1 缺乏總體戰略的有效指導

低碳經濟總體戰略是低碳經濟發展總的行動綱領,把握著低碳經濟發展方向。雖然我國早已提出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方式,發展低碳經濟是應有之意。但僅把發展低碳經濟作為轉變發展方式的應有之意是不夠的,而應把發展低碳經濟作為我國轉變發展方式的方向明確下來。這種方向的不明確,導致我國截至目前缺乏發展低碳經濟的整體戰略思路,更沒有關于發展我國低碳經濟的總體規劃、專項規劃等綱領性文件,使得低碳經濟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只能是相互分割,缺乏系統性、統一性。

3.2 政策核心要素沒有形成

低碳經濟文化、低碳經濟制度對于低碳經濟發展具有核心支撐作用。低碳經濟文化通過其滲透力、感染力和影響力,促進人們生產方式、生存方式、生產關系的重大轉變,形成自覺發展低碳經濟的環境氛圍。低碳經濟發展制度則通過法律法規等約束性框架,規范人們發展低碳經濟發展的行為。目前我國還沒有形成低碳經濟發展文化價值觀念,更沒有規范低碳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因此,加快低碳經濟文化和法制建設,成為我國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之一。

3.3 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不完善

正是由于缺乏總體戰略的有效指導,政策核心沒有形成,加上受粗放式發展方式、工業化階段和發展路徑鎖定等制約因素的影響[7],我國目前的低碳經濟發展政策在橫向政策鏈方面不完善的,相互作用、相互促進能力差,沒有形成完善的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鏈狀政策體系,難以實現“1+1>2”的效果。

4 我國低碳經濟政策鏈構建措施

優化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政策要從現階段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政策存在的問題出發,進行有的放矢的調整,除了實現單項政策固有功能,還應發揮政策間的銜接與協同作用,以實現政策整體功能的最大化。因此,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政策鏈范式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構建:

4.1 制定低碳經濟的中長期發展戰略

中長期發展戰略是立足當前,謀劃發展,以長遠的眼光制定銜接有序的政策規劃。制定低碳經濟中長期發展戰略可以形成低碳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穩步推進我國低碳經濟建設。盡快制定我國低碳經濟中長期發展規劃,明確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目標、重點和保障措施。將低碳經濟納入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制定低碳經濟發展的統計和考核指標體系,對國民經濟發展指標進行強制性約束。將低碳技術研發納入國家科技規劃和相關科技計劃,進行重點資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制定重點行業和部門的低碳發展規劃,促進能源、交通、信息、電力、建筑和金融服務等低碳領域戰略產業的低碳化轉型。

4.2 加快培育政策核心要素

4.2.1 發展低碳經濟文化

加快制定低碳文化政策,通過政策的作用力,促進低碳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將中華傳統之文明承載于現代的低碳文化之中,構建低碳視域下的文化價值觀,倡導“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低碳文化政策的優化要“與時俱進”,不斷弘揚符合低碳經濟發展要求的先進文化,摒棄鋪張浪費的奢侈文化。鼓勵、引導和支持低碳文化產業的發展,加強產業發展對低碳文化的傳播。

4.2.2 完善低碳經濟制度

將發展低碳經濟上升到國家法制層面,建立完善的低碳經濟法律保障體系。結合我國兩型社會建設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出臺《關于低碳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引導政府、企業、居民的行動方向和行為方式。完善產權制度,確保低碳技術領域的知識產權,激勵并扶持低碳技術開發[6]。發揮市場機制效率,建立基于產權制度的排污權交易。完善相關制度的執行機制,加強政府與企業的執行力,保障低碳政策落實到位。

4.3 增加低碳區域政策為基本政策

中國地域廣闊,地區之間資源稟賦條件和產業基礎差異性較大。因此,應針對不同地區制定不同的低碳經濟區域政策,培育和布局具有比較優勢的低碳產業,注重不同區域低碳領域的分工與合作,并給予傾向性政策。例如東部地區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率先發展的地區,對外開放程度高,經濟基礎雄厚,創新能力較強,但礦產資源貧乏,應重點制定扶持東部地區加快發展低碳產業的優惠政策,加速其向低碳經濟轉型。中部和西部地區的經濟基礎相對薄弱,產業對石化類能源依賴性較強,應突出制定促進節能減排、淘汰落后產能的政策,鼓勵中西部地區開展低碳經濟試點,尋找低碳經濟增長點。

4.4 健全基本政策目標和具體政策內容

4.4.1 低碳能源政策

低碳能源政策的主要目標是推動能源結構低碳化轉型,具體政策內容包括:新能源政策、能源結構政策、能源高效利用、節能減排政策、能源低碳化政策等。政策重點是促進核能、風能等清潔能源的開發,提高現有能源利用率;降低石化能源比重,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優化能源結構,把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成為我國重要的戰略支撐產業,為低碳經濟的形成與發展提供能源保障[8]。

4.4.2 低碳產業政策

低碳產業政策的主要目標是加快淘汰落后產能,優化產業結構,推進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具體政策內容包括:淘汰落后產能政策、新興產業政策、產業結構政策、低碳農業政策、低碳工業政策、低碳服務業政策等。政策重點是推動高碳產業低碳化轉型,加快能效高、排放少的低碳型產業發展,大力發展服務業,促進農業生態化[7]。

4.4.3 低碳市場政策

低碳市場政策的主要目標是通過保障低碳經濟領域的公平準入,培育低碳消費市場并維護低碳市場秩序進,而引導市場的低碳化轉型。具體政策內容包括:市場準入政策、低碳財政政策、生態補償政策、低碳金融政策、低碳價格政策、碳交易政策等。政策重點是建立低碳經濟市場競爭機制,加大財政、稅收、信貸和轉移支付等對低碳經濟發展的扶持力度[9]。

4.4.4 低碳消費政策

低碳消費政策的主要目標是促使形成文明消費、適度消費、綠色消費的意識,優化低碳消費結構。具體政策內容包括:消費引導政策、消費環境政策、消費需求政策、綠色消費政策、低碳生活政策等。政策重點是引導低碳消費,培養公民的良好低碳消費行為,厲行節約,鼓勵消費的同時反對浪費。

4.4.5 低碳技術政策

低碳技術政策的主要目標是促進低碳技術開發,為國民經濟低碳化提供技術支撐。具體政策內容包括:新能源技術政策、節能減排技術政策、碳吸收技術政策、技術合作政策、標準與指標制定政策等。政策重點是發展新型、高效的低碳技術,加快高能效、低排放高新技術對傳統高碳產業的技術改造,開發碳捕集和封存技術并開發碳匯潛力,制定碳排放考核標準、碳交易過程中的碳預算和碳分配標準以及地方政府和企業的評價指標體系。

4.4.6 低碳管理政策

低碳管理政策的主要目標是通過管理手段推動低碳經濟發展。具體政策內容包括:能源合同政策、低碳考核政策、低碳激勵政策、低碳約束政策、低碳試點政策等。政策重點是制定低碳激勵、約束、評價和考核政策,推行能源合同管理,開展低碳試點。

4.5 強化政策鏈各環節的相互配套性

低碳經濟是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具有經濟形態的網絡性和發展的互動性。因此,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政策體系也必須適應這種新經濟模式的內在要求,不僅在縱向政策方面上下銜接、相對完整,而且要在橫向政策方面相互協調、相互促進。例如,我們在低碳能源政策中鼓勵新能源開發和能源高效利用,那么在產業政策、市場政策、消費政策、技術政策、管理政策和區域政策中就應該有相適應的政策與之協調配套,這樣才能使能源政策發揮最大的效力。如果能源政策制定出來,而其他政策沒有與之配合,則會出現政策體系的“短板效應”,使這項能源政策難以發揮作用。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鄂平玲.全國兩會熱點關注低碳經濟:“劍指”低碳環保[EB/OL]人民日報海外版,2010-03-09. [E Pingling. The Hotspot of the Two Sessions:Carbon Economy [N].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2010-03-09].

[2]宋旦妮.基于汽車工業系統的政策鏈模型構建與分析[J].經濟師,2007,22(9):24-25. [Song Danni. The Policy Chain Model And Analysis Based On Automotive System[J]. Economists,2007,22(9):

24-25.]

[3]吳長年,魏婷,循環經濟政策體系初探[J].生態經濟,2006,21(11):57-59. [Wu Changnian, Wei Ting. Initial Research on Circular Economy Policy System[J].Ecological Economy, 2006,21(11):57-59.]

[4]李勝,陳曉春.低碳經濟內涵體系與政策創新[J].科技管理研究,2009,29(10):41-44. [Li Sheng, Chen Xiaochun. Low-carbon Economy Content System and Policy Innovation[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09,29(10):41-44.]

[5]徐瑞娥.當前我國發展低碳經濟政策的研究綜述[J].經濟研究參考,2009,31(66):34-40. [Xu Rui’e. Summary of Research on Our Country Current Low-Carbon Economy Policy[J].Reviews of Economic Research,2009,31(66):34-40.]

[6]張愛軍,李曉丹.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選擇[J].探討與研究,2010,26(1):55-56. [Zhang Aijun, Li Xiaodan. Policy Options for Our Country Developing Low-Carbon Economy [J].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2010,26(1):55-56.]

[7]李克國.中國的環境經濟政策[J].生態經濟,2009,26(11):39-42. [Li Keguo. China's 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y[J].Ecological Economy, 2009,26(11):39-42.]

篇3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6.06.001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作為新興服務業的金融業高速發展，區域差異及空間集聚逐漸成為金融業發展的典型事實。金融集聚現象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現有文獻多從金融集聚的動因、效應等方面展開理論和實證研究，也有少量文章研究產業集聚或產業競爭力與政府行為，但鮮有文章在金融集聚的實證研究中考慮政府行為因素。

在新經濟地理學框架下，對金融集聚的研究普遍強調運輸成本、知識溢出、技術溢出和規模經濟等因素，金融機構在一系列動力和阻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空間集聚，能夠產生知識和技術溢出效應。[1]對于集聚的形成，新經濟地理學解釋為“路徑依賴”和“歷史事件”[2]，其中對“歷史事件”具體包含的內容沒有說明，這促使眾多學者對此進行研究。在中國，政府行為觸及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政府能對金融集聚的形成與發展產生影響。當然，政府行為對金融發展有利有弊，在廣東省范圍內，政府行為是否會對金融集聚產生影響？如有影響，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本文將空間計量經濟學引入金融集聚研究中，運用2006―2012年廣東省21個地級市的統計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探討新經濟地理因素、政府行為因素對金融集聚的影響。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文獻綜述；第三部分為假設的提出；第四部分為模型的構建與實證檢驗；第五部分為結論與政策含義。

二、文獻綜述

金融集聚是產業集聚的具體分支，隨著對產業集聚研究的深入，金融集聚也逐漸成為各國學者研究的熱點之一。學者們逐漸從金融集聚的內涵、動因、集聚效應和形成模式等方面進行研究。Krugman（1999）[3]提出由于“向心力”和“離心力”之間的張力，使得兩個對稱區域分化成為兩個不同的經濟角色，并建立“中心―外圍”模型來解釋集聚中心城市出現的過程。Gehrig（2000）[4]則將影響金融集聚的因子分為向心因素和離心因素，為金融集聚的內涵與動因研究提供理論基礎。在產業集聚與政府行為研究方面，Young（2000）[5]明確指出地方政府支出即地方保護主義是影響產業集聚很重要的因素。受新貿易理論啟發，新經濟地理學提出“集聚租”的概念。Baldwin和Krugman（2004）[6]研究產業集聚與稅收協調的關系，認為產業集聚創造“集聚租”，集聚中心在不減少資本的前提下可以比外圍區收取更高的稅率，也可以設置一個更低的稅率，使得外圍區失去對聚集中心產業的吸引力。因此，集聚租能顯著地促進產業集聚。日本學者AkiyoshiFurukawa（2010）[7]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不使用區域再分配政策的前提下，通過提供地方公共物品的方式，地方政府能夠促進當地產業集聚。國內有關研究大多得出了政府行為會對產業集聚產生影響的結論。馮文娜和楊蕙馨（2007）[8]則通過構建博弈模型對政府策略選擇進行研究，文章分析了政府在產業集群發展和運行過程中的作用機制，結論表明：政府積極對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給予支持，在為地區產業集群的良性發展創造有利條件的同時，也能使政府獲得更多的稅收。何震（2011）[9]通過建立金融聚集和政府行為指標體系，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對西北五省的金融集聚與政府行為進行實證分析，結論表明：金融集聚與政府行為存在正相關關系。

在空間計量視角下的金融集聚研究方面，任英華和徐玲等（2000）[10]構建了金融集聚影響因素空間計量模型，對我國28個省域金融集聚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我國金融集聚在省域之間有較強的空間依賴性和空間溢出效應。李紅和王彥曉（2014）[11]基于1995―2011年中國城市面板數據，采用改進權重的空間杜賓模型檢驗了金融集聚及其空間溢出與城市經濟增長的關系。結果表明，金融集聚帶來人才、資本和稀缺資源的集中，不但沒有產生擁擠效應，還顯著促進城市經濟發展，在鄰近城市存在顯著空間溢出效應。在我國，金融集聚的空間分布存在一定規律，并且在不同地區產生不同的經濟影響。[12]雖然有學者從空間視角對金融集聚進行研究，但為數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現有文獻中，不論是博弈模型還是面板數據模型，考察金融集聚在某區域的空間相關性的研究不多。事實上，幾乎所有的空間數據都具有空間依賴性或空間自相關性。[13]因此，在建模研究某區域內的金融集聚時，必須考慮空間相關性的影響。另外，金融集聚現象有產業集聚的一些共性，也存在自身的特性。金融集聚受政府行為顯著影響，對于金融集聚與政府行為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本文關于金融集聚與政府行為關系的分析將研究視角深入到空間范圍，進行實證檢驗，試圖在以下兩方面對已有研究進行拓展：一方面，利用空間計量經濟模型代替傳統計量模型進行研究，考慮金融集聚的空間相關性；另一方面，在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基礎上，研究金融集聚的影響因素時，將政府行為因素納入分析框架以拓展分析視野。

