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與宏觀調控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財政政策與宏觀調控，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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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宏觀調控;經濟結構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13-0101-01

1 目前我國財政政策存在的問題

1.1 經濟建設支出比重過大

長期以來政府直接投資比重過大。同時,由于經濟建設支出剛性強、持續(xù)時間長,對經濟的影響往往超出預期,如1998年采取積極財政政策后,全國各地利用中央舉借的長期建設國債收入以及地方和銀行的配套資金,興建了一大批重點建設工程項目,其中有不少項目在積極財政政策退出時仍在建設之中,這些在建工程項目需要大量后續(xù)資金投入,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將會使這些在建工程項目的后續(xù)資金來源失掉既定渠道的支撐。

1.2 財政對教育投入不足且分配不公平

據有關研究表明,教育不公平是造成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國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上還存在較嚴重的不公平問題,雖然我國已在2006年起實施對西部農村的所有中、小學生實施免學、雜費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鄉(xiāng)間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但由于教育經費的投入仍存在重城市、輕農村的慣性,要徹底解決這一問題仍需時日。

1.3 財政支農投入不足

我國是一個農業(yè)大國,有將近8億農民,盡管每年有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進城打工,但在農村仍有近3億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體來說,這幾億農民的收入仍處于較低水平,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是未來拉動我國內需的潛在動力。中央近年來加大了對“三農”工作的重視力度,財政支農比重從1998年的10.69%到2002年的7.17%,隨后的幾年也都維持在7%左右,但仍低于發(fā)展中國家8%的水平。

1.4 社會保障支出比例過低、覆蓋面不廣

社會保障和福利支出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內在穩(wěn)定器”,是影響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也是現代社會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要求。然而,目前我國的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只有8%-10%左右,離我們要達到的15%-20%的水平還相差甚遠,更無法與發(fā)達國家30%―50%和發(fā)展中國家20%的水平相比。其次,社會保障覆蓋面不廣,我國目前已初步建立起城鎮(zhèn)社會保障體系,但農村居民、進城務工農民等非城市戶口人群尚未能享受到這一公共服務。

1.5 稅收在調控經濟中的作用仍未充分發(fā)揮

稅收是經濟活動成本的組成部分之一,其制度設計直接影響到企業(yè)、居民的生產和生活。目前的稅制顯現出不完整、不適應、不公平等問題,限制了其調控經濟的作用。主要體現在這幾個方面:一是目前生產型增值稅不利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有抑制投資的作用,與我國下一階段發(fā)展自主創(chuàng)新產業(yè)不相適應;個人所得稅仍采取分類課征的方式,不同來源收入稅負不一,不利于稅收的監(jiān)管,限制了其調節(jié)居民收入分配的職能;消費稅雖然在2006年進行了調整,但其稅基仍然過窄,限制了其調節(jié)居民消費結構作用的發(fā)揮;資源稅設計還不完善,在調節(jié)資源使用,實現中央關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目標的作用還很有限,等等。

2 完善財政政策,加強宏觀調控

2.1 調整經濟建設支出,增加對基礎設施建設投資

相比較而言,經濟建設支出對經濟的影響更直接、見效更快,但它也存在剛性強、周期長、過度干預資源配置等缺陷,會削弱市場配置資源的力量,造成宏觀經濟過于依賴政府調控的局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隨著政府職能的轉換,要求財政用于經濟建設的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應有所降低;由于政府投資對經濟會產生“乘數”效應,當前經濟“過熱”的形勢也要求政府在項目投資方面應總量控制,并對經濟建設支出的結構進行調整。

2.2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加大農業(yè)投入,優(yōu)化投入結構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處于短缺狀態(tài),其經費主要來源于農民自酬資金和農業(yè)相關稅費,農村稅費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公共品供給機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適時的提出,為解決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問題提供了機遇,中央這幾年逐步擴大了支農力度,但離公共財政覆蓋農村范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下一步應逐步建立財政支農資金穩(wěn)定增長機制。

2.3 加大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力度

人力資本是經濟集約增長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量,現階段不僅要穩(wěn)步擴大義務教育的投入規(guī)模,還應加大對職業(yè)培訓的投入力度,這對于緩解就業(yè)壓力、提高勞動者再就業(yè)的層次、推動全民素質提高具有重要意義。在科技創(chuàng)新投入方面,一方面,政府應承擔起促進科技進步的主要責任,加大對科學研究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還應通過稅收優(yōu)惠、財政補貼的政策優(yōu)惠,同時加大科技研發(fā)環(huán)境建設,為企業(yè)開展科技創(chuàng)新活動創(chuàng)造條件,引導民間資金進入科技創(chuàng)新領域。

2.4 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

一方面,穩(wěn)步推進農村社會保障,農村過去傳統(tǒng)的依靠家庭、土地的保障模式已不適應經濟發(fā)展的需要,今后應逐步建立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在初始階段,可以由財政每年撥付一定的資金作為啟動,以后逐步建成基金運行模式;另一方面,應逐步將進城務工的農民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農民工為城市各項事業(yè)發(fā)展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理應有權享受城市公共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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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土地政策； 國民經濟； 宏觀調控

中圖分類號：F3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3）04-0013-03

一、引言

土地與資本、勞動等要素都是發(fā)展經濟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配第曾用“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和能動的要素”來概括土地對于經濟發(fā)展的基礎作用。土地作為重要的生產投入要素，不僅具有像資本、勞動等要素的一般屬性，也具有其獨特的屬性。資本、勞動都具有極大的流動性和可再生性，而土地則是固定、缺少流動性，并且具有很強的空間屬性，尤其是可適宜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土地幾乎是不可再生的，這些特點使土地與其他要素不同，也為土地政策成為宏觀調控工具增加了難度。眾所周知，我國傳統(tǒng)的宏觀調控工具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土地政策還未曾從真正意義上成為國家的宏觀調控工具。雖然自2003年我國經濟進入新的增長周期擴展階段，我國政府曾明確提出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并與傳統(tǒng)的信貸政策并列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工具，但由于土地的特殊性，國家一直不能像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那樣在全國范圍內進行靈活運用，因而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是我國經濟發(fā)展新形勢下新的研究課題。筆者認為，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作為宏觀調控工具是由國家調節(jié)控制貨幣（財政收入）的供應量和需求量，根據經濟發(fā)展的需要，圍繞供給量和需求量制定相關的經濟政策調整經濟運行中的貨幣量，使其能夠促進經濟發(fā)展；而與此類似，土地作為宏觀調控工具也應由國家控制土地的供給量和需求量，根據經濟發(fā)展的具體情況對土地資源的總量和結構進行干預和調節(jié)。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明確要求“在2020年初步完成主體功能區(qū)布局”。而主體功能區(qū)的理論創(chuàng)新，其實質是將空間維度重新納入理論分析。主體功能區(qū)的不斷發(fā)展及其變化，必然是土地政策在“空間維度”上的一種屬性表現。因此，進一步探尋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必然是深入主體功能區(qū)理論基礎建設的客觀要求。

二、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工具：基于我國土地政策實踐視角

最先把土地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學者是認為“土地是財富之母”的配第，以及認為“土地是所有財富由以產生的源泉或資料”的坎蒂隆。此后，生產要素理論不斷發(fā)展，直至今天的“生產要素六元論”（人力、財力、物力、運力、自然力和時力，其中土地屬于自然力）學說在理論界幾乎達成共識。事實上，土地要素是勞動要素和資本要素運行的空間載體，如果能夠引導和調節(jié)土地要素的投入方向和投入量，就能通過不同的土地政策產生的不同經濟效果來調節(jié)宏觀經濟，所以生產要素理論成為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重要理論依據。根據我國土地政策實踐，土地政策是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參與宏觀調控。在供給方面，雖然我國用于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土地總面積是固定的，但由于土地公有制使我國政府對土地擁有絕對的控制權，因而從供給方面能夠進行效果很好的調控，可以從土地供給方式、供給結構、供給價格三方面制定土地政策對經濟進行調節(jié)。在土地需求方面，包括農業(yè)用地需求、工業(yè)和建筑用地需求以及服務業(yè)和居民住房用地需求構成了土地的總需求，而土地需求的調節(jié)主要在于房地產市場對住房需求的調節(jié)。由于我國農業(yè)用地實行，具有穩(wěn)定性，不符合宏觀調控政策所需要的靈活性，而工業(yè)和建筑用地以及服務業(yè)的用地需求應從土地整體規(guī)劃的大方向來考慮并與產業(yè)政策等相關政策綜合考慮對需求的調節(jié)，因而只有房地產市場適合調控手段的靈活多變。

