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經濟的特征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泡沫經濟的特征，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房價收入比　房價增長率　房地產泡沫

一、引言

房地產業的忽冷忽熱給國民經濟和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響。近年來，房地產商、各路專家學者、房地產投資者，甚至普通購房者對房地產業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其中，最為關切的問題莫過于有關房地產是否過熱、有無泡沫，房地產的價格是繼續升還是能有所下降等一系列事關切身根本利益的問題。房地產泡沫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

2002年以來，我國房地產市場迅速升溫，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率從2000年開始就處于高位運行態勢，在2000年至2007年長達八年的時間內，年平均增長率高達27.5％，其中2006和2007年我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率連續兩年高達35％和33.1％。在房地產開發投資快速增長的同時，我國房地產投資總量也呈現急劇擴大之勢。2007年我國房地產投資完成28,543億元，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1998年的12.7％提高到2007年的20.8％。同時，我國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快速上漲。自2003年以來，我國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快速上漲，2004年和2005年分別比上一年上漲了17.8％和14％。在我國政府出臺各種措施對房地產進行調控的情況下，房屋銷售價格全年上漲勢頭依然較猛，2007年各季，全國房屋銷售價格同比分別上漲5.6％、6.3％、8.2％和10.2％。所以在我國房地產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著房地產投資過熱、房價上漲過快、商品房空置率較高等現象。

本文在房地產泡沫內涵和形成機理進行分析的基礎上，以北京、西安、呼和浩特三地房地產市場有關數據作為依據，選取適當指標對三地房地產市場泡沫進行實證研究，力求從數字、指標、判斷標準上來界定三地房地產市場目前的現狀如何，是否已出現了普遍性的泡沫，程度如何。

二、房地產泡沫的涵義和產生的機理

所謂“房地產泡沫”就是指由房地產投機因素所引起的房地產價格脫離市場基礎的情況，也就是土地和房屋價格極高，與其使用價值不符，長期這樣會形成一種表面上的虛假繁榮。

正如下圖所示，房地產泡沫的產生是由于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了房地產業的繁榮，所以消費者和投資者對房地產價格上漲形成共同的心里預期。而這種預期引起人們的從眾、投機行為。從眾行為使得人們購買的資產，并非是自己認為的高價值資產，而是購買能讓別人以更高價格購買的資產。正是這種行為，拉動著投資者的類似行動，紛紛購入甚至囤積房產，期待高價賣出，如此反復，推動了地價房價的不斷攀升。人們欲望的無限性，誘導投機者不斷追求短期能實現的價差收入，對房地產泡沫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造成市場價格過分偏離其真實價值，從而產生泡沫。一旦泡沫破滅，作為抵押物的土地和房產就會貶值甚至大幅縮水，開發商很輕易脫逃，而銀行卻深陷泥潭。所以銀行停止了對開發商和投資商的借貸，結果造成了市場的恐慌，政府調控和管理不當，形成金融危機，經濟和社會結構失衡。

三、分析方法及說明

(一)房地產泡沫測度指標的選取

根據房地產泡沫的涵義、成因及統計資料的可得性、可操作性，并借鑒國際通用指標，本文選取房地產價格增長率／GDP增長率、房價收入比這兩個指標作為房地產泡沫的測度指標。

第1個指標：房地產價格增長率／GDP增長率。

房地產價格增長率／GDP增長率是測量房地產相對實體經濟(GDP)增長速度的動態相對指標，反映房地產泡沫發展的趨勢。該指標值越大，表明房地產的發展超出實體經濟發展的程度就越大，相應的房地產泡沫形成的可能性就越大。一般認為，當房價上漲幅度是GDP增長幅度2倍以上時，房價的上漲就超出了合理的區間，有泡沫存在。

第2個指標：房價收入比。

房價收入比這個指標最初是用來衡量家庭對房價的承受能力。如果房價遠遠大于家庭年平均收入，則說明住房價格超過了居民消費水平，房價過高。比較理想的情形是房價與家庭年平均收入的比值維持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國際上通常認為這個范圍是3-6。世界銀行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比值一般在4-6間，發達國家一般在1.8-5.5之間。

RR=RP×PS／PI

房價收入比的計算方法是商品住宅平均單套銷售價格與居民平均家庭年收入的比值。上式中，RR表示房價收入比，RP表示商品房銷售價格，PS表示城鎮人均住宅建筑面積，PI表示居民平均家庭年收入。商品住宅平均單套銷售價格等于商品住宅平均銷售價格與商品住宅平均單套銷售面積之積；居民平均家庭年收入等于城鎮居民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與城鎮平均每戶家庭人口數之積；商品住宅平均單套銷售面積等于城鎮人均住宅建筑面積與城鎮平均每戶家庭人口數之積。房價收入比不僅受到商品住宅平均銷售價格的影響，而且受到商品住宅結構及城鎮居民收入水平的影響。

該比值越高，支付能力就越低。當市場中的房價收入比一直處在上升狀態，且并沒有存在市場萎縮的跡象，則說明這個房地產市場中投機需求的程度較高，產生房地產泡沫的可能性就越大。

(二)城市的選取

北京，是中國的首都，政治、文化、經濟的中心。所以像北京這樣的內地一線城市，它的房屋銷售狀況、租賃狀況，房地產開發投資情況自然是關注的焦點。它的發展變動吸引著國內外人民的目光，同時也是政府部門、開發商及學術研究人員共同關心的話題。所以北京當屬首選城市。

西安，則是西北地區最大的城市，以古都聞名遐邇。西安同時也是我國主要的二線城市。二線城市的產品、配套以及人居教育環境對周遍的城市人口都具有很強的吸引力。而且，二線城市樓市的平均價格趨勢和經濟是否過冷過熱指標，也是能夠反映中國地產形勢的中堅指標。所以把西安作為二線城市的代表，分析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的發展狀況。

呼和浩特，是內蒙古的首府，地處我國北方，素有中國乳都之城。近幾年呼和浩特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使消費結構進一步升級，不僅呼和浩特市居民改善住房條件的需求旺

盛，而且周邊地區的一些人也紛紛到呼和浩特市購房，從而促進了呼和浩特市房地產的快速發展。所以在眾多三線城市中，呼和浩特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極具特點，所以把呼和浩特作為三線城市的代表。

所以北京、西安、呼和浩特三個城市分別代表一線、二線、三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發展的狀況，它們各自有著自己的發展特點和發展趨勢。所以它們的房地產市場發展走勢也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我國房地產市場發展的特點。

(三)數據的選取及來源

自1998年開始，隨著福利化分房的結束，住房商品化的開始，我國房地產業進入了持續快速發展的新時期。與此同時，房地產價格也連續快速攀升。近年來，關于我國房地產泡沫問題的爭論不絕于耳，但是一直未有定論。所以本文在借鑒國內外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引用1998年到2010年的統計數據，來反映這段時期內我國房地產市場的走勢，運用定量方法來測度我國一線、二線、三線城市的泡沫問題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參考價值。數據來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國研網數據庫和各省市的統計局網站及統計年鑒。

四、實證分析

上文通過分析房地產泡沫的含義及其成因，找出適合測度我國房地產泡沫的指標：房價增長率／GDP增長率及房價收入比。下面根據以上兩個指標測度北京、西安、呼和浩特三地房地產市場是否存在泡沫；根據國際及國內的經驗，確定房價增長率／GDP增長率及房價收入比這兩個指標的臨界值，運用三地房地產行業1998-2010年的數據，分析泡沫問題，得出結論。

(一)房價增長率／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

該指標是根據房地產泡沫的涵義來設計的，用實際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來反映實體經濟的發展，測量房地產相對實體經濟增長速度的動態指標，用來監測房地產泡沫化程度。該指標采用實際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來代替基礎價格的增長率，數據可信度高，而且能反映房地產業發展及房價增長是否以宏觀經濟增長為基礎，更能反映房地產泡沫發展的趨勢。該指標值越大，房地產泡沫的程度就越大。對房價增長率／GDP增長率指標，國際上并無嚴格標準，不過可用以往的房地產泡沫時期的該指標值做參照分析。以亞洲國家為例，日本存在嚴重的房地產泡沫的1987到1990年間，這項指標的平均值為3.3。而香港此項指標在1986到1996年間平均值達2.4，接近日本泡沫經濟時期的水平。1997年8月是香港樓市的高峰期，此項指標達3.6-5.0，表明其在1996年底房地產業相對其實體經濟已過度擴張，到了1997年更是出現了明顯的泡沫化增長。1958到1993年中國房地產泡沫時期，房價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比在2到4.5左右。由于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率，該指標只在很少的年份大于2。處于比較安全的水平。但是如果房價仍然高速增長，從該指標考慮的中國房地產市場就可能出現泡沫跡象。

以下是北京、西安、呼和浩特1998年到2010年三地房價增長率／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的對比表：

上表所示是三地房價增長率／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對比的情況：

北京這個指標大致在-0.5-2之間徘徊，波動不大，只有2005年和2007年房價上漲增幅是地區生產總值增幅的2倍以上，說明這兩年北京的房地產市場存在泡沫。其他年份房價上漲增幅小于地區生產總值增幅的2倍，所以從總體上來看北京商品房銷售價格的增長基本上是以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為支撐的，北京房地產市場并未出現泡沫。原因分析，2004年由于國家出臺了“121”等強勁的政策來抑制房地產貸款額增長過快，而2004年一過，這一比例又開始上漲，所以2005年顯示出北京的房地產市場泡處在沫膨脹階段，非理性氣氛較濃。2005年末地價有所回調，但2007年呈現反彈跡象。2007年以北京、深圳等為代表的一些城市呈現房價絕對水平和增速“雙高”趨勢。

西安作為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發展從1992年起步，經過1992-1999年的起步、調整上升期，到2000-2002年相對穩定的協調發展期，經歷了2003-2007的政策調整、快速提升期，再到2008年-2009年，房地產行業全面調整期。一路走來，已經走過17個年頭，西安房地產市場長期以來表現為穩中有升的發展態勢，即便在多年來全國一線城市房價伴隨著政策的調控大起大落時也是如此，這一點從表中也可以看出，西安的大部分年份房價增幅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都在2以內，只有2000年、2001年和2009年超出了2。在2009年西安樓市較為火爆，1-11月的新房成交量為1,120.18萬平方米，創造了新的歷史記錄。

呼和浩特市的房地產市場起步較晚，但是近兩年來，呼和浩特市房地產業快速發展，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表中顯示出2009年，呼和浩特的房價增幅超過地區生產總值2倍多，是近十三年來增幅最大的一年，說明了呼和浩特市房地產業蓬勃發展的同時存在著房地產泡沫的隱患。不過，從總體上來看呼和浩特市的房地產業尚處于健康發展階段，其他年份的房地產價格增幅與地區生產總值的增幅均屬于理性的漲幅范圍內。但是如果房價仍然高速增長，從該指標考慮的呼和浩特房地產市場就可能出現泡沫跡象。

(二)房價收入比

該指標即是根據房地產泡沫成因中的過度投機需求來設計的。由于房價收入比是家庭購房支出與收入的相對比，能消除不同地區房價、不同收入水平對居民購房成本的影響，相對真實的反映居民購房能力，而且計算也比較簡便，因而成為考察居民購買能力的一個國際通行指標。看一個地方的房價是高是低，住房究竟是給老百姓帶來了沉重的負擔，還是處于一個可接受的水平，國際上有一個通行的計算模式，就是要看這個地方或城市的房價收入比究竟是多少。

當一個地方的房價收入比超過5的時候，國際慣例就認為該城市房屋購買力“極低”；當一個地方的房價收入比超過6的時候，就會被國際上公認為屬于房地產泡沫區；當一個地方的房價收入比超過7的時候，就會被國際上公認為“國際房價最難承受的地區”。

以下是北京、西安、呼和浩特三地房價收入比示意圖：

從上圖可以清晰的看到北京房地產市場的房價收入比均在6以上，所以按這個指標分析北京房地產市場存在嚴重的泡沫，尤其是在2007年和2008年，房價收入比達到了10以上。分析原因由于大量外來人員的涌入，對住房的剛性需求比較旺盛，同時，在其中趁機投機的資本也比較多，造成了房價的推高比較嚴重，泡沫風險比較大，即使在泡沫不破裂的情況下，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會受到極大的影響。所以，對于經濟發展速度比較快的一線城

市，除了需要打擊投機行為之外，還應該盡力去加大房地產開發建設的力度，努力滿足居民迫切的購房需求。

北京既是我國的心臟又是國際化的大都市，政策開放以及設施完善，房地產市場自然會受到廣泛的關注，但是在這種房價非理性上漲表現出比較明顯的房地產過熱的趨勢。這樣高的房價收入比顯然是不合理的。雖然房地產業的快速增長可能會使地區生產總值呈現出一種非常繁華的景象，但神話一旦破滅，后果不堪設想。經濟學者對此憂心忡忡，認為我國目前的房地產業已經形成了泡沫，對我國是一個嚴重的隱患，這泡沫一旦破滅，就會對我國經濟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

而西安和呼和浩特兩個城市的情況比較樂觀。西安房價收入比在2001年之前都是小于6的，2001年后一直保持在5-7這個范圍內，2009年達到最高7.49，可以說西安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存在適度的泡沫，西安整體的收入水平和趨于保守的消費觀決定了西安樓市的投資需求并不多，大部分買房人仍是剛性需求。還有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國家政策的扶持還有信貸政策的放松導致了西安房價的持續走高。西安的房地產市場一直是穩中有進，小幅上揚，適度的泡沫反而可以推動和促進西安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但是西安房價收入比一路走高，意味著房地產市場中的泡沫度正在堆積增長之中，房地產市場中的投機資本比例也在升高。所以，相關部門應予以足夠的重視。

呼和浩特的房價收入比一直在3-6這個范圍內徘徊，這個范圍是非常符合國際化的標準的，可以說呼和浩特的房地產市場現階段是不存在泡沫的，屬于健康穩定的發展。呼和浩特市的開發熱潮剛剛興起，所以各開發商和投資商都紛紛看好三線城市，潛力很大，發展前景廣闊，暫時未出現泡沫。但仍需持謹慎樂觀態度，當前蓬勃發展的房地產業是一把雙刃劍，它既能拉動經濟增長，也可能產生經濟泡沫。

