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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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篇1

【關鍵詞】勞動經濟學 經濟發展 推動作用

前言:勞動經濟學主要研究勞動關系和勞動的發展規律,作為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歷史悠久,并且與較多的經濟學學科有著密切的聯系,勞動經濟學的核心旨在追求以最少的勞動資源換取最大的經濟效益,促進社會的進步,也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平穩運行。在勞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對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為勞動經濟問題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法策略、為國家制定經濟政策提供理論基礎、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供理論支持、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通過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可以有效分析社會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經濟現象,也可以有效發揮勞動經濟學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并給予一定的理論基礎和支持。

一、為勞動經濟問題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法策略

一個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勞動者和勞動管理間的協調程度有著較大的聯系,所以要想使國家的社會經濟得到快速穩定發展,需要努力協調勞動者和勞動管理之間的關系。勞動和經濟的問題貫穿于人類整個生命過程中,勞動者的經濟活動必然與勞動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因而勞動經濟問題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亟需解決的問題。只有將社會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并且合理分配勞動者的經濟報酬,才能促進勞動關系的更好發展。由此可見,勞動經濟問題得以解決的最為有效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套系統的、合理的、科學有效的、有實踐意義的勞動經濟學理論體系。勞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理論的一大分支,發展時間較長,并且有著豐富的實踐,因而其理論體系較為完善。因此,加強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可以探索出有效的方法策略以解決勞動經濟問題,更好協調勞動者和勞動管理間的關系,優化勞動力資源和合理分配勞動者的經濟報酬,以有效發揮勞動經濟對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的促進作用[1]。

二、為國家制定經濟政策提供理論基礎

人類社會的發展自始至終都離不開物質資料生產,而勞動者通過勞動進行生產產品和勞務供給,促進了物質文化生活的發展,也滿足了更多人的廣泛需求。由此可見,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應該積極充當經濟管理者的角色,通過出臺經濟政策的方法而規范社會發展,并且對社會發展中的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分配,有效發揮經濟管理職能,以促進社會發展和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然而,在國家充分發揮經濟管理職能時,需要制定一些有效的勞動經濟政策,但政策的制定必須依據一定的理論。勞動經濟學理論來源于一定的科學原理和研究實踐,進而可以為國家制定經濟政策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國家制定經濟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既可以規范國家的經濟發展,又可以促進國家經濟政策的不斷完善??茖W制定勞動經濟方面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不僅可以維護勞動者的基本經濟利益,以促進勞動者在社會勞動中有效發揮創新能力和主觀意識,而且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有著較大的影響。因此,國家依據勞動經濟學而制定經濟政策,不僅能夠促進勞動經濟學更為廣泛的應用,而且也能使經濟政策制定更加合理[2]。

三、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供理論支持

加強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可以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持。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例如:科學理論體系就是建立在勞動經濟學理論基礎之上的,而科學理論在勞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中探索到突破點,進而形成有特色和實踐意義的科學理論體系。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發展以理論為重要指導,廣泛研究勞動經濟的現象和深入分析勞動經濟的問題,以解決勞動方面存在的問題,從而使社會主義發揮優越性。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勞動經濟,而勞動經濟必然會產生一定的勞動關系,所以處理好勞動和經濟的問題,需要有勞動經濟學作為理論支持[3]。

四、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

在我國,注重以科學理論為指導而發展社會主義。歷年來,我國黨和政府都重視勞動和經濟的問題,并多次進行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嘗試,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我國制定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國民經濟計劃,和實施社會發展的計劃,需要有效解決勞動問題,在完善我國經濟制度和推進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方面,勞動和經濟的關系更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離不開對勞動經濟學的廣泛研究和探索,不斷尋找勞動問題和經濟問題之間存在的關系,進而針對具體問題而采取有效措施以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快速平穩發展。我國黨和政府的高層領導,不止一次強調過勞動方面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的重要性,并且我國通過建立和完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濟運行機制,為解決勞動問題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加強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4]。

五、結論

總而言之,進行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不僅有效解決了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勞動經濟問題,而且也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針對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期間的我國而言,加強對勞動經濟學的深入研究,更加明確勞動與經濟間的關系,能夠促進我國對勞動經濟學有正確的認識,并推動我國不斷探索與我國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勞動經濟理論體系。

參考文獻:

[1]劉華.農村婦女職業教育對農業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研究[D].中國農業大學,2013.

[2]常永智.經濟區域競爭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D].東北師范大學,2013.

篇2

關鍵詞:貿易;理論內核;知識體系

中圖分類號:F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154(2013)06-0015-07

一、引言

貿易經濟學(或商業經濟學、流通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貿易領域的各種經濟關系和運行規律的學科,由于一直沒有明確統領學科發展的理論核心,貿易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搖擺不定,其科學共同體中存在“寬派”和“窄派”之分。在研究方法上,未能充分應用現代經濟學定量和經驗實證分析方法,從而削弱其對現實問題的理論解釋力。近年來,很多學者通過借鑒產業組織學、新制度經濟學等成果來重建貿易經濟學(夏春玉、丁濤,2011;冉凈斐、文啟湘,2004;石明明、張小軍,2009),并取得較大進展。但受制于理論內核界定的模糊,該學科知識體系的完整性和系統性缺乏科學研究綱領標準的評價,理論創新路徑也不夠明晰。因此,與其他蓬勃發展的經濟學分支學科相比,貿易經濟學的發展還比較滯后。

從主流經濟學對貿易理論研究看,經濟學說史上解釋貿易產生和發展的貿易理論與分工深化的歷史演進邏輯是相一致的。古典、新古典貿易理論分析的是產業間貿易,這主要是基于國與國之間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的差異形成的國際產業間分工。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國與國之間同一產業內部的國際分工開始出現,產業內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比例逐步上升。這種國際分工現象是難以用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論來解釋,而新貿易理論運用不完全競爭、規模報酬遞增、產品差異化等概念和思想來構造新貿易理論模型,分析產業內貿易的基礎,在貿易發生的原因、貿易的商品模式、貿易和流通方面得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結論。

20世紀60年展中國家制成品出口大幅度上升,一些學者研究產品生產階段或工序在不同國家間分配,如Dixit和Grossman(1982),這屬于早期的關于產品內分工的研究。隨著分工深化,服務不僅成為產品內分工的重要貿易標的,而且通過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推動產品生產流程的優化。進入90年代,隨著全球外包、海外外包、轉包等產品內分工現象的出現,以Grossman和Helpman(2005)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引入產業組織和不完全契約的分析范式,進一步豐富產品內分工的理論內容和貿易理論的分析工具。產品內分工產生的動因主要來源于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如Dixit和Grossman(1982)認為生產分割為不同階段上的比較優勢是創造產品內貿易利益的基礎b 3592,而盧鋒(2004)則認為不同生產階段對應的有效規模存在差異。

隨著分工深化,一些學者考慮分工機制的內生演進,并在這樣的條件下解釋貿易的產生。如Stiglitz和Dixit(1977)、克魯格曼(1979)等從產品種類數的內生性分析貿易對生產規模和參與貿易國家的福利影響,而Roser(1983)、Becker和Murphy(1992)考慮專業化水平的內生性。楊小凱(1992)等對分工的內生性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勞動分工演進過程的特點是內生均衡的移動而不是靜態的均衡,在此基礎上比較利益會內生地創造,隨著交易效率的提升和市場容量的擴大,國內貿易自然會延伸到國際貿易。

作為一個科學的研究綱領,貿易經濟學是一個具有嚴密內在結構并不斷發展的理論體系。按照拉卡托斯的界定,一個完整的或成熟的科學研究綱領應有一個公有的理論“內核”,有一組保護硬核的“保護帶”和引導理論體系不斷發展完善的“啟示法”。本文以分工深化為主線探索貿易經濟學的理論內核,基于科學研究綱領標準分析貿易經濟學的“保護帶”和“啟示法”,并試圖從內核、保護帶、啟示法三個有機組成部分構建貿易經濟學嚴整的知識體系,最后提出貿易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路徑。

二、分工深化為貿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基礎

自人類社會第三次社會大分工使商業成為獨立經濟部門后,分工深化不斷促進貿易發展,不僅促進交易量和商品交易品種增長,而且使交換范圍從區域擴展到國際市場。交換是最微觀和最基礎的活動,貿易是分工基礎上的交換。分工深化不僅擴大市場規模,而且提升生產和交易的專業化水平,不斷推動技術進步和交易制度的完善,降低交易費用,增進交易效率,從而形成報酬遞增的源泉。以分工深化為主線,不僅可以解釋貿易產生的原因,而且可為貿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從而為貿易經濟學提供一個統一的理論內核。

(一)分工深化擴大市場規模

首先,按照斯密定理,分工起因于交換能力,分工水平受到市場范圍的限制。其次,市場規模與分工是相互作用并自我演進的。楊格(1928)提出著名的楊格定理:迂回方法的經濟,或其它形式的勞動分工經濟更多取決于市場的規模,而市場規模又取決于勞動分工。楊格論證市場的大小不僅由人口規模,而且由有效購買力決定,而購買力由生產率決定,生產率又依賴分工水平,市場規模與分工程度相互依賴并以累進的方式自我繁殖,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擴大交易對象、品種和規模,最終通過市場規模的擴大實現報酬遞增。

(二)分工深化提升專業化收益

按照楊格的論述,分工可用三個概念來描述,第一個是每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專業化水平隨每人的活動范圍縮小而提高。第二個是間接生產鏈條的長度,第三個是此鏈條上每個環節中的產品種類數。通過分工深化,在生產中不斷引入迂回或間接生產方式使用勞動可增進專業化水平和收益。對個人而言,Roser(1983)指出,分工收益由人們關于專業化決策內生決定,對專業化水平的選擇來自于人力資本報酬遞增。

另外,隨著產品工序和間接鏈條迂回生產方式的不斷引入,以及專業化人力資本和知識高級要素數量和質量的提升,導致企業間生產效率的差異。企業生產效率的異質性來源于企業內生地選擇不同技術水平和雇傭不同類型員工,從而提升企業專業化水平和收益。Helpman(2006)認為企業異質性會內生行業新的比較優勢,產業鏈鏈條得到延伸,最近幾十年跨國公司內貿易和產品內分工的快速發展充分證實這一點。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分工深化都提升交易主體的專業化水平,發揮知識等高級要素的邊際貢獻,減少重復學習時間和費用,并通過更高的專業化水平提升生產和交易效率,形成報酬遞增的經濟利益。

(三)分工深化推動技術進步

分工深化還推動技術進步。馬歇爾認為機械的改良與分工的日益精細是同時并進的,機械改良使得進一步分工的工作價錢便宜和更為精密。技術進步不僅包括新自然資源及其應用的發現、科學知識的增加,而且包括交易方式、交易制度、商業習慣、流通組織的變革。

技術進步可以節約交易費用,加強報酬遞增的力量,從而為貿易得利普遍性奠定堅實的基礎。以近幾十年來流通創新為例,交通運輸技術的改善極大地擴展市場范圍,增進人類交易能力。而以光纖通信和數字通信技術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的進步不僅提高信息交流的準確性,而且降低通信損耗,這極大降低了由于信息傳輸而產生的交易費用。企業借助現代信息技術可以實現遠距離的信息交流,監督和協調其分散的貿易活動,并對相關業務信息快速進行存貯、分析和處理,為其生產經營活動提供較為準確的信息支持。信息網絡的普及使得全球范圍的生產者、消費者、供應商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推動貿易組織的創新,催生供應鏈戰略聯盟、價值鏈集成商、品牌運營商等新的貿易組織方式的出現。而這些買方驅動的價值鏈創新形式極大地降低生產者和消費者相互搜尋的成本和供求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不斷提升交易效率和貿易量。分工深化還不斷推動交易制度的規范與完善,減少交易中不確定性,大大降低交易費用。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和信息技術的進步以及交易制度的完善使更多的產品適合引入迂回生產方式,也使產品生產工序、環節乃至投入要素可分性得以增強,并降低協調價值鏈各環節的交易費用,不斷提升交易效率,為貿易得利普遍性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

綜上所述,按照科學研究綱領的標準,圍繞分工提出的“勞動分工的客觀存在”、“分工促進勞動生產率”、“流通的本質”是貿易經濟學不可證偽的公理,構成貿易經濟學的理論內核,商人、商業、商品、交換這些重要的貿易經濟學概念也是以分工為思想內核的。交換是使用價值的互換,交易是價值角度的互換,交換是最微觀的經濟活動,交換發展為交易(貿易),貿易和交換是以分工為基礎的。分工深化不斷增進交易效率,為貿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以分工為理論內核也不斷推動貿易理論研究綱領的發展。

三、以分工為理論內核的貿易經濟學“保護帶”和“啟示法”

(一)貿易經濟學中的“反面啟示法”與“保護帶”

