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概念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新聞傳播概念，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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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跨文化傳播力； 傳播力； 跨文化交際能力

中圖分類號：G1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315（2014）08-142-001

自跨文化傳播概念進入我國后，掀起了對此問題研究的熱潮。跨文化傳播力概念在諸多網絡文獻中頻頻被提及，百度輸入“跨文化傳播力”詞條后，顯示結果為40，600個（2014年5月）。然而在CNKI檢索后對此并無相關研究與界定。所幸的是，國內有學者對其相關概念――傳播力、跨文化交際能力進行研究與含義的探討。

一、傳播以及傳播力

什么是傳播？胡文仲（1999）將傳播定義為：“信息的傳送和接受，一方發出信息，另一方接受信息，這一過程就是傳播。”在人類社會傳播中，傳播又分為三種：人際、組織、大眾傳播。而對于傳播模式，傳播學界也相應提出了不同的模型，其中較著名的有Harold Lasswell提出的5W模式，分別指Who（誰來傳播）、says What（說什么）、in what channel（通過什么渠道）、to whom（對誰）以及with What effects（得到什么效果）。之后的社會學家Jack Lyle 與M. Lyle把傳播過程置于社會大環境中的考察，完善了傳播的模型構建。總體來看，傳播學界對于傳播模式的提出，主要圍繞以下幾個基本的傳播要素：傳播者、傳播內容、渠道或手段、受眾、效果以及環境，并且任何要素變化都會影響傳播過程。

什么是傳播力？國內學術界有關傳播力概念的界定可謂眾說紛紜。比如，劉建明2003年首次提出傳播力概念時指出，傳播力是“媒介傳播力的簡稱，具體指媒介的實力及其搜集信息、報道新聞、對社會產生影響的能力”。而張春華（2011）認為，總體來看國內外對于傳播力的研究大約分為以下四個角度：能力說、力量說、效果說、綜合說。除了張春華所總結的研究視角之外，國內有關傳播力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于大眾傳播，如丁和根（2010）認為一個國家的傳播力可以通過對外信息傳播渠道的多少及強弱來衡量，鄭保衛（2007）認為要提高新聞傳媒業的傳播力，則需通過了解受眾需求、加大新聞傳播渠道、加強信息報道質量；劉修敏（2012）認為電影傳播力取決于對電影素材藝術性的保留和對大眾迎合的平衡把握。不難看出，國內有關傳播力的研究角度側重各異，大致可以歸為：傳播內容、傳播渠道、傳播受眾以及傳播效果，涵蓋了部分傳播要素，然而相關研究對于傳播者以及傳播環境卻鮮有專門研究。據此，筆者認為傳播力既包括對傳播內容、渠道、受眾以及效果的綜合評價，也應當包含對傳播者的自身能力以及傳播環境。簡言之，傳播的的任何基本要素（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渠道或手段、傳播受眾、傳播效果以及傳播環境）之一都會影響傳播力的大小。

二、跨文化交際能力與跨文化傳播力

跨文化傳播是指在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或公共傳播的語境中，在有著互異的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互動地發送和接受語言和非語言信息，從而進行文化上互相聯系的認知、情感和行為活動過程。因此結合上文傳播力的定義，跨文化傳播力研究的對象應當是在不同文化之間信息傳播過程中，對傳播的基本要素的綜合考量。比如Hammer等（1978）提出的跨文化交際有效性三維度，即應對心理壓力、有效交流及建立人際關系的能力。之后學者對跨文化交際能力評估指標提出了不同標準，如Byram（1997）從應用語言學角度提出評估指標應當包括：語言、社會語言、會話能力以及態度、知識、文化意識等內容。在國際商務管理領域，人際技巧、語言能力、異國工作及生活動機、不確定性容忍和應對能力等因素被認為是跨文化交際能力的表現（Schneider& Barsoux， 2003）。然而Helen Spencer-Oatey （2010）將跨文化交際能力總結為情感、行為、認知三個層面。

而國內有關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研究基本沿襲了Hammer， Helen Spencer-Oatey等學者的思路，并未有太多實質突破。教育領域代表觀點為：語言能力、文化用語知識、目標與文化和文化意識為跨文化交際能力（高黎，王方，2007），國際商務領域主要認為跨文化交際能力主要包括：跨文化溝通、跨文化適應、跨文化行動能力，文化智力、組織機構的民族中心主義、文化距離等因素（吳簫，肖芬，胡文濤，2013）。

我們不難發現，國內外有關跨文化交際能力評估指標主要適用于人際傳播的研究（如有效的交流能力、建立人際關系的能力等），并且跨文化交際研究評估體系最終落腳點為傳播者自身的因素（知識、情感、技巧）。另外，我們從“跨文化傳播力”與“跨文化交際能力”本身詞義中也會發現二者的從屬關系：傳播在傳播學中定義為“傳遞信息，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通過有意義的符號進行信息傳遞、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饋活動的總稱。”而交際“指二人及二人以上通過語言、行為等表達方式進行交流意見、情感、信息的過程”，不難看出，交際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交談，屬于人際傳播范疇。因此，“跨文化交際能力”可作為“跨文化傳播力”其中一個子項-“傳播者傳播能力”。跨文化交際能力問題與跨文化傳播力問題的結合，不僅對國內傳播力研究中跨文化因素的缺乏補充，也使跨文化交際能力問題研究不再拘泥于人際傳播領域，而是將其置于更加宏觀的傳播方式，如大眾傳播中進行重新審視。

參考文獻：

[1]胡文仲.跨文化交際學概論[M]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50

[2]張國良.現代大眾傳播學[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52-61

[3]劉建明.當代新聞學原理[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37

[4]張春華.傳播力：一個概念的界定與解析[J]求索，2011（11）：76-77

[5]丁和根.生產力?傳播力?影響力――信息傳播國際競爭力的分析框架[J]新聞大學，2010（4）：136-142

[6]鄭保衛.強化傳播力彰顯影響力拓展創新力提升競爭力-試論當前我國新聞傳媒業發展之要略[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7（2）：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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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聞概念；本聞；知聞；媒聞；受聞和饋聞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2）09-0124-05

一、引 言

新聞概念，定義紛呈，莫衷一是。擇其要者，有人概括為三類：一“是受眾注意的事實”；二“是經過媒體報道的事實”；三是“不依賴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客觀性”“信息”[1]。進而有學者采用一元化的思維方式，言之鑿鑿地要證明某類定義“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引來學界爭訟不已，直到近幾年，“許多專家包括陳力丹、何光鋌、張允若等人還在為新聞的定義而爭論不休”[2]。

有的堅持只有報道的才是新聞，強調“只有經過記者的采訪整理，形成語言的客觀敘述以及一定程度的主觀評述，然后通過技術手段進入媒體的傳播，才能夠稱為新聞”[3]。

而有人卻說“新聞是否存在，并不由報道與否來決定”[4]，在媒體報道的新聞之外，不僅有“漏報的新聞”，還有“社會公眾和其他社會組織發現加工的未經媒體報道的新聞”[5]。

也有人認為媒體報道了，但“沒有被接受者所接收的信息不能稱之為新聞”[6]，只有受眾接受了的才是新聞，“公眾是否接受和接受量的大小都是‘新聞’是否成為新聞的關鍵因素”[7]。

上述各執一端的觀點，從片面角度來看確有道理，但從系統論的角度去考察，卻犯了盲人摸象的弊病。因為新聞這一概念是一個范疇系統，不能用系統中的某一局部范疇來囊括系統所有范疇。下面我們就從人們日常運用新聞這一概念的各種語境中，來認識新聞范疇系統，并對新聞這一概念的全部含義加以界定。

二、多維新聞語境確認范疇擴張

人類的新聞活動是一個幾近線性的動態傳播過程。從先在于新聞認知主體的信源——客觀事物出發，經過新聞認知主體的感知進入其主觀世界，再到新聞傳播主體運用語言、圖形、影像等符號進行編碼，然后通過媒介進行傳播或再傳播，最后到達信宿——受眾，從而完成由拉斯韋爾所描述的信息傳播的“五W”歷程。期間不同的社會主體參與了不同的新聞實踐活動。

盡管新聞一詞的語言符號沒有發生變化，但卻因主體和語境的不同而改變了它的內涵和外延。下面我們就從歷時性的角度，大體按照新聞傳播動態過程，列舉人們在使用新聞這一概念時幾種含義不同的語境：