五、結論

1、通過以上房地產價格增幅／地區生產總值增幅和房價收入比兩個指標對北京、西安、呼和浩特三地房地產市場運行特征的實證分預期美好，剛性需求強烈需要人口穩定、外來人員較多。而每一次的漲落都與國家的政策短期效應有關，如1998、1999年由于我國處于機構改革、緊縮階段，2001年國家析及定量評判，從整體上看，雖還沒有完全足夠的證據證明我國各大城市存在普遍性的房地產，但是北京、西安、呼和浩特三地的房地產市場已經說明了問題，雖然全國尚未形成嚴重的房地產泡沫，更未達到房地產泡沫破裂程度，但仍存在著較高的潛在的房地產泡沫風險因素。局部地區(比如北京等)確實出現了房地產投機性泡沫，為中國房地產市場敲響了泡沫警鐘。近幾年來，政府各種調控措施的不斷及時出臺，如“121號文件”、“國八條”、“8-31大限”、“211號文件”及“國六條”等，房地產市場價格上升之勢得到一定遏制，擠壓了一定的泡沫。隨著國家加大對房地產行業宏觀調控，建立健全相應的政策法規來約束房地產的發展速度與方向，嚴格限制各級政府的缺位與越位行為，加強金融監管力度，打擊投機性投資行為，限制國際熱錢的影響，可以使我國的房地產業得到全面健康與合理的發展，使已經出現的局部地區的房地產泡沫逐漸消除。

篇2

[關鍵詞]金融　泡沫經濟　房地產　股市

隨著我國經濟企穩回升的態勢逐日明朗化，金融危機在中國造成的痛楚似乎已成為遠去的記憶，現在已越來越少人去談論此次金融危機對我國未來發展前景所帶來的不利影響。然而，日前中國經濟的發展狀況亦是不容樂觀的。在經濟走出衰退的過程中，中國樓市和股市展現的韌性及增長動力令人側目，而資產價值膨脹的速度與實體經濟的復蘇狀態存在明顯落差，2010年初，中國最新一輪的貨幣緊縮政策，反映了政府對貨幣流動性的日益擔憂。寬松的信貸政策致使資金流動性充裕，同時也造成了部分資金違規流人資產市場，金融市場發展緩慢、民眾投資渠道有限，直接造成了中國資產泡沫越吹越大，尤其是在房地產領域，房價居高不下，各大城市頻頻出現地王、地價屢創新高，這些因素使得一些觀察人士認為中國經濟出現泡沫。或預測經濟在2010年有可能“硬著陸”。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會計學教授丁遠2010年4月24日表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金融泡沫正在形成。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所遇到的問題，其實是中國經濟成長中必經的泡沫經濟過程，這些問題都是新興市場經濟向成熟經濟轉型過程當中所應該遇到的問題，這并不是我國所遇到的獨有過程，世界上其他國家在新興市場從不成熟到成熟、從不發達到發達的轉型過程中都會遇到泡沫經濟。如何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以更好地解決泡沫經濟中出現的問題、采取怎樣的應對措施實現“軟著陸”，對于我國整個宏觀經濟的發展非常重要。

1　何謂泡沫經濟

根據《新帕爾格雷夫貨幣與金融大辭典》，經濟中的泡沫，指的是某種或一系列資產在一個連續的過程中陡然漲價，使人們形成遠期價格將繼續上升的預期，從而吸引新的買主的一種狀態。泡沫經濟指虛擬資本過度增長，資產價值超越實體經濟，金融證券、地產價格飛漲，投機交易極為活躍的經濟現象。目前，學術界尚未達成對泡沫狀態的一致定義，但一些基礎性的解釋卻是共同的，即泡沫經濟最直接的表現是資產價格的暴漲和暴跌；泡沫發生的主要載體是股票和房地產市場；泡沫期間的金融投機活動異常盛行和猖獗；基礎經濟因素對資產價格變動幾乎不會產生影響。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泡沫經濟寓于金融投機，若將其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則有利于資本集中、活躍市場、促進競爭、繁榮經濟，而當其發展到一定程度，泡沫過多，過度膨脹，嚴重脫離實體資本額和實業發展需要的時候，必然會因為缺乏實體經濟的支撐而破滅。一旦泡沫經濟破裂，直接導致資產價值迅速下跌，其影響將波及到一個國家的大多數產業甚至國際經濟的走勢，嚴重時造成經濟崩潰、社會動蕩。因此，我們要正確、清醒地認識泡沫經濟中的不實因素和投機因素。

2　中國經濟中的泡沫現象

2.1　房地產泡沫

從泡沫經濟起于繁榮而終于危機的規律來看，房地產無疑是泡沫的一個核心載體，它不僅具有交易成本低的特征，而且供求關系不易達到均衡。當前房地產的泡沫與貨幣的流動性過剩密切相關，我們可以通過三大指標來分析和判斷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泡沫：(1)房地產貸款增長與金融機構貸款總額增長的比率；(2)房地產價格增長與GDP增長的比率；(3)房價上漲與家庭年平均收入增加的比率。進入21世紀，中國的房地產持續走熱，2007年的房地產價格每月達10％的漲幅，到2008年房價開始出現“拐點”。目前，在全國范圍內，每平方米房價已經相當接近美國的平均水平，而美國的人均收入是中國城市人均收入的7倍，中國房屋每平方米均價，相當于一般人三個月的工資收入，這一水平也許在世界上都是最高的。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還有另外一面，即其在地方政府財政中所起的作用，土地銷售收入以及物業銷售帶來的稅收，占了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很大一塊，因此，他們有很強的動力來刺激房地產市場發展，致使土地以超價格投標。

房地產泡沫通常導致經濟過熱，建筑空置，代表著永久性損失；同時，房地產泡沫造成最嚴重的損害，就是人口的變化。高樓價會降低人口出生率，當泡沫破滅的時候，房地產價格下降，低生育水平的文化觀念是無法改變的，未來20年，中國將面臨人口老齡化以及人口總數下降的局面。

2.2　股票市場泡沫

現代經濟學把股票市場泡沫定義為股票的市場價格減去其內在投資價值。股票市場的泡沫程度和規模，一般可以通過考察泡沫絕對額與經濟總量、金融資產總量之間的關系得到反映：(1)股市泡沫與GDP的比率；(2)股市泡沫與廣義貨幣M2的比率；(3)股市泡沫與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的比率。從2006年開始，中國股市的泡沫傾向愈演愈烈；2007年，股市從998點上漲到6000多點；2008年，股市大幅度調整。股價的波動固然有“資產重組”的因素，但更多的則是投資者基于流動性推動的判斷。供求關系決定價格，股票市場也不例外。上市公司資產運作頻繁，家庭儲蓄率降低，資金結構日益短期化，致使越來越多的人成為新股民和新基民。如果流向股票市場的資金過度充裕，股價就會全面脫離公司的未來業績，市盈率就會太高，泡沫就出現了，從而引發大幅度的市場調整。

股市泡沫在給市場帶來大量資金的同時，也加大了市場的波動，除了會造成再分配的凈虧損，還會帶來非常嚴重的社會后果，在股市泡沫中，大部分家庭會損失，而極少數人則賺得盆滿缽滿，這使得中國財富差距越來越大，將會造成社會不穩定。

3　如何應對泡沫經濟

資產價格的泡沫化會產生經濟中的通貨膨脹。對于此經濟現象的出現，必須正確予以對待與解決。

首先，泡沫經濟的出現，導致物價必然上漲。如何對待物價上漲問題，穩定民心，則成為我國政府對泡沫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重點。一方面，可通過宏觀經濟調節的手段來讓物價的提高緩慢上漲，但此方法的實施要注意保持匯率機制的穩定、調節好利率市場及信貸控制。同時要找到人民幣升值的恰當均衡點，并節制投資，以避免出現隱含產能過剩、國際資本流人和虛假貿易繁榮的問題。另一方面，可適度放開物價，通過經濟內部的自由化，加速資產價格泡沫化，縮短泡沫形成過程。其次，擴大內需是解決泡沫經濟轉型過程的一條重要措施，擴大內需的方法可以是減稅，可以是增加固定資產投資，也可以是增加工資。其中，增加工資是應對泡沫經濟過程比較好的一種方式。工資的增加，一方面會提高老百姓的支付能力，能夠應對通貨膨脹、應對物價房價的上漲，才能形成資產價格、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在動態中完成低收入向富裕國家的轉換；另一方面會增加企業的成本。從而迫使企業要以增強判斷力、提高競爭力的方式來極力適應市場，從而增強了企業建立有效的防范機制以抵御風險的能力。

篇3

關鍵詞：日本； 泡沫經濟； 啟示。

從 1983 年開始形成并于 1990 年破裂的日本泡沫經濟，對日本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以史為鑒，以他國為鑒，避免我國經濟發展出現重大挫折，促進我國和諧社會的建設，有必要重新審視日本的泡沫經濟生成、膨脹及破裂的全過程，供我國當前進行宏觀經濟調控時予以參考。

一、日本泡沫經濟介紹。

1. 泡沫經濟的形成過程。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經歷了兩個過程，第一個過程是從 1983 年秋到 1987年底，第二個過程是從 1988 年初到 1989 年底。第一個過程可以說是日本金融自由化的開端，持續到美國股票市場的股價創下最大暴跌紀錄的黑色星期一（ 1987 年 10 月 19 日） 為止。第一，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日本于 1984 年 5 月《關于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的現狀和展望》，隨后實行了一系列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包括外匯資金可自由轉換為日元并可作為國內資金使用，實際需求原則的廢除，日元轉換限制的廢除，使得日本對外證券投資急劇增加，擁有巨額資金的日本公共投資者的投資動向影響到美國的金融和資本市場。第二，《廣場協議》和金融緩和措施。1985 年 9 月達成《廣場協議》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海外投資受到巨額的外匯風險和外匯估價損失； 日本政府通過拋售美元、購買日元操作來干預外匯市場和接二連三的調低貼現率等積極的金融緩和措施，引起了國內貨幣供應量猛增，但猛增的貨幣供應量并沒有通過物價上升（ 流量） 而被吸收，而是急劇擴大了面向不動產的貸款，成了導致存量價格飛漲的原動力。日本地價與物價之比，1959 年 3月為 2.2，1970 年 3 月為 13. 2，1986 年 3 月為25.2，1990 年 3 月則急劇擴大到 68. 2。急劇擴大的面向不動產的貸款，為其后泡沫經濟的形成準備了資金方面的條件。第三，個人生財之道的拓寬和小額儲蓄免稅課稅制度的廢除。廣場協議之后的金融緩和措施改變了貨幣的流向，人們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存款上。以股票形態運用的資金，通過購買股票，在1987 年上半期達 8600 億日元，下半期繼續猛增 4. 58兆日元，全年共增加 5. 45 兆日元。第四，企業生財之道的拓寬和基金的擴大。1985 年以后企業積極地大幅增加金融資產的運用，擴大所謂的生財交易。1986 年以后，在利率下降和股價攀升的形勢下，企業改變以往向銀行借款的方式，采用在國內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券、在國外發行附認股權證公司債券等籌資方式。1987 年藉由發行有價證券的籌資比上一年增加 60.8%（ 1986 年增加26.3%） ，但通過權益融資形式以極低的利率籌集到的巨額資金并沒有完全用在工業企業的設備投資上，而是被主要用在金融資產上，特別是運用在股票投資上。第五，銀行抵押貸款的擴大。銀行在土地抵押貸款和股票抵押貸款上加大了力度。從不動產抵押貸款在全國銀行的貸款余額中所占的比例分析，1984 年為 17%，以后比例逐年提高，1987 年以后達 20% 左右。股票等有價證券抵押貸款比例也逐年上升，1988 年上升到 2. 5%。1986 年開始的地價和股價的上漲導致借款人抵押能力的增強和賬外資產的增加，促進了不動產抵押貸款的有價證券抵押貸款的增加。通過這些貸款籌集到資金的企業，將其大部分資金用于購買將來有可能升值的土地、股票、特定貨幣信托和信托基金，更進一步強化了地價和股價的上漲。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交叉上升，必將伴隨著信用創造，成為形成泡沫經濟的主要因素。

2. 泡沫經濟的膨脹期。第一，企業金融的變化。1975—1979 年度平均和 1980—1984 年度籌資與銷售額之比平均均為 2. 6%，1985 年度也不過2. 5% ，但 1986 年度以后逐漸上升，1988 年度為4. 5% ，1989 年度達 6. 2% 。如果企業進行“正常的交易”所需的籌資額為銷售額的 2. 6%，則可以看出1986—1989 各年度均超過了正常情況下的籌資。“過剩籌資額”中的一部分被用于實物投資，其余的大部分被運用于泡沫經濟的膨脹上。這可從流動資金比例自 1986 年以后急劇增加這一點清楚地看出（ 1983 年為 1.18，1986 年為 1. 71，1989 年為 2. 02） 。企業不僅籌集了過剩的資金，而且其籌資渠道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所占比例明顯增大的是附認股權證公司債券、可轉換公司債券等以發行股票為中心的權益融資。權益融資之所以猛增，是因為只要以期待股價持續上升的資本收益為前提，就可以比銀行借款、一般公司債券的借款成本低得多的成本籌集到資金。第二，銀行擴大與中小企業的交易。由于大企業利用通過直接金融方式籌集到的大量資金來償還銀行借款，因而日本的金融機構迫不得已將重點轉向擴大與中小企業之間的交易。中小企業中資金需求旺盛的有流通服務行業、建筑行業、不動產行業、金融和保險行業、租賃行業，上述貸款都是抵押貸款，向這些非金融機構貸款和不動產貸款導致了泡沫經濟的膨脹。同時，市立銀行不經由中小企業而直接擴大以住房貸款為中心的面向個人的貸款。第三，股票期貨交易的擴大。在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影響下，1988 年 9 月起，開始了東京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和大阪證券交易所日經平均股價為對象的股價指數期貨交易，更促進了泡沫經濟的膨脹。