根據拉卡托斯界定的科學研究綱領,綱領由一些方法規則構成,主要包括正面啟示法和反面啟示法,反面啟示法告訴研究者需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正面啟示法則告訴研究者尋求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啟示法禁止否定后件式對準內核,通過獨創性聲明來闡明,甚至發明“輔助假說”,這些輔助假說圍繞內核形成“保護帶”,將否定后件式轉向這些輔助假說。輔助假說保護帶可以通過檢驗,調整替換,以保護因而硬化的硬核。

和其他科學學科一樣,貿易經濟學的學科體系中同樣擁有引導理論體系不斷發展完善的“啟示法”。應用反面啟示法,保衛貿易經濟學分工的理論“內核”不受經驗事實的反駁或否定。如分工的程度要受市場廣狹的限制、內生專業化與分工、貿易產生的原因、流通渠道的演化、零售業態變遷等等,這些關于貿易經濟過程、組織存在的一些重要假說或假設可以通過科學研究或經驗證據來加以檢驗、證偽或拒絕。以分工作為理論“內核”,反面啟示法禁止否定后件式對準分工這一內核。通過獨創性聲明來闡明“輔助假說”,輔助假說圍繞分工內核形成“保護帶”,將否定后件式轉向這些輔助假說。輔助假說保護帶可以通過檢驗,調整替換,以保護理論硬核。在這個過程中,以經驗事實不斷證實和增加輔助假說保護帶內容,這就保護理論內核不受謬誤的攻擊,從而推動貿易經濟學進步的理論問題轉換。

(二)貿易經濟學中的“正面啟示法"與“保護帶”

同時,應用“正面啟示法”可改進和發展貿易經濟科學中的“可反駁”部分,通過調整和完善“保護帶”來發展貿易經濟學。正面啟示法包括一組部分明確表達出來的建議或暗示,以說明如何改變、發展研究綱領的“可反駁的變體”,如何更改、完善“可反駁的”保護帶。比如對貿易產生原因的解釋,在不同交易環境下,引起分工深化的主導動力機制發生變化,或是提高報酬收益,或是降低交易費用,這樣就產生新的潛在獲利機會,推動分工深化。分工動力機制有資源決定的比較優勢,也有市場規模和內生比較優勢。具體分工環境中新的潛在獲利機會為交易的形成奠定利益基礎,也就催生新的貿易運行方式,影響貿易主體行為?!罢鎲⑹痉ā蓖ㄟ^界定具體分工環境中交易條件,對某一種分工形式產生的報酬增進和交易費用節約進行闡釋,從而不斷發展調整和完善“保護帶”貿易產生原因,而分工內核則不可否定和反駁。

正面啟示法比反面啟示法靈活,當一個綱領進入到退化階段,正面啟示法一個小小的革命或創造性的轉換會再次推動綱領的前進。例如,針對“批發無用論”,其解釋主要在于,在報酬不變的前提下,市場需求發生根本改變導致定制化程度提高后,市場內生出降低產品技術信息甄別費用的需求,企業自創品牌與自建營銷網絡將導致專業市場的瓦解。采用正面啟示法,一些學者以規模報酬遞增替換規模報酬遞增不變的假設,考慮批發市場拓展對分工交易可靠性影響,從而構筑以批發市場為基礎的區域內生報酬遞增機制和區際分工協作網絡,并尋求經驗事實的支持,有力地對“批發無用論”進行反駁,推動貿易經濟學批發商業理論的發展。

因此,貿易經濟學作為一個科學研究綱領,以分工作為理論內核,同時存在一組保護分工內核的“保護帶”和不斷發展完善的“啟示法”,由理論硬核、保護帶、反面啟示法和正面啟示法四個部分構成貿易經濟學嚴整有機的理論體系(見表1)。

(三)貿易經濟學的核心概念和研究主題

在分工理論“硬核”和“保護帶”的基礎上,貿易經濟學還提出了本學科的核心概念和研究主題(見表2),并通過具體的論據和嚴密的論證,形成本學科的理論結論,從而不斷豐富和拓展貿易經濟學的研究綱領。

四、貿易經濟學的知識體系

依循分工的理論內核、保護帶和啟示法的劃分,按照分工一交換一(貿易、流通、商業)的商品經濟運行的邏輯關系,貿易經濟學的知識體系應包含貿易成因與發展、貿易實現以及貿易活動人格化和專業化三個方面內容(見圖1)。貿易成因與發展是貿易經濟學核心和理論根基,貿易實現是貿易經濟學基本理論在總體和宏觀領域(流通)的拓展和外延,貿易活動人格化和專業化是貿易資本活動規律的生動體現。

(一)貿易成因與發展理論

貿易是商品交換活動的總和,以分工深化為主線,圍繞貿易互利性、普遍性和均衡性,貿易成因與發展理論包括:(1)解釋貿易產生的原因。主要從兩個視角分析貿易的互利性,一是趨異視角,從價格、成本、勞動生產率、技術差異等方面進行分析。以絕對優勢、比較優勢、要素稟賦理論為代表。二是趨同視角,從規模經濟、技術外溢、干中學等方面進行分析。以新貿易理論、新新貿易理論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為代表。(2)貿易互利的普遍性。貿易運行效率的綜合評價方法;提高貿易效率的途徑,主要解釋分工與專業化如何增進貿易(流通)效率,側重于解決專業化和交易費用沖突下貿易效率的發展問題。(3)貿易互利的均衡性。貿易利益的分配;宏觀貿易政策體系(貿易促進政策、國際化政策、現代化政策、貿易安全政策);貿易發展戰略的調整與創新。主要涉及產業鏈的產銷銜接、國內區域市場與區際貿易發展、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的協同。

(二)貿易實現理論

貿易實現理論具體包括貿易時間實現、空間實現、利益實現和實現形式四個方面內容:(1)貿易時間實現,即不同產業背景下貿易時間實現方式問題。包括貿易時間價值、現貨交易和期貨交易、貿易實現中的時間差異與套利行為、流通運行速度等內容。(2)貿易空間實現。貿易空間的分工基礎與運行條件;貿易空間效應(點:聚集效應;線:伸縮效應;面:網絡效應);零售商圈與城市商業空間布局。(3)貿易利益實現。流通效率的綜合評價;流通費用、成本、利潤構成與核算方法。(4)貿易實現的形式。即供求形式、價格形式、支持與補貼;商流、物流和信息流運行過程、特點及其相互關系。

(三)貿易活動的人格化和專業化

貿易活動的人格化研究貿易資本微觀活動的基本內容和規律,貿易活動的專業化是從國民經濟角度考察商業的產業地位和作用,從社會角度考察商業的分工體系,并在宏觀管理體制上對商業主體和行為進行監督與規范。貿易活動的人格化和專業化的核心問題包括:(1)貿易活動人格化。貿易主體的投資、經營;商業企業的購、運、存、銷;商業企業的價格競爭與非價格競爭;商業盈利模式。(2)貿易組織。主要從貿易組織的內部關系和外部關系兩個方面展開研究,強調組織功能是流通或貿易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基本功能。包括貿易企業的規模擴張與復制;貿易企業的經濟聯系方式;商業企業與非專業化商業企業的融合等方面內容。(3)商業產業。包含商業市場結構;零售、批發商業的分工。(4)商業產業管理體制,其核心是促進商業領域規模經濟與有效競爭。包括:商業管理體制環境、商業管理體制的理論基礎、管制目標、管制工具選擇(經濟性和社會性規制手段)。

五、貿易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路徑

作為一個科學的研究綱領,它的理論體系的科學性是和現實聯系在一起的。由于外界現實隨著時間不斷發展、變化,貿易經濟學必須不斷發展完善,對新的貿易現象予以科學的解釋,對貿易現象進行科學的預測和指導。隨著產業內分工向產品內和要素內分工深化及其與國際化、信息化的交互作用,社會的經濟形態發展到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時期,社會生產力的加速發展,使分工和交易的范圍極度擴張,以致使一切可以用于交換或交易的有形物質與無形物質都納入了貿易的范疇。為此,貿易經濟學理論發展應當遵循科學的理論創新路徑,推動研究綱領的不斷進步。

(一)堅持分工的理論內核

貿易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與發展首先應明確和堅持分工作為貿易經濟學的理論內核,應用啟示法,構建輔助假說和保護帶,將針對分工內核的反駁轉向保護帶。例如,分工從產業間分工向產業內分工和產品內分工演進,對于分工基礎變化而出現的新貿易現象,可以通過修改和替換保護帶(貿易產生的原因)予以解釋,而無論是產業間分工和產品內分工,分工的理論內核是不容動搖,貿易是基于分工基礎的交換也是不容反駁的。

(二)不斷發展替換退化的保護帶

近年來,貿易經濟學的退化主要原因在于貿易經濟學學者沒有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調整替換保護帶,一定程度上導致退化的問題轉換,受到一些反例甚至受到支持反例的觀察現象的反對。如“無流通論”、“批發無用論”等等,貿易經濟學理論工作者需要通過“反例”的觀察現象,將反證據變成證認的證據,而這些反常必須在輔助、“觀察”假說和初始條件構成的“保護帶”中引起變化,保護分工內核不受到反例的攻擊。

在發展貿易經濟理論過程中,應圍繞理論內核,采用反面啟示法保護內核不受對立現象的攻擊。同時,采用正面啟示法不斷修改替換退化的保護帶,解釋發展、動態的貿易現象。貿易經濟學理論發展必須克服研究內容的部門色彩,并努力走出“政策解釋學”的學術傳統。由于受計劃經濟體制對學科建設的影響,我國在貿易經濟學的學科范圍內曾經分別創建了商業經濟學、物資經濟學、糧食經濟學、供銷合作經濟學、國際貿易等部門經濟學科,這種部門分割的特征影響了貿易經濟學理論的系統性,也使退化的“保護帶”未得到及時替換,進而使貿易經濟學面對新的貿易現象不能做出科學系統的解釋。近年來,貿易經濟學界努力克服研究內容的部門色彩,在學科重建上取得積極的進展,一些退化的“保護帶”得到替換。但內外貿分立的貿易經濟學研究尚未得到統一的整合,還需要進一步根據正面啟示法不斷提煉研究主題,以替換退化的保護帶,只有這樣才能推動貿易經濟學研究綱領的進步。

篇3

內容摘要:方法論是一門學科研究的邏輯起點。本文對我國金融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作了一些探析,在金融學是經濟學一個分支的范疇內,從分析經濟學的科學性入手,探討了經濟學與金融學的研究方法,闡釋了金融學研究與經濟學研究的關系,并認為我國金融學研究方法論發展的方向將是建立更加堅固的經濟學理論基礎,向科學化的研究方法發展。

關鍵詞:金融學 經濟學 方法論 科學

我國金融學研究正在從貨幣金融理論發展到現代金融學的新階段。目前,在金融領域普遍將研究的重點放在理論創新上,對金融研究中的方法論范式研究尚顯不足,而金融研究方法論的范式轉換與理論創新是密切相關的。故本文嘗試對我國金融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進行一些探析。

一直以來,金融學被認為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一直是一門屬于經濟學類的學科。更具體地來看我國,在學科劃分上,金融學被歸入了經濟學類中的應用經濟學。既然金融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那么金融學研究的方法從本質上講也應該是經濟學的方法論了;當我國的經濟學向現代經濟學發展時,也就必然要求我國的金融學向現代金融學發展。從本質講,對金融學研究方法論問題的探討就是對經濟學研究方法論問題的探討。

經濟學的科學屬性

對經濟學內涵的理解,直接決定了經濟學研究的邊界。我國學術界曾對經濟學是不是科學這一命題展開了深入的探討,而且這種爭論直到現在也沒有得到最終統一的答案??茖W一般概念是對現象規律性的系統解釋。從這個角度說本文認為,判斷經濟學是否是科學的核心標準,在于經濟學對經驗世界(或者說現實社會)的解釋力是否足夠強大,如同數學、物理學對經驗世界的解釋能力一樣,這一問題的實質在于探討經濟學理論是否有國界。如果經濟學如同自然科學一樣,在不同制度下的社會環境里同樣具有很強的解釋力的時候,那么經濟學就是科學了,否則就還只是一門學科。隨著經濟學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了經濟學理論是沒有國界的,而存在不同的是約束條件即社會制度環境、文化、政治和民族等方面的差異。從邊際革命那天起,經濟學就逐漸發展成為了一門科學。

(一)經濟問題和經濟學問題的差異

經濟學科學化的過程就是對經濟學問題研究采取技術化手段的過程,在一段時間內我們把經濟問題和經濟學問題混為一談了。經濟問題是現實中涉及經濟現象的所有問題,而經濟學問題則是可以用經濟學去解釋的問題。正如,當我們討論婚姻的法律效力確立的時候,婚姻是個法律問題而沒有成為一個經濟問題,但我們把婚姻的法律效力確立看成是一個契約過程時,此時它已經是一個經濟學問題了;而當我們談論農民工待遇過低是否公平問題時,我們是在談論這一社會經濟現象,但它已經超出了經濟學研究的邊界,因為在這里我們已經引入了價值判斷,而當涉及價值判斷問題時,經濟學家們就應該住嘴了。這還是因為經濟學的研究是有邊界的。

