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農業專業導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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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物聯網;必要性;技能型人才

物聯網，顧名知義，就是物物相連的互聯網。它是通過射頻識別（RFID）、紅外感應器、無線傳感器網絡、全球定位系統、激光掃描器等信息傳感設備，按約定的協議，把任何物品與互聯網連接起來，進行信息交換和通訊，以實現智能化識別、定位、跟蹤、監控和管理的一種網絡。是繼計算機和互聯網之后的第三次信息產業的浪潮。面對物聯網技術的全面普及及上萬億規模的高科技市場，職業院校承接著技能型人才培養的社會職責，對物聯網應用技術人才的培養如何定位，如何培養，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社會背景和技術背景

物聯網是繼互聯網之后的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隨著在各行各業的落地，已經成為支撐眾多行業發展的主要力量。物聯網初期投入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的，集中在公共安全系統，智能交通、智能物流、市政管理等工程，每一個點無不可以搜索到物聯網技術的影子。尤其信息技術應用水平和管理水平，已經成為企業提高競爭力的手段。

技術上，物聯網是通過智能感應裝置，經過通信技術，進行信息的傳輸，到達指定的信息處理平臺或中心，從而實現物物、物人的信息傳遞，從而提升效率，保障安全，可以跨時間跨空間進行溯源、追蹤、定位、管理。

二、高職院校開設物聯網應用技術專業的必要性分析

從2009年8月7日，國務院總理在無錫視察時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了感知中國的戰略構想，表示要大力發展物聯網技術，繼而物聯網也成為我國十二五規劃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2013年2月，《國務院關于推進物聯網有序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正式出臺，標志著政策層面已經框定物聯網產業的發展藍圖。預計2015年將超過5000億元的規模，并會在短期內可能超過萬億規模，是一個航母級產業。

物聯網技術與應用的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是戰略的競爭。物聯網目前在我國還處于發展階段，從事該行業的人才還比較匱乏，僅在交通物流等領域，人才需求量就超過20萬，而且每年都在增長。做為基礎型的產業對人才的海量需求，這也為職業院校提出了緊迫的要求，有一定基礎、能力、條件的職業院校，應高度重視與加強物聯網應用技術專業人才的培訓與培養工作。

1.職業類院校學生的特點。職業類院校培養的學生主要從事安裝、調試、維護、生產、營銷和推廣等工作。而物聯網技術的發展與競爭，主要是人才的競爭。眾多本科類院校也在開設物聯網技術相關專業，但主要面對系統設計、系統分析和研究方面的研發工作，要求有深厚的理論基礎知識，并且具備專業覆蓋面廣的優勢，職業類院校學生勝任起來有些困難。縱觀物聯網的從業崗位，對于技術人員，尤其是建設調試、維修保養、技術服務、營銷推廣等工作，不需要非常深的理論知識，只需要掌握相關的操作規范與標準，具備最基礎的專業知識，具備相應崗位必備的技能技巧即可以，正符合職業院校學生基礎比較薄弱、學習主動性差、動手能力強、適合奔波式工作的職業特色，所以對于當前人才需求量大的物聯網技術相關行業，職業類院校開設上此專業正具備最基礎的條件。

2.各行業對物聯網專業人才的需求量大。“十二五”期間物聯網產業重點領域包括智能交通、智能電網、智能物流、智能工業、智能醫療、智能農業、公共安全、環境監控與災害預警、社會公共事業、金融與服務業、智能家居、智慧城市、國防與軍事等。

我國當前處理物聯網技術人才處理缺乏狀態，筆者隨意瀏覽了一個招聘網站，中華英才網上與物聯網相關的招聘信息有500余條，前程無憂網站上與物聯網技術相關的招聘信息達到1000余條，智能招聘網站上與物聯網技術相關的招聘崗位達到400余條，另經常有公司通過微信、QQ、網站平臺、私人聯系等方式在招聘技高能優的物聯網技術相關的專業人才。

據不完全統計，近幾年的幾大應用領域對人才的需求量，可能均會超過20萬以上，如智能交通、智能物流、智能電網、智能醫療、智能工業、智能農業、智慧生活等。

3.對物聯網應用技術關鍵領域展開教學與研究。RFID技術等短距離通信技術、傳感技術等關鍵技術，眾多理工類職業院校有著豐厚的基礎，承著物聯網技術的推廣與應用，職業類院校可以對這些核心的技術展開教學與研究，使得培養的人才在智能交通、智能物流、智能農業、智能工業等領域得到發揮。

4. 職業院校具備校企合作的基礎。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步伐一直沒有停息過，從項目教學法、學習德國職業教育模式、校企合作、微課教學、Mooc教學、混合式教學、頂崗實習等，究竟花落哪種模式，沒終極結論。實踐場地不斷翻新，合作企業不斷探索，新技術新技能不斷涌入，已經讓當前的眾多高職院校具備了充分的校內實訓基地，具備了校企合作的基礎。

在當前的基礎上，開發物聯網技術專業具備了良好的基礎。從教學方法上看，多年的探索與實踐已經積累了成熟適用的經驗，從硬件基礎上看，已經具備了搭建物聯網相關實訓室的基礎條件，從師資力量上看，已經擁有了開設此專業的技能與技術。院校與物聯網企業合作，搭建校企合作平臺，通過高校與企業聯合辦學，培養熟練掌握物聯網知識與技術的信息服務與技能應用型人才，合作育人，合作發展，達到人才培養的靈活性、開放性、深入性、針對性。

總之，在當前本科類院校開設物聯網應用技術專業的同時，各職業類院校也必須要迎頭趕上，以呼應本科類院校培養的研究型人才，牢牢把握住這一機遇。中高等職業類院校作為國家技能型人才培養的基礎，開辦此專業顯得尤其重要與必要，有處于當前物聯網應用技術發展的大好形勢 ，扭轉物聯網人才資源匱乏的局面，從而培養大批的具備物聯網技術能力、創新能力、良好的團隊合作精神的復合型人才，全國的職業類院校都以當前物聯網發展的大好背景為依托，積極開辦物聯網應用技術專業，探索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優質培養人才戰略。

由于我國物聯網專業教育于2010年才起步，對于很多院校開設此專業還處理猶豫與探索階段，如如何定位專業、課程設置？師資力量從何而來？實驗室不完善如何辦？學生的就業前景如何？等等諸多問題，這也一定程度上會制約著物聯網技術專業的設置與發展，所以研究物聯網應用技術專業教育的有效性及輸送人才的通道更顯得重要。

參考文獻：

[1]董榮勝. 計算機科學導論―思想與方法. 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 2007年8月.

[2] 彭力.基于案例的物聯網導論.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 2012年10月.

[3]陳國良.計算思維導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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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物聯網；現代農業；傳感；4G

中圖分類號：TP3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1302（2017）03-00-01

0 引 言

物聯網（The Internet of Things，IoT）即萬物互聯。據有關專家預計，未來互聯網有可能會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物聯網，其包含了計算機技術、傳感網技術、3G/4G無線通信技術、RFID射頻識別技術等，己逐漸滲透到各個領域，如現代農業、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中國是農業大國，如何讓農民使用先進的現代化高科技技術對農作物進行管理是擺在農民面前的一大難題，隨著國家對農業的大力發展和支持，未來農民對農作物的種植管理一定會擺脫現有的方式方法，使用先進的物聯網技術。本文從物聯網技術的角度出發，提出依靠物聯網技術對玫瑰種植基地的科學管理。

1 農業物聯網技術的特點

傳統農業完全依靠農民的經驗進行種植管理，無法檢測農作物的濕度、濕度、土壤水分濃度、CO2濃度。而物聯網技術的出現則徹底改變了靠天種植的概念，種植變得科學化、集約化、效率化。依靠網絡技術+傳感技術+視頻技術，農民或種植戶能根據手持終端隨時查看田間作物的生長情況。當土壤養分不足或缺少某種肥料時，系統會自動告知農戶該補充哪種物質；當濕度和溫度不利于作物生長時，系統會即時警示，同時作物的生長狀態也能被時時監測。原有靠感覺來種植的方法完全被棄用，信息化智能監控系統會幫助農民精準把關，保障大棚的科學管理。種植戶可以通過帶有4G功能的手機接入信息數據庫，根據專家（系統）開好的科學種田“處方”，用計算機對溫度、濕度、灌溉和施肥等進行合理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農業物聯網的出現對推動“互聯網+”背景下的農業與信息化全方位融合至關重要。為此，本文圍繞農業物聯網的技術實現、系統構建、智能農業關鍵技術以及感知技術、信息傳輸技術、信息處理技術等進行研究，并對相關技術實施面對的困難提出解決方案。

2 玫瑰種植基地物聯網技術應用詳細設計

2.1 智能玫瑰大棚的系統架構

智能玫瑰大棚系統架構如圖1所示。

該方案利用物聯網技術、感知技術和通信技術，將玫瑰大棚中的室內溫度、土壤溫度和濕度、CO2濃度、光照、露點溫度和葉面濕度等關鍵要素通過各傳感器不斷采集，將信息及時傳送到監控系統平臺，使種植戶通過電腦、手持終端和手機實時監測，遠程控制管理，提高玫瑰品質，增加種植效益和收益。同時把不同領域的農業專家整合起來，提高產品質量和管理效益，精確測量設施環境，利用實用、先進的技術手段幫助花農提高玫瑰產品質量，提高對病蟲害的監控水平、預測水平，并減少農藥使用量。建立科學、規范的生產環境數據庫，以幫助種植戶、專業生產企業、研究機構等單位強化管理手段。

2.2 系統總體設計

智能玫瑰大棚系統主要分為大棚現場、采集傳輸、業務平臺和終端展現4層架構。

玫瑰大棚現場主要負責大棚內部環境參數的采集和節點控制設備的運行，采集的數據包括土壤溫度、土壤水分、二氧化碳濃度、空氣濕度、空氣溫度及農業生產所需的光照等數據。

采集傳輸主要負責相關數據的采集，包括濕度、溫度、水氧分含量等數據和圖片視頻等。采集由終端探測儀和攝像頭組成，傳輸工作主要依靠ZigBee技術實現。

業務平臺主要負責數據的處理及反饋。業務平臺包括數據庫、前端和后臺，是數據的處理中心，可以實現業務流和數據流的收集、分析和決策。

終端展現主要負責向手持終端推送數據的結果以及實施意見。向種植戶提供有效的“處方”和決策意見。最終實現用戶的精準化管理。

3 智能玫瑰大棚系統的關鍵技術

3.1 基于ZigBee和4G網絡的連接問題

ZigBee是一種短距離無線通信協議，以其近距離、短時延、低功耗、低成本、低速率、高容量、高安全、免執照頻段等特點著稱。因此能實現與傳統網絡的有效結合，其強大的組網能力可以將數據快速傳輸到各個節點，適合傳感與控制。