3. 泡沫經濟的崩潰過程。第一，兩個谷底。日本的股票市場自1989 年12 月29 日東京證券交易所收盤價創下歷史最高紀錄（ 38915. 87 日元） 以來，在一年內股票大幅跌落了兩次。第一次谷底是 1990年 4 月2 日的28002.07 日元，從1989 年的峰值跌落28. 05% ; 第 二 次 谷 底 是 1990 年 10 月 1 日 的20021. 86日元，從 7 月 17 日的峰值（ 33172. 28 日元）跌落 39. 1%。第二，三重下跌的結構。1990 年，在到 4 月 10 日為止的時期內，東京股票市場經歷了 10次股票大幅下跌，在股價下跌的同時，引人注目的是還出現了日元貶值、債券下跌的現象，即所謂的三重下跌。

二、泡沫經濟崩潰的后果與總結。

始于 1990 年的第四季度的美國經濟蕭條與從1991 年第二季度開始走下坡路的日本經濟具有相同之處，那就是以往未曾經歷過的以金融部門為主導的經濟蕭條即復合蕭條，這與過去的因有效需求不足而造成的經濟蕭條不同。這次的經濟蕭條是在 80年代后半期逐漸展開的金融的國際化和自由化后出現的現象，是金融自由化的歸宿，與以往單純的存貨周期造成的經濟蕭條不同，具有如下特征：

1. 國民財富總值增長的停滯。泡沫經濟形成期和膨脹期，國民財富總值以年率 2 位數的速度在遞增。但是，泡沫經濟崩潰時的 1990 年的增長率猛跌至 3.4%。在泡沫經濟的形成和膨脹時期，金融資產的構成比率較有形資產提高得快。但隨著 1990 年國民財富總值增長率的下降，有形資產的構成比率提高了 2. 3 個百分點，而金融資產的構成比率則相對下降。與 1982 年有形資產的構成比率超過 50%這一數字相比，其后的金融資產增長率之劇烈是顯而易見的。1987—1989 年的貢獻度，金融資產為59. 2% ，而有形資產超過 40. 8% 。金融資產中，股票的增長率特別明顯。在 1982 年的金融資產余額中，股票余額占 129 兆日元，而在 1989 年的金融資產余額中，股票余額就占了 890 兆日元。在金融資產余額增長 3. 08 倍的期間，股票余額增長了 6. 9 倍。1987—1989 年的股票貢獻度達 27. 3% 。在實物資產中，土地的增長率較大。1982 年為 862 兆日元，1989 年達 2. 5 倍。從 1987—1989 年的貢獻度來看，土地為31.4%，占有形資產的 40. 8% 的 3/4 以上。土地的增長和金融資產的增長除外的固定資產凈額的增長比 1982 年增長 1. 49 倍，期間的國民財富總值也不過增長 2.2 倍。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國民財富總值是如何因為泡沫經濟而膨脹起來的。1990 年是泡沫經濟崩潰之年，該年國民財富總值增長率下降 3.4%，低于該年 7.6% 的名義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這是自 1975 年開始公布國民財富總值余額統計以來首次出現的情形。在實際 GNP 增長率下降以前，由于泡沫經濟的崩潰而使得國民財富總值的增長率下降，這一點可以說是金融危機引起的經濟危機的最大特點。

2. 全國銀行收益大幅度減少，金融機構喪失媒介現象。1989 年期中結算期正好是泡沫經濟的膨脹時期，銀行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最高利潤，與上一年相比的增長率也較高。但是，進入泡沫經濟崩潰時期的1990 年期中結算和1991 年3 月的結算，日本的銀行收益均比上一年大幅度減少。在日本，1988 年 4月 1 日的小額儲蓄非課稅制度的廢除與上一年私營化的 NTT 股票的上市重疊在一起，大大改變了個人的資金運用形態。特別是 1988 年，規定利率定期存款自 1954 年開始進行統計以來首次出現大幅減少，而自由利率存款比上一年增加了 6. 97 兆日元。日本出現了所謂的喪失媒介現象，資金開始流向相對有利可圖的開放市場。

3. 國際清算銀行限制的影響。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也是金融國際化的過程，國際上確定至 1993 年 3月將自有資本比率保持在 8% 以上的國防清算銀行限制。國防清算銀行標準的特點在于，在計算自有資本比率時，不管是分母的資產總額還是分子的資本，都以一定的方式來決定。在泡沫經濟崩潰后，既然難以增大部分的自有資本，那么為維持自有資本比率，銀行只好壓縮部分的資產，特別是壓縮風險比重為 100% 的貸款，從而導致貨幣供應量的減少，并為實際國民生產總值進入負增長鋪平了道路。由于金融自由化和國防清算銀行限制，圍繞日本經濟的金融框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作為新框架的調整過程，不可避免地要對泡沫經濟部分進行調整，出現金融和證券行業的重組。復合蕭條無非是日本為適應這一新框架的調整過程。

4. 日本式信用危境。日本銀行業采用成本估價法的會計處理原則，因泡沫經濟崩潰而發生的持有有價證券的估價損失就不會顯露出來，也反映不出為攤還因不能支付泡沫經濟膨脹時期擴大的不動產貸款利息而猛增的銀行的壞賬且認定壞賬的標準也有問題。在日本，若拖延一年以上，可以作為“應收利息”列入，并不將其視為壞賬，而且日本的銀行其備抵壞賬原則上一律采用累積貸款額的 0. 3% （ 不課稅） 的方式，不考慮貸款的償還可能性。因此，日本的資產負債表不能如實反映壞賬的程度，而且備抵壞賬也有過少列入的傾向。對于那些由于股價的低迷不振而對有價證券的賬外資產感到不安的日本銀行來說，也難以使銀行邁出積極擴大貸款的一步。泡沫經濟崩潰之后，日本國內陷入了長期蕭條的深淵。資產價格持續縮水，銀行信貸不斷減少，國內投資萎靡，企業大批破產，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甚至負增長。日本經濟長期蕭條迎來了失去的 20 年。

三、對我國當前宏觀經濟調控的啟示。

泡沫經濟的崩潰是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這一新的框架下不可避免的一個調整過程或者說是重組過程，它是金融自由化的歸宿。泡沫經濟的崩潰導致了實體經濟的蕭條。政府在采取針對復合蕭條的經濟對策時，不能僅僅停留在為調整存貨的低利率政策和擴大公共投資等以往的對策（ 擴大有效需要的對策） 上，而應當采取調整因金融自由化而產生的不良金融資產的對策，以及盡快恢復信用為目的的金融重組對策，由此來消除金融危機引起的經濟危機。問題的焦點應從有效需求的不足轉移到了信貸收縮、金融系統監管上。

1. 中國面臨房價下跌、信貸資產質量惡化等多重風險。第一，我國金融體系面臨多重風險。我國的金融體系內，由于市場、機構、跨境交易等的交互關系日益加大，影子銀行、表內業務表外化與日俱增，再加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信貸資源分配上占據的角色，都導致或有負債的不斷累積，金融體系面臨的風險正不斷累積、日益加大。我國金融體系面臨的風險包括信貸快速擴張導致的信貸資產質量惡化、影子銀行和表外敞口導致金融脫媒現象增加、房地產價格下滑及歐債危機下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等風險。中國房地產價格的急劇上升與銀行對房地產的巨量貸款相迭加，加深了房地產價格回調對我國銀行體系的負面影響。房地產相關貸款占我國貸款總額的約 20%，近 30%—45% 的貸款是由房地產抵押擔保。房地產價格的回調將降低抵押品的擔保價值，在借款人違約的情況下削弱貸款回收比例。與房地產相關的上下游產業也面臨巨大的風險。基于現階段房地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房價回調引起的經濟減速對信貸資產質量將產生較大負面影響。第二，銀行業壓力測試結果： 多重風險互動或導致嚴重影響。根據 IMF 和中國政府共同對全國最大的17 家商業銀行進行的壓力測試結果，如果其中幾項風險同時發生，銀行體系就可能會遭到嚴重沖擊，金融危機在我國爆發也不是沒有可能。

2. 銀行變相推高利率，企業融資行為潛藏著巨大金融風險。第一，表內貸款表外化。次貸危機發生后，由于我國政府為保增長而實施的 4 萬億投資計劃，使得銀行信貸與之相伴而過度擴張。為防止流動性泛濫，2009 年下半年開始，政府逐漸加大了對房地產等行業的宏觀調控，收縮流動性。2011 年開始，人民銀行對銀行信貸進行數量、價格的嚴格管制后，金融機構采取各種方式與工具，把表內業務移到表外，傳統的銀行信貸關系演變為隱藏在證券化中的信貸關系，信用擴張仍然是其核心目標。現在，表外業務已占銀行貸款額的 25%—60%，而借款人大多數房地產商，利率在 20%—25% 之間甚至更高。

在信貸嚴控政策下，房地產商對資金的依賴推高了利率，并導致大量中小企業難以獲得信貸支持。第二，上市公司及大企業的融資行為攪亂信貸市場并可能導致巨大金融風險。一是上市公司及大企業通過從資本市場低成本融資后再轉貸給利率更高的其他資金需求者以賺取利差，變相開展了商業銀行的存貸業務。上市公司及大企業的過度融資、發債，說明在我國通過債券募集資金的方式及用途、流向等方向存在較大的空白監管領域，特別是對募集資金的流向，缺少嚴格的監管手段。大規模資金流向信貸領域的背后則是監管的空白。由于上市公司及大企業的過度融資，導致了信貸市場資金不足，而委托貸款或商業銀行發行的理財產品，其根源都來源于對借貸高收益的追捧。二是“影子銀行”帶來巨大信貸風險。通貨膨脹引起存款相對較低或負利率，形成了培育表外業務的肥沃土壤，相對高利率的信托產品使大量的居民儲蓄轉而流向高利率的信托產品及其他理財產品； 商業銀行為避免信貸風險和相關的責任追究，也將信貸客戶大量集中在大中型國企特別是壟斷國企身上，但由于這些國企的新項目大多并沒有太多效益，國企承貸的大量貸款，最終變相地再次以高利率貸放出去，從而造就一個個的規模巨大的“影子銀行”。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通過把巨量的資金持續不斷地注入房地產市場及其他高風險的投資項目，不僅繼續吹大了國內的房地產泡沫，同時也將巨大的金融風險注入了國內的金融系統。三是大批中小企業盲目依附高利貸。泡沫經濟的根源在于資本沒有流向實體經濟之中。高利貸背景下的中國同樣如此。由于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大量從事實體經濟發展的中小企業具有大量的資金需求，但由于信貸領域中大量的信貸資金流向房地產業等泡沫經濟領域而沒有流向實體經濟最需要的地方，致使中小企業別無選擇只有選擇高利貸。在實體經濟領域利潤率遠低于高利貸的高利率的情況下，中小企業積聚了較大的經營風險，而這也可能導致由高利貸形成的信貸危險的擴大與爆發。

四、防范信貸風險，防止我國金融危機發生的建議。

1. 穩妥積極地處理好人民幣匯率問題。第一，要完善匯率政策與制度。我國 1994 年開始對外有匯體制進行重大改革，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有管理的兌換。1994 年 1 月 1 曰，人民幣匯率并軌，形成了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當時的人民幣匯率為： 1 美元 = 8. 70 元人民幣。1996 年，我國取消了經常項目下的匯兌限制，12 月 1日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自由兌換； 2005 年 7 月 21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告，著力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我國的匯率制度形成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單一盯住美元，而是形成了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1996 年，中國實現經常項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兌換，2006 年 3 月宣布要實現資本項目下的“基本可兌換”。中國沒有如同日本那樣，為簡單迎合外部需要而對外匯市場加以干預，而是通過對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的推進，獨立自主地采取適合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需要相適應的匯率管理制度和形成機制。應該說，匯率在處理外部失衡時具有較大的政策效果，對于來自外部的任何關于我國匯率的要求，我們應采取冷靜的態度，堅持匯改的自主性，獨立自主地形成我們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第二，要積極穩妥地調節國際收支特別是貿易結構的失衡問題。目前我國的國際收支、對外貿易存在著嚴重的失衡問題。與美國形成了大量的順差，而與其他貿易國家則形成了較多的逆差，產生了大量的外匯儲備。這使我們一方面面臨以美國為主的匯率升值的壓力，另一方面與其他國家的過量逆差不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給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帶來種種難題。在我國前外匯儲備超萬億美元、貿易順差較大的情況下，適當擴大石油、黃金等戰略物資的進口，增加國家戰略物資儲備，改變外匯資產投資和管理方式，有利于解決我國順差過大、緩解外匯升值壓力。

2. 引導合理預期的形成。國民經濟的連續高增長，預期人民幣持續升值意識的加強，上市公司業績的提升，房地產等經濟領域的過度火爆，使部分投資者沉醉于資產價格的上漲，推動了泡沫經濟的發生并可能導致泡沫經濟破滅后的巨大災難。由于人們的預期通常超過資產價格的上漲，形成經濟學中的“羊群效應”、股價暴漲暴跌，日本股市及房市在 20世紀 80 年代后期的表現就是現實的例子。為使投資者作出“理性預期”，我們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升信息供給的效率，向市場提供的信息要更加充分、及時、準確、廉價，使人們能獲得低成本的、正確的、充分的信息，形成資產價格的正確預期，以防止泡沫經濟形成，阻止泡沫經濟破裂可能帶來的毀來性災難。

3. 加強金融監管，防止泡沫經濟形成。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與該國的金融自由化有很大的關聯，由于在金融自由化進程中，政府放松了對金融的管制，加之金融監管體制的不完善，容易使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異化，加大投機行為，刺激泡沫經濟的形成與發展。我國入世后，金融自由化程度得到提高，金融創新步伐也日益加快。我國當前金融監管的重點應該是金融主體、金融資產和金融商品的價格。金融主體的監管即對企業、個人、金融機構在金融活動中的行為進行監管，特別是對金融活動中起著重要作用的機構的監管。對金融資產和金融商品的價格監管，主要是利率、匯率、證券價格的監管，防止金融資產和金融商品的價格的大幅波動。

