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的內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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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經濟地理；產業集聚；規模經濟

1、引言

以克魯格曼、藤田等學者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派，形成于20世紀90年代，其宗旨是將區域經濟學帶進主流經濟學的殿堂。國內學者關于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研究甚少，主要是對國外的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和評析，并在此基礎上與我國實際問題結合進行論述。本文總結了國內學者對新經濟地理理論與產業集聚關系的研究成果，對現有研究的不足進行簡單述評并對進一步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2、新經濟地理理論的基本內容

新經濟地理學的誕生以克魯格曼的中心―（Core-Periphery）模型的提出為標志，在經濟理論中實現了時間和空間的融合，從而為經濟學開辟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方向，它闡明了規模經濟、運輸成本和要素流動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導致空間經濟的形成和演變的[1]（邱競、薛冰，2008）。對于傳統的經濟地理學不能解釋一些現象，如在純自然條件方面并不一定非常有優勢的地方卻成為了工業集聚的中心以及兩個自然條件方面非常相近卻可能在工業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現，新經濟地理學抓住了導致工業集聚的最為本質的經濟力量―收益遞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兩個地區的在自然條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導致產業開始在其中一個地方集聚 [2]（金煜、陳釗、陸銘，2006）。劉長全[3]（2009）總結了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主題包括經濟活動和經濟增長的“空間集聚”和“區域集聚”，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數學定量分析，建立了中心―、國際專業化、全球和產業擴散、區域專業化及歷史和期望對區域發展影響等模型，認為新經濟地理的理論來源與模型特點決定了其非常適合分析市場深化與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要素流動、產業分布變化和產業集聚趨勢。謝燮、楊開忠[4]（2005）。楊盛標，張亞斌[5]（2009）從改進的角度認為新經濟地理的幾個基本模型都是在某些理想的假設下建立起來的，研究者可以從改變壟斷競爭函數形式、考慮異質工人、非同質的區域空間、拆散廠商的完整性等方面放松前提出假設，從而使理論研究更加貼近現實。

3、新經濟地理理論與我國產業集聚

產業集聚是指同一產業在某個特定地理區域內高度集中，產業資本要素在空間范圍內不斷匯聚的一個過程。生產商的集聚有利于產生當地的專業化供應商，進而產生外部規模經濟效應，廠商的地理集聚有利于專業技能的產生和信息的溢出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創新[6]（克魯格曼，1997）。對產業集聚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經濟學家研究的熱點，隨著全球經濟的不斷發展，很多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在經濟開放之后均出現了地區間差距持續擴大的現象，而且這些國家都出現了工業生產的集聚，這些現象是新古典的增長理論無法解釋的，而新經濟地理學在解釋產業集聚和地區間差異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就[2]。國內學者通過研究我國產業集聚現象，對新經濟地理理論進行了檢驗，并其指導我國實踐進行了一定的發展和創新。

一個新的理論產生，需要通過實證檢驗，并不斷的完善，從而更好的指導實踐，同樣，新經濟地理理論也需要在我國的實際情況下進行檢驗。金煜等通過對我國產業集聚現象的實證分析，得出一個地區企業數量的產業外部性和地區消費者購買力對于工業集聚的前后向聯系均為正，地理位置和歷史優勢是集聚的起始條件，規模報酬遞增和正反饋效應導致了集聚的自我強化，使得優勢地區保持領先。李娟，鄭平等[7]（2011）通過分析東莞外資主導型產業集聚與產業轉移的現象，也驗證了產業集聚和產業轉移是向心力和離心力動態均衡的結果，提出了在產業轉型的關鍵時期，政府需要一定的組織和干預，以減少轉型成本。在傳統理論難以對“義烏商圈”的形成發展做出解釋時，任光輝[8]（2008）從新經濟地理學的視角，認為其形成過程是義烏小商品市場不斷拓展及其主導下的區際分工協作格局形成的過程，伴隨著市場規模擴張和區際分工協調模式的轉換，逐步跨越區域發展的“非均衡陷阱”進而帶動周邊地區的協調發展。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工業發展產業集聚的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存在高度正相關，也證實了新經濟地理理論的科學性[9]（韓永彩，2011）。

一個獨立的理論難以對現實經濟做出完整的解釋，所以有學者認為應該結合不同理論還分析我國產業集聚的現象。張明倩，臧燕陽，張琬等[10]（2007）結合傳統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和新經濟地理理論，利用1999―2003年省級面板數據研究了導致中國地區產業集聚的因素，結果得出了與貿易理論的預期相同的結果，交易成本對產業集聚形成產生顯著的負向作用，新經濟地理學中的規模報酬遞增的假設并未使產業的區位選擇突破運輸費用和區域保護的限制，并發現產業的市場外部性對產業集聚有著不顯著的正影響。張杰飛，李國平，柳思維等[11]（2009）將Harris-Todaro模型與新經濟地理模型相結合，賦予農業剩余勞動力假設，并考慮中國戶籍制度所導致的遷移成本，建立一個內生的勞動力轉移模型，得出單個傳統政策措施的經濟效果不佳，在促進農業技術進步的同時，只有逐步放松戶籍制度才能取得最佳的經濟效果，計劃生育政策仍具積極作用。胡潔，陳彥煌等[12]（2011）結合了城市失業和新經濟地理理論，建立了一個兩國兩部門的新經濟地理失業模型，認為伴隨著貿易自由化的發展，本國資本外移，存在失業的本國會出現“產業空洞化”趨勢，運輸成本降到一定程度，本國制造業可能全面外移，制造業最終完全聚集于外國。

新經濟地理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外，國內在理論方面幾乎沒有什么創新之處，但在現有理論基礎上，國內學者結合中國實際情況進行了的一定拓展研究。陳林生，李剛等[13]（2003）從四川省的發展現實出發，通過對基本的新經濟地理模型做一些拓展后，得出城市體系將會演化成數量不斷增加的，分散的，專業化的小城鎮。周加來、李剛[14]（2008）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內，引入要素流動和經濟政策對我國區域經濟差距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認為形成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在新經濟地理因素的影響下，具有區位優勢的東部沿海地區吸引了中西部地區大量的生產要素，加上中央政府的政策導向作用，使得我國經濟發展差距呈現出逐步擴大的趨勢。鄭劍鋒[15]（2009）則從浙江經濟發展的經驗出發，加入了制度因素，得出了區域經濟的發展根源在于制度和地理的相互作用，但是，制度和地理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各種要素本身，而是通過其特定的經濟組織形式來組織和協調各種要素的生產與利用，從而最終促進經濟發展。

理論研究的最終目的是用于指導實踐，我國區域發展極不平衡，區域內和區域間的差距都比較大，因此怎樣將新經濟地理理論的研究成果運用于我國經濟發展實踐是一項迫切而且非常重要的課題。從政府的層面，部分學者認為地方政府行為在政績考核指引下具有過度作為傾向，政府應建立一套綜合指標判斷本地經濟狀況，一旦發現市場出現了集聚的雛形，需從本地實際條件出發，積極扶持，做好聚集發展的宏觀規劃[16]（柴志賢，2007）。市場開放度方面，城市級別、城市化水平、城市交通狀況、信息傳播等要素是影響中國會議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加大對外開放程度有利于對會議中心城市集聚[17]（張琰，郭英之，2008）；加大地區之間的產業聯動，有利于加快物流集疏運網絡建設，使商品和要素市場一體化以擴大市場規模，吸引更多企業到港口集聚以壯大經濟實力，促進技術進步實現規模報酬遞增（韓永彩2011）。姚林如，高翔等[18]（2009）的研究表明，在初始經濟結構對稱的條件下，“偶然因素”導致的消費需求轉移會使得均衡時的地區資本份額發生變化，并可能產生“中心――”極端的集聚效應；另一方面，地區貿易自由度的提高將削弱資本的集聚效應，然而這種影響是有限的，受“偶然因素”使地區資本形成產生的集聚效應，會出現“路徑依賴”，因此，要使地區轉向均衡發展，需要打破“偶然因素”的影響，這就需要政府加強對本地區經濟的了解，并通過一定的經濟手段指引地區產業的集聚。

4、述評

綜述所述，國內學者對新經濟地理理論的研究還停留在總結和評述層面上，應該加強對學科的基礎理論研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為我國經濟發展服務；在運用新經濟地理理論解釋或者指導我國產業集聚時，雖然有一定的創新和拓展，但還是存在硬套的現象，我國正處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工業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西方的產業集聚性質和我國產業集聚性質存在質的差別，我們不能一味人家的理論搬過來解釋或者指導我們的實踐，應該結合我國產業集聚的現狀和特點，對理論進行一定的修正和改善，從而更好的服務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步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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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煜，陳釗，陸銘.中國地區工業集聚：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與經濟政策[J].經濟研究：2005（4），79-89