3.2 基于ZigBee和4G網絡的數據融合問題

由于ZigBee工作在2.4 GHz頻段，傳輸數據的大小受到一定限制，有效速率達不到100 Kb/s，因此不適合傳輸大量數據，如圖片、視頻等信息。但傳輸溫度、濕度、土壤數據等監測值數據則完全沒有壓力。

3.3 手機客戶端訪問的速度、可靠性、界面友好性等問題

手機客戶端的可靠性、速度、界面易操作性等問題取決于手機連接網絡的速度，是否有4G網絡可用；系統設計是否簡單易操作，功能模塊不要太復雜，能即時獲取一些關鍵數據。

4 結 語

物聯網技術應用在農業領域可大大減少勞動成本，同時對規模化鮮花種植能實現集約化規模經營，集科研、生產、加工、銷售于一體，大大提高了農業的附加值。對于大數據的收集大有益處，是我國農業新技術革命的偉大工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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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顯性知識　隱性知識　高職　知識傳遞　模式

[作者簡介]張健(1955-)，男，山東郯城人，滁州職業技術學院職教研究所所長、滁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主編，教授，研究方向為高等職業教育及課程論。(安徽　滁州　239000)

[基金項目]本文系安徽省2010年度高等學校省級教學研究重點項目“高等職業教育課程改革與建設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101429，項目主持人：張健)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童編號]1004-3985(2012)08-0015-04

一、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命意與比較

顯性知識是指那些可系統歸納、清晰表達、易于交換，亦可格式化、規范化、系統化傳播的客觀知識；隱性知識，也稱緘默知識、難言知識等，是指那些因高度個性化、無序化、分散化而難以表述、記錄、存儲和傳播的主觀知識，主要以經驗、直覺、感覺和訣竅等內隱形式存在。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是兩類不同性質的知識，這種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如表所示)：

第一，從數量特征看，英國著名物理化學家、哲學家波蘭尼指出，“我們所認識的多于我們所能告訴的”。這個命題一是將知識分為已經認識能夠告訴的(顯性知識)和已經認識卻難以告訴的(隱性知識)，二是強調隱性知識在數量上大大多于顯性知識。如果“我們將人類知識看作大海中的一座冰山，顯性知識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隱性知識才是隱藏在水下的冰山的主體”。

第二，從形式特征看，顯性知識是可以編碼的、符號化的知識。正如石中英教授所說，“知識是人類認識的結晶，是認識主體對客觀對象的正確反映。知識是通過一定的語言符號和邏輯形式進行表述的經驗系統”。而隱性知識則是難以編碼、去符號化的，它是人類非語言智力活動的結晶，很難通過語言、文字或符號進行結構化并加以邏輯說明和論證的。

第三，從運用特點看，顯性知識是能夠明確、自覺地被認知運用的知識，因為它是由符號表征的確定化、格式化的東西，人們對它的運用是一種理性、自覺的運用。同時，顯性知識的傳遞是去情境化的、遵循學科式教學規律的。而隱性知識是屬于難以用白紙黑字固化、按邏輯規則編碼的高度個性化的程序性知識，是基于感覺、經驗的混沌、模糊的知識。它是一個“黑箱”，因而人們對它的運用和把握，往往是非自覺的“跟著感覺走”的一種經驗行為。同時，隱性知識的傳遞總是與特定情境聯系在一起，哈耶克認為，實踐知識總是“融于特定時間與地點”，與特定的情境相結合的，當一定的問題或任務情景出現時，附著于個體的隱性知識自然就會被喚醒，再現于人們的實踐活動中。

第四，從樣態特征看，顯性知識是規范的、系統的、穩定的、明確的，是客觀的、普適的、可靠的，既得到觀察和實驗證實，又得到嚴格的邏輯證明。如康德所言，是人主觀上確信，而又客觀上確實的東西。而隱性知識具有非語言性、去符號性、潛邏輯性甚至無意識性的特征，因而是零星的、不系統的、難以規范和不易把握的，是以經驗的形態和感性形式加以貯存，并在個人的實踐活動中得以表達和獲得。

第五，從表現形式看，顯性知識是有文字、符號、公式、圖表、原理等明確表征的知識，是由文字載體固化的、能夠“傳于異時、留于異地”的知識，具有很強的邏輯性、系統性和理論性。它“強調課程內容的理論化，學習方式的課堂化，學習結果的文憑化，學校制度的組織化”。而隱性知識則是以訣竅、經驗、感覺、個人特技等形式保存的知識，是一種內化的、囫圇性的整體性知識，不能被分拆，是以物我不分、主客一體的直覺經驗的整體形式投入到情境中的，具有涉身性、場域性和感悟性的特征。

第六，從傳遞特征看，顯性知識有穩定、明確的內涵，可通過傳統教學獲得，并且可以反復檢驗，容易儲存，便于傳遞。而隱性知識由于不穩定、難捉摸、背后的道理不明確，常常被表現為個人的訣竅和特技，因此不容易儲存、不容易傳遞傳授、不容易掌握和分享。

二、高職課程顯性與隱性知識傳遞的四種模式

根據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配伍和組合的不同方式，我們可以得到高職課程知識傳遞的四種模式：

(一)從顯性到顯性模式

從顯性到顯性模式基本上是學科式知識傳遞的產物，是一種經典的間接經驗獲取的路徑和模式。這種模式講究知識傳遞的系統性、邏輯性，偏重于知識概念、邏輯推理和理論掌握，把顯性知識當成知識的全部。如從斯賓塞開始，就將關注的焦點對準課程發展中什么樣的知識最有價值?答案是科學知識，由此確定了追求確定的、客觀的普適知識的路線。理性主義代表笛卡兒不僅倡導普遍、客觀、清晰、確定的理性主義知識觀，而且還為提高顯性知識學習效能設計了四種方法論規則。規則之一是只接受那些“清晰而顯然地”呈現于心靈面前而自明的真理；規則之二是將每一個困難之處“分成盡可能多的部分”以尋找更容易的解決辦法；規則之三是“以有序的風格思維”，像幾何學家一樣沿著“推理的長帶”逐步推進，從“最簡單和最易于理解的”出發過渡到更為復雜的原理；規則之四是復習前面所有的內容以“確信沒有遺漏任何東西”。清晰的定義、簡化的方法論、循序漸進的推進、全面的復習，可以說，笛卡兒為顯性知識學習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論，奠定了學科化課程學習的基礎。

(二)從顯性到隱性模式

知識傳遞由顯性轉為隱性，揭示了知識內化和升華的過程，也是知識應用與分享的過程。對于高職教育來說，由顯到隱的內化是知識和能力的建構過程，是教育對象在知識接受和能力習得中，與自身的經驗和實踐相互作用并加以整合的過程。這種內化整合遵循“同化”和“順應”兩種知識建構路徑，以皮亞杰的“圖式”理論、奧蘇伯爾的“先行組織者”以及維果茨基的“最近發展區”概念為抓手，力圖通過學習主體的“先在的經驗”熔鑄和同化“外在”的知識。經驗是知識的源泉，知識是經過理性建構的經驗。由顯到隱的知識和能力的內化，就是在學生先賦經驗(經由實踐而生成)基礎上的一種內生性增長或整合與重構。同時，這種隱性化還表現為邊學邊用或學以致用的能力內化過程。例如，我們學習汽車駕駛，要掌握規則、要領、技術等應知、應會的知識，但當我們學會了駕駛并成為老手，原先顯性的知識就會轉化為隱性的背景性知識，隱蔽在駕駛員熟練的開車技術中，隱性知識成為冥冥中起作用的看不見的手。

(三)從隱性到隱性模式

在農業社會和手工作坊年代，從隱性到隱性的知識傳遞模式是普遍存在的。這種知識傳遞模式，亦即師徒相授的“學徒制”模式，是一種經典的直接經驗獲取的通道和模式，“特別適合于以學習技能技巧為主的活動性較強的課程的教學”。面對難以用語言、文字等正規的形式加以傳遞的隱性知識，人們只好在

跟師學徒的過程中，將師傅的隱性知識轉變為學徒的隱性知識。換言之，那些家傳絕學、獨門絕技的東西，都是采用這種從隱到隱的知識傳遞方式加以傳承的。古代有一匠人與別人討論箍輪子的事，說如果我把外面的鐵圈做得過大，安上去就會掉下來，如果做得過小，就安不上去。怎樣做到適中呢?我只能“得之于心、應之于手”。顯然這位匠人箍輪依靠的是隱性的感覺經驗，他不可能用語言加以傳遞，如果有徒弟跟學，也只能是在觀察、模仿、揣摩之中進行學習。在我國傳統醫學中，那些出色的中醫大夫也都是通過這種模式培養出來的。中國的“名師出高徒”的老話，也印證了從隱到隱的知識傳遞模式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實效。

(四)從隱性到顯性模式

從隱到顯的知識傳遞模式是指知識的外化、利用、交流與共享，是一種策略建構的過程。高職學生形象思維占優，“場依存型”學習特點鮮明，屬于“感官-思考”型學習風格的人，更需要找到隱性知識顯性化的方法和策略，通常有比喻式、類比式、交往式等方法。比喻和類比都是事物的異類聯結，比喻是兩類事物一個相似點的單一的形象比較，類比是兩類事物多個相似點的系統比較。在兩類事物的比照中，必有一類是抽象的、不易理解的，具有隱性特征；另一類則是形象的、易于理解的，具有顯性特征。例如，可以把枯燥的公式與生動的形象結合起來，把深奧道理與熟悉的經驗類化起來，通過兩類事物的差異比較，彰顯抽象事物的本質特征、隱性內涵，使其顯性外化。“交往式是主體間以語言、符號為中介，通過對話而進行知識、情感、觀念、信息的交流，以形成相互理解和共識的行為。”德國學者卡西爾把語言視為一種用以交往、認識和固定意義的工具，并得出了“人是符號的動物”的結論。海德格爾則強調，語言是人存在的方式，是人的存在家園。所以，“使緘默知識顯性化是一種語言過程，也是一種符號化過程。”蘇格拉底的對話教學就是典型的由隱到顯的模式，即通過對話交流的“語言過程”，激發對方的思考，發現潛藏于自己心中的真理，使人的內隱思想外顯出來，得以澄明和揭示。蘇格拉底認為，“人的智慧善端內在于己，因此不必外爍，只需內求。他為學生提供課程就是設置問題情境，讓他們自由交談，刨根問底地追問，最后由學生自己頓悟”。