4. 綜合運用各種工具，引導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綜合運用各種工具，引導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首先要控制投機資金流向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目前，各金融機構推出形式各異的金融產品吸引客戶，為投機資金進入證券和房地產市場提供了多種可能。由于我國金融監管技術和監管手段還不夠完善，我們要加強對投機資金進入證券和房地產市場的控制，規范金融機構行為，監控資本市場上的異常變動，避免投機資金流入引發資產價格的過度上漲。國內銀行信貸及金融產品的創新，刺激了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與繁榮。開發商通過大肆“圈錢”、“圈地”刺激了房地產泡沫的膨脹預期，而投機者利用信貸資金或金融杠桿進行的投機炒作加大了房地產的泡沫膨脹。我們現階段必須堅定不移地做好房屋的限購政策的落實，通過對房地產開發貸款、土地儲備貸款、住房消費貸款、商業用房購房貸款等的嚴格限制，嚴格把關，運用政策的、經濟的、行政的甚至法律法規的手段，保證房地產市場的逐步去泡沫化。如果能向韓國等國家那樣逐步過渡到一個家庭只能擁有一套住房，則在房地產上的投機行為將得到有效控制。

5. 汲取日本泡沫經濟及華爾街的教訓，提高服務意識，加強內部風險控制。世界經濟發展出現的諸多問題，都是金融闖的禍，金融業是第三產業，它只能為社會經濟發展服務。但金融業的過度膨脹和發展，使金融業與實體經濟日益分離，成為虛擬經濟日益膨脹的推動力，并促進了泡沫經濟的膨脹，尤如飲鴆止渴，它本身成長也必將為其的貪婪付出巨大的代價。金融機構要加強內部風險控制，抵制過度投機和所謂的金融創新，明確其是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的服務部門，它本身不能創造財富，只能參與社會財富的再分配。

6. 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風險。金融自由化以及全球規模放寬管制，無疑從根本上動搖了凱恩斯經濟政策，從而使資金再一次為中央政府所控制，為避免一國的蕭條而采取有效的政策就變得越來越難以實現。局限于一國的凱恩斯經濟政策將難以奏效。經濟的劇烈動蕩已經從一國經濟轉移到了世界經濟，左右世界經濟的力量已經從商品、勞務的生產以及貿易方面轉移到了國際性的資金流動方面。各國要加強金融在貿易、投資等多領域的合作，充分控制巨額資金的世界規模的流向，共同抵御金融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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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經濟形勢；危機；對策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4-0001-02

一、中國今年經濟相關情況

面對近年來國際經濟危機的沖擊，中國的經濟發展正處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但是在2009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仍然迅速。以下是2009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數據情況[1]：（1）農業生產繼續穩定發展，糧食實現連續六年增產。全年糧食總產量達到53 082萬噸，比上年增長0.4%，連續六年增產。油料產量預計增長5%左右，糖料下降9%左右。肉類產量保持穩定增長，全年豬牛羊禽肉產量7 509萬噸，增長5.0%。（2）工業生產逐季回升，實現利潤由大幅下降轉為增長。全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1%，增速比上年回落1.9個百分點。工業產銷銜接狀況良好，全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銷率達到97.67%。1—11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25 891億元，同比增長7.8%，比上年同期加快2.9個百分點。在39個工業大類中，30個行業利潤同比增長。（3）投資持續快速增長，涉及民生領域的投資增長明顯加快。全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24 846億元，比上年增長30.1%，增速比上年加快4.6個百分點。其中，城鎮固定資產投資194 139億元，增長30.5%，加快4.4個百分點；農村固定資產投資30 707億元，增長27.5%，加快6個百分點。（4）市場銷售增長平穩較快，部分產品銷售快速增長。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25 343億元，比上年增長15.5%；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6.9%，實際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2.1個百分點。（5）居民消費價格和生產價格全年下降，年底出現上升。全年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下降0.7%。其中，城市下降0.9%，農村下降0.3%。（6）進出口總額全年下降，自11月份由降轉升。全年進出口總額22 073億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全年出口12 017億美元，下降16%；進口10 056億美元，下降11.2%。進出口相抵，貿易順差1961億美元，比上年減少994億美元。（7）城鄉居民收入穩定增長，就業形勢好于預期。全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18 858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 175元，比上年增長8.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8%。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 153元，比上年增長8.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5%。全年城鎮就業人員比上年凈增910萬人。年末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1.49億人，比第一季度末增加170萬人。（8）貨幣供應量增長較快，新增貸款大幅增加。12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60.6萬億元，比上年末增長27.7%，增幅同比加快9.9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22萬億元，增長32.4%，加快23.3個百分點；市場貨幣流通量（M0）38 246億元，增長11.8%，回落0.9個百分點。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40萬億元，比年初增加9.6萬億元，同比多增4.7萬億元。

二、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形勢

1.國際經濟形勢對中國的影響。首先，全球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減速對中國產生較大影響，美歐經濟下滑對中國出口的不利影響已經比較明顯。其次，各國反向貨幣政策，使利差格局發生變化，中國貨幣政策調控難度加大。2007年以來，美國步入降息周期。2007年9月18日，美聯儲將保持14個月的聯邦基金利率從5．25％下調到4．75％，此后為緩解次債危機的影響，美聯儲分別在10月31日與12月11日將聯邦基金利率各下調25個基點。2008年1月美聯儲在有史以來首次在8天之內連續大幅度降利75個和50個基點，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至3％。3月，美聯儲繼續降息75個基點，至2．25％的三年最低點，4月30日再次調整為2％。最后，美元對歐元等主要貨幣貶值增加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人民幣升值風險也有所增加。此外，次債危機期間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因素更趨復雜，中國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聯動性明顯增強。同時，國際石油和原材料價格上漲和災后重建的需求拉動，使控制通脹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2]。

2.國內經濟形勢分析。首先，中國國民經濟繼續朝著宏觀調控預期方向發展，經濟增長的動力依然強勁。2008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0.4%，2009年增長8.7%，同時，偏快的經濟增速得以減緩，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的風險基本消除[3]。其次，投資和居民消費增長，較高的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出現回落，在世界經濟增長普遍減緩、物價快速上漲的情況下，中國的GDP跑贏了CPI，而包括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內的大部分國家，物價漲幅都大大高于GDP的增幅。此外，財政收入增長，經濟效益仍維持較高水平，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外貿順差過大矛盾緩解，農業保持良好勢頭，都表明中國經濟形勢總體來說是好的。

但是，中國經濟仍面臨嚴峻的考驗。物價上漲的壓力很大，在世界各國物價普遍上漲的情況下，中國的CPI也一直沖高，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較大壓力。同時，部分行業，如汽車、鋼鐵、建材、機械等，經營都出現困難，特別是中小企業。據有關統計，2008年一些地方已經有10%~20%的中小企業出現倒閉。部分領域投資增速下滑過快，出口下滑偏快，證券市場過度調整等也對中國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產生較大影響。

三、應對危機的措施

危機總是層出不窮，借鑒以前危機處理的經驗，對中國度過經濟發展的危險期也有很大的幫助。下面筆者將從亞洲金融危機和日本泡沫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借鑒作用出發，提出一些對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建議。

亞洲金融危機主要發生在泰國、印尼、韓國等國，這些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中，資產價格上升形成了一定的泡沫經濟，大量吸引短期國際資本影響了經濟的穩定性，國際投機資金針對其經濟金融中的漏洞開展了大規模的沖擊， 終于在1997 年爆發了金融危機。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使中國面臨了外部需求不足，就業壓力加大，發展模式受到質疑的困境。1998 年下半年開始出口總額同比下降。加之當時正在開展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革產生了大量離崗人員，危機的沖擊加大了就業壓力。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與危機國家有相似之處，這種發展模式也受到懷疑，具體表現在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利用金額1998 年開始下降[4]。目前中國宏觀環境與亞洲金融危機時的不同在于：一是經濟的外向度大大提高，對外需即進出口的依賴增加；二是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20 世紀90 年代時國有經濟仍占中國國民經濟的絕大部分，當前民營經濟等的比重已大幅上升；三是房地產、汽車市場的變化。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房改政策的正式實施，商業銀行開辦住房、汽車等消費貸款，都對經濟復蘇起到了較大拉動作用。目前房地產市場已經比較成熟，增速將放緩，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將低于剛過去的十年；汽車市場仍有較大潛力，但增速也將逐漸降低。總體來看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將大于亞洲金融危機。借鑒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采取的應對對策，中國采取了以擴大內需為主的政策，高調推出了4 萬億元的投資計劃，貨幣調控轉為寬松，目前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危機仍未結束，中國的應對將是長期的。未來政策選擇一是要區別當前與前次危機的具體情況，二是吸取之前的經驗教訓，在解決即期問題的同時，從長遠出發，解決經濟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泡沫經濟是一種復雜的經濟失衡狀況，會給經濟發展帶來極其不利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泡沫經濟造成日本經濟不景氣，至今尚未完全脫離困境。目前。中國的經濟形勢與當時日本經濟形勢極為相似：一是經濟增長率連續四年在10％以上；二是貿易順差擴大，資本流動性過剩；三是人民幣面臨升值的巨大壓力；四是房地產價格超常上升。對此，我們應以日本的泡沫經濟為戒，避免重蹈它的覆轍 [5]。亞洲金融危機和日本泡沫經濟對中國當前經濟形勢的警示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實行穩中偏緊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應是穩健的，過度擴張或突然收縮都有可能對國民經濟產生破壞性影響。在日本泡沫經濟形成的過程中，極度擴張的貨幣政策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在泡沫經濟破滅的時候，突然收縮的貨幣政策又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今后，為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還需采用加息、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發行央票和加大窗口指導等措施，逐漸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完善中國的貨幣調控機制。其次，對股票市場進行調控。樂觀的預期使當時的日本人不斷把資金投向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在泡沫經濟形成的過程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前中國的股民對股市也有著“合理”的預期，認為股價下跌也只是暫時的調整、震蕩，肯定還會回升。中國股市的各種制度尚不健全，投機盛行，這就決定了股市具有更強的心理特征。政府作為宏觀調控和權威信息機構，有義務通過經濟和行政手段，理順股市行業秩序，對股民進行正確的投資引導，減少投機行為。最后，規范房地產市場。日本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為防止產生房地產泡沫，必須進一步規范中國的房地產市場。（1）加強對金融機構資產運行情況的監管。嚴格規定金融部門向房地產貸款的比例和房地產抵押貸款融資的比率，緊縮信貸總量。（2）嚴格審查土地使用權抵押貸款條件，降低融資比率。加大對抵押物和信用擔保方的核實力度，建立一套全面評估貸款方的風險監控體系。（3）嚴厲查處“”的違法行為，如對低價出讓土地、高價炒賣房地產等擾亂房地產市場價格秩序的行為要予以曝光，并嚴肅查處，謹防出現新一輪的“圈地運動”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尋租行為。

此外，出口方面中國目前經濟外向度高，對外需依賴大，目前出口下降比較大，為擴大出口，可以提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放緩人民幣升值步伐，甚至人民幣做一定程度的貶值。同時，實現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出口商品多元化，保證出口經濟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 2009年中國經濟數據全文[EB/OL].http：//省略/rollnews/finance/201001/t20100121_5505618.htm.

[2] 曲鳳杰.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及其對中國影響[J].國際貿易，2008，(6).

[3] 董春杰.關于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思考[J].理論學習，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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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虛擬經濟特征發展階段影響對策

虛擬經濟是一種突破實體經濟固化模式的新的經濟活動模式。目前世界上虛擬經濟發展的總規模已經大大超過了實體經濟。良性的虛擬經濟運轉能夠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帶來經濟的飛速發展;反之則可能發生過度膨脹而引發泡沫經濟問題。加強對虛擬經濟的研究,充分發揮它對實體經濟的積極促進作用已經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虛擬經濟的內涵及其特征

(一)虛擬經濟的內涵

虛擬經濟的概念是由馬克思的“虛擬資本”概念衍生而來的。馬克思早在《資本論》中就已經指出虛擬資本本身并沒有價值,只是實物資本的所有權證明,是“實物資本的紙質復本”。國外對虛擬經濟內涵的界定一般有三種:一是叫虛擬經濟,指的是股票、債券、期貨、期權等虛擬資本的交易活動;二是可以稱為數字經濟或信息經濟,是指以信息技術為工具進行的經濟活動;三是指采用計算機仿真技術建立經濟模型,進行實際經濟運行過程模擬的可視化經濟活動,即用計算機模擬市場來進行經濟政策的模擬等。

國內對虛擬經濟的研究始于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當時主要是從金融安全的角度,沿著馬克思對虛擬資本的分析來討論虛擬經濟。目前,國內學者對虛擬經濟的研究大都還是界定在虛擬資本的范疇上,其中研究內容最全面、影響最大的是成思危和劉駿民。成思危認為對虛擬經濟的研究不應只局限于經濟學或是金融學,可以通過多方面的研究相互促進,互相<優麥電子商務論文>補充。他認為虛擬經濟是指與虛擬資本的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的循環運動有關的經濟活動,簡單的說就是直接以錢生錢的活動,即虛擬經濟是利用股票和債券及金融衍生物等虛擬資本直接用錢生錢的經濟活動。虛擬經濟的產品是各種金融工具,虛擬經濟的工廠是各種金融機構,虛擬經濟的交換場所是各種金融市場。劉駿民認為虛擬經濟是以資本化定價為行為基礎,具有內在波動性的一套特定的價值系統。整個經濟系統可以看作是一個價值系統,這是經濟活動的本質屬性;它由兩個系統組成:一部分是價格系統,是成本支撐的系統,即實體經濟系統;另一部分是資產價格系統,是觀念支撐的系統,即虛擬經濟系統。劉駿民認為虛擬經濟一般包括金融、地產、無形資產和其他呈現出資本化定價方式的各類資產的經濟活動。實體經濟則是指各種物質的、精神的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和流通等經濟活動。

雖然目前學術界尚未形成統一的虛擬經濟的概念,但是作為與實體經濟相對應的經濟運行方式,它的快速發展以及與實體經濟的互動,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經濟活動的一種重要的制度環境。

(二)虛擬經濟的特征

雖然虛擬經濟不是現代經濟的產物,但是虛擬經濟成為一個相對獨立和完整的運動形態還是得益于經濟全球化、貨幣虛擬化以及各種金融產品的誕生。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比,具有明顯不同的特征:

1.虛擬性。所謂虛擬性是指虛擬經濟中的虛擬資本沒有實際資本的生產內容,它們的交易是在虛擬的運動中完成的。只是以價值符號作為交易對象,而不是實物交易。此外交易信息的傳播也是以虛擬的信息在虛擬的過程中進行的。因此,虛擬性是虛擬經濟的最根本、最突出的特點。