“在司空見慣、習以為常的工作中能夠‘發現’新聞才是真功夫”[8]；

記者說：“我發現了一個重大新聞”；

“看電視的人會說《新聞聯播》里放的東西都是新聞”[9]；

觀眾說：“我看了‘9?11’事件的電視新聞，飛機先撞了南樓”；

“‘新聞變得越來越不像新聞’”[10]。

顯然，上述幾種語境中“新聞”一詞，分別指向了不同的含義：

1.指先于記者感知而存在的“新的、重要的事實”；

2.指新聞認知主體感知到而未被媒體報道的“新的、重要的事實”；

3.指媒體上發表了還未被受眾接受的“新的、重要的事實”；

4.媒體發表的被受眾接受到的“新的、重要的事實”；

5.句首的“新聞”，是當今媒體上的新聞，而句末的“新聞”是人們心中應然的理想狀態的新聞。

從上面新聞一詞多種語境含義的在場確認，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為前面那幾種歧異的觀點找到合理的注腳：它們各自從某一語境出發，闡述了某一新聞范疇的存在。只是不能認同的是：它們都偏狹地強調自己新聞范疇的唯一性，而排斥其它的新聞范疇。由此看來，我們應當建立一種全新的多維新聞定義觀。

所以，本文從靜態和動態兩個維度，構建“非對稱層級新聞范疇系統”，為上述多種語境中新聞的不同含義，撐起一個新的理論闡釋框架。

三、“靜態非對稱層級新聞范疇系統”

從縱向來說，新聞是一個多層次的范疇系統。新聞是基本層次范疇，它不僅可以作為下位范疇，成為客觀事物“信息”這一上位范疇的子系統，而且可以作為上位范疇形成母系統，依新聞傳播過程中主體的不同，組成包含本聞、知聞、媒聞、受聞、饋聞諸多下位范疇的子系統。

上位范疇與下位范疇之間、同一層次的范疇與范疇之間，如果從信息相對靜止的角度來看，具有信息不對稱性，即任何一個范疇的內涵和外延都不與別的范疇完全重合，各個范疇都有自己質的規定性。

比如，處于基本層次范疇的新聞，與處于下位范疇中的任何一個范疇，內涵和外延都是相異的。我們不能把新聞等同于本聞、媒聞、受聞、饋聞中的任何一個。前面所說的有些學者只把媒體傳播的新聞、或受眾知悉的新聞當作新聞的全部，就是在這一意義上出現了差錯。

同樣，也不能在同一層次上，把媒聞等同于本聞，或把知聞等同于受聞、饋聞，等等。故而名之曰“靜態非對稱層級新聞范疇系統”，模型見圖1。主體外部世界的客觀事物的信息用“O”表示；新聞用“N”表示；非新聞用“－N”表示，即客觀事物中不能成為新聞的信息。處于基本層次范疇的新聞“N”，包含了處于子層系統的本聞、知聞、媒聞、受聞、饋聞幾個下位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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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事實 信息 媒介互動

陳響園，蘭州大學兼職教授，文學院碩士生導師。

新聞是新聞學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新聞傳播活動的核心對象。關于新聞的定義，中西方學者對此都有不同的見解，加起來上百種。如此多的新聞定義，主要是新聞的特性及衍生特性眾多，下定義的學者研究的著眼點不同，而不同的研究視角造成了要抓住新聞客觀本質特性定義比較困難。現有新聞的諸種定義，多是局限于傳統紙媒平面新聞的概括，傳播技術的變革使新聞傳播方式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無論是傳播主體、時空關系、傳播模式，還是傳播效果都與傳統紙媒新聞傳播截然不同。

一、傳統新聞定義的梳理和考察

（一）國內外的不同新聞定義

新聞活動的產生源于早期人類在共同勞動和生活過程中，為適應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更好地勞動生產和生存生活，相互之間傳遞信息，交流情況。這種相互依存狀態下信息交流和社會交往的需要導致最早的信息傳播活動產生，新聞這種特殊社會現象應運而生。由于人類自誕生后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社會關系，無論物質上還是精神上的生產生活都在各種社會關系中進行，維系人類生活和這些社會關系的就是信息交流和傳播。所以人類接觸和從事新聞傳播活動由來已久。

伴隨人類社會發展，人們的社會交往范圍擴大，信息交流需求也日漸增強，新聞傳播活動成為一項社會事業。而對新聞理論的研究遠遠晚于新聞活動的實踐，因此對新聞的定義早在實踐中就產生了許多根據新聞傳播直接體驗做出的理解和界定。影響廣泛的有19世紀70年代美國紐約《太陽報》的編輯主任約翰?伯博加特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美國堪薩斯州《阿契生市環球報》的副主編愛德華?賀說：“凡是能讓女人喊一聲‘啊呀，我的媽呀’的東西就是新聞。”還有20世紀30年代初《紐約先驅論壇報》的采編主任斯坦利?瓦利克爾定義的新聞是建立在三個W的基礎上，這三個W就是women（女人）、wapum（金錢）和wrongdoing（壞事）等等。尤其在西方的業界形成的新聞定義大多都來源于新聞內容的趣味性、獵奇性和反常性。英語詞匯中“news”，源于希臘，在《牛津詞典》里就解釋為“新鮮報道”。 整體來看，國外的對于新聞的定義大多將其歸為信息。西方社會的專家學者更為關注的是“時效性”、讀者的“興趣”和“關注”，認為這些是作為新聞的主要元素。這樣認識新聞和西方新聞傳播的環境分不開。近代西方新聞事業主要產生于商業活動，從一開始就具有商品屬性。商業化運作模式、受眾市場主導新聞傳播的環境下，大眾化報刊對新聞的選擇標準的認識和理解成為廣為流傳和認可的定義。如此對新聞的認識也同西方新聞的職業化和專業主義精神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在國內，新聞的定義多源于學界，主要是新聞教學研究的教授、專家、學者們，根據他們對新聞傳播研究的結果做出的界定。因此，國內的新聞定義往往較為宏觀抽象，卻又能比較全面地把握新聞內涵。在表達上常以形式邏輯的肯定判斷，簡明扼要，言簡意賅。總體上，國內關于新聞的定義分為“事實型”“活動型”“功能型”“信息型”4種主要類型。

被譽為“中國新聞學的開山鼻祖”的徐寶璜在他的著作《新聞學》中講道：“新聞者，乃多數閱聽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實也。”[1]民國名記者《京報》總主筆邵飄萍定義：“新聞者，最近時間內所發生，認識一切關系人生興味、實益之事物現象也。”可見我國早期的新聞定義多是將新聞看做是事實。這多是受到晚清和民國時期傳入的西方新聞思想的影響。在“事實型”的定義之中，不得不提到的是范長江先生1961年發表的《記者工作隨想》一文中提到的新聞的定義。“什么算是新聞呢？我覺得，新聞是廣大群眾欲知、應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實。這個說法不一定全面，但是，它貫穿了一個為群眾服務的精神。”[2]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徐寶璜先生還是范長江先生對新聞的定義，都強調新聞一定是事實，注重新聞最根本的真實性。新聞的本源就是事實，新聞就是提供關于某一事實的信息，沒有事實依據，杜撰和憑空捏造的都不是新聞。同時，二者都是從受眾的角度提出定義，都考慮到了受眾對新聞的主動性。不過在范長江先生的定義中“欲知、應知而未知”表達的內涵更加豐富，不只是西方新聞思想中的受眾客觀信息需求，還有了傳者主觀傳播導向的因素。在西方新聞理論中，新聞是客觀中立的信息，而在我國新聞學理論中，新聞的引導教化功能一直被視為新聞重要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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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媒介融合”這一概念越來越多地被人們提及并在現實中進行了多種自覺的嘗試。

一、什么是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 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國馬薩諸塞州理工大學的伊契爾·索勒·普爾（ ithiel de solapool） 提出的。他在專著《自由的科技》中提出了“傳播形態融合”的概念，認為數碼電子科技的發展是導致歷來涇渭分明的傳播形態聚合的原因，其本意是指各種媒介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趨勢。最初本文由收集整理人們關于媒介融合的想象更多的集中于將電視、報刊等傳統媒介融合在一起。美國新聞學會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 關于媒介融合的定義贏得廣泛認同。他認為，媒介融合就是 “印刷的、音頻的、視頻的、互動性數字媒體組織之間的戰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聯盟。”并認為“媒介融合最值得關注的并不是集中了各種媒介的操作平臺，而是媒介之間的合作模式。”

二、國內外媒介融合研究綜述

1.西方國家最早開始研究媒介融合

關于媒介融合的研究，最早是從本世紀初一些西方國家開始的。他們從技術融合、媒介所有權融合、媒介文化融合、媒介組織結構融合、新聞采編技能融合等各個角度展開了方方面面的研究。

美國西北大學教授李奇·高登（rich gordon）便根據不同傳播語境下所表達的含義歸納了美國當時存在的五種“媒介融合”的類型： 所有權融合、策略性融合、結構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新聞表達融合。

之后，lori demo 等幾位在美國鮑爾州立大學（ball state university） 任教的學者提出了“融合連續統一體”這個新概念， 界定了“融合新聞”的幾種模式，分別是交互推廣、克隆、合競、內容分享和融合。這五種模式，也是媒體之間通力合作、信息內容上實現了共享過程的佐證。