總之，撇除由顯到顯純粹的學科知識傳遞模式(雖然它對職業教育來說也是必要的、共享的)，我們可以得到三種基于行動體系的高職教育知識傳遞模式，如下圖所示。

三、高職課程對四種“致知”模式的應然選擇與顯性的“致知”性教育不同的是，高職教育是隱性的“致能“性教育。對學科教育而言，顯性知識是主導性的，隱性知識是支撐性的、伴生性的；而對于職業教育來說，隱性知識就是目標性的，顯性知識則是服務性的、從屬性的。姜大源先生認為，學科教育是基于知識存儲的課程，職業教育是基于知識應用的課程。學科教育主要指向知識構成要素，職業教育則主要指向工作過程要素。不同的知識性質和類別，應對應于不同的教育形態和類別，亦應選擇不同的知識傳遞模式。有學者指出：“當下職業教育課程許多問題，其癥結在于教育內容從學習者最困難地方――理論知識開始的，這與其說是課程的組織方式出了偏差，還不如說是課程開發者的思維方式出現錯誤。”所以，作為“能力本位”“職業先導”的高職教育，應該以隱性知識傳遞為主導和根本，以隱性知識傳遞作為邏輯起點，而輔之以顯性知識的傳遞。

(一)由隱到隱的傳統模式

職業教育的早期形態是學徒制，且有著悠久的歷史。我國的《周記?考工記》記載：“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鄭玄注：“父子世以相教。”在學徒制教育中，師傅一般不會講解概念、原理等顯性的理論知識，而是先從制作一些技能要求低的產品開始，逐步過渡到制作技能要求高的產品；徒弟則先觀察師傅是怎么做的，然后進行模仿，在制作過程中用心領會訣竅。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盡管古代學徒制已經瓦解湮滅，但其經驗學習、傳承的方式對現代職業教育仍有重要啟示。例如，它對技能教育中隱性經驗、技能傳遞規律的遵循；它的教育過程與工作過程同一的原則；它的學習內容與人的職業生涯發展的緊密結合以及按照任務復雜程度展開教學的邏輯秩序等。正因為如此。英國由傳統學徒制發展而來的“現代學徒制”迄今仍然很有市場，教育部也正在江西新余開展現代學徒制試點工作。這說明由隱到隱的傳統職教模式，在新的社會歷史背景下仍有開發利用的前景和價值。

(二)由隱到顯的主導模式

由隱到顯是高職教育的主導和理想模式。如果說“從隱到隱”意味著經驗的形成，那么“由隱到顯”則意味著策略的建構。高職教育不能停留在由隱到隱的傳統教學模式層面，讓寶貴的隱性知識資源、經驗財富在朦朧、混沌中沉睡，而應激活它、喚醒它，盡可能地將其外化為顯性知識加以傳遞。這樣才能更有利于學生的接受把握，提高知識傳遞的效率和質量。正如姜大源先生所指出的，“從隱性到顯性的模式強調的是不同類型的知識間的轉化。在這種使隱性知識顯性化的過程中，依附于個體而存在的個性化知識和實踐技能被深刻地概括和清晰地表達……意味著隱性形式的知識向顯性形式知識的升華”。所謂“熟能生巧”，熟是經驗，巧是策略，但“巧”是不可言說的隱性知識，倘若我們能將“巧”中蘊涵的東西提煉出來、總結出來，上升到顯性層面，將轉化為最有價值的知識和智慧。由隱到顯的知識傳遞，一要善于把工作過程轉化為學習過程。隱性知識是以行動為導向的知識，是關于“如何做”的知識，因此要善于將之與工作過程結合起來，讓學生在“做”“實踐”“行動”的過程中，直接領會知識，理解消化知識，體驗深化知識。這樣所獲得的知識就是真正“躬行”而后“絕知”的知識，而不是“紙上得來終覺淺”的抽象的符碼。二要創設真實的情境。隱性知識是與情境緊密聯系、相互作用的知識，真實的情境能夠誘發學生真實的感受，當一定的問題或任務情景出現時，附著于個體的隱性知識自然就會被喚醒，這樣隱性的經驗就被激活而顯性化或亞顯性化了。三要善用交流、討論、對話的方法。石中英教授指出，一個從來沒有說出自己獨到見解的人是很難有創造性可言的。交流對話的過程不僅是學生對自己隱性知識再強化的過程，也給其他學生一個交流學習的機會。經驗知識在頭腦中是氣體，說出來就變成了液體，寫出來就成了固體。采用小組討論交流，讓學生談心得、體會、經驗、方法，使隱性知識彰顯出來、流動起來、碰撞起來，就能“相擊而發靈光、相蕩乃成漣漪”，達到相互啟發、彼此給予、共同擁有、全員造就的知識傳遞目的。

(三)由顯到顯的必要模式

由顯到顯的知識傳遞模式是學科教育的傳統模式，但高職教育也并不排斥這種模式，而是通用和共享的。第一，學科課程的設置需要顯性的知識傳遞模式。現行高職課程通常是由基礎文化課(以夯實基礎為目的)、專業發展課(以專業培養為核心)、實踐技能課(以技能訓練為重點)、選修拓展課(以提高素質為關鍵)等組成的。在這一課程結構中，基礎文化課和選修拓展課基

本上都是以顯性知識傳遞為主的，因而顯性模式必不可少。如果我們打破了這種模式，而又不能找到更好的整合知識的邏輯紐帶，知識傳遞就會陷入混亂、無序、低效的狀態之中。第二，高職教育的高等性要求掌握“必需、夠用”的顯性知識。理論知識的功能是理解實踐，如果完全排斥理論知識的學習，會阻礙學生在一般的、抽象的層面理解任務，從而不利于實踐能力的形成和遷移。再者，物質的機械設備是技術知識的凝結和物化，如果不掌握一定的技術理論知識，了解機器的原理、性能和工藝程序，給技術規則以理論上的說明、解釋和指導，光有操作技能，沒有智力技能，那絕不是一個合格的高技能人才。第三，人文素養的生成需要顯性知識奠基。紀寶成先生曾指出：“教育從來不只是知識和技能的問題，而是關系到人的精神格局，素質是知識、能力和社會責任感的統一。”人并非單向度的簡單和扁平，人的本質就在于它是精神的存在物，精神建構是教育的絕對使命。所以，高職教育絕不能僅僅關注功利性的職業目標，還必須“謀個性之發展”，關注人的一生發展，重視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形而下”和“形而上”構成的張力，為學生的精神建構和終生幸福奠基。這些都需要顯性知識的建構來賦予學生高尚的道德、完美的人格以及生活的智慧。值得贅言的是，對高職教育來說，顯性模式雖然是必要的，但卻是次要的和從屬的模式，處于補充的、輔助的地位。無視這一點，就會迷失職業教育的方向和特質。

(四)由顯到隱的生成模式

由顯到隱是職業教育的內化生成模式，“強調個體對于新知識的內化以及在此基礎上實現的對自身隱性知識系統的拓展、延伸和重構”。這種知識的轉化和隱型，標志著顯態的知識向人的內在心靈轉移，有形的理論向無形的思想、智慧轉換，外顯的操作向內隱的技能轉向，沒有這樣的內化生成，知識就永遠只能是外在于人的玄虛符號，而不能成為“靈魂的糧食”和“人類精神的陽光”。實現知識的內化生成的邏輯路徑有：第一，重視理解的生成建構。理解是認知活動的基礎，是人類致知的工具。它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理解通過知識建構了人與世界的意義關系，形成人自身的知識和生活智慧的基礎。正如金生鉉先生指出：“不論哪種類型的知識，只有經過理解，才能與人建構意義關系，與世界建立應用關系。”它是自我生命的存在狀態向心靈內部展開和演講的過程。離開了理解，知識就無法內化生成、建構意義，人就無家可歸。第二，重視經驗的緘默支撐。經驗是生活的經歷和體驗，是知識的源泉。“生活表達在經驗中”，人的任何知識的掌握都是寓于經驗之內的，都是憑借經驗的聯結而找到知識的“寓所”。任何學習如果沒有經過學生經驗所統整、所應用，其所獲得的知識，就是食而不化的知識，就是沒有被學生真正理解、無法轉變為行動智慧的“無根”的知識。第三，重視實踐教學的價值。以往的實踐教學目的在于加深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理解與應用，實踐教學是依附于課堂教學的，是課堂教學的延伸和補充。高職實踐教學則是自主型的，要求理論教學要圍著實踐教學轉，為實踐教學服務。這不僅是為了體現顯性知識的價值，克服顯性知識與實踐的分離，而且是為了應用顯性知識，使顯性知識在應用中向內在的實踐智慧轉變。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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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姜大源.職業教育學研究新論[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7：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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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高職院校；學生；創業素質；培養

中圖分類號：G7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0-0319-02

教育從重知識到重能力再到重素質是教育接近其本質的觀念性改變。標志著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的一大轉變和飛躍。在人的全面素質中，不僅具有思想品德素質、基礎文化素質、職業技術素質，更要有創業素質。高職學生創業素質就是其就業、創業的基礎，培養高職學生的創業素質就是要求學生樹立創業意識、養成創業精神、健全創業心理、培養創業能力。而高職學生創業素質的培養是一項涉及全社會系統而復雜的工程，必須建立科學有序的培養途徑，高職院校要改革人才培養模式，構建和完善創業素質培養的課程體系和教學模式，引導高職學生提高創業心理素質。同時，社會要為高職學生創設良好的創業素質培養環境，構建全方位的高職學生創業素質培養教育體系。

一、創業及高職院校學生創業素質的內涵

關于創業的定義很多，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定義為：“創立基業”。在《現代漢語成語辭典》中，對“業”有多種解釋：學業；業務、工作；專業、就業；家業、事業等等。可見“業”的內涵極為豐富。從性質上看，可以是學業、專業、業務，也可以是家業、祖業、產業、事業；從類別上看，有“三百六十行”的各種職業；從范圍上看，有個人的事業、家業，有集體的產業、事業，有工業、農業、服務業等各項社會事業。因此，盡管“創業”的內涵極其豐富，但對“業”的范圍沒有作特殊的要求。也就是說，各種門類、各種職業都可以在最廣泛的、最一般的意義上普遍的使用“業”這個概念。