(二)經濟學問題研究的技術手段

什么是科學的研究方法問題,在很長時間內也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我們回顧科學發展的歷程就可以明白,在人類社會目前的發展水平下,科學的研究方法是形式邏輯和數理邏輯。在經濟學發展的早期,人們所研究的經濟學問題還相對較為簡單時,人們普遍使用形式邏輯的研究方法;而當人類社會日趨復雜化而形式邏輯不能滿足經濟學研究需要的時候,數理邏輯就取代了形式邏輯成為了經濟學研究的主要方法,經濟學研究走了一條被很多人稱為“數量化的道路”。從對學科發展的歷程來看,這無疑是經濟學的進步。形式邏輯和數理邏輯這種技術手段的使用,使得經濟學的研究逐漸開始規范,經濟學的研究范式發生轉變。經濟學理論模型對經驗世界進行了簡化,經濟學家們利用技術手段構造了一個理想中無摩擦的經濟學世界,并且以這個“無摩擦的世界”作為比較基準去解釋經驗世界(張樹民,2006)。

(三)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

由于經濟學討論的關鍵問題是稀缺性資源的如何配置,因而經濟學關注的焦點在于效率,這就要求經濟學家們在進行經濟學分析時不加入價值判斷,因而在整個西方經濟學的分析中不包含著價值判斷的內容。正義與公平這些含有價值觀取向的內容,不屬于經濟學研究的范疇,而應被歸入法學、政治學和社會學。

隨著經濟學的發展,人們發現經濟學對現實世界有著極為強大的解釋力。于是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逐漸擴大到其它社會學科的分析中去,產生了制度經濟學、法經濟學、經濟倫理學等交叉學科,這些新學科分析的基本框架依然是建立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之上的。有人把經濟學研究范圍擴大的現象稱為“經濟學帝國主義”,其實這種現象的出現,正是說明了經濟學科學屬性的結果。一門學科之所以能成其為科學,就是在其對經驗世界具有普遍的解釋能力,只能局限于解釋一定范圍內世界的學科是不能成為科學的。

金融學研究與經濟學研究的關系

總的來說,金融學理論發展是以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的,那么金融學研究的基礎也就是經濟學研究。盡管迄今為止的金融學科相對于經濟學學科而言并不完整,這種不完整不僅表現為金融學的假設前提、范疇、理論或研究的方法論均有待于完善和發展,還表現為金融學科邊界界定的不完整。但是,金融理論使用了對于所有現代經濟理論都很關鍵的基本假設,金融學的范疇亦是以經濟學的范疇為基礎,其研究的方法論依然根植于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范式之中。經濟理論及其某一分支的發展影響和拓展著金融理論,反之亦然(馮用富,1998)。正是隨著經濟學日漸科學化,金融學的發展也逐漸沿著科學的道路發展,金融學研究的邊界逐漸清晰,也逐漸拓展。

(一)金融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

現代經濟學是已經被定義為最優地利用稀缺資源的研究,即在約束條件下最大化的研究。被最大化的對象以及施加在選擇上的約束,從一個背景變化到另一個背景:家庭的消費和勞動的供給,企業的生產和政府的政策。但是,所有約束條件下的最大化問題有一個共同的數學結構,這一數學結構又反過來為分析這些問題提供了一個共同的經濟學直覺(阿維納什•K•迪克西特,2006)。

Zvi•Bodie和 Robert•C•Merton 在他們合著的《Finance》一書中認為“金融學是一門研究人們在不確定環境下如何進行資源跨期配置的學科”,這一金融學的概念與經濟學含義已經十分接近了。這一金融學的定義可以解讀為,金融學其實就是以金融領域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縱觀現代金融學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到一個針對不確定環境的研究體系,其中的關鍵就在于如何為資產定價,而在其發展過程中,現代金融實現了從單期到跨期、從個體決策到市場動態一般均衡的拓展,形成了獨特的無套利分析方法,從而得以初步建立起一個獨立的學科體系。這一學科的兩個基本要素是時間(跨期)和風險(不確定性),其目標則是通過確定合理的資產價格獲得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市場均衡。因此,Bodie和Merton所說的“金融學是一門研究人們在不確定環境下如何進行資源跨期配置的學科”,的確是對現代金融學的一個準確描述。

現代金融學的發展越來越強調微觀經濟學基礎,這是金融學逐漸發展成一門科學的表現。有學者把金融學理論與經濟學理論相融和的趨勢看成是金融經濟學的形成。金融學探尋微觀基礎可以理解為金融學家對整個現代金融學科體系統一理論基礎進行歸納和總結的一種嘗試和努力,可以說正是對金融學的微觀經濟學化,使得現代金融學初具系統性和完整性。從總體研究框架來看,現代金融學是從個體效用最大化出發,試圖通過對個人和企業的最優化投資、融資行為以及資本市場的結構和運行方式的分析,去考察跨期資源配置的一般制度安排方法和相應的效率問題,這一研究體系顯然和微觀經濟學已經相當近似了。

(二)金融學研究主要的方法

在什么是金融學的主要分析方法問題上,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有學者認為無套利分析是金融學的主要分析方法,以此認為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金融學的分析方法存在重大的差異。無可置疑,無套利分析是金融學的主要分析方法,但無套利分析背后的基礎相對價格分析也是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之一。在眾多的金融學理論模型中,主要包括兩種分析方法:其一是均衡分析方法,如典型的跨期資本資產定價模型(ICAPM)、消費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CAPM)等;其二則是無套利分析方法,其經典運用包括APT理論和期權定價理論等。

從金融均衡分析法來看,它就是經濟學中的供求均衡分析在金融學中的運用,金融均衡分析法與經濟學均衡分析在本質上是同一種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首先,均衡分析法的整體研究思路是從市場投資主體的效用最大化出發,在一定約束條件下獲得均衡狀態的資產價格,該價格是最終的輸出變量,這和經濟學中消費者理論的演繹過程相當接近。其次,它們都屬于均衡分析方法,更進一步說都屬于絕對定價法。它們的核心都在于理解和度量那些導致金融資產(商品)價格變化的各種經濟因素,用以解釋資產價格的形成和變化過程。第三,金融學均衡分析和經濟學供求分析的理論演繹過程,都比較側重于問題的純理性描述,往往形成一個理想狀態下的均衡價格,其缺陷在于常常和市場相去甚遠而難以實際運用,但在描述資產價格形成和變化的整體影響因素方面卻往往具有更大的一般性,因此都被較多地看做一個分析資產定價問題的理論框架。

從無套利分析法來看,其基本思路其實非常簡單,研究者唯一需要確定的是當市場中其它資產價格給定的時候,某種資產的價格是多少才使得市場中不存在套利機會。很明顯,無套利分析法的諸多方面都是與金融學研究對象的基本特點相吻合的,既然數量―價格機制不存在,無法從均衡數量推導出最優價格參數,無套利分析方法就不再考慮價格運動后面的數量變化,而是將市場價格作為輸入變量;既然金融產品之間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投資者隨時可以在供給方和需求方之間切換,他們關心的只是各種金融產品之間的相對價格水平,無套利分析方法就以“相對定價”為核心,尋求各種近似替代品價格之間的合理聯系,通過對“無套利”目標的追求確定合理的市場價格。通過對無套利分析法的基本思路分析,可以發現其實質和核心是經濟學中相對價格的分析方法,只不過這里是對資產這一商品定價而已。

我國金融學研究方法論發展的科學化方向

現代金融學在研究方法上與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金融學在大量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后,其研究范式正在走向規范。實際上,金融學研究方法已經和正在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在那些涉及到時間和不確定性等領域,經濟學的發展為金融學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加科學的分析工具。 在現代金融學已經向縱深發展的今天,憑借傳統式的簡單直覺進行研究的可能性越來越小,需要運用更加精密復雜的數學工具幫助我們在更高的層次上將直覺轉化為理論和模型。誠然也承認思想的重要性,但是更要明白的是,思想的正確性要靠科學的方法來證明。這也正是數學技術在現代金融學中大量運用的原因。可以這樣說,隨著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逐漸科學化,作為經濟學分支的金融學,我國金融學研究方法論發展的方向將是建立更加堅固的經濟學理論基礎,向科學化的研究方法發展。

參考文獻:

1.馮用富.金融理論的經濟學基礎.金融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M].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

2.張樹民.中級微觀經濟學教程[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

3.阿維納什•K•迪克西特.經濟理論中的最優化方法[M].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邵宇編著.微觀金融學及其數學基礎[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5.鄭振龍,陳蓉.金融學和經濟學的相關關系探討[J].經濟學動態,2005(2)

6.Bodie,Z.,and Robert C.Merton, Finance. London:Pearson Education Inc,2000

作者簡介:

篇4

關鍵詞:近代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馬克思制度分析框架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6)03―0005―08

從廣義上講,馬克思采用了制度分析,是較早把制度納入經濟分析中的理論家。但是馬克思在理論基礎、分析工具方面既不同于早期的制度經濟學家,也不同于后來的新制度經濟學家,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有其獨特的視野。國內外不少學者認為馬克思理論就是制度經濟學理論,這種判斷準確嗎?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新舊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到底存在什么區別?構建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制度分析框架,確立馬克思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地位是本文要探討的一個中心問題。

一、文獻綜述

近些年來,制度分析已經成為經濟學甚至社會科學中的一種流行方法。國內外關于馬克思理論與制度經濟學關系的文獻越來越多。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1.馬克思就是制度經濟學家。日本學者繁人都重認為“在凡勃倫之后,制度經濟學的發展方向呈現出了多元化的趨勢,出現了繆爾達爾、加爾布雷斯等制度經濟學家。我把馬克思也看成是一位制度經濟學家或許走得太遠了。但是根據我以社會經濟制度和技術進步相互影響大小的界定,馬克思在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問題上是最成功的,這十分令人欽佩。這也算是我所界定的制度經濟學的一個特點吧。”[1]123這種觀點把馬克思理論劃入了制度分析體系中。但在國外理論家中認為馬克思是制度經濟學家的人并不多,反而在國內,我國不少學者認為馬克思是真正的制度經濟學家。對于制度主義如何定義理論界并沒有公認的看法,寬泛地講,我們可以把注重制度分析的經濟學家都可稱作為制度經濟學家。但是嚴格地講,我們還是應該以美國近代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作為討論的參照點。

2.馬克思理論中的一些概念能為制度分析所用。法國的亨利?勒帕日在其《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一書中指出,新制度經濟學從一些純粹的馬克思概念(例如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聯系)出發,反而可以發展一種解釋歷史的非的經濟分析。馬克思關于制度分析的一些概念和原理對制度經濟學家產生過重要影響,有的甚至借用馬克思所使用過的一些概念。但由于這些學者在價值觀及理論基礎等方面的差異,在借用馬克思的制度分析概念時得出非的經濟分析是可以理解的。這也表明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西方制度經濟學家的分析是有差異的。

3.馬克思的制度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分析框架。諾思說:“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2]23。從諾思的這段話來看,制度變遷可以分為長期的制度變遷和短期的制度變遷。馬克思的制度分析適用于長期的制度變遷分析,而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則適應短期的制度變遷分析。這種分類從表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種“二元狀態”是不利于把制度分析作為一種分析范式發展的。我們需要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構建一個一般的制度分析范式。

二、馬克思制度分析與制度經濟學家的異同

重視對制度的研究,既是馬克思理論的特點,也是新舊制度經濟學派的共同點,這是共同的切入點,但在理論基礎或參照系上有較大差異:馬克思的理論基礎是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科斯定理,近代制度經濟學是反理論的;在分析工具或框架上,新制度經濟學是新古典經濟學的,馬克思是歷史唯物主義,舊制度學派是描述式的。

(一)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近代制度經濟學的異同點

近代制度主義在奠定了制度規范和習慣的重要地位后,低估了花大力氣描述經濟政治制度的性質和功能這種工作的意義,制度主義者變成了出類拔萃的資料收集者。這種錯誤主要是方法上和認識上的,并且除了凡勃倫和少數其他人外,許多制度主義者都犯了這種錯誤。這種錯誤主要體現在他們企圖通過越來越細地描繪具體的經濟制度的圖景來展示“現實”。近代制度學派沒有理論框架。沒有理論框架,科學就不可能進步,并且沒有任何對現實的觀察是獨立于理論或概念的。近代制度學派一直執行著雙重職能:一方面提供對主流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批判;另一方面,提出關于經濟的以及進行經濟研究分析的一個可供替換的概念體系。

近代制度學派思想的主要特點是整體主義和進化主義。制度經濟學的更深層次的主要問題包括以下六個方面:(1)一種關于社會變化的理論。(2)一種關于社會控制和集體選擇的理淪。(3)一種關于政府經濟職能的理論。(4)一種關于技術的理論。(5)基本的原理是:資源配置的真正決定因素不是市場,而是社會的組織――制度、權力――結構。(6)側重價值概念超出價格的方面,側重由社會生活的風俗習慣所代表和實現的價值,側重潛伏在法律的運行準則中并由其實現的推定價值[3]932。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近代制度經濟學有許多共性的東西:都強調整體主義和進化主義;都把技術(或生產力)作為解釋社會經濟變化的決定性因素;都認為資源配置的真正決定因素不是市場,而是社會的組織――制度、權力――結構等。

