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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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б婧妥市拋純鼉渙嫉鬧魈?，由又]譴嬖諮現氐牡賴路縵蘸凸蟮募嘍匠殺荊鶉諢鉤鲇謐隕砦冉【囊?，訙往草x贛肫浞⑸璐形孕緯梢釁氈櫚摹跋Т被頡吧鞔畢窒?，货彼圑策对诊勦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灭?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陬A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绿m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F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谝陨系姆治?，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篇2

    【關鍵詞】　宏觀經濟；　政府消費；　貿易平衡

從我國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運行狀況來看，外貿進出口一直是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上世紀末我國對外貿易持續出現順差現象。進出口貿易為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留下了一系列的問題，后遺癥的出現給我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系列問題。特別是進幾年我國日益擴大化的經常項目和相關的金融項目、資本項目出現了雙向順差。導致我國與其他國家產生的貿易摩擦越來越多，同時西方發達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愈來愈高。

    可以看出，我國對外貿易產生的雙順差現象導致國際經濟出現收支不平衡的問題很嚴重，同時產生宏觀經濟的外部失衡問題。所以要解決當前的問題，我國政府必須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必須對我國的經濟體制和金融體制進行改革，轉變我國經濟增長方式，依靠擴大內需來帶動我國經濟增長，達到進出口貿易的和諧、平衡發展。此方法的具體實施必須依靠國家相關政策來支持，政府必須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來解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深層次問題和矛盾。從我國當前的實際狀況來看，外匯盈余情況明顯且在不斷增加，持續增長的外匯導致我國的物價一直不穩定，從控制通貨膨脹的角度來分析，我國當前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來擴大內需的力度遠遠不夠。所以為解決和糾正外部經濟失衡的狀態，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采取積極相關的財政政策和積極的稅收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國宏觀經濟失衡的內在因素是深刻的，失衡的矛盾也在不斷加大，從內在因素分析要解決此種矛盾僅僅依靠一些財政措施是很難實現的，如當前的金融體制效率低下、不健全等，一些地方官員的相關考核體系不完善、政績考核不科學等。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宏觀經濟外部失衡的問題、緩解矛盾，必須把財政和稅收政策同時利用起來。

    一、提升公共消費的能力，通過擴大內需實現經濟發展

    首先，拉動內需的主要動力之一就是政府消費，所以政府消費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內需從實現形式上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依靠投資來擴大內需，另一種依靠消費來擴大內需。二者只要有一個方面擴大需求，都會對經濟發展起到帶動作用。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分析，以往通過投資方式帶動經濟發展可以起到很明顯的效果。

    從當前狀態看政府消費是集中式的，我國居民消費比較分散、很難起到明顯效果，需要時間的積累和沉淀。從我國居民實際消費狀況來分析，居民的消費能力主要取決于收入，居民的收入可以分為短期收入和長遠預期收入二種。我國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我國的收入分配體制一直不健全、不完善，導致我國當前的收入差距拉大，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的水平，此狀況導致我國很有消費愿望的人沒有能力消費，購買能力、消費能力相對很弱，此部分在我國人口比例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我國依靠居民消費來帶動經濟發展的壓力是巨大的，當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居民的未來收入很難保證，因此其消費愿望更加難以實現。所以從帶動經濟增長的因素來看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要好于消費，但由于我國的鋼鐵、房地產、水泥最近幾年投資增長速度過快，導致原材料供不應求，因此原材料價格上漲過快，導致煤、電、油等出現緊張的局面。因此，從我國經濟的發展狀況來看，實現當前經濟發展，必須把拉動經濟增長的因素從投資轉移到消費。從消費的形式來分析，消費主要有二種，一種是居民消費，另一種是政府消費，從我國的實際國情來看居民消費的效果不是很明顯，自然把消費的問題落在政府身上。從長遠角度來分析整個社會消費能力的提升必須依賴國家好的公共財政政策。所以，政府在整個消費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當前我國的居民消費之所以如此難以啟動，主要原因是我國居民未來的一些消費是必須的、具有剛性的特征。我國社會保障體制沒有完善，居民的未來收入具有很大的波動性和不確定性。所以當前要想擴大居民消費支出，必須從政府入手，政府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建立完善的公共財政保障機制，消除廣大的居民的擔心，解決他們的未來若干問題，如此狀態下居民可以放心消費、大膽消費、從而帶動經濟的發展。

    二、完善外資稅收政策，提高外資利用效率

     我國當前的外資導向不合理，主要體現為對區域導向比較明顯而對產業的導向比較弱。對我國的沿海地區投放力度比較大，而內地的關照程度較低。從經濟特區到經濟開發區再到經濟引導區逐漸遞減投放，從我國的東部到西部投放也是依次降低。此種不均衡發展狀態導致我國的外資稅收政策具有很強的不合理性，我國的東部稅收政策優惠比較明顯，中西部很難享受到更好的優惠政策。我國外資利用的區域不平衡狀態導致其產業導向較弱，我國外資稅收優惠政策導向不平衡，從高新技術產業到道路交通、基礎設施的優惠政策大都體現在沿海地區，中西部落后地區基本享受不到。外資的投放具有很強的不合理性，部分外資還流入投機性較強的股票、房地產等行業。對我國國民經濟增長起到拉動作用的行業和一些基礎設施領域很難享受到好的待遇。我國的外資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向保險、銀行、電信、證券等領域流入，而這些領域對國民經濟發展一般起到操控的作用。

    我國加入wto已經很多年了，但是流入我國的外資依然在享受超國民的稅收優惠政策，如此狀況在國外是很少見的，也給內資本帶來了很大的不公平性，因此出現內資通過國外注冊公司，最后把資金通過國外轉入國內，形成所謂加外資現象。我國的外資稅收優惠政策和國際社會倡導的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的局面是不一致的，給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帶上了一個無形的枷鎖。外資稅收優惠政策給我國產業發展和升級帶來了很多問題，產業無法轉型，外資優惠政策不一致導致國際收支失衡，因此我國當前必須積極調整外資優惠政策，達到有效利用外資的目的，提升外資利用水平，減輕資本貿易順差給我國人民幣造成的升值壓力，為我國經濟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根據我國經濟的發展狀況來看，產業發展的不平衡為經濟發展帶來了若干問題，為提升產業升級、優化產業結構必須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來調整產業發展方式。對于一些具備優勢但又缺少資金的產業，要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重點扶持，防止所謂假外資現象的產生。對于高污染、高消耗的產業進行逐步淘汰，促進整個社會的產業升級。

    三、對出口退稅政策進行優化調整，保證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協調發展

   我國持續貿易順差的局面要求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來調整稅收政策，達到進口貿易出口貿易的平衡。從我國與美國歐洲等國的貿易摩擦來看，日益增長的貿易順差對我國的發展來看不僅不是福音，反而成了一種負擔。因此西方國家一直要求人民幣升值，其實從本質來看我國貿易順差的加大，主要原因是我國的內需不足，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我國經濟出現降溫的一種表現。因此我國的未來一段時間如果內需問題不能很好的解決，凈出口在我國經濟增長中所占的比例依然會很大，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會更加明顯。如此下去導致與國際貿易伙伴之間的爭端和摩擦會進不斷加劇，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會更大，所以我國政府必須在進出口貿易方面找到一個平衡點。