2.高流動性。實體經濟是以具體的事物為交易對象,交易活動的實現需要時間和空間作為條件。在虛擬經濟中以虛擬資本為交易對象,交易活動只是價值符號的轉移。而且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互聯網成為虛擬經濟交易的最好的平臺,更極大的提高了虛擬經濟的流動性。

3.高風險性。虛擬資本價格的決定不像實體經濟的產品價格決定過程一樣遵循價值規律。影響虛擬資本的價格決定因素很多,而且變化無常。隨著虛擬經濟的發展,其交易的產品和規模都在不斷的擴大,各類風險資金大量注入,甚至“全民炒股”盛行,虛擬資本交易更加復雜和難以把握,大大提高了虛擬經濟的風險性。

實體經濟相比,虛擬經濟具有更高的不確定性。這是由虛擬經濟自身的虛擬性特點所決定的。虛擬資本的交易取決于虛擬資本持有者和參與者對未來虛擬資本所代表的權益的主觀預期和供求關系。這些更多的取決于社會環境、政治環境和行業前景等許多非經濟因素,又大大增加了虛擬經濟的不穩定性。5.高投機性。風險與投機作為兩個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系的特性而客觀存在。正因為虛擬資本價格的不穩定性和不可預測性,一部分風險偏好者得以利用“賤買貴賣”獲取利差。另外隨著信息產業和網絡市場的迅猛發展,巨額資金劃轉、清算和交易都可以在瞬間完成,這為投機又創造了技術條件和可能。

二、虛擬經濟的發展階段分析

虛擬經濟形成和發展實際上是虛擬資本在經濟環境變化中不斷發展和運動的結果。虛擬經濟的各個發展階段必然對應虛擬資本不同的特點。縱觀虛擬經濟發展的全過程,可以將其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虛擬經濟的初始階段。與這一階段對應的是閑置資本的貨幣化和借貸行為的中介化過程。在人們把暫時不用的閑置貨幣直接讓渡給急需資金的使用者的借貸過程中,貸方獲得利息收益的行為便是虛擬經濟活動的雛形。由于個人之間借貸規模小、風險大等局限性的存在,銀行這一中介機構便應運而生。銀行以吸收閑散資金再向資金需求者發放貸款的方式促進資本的流動和轉化。同時由于借貸成本的存在,企業等金融機構又會選擇債券、股票等其他方式進行融資。所有這些融資方式的出現都意味著虛擬經濟的社會化。

2.虛擬經濟的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各種有價證券逐步流動形成自己的交易市場,突破了原本的虛擬資本因為缺乏流動性而難以向生息資本轉化的障礙。有價證券可以按照預期的收益自由買賣,而且在證券、外匯等交易的基礎上又衍生出許多金融衍生產品,如期貨、期權等,虛擬經濟的規模迅速擴大。此外在股票、債券大規模發展的基礎上,又出現了證券資產化,即是以一些有價證券為抵押發行新證券或是將穩定的收入流,如住房、汽車等抵押貸款證券化。這類證券化資產的出現,更加強了虛擬經濟的虛擬性特征,提高了原有證券的信用等級或者避免了資金的長期積壓,達到提高資產流動性的目的。

3.虛擬經濟的成熟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各國經濟<優麥電子商務論文>間的依存程度大大提高,虛擬經濟的規模不斷擴大。各國的金融市場逐步集成,國際間的金融聯系也更加密切。由于互聯網的迅速發展和信息技術的高度發達,出現了網絡銀行、電子貨幣、電子商務等,這些因素都使得虛擬經濟更加發達和無形化。此外,國際金融領域興起的金融創新浪潮也使得虛擬資本的交易規模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虛擬經濟的發展日漸規模和成熟,已經脫離實體經濟,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領域存在。

三、虛擬經濟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雙刃劍”一詞是對虛擬經濟作用的最好形容。因為虛擬經濟既是遵從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而產生,能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可能給實體經濟的發展帶來消極影響,甚至毀滅性的破壞。

(一)虛擬經濟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1.能夠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虛擬經濟的存在和發展為社會上的大量閑置資本增值創造了途徑,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實體經濟的資金需要,為實體經濟通過抵押貸款或者直接融資提供了便利的渠道。證券市場的頻繁交易,一方面降低了證券投資者對利息和紅利的要求,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另一方面也鍛煉和增強了上市公司的投資能力。

2.提高了社會資源的利用效率。虛擬經濟通過市場的力量自動調節資金流向,虛擬資本總是從低效益的企業、行業或地區向效益高的方向流動,帶動社會資源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則不斷重新分配和組合,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另一方面通過虛擬經濟中的資產重組等產權交易活動,實現資本在不同部門間的再次優化配置,提高全社會的資本利用效率。

3.有助于分散企業的經營風險。企業通過股權分散、股票交易等虛擬資本運作方式,使企業的投資主體多元化、社會化,減弱了企業的所有權轉讓和處置可能給公司治理產生的影響,增強企業經營的穩定性。虛擬經濟可以使很多具有高風險的實物資產轉換為較為保險的金融資產;虛擬資本的多樣性、可轉換性和高流動性又使企業能夠以比較低的風險成本實現實物資本存量的積累。另外,企業也可以通過虛擬經濟所傳達的直觀有效的信息,及時處理可能由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經營問題。

4.繁榮國內金融市場,推進國際經濟和金融一體化進程。虛擬經濟的融資渠道寬、方式靈活、成本低、周轉周期短等特點吸引了大量的投資者,這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金融支持。發達的實體經濟也必然會帶動金融市場的發展。另一方面,作為當今虛擬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國際游資的存在,便利了國際貿易融資,縮小了各國在參加國際貿易活動中的差距,推動了國際經濟和金融一體化進程的發展。5.緩解社會就業壓力,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虛擬經濟的迅速發展自身創造了許多新興的職業,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另外虛擬經濟也直接帶動了實體經濟中第三產業的發展,對整個社會GDP的增長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進一步改善了全社會的就業環境,對于緩解社會就業壓力,維護社會穩定做出了貢獻。

(二)虛擬經濟對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

1.對實體經濟的運行產生不利影響。一方面,虛擬經濟會增加實體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和投機性。虛擬經濟中的各種虛擬貨幣的投資本身就帶有風險性,但因為這種投機活動具有能夠以較少的保證金墊付實現很大倍數交易額的“杠桿效應”,很多人仍會為追求巨額利潤參與其中。另一方面,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會減少進入實體經濟的資金。降低對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虛擬經濟市場中潛在的利潤收益吸引了大量資金投資者進行炒作和投機,導致資金滯留在二級市場或衍生工具市場而不能進入實體經濟領域,使實體經濟的可支配資金和資金利用率下降,甚至導致實體經濟的萎縮。

2.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發展極易促生“泡沫經濟”。泡沫經濟就是虛擬資產的價格,由于過分樂觀的預期,脫離其自身的價格基礎和社會物價水平畸形上漲,進而導致社會中大多數商品的價格也脫離其價值上漲,形成虛假的經濟價值,造成虛假的經濟繁榮,給人們以錯覺,這種錯覺通過對虛擬資產的投入又不斷地通過虛擬資產的上漲表現出來,于是經濟就像泡沫一樣膨脹。當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的運行相對獨立的發展時,極易加速擴張,引發經濟泡沫,當虛擬經濟擴張達到一定程度,泡沫在經濟中的成分不斷加重,資產價格普遍大幅度偏離或者完全脫離由實體經濟因素決定的資產價格時,會導致泡沫經濟,泡沫經濟的產生又會進一步導致資金更多的流向虛擬經濟領域。實體經濟的正常運行遭到破壞,金融系統的風險加劇,進而導致貨幣危機、資產市場泡沫經濟的破滅和金融機構的信用危機等,造成宏觀經濟的持續衰退。

3.虛擬經濟會加劇經濟體系的不穩定性,使國際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加大。虛擬經濟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優麥電子商務論文>的發展,發達國家的企業與金融機構不斷推行全球化戰略,發展中國家也在經濟發展中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各國的經濟相互滲透,經濟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斷提高。虛擬經濟的虛擬性特征往往導致虛擬資本與實物資本嚴重背離,虛擬資本數量和價格的變動造成人們虛擬財富的劇烈變化,極易引發盲目投資和突發的大額買賣,對一國的經濟乃至世界經濟掀起大的動蕩,導致全球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

四、發展虛擬經濟的相關對策

從世界范圍來看,虛擬經濟的發展已經處于成熟階段,但是我國的虛擬經濟發展仍處于發展階段,因此要借鑒國外成熟的經營和管理經驗,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本著發展中規范、規范中發展的原則,研究虛擬經濟的運行機制和特點,建立虛擬經濟系統風險的監測機制,科學把握虛擬經濟發展的“度”,充分發揮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積極促進作用。

1.繼續努力發展實體經濟,為虛擬經濟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虛擬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是以實體經濟為前提,因此在發展虛擬經濟的過程中必須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面對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競爭和替代影響,必須完善實體經濟的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在企業改革、金融政策、宏觀經濟調控等方面采取相關政策措施,提高創新能力,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向內涵式轉變,增大實體經濟的盈利空間。同時,要兼顧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比例關系,實現協調發展。

2.完善資本市場,推動金融創新。虛擬經濟是以虛擬資本為交易對象,虛擬資本的發展狀況對虛擬經濟的發展產生直接的影響。我國作為金融化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金融品種匱乏是重要的問題之一。在資本市場的發展中一方面要放松金融管制,拓寬投融資的渠道和來源,推進多層次金融市場建設;另一方面要鼓勵金融創新,增加金融交易品種,擴大資本市場容量,逐步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此外,完善法律法規建設,規范市場參與者的行為等保障措施也是資本市場建設中應當注重的問題。

3.加強虛擬經濟風險性管理,建立風險預警體系。由于虛擬資本的高風險性、高投機性和高流動性,以及虛擬經濟的高度預期性和復雜性,使得對于虛擬經濟的調控十分困難。因此,必須建立起系統的虛擬經濟預警體系進行監督,防止大規模泡沫經濟的發生。系統風險的指標有資本合宜指標、資產質量、還款能力、穩健性管理指標、盈利指標、流動性指標和市場風險敏感指標等。通過對各項指標的量化分析,建立有效的預警監控體系。針對虛擬經濟中存在的風險投機交易行為加以限制,加強網絡安全防護措施,確保虛擬經濟的健康發展。

4.要建立健全穩定、高效的金融監管體系。金融泡沫和金融風險的出現往往是由經濟制度不健全、經濟主體行為異化、金融市場運作不規范所引起的。加強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是保證虛擬經濟穩定發展的必要條件。要轉變宏觀經濟管理的理念,逐步取消金融管制,建立和完善法制體系、監管體系和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完善金融機構內部監管,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審慎監管原則,提高金融監管的透明度。另外,通過強化國內監控和國內外金融組織合作的方式,防止由于國際游資動蕩引發的金融泡沫膨脹。新晨

篇6

關鍵詞：土地本位制 土地金融化 泡沫經濟 啟示

20世紀70至8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日本房地產市場形成了“土地神話”這一神奇的現象，日本土地價格大幅上漲并不斷向其他領域傳導，最終泡沫經濟破裂并引起了長達10年的經濟衰退。目前，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房地產市場的金融化程度不斷提高，也存在類似的以“土地財政”為核心的房價和地價循環持續上漲的過程。因此，以比較和借鑒的視角，對中國和日本在這一特殊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經濟行為和政策操作進行研究和反思，對于促進中國房地產市場及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和防范泡沫風險具有重要的參考和借鑒意義。

日本“土地本位制”催生的“土地神話”

20世紀70至80年代是日本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伴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加速，對土地的需求不斷增加，日本的土地價格出現了長期快速上漲的過程。由于土地價格長期持續單邊上漲，久而久之在日本民眾中產生了一種類似于“幻覺”的錯誤觀念，即認為在日本這樣一個國土資源狹小的國度，土地的價格只會上漲，不存在下跌的可能。但在當時，日本的地價已經遠遠高出了其可以利用的價值，只是在財富效應的作用下，大量資金涌入導致了日本地價的虛假繁榮。認為“土地的價格絕對不會下降”這一在事實上并不存在，但在民眾中根深蒂固的觀念，被稱之為“土地神話”。

日本作為一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擔保物在日本銀行體系的運行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土地作為一種重要的抵押品，更成為日本經濟金融運行的核心。據日本大藏省的統計顯示，1980-1990年的十年間，日本年均新增貸款中，近60%的貸款是以土地為擔保發放的。因此對于日本經濟而言，土地在社會資金配置中處于核心地位，各種資金的運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圍繞土地這一抵押物開展的，這種現象被稱為“土地本位制”。

土地本位制具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征：

（一）土地所具有的融資擔保屬性是“土地本位制”的前提和基礎

由于日本的大量貸款是以土地為擔保進行的，隨著土地價格的不斷上漲，日本企業獲得的貸款數量不斷上升。大量企業將獲得的貸款又通過各種渠道再次投入到土地的炒作中，使得土地的價格出現了循環式的上漲過程。這在戰后資本不足的情況下，使很多日本企業獲得了大量的貸款支持，支撐了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這一過程能夠得以維系，其必要前提是土地價格會永遠上漲，否則，日本的金融體系就將面臨巨大的系統性風險。在當時的環境中，日本金融界堅信“土地神話”的存在，因此逐漸把土地價格上升的預期加入到擔保評價因素中，據此來評估貸款。這進一步鞏固了“土地神話”在日本社會中的地位。

（二）金融自由化導致的銀行風險偏好上升，進一步鞏固了“土地本位制”

20世紀70 年代，日本逐步放松對金融的管制，大幅降低了國內企業進入股票市場融資的限制，許多優質企業轉向股市融資，因此出現了金融“脫媒”現象，銀行業的利潤率也開始下降。同時，為了應對日元升值導致的經濟低迷不振，日本央行長期保持低利率，使銀行利差不斷縮小，由此導致大量銀行貸款流向風險相對較高的中小企業，土地在這一過程中充當了重要的抵押品。這一方面增加了對土地和股票的需求，資產價格進一步上升，另一方面為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后出現大量銀行壞賬埋下隱患。

（三）匯率改革進一步強化了日本的“土地本位制”