三、假設的提出

綜觀世界各國產業集聚的發展歷程，政府行為的作用都十分突出。Demurgeretal.（2002）[14]強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對區域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Kanbur和Zhang（2005）[15]試圖尋找在過去50年間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驅動力，發現了政府扶持和政府干預的重要作用。本文將政府行為定義為：國家行政機關及工作人員做出的對產業集聚產生影響的一切經濟和社會事務管理活動的總稱。在本文中，立足金融業集聚所具有的特性，從對外開放水平、政府財政支持、社會保障水平以及政府干預程度這四個方面來闡述政府行為對金融集聚的影響，并提出以下四個假設。

（一）對外開放水平

通過加強出口貿易的方式可以擴大地區的市場規模。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企業發展空間更大，金融集聚度更高。Brulhart和Koening（2006）[16]對5個中歐和東歐國家（CEEC）加入歐盟后的內部工資空間結構和就業結構進行了考察，發現對外貿易開放對這5個國家內部的制造業空間分布產生顯著影響。袁冬梅和魏后凱（2011）[17]實證表明出口與外資流入是促進我國產業區域集聚的重要因素，其中外資流入對產業集聚的正向作用顯著?？梢姡瑢ν忾_放水平可以吸引金融機構集聚，特別是在珠三角沿海地區，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1：對外開放水平對廣東省金融集聚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二）政府財政支持

政府財政支持主要是指政府對各類企業給予的研發資金支持，為其創造良好的創新環境。在當前競爭環境下，為適應技術的快速發展，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各類機構必須不斷創新才能持續發展。政府研發資金的投入可以減輕金融機構研發資金的籌資壓力，各類機構通過科研資源的合理投入來提高其創新績效。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2：政府對研發資金的支持對廣東省金融集聚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三）社會保障水平

隨著經濟的發展，地區發展水平差異及收入差異等社會公平問題造成限制地區發展的安全隱患。社會保障是社會安定的重要保證。何震（2011）[9]認為政府行為主要包括：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政府財政能力、社會保障水平和社會公平度，并據此建立政府行為評價指標體系來研究新疆金融集聚與政府行為的關系。其中，社會保障水平指標包括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基本失業保險覆蓋率和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本文選取社會保障水平指標，并認為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對地區穩定有促進作用，因此，提出假設：

H3：社會保障水平對廣東省金融集聚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四）政府干預程度

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在任何經濟體制下都是存在的，但是一旦干預過度則會影響資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使企業發展受限。師傅和沈坤榮（2013）[18]在政府干預的背景下經驗分析經濟集聚對能源效率的影響，認為市場機制主導的企業集聚能夠顯著提高能源效率，由于政府干預導致產業集聚無法對能源效率產生預期效果?？梢?，如果政府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給予企業充分的自主權，或許能夠促進產業集聚的提高。因此，本文預期政府干預對金融集聚有負面影響，提出假設：

H4：政府干預對廣東省金融集聚具有負向影響

四、模型的構建與實證檢驗

（一）空間計量模型的構建

現有文獻中，新經濟地理學學者已經對市場規模、人力資本和研發溢出等因素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在這基礎上，本文根據上述理論分析與假說，構建如下計量模型檢驗新經濟地理因素及政府行為因素對金融集聚的影響。

LQit=β0+β1NGEit+β2GOVit+εit（1）

其中，LQit表示第i市在t時刻金融產業的區位熵，β為回歸參數，εit為隨機誤差項。NGEit表示新經濟地理因素，包括市場規模、消費者需求和研發溢出。GOVit表示政府行為因素，包括對外開放水平、政府財政能力、社會保障水平和政府干預程度。

（二）變量說明

1.金融集聚LQ

本文采用金融集聚區位熵系數來反映地區金融集聚程度，區位熵系數越高，說明該地區的金融集聚程度越大。計算公式如下：

LQit=（Fit/Ft）/（Pit/Pt）（2）

其中，Fit為第i市在t時刻金融業總產值，Pit為第i市在t時刻總產值，Ft和Pt分別為t時刻的廣東省金融業總產值和總產值。

2.市場規模M

在新經濟地理學中，市場規模被認為是影響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一個地區市場規模越大，市場內企業數量越多，各企業可以更好地利用產業間“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促進發展，不斷吸引更多新企業的進入，促進該地區集聚水平的提高。本文參考金煜等（2006）[19]對市場規模的計算，使用地區金融機構數量占廣東省企業總數量的比重來衡量。

3.消費需求C

若消費者對金融產品的需求增加，會促進該地區金融機構的繁榮，吸引新機構進入這一市場。本文采用金煜等（2006）[19]的方法，使用人均GDP與全省人均GDP之比來度量地區消費者的相對購買力。

4.研發溢出R

研發溢出包括技術溢出和知識溢出，研發溢出越多，給地區內企業帶來越強的正外部性，企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可以大幅度降低生產成本，提高企業利潤，促使越來越多的新企業進入。本文采用吳玉鳴等（2008）[20]的方法，選擇各地區專利批準量占全省的比重計算研發溢出水平，比值越高表示溢出效應越大。

5.政府研發資金投入GR

許多文獻中測量政府財政支持力度的方法是計算某行業的研發投入中政府投入占比。在本文中，由于受數據可得性的限制，采用廣東科技統計網公布的全省地方財政科技撥款占地方財政支出比重來表示。

6.對外開放水平GO

本文采用金煜等（2006）[19]的方法，用該地區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計算對外開放水平。

7.社會保障水平GP

本文采用何震（2011）[9]建立的社會保障水平指標，通過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基本失業保險覆蓋率和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的加權平均計算得到。

8.政府干預程度GI

政府的財政投入包括必要投入（如國防、公共安全、科學、教育、文化、衛生等）和非必要投入兩部分，必要投入屬于非生產性支出，是社會消費支出，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對經濟產期發展的支持，非必要投入則表示地方政府的干預。本文借鑒丁菊紅和鄧可斌（2007）[21]的方法，利用公式（各地區財政支出-各地區科教文衛支出）/各地區GDP計算政府干預程度。

[BT4]（三）數據來源

本文在實證分析中所使用的樣本包括廣州、深圳、佛山、汕頭、惠州、東莞等廣東省21個地級市。研究時段選擇2006―2012年共7年。各變量的數據主要來源于2006―2013年的《廣東統計年鑒》《廣東財政統計年鑒》及廣東各市統計年鑒。運用的軟件為GeoDa。

[BT4]（四）空間自相關分析

為檢驗廣東省金融產業集聚的空間相關性，空間權重矩陣設置為空間距離權重矩陣（DistanceWeight），計算各年的MoransI指數值。結果如表1所示。

表1中，各年份的MoransI指數值都大于0，除2007年外的P值都小于0.1，Z值大于0.1，顯著水平的臨界值1.65。表明廣東省金融集聚現象在空間上存在正自相關關系。也就是說，廣東省金融業的發展在空間分布上趨于集聚，存在空間集聚現象。

為直觀地表示2006―2012年廣東省MoransI指數變化趨勢，用R語言繪制圖1如下。

從圖1中可以看到，除了2006年數值較高外，2007―2012年廣東省MoransI指數變化呈現逐漸上升趨勢，說明廣東省金融集聚在空間上存在正自相關關系，且關系越來越明顯。

[BT4]（五）空間計量經濟模型的選擇

常用的空間計量模型包括空間滯后模型（Spatiallagmodel，SLM）和空間誤差模型（Spatialerrormodel，SEM）。通過MoransI指數結果表明廣東省金融集聚存在空間自相關性，為選擇合適的空間計量模型，還需要進行空間依賴性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可以看出，LMerr和LMLag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P

lnLQit=ρWLQit+β1lnGOit+β2lnGRit+β3lnGIit+β4lnGPit+β5lnRit+β6lnCit+β7lnMit+εit（3）

式中，ρ為空間回歸相關系數，W為n×n階的空間權重矩陣，本文選擇空間距離權重矩陣，比鄰接權重矩陣更能反映一定范圍內某地區與不相鄰地區之間的影響，ε為隨機誤差項向量。

[BT4]（六）SLM模型估計結果及分析

SLM模型設定好后，對廣東省金融集聚水平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通過Geoda軟件輸出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通過表3可以看出，新經濟地理因素中C、M的系數均為正，但不夠顯著，反映是消費需求與市場規模對金融集聚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可能由于指標設計或其他原因使這種作用不明顯。與預想結果相反的是變量R的系數為負，且顯著，表明研發溢出對金融集聚程度產生了負向影響，這與先前的許多文獻實證的結果不同，原因可能在于對研發溢出指標的設計。本文選擇各地區專利批準量占全省的比重計算研發溢出水平，由于數據獲得的局限性，無法獲得地區金融業的專利批準量，其他專利批準量大的高新技術產業或許擠占了金融業研發溢出效應。另外一種解釋是，政府對企業研發投入的直接資助對企業自身的研發支出產生了擠出效應[22]，政府資助刺激了要素的需求，提升了要素價格，從而提高了企業研發的成本，企業研發支出的減少導致對于專利申請的積極性降低。

從政府行為因素的回歸結果來看，GO、GR、GP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對外開放水平、政府研發資金投入和社會保障水平對廣東省金融集聚有較為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與前文的理論分析和假說較為一致。另外，GI的回歸系數為負，且較為顯著，表明政府干預對金融集聚有負向作用，這與其他學者研究的結論一致，意味著政府干預過度會影響資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使企業發展受限，金融企業缺乏充分的自主權，影響了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這一結果也證明了前文的理論分析和假說。

總體來看，除了研發溢出沒有如預想中的那樣產生積極影響之外，市場規模為金融業發展提供基礎，消費者需求的增加促使金融業的繁榮，政府促進開放水平，做好社會保障，對各類企業給予研發資金支持，同時不過度干預企業的發展都能有效地提高金融集聚水平。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通過文獻研究發現，新經濟地理學派主要從知識溢出、技術溢出、規模經濟等方面探討產業集聚的成因，很少從政府行為角度進行研究。本文在理論上分析了新經濟地理因素、政府行為對金融集聚水平的影響，提出假設，對外開放水平、政府研發資金投入、社會保障水平以及政府干預對廣東省金融集聚水平有正向影響，而政府干預則產生負向影響，并運用2006―2012年廣東省各市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由此發現：

新經濟地理因素中的消費需求和市場規模對廣東省金融集聚有促進作用，因此，政府可以通過推動各種新經濟地理因素發揮作用。比如，通過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鼓勵金融機構自主創新，開發金融衍生品，刺激消費者投資需求；建立完善的產業鏈金融服務平臺，并借此撬動產業鏈上下游的中小型企業金融業務，擴大市場規模。

對外開放對促進廣東省金融集聚有正向影響。廣東省為沿海地區，廣東自貿區和“一帶一路”兩大戰略雙輪驅動將進一步將推動廣東構建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格局，其中金融領域將作為廣東省對外合作開放的重中之重，省內各地區在擴大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不僅要吸引外資，還要吸收高新科技，促進金融產業的集聚，以帶動整體經濟的發展。

加大政府研發資金投入，發揮R&D投入的杠桿效應。通過對2006―2012年廣東省地方財政科技撥款占地方財政支出比重數據分析，深圳從4.43%增加到9.21%，增長波動最大，對應其集聚水平也最高；其次是東莞和廣州，與之對應，廣州的集聚水平位列第二，東莞各年平均集聚水平位列第四；最小的是云浮，其集聚水平較低，其他地區的政府科技撥款占比均呈上升趨勢。政府研發投入作為杠桿，形成全社會R&D投入的多元集聚，提升企業競爭力，促進地區自主創新能力的快速提升，吸引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集聚。

篇4

關鍵詞：經濟政策；交易成本；選擇

作者簡介：馬婧婧(1984－)，女，湖北宜昌人，華中師范大學城市與環境科學學院研究生，主要從事區域經濟學研究；曾菊新(1950－)，男，湖北石首人，華中師范大學城市與環境科學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區域經濟學的研究。

中圖分類號：F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9)01－0010－03

收稿日期：2008－09－10

中國的改革開放無疑是一系列經濟政策選擇的過程。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尼古拉?阿克塞拉(2001)把經濟政策分為三類。社會選擇指社會公眾普遍認可的社會價值觀，對應“憲法層次”的政策選擇。經濟政策選擇指經濟運行層面上的政策選擇，例如，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選擇。中國憲法已經比較穩定，其修改已經采取修正案的形式，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策也已經做出。當然，在這些方面仍有許多進一步研究的余地。而隨著中國基本社會經濟政策的不斷完善，當期選擇的發生規模不斷變大，復雜程度也不斷提高。那么，無論從過去而言，還是從未來來看，中國經濟政策的選擇具有怎樣的性質，已成為學術界和政府所關注的一個問題。從表面現象來看，它是一些政策決策者行為的結果。然而，從博弈論的觀點來看，決策者的行為會受到大眾的影響。究竟如何看待經濟政策選擇的性質呢?不少學者強調其決策本質，美國經濟學家迪克西特(2004)將經濟政策制定看作是由交易成本的節省所決定，本文就分析將經濟政策選擇看作是由交易成本決定的理由。