從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近代制度學派的關系來看,凡勃倫的社會演化思想的形成過程受到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但是,他不同意馬克思的結論,凡勃倫雖然對馬克思非常推崇,但是他并不贊成馬克思關于制度演化有明確目的性的結論。在凡勃倫的社會經濟系統演化框架中,他認為該系統演化的動力是人口、知識和技能的改變(主要是技術),這些條件的變化,會引起人們對經濟和福利預期的變化,人們出于生計和改善自身稟賦的動機,從而推動社會的變遷。他認為,人類社會經濟制度演化的過程是漸進的,制度的演化過程也是新舊制度之間的競爭過程,新舊制度及其與它們所代表的習慣、方式之間的沖突推動了社會演化。從凡勃倫的人類社會經濟系統演化框架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其技術與社會習慣兩個層次的沖突與互動分析理念。他認為,技術對制度安排有積極的促進作用,而社會慣例和既得利益會阻礙人類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在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的關系上,凡勃倫與馬克思一樣,是技術決定論者。

實際上,與近代制度主義的主要差別是在理論觀點而非方法論方面。奧哈諾認為,凡勃倫真正地遵循了馬克思的道路,但他試圖使現代化。馬克思和凡勃倫對理解制度和構成制度基礎的社會財富提供了深刻的見解,把他們對立起來是輕率的和錯誤的。因此,奧哈諾把馬克思與凡勃倫視作制度與演化政治經濟學的兩位奠基者,并廣泛探討了這兩大傳統在當展的內在聯系?;?/p>

奇遜指出,老制度主義雖有其優點,但它過去并沒有馬克思那種提供理論體系的能力[4]。老制度學派有零碎的觀點,但是缺乏一個對制度問題進行有效解釋的理淪體系。

(二)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異同點

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近代制度經濟學的共同點要比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新制度經濟學的共同點要多得多。如前所述,與近代制度主義的主要差別是在理論觀點而非方法論方面。但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新制度經濟學分析的差異,既表現在理論觀點方面,也表現在方法論方面。

從基本信念來看,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新制度經濟學家的基本信念是有較大差異的。馬克思在制度分析方面更多地偏向于制度的平等性或公平性方面,而新制度經濟學家則更多地偏向于制度對經濟績效方面;馬克思制度分析更強調整體分析和進化論(與舊制度學派相似),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更多地使用個體主義方法論。馬克思制度分析是技術決定論,而新制度經濟學家則更多的是制度決定論(諾思)等等。

新制度經濟學最有用的研究框架是由威廉姆森提出來的(Williamson,2000)。威廉姆森的框架區分了社會或制度分析的四個相互關聯的層次。我們可以在威廉姆森提出的這個研究框架中探討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異同點。威廉姆森框架的四個層次為:

第一層次:嵌入制度或者社會和文化的基礎。這是制度層級的最高層次,包括非正式制度、習俗、傳統、道德和社會規范、宗教以及語言和認知的一些方面。

第二層次:基本的制度環境。這個層級的制度包括基本的制度環境,威廉姆森稱之為“博弈的正式規則”。這個層級的制度包括:詳細制定的憲法、政治體制和基本的人權;產權及其分配;使政治權利和產權、貨幣、基本的金融制度,以及政府的征稅權力等得以實施的法律、法規以及相關的制度;有關移民、貿易和外國投資規則的制度;推動基本制度環境變遷的政治、法律和經濟機制。

第三層次的制度是治理機制。這一層級制度包括被威廉姆森稱之為的“博弈的玩法”。這個層次的制度包括:其基本結構的性質得到詳細說明的、個人交易商品、服務和勞動的制度(如競爭性的市場);制約和影響合約及交易關系的結構、商業企業的垂直和水平的結構以及內部調節的交易和市場調節的交易之間的邊界的制度;公司治理以及支持私人投資和信用的金融制度等。

第四層次是指短期資源分配制度(新古典經濟學)。在以上三個層級的制度給定的情況下,這一層次的制度實際上指的是經濟的日常運行[5]。

馬克思的制度分析主要是在第一、二層級的制度問題。實際上威廉姆森在這四個層級中所涉及的核心問題是制度如何興起和演化的問題。大多數從事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人關心的只是兩個核心但又不同的問題:(1)制度如何影響經濟增長;(2)制度如何興起[6]2。制度如何興起與演化以及制度對經濟績效的作用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威廉姆森在上述四個層級所提出的問題可以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框架中得到解釋。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框架具有解釋制度如何興起(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制度對經濟績效的作用(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的特性。這也是我們提出建立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主要理由。

從理論上講,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制度分析已經得到西方一些學者的承認。新制度經濟學在對制度問題的分析中發現,馬克思對社會經濟發展問題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有人認為,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實際上是在馬克思的分析框架內引入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抽象掉生產關系與制度的演變來分析經濟的運行,這是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問題所在。新制度經濟學要找回的就是被正統經濟學家忽略掉了的制度問題、產權問題、國家問題甚至意識形態問題。在短期的分析中可以抽象掉制度,但是在長期的社會經濟發展分析中制度是至關重要的。諾思認為,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于強調了結構變遷和社會生產潛力與產權結構之間的矛盾。這實際上就是指馬克思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作用的原理。此外,馬克思的國家理論、意識形態理論等對于新制度經濟學的形成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于人類社會不同社會形態的轉型及其相應的制度變遷規律,我們只能用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制度分析框架來解釋。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互動,以及生產關系的變革來解釋歷史,就是用制度變遷來解釋歷史。在這方面,新制度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的傳統,以致道格拉斯?諾斯對西方歷史的解釋,至少在前現代部分都與馬恩的解釋極為相仿。[7]

制度經濟學現在還缺乏一種用于解釋人類社會制度變遷規律的一般理論范式。當前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發展中一個突出問題是如何對其理論體系進行梳理和整合研究。如美國經濟學家阿蘭?斯密德所說,制度經濟學的問題不是沒有理論,而是擁有太多彼此孤立的理論。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當代西方經濟學界的制度研究有三大流派,(1)以交易費用為分析工具的“新制度經濟學派”。(2)以Kenneth Ar―row、Frank Hahnt及George Akerlof等一批當代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為代表,他們使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引進交易費用研究制度的作用和選擇。(3)以博弈論,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發展起來的演化博弈論為工具的制度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KenBinmore、H?peyonYoung、RobertSugden及AvnerGreif等[8]4。但是這些研究存在兩個無法解決的問題,第一,上述研究成果分別從不同切入點研究了新制度經濟學的體系及其構成,但沒有把“擁有太多彼此孤立的理論”的新制度經濟學系統化,缺乏具有內在邏輯聯系的理論體系。第二,上述研究成果的一個共同問題是沒有揭示新制度經濟學有關的演進分析和制度變遷規律。

三、確立馬克思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地位

關于制度分析的宏大的理論框架是以對人類社會歷史的總體性解釋框架――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的。在歷史唯物主義總體框架的基礎上,可以構建完整的制度理論框架。因此,制度分析理論在本質上是一種宏觀動態的整體制度分析理論。從制度分析的構成出發,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結構(制度)的總體框架可具體化為關于制度分析的七個基本問題。

1.馬克思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

馬克思制度經濟學基本研究方法是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這一方法被許多經濟學家歸結為制度整體主義。但是我們認為,馬克思的制度分析又與制度整體主義是有區別的。根據這種制度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社會不是個人的簡單加總,相反,由特殊的社會結構決定的社會整體決定個人的屬性,決定個人的生存和行動空間。這樣,一定的社會制度是體現不同階級或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系統結構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的產物。不是理性的個人的自由選擇導致經濟制度的變遷,相反,是社會結構和制度的變遷決定著個人的行為方式和選擇空間。

制度整體主義比制度個人主義更接近于對于現實的人的分析。個人主義方法論是新占典經濟學研究經濟問題的方法,它往往把制度作為既定的前提或把制度抽象掉。但是在研究制度問題時個人主義方法論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從“規則遵循者”與理性最大化者的關系來看,前者建立習慣和常規,更重要的是采納社會規范和慣例;后者則根據其環境和機會的變化調整其行為,以使他的凈收益最大化。規則遵循者更多地體現了制度整體主義的思路,而理性最大化者則體現了個人主義方法淪。

2.馬克思的制度概念及其特征

馬克思明確地將生產關系總和定義為經濟基礎或社會經濟基礎,并將立足于其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視為真正的社會制度。因此,制度范疇在經濟學說中包含著作為經濟制度的生產關系和作為上層建筑的與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制度體系兩個層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種僅限于經濟關系領域內的狹義的制度,后者則可以被視為一種廣義的制度。經濟制度本身因此構成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和目的,并形成了一個宏大的制度分析的理論體系。[9]31與制度經濟學家關于制度的定義相比,馬克思對制度的定義更好地揭示了制度的實質。

馬克思注重制度分析并把制度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內生變量。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制度因素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內生變量,而不是獨立于社會經濟發展之外的。馬克思揭示的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規律能夠有效地解釋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變遷過程。在馬克思看來,任何社會的生產都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及其制度條件下進行的,并且不同的制度其效率也是不同的,例如資本主義制度比封建制度、奴隸制度更有效率。新制度經濟學在這個基礎上把成本―效益分析引入了制度效率分析之中。

馬克思的制度分析具有歷史性。社會的變遷不是驟然發生的,而是許多因素長期累積的結果。要理解現在,展望未來,就要重新認識過去。研究長期的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必須將其放在歷史的長河中考察。無論新制度經濟學如何深入發展,從歷史的長河中尋求制度變遷的規律是其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在對社會制度的認識上,在其最內在的本質上是歷史的觀點,而人的社會實踐就成為制度分析的理論視角。事實上,也只有從這一視角出發,才可能使研究接近社會歷史發展的現實過程。[9]32

馬克思的制度分析還具有演進性和動態性。馬克思在寫給恩格斯的信中曾指出,達爾文進化論構成了他們學說的自然歷史之基礎。但馬克思的制度變遷大綱拒絕達爾文的“漸進”觀點,強調了社會制度以革命形式表現的突變,這與達爾文的思想有異,但卻與現代生物學關于“突變”和“漸變”是進化形式的框架相一致。與馬克思同時代的許多經濟學家,都將制度作為經濟分析的外生變量而不加以考慮。而馬克思明確指出,古典經濟理論的錯誤就在于“把資本主義制度不看作是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后的形式”[10]16。馬克思認為制度是可變的,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下,人類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都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中。

3.馬克思關于制度性質的分析

馬克思制度分析的一個突出特點在于其對于制度性質的分析,這也是馬克思不同于制度經濟學的重要之點。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制度(包括之前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是人剝削人的制度、不公正的制度,而新制度經濟學卻并沒有分析制度的性質,只是分析了制度的功能,并以所謂的效率替代了其他標準。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看來,有效率的制度就是好制度。什么是最好的制度?阿蘭?斯密德提出了四條標準:(1)效率,(2)自由,(3)民主與全體一致性,(4)交易成本最小化。有人認為交易成本是制度存在的惟一原因,如果交易成本為零,制度就沒有必要存在。[11]113-116

馬克思關于制度性質的分析是馬克思不同于西方制度經濟學的重要地方,選擇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的制度是的追求。馬克思關于人的“異化”問題的分析也可以用來分析資本主義制度問題。馬克思的分析也表明,資本主義制度是有效率的制度,但它是一個剝削、不公正、不公平的制度。關于制度分析的宏大的理論框架是以對人類社會歷史的總體性解釋框架――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的。這就不同于以新占典經濟學為基礎的新制度經濟學。也就是講,在制度性質的分析上,馬克思的制度分析更全面、更客觀、更科學。僅僅從效率(或績效)方面去研究制度是不全面的。

4.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及基本觀點

馬克思的制度理論強調所有制、所有權在社會制度及其變遷中的基礎地位。馬克思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化是社會經濟形態更替的基礎與體現。

經濟學強調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水平決定所有制的結構和演變,而西方產權經濟學則強調交易費用、相對價格水平和人口因素對產權結構及其演變的影響。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從宏觀的、動態的、歷史的角度探討了生產力及其發展水平與所有制之間的關系,揭示了所有制演變的一般規律。這種分析框架受到了新經濟史學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諾思的高度贊揚:“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于強調了結構變遷和社會生產潛力與產權結構間的矛盾”。[2]207

總的來看,馬克思所有制理論與西方產權理論在對社會財產關系的分析層次上并不一樣,它們之間具有較大的差異是必然的。西方產權理論作為一種分析工具,是可以用來分析我國經濟中的問題的,但是我們不能用西方產權理論代替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因為在一些深層次問題的探討上馬克思所有制理淪仍然具有強大的解釋力。如馬克思關于所有制與社會性質關系的分析,所有制與分配關系的研究,所有制與公平關系的研究等都是西方產權理論無法比擬的。