1985年，迫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壓力，日本政府被迫簽訂了“廣場協議”，由此開啟了日元大幅升值的過程。1985年6月，1美元兌換250日元，但到1987年末，已經上升到1美元兌換120日元左右，升值達50%以上。受日元大幅升值的影響，日本的工業受到了相當大的沖擊，1986年日本工業出現了負增長。為了緩沖升值對日本產業的沖擊，日本中央銀行放松了銀根。日本的貨幣供應量M2增速從1985年初的約8%增加到1987年的12%，增加了近50%；日本央行從1986年到1987年短短兩年的時間內連續5次降息，將官方貼現率從5%降到2.5%。

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大量資金進入到以房地產和股票為主要標的的資產市場，帶動了房價的進一步上升，而房價的上升進一步提升了土地的市場價值和擔保價值。當時，日本銀行界將土地視為沒有風險的抵押物，因此，無論企業的規模與性質，以土地為抵押進行貸款申請，可以輕松地獲得銀行的貸款支持。從某種意義上說，土地等同于銀行的信貸額度，這更加刺激了企業對土地的追捧，土地在日本經濟體系中完全處于核心地位。

“土地本位制”下日本泡沫經濟的膨脹及破滅

在大量廉價資金的帶動下，日本房地產價格飛速上漲。1986年，東京房地產價格上漲62.2%，1987年上漲106.20%。除東京外，橫濱、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戶這5個城市的房地產價格在1988年后也快速上升。按照當時東京的地價水平計算，東京的地價已經可以買下整個美國。

土地價格的快速上漲也帶動了股票市場的大幅上漲，日經225指數從1986年開始上升，到1989年末達到38915點，是1985年廣場協議時的3.1倍。此外，土地融資擔保功能的進一步加深，使得大量的企業放棄主業，轉而進行土地炒作。在大量資金的作用下，日本的土地價格繼續快速上漲。而伴隨這一過程的是住宅及商業用房價格的快速上漲。這產生了兩個重要的問題：一是大量以工薪收入為主的日本居民沒有能力購買價格超出自己收入數倍的住房，特別是在東京等大都市，高達年收入數倍的高價住宅將大部分人擋在了購房大門之外，造成了日本社會的不穩定。二是商業用房價格的高企，使得大量在日本投資的企業成本大幅上漲，在某些較大的城市，其辦公租金的價格占其成本的近一半左右。土地的高價格成為外國企業進入日本的障礙。至此，以土地為核心的日本經濟泡沫已經嚴重影響了日本經濟運行，導致經濟運行中的風險不斷加大，社會問題不斷增多。

在此情況下，日本政府開始采取措施，抑制房價的過快上漲。首先是緊縮貨幣。日本央行從1989年5月起連續提高基準利率，在短短一年的時間里將基準利率從2.5%升至6%，并且從1991年4月開始實施對以土地作擔保進行融資采取總量限制。在緊縮性政策的作用下，土地價格從1991年開始下滑，到當年已累計下滑50%，“土地神話”宣告終結。由此，金融機構的許多貸款轉化為不良資產，資產質量急劇惡化，金融體系受到嚴重打擊，信貸急劇萎縮，最終導致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十年的衰退過程。

中日房地產金融化及其發展比較

深入分析日本以“土地本位制”為核心的房地產市場泡沫的形成、發展和破滅的過程，可以幫助我們觀察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運行軌跡和其中蘊藏的風險，并從日本應對政策的得失中汲取經驗和教訓。

（一）中日房地市場運行比較分析

1.從市場膨脹的程度來看

與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的房地產市場類似，中國的房地產價格自2005年開始上漲以來，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正常的運行軌跡。雖然近兩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房地產調控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房價收入比平均在15-16倍左右，即使部分二線城市也在10倍左右，已經遠遠超過了90年代初日本泡沫全面膨脹時期8倍左右的水平，也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3-6倍的合理區間。最重要的是，在房價持續上漲的慣性下，公眾對房價繼續上漲的預期正在逐步形成。近幾年，政府出于控制房價過快上漲的目的，通過各種行政手段對房價進行控制，但是在每一次放松之后，都是房價報復性上漲的過程。無論是剛性需求的作用，還是投資投機，需求急劇擴張的背后，都是以房價會繼續上漲這一基本的思維為前提的，這與日本“土地神話”在公眾中不可動搖的地位有著驚人的相似。

2.從土地在房地產市場中的作用來看

與日本的“土地本位制”相似，目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也存在著以“土地財政”為主要特征的運行體系。在中國“土地財政”的背后，是以“土地財政”為支撐的政府融資平臺的膨脹，“土地財政”所產生的現金流收入成為維系地方政府債務可持續性的一個重要支點。根據審計署公布的審計結果，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達10.7萬億元，其中融資平臺債務4.97萬億元，占46%左右，在10.7萬億元貸款中，銀行貸款約占80%。更重要的是，地方投融資平臺普遍依靠土地折價注資，或以土地抵質押舉債融資，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對地方平臺，特別是城建類平臺的投融資活動具有明顯的支撐作用，潛在風險具有顯著的系統性與關聯性。而通過地方投融資平臺的運作和房地產市場等一連串環節，土地融資的杠桿率被顯著放大。

3.從房地產市場的運行環境來看

中日兩國的房地產市場的運行環境面臨著巨大的外部失衡。日本房地產泡沫形成和破滅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廣場協議”后，隨著日元的持續升值，在匯差和資產升值的雙重作用下，大量的資金涌向了房地產市場領域，日本的貨幣政策幾乎喪失了獨立性。同樣，伴隨著中國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的過程，中國的匯率也出現了大幅度的升值。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美國提出再平衡戰略，拋出“中國為匯率操縱國”的言論，歐洲也同樣希望通過出口擺脫經濟危機。與2005年7月匯改時相比，截至2012年12月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31.7%，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升值21.4%和28.8%。隨著匯率持續升值，外匯資金大量流入，并廣泛投資于房地產等資產市場。截至2012年末，我國外匯占款余額25.85萬億元，比2005年末的7.12萬億元增長了近4倍。雖然中央銀行通過一系列手段回收流動性，但還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國的流動性泛濫，推動了房地產價格的持續上漲。

4.從貨幣政策操作來看

中日兩國都經歷了以低利率為主要特征的寬松貨幣政策通道。持續的低利率政策被認為是日本泡沫經濟的一個重要推手。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從1997年開始，中國經歷了兩個持續性的降息周期。一個是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一年期貸款利率由1997年末的8.64%下調到2002年2月的5.31%，并且一直持續到2004年；另一個是為了應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一年期貸款利率由2007年末的7.47%一年內5次下調，降到2008年末的5.31%，并且一直持續到2010年10月。由1997年開始的第一個降息周期持續了5年左右的時間，與當年日本的降息持續時間基本相同，這輪長達5年的降息過程成為了2005年房價啟動的一個重要貨幣條件。雖然房價在2008年末到2009年初經歷過短暫的回落，但從整體上看，這一輪房價上漲一直持續到2010年。面對著房地產市場的持續膨脹，從2010年10月開始，央行再次開啟加息通道，從而使房地產價格下行壓力加大。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與當年的日本一樣，低利率加劇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膨脹，而貨幣政策的收緊成為房地產承受下行壓力的重要事件。

（二）中日房地產市場金融化程度對比

在土地本位制的支持下，日本房地產金融化程度不斷加深。在泡沫時期，日本房地產及其相關領域的融資總和達到了銀行融資總量的25%，特別是許多房地產相關融資，是經由政府監管不到的“住宅金融專業公司”、“住宅地產信托”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的。據野村證券的統計數據顯示，2000年以來，包括銀行貸款、信托融資等對房地產領域的融資占房地產投資額的比例一直維持在30%左右。其中80%左右的房地產融資是以土地為抵押物開展的。這不但加速了房地產泡沫的膨脹，而且在泡沫經濟崩潰后導致不良債權問題更加嚴重。

從中國的情況看，近年來，中國住房金融市場發展迅速。截至2011年末，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房地產貸款占全部貸款的20%左右，與日本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相當。同時，還有部分貸款由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途徑最終流入了房地產市場。最為重要的是，在目前中國的信貸運行體系中，土地和土地上的不動產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了獲得銀行融資的一個重要條件，成為了事實上中國式的“土地本位制”。借鑒野村證券的研究方法，我們對中國的房地產金融化程度1進行了簡單的測算（見圖2）。由圖2可見，2000年以來，中國房地產金融化水平一直保持在30%左右，2007年以來出現持續上升的趨勢。2010年以來，更是快速上升到40%以上的水平，甚至超過了日本的金融化水平。特別是，鑒于數據的可得性，在測算中國房地產金融化水平時，只考慮了銀行貸款和部分信托資金，并沒有將通過政府融資平臺、民間借貸等其他各種隱性渠道進入到房地產領域的融資統計在內，如果加上這部分資金，目前中國的房地產金融化程度已經超過了日本，估計達到50%左右。根據部分上市銀行的財報估算，在銀行信貸融資中，以土地及房產為抵押物的融資占融資額的70%左右。

對中國金融宏觀調控的幾點啟示

（一）改變以“土地財政”為主要特征的房地產市場運行體系

“土地財政”是推動中國房地產市場持續膨脹的一個重要制度根源，也是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潛在來源。土地財政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因此，應從制度層面改變這種“地方財政”收入格局，其根本的出路在于通過市場的力量緩解地方政府的資金不平衡問題。如允許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市政債等市場方式進行融資，考慮將可以產生穩定現金流的經營性資產及目前大量存在的平臺貸款進行證券化，形成可持續的資金循環機制，構建多元化的財政收入格局，避免對土地收入的過度依賴，消除地價、房價循環上漲的怪圈。

（二）適度引導公眾預期，避免出現預期推動的房地產價格上漲

日本地產泡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公眾對日本的房價、地價形成了穩定預期，長期以來深信“土地神話”，所以即使發生了房地產價格暴跌，日本銀行界仍不相信情況會長時間持續。因此，應積極引導市場預期，通過“窗口指導”、貨幣政策宣誓效應等途徑，合理引導社會公眾形成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的理性預期，避免出現中國式的“房地產市場神話”。

（三）匯率、利率等宏觀政策的制定必須要審慎，要充分考察其對整體經濟的影響

在日本“土地神話”和泡沫經濟的產生過程中，匯率制度的改革以及利率的調整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低利率環境催生了土地價格的不斷上漲和經濟泡沫的不斷膨脹。因此，在制定匯率、利率等重要宏觀經濟政策時，要充分考慮其對其他經濟領域的影響，審慎選擇政策的出臺時機，并協調各種政策間的搭配，避免引起經濟的波動。

（本文屬個人觀點，不代表所在單位意見）

注：

1.房地產金融化程度是按照野村證券的相關指標，運用中國的數據計算得出，公式為：房地產金融化程度=（銀行資金來源+信托資金來源）/房地產投資資金總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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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徐滇慶、于宗先、王金利：《泡沫經濟與金融危機》，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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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經濟 經濟泡沫 相關探究

全球經濟一體化是當下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趨勢，其中一體化建設的進程與城市化建設的規模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推動。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金融經濟市場的現狀不容樂觀。當下社會經濟正在不斷的發展，這就使金融工具和金融衍伸工具等金融經濟產物也被融入到整個現代經濟社會之中。這會使市場經濟向自由化、價值化和國家化的方向發展。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類似與泡沫一樣的經濟表現形式在金融經濟大潮中形成的可能性逐漸的增大。當下經濟泡沫的輻射程度和影響范圍都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廣。從此趨勢來講的話，在現階段的金融體系發展形勢的推動下，對經濟泡沫的處理問題上有著一定的不可預見性。致使經濟泡沫問題以股票泡沫和房地產泡沫的形式體現在當下的金融體系當中的。關于在現代金融經濟中出現泡沫問題的根本原因及經濟泡沫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找到相應的對策并能正確的解決此類問題是至關重要的。在確保現代金融經濟穩定高效發展的同時也能使經濟泡沫對整個金融建設發展起到促進作用，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針對經泡沫的問題做了詳細的分析和闡述。

一、現代金融經濟中產生經濟泡沫的原因

隨著科學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狀態下的金融經濟發展趨勢上來看，社會經濟建設在發展的過程中把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的偏離性的問題過高的加以虛擬了，這往往會導致金融經濟體系中的泡沫問題常常出現的最主要原因。在當下的金融經濟市場中，虛擬經濟在市場行為上占著較主導的地位，但實體經濟在這種形勢下的發展就會受到重重阻礙，其主要表現出了擠壓、限制以及反彈等多種行為。擠壓、限制以及反彈等行為導致了最終結構在在于金融經濟體系當中那部分由虛擬資本而創造的虛擬價值是遠遠高于同等條件作用之下現實資本所創造現實價值的。這就使得在金融經濟市場中的發展態勢只是看起來較為良好，但實質上則像泡沫一樣不堪重負。

在經濟泡沫問題的背景作用之下，我們應該重視其中的一個重要的問題：現代金融市場飛速發展的今天為什么還會出現經濟泡沫現象而且還會朝著延伸的趨勢發展呢？在針對這一問題的時候，應該從問題的本質上去思考和探究，并且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因為經濟泡沫所涉及的問題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充分信息、非理性預期收益以及交易費用行為都較為復雜，在對金融工具和金融衍伸工具的使用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現代金融經濟市場的運行是在實體經濟與當發展狀態相背離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當下金融市場中實體經濟的根本決定性基礎是成本價格并非金融市場當中預期定價經濟模型的參照依據，這就會導致金融經濟市場的泡沫問題時常發生。同時我們應該意識到：經濟泡沫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現代金融經濟的建設和發展，金融市場中的資本集中也離不開經濟泡沫的推動。但是經濟泡沫現象本質上固然是虛擬經濟的一大構成部分，所以經濟泡沫所帶來的安全隱患也是值得思考的，它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整個金融經濟市場的穩定運行。經濟泡沫問題形成并發展的原因就是社會因素和約束機制。

（一）社會因素

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經濟建設的環境較為寬松。在經濟建設寬松且低風險的環境下使越來越多的人對資金炒作更加的關注起來。這也是商品經濟的周期性蕭條時期以及金融市場銀行存款利息下調的雙重作用。在商品經濟的周期性蕭條時期以及金融市場銀行存款利息下調的作用下，使消費者的投資以及消費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滿足。經濟市場中的閑置資金在這種刺激性方式的作用下會全部投入金融市場當中那部分增值保值潛力最優化的資源當中，這就會經濟跑的快速發展和蔓延提供了一定的社會基礎。