土地政策的主要調控工具包括土地供應與市場規(guī)則工具、土地價格與收益政策工具、土地收購儲備工具以及“道義勸告”工具等。其中，土地供應與市場規(guī)則工具包括土地規(guī)劃、城市規(guī)劃、土地供應計劃、建設用地審批、土地出讓轉讓政策等；土地價格與收益政策工具包括基準地價、工業(yè)用地和經營性用地出讓最低價格、土地稅費政策、征地補償政策等；“道義勸告”工具指中央土地調控部門通過發(fā)表正式聲明、導向性政策和指導意見或私下談話，表明對當前國土資源經濟形勢的判斷和對地方政府的希望，以達到影響地方政府、用地企業(yè)和個人用地行為使其符合中央政策目標要求。結合我國土地政策實踐，我們可以對我國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效果進行分析。例如在土地供應方面。過去的十年間我國建設用地供應總體趨勢為上升中略有波動。如2012年第一季度，我國建設用地供應總量同比增長超過30%，全國建設用地供應11.44萬公頃，同比增長33.6%。我們可以看出建設用地供應量與GDP之間呈正相關的關系，尤其是2007和2008年，建設用地供應量明顯下降，GDP也明顯下降，表明建設用地供應量對國內生產總值有重要影響，國家通過控制建設用地的數量對經濟進行有效調節(jié)。

而在土地供應結構方面，我國2010年土地供應結構中比例最大的是工礦倉儲用地，占36.6%，其次是住宅用地，占26.7%。這說明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調節(jié)已經成為我國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而從整體上看2012年我國供地結構也出現了較為明顯的調整趨勢，其中基礎設施用地增長幅度最大，占我國土地供應總量的45.2%；房地產用地增長幅度次之，占我國土地供應總量的23.6%。這表明土地審批、土地結構制約了我國各項產業(yè)的發(fā)展，國家通過土地政策同產業(yè)政策相聯系，有效地實施了對支持產業(yè)的扶持。此外，在土地價格方面。從整體上看，土地出讓價呈上升趨勢，尤其是2008年以后土地出讓價格大幅度攀升。土地出讓面積和土地出讓價格幾乎是同向變動。由于土地出讓價格是影響房地產市場房價的重要因素，因此也成為國家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

三、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政策建議

土地若能夠解決自身的難題，即空間性和不可再生性，則土地政策可以像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一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主流調控手段。對于不可再生性，可通過技術的進步向空間和地下兩個方向發(fā)展、增強利用率等方法解決；而對于空間屬性問題，則應該通過資本和勞動等要素的自由靈活流動與不可流動的土地要素相結合，需要土地政策與其他政策的配合，同時處理好部分和整體的關系。因此，結合上述分析，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應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 國家應有一個統(tǒng)一的土地調度機構，構建由中央和地方不同級別但同一系統(tǒng)的機構體系。在我國宏觀經濟實踐中，財政政策的總機構為國家財政部，下有各級財政部門相呼應；貨幣政策的總機構為中央銀行，下設不同級別的各級銀行；土地政策的總機構包括國土資源部、建設部、國務院等部門，由于沒有統(tǒng)一專門的政策制定機構，往往會導致多部門由于未能提前溝通而使各項政策之間出現矛盾，最終不能達到政策制定的初衷。

2. 土地政策應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yè)政策等政策手段相互配合使用，如國家在使用土地政策調節(jié)房地產市場，抑制對住房的過度需求時可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配合：如上文所說使用貨幣政策提高利率、使用財政政策征收房產稅等措施配合遠比單獨使用土地政策效果要好；又如使用土地政策的工具（土地規(guī)劃）時要與產業(yè)政策相配合，在土地審批時對于支持的產業(yè)放寬限制等。

3. 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運用土地政策對經濟進行調節(jié)時不僅要從供給方面進行，還要從需求方面同時調節(jié)，雙管齊下，綜合運用才能達到既定的效果。這同樣需要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利率政策等制度配合。

四、結論與啟示

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對經濟進行調節(jié)的原因在于市場調節(jié)經濟存在失靈現象，而主流經濟學推崇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不能完全滿足調節(jié)市場失靈所造成的經濟波動，需要新的宏觀調控手段加入對經濟進行調節(jié)。土地是各種生產經營活動所必須的載體，離開土地任何經濟活動都不可能進行，這就使得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成為可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調節(jié)經濟時要求市場主體有靈敏的反應度，如國家上調利率期望市場主體能夠較少地使用資金，而在經濟運行中市場主體很有可能不計成本的進行投資，從而使調控達不到目的，而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比，土地政策成為宏觀調控手段的優(yōu)勢在于離開土地任何經濟活動都無法進行，市場主體對土地供應政策完全具有彈性，政府可以通過土地政策調整以取得良好的調控效果。

參考文獻：

[1]郝大江.區(qū)域經濟增長機制研究[M].北京：中國物質出版社，2011：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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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析題:2010年是世界各國繼續(xù)應對金融危機,促進經濟回升向好的關鍵性一年,也是中國保持經濟平穩(wěn)較快發(fā)展,加快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的關鍵一年。財政部副部長王軍在今天的中國發(fā)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上總結2009年的財政工作之后表示,盡管處于重要戰(zhàn)略機遇期,但基于世界經濟的影響,外部環(huán)境不確定,不穩(wěn)定的因素依然很多,2010年中國政府將繼續(xù)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

請用經濟學知識回答:為什么2010將繼續(xù)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經濟常識中的“國家宏觀調控”是高考高頻考點,它的落腳點就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學生在回答這一問題時有難度,為什么呢?因為通常老師重在強調以下幾點。

1.宏觀調控的必要性:(1)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有其固有的缺陷和弱點:自發(fā)性、盲目性、滯后性;(2)不僅要有市場調節(jié),而且要有宏觀調控;(3)宏觀調控可以克服市場的缺陷;(4)二者結合,保證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fā)展。

2.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yè),穩(wěn)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

3.宏觀調控的手段:經濟手段(主要有:價格、稅收、信貸、利率、匯率、產品銷售、產業(yè)、扶貧、貨幣等政策)、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4.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內容和實施工具是什么?

財政政策是指通過政府支出和稅收來影響宏觀經濟的政府行為。在短期中,財政政策主要影響物品和勞務的總需求,是刺激或減緩經濟發(fā)展的最直接的方式。政府經常通過不同的財政政策工具的操作來影響經濟的走向。政府預算支出的狀況、預算赤字與GDP的比值、稅種與稅率的變動等都是理財規(guī)劃師所需要密切關注的經濟指標。

貨幣政策是指政府通過控制貨幣供給量來影響宏觀經濟的行為。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影響利率來實現的。貨幣量的增加會使短期利率下降,并最終刺激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使總需求曲線發(fā)生位移。再貼現率是市場經濟國家的基準利率,其升降將直接影響各類市場利率的走向。同時法定準備率的調整及公開市場業(yè)務操作都會影響貨幣供給量,進而影響利率水平。理財規(guī)劃師判斷各種金融工具利率走勢的基礎就在于根據貨幣政策的操作對基準利率和貨幣供應量的變化作出預測。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作為政府需求管理的兩大政策,其運作就是通過增加或者減少貨幣供給來調節(jié)總需求。就調節(jié)貨幣供給這個角度來說,它們的區(qū)別在于貨幣政策是通過銀行系統(tǒng),運用金融工具,由金融傳導機制使之生效;而財政政策則是通過財政系統(tǒng),運用財稅工具,由財政傳導機制使之生效。

但是老師重在強調“國家宏觀調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對“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則講得不到位,導致學生理解不夠透徹,不能融會貫通,在回答問題時有困難。

那什么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呢?

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是國家(政府)加大通過財政進行國民經濟建設和投入,給與補貼增多,減少稅收以刺激國內消費,拉動經濟增長。財政投入的領域主要涉及教育、農業(yè),以及關鍵領域、基礎設施建設等。通過發(fā)行國債等籌集財政資金,拉動國民經濟建設,保證我國GDP的平穩(wěn)較快發(fā)展,目的在于保證國民經濟的基礎建設,保持國民經濟的健康快速和穩(wěn)定運行。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以前相比,顯得較為寬松。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使用的,貨幣政策涉及銀行利率的調節(jié),現階段為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降低了銀行存貸款利率,目的在于刺激國民消費和減輕大中企業(yè)的貸款壓力,保證國民經濟的在生產建設和人民的基本生活所需。如2009年前一段我國經濟過熱,所以央行連續(xù)九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以減少投資,緩解經濟過熱情況。近來經濟增長放緩,為刺激消費、拉動內需、推動投資以保持經濟增長,央行推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等政策,這樣的政策被稱為寬松的。