當前，我國學術界對于“創業素質”的研究比較多，但對于“創業素質”的定義眾說紛紜。筆者綜合各類研究，認為由蔣建榮，詹啟生在《大學生生涯規劃導論》中提出的：“創業素質是指在人的心理素質和社會文化素質基礎上，在環境和教育影響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社會實踐活動中全面地較穩定地表現出來并發生作用的身心組織要素結構及其技術水平。”這一定義較具代表性。國外研究機構認為：創業是極具挑戰性的社會活動，是對創業者自身智慧、能力、氣魄、膽識的全方位考驗。筆者認為高職院校學生未來要實現成功的創業，必須要具備包括創業意識、創業精神、創業心理和創業能力四個方面的基本素質。

高職院校學生創業素質的培養是以充分挖掘高職學生的內在潛能，培養學生的就業、創業素質為目的。在高職院校就是要培養學生具有較強的創業意識、創業品格和創業精神，要求學生在學習和掌握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和現代文化知識的基礎上，具備較強思想品德素質、職業技術素質和身體素質，尤其是綜合性素質和能力，形成較為完整和系統的創業基本素質。

二、高職院校學生創業素質培養的途徑和方法

1.積極推動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提升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的水平

長期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尤其是高職教育比較注重對學生傳授文化基礎知識、專業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訓練，忽視了學生對社會環境主動適應和對未來職業的創造性發展問題，較少注重培養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的問題。因此，高職院校必須要轉變觀念，積極推動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提升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的水平。例如筆者所在的永州職業技術學院，在護理專業人才培養中，探索出“一個平臺，三個方向，二個系列，三個循環”的“1323”人才培養模式，把培養學生的職業技能和提高學生的就業、創業能力放在突出位置，加強實踐性教學環節，培養了大批高素質、高技能護理應用型人才；畜牧獸醫專業的“111”人才培養模式，通過校內專業基礎知識學習、實習農場單項技能訓練和校外實習基地綜合技能實訓三個培養階段，強化了對學生的職業素質和就業、創業能力的培養，提高了學生的綜合素質。醫學檢驗技術專業的“學院與附屬醫院+鄉鎮醫院”人才培養模式，通過改革教學方法和手段，系統設計課程內容，融“教、學、做”為一體，強化學生的職業能力培養，實現了學生就業的“零距離”；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的“五雙并舉、四位一體”模式；機械工程、機電一體化和藥學專業的“訂單培養”模式等，提升高職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就業能力和創業能力，培養學生的創業意識、創業精神和創業品質，鼓勵學生積極主動就業、大膽地創業，為社會經濟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2.創新教育模式，在教育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的創業素質

首先，高職教育要改革傳統的人才培養模式。筆者所在的永州職業技術學院，大力改革傳統的教學模式，實現理論教學與技能培訓的有機融合，培養學生的創業素質。例如，在“三一班”的教學過程中，把實踐環節貫穿于整個教學過程，按照“認知實習―專題實踐―畢業、就業實習”的教學模式，2011年3～5月，機電技術系與“三一”重工合作成立“三一班”52名學生，分赴全國10多個大中城市，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市場調查、促銷活動，開展畢業、就業綜合實習。這種具有挑戰性的實踐教學活動，采用“任務教學”的模式，把課堂教學完全搬進市場、搬進社會，使學生真正成為學習、就業和創業的主體，實現了理論知識與社會實踐的完美結合，為學生提供了獨立思考的空間和創新性工作的舞臺，增強了學生創造性地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其次，加強校企合作。例如筆者所在的永州職業技術學院，近年來加強了與楊凌本香集團、湖南恒惠集團、湖南熙可食品公司、天龍米業、金浩茶油等涉農企業的深度合作，簽訂訂單培養協議，開辦了“恒惠班”、“煙村班”等，企業派出專業人員到學校授課，學生到企業頂崗實踐，在企業專業人員的帶領下，一邊勞動一邊學習實踐技能，在教中做、做中學，邊學習，邊生產、邊提高，有力地支持企業的發展，同時也為學生順利就業搭建了重要的平臺，培養了學生的創業素質。第四，以科技創新帶動創業教育。筆者所在的永州職業技術學院立足生豬產業協同創新示范平臺，邀請相關職業院校、企業行業和科研院所組建職業教育科研聯盟，共同研究現代安全生豬產業養殖的新方法、新技術，提高生豬產業的價值，打破畜牧獸醫專業與生豬養殖企業對接和深度融合的瓶頸，革新了職業院校傳統的科研模式，并用以指導創業教育實踐，使創業教育研究的成果真正成為推動學生創業素質培養的思想源泉。

3.構建和完善創業素質培養的課程體系和教學模式

高職院校要開設創業素質教育課程。高職院校要在人才培養的整個過程中貫穿創業意識和創業精神教育。教育教學活動要以培養學生就業、創業的基本素質、基本能力和基本品質為目標。為此，首先，要改革課程教學體系。筆者所在的永州職業技術學院，所開設的“新五豐訂單班”在課程教學體系中，實施“2+1”教學模式：第一二學年為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教育階段，學生主要在校內進行公共基礎課、職業技術課和基本技能學習與訓練。第三學年為職業技能實訓教育階段，學生主要在新五豐公司完成生產實訓和畢業設計，獲得較強的動手能力和較快的崗位上手能力，也是學生的“試就業”階段。湖南新五豐公司全程介入畜牧獸醫專業訂單班的人才培養方案制定和教學全過程，教學過程實現工學交替、教學做一體、崗證課融合，提升學生的創業素質。第二，要按照創業過程開設相應課程，不斷創新人才培養模式。例如筆者所在的永州職業技術學院，為助推農業科技創新發展，一是創新了“教師、學生、農場、企業”四方聯動的人才培養新模式；二是構建了“崗證課”融合的課程新體系；三是形成了“循環輪崗、階梯實訓”的實踐教學體系；四是建立了教師“雙向兼職、專兼結合”，學生“雙重身份、做學結合”，基地“雙重功能、產學結合”，教學“雙項融合、研學結合”的教學模式。在教學中滲透創業理念，灌輸創業思想，培養學生創業素質。

4.建立創業實踐基地，加強學生創業素質培養

實踐出真知，高職院校必須以實踐教學和創業實踐基地的培訓作為培養學生創業意識和創業能力，全面提升學生就業、創業素質的重要載體。首先，高職院校要通過建立穩定的校內實習實訓基地、校辦企業、“訂單教學”、校企合作、校外實習基地等一批融教學、育人、生產、實習、就業、創業于一體的學生實習、就業和創業實踐基地，按照各專業門類教學計劃的安排，有目的、有計劃地組織學生到基地參加單項實習、專題實習、綜合頂崗實踐、畢業實習和就業、創業實踐，在實踐中鍛煉和提高其觀察力、思維力、想象力和動手操作能力，在實踐中全面提升高職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就業能力和創業能力，培養學生的就業、創業素質。其次，高職院校要根據各專業教學計劃的安排，組織開展多種形式的就業、創業實踐活動。在活動中可聘請實踐基地工程技術人員或杰出校友擔任學生就業、創業實踐活動的指導教師，通過現場參觀、現身說教、講座等方式，直接指導學生開展就業、創業活動，拓展高職學生實習、社會實踐和就業、創業實踐活動的時間和空間。第三，社會要為高職學生創設良好的創業素質培養環境，制定一系列有利于高職院校學生就業、創業素質培養的政策措施，激勵和鼓勵學生參加就業、創業實踐活動，增強學生的就業、創業能力，在實踐活動中培養學生的創業素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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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專業教育；創新創業教育；有機融合

一、專業教育與創新創業教育有機融合的發展現狀

專業教育是指通過學校專門培養，使學生能夠獲得專業的理論知識和實踐技能的教育。在教育的過程中，學生的自身素質、學習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創新創業教育旨在培養學生的創新理念、創新思維和創業技能，通過專門教育，使學生掌握的創業基本知識，具備創業的基本能力。兩種教育并不是相互獨立進行的，而是相互促進的。“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鼓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新創業”。這就要求高職院校積極探索推動專業教育與創新創業教育相融合的人才培養模式，培養高端技能型的創新創業人才。目前各高職院校的創新創業教育主要在“第一課堂”，面向全體學生在人才培養方案中設置創業基本知識的必修課和選修課，“第二課堂”活動只是納入了學分管理，學生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學分轉換。包頭職業技術學院電子創新工作室自2009年創立以來，一直致力于專業教育與創新創業教育融合的探索。作為創新創業教育的“第二課堂”，積極以社團活動為項目載體，分專業類、興趣類、實戰類等組建創新創業型小組，結合專業教育，定期開展創新研發、眾創空間等活動，培養和指導學院相關專業學生參加各類技能大賽與創新創業大賽。學生在實踐活動中能夠學到專業知識的同時，又將專業知識進行大膽的創新試驗、創業嘗試，從而提升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提高了學生的創新創業能力。

二、專業教育與創新創業教育有機融合亟待解決的問題分析

（一）專業教育與創新創業教育融合存在不緊密、不銜接的現象

各高職院校均按照教育部要求將創新創業教育列入人才培養方案中，但只停留在創業基礎課上，并沒有實現與專業教育的有效銜接和融合。目前，各高職院校創新創業課程教育的課程體系中，絕大多數是帶有“創新創業”標簽性質的課程，如《大學生創新創業基礎》《創造性思維與創新方法》《大學生創業導論》等。而將創新創業教育的觸角從普通的社會創新創業教育延伸至與專業教育有機結合的課程卻很少，依托專業課開展的創新創業教育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間。作為高端技能型人才的大學生創業，應該是有創新的創業，應該是站在所學專業領域的最高端、最前沿，走學術創業或專業創業的創新創業道路，以區別于社會上一般的創業模式，彰顯大學生創業的特色與活力，若無法對自身所學理論有持續性研究，就會使得學生創業就業發展領域較窄，不利于產學研轉化。具體表現在學生申報項目與所學專業嚴重脫節。據調研發現，我院電氣類專業學生往往習慣從餐飲行業入手進行創業項目的研究，忽略了專業與創業項目的有機結合，缺失了核心競爭力。所以說，扎實開展專業教育過程中有效融入創新創業教育，加強學生創新創業能力訓練，實現創新創業課程體系建設與專業教育的有機融合，才是創新創業教育教學改革的唯一出路。