[3] 劉長全.不完全競爭框架下的產業集聚理論――新經濟地理理論研究綜述[J].世界經濟情況：2009（12），75-82

[4] 謝燮，楊開忠.勞動力流動與區域經濟差異[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

[5] 楊盛標，張亞斌.經濟活動的聚集與擴散分析――新經濟地理分析框架的邏輯基礎[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6），68-72

[6] Krugman P R. Space： The FinalFrontier[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 12（2）： 161-17

[7] 李娟，鄭平.東莞外資主導型產業集聚與產業轉移――基于新經濟地理的分析[J].華東經濟管理：2011（1），62-65

[8] 任光輝.市場規模擴張、區際分工轉換與“義烏商圈”之謎―一個基于新經濟地理的分析[J].經濟研究導刊：2008（1），147-149

[9] 韓永彩.新經濟地理視角下廣西北部灣港口腹地產業聯動發展研究[J].沿海企業與科技：2011（04），71-74

[10] 張明倩，臧燕陽，張琬.傳統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和新經濟地理框架下的產業集聚現象[J].經濟地理：2007（11），956-960

[11] 張杰飛，李國平，柳思維.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理論模型及政策分析：Harris-Todaro與新經濟地理模型的綜合[J].世界經濟：2009（3），82-95

[12] 胡潔，陳彥煌.自由貿易化、產業聚集與失業：新經濟地理觀[J].世界經濟：2011（3），40-50

[13] 陳林生，李剛.四川城市化戰略選擇―一個新經濟地理模型的啟示[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11），50-52

[14] 周加來，李剛.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新經濟地理、要素流動與經濟政策[J].經濟理論與管理：2008（9），29-34

[15] 鄭劍峰.從制度、地理之爭到新經濟地理――關于浙江經濟發展的一個分析框架[J].經濟研究導刊：2009（14），136-138

[16] 柴志賢.產業集聚、演化與政府作用――基于新經濟地理視角的考察[J].經濟論壇：2007（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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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經濟 國際貿易 創新 中國

21世紀的經濟，是一個全球化的經濟，這對我們來說既是挑戰，也是一種機遇，如何更好的融入全球化，同時發揮本國貿易優勢，相對應地帶動我國經濟的發展，共謀和諧發展，這就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新經濟時代

所謂的新經濟時代，就是利用科學技術、相適應的經濟政策和有意義的商業實踐這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從而產生令人矚目的經濟績效。如果出現經濟的快速增長和較高的收入，以及低失業率和不會影響經濟發展的通貨膨脹，那么毫無疑問，這種情況，就是我們所說的新經濟時代。這樣的經濟發展下，是能夠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的，保持社會的穩定發展。

新經濟相比較傳統經濟而言，這是一種歷史的進步，是一種從知識經濟而發展過來的全球化經濟。有著顯著的高科技化特征和全球化特征。新經濟趨向于的主體是全球一體化，借助于電子商務來實現交換，生產方式不同于傳統的經濟，著重于集約型，憑借高科技和信息的力量來實現自己增長的原動力，無限供給人類所需的資源，讓人類都可以獲得資源的共享。總之，新經濟的核心是現代科技，是利用知識和信息從事生產、分配以及更好使用的經濟。

二、新經濟時代影響下國際貿易的創新

新經濟時代的到來，這在一定程度上勢必將產生行業內貿易朝氣蓬勃的發展，行業范圍的擴大發展，一些新的問題不斷地被提出，尤其經濟貿易這一問題。

（一）新經濟時代下國際貿易發生變化的首先是商品結構

對外出口的商品貿易主體是“高科技的密集型產品”。而這種所謂的“高科技的密集型產品”是指那種含有高科技的高成分的產品。國際上對此也有相關規定，無論是使用高科技的生產的產品還是有傳統技術被高技術改造之后生產的產品，如果其高技術成分超過百分之七十，那么這些產品都被成為高技術的密集型產品。這些高技術的密集型產品，與傳統的相比，它們重量相當輕，甚至是沒有重量，商品種類多樣，方便操作使用，有很強的可用性，價格相對低廉，是無法與傳統商品相比擬的。從現在的貿易現狀來看，未來貿易的發展趨勢是，以高技術的密集型產品為主，貿易增速會超過其他產品。

（二）新經濟時代下，知識或者說是技術的密集型這一類的服務貿易將飛速發展

這也是一種國際服務貿易，主要是提供各種各類的知識（技術）服務，具體細分是四個方面：1、信息產品和服務。新經濟時代，是一個信息網絡化的時代，信息產品與服務都在聯系著社會的方方面面，同時對信息產品和服務產品也有了更大的需求。所以說，在當代國際貿易中尤其是以知識性為主的國際服務貿易中，將信息產品和服務結合起來就是貿易的主要內容。2、知識。這個知識時代，科技的時代，知識也是一種商品，也是可以進行貿易交流的，包括很多方面，專利，管理，專業知識等等。3、金融服務，包括銀行交易等等。4、投資服務。提供可供覆蓋跨國經營投資的各種服務，具體的有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和能夠供國際投資使用的一些通用知識，信息和知識技術都是這些功能的載體依托。

（三）在貿易中高技術貿易越來越重要

科學技術依然是第一生產力，技術這一要素，一部分是直接轉化為生產力，一部分是作為國際貿易中可以用于交換的對象，因此，與之相關的技術專利、專有技術和商標作為體現技術的技術貿易在整個國際貿易的格局中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

三、新經濟時代下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新經濟時代是依托信息與網絡，那么全球的網絡影響下，中國的經濟對外貿易必然會受到或多或少的影響。新經濟時代這把雙刃劍，讓中國經濟在獲得機遇同時，也無可避免的受到相當大的挑戰。我們必須秉持這全面看待問題的態度，采取有效措施，制定有效政策，充分發揮知識這一資本在外貿中大施拳腳，走出被動境地，爭取占有主動地位在未來的國際貿易發展中，持續不斷地促進國民經濟穩步、健康、持久地發展。

（一）增大科技投入，實行用科技發展帶動貿易

注重科技的力量，不是一味的投資引進外資。同時深化市場上經濟體制的變革，尤其是宏觀投資或融資和微觀上各個企業的不同經營體制的轉變，較多地依賴市場的力量同時加強對知識產業的投入。

（二）增加教育基金的投入，重視人才資本的培養

相比較發達國家來說，我國在教育這方面的投資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這樣造成，國民的素質普遍低于發達國家，在一些服務貿易方面相當顯著。這不適應現在的新經濟時代，國際貿易這方面，對素質的要求也是相當高的，需要專業的人才。一，國家加大教育基金投入，培養更多高素質高能力的人才，二，外貿企業也應該重視人力資本，多對員工進行培訓，適應不斷更新的知識。

（三）加快轉變貿易的方式

如今網絡交易已有取代傳統交易的趨勢，而在我國大部分企業仍然是傳統的交易方式，浪費了大量的人力成本，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加大電子商務以及網絡貿易的宣傳，另一方面，培養大批掌握現代技術手段和營銷的人才。

四、結語

新經濟時代是科技的時代，知識的時代，互聯網絡的時代。一系列科技的發展變革，促使經濟環境，貿易，商業等一系列發生變化。不可否認，這是一種機遇，一種創新發展的機遇，同時也是一種壓力，對于發展中國家面臨更為緊迫的任務，調整格局，有效的利用科技網絡資源進行發展。無論是國際的貿易，還是中國的貿易，要順應歷史發展的大方向，不斷調整完善自我，才能更有利于本國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尹祖寧.當代國際貿易創新與我國對外經貿發展[J].當代財經，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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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經濟時代；管理人才培養；教育改革

一、經濟形態演變與管理學科發展的理論分析：歷史的觀點

管理學科與經濟發展之間有著內在的互生規律與聯系。管理學的發展，不僅與經濟水平的提高有關，而且與經濟形態的更替有關。從管理學發展的歷史主線看，每一次新舊經濟形態的更替，都能促進經濟水平不斷提高并進而帶動管理學科向前發展。但與此同時，新經濟形態本身也往往對管理學提出特殊要求，成為引導管理學發展的另一動因。

迄今，人類社會已經歷了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兩個階段，目前正處于向新經濟過渡的時期（又稱為后工業社會時期）。在農業經濟社會，莊園經濟對管理學發展的影響雖說是初期的但卻具有重要意義。這時的管理主要是為莊園主服務的，是莊園主的“管家”。其管理的重心在于財產物質本身的保管，以及各種往來款項的收取等。由于經濟活動比較簡單，不涉及投資、融資等業務內容，因此對管理者的素質要求也不高，只要有些文化，會書寫和做事精細即可。這時的管理只是雕蟲小技而已，并非現代意義上的科學管理。當然，管理科學也不會在這種經濟環境下產生。