（二）約束機制因素

在當下金融經濟快速發展的前提下，對經濟泡沫問題的約束機制相對不健全且相應的調整措施落實的不到位。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上來講，應該對金融經濟當中那部分表現出潛在泡沫經濟可能性的投機活動進行一定的監督和管理。但是對于投機活動中貸款問題的監控機制也沒有加以完善，工作人員會將投機所產生的虛假繁榮作為金融經濟的一大成果，這就會使經濟泡沫蔓延的趨勢越來越大、越來越廣。

二、經濟泡沫為什么會備受關注

經濟泡沫問題無疑是當下全球學術界共同關注的一個經濟問題。針對經濟泡沫出現的原因，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泡沫理論是在許多新興經濟理論的基礎上建立的，經濟泡沫理論集交易費用、不充分信息、非理性預期和外部性等概念綜合為一體的具有前沿性的一項經濟學課題。

隨著當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金融不斷的創新改革以及金融衍生工具和交易的相繼問世，這都使得實體經濟和金融交易有了進一步的脫離和相對的延伸，以上這些金融交易對當下的金融結構有著較大的沖擊力。

價格在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實體經濟是通過一定的成本定價的一種經濟模型。眾所周知，金融經濟是通過相關預期定價產生的一種經濟模型。

經濟泡沫在現代金融經濟的進程和發展中起著一定的作用并產生著其自身的價值，但是在經濟金融不斷發展和完善的今天，經濟泡沫問題始終當下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三、現代金融經濟中經濟泡沫的表現形式分析

對當下的金融經濟市場而言，經濟泡沫的典型表現形式主要是指股票經濟泡沫和房地產經濟泡沫兩種。

對泡沫經濟本身而言，股票市場泡沫是由股票市場和投資價值之間的差額所共同構成的，股票市場泡沫和經濟泡沫在整個現代金融經濟中所表現出的金融資產總量、經濟總量以及泡沫絕對額指標大小均是密切相關的。眾所周知，價格在供求關系上是占著主導地位的，價格的這種特性在金融經濟市場當中的股票市場上也是同樣的。如果流向股票市場的資金太充足的話，那么股票中所體現的票面價格和發行公司之間的關系就在經濟泡沫的掩蓋下以市盈的趨勢表現出來。根據我國當下的股票市場發展趨勢，由于受股票投資行為迅速發展的影響，其中一些投資者利用金融經濟市場中的主體力量和社會力量相融合并向使其前不斷發展。根據對上述實際情況進行分析。我國股票的發展在當下泡沫經濟的背景下需要確保對股票機構投資者的投資行為的相對標準化和規范化。

針對房地產的經濟泡沫問題，其此種表現形式包含了供求關系相對失衡和交易成本相對低廉等特性。眾所周知，房地產是現階段經濟泡沫的核心載體之一，經濟泡沫是否真正存在、經濟泡沫的程度是怎樣的，對于這類問題我們應該加大關注力度。當下階段的房地產有以下發展趨勢：房地產價格正在逐漸的上漲，這使得工薪階層要用幾十年的時間才能買得起住宅。但是幾年前興建的寫字樓卻還沒有完成相應的銷售指標。從生產要素構成的角度來分析的話，密集型相對較高的人口和相對匱乏的土地資源將會產生房地產經濟泡沫的現象，并且會使房地產泡沫現象不斷的發展。

四、針對現代金融風險提出的幾點防范建議

（一）政府和相關部門應該采用刺激性政策的退出機制手段

房地產市場有著自身的局限性，其主要包括無形性的市場需求和有限性的土地資源之間的矛盾不斷的升級。政府應該在當前的這種趨勢下對信貸和引導信貸的投資渠道進行適當的收緊，并在房產業上要考慮刺激性政策的退出機制手段。當下的中國房地產行業已經對銀行進行了“捆綁”。如果在這個時候對房地產泡沫的處理不妥當的話，那么就會造成房地產價格的大幅度下跌且銀行也會有很多壞賬產生，這對經濟發展和銀行的影響都是十分重大的。所以，政府要適時考慮實行刺激性政策的退出機制手段，在退市上要慢收慢縮。

（二）適時的調控房地產的預期，在房價的非理性上面要進行嚴格的控制

眾所周知，房地產行業是中國影響中國經濟的關鍵性產業，其在當下經濟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是當下的房價呈不斷上升的趨勢，這就使得房地產行業的潛在危險性擴大。雖然國家在房地產行業中已經對其進行了相關的調控和管理，期間也頒布了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是我們應該重視政策的連續性，這樣就可以以短期的政策暫時的代替長期的政策。所以，對房地產預期進行重視才是執行政府職能的重要體現。

（三）適當的加息和增加投機的成本

我們應該注意到，在對流動性管理的這一方面上，在對流動性進行回收的同時，應該考慮到準備金率之外的費數量化貨幣政策，這樣才能對通貨膨脹等狀況進行良好的抑制以增加房地產投機的資金成本。

（四）對土地的財政政策進行合理的調整

在土地的供給方面我們應該一大調整力度，在當前的財政體制和當下征地制度的基本框架之內，我國的各級地方政府對土地出讓金收入的依賴已成為中國房地產調控中的一大難點。為了實現對土地財政政策上的突破，我們應該加大對征地制度的改革，并且要有針對性的改良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狀況。中國的總體經濟需要進行根本的改革，房地產改革對中國的總體經濟變化有著重要的影響。從房地產調控所引發的一系列改革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轉化。同時也重建經濟增長動力以促進中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五）對資產短期經濟過剩形成的經濟泡沫進行有效的抑制

資產的短期經濟過剩是危機到來的前兆，無論是在成熟市場中還是在經濟繁榮的新興市場中，這無疑不是一個好現象。由于當下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都是十分復雜的，杠桿、低利率、衍生品創新過度等都有可能造成金融危機的爆發。其更有可能造成房地產和股市價格的起伏不定，甚至還會出現高危泡沫的經濟現象，致使經濟崩潰和蕭條。

五、結束語

隨著當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經濟泡沫中的一些復雜問題主要體現在金融市場資產運行獨立性規律的復雜角度之上，并且經濟泡沫問題與整個金融系統的內部缺陷相互的融合，在虛假繁榮的背后隱藏著巨大的潛在危機。現階段的金融體系發展形勢的推動下，對經濟泡沫的處理問題上有著一定的不可預見性。致使經濟泡沫問題以股票泡沫和房地產泡沫的形式體現在當下的金融體系當中的。關于在現代金融經濟中出現泡沫問題的根本原因及經濟泡沫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找到相應的對策并能正確的解決是至關重要的。國家和政府應該對經濟泡沫問題進行一定的抑制，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的同時并提出正確的引導方式，讓我國經濟能更好更快的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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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當前金融市場發展形勢

自從中國加入WTO后，我國也就加入了全球化經濟的進程中，而世界經濟的波動對我國的經濟同樣會產生很大影響。隨著近幾年國內經濟發展的不斷完善，以及國內繼續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的繼續實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并推進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呈現了增長速度較快、就業持續增長、價格基本穩定、國際收支趨向平衡的良好局面。但是，在總體局勢良好的情況下，卻也存在著諸多危機。首先，各地的投資沖動強烈，財政金融系統性風險加大，到2010年六月末時候，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就達到了7．66萬億元，其中劃分為風險級別的貸款占到五分之一還多;其次，農業基礎薄弱，農產品供求脆弱平衡關系將長期危機我國物價穩定大局;再次，房價與居民收入之間、保障房建設與需求之間的矛盾依然突出等等。總之，在一向看好的國內金融市場的同時，還要看到其潛在的危機。

二、資金泡沫現象及形成原因分析

在目前我國股市中，國內諸多的股票價格與其內在價值相差甚大，而股市存在泡沫這一事實不可否認。股市走勢由于政策和莊家操縱市場的意愿而出現忽高忽低的現象，這也就意味著股市的泡沫更趨于非理性泡沫。筆者通過對相關資料的查閱以及統計對股市泡沫問題有以下研究:

2．1貨幣供應量與股市中的信息不對稱性

縱觀國內十來年的貨幣供應量來看，其總體呈現增長趨勢，市場中隨著貨幣量的增加而致使價格不斷上漲，最終構成通貨膨脹，造成了資金泡沫的形成。在股市中由于其信息的不對稱，投資者則非理性的去判斷金融資產價格，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造成股市泡沫產生以及增長。

2．2資金流動

“大規模固定資產投資”啟動下的流動性仍將繼續。在2009年時，政府就已經實施了大規模的一攬子刺激計劃，而其中諸多的投資項目屬于大型項目，需要幾年甚至更多時間才能完成。因此，若大幅度緊縮政策不僅會面臨著地方政府的抵觸，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推遲項目的竣工期限，則對銀行來說則成為不良的貸款影響。則資金流動的現象固然給資金泡沫的增長帶來機會。

2．3通貨膨脹預期下的投資及投機行為

就目前通貨膨脹的預期下，有越來越多的投資以及投機資金愿意進入股市等大宗商品市場。而當前的資產價格泡沫就是因為全球流動性泛濫而造成的，同時也是全球化和中國特定發展階段的產物。就如2011年的金融現狀，若當時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刺激退出政策超出預期，如此全球的流動性也將快速降低，同時也會致使資產價格在短期內大幅度下降，最終造成國內的資產價格泡沫“硬著陸”的現象若國內不采取相應的舉措。資產膨脹則是資產泡沫形成的基礎，也即是在金融市場中，若資產膨脹到一定程度時，在這種虛擬經濟下投機導致資產的市場價格高于內在價值。由此，通貨膨脹預期下的投資以及投機行為將可能進一步產生泡沫。

三、資金泡沫與金融危機

在金融市場中，經濟作為一個整體，其每一部分均是不可或缺的，是有著密切聯系的。無論是在股市，還是房地產業中，資產泡沫的破裂后果相當嚴重。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了財富中的雪崩效應，也即人們的財富極速縮水。資產泡沫的破裂，財富的消失，失業以及破產隨之產生。在其影響下，出現經濟秩序混亂甚至陷入了停滯狀態。就像股市和房地產，當其出現資金泡沫破裂時，投機者將再無能力償還銀行的貸款，隨著量地劇增，銀行的不良貸款也將迅速增加，導致了金融機構中的各種體制弱化，其抗風險以及資金周轉失靈等問題隨即出現。當這種不良的貸款積累到一定程度時，越來越多的銀行開始破產。最終會導致金融體系的不穩定，進而引發金融危機。當然，一種資產泡沫的破裂，其造成的經濟衰退將會繼續擴展，對其他行業的經濟造成影響。因此，在世界這個大的經濟體中，任何一個行業的資產泡沫破裂，都將會對整個經濟體產生嚴重影響，而作為貫穿這個大經濟體中的金融，也將逐步受到影響，甚至造成金融危機的爆發。

四、資金泡沫的應對策略

4．1調整產業結構與拉動內需并行在2008年金融危機來臨之前，我國也曾是以出口為主的導向型經濟體。然而，作為國內主要的出口對象的西方國家，由于金融危機的爆發，其自身經濟的急劇衰退，從而造成對我國的需求減少，進而致使我國在海外市場上的價格不斷降低，最終導致我國沿海大批出口導向型企業倒閉。由此看出，當外部環境不斷惡化的情況下，拉動內需成為國內經濟發展壯大的必要，同時也是有效的抵御國外經濟波動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就像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我國以投資基礎設施項目為手段，在當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當然這與我國當時的基礎設施不完善有很大的關系。在2010年外需萎縮的局面，以及國內部分產業產能過剩的問題將更加突出。而對產業結構的調整，發展低碳經濟，從而能有效的應對產能過剩問題。就我國目前的形式來看，國內巨大的消費群體來自農村，當國內投資接近飽和時，通過拉動內需的措施，對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項目進行投資，從而增強國家的經濟發展力的作用。

4．2加強金融監管，推動體制改革創新

就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狀況來看，一個金融體系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經濟實體的發展質量水平，從而防止資金泡沫的發生嗎，而我國的金融市場卻不容樂觀。筆者認為可以做一下調整。一方面，加強金融方面的監管，特別是對國際上的相關賬戶的管理，由于我國并沒開放資本賬戶，而國際上的諸多資金卻變相由經常賬戶進入國內，引發資金泡沫的形成，同時由于國內實體經濟對這種過剩的流動性經濟不能有效的吸收，進而拉大了國內的新產品的價格與其價值的差距;另一方面，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從而為投資者提供更多的機會與選擇，在一定程度上不僅可以推進我顧產業結構的升級，而且還可以將資金從股票以及房地產中分流出來。總之，我國的金融機構應該加強對資本賬戶以及經常賬戶進行嚴格的監督，在推動體制改革創新的基礎上，從而健全金融市場，從而防范資金泡沫的形成產生。

4．3調整貨幣政策

作為經濟發展迅速的日本，在當年迫于美國壓力以及國際經濟的協調，同時在國內投資者非理性預期的狀況下，由于沒能及時對貨幣政策進行有效掌控，最終造成日本泡沫經濟的破裂。在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政府就是迫于國際壓力，對內實施寬松的經濟政策．而對外日元升值，從而造成日本國內資產泡沫嚴重，而且此時的日本政府也未選擇合適的時機來控制這一現象，最終導致日本泡沫經濟的產生和破滅，這也使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20年的經濟衰退之中。在2008年中，金融危機過后，我國就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降低融資成本來促進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從而拉動國內的經濟發展。貨幣目標在一定程度上不僅要關注實體經濟，而且還要對金融經濟目標的關注。我國經濟應該以日本為鑒，充分認識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我國目前的經濟對外依賴性太大，而國外對人民幣升值欲望較強，同時其存在流動性過剩，這就需要保持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當然，我國還應在保持自身經濟政策獨立性的同時，采用有效的適合自身的經濟發展政策，在我國也已出現資金泡沫的情況下，如股市和房地產行業，更應該抓住避免泡沫風險這個時機，避免重蹈日本經濟泡沫經濟的覆轍，立足長遠，調整國內貨幣政策，保證我國金融市場健康快速發展。