受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出口銳減,因此要不斷刺激國內需求的增長,以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保八、拉動內需等都是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通貨膨脹雖然已經出現,但是勢頭并不猛烈,處于可控制范圍之內。但是由于經濟復蘇基礎并不穩(wěn)固,世界范圍內經濟危機影響尚未消除,因此立即轉變當前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不合適的,還要考慮我國就業(yè)率的影響。只有保障經濟增長才能創(chuàng)造GDP,創(chuàng)造GDP才能創(chuàng)造新增就業(yè)崗位。通貨膨脹對于貨幣政策是有影響的,但是也要考慮經濟增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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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guī)范研究業(yè)已引發(fā)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qū)。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chuàng)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guī)和非正規(guī)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fā)，將宏觀調控區(qū)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yè)——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yè)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jié)，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yè)——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yè)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yè)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yè)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yè)。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yè)，而體制外的是傳統(tǒng)的國有企業(yè)。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 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tài)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fā)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huán)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yè)）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yè)）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fā)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б婧妥市拋純鼉渙嫉鬧魈澹捎謁譴嬖諮現氐牡賴路縵蘸凸蟮募嘍匠殺荊鶉諢鉤鲇謐隕砦冉「囊螅滯輝贛肫浞⑸璐形孕緯梢釁氈櫚摹跋Т被頡吧鞔畢窒螅醣藝叨哉飫嘀魈宓耐蹲室找膊幻饗？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yè)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yè)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yè)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fā)。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wěn)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 ，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yè)水平的現實出發(fā)，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yè)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tǒng)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yè)的水平上保持穩(wěn)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yè)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yè)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yè)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yè)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yōu)橐粭l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tài)，市場價格機制繼續(xù)發(fā)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xù)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 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tài)。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fā)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yè)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yè)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yè)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yè)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yè)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wěn)定的產量和就業(yè)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wěn)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wěn)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fā)，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yè)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wěn)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wěn)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guī)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xù)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fā)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wěn)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jié)，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fā)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fā)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yè)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yè)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yōu)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 ，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zhàn)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tǒng)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wěn)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wěn)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qū)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chuàng)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guī)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guī)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fā)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tài)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jié)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jié)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qū)（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yè)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yè)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yè)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guī)制。理論和實踐的發(fā)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fā)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jié)，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yè)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yè)結構的形成和優(yōu)化正是市場在產業(yè)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yè)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yè)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yè)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yè)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yè)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yè)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yè)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yè)間的配置，產業(yè)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yè)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yè)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yè)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yè)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yè)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fā)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fā)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chuàng)設穩(wěn)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chuàng)設穩(wěn)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yè)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fā)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jié)。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wěn)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wěn)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wěn)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chuàng)設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在主要發(fā)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wěn)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fā)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fā)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wěn)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wěn)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fā)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yōu)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fā)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fā)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篇5

一、宏觀調控的經驗總結

“一管就死，一放就亂”，曾經是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怪圈，也是宏觀調控在活力與秩序面前常常面臨的兩難選擇。但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國宏觀調控突出了調控和綜合性、間接性、靈活性和適應性，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藝術性大大提高，調控能力明顯增強，微觀主體放活了，宏觀經濟有序了，有效地解決了調控中的兩難選擇，這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13年宏觀調控實踐基礎上取得的成功經驗。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我國的宏觀調控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治理整頓時期的反通貨膨脹。執(zhí)行宏觀調控緊縮政策后，物價上漲得到遏制，通貨膨脹得以緩解，社會總需求膨脹的局面初步得到控制。二是“八五”時期的“軟著陸”。啟動間接宏觀調控，在“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fā)展、保持穩(wěn)定”的基本方針指導下，經濟實現了“軟著陸”，既降低了通貨膨脹率，又保持了經濟持續(xù)、快速、穩(wěn)定增長。三是“九五”時期及“十五”初期的擴大內需。這一時期，國家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既成功地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和自然災害的不利沖擊，又有效地克服了世界經濟衰退帶來的困難，國民經濟保持了持續(xù)穩(wěn)定快速增長。13年來的實踐使我國積累了豐富的宏觀調控經驗。

1、綜合運用各種政策工具，提高宏觀調控的綜合性

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的宏觀調控，注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yè)政策和貿易政策等各種政策工具的綜合運用，實現了“四個堅持”。一是堅持“擴大內需”與發(fā)展對外經濟緊密結合；二是堅持擴大需求與調整結構、改善供給并舉；三是堅持投資和消費的雙向啟動；四是堅持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合理搭配和協調運用。通過壓縮基建規(guī)模、控制支出的財政政策，通過控制信貸規(guī)模、減少貨幣供應量的貨幣政策，順利完成了治理整頓的各項任務，實現了反通貨膨脹的預定目標。通過在調控總量的同時，加大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力度，在堅持擴大內需為主的同時，積極促進出口的增長，有效地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防止了通貨緊縮趨的加劇，通過發(fā)行長期建設國債，降低銀行貸款利率，擴大融資渠道，放寬投資領域，促進了國有和民間投資的較快增長。通過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zhàn)略，提高出口退稅率，擴大出口退稅范圍，擴大企業(yè)出口經營權，改善通關環(huán)境，促進了出口的較快增長。通過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通過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提高城鎮(zhèn)中低收入階層收入，在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努力擴大消費信貸，確保了消費的穩(wěn)定增長。

2、減少直接宏觀調控的同時，重點加強運用財政貨幣政策調控為主的間接調控，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財政資金逐步減少直接投入競爭性領域，金融調控手段也從貸款規(guī)模限額管理轉變?yōu)槔闷渌泿耪吖ぞ呖刂曝泿殴浚醒脬y行取消對國有商業(yè)銀行貸款限額的控制，在推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的基礎上，實行“計劃指導，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間接調控”的新型管理體制，主要運用存款準備金率、中央銀行再貸款、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外匯操作、再貼現等金融政策工具調節(jié)貨幣供應量。

3、宏觀調控政策適時適勢靈活調整

“九五”前期，我國針對當時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情況，采取了“適度從緊”的宏觀調控政策；隨著通貨膨脹水平不斷下降，1997年在繼續(xù)實行“適度從緊”政策的同時，實施了“穩(wěn)中求進”的政策，兩次下調利率，使經濟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局面。1998年以后，根據亞洲金融危機影響逐步擴大，商品供給短缺狀況基本結束和需求不足問題成為主要矛盾的形勢變化，又由“適度從緊”、“穩(wěn)中求進”轉向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消費政策從限制消費轉變?yōu)楣膭钕M，政策目標從控制通貨膨脹轉變?yōu)橐种仆ㄘ浘o縮，并運用靈活的經濟杠桿努力“擴大內需”，這一系列調控政策措施的實施收到了預期效果。

4、宏觀調控政策的適應性明顯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開拓國際市場、擴大外需是我國宏觀調控的戰(zhàn)略重點，但為了抵御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為了適應經濟發(fā)展環(huán)境的變化，1998年及時靈活地提出宏觀經濟政策要立足于國內市場，宏觀調控的指導思想從注重追求增長速度轉變?yōu)榧茸⒅卦鲩L速度又注重提高增長質量和結構優(yōu)化升級，調控的戰(zhàn)略重點從出口導向、發(fā)展外向型經濟，轉變?yōu)榱⒆銍鴥仁袌觯e極“擴大內需”。立足于國內需求不僅作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觀調控取向，而且確立為以后的中長期戰(zhàn)略方針，從而使我國經濟的持續(xù)快速健康發(fā)展有了可靠的保障，也標志著我國宏觀調控水平上升到了一個更高層次。

5、牢牢抓住經濟發(fā)展這個執(zhí)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放松

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宏觀調控緊緊圍繞經濟發(fā)展這一執(zhí)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來進行，把促進發(fā)展作為調控的作用點。無論是遇到亞洲金融危機，還是百年不遇的特洪澇災害，都牢牢抓住經濟發(fā)展不放松，堅持用發(fā)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實施有力的宏觀調控政策。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及時變革和調整宏觀調控的內容、方式和手段，一方面在發(fā)展中提高宏觀調控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是通過實施宏觀調控來促進經濟改革與發(fā)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宏觀調控的實踐，我國的宏觀調控逐漸走向成熟，實施有效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得了明顯成效。到2000年，城鄉(xiāng)居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

但是，我國的宏觀調控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也將會出現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和新挑戰(zhàn)。如，經濟增長問題、提高消費率問題、增加農民收入問題、加快戰(zhàn)略性產業(yè)發(fā)展問題等，宏觀調控本身也存在一個改革和完善的要求，如何通過自身的法治建設和制度創(chuàng)新，促使宏觀調控突破體制性、政策，建立起有效地解決各種問題的政策體系、運行機制和咨詢服務機構，使國民經濟能夠在復雜多變的環(huán)境中保持快速健康發(fā)展，是今后面臨的一項新課題。

二、宏觀調控的新階段特征

1、宏觀調控的目標發(fā)生了變化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宏觀經濟調控目標也必須具有市場經濟發(fā)展的特征，適應新世紀新階段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要求。十六大報告進一步確定宏觀調的主要目標為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yè)、穩(wěn)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把這四大目標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的目標選擇，符合市場經濟規(guī)律，也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實踐。目標的調整意味著我國的宏觀調控更具戰(zhàn)略性、宏觀性，調控行為更為市場化、法治化，適應和滿足了與時俱進的發(fā)展要求，也更有益于新世紀新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2、宏觀調控環(huán)境發(fā)生了變化