5.馬克思關于制度變遷分析的框架

認為,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相互關系上,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會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由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兩個基本原理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結構的統一的理論模型,即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其實質是對社會結構及其一般運行機制問題的理解與回答。馬克思系統地分析了社會關系即經濟制度的變革。這――分析用數學函數關系可表示為:I=f(Q,P,T),式中I為經濟制度,Q為社會生產力,P為政治上層建筑,T為意識上層建筑。由此可知,馬克思是把社會生產力的變化發展視為制度變革的根本原因。

從制度分析的角度來看,上述模型同時也是解釋全部制度現象的產生、結構,以及演變機制和規律的統一的理論模型。第一,它相當直觀地表現了整個制度現象產生的根源、機制和結構;第二,它具有適應制度分析所需要的宏大的分析結構、長期的動態特性的研究特征。因此,它在成為整個制度(包括經

濟制度、非經濟制度及一般制度)分析的邏輯基礎的同時,也成為了分析的邏輯起點。[9]31

6.馬克思關于制度變遷與技術變遷矛盾的方法

階級斗爭反映了經濟制度的演進與生產技術進步之間的不斷“沖突”。盡管馬克思強調了生產力的變化(技術變遷)與生產關系的變化(制度變遷)之間的辯旺關系,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會組織變遷的更為動態的力量。諾思也認為,馬克思企圖將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結合起來。馬克思最早闡述的生產力(它常常被馬克思用來指技術狀態)與生產關系(常意指人類組織和具體的產權方面)的相互關系,是將技術限制與制約同人類組織的局限性結合起來所作的先驅性努力[12]177。但是諾思不贊成馬克思關于制度變遷中的階級分析法。

如何評價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我們認為,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是其制度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制度分析不同于其他制度分析的地方。第一,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是建立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沖突的過程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有相互適應的時候,也有相互不適應的時候。馬克思認為制度(生產關系)變革的根本原因是技術(生產力)的發展變化,使原有的制度與新技術的潛在生產力之間產生了不適應,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13]83

第二,馬克思的階級分析也根源其產權理論。馬克思經濟理論根據人們在社會經濟關系中對于生產資料的不同占有,分為不問的階級,即不同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構成了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主要矛盾,而這些矛盾運動的結果就是整個社會生活經濟制度的不斷變化,其最高形式是革命式的激變。

第三,馬克思的階級分析也是社會利益關系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也是解釋人類歷史上制度起源和演進的重要方法。在馬克思看來,人們在社會生產中形成的生產關系(制度)決定著人們的利益關系,當這種生產關系或制度進行調整和變革,必然改變人們的利益關系。在馬克思的制度理論中,利益沖突被認為是制度變革的直接動因,進行制度變革必須通過階級斗爭來實現。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從制度變遷的“利益沖突論”出發,認為當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沖突達到一定程度時,就將爆發革命式的激進的制度變遷。從而,在馬克思看來,制度變遷總的軌跡是突發和激進的[14]。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淪及關于利益集團理論的分析在許多方面與馬克思的階級和利益關系的分析有許多相似之處。坐克思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傳統,它關注人與人之間利益沖突的一面,它認為后來形成的制度是解決沖突的結果。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僅僅用新古典經濟學漸進的觀點去解釋人類社會制度的起源,是不全面的,也存在局限性。

7.馬克思的國家理論及意識形態理論

馬克思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在他的制度理淪中,國家及其演變被視為一個完全可以用階級理論和生產力理論加以說明的現象,強調國家這種上層建筑是根植于經濟基礎之上的。國家作為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乃至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和消極的二重作用。

諾思早期的制度變遷琿論模型局限于新古典范式,通過假定外在的獲利機會,當事人則按照成本收益法設計對自己最有利的制度安排。但在解釋經濟史的過程中,諾思逐漸意識到人的認知模式對制度變遷路徑的影響,開始考慮意識形態對制度的作用,盡管這一點在馬克思那兒早就形成了系統的理論。不過,諾思并沒有停留在意識形態的社會特征上,而是從新古典的個人選擇精神出發,力求在個人認知模式上解釋制度的社會性。諾思在其制度理論中,把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作為其制度分析的“基石”。

四、結 語

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來解釋人類社會制度變遷的規律及其基本趨勢,這是一種長期的、歷史的、動態的制度變遷觀。而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上的新制度經濟學在解釋各種具體制度的選擇及變遷上,有其獨到之處。建立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一般制度分析框架的主要內容和思路如下:(1)從制度的角度來整理和構建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制度分析框架。(2)采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四個層級的制度分析劃分法來整合新制度經濟學,并以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來統領這四個層次。(3)引入演化經濟學、博弈論及行為經濟學等最新理論和方法,在行為經濟學中廣泛使用的實驗方法有助于擴展可得到的數據,以檢驗關于不同類型制度的形成及結果的假說。(4)對于當代西方者所做的研究成果要借鑒,要吸收。在此基礎上,構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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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本文從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角度出發,進一步闡釋其在經濟學方面的價值,為低碳經濟方法論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論基礎。

關鍵詞:

低碳經濟;資源經濟學;可持續發展

經濟發展方式是整個社會發展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工業革命使得小農經濟被取代,經濟發展從手工勞動轉化為依托技術和能源的大工廠化生產。這種生產方式在促進經濟社會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如環境污染,生態破換,資源匱乏等。直到21世紀,隨著資源環境問題的進一步加劇,以資源和環境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方式對人們的生產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困擾。為此,經濟學家們提出了一個理念“低碳經濟”,這一經濟發展理念不再一味關注經濟的發展,而是更加強調經濟發展的同時保護資源和生態環境,促進人和自然的和諧共處,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然產物,對我國乃至全球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1低碳經濟的內涵

低碳經濟產生于21世紀,由于產生時間較晚,理論尚不完善,目前理論界對低碳經濟的概念仍沒有形成統一的界定。但是根據其來源和發展方式來看,目前普遍認為,低碳經濟是依托于低能源消耗,低環境污染的經濟發展模式。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是相對于傳統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發展方式而言。低碳經濟強調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要注意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生態環境的保護,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這是一種經濟發展方式的深入變革,更是整個社會發展觀的變革,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追求。將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觀念都納入到經濟發展中的經濟發展模式。在保持現在經濟持續發展的前提下,追求未來更長時間內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可持續發展理念,是一種創新的模式,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2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

2.1傳統經濟學的理論支撐

低碳經濟是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強調經濟發展的同時注重資源高效利用和生態環境的保護。但即使如此,它也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旨在通過某種更加科學的手段達到社會經濟發展的目的。社會經濟發展意味著社會物質財富更加豐富,人們的生活水平進一步提升。要達到經濟發展的目標必須依托傳統的經濟學理論支撐,研究在目前的社會發展階段下的經濟關系和經濟發展規律,以最少的代價獲得最大的回報。研究經濟發展與資源有效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以促進這些目標的共同實現,促進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完善。

2.2相關學科的繼承和融合

低碳經濟要強調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協調,要達到這一目標必須將傳統經濟學與資源學、氣候學、生態學以及社會學等學科相融合,研究這些學科和經濟學之間的關系。生態學與經濟學相融合產生生態經濟學。這一理念強調經濟發展的同時要注意生態保護,經濟社會的發展要順應自然規律,經濟發展不能違背自然系統,減少人為因素對環境造成的危害,更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發展。這一理念與低碳經濟要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的理念有著異曲同工之處。資源學與經濟學相結合形成資源經濟學。資源經濟學主要強調資源的利用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資源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社會上的資源,尤其是自然資源是有限的,有限資源和人類對物質財富的無限需求之間必然存在著矛盾,因此資源的高效利用和有效配置是資源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問題。資源經濟學通過研究生產方式,用最少的資源獲得最大的報酬。一方面可以節約生產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另一方面可以保證資源在未來一定時期內的充足,達到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的。低碳經濟也強調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率,與資源經濟學的理念有著高度一致性,因此資源經濟學的理論也是低碳經濟的基礎理論之一。氣候學與經濟學相結合形成了氣候經濟學。在當前的經濟發展方式下,石油、煤炭等對大氣有著極大危害的能源為主要動力,這些能源的大量消耗造成了全球氣候變暖這一突出的全球性氣候問題。氣候環境學著重研究氣候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尋找最優化的策略解決全球氣候變暖的問題。低碳經濟也強調通過新科技提高污染性能源的利用率減少碳排放,開發清潔能源。所以低碳經濟和氣候經濟學必然相互借鑒,相互完善。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人文社會學的理論進一步完善,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強調人與自然不是征服和被征服的關系,而是人既要認識自然,掌握自然規律,利用自然規律更要適應自然。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尤其是可持續發展的提出就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產物??沙掷m發展觀要求經濟發展既要滿足現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威脅。低碳經濟對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訴求與可持續發展觀的理念不謀而合。因此,可持續發展也是低碳經濟的基礎理論之一。

3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價值

3.1低碳經濟是對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和完善

低碳經濟學是傳統經濟學發展到當今時代的一個全新的產物。將資源和環境結合,豐富了傳統經濟學的理論,也開創了一種全新的經濟學研究方式,將傳統經濟學從單一學科中解放出來,加強了各學科的融合,跨學科的交流與合作使得經濟學研究的內容更加豐富,經濟學的外延得以不斷伸展,增強了經濟學的時代性。

3.2低碳經濟促進了國際經濟合作

環境和資源問題是全球性的問題,因此解決這些問題也必須通過國際合作的方式。在傳統的經濟合作中,經濟發達的國家占據絕對優勢,以資金和技術換取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和環境。這一國際合作方式極其不平等,并且具有可選擇性。而環境問題是全球性的,沒有選擇的余地。發達國家無法通過轉移的方式將污染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也必然會影響到發展中國家,在這一問題上任何國家都是平等的。因此,低碳經濟要求的國際經濟合作是普遍性的、平等的,有利于協調國與國之間的矛盾,協調國際關系。

3.3低碳經濟對消費觀的引導

從目前來看,我國乃至全球的經濟發展主要是以消費為動力。這種發展方式固然有利于經濟的發展,也能滿足人們對物質的需求,但是增加不必要的物質消費必然會造成極大的資源浪費以及碳排放的增加,不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不符合低碳經濟的要求。作為生產者要改變這一生產方式,作為消費者也要改變這一消費觀和消費方式,更加強調環境保護和節約資源,消費方式從物質層面的需求轉為對精神層面的需求。

3.4低碳經濟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的促進作用

傳統的產業結構以高耗能高污染的第二產業為主。這些產業的發展以煤炭、石油等為主要能源,就會造成碳排放過量,環境污染加劇。以資源的大量投入為基礎的高耗能產業的發展也會造成資源的大量浪費。低碳經濟的提出使得環保產業、新能源成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節能環保產業的興起使得產業結構發生重大調整,產業結構得以優化升級,這是經濟發展方式變革的必然產物。

4結語

在當今世界的經濟社會環境下,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是必然產物。傳統以資源換發展、以環境換經濟的發展理念已經不適應當今世界。低碳經濟的發展理念是在將傳統經濟學與資源、環境相結合的產物,融合了多門類、多學科的理論基礎,同時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突破了原有的經濟學理論,創造性的開辟出了一個全新的經濟學分支,使得傳統經濟學內涵更加豐富。對低碳經濟的訴求也要求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要求世界各國平等地、普遍地參與國際合作,促進國際合作向更深更廣的方向發展。低碳經濟的發展思路在要求生產者改變生產方式的同時,也引導消費者改變消費方式,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的變革同時也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新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式有著巨大的經濟價值,對整個社會有著長遠的影響。但是當前因為理論和經濟科技條件都不夠成熟,低碳經濟的實際推廣仍有待進一步加強。但這一發展模式已經成為未來一段時間內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經過進一步完善條件,這一理念必然會帶來一個新的契機,帶動整個社會的巨大變革。

參考文獻:

[1]劉婉晴.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及其經濟學價值[J].商業時代,2016(05).

