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的意義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小農經濟的意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縣域經濟；經濟發展；農產品加工業

1、加快產業結構升級

    目前我國農業還處于比較落后的階段，雖然和改革開放之前相比我國的農村經濟已經有了不小的發展，但是與我國迅猛發展的城市經濟一比還是相形見絀。目前發達國家的農業生產，往往已經實現了機械化，農產品的加工和銷售以及出口，也形成了規模化，而我國大部分地方的農業還是小農經濟，大量的農產品生產出來，也是以極低的價格進行銷售，難以發揮自身因為規模小而具有的靈活優勢，造成了農民的貧困。基于上述現象，我認為，我國農業中生產的農產品，除了少量自給自足之外，其余的大部分，必須通過產業升級之后規模化的渠道來進行加工和銷售。以陜西省為例：在農業產業升級之后，以前的諸如宜川、永壽、富縣等十個比較落后的貧困縣，逐步形成了規模化的農產品加工業鏈，大大提升了農產品的附加值。比如其中清澗縣就針對特產“紅棗、粉條、石材”，打造了以紅棗為主體，同時兼具了石材粉條加工業輔助的農產品加工格局，而這樣的發展格局到最后，必須會由簡單的小農經濟發展到成規模化的農業與工業結合，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帶領農民脫貧致富。

2、加大金融支持，減輕資金壓力

    縣域經濟的發展中，有一個比較大的難點，就是資金困難。因為農業不上規模，所以很難獲得銀行貸款，而農產品加工業又是一個需要資金支持的產業。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現象，我認為主要原因是我國的銀行對于貸款的態度還是比較傳統的，無論金融產品，還是我國金融產品對農業經濟的支持度和規模，都已經不能滿足目前日益發展的縣域經濟的要求。而針對資金難，我覺得應當從兩個方面解決：第一是開源節流，應當將有限的資金，用在刀刃上面，根據是現在中央已經推出的“多予、少取，放活”，在財政和金融貸款方面，盡量給予農產品以更多資金的支持，比如說低息長期的貸款；第二則是理順企業內部的財務管理狀況，由于管理不善，很多企業都容易出現呆壞賬，造成大量資金的浪費，如果企業財務管理的模式能更加科學的話，完全可以將這部分資金充分的利用起來。以美國為例，美國的農產品加工業，都含有極高的附加值，而美國政府每年對于農民的支持補貼，也能使農民的生活水平，達到不遜于城市居民的水平。而目前我國的某些地區也開始重視農產品加工業的資金投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比如沈陽市2009年前三個季度，縣域經濟生產總值達到了1319億元，增長率24.1%，占全市42%的比例，而地區一市三縣的這個比例也達到了38%，沈陽市縣域經濟的成功，說明了擴大縣域經濟的金融貸款支持力度，確實是可行之策。

3、發展職業教育，緩解人才短缺

人才短缺同樣是現在縣域經濟發展中的困境，但人才和資金不一樣，資金可以通過國家財政的控制流向縣域經濟，人才卻更加自由，一個地區必須有足夠的吸引力，才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才。由于縣域經濟本身的局限，對于人才的吸引力度確實不如沿海，而農產品加工業更是往往依托于本地特色，所以針對第二點人才難，經過認真的思考之后，我總結了兩個解決的辦法：首先是引進人才要舍得本錢，只要看準了某個人才確實對本地經濟的發展有幫助的話，就算要花費比較大的代價，也最好能將其留下來；其次則是要不遺余力的培養人才，雖然本地很難招收到太多來自外地的優秀人才，但這并不說，本地人才就不可用，鑒于本地人才對于本地情況的了解，如能善加利用，也是經濟發展的巨大助力。而針對這樣的預備人才，則要不遺余力的進行培養，培養當地人才最好的方式，就是縣政府能專門劃撥一部分資金，來對縣里的教育進行系統化的提升，一個地方的教育得到了發展的話，毫無疑問人才也將更加充裕。在這個問題上，我以陜縣省洛南縣為例：按照“招生——培養——安置”的基本方針，洛南縣培養了一大批服務于縣域經濟發展的人才，而通過“教學——生產——經營——實習——服務”的步驟，又大大提升了本土人才的工作能力，不僅解決了很多年輕人的工作問題，還為縣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不竭動力，同時學校不斷完善自身的教學工作，針對縣域經濟不同的發展階段，還可以逐步深入，形成一種本地職業教育與縣域經濟發展，尤其是缺乏人才資源的農產品加工業的雙贏局面。

4、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縣域經濟中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是一條優選且可行的發展之路，要讓農產品加工產業具體到發展縣域經濟的策略中，就是必須加快產業升級，同時克服資金難和人才難等問題。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相信只要縣域經濟能真正快速發展的話，農民們的生活水平必然會得到本質的提升，而這也將是考驗一個縣級地方政府是否勤政愛民的重要體現。

參考文獻:

篇2

一、農用機械發展現狀

近幾年農用工程機械快速發展，中小型企業競相涌人，目前國內有一定生產規模的廠家超過200家，年銷量超過3.5萬～4萬臺，也標志著農用工程機械市場開始步人快速發展期。農用工程機械在農村的經濟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受市場接受能力的限制和價格激烈競爭的影響，生產農用工程機械的無論是民營小企業，還是實力雄厚的大企業，首先考慮的是控制產品制造成本，第二才是產品的性能和質量。因此，農用工程機械產品的設計、制造標準遠遠低于工程機械的制造生產標準。

1、多數制造商技術和制造水平薄弱

當前，農用工程機械制造商多數是農機企業和民營小企業，無論是技術水平、管理水平，還是制造水平均較弱，多數民營企業加工設備少，生產條件比較差，生產規模小。生產的產品品種少、質量差、壽命短，難于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由于農用工程機械巨大的市場潛力，也吸引了一些實力雄厚的企業加入，如一拖、山東重友、時風等較大的企業，生產的品種多、規模大，競爭能力強，為農用工程機械發展和提高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

2、產品質量差

無論是民營小企業，還是實力雄厚的大企業，制造農用工程機械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大同小異。為了降低成本，工作裝置、吊臂、車架等重要結構件多數采用普通材料，制作結構件常用的數控切割、壓、彎、折和焊接機器人等大型設備液壓系統和傳動系統的配套件選擇也受到整機成本的限制，不可能選擇工程機械專用配套件。液壓系統的配套件主要有：液壓泵、換向閥組、液壓缸、濾油器和液壓膠管等。經過這幾年的發展，國內出現專門生產農用工程機械液壓配套件的廠家。生產形成一定的規模，質量在不斷提高，但這些配套件的質量和性能遠低于工程機械專用配套件，只能說是基本滿足現階段農民用戶對這類工程機械產品要求不高的狀況。這也是導致農用工程機械質量差、壽命短的主要原因。

傳動系統配套件主要有柴油機、行走變速箱、前橋、后橋、傳動軸、車輪、轉向器等。這些配套件采用成熟汽車部件，價格低，通用性好，工作可靠，保證了行走系統安全可靠，基本上可以滿足農用工程機械的使用要求。

3、產品高度同質

農用工程機械并不是一個成熟的市場，產品相互仿照、高度同質化，企業間的競爭加劇，導致產品銷售價格競爭尤為激烈。多數農用工程機械制造商無論是技術、生產能力還是市場營銷能力，均比較弱，價格競爭是這些企業最容易做到也最容易見效的手段，除此很難開展其它形式的競爭。另外，農村用戶習慣在購買成本上能省則省，對產品的要求非常低，能使用就可以；加上產品技術含量較低，維修人員、配件和維修技術比較容易從社會上獲取等原因，客觀環境也促使企業參與低價格競爭。

二、發展趨勢

雖然目前農用工程機械產品水平普通不高，但經過幾年的發展，農用工程機械正朝著“由低向高、由粗到精”的和多元化、系列化方向發展，從最初只考慮工作動作、粗制濫造，發展到今天即注重性能又注重外觀造型，產品的質量和制造水平明顯提高，用戶的滿意度不斷提高。隨著市場繼續看好，產品的生產和銷量會持續增加，使用范圍進一步擴大。當然，生產企業和產品還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進和提高。

1、生產企業優勝劣汰

多數農用工程機械生產企業的實力薄弱，由于市場競爭激烈，很多企業以低價為手段爭得市場，導致企業利潤低下，效益差，生產運行難度大，不斷地有企業停產和關閉。由于市場的吸引力，又不斷地有新企業加入，其中包括一些實力雄厚的民營企業，生產企業的格局不斷變化。今后幾年，生產規模小、實力薄弱的企業會逐漸減少；實力強的企業會漸漸發展壯大，產品占有率不斷提高，為農用工程機械發展和提高起到推動作用。

2、科學控制成本

針對多數民營企業生產技術水平的不足，企業首先應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和技術水平，加大對一線人員的技術培訓。使企業主要依靠提高管理水平、技術進步、提高生產率等手段獲得效益和提高質量，不能只靠降低整機成本獲取利潤。在生產中加大制造成本和質量考核力度，在科學控制制造成本的前提下，不斷提高產品質量、性能，改進外觀造型，使產品以低成本、高質量參與市場競爭。

影響農用工程機械質量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配套件，提高國產農用工程機械配置水平是一個較慢的過程。因此，科學合理選擇配套件尤其重要。近2年農用工程機械的快速發展，國內出現了一批專門為農用工程機械生產配套件的廠家，多數是民營個體企業，發展較快，技術水平不斷提高，但配套件還存在許多質量問題仍為制約整機質量提高的主要瓶頸，需要配套件廠家加快技術進步，快速提高質量。

3、增加銷售渠道

篇3

黑龍江農墾目前農業生產中使用的主要是美國生產的GPS導航產品，現在還沒有能夠滿足農業生產需要的國產GPS導航產品投放市場。

美國Trimble公司生產的Autopilot自動導航系統簡介

目前，在黑龍江省墾區應用的GPS自動導航系統有美國天寶、迪爾綠色之星、瑞農和瑞士徠卡等品牌產品，美國天寶產品市場占有量最大。下面以美國Trimble（天寶）GPS自動導航系統為例，將產品使用與推廣情況進行簡述。2005年，寶泉嶺農場建立1個GPS地面RTK差分站，差分信號傳輸采用電臺發射方式，輻射半徑為20～30km，定位精度為2.5cm，完全可以滿足農業生產需要。農場在凱斯STX-500型拖拉機上安裝1套美國Trimble公司生產的Autopilot自動導航系統進行試驗，應用效果較好；2010年，又購進2套，分別安裝在凱斯-195型拖拉機和迪爾-7820型拖拉機上；2011年，又購進17臺，其中安裝在進口拖拉機上6臺（3臺凱斯-210型拖拉機、1臺凱斯-190型拖拉機和2臺迪爾-7830型拖拉機），安裝在國產迪爾-1204型拖拉機上11臺，基站差分信號傳輸采用網絡傳輸方式；2012年又購進15臺，分別安裝在國產東方紅、迪爾73.5-88.2kW拖拉機上。