現代的管理科學是以產權管理和管理技術的廣泛應用為特征的。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充分發展之后的產物。資本主義經濟大體上有兩個發展階段：產業革命之前以貿易經濟為主的時期和產業革命后以工業經濟為主的時期。在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中，財產物質及其交換只是一種形式，其根本的目的是要通過交換而實現增值和賺錢。因此，人們不僅關注財產本身，而且更加關注財產的歸屬關系，即財產交換所反映的產權關系或權益。權益思想的出現和其概念（資本）上的普及化對管理學科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它使得管理工作由對財產本身的管理而轉向對企業產權結構、管理組織形式的管理。自此，產權結構的調整、組織結構優化成為企業管理的中心之一。而同期發展起來的經濟學，以及嗣后產生的制度經濟學則為這種管理提供了理論和思想基礎。

與產權管理相對應，側重于生產過程的管理技術也在迅速發展。在資本主義初期的貿易經濟階段，管理技術是不重要的，也缺乏完整的方法體系。工業革命后，在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經濟占據了社會經濟的主導地位，紡織、冶金、煤炭等工業由于大量采用先進的機器設備而使生產規模和生產效率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工業經濟的發展也給管理學科帶來了一系列新問題：如何合理地組織生產過程；如何科學地使用各種設備；如何對費用和成本進行有效地控制等。面對這些新問題，靠傳統的管理方法是無法完成管理工作的。現實的需要促進了管理科學的發展。于是，工程師與管理者聯袂努力，共同創造了一系列旨在解決生產過程控制和成本控制的管理方法。

目前的管理思想、理論和方法體系是在工業經濟時代產生、發展起來的。當知識經濟這種全新的經濟形式開始出現并迅速發展壯大時，其對管理學及管理者素質所帶來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這意味著新經濟對管理學科的教育和管理者素質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1）管理者應掌握最新的管理工具和技術。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現代的管理技術已非常豐富，已有越來越多的科技成果被應用于管理領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信息技術和工業科技向管理學方面的滲透。如ERP和電子商務就是這方面的典范。

（2）管理者必須具有深厚的經濟學基礎。管理是以經濟學為基礎的。如果離開經濟理論的支持，管理就會走入歧途。這就要求，管理者必須掌握經濟學尤其是新經濟的一些理論，并以此為基礎來研究和分析管理中所遇到的間題。

（3）管理者需要具備較強的語言溝通能力。新經濟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企業的網絡化和業務的國際化。尤其是我國加人WTO之后，中國企業的國際化進程會進一步加快。因此要求企業管理者必須具有一定的語言能力，以便與世界各國的企業開展業務。

（4）管理者要有深厚的人文社科素養。企業管理有信息管理、資金管理、物流管理等之分。

二、管理學科教育的變革之途

（一）加強“雙語”教育

在語言教育方面，目前有兩個值得重新認識和反思的間題：一是重視英語教育，強調四、六級的過關率，而對漢語教育重視不夠。尤其是一些大學的管理類專業至今沒有開（大學語文）或（漢語寫作）課程。現在看來，這種教育指導思想是有偏頗的，因為這會影響學生表達自我思想和與人溝通能力的培養。二是在英語教育上，重視大學英語而對專業英語重視不夠。主要表現是，與大學英語相比，專業英語的課時少，而且多是選修課。

（二）重點培養動手能力和應用能力

動手能力和應用能力是學生的基本素質，尤其對有些管理類專業如會計專業的學生來說更是必須具備的。目前的問題是如何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和應用能力，對此間題尚無良策。現在很多學校側重于到企業生產經營實踐中去培養學生的動手和應用能力，但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判斷，效果并不理想。

（三）突出專長，兼顧全能

全才與專才是一對矛盾。在學校教學課時既定情況下，如何協調二者之間的關系，恰當地配置課時資源，是各校制定教學計劃時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要問題。目前，比較通行的做法是強調全才、通才培養，課程按照寬口徑、淡化專業的精神設置，增加公共基礎課和專業基礎課的課時，壓縮專業課的課時。通過近幾年的實踐，現在有必要對這種做法進行反思。因為有一個現象已經出現，而且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這就是專業之間界限模糊，學生專業不精，沒有特長。該掌握的看家本領學而不精，其他相關知識似懂非懂。表面看來，好像學生的知識面廣，適應性強，其實這是一種認識上的誤區

我們認為，在目前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必須學有所長，學有所專，“一手仙，吃遍天”的信條在當前社會仍然適用。基于這種理念，在制定教學計劃時，應該加大各專業課程的比重，尤其在必修課中要體現這種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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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經濟模式的主要特點

1較為開放的經濟。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每年貿易逆差和流入外資均在2000―3000億美元左右，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和貿易逆差國。美國經濟規模龐大，嚴重依賴國外的原料和市場。因此，美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美國經濟規模的不斷膨脹，美國經濟模式自由開放的特點也更加明顯。

2不斷優化的產業結構。在美國的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不斷得到優化。從近20年的發展趨勢看，第一、第二產業的比重不斷縮小，而第三產業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國三大產業的就業結構，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期到本世紀初，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所占的比重從4%下降到3%，第二產業的就業人數所占比重從27%下降到21%，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所占比重從69%增加到76%。

3較低的政府干預。美國主張盡量減少國家干預以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在其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干預程度相對較低。美國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和調節，主要是通過制定和執行各種法律法規，經濟政策，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等，以及為社會提供一系列公共產品和服務來實現的。

4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美國在市場經濟方面有一套比較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這些法律、法規的制訂與實施，使得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及市場主體自由進入或退出得到了保證，保護了平等競爭規則的貫徹實施及政府調控措施的執行，并鼓勵了各種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從而為經濟運行創造良好的秩序框架。

二、美國經濟模式與經濟增長

1美國經濟模式中以股權融資為基礎的企業經營管理機制，有助于企業進行知識與技術的創新，促進經濟的增長。首先，股權融資可以增加企業的自有資金，從而為企業進行創新研究和技術開發提供充足的資金來源，而這在銀行融資的情況下顯然是做不到的；其次，股權融資可以通過所有權激勵鼓勵企業家和技術人員進行技術與知識創新；第三，股權融資為企業與風險投資者開展股權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從而增加了企業進行創新活動所需的資金來源。

2美國經濟模式中的金融投資機制為風險投資者提供完善的退出機制，促進了美國新經濟的發展。與金融衍生市場上交易的金融產品不同，風險投資所面臨的風險都不是十進位制，而是二進位制的，因而是無法通過風險定價在金融市場上進行買賣的。因此，需要一種特殊的退出機制來保證風險投資者的獲利。美國的納斯達克股票市場就是一個具有這種特殊功能的、能夠為風險資本帶來投資收益的退出機制。

3美國經濟模式中的自由主義的政府干預政策為新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美國的自由主義政府干預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放松政府管制，鼓勵企業創新和金融創新，為新經濟的發展提供必要的技術和人力資源支持發展教育、增加人力資本的供給，以及生產新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公共產品如信息高速公路和網絡安全等。正是因為美國的經濟模式具有以上的優勢，才造就了美國長達十多年經濟高速的增長。

三、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1對市場經濟進行合理的干預，發揮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從歷史角度看，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政府不對市場進行干預，只是干預的程度、范圍、方式不同而已。例如美國政府在千方百計開拓國際市場的同時，實施“行政保護措施”，動輒對所謂以傾銷價格出售商品或利用政府補貼進行銷售的外國出口商征收懲罰性關稅，筑起壁壘，保護本國的企業，并對高科技產品出口實行“最為嚴格”的控制。事實表明，市場經濟從產生到發展都離不開政府，相反，市場經濟呼喚敢于干預、善于干預的政府，呼喚能根據國情和按市場經濟規律進行干預的政府。

2謹慎推進金融市場的自由化改革，加強對金融活動的監控。我們在鼓勵金融市場創新的同時，不能對金融市場采取過分放任自流的做法，因為過分放任自流的金融市場將導致嚴重的機能障礙。在美國，金融市場創造了越來越多的投資工具為投資者提供獲利的機會，但是，這些金融投資工具中的絕大多數與實際經濟無關，它們純粹屬于虛擬金融活動，很少對實際生產領域的能力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因此，中國必須謹慎推進金融市場的自由化改革，盡可能地防止虛擬經濟與實際經濟的過分脫節，保證所有的金融活動都受到一定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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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集聚 增長 新經濟地理理論 新增長理論