一、交易成本的構成簡析

交易成本思想萌芽于科斯，在Willianmson(1979)那里發展成為交易成本經濟學。這種理論認為，節省成本是經濟組織的核心問題，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結構是經濟組織最優的選擇。然而，科斯和Willianmson所關注的對象并非一般性的經濟政策，而是企業的邊界問題?；蛟S可以把企業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經濟政策，然而，企業的投人一產出關系相當明確，而一般性經濟政策和政策的產出則難以衡量。所以，把交易成本思想用于分析政策選擇問題還需要關注點的轉換。

交易成本經濟學接受了現代決策理論之父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思想，這種思想認為，由于動機、特征和外部環境等因素，個人和組織的行為不可能是理性的，它們通常只滿足于達到一定的效用水平而不是最優效用水平(slmon，1955)。由于行為的有限理性性質，無法通過簽訂完整契約保障交易，因而在許多情形下，交易各方都會采取機會主義行動，敗德行為就會產生。如果不存在機會主義行為傾向，交易雙方就會存在相互信任，行為也能夠得到協調，契約并不重要。然而，機會主義使簽訂契約變得極為重要，從而引起如下成本：(1)達成協議的成本；(2)實施協議的成本；(3)終止協議的成本。

上述三項成本構成的交易成本，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世界里都不存在。沒有這些成本，即交易成本為零，科斯定理成立?？扑苟ɡ碚J為，在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中，產權的配置并不會影響資源的配置，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產權是不重要的。交易成本經濟學發展了科斯的觀點，認為，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下，不但產權不重要，契約形式也不重要。

所謂契約，并不僅指法律意義上的合同。它是一個經濟學概念，包括廣義的經濟政策。例如，市場和企業組織模式都被看成是契約，企業形式的變動也被看成是用一種契約取代另一種契約。科斯探討的市場向企業的轉變或企業向市場的轉變，也是契約的轉變。任何經濟政策的變化也可以看作是契約的轉變。正是由于對契約的這種解釋，交易成本理論與新經濟政策經濟學得以合流。

任何種類的契約都與一定的達成協議成本、實施協議成本和終止協議成本相對應，而且這三種成本與資產專用性程度、交易的不確定性程度和交易頻率密切相關，隨它們的升高而升高。因而，交易成本與資產專用性程度，不確定程度和交易頻率成正相關關系。由于契約與交易成本的對應關系，不同契約的交易成本往往不同。所以，通過轉變契約形式，可能節約交易成本。按照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分析范式，最優的契約形式就是最低交易成本的契約形式。眾所周知，科斯、威廉姆森和諾思都是嚴厲批評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人，但從方法上看，研究最優契約與研究消費者最優選擇沒有什么不同，而且，研究最優契約一般要假設完全理性，而不是有限理性。

二、經濟政策的交易成本

(一)經濟政策選擇的決策本質

經濟政策決策是在一系列可行的方案中進行選擇。抽象地看。經濟政策選擇與消費者選擇有很多相似點。例如：它們都是主體選擇一些合適的工具性變量；都是為了達到一定的目的。既然如此，為什么不把現代微觀經濟學的消費者行為理論用于分析經濟政策的選擇呢?當然，微觀經濟學的生產理論在數學上與消費者行為理論是一樣的，它們的數學本質都是數學規劃。由于這種相似性，前者確實可以對后者有啟發?，F代微觀經濟學的消費者行為理論將消費者的理性偏好定義為消費品數量空間中的序關系。所謂理性偏好，即序關系的完全性、傳遞性和自反性。完全性指消費者對消費可行集合中的任意兩個消費組合都可以比較。傳遞性指當涉及三個組合時，其相互關系不能與僅考慮其中兩個組合時的相互關系相矛盾。自反性是涉及一個消費組合時的一個要求。消費者行為理論就建立在偏好概念的基礎之上。如果決策者的政策制定滿足以上三個條件，那么，從數學上看，經濟政策選擇確實可以與消費者選擇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形式。

然而經濟政策選擇在許多方面還是不同于消費者選擇。最重要的有兩點：(1)經濟政策選擇中存在委托關系，而消費者選擇中不存在(Dawid et al，2008)；(2)經濟政策選擇具有強烈的外部性。也就是說，經濟政策的決策者將強烈影響他人福利。由于這個原因，經濟學文獻通常把經濟政策看作公共品?？墒?，公共品本身與一般消費品不同，所以就有不同的理論。例如，公共品沒有市場價格，因而不可能用市場的辦法來解決其供給問題。既然二者之間存在相同或相似，又存在差別，那么，經濟政策選擇的科學模式究竟應該是怎樣的呢?答案是，我們必須為每一種政策“賦予”一個“價格”。這個“價格”就是政策的“交易成本”。

(二)分析經濟政策選擇的方法

在西方社會背景下，按照重要性遞降順序，經濟政策選擇的主體有立法者、行政人員和選民。他們的作用大致是：

立法者代表選民安排轄區的基本經濟政策；行政人員則以實際行動維護經濟政策的實施，實際上是對選民的行動施加必要約束；選民則通過選舉對立法者，進而對行政人員進行約束。這三種主體的選擇都具有公共的性質，也就是說，都會影響到他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稱它們為公共選擇。

經濟學首先對選民的集體選擇做出了創造性分析，典型地反映在以阿羅不可能定理為代表的一系列結論中(羅云峰等。2003)。但是，集體選擇理論假設選民的決策外生給定，實際上并沒有研究每一個公民如何做出自己的決策，因而我們可以認為，集體選擇理論缺乏必要的微觀基礎。而且，既然集體選擇不過是通過投票對選民偏好進行加總，集體選擇的結果就一定是某個選民的決策。通過理解這個選民的決策，我們同樣能夠得到集體選擇的結果。這樣，我們就揭示了研究個人決策在方法論上的意義――理解個人決策不但是理解公共選擇的基礎，還是理解集體選擇的一種方式。因此，我們可以假設，選民、立法者和行政人員在決策行為上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它們都可以用個人決策模式來分析。個人決策模式假定個人在決策時理性地追求經濟利益。

(三)經濟政策選擇的交易成本

根據以上定義和假設，我們以司法部門為例來說明經濟政策選擇的交易成本。

1、立法成本(達成協議的成本)。這主要涉及三個方面：(1)為立法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立法首先需要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帶來明確的凈收益的立法才是正當的。然而，為估計立法后可能產生的成本和收益所做的調查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2)私人參與立法的成本。立法決策即使不影響經濟效率，也會影響相關方的經濟福利，因而私人擁有參與立法的愿望，即使必需消耗他們的資源，也在所不惜。因而他們指望這可以由政策租金來補償。(3)模糊立法的成本。如果私人參與比較活躍，私人利益之間的爭斗就比較劇烈，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模糊立法才是可能的。模糊立法將增加行政執行人員按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式采取行動的能力，從而進一步創造出尋租機會。這些可能都會直接耗費資源，或者扭曲資源配置。

2、法律執行成本(實施協議的成本)。(1)選擇執法者的費用。法律制定以后，需要合適的執法者才能發揮善法的功能，同時抵消惡法的不良影響。但正如信息經濟學所揭示的，由于不完全信息，沒有辦法保證總能得到合適的執法者。(2)執法人員忠實執行法律的費用。司法部門的年度預算，包括司法人員的工資，都屬于執行法律費用的范疇。為了使執法人員忠實執行法律，財政必須提供充足的辦公經費，并使司法人員能夠得到體面的收入。如果執法者的收入不高，逆向選擇就會起作用，結果執法者隊伍的整體素質趨于降低。這會加大法律對經濟資源配置的扭曲。(3)防止執法人員敗德需要監督費用。無論經濟政策如何嚴密，敗德行為都有可能發生。司法監察、上訴、抗訴等引起的支出都可以視為監督費用。(4)立法者與選民因執行人員無法完全執行法律也遭受損失。

3、法律轉換成本(終止協議的成本)。在所有國家中，任何一個根據既有游戲規則掌握了公共部門權力的人都有權使用公共權威。然而，今天的當權者可能明天就會被其他擁有不同甚至相反利益的當權者取代。新當權者可以合法操縱其前任安排妥當的任何政策和組織結構，甚至沒有任何補償地完全摧毀它們。有時，同一當權者在一夜之間也會發生偏好的逆轉。這種政治上的不確定性有可能，在歷史上也確實產生過非常嚴重的后果。在所有可能的法律轉換中，錯誤的財產權法律轉換能夠讓社會承擔最大成本。諾思(1994)令人信服地論證了17世紀歐洲國家由于不同的財產權，特別是國家的征稅權而經歷的發展績效的巨大差異。

三、經濟政策選擇問題的數學表達

在明確了經濟政策的交易成本概念之后，可以分析經濟政策問題的數學表達。仍以立法機構的經濟政策選擇為例。與立法、執法和法律轉化相關的經濟政策選擇包括如下方面：(1)人力和物力的獲得、分配和使用；(2)制定法律；(3)向執行機關授權；(4)控制執行機關；(5)監督執行機關。經濟政策選擇是要就每一方面的經濟政策都作出安排。為了完成這些安排，立法機構需要必要的政策工具。每一種工具能夠不止用于一個經濟政策安排，但有些工具比其他工具更有利于處理某些類型的經濟政策安排。當然，對于每一種經濟政策安排，立法機構會盡量利用最合適的工具。但是，如何定義最合適呢?

交易成本經濟學認為，立法者選擇那些最適于處理所面臨交易問題的執行安排。更準確地說，立法者從可供選擇的經濟政策安排中，選擇那些能使交易費用最小化的經濟政策安排?；舳?2004)使用這樣一個例子來說明立法者怎樣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假設立法者只面臨立法決策費用(LC)和費用(AC)，且只能改變向執行進行委托的程度(D)。增大委托程度D，將使費用增加但減少立法者的決策費用。如果我們假設費用的變化是D的線性函數，即LC=－nD，AC=vD，那么交易成本

y=LC+AC=(－n+w)D

如果n=v，無淪D在定義集合中取何值，交易成本恒為0，這時經濟政策選擇存在無限多種均衡選擇，這意味著委托程度可以是任意的。但一般而言，n與v不會總相等，所以經濟政策選擇存在無限多均衡的情況一般不會發生。如果n＞v，即委托引起的決策費用減少量大于委托引起的費用增加量，那么D應該取定義集合中的最大值，才能使交易成本最小。這時總的交易成本為負值，其含義是通過擴大委托程度，可以使交易成本降低。反之，如果n＜u，那么D應該取0值，即只有不委托，才能使交易成本最小。

交易成本經濟學自以為它們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范式，而批評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缺乏時間、缺乏經濟政策或假設經濟政策為既定。我們認為，這種批評只注意到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一些表面問題，忽視了它的強大的工具價值，比如，上述霍恩的例子可以一般化為minLC(D)+AC(D)，LC′(D)＜0，AC′(D)＞O。下面，我們利用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工具表述上述交易成本最小化思想，這當然是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一些核心內容的重新解釋。然而，能夠對它賦予新的解釋本身就說明這個理論的開放性和有用性。這可以看作是對當前十分流行的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批評的一個回應。

設立法者個人偏好和各種機會成本不會變化。立法者試圖通過一定的經濟政策安排獲得一定的效用。例如，通過設立刑法來保證社會安全達到一定的水平。又如，通過設定稅收經濟政策來為公共活動提供一定數量的資金。為了建立起這樣的稅收經濟政策，立法者有一些工具可以選擇。直接稅和間接稅就可以被認為是可以選擇的兩種不同的工具。設經濟政策工具集合X，x=(x1，x2)∈，其中x1，x2分別表示兩個經濟政策工具，例如直接稅和間接稅。設立法者于經濟政策安排中得到的效用服從u(x1，x2)，設經濟政策的交易成本分別為常數P1，p2。決策者試圖尋找最優的x，以達到一定的效用水平。于是，決策者的問題可以表示為在達到一定效用水平的約束下，使政策安排的交易成本最小化

minC(p1，p2，x1，x2)

s，t，u(x1，x2)=u0

這與標準的消費者行為理論在形式上沒有什么不同。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做進一步的靜態比較分析了。

四、結論

1、交易成本經濟學有望成為分析經濟政策選擇的主流方法。20世紀70年代，經濟學家開始認識到，政治對資源配置效率具有決定性影響。經濟學家們，都致力于探詢經濟運行的經濟政策和政治基礎。但是，他們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20世紀90年代，交易成本經濟學表現出具有吸納其他各種理論的能力，因而有望成為分析經濟政策選擇的主流方法。

2、交易成本經濟學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是一脈相承的。評估任何一個理論的價值，不是看它沒有做什么，而是看它做了什么。交易成本經濟學實際上重新發現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數學結構，所以，交易成本經濟學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之間并不存在人們通常認為的那種鴻溝。

篇5

    論文摘要：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建設區域金融中心是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是促推社會和諧發展的內在需要，更是搶占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制高點的戰略選擇。 