    對我國當前的對外貿易狀況，如何更好的調整對外貿易的方式是我國政府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通過認真思考，全面分析，必須通過優化對外貿易的方式來達到貿易的協調發展，我國的對外貿易注重自主創新品牌產品出口，加大自主創新品牌的出口力度，控制高污染高消耗產品出口比例。進口方面我國更加重視引進新技術、新設備、國內短缺資源。我國采取的對外貿易若干政策中，出口退稅對我國經濟運行起到很重要的杠桿作用。出口退稅政策的實施更好的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增強了我國出口貿易的質量，有效的促進進出口貿易的平衡發展。我國通過一系列的措施限制高污染、高消耗產品的出口，其中最顯著的措施就是通過控制出口退稅，我國已經明確提出，在特殊情況下還要對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產品征收出口稅，為我國出口高質量、高技術含量產品提供重要的稅收政策支持。因此積極的財政稅收政策對我國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是明顯的，從具體實施狀況來看，無論是對出口退稅還是對出口增稅，都是調整進出口貿易平衡發展的手段，通過政策的調整可以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國際社會風云變幻，客觀上要求我國必須在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上找到平衡點，才能減少和西方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才能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才能更好的促進國內經濟持續發展。政府的財政稅收政策其實就是一個杠桿，通過此杠桿可以緩解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矛盾，同時我國產業結構需要優化和調整，才能促進結構優化和升級，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我國是人口大國、資源大國，只有不斷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才能更好的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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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 證券市場 影響

在我國，證券是國家實施產權政策的最主要工具，是優化資源配置、實現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途徑，是調節、控制貨幣資本循環的重要手段。因此，加強對證券市場的宏觀調控，保證證券市場的資金流向和穩定運行，有利于保證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的良性循環和發展。

一、宏觀經濟政策介紹

（一）宏觀經濟政策的含義

宏觀經濟政策，是指國家或政府有意識有計劃地運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調節控制宏觀經濟的運行，以達到一定的政策目標。嚴格地說，宏觀經濟政策是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對外經濟政策。除此以外，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都屬于微觀調控，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微觀經濟政策。由于宏觀經濟政策通常是用來調控短期宏觀經濟運行的政策，加之市場經濟形式是不斷變化的，因此宏觀經濟政策需要依據市場經濟態勢的變化而做出相應的調整，不能長期化。

（二）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

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主要有四個方面：

1.持續均衡的經濟增長，即保持經濟的增長的同時，保證其有一個適當的增長速度。因為經濟增長受各種資源條件的限制，另一方面過快的經濟增長會導致一些問題，如環境污染等。

2.充分就業，充分就業意味著一方面市場上的失業只有因為摩擦性失業所帶來的。另一方面是現階段的資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3.物價穩定，物價穩定并不是指沒有通貨膨脹，因為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通貨膨脹是不可避免的。物價穩定是指通貨膨脹的比例在1%到3%之間，并且每年的通貨膨脹率差別都不大。

4.國際收支平衡，國際收支平衡即意味著，匯率穩定，外匯儲備有所增加，進出口平衡。因為外匯儲備在一方面反映了一個國家的對外經濟的能力，即其商品的競爭力。

二、宏觀經濟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本文將從宏觀經濟政策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種方面探討宏觀經濟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一）財政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1.財政政策的手段

用來調整財政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通過調整政府購買能力來調整財政政策；第二，通過調整政府的轉移支付能力來調整財政政策；第三，通過改變稅率來調整財政政策。當經濟增速繼續放緩，失業率上升，政府應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提高政府采購水平，提高轉移支付，降低稅收水平，解決經濟衰退和失業。當經濟增長，而物價水平持續上漲，政府應該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減少政府采購的水平，減少轉移支付的水平，降低總需求，抑制通貨膨脹。

2.財政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財政政策可以分為擴張性、緊縮性和中性財政政策三種。當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時，政府財政在確保各種行政和國防開支之余，不會搞大規模的投資。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政府會積極投資于能源，交通，住房和其他建筑相關產業，從而帶動水泥，鋼鐵、機械行業等發展。如果政府發行債券的方式來增加投資，對經濟的影響更是深遠的?？傮w而言，財政政策的緊縮將使得經濟過熱受到控制，股市將減弱，因為它表明未來經濟增長將放慢或走向衰退，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股市會強大的，因為它表明經濟增長將加速未來或進入繁榮階段。

具體來說，財政政策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對證券市場造成影響：

（1）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能夠提升總需求，降低經營風險，從而使股市上漲，相反，如果由于經濟過熱遭到抑制，就會降低股票的市場價格。

（2）擴大政府采購，加大政府投資公路，橋梁，港口等非競爭性領域，可直接增加與工業產品的需求，而促使證券價格上漲。減少政府的購買水平則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3）政府轉移支付水平發生變化會使社會的購買力在結構上發生重大變化，從而影響總需求。提高政府轉移支付的水平，可以幫助證券價格上漲；反之，政府轉移支付水平下降也會使證券價格下跌。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如增加社會福利開支，為維持農產品價格對農民進行撥款等，就會使有些人提高收入水平，也間接促成了企業的利潤增長，因此，有利于證券價格的上升；相反，政府轉移支付水平下降就會使證券價格下降

此外，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水平進行調整，會使原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間的財政格局之間的平衡被打破，而形成全新的平衡狀態，就就在整體和結構上都使證券市場受到影響。

一般來說，如果中央政府將地方政府轉移支付的水平提升，地方政府將會對當地經濟的發展更多的自和財政資源，直接或間接地支持本地上市公司的發展，從而促進證券價格的上漲。同樣，如果一個地方政府得到相對較多的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那么該地區的證券價格的上漲潛力則會更大。

（4）在其它各方面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下，公司稅的變化將會直接使公司的凈利潤受到影響，從而進一步時公司的積極性和擴充生產規模的能力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到公司的發展潛力，故而調整公司稅對證券具有較大的影響。

居民的個人實際收入水平直接受個人所得稅的影響，進而會影響到證券市場的供求關系。同樣，證券交易的成本也會直接受到證券交易稅的影響。因此，通常情況下，稅率的上升將會遏制證券價格的上漲，相反，稅率的下降也會促進證券價格的上漲。

總之，無論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在理論上其傳導過程都比較漫長。這種較長的滯后性財政政策決定了它對證券市場的影響不像貨幣政策的影響那樣立竿見影，相對緩慢，但十分持久。因此，我們必須重視財政政策對股市的作用。從長遠來看，積極或穩健的財政政策，能確保中國的宏觀經濟的穩步增長，這對證券市場發展的穩定增長是非常有利的。從短期來看，政府支出增加，以及稅收優惠會直接或間接影響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同時，將加大資金在股市的供給，有利于股市價格的上漲。相反，它會導致在股市價格下跌。

（二）貨幣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1.貨幣政策的手段

政府貫徹貨幣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個：

（1）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它要求商業銀行收縮貸款和投資，因為銀行被迫收獲的借款人貸款用來償還活期存款，銀行存款因此而降低，說明此時的貨幣供應量有所下降。相反，法定準備金率下降貨幣則擴張。