經濟活動的集聚與現代經濟增長是不可分割的過程，兩者之間強烈的正向關系已由經濟史所證實。經濟活動的集聚現象展現在多個層次：從全球的層次看，表現為全球范圍的跨國界經濟集聚現象。最引人注目的當屬經濟發展南北分殊的“南北”（North-South dualism）問題。世界銀行把全球分為不同的區域共七個組群，世界人口在七大區域分布是不均勻的，而經濟活動的分布不均比之人口分布則尤甚。從國家的層次看，國家內部的人口和經濟活動分布也是不均勻的。如德國的東部與西部、英國的南部與北部，意大利以及中國的東西差距。從城市的層次看，伴隨經濟的迅速增長，經濟活動集聚以城市大量涌現、規模擴張直至集聚表現出來。可以說，經濟活動的集聚現象是經濟增長在地理空間上展開的過程。

隨著克魯格曼新經濟地理理論將地理因素引入主流經濟理論的努力，以及知識外溢等與地理相關的因素在新增長理論中占據的重要位置，經濟增長與經濟活動集聚之間的交叉融合成為一個活躍的研究領域。本文擬對集聚與經濟增長相關研究的脈絡與進展進行梳理。

一、新增長理論框架下的集聚與增長

知識外溢的范圍和程度是經濟增長與經濟活動空間集聚理論上關聯的一個節點，但隨距離增加而遞減。增長理論將索洛模型的技術進步內生化，設技術進步為總資本積累、人力資本或創新活動的函數。由于對內生技術進步在理論與方法上對外部性處理的不同，又有人力資本外部性和知識或技術溢出兩條研究路線。

1、人力資本外部性（human externalities）

盧卡斯對內生增長理論研究的著力點在于人力資本外部性（Lucas，1988）。盧卡斯認為人力資本不僅具有提高個人生產率的內部效應（the internal effects），而且加總人力資本也能具有提高社會生產率的外部效應（the external effects）。人力資本外部效應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社會交往實現知識和技術的共享。因此，盧卡斯認為，作為一種集聚現象，“城市的存在是人力資本外部性的證據”，城市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這使研究城市作為一種典型的集聚形式與經濟增長關系成為集聚與增長的一個活躍領域，涌現了一系列的研究文獻。

一般而言，技術學習可以通過兩個渠道獲得：一個是工人在企業里的聯合生產活動，另一個是居民在城市中的交往互動。格羅姆融合了Todaro的城鄉遷移理論和內生技術進步的增長理論，對“城市作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這一命題嘗試提供一個一般均衡模型，試圖分析人口向遷移集聚對人均收入增長的實質作用（Glomm，1992）。格羅姆認為Todaro模型把遷移視為非均衡現象的一種短期調整過程，但是，事實上許多國家人口遷移卻是長期持續存在的，這要求模型能夠解釋為什么城市能夠不斷吸引農業工人遷移。假設有兩個地區――農村和城市――分別以各自特定的技術進行生產，生產活動要求勞動者之間相互交流。由于城市是人口和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因此城市人口降低了交流成本、提高了交流效率，再加上“干中學”，這就意味著城市的人均產出增長比農村快。在這里技術是內生的，這與以工業化模型外生假定城市部門的生產率高于農村部門的處理方式不同。

除了正規教育，通過這種學習效應，從農村部門向城市部門轉移的勞動力提高了人力資本水平――這就是集聚對經濟增長的意義所在，他建立了一個經濟轉型的城市化模型（Lucas，2004）。盧卡斯認為可以將城市化理解為勞動力從傳統的土地密集型技術向具有無窮增長潛力的人力資本密集型技術轉變的一個過程。人力資本外部效應在城市里更容易發揮作用，因此人口向城市遷移的城市化過程實際上是人力資本積累的過程。城市是新移民學習和積累現代生產技術的場所，城市化就是一個人力資本積累的過程，也是一個經濟長期增長的過程。

該研究路線將集聚與增長的動力建立在人力資本外部性基礎上，大量實證研究提供了人力資本外部性對城市增長存在長期影響力的證據。研究表明，人力資本是城市長期增長的驅動力，較高的初始教育水平通過外部性促進了城市經濟的長期增長（Glaeser，Scheinkman et al.，1995；Simon & Nardinelli，1996；Eaton & Eckstein，1997；Beeson，DeJong et al.，2001）。

2、技術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或知識外部性（knowledge spillovers）

技術或知識外部性可以分為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是靜態外部性，而Marshall-Arrow-Romer（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則被視為應的動態外部性（Henderson，Kuncoro et al.，1995）。在此，靜態外部性有集聚效應而無增長效應――也就是對經濟集聚有影響，但對未來的增長沒有影響，而動態外部性不僅有集聚效應也有增長效應。動態外部性分為Marshall-Arrow-Romer（MAR）外溢、Porter外溢、Jacobs外溢。MAR外溢刻畫了同行業企業間的知識外溢；Porter外溢則強調行業競爭對企業追求創新和采用新技術的積極作用；Jacobs外溢則認為行業多樣化帶來相互碰撞和交流是創新和增長的主要源泉（Glaeser，Kallal et al.，1992）。

當知識生產和創新成為重要的生產活動進入生產函數時，集聚與增長的聯系更為密切，而知識產生的最大源泉就是研發活動。如果進一步將信息與知識區分開來，前者便于明確表達且易于存貯和傳遞；而后者難以文本的形式明確表達，需要感知。知識與信息的這種區別意味著距離對知識溢出的范圍很重要，而面對面交流的方式可以節約知識傳遞的費用。因此，作為新知識的生產活動，創新與生產的地理空間有關。知識溢出是內生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機制。知識溢出包括幾個機制（Audretsch & Feldman，2004），首先，作為知識創新的重要機構，研究型大學的實驗室是企業進行商業化開發的重要來源。研究型大學與商業企業之間的技術轉移是創新知識、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通道，大學與企業研發部門在地理空間上的聚合有效促進了知識生產與商業化開發之間的互動。其次，一個區域里所形成的社會關系網絡和社會資本也是知識溢出的重要機制。如研究型大學對地方的技術轉移和互動，學生派駐企業，或建立大學與企業、個人和政府代表交流平臺等都是知識溢出的重要渠道。最后，高層次的勞動力也是知識溢出的重要機制，特別是新知識和尖端科學領域的知名科學家和專業技術人員，這類新興產業對該學科領域的明星科學家和專業技術人員具有較強的依賴性。因此，這類企業的發展與科學家具有較強的地理空間上的集聚傾向。

二、新經濟地理框架下的集聚與增長

1、無增長效應的集聚：新經濟地理基本框架

新經濟地理（new geography economics，簡稱NGE）理論的基本構成要件包括：內部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運輸成本（貿易成本）、內生的企業區位（endogenous firm locations）、需求聯系的內生區位（endogenous location of demand）。最初的經濟地理模型建立在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交互作用基礎上的制造業地理集中（Krugman，1991）。假設存在兩個地區，兩個部門。一個農業部門――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運輸成本為零，勞動力不流動，生產同質產品；一個制造業部門――壟斷競爭且報酬遞增，正的運輸成本、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生產差別化產品。該模型外部性的含義限定在需求和供給聯系的資金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而非純粹的技術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引入地區之間運輸成本概念之后，消費者以及生產者的“需求聯系”對于消費者和廠商的區位選擇至關重要。選擇在同一個地區的企業增加不斷吸引其他地區的工人，工人的支出提高了當地產品的需求。維納布爾斯認為對產品需求的聯系效應不僅來自于勞動力供給和企業工人，還有企業之間的“投入產出聯系效應”(Venables，1996)。模型中出現了一個中間產品部門，將上下游產業合為一個不完全競爭的部門，每個企業的產出既作為最終產品賣給消費者，也作為中間產品賣給其他企業。沒有跨地區的流動，因此工人是從其他產業吸引過來的，更高的需求則來源于新加入企業的中間產品支出。需求聯系與投入產出聯系是引發經濟活動集聚的兩股力量。

2、基于新經濟地理模型的增長

新經濟地理標準模型以資金外部性為基礎，這類模型并未將增長作為考察的內容。增長的關鍵要素，如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知識資本的積累，在Krugman模型中不存在。但是鮑德溫等人認為，集聚與經濟增長有著很大的關聯(Baldwin & Forslid，2000)。其理由包括：第一，增長與區位之間相互影響的關系有著清楚的理論基礎。例如內生增長理論所依賴的創新活動得益于知識外溢和生產外部性，而知識外溢和生產外部性是產業地理集中的主要集聚力。因此，技術創新與經濟活動集聚可以納入同一框架進行研究。第二，政策制定者常常面臨對現存產業基地與地區經濟增長相關政策的判別問題。為了評估振興地區經濟政策的靜態特別是動態收益，需要一個包含生產區位和經濟增長相聯系的模型。第三，產品的貿易成本是經濟地理模型的傳統視角，然而地區一體化不僅降低了產品貿易成本，同時也促進了地區之間的知識交流和共享。因此，將產品貿易與另一種貿易――思想（idea）貿易結合實屬必要。第四，經濟地理與經濟增長有相似的理論基礎。在方法論上內生增長模型和新經濟地理模型（NEG）都承認規模經濟的存在，都假設市場結構是壟斷競爭的。