2.近年來，國內學者開始關注和研究媒介融合

在我國，有關媒介融合的最新概念是蔡雯在考察美國媒介發展的過程中引入的。2005年，蔡雯發表了《培養具有媒體融合技能的新聞人才——與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教授的對話》后，又接連發表了幾篇與媒介融合相關文章，此后，國內關于媒介融合的研究迅速增多。2007年，我國媒介融合的研究向著系統、深入的方向發展。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學者王菲對媒介融合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出版了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媒介大融合》。

三、媒介融合的基本模式

媒介融合不僅包括文字、圖片、視頻和音頻等傳播內容的融合，還包括報紙、電視、網絡、手機等傳播渠道的融合。媒介融合的最高層次是打破產業壁壘、技術壁壘的全方位的大融合。媒介融合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是一個裂變與聚合不斷開展，最終形成新的整體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呈現出一定的層次性。

1.媒介內容的融合主要表現為打破各媒介壁壘，實現形態整合，內容共享。在操作層面上呈現了初級形式的融合， 如信息采集、制作等信息共享層面上。目前比較受歡迎的電視讀報節目就是媒介融合初級形式的產物。鳳凰衛視的 “有報天天讀”，短短半年時間欄目收視率挺進鳳凰前三名；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 “媒體廣場”，集萃各類媒體，每天清晨滾動播出兩遍；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第一時間”的“馬斌讀報”；上海衛視“看東方”的“早報早知道”和“讀家新聞”等等都是電視和報紙信息共享，互動推廣，這些都是初級融合。

2.媒介渠道的融合主要表現為不同媒體日益融合。一方面，新媒介在不斷加盟新聞傳播陣營，從商業門戶網站到功能強大的搜索引擎，紛紛借助于傳統媒體的新聞生產力，通過匯聚新聞信息，在新聞傳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如搜狐與巧家報社組建的“奧運媒體報道聯盟”、騰訊與多家重量級都市報組建“捷報奧運媒體聯盟”，這些報網互動項目都將極大推動報道活動的開展。另一方面，傳統媒介在新聞傳播活動中對新媒介的借助和運用已成習慣，如用借助網絡新聞、通過手機短信獲取線索、利用手機和網站搭建受眾參與直播節目的平臺、將博客內容轉載到傳統媒介上等。目前出現的報紙網站、手機報紙、手機電視等，都可看做是渠道融合的結果。

四、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業務的變化

在數字技術和網絡傳播的推動下，媒介融合已成為傳媒的發展趨勢。媒介融合是不同媒介之間的整合與重組、交融與互動，是不同媒介形式在信息采集、制作、傳播過程中的全方位合作。媒介融合帶來了傳播觀念的革命性變革，影響著新聞業務形態的全部過程。它改變了傳統媒體新聞采集與制作的流程，并逐漸演變成一種獨立運行、流程完整、操作規范的新聞生產模式。在這種背景下，新聞業務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1.工作流程一體化

廣播、電視和報紙等傳統媒體以單一媒體形態和技術手段為基礎，形成單一的新聞采集、單一的新聞加工、單一的新聞產品和單一的傳播方式的新聞生產和傳播流程。融合新聞以多媒體集中采集新聞，根據所屬媒體介質和受眾特點分類加工、生產多樣化新聞產品，提供給所屬媒體選擇和傳播。

按照融合新聞流程，某地發生一個突發性事件，派往現場的采訪小組由有經驗的文字、攝影和電視錄像記者組成，采集后的素材迅速傳回編輯部門，由精通各類媒介報道特點和掌握數字、網絡技術的編輯制成不同類型的新聞產品給不同媒體播出。第一批新聞產品是簡要的廣播、電視新聞，網站的現場照片和簡訊，第二批產品包括比較完整表現事件緣由的電視節目，為報紙提供的有相關背景資料的文字報道和的現場照片，網站上鏈接報道和與此事有關的信息及各方反饋。第三批產品根據事件的發展，深度報道、電視的專家訪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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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或者說理論概念的風行，不是因為它的發明、發現者在學界享有知名度，盡管也不能 完全排除一定的輻射作用和馬太效應（建立一個概括性很強的抽象理論概念可以使一個學者一夜 成名，也有些學者將自己整個學術生涯建筑在一、兩個概念上），而是因為概念在社會科學研究 中有著至高無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在一定研究視角內，解釋紛雜社會現象的眾目之綱，是 學派、范式的定位點，也是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單位和出發點。按照保羅•雷諾茲（1971）比較極端的說法：在研究中，任何成果都不及發現一個新概念[1]。站在實證研究相對狹窄的立場， 我們可以這樣看：概念闡釋的過程就是實證研究的全過程。

然而，概念以及概念闡釋在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所占的 時間、比重以及投入的精力遠遠落后于其他方面，在研究生和教師心目中尚沒有完全形成對提煉 概念的直覺和探究概念的熱情與好奇心。鑒于概念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目前所處的比較“失 落”的境地，我認為這是中國未來傳播研究必需嚴肅對待的一個議題。就目前的問題和今后的發 展而言，我想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厘清現有傳播學及相關學科理論概念

簡單說，學習、厘清現有傳播學及相關學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須從事的一種“投入”（input）行為。目前見到較多的，無論是“拿來”的還是“土生”的概念絕大多數附屬于某個 理論或者理論體系，尤其是外來概念。這些理論概念的抽象程度與涵蓋面不同，一些屬于元概念（如，權力關系、社會資本等），也可以說集合概念，因為它們高度抽象，囊括了許多子概念；一些是變量概念（如，電視暴力、談論政治等），變量概念比較接近測量指標，甚至可以直接觀察到；更有很多是來自其他學科的概念（如，社會化過程、政治參與等）。這里有兩點值得我們重視，其一、能夠被我們稱之為傳播學本學科核心概念的寥寥無幾；其二、我們對常見概念的“生態”環境、概念化及操作化定義，以及它們所派生出來的研究、論戰、修正和跨學科理論貢 獻，缺乏完整的了解。舉個例子，涵化理論研究者們差不多十年前在針對這個理論的兩個元分析（meta-analysis）中，僅對涵化（cultivation）此一概念就找出近六千個研究發現[2]（Morgan& Shanahan, 1996; Shanahan & Morgan, 1999），其中多數超越了涵化研究原本的假設和理論 限定的模式，超越了狹義傳播學的領域，不少對涵化理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對于這些研究，哪 怕是其中幾個典型的分支，我們了解的還是很不夠的。如果說對傳播學現有的理論和概念存在 著一知半解的現象，主要原因當然是資料的匱乏、語言的制約、翻譯的疏漏，以及課程配置不均 衡的問題，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重視不夠、興趣不大、認識不足、訓練不嚴的問題。當我們研究的 概念跨出傳播學，進入到相關學科時，這些問題就變得尤其凸顯。可喜的是一些研究者已經開始 注意這個問題，并在整合、厘清一些重要概念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嘗試[3]。對于傳播研究的學者和 學生而言，這些整合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但絕對不應該視其為理解概念的捷徑，更不應該看了 總結、概括后就覺得不用看原本的文獻了。概念是人頭腦的主觀產物，自然界里是沒有這個東西 的。每個研究者都會根據其獨特的偏好，提出自己的問題，在做研究時或多或少帶有獨特的目 的，因此同一個概念在不同的研究中，其地位和定義大多有所不同，不可混為一談。

然而，一定程度的共識和共享的象征意義是必不可少的。遺憾的是，傳播學現有的理論 概念，數量不多，分歧卻很大，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沒有統一稱謂，如，英文media翻譯成中文有中介、媒介、媒體、傳媒和信息載體等不同說法；digital則變成了數碼、數字和數位；communication什么時候是交通、是溝通、是傳播、是傳理，至今沒有共識；audience既是受 眾，也是閱聽人、視聽人、讀者、觀眾等；news與journalism在英文里分別指新聞和新聞事業， 但是中文都翻譯成新聞，在使用的時候，會用來指涉抽象意義上的新聞本體、新聞作品、新聞事 業乃至新聞學這些相去甚遠的不同層次。稱謂上的不同容易帶來解讀上的差異，各自表述亦可能 造成意義的不交集。與此相關的一個常見現象是，同一個院系的教師和研究者由于關注的概念不 同而缺乏共同語言，許多原本密切相關的概念被拆散、割裂，“畫地為牢”，“隔概念如隔山” 的現象在傳播學科比社會科學其它學科似乎更為嚴重。近年來觀察到的一些變化可以說明這些問 題，比如：新媒體（包括互聯網）正在由傳播現象發生的場地變成傳播現象本身，作為一個特殊 概念與所謂傳統傳播學研究“分家”，獨樹一幟，而對此產生質疑的人并不多；新聞學和傳播學 日趨勢不兩立，連溝通意愿都很難建立；文化批判學派和受眾效果研究互不通氣，甚至相互鄙 視；對同樣的概念（如，媒介素養、民意、信息，知識，效果等）的解讀南轅北轍；媒介史、媒 介生產過程、媒介內容和媒介效果被人為地分解成不同領域、不同陣營、不同地位、不同的學 者。凡此種種，使得傳播學者厘清現有概念的任務變得更為艱巨。