中文彩色顯示器由GPS接收機、導航控制器、GPS衛星天線、方向傳感器和液壓控制器等組成。系統中，導航控制器中的慣性導航設備用于T3地形自動補償技術。天線：接收衛星信號。通信模塊：接收服務器輸出的高精度差分信號。光靶DE500：實時處理天線接收到的衛星信號和通信模塊接收到的差分信號，解算出±2.5cm的高精度坐標，并將高精度坐標數據傳輸給NAV2控制器。方向傳感器：實時感應拖拉機的轉向方向和轉向角度的大小NAV2控制器：實時接收方向傳感器的轉向信號和光靶的位置信號，依據自身獨有的T3補償技術，向液壓閥發出拖拉機的實時轉向命令。液壓閥：實時接收NAV2控制器發出的控制信號，并將控制信號轉換為液壓油信號，實時控制液壓油的流量和流向，從而控制拖拉機轉向。

RTK地面基站差分信號傳輸方式：模塊網絡傳輸方式；作業精度：與RTK地面基站配套使用，作業精度±2.5cm；作業溫度：-25～55℃；配套機械：進口、國產88.20～404.25kW閉心液壓系統拖拉機；顯示語言：簡體中文（支持多語言）數據管理：提供數據管理、地圖顯示、自動存儲、自動生成作業報告；顯示器類型：17.8cm彩色顯示器、接收機、顯示器、控制系統一體化；導航模式：AB直線、A+直線、軸點導航、平行曲線、地頭導航、多地頭導航、自適應曲線、自由導航。

美國TrimbleAutopilot自動駕駛系統操作

步驟駕駛員在日常使用中只需要開機進入界面后，設置作業幅寬、設置AB直線、自動駕駛4個步驟，中文界面，操作簡單，使用方便。打開自動駕駛系統開關，等待衛星圖標變綠后開始操作。點擊OK按鈕開始一個新的地塊或者選擇原有的地塊。有多種作業模式，一般都采用第一種AB直線導航模式（StraightAB），從地頭開始直線到地的另一頭，來回往復作業模式。點擊OK按鈕后，屏幕進入農具寬度設置界面，使用上下三角符號按鈕，增減作業幅寬，最后按OK按鈕確定。點擊OK按鈕后進入起點A的設置，把拖拉機開到地塊地邊較長的一側地頭停車，當看到右邊工具條上的光標處于A字母上，然后按OK鍵即可將A點記錄下來，記錄之后屏幕中會顯示A字母。把農具升起后，接著把車開到地的另一頭停下來，這時光標處于B字母上，點擊OK鍵將B點記錄下來，記錄之后屏幕中會顯示B字母，這時AB直線已經生成。AB直線是由AB兩點連接生成的，在設置AB直線時，A點設置完成后，再從A點到B時，與實際行走的過程沒有關系。以AB為起始直線，直線是無限延伸的；其左右各有平行直線1000條。左側以L1、L2及L3等表示，右側以R1、R2及R3等表示；直線之間的間距為作業的幅寬。在地頭把拖拉機調過頭，進入下一個作業塹。在轉彎過程中，下一個直線（L1或R1）會自動顯示出來。進入AB線的范圍內會顯示三角形符號代表當前的位置，拖拉機擺正方向后。這時自動駕駛按鈕變為黃色，代表當前位置的三角符號也變為黃色，說明可以進行自動駕駛了，按自動駕駛按鈕即可。自動駕駛實現后，自動駕駛按鈕與三角符號均變為綠色。這時，已達到完全自動駕駛了，駕駛員的雙手完全可以離開方向盤了。當駕駛員用手轉動方向盤時，自動駕駛模式會自動退出。在自動駕駛時，切記注意安全。自動駕駛可以使用倒檔方向向后自動駕駛。

在實際作業過程中，導航模式多選擇為“直線AB”。設置A點和B點時，請根據田塊形狀，適當取點，充分提高土地利用率。導航模式多選擇為“直線AB”，一定要選地頭手動轉彎，能及時避讓地頭障礙物及排水溝，實現安全生產。在創建新的田塊時，一定要將田塊名修改為用戶自己能對應上的名稱，以備下一個作業環節使用。在實際作業過程中，駕駛員不用操控拖拉機的方向盤，但駕駛員的注意力一定得保持集中，時刻注意田塊中電線桿、水井等的障礙物。

在拖拉機上安裝GPS自動導航系統應用

情況安裝GPS自動導航系統的拖拉機可進行整地、播種、撒肥、噴霧、中耕和起壟等多項作業，通過應用，主要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優點：可提高田間作業標準。寶泉嶺農場28、9、25作業站播種作業直線作業百米彎曲度小于5cm，作業往復結合線在2cm以內。在9、33、24、23作業站起大壟和播種作業，經檢測，作業往復結合線在2cm以內。因此，作業中減少重耕和漏耕，實現節本降耗，并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可提高現有機械的利用率。起大壟作業后，不同功率拖拉機可配套2、4、6、8、9及12行播種機進行壟卡種，由于壟距標準，大大降低了田間管理傷苗率，3、4、6行玉米收割機以及凱斯2388、迪爾9660型等進口大型可實現8行玉米對行收獲，減少收獲損失，提高作業效率，也對下年的原壟卡種提供了方便條件。GPS導航作業被種植戶認可，出現種植戶排隊等車作業的局面。可提高機械作業效率。在直線作業中取消劃印器，減少作業中升降劃印器的輔助時間，并可以在夜間、霧天、高灰塵的條件下作業，延長作業時間。沒有安裝自動導航系統的拖拉機在夜間、霧天或高灰塵的條件下作業將無法作業。作業時，可間隔一個作業幅寬進行套耕，能減少入塹轉彎的時間，延長有效作業時間。在同等作業條件下，作業效率可提高15%以上。在抗災搶種晝夜播種作業中發揮的作用更這突顯。減輕駕駛員的勞動強度。拖拉機駕駛員在進入作業塹，實現自動駕駛后，雙手可離開方向盤，駕駛員精神始終處于放松狀態，在地頭轉彎時也不需要升降劃印器，減輕了駕駛員的勞動強度，使駕駛員更有精力對拖拉機和配套農具進行維護保養，使農機具始終保持良好的技術狀態，為提高田間作業標準和作業效率提供了可靠的機械保證，也避免了因疲勞駕駛而引發的農機事故。可緩解一線高水平駕駛員匱乏與田間作業標準高的矛盾。由于安裝GPS自動導航系統的拖拉機在作業時，入塹后，拖拉機就進入自動駕駛狀態，自動實現高標準直線作業。自動駕駛作業時，因不用駕駛員把方向盤，將播種、起壟和中耕等要求操作技術水平較高的作業變得簡單容易操作了，因此，可降低對駕駛員操作水平的要求。從而，也緩解一線高水平駕駛員匱乏與田間作業標準要求高的矛盾。2010年9月14日，寶泉嶺管理局在寶泉嶺農場第9作業站舉辦的GPS導航應用現場會，一個剛駕駛大功率拖拉機不久的駕駛員，駕駛安裝GPS導航系統的迪爾-7820型拖拉機與管理局各農場選派的高水平駕駛員進行起壟大比武，他非常輕松地勝出了。提供多種信息方便用戶。可顯示地塊的經度、緯度、作業速度，已經作業過地塊的作業面積，可以記錄已經作業過地塊的信息，為下一個作業環節自動駕駛作業使用。

經濟效益分析

以1臺國產安裝GPS導航系統迪爾-1204型拖拉機為例，進行經濟效益分析。2011年秋起大壟350hm2（5250畝），2012年在開春秋起大壟150hm2（2250畝）。可在夜間進行搶起大壟作業，每天增加20hm2的作業面積，每年可增加200hm2起大壟作業面積，增加收入3萬元。與進口精量播種機配套，可在夜間進行搶播種，延長作業時間，每年可增加播種面積200hm2，可增加收入4.8萬元。可提高機械作業效率。耙地作業減少重耙和漏耙，在9作業站耙地作業，偏置耙1BY-7.0型圓盤耙的額定作業幅寬為7m，帶GPS導航作業幅寬可增加0.4m，增加效率5%，每天可增收入325萬元，每年可增收0.325萬元。可減少支出駕駛員工資支出。一個水平較高的駕駛員一年工資1.8萬元，通過GPS導航駕駛拖拉機，一般駕駛水平的駕駛員可做出高標準的田間作業，用一般駕駛水平的駕駛員工資可節省支出0.3萬元。成本合算。1臺安裝GPS導航國產迪爾1204拖拉機每年可增加直接收入合計8.425萬元。1臺GPS自動導航設備價值11.6萬元/臺，國家補貼3萬元/臺，農場補貼2萬元/臺，個人自籌6.6萬元，購機戶當年就可收回投資。提高土地利用率。在播種作業中，減少往復結合線寬度，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3.76%，增加收入214元/hm2。1臺6行進口播種機每年可播種350hm2，可為種植戶增加收入7.5萬元。節本增效。1臺安裝GPS導航拖拉機每年機械戶可增加機械費收入和種植戶收入合計15.925萬元。寶泉嶺農場現有GPS自動導航設備35臺，每年可加收入557.38多萬元。

有待解決的問題及建議

RTK地面基站差分信號傳輸方式有2種，一是通過模塊網絡傳輸模式。車載設備中有一個模塊，可安裝2個電話流量卡，一個是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的，另一個是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的。其優點是受地理環境影響較小，輻射半徑在30~40km左右，傳輸范圍較大。缺點是由于傳輸環節較多，受網絡、電信設備和技術的影響，差分信號傳輸不夠穩定，信號有少量延遲，在作業時有時會出現短時間掉線，影響作業的情況。二種是電臺傳輸模式。其特點是信號強度高，信號無延時，信號覆蓋區域內幾乎不掉線。缺點是電臺發射信號覆蓋范圍相對較小，覆蓋半徑在20~30km內，由于受到建筑物、山及樹等物理遮擋，會出現盲區死角，在盲區死角內，收不到信號。建議經銷商與通訊公司合作，傳輸方式需要在設備上和技術上進行改進，網絡傳輸和電臺發射兩種傳輸方式并用，取長補短，以保證車載GPS自動導航設備能接收到一個穩定的差分信號。

目前GPS自動導航設備市場有待于規范，商較多，不同的商所的GPS導航設備的基站差分協議是不同的，差分信號不能通用，也就是1個商、1個品牌就得設1個RTK地面差分基站，造成重復投資，給用戶造成使用不便。建議有關部門進行規范管理，將商的各種GPS導航產品之間能將差分協議統一起來，不同商、不同品牌的產品可以使用一個基站，方便用戶，減少不必要的投資。（3）GPS自動導航技術在黑龍江墾區得到大力推廣和應用，建議采取聯網的方式解決差分信號傳輸不穩定和盲區的問題。分3步走，第1步先以管理局為單位，差分信號以各農場基站為節點進行聯網，實現各農場之間漫游，差分信號覆蓋全管理局，以解決局部差分信號弱的地區經常出現掉線，影響正常作業的問題。第2步技術成熟后，在黑龍江墾區內進行聯網，第3步積累成功經驗后拓展到全國聯網。