關注增長的經濟地理模型試圖在保留標準經濟地理模型的基本要件基礎上將關乎增長的理論要素納入分析框架。對經濟增長要素的不同理論假定又衍生不同的理論模型。將增長與地理聯系模型化較早嘗試，是通過引入具有垂直聯系、人口遷移的內生產品種類模型以及行業層次的外部規模經濟，從而實現貿易自由化觸發集聚和經濟增長(Walz，1996)。通過將Grossman and Helpman和Romer的內生增長方法植入經濟地理模型，設定一個中間部門，該部門推動服務和中間產品種類的不斷增長，中間投入品種類的增長促進最終產品生產力的實質增長。假設最終產品可自由貿易且無需耗費成本、但壟斷廠商生產的差別化中間產品則具有較高貿易成本。在節約貿易成本的激勵下，最終產品部門與中間產品部門相互集聚，最終產品部門誘致中間產品部門的集中從而推動產品和服務種類的增長，中間產品部門與最終產品部門之間的投入產出聯系效應創造了一種集聚效應。

基于企業層次的遞增報酬，馬丁等人將Romer和Grossman and Helpman知識溢出的增長分析框架、Martin and Rogers的資本流動分析以及Helpman和Krugman的區位分析框架融合(Martin & I.P. Ottaviano，1999)。模型強調技術外溢地方化對于資金外部性集聚的強化作用。在兩國、兩部門之外加入一個研發部門，該部門完全競爭，以差別化服務作為投入。新產品、新專利可自由貿易也可在其他地方投入生產，研發部門以專利權的方式獲得收益。研發部門集聚進行研發活動有效節約了所需專業服務成本，有利于降低創新成本。較低的創新成本進一步吸引研發活動集中進而提高中間產品需求，最終導致中間服務部門的集中。同時研發部門的集聚活動降低了創新成本，提高了創新產出從而推動經濟增長。在模型中，研發部門的技術外溢地方化與Krugman模型中勞動力流動引發的需求聯系、Venables和Krugman and Venables模型中投入產出聯系都是一種集聚力量，所不同之處是，Martin and Ottaviano模型中集聚促進了經濟增長，而后兩者僅解釋了經濟活動區位轉移的集聚現象。

沒有要素流動，集聚也可能發生。鮑德溫提出了一個結合新經濟地理與新古典增長的模型(Baldwin，1999)。在Krugman & Venables（1995）模型的基礎上，加入一個從事發明和專利活動的研發部門，差別化產品的生產以勞動力和專利作為投入。假設專利權可以永久保留但不可貿易，那么產品只能在研發活動進行的地區生產，研發地即為生產地。如果沒有后續的創新活動繼續出現，現有專利的報酬趨于遞減意味著經濟最終會趨于均衡。然而經濟發展提高了地區資本存量從而改變了地區間相對市場規模，在本地市場效應（home market effect）的作用下經濟活動趨于集聚，產業的空間分布發生變化。這與krugman模型中勞動力流動引發的需求轉移的集聚作用相當，只是生產環節的需求轉移（production shifting）取代了消費環節的支出轉移（expenditure shifting）。假設一個地區受到外部沖擊后資本回報提高，高資本回報率誘使居民增加投資，投資率提高使初始的資本存量得以維持從而使產業中心形成，這就出現所謂的“集聚誘致”（agglomeration-induced）“投資引導”（investment-led）的增長。

藤田等人在Krugman的中心與模型和Grossman―Helpman差異產品的增長模型基礎上考察了集聚與增長的關系（Fujita & Thisse，2002）。藤田等人設定專利為企業固定成本，并進一步分為可貿易專利與不可貿易專利兩種情形。在專利可貿易的情形中，貿易成本足夠低時制造業部門和研發部門集中在一個地區。流動的專利生產熟練工人、知識溢出地方化、專利產品不可貿易三種集聚力量促進經濟增長。研發者的勞動生產率是過去創新思想積累形成的知識資本的函數，而知識資本是地方公共物品，一個區域的知識資本量是區域中熟練工人相互影響的結果，這種結果受熟練工人空間分布的影響。經濟增長是由產品種類數量的增長引發的，隨著專利和產品種類的增加，知識資本也增加，知識資本的增加帶來了經濟增長的可能性。

三、結語

現代經濟的經濟增長越來越表現為一種經濟活動的集聚現象，由于經濟增長與集聚相聯系對區域不平等產生深遠的影響而日益引人注目。新經濟地理理論與新增長理論有著共同的理論成分，也有各自不同的側重點。前者開始將增長因素納入解釋經濟集聚現象，后者則試圖吸收地理因素以解釋經濟增長。理論越向前發展，兩者之間的關聯顯得越緊密。經濟增長與集聚是兩種重要的經濟現象，而新經濟地理關注的區域問題與新增長理論關注的內生增長問題都是未來理論發展的方向，因此兩股研究相互吸納必將極大地推進理論與實踐的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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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ujita，M.&J.Thisse（2002）.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Cities，Industrial Location，and Regional Grow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Glaeser，Kallal，et al.（1992）.Growth in Cit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6）.

[4] Glomm，G.1992）.A Model of Growth and Migration.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5.

[5] Henderson，V.，A.Kuncoro，et al.（1995）.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it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5）.

[6] Krugman （1991）.Increasing Return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7] Lucas，R.（1988）.One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8] Lucas，R.E.，Jr.（2004）.Life Earning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1）.

篇6

關鍵詞：產業政策；全球化；能力建設；國際競爭力

產業政策理論已形成并發展了兩個多世紀，隨著古典經濟學在經濟領域主導地位的確立，產業政策曾一度被視為影響市場機制自由運行的障礙而飽受批判。然而上世紀末，代表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在解決拉美經濟危機及轉型經濟國家的經濟增長中無所作為，人們開始重新反思產業政策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希望通過產業政策來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從而引導并促進各國的經濟發展。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狀況下，各國紛紛推行抵御金融危機影響的產業政策，使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產業政策的意義更加重大。

一、傳統意義上產業政策的產生及其特征

產業政策的實質是政府對產業活動的干預，即政府通過對相關產業推行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干預資源在產業內和產業間的配置，并使資源按照不同于市場機制引導下的配置方向重新配置，是解決經濟、社會重大問題的綜合性目標政策，是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的重要方式。傳統產業政策的主要特點表現為挑選贏家、嚴密保護、直接干預三方面。在執行產業政策過程中，政府往往出于一定的政策目標考慮，針對特定產業乃至特定企業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如，在對外貿易方面，為改善國際收支，政府往往會制定進口替代或出口導向戰略，通過選擇征收高額關稅及推行非關稅政策對本國市場實施嚴密保護。早期的產業政策幫助一些國家奠定了工業發展的基礎，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但由于在產業政策的執行過程中，往往會對相關產業或企業產生較為明顯的租金，導致政府及其機構出現普遍的尋租及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等現象，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深陷危機中的拉美經濟是最鮮明的例證。因此，傳統意義的產業政策遭遇普遍的懷疑，這直接導致“華盛頓共識”的產生。

二、經濟全球化形勢對產業政策的新要求

經濟全球化格局的形成導致以貿易保護為核心內容的傳統產業政策理論的終結。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與關貿總協定的建立，促進了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但日本、東亞、拉美等國仍制定一系列產業政策，針對外國產品的進口替代、跨國公司在本國的直接投資、本國資本項目的開放等方面設置種種限制，通過嚴密的貿易保護實現本國經濟發展。然而，在以信息技術為標志的現代科技的推動下，隨著全球經濟相互融合的加速，全球商品市場、資本市場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歐盟、東盟等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的產生，在推動區域協作發展的基礎上，打破了各國在貿易與投資方面所設置的限制。

現代國際貿易發展也擺脫了單純以要素稟賦為標準的傳統理論的束縛，轉而考慮不同國家在新的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與作用。從這方面來說，現代產業政策理論也必須克服傳統的靜態思維模式，而著眼于通過有效的產業政策，促進特定產業升級，實現特定企業面對國際競爭時的動態調整，從而通過創造動態比較優勢，實現現有產業結構的調整，進而提升本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上世紀末，隨著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航空航天技術為核心的新經濟的發展，知識、人力資本、組織資本、社會資本等無形資本在生產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強化，在大規模生產系統中，研發與營銷等非生產環節成為最能創造價值的環節。在這階段，創新與研發、區域集群中企業之間的協作這兩方面在產業政策理論中的地位得到極大提升，不斷產生的各項新的要求，導致近幾年西方經濟學中現代產業政策理論的產生