一、理論依據 

金融傾斜是政府采用宏觀干預的方法，制定的支持區域經濟發展的金融產業政策。金融傾斜又可以分為自然傾斜和人為傾斜，自然金融傾斜是由于金融業作為服務產業，其存在是依托經濟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在沒有國家干預的情況下，金融業的發展選擇必然是一個自然的選擇過程，或者說金融集中發展區域必然是一個經濟發展層度相對較高的地區。而在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與經濟相生相伴的金融產業也往往是相對落后的。因此，作為國家支持其經濟快速發展的區域，選擇人為金融傾斜的政策可能更符合國家鼓勵落后地區發展的政策。這些政策措施本質上屬于產業發展政策，是宏觀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在把某些優惠政策措施應用于某一區域后，由于金融業的彌散、滲透功能，金融業對區域經濟、其他產業的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乃至企業經營運作都發揮了其作為資本聚、散紐帶的資金配置職能，同時提供了資金與效率的支持。 

在區域金融傾斜政策的制定方面，由于金融業牽涉的面廣，優惠政策的制定和出臺都極為謹慎。目前金融政策的制定者是中國人民銀行，監管者是銀監會，考慮到金融的風險和監管的困難，在區域金融傾斜上，很少見到針對某一地區特點的金融扶持政策。雖然央行可以在政策性金融領域發揮應有的對區域經濟的支持作用，或者可以在區域的宏觀上實行有差別的存款準備金制度和再貼現政策，欠發達省區可比發達省區低若干比率，用以增加貨幣供給，促進欠發達地區經濟更快速的發展。然而由于政策性金融的局限性和金融政策出臺的謹慎性，市場化的發展需要市場化運作的金融體系。因而央行與銀監會在研究制定金融政策時應更多地考慮地區性金融特點，在深入研究區域地方經濟特點基礎上，制定針對地方特點的金融業務和風險監管活動，支持地方經濟發展，建立專門性質或以某種業務、功能為主的區域金融中心。區域金融中心是以經濟區域為基礎而形成的以金融機構集中、金融市場發達、金融信息靈敏、金融設施先進、金融服務高效的中心城市為核心的資金融通和聚散的樞紐、貨幣金融業務的匯集和轉口地。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形成除了需要有一個作為區域經濟中心的城市外，還需具備優良的經濟金融發展環境、金融市場發育健全、金融人才資源充足等條件。 

區域金融中心定位從中央的角度上看更多體現的是微觀層面的目標，地方政府對區域金融中心的清晰明確的定位對其形成是至關重要的。金融中心定位上：一是區域定位。在金融中心的服務區域定位上，可以分為以下兩個戰略步驟：首先確立中心城市，然后再在稍大范圍內的區域建立金融集中區。在這個基礎上，必須從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中尋求更有潛力的發展方向，在全國的城市區域分工中確立自己有利、合適的位置，再進而確定發展區域金融中心的主要服務方向。二是金融業務定位。一個功能業務全面的金融中心包括建立地區性融資、投資、產權交易中心以及地區性商業銀行等等服務于本地區的支柱產業和潛力產業。區域金融中心建立之初其金融業務定位應更傾向于先建立專門領域的金融中心，而不是考慮首先建立一個功能全面包含廣泛的金融中心。三是金融功能定位。金融功能包括金融的外部效應和金融體系的內部效應，其對經濟有正向功能和負向功能是金融體系整體對經濟與社會的總體相協調、適應、吻合而產生的效率與效益。體現在它的配置功能上，其功能已經輻射外化成為經濟的發動機。因此區域金融中心的定位應逐步有所擴大，可以考慮發展金融業成為地區性的支柱產業之一。四是區域金融的結構定位。在既定的銀行主導融資環境下，商業銀行為控制風險，必然導致優勢企業可以獲得充裕的資金，一方面大量企業又不能獲得銀行貸款的局面，因此必須在這個銀行主導融資的環境中，先建立深刻熟悉和掌握地區經濟特點的區域銀行，建立地區信用融資模式，以扶持本地區支柱和潛力產業為發展目標，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再發展到市場主導主導融資的結構模式。 

二、實踐與建議 

近幾年，蘭州經濟社會發展步伐明顯加快，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出現了積極變化，經濟連續保持兩位數增長，社會各項事業快速發展，城鄉人民生活不斷改善。金融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機構不斷深化改革，轉換經營機制，擴大經營規模，提高資產質量，金融機構體系和市場體系不斷發展。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積極穩步推進，商業化經營步伐加快，公司治理和企業管理逐步規范。地方金融機構通過深化改革和綜合治理，產權結構和經營機制出現了積極變化，資本充足率提高，資產質量明顯改善，風險控制能力增強。農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農村金融服務主力軍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鞏固。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全面清理了大股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證券公司綜合治理取得階段性成效，風險得到有效化解，資本市場發展進一步規范。保險業改革不斷推進，市場開拓能力明顯增強，農業保險試點工作有序推進。構建蘭州區域金融中心，創新經濟發展模式、是我們實踐國家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必然選擇。而金融中心對區域經濟的形成和發展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深入實施，打造一個蘭州區域金融中心，已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實踐中，在區域經濟發展路徑選擇上，金融帶動經濟發展已經是區域經濟快速崛起的成功經驗。我國，金融資源的聚集對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經濟發展所起到的主導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蘭州投資拉動增長特征明顯，而且固定資產投資與銀行貸款存在很強的相關性。這不僅為項目融資規模擴大開辟了新的市場發展空間，而且也對金融服務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完善，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進一步增強，更多的金融資源流向發達地區。打造蘭州區域性金融中心就是為了更加積極地應對挑戰，努力掌握金融資源市場競爭的主動權，把金融作為重要抓手，有效突破加快發展的資本瓶頸。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這就是要按照國家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的要求，做大做強石化、有色、冶金、能源等優勢主導產業，振興裝備制造業，加快發展農產品精深加工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最活躍的經濟群體就是中小企業，他們在繁榮經濟、增加就業、推動創新、催生新興產業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打造金融中心，就是為了發揮政府的組織優勢，強力推動金融與工業的互動發展，通過金融資源的快速積聚和集中，帶動并促進工業企業和工業產業集群、實現跨越式發展。金融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打造金融中心，目的就是要鼓勵支持金融業率先發展、加快發展，在發展現代服務業上取得實質性突破。為此，必須做到：宏觀層面：一是提高認識，統一思想，把蘭州區域金融中心建設提升到戰略層面；二是成立區域金融中心建設領導協調小組，加強組織保障；三是規劃先行，推出金融產業發展規劃；四是立法推動，加強法律保障。微觀層面：一是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建立金融人才中心和金融災備中心，完善金融市場誠信體系；二是吸引和培育金融機構，制定促進金融機構發展的優惠政策，扶持蘭州銀行等本土金融機構；三是完善金融市場體系，設立有色金屬商品交易所，扶持低碳企業上市、發債；四是創新金融業務，開展裝備制造業投融資、碳權質押貸款和金融服務外包等業務。 

 

參考文獻： 

[1]李波.武漢建立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幾個問題[j].長江論壇,2004(4). 

篇6

喬治愛德華摩爾(1873-1958)的倫理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他1903 年出版的《倫理學原理》當中。摩爾倫理思想體系中有三個方面的觀點對凱恩斯的影響較大。

1. 傳統功利主義的邏輯謬誤

對于倫理學，摩爾提出了兩個根本性的問題，即：什么是善?我們應該怎么辦?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是所有倫理學研究的根本。對于第一個問題，摩爾認為善是單純的，獨立的，不可分析和推理的。傳統的功利主義試圖將善定義為快樂，沒有認識到善本身的內涵，沒有區為善與善的事物，將作為目的的善與作為手段的善混為一談，導致了邏輯上謬誤，這就是自然主義的謬誤。摩爾還認為，傳統功利主義不僅存在著邏輯上的自然主義的謬誤，其論證過程也存在著邏輯缺陷。

2. 遵守傳統道德和經驗概率論

倫理學的第二個問題：我們應該怎么辦?這是倫理學的實踐問題。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摩爾借用了經驗主義的結果論。摩爾認為，探究我們應采取哪種行為，或者哪種行為是正當的，就是探究某行動和某行為將產生哪種效果，如果不利用因果歸納，任何一個倫理學上的問題都不能予以解答。行為的正當與否取決于該行為所導致的結果，正當的行為應當比其他行為能夠產生更多的善。摩爾指出，人類所有的行為都應當圍繞著如何最大化善而進行，但由于人類知識的有限性，我們不能對當前行為所導致的結果有全面的預期，我們不能期望發現什么是在已知條件下可能最好的選擇，而只能發現在極少數幾種選擇中，哪一個比其余的好一些。因此，人們有必要遵守一些傳統的道德規范和倫理法則，如汝勿說謊，汝勿殺人等。這些道德規范和倫理法則可以為人們的行為提供一般性的指導，而且遵守這些規范和法則的行為所導致的結果往往比不遵守要好。其他諸如尊重個人財產權、勤勉、節欲、守信等，這些道德規范不僅其本身是善的，而且也是最大化善的手段。

3. 倫理學體系的構建與方法

在新倫理學體系的構建方面，摩爾認為全部的倫理學問題可以概括為三類：(1)研究什么是善的倫理學本原問題;(2) 研究哪些事物就其本身為善的倫理學理論問題;(3) 研究怎樣才能達到善的實踐倫理學問題。第一類問題的研究依靠人的直覺，是倫理學的本原問題;第二類問題涉及價值判斷，即判斷哪些事物是內在善或是目的善，哪些事物只是工具善或手段善第三類問題是尋找我們應當怎么辦?的具體答案，摩爾論證了經驗主義結果論的科學性和遵守傳統道德的必要性。在涉及倫理學的研究方法時，摩爾指出，功利主義等自然主義謬誤的倫理學，它們傾向于將倫理學看成是一門經驗科學或者實證科學，因為它的各項結論全都能夠運用經驗觀察和歸納法來予以建立。

二、摩爾倫理思想對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影響

摩爾的《倫理學原理》一經出版，就在劍橋大學的秘密學社布魯姆斯伯里(Broomsbury)和信使學社(Apostle Society)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里根(Regan)和利維(Levy)的研究充分證實了這一點。他們指出，摩爾被稱為布魯姆斯伯里的先知，對青年的凱恩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凱恩斯在1938 年回憶到：對我們這些在1903 年很活躍的人來說，摩爾的影響完全取代了麥克塔格特、迪金森和羅素。他的影響不僅僅是壓倒性的，而且是與斯特雷奇常說的令人沮喪相對立的另一個極端。這一切是多么令人興奮啊，這是又一次文藝復興的開始，是一個新的人間天堂，我們正是這新的天命的預言者，我們什么都不怕。在凱恩斯看來，摩爾的著作比《新約全書》和柏拉圖更勝一籌，因為它從不耽于空想。它傳達出了摩爾的思想中的美感，他的見識的純粹和飽含激情，他的從不空想和從不斧鑿，這些都讓凱恩斯著迷，他覺得沒有理由放棄《倫理學原理》中那些基本的直覺。

正像斯基德爾斯基指出的，對于摩爾的倫理學，凱恩斯終身奉為圭臬。那么，摩爾的倫理思想對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那些方面呢?

1. 經濟行為的動機不是功利主義計算

凱恩斯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我的寫作受到了來自摩爾的《倫理學原理》和羅素的《數學原理》兩方面影響，這使我們大大前進了一步。因為我們已把享樂主義拋出窗外，又放棄了摩爾那些很成問題的利益計算，從而回到現實中來，因此，我們成了這一代人中最早，也許是唯一擺脫了邊沁傳統的人，實際上，把經濟標準奉為圭臬的邊沁的功利主義計算在破壞著大眾的理想。顯然，摩爾對功利主義的批判使凱恩斯擺脫了功利主義的束縛，也使凱恩斯對以功利主義為基礎的古典經濟學理論產生了懷疑。理解凱恩斯對功利主義的背離是理解凱恩斯經濟學理論的關鍵。首先，在微觀經濟理論上，凱恩斯沒有將局部均衡的效用最大化作為經濟行為的動機。比如在分析儲蓄時，他認為人們進行儲蓄可能有八種動機：防范未然、有遠見、謹慎、追求進步、尋求獨立、事業心、自豪感、貪財;在分析消費行為時他又指出有六種動機：享樂、短視、慷慨、不謹慎、虛榮、奢侈;在分析流動性偏好時他總結出四種動機：收入動機、業務動機、謹慎動機和投機動機。

由此可見，凱恩斯的微觀分析并沒有將功利主義的效用最大化，或是快樂最大化作為經濟行為的唯一動機，而是更加注重其他各種非功利動機對經濟行為的影響，這使得凱恩斯的微觀經濟理論更加切合實際。其次，在宏觀經濟理論上，凱恩斯也沒有將一般均衡作為其經濟理論的分析目標。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狀態是功利主義效用最大化分析的最終目標。但凱恩斯并不承認這種市場全部出清的一般均衡狀態存在的可能性，因為工資剛性和流動性偏好的存在，市場總是存在著有效需求不足的。盡管凱恩斯經濟學中的確存在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均衡分析，使得帕延金等經濟學家一度認為，《通論》是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的第一次實際應用。但對這一觀點，貝特曼給予了堅決的否定，他說：就算凱恩斯在《通論》中有均衡分析，但這種均衡并不是建立在功利主義上的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應當說，正是凱恩斯認識到了功利分析的不現實性，認識到了均衡分析的局限性，才著手創作《通論》，以便對傳統經濟理論提出修改。