（2）再貼現政策。提高貼現率對商業銀行信貸行為會起到約束的作用，相反，它是有利于信貸擴張，擴大貨幣供應量的規模。

（3）公開市場操作。為了防止經濟衰退，央行將通過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來擴大社會的有效需求。隨著經濟的不斷攀升，而沉重的通脹壓力，會使國家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

2.貨幣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貨幣政策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對證券市場產生影響：

（1）當貨幣的供應量增加時，一方面會促使證券市場的資金增多，另一方面由于通貨膨脹會促使投資者為了保值繼續買進證券，從而極大的推動了證券市場價格的上漲；相反，當貨幣的供應量降低時，就會使證券市場的價格呈現下降的趨勢。

（2）利率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作為宏觀經濟睛雨表的證券市場，其波動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利率是影響證券市場波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利率與證券市場表現為逆相關。利率上升，投資證券的價值低于銀行存款利率，收益預期下降，折現率增加，從而導致股票價格下跌；利率下降，投資證券的價值高于銀行存款利率，收入預期增加，折扣率降低，從而導致股票價格上漲。通常情況下，短期利率影響股票價格也相對明顯，市場反應還是比較快的。

在一個完整的利率周期變化范圍內，利率變動對股市的影響也與理論分析一致。對一個完整的周期利率分解，我們可以發現，每一次利率變化對股市的影響與理論分析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原因是利率變動對經濟實體的影響不是唯一的，對人們的心理預期也會產生效果。當利率上升時，人們會認為，由于經濟的持續升溫，并導致央行采取降溫措施，從而對上市公司的預期上升的表現更為激烈，因此額外追加投資。

（3）央行在公開市場上買入證券，就會促進證券價格的有效需求增加，從而促進證券市場的價格上揚；反之，央行出售證券，增加證券的供給，就會導致證券價格下降。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國貨幣政策與證券市場發展密切相關。因此，進行貨幣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分析具有可實踐性與巨大的現實意義。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日趨完善，國家宏觀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也是十分復雜的。因此，在進行證券投資時要時刻關注國家出臺的宏觀經濟政策，把握國家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只有這樣才能減少不必要的風險，產生更大的收益。

參考文獻：

[1]劉暉.淺談宏觀經濟政策對證券市場影響[J].現代商業，2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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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就短期來看，我國目前的通貨緊縮已基本停止。盡管按照與上年同期相比的口徑計算2002年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仍是-0.8％，但2002年下半年按月度環比，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到了2003年1月，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與去年同期相比已經上升0．4％。這是當前總需求增長的一個自然結果。

在另一方面，從長期趨勢的角度思考，2001－2002年價格總水平變動的性質及其影響值得認真分析。過去兩年當中我們基本上有1％的通貨緊縮，而且生產資料的價格指數，包括投資品的價格指數這兩年在多數時期也是負的，生產資料價格指數甚至是一3％-－5％。但這似乎并沒有阻礙投資進一步地增長。這和一般的邏輯分析是有差異，一般理論認為，價格總水平下降，預示著生產能力的過剩，人們預期的投資收益下降，投資水平就會下降。而當前的情況似乎并沒有顯示出這樣的關系。這就需要分析當前我國通貨緊縮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應該說在1996－1997年，通貨緊縮剛剛發生的階段，當時主要是由總需求的萎縮導致的。因為當時采取了宏觀調控政策壓縮總需求，特別是銀行的壞賬高到一定水平之后，貨幣當局緊縮了銀根，采取各種方法控制不良貸款的增長，一定程度上產生了“信貸的萎縮”，出現了“銀行惜貸”一類的現象。那時的價格總水平下降，是典型意義上的通貨緊縮。但是物價水平下降還有另一原因，即生產率的提高。這種由提高生產率而引起的價格水平下降，嚴格意義上應稱之為成本下降型的價格總水平下降，而不是貨幣意義上的通貨緊縮。我國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與發展，在技術能力、體制效率的提高方面初見成效，遂使各種產品單位成本逐步下降，市場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包括價格的競爭，迫使價格隨成本下調；這樣一種價格水平的下降有其積極、健康的因素，而且不一定會阻礙投資的增長和總需求的增長。這種現象并非僅是我國剛剛發生，歷史上一些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當中也經歷過類似的階段。因技術進步、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出現過價格總水平長期持續下降。

二、宏觀經濟政策的相機抉擇

現在應該提出的問題是我們過去幾年實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是否應該進行調整：在民間投資已經有了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政府投資應該做怎樣的調整？16％的投資增長率在沒有通貨膨脹甚至還有一些通貨緊縮的情況下，可說是已經高于正常水平。盡管2002年的投資增長還談不上過熱，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它還具有恢復的性質。但是現在需要我們密切關注下一步投資增長的趨勢。在可預見的將來，投資增長的幾個因素還都存在：第一，目前協議外國直接投資增長率仍高達30％以上，外資的增長今明兩年還會保持較高的勢頭，世界上各大跨國公司向中國投資的意向依然非常強勁。第二，國內受經濟形勢逐步向好的鼓舞，投資者對未來預期進一步樂觀，投資將會進一步增長。如果這種勢頭在2003年繼續保持下去，政府就應開始考慮適當減少政府投資，以抵消非政府投資過快增長的效應，至少今年政府安排的投資總量不應在2002年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保持相同的水平在一定意義上就是逐步減少政府投資的比重。

2002年雖然淡不上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的預期也基本不存在，甚至在上半年還有一些輕微的通貨緊縮，但是應該看到一些局部產業已經出現過熱的跡象。比如說2002年我國的鋼鐵生產從上年的1億5千萬噸提高到1億8千萬噸，而冶金工業投資的增長速度非?？欤_到53％，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該產業就很可能在一定階段出現生產能力的過剩，這顯然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此外，房地產業，在最近幾年大規模提高住房信貸的同時卻有更多的房產商感到資金緊缺，這種現象，也值得警惕。所以，盡管我們現在還談不上經濟過熱，還談不上有什么泡沫，也應該對經濟進行及時的“微調”，防止一些問題的產生。

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基本作用在任何時候都應該是在短期的經濟波動過程當中“拾遺補缺”、“多退少補”--當民間投資少的時候，政府就多投一點；當民間投資多的時候，政府就少投一點，以保持總供求之間的平衡，減少經濟波動，使經濟穩定增長。經濟增長是由市場、企業、民間的活動而決定的，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僅在于防止經濟衰退或經濟過熱，在總需求不足、增長率下滑的時候，“托住”經濟（嚴格說來不是什么“拉動”經濟），使市場的各種因素得以“復蘇”；而在總需求過大的時候，則是壓縮需求，使經濟“冷卻”下來。從政府決策者的角度來說，不要認為政府可以在沒有民間投資和消費增長的情況下支撐長期的增長；從企業和個人的角度來看，也不要指望只要政府投資，經濟就一定會高增長。