三、現代產業政策的新特征

科學技術的發展及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使傳統意義上的產業政策越來越不符合當前的經濟形勢。尤其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廣泛采用產業政策的拉美國家與東亞諸國先后陷入經濟危機、貨幣危機的困境，這就把傳統意義的產業政策推向滅亡。代表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的失敗及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不斷推動新經濟發展的策略，以歐盟為代表的區域合作組織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各項舉措，也代表著現代意義上的產業政策的產生。與傳統的產業政策相比，現代產業政策表現出以下幾方面的新特征：

首先，現代產業政策把創新能力建設作為其核心內容，教育、培訓與研發成為現代產業政策理論的重要議題。隨著創新經濟學及演化經濟理論的發展，現代經濟學已擺脫傳統的靜態思維模式，而把創新科技發展視為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的根本驅動力，通過推行公共教育與提高科研能力，促進產學研合作，加速創新成果商業化進程等，從而增強社會創新能力的提升，進而保證經濟的增長。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的作用一方面體現在確立創新發展的制度環境，另一方面，通過加大教育等公共方面投入的力度，扶持一些外部效益較高的創新部門的發展，從而產生全社會性的創新浪潮，保證經濟穩定增長。在這方面，歐盟產生之初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就明確規劃了歐盟各國發展教育與培訓事業，隨后的《博洛尼亞宣言》以在民族國家內建立“歐洲高等教育區”作為其行動的根本目的。“里斯本戰略”的制定更是明確了歐盟各國要通過在創新能力建設方面的合作，最終確立歐盟各國在國際領域的整體創新競爭力，保證歐盟能在發展知識經濟的基礎上，實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克林頓政府圍繞斯坦福大學等高校發展信息技術的新經濟政策則更鮮明的揭示了能力建設在現代產業政策體系中的作用。

其次，現代產業政策打破了傳統產業政策偏重于供給推動為主要手段的調節機制，而轉向綜合利用供需兩端的政策實現其政策目標。傳統的產業政策主要通過挑選贏家的機制，通過許可證、直接補貼、稅收減免等方式，引導社會投資的方向，改變相關產業的供給結構與供給水平，從而實現對本國經濟發展的方向調整。在傳統產業政策階段，政府采購固然是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其更多是滿足政府自身的消費需要，缺乏明確的目的性。而在現代產業政策階段，公共采購已成為各國政府推動創新、引導產業結構調整的有效手段。各國政府可綜合運用公共采購手段，消除創新主體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分擔其創新成本，或利用公共采購創造一個自由市場無法在短期形成的需求規模，從而保障企業的創新行為能獲得足夠的經濟利潤，以刺激企業創造行為的發展，推動社會創新能力的提升，進而保持整個社會的可持續增長。

更重要的是，政府利用其所占有的知識存量對某一方面技術的發展趨勢作出一定的預期后，就可以明確向各市場主體，也就是公共采購活動的供應者提出其創新方案的具體功能、成本及質 量等多方面的要求，利用這些要求為企業的創新行為指明方向，引導企業的創新行為。這樣，公共采購就可從需求的角度著手，起到引導創新行為的作用。據國外最新研究表明，在很長的時間內，在許多領域，公共采購比直接向企業提供研發補貼更能激發創新。在目前金融危機之時，各國政府紛紛通過公共采購刺激經濟，保持經濟的穩定發展。在這一時期，利用產業政策手段，從需求角度促進社會創新發展，提升整個社會的創新能力，將有助于各國盡快擺脫危機所帶來的困擾。

再次，現代產業政策更關注在WTO規則的限制下提升國際競爭力。在傳統產業政策框架下，一個國家無論是采用進口替代戰略，還是出口導向戰略，都往往選擇嚴密的措施對本國市場進行保護，鼓勵出口產業的發展，改善本國的國際收支狀況。隨著二戰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每個國家都通過緊密的商品貿易、要素流動和金融交易與其他國家聯系起來。在這樣的形勢下，任何一個國家想獨立存在已經不再可能。WTO的相關規則也限制關稅、配額等傳統產業政策工具的使用領域。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國就必須在WTO及其他多邊或雙邊協議的許可下，充分發揮全球市場的功能，運用各種政策手段提高本國的國際競爭力，從而提升本國在國際價值鏈中的地位。

在現代經濟發展過程中，區域集群及區域經濟協調已成為推動地區經濟迅猛發展的重要形式。在這方面，歐盟走在世界前列。歐洲的一體化使歐洲形成了一個統一市場，促進具有規模效應的技術交易。同時，歐盟范圍內整體教育水平的提升與教育事業協作能力的加強、公共與私人部門研發行為資源共享性的增強、全歐洲層面金融體系的發展，共同促進了歐洲的經濟增長。像歐盟這樣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通過國家之間的政策協調與國際產業分工，從而實現整體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也成為現代產業政策的重要研究領域。

最后，在現代產業政策體系內，政府的角色已從傳統的直接管制轉向在健全市場功能的基礎上，通過制定規則，為經濟發展提供完善的制度環境。在傳統產業政策模式下，政府管制的功能往往會使其行為獲得巨額的租金，而一旦政府機構的委托機構沒能得到合理設置，或缺乏足夠的監管機制，就容易誘使普遍的尋租現象，從而降低政府行為的效率，破壞資源的最優配置，這也成為新自由主義攻擊傳統產業政策理論的主要理由。

現代產業政策體系并不否認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而且在一些市場機制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中，還必須依賴政府的引導，來完善市場功能，健全市場機制。在建立相對完善的市場機制后，政府的功能將更多的體現在通過指定具體的保障機制，來為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在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提供必要的環境保障。

在制度制定過程中，為避免尋租現象的產生，一方面，必須強調對政府公共行為機制的有效監管機制，保證政府行為的透明度和公開性；另一方面，還要更加注重政府與各市場主體之間的信息溝通機制，從而在科學有效的政府運作機制的維護下，協調發揮市場與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雙重功能，最終保證社會資源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推動經濟增長的可持續發展。

篇7

范式創新與循環經濟

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具體途徑，環境經濟學界提出了循環經濟的理念。循環經濟是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技術、法律規制、經濟政策、市場機制為手段，將“資源―產品―廢物排放”的傳統線性物質消耗范式變革為“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物質循環范式，以最小的資源能源消耗和最少的污染排放，取得最大的經濟產出，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的統一。中國要在實現2020年經濟翻兩番的目標的同時使環境狀況好轉，單位GDP產生的污染總量必須降低到2000年的八分之一，顯然，必須創新經濟增長模式。

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環境立法中實行的是“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雖經幾次擴展但其內容與“誰污染，誰治理”的辦法沒有根本的差異。“誰污染，誰治理”的局限性就在于將污染治理處于一種被動的地位，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雖有排放標準卻無總量控制，忽視了環境容量的極限。而且，這種治理模式對于大量鄉鎮小企業和生活污染沒有可行性，因為小企業和居民沒有能力，其結果是“只污染不治理”。2000年以來，中國才真正開始推行污染總量控制戰略。

篇8

 

從外國教育學者夸美紐斯到盧梭再到中國教育大師陶行知先生，無一不在圍繞這一命題進行潛心的研究，陶行知先生說：“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高中歷史教學在讓學生了解歷史的同時，還要“以史為鑒”，同時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和民族精神。讓高中歷史教學貼近學生的生活，才能引起學生的共鳴。

 

構建生活化的課堂教育教學模式，使高中歷史教學與現實生活相融合，是新課程改革下高中歷史教學發展的基本方向之一，也是時代的要求。然而就當前來說，當今歷史教育偏離了經世致用的方向，學生“只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造成學生對歷史課普遍缺乏興趣，不僅影響了歷史教學質量的提高，而且無易于學生個體人文素養的發展。因此，歷史教育聯系實際生活是必要的。

 

在歷史教育過程中怎么樣實現教育與生活的貫通，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去探討：

 

一、課時備課生活化

 

大教育家孔子說過“凡事預而立，不預則廢”。也就是說，要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做好準備工作，只有準備充分，才可以獲得成功，沒有準備，則會遭到失敗。教師上課也是如此，備課是教師根據教學的需要，為完成教學任務形成教學能力所作的一切準備工作。備課是教學工作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備好課是上好課的重要保證，因此，要使高中歷史課堂教學與現實生活相融合，對教師提出的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教師在備課時樹立大歷史的觀念，要將歷史教學內容置于學生生活及社會發展的大環境下。

 

二、教學語言生活化

 

教學語言是課堂的靈魂，是教師“傳道、授業、解惑”的基本載體。教師語言表達的優劣，會直接影響到學生對知識的接受、分析、思考能力，這就要求了歷史教師必須要有很強的語言表達能力。符合要求的教學語言吐字清晰、言簡意賅、生動活潑、富于感染力。更重要的是教學語言要生活化，歷史教科書的生活化趨勢決定了歷史教師用語的通俗明白、生活化，教師應恰如其分的將歷史講解的通俗明白。