篇6

 

關鍵詞:勞動價值論 要素價值論 國民生產總值 第三產業 勞動生產率

    一、問題的提出

    為了全面反映第一、二、三產業的總成果和總水平,便于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作經濟比較,以及反映產業結構狀況及變化趨勢,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逐漸放棄了原社會主義國家普遍采用的與社會總產值指標相聯系的物質產品平衡體系,簡稱MPS核算體系,改用與國民生產總值指標相聯系的國民經濟賬戶核算體系,簡稱SNA核算體系。

    國民生產總值指標和社會總產值指標相比,其主要優點在于:(1)它只計算了最終產品的價值(或各種產品的增加值),而沒有計人中間產品的價值,因而在它里面不包含重復計算的部分,而社會總產值指標把中間產品的價值作了重復計算;(2)它不僅計人了物質生產部門的增加值而且計人了所有服務部門的增加值,因而反映了現代產業結構的變化,反映了教育、科學技術、金融等第三產業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由于有這兩個優點,國民生產總值被認為比較真實和全面地反映了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總水平和整體實力,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較真實和全面地反映了一個國家勞動生產率的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從MPS核算體系向SNA核算體系的轉變,是我國經濟核算領域的一次重要實踐創新和理論突破。但是,在我國SNA核算體系的建立,是否意味著我國經濟理論基礎發生轉變,政治經濟學及勞動價值論失去了在我國的基礎理論地位?是否要用西方經濟學的多元價值論或要素價值論取代勞動價值論的指導地位,重建價值理論體系?SNA核算體系能否在勞動價值論的范圍內得到釋解?這些問題在理論界產生了不同看法和爭論。本文提出一些粗淺看法,以求批評指正。

    二、對幾種代表性觀點的述評

    本文首先對幾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作一簡單述評:

    有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價值論是被實踐證明的科學真理,SNA核算體系和勞動價值論是對立的,沒有必要為SNA提供勞動價值論的基礎?;赟NA核算體系對勞動價值論所作的拓展是對勞動價值論的否定。有作者說:“在我們看來,為了進行國際比較,采用SNA進行國民經濟的統計核算是必要的,但是,正如吳易風同志所指出的,‘我們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給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提供勞動價值論基礎。’錢(伯海)先生說吳易風同志把話‘講絕了,一點回旋余地也沒有’,看來,錢先生也好,(錢先生的)20位博士生也好,都是在為找到‘一點兒回旋余地’而努力。但是,因為SNA的理論基礎和勞動價值論是根本對立的,要想為SNA建立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就像馬克思說的,是‘企圖調和不能調和的東西’,還必需指出的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經過一百多年實踐檢驗的科學真理,其本身也早已成為一個客觀存在,不是想怎樣‘解釋’就可以怎樣‘解釋’,想怎樣‘改造’就可以怎樣‘改造’的。” 

    上述觀點是作者在批評錢伯海教授的物化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時提出的。持這種觀點的人實際上把看成了封閉的理論體系,阻塞了理論發展的通道,削弱了勞動價值論在發展了的社會現實面前的說服力,正好為勞動價值論的否定者提供了口實。晏智杰教授就說:“如果SNA制度的理論基礎不是勞動價值論,而勞動價值論又真如上述作者所言,那么SNA這種制度本身也必定不會是正確的了;既然不正確,當然就應予以否定或取消,并恢復原先的基于勞動價值論的MPS制度,或者,除了‘進行國際比較’以外,不能容許將SNA用于其它方面,等等。但是這樣一來還有一個問題是不能回避的:如果這種核算制度的理論基礎是不科學的,那么基于這種理論基礎所進行的‘國際比較’還能是可靠可信的嗎?結論當然也應當是否定的”。

    第二種觀點認為,勞動價值論與SNA核算體系是不相容的,說明在新的社會現實面前勞動價值論已經失去了令人信服的解說力,應該用西方經濟學的多元要素價值論取代勞動價值論,重塑經濟學的價值論基礎。晏智杰教授認為,從MPS到SNA核算體系的轉變,表明我國已經從傳統的一元勞動價值論轉向同它對立的多元要素價值論,這“無疑于一場思想革命”。SNA制度就是多元要素價值論的體現和運用,“要求現代SNA制度體現勞動價值論的要求,哪怕是擴大的或發展的勞動價值論的要求,不能說決不可能,至少是很不現實的。

    其實,SNA核算體系與MPS核算體系相比,只是拓寬了生產性勞動的范圍,把第三產業服務行業也納人生產性勞動的范圍,成為價值創造的源泉,這里只是涉及生產性勞動范圍大小的問題,并不能由此導出多元要素價值論,第三產業是否創造價值和資本、土地、自然力等能否創造價值不是一回事。晏智杰教授為了肯定他的多元要素價值論,硬要把SNA核算體系與要素價值論結合在一起,把MPS核算體系與勞動價值論結合在一起,認為即使擴展生產性勞動的范圍,也無益于彌補勞動價值論的缺陷和不足,以至得出否定勞動價值論的結論。但是遺憾的是晏智杰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也并沒有拿出多少令人信服的論據,來說明SNA制度與要素價值論一定就是相容的,SNA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說明要素價值論是正確的。

篇7

經濟學是研究以歐美國家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理論以及在這些理論基礎上制定的經濟政策,還要把本學科研究成果和中國國情結合起來,探索出有利于中國特色經濟發展道路及方式的分析思路和獨到見解。本學科主要專業有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微觀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公共政策分析、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研究等。

二、當前我國企業利用經濟學的思路分析

(一)提高社會能量轉換的相對效率,以其評價經營行為效果。企業的經營發展應當依據凈能量消耗來測定生產過程的效率,把利潤同能量消耗相互結合,從而提高社會能量轉換的相對效率。建立一種有效經濟機制抑制環境污染。破壞環境的活動是產生“負價值”的活動,應當予以懲罰,因為適合人類生存的環境本身就具有一種“環境價值”。例如,汽車的成本中不僅應當包括耗費的自然資源、勞動力價值,而且還應當包括汽車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對環境的破壞和可能出現的交通事故危害等負價值打入汽車的成本當中,由生產者和消費者接受危害資源、環境的懲罰,形成對損害環境經濟行為的一種抑制效應。

(二)把自然價值納入經濟價值之中,綜合“經濟——生態”價值,將其作為統一體共同發展。產品的成本中應將資源的天然價值重點衡量考慮,應遵循著資源投入產出最優的原則。利用各種管理方法和先進科學技術,投入更少資源,實現更大的產出,提高資源利用價值,形成抑制浪費有限資源的經濟機制。其同時要加強風險排查,保證正確的企業經營發展方向。

(三)重視經濟學培訓,促進人員的經濟思想素養。強化企業經營管理必須重視人的作用,將個人成長與事業發展有機的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加快科技創新,支持員工對經濟學的學習。企業管理者要同時學習經濟學中的人事管理思想,凝聚企業經濟管理人員的意志和品格。

(四)全面深入地對以消費者和企業為主的微觀經濟主體進行研究考察,對其行為特點進行分析、對其決策性質和規律進行總結、對不同決策行為產生不同的經濟后果進行探討,找出產品市場、要素市場(包含勞動、資本和土地等要素)的結構和運行規律的深層次原因,并運用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區域經濟學和行為學等先進理論和方法來解決問題。

篇8

關鍵詞:企業理論 交易費用 企業規模 資本積累

企業理論是一門研究企業產生的原因及其演變規律、內部結構和外部關系、運作以及組織的經濟學意義的學問,是微觀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從對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和馬克思企業理論概括的基礎上加以比較,并簡述了筆者對企業理論的評價。

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科斯、威廉姆森等。科斯認為,實踐中的經濟運行與新古典理論不相符。企業內部資源的配置和流動是由企業家的指令配置的,并且價格配置對資源配置起著很大作用。因而要引入組織概念,重視企業家和經理人的作用,將價格機制、組織、企業家和經理人員四者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統一起來。

在此基礎上,科斯用交易費用來解釋企業產生的原因和企業的規模??扑乖凇镀髽I的性質》一文中指出,“企業的顯著特征就是作為價格機制的替代物”。 他認為,市場中的每一筆交易都要進行談判和簽約,都需要時間和費用,這就形成了市場的交易成本。市場有專門的信息機構以降低交易成本,但不可能消除它。而人們都有降低交易成本的愿望,這樣企業(組織)就可能成為市場交易的替代物出現。

同時,企業內部還存在著管理成本,企業內部生產要素得到合理的配置和流動,組織內的交易費用是逐漸增加的。組織內部交易的空間發生變化,交易的差異性也會發生變化。而企業決策失誤也是有成本的,當企業內部組織管理成本低于市場交易成本時,企業就會成為節約成本的組織而出現。

企業成本的節約可以推動企業的合并,合并后的企業組織管理成本應該相應降低,由此而導致企業規模的擴大。企業規模的大小取決于交易成本的大小,如果追加交易由市場完成,企業規模不變;如果追加交易由企業完成,則企業規模擴大。當追加交易產生的組織管理成本等于追加交易的成本增加時,數量較小的長期契約應代替數量較多的短期契約。企業規模擴大時,要同時考慮市場交易成本和企業內部組織管理成本及同類企業內部組織管理成本,當三者相等時,企業規模可以達到最佳。

威廉姆森認為,研究一個組織應該考慮兩個問題:組織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行為。他提出了交易的三維度理論:交易發生的頻率、交易的不確定性和種類、資產的專用性程度,都會影響一個契約的簽訂,進而影響交易成本的大小。其企業總成本理論認為,企業是法律實體,企業的規模和效率除了應考慮交易費用的變化外,也要考慮生產費用的變化。這樣,總成本=交易費用+生產費用+管理費用,企業是經營還是市場運作要看總成本大小,總成本最小是企業規模選擇的唯一標準。

馬克思的企業理論

馬克思并沒有專門論述企業理論的著作,但其《資本論》中對企業問題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和思想。馬克思認為,生產力的發展造就了企業制度的演進和變遷。企業就是對自給自足的揚棄,是以資本主義簡單協作為起點,勞動工具的專門化和勞動分工是企業形成和發展的動力。

馬克思從資本生產的角度說明了企業的性質。首先,從歷史角度看,企業是以生產經營單位存在著,它是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兩大生產要素結合發揮生產職能的組織形式;其次,企業生產的原因是資本增殖的需要,資本家通過企業這種組織形式“使生產出來的商品價值,大于生產該商品所需要的各種商品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價值的總和”。

馬克思認為,正是資本增殖的目的促使企業組織的擴張。而企業組織的擴張一般是通過資本積累過程中資本積聚和資本集中這兩條途徑來實現的。馬克思從協作生產出發,建立在資本積累基礎上的個別企業分工協作引起企業的擴大。資本集中是企業規模擴張的重要形式,資本集中的過程是許多分散資本的“個體獨立性的消失,是資本家剝奪資本家,是許多小資本變成少數大資本。這是不同于積累和積聚的本來意義的集中?!眰€別資本通過集中形式的擴大是在競爭和信用兩大杠桿作用下進行的。馬克思認為,現代企業形式即股份公司是資本集中的重要形式,股份公司通過把分散的社會資本集中起來以滿足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

馬克思從工場手工業、工廠制度到股份公司制度的發展中,分析了企業內部資本產權結構的變遷。第一階段是簡單協作階段,這一階段企業規模小,企業資本的所有權結構單一,資本家用自有的資本進行經營活動;資本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合一的,資本家既是資本所有者又是資本的管理者,企業內部的權利結構簡單。第二階段是以協作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時期,企業內部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有了一定的分離。第三階段,在股份公司出現后,企業的組織形式由個別資本演化為社會資本,企業的所有權主體多元化了;并且,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了。

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與馬克思企業理論的比較

由上述可知,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內容與馬克思的企業理論內容有著明顯的不同。馬克思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看作企業產生的根本原因,而新制度經濟學派將節約交易費用作為企業產生的唯一原因;馬克思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主線,分析了企業規模擴張的原因。而新制度經濟學派不僅說明企業規模擴張的界限,同時肯定了管理費用對企業規模的影響。馬克思認為,資本所有者與雇傭勞動者之間的雇傭勞動關系是資本主義企業內部最基本的關系,而新制度經濟學派把分析的重點放在資本所有者與企業經營管理者之間的委托―關系上;馬克思從舊的社會分工出發,闡述企業作為一個科層等級制組織存在的原因,而新制度學派著重從契約的不完全性角度論述企業作為科層等級制組織存在的原因;馬克思關于企業的理論主要有:勞動價值論、協作理論、分工理論、專業化理論、社會化理論、股份制理論等,而新制度經濟學派關于企業的理論主要有:交易成本理論、契約理論、委托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總成本理論、組織管理成本理論等。

同時,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與馬克思的企業理論又有著密切的聯系。他們只是從不同的角度對同一問題的研究得出不同側重的結果,后者從生產發展的角度,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分析企業誕生的原因和規模;而前者從交易費用出發,分析企業存在的原因和規模的變化。兩種理論有各自產生的社會環境和理論基礎,都為現代企業理論的形成和發展起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許多理論至今仍被理論和實踐沿襲并運用。

本文認為,任何片面強調一方而否認另一方的理論和行為都是錯誤的:那種因為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的發展及其經濟學界的主流地位,而忽視甚至否認馬克思的企業理論,或過分強調馬克思企業理論,而對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企業理論批評的極端主義思想都不足取。

本文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與馬克思的企業理論都是經濟學和管理學方面的經典理論,在當今仍然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但社會是發展變化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和經濟環境也在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尤其是知識經濟、信息時代、網絡社會,出現了許多新生事物,這要求我們必須以科學的態度來對待企業理論,既要學習和借鑒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又要學習和借鑒馬克思的企業理論,更要考慮信息社會、網絡經濟下的企業內含、企業類型、企業理論,進一步豐富和完善現有的企業理論。如網絡技術與通訊技術日益成為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技術基礎,經濟全球化是人類共同面臨的人口、環境、能源、糧食等問題,知識經濟的到來使人力資源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重視。這些新生事物對企業理論產生著深遠影響,從宏觀層面上使人類社會經濟形態向數字化、網絡化轉變,從微觀層面上使企業制度、企業形式、企業形態等方面發生質的變化??傊?,企業要向全球化、數字化、網絡化轉變,相應的企業理論也必須有質的突破性發展,從而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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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古典政治經濟學;經濟學;價值理論