2. 經濟理論可以不受傳統觀念和傳統道德的約束

作為教條主義的堅決反對者，凱恩斯似乎不愿意全盤接受摩爾的觀點。他說：我接受了摩爾的信仰，又拒斥了他的道德信條。實際上，在我看來，他的信仰最大的優點之一，就是使道德信條成為不必要的東西信仰指向人本身以及終極目標，而道德不過指向外物與中介。如果將這里的信仰理解為作為目的的善終極目標，道德是作為手段的善外物與中介。那么，作為實用主義者的凱恩斯，在目的和中介間權衡時，必然會為了目的而適當地放棄中介，認為傳統道德只是不必要的東西。正如凱恩斯自己的宣言：我們完全否認個人有遵循普遍原則的義務，我們主張根據事情的是非曲直加以實事求是地分析。智慧，經驗和自制力正可以勝任這一切。

這是我們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毫不動搖地維護著它，我們拒斥那些傳統的道德，保守的觀念和陳腐的智慧，我們不承認有什么道德義務或內在約束，也不準備順從或遵守什么，在天堂面前，我們自己對自己進行審判。凱恩斯將保守觀念和傳統道德視為陳腐的智慧，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都實現了對這些陳腐的智慧的背離。首先，在《通論》的開篇，凱恩斯就對以馬歇爾、庇古和埃奇沃思為代表的古典學派宣戰，他指出：我要進行爭辯，說明古典學派的假設條件只能用于特殊情況，而不適用于一般通常情況，如果我們企圖把古典理論應用于來自經驗中的事實的話，它的教言會把人們引入歧途，而且會導致災難性的后果。事實上，凱恩斯的理論，尤其是他的就業理論、利息理論和貨幣理論實現了對古典理論的全面背離，使得傳統以薩伊定律為理論前提的均衡就業理論，均衡利息理論和貨幣數量論不再有效。其次，凱恩斯的經濟政策也實現了對傳統道德的背離。在凱恩斯看來，解決失業和促進經濟增長是經濟理論的目標，而節儉的美德和對個人財產權的尊重只是中介和外物，是不必要的東西。

3. 直覺概率論與長期經濟的不穩定性

凱恩斯不僅反對遵守傳統道德，也反對為傳統道德辯護的經驗概率論。為了反駁經驗概率論，凱恩斯在1904 年就著有《倫理學與行為的關系》的論文，并于1921 年出版了他唯一的倫理學專著《論概率》。在該著作中，凱恩斯借用了摩爾的手法創造了他的直覺概率論。凱恩斯認為，概率不是由經驗獲得的，而是一種和善一樣的抽象的、不可分析的事物，是一種人們直覺上，或心理上自明的概念。他說道，對概率進行準確定義是不可能的，除非能在一定的理性信念基礎上確定概率關系的可靠程度，試圖通過簡單的概念來分析繁雜的概率關系是不可能的。概率既然不能準確定義，那么就只能依靠直覺進行感知。凱恩斯指出：如果我說行為A 發生的概率大于行為B，我并不是斷言A 一定會比B 發生的幾率高，而是說我對A 發生幾率高于B有更多的證據，這種證據可以是經驗，也可以是理性的分析，還可以是直覺。在凱恩斯看來，概率只是人們預期的數字反映，概率本質上是主觀的判斷?？陀^經驗可以為主觀概率提供參考，但由于經濟現實的不斷變化，經濟現實在空間上不存在同質性，在時間上不存在重復性，因此經驗概率在邏輯上存在不可靠性。在20 世紀80 年代，當宏觀經濟學轉向不確定性和理性預期的研究時，凱恩斯關于概率的論述一度成為研究的焦點。凱恩斯的直覺概率論對他的經濟理論產生了明確的影響，這一點集中反映在《通論》的第十二章當中。

在這一章中，凱恩斯詳細考察了資本的長期預期狀態，他認為在對未來的收益進行估計時，人們主要依據的是信心狀態和人的本能，這也是造成經濟波動的根本原因。對于經驗知識，凱恩斯認為是極端靠不住的對于統計學的數學期望值，他駁斥道，從哲學的觀點來看，這一數據并不是唯一正確的，因為，我們現在所知的事實并不構成充分的根據來計算出正確的數學期望值。同時，對直覺概率論的信奉使得凱恩斯形成了長期經濟不穩定的觀點。在凱恩斯1937 年反對其批評者的論文當中，凱恩斯進一步強調這一觀點，他說：確信無疑的是，市場的投資總額無時不發生劇烈的波動，因為它所依賴了兩個因素(預期的利息率和預期的資本收益率)都沒有穩定的基礎，且兩者的波動也不存在著相互抵消的傾向。

4. 經濟學本質上是道德科學

摩爾對倫理學體系的劃分也為凱恩斯提出經濟學是一門道德科學奠定了基礎。凱恩斯指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人的經濟行為，而作為社會向善論者，每個人的行為正當與否就取決于其行為是否能夠促進社會善或福利的增加。從這一角度來看，經濟學就是屬于實踐倫理學的一個分枝，其研究的內容就是分析何種經濟行為能夠產生最大的社會福利，因此，經濟學本質上是道德科學。在凱恩斯1938 年批判羅賓斯《經濟科學的性質與意義》的文章中，凱恩斯就重申道：我再一次鄭重的強調我的觀點，即經濟學是一門道德科學，我曾說過，它是研究人類內省和價值判斷的，現在我認為還要將人類心理的動機、預期和不確定性加入其中。我們必須對經濟學將事物看成是不變且單一的觀點表示堅決反對。

在這里，凱恩斯將人類的內省和價值判斷而非傳統的財富或效用最大化作為經濟學的研究核心，并明確了經濟學價值判斷的重要性，否定了經濟學尋求價值中立的假設。根據戴維斯的研究，凱恩斯將經濟學視為道德科學這一想法源于摩爾的倫理學，凱恩斯在其1904 年的論文《倫理學與行為的關系》中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即人的行為只受自身經驗反思和價值判斷的影響，與其他因素并無多大關聯。凱恩斯將經濟學視為道德科學這一主張，使經濟學與倫理學的結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并對西方經濟學產生了三個方面的重要影響。首先，凱恩斯的經濟分析更加強調人的本能和情感，而將人的理性放到了次要的地位。凱恩斯指出：我們的大多數決策很可能源于動物的本能，推動社會的車輪運行的正是我們內在的進行活動的沖動，而我們的理智則在我們能力所及的范圍內，以動機而論，我們的理智卻往往退回到依賴于我們的興致、感情和機緣的地步。其次，凱恩斯反對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數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過度應用。凱恩斯承繼了馬歇爾的觀點，相信數學在檢驗思想時是有用的，但決不能用來思考問題。同時，凱恩斯終生對建立在脆弱邏輯基礎上的相關系數采取保留的態度。再次，凱恩斯堅信經濟學和道德科學一樣，直覺在經濟學推理中有重要的作用，經濟學家的直覺應當和藝術家的直覺一樣受到尊重，將經濟學看作是一門藝術，也一直是凱恩斯經濟理論的獨特之處。

三、對凱恩斯學用摩爾倫理思想的評價

摩爾作為劍橋大學的倫理學家，他的倫理學思想對劍橋學派的經濟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一點在凱恩斯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因為青年時期的凱恩斯也是劍橋學派的學者之一。凱恩斯將摩爾的倫理思想嫻熟地運用到經濟學的研究之中，成為凱恩斯經濟理論創新的一大亮點。首先，摩爾對傳統功利主義的批判，引發了凱恩斯對建立在傳統功利主義基礎上的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其次，凱恩斯部分拒絕了摩爾的倫理學思想，接受了摩爾的信仰而拒斥了傳統理論。凱恩斯認為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沒有遵循傳統理論的必要，經濟政策也不必遵循傳統道德的約束，經濟學家應當根據經濟現實的是非曲直加以實事求是地分析，用自己的智慧和經驗做出的判斷，這為凱恩斯創造新經濟理論提供了倫理支撐。再次，摩爾關于行為倫理學的界定，使得凱恩斯將經濟學作為道德科學，強調經濟學對于人的內省和價值判斷的重要性，注重經濟學對人類行為的內在動機分析，這使得凱恩斯發現了經濟學的三大心理定律，并以此為基礎構建了《通論》的理論體系。由此可見，摩爾的倫理思想對凱恩斯的經濟理論的確有較大的影響。

然而，我們在肯定凱恩斯受摩爾倫理思想的啟發和影響，由此為自己的經濟學革新提供倫理支持的同時，也應當認識到建立在摩爾倫理思想基礎上的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時代局限性。20 世紀初，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引起了西方社會對資本主義制度合理性的大反思，人們逐漸認識到以功利主義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并不能實現蜜蜂的寓言所描繪的繁榮景象，資本家極端的功利主義計算侵害了社會利益，導致了財富分配不均，階級矛盾日益惡化。此時，凱恩斯對于功利主義的批判有利于緩解資本主義內部危機，有利于創造出新的經濟理論，這是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價值所在。

篇7

企業金融是指將實體經濟與金融資本相結合，通過降低成本來提高經濟效益。此過程中不但涉及到經濟制度的改變還涉及到社會的發展。在這一結合中，由于風險的承擔和利益的共享，還會涉及到人事上面的結合。由于各個國家經濟政策存在著很多的差異，只有在發達國家中產融結合模式的發展態勢較好。雖然我國的市場經濟和相關的金融制度都得到了發展，但是我國的產融結合的發展速度相對緩慢。而產融結合的快慢會直接影響到我國經濟的發展。

1.企業金融有助于促進我國經濟競爭力的提升

無論是從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還是從理論研究來看，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的結合都會對企業規模的擴張和競爭力的提高帶來益處。企業的競爭力的高低在企業的發展和不斷壯大方面意義重大。另外，由于我國市場調節力度不斷完善和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各種各樣的市場形式不斷產生，所以，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的有效結合可以提高企業的生存能力，同樣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促進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提高。

2.企業金融有助于完善企業與金融的結合

企業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的結合可以實現金融機構各個部門的相互協同，加強資源共享并且通過減少市場風險與生產成本的方法來較少資源消耗。生產出更多迎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和服務。企業與金融業的正確結合，實現了雙方的共同發展，進而降低了風險與資源的損耗的可能性，為經濟效益的提高做出巨大貢獻。

3.企業金融有助于提升金融機構的抗風險能力

企業金融可以通過充實金融資本的方式來增加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另外，企業金融能進一步優化金融機構的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提高了市場經濟效益，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也從另一方面增加了企業的風險承受能力。企業和金融業的相互結合，現了互利互助和共同發展，有助于經濟效益的增長以及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二、企業金融經濟效益發展風險

近年來，我國政府開始加大和完善我國的市場調節力度，也增強了對各種金融機構的監管力度。這一舉措使得我國的市場形勢變得多樣化，并且大大的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但是目前，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還處于緩慢發展階段，并且我國在這方面法律法規和監管體系等方面還不健全。我國的實體經濟投資發展還不成熟，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也展現出很高的局限性。加之我國沒有成熟的監管體系，所以金融風險的發生也是不可避免的。

1.導致企業面臨多元化風險

企業金融的發展需要各個方面的相互結合，如果企業在還沒有發展到完全適應多元化經營條件的前提下就開始大規模擴張，可能會導致企業的資金被分散到各個行業。造成的后果就是會影響企業自身核心業務的發展，影響企業的發展壯大。尤其是金融行業，不合理的投資結構會使企業面臨嚴重的金融風險，可能嚴重阻礙企業的長足發展。

2.降低金融機構自身的獨立性

對于風險頻發的金融業來說，企業想要對風險的發生和規避有良好的控制的話，它就要在經營過程中保持自身的相對獨立。但是在企業金融的發展過程中很多因素都會對企業金融的發展產生影響，也會為企業帶來更多的金融風險。這樣就大大降低了金融機構自身的獨立性，增加了金融風險的發生概率。

3.加大金融市場風險

企業金融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企業與金融機構之間的原有關系。企業金融的快速發展導致市場上很多不正當交易的產生。在實際的經營過程中，企業所遇到的實體經濟類型或者金融類業務的類型是各不相同的，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金融市場的風險。

三、風險管理策略

建立快速有效的風險管理策略是具有高風險的金融行業的首要任務。能否制定出合理的相關策略也對企業的正常發展和競爭力的不斷提升意義重大。影響企業經濟效益的因素主要包括科技水平高低、管理方面的強弱、市場需求、產品質量、企業規模、企業的信譽和形象以及經營者的素質等幾個方面。那在風險管理策略的制定方面就不能忽視這些因素的重要性。筆者從以下三個方面提出了風險管理策略。

1.完善政策和制度

政策和制度的制定能為企業金融帶來法律保障，有助于降低企業金融帶來的消極影響。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開展：首先督促企業開發和利用高效的融資方式；其次，加大對金融市場的要求和標準，盡最大可能減少和避免風險的產生；另外，加大企業內部的監管力度，對金融機構內部出現的違規現象進行制止和做出嚴格的懲罰。從根本上降低風險發生幾率。

2.規范企業的金融化進程

在我國想要創造具有規范性的金融市場的話，不僅需要進一步完善我國相關的法律法規，與此同時還要對制定的法律法規進行嚴格的執行。這樣才能創造具有規范的法制化的金融市場；另外，需要加強金融市場的監督管理制度保障我國金融業的不斷發展。

3.加強與國際金融機構的合作

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的國際化進程不斷發展，也使之成為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所以，我國的金融機構需要加強與國際金融機構的合作，來更好地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風險。另外，加強與國際金融機構的合作交流，能加強與國際間的合作。有助于建立與國際上其他國家之間的聯合監督管理機制，對金融機構之間的危機風險的解決大有裨益并有助于風險的規避。促進與國際上其他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

四、結語

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大背景下，企業不僅要面臨來自國內的各個方面的競爭和挑戰，更是要接受來自國際間的壓力和競爭。企業間的競爭力也是愈演愈烈。筆者主要從完善政策和制度、規范企業的金融化進程和加強與國際金融機構的合作這三個方面來管理金融經濟效益發展風險。企業金融的發展也像是把雙刃劍，能夠加快促進企業的發展，但是在其發展過程中隨之而來的各種風險則會給企業的健康發展帶來負面的影響。所以企業針對金融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風險，能否制定出有效迅速的防范措施，對企業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作者:梁寒冰 單位:武漢大學

參考文獻：

[1]田莉.企業金融經濟效益及其風險防范策略研究[J].經營管理者,2014.