篇4

關鍵詞：農民工；異地歧視；經濟效應；利益分配

中圖分類號：F2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6260（2008）01-0026-06

一、問題的提出

對于任意兩個群體間的歧視行為，西方學者的興趣集中于歧視對這些群體總收入的影響，并認為歧視行為將會導致歧視雙方的零和博弈，即歧視方的總收入因歧視行為而增加，而被歧視方的總收入會等量減少。歧視經濟學之父Becker（1957）通過構建歧視經濟效應的個人偏見模型，卻表明歧視行為會不同程度地降低歧視雙方各自的收入水平。之后，西方學者繼續對勞動力市場歧視進行深入的理論分析，核心內容仍然圍繞收益問題，如迄今形成的歧視市場競爭理論、歧視壟斷模型、統計性歧視理論和前市場性歧視理論等四大歧視理論，均涉及歧視行為雙方的得益損失和社會福利是否存在帕累托改進等問題（Krueger，1963；Thurow，1969；Phelps，1972）。我國學者在梳理國外歧視問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我國的歧視現象（典型的是戶籍歧視）也展開多維研究，有些學者已開始關注區域歧視現象①，如東部地區對西部地區的歧視(盧周來，1998)，但是對“區域歧視”還沒有學者作出清晰界定，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也都剛剛起步。

目前，我國處于經濟體制改革、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貧困地區的農民工大量流入經濟發達地區是這一進程的顯著特征。然而，這些異地勞動者卻受到本地人群和組織（政府、企業或當地居民）不同程度的利益侵蝕②，出于利益最大化經濟理性考慮和人格尊嚴要求，他們越來越趨于流向弱歧視地區，從而引起區域勞動力市場供求的失衡(張宗和、宋樹理，2006)，嚴重制約了當地經濟的發展。這一趨勢還將持續下去。因為經濟發達地區以往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依靠制度先發優勢，利用國際產業梯度轉移的契機，發展了大量的傳統加工制造業，這種產業結構需要大量的廉價、低技能勞動力，確實也曾吸引了大量異地農民工的流入即所謂“民工潮”。目前雖然積極進行產業結構升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傳統加工制造業仍是其經濟增長的引擎，仍然需要大量的廉價低技能勞動力。雖然全國農村隨著人均耕地面積的減少和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會有增無減，但不是必然保持改革初期的流向，已流出的勞動力的流向也會發生改變。

因此，我國區域勞動力市場的供需變動趨勢表明，農民工區域間流動加速是今后農民工流動的一大特征，異地歧視的負面社會經濟影響會日益突出，基于此，本文針對其經濟效應進行了初步探討。

二、異地歧視經濟效應分析

異地歧視是本地人群和組織對外來勞務者的利益侵蝕行為[ZW(]關于異地歧視的內涵界定和形成機理可見：張宗和、宋樹理（2007）。[ZW)]。群體間的歧視行為是個體間行為與選擇互動過程的集合，因此，個體的視角是研究異地歧視的微觀基礎和邏輯起點，由點擴至面便構成區域性普遍的異地歧視現象。因而，分析異地歧視的效應應從深入分析個體間的歧視影響入手。

（一）異地歧視效應分析起點的一般規定

（1）異地歧視是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自由性擴大而日益凸現的一種普遍社會現象，客觀存在于城鄉一體化的進程中。

（2）異地歧視是本地人群與流入該地的農民工兩大群體間的行為，它的影響必然體現在個體的行為與選擇中。

（3）異地歧視個體有主、客體之分，主體是本地民營企業及本地員工，客體是流入該地的農民工。企業與不同來源地員工的關系是雇用與被雇用的關系，本地員工以當地居民或下崗職工為主，流入外來勞動力以農民工為主，他們在新行業中的技術水平相當，可以認為是同質的因而能夠相互替代。企業總效益在業主、本地員工和農民工間分配，在利益一定的情況下，其分配是此消彼長的。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農民工主要是為了“糊口”而外出獲取經濟利益，所以追求的主要是生理滿足。由于企業主導利益分配，因而異地歧視個體重點分析企業和農民工。

（4）歧視行為個體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但是限于有限理性[ZW（] 有限理性區別于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基石的“天才”式理性，融入了直覺、情感、有限計算能力等因素，更符合社會人行為。雖然，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洞察了有限理性，赫伯特?西蒙在《管理行為》中也論述過有限理性觀點，但都未受到足夠的重視，直至以喬治?阿克若夫、卡尼曼和托馬斯?謝林為代表的行為經濟學的發展，才將有限理性納入經濟學研究的正途。目前，關于有限理性的研究還在不斷深入。[ZW)]，做出的決策是次優選擇，與最優選擇的差額成為自然決策誤差。

（5）歧視農民工要承擔無歧視生產條件下的機會成本，如果機會成本大于歧視收益，歧視主體的利益就會受損。

在后文的分析中，不再贅述此一般規定。

（二）模型設計及推論

設定一個企業j，在該企業內有本地員工M人，農民工N人，m是本地員工在總雇工人數中的比重，n是農民工在總雇工人數中的比重，且m+n=1。企業總效益[ZW(] 企業總效益是作為法人主體的企業單位在經濟活動中得到的利益。張維迎在《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中將經濟主體活動所得定為支付（payoff），其內涵和本文中針對不同經濟主體界定的利益也是相一致的，之所以利益主體區別對待，并賦予特定涵義，是為了分析的便利。[ZW)]為I，企業利潤p，本地員工利益mlm和外地農民工利益nln，lm和ln分別代表本地員工和農民工的勞動量。在此，企業總效益作為企業法人利益，可理解為企業各主體經濟活動的總體回報，即業主和員工利益之和，則在非歧視條件下，滿足：

如果農民工因異地歧視而不能得到與自己邊際生產力相等的邊際收益，還要支付高昂的生活費用，即使不考慮情感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他們也會流向待遇更好的地區。結果在生產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會高于勞動力的供給，雇用本地勞動力的價格就會提高，而且滿足新增勞動力同樣的利益要求，因而在γ下降的同時，α也下降，β則會提高。可見，業主因異地歧視而收益下降。同理，我們可以推導區域異地歧視對相關群體利益的影響變化。此作用機理過程，我們還可以用另一種更加簡明的方式來探討，即函數公式

maxI=f(p,m)

其中，I代表業主的利益函數即收益，p代表利潤，m代表本地員工在雇工總人數中的比重。

顯然，m越大即雇用的本地工人越多，那么，因異地歧視農民工而支付的成本就越高，企業的收益也就越小。因此，p和m是此消彼長的，從而我們可以構造業主收益的凸性無差異曲線圖（如圖1）。

IC是業主收益的無差異曲線，業主對農民工的異地歧視程度越高，無差異曲線的斜率就變得越陡峭，而水平線P1P1代表著企業的利潤總額。假如雇主不存在異地歧視，則IC曲線就是一條水平線，模型中就不存在均衡點，也就是說，均衡要取決于隨機性因素，而不取決于模型中的相關系數（大衛?桑普斯福特 等，2000）；假如業主存在異地歧視，如IC所示，業主只能逐漸接受雇用清一色本地工人的選擇，并承擔由此支付的高昂成本。即使雇用本地員工和農民工的工資一樣，都是w，但是本地員工的保障和福利水平卻高于農民工，且工資與保障和福利是此消彼長的，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替代性，因而，農民工的整體收益也是低于本地員工的。對于業主而言，其收益總額可分為要素（如資本、企業家才能等）所得和依賴要素的歧視所得兩部分，要素所得可計為i，依賴要素的歧視所得可計為id，其中d為歧視系數Becker(1957)將任意群體間的市場歧視系數定義為他們實際收入之比與不存在歧視時兩者收入之比的差值，而我們文中定義的歧視系統d，只是為了分析歧視產生效應變化而設定的衡量歧視程度的指標。，因而，收益總額可表示為i(1+d)，當d＞0時，表示短期內因歧視農民工而增加的收益；當d=0時，表示無異地歧視；當d＜0時，表示長期內因歧視農民工而高額雇用本地員工所承擔的成本。而id這個偏差是由農民工在企業中工作引起的。顯然，農民工使業主承擔的成本是可用貨幣量化的利益額的等價物。由依據d產生的效應變化可以發現，將異地歧視行為引入經濟模型，并探究它的影響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農民工長期因異地歧視造成利益受損而流走他處，那么業主的歧視利益也將隨之降低，而且本地員工在雇工人數中的比重越高，利潤就越低。其實，本地員工的比重沒有達到100%前，企業總效益就已經變成負值了，在圖1中，這種關系可以用新的利潤曲線P2P2表示，而在這種條件下，業主的均衡點在P0，收益損失等于P2P0的差額。

由此，我們可以推斷，d越高，無差異曲線的凸性越明顯，企業的歧視收益會呈現倒U型變化趨勢，而且本地員工的比重有增加的趨勢；如果農民工與本地員工的利益差距呈遞增趨勢，那么農民工就會逐漸流走，而企業將會承擔越來越高的支付成本，因而，農民工的比重有回升趨向；如果勞動力這種生產要素不是同質的，那么異地歧視影響就會逐漸弱化。

前文中我們已經假定本地員工和農民工是同質的，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具有完全的替代性，那么我們從圖2還可以分析得到一些有價值的啟發。

[TPZ1.tif,9*2。16，Y][TS（][JZ][HT5”H]圖2 農民工的收益和就業水平[TS）]

其中，AA斜線就代表著無歧視行為條件下的邊際收益產量（也代表著勞動力需求曲線）。如果業主歧視農民工，則農民工需求曲線就會向原點一側位移，即移至BB，其移動的數額等于（-id），目的是為了沖抵成本id。如果把這種位移理解為縱向下移，則意味著農民工的收益等于Ia時，業主所樂于雇用的農民工人數將與本地員工數持平（即點L1）。如果把這種位移理解為縱向左移，則意味著當本地員工和農民工的收益相等即都為Il時，業主所樂于雇用的農民工人數僅為La。

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從長期看，歧視型業主將被非歧視型業主驅逐出市場，因為后者可以實現企業的持續發展，為產業升級準備足夠的勞動力，并隨著人力資本的投資積累，提高企業的競爭力（Becker，1964）；從短期看，在市場的篩選過程還未達到適者生存的程度時，本地員工和農民工的收益和就業將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三）異地歧視經濟效應的統計檢驗

我們采取抽樣調查的方式，通過對數據的統計分析，證實了本地員工與農民工的收益和就業的差距程度。

1.數據來源

由于浙江省是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比較發達的地區，也是農民工流入比較集中的地區，因此，能夠代表轉型期我國農民工流動的一般特征。此次調查包括2003―2004年對浙江杭州、湖州、寧波、溫州四個地區11家民營企業2400余名員工以及2005年對杭州450家民營企業業主以及11700名外來勞動力的兩次問卷調查。問卷有效回收率達到70％以上，符合有效標準。我們調查的指標是外來勞動力，來源于外地的農村和城市，但是其中農民工占75.4%，因此，對外來勞動力的歧視問題主要是對農民工的異地歧視問題。