正是因為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只在于拾遺補缺，因而它在本質上就是一種需求調節政策，即根據總供求關系的特定狀況，來確定采取哪一種特定的政策進行宏觀調控，是增加政府支出，還是減少支出，增加多少，減少多少，還是依然如故。是否采取一種政策調控，力度大小，決定的標準就是總供求關系的狀態，而且作為一種短期需求調節政策，其判別標準就是總需求的大小是大于潛在總供給，還是小于潛在總供給。而不取決于供給方面的因素，不取決于政府應不應該投資一類的制度因素，政府投資是否有效率一類的微觀效率因素。宏觀經濟政策所追求的目標是總量平衡、穩定增長的宏觀效率。這樣上種總量調節政策，當然只能是一種短期政策，即根據當前（今年）的總供求關系，來決定當前（今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它不解決體制改革問題，也不解決長期經濟發展問題，而只解決短期內的總量平衡和穩定增長問題，并因此而為長期穩定而有效的經濟發展做出特殊的貢獻。“”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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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國際貿易；替代融資

宏觀經濟政策是為達到一定的政策目標，國家或政府運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調節控制宏觀經濟的運行。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有四個：持續均衡的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水平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宏觀經濟政策是國家制定對外貿易政策的依據，國內和國外關于宏觀經濟政策和國際貿易關系的文獻還很缺乏，但已經有學者關注相關內容，本文綜述了相關文獻。

一、宏觀經濟政策與國際貿易

宏觀經濟政策和國際貿易政策都是政府管理經濟的工具，國際貿易與宏觀經濟變量緊密相連，一國的經濟狀況影響對外貿易，而對外貿易也會反過來影響國家經濟發展。國際貿易量對宏觀經濟政策很敏感。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開支，對進口商品的支出也會增加，但支出比例的多少要依據具體的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影響金融市場，刺激資本的流入和流出，這個過程和國際貿易也是緊密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目的是促進國內經濟增長，經濟穩定增長消費增加，對進口產品的需求也增加，國內生產出口產品的廠商為了滿足國內消費者需求會將生產資源轉向國內，一國貿易收支狀況惡化。相反情況，如果一國消費需求減少，國內生產商會主動開拓國際市場，貿易收支情況改善。國家或地區根據國內外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而經濟發展水平和國際貿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宏觀經濟政策和國際貿易的關系有待進一步研究。

二、關于宏觀經濟政策和國際貿易關系的研究綜述：

2008年的金融危機伴隨著貿易量的減少，這引發了貿易怎么依賴金融市場的問題。傳統上說，金融危機是國際宏觀經濟學領域的主題，而不是貿易方面的；同時還引發了另外一個問題，貿易在全球商業周期中如何扮演傳輸渠道的角色。國際宏觀經濟學和國際貿易領域的研究者都被這些問題吸引，并且在使用聯合方法找到新的答案。

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2010）研究的是國際銀行問題，自從2008年銀行倒閉和金融危機，這個問題引起了宏觀經濟學領域的極大興趣。論文研究的是如果一國向國際銀行市場開放，本國能否從中獲利，并且怎樣依賴國內市場結構。假設貸方是異質的、不完全競爭的，模型顯示，FDI能提高利潤（常用的人存貸款利差的凈息差），效率提高的同時，當地競爭使銀行提高向借方收取的利率。如果允許國際銀行通過收購國內高效率銀行的方式進入國內市場會導致國內競爭下降，這可能是有害的。在不影響市場上次有效率銀行的基礎上，最有效率銀行會提高自身利潤來轉移提高效率增加的利益，而不是通過降低借款利率。允許跨境貸款的替代選擇可以使國內借款人受益于外資銀行的效率，并且不會對國內市場結構產生負作用。全球金融市場開放提高的是效率還是不穩定性；在金融體系改革中應該采取什么樣的開放形式，論文得出的結論對當前這些爭論有重要影響。

經濟增長是宏觀經濟學領域的一個主題，一直以來國際貿易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認的。在相關文獻中，最有力的結論之一是國際開放對發展中經濟體的積極作用。國內投資是資產積累和經濟增長必不可少的條件，Dong-Hyeon Kim， Shu-Chin Lin &Yu-Bo Suen（2010）實證研究貿易和FDI能否提高國內投資總水平。研究發現兩者關系不明顯?；趪H和國內投資的替代水平，FDI可能不能提高一國的投資總水平。文獻顯示，貿易和FDI在不同國家扮演的角色不同，對投資水平的作用依賴于國家已存機構的復雜程度。在人力資本和金融體系發展不成熟的國家，貿易不利于國內投資，而FDI有積極作用。在機構發展成熟的國家情況正好相反，貿易比FDI發揮更有利的作用。這些結果為國家決定貨物和金融市場的開放順序提供政策建議。

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2010）研究垂直專業化和貿易在中間投入的影響，用新凱恩斯模型重現和解釋了東亞和東南亞經濟體的商業周期。該論文的關鍵創新點是引入更豐富的垂直結構，順序聯系——三級垂直結構，比之前的研究更具特色。作者用最先進的貝葉斯統計估計模型參數，結果顯示模型成功重現了體現國家利益的一系列商業周期時刻。最重要的是，模型重現了在商業周期中，提高跨國貿易結果的經驗觀測值，這個結果對許多假設不太豐富的模型來說是很難做到的。另外，該文獻為全球經濟中出現的傳統的核心問題提出了新穎的、重要的見解。

在金融危機中貿易量下滑嚴重，在“大衰退”中產量下降明顯，然而貿易量下降的比例更大。人們懷疑，金融市場混亂導致產量下降的同時引起貿易量劇烈下降，人們也懷疑企業貿易活動與金融市場關聯度不同其感受到的危機程度也不同。Brahima Coulibaly， 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2011）利用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公司水平數據驗證后一種假設。論文的一項貢獻是為公司應對全球需求提供政策建議，可能消除由于金融約束帶來需求下降的負面影響。通過實證分析顯示：如果危機前金融狀況比較好，公司可能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響；公司替代融資的能力——用貿易信貸融資替代外部金融融資——也可以使其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響；在金融脆弱性給定的情況下，替代融資能力差的公司銷量下降的多。論文為金融異質性和公司為應對危機選擇融資渠道替代帶來的后果給出了有效指示。

在“大衰退”末期，政府重新重視運用財政政策管理宏觀經濟，用財政政策代替已經被利用到最大限度的貨幣政策工具。包括中國和美國在內的國家頒布“購買國貨”的條款，這限制政府把支出花費在國內而不是進口商品上，這些政策在國際上引起巨大爭議。Mario Larch &Wolfgang Lechthaler（2011）運用財政學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結合貿易和財政理論數據創建模型，確定社會效益最大化的政府支出并分析政府支出是否應該排除進口。研究發現，一方面，購買國貨條款可以消除傳統外部性，在由國內納稅人確定的成本水平，財政支出對國外生產者有益；另一方面，購買國貨的財政政策會提高成本，因為消費者不能購買比國內商品便宜的外國商品，這會降低整體消費和福利水平。文獻研究如何從國際貿易理論中汲取經驗教訓，并有效地應用到公共經濟學領域。