二、提煉新的理論概念

在傳播學領域，發現、創造新的理論概念是從具體現象走向普遍規律，或在前人總結的普遍 規律中找出新問題，從而進行的 “產出”（output）或者“再造”行為。雖然我們永遠不能低 估靈感和想象力的重要性，但創新是建筑在對現有概念的（透徹）理解之上的，離不開研究者在 文獻中的浸泡。如上所述，我們的研究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學術成果，也存在著問題。總結 起來，有以下幾點：一、概念零散且概念化定義不完整、不系統，致使概念相互之間缺乏共享、 溝通的余地；二、描述多于分析仍然是普遍現象，即研究者對于一些概念的闡釋停留在對某種現 象的單變量解釋，無法帶出前因后果，不能引向理論；三、研究方法不當造成概念化定義與操作化定義脫節，為取證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四、理論概念的產生缺乏跨學科、跨文化、跨國境的借鑒與貢獻――傳播學在學科上很難自成一體，在地域上亦不能完全封閉，因此我們的許多概念不 可避免地來自社會科學其他學科，來自其他文化和國度；五、整合、厘清現有概念固然是研究中 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重總結、輕創新的心態有可能會掩埋創新的動機和靈感；六、拿來主義風 行，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我們自己的概念”的發現和發展。

必須強調的一點是，這里說的“我們的自己的概念”，絕無“只能解釋此地，只能解釋此 時”之含意。相反，我認為我們的研究者在建構理論概念的過程中，時刻要對一個前提保持警 覺，那就是，我們的概念雖然來自中國的具體實踐，但卻能夠從中看到傳播的普遍規律，達到在 理論層面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高度。目前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中產生的“我們自己的概念”為數不 多，能夠走出中國，得到國際學術界借鑒和認可的更少，由此而刺激了其他國家研究者在研究本 國問題時“復制”的概念幾乎絕無僅有，這一方面有歐美研究界的排他和自我中心的因素，另一 方面也有我們的概念缺乏普遍性的原因。在歐美，尤其是美國，傳播學研究受社會穩定、制度完 善、固有學科范式的影響，研究議題日趨微觀、瑣碎，可以說已經步入托馬斯•庫恩所謂的“常態科學”[4]，發展空間極其有限。中國的改革開放為傳播學者發現概念，建構理論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我們正在經歷的社會轉型過程，可以說，亂中有序，變中有定，為傳播學提供了寶貴的“自然實驗場所”和“英雄用武之地”。我們可以充分借助改革帶來的社會變化，提出很多有意 思、有意義的傳播學概念、研究問題和研究假設。

講到這里，我想舉三個例子來說明在提煉理論概念方面，我們利用社會變遷的優勢有可能 做到的事情。一、很多常見的西方媒介效果理論概念著眼于媒介對受眾產生的“同質化”作用（如，涵化，議程設置，沉默的螺旋，框架等），忽視了媒介生產及其內容造成受眾分化的可能 性。而在中國，當政治和市場的角力表現為傳媒內容“人格分裂”時，我們是否能夠更容易找到 受眾“異質化”的表現？對這種“異質化”的解釋是否能夠涵蓋“同質化”？是否能夠幫助我們 修正，甚至傳統的理論？這種規律在互聯網時代，在其他國家和社區，不能說沒有。雖然這 種概念看起來相當重要，但從這個角度來研究傳播理論的文章非常罕見。

二、政治學對“公眾話語”和“隱藏話語”的探討應用到歐美的傳播學研究中，變成了媒介 如何使用“替代話語”將某些社會群體和利益集團“去合法化”的議題。在中國，這種情況可以 正好相反，我們要問：媒介是否利用“球”和“隱藏話語”為弱勢群體服務，將越軌行為和 邊緣人群“合法化”？這樣的研究結果并不排斥西方已有的研究，卻能夠大大充實我們對媒介內 容與受眾影響的關系的理解。此類研究視角不能算創建新概念，而是在概念的定義和涵蓋現象上 的創新和拓展。

三、框架理論的研究在西方，關注的重點是媒介從業人員如何通過媒介內容的文本建構， 來解釋現實和服務于各種意識形態，而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如果我們把研究切入點調轉一下， 來比較那些被媒介認為最不需要投入精力或者投入最小精力的文本框架，和新聞從業者精心建構 的媒介文本框架之間的關系，就可以提出以下問題：首先，是不是那些被視為天經地義的文本框 架，才是意識形態扎根最深的、最不容易受到質疑因此勸服效果可能最大的框架呢？也就是說， 在框架建構中，刻意投入是否和傳播效果成反比？其次，同樣的話語，當它們無需經過刻意打造 就脫口而出、呈現在官方的話語框架當中，是否具有較高的“顯性”？而另一方面，這些話語又 同時可通過媒介從業者的精心挑選、措辭和排列，以“隱性”的形式巧妙地隱藏在“替代話語” 框架中，成為與官方顯性話語完全不同的指涉？換句話說，官方話語里的套話（顯性）對于記者 來說可謂全不費功夫，但是同樣的套話在替代性話語里被巧妙使用（隱性），為球的特殊利 益服務，卻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提出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和問題，對于中國和西方的傳播學 研究至少有做出貢獻的潛力。

我認為在中國，未來傳播學研究特別需要關注的議題之一就是充分意識到概念的理論價值，在變革中尋找規律，提煉本學科的核心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發現具有理論貢獻的概念，在 靈感和想象力的引導下創造“出乎意料之外，在乎情理之中”的概念。

參考文獻：

[1]Reynolds, Paul. (1971). A Primer in Theory Construction. Boston, MA: Allyn & Bacon

[2]Morgan, Michael & Shanahan, James (1996). Two decades of cultivation research: An appraisal and a meta-analysis: In B. Burles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0. Thousand Oaks: Sage; Shanahan, James & Morgan, Michael (1999). Television

and Its Vie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篇6

新聞教育進入大學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反對的聲音一方面來自于報界，一些人認為師徒 制是培養新聞記者最好的方式，另一方面來自于大學，1892 年報界巨頭普利策帶著捐款向哥倫 比亞大學校長塞思洛提出建立新聞學院的請求時，遭到婉言回絕，理由是設立這樣一所學院會 損害哥倫比亞大學的學術聲譽。[2]雖然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學開始開設新聞 學課程或創建新聞學院，1918年北京大學也正式成立了新聞學研究會，但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 新聞學教育中“術”與“學”的爭論久未平息。傳播學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為新聞學教育的發展 提供了良好的學術土壤，使其在大學中的學術身份與地位得到加強。傳播學在學術層面，讓研究 者們看到了另一片繁花盛開、廣闊無垠的研究領地；在教育層面，又給傳統新聞學帶來了更為豐 富的理論滋養與批判意識。但對于起步較晚的中國傳播學而言，傳播學與新聞學邊界的模糊不 清，核心理念與學術立場的模棱兩可，使當前中國的傳播學教育尚處于思考與探索階段，未能確 立明確的教育目標，形成鮮明的教學特色。與相對成熟的西方傳播學教育相比較，中國傳播學的 未來發展可簡要地歸納為三個焦點：明確“局外人”的批判視角，從“大眾傳播學”轉向“傳播 學”，以及通過加強理論建構推動學科建設。

“局內人”與“局外人”

在學術研究中，“‘局內人’指的是與研究對象同屬于一個文化群體的人,他們享有共同的 (或比較類似的) 價值觀念、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局內人’之間通常共有比較類似的生活經 歷,對事物往往有比較一致的視角和看法。‘局外人’指的是處在某一文化群體之外的人，與這 個群體沒有從屬關系。……由于‘局內人’之間通常享有一些共同的觀念和思維方式,研究者可 能會對被研究者的某些語言和行為所隱含的意義失去敏感。他很容易認為自己對這些意義已經十 分了解了,沒有必要再進行追問和探究。‘局外人’由于與被研究者分屬不同的文化群體,有自己 一套不同的價值觀念和行為習慣，因此在研究中他可以與研究的現象保持一定的距離……可以在 研究的過程中利用自己的文化框架來幫助自己理解異文化中的某些現象。”[3]

在新聞傳播學教育中，英國新聞教育學會會長羅德艾倫提出，新聞學與傳播學應該有嚴格分界，新聞學教育的目標是培養職業記者，而傳播學創辦的宗旨在于培養傳媒批評家與分析者。

[4] 換言之，新聞學教育是以“局內人”的理念，深入媒體文化本身，根據媒體的需要，傳承媒體 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教授媒介產品的制作細節與職業技能，而傳播學教育則應站在“局外 人”的立場，與媒介保持距離，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媒介對受眾與社會的影響。在美國，雖然新聞 學與傳播學也常常共存于同一學院，二者之間的界限比較模糊，但近年來，對大眾傳播批判性的 研究也日漸興盛。[5]