2.指標設計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本地員工與外來勞動力收益和就業差異主要表現在年收入、企業對員工的培訓和員工對企業解雇人員的認識等三個方面。我們利用指標測度本地員工與外來勞動力收益和就業待遇的差異程度。

其中，d為任意數，L代表本地員工，l代表相應組本地員工人數占本地員工總數的比例，A代表外來勞動力，a代表相應組外來勞動力人數占外來勞動力總數的比例，j為正整數（1≤j≤6）。

3.統計分析

收入歧視是歧視的最重要內容，歧視必然要表現為收入方面的歧視。為此我們對收入的異地歧視專門進行了調查，結果見表1。

表1統計分析表明，在年收入低于10000元的員工人數中，本地員工人數比重都低于外來勞動力，而年收入高于10000元的員工人數中，本地員工人數比重明顯地高于外來勞動力，這說明外來勞動力的年收入普遍處于較低水平。

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和解雇員工的意向是衡量是否存在異地歧視的另一重要指標。存在異地歧視的企業在同等條件下必定是培訓本地員工和解雇外地員工，調查數據完全證實了這一點。

表2統計分析表明，在企業培訓員工的過程中，本地員工是企業培訓的重點對象，外來勞動力則處于弱勢地位；員工對解雇合理性的感受是反映歧視與否的指數，在對企業解雇員工的認識上，本地員工認為合理的占多數，外來勞動力認為不合理的則占多數，說明外來勞動力在就業待遇上與本地員工相比遭受到明顯的歧視。

企業內部存在的不同工種和崗位客觀上存在利益的差異：一是同樣的勞動力支出，獲得的收益會不同；二是不同的崗位，獲得的支配權會不同，如在管理崗位上和在普通工人崗位上，就存在管和被管的差異。正常情況下，崗位與勞動者的能力或特質是相匹配的，但是我國許多企業是技術水平一般或低下的中小企業，管理崗位并不需要較高的能力要求，因此，如何配置崗位就存在傾向性問題。

表3統計分析表明，在企業工作性質上，本地員工擔任管理工作的占多數，而外來勞動力則多從事技術和一般工作。據調查，本地員工和外來勞動力在知識水平和勞動技能方面差距不大，在經濟分析中，一般被認為是同質的，但是在工作性質上卻存在明顯的區別。如前所述，工作性質或崗位是員工在企業中的地位和工作能力的外在標志，在工作能力大致相仿的情況下，管理人員的地位是企業里較上層的，因而本地員工在企業中的地位顯然是高于外地勞動者。

三、簡要結論及展望

綜上所述，異地歧視表象上是一種零和博弈，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個體的根本行為動機。然而，長期動態分析表明，異地歧視是一種“損人不利己”的非理，必將對歧視雙方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害。以上分析表明，短期內兩類來自不同區域群體的收益和就業還將存在相當大的差距，長期看歧視型業主將被非歧視型業主驅逐出市場，而農民工則成為異地歧視的最大利益受害群體。近年來農民工流向變化，以及企業高工資也難以雇用到適量勞動力等現象可見此一斑。

構建和諧社會和實現城鄉一體化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內容，弱化異地歧視的負面社會影響刻不容緩。

資料來源：《國家發改委、人口計生委等九部聯合發出通知國家清理農民就業的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收費》，中國人口網，2004-08-04。[ZW)]值得慶幸的是，農民工異地歧視問題已經引起了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今后，我們需要加大農民工集中的經濟發達地區在吸引和管理農民工方面的經驗交流，比如某些地級政府采取的“強化服務外來民工”、“豐富民工娛樂生活”、“解決民工子女教育”等措施，改善了外來勞動者的生活和就業待遇，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就值得學習。另外，在經濟體制改革以市場引導資源流動為主的今天，應深化政府政策的傳導機制改革，加強傳導環節的執行力度，保障信息傳導的舒暢性。當然，我們必須認識到，異地歧視是由來已久的社會現象，受到經濟、文化和政治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想在短時間內徹底消除絕非易事。諸如文化觀念和社會習俗，是經過長期的演化博弈才達到如今的穩定均衡（培頓?揚，2004），要打破這種均衡就要克服路徑依賴，必須注入新的理念，并能在長時期內加以深化才能產生效益。我們認為，實現農民工本地化才是消除異地歧視的治本之策。

參考文獻：

大衛?桑普斯福特 等. 2000. 勞動經濟學前沿問題［M］. 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19-227.

盧周來. 1998. 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中的歧視問題透視［J］. 經濟體制改革（3）.

培頓?揚. 2004. 個人策略與社會結構：制度的演化理論［M］.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宋曉梧. 2005. 關注勞動報酬與資本收益的失衡［N］. 中國經濟時報，-12-22.

張宗和,宋樹理. 2006. 中國“民工荒”的制度成因和行為分析［J］. 浙江工商大學學報（1）.

BECKER G S. 1957.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CKER G S. 1964.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R］.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KRUEGER A O.1963.The economic of discriminatio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LXXI(5)：481－486.

PHELPS E S.1972. The statistical theory of racism and sexism［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XII（September）: 659－661.

THUROW L. 1969. Poverty and discrimination［M］.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48-57,111-138.

參考文獻：The Economic Effects of PeasantWorkers Discrimination in New Regions

ZHANG Zonghe1 SONG Shuli2

（1.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2.Zhejiang Education College, Hangzhou 310012）

Abstract：Labor discrimination in new regions not only exists in the transfer process of rural surplus labors, but it also discriminatingly reduces their interes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gional discrimination among individuals in the short term, and then the discriminations among reg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long term. The inference states clearly that the harm set and harm get irrational actions will drive the discriminative owners out of the market and the peasant workers will flow to new regions. In additi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is is right.

篇5

1重慶農業經濟效益現狀評價

本研究數據均來源于《中國農業年鑒2011》和《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1》。本文根據以上建立的農業經濟效益指標體系，從靜態方面對重慶市農業效益現狀進行全面的分析與評價。考慮到不同地區的環境差異對農業生產和發展的影響較大，故本文以農業自然環境相似的西南四省（重慶、四川、云南、貴州）平均水平和全國平均水平為比較對象。采用綜合比較法，對重慶農業經濟效益的現狀進行評價和分析。綜合比較法，即以全國平均水平（或四省平均水平）為標準，把四省的農業效益評價的各項指標分別與全國平均水平（或四省平均水平）相比較，比全國平均比率每高出1％，記正一分；反之，若低出1％，則記負一分，由此計算出得分1（或得分2）進行比較。

1．1農業經濟效益總體情況比較重慶的得分最高，得分1為27分，比第二高分省四川省高出了8分，比得分最低省云南省高出74分；得分2為33分，比第二高分省四川省高出了7分，比得分最低省云南省高出82分。說明重慶的農業經濟效益綜合評價結果較好，居于西南四省首位。但是僅僅以綜合得分來評價重慶的農業經濟效益顯然是不夠全面客觀的，下面本文將以選取的評價指標體系從全國平均和四省平均水平兩方面來評價重慶的農業經—43—濟效益。

1．2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較重慶農業經濟效益評價指標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者就業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重慶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為62．0％，比全國平均水平40％高出了22％；重慶的農業勞動者就業率為96．2％，比全國的平均水平63．1％高出33．1％。而重慶土地生產率、單位產品資金占用額和旱澇災害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重慶的土地生產率為45．7％，比全國平均水平57．0％低了11．3％；單位農產品資金占用率為83．6％，比全國平均的單位農產品資金占用率94．5％低了10．9％；旱澇災害率為25．7％，比全國平均水平30．7％低了5％。從圖3可以看出重慶市農民人均純收入為5277元，低于全國平均水平5919元。

1．3與西南四省平均水平比較與西南四省相比，重慶土地生產率、單位農產品資金占用額和農業勞動者就業率略高于四省平均水平。重慶的土地生產率為45．7％，比四省平均水平41．6％高出4．1％；單位產品資金占用率為83．6％，比四省平均水平81．1％高出2．5％；農業勞動就業率為96．2％，比四省平均水平87．0％高出14．0％。然而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旱澇災害率低于四省平均水平。重慶農業勞動生產率為62％，比四省平均水平81．6％低了19．6％；旱澇災害率為25．7％，比四省平均水平38．8％低了13．1％。從圖3可以看出重慶市農民人均純收入為5277元，比西南四省平均水平4447元還要高出830元。

2重慶農業經濟效益現狀分析

重慶農業勞動生產率與全國和西南四省相比都處于較高水平，一方面是因為近幾年來，重慶市政府加大了對農業的政策扶持力度，減免農業稅收，增加對農業生產的補助，農產品價格有所提高；同時，除2006年受嚴重的自然災害影響外，重慶農業受自然災害的影響較小，農業總產量呈穩定增長趨勢。因此重慶農業總產值逐年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農業產業結構進一步調整，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加快，農業就業人員逐年減少，故農業勞動生產率較高。今后重慶市政府應該繼續加強和落實對農業方面的支持和扶持政策，為農業發展提供有利的社會環境和經濟環境，保障農業的快速穩定發展。重慶的土地生產率低，其原因可能是重慶地形多為山地和丘陵，不利于農耕。重慶農用地的生產效率低，即生產同樣多的農產品需要比其他地方更多的土地，故重慶的土地生產率低。針對這一自然條件的限制，重慶今后的農業發展應多考慮土地的集約利用以及因地制宜特別是利用比較優勢效益發展農業經濟。重慶的單位農產品資金占用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說明其農業資金利用效率在全國平均水平之上，也可能是因為重慶農業機械特別是大型農業機械使用比較少，農業機械化程度比較低。重慶單位農產品資金占用額略高于西南四省平均水平，說明重慶的農業資金利用效率稍微高于西南平均水平。重慶農業的進一步發展，需要提高農業資金的利用效率，還需要增加對農業機械的使用。重慶的旱澇災害率與全國平均水平和西南地區相比都很低，說明重慶農業生產的自然環境良好。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重慶市的面積較小且比較集中，相對于其他大省而言遭受自然災害的可能性要小很多，所以重慶的旱澇災害率較低。重慶應該充分利用這有利的自然環境條件大力發展農業，但同時也要注意農業巨災風險的預測、防范及應對。

篇6

研究區概況與方法

1研究區概況

數據來源于重慶市農村建設用地復墾項目。重慶市作為城鄉統籌改革試驗區，自2007年進行農村建設用地復墾置換機制以來，農村建設用地復墾工程取得了顯著成效。農村閑置宅基地復墾在破解城鄉發展二元困境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通過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方式，盤活了農村閑置的土地資源，保證了城市快速發展，而通過“地票”制度，使得城市的資金惠及“三農”，實現了取之于農村、服務于城市和城市反哺農村的目的。