[2]黃贊平.企業金融經濟及其風險防范策略研究思考[J].商場現代化,2015.

[3]樓文浪.淺談如何有效提高企業經濟效益[J].中國外資,2012.

[4]張萌.試論金融經濟的風險及其防范[J].財經界,2014.

[5]張舒雅.淺析金融經濟的風險及其防范[J].中國外資,2014.

[6]袁輝.企業金融經濟效益及其風險防范策略研究[J].新經濟,2015.

篇8

【關鍵詞】互聯網 經濟 發展 平臺

一、淺析移動互聯網經濟發展

（一）什么是移動互聯網經濟。

近年來，在互聯網上出售產品以及服務的網站層出不窮，其中包括了像當當網或者亞馬遜等主要以網絡營銷為主的網站，也包括了像阿拉斯加航線等傳統的網上公司。這些網上公司的業務很大一部分在互聯網上進行，例如Ebay這樣的電子中介商或者是互聯網經紀人都是通過使交易的雙方來起到催化作用的。整個互聯網的經濟是包括基礎的設施和應用者以及電子中介商等各個方面，并不是單一的集合體?；ヂ摼W經濟涵蓋著互聯網產生的所有收入的公司，實際上互聯網經濟跟每個人息息相關，正像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所說的，新經濟和舊規則的概括了到目前經濟學，管理學等各個學科能夠應付互聯網經濟帶來的所有挑戰。

（二）移動互聯網經濟指標及其規模。

現階段我們還不能夠準確的定義移動互聯網經濟，怎樣估算移動互聯網經濟成為了主要的困擾。在移動互聯網經濟上面，美國領先了全球走在了最前列，根據美國權威大學電子商務的一項最新研究結果表示，在一九九八年互聯網帶動了一百多萬的就業崗位，大大的提高了就業率水平。我們可以將移動互聯網經濟看做是一個由許許多多的網絡組合而成，這個具有一定體系規模的網絡當中包含著運行硬件，網段設計者以及網段運行者等多個角色組合而成的一個能夠進行電子商務的公司?；ヂ摼W實際上是有一個自身的結構層次的，在這樣一種結構模式下，那些與互聯網經濟有關的公司有關的分類把互聯網經濟的指標分成了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互聯網經濟基礎的設施指標。這一個層次是由構成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服務或者產品的總收入及其雇員構成的。這一個層次里包含了光纖骨架以及提供電信，互聯網撥號等使用者入網的設備的企業。當然這一個層次中也包含了其他能夠為互聯網付匯功能提供硬件設備的制造商；第二個層次是移動互聯網的應用指標。這一個層次主要是由電子商務應用，多媒體應用以及能夠令網端可以形成數據單元的公司總收入以及雇員組成的。這個層次是的在線電子商務的交易變為可能；第三層次的指標是移動互聯網的經濟指標。作為移動互聯網的經紀人通過互聯網使交易雙方的交易變得更加的容易，能夠為公司的效益做出貢獻。在線旅游人以及互聯網廣告人都屬于這一層次；第四層次的移動互聯網經濟指標是屬于互聯網向消費者或者公司提供銷售或者服務。移動互聯網的經濟指標反映了互聯網有關的經濟活動和收入。

當今移動互聯網的電子商務要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大出很多，一千多億美元的移動互聯網電子商務的收入要比過往高處許多?；ヂ摼W經濟已經可以和傳統的產業相比較，在過去的五年來，移動互聯網經濟的工作者人均收入高處同行業的百分之六十。例如美國的汽車工業制造零部件的工人就有上百萬，創造出了兩千四百多億美元的價值。移動互聯網經濟本來就是世界上最為很重要的經濟之一，而且互聯網經濟對于就業有著很大的影響。

（三）移動互聯網經濟反展的特征。

移動互聯網經濟的影響和深度是不可估量的，凡是能夠數字化生產的商品都可以通過互聯網進行交易，在傳媒以及金融等領域互聯網交易的模式越來越受歡迎。移動互聯網經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網絡外部性征，生活中有很多外部性征的網絡，最常見的就是電話系統。假如世界上只是存在一部電話，那么這部電話沒有任何存在的價值，但是如果電話的數量越來越多，那么每增加一部電話它存在的價值就越高。再例如微軟和英特爾聯盟組成Wintel之后，促使微軟的產品越來越多，與此同時購買英特爾公司商品的消費者也越來越多。移動互聯網經濟發展還有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在研究可數字化以及傳輸性質的產品，這類商品的成本非常高，這就意味著生產這些數字化商品的生成能力非常的打。用經濟角度來看就是邊際成本很低甚至是零的企業供給能力是非常大的?；ヂ摼W經濟的這顯著地特點只是表明了某個產業對于某種商品的供給力，或者說是僅僅一個企業就可以滿足社會的某種需要?？蓴底只a的商品和供給服務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即使互聯網擴張了很大的限度，但是還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要求我們必須謹慎的區分社會生產方式。互聯網發展第三個特點就是高度發展的市場經濟?；ヂ摼W的交易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這樣發達的經濟中需要配合一個完善的配送體系以及高度發達的支付體系。所以互聯網經濟是一個費用很高的經濟，在一定的時間內互聯網經濟發展屬于服務型經濟，主要是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互聯網經濟發展是屬于極端的重要性，它所展示的無窮的攻擊能力必須形成一個統一的體系。在當今的互聯網經濟當中假設某些軟件公司的操作系統兼容了，那么該商品的幾乎銷售不出去，這樣的例子在高度發達的互聯網當中比比皆是。

二、完善法律環境加快互聯網經濟發展

為了能夠使移動互聯網經濟更為健康穩健的發展，目前既需要營造一個互聯網經濟成長的法律環境。相較于國外，我國必須借鑒國外的相關互聯網經濟政策的合理化經驗，再結合我國移動互聯網經濟發展的現狀，建立一個有效合理的網絡機制以及網絡監管模式，努力地營造一個與傳統方式有很大區別的全新的法律環境和法律制度。

首先我們應該制定一個合理的管理目標和理念，減少對移動互聯網經濟的法律限制。應該使加入都互聯網經濟的各個企業或者個人制定一個區別去傳統經濟管理模式的發展氛圍，應該以構建一個互聯網經濟法律環境為主要的發展目標。政府以及有關的部門還應該在制定各項法律制度的時候充分的考慮到移動互聯網經濟的特點。政府應該積極地采取相應的政策，從而降低進入市場的門檻，使更多的企業融入到移動互聯網經濟當中來，對不能夠適應移動互聯網經濟發展的相關內容作出及時性的調整或者廢止，把限制移動互聯網經濟發展的相關法律障礙徹底的消除。

三、保證網絡安全完善移動互聯網經濟發展平臺

互聯網環境的安全是互聯網經濟發展的重要保證，所以不僅在法律環境上積極地推動移動互聯網的發展，我們還要根據移動互聯網的經濟措施制定一個標準化的措施。建立一個健全的全網標準化體系，加快移動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在移動互聯網上伴隨著網絡的不斷發展，網絡資源雖然給用戶帶來了諸多的便利，推進了互聯網經濟的迅猛發展，但是也給用戶帶來了安全的問題。由于互聯網具有多樣性，終端分布不同于以往的經濟，所以導致了互聯網容易受到黑客以及惡意軟件的攻擊，埋下了安全隱患。

移動互聯網經濟要想實現盈利，同時保證互聯網各種交易的過程安全可靠，這就需要一個非常安全的網絡壞境。根據統計和研究表明，我國的互聯網實習上是十分脆弱的，尤其是在程序的設計上沒有周到全面的考慮安全措施，再加上有些系統平臺自身存在缺陷，各種互聯網的應用以及電腦系統的漏洞都不利于互聯網經濟的發展。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對于移動互聯網環境的安全性提出了更為嚴格的藥酒，不僅需要加強網絡的建設，還需要構建一個全面的公共通信服務的網絡互連，加強相關軟件的開發，滿足新興電子商務交易的要求。同時還要加大網絡安全的建設，建立一個網絡的安全體系，對數據進行加密或者建立各種認證的系統，保證網絡交易能夠安全順利的進行。而且對于互聯網企業來說，沒有任何企業能夠在細化的市場中全面發展，這就需要互聯網同行業當中尋找合作伙伴來適應互聯網經濟的告訴發展。隨著國內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和不斷完善，企業之間也應該制定一系列戰略在互聯網交易時代中不斷盈利。在互聯網當中任何能夠直接獲取金錢的東西都可能成為黑客盜取的對象，所以要加強網絡環境杜絕這些惡意軟件的攻擊。

四、結束語

移動互網絡經濟給每一位社會成員創造了沒有時間和空間限制的交易，也給無數企業營造了可獲利的環境?；ヂ摼W經濟如今早已深入人心，給每個人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存在著安全隱患。為了更加的適應新生代電子商務的飛速發展，政府和有關部門要制定好一系列的相關政策營造一個安全的法律環境，而且國內要為移動互聯網將經濟制定一個標準化措施，為打造一個更加完善的移動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平臺。

參考文獻：

[1]李亮先，王芳萍.試論互聯網網站的經營模式[J].情報雜志，2013，（8）.

[2]紀玉山.網絡經濟[M].長春出版社，2010.

[3]胡乃文.塑造網絡經濟[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4]崔祥波.網絡公司盈利模式研究[J].中外企業家，2013，（2）.

篇9

[關鍵詞]低碳經濟公共財政政策鏈

政策鏈是一種新型政策模式，對增強政策整體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構建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公共財政政策鏈(以下簡稱“低碳財政政策鏈”)，對于提高我國低碳財政政策效果是十分必要的。

一、政策鏈內涵

從政策鏈的起源來看，它與“價值鏈”、“產業鏈”等鏈理論有著密切聯系。1985年，哈佛商學院的邁克爾·波特教授在其所著的《競爭優勢》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價值鏈的概念，指出它是對增加一個企業的產品或服務的實用性或價值的一系列作業活動的描述。企業的價值創造是通過一系列活動構成的，這些活動可分為基本活動和輔助活動兩類，基本活動包括內部后勤、生產作業、外部后勤、市場和銷售、服務等；而輔助活動則包括采購、技術開發、人力資源管理和企業基礎設施等。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關聯的生產經營活動，構成了一個創造價值的動態過程，即價值鏈。產業鏈是產業經濟學中的一個概念，是各個產業部門之間基于一定的技術經濟關聯，并依據特定的邏輯關系和時空布局關系客觀形成的鏈條式關聯關系形態。

關于政策鏈，國內一些學者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多認為政策鏈是將“價值鏈”、“產業鏈”等鏈理論在公共政策學領域演化運用而衍生出來的一個概念。公共政策學是運用類似于自然科學的研究程序和方法，對政策系統及其環境之間和政策過程諸環節之間，與系統內外諸因素之間進行因果和相關性研究，探索公共政策的規律，以期改進政策系統提高政策質量的學科。

筆者認為政策鏈是公共權力機關或社團組織，為了解決公共問題、達成公共目標而選擇(或制定)的各種方案按照彼此之間的政策關聯性而構成相互促進、協調統一的鏈狀系統。政策鏈由若干政策根據時間先后、層次高低、內容關聯的關系而構成，具有下列特征：整體性。構成政策鏈的各關聯政策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相互聯動，相互依存，相互促進；(2)連貫性。為解決相同或相似的問題而選擇(或制定)的新舊政策前后連貫，互相銜接；(3)層次性。構成政策鏈的各相關政策之間具有層次結構，有總體戰略、基本政策、具體政策的區分；(4)增效性。政策鏈的各相關政策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能有效發揮政策間的協同作用，增強政策的整體效能。

二、低碳財政政策鏈

公共財政是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政府分配行為，主要著眼于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彌補“市場失效”缺陷?！端固囟鲌蟾妗氛J為“氣候變化在經濟學上提出了獨一無二的挑戰：這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范圍最廣的市場失靈現象”。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新經濟模式，是應對氣候變化的有效途徑。低碳財政政策鏈就是為發展低碳經濟而選擇(或制定)的各種財政政策按照彼此之間的政策關聯性而構成的相互促進、協調統一的鏈狀系統。

低碳財政政策鏈包括縱向財政政策鏈和橫向財政政策鏈?？v向政策鏈包括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財政總體規劃、基本財政政策和具體財政政策三個層次；橫向政策鏈包括由各項基本政策構成的第一條橫向政策鏈和各項具體政策構成的第二條橫向政策鏈，構成鏈狀結構的若干政策環環相扣。根據發展低碳經濟所采取的財政政策情況，低碳財政政策鏈的鏈狀形態設計如圖1。