（二）專業教育中缺乏具有創新創業教育知識和專業實踐經驗的復合型教師

目前，高職院校的專業教育基本都是有專業背景的教師來教授，很多專業課教師認為培養掌握專業知識和技能水平的人才即達到了教學目標，學生的創新創業教育與專業關系不大，主要是創新創業課老師，或是學工部、團委等部門的主要職責，這無形中人為地割裂了專業教育與創新創業教育的內在聯系。創新創業教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集合了經濟學、教育學、法學、哲學等多種學科，甚至包括專業知識也涵蓋其中。而高職院校的創新創業教育的教師大都是來自于教授經濟、管理類學科的教師，對專業教育的內容了解甚少，尤其是以理工類為主的職業院校。這就導致了授課內容變得單一，教師對創新教育課程的教學內容無法進行深度挖掘與反思，僅僅是創業基礎知識的灌輸。創新創業教育不僅包括理論知識的講授，還包括創業實踐的鍛煉。雖然部分高職院校也聘任了部分企業人員作為創新創業教育的兼職教師，但是這些外聘教師參與高校的創新創業教育僅僅局限于開展講座和比賽指導，對于學生培養創新創業能力缺乏持續性。所以說加強具有創業教育理論知識又具有專業教育實踐經驗的復合型教師隊伍建設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專業教育與創新創業教育的融合

缺少“第二課堂”“第三課堂”的實踐平臺實現專業教育與創新創業教育真正意義的融合，不僅局限在“第一課堂”中，“第二課堂、“第三課堂”的育人效果也是不容忽視的。“第二課堂”即創業實踐平臺的建設。目前，高職院校創新創業基礎設施和平臺不完備，創新創業師生工作室、模擬公司等實踐場地數量少，無法滿足學生參與創新創業活動的興趣和程度，學生在“第一課堂”專業教育的理論知識無法轉化到具體的實踐中。“第三課堂”即社會平臺。“校企合作、產教融合”是高職教育的基本要求，而高職院校建立的校企互動激勵機制對學生的就業問題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但在學生的創新創業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學生在實習中往往只是勞動力的輸出者，無法對專業拓展方向和創新創業方向進行梳理，無法獲取體現專業背景、符合市場需求的創業理念，對企業的流程規范、管理制度及企業文化感悟更是無法習得。所以說“第二課堂”“第三課堂”無法真正有效運行，學生在專業和創新創業方面的能力遞進、資源共享、多維聯動都無法發揮出來。

三、專業與創新創業有機融合的教育資源的建立與完善

（一）開展前沿微講座

專業教育中不僅要學生掌握多方位的專業知識和技術能力，最前沿的專業發展形勢也是架起專業與創新創業的重要橋梁。各專業通過定期開展專業方向的前沿微講座，并納入課程學分。讓學生通過對學科前沿知識的了解、雙創理念的更新，可自主進行創新實驗，完成創意作品等，并將科研成果有效服務于社會。電子創新工作室在課下針對學生的專業開設不同類型的前沿微講座，使學生的專業知識不斷升級。如針對電氣系專業開設的《機器人創意設計與前沿科技》《信息化技術與物聯網應用》等前沿微講座，對學生把專業知識進行創業轉化起到了助力作用。

（二）科研成果進課堂

產教研的融合也是專業教育與創新創業的教育有機融合的教學方式。積極鼓勵教師將科研項目、技術成果、學術成果帶入課堂，帶動學生廣泛開展討論式、啟發式、研究式的教學，激發學生創新創業靈感。課程的考核方式也趨向于能力和成果考核，真正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電子創新工作室的教師在專業課的教授中，將自己的立項課題《維修電工職業技能培訓設備資源的設計制作研究》帶到了課堂，學生通過低壓電器展柜里的設備進行認知，對電工職業資格有了直觀的印象，有效地促進了產學研的融合。

（三）教學與比賽互融

鼓勵學生結合自己專業技術知識參與到“挑戰杯”“創青春”“互聯網＋”等各類技能大賽、創新創業大賽中。首先，對新入學的學生進行專業教育的同時，指導其結合專業進行實用性研究，鼓勵學生結合所學專業知識撰寫論文、開發專利，夯實學生創新創業發展的基礎。其次，創業通過各類競賽、活動等形式，篩選出具有發展前景的學生項目，之后將這些項目運行到創客空間等機構進行孵化。最后，將成熟的項目推向社會。在整個過程中，學生創新創業與專業實現了一次大融合。電子創新工作室的教師指導電氣系學生在發表了《基于物聯網的精準配方施肥的應用發展》論文，之后將論文內容進行深化，以《水肥一體化自動節水灌溉系統》項目參加自治區的“互聯網+”大賽，獲得銅獎。現已在獲獎項目基礎上建立了提供精準農業大數據技術和智慧農田灌溉技術的服務機構。

四、實現專業教育與創新創業教育有機融合的有效路徑

（一）構建專業教育與創新創業教育相融合的課程體系

借鑒“專業群”建設的方式，跨專業建設創新創業教育教學資源庫。各專業可根據自身專業特點與需求，創建適合于專業或專業群的創新創業教育課程，并納入課程體系之中。例如：機電、機械等專業群的教育目的是積極鼓勵培養學生創新思維，結合專業知識培育創新成果，促進成果轉化，所以在創建創新創業教育課程時，應設置知識產權保護、成果風險防控等實務類課程；而文秘、管理等專業群的教育目的是培養學生的創新和管理能力，所以在創建創新創業教育課程時，應設置設立公司企業、金融稅務等相關法律法規等實務類課程。積極推動校內系部之間的創新創業課程互選、學分互認工作，從而達到課程體系實現“專業共建、資源共享、課程互選”。

（二）加強專業教育與創新創業教育師資隊伍建設

聯合企業專業技術支持，與校外合作開展創業教育培訓，構建專業課教師、創新創業課教師和企業指導教師協同聯動的師資隊伍，校內教師與校外教師交叉教學，形成多渠道、分層級的教學模式。形成“專業導師+創業導師+企業導師”三位一體的結構合理、相對穩定的指導師資團隊，更好地將專業教育與雙創有機融合。校友創業的優秀經驗具有強大的示范作用，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的思想與行為，建立校友企業創業導師制度也是加強師資隊伍建設的重要方面。電子創新工作室對畢業且創業的學生進行建檔立卡，形成數據庫平臺，并對這些依托專業，進行創業的數據進行分析、研究，將其創業優秀經驗進行資源整合和分享。校友以自己的創業經驗和人生感悟來感染學生，以自身的專業技術和創業精神讓學生得以敬佩，無形中對專業與創新創業融合教育進行了深化，實現校友的反哺作用。

（三）積極搭建“第二課堂”“第三課堂”的實踐平臺

篇6

關鍵詞：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終身教育思潮；定位與發展契機

收稿日期：2007―10―25

作者簡介：吳遵民（1952―），男，上海人，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教育原理，教育政策、終身社區教育

張媛（1983―），女，河北人，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原理，終身、社區教育。

一、導論

1981年1月，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于〈高等教育自學考試試行辦法〉的報告》，由此，在社會民眾的迫切需要及強烈的期待中，高等教育自學考試――這一具有中國本土獨創性特征的教育制度正式出臺。借助自身具有的開放性、靈活性、自主性與權威性的種種特點，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在其發展的二十五年間，已為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輸送了一批批的優秀專業人才，同時其也為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及進一步健全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經驗基礎和豐富的資源。據統計，截止2003年，全國參加過自學考試人數達4200萬人，在籍考生超過2500萬人，全國每35個人中就有1人參加過自學考試，每年參考人數超過1000萬人，本專科畢業總人數達520萬人。與此同時，國家亦一如既往地對自考制度在新形勢下所發揮的作用寄予了高度期望，如周濟部長在2002年全國考委第三屆專業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指出，“自學考試要積極發展，規范管理，開拓創新，真正在我們新的歷史條件下，為了完成新時期、新階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歷史任務，做出我們的貢獻”。

然而，在進入新的世紀以后，尤其是在近年的發展中，我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亦逐漸面臨著一系列的新問題和新挑戰。如非學歷教育相對于學歷教育增長快速；各類在職人員已取代高考落榜生而日益成為自學考試考生的構成主體；報考專科層次的考生比例下降而考本科考生的比例不斷上升等。由此，面對各種接連出現的挑戰與問題，高教自考本身的制度缺陷及弊端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趨凸現，如服務體系的松散，專業設置和課程安排的保守單一，教材組織的特色匱乏，評價系統的僵硬固定，以及自考制度“重考試、輕育人”的管理形式等問題已越來越引起人們對于自考真正“功效”的質疑，而自考25年來的優勢地位也一度因受到來自其他教育形式的壓力與沖擊而發生動搖。不僅如此，處在21世紀這樣一個由高科技水平、知識信息創新主宰社會經濟發展乃至促進國家強盛的時代，各類教育及其人才培養模式都迫切需要進行創新和變革。尤其是在當今終身教育、學習社會理念廣為流行、并備受國內社會關注的時期，如何使自學考試制度能真正納入終身教育體系，并成為我國發展終身教育的一條重要途徑，則是自學考試又一輪發展的全新課題。

二、對我國自考性質和功能定位的思考

1.自考性質的定位――回歸教育屬性

要使自考適應新的形勢發展，對自考的性質和功能進行重新定位，則十分必要。對于自考的性質，1988年國務院頒布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暫行條例》第二條曾對此做過如下闡述，“本條例所稱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是對自學者進行以學歷考試為主的高等教育國家考試，是個人自學、社會助學和國家考試相結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作為由國家統一組織、規范執行且對合格者最終授予國家學歷的特殊教育制度，其對那些向往接受高等教育、但又因各種原因無法直接進入大學課堂的人來說，無疑打開了一條通往高等教育的通道。然而，隨著報考人數的急增和高等自學考試吸引力的不斷升溫，人們越來越多地將注意力集中在“學歷考試”的形式而非對“教育制度”改革與創新的關注上。由此，對自考內涵的誤解亦造成了實施過程中諸多“失范”行為的出現。這些問題不僅涉及自考者自身，如只記不思、只學不做、忽略體驗、臨場突擊等，同時也關乎到自考助學機構，如重應考技巧、輕素質提高、重及格率、輕培養人、重經濟創收、輕教養提高過程等，更甚而還對這一國家制度本身提出了質疑，如開考課程陳舊、命題方式呆板劃一等。而上述這些問題都直接影響了自學考試在我國高等教育體制中的正確價值取向及定位。