長期以來，在國際宏觀經濟學和國際貿易領域，企業基于國內和出口市場的定價行為是理論和實踐探索的經典主題。不同的定價策略影響貨幣政策在國際和國家間的傳導，相反地，貨幣制度的性質可以跨市場影響企業的定價行為。Julien Martin&Isabelle Méjean（2012）通過分析法國出口商向EMU國家出口商品時的定價行為，研究歐共體內的金融與貨幣聯盟（EMU）對出口公司定價行為的影響。該文獻發現，EMU對價格離散有顯著影響：相對于EMU以外的歐洲地區，轉變成單一貨幣時減少的價格離散大約是出口價的1%。作者運用高度分散的數據研究公司異質性的作用，數據顯示采用歐元對大出口商的定價慣例有重要影響。當把異質性考慮在內采用單一貨幣時，減少的跨市場價格離散比例更大，相對于非EMU地區達到4%。因此，對于傳統爭論，是否應該采用統一貨幣加強市場整合并減少偏離一價定律，文獻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Ling Feng and Ching-Yi Lin（2012）通過研究廣延邊際對金融摩擦和國際貨物貿易可能出現的相互作用提出了新的見解，用實證和理論相結合的方法研究參與國際貿易貨物的范圍。采用面板數據實證分析發現，無論是在廣延邊際還是集約邊際，信貸緊縮會減少貿易量，后者是每種貨物的貿易量。從理論上講，論文創建了隨機動態模型，把貿易理論中的元素有機結合起來。比如，受固定成本和沉沒成本約束的報關決策，固定和沉沒成本是宏觀經濟學中的元素；信貸限制的金融約束，信貸基于企業價值以及由此預期到的企業利潤。出口成本包括非出口商沒有的固定和沉沒成本，模型顯示，出口商為獲得每單位利潤比非出口商需要更多的貸款。較高的貸款利潤率意味著金融約束力更大，并且更易受到金融約束的沖擊。關于為什么金融沖擊對貿易影響特別大，模型給出了一種可能的解釋。

參考文獻：

[1]徐松，戴翔.宏觀經濟政策對對外貿易的影響[M].對外經貿大學學報，2005.

[2]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FDI in banking secto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NBER Working Papers 01/2010.

[3]Dong-Hyeon Kim，Shu-Chin Lin &Yu-Bo Suen，dynamic effects of trade openness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Economic Modelling27（2010）254 261.

[4]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Vertically globalized production structure in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impact factor： 0.76）.01/2010；21（2）：198-216.

[5]Brahima Coulibaly，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Trade credi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uring the2008-09global financial crisis，History of Finance Journal 07/2011；DOI：10.2139/ssrn.1893093.

篇6

然而，頗有趣味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時間，無論是說起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還是論及明年的宏觀經濟政策，人們總是要提到減稅。在具有一些經濟學常識的人們那里，還總是免不了使用結構性減稅一詞。

這樣一個至少使用了十幾年之久的老概念，結構性減稅在今天之所以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和期待，顯然同當前國內外的經濟形勢及其政策選擇有關。

人們已經看到，最近幾個月來歐美經濟形勢的持續震蕩，對處于緩慢復蘇中的全球經濟形成了極大的沖擊。這種沖擊，在短期內尚難有根本性改變。由此而形成的輻射影響，必將拖累中國經濟，甚至使得未來一年的經濟運行充滿變數。面對復雜多變的宏觀經濟形勢，在明年，中國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已成定局。

不過，所謂“繼續實施”，并不意味著將今年以來的政策內容“全盤復制”到明年。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歷來有“名”“實”之別，在相同的政策提法下，往往蘊含著不同的實際內容。其間，有著很大的回旋空間。單就積極財政政策的布局而言，鑒于國內外經濟形勢已經發生實質性變化，2012年的操作肯定不同于2011年。其中，最可能出現也是最大的一個改變是，在2012年，“減稅”而非“增支”將成為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所在。

形成這一判斷的主要依據是：

第一，從迄今為止的這一輪國際金融危機的運行軌跡看，2008年末和2009年初無疑是中國經濟最為困難的時期。將其作為參照系并仔細審視處于震蕩中的歐美經濟態勢，可以確認，盡管外部的不確定性會給中國經濟造成拖累，但從總體上看，這種不利影響不會高于2008年末和2009年初。故而，我們尚不需要推出類如2008年末和2009年那樣的超劑量、大規模的擴張性措施。當前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預調和微調，其擴張性操作可以相對從容。作為實行預微調的一種可選擇的手段，減稅的優越性不言而喻。

第二，在經歷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擴大公共投資的反危機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擴張對于經濟結構的負作用已經逐漸凸顯。較之于危機前，調結構的任務顯得更為緊迫。故而，即便經濟下滑趨勢已經有所顯露，即便當前宏觀調控的著力點之一在于增加財政刺激力度，其擴張性操作也必須著眼于“精細化”，在保增長與調結構之間尋求平衡。在此條件下，減稅無疑是一種適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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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全球化 宏觀經濟 政策調整

近十年來，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影響下，各國宏觀政策有了改善，經濟結構的調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市場機制在引導資源配置方面也發揮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在政策得到改善的同時，宏觀經濟并沒有相應地變得更加穩定，這種不穩定表現在20世紀90年代中的兩次重大經濟下滑及一系列貨幣和金融危機上。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有利于資源的再分配，有利于資本流入國和全球的經濟增長與效率提高。為什么在這種情況下，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并沒有得到有效減少呢？這主要是由于全球經濟發生了三個重要的變化，這三大變化使得現有經濟政策的改善并不足以抵制金融全球化的風險，從而使宏觀經濟表現出更大的不穩定性。

首先，世界的通貨膨脹率已經下降到40年來的最低點，這本身也是一個主要的政策成就。鑒于高通貨膨脹率的教訓以及各國間的比較和示范效應，追求低通貨膨脹率成為各國貨幣當局的一個共識：由于許多國家加強了財政約束，從而促進了貨幣約束和實際及預期的通貨膨脹率的下降；一些國家實行了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放松產業管制等政策，客觀上降低了生產的成本，從而降低了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貨膨脹率的下降。通貨膨脹率的下降給一些國家的貨幣當局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主要來自對通貨緊縮的擔心，事實上，通貨緊縮的現象已經在一些國家出現，它會加重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導致國際間的金融傳導機制更加復雜化。在金融市場一體化的條件下，全球的金融資源會在任何時候轉向任何相對活躍的國家或地區，其間的大量資本流動可能會促使正處于擴張階段的經濟體產生經濟過熱和資產市場泡沫的風險，同時，巨額的國際資本流動也會損害一些國家脆弱的金融體系并導致貨幣發生不穩定的波動。

第三，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靈活的匯率制度，這將導致采用釘住匯率制的國家更容易受到沖擊，因為這些國家在貨幣政策上喪失了一定的自，無法完全按照本國的經濟發展形勢制定相應的貨幣政策，而只能被動地跟隨所釘住貨幣的發行國調整自己的貨幣政策。在這種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周期不再與發達國家相一致，當發達國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狀況調整其宏觀經濟政策時，釘住其貨幣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跟隨其進行相應的調整，由于這種調整并不是國內經濟所需要的，調整的結果必然造成國內宏觀經濟不穩定性的加劇。