目前中國絕大多數新聞與傳播學院都開設了傳播學的相關課程，如傳播學概論、大眾傳播學 等等。但總體而言，新聞學與傳播學在課程設置與教育理念上并無太大區別。新聞學與傳播學的 本質差異也未能在各階段的教育中得以體現。在本科教育階段，傳播學課程數量較少，大多作為 實務類課程的補充，以概論性課程為主。在研究生教育階段，傳播學胸懷廣闊地將廣播電視、廣 告、網絡、動畫等相關專業納入其中，新聞學則被相對狹義化，近乎成為“報業”的代名詞。簡 而言之，二者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傳播學偏重于理論提升，新聞學專注于技能培訓；傳播學以電 子媒體、網絡新媒體等為主要的媒體依托，新聞學將報紙作為主攻目標。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傳 播學教育是對傳統新聞學教育的錦上添花或領域擴張，并未顯現出獨立而強勢的發展態勢。

“局內人”與“局外人”的教育理念定位，為中國傳播學教育的未來走向提供了有益參 考。傳播學對于新聞學的區別或超越，不能僅僅停留于媒介形態的差異、涵蓋面的寬窄，而應深 入到更為本質的學術立場、觀察視角，以及教育目標、教育職能等層面。正如休梅克所言，批判 性思維應該成為傳播學課程的一部分，首先要大量開設每一個傳播專業的學生都應該知道的公共 核心課程，在此基礎上再開設相關的技能課程。[6]

從“大眾傳播學”到“傳播學”

查菲曾不無憂慮地提出，傳播學中“小國割據”，是學術上的南斯拉夫，在“傳播”這個大 的概念下，存在著無數的子概念，如大眾傳播、口語傳播、電信傳播等等，甚至很多傳播學者也 把自己的研究作為文學和哲學批判研究的一個部分。[7]

在西方，大眾傳播媒介的相關教育與研究通常集中在新聞學領域，傳播學是一個相對寬泛的 概念與范疇。但在中國，情況恰恰相反，“傳播學”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大眾傳播學”的專有名 稱。組織傳播、人際傳播、政治傳播、健康研究等西方傳播學研究與教育的重要領域，在中國依 然處于邊緣地帶，僅有少數院系開設了一兩門課程。即使是大眾傳播學的教學，更多的注意力也 投向了美國經驗學派的研究成果，對歐洲批判學派的關注明顯不足。傳播學教育在這個意義上甚 至狹義化為了“美國大眾傳播學”。

不可否認，大眾傳播學是傳播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與大眾媒介關聯最密切的部分，但傳 播學的狹義化明顯阻礙了傳播學教育國際化的發展趨勢。因而，陳力丹在論及傳播學在中國的發 展朝向時特別提出，“課堂教學，要全面向學生傳播傳播學各個學派、各個方面的知識，避免以 大眾傳播學替代傳播學。”[8]中國傳播學教育從“大眾傳播學”到“傳播學”的過渡，不僅需要 新聞傳播學科內部的自省與革新，同時還需要加強與其他學科的良性互動。傳播學多學科起源、 跨學科發展的自身特點，決定了傳播學教育對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甚 至自然學科的依賴。因而，未來中國傳播學教育一方面應該增加跨學科課程的比例，強調通識類 課程和人文社會科學類課程，另一方面，相對新聞學教育，傳播學教育更應強化理論基礎，增加 理論類課程的比重，輔以新聞實踐類課程。將傳播學的若干子領域，如人際傳播、組織傳播、政 治傳播等列入專業基礎課程中。這不僅是中國傳播學教育與世界接軌的必然走向，而且是傳播學 學科建設與理論發展的必需。 53

學科建設與理論建構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在教育層面將新聞學與傳播學合二為一是出于學科建設的需要。一個學 科若要獲得學術身份認同與學科地位，必須進行理論建構。一直以來，學術性與理論性的缺失是 新聞學的軟肋。傳播學的誕生給予了新聞學無數的學術想象與學術滋養。雖然較之新聞學，傳播 學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傳播學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先天不足”。其學科地位的缺乏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為沒有核心知識與統一理論。1996年安德森分析了7種傳播理論教材，從中鑒別出249 個各自不同的“理論”，其中195個僅在1本教材中出現過，也就是說，只有22%的理論在7本教材 中出現過1次以上，只有7%（18個）被3本以上的教材介紹。“如果傳播理論真的是一個領域，那 么似乎應該有超過一半的介紹性教材，對該領域基本內容的7%以上達成一致意見。”[9]

對中國傳播學研究而言，理論建構更是一項宏大而艱巨的工程。作為學術“舶來品”，傳播 理論在中國學者的研究視野中，或是在“國際化”趨勢下的理論譯介和理論描述，或是在“本土 化”框架下的理論運用與理論測試，鮮有獨立的理論創見。“理論”接近于科學法則，特指經過 完全檢驗的思想與觀念，它是對一系列觀測結果的解釋，這些觀測結果以被證實的假說為基礎， 并多次被相互獨立的研究者所檢驗。對個體研究和單獨的研究者而言，只可能創立一個假說，而 不能創造理論。在這個意義上，傳播學理論建構是全體研究者的共同追求與目標，中國學者應成 為其中的積極分子，中國傳播學教育也力求為此添磚加瓦。

基于學科建設與理論建構的重任，傳播學教育除了在本科生教育階段強調理論素養之外，更 需要強調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在教育目標與宗旨上，明確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差異，強 調傳播學教育的批判立場與理論視角，加強對學生的理論訓練、理論積累與學術培養。在教材選 擇上，盡可能使用英文原著，用原文原典還傳播學原貌，既有利于學生英語能力的提高，又避免 二手資料造成的理解障礙。在教學方式方法上，加強研究方法的學習與訓練，在全球化的理論背 景下充分激發本土化的學術想象力。

注 釋：

[1] 與此對照，其他國家有不同的模式，如英國城市大學將大眾傳播系設在社會科學系，美國密蘇里大學傳播系獨立于新聞學院，設在藝術與科學學院，臺灣地區傳播相關系所更廣泛地分布于人文社會學院、傳播學院、教育學院、管理學院、藝術學院等。

[2] 轉引自單波. 反思新聞教育. 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3] 陳向明.質的研究中的“局內人”和“局外人”.社會學研究，1997（6）.

[4] 鐘新. 英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嚴格分界. 國際新聞界，2002（5）.

[5] 鐘新. 美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界限模糊. 國際新聞界，2002（6）.

[6] Shoemaker, P. J. (1993). Communication in crisis Theory, curricula, and pow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146-153.

[7] Rogers, E. M. & Chaffee, S. H. (1993).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y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125-131.

篇7

【關鍵詞】新聞理論體系；新聞學學科特質；新聞學核心

【中圖分類號】G210【文獻標識碼】A

一、現狀：“新聞理論體系”問題的提出與探討

“新聞理論體系”問題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新聞理論研究方面一個日漸凸顯的學術話題。最早從一些學者對我國新聞理論體系學理性的反思開始(劉建明，1991：童兵，2000)，再到一些博士生的研究課題(沈莉，1998；陳作平，2005；唐遠清，2006)，甚至到國家社會科學項目的立項(丁柏銓，2002)，直到目前一些新聞理論專著的最新嘗試(楊保軍，2006)，“新聞理論體系”問題的研究無疑正在形成一個階段性的研究。

“新聞理論體系”問題研究主要關注的是1978年以來我國新聞理論體系的建構與發展問題，它可以分為兩種研究取向，一種是試圖描述我國新聞理論體系的范式轉型軌跡，一種：是直接探究建構新的高質量的新聞理論體系。這兩個方面又是相輔相成，互為依托的。對新體系的建構必然要對舊的體系進行反思和批判。現擇其要者，可以概括這類研究的核心觀點如下：

1、高質量的新聞理論體系建構標志著一個學科的成熟。

鐘情于“新聞理論體系”問題的研究者普遍持有這樣的觀念，認為任何一個學科，當它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階段、一定水平的時候，都會開始進入到一種自覺地追求理論體系建構的階段，特別是學科基礎理論體系的確立，往往標志著一門學科的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而這個新階段，對我國的新聞理論體系建設而言，還意味著對全球化進程的參與。楊保軍指出： “今天的世界已經進入一個全球化時代，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盡管文化差異是事實性存在，意識形態的爭端也是不可否認的現實，各國的現實狀況也有或大或小的不同，但人類面臨的諸多共同問題，也促使普世的東西越來越多”。