西方經濟學和經濟學一直以來被人們認為是經濟學的兩大理論體系。經濟學是無產階級的經濟學,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也就是為大多數人的利益服務的。因此,有人把他的鴻篇巨著《資本論》稱為工人階級的“圣經”。而西方經濟學實際上是指資產階級經濟學,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也就是為少數人的利益服務的經濟理論。這個本質上的立場區別,使得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許多理論問題上有著或大或小的差別。當然,經濟學也是在借鑒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建立并不斷發展起來的。而提到古典政治經濟學,就不得不說到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一位是古典經濟學集大成者,一位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前者的《國富論》,后者的《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都成為了經典中的經典。以下本文將分析比較古典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關于價值理論的異同。關于古典學派和馬克思之間的聯系,列寧曾經是這樣概括的:“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研究經濟制度的時候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馬克思繼續了他們的事業。他嚴密地論證了并且透徹地發展了這個理論?!?/p>

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是近代勞動價值學說的開拓者。從十七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初,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通過辛勤的理論研究,從日常實踐中發現和發展了勞動時間為形成價值得到唯一因素的原理,為此后科學的價值理論的提出奠定了基礎。可以說,勞動價值學說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理論貢獻。作為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威廉?配第在他的《賦稅論》中比較系統地闡發了勞動價值論的思想。他在勞動價值論上主要有兩點突出的貢獻:第一,他將價格分為“自然價格”和“市場價值”,并且認為市場價格的漲落以自然價格為中心,自然價格就是價值,價值的源泉就是勞動。第二,他根據勞動決定價值的原理,得出價值的大小以勞動生產率為轉移的結論。他不了解價值的社會性質,也就沒能區分價值和交換價值、價格,并且還將價值和使用價值混為一談。

如果說配第奠定的勞動價值論是經濟學中發現的“新大陸”,那么,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則是這塊新大陸的開拓者。斯密的價值學說主要在他的《國富論》中系統地闡述,他第一個宣稱了任何一個生產部門的勞動都是國民財富的源泉。他的研究以商品為出發點,而在一開始,他就把商品生產和勞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鮮明地站在產業資本利益的立場上,一方面批判了站在商業資本利益上的重商主義者主張的只有對外貿易才是財富來源的錯誤觀點,另一方面又糾正了重農主義者所持的只有農業勞動才創造財富的觀點。在勞動價值論方面,斯密繼承了配第的一些觀點,正確地說明了勞動是價值的源泉。他說:“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價值的真實尺度。任何一個物品的真實價格,即要取得這物品實際上所付出的代價,乃是獲得它的辛苦和麻煩。”在提出商品價值問題時,他第一次區分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他說:“價值一詞有兩個不同的意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于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可以叫做使用價值,后者可叫做交換價值。”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這兩個概念的區分,推進了前人的認識,而指出任何生產部門的勞動都創造價值也是古典經濟學的一個進步。但是,斯密的價值理論也有缺陷,他時而認為生產商品時付出的勞動決定該商品的價值,時而又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交換來的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決定的。由于他沒有從理論上把一種商品在生產中耗費的勞動與交換來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勞動區分開來,沒有把價值如何決定與價值如何表現的問題分辨清楚,因而把價值和交換價值相混淆了。斯密還提出了“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和“商品的真實價格”兩個概念。在《國富論》中,他曾實際上賦予了二者以不同的含義。他說:“一個人占有某物,但不愿自己消費,而愿用以交換他物,對他來說,這貨物的價值,等于使他能購買或能支配的勞動量。因此,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痹谶@里,勞動指的“是購買或能支配的勞動”。而“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也就意味著“購買或能支配的勞動。”接著他又說:“任何一個物品的真實價格,即要取得這物品實際上所付出的代價,乃是獲得它的辛苦和麻煩……勞動是第一價格,是用以購買一切貨物的代價?!痹谶@里,勞動指的是“辛苦和麻煩”即生產時所耗費的必要勞動?!吧唐返恼鎸崈r格”意味著耗費的勞動。這樣“交換價格的真實尺度”和“商品的真實價格”顯然具有截然不同的含義。但在敘述的過程中,斯密將二者等同起來。他先寫到:“以貨幣或貨物購買物品,就是用勞動購買”“它們含有一定勞動量的價值,我們用以交換其他當時被認為有同等勞動價值的物品?!倍龀龅慕Y論卻是:“所以,對于占有財富并愿用以交換一些新產品的人來說,它的價值,恰恰等于它使他們能夠購買或支付的勞動量。”綜上所述,可以看到斯密雖然對于價值問題做了一個系統的論述,卻沒有建立一個前后一貫的、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

在斯密之后,大衛?李嘉圖不僅成功地繼承和發展了配第和斯密建立的價值理論,而且成為了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但同時他也終結了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的發展。他的價值理論的主要成就在于他堅持了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的原理,排除了斯密在商品價值規定性上的二元論。在價值的決定上,他否定了斯密關于價值取決于所購買的勞動量的說法,并且批評了斯密關于三要素決定價值的錯誤,始終堅持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決定的。特別地,他還肯定了商品的價值量取決于生產商品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并正確的指出了商品的交換價值與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成正比,與勞動的生產率成反比。這些觀點都把勞動價值論推進到了資產階級經濟學范圍內所能達到的最高點。但是,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有一個根本的缺陷。這個缺陷就是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其他各經濟范圍的超歷史觀念。他從來沒有認識到在什么條件下產品會表現為商品,創造商品的勞動會表現為價值。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為自然的、永恒的。于是產品成為商品,勞動創造價值,表現為價值也成為自然的、永恒的。尤其是他不認識在商品經濟最發達的階段,即資本主義階段,勞動力已成為商品;從而不認識在資本主義階段,商品所有者的勞動已經轉化為雇傭勞動者的勞動,商品不只是當作商品來交換而是當作資本產品來交換。李嘉圖的這個根本缺陷為他的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設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使他的價值學說在涉及利潤問題時,遇到了兩個不可克服的困難,一個是資本與勞動的交換如何同價值規律相符合的問題,另一個是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與價值規律的矛盾問題。但在當時,英國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歷史條件下,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的李嘉圖不可能真正解決這兩個矛盾,因此他也未能提出一個真正科學的勞動價值論。

真正提出科學的勞動價值論的是馬克思,他在批判地繼承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徹底的改造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學說,建成了科學和完整的勞動價值學說,并為其剩余價值理論奠定了理論基礎。他在《倫敦筆記》中關于價值理論的研究是他實現勞動價值論科學革命的重要前提。他肯定了李嘉圖的價值理論,特別是肯定了李嘉圖對商品的效用即使用價值與物品具有購買其他商品的能力即交換價值的區分,肯定了李嘉圖關于生產商品的勞動量決定價值的觀點,即他在論證商品相對價值量同資本的不同部分的比較關系時,說明資本采用勞動生產率高的機器進行生產,可以降低產品的成本和價值,可以在銷售中處于有利地位。這實際上是對李嘉圖的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的觀點的深化。古典的經濟學家都混同了價值和交換價值,始終沒有把價值從交換價值中抽象出來。而馬克思運用了唯物辯證法,揭示了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統一體,提出了商品的二重性。其中,作為商品的使用價值,即商品的有用性或效用,是它的物質的自然屬性;作為商品的價值,它是商品的社會屬性。交換價值是價值的形式,價值是交換價值的內容。在提出了商品二重性后,馬克思又提出了勞動具有二重性的概念,他認為,一切勞動,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人類勞動即抽象勞動;另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即具體勞動。他進一步指出,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勞動二重性決定商品二重性,因而商品的價值量由抽象勞動的量來確定,也就是由平均的簡單勞動的量來決定。在隨后的分析中,馬克思又進一步提出了勞動時間的二重含義,揭示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本質的規定性。勞動時間的二重性,表現在一是商品生產各自特殊的勞動時間,二是決定交換價值的一般勞動時間,顯然決定交換價值的是后者。此處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李嘉圖所說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不同的。前者指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時間;后者指在最不利條件下生產產品所必須耗費的勞動時間。對于李嘉圖價值理論中的兩個不可克服的困難,均由馬克思進行了解決,而且是科學地解決。首先,馬克思區分了勞動和勞動力。工人出賣的是勞動力而非勞動。這一區分,一方面避開了“勞動的價值由勞動創造”這一荒謬,另一方面也為建立剩余價值學說提供了一塊基石。他指出,勞動力是一種特殊的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之處是他的使用即是勞動,而勞動能創造價值。這就解決了勞動與資本相交換是與價值規律相符合的。然后,馬克思又區分了價值和生產價格,之所以發生價格向生產價值轉化,是各部門相互競爭使得利潤平均化的結果。而利潤平均化是因為各資本家追求最大化利潤,否則就要轉移資本,而資本和勞動的自由轉移是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條件所允許的。從而馬克思解決了導致李嘉圖理論解體的兩個根本矛盾。

從上面對于古典政治經濟學派和馬克思關于價值理論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由于資產階級的局限性,古典經濟學的價值學說存在著許多重要的缺點和錯誤。他不能說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價值的實質和范疇的歷史性;不能辨別價值和交換價值的關系,不能從后者抽象出前者,不能分析價值如何轉化為生產價格和二者相背離對于價值規律作用的意義;更不能認識到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如何轉化為資本主義占有規律,從而說明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雖然說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科學的價值理論,但是仍然需要進一步完善和改進。尤其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就需要從客觀實際出發,從我國具體的國情出發,正確的把握勞動價值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本質上說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在運行的規則上卻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著相似之處。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體制,也是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樣,是制度性和體制性相統一的經濟形式。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不可能選擇如馬克思和斯密所設想的沒有商品貨幣關系的,實行單一全民所有制的經濟形式。由于有社會分工,存在不同經濟實體之間的物質利益差別,并且生產力整體水平相對落后且發展不平衡,使市場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必然采取的一種經濟體制。因此,要在我國具體國情下發展和完善價值理論。從亞當斯密到李嘉圖,再到馬克思,前人已經為創造出了一套比較系統的價值理論,而目前的任務就是要將前人的理論成果更好的運用到現實中,來解決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問題,踏著前人的足跡,繼續探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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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彼羅.斯拉法.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M].商務印書館,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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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效用價值論;要素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效用價值論以及要素價值論等不同價值論之間長期以來便存在爭議,但是如果沒有可以作為內在統一的衡量尺度,那么不同的理論在各自的范疇內都是合理的,并且這個合理性既不能用來作為自身合理的證明也不能作為其他理論不合理的依據。因此,許多國內學者進行了大量的相關研究,試圖從不同方面對價值理論進行闡述,以往學界對于不同價值論間的討論多是分析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要素價值論的比較關系。以時間為內在尺度,不僅能夠闡明勞動價值論、效用價值論以及要素價值論在各自的理論框架內的合理性,同時能夠證明三者之間具有統一性以及這個統一的合理性。價值論作為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嘗試在勞動價值論、效用價值論以及要素價值論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勞動價值論、效用價值論、要素價值論及其統一性探究

勞動價值論、效用價值論和要素價值論是價值也即財富的不同度量,也是理論經濟學的重要內容。

勞動價值論是用凝聚在商品中的無差別人類勞動解釋并度量商品的價值及其形成過程。作為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勞動價值論建立在商品二因素和勞動二重性學說的基礎上,重點是由此引出的對社會生產關系的研究,也為按勞分配提供了理論基礎。效用價值論用商品滿足人的欲望能力或人對商品效用的主觀心理評價解釋商品的價值及其形成過程。作為現代西方經濟學一般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效用價值論盡管存在多方面的不足,但它易于運用數學方法進行研究的特點仍被當代西方經濟學流派所廣泛采用。要素價值論認為價值由不同的生產要素(土地、資本、勞動力、企業家才能等)共同創造,它既是按要素分配的理論基礎也與產權理論有著緊密的聯系。盡管三者的理論基礎不盡相同甚至存在很大的差異,但許多學者在對三者研究的道路上已經進行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是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而對要素價值論卻仍然存在著不同的見解。