考慮到金融全球化對宏觀政策的影響。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要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通貨膨脹目標要考慮資產的價格。在低通貨膨脹率的良好經濟環境下，可能會誘使投資者承擔風險去購買資產，從而造成資產價格上漲。據此，蕭條經濟學認為，當生產率大幅度提高時，貨幣當局應努力把通貨膨脹率維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則名義收入增加從而購買力增加會產生錯誤的利潤信息，這種錯誤的信息往往會導致資產價格的膨脹，并最終造成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有人提議計算廣義的通貨膨脹率，即計算商品與服務、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三個市場價格的加權平均數作為通貨膨脹率，權數可按三個市場資產量占資產量的比重取值。

第二，全球化會強化政策溢出。在金融全球化條件下，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更加便利，物價穩定地區的資本可能會流向經濟更強勁的地區，如果資本流動額相對于資本流入國經濟規模很大的話，在缺乏適當的政策調整的情況下，往往會造成該國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另一方面，本來物價穩定的地區，由于資本追逐高利潤而流向別的國家和地區，勢必影響該地區的經濟平衡，從而在該地區造成不穩定。

第三，當資產價格過高以致達到不可持續的水平時，貨幣當局往往會面臨較大的挑戰。這種挑戰首先來自于判斷上的困難，即貨幣當局很難判斷資產價格的上漲是真的到了不可持續的階段，還是來源于財富擁有資產組合偏好的永久改變或是收益率的永久上升；其次，這種挑戰還來自于政治上的困難，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是以控制消費物價而不是資產價格為基礎的，雖然采取緊縮行動也許對宏觀經濟是必要的，但中央銀行會遇到政治上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采取更靈活的財政政策可能會起到更為積極的作用。當資產市場過熱，尤其是當資本流入已經對匯率產生升值壓力時，一國政府可以通過征收較高的資產交易稅和資本流動稅來達到抑制資產價格持續上升的目的。

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是指以刺激經濟持續增長為目的，以國債發行為手段，以財政信貸協調為基礎的財政投資性支出政策。它對于遏制通貨緊縮趨勢、拉動內需、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擴大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但內需不足狀況始終未得到徹底改觀。隨著財政赤字的不斷增加、利率的不斷降低，宏觀政策的作用空間也在逐步縮小，在這種情況下，為進一步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應適時調整和充實宏觀經濟政策有利于社會的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對拉動我國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隨著財政赤字的增大和降息空間的縮小，應適當地調整和充實財政政策的內容，把以政府支出為主的財政政策轉變為以減稅為主的財政政策，同時實施更為積極、靈活的貨幣政策。

參考文獻：

[1]吳曉凡.調整經濟關系是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的根本點[J].發展研究，2011年07期.

[2]張志昊，尹鑒.房地產宏觀政策調整的影響[J].北方經貿，2011年08期.

[3]朱延強，韓俊，彭振興.我國產業結構調整背景下大學生就業問題[J].現代農業，2011年08期.

[4]王富祥.論我國宏觀調控中的供給管理政策[J].南陽理工學院學報，2011年03期.

篇8

關鍵詞 新古典綜合派宏觀財政政策

一、新古典綜合學派的概述

新古典綜合派是在二戰以后,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一批美國經濟學家的努力下,逐漸形成了的宏觀經濟學。所謂的“宏觀經濟學”是在凱恩斯基本理論基礎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被綜合在一起而形成了。而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包括價格理論,消費理論,生產理論,市場理論以及分配理論和一般均衡理論與福利經濟學則被冠以“微觀經濟學”的名稱。

新古典綜合學派是繼“凱恩斯革命”之后起初最有影響力的凱恩斯學派,又先后自稱“后凱恩斯主流經濟學(Post-Keynesian Mainstream)”和“現代主流經濟學新綜合”。

反映這個學派理論觀點的代表著作是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在經濟政策上,主張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節總需求,以減少失業、抑制通貨膨脹。在經濟制度方面,主張混合經濟論,即公私機構共同對經濟施行控制①。

二、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

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對各經濟體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沖擊。受其影響,經濟已告別“高增長、低通脹、貿易流量大幅增長”的黃金時期,經濟增長減速、就業壓力加大與貿易保護抬頭使各國步入“多事之秋”。 美國第四季度GDP下降了4.5%,剔除貿易的貢獻,內需增長下滑顯著,個人消費和投資等降幅都比較大,制造業遭遇到近30年來最為嚴重的衰退,新的訂單和產量也降到了1948年以來的最低谷。與美國相似,歐盟經濟前景堪憂,日本經濟也添內憂外患,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長明顯放緩②。在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中,中國也不能幸免。我國的GDP已增長放緩,已從以前的兩位數增長跌落至個位增長③。

三、從新古典綜合學派角度評析我國當前財政政策

從新古典綜合學派的角度,在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思想的基礎上,新古典綜合派進行了兩個方面的創新。一是主張采取“逆經濟風向行事”的財政貨幣政策,以減少經濟周期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

我國目前處在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下,經濟增長下滑的威脅正一步步逼近我國?，F階段我國應該通過主動的政策選擇,從需求、供給、制度改革等多個角度入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正如當下熱議的四萬億投資擴大內需之事:

一是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三是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四是加快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五是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六是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支持高技術產業化建設和產業技術進步,支持服務業發展。七是加快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各項工作。八是提高城鄉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鼓勵企業技術改造,減輕企業負擔1200億元。十是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④。

新古典綜合學派的第二個創新是主張在經濟上升期實行赤字預算、發行國債,刺激經濟快速增長。當前我國四萬億擴大內需資金的來源,中央政府承擔11800億,其它近三萬億。

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有特點,作用的范圍和程度不同,因此在使用哪一項政策時,或者對不同的政策手段搭配使用時,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所以政府應根據不同情況,靈活地決定。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關系方面,新古典綜合派有兩個基本主張:一是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為重要。二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應“相機抉擇”。

新古典綜合派又提出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實現多種經濟目標。實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微觀化。即政府針對個別市場和個別部門的具體情況來制定區別對待的經濟政策。這樣可以避免宏觀經濟政策在總量控制過程中給經濟帶來的較大震動,使得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和調節更為靈活有效。例如,財政政策在穩健的前提下可采取有針對性的結構性松動措施。如大幅度增加對農業、農村基礎設施、社會保障及社區醫療等薄弱環節及弱勢群體的支出,尤其要加大對災后重建以及中西部縣域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繼續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同時提高稅率水平,這樣也有利于緩解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參考文獻:

[1]潘醒東.論新古典綜合學派對凱恩斯經濟學的發展.阜陽師范學院學報.2005.3.