2、對板塊式結構自然思維方式的批判。

我國新聞理論體系建構最早始于甘惜分先生的《新聞理論基礎》，其重點主要是探討有關新聞的一般原理和新聞事業與現實生活、與群眾和與黨的關系等問題，初步奠定了板塊式結構框架。后來我們的新聞理論雖然受傳播學的影響，不斷豐富發展，但基本上都不脫板塊式結構的模式，并形成了新聞、新聞事業、新聞工作三大塊的模式。劉建明先生認為這種結構模式有簡單堆砌之嫌，陳作平指出這種建構方法屬自然思維方法，認為“這種思維方式沒有將把握新聞實踐共相和對各種具體形態的全面統攝作為理論研究的最終目標，而是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將解決實踐問題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放在第一位，主要是對局部經驗的歸納總結和一定的邏輯分析來把握新聞活動的內涵”這種經驗式和隨機式的研究方法客觀上造成了理論內部不斷分解和切割使概念不斷膨脹，同時又變得支離破碎，解釋力度下降。

3、按照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建構的要求，積極探求穩定成熟的高質量的理論體系。

所謂按照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建構的要求，就是要使理論體系具有科學的推理脈絡、清晰的邏輯起點、嚴謹穩定的概念層級和無可辯駁的結論。

追逐著上述目標，出現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童兵先生的《理論新聞傳播學導論》一書，試圖按照拉斯韋爾的5w模式建構自己的體系，“我的使命是沿著這一公式指點的路徑，逐一說明傳播系統中各個子系統的相應位置、功能及其相互間的有機聯系。”再比如最近出版的楊保軍的《新聞活動論》一書，以新聞活動為線索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包括新聞活動自身、新聞活動主體、新聞活動對象、新聞活動媒介、新聞活動原則、新聞傳播規律、新聞活動界限、新聞活動環境等。陳作平先生則提出了新聞理念、媒介功能、媒介形態的結構路徑。這些探索，無疑都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和價值。

二、反思：如何討論新聞理論體系的建構問題

通過第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新聞理論體系建構問題的提出，主要是不滿足于傳統的自然思維方式統領下板塊式新聞理論的建構模式，希望尋找到一個在全球化時代更具普世性和更為科學的理論框架。而這種科學的理論框架，在目前的探索來看，很顯然就是直接以傳播學框架為框架，不論是以5w框架結構還是以新聞活動為貫通，這里面體現的都是一種傳播學的結構思維和過程思維。

這里就出現了兩個問題：一是傳統的板塊式新聞理論體系真的就一無是處嗎?板塊式新聞理論體系的歷史合理性在哪里?二是傳播學與新聞學的區別到底是什么?可以以傳播學的框架取代新聞學嗎?

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板塊式新聞理論體系的建構方式固然有其經驗把握的隨意性，但作為人類實踐經驗的提煉升華，自然也有其現實邏輯的依據。甘惜分先生后來在其主編的《新聞學大辭典》中把自己的理論體系概括為一個邏輯起點和兩個三角。一個邏輯起點就是“新聞”，兩個三角則是“新聞――傳播者――受眾”這個小三角和“新聞控制者――廣大受眾――不斷變動著的現實世界”這個大三角。這種三角理論模型正反映出一種在關系中把握新聞的思路，是我們在未來的理論建構中需要繼承的精神遺產。板塊式新聞理論體系的另一個優勢是非常適宜新思想的嵌入。在新聞理論范式轉型的過程中，新的思想創新可以以一個個新板塊的形式添加進去，從而形成一種“轉型新聞學”的特殊樣態。李良榮的《新聞學概論》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它不以所謂的理論體系構建為要旨，卻以新聞學基本概念的傳達為追求，以對最新的新聞理念的把握為要務。而這，正是板塊式新聞理論體系的歷史合理性之所在。一批學人不主張對新聞理論體系進行過早的建構，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其次關于傳播學與新聞學的區別問題。有人認為在西方不存在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區別問題，認為這是一個純中國式的偽問題。但這正是中國獨特的理論語境下所產生的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大問題：當西方希望通過報刊市場化和大眾化解決了新聞的職業化和專業化問題，并在新聞理論體系中牢牢奠定了新聞專業主義的核心地位的時候，傳播學才形成，并以其強大的理論張力形成對新聞學內容的豐富。我國的新聞理論體系正相反，它需要借傳播學的科學性來消解理論中的僵化的意識形態內容，而后再來確立新聞專業理念，而此時的傳播學并不能提供這方面的內容。所以從理論上弄清楚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區別問題，就成為我們考察新聞理論體系建構的起點。

我們認為，傳播學的學科特質是結構性、交叉性和開放性，也就是說，傳播學討論的是人類傳播行為的社會結構性存在。具體說來，它是在社會學結構論的支持背景下，把傳播作為一種

社會的結構來研究的。同時，傳播學理論也是以5W這樣一種結構性過程模型為基礎來建構的。也正是由于傳播學的這種結構性特征，才衍生出了傳播學的多學科交叉性和開放性，它幾乎向所有的社會科學領域開放，形成了十字交叉路口的現象。

新聞學的學科特質則是主體性、理想性和實踐指向性。在傳播學出現之前，傳統的新聞學是在新聞業走向專業化、職業化的過程中形成的，它從新聞實踐的經驗中概括提煉出自己要研究的問題，主要是關于記者編輯操作規范和媒介組織與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兩方面。傳播學出現并成熟后，對新聞學最大的貢獻就是提供了一個科學的信息傳播的理論基礎，使新聞學擺脫了前科學的經驗性研究狀況，并把新聞學的邏輯起點確立為新聞信息，新聞信息的需求、生產、消費、分配和控制構成了新聞理論的邏輯演繹脈絡。在我國，傳播學更是具有直接的解放意義，傳播、信息、受眾等概念豐富了新聞的定義，并使新聞與宣傳的區別成為可能。但這并不意味著傳播學可以取代新聞學。新聞學屬于專業應用學科，其核心是對新聞從業人員進行的專業化、職業化理念訓練，尤其是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專業訓練。所以，它是圍繞著雙重傳播主體(記者編輯／媒介組織)而展開的關系研究，如果說傳播學是5W模式的過程框架，新聞學卻是以兩個主體為頂點的關系框架，同時，新聞學中還含有傳播學中所不強調的核心價值內容――新聞專業主義以及對新聞實踐直接有指導意義的操作原則等內容。

所以，討論新聞理論體系的建構問題，其根本原則是要尊重新聞學的學科特質，在這個前提下，既要保證理論體系建構的科學性，又要保證理論體系建構的簡約性。

三、建構：“新聞學核心”模型圖

通過第二部分的分析，我們確立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區別所在，并指出應該在尊重新聞學學科特質的前提下建構新聞理論體系。這就排除了那種把新聞學擴張為傳播學或把新聞學擴張為媒介經營學和操作學的建構取向。這多少有點類似于寧樹藩先生建議把新聞學區分為本義新聞學和廣義新聞學的思想。但本文更愿意把這種建構取向稱為“新聞學核心”建構，并用下面的模型圖予以演示： (見下圖)

在這個模型圖中，新聞學核心由新聞本質論、新聞關系論和新聞理想論三部分構成。在新聞本質論中，主要解決新聞的本質是信息，新聞的起源是人類信息交往的需要，信息．的需求、生產、消費、分配與控制是形成新聞、新聞事業主要關系的邏輯脈絡這類的問題。其知識背景是傳播學的基礎理論思想，如傳播觀、信息觀、新聞生產觀等。在新聞關系論中，主要包含六大關系和六大命題。六大關系是記者(新聞)－事實、記者(新聞)－受眾、記者(新聞)－媒介、媒介組織－政府、媒介組織－公眾、媒介組織－商業，六大命題就是新聞事實論、新聞價值論、新聞形態論、媒介屬論、媒介體制論和媒介生態論。新聞就是在這些主要關系構成的社會場景中的實踐呈現和功能施展。新聞理想論則是指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包含客觀性原則和新聞自由理念)。它是新聞事業合法性的根本來源。

四、結語

一直以來，對新聞理論體系的研究有一種復雜化的傾向和對傳播學的盲目崇拜，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確立起新聞學的學術地位。這未免走入了誤區。傳播學理論對新聞學理論的最大貢獻就在于使得傳統新聞學中呈零散經驗狀態的研究在結構性思維的統攝下聚合成了一個邏輯性非常強的體系，具備了一個更廣闊的信息傳播的結構性知識框架，從而大大提升了新聞學的邏輯性、科學性和學理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傳播學的框架可以直接成為新聞學的框架，傳播學的結構性思維特征只能潛隱地滲透在新聞理論體系的建構中，作為一種底色而存在。而且，正是由于傳播學的存在，新聞學的學科特質才被更集中地凸顯出來，而且這種學科特質最終體現在“新聞學核心”的理論建構中。

篇8

1 新聞學、傳播學

基于信息發展環境下，高等教育在教育改革過程中逐漸將新聞學、傳播學等內容納入到教育范圍內，且利用新聞學與傳播學間的共性引導學生在對該學科進行學習的過程中可為重大新聞事件及世界趣聞要點展開深入的分析，達到高效率學科知識學習狀態。此外，經過大量的實踐研究表明，新聞學的發展早于傳播學，即傳播學學科是基于新聞學的基礎上不斷進步，且就此完善自身屬性、特質。但由于新聞學、傳播學在本質層面上呈現出差異性特征，因而二者存在著相互促進、相互互補的關系，為此，當代信息社會在發展過程中應著重深化對此特性的認知[1]。