從外部環(huán)境來看，整個世界經濟將進入重大調整階段，動蕩不安將構成其基本特點，國際經濟環(huán)境的不確定性更強，國際金融市場隨時存在著金融危機復發(fā)的危險，但我國目前抵御金融風暴沖擊的實力明顯不足。從內部環(huán)境來看，經濟運行機制將發(fā)生一系列重大變化。我國將進入全面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后期”，市場化改革將深入到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要素市場，經濟也將在確保增長速度和追求增長質量的博弈中謀求發(fā)展。在市場化程度逐步提高，對外開放度日益增大，各種風險不斷加大且相互轉化的情形下，宏觀調控的任務更加艱巨，而直接依靠金融行政手段進行調控的做法將被逐步弱化，代之以主要依靠公開的政策法規(guī)，更多地依靠財稅政策等手段，這需要更大的透明度，調控的難度越來越大。

3、宏觀調控特征發(fā)生了變化

一是結構性調控。從發(fā)展的角度看，我們的主要矛盾正由總量轉向結構，要想在增長速度和提高質量上獲得雙贏，就必須著眼于經濟的長遠發(fā)展，將主要精力放在推進結構調整上，實施有效的結構性調控政策，在調控的手段運用方面也要更多地注意解決好對結構的調整問題。因為結構本身是一個動態(tài)性問題，始終會隨著需求和技術條件的變化而不斷地發(fā)生變化。因此，我們追求的不是一勞永逸式的調控，更不能著眼于一次性調控，否則調控出來的結構總會落后于客觀發(fā)展的變化，而應必須實施一種動態(tài)的連續(xù)性結構調控。二是開放性調控。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和加入WTO，我國參與世界競爭和國內市場開放的步伐在加快、領域在擴大，外需和內需一起共同構成了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經濟發(fā)展更多地受到世界經濟走向的限制，受到諸多不確定因素的負面影響。我國要在走向全面開放和WTO框架下按照國際經貿規(guī)則進行調控，必須既保持宏觀經濟的內部平衡，也重視對外平衡。三是融合性調控。這里有兩層含義，一是宏觀與微觀的融合，二是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融合。調控是有層次性的，它既是一個宏觀上的調控問題，也是一個微觀調整問題。宏觀調控政策只有融合、落實到微觀層次上，才能收到應有的效果，也就是說只有建立在微觀層次自主調整基礎上的宏觀層次的調控才有可能實現預期效果。同時如何在融人國際市場中做好國內資源配置，站在全球范圍來考慮國家資源優(yōu)化配置，這也是宏觀調控面對的新問題。四是動態(tài)性調控。商品從生產到價值最終實現，是商品價值由潛在的價值到實現價值的動態(tài)轉化過程。同樣，從社會再生產過程來分析，整個社會經濟也是一個動態(tài)的開放性系統(tǒng)，是由若干動態(tài)環(huán)節(jié)組合而成的鏈條。同時，現代經濟又是一個有秩序的動態(tài)體系，一旦這個體系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出了問題，整個體系都要受影響，因此，現代市場經濟需要的是動態(tài)監(jiān)控。五是宏觀性調控。在社會產品能夠滿足市場需求并出現過剩的時候，生產要素的需求和使用將更加注重資源的配置效率，產品結構調整、資本結構調整、投資成本和風險控制作為供給形成的硬性約束條件已經形成，市場供給主體的微觀行為更加自主化、市場化，也更具有效率性，無需直接的宏觀調控就可實現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在這樣的情形下，需要實施的是充分發(fā)揮市場機制基礎作用的宏觀性調控，宏觀調控的直接對象已不再是微觀主體，而是促進有效率的競爭環(huán)境的完善和市場機制的形成，實現市場機制的統(tǒng)一性、穩(wěn)定性和公平性。

4、宏觀調控理論有發(fā)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實現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與政府的宏觀調控有機結合，是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宏觀調控一直發(fā)揮著重要作用，這是多年來經濟建設總結的經驗。十六大報告在總結以往經驗的基礎上，對宏觀經濟調控理論作了新的闡述。一是對政府職能作了進一步準確界定，提出要完善政府的經濟調節(jié)、市場監(jiān)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減少和規(guī)范行政審批，這一論述為政府職能轉變進一步指明了方向，也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對宏觀調控

目標作了明確調整，把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yè)，穩(wěn)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三是對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作了新概述，把國家計劃放在宏觀調控政策中較為重要的位置，同時注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使用和各政策工具間的相互配合，重點發(fā)揮經濟杠桿的作用，從而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宏觀調控理論體系。

三、宏觀調控的改革和完善

1、宏觀調控要有利于體制轉型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我國體制轉軌和經濟轉型的大趨勢不會改變，實施宏觀調控必須有利于體制轉型。一是要處理好政策效應與體制效應的關系。在拉動經濟增長，實施反周期對策中，政策作用和體制作用都是不可忽視的。二者比較，政策的效應來得快，但它是外生變量，不能持久；體制的效應來得慢，但它是內生變量，作用持久。在轉型時期，拉動經濟增長的體制因素尚不完全具備，體制作用還會受到很大限制，但我們也不能因此把經濟增長的希望全寄托在財政貨幣政策上而忽視從體制改革和創(chuàng)新中尋找出路。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必須有利于體制轉型，把體制效應擺在首位，不能給體制轉型設置障礙。二是要處理好拉動經濟和化解財政金融風險的關系，積極培育化解財政金融風險的制度基礎和機制因素，不能以加深潛伏的財政金融危機為代價來保持暫時的經濟增長速度。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是一把雙刃劍，實行時必須把握好“度”，在不犧牲財政金融業(yè)的長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前提下，謀求GDP近期的快速增長。

2、宏觀調控應在法治原則下運行

目前，不少基于宏觀調控而實施的政策措施卻背離了宏觀調控的初衷，變成了地方保護主義與部門保護主義。之所以發(fā)生這種偏差，關鍵問題就在于忽視了宏觀調控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要遵循法治原則和法律規(guī)范要求，調控行為必須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進行。從經濟意義上看，宏觀調控意味著政府退出市場競爭，成為真正的市場規(guī)則制定者與管理者；從政治學意義上講，宏觀調控意味著政府職能從管理性為主轉換為服務性為主；從法律意義上講，宏觀調控則意味著政府在管理經濟時，不再依賴領導者的臆斷，而是遵循體現公民意愿的法律規(guī)則來進行。因此，無論從何種意義上去認識和實行宏觀調控，都脫離不了法治原則和法制建設的要求。我們認為，宏觀調控立法應當注意以下三方面的內容：一是立法應對宏觀調控的權限范圍作出明確規(guī)范；二是宏觀調控主體應當對宏觀調控行為的后果承擔責任；三是宏觀調控的實施應當遵循規(guī)范程序和公正原則。 3、宏觀調控要把握好目標平衡

成功的宏觀調控既是各種調控手段和方法單獨發(fā)揮作用的結果，更是各種手段和方法綜合實施的成就。只有把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藝術性，調控的綜合性、間接性、靈活性和適應性運用得當，才能在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就業(yè)率和國際收支四者之間尋求到宏觀調控的最佳平衡點。經濟增長率、通脹率、就業(yè)率和國際收支是宏觀經濟最重要的四個變量，彼此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而且往往難以同時達到人們期望的理想狀態(tài)，因而被西方經濟學稱之為“神秘的四角”。但這四大目標是在開放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保持宏觀經濟總量平衡的內在要求，也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和新階段的發(fā)展需要，必須通過實施宏觀調控處理好它們之間的關系，在四者之間建立起一定的平衡。在尋求四大變量的最佳平衡點時，要根據國內外形勢的發(fā)展，按照既定的戰(zhàn)略部署，適時靈活地調整調控方式。

4、宏觀調控要加快制度創(chuàng)新

要確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頃利實現，宏觀調控的實施也要與時俱進，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盡快突破行政性資源配置體系。目前，盡管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日益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但在宏觀資源配置體系中，傳統(tǒng)的行政性配置資源方式尚未發(fā)生根本變革。主要表現在，發(fā)展中的最稀缺的資本投入仍然采取行政性配置方式，一些競爭性行業(yè)的行政管制依然普遍存在，基礎設施、金融保險等壟斷行業(yè)以及土地、資本、人力資源等的市場化明顯偏低，這些都十分不利于宏觀調控的制度創(chuàng)新，不符合市場經濟發(fā)展的要求。因此，必須要打破傳統(tǒng)的行政性資源配置方式，按市場經濟規(guī)律，借鑒國際經驗，實行間接的、價值化的和引導性的調控，突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控作用，取消財政資金直接介入競爭性領域的分配渠道，按照“法治、監(jiān)管、自律、規(guī)范”的要求，健全金融監(jiān)管和運行體系，提高金融防范風險的能力。