[2]馬宏范.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財政政策選擇.經濟研究參考.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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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內容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當代各國政府調節宏觀經濟最主要的兩種手段，兩大政策各有特點，了解它們的作用機制，深入研究它們的協調機制有著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如何擺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協調配合使用兩大政策，達到宏觀調控目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本文的結構是第一部分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第二部分具體分析兩大政策的協調問題，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問題，并進一步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問題，第四部分總結全文。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

財政政策是指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而規定的財政工作的指導原則，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動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

兩大政策調節的領域不同。財政政策調節的對象是財政收支，主要通過參與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分配來實現對國民經濟的調節。貨幣政策主要從流通領域出發對國民經濟進行調節。

兩大政策對收入分配，利率，產出的影響不同。財政政策通過轉移支付和稅收等各種政策可以直接調節社會收入分配。貨幣政策直接調節貨幣供應量。

表1：兩大政策對收入和利率的影響

兩大政策的效應時滯不同。從擾動出現到經濟政策產生作用的每個階段都存在時滯。這些時滯可以分為兩種時間層次：外部時滯，即政策行為對經濟影響的時間;內部時滯，即著手制定政策所花費的時間。

表2：兩大政策的時滯效應

兩大政策調節的主體不同。財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由中央銀行控制。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表明，只有將兩者有效地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雙松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其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刺激投資，促進經濟增長; 消極效應是往往產生財政赤字并誘發通貨膨脹。

雙緊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此種組合方式的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抑制總需求，控制通貨膨脹; 其消極效應是容易造成經濟萎縮。

松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這種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產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貨膨脹。

緊的財政政策與松的貨幣政策可以在不降低產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兩大政策的組合

需要強調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個隱含假設就是不存在流動性陷阱，貨幣需求曲線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傾斜。

三、進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及其差異，探討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價格不變，內生變量是利率和收入(決定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同時均衡時的收入和利率)，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作為外生變量，影響總需求。只有在短期內，產出和利率在貨幣市場和商品市場才表現為固定的關系。從長期來看，這種關系不存在或者說不穩定。

第二，忽略了總供給對經濟的影響。在考慮總供給的情況下，從短期來看，總供給曲線是水平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能提高總需求，導致產出增加。但從長期來看，供給曲線是垂直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只能使價格水平上升，對產出沒有影響。

第三，本文沒有考慮開放經濟的情況。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三元悖論原則是國際經濟學中的一個著名論斷。根據蒙代爾的三元悖論，一國的經濟目標有三種：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這三者，一國只能三選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開放經濟條件下兩在政策的效果(資本自由流動下)

四、結論

從短期來看，擴張的財政政策提高計劃產出，導致產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擴張的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導致產出提高，利率下降。

從政策時滯來看，財政政策內部時滯較長，而外部時滯較短。反之，貨幣政策內部時滯較短，外部時滯較長。因此，貨幣政策適合于對經濟進行微調，財政政策在經濟危機下往往比貨幣政策更有效。

在考慮總供給的情況下，兩大政策都能擴大總需求，引起產出增長，價格上升。因此，當產出低于潛在產出時，兩大政策都合適;如果經濟已經處于充分就業，應當盡量少用兩大政策。

在開放經濟條件和固定匯率制度下，根據三元悖論，如果資本自由流動，財政政策完全有效，貨幣政策完全無效。

中國經濟現在通貨膨脹高，對外貿易失衡，根據本文的討論，適合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和從緊的財政政策，或者是從緊的貨幣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前者會引起經濟衰退，后者不會引起經濟衰退。

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協調研究

1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聯系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對宏觀經濟產生作用和影響，達到政府既定的目標。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屬于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波動是市場經濟的常態，財政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防范經濟波動，保持經濟穩定。經濟衰退與經濟繁榮狀態總會交替發生，引發諸如就業壓力大、通貨膨脹、投資波動、外貿失衡等嚴重的經濟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間接作用于經濟，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狀態，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正是政府經常使用的兩大經濟政策。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具有一致性。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要達到的最終目標有四個：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這四個目標的本質都是要保持一國宏觀經濟的穩定。

(3)在一般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用以對付大的與拖長的經濟衰退，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的使用。貨幣政策則是通過貨幣供應量和信貸量進行調節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靈活的特點。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搭配，因而兩者可形成合力，對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發揮調控作用。

2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 財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財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與政府收支活動相關，主要有稅收、財政支出、政府投資、財政補貼和公債等。

(1)稅收。稅收是形成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國家調控經濟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廣泛強烈的調節作用。稅率的確定是財政政策實行調節目標的基本政策度量選擇之一。稅率的高低決定著一國財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稅負的分配是國家對于稅收結構的調整，其可以起到調節產業結構的作用。

(2)國債。國家發行國債主要目的是彌補財政赤字和發展社會公共建設。隨著信用制度的發展，國債的發行漸漸成為了財政政策的重要T具，具有調節貨幣供給、私人消費和投資的作用。國債的調節作用主要表現在：貨幣效應;擠出效應;收入效應。

(3)財政支出。財政支出是國家為了滿足一定的社會公共需要，對以稅收和發行國債等形式籌集來的資金的運用。一般性的財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務支出、政府投資支出，以及社會保障支出和轉移支付。政府的投資力度和投資方向對一國產業結構優化以及調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 貨幣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率是銀行存放在中央銀行或金庫中的準備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擴大或收縮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能力，加強央行的基礎貨幣吞吐實力，從而通過影響貨幣存量而對整個經濟產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響到各商業銀行利潤，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況下不常使用。

(2)再貼現率。再貼現率是商業銀行將其貼現的未到期票據向中央銀行申請再貼現時的預扣利率。再貼現意味著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貸款，從而增加了貨幣投放，直接增加貨幣供應量。再貼現率的高低不僅直接決定再貼現額的高低，而且會間接影響商業銀行的再貼現需求，從而整體影響再貼現規模。

(3)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發達國家將公開市場操作當作中央銀行調節基礎貨幣量的主要貨幣政策T具，通過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與指定交易商進行有價證券，調控貨幣供應量，以達到貨幣政策調控目標。公開市場操作業務具有市場化程度高、靈活性和微調性的特征。

3 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的實踐

我國改革開放已經歷經了30多年的實踐，實踐表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對于加快我國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政府采取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實踐中，還有很多要素制約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從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保持穩定出口的同時，出臺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擴大國內需求，并取得了較好的政策效果。進入后危機時期，我國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越來越繁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領域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互補的聯動效果，避免政策運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經過2009年的經濟刺激政策，使得我國國民經濟在2010年實現了高位穩定增長，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經濟轉變為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擴大內需和防止通貨膨脹。政策組合繼續保持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方面由極度寬松轉變為適度寬松，而年末則調整為穩健偏緊，在產能過剩和房地產等領域緊縮性政策的調控力度明顯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使用的實踐進行總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已逐漸向市場化調控方向轉變。在發展公共財政的總體結構下，從財政政策影響經濟的方式以政府投資性支出為主，逐漸轉變到通過公債、稅收、轉移性支付等多種工具的綜合運用。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貨幣政策的制定實施，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信貸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特征。

第二，在財政貨幣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強至弱，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強。改革開放最初，國家進行宏觀調控是以財政政策為主導，而貨幣政策幾乎沒有作用，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貨幣政策的核心模式轉變為通過對信貸規模的控制從而影響貨幣的供給。

第三，目前的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關注總需求管理，主要以經濟的穩定為目標。我國面臨著經濟發展與體制轉軌的雙重任務，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在長期來看，還必須關注金融制度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優化，以及以結構性調整為目的的供給管理等層面，這也是當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4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建議

4.1加強政策制訂的預見性與時效性

從過去來看，我國財政貨幣政策搭配的變化比較頻繁，財政貨幣政策的實行存在時滯問題，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預測能力，為政策調控及協調打下余量。