2研究方法

借鑒土地整理工程類型分區方法，將重慶市農村建設用地復墾分為兩個大區，即渝西丘陵低山工程類型區和渝東中低山工程類型區，渝西選取合川區和忠縣，渝東選取綦江區、酉陽和巫山縣，共計5個區縣為研究區，各區縣選取兩個農村建設用地復墾項目經濟效益數據，最終得出該區縣的平均經濟效益指標數據為研究數據。采用層次分析法(AHP)對選取的區縣土地復墾經濟效益進行計算，層次分析法模型主要有以下步驟。構建層次結構是層次分析法最重要的一步。目標層為復墾經濟效益，準則層為直接經濟效益、間接經濟效益和農戶經濟效益。直接經濟效益選取復墾工程投資與直接效益方面的指標;間接經濟效益選取工程投資與收益相關的其他指標;而農戶經濟效益則直接從農戶角度直觀地反映復墾工程給農戶帶來的經濟收益;直接經濟效益是農村土地復墾資金的來源，是后面二者的前提;同時將放寬經濟效益分解為直接、間接和農戶經濟效益3個方面也能體現多角度反映復墾工程經濟效益，直接和間接經濟效益比較注重業主單位收益及宏觀收益，農戶經濟效益則從農民的視角直觀地反映復墾工程給農民帶來的收益情況。方案層共有畝均地票收益、新增耕地畝均投資、作物年收益、耕地面積增加率、靜態投資回收期、靜態投資收益率、建筑物單位面積補償費、人均補償費、構筑物單位面積補償費9個指標(表1)。用矩陣的形式表示層次模型結構，根據下一層指標對上一層指標的重要度，結合判斷矩陣標度賦值表(表2)，逐級構建判斷矩陣［12］。利用AHP軟件對判斷矩陣進行一致性檢驗。根據各判斷矩陣計算出各層次因素相對于上一層次中某一因素的相對重要性。先進行層次單排序，最后進行層次總排序，得出指標層相對于總目標層的層次排序表，記W為m個評價指標的權向量。1．2．4經濟效益模型分析對指標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得出Y為各區域無量綱化數據矩陣。根據經濟效益模型R=W×Y，經擴展后公式可變為R=∑ni=1Wj×Yj，R表示經濟效益值。

結果與分析

1農村建設用地復墾工程分類分析

同一區域的土地復墾與土地整理工程所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經濟環境相同。自然環境是區分復墾工程類型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借鑒重慶市土地整理工程分類方法，將重慶市農村建設用地復墾工程分為渝西丘陵低山工程類型區和渝東中低山工程類型區兩個大類［13］。渝西丘陵低山區包括潼南等26個區縣，土地總面積373萬hm2，占全市土地總面積的45．26%，耕地總面積1109333hm2，人均耕地607m2。渝東中低山區包括綦江等16個區縣，土地總面積451萬hm2，占全市土地總面積的54．74%。兩個類型區自然條件差異較大，導致其農業耕作方式也存在很大差異，詳見表3。

2基于AHP的農村建設用地復墾經濟效益分析

將土地復墾經濟效益指標分為直接、間接和農戶經濟效益3個部分，各包含3個指標共9個指標研究區域經濟效益差異情況。逐級構造判斷矩陣，其中，目標層和準則層判斷矩陣為A-B判斷矩陣如表4所示。方案層和指標層的判斷矩陣F分別為B1、B2、B3，其表示如下:直接經濟效益判斷矩陣及一致性檢驗結果和權重如表5所示。研究表明，渝西丘陵低山類型區復墾經濟效益較渝東中低山類型區好，合川、忠縣、綦江、酉陽至巫山，其經濟效益評價值分別為0．722、0．618、0．538、0．605和0．226，詳見表10。渝西丘陵低山類型區農村建設用地復墾工程經濟效益較渝東中低山類型區明顯，且后者區域差異較明顯，渝東北區縣復墾經濟效益較低。單項經濟效益方面，5區縣除巫山外，其余4區縣農戶經濟效益占比例較大，由于巫山縣農戶經濟效益值最低，標準化后其值為零，影響了巫山縣農戶經濟效益評價值，可以確定的是其農戶經濟效益權重在總的復墾經濟效益中所占的比例較小。直接和間接經濟效益評價值5個區縣差異不是很明顯，直接經濟效益值約為0．144，間接經濟效益值約為0．054。不同區域農村建設用地復墾工程經濟效益存在差異。總體而言，與經濟較好的低山丘陵區相比，經濟落后的中低山地區農村建設用地復墾經濟效益較低;復墾工程效益是集經濟、社會和生態于一體的綜合效益的體現。因此，重慶市農村建設用地復墾工程應該實行差別化對待的政策。經濟條件較好的低山丘陵區可以加大復墾工程的經濟效益要求，而落后的中低山區域則可適當地降低經濟效益的要求、應該在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資源的前提下，盡量提高復墾的經濟效益，進而更好地促進重慶城鄉統籌的發展步伐。

結論與討論

1結論

(1)借鑒土地整理的分類依據，將農村建設用地復墾工程分為渝西丘陵低山類型區和渝東中低山類型區兩類。低山類型區主要分布在潼南、合川等25個區縣，中低山類型區主要分布于綦江、南川等16個區縣。(2)兩種類型的農村建設用地復墾區域其經濟效益存在差異，渝西丘陵低山類型區復墾工程經濟效益較渝東中低山類型區好。經過對所選取的合川、忠縣、綦江、酉陽和巫山5個區縣復墾經濟效益研究得出，其經濟效益評價值依次降低，位于渝西低山區的合川和忠縣經濟效益評價值高于位于渝東中低山的綦江、酉陽和巫山3個區縣，依次為0．722、0．618、0．538、0．605和0．226。(3)不同區域農村建設用地復墾工程經濟效益存在差異，經濟較好的區域復墾經濟效益較經濟落后地區好。總之，農村建設用地復墾工程應該實行差別化的政策，不同區域復墾經濟效益采用不同的要求，應該在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資源的前提下，盡量提高復墾的經濟效益，更好地促進重慶市城鄉統籌的發展。

篇7

中國式小農經濟發展現狀

中國目前的小農經濟是延續制度而來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改革開放以后，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集體土地的承包大都是以家庭為單位，按人口均分。為了做到公平，集體分地時，一般都按遠近、肥瘦搭配，因此形成了當前中國農村典型的“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且地塊分散的中國式小農經濟現狀。

農戶經營面積小而分散，個體農戶不僅難以面對市場，而且難以維持基本農業生產條件。分田到戶時，中央顯然考慮到了這一點，當時提出調動兩個積極性，一是農民個體的積極性，二是村社集體的積極性，村社集體層次的經營可以緩解個體農戶在基礎性生產條件獲得上的困難。但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尤其是取消農業稅以后，村社集體退出農業生產環節的事務，個體農戶必須獨自解決面對市場和維持基本生產條件兩方面任務。為了生產方便，在有些農村地區實行所謂“劃片承包”，即盡量將一戶經營的土地集中在一片以內，這樣可以方便農業生產，比如灌溉和機械化耕作。

“劃片承包”所要解決的僅僅是土地分散不連片的問題，而不能解決小農經營規模小的問題。然而，即使要解決土地分散不連片的問題也非易事。全國真正為了農業生產方便而進行“劃片承包”的耕地估計不超過10%。之所以無法劃片承包，是因為中央政策強調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劃片承包”會觸動既得利益結構，既得利益受損的農戶就可能借中央土地政策反對調整。十七屆三中全會決議規定“現有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集體再調整土地進行“劃片承包”以方便小農經濟的生產，就更加不可能。

“長久不變”不只是強化了土地既得利益，而且使得那些已經脫離土地進城的村民仍然可以占有土地。實際上，這些進城村民的收入主要來自城市。但他們一般不會將土地賣掉，而是將土地使用權流轉出去。獲得土地使用權的農戶也僅是在既有土地上使用土地，任何人包括村社集體都無法為了生產方便而重新調地。隨著越來越多村民移居城市，為方便生產而進行土地調整的難度就更大，土地就越是零碎，也越是無法有效經營。

農村人口轉移進入城市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即使已經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中也有相當部分仍然依賴土地收入，即他們還要將土地留作將來進城不成功的返鄉退路（保險）。因此，在可見的將來，中國農村農戶經營規模不可能得到迅速擴大。如果說目前農戶經營規模是“戶均不過十畝”的話，三十年后，中國農村戶均經營規模恐怕也就20～30畝。大農經濟、規模經營，在中國仍然是一個相當遙遠的夢想。任何試圖建立在大農經濟和規模經營基礎上的農村制度設施和政策措施都是不切實際的。我們應該立足中國目前小農經濟的實際來制定農村政策。

之所以說中國農村人口轉移進入城市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很大程度上也是與中國農村人口眾多、及中國小農兼業的特點聯系在一起的。具體地說，當前中國農民家庭收入的構成具有明顯的兼業特征，且這種兼業是建立在代際分工基礎上，一個家庭同時在城市務工和在農村務農，因此同時有務工和務農兩筆收入。年輕人外出務工，年齡較大的人在家務農。因為既有務農收入又有務工收入，這個農戶家庭就可以獲得超過溫飽的生活水平。

更重要的是，通過代際分工來實現兼業，就使年齡比較大而不再適合城市生產線工作的農村勞動力仍然能夠在農業上有所作為。在當前技術條件下，一對六十歲的夫妻完全可以種“戶均不過十畝”的土地，而且，他們可能只需要三個月時間就完成全年的農業生產。他們又因為農業生產的周期性展開（春種秋收）而獲得了勞動的權利，勞動的期待，勞動的喜悅、快樂和充實。

在城市，老年人通常不再是有效勞動力。而在農村，由于農業機械化等技術進步，農業生產對體力要求并不高，農業具有生產性和休閑性的雙重特征，老年人完全可以從事農業生產，并獲取農業收入。這就使中國小農經濟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其實，小農經濟不僅具有生命力，在目前中國發展階段，其還具有更多宏觀層面的意義乃至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中具有獨特優勢的方面。

中國式小農經濟的優勢

具有競爭力的農業。某種意義上講，中國農業是相當有競爭力的，尤其是糧食生產上，中國農業具有相當大的競爭力，主要表現是價格比較低，其背后則是生產成本低。這很好理解，因為中國農業具有相當自給自足的成份，中國農業主要勞動力是中老年人，且農業是與休閑結合在一起的，從而使得農民在農業生產中不計勞動力投入成本。而實際上，中老年人尤其是年齡比較大的人進城也是不容易找到高收入工作的。

中國低勞動投入成本的小農經濟，為中國抵擋美國式大農提供了相當有力的基礎。而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小農則無力抵擋美國大農的沖擊，這就是為什么韓國農民更為激進，臺灣牛肉案可以引發政府政權危機的原因。