篇6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不斷深化，經濟政策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將直接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fā)展，大家對于我國的經濟政策有了更多的關注。為了保持國民經濟總量的平衡，引導國家的經濟快速、健康的發(fā)展，我國也實施了相關經濟政策，主要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國家為了實現一定時期的發(fā)展目標而制定的規(guī)劃方針策略，也是對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政策。本文主要是通過借鑒相關文獻和資料來具體分析我國經濟政策的含義、特點、重要性、在國民經濟行政管理中的意義及作用等，希望能為相關研究人員提供一些參考價值。

關鍵詞：

經濟政策;國民經濟;宏觀調控;作用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fā)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我國的經濟政策，其對于促進我國現代經濟的發(fā)展具有一定的推動意義。如今，經濟政策廣泛的應用于國民經濟行政管理中，通過對我國經濟政策的不斷研究和探討，對于我國未來的國家建設也至關重要。經濟政策是整個市場體系中最為重要的一項實行準則，在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國現階段的經濟政策實施中，其優(yōu)勢有很多，對于整個國民經濟行政管理的進步也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國家開始對經濟政策在實施方面有了更高的重視。

1經濟政策的概述

1．1經濟政策的含義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開始形成了全新的經濟體制，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將市場作為無形的手，放置于主導地位，同時政府也通過一些經濟政策來促進我國經濟健康、有序的發(fā)展。當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需要通過健全的宏觀調控體系，完善的經濟政策等來達到國民經濟總量不斷上升的要求。我國的經濟政策主要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有效幫助國家進行經濟調控、社會資源和收入分配等。

1．2我國經濟政策的種類

經濟政策是國家和政府為了確保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收支平衡的一種措施，其實施需要一定的連續(xù)性和彈性。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會常常出現變動，而相應的經濟政策也要做出調整，國家和政府所指定的經濟政策也會直接影響到我國市場經濟的發(fā)展，為此，在制定相關的經濟政策時，還需根據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方針，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等來嚴格規(guī)劃產業(yè)布局，制定出適合的經濟政策［1］。我國經濟政策的種類有很多，比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財政與信貸綜合平衡政策等。各種不同的經濟政策可以有效控制貨幣的發(fā)行、通貨膨脹及防止通貨膨脹的產生。

2經濟政策的重要性及在國民經濟行政管理中的意義

2．1經濟政策的重要性

我國主要是實行計劃與市場兩種調節(jié)手段相結合的宏觀經濟調控，國家的經濟計劃要以市場為基礎，確定好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做好宏觀調控目標和國土整治，將重點放在長期的計劃上，將直接調控與間接調控相結合，有利于企業(yè)發(fā)揮出市場機制，達到自主經營的目的。宏觀調控的主要內容是社會總供給和需求達到平衡，追求微觀經濟目標，還能實現市場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經濟政策是我國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對策之一，為了能實現相應的經濟發(fā)展目標，將經濟效益得到最大化的實現。當所有商品的價格有了普遍的增加時，這就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不利于我國經濟的發(fā)展，人民也無法了解到金融資產的實際價格，這時候需就要采取經濟政策來抑制通貨膨脹，經濟政策對于社會的供給有一定的調節(jié)作用。

2．2經濟政策在國民經濟行政管理中的意義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我國對于市場經濟的管理開始轉向了宏觀調控。經濟政策在國民經濟行政管理中的作用主要是由國家來調控市場，市場來引導企業(yè)。通過這種形式的調控與管理能有效保持國民經濟總量的平衡，從而進一步引導國家經濟健康的發(fā)展。經濟政策在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影響作用，它也是整個市場體系中最為重要的一項實行準則，能有效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存在的問題及矛盾，正是因為它的存在，才促使整個市場經濟的過程得以正常、穩(wěn)定的運行，因此，加強對經濟政策是非要有必要且非常重要。在我國現代化社會的經濟建設過程中，提高我國整個市場經濟的前提是了解和懂得經濟政策的重要性，提高我國整個市場經濟也是提升我國國民經濟行政管理全面建設的基礎，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會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蓬勃發(fā)展［2］。經濟政策在國民經濟中能有效提升整個市場的運行效率，對于整個國民經濟行政管理的進步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3經濟政策在我國國民經濟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3．1財政政策在國民經濟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目前，我國財政政策的實施已初見成效，有了一定的發(fā)展。財政政策是國家為了實現一定時期的發(fā)展目標而制定的規(guī)劃方針，是經濟政策中較為重要的一大政策。一般來說，財政政策能夠體現出國家的產業(yè)政策，是幫助國家進行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財政政策能有效調節(jié)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結構、社會資源和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還影響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總量平衡。我國的財政政策主要分為緊縮性財政政策、膨脹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在不同的經濟條件下，不同的社會需求中，所需采用的財政政策也不一樣。當市場的需求不足時，則需要應用膨脹性財政政策進行調節(jié)。膨脹性財政政策可以有效擴大財政支出、擴大社會的總需求，從而滿足社會的需求。尤其是當一個國家生產過剩時，可以通過高赤字等膨脹性財政政策進行調節(jié)，從而進一步促進國內的總需求。對于社會的總供給不足時，可以減少財政赤字，增加稅收、提高稅率等途徑來降低社會的總需求。比如，我國在80、90年代時，一度的物價上漲使得我國國內的經濟過熱，于是我國頒布了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對于社會總供給大于社會總需求時，國家可以通過增加財政補貼、減少國券發(fā)行和擴大稅收、提高稅率的方式來抑制社會的總需求和總供給，松緊政策共同結合使用的方式來讓社會供給和社會需求達到均衡的效果，從而促進社會經濟朝向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方向發(fā)展。在我國，財政政策能很好的體現出其對于社會資源和收入分配的重要調節(jié)作用，通過各個環(huán)節(jié)的分配后可以有計劃的組織國民收入分配的樞紐，對于社會供給和需求的總量平衡也有一定的影響。因此，財政政策確實會對整個國民經濟行政管理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為了能有效實現財政政策的目標，政府也需根據社會經濟的運作情況采取適合的財政政策，從而促使社會的總供給和總需求達到平的目的。

3．2貨幣政策在國民經濟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貨幣政策在國家宏觀調控政策中處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國家為實現既定的目標而進行的宏觀經濟一種方式，主要是通過相關渠道來控制社會總需求與社會總供給的均衡，可以直接調節(jié)社會總需求量。當社會的總需求過大或者過小時，需要國家減少貨幣或者增加貨幣的方式來確保我國經濟的正常運行，可以說，貨幣政策對于國家的總供給起到重要的調節(jié)作用，目的是有效促進我國經濟的均衡增長。如果國家的總需求過高，則可以通過減少貨幣供應量的方式進行調節(jié)，反之，則相反。貨幣政策對于產業(yè)結構的調整也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常價格的變動可以有效促進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促進效果總效益的提升。由于價格會隨著產品的供求而出現變動，價格的上升利潤也自然上升，企業(yè)可以從銀行確定相應的資金，進而有利于實現對產業(yè)結構的調整。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管理的體制下，價格是對商品價值的評價，價格出現變動可以將社會資源更加合理的分配，但是，當所有商品的價格都在不斷上漲時，這就說明出現了通貸膨脹，這時候反通貸膨脹就成為了主要政策的與財政政策相同的是，貨幣政策也是為了達到國家的宏觀調控目標，主要作用于貨幣和物價的穩(wěn)定上。一般情況下，貨幣政策會通過法定存款準備率、再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業(yè)務三種政策工具來實現目標。因此，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對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政策，目前，在我國也已看到了初步的成效。

4結束語

目前，我國的經濟政策在國民經濟行政管理中有著較好的發(fā)展，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能有效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存在的問題和矛盾。在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發(fā)展中，經濟政策展現出了它的優(yōu)勢和成效，它也成為了一項非常重要的研究內容。隨著我國現代市場經濟的不斷發(fā)展，在對于未來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上有了更高的重視。我國還需進一步加強對經濟政策的研究和管理，對于出現的任何問題及時解決，未來我國的市場經濟將會有更好的發(fā)展。以上就是筆者對經濟政策在國民經濟行政管理中的作用的具體介紹，由于筆者對其研究的不是太全面，所以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這也是筆者以后繼續(xù)要學習和探索的方向。

參考文獻：

［1］曹培英．關于經濟政策在國民經濟行政管理中的幾點思考［J］．課程、教材、教法，2012(5)

［2］成曉光．經濟政策對我國經濟行政管理的思考［J］．經濟教育學報，2012(5)

篇7

[關鍵詞]宏觀調控 經濟周期 市場失靈 市場經濟

一、宏觀調控的定義

宏觀調控亦稱國家(政府)干預，是指國家(政府)從經濟運行的全局出發(fā)，按預定目標通過各種宏觀經濟政策、經濟法規(guī)等對市場經濟的運行從總量上和結構上進行調節(jié)、控制的活動，是政府對國民經濟的總體管理。