 

比如，在講到蘇俄新經濟政策的農業政策時，筆者是這樣講述的，1921 年底一個陰霾的上午，切科夫再次來到了鎮上的集市，這次他選擇坐在街道一個隱蔽的小角落里，將兩小口袋的土豆和玉米放在自己面前，明白人一看就知道這老農是在兜售自家的土特產呢，類似于“擺地攤”。一開始切科夫似乎有所顧慮，經常四處張望。不過他最擔心的事情最終還是沒有發生，它的糧食還賣了個好價錢。寥寥數語，將余糧收集制和新經濟政策的農業稅作了比較。課堂語言的通俗明了并不意味著枯燥無味甚至低級趣味，教師的語言應該富有美感，給學生熏陶和啟迪。另外，抑揚頓挫、跌宕起伏的語言才能使學生充分調動學生的注意力，課堂充滿生機和活力。

 

三、學組織形式生活化

 

普通高中新《歷史課程標準》指出，“高中歷史課程的設計與實施應有利于學生學習方式的轉變，倡導學生主動學習，在多樣化、開放式的學習環境中，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積極性與參與性，培養探究歷史問題的能力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提高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

 

四、是學習的主體，在課堂教學過程中

 

學生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必須讓學生動起來、活起來。我們要改變原有的單一的“老師教、學生學”的課堂教學組織形式，盡量采用更生活化的模擬情境教學模式。教師通過創設情境模擬，使學生身臨其境，激感，最終實現學生由情到智的發展。情境教學模式形式多樣，有課堂討論、辯論、撰寫調查報告、角色扮演、演講、模擬法庭等方式，此類形式最能激發學生興趣，使學生產生情感上的共鳴。比如在教學《羅馬人的法律》時，本人是通過“模擬”古羅馬法庭的方式來完成的。本人在教科書探究活動課提供案例的基礎上，加上了具體的時間、地點、人物等內容，增加可信度。

 

在羅馬帝國 8年，在羅馬城郊，奴隸帕帕提趕著一輛騾車在向城府方向去的山坡上行走，為了減輕騾子的負重，帕帕提下車頂住往回倒退的車板。可就在這時，車開始向下滑，帕帕提松手，跳到一旁，結果騾車向下倒退時碾過一個奴隸的孩子，孩子不幸死亡，于是孩子的主人拉斯提奴隸主向帕帕提的主人奴隸主賈赫圖提出訴訟。為了全班學生都能積極參與，本人將全班學生分成三組，第一組負責法官及陪審團的工作，第二大組負責原告及律師的工作，第三組負責被告及律師的工作。并布置提前預習準備，要求學生搜集與羅馬法律有關的法律條文，最大限度地獲取信息并結合當代法庭審批程序，多途徑準備資料，如閱讀教科書，查找相關的工具書或網絡資料。

 

學生的積極性果然被充分調動起來，紛紛收集、整理資料，最大限度地獲取有效信息，并進行分析論證，課也上得非常成功。這種教學組織形式是把學生真正置于主體地位，讓學生感知歷史學習的真正樂趣，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激發了學生探索、創新的潛在能力。其實教學也不一定要在課堂內完成，開展社會調查、訪問、問卷等也是歷史學科重要的教學手段。如在講到近現代婚喪禮俗的變化時，我就讓學生回家對自己家里的父母、爺爺奶奶或者鄰居等進行調查、訪問，了解近現代婚姻和喪禮習俗的變化，體會時代的變遷。教師要做個有心人，在日常生活中多挖掘課程資源。

 

五、學內容生活化

 

發掘教科書生活化內容。新課程標準是這樣闡述課程資源的“教科書不是唯一的課程資源，師生要成為課程資源的參與者、操作者和開發者。”我們要順應新課標的理念，以課標為指導，因地、因時制宜地把生活中蘊含的歷史信息搬進課堂教學，用學生感興趣的、真是存在又貼近學生實際的生活素材來補充，把學生所想、所關心的事情引入課堂，盡可能使教學內容生活化，對教科書中的教學內容進行大膽的變革與創新，讓學生更好地把握教科書中的文本歷史。這對教師的要求非常高，除了盡力發掘教材內容與生活實際的聯系，還要有一定生活經歷和教學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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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經濟增長 儲蓄 投資

儲蓄、投資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論述一般集中在經濟增長理論和儲蓄理論方面。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探討長期經濟增長的原因，存在著一致的結論，儲蓄和投資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作用；儲蓄理論在于研究主體的儲蓄行為，認為收入增加對儲蓄增長有重要的貢獻。

從世界經濟發展歷史看，各國經濟長期內普遍存在增長趨勢，不過有著明顯的差異。從而，各種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研究內容是決定各國經濟增長并導致明顯差異的因素。按照增長理論的發展進程，主要有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凱恩斯理論、哈羅德—多馬增長理論、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經濟增長理論等。

一、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產生于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大變革時期。在英國工業革命拉開序幕、經濟系統也出現了新的變化的背景下形成了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其中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增長理論為典型代表。

1、亞當·斯密的國富論。1776年，亞當·斯密在著作中最早從理論上系統地研究經濟增長的問題。涉及國民財富的性質、原因以及如何為經濟增長創造條件和環境，這些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基礎。

斯密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財富的增加主要是由勞動分工所決定的生產性勞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資本積累三個因素共同決定。并指出，若增加生產性勞動者的數量，必先增加資本積累，只有蓄積的資財的豐裕，才能雇傭到更多的生產性勞動者；增加勞動的設備或進行改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也要增加資本積累。因此，資本積累是勞動分工的基礎，決定了國民收入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源泉。

2、大衛·李嘉圖的收入分配理論。大衛·李嘉圖也認為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力量。他認為只要資本積累增長，就會出現正的經濟增長；資本積累下降，經濟增長也會下降。不過，大衛·李嘉圖研究經濟增長問題的著眼點在于收入的分配，強調各種收入分配比例如何影響資本積累，進而決定經濟增長。李嘉圖贊同儲蓄投資的一致性原理，認為一旦資本積累停止，投資即不再增加，經濟增長也將停滯，要使經濟從低水平重新增長，則要求資本家擴大資本積累，即通過儲蓄自動轉化為投資，來實現經濟增長。

3、對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討論。以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強調資本積累對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認為投資和積累過程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該意義上，古典經濟理論的主要內容是資本積累決定論。同時，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暗含著資本要素服從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假定，意味著由資本積累決定的經濟增長難以持續，最終經濟增長將處于停滯狀態。但工業革命以后的長期時間內，經濟增長未出現停滯跡象，表明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過程的描述和解釋并不很科學，且忽略了現代科學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另外，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具有很大的時代局限性，儲蓄投資的一致性原理在工業革命以后，由于儲蓄與投資實現分離，金融中介的產生下，很難成立。

二、凱恩斯經濟理論

1936年，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分析并論證了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原因，認為薩伊定律是不正確的，提出凱恩斯定律。凱恩斯拋棄了“儲蓄是經濟增長主要動力”的古典經濟學派的觀點，強調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提出乘數原理及加速原理。

1、乘數原理。凱恩斯認為，投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從投資需求的效應方面看，產出的增長與投資變動之間存在乘數效應，即國民收入的增長是一定時期投資增加額的數倍，反之，投資額下降，則國民收入將以投資減少的若干倍縮減。

2、加速原理。根據凱恩斯的分析，投資在促進國民收入增長同時，國民收入增加也會帶來引致投資，從而國民收入變化對投資變化具有加速效應。

3、儲蓄—投資論。凱恩斯理論的一個貢獻是用收入決定的儲蓄—投資論替換了古典學派利息決定的儲蓄—投資論。凱恩斯認為儲蓄和投資是由兩種完全不同的人根據不同的動機選擇的行為，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儲蓄者依據其收入決定儲蓄量，根據利息率決定儲蓄形式，而投資則取決于資本的邊際效率和資本成本，不受儲蓄的支配。

4、對凱恩斯理論的討論。凱恩斯理論特別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認為政府投資不僅可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而且還可通過乘數作用帶動私人消費和投資，使國民收入成倍增長。不過凱恩斯的政策主張難以突破其時代局限性：即著重短期分析，不太適用長期經濟分析；投資決定儲蓄論僅適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經濟蕭條時期；只強調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需求效應，而忽視了投資的供給效應；儲蓄多少與投資的數量對利息率缺乏彈性，儲蓄和投資均由收入水平決定的假設在信用制度發達的國家，不符合實際情況；投資對國民收入乘數效應要發揮作用受到很多前提條件的制約。