在此，筆者以為，自學考試制度絕非人們在狹隘視野下所持的“為考而考”、“為考促學”、“為考而教”的認識，如何重正自考制度“教育性”的特點，并以此為核心重建自考制度的目標定位，應該成為當前首先需要研究的課題之一。

誠然，“自學考試”實施的是我國具有獨創性的“寬進嚴出”的教育制度，其教育屬性可以透過“目標明確”、“要素完整”、“過程規范”、“理念現代”等過程層面得以體現；或也可以通過對自學考試“制度化的教育形態”、“學校與社會相結合的教育形態”、“信息社會的教育形態”等三種不同劃分獲得闡釋，但筆者始終認為，教育的最終目的或歸宿乃是在于生命成長中的人；換言之，培養具有一定教養水平及可塑性能力的人才，應是教育的根本屬性。而這一屬性也應在自考制度中得以體現并煥發活力。簡言之，自考教育亦應關注個體的生命過程、生命成長及生命體驗。

事實上，在自考《條例》中亦明確地規定了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任務，即“通過國家考試促進廣泛的個人自學和社會助學活動，推進在職專業教育和大學后繼續教育，造就和選拔德才兼備的專門人才，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學文化素質，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但問題是人們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考”字上，相對更重要也是更艱難的“育”字問題，就少有關心了。處在一個終身教育的時代，學習者的主體地位無疑不可忽視，在漫長的求學過程中，知識的掌握、技能的獲得、證書的認可固然重要，但考生學習方法、策略的提高，學習態度、科學精神乃至個性品格的養成則更是促進人才培養的重要方面。換言之，教育的真正意義不在于獲得一張張高學歷的文憑或資格證書，而是文憑背后有智慧、有情感、有能力的新人。如何解決“智”與“德”二者缺一不可的難題，不僅一般學校需要認真思考，在自考領域也同樣是涉及自考性質定位的關鍵之所在。

2.自考功能的定位――重視階段性發展特征

我們在研究了自考的目標性質定位后，還需研究它的功能定位。就自考最初產生及形成階段的功能而言，其主要是在于適應當時“青年要上學、干部要文憑、國家要人才”的特殊社會背景，當時的功能定位亦符合于廣大干部和青年對高等教育強烈的需求。不僅如此，專業的開設也多為與專科、本科相銜接的基礎課，其中最熱門的專業是為黨政干部打基礎的社科及中文類課程。在社會助學剛剛起步的階段，上述學科較易通過，學歷證書也較易獲得。因此，該階段的自學考主要發揮的是“補償”教育的功能。

進入90年代以后，隨著應考對象的變化及社會經濟發展對于應用性人才的需求，自考的專業結構亦有所調整。1996年全國考委在其制定的《自學考試改革與發展規范（1996-2000）》中要求，“實行公共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專業課模塊式結構，專業基礎課在本專業類或相近專業類互通。在總體上保持與普通高等學校相同學歷層次的要求相一致，同時，要有自學考試的特色。”不僅如此，由于高校的普遍參與，及全日制助學組織、系統教學授課的出現，使得社會助學主體及自考助學方式也日趨多樣，加之自學考試開始承擔民辦高等學校學生的學歷文憑考試、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注冊視聽生”試點的全國統一考試，以及非學歷性專業證書考試等任務，自考對象與內容進入了擴大與深化發展的階段，繼續教育的功能亦漸趨顯著。

在進入新世紀以來，自考呈現的世紀交替及時展的新趨向，更使自考顯示了多元與多樣的豐富功能：各種非學歷證書教育、職業技能教育、農村自學考試教育的發展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對于自考生學習過程的關注、社會化學習服務體系的建立，亦都反映了自考重心向著“人”及“人性”轉移的發展趨勢。尤其是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要完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和構建終身教育體系的構想，這就使得自考的功能定位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一言以蔽之，自考如何充分整合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及非正式教育的形式與內容，如何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終身學習的需求，以及又如何為實現終身教育對公民學習權保障的重要目標，這些都應成為自考功能定位的新的“閃光點”。

三、終身教育理念――我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發展的新契機

終身教育思想在我國的發展已經歷了十幾年的時間，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首次確立了終身教育在我國的法律地位，該法明確指出，國家要“推進教育改革，促進各級各類教育協調發展，建立和完善終身教育體系”。1998年國務院通過的《面向二十一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又進一步提出，到2010年要“基本建立起終身學習體系，為國家知識創新體系以及現代化建設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和知識貢獻”。2002年黨召開的“十六大”再次把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形成學習化社會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

相對于已經制度化并受到立法保障的學校教育而言，終身教育更加關注的是學校以外的，涉及家庭、社區、休閑乃至文化娛樂等領域的具有教育意義的活動。換言之，終身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即是要把那些尚未被認可或受到輕視的，但對人卻具有重要發展與促進作用的，各種學校以外的非正規教育活動予以“統合”并“制度化”。其目的是把包括學校在內的各種教育資源融合為有機的整體，并著眼于使其圍繞人一生的發展。而自學考試正具有這樣的功能，它呈現的是非正規和非正式的形態特征，并由學習者自主、自由地進行學習方式的選擇，但通過國家的“資格”認可，它卻又被“制度化”了的教育體制授予正規的學歷文憑。這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它猶如一個“萬能接口”，很簡單并輕而易舉地把終身教育理念所要實現的目標理想――即使正規的學校教育與非正規和非正式的學校外教育有機地銜接和“統合”起來，最終創建一種超越傳統學校教育模式的，為培養創新型人才作貢獻的、圍繞人一生發展的現代國民教育新體系。

面對新形勢和新挑戰，尤其是處在一個終身教育的時代，我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將如何通過內部改革，而能有進一步的深入發展？對此，廣大學者曾基于不同立場紛紛表達各自觀點，在吸收借鑒的基礎上，筆者著眼于學習者學習權保障及主體性發展來進一步深入挖掘，竊以為可以通過三種突破與轉化來實現這一目標。

1.以人為本、實現由學歷型考試制度向生命教育模式的轉化

作為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學考試絕不僅僅只是一種考試形式，更重要地應體現為一種教育制度。尤其是在終身教育的背景之下，只有緊緊圍繞人的終身發展，并以終身學習觀取代單一狹隘的考試學歷觀，這才能營造出一個“時時可學、處處有學、人人能學”的學習社會氛圍；而唯有如此，也才能真正實現以人為本、以教育為本、以每個人終身發展的需求為本的理想社會。

近年來，教育理論界關于生命教育的討論十分熱烈。何謂生命教育？“簡單地說就是培育人生命的教育。它基于人的生命，通過人的生命，促進生命的發展，提升生命的質量。生命是教育之本，是教育的內核，是教育安身立命的依據。教育的神圣和崇高，就在于它和生命聯系在一起。教育只有從生命出發，用知識孕育生命、潤澤生命，才能達于自身。”上述學者的論點從某一個側面揭示了教育的本質，即教育之所以重要和必需，是因為人類自身所具有的未完成性；而更為重要的是，為開發人類生命持續發展的潛能，就必須要實施和諧、協調和均衡的教育。此時，對于教育而言，其作用更突出地表現在“保證人人享有他們為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和盡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運而需要的思想、判斷、感情和想像方面的自由。”而就我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改革而言，也應順應這一潮流的發展，即自考應著眼于為人的生命活動服務，培養個體完善的人格，促使教育真正融于人的生活，從而使人從各種功利性的驅動中解放出來。

2.拓展自考領域，實現由城市向農村發展的轉化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農村、農業問題一直是關系我國經濟發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問題。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從我國國情出發，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局出發，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但新農村如何建設？重要的一環無疑是農民素質的提高，這是直接關系新農村建設的速度和質量的大局問題。由于一個人的素質高低與否是與受教育的程度成正比的，因此農民受教育的問題亦開始受到黨和政府的極大重視。

關于農村兒童的義務教育問題，國家已經加大了力度給予了保障，如“兩免一補”政策的實施已為許多貧困兒童提供了接受基礎教育的機會。但農村中的另外兩個教育領域，即職業和成人教育領域卻一直舉步維艱、發展坎坷。這不僅使得農村中仍然存在著相當數量的知識性文盲和功能性文盲，而且許多來自農村的青年考入普通高校畢業后一般不再回到農村，這就使農村人才大量外流，新農村建設的形勢無疑更加嚴峻。因此如何把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引入農村，以為廣大“留守”農民，尤其是青壯年農民擺脫因受教育程度的低下而導致文化教養和技能水平無法提升的難題，應該是一條極好的途徑。

當然，為了適應農民既有的知識結構、調動農民學習的積極性并激發他們的學習熱情，自學考試需要進行全方位的調整，以能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如在專業設置、課程內容上，不僅要涉及知識的人文性，更要兼顧知識的應用性，尤其是需要加強農村特色產業所需技能的培養。又如對于課程的命題考察，也需結合實際，強化實踐技能的考核，以使農民真正感到學以致用。在組織管理方面，也應切實堅持自考工作的服務性宗旨，以方便農民考生在報名、購買教輔資料，及組織專業助學輔導方面的便利為原則。在這一方面，江蘇省自1999年開始的農村自學考試實驗區試點的經驗可供我們借鑒和參考。

3.注重優勢互補，實現教育資源由封閉向整合的轉化

誠如以上所述，終身教育既包括正規的，又包括非正規與非正式的教育形態，其所涉及的領域也大凡包含家庭、學校、社會等各種教育因素。為了保證人在其一生中的任何時間、任何場所都有從事自主學習的可能，這就需要動員整個社會資源參與到終身教育活動之中。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作為一種高度開放、靈活自主的教育制度，其已充分體現了終身教育的原則與特征。尤其是隨著自考制度自身的不斷改革和完善，其已有效地承擔起推動我國終身教育從理論向實踐的有效轉化。

面對普通高等院校、成人教育學校、網絡學院等多種高等教育形態，自學考試如要形成自身特色并進一步確立優勢，就必須揚長避短，并與其他高等教育資源進行適度的“良性互動”。如作為主考院校的普通高校常常擁有雄厚的師資力量和豐富的管理經驗，對之進行合理適度的利用則可確保自考教育在制度管理、知識傳授、評價考核、助學過程中科學性和有效性的真正落實。又如，作為知識信息時代的產物，現代遠程教育的辦學模式，也可為自考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新的參照系。利用現代遠程技術而發展起來的網絡教育，在招生、學籍管理和教學活動（如過程考核的介入、網絡多媒體的聲像并茂和圖文結合）等方面為自考生如何順利渡過漫長而艱難的自學過程并保持學習興趣亦可提供實踐的基礎。

不僅如此，社會中的其他教育資源也可以有針對性地為自學考試提供良性互動的環境，如社區中的企事業單位可聯合自考委對職工進行資格評定；社區內的學校和社區圖書館可為自考生開辟自考專區，不僅可以提供專業輔導教材，也可為自考生彼此進行經驗交流和學習討論提供平臺；社區教育委員會、社區活動中心等社區組織也可在社區內加大對于自學考試的宣傳力度，快速傳遞有關自考的報名事項和相關助學信息、組織自考咨詢活動并適時邀請專家進行講座等。

總之，經過25年的磨煉和發展，如今的自學考試制度已經成為我國高等教育體制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憑借著自身的獨特優勢和開放的制度不僅為更廣泛的社會民眾、尤其是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群體提供了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條件和機會，與此同時，它也為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現今，在國家全面奔向小康社會并著力構建終身教育體系的新時期，如何造就大批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具有完善人格的高素質人才，已成為擺在自學考試發展面前的新要求和新任務，使命尚未完成，努力仍需持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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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馮建軍.生命與教育［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170.