三、低碳財政政策鏈的重要作用

財政政策在推進我國低碳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低碳財政政策鏈具有下列重大作用：

1.實現政策的完整性和統一性。與傳統政策制定不同，政策鏈是以政策的整體性為政策制定的出發點。低碳財政政策鏈包括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總體規劃、基本財政政策和具體財政政策，既有中長期戰略又有具體執行政策，涵蓋了各個層面，形成完整的政策體系。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總體規劃作為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綱領，把握著低碳財政政策的基本方向，從整體上對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政策進行設計，使基本財政政策和具體財政政策都圍繞總體規劃來選擇或制定，保證了政策的統一性。低碳財政政策由傳統形式向政策鏈轉變可以實現政策的完整性和統一性。

2.增強政策的整體效能，提高財政資金效率。政策鏈的關鍵作用是最大化相關政策的協同、最小化相關政策的制約，在制定政策時綜合權衡各項政策的關系。使各政策相互銜接、相互協調，有效克服單個政策的孤立性與局限性。低碳財政政策鏈能發揮發展低碳經濟的各項財政政策之間的協同作用，增強政策的整體效能。通過低碳財政政策鏈整合各項基本財政政策和具體財政政策，可以形成政策合力，實現“1+1>2”的政策效果。低碳財政政策鏈將使相同的財政資金投入獲得更多的減碳效果，提高財政資金效率。

3.保證前后政策的連貫性。經濟發展模式向低碳經濟轉型是一項長期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同時期的低碳經濟政策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政策必須保持連貫性。同樣，不同時期的低碳財政政策也必須具何連貫性。低碳財政政策鏈中的財政總體規劃是中長期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財政總體戰略，不同時期的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是在總體戰略的指導下根據各時期低碳經濟發展情況而制定的，既保證不同時期的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有所側重，又保持政策前后連貫、互相銜接。

4.加快經濟發展模式向低碳經濟轉型。隨著關于氣候相關科學的發現越來越為人們所接受，今天的問題已經不再是是否需要低碳轉型，而是轉型速度能何多快、幅度有多大。我國提出在2020年前將單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2005年削減40％～45％。低碳財政政策鏈不僅能增強低碳財政政策的內部協同，而且促進低碳財政政策與低碳產業政策、技術政策等其他政策的協淵，從而進一步提升經濟發展模式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速度，何助于國家碳減排目標的順利實現。

四、政策鏈視角下我國低碳財政政策的缺陷

近年來，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支持低碳經濟的財稅政策，促進了低碳經濟的發展。但從政策鏈角度分析，目前我國低碳財政政策總體上仍然處于相互分割孤立的狀態，政策體系不夠完整，政策問的協同和配套不夠，沒有形成鏈狀系統。

1.缺乏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總體規劃。目前我國公共財政已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低碳經濟發展領域。如在應對金融危機的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中，與應對氣候變

化和節能減排、可持續發展直接相關的資金占到相當比重，其中2100億元用于節能減排，3700億元用于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兩者合計占到4萬億元的14.5％。財政通過稅收、支出等政策支持節能減排、引導和鼓勵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發展。但是，目前我國的低碳財政政策并沒有中長期總體規劃，究其原因：其一，目前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國家方案、行動路線圖等綱領性文件還沒有正式出臺，造成制定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總體規劃的目標、重點不明確；其二，財政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時對政策的整體性和統一性關注不夠。

2.低碳財政政策不夠豐富。隨著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逐漸明晰，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政策也不斷趨于完善?，F行的發展低碳經濟具體財稅政策主要集中在財政投資、直接補貼、稅收優惠等方面。從目前具體政策的情況來看，仍然不夠豐富：一是低碳綠色稅種欠缺。目前我國尚沒有以降低碳排放為主要目標的特定稅種，如碳稅、能源稅、氣候變化稅等。二是稅收優惠政策的形式比較單一。發展低碳經濟的稅收優惠政策的形式主要為減稅和免稅，沒有充分運用加速折舊、再投資退稅、延期納稅等方式。三是政府綠色采購政策有待充分落實。雖然我國制定了一系列政府綠色采購政策，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往往由于政策不完善導致綠色采購成本過高，采購人員不能有效的獲取環保產品的信息，無法做到真正的綠色采購；四是碳基金、碳預算等政策有待研究出臺。

3.具體財政政策橫向協同促進能力不足。目前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具體財政政策仍表現為各項政策相對孤立，政策問缺乏相應的協同促進能力，沒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橫向鏈狀體系。主要表現為：(1)各具體財政政策比較零散，不成體系，有的還相互矛盾。如財政在大力支持節能減排的同時對化石能源的生產和消費予以補貼。這種不恰當的化石能源補貼增加了能源消費，降低了能源效率，增加了廢氣和二氧化碳的排放，與支持節能減排的財政政策相互沖突。(2)發展低碳經濟的具體財政政策存在“重激勵、輕約束”傾向。目前財政對節能減排、新能源開發等方面的激勵、支持政策多，但對高能耗、高排放等行為，則缺乏必要的約束手段。

4.配套制度不完善。低碳財稅政策體系是政府為了發展低碳經濟而嵌入整個經濟體系中的一系列政策工具集合。目前我國低碳財政政策相關配套制度欠缺，能效標準及其審計制度、碳市場交易機制、低碳中介服務制度等配套機制都還很不完善，嚴重制約了低碳財政政策效力的發揮。

五、構建我國低碳財政政策鏈的建議

(一)盡快制定支持低碳經濟的財政總體規劃

要按照低碳經濟的要求，盡快制定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中長期財政規劃，明確財政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中長期目標、重點。首先，要盡快制定低碳經濟的國家方案和行動路線圖。低碳經濟的國家方案和行動路線圖是制定低碳財政政策總體規劃的基本依據。應在戰略層面上整合當前的“能源規劃”、“循環經濟規劃”、“節能減排規劃”等與低碳經濟相關方案，結合“十二五”規劃的制定，盡快制定出低碳經濟的“國家方案”和行動路線圖，形成一個可操作性強的低碳經濟發展藍圖。其次，明確低碳財政政策的中長期目標。根據低碳經濟特點和公共財政基本理論，低碳財政政策的長期目標應該是獲取最高的人口和社會福利，實現社會的低碳可持續發展。低碳財政政策中期目標要與“十二五”規劃相銜接，保證“十二五”規劃確定的各項低碳指標的達成。另外，在確定低碳財政政策總體規劃時，要注意考慮我國東、西部地區的差異，增加對西部地區的中央財政投入。對于東部地區，政策的重點應該是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對于西部地區，政策的重點應該是合理開發資源，避免過度和無序開采。

(二)充實具體政策內容

充實發展低碳經濟的具體財政政策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

1.沒立碳基金。建議在整合各項與節能減排相關的資金項目的基礎上，專門設置碳基金，資金主要來源于財政投入。碳基金由政府主導，其投資方向是三大類：即為“高碳改造、低碳升級和無碳替代”。具體用于：節能減排與新能源技術研發支山；節能減排與新能源技術推廣應用支出；節能減排與新能源宣傳與服務支出。在具體預算安排過程中，應當將每年財政收入增量的一定比例用于該基金。

2.豐富稅收措施，形成我國綠色稅收體系。(1)進一步推進資源稅改革；(2)爭取早日開征碳稅或類似稅收；(3)對現行稅制進行“綠化”。如，在企業所得稅制設計中，可以將和低碳核心技術相關的研發費用給予更高的扣除比例；消費稅應改變簡單的以奢侈消費品為課征對象的理念，而采用高碳和低碳標準，更多地對高碳產品消費課征重稅等等。(4)豐富低碳稅收優惠措施，除減稅和免稅，應充分運用加速折舊、再投資退稅、延期納稅等方式。

3.完善低碳轉移支付。在中央財政、省本級財政設立發展低碳經濟專項撥款和資源開發保護專項撥款。制定科學、規范的分配制度，制定合理的使用計劃，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中央財政這兩項撥款主要應向中西部地區傾斜。

4.認真落實政府綠色采購政策。目前我國政府節能潛力很大，大力倡導落實綠色政府采購，實為低碳發展良策。要完善政府綠色采購制度，認真落實政府綠色采購政策。在已經的節能產品和環境標志產品政府采購實施意見基礎上，積極研究制訂《政府綠色采購實施細則》。要進一步擴大綠色采購清單，增加綠色采購占政府采購的比重。嚴把政府采購綠色預算關，優先安排采購節能低碳產品的采購預算，禁止采購高能耗、高排放的產品。采購機構要簡化低碳產品的采購準入程序，采取優先采購的評審標準。政府應通過減稅來降低“綠色產品”采購成本。同時，政府還應支持建立采購信息數據庫，成立綠色采購網絡組織，向采購人員提供綠色信息，增加采購人員對綠色采購的認知。

(三)加強具體財政政策的橫向協同

優化我國低碳財政政策除了充實具體政策措施之外，還應加強政策的橫向協同。對現有的具體財政政策進行有的放矢的調整，發揮政策問的銜接與協同作用，以實現低碳財政政策整體功能的最大化。在加強具體財政政策的橫向協同方面，一要解決當前具體財政政策相互沖突的問題。要對目前實行的各項低碳財政政策進行梳理，對不符合低碳經濟發展要求的財政政策進行合理調整。特別是要對現行的能源補貼政策進行改革，增強能源補貼的針對性。二要平衡我國的低碳激勵政策和約束政策。針對低碳財政政策存在的“重激勵、輕約束”傾向，未來應構建綠色稅制，及時開征碳稅或類似稅收，發揮稅收對“高能耗、高排放”行為的約束作用。另外，還應增加對“兩高一資”產品的生產和消費的財政約束措施，如減小“兩高一資”項目的財政投入、取消稅收優惠等。

篇10

經濟活動是人們在一定的經濟關系的前提下，進行是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以及與之有密切關聯的活動。在經濟活動中，存在以較少耗費取得較大效益的問題。經濟關系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在各種經濟關系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生產關系。

經濟一詞，在西方源于希臘文，原意是家計管理。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中論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奴隸制經濟的管理，這和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是適應的。

在中國古漢語中，“經濟”一詞是“經邦”和“濟民”、“經國”和“濟世”，以及“經世濟民”等詞的綜合和簡化，含有“治國平天下”的意思。內容不僅包括國家如何理財、如何管理其他各種經濟活動，而且包括國家如何處理政治、法律、教育、軍事等方面的問題。

包括在“經世濟民”內的“經濟”一詞，很早就從中國傳到日本。西方經濟學在19世紀傳入中、日兩國。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譯為“經濟學”，中國的嚴復則譯為“生計學”。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已逐漸成為各門類經濟學科的總稱，具有經濟科學的含義。

現代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運用現代數學方法和現代計算機技術，進行經濟數量關系的分析，這是由于現代經濟發展日益錯綜復雜，在此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運用這些新的方法進行精確的描述和解釋。經濟學各門學科依據本身的特點，適當運用現代數學和計算機技術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對于增強經濟科學的精確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經濟學發展簡史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對當時的一些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形成了某種經濟思想，但是并沒有形成系統。

在以歷史和文明悠久著稱的民族和國家中，以中國、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保存的歷史文獻最為豐富。它們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在經濟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的經濟思想

古希臘在經濟思想方面的主要貢獻中，有色諾芬的《經濟論》，柏拉圖的社會分工論和亞里士多德關于商品交換與貨幣的學說。

色諾芬的《經濟論》論述了奴隸主如何管理家庭農莊，如何使具有實用價值的財富得以增加。色諾芬十分重視農業，認為農業是希臘自由民的最好職業，這對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和以后法國中重農學派都有影響。

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從人性論、國家組織原理以及使用價值的生產三個方面，考察社會分工的必要性，認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一種自然現象。這種分析與中國古代管仲的“四民分業”論和孟子的農耕與百業、勞心與勞力的“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理論，基本上是一致的。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與《倫理學》兩書中指出，每種物品都有兩種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與其他物品相交換，而且說明了商品交換的歷史發展和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職能，指出貨幣對一切商品起著一種等同關系的作用，從而成為最早分析商品價值形態和貨幣性質的學者。

古羅馬的經濟思想部分見于幾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圖、瓦羅等人的著作中。古羅馬對經濟思想的貢獻，主要是羅馬法中關于財產、契約和自然法則的思想。

古羅馬早期有十二銅表法，以后在帝國時期有適用于羅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適用于帝國境內的各族人的萬民法。在這些法律中，對于財產權、契約關系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買賣、借貸、債務等關系都有明確的解釋。萬民法所依據的普遍性原則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漸形成自然法則思想，成為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來源。

西歐中世紀雖然經歷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紀才真正建立起來。中世紀的學術思想為教會所壟斷，形成所謂經院學派。

經院學派主要用哲學形式為宗教的神學作論證，但也包含某些經濟思想，用來論證某些經濟關系或行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來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興起，教會不得不回答當時社會上出現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貸款利息的正當性問題，一是交換價格的公正性問題。

貸款取息與教義抵觸，教會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來迫于大量流行的貸款取息的現實，經院學派不得不采取調和態度。

在中世紀神學家中較早論述公平價格的是大阿爾伯特，他認為公平價格是和成本相等的價格，市場價格不能長期低于成本。對這兩個問題，在中世紀并未形成有說服力的觀點，但為以后的經濟學家提出了研究的課題。

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

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有著自己的特點。與西方古代的經濟思想比較，除在重視農業生產、社會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處外，也有它自己的特點。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義利思想、富國思想、賦稅思想、平價思想、奢儉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經濟思想。道家從自然哲學出發，主張經濟活動應順從自然法則運行，主張清靜無為和“小國寡民”，反對當時儒家所提倡的禮制和法家所主張的刑政。道家這種經濟思想后來傳到西歐，對17～18世紀在西歐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響。