2 傳播學與新聞學的定位

基于傳播學、新聞學定位的研究中可看出，新聞學、傳播學在發展過程中為了穩固自身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實現了報學新聞學大眾傳播學傳播學的發展趨勢，但從新聞學、傳播學概念即可看出，二者間存在著相互吸取的關系，因而基于傳播學、新聞學定位的基礎上不能對其進行相互取代。此外，基于教育的角度可看出，新聞學、傳播學間存在著一定的界限。例如英國在相關領域教學過程中即將制作過程作為新聞學教學重點，而傳播學教學中更為注重對學生研究能力的培養，因此，實現了對新聞學、傳播學的有效定位。但是，美國在教育活動開展過程中時常將新聞學、傳播學規劃為同一領域。繼而在此基礎上，我國相關專家學者在對其進行深入研究的過程中應注重對其展開精準的價值定位，避免科學知識交叉問題的凸顯。

3 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異質性、關聯性表現

3.1 研究方法

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方法的異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傳播學者在對學科內容進行研究過程中主要崇尚對辯證邏輯方法的應用，即與傳播學形成同中求異的研究形式，同時在研究過程中逐步突破了主流傳播學思想的限制。2）歸納、演繹邏輯方法被廣泛應用于新聞學研究領域中，即其要求研究學者在學科研究過程中應充分發揮自身邏輯思維對新聞學領域知識進行探討，且通過實驗等形式對知識體系進行實證驗證，形成透徹的研究效果。3）新聞學與傳播學在研究方法的相同之處主要體現在二者在學科體系研究過程中均涉及到了文獻研究、階級分析等研究方法的應用，且在研究活動開展過程中從采、寫、編、評等途徑入手深化研究成果，并借助新聞媒介達到最佳的研究狀態。

3.2 學術立場

基于主流傳播學與傳播學批判學派產生的背景下引發新聞學、傳播學在學術立場層面上呈現出相應的差異性。即新聞學在發展過程中其旨在培養富有公共服務意識的媒體人，且在學術研究過程中將職業技能培訓、專業倫理培訓、人文精神灌輸等視為主要研究目的，繼而由此凸顯出學術立場的鮮明性。此外，主流傳播學學術立場在設定過程中強調了對政治、軍事、企業等綜合因素的考慮。例如，美國主流傳播學在學科探究過程中即將媒體企業商業廣告效果及政治競選信息的傳播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繼而與新聞學研究立場呈現出相應的差異性特征。另外，傳播學在立場表達過程中強調了對商業語言的套用，繼而形成了鮮明的學術立場設定，但二者在人文取向等領域研究過程中仍然存在著某些相同之處。

3.3 研究層面

新聞學與傳播學在研究層面的異同首先體現在新聞學領域在研究活動開展過程中將業務研究視為自身研究重點，即其傾向于對術的研究，因而要求當代學者在對新聞學內涵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應基于新聞、廣電、廣告不同形態的基礎上以新聞傳播規律的探究形式來達到深入的研究目的，且將公關活動規律、廣告活動規律等內容納入到研究范圍內，形成最佳的學科研究狀態。而傳播學在知識領域研究過程中旨在探討新聞、廣電、廣告等的學理層面，即二者基于探討內容相同的基礎上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視角，繼而就此呈現出相應的差異性特征。同時，傳播學與新聞學相比，其凸顯出概括性、指導性、抽象性的特點。因此，學者在學科知識研究過程中應注重結合其研究特性[2]。

3.4 研究對象

就當前的現狀來看，新聞學、傳播學在研究對象層面的異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基于媒介范圍選擇的背景下，新聞學在知識領域研究過程中強調了對新聞媒介的運用，即將廣播、電視、互聯網、報紙等作為自身信息傳播的主要途徑，且就此為受眾搭建良好的信息平臺，便于其及時了解到全世界重大新聞事件。而傳播學在發展過程中將大眾傳播媒介作為自身媒介范圍，即借助電影、書籍等達到信息傳播目的。2）在研究內容層面上新聞學在學科研究過程中將寫作、采訪、編輯等視為研究重點，而傳播學更為注重對言論、文藝等知識的灌輸，繼而導致二者在研究對象層面呈現出異同的特性[3]。

4 新聞學與傳播學互動方法分析

在新聞學、傳播學發展過程中為了實現二者間的良好互動，加快探索步伐是非常必要的。如1994年著述《新聞傳播學》、1995年《新聞傳播學原理與研究》、1997年《新聞傳播導論》等的出版均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新聞學與傳播學間異同的研究，且在研究過程中明晰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生活地進步。同時新聞傳播學概念的引進也逐步實現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有效互動。此外，在新聞學、傳播學研究過程中為了達成二者的互補，在新聞傳播學概念界定過程中基于新視角、新審視路徑的基礎上達到了新聞傳播過程發展目的，且通過對英文表述方法JournalismCommunication的運用開拓了學者研究視角，最終就此推動了信息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此外，就當前的現狀來看《新聞學》《傳播學》課程也被逐步引入到高等教育中，繼而就此實現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良好互動[4]。

5 新聞學與傳播學未來發展方向

基于新聞學與傳播學發展的背景下，其要求相關專業學者在對二者學科理論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應倡導學科間的交互學習，且利用二者優勢達到互補的研究目的。此外，在新聞學、傳播學未來發展過程中二者將結合自身重點研究內容建構全面的發展系統，并在系統優化過程中保持自身屬性、特點，最終避免同化作用影響到自身發展成效。另外，在信息社會背景下，要求學者應結合新聞學、傳播學各自優勢對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的重大事件展開報道及傳播行為，繼而便于受眾在信息獲取過程中可及時掌控到第一手社會新聞資訊，并對其展開傳播行為。除此之外，基于新聞學與傳播學發展過程中保障信息傳播過程中的真實性是非常必要的，因而應提高對其的重視程度[5]。

篇9

[關鍵詞] 受眾 大眾傳媒 受眾本位 反饋

一、新聞傳播活動中受眾的概念及地位

1.受眾的概念

受眾的概念可以從幾方面來理解,從字面意義上講:“受”意為接受,“眾”即群眾,受眾也就是指接受的人。受眾這個詞引入到傳播學也就是指信息接受者的意思。

受眾,作為傳播行為的接受者,是信息傳播的目的地,是傳播活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在國內傳播學和大眾傳播學文獻中,也有不少人把受眾稱為“受傳者”。在新聞信息傳播中,針對不同性質的媒介,受眾的定義與所涵蓋的對象也不盡相同。

2.受眾的地位

新聞受眾在新聞傳播中處于核心地位,新聞傳播的全部工作和一切活動都是圍繞新聞受眾展開的。

對于傳播媒介來說,受眾是所有媒介的衣食父母,換句話來說拋開受眾感受而獨自存在的媒介活動是不會有所發展的。在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環境中,傳播領域現已不是一家或者一個國家新聞媒介間的相互競爭了,而是已經演變成全世界范圍內媒介對受眾的競爭,在這種大前提條件下媒介更應清楚的認清受眾才是媒介傳播中的核心。

隨著媒介自身變革的加劇,“受眾的注意力是媒介的利益之源”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媒介所認可。如今,媒介對生存空間與受眾群體的爭奪日益激烈,主體意識和能動意識不斷增強的受眾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種扮演了絕對的主角。

二、新聞受眾地位的轉變

受眾地位的提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體現在新聞理論研究這個方面上。跟新聞傳播有關的學術界,在受眾地位這個方面的研究投入的人力物力,可以說是空前的,這就為受眾地位在理論上提供了學術支持與概念基礎;其次,體現在各種媒體的新聞實踐中。不同性質的媒介,在其自身的信息傳播過程中,對不同層次與不同領域的受眾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和研究,這就為受眾地位在實際中提供了數據支持與事實依據。那么,新聞受眾為何受到如此的重視呢,它又有怎么樣的地位轉變呢?