二、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及其作用

1.經濟周期與宏觀調控

經濟危機涉及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其表現也多種多樣，但其實質是無效供給過多、有效需求不足。凱恩斯認為，要克服經濟危機就應當由國家來進行宏觀調控。他說：“最聰明的辦法還是雙管齊下。一方面設法由社會來統(tǒng)制投資量……同時用各種政策來增加消費傾向。”當經濟發(fā)生衰退時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抑制經濟衰退；而當經濟膨脹時則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來擠壓泡沫；即“逆風向而行事”。這樣，國家通過實施有效的宏觀調控，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周期性波動的幅度，以延長經濟景氣階段及縮短衰退的時間，實現“調控周期的收益”，使得經濟更趨于平穩(wěn)，就業(yè)更為充分，國際收支更趨于平衡。

2.市場失靈與宏觀調控

市場失靈是指市場機制不能按人們的意愿而有效地配置資源，主要表現為：市場競爭失敗、市場功能有缺陷(外部效應)、信息不充分、市場不能完全實現公正的收入分配。另外，失業(yè)、通貨膨脹、經濟波動是市場經濟的固有弊端。只有實施宏觀調控才能保證市場經濟正常運行和宏觀經濟總量平衡，更好地解決社會公平問題。

三、有效實施宏觀調控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發(fā)展

1.我國經濟的現狀及實施宏觀調控的必要性

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有了初步發(fā)展，市場體系還很不完善，市場機制難以真實反映社會成本和利益，難以成為評估和選擇投資項目的依據，與市場經濟配套的有關法律、法規(guī)還不健全。人均收入水平低，區(qū)域經濟發(fā)展不平衡，產業(yè)結構水平低，國際競爭力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但是物價持續(xù)上漲，出現了結構性通貨膨脹，經濟增長強勁，但產能過剩的矛盾尖銳。因此，對我國市場經濟發(fā)展實施宏觀調控十分必要。

2.當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具體措施

(1)根據實際情況，采用適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宏觀調控的關鍵在于實施適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針對目前我國經濟出現的通貨上漲、投資過熱、結構不合理等現象，政府應當采取適當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例如：通過采取減少貨幣供應量、提高利息率和準備金率、適度減少財政赤字、適當減少長期建設國債發(fā)行規(guī)模、提高住房貸款利率等措施，抑制投資過熱及某些行業(yè)的不合理重復投資，進而優(yōu)化經濟結構，確保國民經濟平穩(wěn)發(fā)展。同時，注意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強化貨幣政策對刺激總需求和調整總供給的作用。例如在發(fā)行國債的過程中，就要通過恰當的貨幣政策操作保持相應的貨幣供給量和貨幣流動性，防止“擠出效應”。要發(fā)揮貨幣政策在促進體制變革和供給結構調整中的刺激作用，應優(yōu)化信貸結構，對積極轉換機制、效益好的企業(yè)優(yōu)先支持，創(chuàng)造迫使企業(yè)市場化變革的環(huán)境，利用政策性貸款加大對產業(yè)結構的調整。總的來說，可以在貨幣政策中通過利率的市場化和差別化加強政策作用。

(2)改革稅收制度，促進社會公平。我國的稅收現在仍停留在生產、經營環(huán)節(jié)，稅收制度還很不完善，稅收在促進社會公平方面發(fā)揮的作用還十分有限。政府應當改革稅收制度，完善稅收體系，合理地進行收入再分配，縮小貧富差距，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實現社會穩(wěn)定。

(3)調整財政政策，改善就業(yè)狀況。針對我國嚴峻的就業(yè)問題，我們應當適時調整財政政策，逐步改善就業(yè)現狀。一是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建立專項基金，對一些下崗職工由政府出資進行技能和創(chuàng)業(yè)培訓；二是建議有關部門，要加大對一些發(fā)展前景好的行業(yè)和企業(yè)信貸款支持，使企業(yè)發(fā)展壯大，進而不斷增加就業(yè)人數；三是從戰(zhàn)略上講，以促進就業(yè)為主，失業(yè)保障為輔。

(4)改革金融體制，完善金融體系。深化財政、金融等體制的改革，從而促進市場體制的建立和二元結構的調整，為宏觀經濟調控構筑穩(wěn)定的框架，營造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良好基礎。宏觀經濟政策需要通過政策傳導機制有效地作用于微觀主體上，才能達到預期的成效。

(5)制定產業(yè)政策來引導產業(yè)正確發(fā)展，減少其盲目性。產業(yè)政策包括產業(yè)結構政策、產業(yè)組織政策、產業(yè)規(guī)劃等。當產業(yè)發(fā)展存在發(fā)展過快的盲目性時，運用金融政策控制其信貸規(guī)模，在其發(fā)展存在過熱時，使其降溫。通過產業(yè)政策為導向，引導和調控產業(yè)發(fā)展方向，形成合理的產業(yè)結構。

(6)積極引導，實現區(qū)域協調發(fā)展。全球化和市場化必然使區(qū)域內及區(qū)域間的差距擴大，中西部地區(qū)在強化“發(fā)展是第一要務”理念基礎上，全面實施追趕戰(zhàn)略，這種發(fā)展熱情和現行地方財政體制相結合，使得地區(qū)之間的經濟競爭愈演愈烈。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既要適當控制各地的盲目沖動和過度投資行為，又要努力保護地方發(fā)展的積極性，為中西部地區(qū)的發(fā)展提供優(yōu)惠的政策措施，積極引導東部和中西部地區(qū)加強合作，實現資源共享和優(yōu)勢互補，縮小地區(qū)差距，促進區(qū)域協調發(fā)展。

(7)抓住機遇，加速融入全球化。自我國“入世”以來，對外開放全面提速，貨物商品、服務貿易流量和貿易盈余規(guī)模急劇擴大，在資本流出逐年遞增的同時資本凈流入持續(xù)增長，經濟的國際化水平迅速提高。在全球化進程中，政府應積極引進外資，合理引導外資的投資方向，優(yōu)化外商投資的產業(yè)結構，制定優(yōu)惠的出口政策，鼓勵國內企業(yè)并購重組，提高自身競爭力，通過合理地調控匯率和實施貨幣政策實現國際收支平衡。

總而言之，宏觀調控是確保市場經濟正常、高效運轉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措施，并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而不斷發(fā)展和完善。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要進一步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有效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加健康、穩(wěn)定、高速地發(fā)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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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丁興業(yè).論市場失靈的類型、原因及對策[J].武漢科技學院學報，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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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宏觀調控的目標應當非常清晰地定為國內價格總水平的穩(wěn)定。當國內價格總水平穩(wěn)定時，其他的重要宏觀經濟變量（如實際GDP、失業(yè)率、經常賬戶等）更有可能獲得較好的平衡。物價總水平不是指單一商品（鋼材、原油或糧食）的價格，而是有代表性的加權匯總的最終產品與服務價格指數，最理想的是GDP平減指數。中國還應制定適當的“核心CPI”，以剔除特定產品短期因素的影響。此外，還必須特別關注資產價格包括房地產價格的變動趨勢，為宏觀政策提供更可靠依據。

中國的宏觀調控在主觀上有多重目標，這在客觀上造成了主要目標的模糊不清甚至目標之間的相互沖突，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效果。不少官員和學者把宏觀調控簡單理解為壓縮鋼鐵、房地產等特定行業(yè)的固定投資，或者保障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這些雖重要，但非宏觀問題，卻與宏觀調控混在一起，導致政府不能適時對癥下藥。本來貨幣政策是為了影響總需求，如果總需求過旺導致了嚴重的通脹壓力，央行就有充足理由考慮加息。但若把宏觀調控目標狹義視為刺激糧食生產或為低收入居民提供住房，便會反對加息，甚至呼吁減息。

宏觀調控主要是調節(jié)經濟總量，如通貨膨脹、GDP和失業(yè)率等，不能等同于產業(yè)政策，更不能肆意干預企業(yè)微觀決策。不能指望宏觀政策解決一些積重難返的結構性矛盾，如“三農”問題。后者必須依靠長期不懈的結構改革、經濟轉型和持續(xù)增長。

其次，宏觀調控必須主要依靠市場化的間接政策手段，而盡力避免直接的行政手段。這就是尊重企業(yè)和家庭作為基本經濟主體的理性和自主決策權，甚至也尊重地方政府的自主決策權，只圖通過柔性政策措施來影響其資本成本、外部運營環(huán)境和未來利潤預期，從而誘導其自發(fā)地調整經濟行為。政府可能有理由對電解鋁和鋼鐵行業(yè)的巨大投資擴張感到擔憂，但也應當認識到，大量投資其實是需求持續(xù)擴張而引起未來利潤預期上升的結果，不能簡單地歸咎為非理或“盲目投資”。政府完全可以采取諸如加息等市場化的手段來大幅提高投資的成本，而不是主要通過發(fā)“紅頭文件”、動員號召、直接命令的方式來壓縮、凍結、禁止甚至關閉已進行的投資項目。