篇7

一般認為，法學是研究法律現象或法律問題的學問或理論知識體系．【1】所謂價值，一般是指客體滿足主體需要的積極意義或客體的有用性．【2】價值標準亦即價值判斷標準，是指用于評判、衡量客體是否能夠滿足主體需要以及在何種程度上滿足主體需要的判斷標準。學說對法學的分類多種多樣，其中一種重要和極有意義的分類是關于理論法學和應用法學的分類。

法學有沒有價值呢？在這個問題上基本不存在什么異議。應用法學的價值直接體現在人們社會生活和法制實踐中，而理論法學高屋建瓴的指導作用和潛移默化的基礎性作用也是不可否認的。

法學有沒有一個價值標準，即對法學理論研究活動及其結論或成果的評價有沒有一個統一的或者一般的標準呢？對于應用法學，人們在司法實踐活動中可以獲得一個較為直觀的價值判斷，爭議不大。而理論法學一般很抽象，它與具體的社會實踐有一定的距離，在一些本源性的問題上不同的學說各持己見，加以學者們的主觀性表達，很難有一個大家一致認可的有普遍說服力的標準。尤其是在一個主張價值多元化的時代，學說紛紜,流派蕪雜,甚至有人認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標準”,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斷、自己的觀點，只要“言之有理”，都是可以接受的。誠然，“存在”即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人總是社會的人，也是歷史的人；人的思想、觀點，人們的學說、理論，也只能是社會的、歷史的。它們屬于精神的范疇，但卻是奠基于物質世界之上的。物質世界的客觀性、規律性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完全是主觀的，因而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判斷標準是存在的。法學領域也不例外。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應當用什么樣的標準來判斷一種法學理論或者法制理論的價值。

二.理論的尷尬

我國素來有追求學術和研究理論的傳統。近世以來，一直到當下，“理論”被置于崇高的地位，從上到下，各行各業，各色的人們都要以“偉大的理論”為行動的指南，“自覺接受理論的指導”。這樣的理論在時下大多數人們眼里實際上沒有什么價值，只不過是在需要表現或表態時引用一下。

這里我們所指的當然不是那些作為政治統治的符號、旗幟或者工具的“理論”。但是，真正意義上的作為學術的理論，即對客觀世界和社會歷史的經驗的、理性的認識的理論和學說仍然遭遇了尷尬的境地。工具主義、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或者某種意義上具有這些色彩的思潮已經在很大范圍內占據了主流，人們重“實際”而輕理論的傾向廣泛存在。法學理論同樣面臨人們不同程度的冷漠和輕視。而在學術界，這個問題并沒有得到足夠的注意。不少人或是自甘于像蜘蛛一樣吐著自己的絲編著自己的網，只把理論研究當做自己修為的途徑；或是自以為身負“指導實踐、服務現實”的使命，緊跟形勢，兢兢業業的為現實政治作著注解和宣傳；或是在創新熱情的驅動下新益求新，不斷引進和創造著時髦的概念和術語，新之又新，玄之又玄，不僅令外行望而卻步——甚至是“未望”就已經止步，而且使我們這些初入門者也云山霧水，不知所向。

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理論，或者說，對法學理論應當堅持什么樣的價值評判標準，就值得我們去思考和探討了。

三.繞不過的一道坎

無論承認與否，當我們去評論一種理論學說的時候，總會有一道繞不過的坎。必須承認，理論與實踐，理論與現實的矛盾是不可回避的。在當前的主流話語中，“實踐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唯一標準”。誠然，實際當中有很多對所謂實踐標準的片面化、教條化和庸俗化的理解，但是，真正的實踐標準是有極高的含金量的，它不是絕對真理卻最具有真理性。現在，一種所謂的先驗的或超驗的價值標準基本上沒有什么說服力了，而另一種堅持完全的基于人的理性的觀點也是值得懷疑的。因為人以及人的成長、認識積累原本就是一個客觀的實在或過程，人的理性也不可能是空穴來風，而是以客觀現實為土壤的。主觀的價值標準因人而異，因事而異，但從歷史的社會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客觀的標準不僅存在，而且在形形的主觀標準中鮮明地、實在地存在著。唯物辯證法“實踐——認識——實踐”的規律決定，任何一種認識、理論和學說，只能放在實踐中、放在客觀現實的語境中去檢驗、評價。

我在這里所理解的實踐，在廣義上不僅包括人們的物質性活動，還應該涵蓋人們精神、思想領域的創造。在科技飛速發展、知識經濟日新月異的當代，人們物質性的活動和精神性活動日益交融，緊密結合，而后者的重要性日益凸現，因此這種理解是必要的。

我在這里所理解的現實，也不僅僅局限于孤立的當下，而是包括過去以來的傳統、積淀以及他們對當下的影響，包括未來在當下社會里的投影，即當下社會中已經出現的趨勢和走向。它是現在與實在的統一。【3】

在這兩個基礎上，我認為下面這種觀點是極端正確和精當的。即：“衡量一種法制理論的價值如何，主要的一個標準是看它對法制實踐是否發生作用、發生什么樣的作用；衡量一種法制實踐科學已否，主要一個標準是看它能否自覺接受理論指導、接受什么樣的理論指導。”【4】這種觀點認為，“我們不是實用主義者，不排除研究一些與法制之間無直接關系的問題的必要性，這種研究有助于擴大法制理論的研究領域、提高法制理論研究水平，因而也有助于使法制理論更好的指導法制實踐；但就法制理論研究的全局或總體來說，我們主張應盡量圍繞法制實踐問題進行。我們也不是教條主義者，不否認法制實踐的許多步驟可以超出既有的理論范圍，沒有這種超出范圍，就沒有法制的發展，因而也沒有法制理論的發展；單就法制實踐的整體來說，應在科學的法制理論指導下進行。”【5】

這段話從對應的兩方面闡述了法制實踐與理論的關系。眾所周知，法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社會學科。應用法學是要直接應用于現實生活、在實踐中具體操作的，而理論法學的價值和生命力也系于現實和實踐之上。無此，它不僅不能指導應用法學的良性發展，不能促進它們作用的發揮，而且它在廣義上的基礎性作用也無從發揮。人類社會千百年來發展的最終選擇證明，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全面發展，必須仰賴于法治這一條件。而法學理論學說則是法治大廈的基礎性材料，或者說是法治生態環境的基礎性要素。它如果遠離了大廈的建設實踐，或者說脫離了生態環境的實際運行，就無從發揮其基礎性作用，它自身也無從進一步發展。

以上是說法學要對實踐發揮作用，它才可能是有價值的。但這還遠遠不夠，還要看它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在實踐和現實這個平面上，我們有必要找到幾個具體可行的標準。

四.平面上的三個坐標

實踐標準是一個宏觀、概括的標準，缺乏對其全面、具體、準確地把握，則在實踐中往往會猶如盲人摸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被幻覺誤導，看見水中的影子就以為發現了真理本身。

有學者認為，法理學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三個方面，即啟蒙、科學和應用。“法理學研究最深層的目的，最深遠的影響就是思想啟蒙。突破傳統的困擾，掙脫偏見的束縛，是法理學創造性思維方式最集中的表現”；“科學是法理學內在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法理學社會功能的力量源泉。啟蒙是面向社會大眾的實踐，而科學則是法理學家修煉自身的艱苦研究”；“應用既是對一種理論科學與否的檢驗，又是這種理論的延伸。就一個完整的研究過程而言，應用是這個過程的制度性結果，是思想啟蒙運動的制度保障”。【6】在實踐標準這個平面上，我認為還應有以下這三個方面的考量．

（一），啟蒙

首先，就人文性價值取向而言，判斷一種法學理論價值的第一個標準就是，看這種理論是否堅持了進步的價值取向并對社會和人們起到啟蒙、教化作用，從而成為法律現實的思想先導和大眾法律意識的培育者和引導者。

法學理論的啟蒙作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往往不盡一致。在社會變革劇烈的時期，它早先往往在各種桎梏、偏見的夾縫中傳播，逐漸醞釀著變革的氣氛，后來最終發出時代的呼聲，成為變革實踐的旗幟和號角。而在社會發展較為平穩的時期，理論的呼聲不是那么響亮，但它們承接大變革時期的余音，把各種進步的思潮和社會理念如春風化雨般在最廣泛的群體中進行著潛移默化的傳播。潤物細無聲，但卻給鮮活發展的法制實踐以最基礎最厚實的支持。比如我們當下法律話語中對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討論，對私法自治、罪刑法定、程序正義等理念的闡述，都在不同程度上改變著人們的觀念，啟迪這人們的思考，從而推動著法制實踐的進步。