低農村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因為中國農戶家庭有務農和務工的兩筆收入，且農村生產費用低，農戶可以通過土地獲得部分自給自足的生活資料：比如自己種蔬菜、喂豬養雞，及自留口糧，從而使得農村生活成本極低，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就低。有了務農收入，進城務工的收入多少就不是太大的問題，年輕人進城務工的收入就可以用來滿足更多其他需要。

因為有務農收入，農村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低，中國就可以為外向型經濟提供廉價勞動力，就可以有極具世界競爭力的“中國制造”，就可以從全球化中獲益，從而成為全球化中不多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無論美國如何向中國施壓人民幣升值，只要中國農村仍然能源源不斷地生產出高素質的廉價勞動力，中國就可以繼續從全球化中獲益，就有可能將“中國制造”變為“中國創造”。

降低了整個社會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因為農業的低成本，廉價農產品就使得整個中國社會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下降。依據世界銀行的定義，人均收入低于2美元/天為貧困人口，則同樣是2美元/天，在中國比在一般的發達國家和一般的發展中國家，要生活得好得多，因為中國物價尤其是食品價格很低。在日本、韓國，西瓜等果蔬都是奢侈品，有一位日本教授到我所在的研究中心訪問，我們用西瓜招待他，他說這是他今年第二次吃西瓜。并非他不喜歡吃西瓜，而是在日本，西瓜太貴吃不起。筆者到韓國訪問時，一盤牛肉竟要800元人民幣，可見其食品價格之高。

正是中國農業的低成本和低價格，使中國豐富的農產品為城市人提供了有保障的廉價的食品，并因此為城市人提供了健康的飲食。即使中國城市的貧民階層也不至于因為買不起食品而挨餓。

美國具有優越的農業生產條件，政府為農業發展發放了足量的政府補貼，才使得美國人糧袋子和菜籃子比較豐富，而在土地資源較少的韓國和日本，因為農產品價格太高，以至影響了國民的飲食。相比之下，中國在人均耕地如此之少的情況下可以為全國人民提供如此豐富廉價的農產品，實在是一個奇跡。

農業不僅是生產勞動，同時也是休閑方式。中國的農業不僅是經濟的一種，而且是休閑的一種。對于被工廠生產線淘汰的中老年勞動力來說，在并無有保障的體面收入的情況下，若僅僅依靠國家的最低生活費，或極少的養老金來維持溫飽的狀態，實在是對個人價值的破壞。現代社會是豐裕社會，工廠生產線有能力憑社會中少數人的勞動而為整個社會提供最低生活所需。但勞動是人的權利，每個人都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獲取人生意義，而不是消極被動地等待。

發展中國家的城市貧民窟中，相當部分人沒有工作，只能靠乞討和救濟來獲得溫飽，他們這樣的人生就沒有了尊嚴，缺少了體面，也就沒有了價值。而中國農民即使五十歲以上，在城市已經不好找工作，他們也可以回家種田。春天播種，播下的是焦慮也是希望。他們隨著莊稼的生長而忙碌。忙碌中收獲充實，焦慮中收獲希望。他們用自己的辛勤汗水來換取勞動果實。農民進行農業生產的過程，也是進行生命意義與價值生產的過程。這與完全依靠外來救濟是兩種完全不同境界的生活。

顯然，中國小農經濟意義重大，問題是其是否可以持續。

應對小農經濟發展困境的出路

來自土地的收入對農民很重要，小農經濟很重要，問題恰在于，當前因為農戶經營土地規模太小且分散，單家獨戶的農戶無論是面對市場還是維持基本生產條件都過于弱小。應對這種困局，可能的辦法有三種：一是發展大農經濟，通過土地流轉來實現規模經營，而一旦有了經營規模，農戶面對市場和基本生產條件，就會有能力得多。這種大農經濟及規模經營的實質是美國式農業道路；二是在保持小農經濟的前提下，通過綜合農協的方式進行農業生產的體系化改造，從而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在生產上專業化，在市場上體系化。這種發展模式實質上就是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遵循的模式；三是走中國特色小農經濟之路，繼續保持小農經濟，但為小農提供社會化服務。

大農經濟和規模經營模式。大農經濟和規模經營顯然是以農民大量流轉進入城市為前提的。但從前面的分析來看，假若我們不希望中國城市到處是規模巨大的貧民窟的話，我們最好不要貿然通過土地流轉將那些不能在城市體面生活的農民趕到城市而不能再回到農村。而在農民沒有大規模轉移進城、農民收入還要依靠務農收入時，小農經濟就具有相當的合理性。

中國不可能發展大農經濟，這本來只是一個常識，但政策部門卻常常忘記這個常識，地方政府甚至經常性地通過半強制性措施來推動農村土地流轉以實現規模經營，比如成都的例子。學界和政策部門似乎都喜歡現代農業，認為小農經濟是落后的，是遲早要淘汰的，遲淘汰就不如早淘汰。

綜合農協模式。與美國式大農場主農業不同，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農村至今仍然是小農經濟。為了解決小農經濟規模太小而無法與市場對接以及無法單獨解決基本生產條件的問題，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通過綜合農協來將小農經濟聯結起來。在政府的支持下，綜合農協具有相當的力量來組織小農，具體有兩個方面：一是為小農提供專業化的服務，比如提供種子、化肥、農藥、機耕、灌溉等系列服務，農戶只從事專業化種植。綜合農協同時為農民提品的銷售。因為全國農協組成了一個自上而下的體系，農協就具有相當大的壟斷市場的能力，具有相當的農產品的市場定價權。“綜合農協＋小農經濟”可以稱為體系化農業，體系化農業的重要特點是對農戶的專業化組織和對市場的相對壟斷。

綜合農協的好處是，因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組織，綜合農協可以為小農提供強有力的生產服務，小農可能獲得較好的進行農業生產的基礎條件。同時，綜合農協可以為小農經濟生產的產品提供市場。

但是，綜合農協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問題：一是因為專業化種植，小農經濟被組織到農協中，農業高度專業化和高度分工，離開綜合農協的體系化的服務，小農經濟就無法生存。因此，比如韓國，農民并不能真正做到自給自足，他們的專業化生產是為銷售而生產，可能反而使自己無法獲得基本的農業食品；二是農協通過對市場的高度壟斷，而使農產品價格高得離譜，以至于出現如前所述日韓國民消費不起自己國家農民生產的農產品，甚至農民也買不起非自己生產的農產品的情況。這是相當嚴重的情況，因為這一方面使農產品賣不出去，一方面又使消費者消費不起。這種情況出現在中國，就可能造成極嚴重后果；第三，在WTO的背景下，面對諸如美國、中國廉價農產品的沖擊，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農協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就必然會組織起來反對，這就是WTO香港回合談判時韓國農民強烈反抗，和2009年臺灣進口美國牛肉會使政府陷入政治危機的原因。不僅如此，農協還會向政府施壓，以強化農產品國產運動，以及利用民族主義情緒抑制外國農產品的銷售和消費。

當然，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目前都已是相當發達的經濟體，其農業人口數量很少。國家主體已是城市社會市民階層。即使如此，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綜合農協模式仍沒有解決自己的問題，反而使其農業問題更加無解。在中國大多數人口仍為農民的情況下，綜合農協模式能否解決中國小農經濟的問題，或解決的問題與帶來的問題誰更多，顯然是需要仔細思量的。

在一次討論會上，有學者認為三農問題很好解決，只要糧價漲100倍，三農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先不說在目前WTO的框架下，中國能否讓糧價漲100倍，就是可以漲，其后果是什么？是城市人不再消費得起糧食，是進城務工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大幅度提高，是農業照樣無效率，是國家的主要資源都用于生產糧食而無法發展城市，是“中國制造”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徹底喪失，中國的外貿極大幅度下降。最終的結果是中國經濟陷入混亂。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中國式小農經濟模式。顯然，中國的小農經濟是相當獨特的，可以稱為中國式小農經濟，其核心是“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制度”。取消農業稅前，由于國家向農民收取大量稅費，國家與農民之間的關系緊張，“雙層經營”中經常出現村社集體侵犯農民利益的問題。取消農業稅之后，國家不再向農民收取稅費，而是通過制度安排來避免村社集體對農民利益的侵犯。

這個時候，仍然是小農經濟，但通過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和國家下撥財政支農資金來為農民提供生產生活所需公共品，另一方面通過為農民提供相對健全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尤其是鄉村兩級的農技、水利、畜牧和農機服務，中國的小農經濟就可能通過農戶家庭內的代際分工，通過兼業，及通過農業生產與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的生產、人的生命意義的生產（勞動價值論），來獲得旺盛生命力。

篇8

關鍵詞：經濟增長 農產品貿易 貿易效應

引言

入世后，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增長，農產品貿易的規模在不斷的擴大，到2011年，我國農產品貿易總額為1356.43億美元，其中農產品進口為770.26億美元，農產品出口為586.17億美元，農產品貿易逆差達到133.89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作為農產品貿易的大國，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農產品貿易逆差卻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在此背景下，本文致力于合理、客觀的分析和評價經濟增長對農產品貿易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對經濟增長與貿易相互關系的研究國內外的研究文獻可謂層出不窮，概括起來主要分為以下三個層次：

關于經濟增長對貿易的影響。Rybczynski（1955）提出了著名的“Rybczynski定理”，討論了反映經濟增長一個側面的生產要素稟賦的增長對經濟體國內生產格局及貿易條件的影響。Bhagwati（1973）指出，經濟增長可能導致貿易條件的惡化，進而導致該經濟體福利水平的下降，出現“災難性增長”（梁丹丹等，2005）。

關于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關于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類：一是從國民收入恒等式出發來考察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用凈出口的增量除以GDP的增量來表示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如Mc Combie（1985）、王子先（1998）、對外貿易政策研究課題組（1999）和彭福偉（1999）等；二是建立線性回歸模型或聯立方程組來分析，如林毅夫和李永軍（2003）、等（2005）；三是采用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如吳振宇和沈利軍（2004）、劉碧云等（2008）、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10）等。

關于貿易與增長之間的反饋關系。Helpman and Krugman（1985）指出，由生產率增長而導致的規模經濟的實現，促使出口的增加；出口的增加將導致成本進一步降低，從而使得生產率進一步提升（梁丹丹，2006）。鑒于此，本文在借鑒現有的理論模型基礎上，實證分析我國的經濟增長對農產品貿易帶來的影響，并對促進農產品產出及農產品貿易的更好的發展提出一些對策和建議。

理論基礎

本文討論的研究方法與框架，主要借鑒了龔關（2001）提及的分析框架，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的四大貿易效應分別為：消費效應、生產效應、綜合效應以及貿易條件效應。

（一）消費效應（CE）

消費效應是在不改變貿易品相對價格的情況下，經濟增長所導致的進口需求的變化與國民收入變化之間的關系，即經濟增長使得該經濟體是更多地依賴國內生產，還是更多地依賴貿易進口。即：