行政手段至少有兩大害處：一是容易矯枉過正，增加操作性失誤的風險，反而增加了“硬著陸”的概率；二是容易打擊傷害企業(yè)，尤其是私人企業(yè)的積極性，對未來就業(yè)和產出增長造成負面影響。為行政手段辯護的流行觀點認為，中國市場機制發(fā)育不全，宏觀調控只能依賴行政措施。但中國經過26年的改革，市場化程度顯著提高，市場機制和競爭格局已初步形成，為運用間接的貨幣政策工具打下了基礎。在1993年-1997年的宏觀調控中，這些政策措施的良好效果業(yè)已突顯。而繼續(xù)采用行政手段，只會壓抑市場機制的進一步完善，妨礙市場功能的充分發(fā)揮。

第三，宏觀調控必須注意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有效配合。在此番調控中，財政政策未能與貨幣緊縮措施有機同步配合。當內外需雙雙強勁、通脹壓力死灰復燃時，財政政策應有根本性的及時調整，變“擴張性”為“緊縮性”。過去兩年是中國減少財政赤字的黃金機會，有相當大的空間削減政府許多不必要的公共投資支出，尤其是一些“形象工程”投資。

第四，中國的宏觀調控應兼顧內外均衡，但國內經濟平衡和穩(wěn)定是重心，外部經濟平衡應從屬于國內經濟穩(wěn)定。在固定匯率制下，貨幣政策有效性大打折扣。一旦經濟過熱失控，通脹大幅上升，房地產價格泡沫形成，國內宏觀經濟將急劇不穩(wěn)定。而在匯率走向靈活后，即使人民幣升值而經常賬戶出現逆差，只要實行明智的貨幣政策，避免國內經濟重大失衡，中國經濟仍能保持快速穩(wěn)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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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次貸危機 宏觀經濟調控 微觀經濟調控

一、次貸危機的概況

次級貸款（subprime mortgage loan），又名次級抵押貸款和次級按揭貸款。一部分客戶由于信用問題，無法按照正常貸款程序進行貸款，因此銀行等貸款機構無法與他們簽署直接貸款協議，為了滿足這部分客戶的要求，貸款機構發(fā)放了對客戶信用要求寬松但貸款利率更高的貸款，這就是次級貸款。

次貸危機的產生主要是因為美國一些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不穩(wěn)定引發(fā)的一場全球范圍內的金融風暴。美國的次貸危機最早在2006年的春季開始顯現，到2007年8月已經席卷了美國、歐盟、日本等發(fā)達國家的金融市場。但當時對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影響較小，隨著經濟危機的持續(xù)，發(fā)達國家的金融市場流動性出現嚴重不足、國內消費低迷、失業(yè)率高居不下等，這些導致了發(fā)達國家對發(fā)展中國家的投資、進出口貿易等都出現大幅度的萎縮，次貸危機對發(fā)展中國家的影響開始加大，2008年，美國的雷曼兄弟、美林、華盛頓互惠銀行等相繼破產或被國家收購，次貸危機也達到了，隨后美國救市法案生效、英五千億英鎊救市、全球六大央行聯手降息、中國的四萬億救市等相繼出現、次貸危機的影響開始逐漸被扼制。

二、我國應對次貸危機的措施

(一)宏觀調控，充分了解經濟周期的變換

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fā)之初，我國采取了一系列調控政策，分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個方面，其中2008年11月，國務院針對次貸危機給我國出口貿易造成的影響，決定兩年內增加四萬億人民幣的投資，刺激我國的經濟增長。這次財政政策的推出，時效性很強，在次貸危機對我國產生影響的初期，就迅速的推出，而且四萬億的投資中，中央政府投入1.18萬億，其余的部分由地方財政和民間投資負責。這種大規(guī)模的財政政策模式，有效的避免了中央政策由于巨大支出而出現的財政赤字，這次財政政策主要是改善我國的民生、促進國內的消費、加大國內的投資等，投資基本都用于實體經濟，充分的體現了凱恩斯主義在經濟蕭條時政府宏觀干預的重要性。

為了很好的應對次貸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影響，我國在貨幣政策上也進行了宏觀調控，主要就表現在，次貸危機爆發(fā)的初期，我國實行了緊縮銀根、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很多經濟學者都人為，貨幣政策真正發(fā)揮作用通常都需要半年的停滯時間，如果貨幣政策運用的不當，不僅不能減少次貸危機帶來的影響，反而會加劇經濟的波動，實踐證明，我國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結合運用，主要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通過增支減稅和貨幣政策的降低利率，等增加貨幣的流動性。

從實際的效果看，在2009年初，由于我國四萬億財政刺激政策的實行，和連續(xù)的下調存貸款利率有效的減緩了次貸危機對我國的不利影響，充分的顯示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雙松”的效果，在次貸危機發(fā)生時，通常都是社會的需求不足，生產資源過多，解決事業(yè)和刺激消費是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這時候財政和貨幣雙松的政策可以很好的應對。

(二)微觀調控，穩(wěn)定民間企業(yè)和股市

與宏觀經濟相比，我國經濟的微觀層在面對次貸危機時，我國的企業(yè)和股市等表現都出乎意料的脆弱，根本原因是在經濟危機發(fā)生時，中國主動對自己的宏觀經濟進行調整，這種主動性的宏觀調整給宏觀面帶來了一定的利益，但是給中國的企業(yè)和行業(yè)帶來了一定的問題。2005年的股權分置改革導致了股市的大漲，虛高的股價必然導致大跌，影響上市企業(yè)的經營穩(wěn)定。 資金的流動性不足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較發(fā)達國家而言處于較低水平，同時股市中爭奪這一部分資源競爭也激烈，居民投入資金也較為謹慎。即便是有四萬億的投入，也很難真正落實到居民、小企業(yè)手中，從而對股市、企業(yè)產生了一定的不良影響。

面對這種情況，我國政府及時的做出了一些微觀層面的調控，其中2007年的家電下鄉(xiāng)、2008年的中央匯金注資農行、2011年對房地產的微觀調控，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三、加快經濟建設綜合調整體制

作為國民經濟為基礎的實體經濟，基礎的穩(wěn)定性發(fā)展是股市、信貸、金融市場等有著穩(wěn)定的基礎后盾。美國的次貸危機影響下，要求我國必須要以擴大內需為主，加快產業(yè)結構調整；我國應在進出口方面，加大我國出口商品質量與科技含量。盡快完善機構調整，建立健全的經濟建設，并實施能源、農產品的戰(zhàn)略儲備機制，加快經濟建設。

同時健全現代市場體系，加強和完善宏觀調控。調整投資和消費關系，逐步提高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完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發(fā)揮經濟杠桿的調節(jié)作用。加強金融監(jiān)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

四、結語

目前，次貸危機已經基本過去，但世界經濟市場是否會出現新的秩序，我們還有待觀察考證。全球在發(fā)展經濟體制中，美國經濟率先接近復蘇。當前，在各發(fā)展中國家里，我國經濟已經在次貸危機后迅速復蘇。次貸危機帶給中國經濟“池魚之殃”，不容回避。能否把各種風險和負面效應降至最低，關鍵在于我們能否及時應對，主動解危，化弊為利，加強金融創(chuàng)新的同時，也需要注意金融風險的管理。

參考文獻：

[1]于天義[J].《積極財政政策淡出前的幾點思考》. 《宏觀經濟研究》,2002年8期：24-26

[2]王儉貴[J]. 《勞動與資本市場的雙重過剩：宏觀經濟形勢的新概括》. 《經濟學家》,2002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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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財政政策的五項主要內容

新一輪財政政策主要有五項內容:第一,擴大政府投資。在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格局下,投資無疑是推動經濟發(fā)展的主要引擎。第二,擴大發(fā)行國債。而且專為地方發(fā)債2000億元,為中央項目提供配套,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第三,實行結構性的減稅政策。這項政策的實施大約為市場主體帶來6000億元的活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減稅應是最直接最有效激發(fā)市場活力的政策手段。第四,全面啟動和強化財政補貼政策工具。尤其是在擴大消費政策體系建設方面,財政政策充分發(fā)揮了作用,這也是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第五,政府采購政策。這項政策對拉動當前經濟的增長進行了全方位配合,包括十大產業(yè)振興規(guī)劃,都可以看到政府采購政策工具的影子。