學界多運用比較法對勞動價值論和效用價值論同時進行研究,通過比較兩種價值理論的區別和聯系闡明兩者的統一性問題是研究的重點之一。向國成(1995)認為價值是勞動耗費價值對效用價值的關系,兩者能夠進行理論綜合。[1]他認為對商品價值本質的認識要借助哲學價值理論從“關系”的角度去理解①[1,64],在需要計算價值量時才需以某種實體作為計量價值大小的單位。他指出馬克思關于機器磨損的論述中已經包含了效用對勞動價值量起折算作用的思想,并總結出公式 ②解決了機器無形磨損論述中的矛盾。宋波(2001)認為勞動時間就是歷史時間,經濟發展的長期演進趨勢就是由單位產出勞動時間下降和邊際效用遞減共同決定,歷史時間本身的推進會顯露出兩者的綜合和統一。[2]文章從《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兩種涵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出發③ [2,65],通過具體數字和圖表例證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Ⅰ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Ⅱ的關系:價值決定效用,效用制約價值。價值與效用的源泉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Ⅰ,并且也是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統一的基礎。白暴力,張棟(2006)證明了邊際效用價值論與勞動價值論的統一性,說明了邊際效用的度量可歸結為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3]文中運用邊際分析法了社會總效用量與社會總勞動消耗量在總量上的統一、商品的邊際效用與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個量上的統一,證明了勞動價值論與邊際效用價值論是統一的。并在兩種價值論統一性論證的基礎上,得出了勞動價值理論及其作為社會經濟結構分析基礎正確性的結論。許有倫(2006)提出揭示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的辯證統一關系是新的商品價值理論的關鍵,他認為盡管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有許多不同,但它們的研究對象都是商品的價值和價格,在對商品使用價值源泉的認識都是相同的,對商品價格的認識上也存在相同之處。[4]在勞動價值論和效用價值論統一的基礎上,董德剛(2005)又進一步提出與要素價值論結合的觀點。他認為應當綜合考慮勞動和資產等客體因素與社會需求這個主體因素對商品價值的作用,既要肯定勞動的作用又要承認資產的作用,既要考慮客體因素(勞動和資產)又要考慮主體因素(社會需求),建構“系統價值論”。[5]他認為商品的價值既取決于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勞動和資源,也取決于它對消費者的效用,是客體因素與主體因素的統一,并提出了“系統價值論”商品價值公式:商品價值=商品效用÷(勞動+資源)。我們可以看到,勞動價值論、效用價值論和要素價值論的統一性是具有理論依據的,尋找三者的共同點可以實現新的價值論的突破。

二、勞動價值論是價值論創新的突破口

在論述這個問題之前需要說明的是,盡管研究內容是時間的經濟價值,但本文的研究不屬于時間經濟學 的內容而是在價值論的討論范疇。因此,本文不贊同時間經濟學將時間的機會成本作為時間價值 的觀點。筆者認為時間價值論中的時間內涵同勞動價值論一樣是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的,作為價值的度量它具有絕對性,不能用耗費單位時間所損失的貨幣收入衡量。經濟發展越來越體現對人文關懷的訴求而不再是單純地追求財富,對價值的討論只有落實到人的層面上才能真正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趨勢。因此,對價值的討論必須要有“人”的因素,這也是本文以勞動價值論為出發點的初衷。

1.經濟學的時間觀

勞動價值論是經濟學的核心內容,而經濟學所體現的時間觀思想正是本文進一步研究時間價值論的出發點。

馬克思經濟理論中的時間論析是勞動價值論重要的理論資源,李瑞娥等人(2004)從時間尺度、時間價值、時間節約、時間分配和未來時段五個方面分析了馬克思經濟理論中的時間論析和時間思想。[6]經濟學的基礎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基礎,人的實踐活動是理解經濟學時間觀的支點。[7]首先,從經濟實踐客體的角度分析,時間是作為物的形態存在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提出:“商品的價值量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成正比,而與勞動生產力成反比?!盵8,53-54]價值量的衡量尺度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勞動時間凝聚在商品中以物――也即經濟實踐客體――的形態存在。其次,從經濟時間中介的角度去看,馬克思把經濟學時間觀在經濟制度運行的微觀層面上劃分成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宏觀層面上則考察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周期。再次,馬克思時間觀的分析重點是經濟實踐主體,他指出:“勞動時間的每個相應部分由一個必要勞動時間和一個剩余勞動時間構成?!盵9]勞動時間體現的是對勞動的人的關懷,因而對價值的剖析能夠深刻地揭示出經濟生活中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

2.關于勞動、時間與價值的思考

經濟學指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在這里,“無差別”既是商品交換的基礎更是研究商品價值的基礎,商品之所以能交換就是因為這種無差別的“等量的共同的東西”[8,49-50]。“作為使用價值,商品首先有質的差別;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因而不包含任何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8,50]馬克思認為這種原子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也即抽象勞動,而具體勞動只生產商品的使用價值不生產價值。其中體現的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的關系便是經濟學的經典理論――商品二因素和勞動二重性理論。筆者認為,一方面,馬克思對商品交換基礎的發現,以及商品二因素和勞動二重性的論述無疑是正確的,并且勞動價值論所體現的對人的尊重也是經濟學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另一方面,將具體勞動剝離出來的“無差別人類勞動”已經不再是“無差別”,僅僅把抽象勞動作為價值的唯一來源的價值論應當稱作“抽象勞動價值論”是不能稱之為“勞動價值論”的。因此,筆者認為商品中“無差別”的“原子”應當是勞動時間而不是勞動,也就是說,價值是凝聚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時間。

首先,價值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時間沒有違背商品交換的“無差別”前提,它比以勞動為尺度更能體現“無差別”,能更好地反映價值的本質。一方面,勞動本身可以“無差別化”,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是同一勞動的兩個方面,兩者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不可分割的,只要勞動就會在該段時間內創造價值。以勞動時間為尺度盡管弱化了勞動的二重性,但能夠對價值進行目的性更強的研究。另一方面,時間本身比勞動更具有“無差別”性,恩格斯曾經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間和時間,時間以外的存在和空間以外的存在,同樣是非?;恼Q的事情?!盵10]商品作為客觀物首先是一種時間和空間的存在,并且時間比空間更能代表所有事物的無差別同質性。也就是說,商品是一種具有價值的特殊空間和時間存在,勞動時間作為一種特殊的時間形式更能夠體現其本質。其次,價值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時間能夠體現價值與稀缺性的關系。西方經濟學認為,事物具有價值是因其稀缺性或相對的稀缺性,供求理論便是在這個思想上構建的,盡管混淆了價值和價格,西方經濟學對價值和稀缺性的觀點卻是值得肯定的??陀^說來,如果沒有時間限制只要有適當的物質條件勞動都能夠循環再生,不存在稀缺性的勞動(不同于勞動力短缺)不能通過這方面體現價值。但是時間卻是人最為稀缺的資源,這是由生命規律客觀決定的,時間的稀缺性正是價值的來源。再次,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時間的價值規定與價值量規定在邏輯上更為緊密。從邏輯角度來看,越符合簡單邏輯的理論越易理解并且越具有合理性。馬克思對價值和價值量的論述用簡單邏輯表達即是:價值是勞動,價值量是勞動量,而勞動量用勞動持續時間計算,所以價值量是勞動時間量。這其中需要進行勞動量到勞動時間的轉換,這樣雖有其合理性但是否是等價轉換還有待商榷。而價值是無差別人類勞動時間的規定的簡單邏輯是:價值是勞動時間,價值量是勞動時間量。這條邏輯線中間不需要任何轉換,因而使得價值和價值量的規定在邏輯上更為緊密。綜上所述,價值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能夠更好地體現價值的“無差別”本質,能夠更好地體現價值與稀缺性的關系,能夠使得價值和價值量的邏輯關系更為緊密。

以上對價值的討論中,時間始終與勞動結合在一起,都能夠在各自的理論框架內反映出經濟學的人文關懷,充分說明了以勞動時間為規定的時間價值論和以勞動為規定勞動價值論是緊密聯系的。比如,兩種價值論中復雜勞動和簡單勞動的關系是一樣的,復雜勞動仍是簡單勞動的倍加,其換算關系依然是人們在長期交換中通過反復比較換算自發形成的[11]。但是筆者認為兩種價值論還有著本質的區別,最主要體現在對勞動的理解上。在勞動價值論中,勞動是價值的本質,商品中凝結的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而在時間價值論中,筆者認為勞動時間是價值的本質,商品中凝聚的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時間。人類的時間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勞動不再是價值源泉而是創造經濟價值的唯一手段或方式,只有通過勞動,時間付出才具有經濟價值。

3.時間價值的測度

筆者認為時間價值論和勞動價值論中對時間價值的規定相同的,都是用價值量進行測度,只不過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涵義上有細微的差別。經濟學規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8,52]而時間價值論中具有更豐富的制造內容,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或消費內容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庇捎跁r代的進步,尤其是互聯網行業的迅猛發展,當代社會的許多特殊商品并沒有實際的使用價值,如虛擬商品。盡管沒有使用價值,諸如虛擬商品等的新型商品仍舊凝聚了無差別的勞動時間是經濟市場的消費內容,因此符合價值內容的要求。

三、效用價值論和要素價值論中的時間內涵

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還沒有對于效用價值論和要素價值論中時間內涵的著述,筆者希望通過自己的理解提出的幾點拙見能夠得到各方面的批評指正,在研究價值論的道路上相互探討。

1.效用價值論的時間內涵

效用價值論的核心在于人對效用的主觀評價,傳統西方經濟學多用效用函數對其進行描述,但是長久以來沒有在效用的測度上取得突破性的進展。筆者認為,效用本身不會生產價值,但效用的價值可以依據商品中凝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量進行判斷。如前文所言,時間是人最為稀缺的資源,商品的效用能夠通過節約而等效延長消費者的生命,宋波(2001)也提出計較勞動時間(時間節約)是經濟社會的真正內涵的觀點[2,67]。消費者對某一商品和生產該商品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總和具有相同的效用評價。因此,在不考慮使用價值區別的前提下,商品間的效用可以通過生產該商品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大小進行比較。通常情況下,商品的效用同品質成正比,而品質與商品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成正比。因此,商品的效用同商品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測度是符合生活經驗的。

2.要素價值論的時間內涵

與效用價值論一樣,要素也不是價值的來源,要素的價值也必須通過與其等價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進行測度。土地和資本作為物質要素是物化勞動時間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土地和資本是生產價值的必要條件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卻不能作為充要條件說明土地和資本能夠生產價值。勞動力和企業家才能作為人特有的資源在運用的時候必須付出勞動時間,價值的來源也是勞動時間,不能因為勞動力和企業家才能的表象掩蓋了勞動時間這一價值的真正來源。總得說來,土地、資本、勞動力和企業家才能等生產要素的核心是對物化時間的所有權,進而占有生產要素本身的價值,正是這種所有權下的價值占有導致了生產要素能夠生產價值的錯覺。

四、時間價值論的意義

本文的內容是對時間價值論的討論,重點是對價值和價值量的規定。價值是凝聚在商品中與人類勞動時間無差別,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時間價值論下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或消費內容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以勞動價值論為出發點,確立時間價值論的新思路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第一,時間價值論是對勞動價值論的合理“揚棄”,是經濟學與時俱進的體現。時間價值論不是對馬克思經濟學的否定,相反,時間經濟學是在汲取經濟學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對其價值理論的繼承和發揚。價值是勞動時間的論斷與勞動價值論一脈相承,都是關于蘊含在商品中的無差別價值的合理理論。第二,時間價值論的時間內涵能夠為分析勞動價值論、效用價值論和要素價值論提供合理的依據。效用和要素不生產價值,學姐對效用價值論和要素價值在價值生產上一直存在爭議,以勞動為出發點對另外兩種價值論進行合理的解釋均有難度,但時間價值論比較合理的解決了這個問題,可以將效用和要素統一劃歸到勞動時間進行等價度量。第三,時間價值論的核心是人,體現了經濟學的人文關懷,符合經濟學發展趨勢。自近現代以來,全球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對經濟的關注不再僅僅是對財富的追求,更多的是謀求與自然和自身的協調發展。時間價值論突出了人的價值,體現了經濟學的道德一面,是對人的價值的尊重,是未來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

由于學識和眼界受限,筆者在對時間價值論考量上還有許多不足之處,希冀藉此能夠為價值論的研究提供一些淺拙的新思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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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54.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6-57.

[11]李朝林,王永年.政治經濟學原理新教程[M].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09:33.

注釋:

① 原文P64:“哲學價值理論認為:(1)對價值的認識,必須以主客體關系為依托,以主客體關系中人的本質和內在規定性為依據,為尺度。需要、勞動、社會關系都是人的本質或內在規定性。(2)客體是否有價值,取決于客體是否按主體的內在規定性來滿足主體的需要,是否對增強人的本質力量具有肯定、促進作用。(3)在主客體關系中,主客體相互作用,存在客體主體化和主體客體化兩種趨向,價值就存在于這種主客體的相互作用之中。這三點對于分析交換關系中的商品價值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p>

② 其中,、分別代表A、B的社會勞動耗費價值,、別代表A、B的效用價值,代表以勞動耗費價值量為計量單位的A的價值量。

③ 原文P65:“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首先提出了被學術界稱之為第一種涵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創造某個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在第三卷中又提出了被稱之為第二種涵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在每個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勞動時間,而且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類的商品上?!挥挟斎慨a品是按必要的比例進行生產時,它們才能賣出去。社會勞動時間可分別用在各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的這個數量限制,不過是整個價值規律進一步發展的表現,雖然必要勞動時間在這里包含著另一種意義。’第一種涵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指在現有生產力水平上生產同類產品的單位勞動消耗,第二種涵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按照社會需求總勞動時間分配到部門的勞動消耗總量……”

④關于時間經濟學的內容參見,屈炳祥.《資本論》與時間經濟學[J].當代經濟研究,1999,(1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