（1）

其中，βdY和αdY分別為商品/服務A的邊際消費和平均消費，EdY為AD（進口品A的進口需求）的收入彈性，且EdY =βdY /αdY。如果其值大于0，則說明進口品需求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增加，消費效應為順貿易偏向型（P）；若其值小于0，則消費效應為反貿易偏向型（A），即進口品需求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減少；若其值等于0，則說明進口品需求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保持不變，即消費效應是中性（N）的。

（二）生產效應（PE）

生產效應是反映進口品（商品或服務）的國內生產（產出）的增長與國民收入（或總產出）的增長之間的關系。即：

（2）

公式（2）中，βsY和αsY分別為商品/服務A的邊際供給和平均供給，EsY為AS（為進口品A的國內供給或產出）的收入彈性，且EsY=βsY /αsY。

如果其值大于0，則說明進口品的國內供給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增加，生產效應表現為反貿易偏向型（A）；若其值小于0，則生產效應為順貿易偏向型（P），即進口品的國內產出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增加而減少；若其值等于0，則說明進口品的國內產出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增加而保持不變，即生產效應為中性（N）的。

（三）綜合效應（SE）

經濟增長的綜合貿易效應或凈貿易效應是消費效應和生產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即：

（3）

如果公式（3）為正，表明綜合貿易效應為順貿易偏向型（P）的；如果公式（3）為負，說明綜合貿易效應為反貿易偏向型的；如果其值等于0，則說明綜合貿易效應是中性（N）的。

（四）貿易條件效應（TE）

一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會使其進口量發生變化，其提供曲線將會移動，從而其貿易條件可能發生變化。對于大國經濟，其貿易量的變化會對其自身貿易條件產生影響。即：

（4）

其中：

（5）

而Q1A和Q2B分別表示經濟體1對商品或服務A的過度需求和經濟體2對商品或服務B的過度需求。當βdY 0，從而顯示經濟體的貿易條件是改善的；當βdY >βsY 時，dp/dλ

數據選擇

本文選取的研究的樣本時間跨度為2002-2011年，所涉及的數據主要是以GDP衡量的經濟增長、農產品貿易進出口、國內農產品生產等相關指標。對這些數據的選擇和處理作以下說明：

關于農產品貿易的統計數據。本文選取的農產貿易的出口額和進口額，是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的“進出口貨物分類”，將第一類（活動物和動物產品）、第二類（植物產品）、第三類（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和動、植物蠟）、第四類（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制品）等共四類的統計數據加總而得。

本文用GDP來衡量經濟增長。考慮到與農產品貿易數據計算單位的一致性，根據2002-2011年的人民幣與美元的平均價（中間價），計算出了其相應年份的GDP美元值。

關于國內農產品產出的數據。本文選取的農產品產出值為第一產業（農業）的產值，有關原始數據均從2003-2012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上得到。并根據2002-2011年的人民幣與美元的平均價（中間價），計算出了其相應年份的美元值。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相關的數據均為名義值。理論上，為了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需要將名義值折算成實際值。對GDP、農業產出值而言，可以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和第一產業價格指數折算為實際值；但對農產品貿易數據來說，需要利用進口和出口的價格指數，而這些指數我國的官方統計部門不提供，故而本文不能將農產品貿易的名義值折實換算成實際值。因此，為保持統計數據的一致性，上述數據均采用名義值。

實證分析

（一）消費效應

由表1可知，在整個時段2002-2011年，我國經濟增長經由消費渠道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是順貿易偏向型的，但前后兩個時段差異較大，2008-2011年是反貿易偏向型的，而2002-2008年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而在2002-2011年這10年間，順貿易偏向型增長出現的年份有6年，分別是2003-2004年、2007-2008年、2010-2011年；反貿易偏向型增長出現的年份有4年，分別是2002年、2005-2006年和2009年。這說明，在所考察的樣本時期內，以消費效應反映的我國經濟增長的農產品貿易效應雖不十分穩定，但總體趨勢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即表明農產品進口需求占國內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增加。

（二）生產效應

根據表1的結果，在整個時段2002-2011年，我國經濟增長經由生產渠道對服務貿易的影響是順貿易偏向型的。若分年度考察，反貿易偏向型增長出現的年份只有2004年，其余9年均為順貿易偏向型增長。這說明，在所考察的樣本時期內，以生產效應反映的我國經濟增長的農產品貿易效應是穩定的，總體趨勢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即說明，與農產品進口相競爭的國內農產品產出占國內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減少。

（三）綜合效應

由表1可知，在整個時間段以及兩個分時間段，我國經濟增長的農產品貿易效應都是順貿易偏向型的。分年度看，順貿易偏向型出現的年份有9年，分別是2002-2003年、2005-2011年；反貿易偏向型出現的年份只有1年，即2004年。從總體趨勢看，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農產品貿易效應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

（四）貿易條件效應

在整個樣本期2002-2011年，βdY-βsY值為負，這一跨期結論與2002-2011各年度的具體表現一致。根據前面的討論，計算結果似乎可以證明，對我國這個農產品貿易大國而言，入世以來，伴隨著經濟增長，我國的農產品貿易條件是趨于改善的。

結論及啟示

本文得出的基本結論是：我國經濟增長經由消費渠道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是順貿易偏向型的，這說明伴隨著經濟增長，我國國內對農產品存在過度需求，導致農產品進口以更大的幅度趨于增加。我國經濟增長經由生產渠道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這說明伴隨著經濟增長，我國農產品產出不足，導致農產品產出占國內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經濟增長而趨于減少。綜合消費效應和生產效應的結果而得出，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農產品貿易效應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綜合考慮經濟的增長、農產品貿易的擴大，在我國加入WTO后的十年間，我國的農產品貿易條件是趨于改善的。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建議：加快農村土地流轉，解決土地的細碎化經營問題，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進一步促進包括勞動力在內的農業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實現土地資源優化配置；積極探索和發展更加適合的農業產業鏈整合模式，增強農民在交易中的地位；關注農產品貿易逆差擴大的趨勢，采取有力措施充分發揮農產品的比較優勢，提高農產品附加值，突破農產品貿易的貿易壁壘，積極應對各種農產品貿易摩擦，以擴大農產品出口。

參考文獻

1.梁丹丹，程大中.我國服務貿易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的實證研究[J].經濟師，2005（10）

2.張漢東，胡朝麟.浙江省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研究—基于投入產出模型的實證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12（11）

篇9

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為高等教育的發展帶來機遇，高等院校紛紛增設新專業擴大招生規模，與此同時一些老牌專業迫于就業壓力而出現萎縮。曾經作為農業院校與財經院校核心專業的農林經濟管理(以下稱農經)專業倍受沖擊。為應對市場化的沖擊，農業院校的農經系多數更名為“經濟管理學院”或“經濟貿易學院”等，實行“財經化”策略；財經院校農經系多數合并到“經濟學院”或“國際貿易學院”等，實行“非農化”策略。這使得財經院校的農經專業又受到農業院校農經專業的挑戰，加之本身在財經院校中的不利地位，其本科生培養規模越來越小，專業發展狀況堪憂。身處地方財經院校的農經專業大學生，陷于專業目標定位與市場需求脫節、專業學歷教育與個人發展定位沖突的多重矛盾當中，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專業認同感不強、淡化專業學習，以至于出現學習目標與個人發展定位“去農化”，嚴重背離了農經專業學科的初衷。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河南財經學院農經專業在校大學生為例，通過分析其專業認知及就業意向，來揭示地方財經院校農經專業辦學困境在學生層面上的影響與現實反應，以期對該學科的發展提出一些認識與啟示。

二　專業認知

本科教育中有兩種專業指導模式，一為“寬”模式，即“厚基礎、寬口徑、淡化專業”；二為“專”模式，即“明確專業方向、注重專業技能”。調查顯示，農經專業在校大學生對專業模式的認同與所在年級有一定的關系。大一、大二學生贊同“寬”模式的居多，分別為58.00％、51.72％，到大三時情況發生變化，認同“專”模式的學生占了主體，達到78.57％，而到大四后，雖大多學生仍認同“專”模式，但與大三時相比認同感有所下降。

不論選擇哪種專業模式，大學都有公共課、專業基礎課、專業課與專業選修課等，但因學生所學專業不同對各課程的重視程度會有所差異。調查顯示：農經在校大學生對課程重要的認識由高到低總體依次為專業課、專業基礎課、公共課、專業選修課。從不同年級來看，大二學生對專業課重視程度最高，高達51.72％，大一與大三學生對專業課的重視程度雖不及大二學生，但也均高于其他課程，對于大四學生則相反，其僅有28.57％的認為專業課最重要，大多數學生轉而對專業基礎課與公共課更加重視。這一現象與上述對專業模式的認知如出一轍。可能原因有：其一，農經學生對專業知識學習與能力提高的預期較高，而財經院校農經專業“去農化”的課程設置使其專業趨同于一般性的經濟管理專業，既失去了農業院校偏重技術型的經濟管理人才培養結構，同時也未形成財經類院校偏重財經型的經濟管理人才培養模式，因而雖在大學期間對專業認知模式由“寬”逐步轉變為“專”，但對專業課的重視度卻在下降；其二，高年級學生準備參加考研與考公務員等的需求促使其對公共課與專業基礎課的學習再度重視。學生對不同課程的認知存在主觀差異性。在此背景下，農經學生認為影響其課程學習的重要因素依次為課程內容、教師水平與專業設置。從不同年級來看，大二、大三學生認為課程內容是激發其學習興趣的最重要因素，而大一、大四學生則認為是教師水平。

從不同年級來看，農經專業學生對專業不滿意隨年級的升高呈現“n”型趨勢，大一最低，不滿意者為50.00％，大三時達到頂峰，不滿意者高達86.67％，到大四時雖有所降低但仍有66.67％的學生不滿意。總體看農經學生對其專業的滿意偏低。

三　專業認知下的就業意向

1　就業觀念、標準及其專業傾向性

當前，大學生就業有兩種觀念，即先就業后擇業與先擇業后就業。調查顯示，農經專業76.84％的學生趨向于先就業后擇業，尤其表現在對專業很滿意的學生上，其該意向選擇高達80.00％。可見，農經專業學生寄希望于先找一份工作適應社會，提高自身綜合素質后再選擇心儀的職業。那么，農經專業學生的擇業標準又是怎樣的呢?調查表明，67.19％的學生把發展平臺作為首選，而后依次為薪金工資、單位性質與專業對口。其中對專業很滿意的學生中，40％的學生把專業對口作為自己重要的擇業標準，遠高于對專業次滿意與不滿意學生對此項標準的認可度，其分別僅為1.59％、4.84％。如果把考研作為本科生就業來看，考研學生是否報考本專業也可理解為其就業的專業傾向性。調查表明，預期考研的學生中45.00％的表示會盡量保持原專業。其中對專業滿意的學生報考原專業的占到64.10％，即使對專業不滿意的學生也占到35.00％。可見，雖然絕大多數農經學生不看好自己的專業前景，但仍有一部分對專業非常滿意的學生堅持學農務農，對農經專業充滿期待。這說明學生的專業認知對其確立就業觀念、標準及理念有深遠的影響。