新一輪財政政策有什么特點?我想也有五個。

第一,政策力度最大。9500億元的赤字是歷史新高。財政刺激方案占整個GDP的3.2%,而全球大國均在2.3%以下,很顯然,我們刺激力度是很大的。第二,政策工具動用比較齊全。五大政策工具聯合聯動,組成合力。第三,導向明確。突出表現在:既要應對金融危機、保持經濟增長與保就業(yè),又要打造中長期穩(wěn)定發(fā)展的基礎。尤其是對十大產業(yè)的振興,對“十六大”科技專項與重點的支持,可以看出,財政政策在大力推動結構優(yōu)化和調整,“保增長”重在“調結構”,在推動“經濟復蘇”的同時,更加注重“質量復蘇”。第四,重點突出。突出表現在解決民生問題上,無論是政府的公共投資,還是補貼政策,都突出解決民生問題。比如說,今年我們用于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支出為2930億元,是歷史最高一年。擴大消費政策主要取向就是惠民惠農。

經濟企穩(wěn)回升的五個主要表現

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相配合,對當前的經濟運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當全世界中流擊水、左沖右突之時,我們已經春暖花開、風景獨好了。我們的經濟態(tài)勢是非常典型的“V”字型態(tài)勢,陡降急升。去年第四季度我國GDP增長為6.8%,今年一季度為6.1%,二季度到了7.1%。這種典型的“V”特征形成了經濟增長動力的基礎,并呈逐步強化之勢。

以上特征具體表現在一些先行指標的向好:

第一,經濟投資增長迅速。我國經濟投資1~7月份增長了32.9%。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è)增長了40.1%,發(fā)揮了主導作用。第二,消費增長迅速。1~7月社會消費品零售額比上年同期增長15%,房地產銷售增長31.5%。在這一過程中,整個居民的消費增長很快,尤其是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村消費高于城市兩個百分點,達到16.4%,這應是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優(yōu)化的曙光。第三,出口降幅收窄,1~7月份下降了23%,但是環(huán)比增長10.7%,尤其是新出口訂單率達到了52.1%,上升了5.7%。當然我們對出口有不同的看法,因為出口對GDP的貢獻,有一個基本的前提是外匯收支基本平衡,目前極大順差的現狀很難說是有效增加了國民財富。從這個角度來講,出口對GDP增長的作用,我們要多角度、多方位看待。第四,工業(yè)增加值穩(wěn)步回升。今年1~2月增加3.8%,5月份達到8.9%,6月份為10.7%,連續(xù)9個月正增長。用電量、貨運量環(huán)比增長迅速。鐵路請車率8月份上升80%。第五,財政收入出現了正增長。1月份是-17.1%,到了7月份是正的10.2%,政府收入正增長,有利于增強政府調控能力。

財政宏觀調控面臨的五項主要制約因素

當前的財政宏觀調控面臨五大制約因素。既要保增長又要調結構,既要保穩(wěn)定又要促改革,既要保就業(yè)又要推進科技進步,在政策取向上是有矛盾的,或是有雙向要求的。也就是說,財政政策的目標不是單一的,是多目標、多重性的,這樣,財政政策與宏觀調控確實面臨多種困境,或者說是多重制約:

第一,增長模式制約。在新一輪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以出口為導向的傳統(tǒng)經濟模式受到了挑戰(zhàn)。西方國家尤其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我國對歐美出口占40%以上),他們的消費方式、支持消費的信貸模式已經發(fā)生了變化。二是當前國際形勢的變化還有很多不確定性,依靠外貿出口導向已不現實。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主要是外貿下降、外資減少和外匯儲備的損失。假設美元貶值10%,我們1.36萬元人民幣就沒有了。財政政策不得不考慮這些因素,從而逐步轉變發(fā)展模式。

第二,資源環(huán)境制約。我國單位GDP能耗無論是與發(fā)達國家還是與發(fā)展中國家相比,差距都非常大。與全世界平均值相比,我們高了3倍;比美國高6.4倍;比日本高11.4倍。全國農田面積有1/3以上經受酸雨區(qū)侵襲,流經城市的河流90%被污染,這些狀況對中國經濟傳統(tǒng)的發(fā)展模式已經形成非常大的制約,這也是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發(fā)展中不得不考慮的調控與制約因素。

第三,社保制約。從一般理論講,金融危機應是經濟增長、結構優(yōu)化的良好機遇,但前提必須是社保體系的完善和社會穩(wěn)定。在這方面,我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起步比較晚,覆蓋率也低,政策零碎化。而社保體系的建設與完善本身就是財政政策的重要內容,已成為新一輪調控的雙重壓力或制約。

第四,體制制約。中國的宏觀調控效率為什么這么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五次宏觀調控都出現了重復性,尤其是結構、舊機制方面的重復性比較明顯,主要是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不完善、滯后的地方較多,毫無疑問會使財政政策的效率效益受損。

第五,自身困境。2009年中國財政赤字將擴增至9500億元,已達到歐盟所定3%的警戒線,雖然歐盟的標準不是一個科學的測算,只是經驗的估計,但應有參考價值,應引起我們的警惕。我國的債務統(tǒng)計口徑與國際上也有所不同,實際債務風險要大一些,從這個角度講,我們不能盲目地發(fā)行國債。財政政策宏觀調控必須考慮公共風險與自身的可持續(xù)性。

未來宏觀調控應突出的五項重點

我想下一步財政宏觀調控還應突出五個重點或趨向。我們既要堅定不移地落實好積極的財政政策,鞏固好當前企穩(wěn)回升勢頭,保證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同時,也要防止“東西南北中,一齊打沖鋒”的低水平重復建設。

第一,應穩(wěn)定政府投資。在當前經濟波動的情況下,政府投資無疑是引導市場穩(wěn)定發(fā)展的重要因素。大家知道為應對危機安排有4萬億的投資規(guī)模,其中中央財政是1.18萬億,2008年四季度已安排了1040萬元,今明兩年的投資力度相似,也就是說,明年的投資力度會有一個持續(xù)的穩(wěn)定狀態(tài),這也是堅持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標志。

第二,要打造擴大內需的財政政策體系。就我個人感覺,這是新一輪財政政策的最大亮點。我們總說中國的經濟增長依靠政府投資,不科學、不穩(wěn)定,只有擴大內需才是經濟增長的正途。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著力在擴大消費方面打造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比如說實施了“家電下鄉(xiāng)”和“汽車摩托車下鄉(xiāng)”,實施了家電和汽車的以舊換新,實施了“節(jié)能惠民工程”等。今年已推出了電機和空調兩大類,你買一級、二級節(jié)能空調政府給你補貼。如果中國人把空調都換成一級能耗空調,一年節(jié)約的電量相當于整個“三峽電站”一年的發(fā)電量。

第三,要培育新的戰(zhàn)略產業(yè)、新的增長極,重點是做好“加減乘除”法。

做加法。就是要重點發(fā)展新能源及節(jié)能環(huán)保產業(yè)。已出臺“五縱五橫”的支持政策。哪“五縱”?第一是“金太陽工程”。現在我們生產了很多多晶硅,但95%以上出口了。污染留下了,好處讓給其他國家了。現在我們加大光伏產業(yè)發(fā)展、加快光伏電站建設的政策支持體系已經出臺,正在落實當中。第二是新能源汽車。已經開始推向市場,在13個城市試點。第三是可再生能源的建筑利用,推動建筑節(jié)能和綠色建筑。第四是風電規(guī)模化。必須是規(guī)模化的、技術進步指標符合要求的項目。第五是生物質能源發(fā)展。所謂“五橫”,即公共平臺建設、產業(yè)研發(fā)、產業(yè)化、試點推廣示范和用戶的消費獎勵,是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

做減法。就是淘汰落后產能。我們今年安排了380億元的資金用于節(jié)能減排,強化節(jié)能減排的力度,促進工業(yè)技術改造和產業(yè)升級。

做乘法。是指支持自主創(chuàng)新,應用風險投資機制。應用風險投資,放大對高新技術產業(yè)支持能力,支持高科技企業(yè)技術裂變。

做除法。主要是解決國有企業(yè)深化改革問題,分離企業(yè)辦社會,解決企業(yè)的“瘦身”問題。推進企業(yè)兼并重組,加快產業(yè)化集群,為國有企業(yè)競爭力的全面提升和現代企業(yè)制度建設提供政策支撐。

第四,完善并強化“三農”政策,為國民經濟穩(wěn)定增長提供基礎保障。“三農”問題是當前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問題,但“三農”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屬于三個不同性質的問題。“農業(yè)”就是國際概念的一般弱質產業(yè),不存在特殊化。我國的農業(yè)實力很強,單位產量全世界名列前茅。農業(yè)發(fā)展的關鍵是按WTO框架實施政策保護、利益保護,大力推進這一弱質產業(yè)的規(guī)模化、產業(yè)化。“農村”問題主要表現為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近年國家財政對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翻倍,增長非常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展迅速。“農民”問題則主要是權益保護問題,當前主要解決好土地權益的實現,保護農民利益。針對“三農”不同性質的問題,我們在財政政策設計上逐漸科學化、精細化,針對性越來越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