1.受眾――是新聞傳播由“純意識形態行為”轉入“市場行為”的締造者。

最初的大眾傳播是傳媒組織運用先進的技術手段向大量的受眾發送信息,受眾一般無法接近傳媒機構,人們只能被動地接受信息。這樣的形式有時會給傳播者一種錯覺,仿佛自己無所不能,受眾就是傳播者思想意識和意志的灌輸對象,只要傳播者輸出,受眾就肯定會輸入,形成有效的傳播過程。

到了1948年,拉斯維爾提出了傳播過程的五要素模式,即誰、說了什么、通過什么渠道、向誰說、有什么效果,這一模式的提出與興起預示著媒介對受眾關注的興起。從此以后,受眾越來越被認為是擁有自主意識和自我判斷能力的權力主體,媒介也清晰地認識到受眾對媒體的接近與使用無不帶有一定的目的性,是一種主動的行為過程,是自身需求的反映。

受眾的主觀意識發展與社會主體的發展總是同步進行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媒體的發展賦予了受眾更多的自由和權利去選擇自己喜好的新聞信息。而新聞觀念的發展,是受眾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新聞觀念的變革,也反過來改變著受眾本身,這種改變,不僅包括對人思想觀念的改變,對人行為模式的改變,對人文化心理的改變,同時也包括對人們接受新聞的方式、接受新聞的心理的改變。隨著人本時代的到來,國人的潛能得到極大程度的挖掘,人本身的全面發展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傳媒也日益重視和正視人的價值存在。正因如此,作為一種獨特人文存在的傳媒業,從大的文化視角出發,來關注人和人的存在,而受眾進而就不可逆轉地成為了媒體關注的焦點和目標。

2.受眾――是新聞產品市場價值實現的最終決定者。

在現階段,傳媒都在追求傳播效果的最大化。“新聞產品”要想實現其商業價值,就必須和其他商品一樣同樣需要完成市場交換才能實現。因此對于傳媒來講,受眾就是市場。媒介為了生存與發展,只有重視受眾,充分考慮受眾的需要、興趣、愛好,才能在激勵的市場環境中得以生存。

例如,電視欄目,雖然肩負著傳播信息、制造娛樂和營造良好人文氛圍的重任,但它終究是一種特殊的商品,觀眾的收視本身就是一種消費行為。如果沒有人觀看,則其的市場價值得不到實現,那么欄目所有的文化價值的實現便成了一句空話,變得沒有任何意義。新聞報紙也是如此,如果新聞報紙提供的新聞信息對讀者沒有什么價值,既不能給受眾帶來他所需要的知識,又不能讓他得到一種精神上的愉悅,那么這張報紙就會遭到讀者的冷遇,從而失去自己的市場,并進而失去自己的文化功能,最終將被時代所淘汰。

我國的傳媒業在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以后,新聞傳媒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各類媒體紛紛作出對策,如創設吸引一流的編輯、記者等新聞人才的良好環境,搶發獨家新聞,開辟獨具特色的專刊副刊,以及報紙價格大戰,廣告大戰,想方設法擴大發行量等等。凡此種種,歸結到一點,那就是對受眾的爭奪與獲取。誰準確地抓住了受眾的心理需求,誰的覆蓋面就廣,誰的影響力就大,誰就擁有更多的受眾,誰就會在競爭中占據優勢,誰就實現了最終的目的。

3.受眾――是媒體消費的主動選擇者。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大眾傳播發展到今天,報紙、雜志、廣播、電視、互聯網、手機已是各領,形式日趨多元化,手段日趨現代化。

媒體之間的競爭,使受眾的可選空間變得越來越大,主動性也是越來越強。媒體之間的相互較量,必然會促使媒體加強受眾意識,選擇正確的策略,進行有針對性的傳播。而受眾則可以從充足的媒介資源中根據自己的需要與偏好“游刃有余”地進行選擇,甚至于還可以通過反饋自己的意見來要求媒體進行改進。各種傳統媒體,如廣播、電視、報紙等,為了適應新形勢的需要,紛紛調整自己的特色定位,調整自己的品格追求。有的突出自身的品牌定位,例如湖南衛視的“快樂中國”;有的在版塊語言上下功夫,例如出現了很多以“方言”主持為賣點的類型欄目;有的在節目特色上作文章,例如浙江衛視的“中國藍”系列活動;有的在資本運營上開辟新的發展空間,例如電視臺與網絡運營商的強強聯合;無論媒介采取哪種策略,他們的目地都是在于通過不同手段的實施來吸引受眾,掌握與利用足夠的受眾群體資源。

三、展開受眾調查是現代媒體良性發展的必要保證

反饋是一種雙向對話,是體現社會傳播的雙向性和互動性的重要機制,其速度和質量依媒介渠道的性質而有所不同,主要有延遲性、間接性、代表性、累積性、量化性等特點。獲得反饋訊息是傳播者的意圖和目的,發出反饋訊息是受傳者能動性的體現。

受眾調查研究是在受眾對信息的反饋的基礎上幫助傳播者了解分析受眾,改善提高傳播效果為目的的一種研究方法。對于受眾研究來說,長期以來,它所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受眾在傳播中的地位。我們要注重受眾在傳播中的重要地位,傳播是一個雙向傳播的過程,受眾不是被動的接受者,他通過反饋影響傳播者。

四、結論

網絡出現以后,受眾的反饋變得比以前任何一個時期都要方便,受眾的地位正在悄然發生變化。受眾的反饋在新信息時代作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處于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現代媒體,最終目的都是要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贏。傳播活動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傳播者與受眾相互交換和分享信息的雙向傳遞的動態過程。同時,傳播過程中傳播者和受傳者的角色是不斷變化的:在信息反饋過程中,傳播者便是受傳者,受傳者則變成了傳播者。在這個雙向傳遞過程中,傳播者把信息傳遞給受眾,而受眾也把其反應信息傳遞給傳播者。

在新聞傳播活動中,只要受眾接收到了傳播者發出的新聞信息,就會做出或積極或消極、或接受或拒絕等各種反應,這就是反饋。反饋的內容構成了傳播活動中的又一種新的信息,發送給傳播者和其它受眾。此時做出反應的受傳者成為發出信息的行為主體,充當了“信息來源”的角色。而受傳者的這種在“再生信息”往往決定某一傳播過程或繼續、或轉向、或中止。因此,從這點上說,受眾對新聞傳播活動具有制導作用。

受眾不僅是新聞傳播的核心,也是新聞效果的檢測者。在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中,大眾傳媒行業也走向了一體化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媒介間的競爭更加殘酷,對受眾的爭奪也更加激烈。隨著競爭的日益加劇,媒介逐漸認識到只有更好的認識與明確受眾的核心地位,才能提高傳播信息的質量,確保媒介自身的存在定位。現代的市場規律告訴我們,市場對生產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大眾傳媒作為一種企業形式,只有他所產生的產品在市場上得到交換,才能維持正常的經營與運作,否則,就將無以為繼。因此,媒介在其自身發展的過程中應特別注重受眾在大眾傳播中的核心地位,同時利用獨特的技術手段與傳播形式吸引受眾,體現受眾的主體地位。

參考文獻:

[1]鄭保衛.新聞理論新編.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9.

[2]胡正容.新聞理論教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1.

[3]蔡尚偉.廣播電視新聞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9.

篇10

劉建明教授的新作――《當代新聞學原理》最近由清華大學出版社推出。

在這本洋洋灑灑73萬字的力作中，涉及的命題不再是那些概念化的媒介“工具論”、“報道立場說”和“輿論宣傳觀”，而是論證新聞自身與社會現代化的全面觀照。全書展示的理論構想是：新聞作為社會的自我認識和自我批判，應獨立于報道者的意志之外，又滲透著報道者的客觀評價。著者勾畫出的理論體系是：媒介演變的歷史觀、新聞事實的模態、新聞報道的世界構圖、新聞的真實狀態和真實度、新聞價值的歧義與本義、新聞傳播的環境與傳播速度、網絡視界與信息污染下的社會生活、媒介分眾化的社會分布、新聞媒介的二度功能、新聞報道的法理、新聞自由的向度、新聞制度與黨報的多種類型、新聞會的規則、商業化媒體的經濟形態和畸形發展、新聞生產及其經營理念等大量新知識與新理論。對那些長期經受實踐檢驗的普遍原理，該書也進行了梳理，并在體系上作出新穎的演繹。

近十年來，國內外各門社會科學都有許多根本性的創新，大量新的科學結論對社會規律作出精深的描述，揭示了網絡時代、全球經濟與多極化世界及后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勢。進入21世紀，社會生活及其社會結構的變革正在日益深化，新聞媒體不僅是現實社會的推動者，而且是當代社會變革的最活躍的因素。新聞理論不能困守窠臼，滯后于時代的發展，它必須創新，揭示當代新聞傳播活動的新觀念、新視點、新模式。《當代新聞學原理》研究了當代新聞活動的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內容全面，注重知識性、現代性和學科的前沿性。

新聞理論是研究新聞活動的本質、規律及其功能的學科，揭示新聞媒介與各社會領域的聯系與相互作用。《當代新聞學原理》分析了新聞實踐提出的種種重大問題和前瞻性的理論課題，綜合闡釋了新聞學的社會范疇。

懂得新聞學原理，對指導新聞媒介的運作有重要的意義，也是學習新聞專業其他課程的前提。該書密切跟蹤新聞傳媒事業的最新發展，介紹了新聞實踐需要的最新知識，使人們對新聞活動的種種謬誤都看得很清楚。本書每章提供了豐富的案例，后面還列舉了基本概念和思考題，能引導讀者全面掌握該書的內容，加深對復雜新聞現象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