2　就業的職業定位與選擇意向

在校大學生的職業定位是基于其就業理念與擇業標準而做出的預期選擇。農經學生將其職業定位為管理型、自主創業型的較多，分別為40.20％、31.16％，而定位于技術應用型與教學科研型的較少，分別僅為20.60％、8.04％。從不同專業認知角度看，對專業非常滿意的學生66.67％的傾向于將職業定位為管理型，而僅有16.67％的學生傾向于自主創業；對專業次滿意或不滿意者雖然也將管理型作為其首選，但較對專業非常滿意者所占份額減少，分別減少了25.18％、28.50％，而對自主創業型的職業定位則有較高傾向，比專業非常滿意者分別提高了17.20％、13.86％。另外，專業不滿意者對技術應用性的職業定位選擇傾向高于專業滿意者，這可能緣于其將專業知識的學習時間轉嫁到一些自身較感興趣的技能型非專業的學習上，這一點在與農經專業學生的訪談中得到證實。

職業定位決定職業領域的選擇。調查表明，農經學生對職業領域的選擇與其專業滿意度的關聯性較小，總體表現為選擇進企事業單位的占主體，達到74.00％(其中事業單位占到40.00％)，而后才是選做一名創業者和自由職業者。由此表明，農經學生職業選擇的預期目標還是比較高的，且追求工作穩定的思想仍較重。如在考公務員涉農專業較少的情況下還有24.00％的農經學生選擇通過這一途徑進入事業單位就是一個例證。

上述的分析表明，大多數農經學生能夠根據愿景目標與現實狀況進行合理對接，做出自己較為可行的預期職業定位與選擇。但在當前就業形勢趨緊的狀況下，農經學生想通過攻讀碩士研究生來更好實現自己理想的不占少數，達到50.26％。其中，考研率與專業滿意度呈現反向相關，專業非常滿意與次滿意者的考研率分別比平均水平低10.26％、5.10％，而專業不滿意者則高出平均水平2.97％。這表明對專業不滿意的學生更期望獲得學歷優勢，增加自己的就業籌碼，最終覓得如愿以償的工作。

3　就業意向的影響因素

在校大學生的就業意向是其在權衡各方面影響因素的條件下所做出的預期選擇。調查顯示，學生認為影響就業的最重要因素依次為：個人能力、個人素養、學校品牌、專業名稱、專

業知識、城鄉前景差異。其中主觀因素的影響程度達到77.21％，遠高于客觀因素。從不同專業滿意度來看，對專業很滿意的學生中除20.00％的認為農經專業名稱對其就業具有客觀性影響外，最主要決定自己就業前景的還是個人綜合素質等主觀因素；而對專業次滿意和不滿意者雖然也認為影響其就業最重要的是主觀因素，但對客觀因素的認知較專業滿意者有偏差，即認為學校品牌的重要性超過專業名稱，甚至認為就業地區位差異對其就業也有一定的影響。

對比專業滿意與不滿意兩類學生，前者不僅在在校學習表現上有較高的專業認同感，而且在就業定位上也有較強的專業“歸宿”意識，其認為專業知識對其就業影響程度高于后者14.44％。但總體看，農經專業學生普遍認為涉農專業不利于其找到較好的就業門路，對專業前景不太樂觀。

四　結論性評述

農經學生普遍認同突出專業特色辦學模式，且高年級學生認可的比例高于低年級。在對專業模式認可存在差異的情況下，農經學生對課程重要性的認識由高到低依次為專業課、專業基礎課、公共課、專業選修課，其中將專業課作為最重要的課程者居多，尤其表現在大二學生上。在課程學習中，大二、大三學生認為課程內容是激發其學習興趣的最重要因素，而大一、大四學生則認為是教師水平。可見，在所學專業既定的條件下，專業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并非最為關鍵，而專業課程結構與內容的統籌安排、精心設計與教師水平越來越成為農經學生專業學習、專業塑造的核心與關鍵。

農經學生總體上對專業認同感偏低的現實導致其在就業觀念上多數傾向于先就業再擇業，尤其表現在對專業非常滿意者上。同時多數學生將發展平臺作為擇業標準的首選，最后才考慮專業對口，但對專業非常滿意的學生中將專業對口作為自己重要擇業標準的比例遠高于對專業次滿意與不滿意者。在擇業標準的引導下，農經學生預期的職業定位集中在管理型與自主創業型上，且多數傾向于進入企事業單位工作，并期望通過考研來更好實現自己的目標，尤其表現在對專業不滿意的學生上。為此，應結合專業特色建設、專業思想教育、專業實踐訓練、專業能力提高等多方面多環節的工作，強化專業認知與專業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增強農經學生的就業預期，最終緩解財經院校農經專業辦學困境。

參考文獻

[1]馬曉旭，農林經濟管理專業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構建[J]，農業教育研究，2009(1)：40

[2]柯水發，王戰男，李紅勛，北京林業大學農林經濟管理專業2004級本科畢業生就業情況的調查分析中國林業教育，2009(5)：42

[3]李翠霞，朱請，盧達，農業經濟管理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研究[J]，東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6)；56

篇10

大農經濟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是相對小農經濟而言的。小農經濟是落后的農業生產工具的產物，因為使用的是牛馬、木犁、鋤頭、鐮刀，所以，一個農民盡其所能，也只不過能夠耕種三、四十畝土地足矣，如果少了，則不夠耕種;如果土地多了，就耕種不過來，要是不雇長工短工，就必定使土地荒蕪，是所謂的“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

那么，在過去，一個地主，有幾百畝土地，幾千畝土地，幾萬畝土地，是不是大農經濟呢?其實，這個問題，單就稱謂而言，就已經明白了。地主是不進行農業生產的，所以，就只能是土地的主人，而不是耕種土地或進行農業生產的人—也就是說，不是農民。地主和富農是農民和不是農民的分水嶺富農以下是中農，貧農，雇農，是不同等級的農民:富農的土地是由他和長工、短工共同耕種的，中農的土地是中農自己耕種的，貧農的土地不夠自己耕種，雇農自己沒有土地，為富農和地主耕種土地:而地主呢，土地是雇農耕種的，他連管理也不管理，是管家為他管理的。富農所耕種的土地最多的長工一樣，不能超過三、四十畝，地主的土地雖然多，但是，長工和雇農多，每個長工和雇農也不過三、四十畝，根據每個農民耕種土地的數量，都只能是小農，因此，也不是大農經濟，只能是小農經濟。

或者說，一個農民耕種的土地太少，小農是沒有出路的。那么，我們把這些小農集中在一起，組織起來，成為集體經濟，土地多了，家大業大勞動力眾多，那么，不就是大農經濟了嗎?并且，這樣做了之后，土地地塊大，也便于先進的農業生產機器耕作。其實，這樣做的好處，只是便于先進的農業生產機器耕作，并不是大農經濟。因為每個人的土地還是那么多，一個農民耕作一點也沒有增多，所以，不是大農，還是小農和小農經濟〔比如，一個農民有5畝土地，100個農民集中起來有500畝土地，但是，100個農民并沒有減少成為1個農民，1個農民耕作的土地并沒有達到500畝，而還是5畝，怎么能夠是大農和大農經濟呢?這只能是集中在一起的小農和集中在一起的小農經濟。當然，如果把土地交給一個農民耕種，其他的農民(采取各種各樣的措施)從農業生產中退出來，這個農民就成為大農與大農經濟。如果已經有99%的農民從農業生產中退出來的條件，比如說，已經具備有一個可以容納99個人的企業或者數個企業，就可以而且必然由不同的道路形成99個農民把土地轉交給一個農民耕種。可是，如果想采取先把100個農民集中起來，然后等待時機與創造條件逐漸使99個農民退出來，則是不可行的。因為集體勞動的自身局限性，會使農民脫離農業生產產生許多障礙，不利于大農經濟的形成，阻礙生產的發展。

大農經濟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在拖拉機、收割機、插秧機的生產力下，我國的一個農民可以耕種500畝以上的土地，是小農可以耕作的土地的一、二十倍。美國的農民，現在可以耕種的土地數量是3《X舊畝左右。因為生產力的提高，分工就越來越詳細，新的生活用品種類也越來越多，這就必然使各行各業的從業人數從行業內中脫離出來，去從事新的行業，而生產力的發展也為勞動力的脫離創造了基礎。農業這個古老的生產行業脫離的人數是最多的，而生產力的發展也必然使農民由小農成為大農，由小農經濟成為大農經濟，否則，國民經濟要想發展是不可能的。在現代的生產力下，小農經濟是不可能存在的。美國現在的農民只有2%，并且，有消息說，美國到2020年，準備實現兩個2%，即農業2%和工業2%。在大農經濟下，一個農民耕種500畝至30(X)畝土地，能夠集體起來嗎?集體起來有什么意義呢?或者有人說，可以節約和減少生產工具呀!比如說，在分散耕作時，一個農民就必須有拖拉機、收割機、插秧機，所有的農業生產機器都得應有盡有。如果他們聯合起來，就可以幾個人合起來共有一臺拖拉機、一臺收割機、一臺插秧機等等，分工合作，就減少了機器的閑置時間，增加了使用率，節約了資源。其實，這是不了解農業生產所產生的不切實際的幻想。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別強，許多時候不能分工合作。比如收麥，是有時間性的，早了不成熟，晚了就熟過了，麥籽就脫離到地里，所以，收麥的時間就只有10天左右時間。當然可以你收我犁他播種，但是，一個人ro天只能夠收500畝，ro天過后就沒有麥子可以收了，也就是說，只有500畝土地可以耕種。如果是這樣，三個人，就使生產力降低到l/3。而三個人都有拖拉機、收割機、插秧機，收割時都收割，ro天就是3個500畝，然后耕地播種，就提高三倍。這就和鋤頭鐮刀一樣，是一個農民必備的工具，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在使用機器進行農業生產時，是不可能集中在一起進行的。試想，在一抬拖拉機一天可以收割50畝小麥，耕地50畝的情況下，100個農民駕駛拖拉機和收割機集中在一塊耕地收割，規模是夠宏偉的，但是，非亂套不可。所以，還是必須分開作業，就是一些人所反對的“單干”。集體勞動是小農經濟的產物，在大農經濟下是不可能的。況且，集體化不等于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能集體化，就是集體的形式也只能是社會主義的補充形式。

中國由于過去集體化的結果，使農業人口(或者說農民)與中國的生產力不相適應，農業人口的比例過大。農民現在只有三、五畝土地。這使農民過于貧窮，不但產生了三農問題，也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阻礙。解決的辦法就是減少農民，打造大農經濟。形成大農經濟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途徑有多種。在我國，最好的辦法就是土地國有化，在改革已經確立的進步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在保證脫離農業生產的農民的利益的基礎上，形成大農經濟，其余的農民由國家統籌，利用多種途徑，使多余農民轉移到二、三產業中，有節、有利、有序，保持社會安定，經濟平穩，完成這個過渡，為中國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