4.2財政貨幣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針對性

財政政策應更多地利用區別對待的方式，利用財政收支來控制資金流向，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同時通過稅制和社會保障措施，提高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有效調節整個社會收入構成。貨幣政策應當著重考慮未來經濟的走勢，避免出現通貨膨脹，通過各種手段抑制經濟過熱，在調整結構方面，貨幣政策應當通過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方式，推動經濟均衡發展。所以，在實施財政貨幣政策配合時，一定要注意兩者具有針對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靈活運用貨幣政策調控工具

要全面發揮貨幣政策工具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場，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大力發展短期融資工具，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使利率成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加強金融機構間的資金融通，實現金融機構間資金的良性循環。

4.4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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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分析(2012～2020年)目前中國經濟正運行在以1978年為起點，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為終點的過程中，轉軌進程的階段性變化意味著宏觀經濟政策的任務、思路等都將隨之發生重大變化。在國際經濟形勢不確定和風險增大的背景下，中國將在較長時期面臨嚴峻的外部環境。而國內經濟形勢也更趨復雜，需求增長放緩、物價上漲、房地產調控與經濟轉型等短期與長期問題疊加。2011年末，面對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2012年經濟工作的總基調是“穩中求進”，并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為2012年愈加復雜的經濟形勢注入了一針強心劑。在這個總基調下，無論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是產業政策都圍繞著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進行，這將為保持中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持。1．經濟發展速度的目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持續增長。在國際國內經濟環境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上升以及“穩中求進”的總基調背景下，中央政府適當調低了2012年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期目標，這既考慮了客觀的實際情況，也體現了與“十二五”規劃綱要確定的年均增長7%的中期目標逐步銜接。根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要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對“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預期目標。按照十七大報告勾勒的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遠景，202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會比2010年再翻一番，年均增長速度7．2%左右。

情景設定及其依據本文模擬了2012～2020年間基準情景、益貧式增長情景和危機情景中宏觀政策對益貧式增長的影響。其中包含對通貨膨脹、匯率、出口、政府支出等假設。在基準情景中，經濟增長平穩，預期通貨膨脹仍然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內容，2012年通脹率為4%，2012～2020年間通脹水平比較溫和，在4%～5．5%之間波動;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可能影響，進出口額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在2012年有所下滑，但在2013～2015年逐漸恢復至危機前水平，2015～2020年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在積極的財政政策下財政支出短期仍將大幅提升，2012～2013年為15%，2014～2016年為11%，2017～2020年降至與國民生產總值外生增長率相同水平;政府轉移支付比例逐年增長，年均增長8%。益貧式增長情景假設了一些更有利于窮人福利水平提高的變動趨勢，如通貨膨脹率溫和;對外貿易受到危機沖擊很小能夠并很快恢復上升的趨勢;本幣升值速度平穩，居民儲蓄水平有所增加;財政支出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逐年提高，2012～2015年政府支出增長率高于基準情景2個百分點，2015～2020年間每年高1個百分點。政府轉移支付的增長率在基準情景的基礎上，2012～2020年每年高2個百分點。危機情景強調了目前金融危機下宏觀調控政策的潛在變化，以及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主要挑戰和風險。經濟轉軌進程中可能出現比基準情景更高的通貨膨脹水平;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以及貿易摩擦升級，進出口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有所降低;經濟發展不穩定或緩慢將會導致居民儲蓄率下降(2020年儲蓄率比基準情景低6．8%);財政支出的增長率高于基準情景的水平。情景模擬分析益貧式增長情景下模擬結果表明，2012～2015年增長速度比基準情景高1．6個百分點，2016～2020年高1．15個百分點，各組群的真實家庭收入水平家庭福利狀況均有所改善，其中，最低收入組家庭福利改善程度最大，為33．21%，與基準情景相比，2012～2015以及2016～2020年間財政赤字總額分別高出0．10%和0．04%，說明由于財政支出規模不斷加大，財政赤字有所增加;投資較之基準情景更高，年均高達21．23%和18．14%，說明雖然存在政府公共投資的擠出效應，社會總投資規模仍然大幅提高;消費水平大幅提高。整體而言，益貧式增長情景下基本上達到了益貧式增長的目標。危機與風險情景下模擬結果(見表4)表明，2012～2015年增長速度比基準情景低1．4個百分點，2016～2020年低1．5個百分點，各組群的真實家庭收入水平家庭福利狀況均有所下降，其中，最低收入組家庭福利受沖擊最大，降低31．22%，總福利水平比基準情景下降低72．58%，最高福利組受沖擊程度最小。危機情景下，財政支出水平大幅上升，導致財政赤字情況急劇惡化;公共投資明顯增加的同時對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也非常明顯，投資水平較之基準情景水平更低，偏離程度達－21．65%和－18.77%，消費水平也較基準情景大幅降低。整體而言，危機與風險情景下，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都遭受到重創，益貧式增長的目標無從實現，且政府的財政狀況將面臨嚴峻的考驗。

通過模擬基準情景、益貧式增長情景和危機情景下宏觀政策對益貧式增長的影響，可以發現，貿易條件、匯率、利率、財政和貨幣政策、公共支出等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方向與幅度對低收入人群福利水平影響巨大。為了更好地推動益貧式增長，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不斷提高，需要注意宏觀政策調整對經濟增長和窮人福利的影響。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對于加速益貧式增長的宏觀政策調整思路提出三點建議。(1)在保持財政政策穩健性的同時，進一步推動財政支出結構調整。本文的模擬結果表明，財政支出對提高低收入群體福利影響顯著，但是與財政支出數額相比，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要低得多，癥結在于支出結構與益貧式增長目標仍存在偏離。近期，國家在政策性住房體系、醫療衛生、公共教育等公共領域投資增幅很快，財政支出結構已逐步得到優化，但同時也要保證財政可持續性，雖然國家財政收入增幅連年超過20%，但近一輪積極財政政策下，地方政府已經大舉發債，財政赤字擴大趨勢將會繼續。財政赤字是不可能無限擴張的，長期來看，穩健的財政政策才是益貧式增長的合理選擇。(2)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防止通貨膨脹水平大幅上升。通貨膨脹是衡量宏觀經濟穩定性的重要指標，通貨膨脹的大起大落往往會對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水平造成很大影響。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貨膨脹會擠壓低收入以及中等收入家庭，對于很多家庭來說，生活水平不斷下降，社會不滿情緒甚至會因此而加劇。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在貨幣政策方面通常比較被動，在發達國家先前的寬松貨幣政策期間控制通脹難度更大，為規避這些負面影響，必須采取調整收入政策、貨幣政策、對外經濟政策、提高利率、降低工資水平以及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抑制通貨膨脹蔓延。(3)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優化出口結構。本文分析結果表明，貿易條件的變化對于經濟增長和窮人福利的沖擊很大。事實上，當前外需大幅減少所引起的出口下滑并不是問題的關鍵，優化出口結構，特別是提高包括農產品、資源類產品附加值，以對外貿易帶動技術革新才是貿易政策發展方式轉變的要義。

作者：劉暢 單位：東北財經大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