此外，法學理論的啟蒙作用對不同的社會主體又呈現出差異性，因而其外在形式也有不同。對法律專業學生、法律和法學工作者，即時下人們倡導的法律共同體而言，它要培養他們對人類生存狀態和世俗生活的人文關懷，培養他們對人類社會法律生活的哲學態度，塑造他們的法學世界觀，開闊視野，提升境界，同時也訓練其法律思維方式和能力。總而言之它要能夠提供鮮活的思想并指導、促進人們進行積極的思考。這樣的理論學說一般要嚴謹、深刻得多，甚至是深奧艱澀，表現得很學術，很高遠。但同時也應看到，理論不僅僅是理論者的理論，也不僅僅是理論應用者的理論，它也需要為一般大眾所了解、認知，從而實現大眾的啟蒙，奠定法律信仰的基礎。因此有必要為社會大眾提供一些生動鮮活、通俗易懂的理論形式。法理學不能因為高深艱澀甚至是玄之又玄的面孔疏遠了一般民眾，而應該表現出必要的親和來。比如面向廣泛大眾的法學或法律論壇，普及化的法學隨筆等形式。法律是一門專業知識，法學的專門化和法律的職業化同大眾啟蒙意義上所需要的大眾化、通俗化是不矛盾的，后者實際上可以為前者提供更為深厚的基礎。

還要強調的一點是，法治有三個要素：有法，法為善法，善法得到普遍的遵守。法學理論堅持進步的價值取向是保證法為善法的前提。除了緊隨時代的進步潮流外，一些永恒的價值是法學理論必須恪守的。

從這個標準來看，古典自然法學派表現得最為突出。盡管有人批評他們以非歷史的簡單程式和任意的假設為特點，但是他們“通過無視歷史的并將注意力集中在努力發現一種理想的法律和正義制度的方面，完成了一項重要的使命，其意義大大超過了僅研究法制史的學者所作的工作。經過幾代思想家的集體努力，古典自然法哲學家顯然為建構現代西方文明的法律大廈奠定了基石。”【7】西方啟蒙運動時期以來的古典自然法學派的法學家們的著述，不僅在西方的大變革時期起到了開啟民智、解放思想的歷史作用，奠定了西方社會法治信仰的厚實土壤，而且以后一直在不同程度上起著作用。雖然到十九世紀以后古典自然法學派在西方走向了衰落，但它對廣大正處于專制黑幕籠罩下的人們來說，仍無疑是黑夜里的明星，二戰以后自然法學派的復興，也證明了它的價值。它在整個世界走向法治文明的道路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這個學派的經典作家的著述，至今仍深深地感動著我們的心靈。

（二），科學

其次，就科學性價值取向而言，判斷一種法學理論價值的第二個標準就是看這種理論是否堅持了獨立的學術品格和科學的態度，是否揭示了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各種法律現象的內涵和本質，從而發現法的一般規律和基本精神，為現實提供方法啟示和實踐指導。

對人文學科尤其是法學的科學性和科學化，學說界存在著各種反思和質疑。誠然，法學不同于自然科學，應當承認法學和法學方法的多元性。法學研究不可能完全揭示法律現象的本質和法的一般規律，法學研究不能為規律所仆役，不能把因果律作為全能的定式到處套用。“法律的發展既是一個物質運動的過程，又是一個精神運動的過程。法律發展的規律性并不排斥人的精神活動的創造性。”【8】而要充分發揮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但是，我們一般所說的“人文科學”意義上的“科學”概念不同于嚴格意義上的自然科學中的“科學”概念，而已經是引申意義上的科學了。實際上，人文學科正是從自然科學那里獲得了許多啟示，特別是借鑒了其科學方法，才得到了更大的發展的，法學也不外乎此。法學理論要去揭示法律現象的本質和規律，要建立體系化的理論模式和規范化的研究方法，不能不注意科學性的要求。

每一種學說和理論不可能是完全的真理，也不可能是完全的謬誤，它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真理性的成分。盡管學說要多元化，但一種有價值的理論和學說，即使不能完全達到，至少也要盡可能地接近客觀真理，才可能為法制實踐提供盡可能有益的方法啟示和指導。法學的科學性要求法學研究堅持獨立的學術品格，堅持科學、客觀的態度。學術是社會的良知，以法律為基礎的社會機制是現代社會良性運轉的基礎要素之一，因此法學——法律的學術就不能僅從研究者的偏好出發，不能只為某一種利益服務，更不能屈服于各種權威或權勢，尤其不能喪失立場，無原則地看風向，跟形勢，致力于做政治解說和政治宣傳，成為政治的附庸。這是科學性的最基本立足點。

（三），應用

再者，從功利性價值取向來說，判斷一種法學理論價值的第三個標準是，看這種理論學說是否產生于實踐的需要并能夠應用到現實法制實踐中或者對法制實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個標準是一般人們最為看重的，也是往往學術界容易忽視的。從廣義上講，法學理論在啟蒙和方法啟示上的作用也可以算是應用，但顯然這里所指的主要是在具體法制實踐中的直接應用和操作。

說這種理論要產生于現實的需要，對應本文前述的對“現實”、“實踐”的理解，就是說這種理論要給當下社會的基本情況以足夠的關切，符合實現時代的根本要求，并且注意到現實的復雜性，它包括歷史以來至不久以前形成的傳統和積淀，包括未來的趨勢的可能走向。（比如目前中國法制的主要現實就是：它受幾千年來農業社會、儒家思想和封建專制遺傳的影響，特別的受上個世紀民主革命以來一系列輕視法或者把法當作工具的實踐的頑固的影響，法制基礎薄弱，法治環境惡劣。雖然這一二十年來在一個薄弱的基礎上屢有突破、不斷發展，初步建立起一個基本完備、能夠有效運轉的法制體系，但距離法治要求還很遠——基本上我們是法治不發達國家，可能正走向發展中國家。目前其基本明確的走向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法治社會，它在發展過程中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法治模式的影響。）另外，理論要從現實制度的構建、實際運行以及其效用發揮等實踐要求著眼，盡可能進行一些實證的、有針對性的研究，盡可能提供一些實際的、可操作的方案。當然，這里關注的還不能忽視各個領域、各個范圍內的富有創造力的精神、理念創造和構想，它們也是我想強調的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

法學理論的應用在法制實踐中的宏觀方面主要體現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等的制度構建和改革中，即動態的法制體系當中。而這一體現在立法中最為明顯。立法是整個法制存在與發展的前提，立法活動是一項極富開創性和智慧性的活動，它本身就往往可能包含某些理論創造的成分。因而立法活動接受理論的指導尤為重要，對立法問題作專門研究也就極有價值。在微觀方面，法學理論應用價值主要體現在其與各部門法相關聯的部分，甚至主要是表現為各部門法學或應用法學中的法理部分。這就要求法理學的專門研究對部門法學給以必要的關注，尤其要跟蹤它們的發展新動向、新突破，這樣才能保持理論的活力，不至于變得陳腐、滯后或僵化。“在歷史上，大凡含有一定科學合理成分，在一定的國家和地區能盛行一時的法律學說和觀點，都是參與和總結并指導了一個時代或一個國家的法律實踐的學問。古代羅馬法律制度和法律學說之所以發達，除了具備商品經濟和古希臘哲學等條件外，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羅馬法學家富于務實的精神。”【9】

以上三個標準中，科學和應用之間的聯系要更為密切一些。就提供方法啟示和實踐指導以及在應用方面的價值而言，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表現得很突出。與古典自然法學派不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不從“非歷史的簡單程式和任意的假設”出發，不喜歡進行價值分析，而是把眼界轉向現實的法學現象，側重實在法，重視現實中實實在在的規則和命令，主張從邏輯角度分析法律的概念、原則、術語及法律規范體系，提倡把法學研究限定在分析的“既定事實”的范圍內。盡管這個學派也有不少缺點，比如過于強調形式邏輯和規范分析，忽視社會制度的演進過程，對習慣法也缺乏應有的注意，但是比起它以前的任何一種法律學說來，因為它是實證的，它是坦白的，它注重對實在制度進行科學規范的剖析，它更多地發現了法律制度的現實性，更好地為現實的法律提供了規范性的方法啟示和實踐工具，因而它更符合科學性要求。在西方社會基本走完革命和變革的大時代，資本主義取得統治地位，社會的主要矛盾變化了，新的理論需求使這個學派顯示了其對現實的巨大力量，逐漸取代了古典自然法學派的地位。

另外同樣注重實證的還有社會法學派，不過它所關注的不是國家制定的實在法規則，而是把法看成一種社會現象，將目光投向法的實際存在形態，主要研究影響法的制定和實施的社會方面的因素，力求從活的社會中去發現“真實的法”。社會法學派還反對以往過于重視個人權利、個人利益而忽視社會利益、公共利益的做法，強調法的社會利益和法的社會化，引起了一場法律社會化的運動，對當代法治的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社會法學派不僅有一套完整的分析方法體系，而且其分析方法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可操作性，因而其對法制實踐的方法啟示功能和應用性也就很強一些。

五．結語新晨

本文中的“法學理論”、“法理學”、“法制理論”等用語，嚴格說它們的含義是有很大區別的。但在本文的語境中，它們主要是指法學中傾向于理論方面的內容，因此沒有作出嚴格區分。

本文認為對法學價值進行評判的一個根本標準是“實踐標準”，即看其是否對法制實踐起作用以及起什么樣的作用。具體而言又有三個方面的考量，即啟蒙、科學和應用。這三個方面不是截然分開的，在對某些法學理論進行評價時也不是都必不可少的，而應當是根據其側重有所選擇。

這里還要回應本文第二部分中提到的法學研究中的三種情況。固然，進行理論研究要有扎實的內功，要坐得住冷板凳，但這不是說應該獨守象牙塔，遠離實踐，把理論研究當做自娛自樂的藝術；固然，必要的服務意識不可少，但不是服務于狹隘、片面的“實踐”，更不是可以放棄學術獨立而淪為御用工具；固然，理論重在創新，它有必要適當超前于實踐，但新瓶裝舊藥不是創造，不切實際一味求新求異也不是值得提倡。關于學者“入世”“出世”的問題，我認為在保守獨立精神（哪怕只是內心的）的基礎上，入世的態度要比出世更為可取。中國歷史上不乏留給后人不少文學、藝術方面的精神遺產的隱士，然而同那些充滿現實關懷、積極投身歷史實踐的學者相比，他們要遜色得多。后者不僅也創造精神財富，而且他們的務實和實踐精神還直接推動了歷史前進的步伐。

中國當代的法學研究者、學習者，在這個變革的時代，關注現實，尤其是中國的現實，積極參與法制實踐，是最為迫切需要的。

參考書目：

1．《法理學》，張文顯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2．《法理學》，葛洪義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3．《法理學論從》第一卷

4．《探索與對話：法理學導論》，葛洪義，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版

5．《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博登海默著，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6．《法邊馀墨》，賀衛方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