三、哈羅德—多馬增長理論

20世紀40年代前后，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和美國經濟學家多馬在凱恩斯理論框架的基礎上進行了經濟增長分析，通稱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標志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開始。

1、哈羅德經濟增長模型。哈羅德提出資本—產出比的概念，并假定資本—產出比不變，認為經濟中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取決于資本—產出比率，經推導得出哈羅德經濟增長率方程為：gy=■。

2、多馬經濟增長模型。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注重投資的二重性，經濟的需求方面，投資通過乘數過程決定國民收入的實際水平；經濟的供給方面，投資通過增加資本存量的規模而提高了國民經濟潛在的生產能力。多馬得出的經濟均衡時的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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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產業集聚；優惠政策

[中圖分類號] F125[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6-5024(2008)02-0133-03

[作者簡介] 鄒，廣西民族大學管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企業管理。(廣西 南寧 530006)

很多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資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迅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其突出的表現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涌入，中國(2002年)躍居世界首位成為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外商直接投資成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引擎之一。但從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的分布看，卻極不平衡，這種不平衡是導致中國東西部地區經濟差距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地理位置上，既沿邊又沿海的廣西與中國其他西部省份在地理條件方面有很大不同，純自然條件、社會文化與廣東非常相似。但是改革開放30年來，廣東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額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經濟增長走在全國前列。廣西卻仍然是經濟落后的省份，引入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遠遠落后于廣東。是什么原因造成這種結果?本文試圖從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的角度進行分析，并以廣東作為參考，選用實證分析和理論分析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對該問題進行探討。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

在經濟學理論中，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可以歸結為兩大因素：經濟地理因素和經濟政策因素。

在經濟地理因素方面，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的地理因素可歸納為以下幾點：(一)地理位置及其自然條件、交通運輸條件。中國改革開放30年，沿海地區憑借先天的地理位置優勢和良好的基礎設施，成為外商最先投資的區域，到今天，大約7成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資都集中在東部發達地區。(二)區域產業聚集狀況、區域的市場規模與增長潛力。國際直接投資資本在進行投資地域選擇決策時，為了規避風險、降低交易成本，往往投資于具有各種產業聚集經濟效應、市場規模較大且增長潛力明顯的地區。(三)區域人力資源狀況。勞動力作為區域經濟增長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其數量、質量和結構導致區域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的不同。

另一個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是經濟政策。自1979年起，中國開始實行以改革開放為重點的市場導向型體制改革，加速了與外部世界的經濟交流。開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設立經濟特區。根據政府的意圖和設計，地區經濟政策優惠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現在回頭看確實效果顯著。本文最主要考慮兩個政策因素。一是對外開放程度。對外開放程度是經濟改革以來最為重要的經濟政策，一個地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量基本和其開放程度呈正比，這一指標的衡量一般用出口占GDP比重和進口占GDP比重進行比較來度量相對的經濟開放程度。二是地區經濟政策優惠狀況和政府軟件建設狀況。這一指標的衡量主要考察當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條例以及政府的辦事效率等狀況。

二、實證分析：基于廣西與廣東的事實對比

之所以將廣東與廣西進行對比分析，是因為這兩個省份在純自然條件方面非常相似，但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的幾十年里，廣東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資在全國遙遙領先，廣西卻仍然是經濟比較落后的省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資數量比廣東少得多，兩者的差異是自然條件解釋不了的。下文從經濟地理因素和經濟政策因素兩個方面分析廣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居后的原因。

(一)廣西與廣東引入外商直接投資的有關數據的統計從表1可看出：一是無論從各主要年份兩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份額，還是分階段計算的兩地累計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占全國同期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份額，都表現出極大不均衡性。廣東地區的份額遠遠高于廣西。二是從外商直接投資分布省份來看，改革開放初期，進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廣東，幾乎占全國一半水平。但90年代后，廣東所占份額下降，但還是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廣西所占比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三是從動態看，20世紀80年代初期進入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20余年之后海外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資仍然聚集在東部沿海地區，位于中國西部的廣西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仍然有限。

(二)影響廣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因素分析：基于廣西與廣東的事實對比

1.地理交通條件位置與自然資源稟賦條件。地理交通條件、自然資源稟賦會影響各省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水運條件使沿海地區及內地可由水路直接出海通航易于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聚集地，自然資源稟賦出眾可以節省相關產業成本。

在交通條件方面，廣東比廣西優越很多，靠近港澳，沿海岸線長，大港集聚，海、陸、空、水路條件都優于廣西；從自然稟賦條件來看，廣西略勝一籌，廣西的有色金屬、石油、天然氣、煤炭的探明儲量遠遠高于廣東，廣西的水資源也非常豐富。

2.區域產業聚集狀況、區域的市場規模與增長潛力。產業集聚方面，廣東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遙遙領先于全國平均水平，從2006年中國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據中我們發現，在有代表性的27個制造業行業里，廣東份額排在前四名的有20多項，廣西和廣東在市場規模和增長潛力的各個指標方面差距甚大。

3.區域人力資源狀況的比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東部地區尤其是廣東吸引了大量的外省勞動力的流入，大量勞動力的流入為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活力，進一步強化了廣東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進駐的優勢。如：90年代廣東吸引了幾乎全國一半的跨省農村勞動力，而廣西吸引的外省農村勞動力就很少。改革開放以來，廣西反倒是一個勞動力輸出省份，并且在出省的農村勞動力中，96.87%是去了廣東。其他省份如湖南、江西、湖北、貴州、四川等地的大量農村勞動力也流入廣東，估計比例最低的都占該省跨省農村勞動力的一半以上。

在教育水平，教育經費投入和受教育水平方面，廣東明顯比廣西領先，加上廣東近幾十年來一直吸引大量的高素質人才如大學畢業生，這為廣東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提供了高層次人才保證。

4.經濟優惠政策狀況和地區開放程度分析。自1979年起，中國開始實行以改革開放為重點的市場導向型體制改革，加速與外部世界的經濟交流。開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設立經濟特區等以促進對外貿易。1979――1995年期間，經濟優惠政策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很大。表6為對該期間的相關政策進行整理，表7是兩省開放狀況的對比。

表6是1994年以前設立的各種經濟特區類型，這些經濟特區的地區分布極不均衡。廣東有明顯優勢，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由于廣東先天自然條件優勢(鄰近香港和澳門)，其享有的優惠政策在全國都處于前列。在開放程度方面，廣西與廣東相距甚遠。

三、結論和建議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率先從東部沿海地區開始的，東部沿海地區因區位條件、基礎設施和經濟基礎較好，吸引了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資。廣西在自然條件、資源稟賦方面與廣東并無太大差別，但交通狀況、人力資源結構、教育投入、產業集聚、對外開放政策方面卻相差懸殊，結果是，在眾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兩省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數量懸殊。因此，為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逐步西進，加大對廣西的投資比例，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努力提高廣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能力。

(一)提高廣西的產業集聚發展能力。外商直接投資在選擇區域時，面臨很多不確定的因素，有很大的風險，由此會帶來高昂的信息成本。因此，為了規避風險，降低交易成本，往往會投資于那些市場潛力大且穩定、具有各種產業集聚經濟效益的地區。廣西的工業水平還比較低，工業的發展階段還處在初期階段，所以政府在產業集聚方面加強規劃、引導非常有必要，盡量避免走彎路，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加快產業集聚，為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營造很好的投資環境。

(二)增加教育投入，加快廣西區域人力資源積累。外商直接投資一般聚集在人力資源素質較高的地區。通過地區人才的吸收、技術與知識的溢出，地區的人力資本將得到進一步強化和積累。廣西現階段人力資源數量大、增長速度快，但是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較差，開發難度大。雖然國家給予廣西省的財政性教育投入占廣西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從教育投入的絕對量來看，廣西的教育投入嚴重不足。另一個值得重視的狀況是廣西的人才流失嚴重。所以，加快廣西人力資源積累，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是廣西必須要解決的課題。

(三)加快廣西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廣西的區域市場化水平。改革開放以來，廣西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外商直接投資環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然而，目前還有相當多的問題存在，所以加快廣西的基礎設施建設，建立更加快速便捷的交通網絡，是改善廣西外商直接投資環境的重要舉措。同時，提高廣西的區域市場化水平建設不能停步。由于歷史的、自然的和政策上的原因，廣西地區現階段市場化程度低、進程緩慢，目前還處于雙重體制的磨合和轉軌時期，生產要素難以得到合理流動，資源難以得到最佳配置，從而使產業結構的調整也受到很大限制。所以，現在需要努力培育廣西市場，迅速提高廣西地區市場化程度的，大力培養以要素市場為核心內容的、包括產品市場和產權交易市場在內的完整的市場體系，加快發展資本市場、勞動人才市場和信息技術市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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