義利思想是關于人們求利活動與道德規范之間相互關系的理論?！袄敝饕肝镔|利益，“義”是指人們行動應遵循的道德規范。儒家貴義賤利，成為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僵化教條，妨礙了人們對求利、求富問題的探討和論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商品經濟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古代思想家為使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富強，提出了各種見解或政策?？鬃拥膶W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這是儒家早期的富國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國變法，提出了富國強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韓非，認為農業是衣食之本、戰士之源，發展農業生產是國家富強的唯一途徑。同時，他們認為工商業是末業，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會使人人避農，危害農業生產，因而主張“禁末”。富國思想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史上具有獨特地位，這與中國長期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這一特點有著密切關系。

對土地課征賦稅是中國封建社會農產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國思想家經常論述的問題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對農業生產改為按所有田畝課征賦稅。因此，中國古代的經書、史籍如《尚書》、《周禮》、《國語》等，常有關于田地分級和貢賦分等的論述。

平價思想，即關于穩定物價的思想。戰國時代，李悝、范蠡鑒于谷價大起大落對農民和工商業者都不利，提出國家在豐年購進糧食，在歉年出售糧食的“平糴”、“平糶”政策，使糧價只在一定范圍內漲落。這一平價思想也被用于國家儲備糧食的常平倉制度，和救濟貧民的義倉制度中。

古代王公貴族生活的奢侈或節儉，關系到財用的匱乏或富足，稅斂的苛繁和薄簡，因此，對待消費應提倡“儉”還是“奢”，這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經常論述的一個問題。一般來說，黜奢崇儉是中國封建時期占支配地位的經濟思想。

但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也出現過一些相反的觀點。如《管子》一書的《侈靡》篇，就論述過富有者衣食、宮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開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農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貧民得到就業和生活的門路，也可使商業活躍起來。這在當時確是一個頗不尋常的觀點，它從經濟活動各方面的相互聯系來考察消費問題，提出了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的卓越見解。

除上述幾種主要經濟思想外，中國古代思想家還有其他的經濟觀點，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財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盡其利、民盡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來說，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大都是為維護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服務的，但也有些思想是為擴大商品生產與交換、發展社會生產力開辟道路而提出來的。

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發展和演變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在西歐各國逐漸形成了資產階級經濟學。

重商主義16～17世紀是西歐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這一時期商業資本的興起和發展，促使封建自然經濟瓦解，國內市場統一，并通過對殖民地的掠奪和對外貿易的擴張積累了大量資金，推動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產生了代表商業資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義思想。

重商主義原指國家為獲取貨幣財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紀末以后，在英、法兩國出現了不少宣揚重商主義思想的著作。重商主義重視金銀貨幣的積累，把金銀看作是財富的唯一形式，認為對外貿易是財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過出超才能獲取更多的金銀財富。因此，主張在國家的支持下發展對外貿易。

古典經濟學17世紀中葉以后，首先在英國，然后在法國，工場手工業逐漸發展成為工業生產的主要形式，重商主義已經不適應日益壯大的產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資產階級面臨的任務是對封建勢力作斗爭，這種斗爭要求從理論上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怎樣使財富迅速增長，探討財富生產和分配的規律，論證資本主義生產的優越性。由此，產生了由流通過程進入生產過程研究的古典經濟學。

古典經濟學的先驅是英國的配第和法國的布阿吉爾貝爾。配第的主要貢獻在于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一些基本觀點，并在此基礎上初步考察了工資、地租、利息等范疇。布阿吉爾貝爾認為流通過程不創造財富，只有農業和畜牧業才是財富的源泉。

出現于18世紀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爾戈為主要代表的法國重農學派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個系統理解。他們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農業來概括資本主義，用的生產經營活動來分析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

斯密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杰出代表和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他所著《國富論》一書把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他批判了重商主義只把對外貿易作為財富源泉的錯誤觀點，并把經濟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

他克服了重農學派認為只有農業才創造財富的片面觀點，指出一切物質生產部門都創造財富。他分析了國民財富增長的條件以及促進或阻礙國民財富增長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見的手”支配著社會經濟活動，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則。

李嘉圖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分配論為中心的嚴謹的理論體系。他強調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闡明財富在社會各階級間分配的規律，認為全部價值都是由勞動生產的，工資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利潤是工資以上的余額，地租是工資和利潤以上的余額。由此，他闡明了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對立。此外，李嘉圖還論述了貨幣流通量的規律、對外貿易的比較成本學說等等。古典經濟學到李嘉圖時達到了頂峰，對后來的經濟學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古典經濟學產生于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處于上升發展的時期，在這種條件下，古典經濟學還能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和矛盾進行較為客觀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學成份。古典經濟學員主要的貢獻是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從而成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一個重要來源，但由于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性，他們的理論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歷史學派19世紀上半葉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還遠遠落后于英法。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以國家主義為先驅的德國歷史學派。

歷史學派分為舊歷史學派和新歷史學派兩個階段。以羅雪爾為創始人的舊歷史學派活動于19世紀40～70年代。他們反對19世紀中葉以前的英法傳統經濟學，以歷史歸納法反對抽象演繹法；以歷史反對理論，否認經濟規律的客觀存在；以國家主義反對世界主義；以生產力的培植反對交換價值的追求；以國家干預經濟反對自由放任。

隨著19世紀7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出現了以施穆勒、瓦格納、布倫塔諾等為主要代表的新歷史學派，他們在上述基本觀點的基礎上，提出改良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因而被稱為“講壇社會主義者”。

邊際效用學派這是19世紀70年代初出現在西歐幾個國家的一個庸俗學派，以倡導邊際效用價值論和邊際分析為共同特點，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兩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為基礎的心理學派，其主要代表為奧地利的門格爾、維塞爾和帕姆·巴維克等；一是以數學為分析工具的數理學派或稱洛桑學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國的杰文斯、法國的瓦爾拉斯和帕雷托。

邊際效用學派在美國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邊際效用論的基礎上提出邊際生產力分配論。當代經濟學家把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出現稱為“邊際主義革命”，即對古典經濟學的革命。這個學派運用的邊際分析方法，后來成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的重要基礎。

新古典經濟學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他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繼承19世紀以來英國庸俗經濟學的傳統，兼收并蓄，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這是繼密爾之后庸俗經濟學觀點的第二次大調和、大綜合。

馬歇爾用均衡價格論代替價值論，并在這個核心的基礎上建立各生產要素均衡價格決定其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分配論。他頌揚自由競爭，主張自由放任，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新古典經濟學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

制度學派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出現的歷史學派變種。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倫、康蒙斯、米切爾等。他們把歷史學派的方法具體化為制度演進的研究，否認經濟理論的意義，以批判資本主義的姿態出現，提倡改良主義政策。

此外，在北歐出現了以維克塞爾為代表的瑞典學派，提出與馬歇爾不同的理論體系，強調投資與儲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論，在這一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說中，占有特殊地位。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學

這里主要指經過所謂“凱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資產階級經濟學。

凱恩斯主義與后凱恩斯主義1929年爆發空前規模的世界經濟危機后，資本主義經濟陷入長期蕭條狀態，失業問題嚴重。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借助市場自動調節機制，達到充分就業的傳統說教徹底破產，壟斷資產階級迫切需要一套“醫治”失業和危機，以加強壟斷資本統治的新理論和政策措施。正是適應這個需要，凱恩斯于1936年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

《通論》的出現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震動，把它說成是經濟學經歷了一場“凱恩斯革命”。凱恩斯抨擊“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薩伊定律和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觀點，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總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決定就業量的理論。

有效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它主要由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費傾向、收益預期、流動偏好和貨幣供應量決定的。他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存在失業和蕭條，就是由于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據此，他提出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采取財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開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資和消費，以提高有效需求，實現充分就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凱恩斯這一理論為根據而形成的凱恩斯主義，不僅成為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占統治地位的一個流派，而且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具有重大的影響。

新經濟自由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20世紀50～60年代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促成了凱恩斯主義的盛行。但是隨著壟斷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激化，國家干預經濟不斷引起一系列的新問題，特別是70年代以來出現了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并存的“滯脹”局面，使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經濟自由主義流派的挑戰。

各種色彩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具有各自的論點和論證方法，但是，反對國家干預經濟，鼓吹恢復和加強自由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作用，是他們的共同立場。

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問題愈來愈復雜，所研究的范圍也愈來愈廣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運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別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課題，又各有側重地研究不同的經濟領域。因而，不僅在理論上彼此有爭論，而且出現了門類繁多的“經濟學科”。

經濟學說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濟學說的主要內容，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馬克思從分析商品開始，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地繼承并發展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派奠立的勞動價值理論，指出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二重性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勞動的二重性決定的。

剩余價值學說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石。馬克思把社會總生產分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并把每一部類產品的價值，分解為由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所構成。馬克思還考察了資本的各種具體形式，以及相應的剩余價值的各種具體形式。

經濟學學科分類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深化，人類經濟活動的內容愈來愈復雜、豐富，專業化程度愈來愈細密；同時，各種經濟活動之間、經濟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之間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聯系，也愈來愈緊密。

為了適應這種情況，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也愈來愈擴展。一方面，從帶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論經濟學中，不斷分化出帶有應用性和獨立的部門經濟學、專業經濟學等分支學科；另一方面，也出現了經濟學科內部各個分支相互交叉的學科，以及經濟學科與其他社會科學，以至自然科學學科之間彼此聯結的邊緣學科。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學研究的深化，對分析的精確性的要求愈來愈高，出現了研究經濟數量的分析和計量方法的學科；為了總結歷史經驗，為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統的歷史依據，出現了各種經濟史的學科。這樣，就在社會科學中逐步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門類分支繁多的經濟學科體系。

關于現代經濟學的學科分類，大體上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門類：

理論經濟學論述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為各個經濟學科提供基礎理論。理論經濟學通常稱為一般經濟理論，它分為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兩個分支。

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視野，以經濟活動總過程為對象，考察國民收入、物價水平等總量的決定和波動。其中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波動(經濟周期)理論又是宏觀經濟學的兩個獨立分支。

微觀經濟學研究市場經濟中單個經濟單位即生產者(廠商)、消費者(居民)的經濟行為，包括供求價格平衡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在不同市場類型下廠商成本分析與產量、價格決定理論、生產要素收入決定即分配理論等。

經濟發展史是研究人類社會各個歷史時期、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發展演變的具體過程及其特殊規律的學科。它為總結歷史經驗和預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趨勢提供依據，也為研究各個歷史時期形成的經濟思想、學說、政策提供歷史背景。

經濟史按地域范圍劃分，有國別經濟史(如中國經濟史、英國經濟史等)，地區經濟史(如歐洲經濟史、拉丁美洲經濟史等)，世界經濟史(以世界為整體，研究世界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按部門或專業來區分，有農業發展史、工業發展史、銀行發展史等；按歷史分期，有古代經濟史、近代經濟史、現代經濟史之分。關于世界經濟現狀及其發展趨勢的研究，實際上屬于現代經濟史范圍。經濟史如同理論經濟學一樣，要受研究者的階級立場、觀點、方法的影響。

經濟思想史或稱經濟學說史。它研究各個歷史時期出現的經濟觀點、經濟思想、經濟學說及其產生的經濟政治背景、所起的影響、所占的歷史地位，以及各個人物、各個學派之間的承襲、更替、對立的關系等方面的學科。

經濟數量的分析、計量方法包括數理經濟學、經濟數學、經濟統計學、經濟計量學等學科。

經濟學家比較注重各種經濟現象之間數量關系的分析。自19世紀70年代起，就有一些經濟學家應用數學推導經濟理論，建立數理經濟學。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數理經濟學得到進一步發展，廣泛應用現代數學方法建立了各種靜態的、動態的、微觀的宏觀的經濟模型。與之相聯系的一個分支是經濟數學，它側重闡述現代經濟分析中運用的各種數學方法，這實際上屬于應用數學范圍。

應用經濟學主要指應用理論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研究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各個專業領域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規律性，或對非經濟活動領域進行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經濟學科。應用經濟學大體上可分為：

以國民經濟個別部門的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農業經濟學、建筑經濟學、運輸經濟學、商業經濟學等等；

以涉及國民經濟各個部門而帶有一定綜合性的專業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計劃經濟學、勞動經濟學、財政學、貨幣學、銀行學等等；

以地區性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城市經濟學、農村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經濟地區規劃、生產力布局)等等；

以國際間的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國際經濟學及其分支：國際貿易學、國際金融學、國際投資學等等；

以企業經營管理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企業管理、企業財務、會計學、市場(銷售)學等等；

與非經濟學科交叉聯結的邊緣經濟學科，如與人口學相交叉的人口經濟學；與教育學相交叉的教育經濟學；與法學相交叉的經濟法學；與生態學相交叉的生態經濟學或環境經濟學；與社會學相交叉的社會經濟學；與自然地理學相交叉的經濟地理學、國土經濟學、資源經濟學等等。

這些邊緣經濟學科主要研究這些非經濟領域發展變化的經濟含義、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從中找出它們的規律性。

應用經濟學的分支學科，是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不斷擴展、不斷充實的。應用經濟學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經濟實踐，離不開理論經濟學的指導，但它們的發展反過來又豐富了理論經濟學的內容，起著指導實踐的作用。

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

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各種社會活動和各種社會關系的理論和歷史的多種學科的總稱。經濟活動是其他一切活動的物質基礎，經濟關系也是其他一切社會關系的物質基礎。因而，除了哲學之外，經濟學，特別是作為理淪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就成為社會科學中的基礎科學，成為人們認識社會、改造社會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