篇9

一、東亞發展模式概括

東亞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東亞發展模式是指東亞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方式和特點。在20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半期，東亞國家的經濟處于高速增長之中，東亞發展模式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但是，從20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東亞國家接連爆發金融危機，沒有爆發金融危機的東亞國家也存在與爆發金融危機的東亞國家相似的問題，東亞發展模式似乎又變得一無是處。總結東亞發展模式的成功之處和存在的問題，顯然有助于包括我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實現經濟的穩定發展。人們對東亞發展模式已作了多種概括，大致有以下幾種論點：

1、“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它是指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戰略或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

2、“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體制模式”。即認為東亞模式是指近幾十年來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實現經濟現代化的一整套發展措施和體制結構，其最顯著的特色是強力政府具有強烈的經濟建設意識和強大的導向作用。

3、“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綜合的現代化模式”。即認為東亞模式具有許多要點，包括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不斷升級和調整的產業政策、溫和極權主義與市場原則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強有力的政府公營經濟與民營經濟相互合作，以及政府同企業界的密切聯系與協調、技術引進及其特有的企業文化、較高的國民教育水平、倡導文化多元和民族文化的復興，等等。

4、“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模式”。即認為東亞工業化地區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們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傳統是保持東亞工業化地區經濟發展的有決定意義的天生本性。

5、“東亞模式”是一種“制度模式”。即認為“東亞模式”作為一種制度模式，其特征表現為東亞各國、各地區的經濟增長和工業化是它們致力于經濟增長和現代化的政府理性地進行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并有效地予以實施的結果，制度是其經濟增長和工業化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因，但并沒有指出東亞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的特點。東亞發展模式具有下述特點：

（1）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東亞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政府與企業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政府在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主導作用。例如，韓國政府在20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扶持一些具有發展潛力的產業的發展，給予這些產業在國內市場的壟斷特權，促使這些產業發展成為大規模的企業集團，以實行規模經濟的效益并與外國跨國公司展開競爭。

（2）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存在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政府十分重視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充分利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和國際投資推動國內經濟的發展。東亞國家或地區的政府一方面通過優惠貸款、出口補貼等方式扶助生產出口產品的企業，推動這些企業出口產品，以支持技術和設備的進口；另一方面通過改善投資環境，實行優惠的稅收制度等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同時還從國際金融組織、外國政府或商業銀行取得各種形式的貸款，以彌補國內投資缺口，加速國內經濟的發展。

（3）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東亞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存在的第3個共同特點就是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東亞國家或地區在經濟起飛前都是較為落后的國家或地區，他們有著充裕的勞動力資源，但缺乏資本資源，科學技術水平也較低。在東亞國家或地區大規模地引進外資以發展國內經濟時，伴隨著資本而來的不是最新的技術而是發達國家即將淘汰的技術，所建立起來的不是高新技術產業而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東亞國家或地區依靠勞動和資本的高投入來實現產品的高增長，從而走上了粗放型經濟增長的道路。

二、東亞模式值得借鑒的經驗

1、后發優勢。東亞經濟落后國家（地區）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后發優勢，引進并模仿先進國家的技術，以較快的速度和較低的成本實現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目標，這不失為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的理想選擇。后發國家因其落后，勞動力價格低廉，已消耗掉的自然資源較少，可以引進先進國家大量的過剩資金，以彌補經濟發展過程中資金的稀缺。充足的資金與后發國家充足的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相結合，在一定條件下對經濟的起飛能夠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是先進國家在工業化進程的初期階段所難以具備的。后發國家通過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與裝備，不僅可以替代有關技術和裝備的研究與開發，使工業技術進步過程大大加快，并避免有關風險，而且可能使其在相對更高的技術層次上開始工業化進程。

2、政府宏觀干預經濟。一方面是因為市場機制的不完善性；另一方面是由于世界經濟中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已使世界各國受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防范風險的任務重大。在這種背景下，經濟發展尤其需要政府的參與，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發展環境，以增強人們對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以我國香港特區為例，在東亞金融危機中，當國際金融大炒家襲擊時，特區政府采取了果斷的措施，不惜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匯市進行干預。這種舉措似乎與香港實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相背離，但是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就沒有金融市場的穩定。

3、對世界市場的積極參與。雖然美國市場對東亞各經濟體的優惠具有個別性和冷戰特征，但是不能否認出口導向戰略所帶來的重要意義。只有對世界市場的積極參與，才能了解市場的需求，并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獲得本國無法在短期積累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

4、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如“四小龍”中的新加坡，是個“海島式”小國，沒有發展農業的基礎，缺乏自然資源。但是，新加坡在制定和實施發展戰略時就充分發揮了其地理優勢，制定了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戰略，使新加坡這個“袖珍國家”竟成了世界矚目的新興工業化國家。

“四小虎”與“四小龍”盡管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有相似之處，但它們并非照搬某種發展戰略，如印尼憑借其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優勢，實行“石油生產出口推動”戰略，在20世紀七十年代世界能源危機期間，獲得了巨額石油美元，帶動了經濟的發展；泰國則堅持“農業工業化”發展道路，實行以農業為依托，推動工業化的方針，用豐富的農產品換回建設所需的外匯資金，為經濟起飛奠定基礎。

三、東亞模式留給我們的教訓

1、對外依賴不能過分。東亞后發展模式過分依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少數發達國家。一是出口依賴。東亞發展中國家 （地區）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龍頭是出口業，因此其對外貿易對后工業國家的依賴必然成為其重要的政策選擇。可以說，20世紀八十年代韓國和臺灣經濟增長中的42%和74%完全依賴于美國的工業產品買主。“四小龍”和“四小虎”雖然都大力鼓勵出口，但是產品較為單一，相互之間在產品結構上互補性較弱，帶有明顯的“依附性發展”的內在缺陷，因此不僅在個體上，而且在集體上容易受到世界市場變動的沖擊。二是投資依賴。對后工業國投資的依賴成了發展中國家謀求發展的唯一來源。從戰后至八十年代中期，發展中國家的資金90%以上來自于發達國家，特別是從八十年代起，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陷入債務危機，只能依靠新的借貸來支付高額利息。三是技術依賴。東亞國家和地區對外引進技術的依賴性極強。東亞國家技術引進的來源是日本、美國、歐洲，其中日本是主要來源。這種情況造成的結果是：一方面東亞國家對日本的技術依賴增強，導致產業結構調整受制于日本的技術水平；另一方面在知識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以信息技術開發為主的產業占據主導地位，而制造業生產出現過剩，使東亞國家日益膨脹的制造業面臨出口競爭壓力。四是教育依賴。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估計，從1995年以來，發展中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培養的高層次人才外流達到70%，無疑嚴重地阻滯了這些國家經濟的發展。而東亞國家（地區）在工業化過程中，本國科技和教育嚴重滯后，長期無法形成自主開發的能力。結果，無論是高級技術人才還是熟練技術工人都嚴重缺乏。

2、外延式增長，生產力水平提高有限。東亞經濟增長普遍依靠投入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和過度引進資金，普遍走的是一條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工業化道路，而不是走依靠科技進步，以科技進步提高經濟效益的道路。1970～1990年的20年間，“四小龍”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10%，而同期美國為53%，相去甚遠。時至今日，這條工業化道路已經日漸窮途。

3、發展速度過快而造成“泡沫經濟”。快速發展并不一定必然產生“泡沫經濟”，只是在脫離經濟發展的客觀基礎而過快發展時，才會出現“泡沫經濟”。東亞一些國家（地區）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曾先后出現快速發展，例如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的日本及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前期的“四小龍”的高速發展，還有八十年代東盟“四小虎”的高速發展。這些快速發展當時并未立即造成“泡沫經濟”，而是后來某些經濟領域或部門發展過快而出現不平衡發展時產生了“泡沫經濟”，并發展到相關經濟領域或部門難以承受時開始破裂，導致經濟的某些領域或整體經濟出現紊亂或衰退。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其基本原因就是由于日本、亞洲“四小龍”和東盟國家的“泡沫經濟”破裂，特別是“虛擬經濟”膨脹、金融業不健全造成的。

4、國際市場的狹隘性與國內市場的開拓問題。釀成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最直接原因在于東亞國家國際市場的狹隘性，未能形成自主的技術工藝戰略，以及對國外投資的單一依賴性，而外債償還困難加之無法保持本地區大多數國家匯率穩定，最終成了引發金融動蕩的根源。東亞國家（地區）長期以來忽視進口替代戰略，忽視國內市場的工業發展，過度傾斜地發展面向國外市場的出口導向戰略。

5、國際競爭力的提高與發展傳統產業的關系。科技落后、人才不足是落后國家的主要原因。但作為落后國家，其比較優勢在于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資源，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創新，高科技產業對一國國際競爭力的貢獻愈加明顯。如，何發揮比較優勢，提高國際競爭力，就成為東亞各國政府關注的問題。但傳統產業的發展與提高國際競爭力之間應當是循序漸進的，急于求成、拔苗助長只能埋下危機的禍根。如韓國為了早日跨入高科技階段，大規模進行科研投入發展高科技風險產業，大量收買人才，但高科技又不能一時達到世界領先水平，致使企業面臨困境，在金融危機中企業制度遭受重創。

篇10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6年我國的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包括國有、集體、股份、外資、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總數一共有五十萬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業有7057家，占總數的1。3％，中型企業有16870家，占總數的3。3％，小型企業有482518家，占總數的95。3％。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同其它所有制類型企業的規模結構相比較，具有明顯的趨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共有86982家，僅占全國工業企業總數的17％，其中大型企業有4946家，占我國全部大型工業企業總數的70％，中型企業有10817家，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數的64％，小型企業有71219家，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數的14％。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同其他所有制類型的企業比較，具有明顯的規模優勢，構成了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主體，是我國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主導力量。

從工業產值方面進行考察，1996年，我國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總產值為27289億元，占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總產值的43％，其中國有大型企業的總產值為17282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27。5％，占我國全部大型企業總產值的69％，國有中型企業的總產值為5227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8。3％，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產值的54％，國有小型企業的總產值為4779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7。6％，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產值的16。7％。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所創造的增加值為8742億元，占我國全部工業企業創造增加值的48％，其中國有大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工業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76％，國有中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57。8％，國有小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17。6％。我國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重要地位，不僅體現為在我國工業產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為明顯地體現在創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職工工資、社會福利、資本積累和上繳利稅等，國有工業企業創造的增加值比重，明顯超過其創造的產值比重，不僅體現了國有企業對全社會的巨大貢獻，而且也體現了具有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相比之下，我國集體工業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國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30％和28％，股份制經濟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5。2％和％5。2％，外商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19。49％和8。5％，港澳臺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業的創造增加值比重，與產值比重大體持平之外，集體、外商和港澳臺企業的創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顯低于其產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據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的統計數據，我們可以對不同所有制類型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進行比較分析。1995年，國有大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大型企業的比重為73％，三資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11％，集體大型企業所占的比重為8。2％，其中鄉鎮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3。3％；國有中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中型企業的比重為66％，三資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7。8％，集體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21％，其中鄉鎮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8。5％；國有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1％和69％，中型企業分別占20％和16％，小型企業分別占18％和14％；三資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27％和32％，中型企業分別占9。6％和8。7％，小型企業分別占63％和58％；集體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2和6。3％，中型企業分別占13。6％和12。7％，小型企業分別占80％和81％；鄉鎮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4。6％和4。8％，中型企業分別占10。4％和9。9％，小型企業分別占85％和85％。從上述數據中可看出，國有企業的生產集中程度和規模經濟水平，遠遠高于其它所有制類型的企業，體現了國有企業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集體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較低，主要因大批鄉鎮企業的平均生產規模較小，城鎮集體企業的平均規模高于鄉鎮集體企業，三資企業的平均規模則介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之間。②

二、“二元”分化趨勢及負面影響

盡管我國的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構成了國民經濟的主體和中堅力量，但是，其規模經濟水平和生產集中程度，同西方工業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著很大差距。英、美等國國實現工業化過程中，一般呈現企業規模大型化和生產集中化的趨勢，但是，近年來，我國出現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趨向分散化的態勢。這種趨勢的形成有許多的經濟原因，其中包括鄉鎮、私人、三資企業的迅猛增長，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從93年以來，隨著國有企業所占的經濟比重不斷萎縮，工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的趨勢加劇，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均面臨嚴重困難，其它各類企業的虧損面也呈擴大趨勢，私人、鄉鎮、三資企業集中進入的產業，多屬于所需投資較少和企業規模較小的領域，特別是生產過剩的輕紡、家電制造行業，從而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的不合理，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必然產生嚴重的社會負效應，包括企業經營困難和虧損狀況不斷惡化，職工下崗大幅度增長影響社會穩定，銀行債權和政府稅源遭受重大損失，等等。因此，對于企業的規模結構與所有制結構的變遷，及其對社會經濟效益的種種影響，我們有必要深入研究來龍去脈以及治理對策。

解放前，我國的私人企業的資本積累速度很慢，難以充分利用規模經濟加速工業化進程。期間，我國利用公有制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優勢，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規模工業企業，大大提高了許多行業的生產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八十年代，我國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政策，鄉鎮、個體和外資企業迅速增長，工業的規模結構開始呈現小型化趨勢。我國大中型企業在工業產值中的比重，從1971年的51％，逐漸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認為上述趨勢不符合西方工業化的一般規律，應該采取組建大企業集團等措施加以糾正。實際上，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上述規模結構小型化的趨勢。我國的工業化過程明顯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工業化早期，私人企業的特點是規模小而生產分散，經歷了數百年的漫長工業化歷程，企業規模和生產集中才達到很高的程度。我國通過計劃經濟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業，有利于利用規模經濟加快工業化的進程，但是，社會資源利用過于集中于少數大企業，不利于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發展經濟，因此，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調整輕、重工業的比例關系。八十年代，我國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的同時，各類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仍不斷擴大，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數量也迅速增長，從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96倍，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29倍；化工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26倍，機械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2。34倍，建材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46倍，紡織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國工業結構規模的小型化，并未對國有企業的發展造成太大影響，無論從固定資產、銷售收入或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工業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從1980至1988年間，國有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增長了134％，企業平均固定資產規模增長了102％，國有企業的銷售收入增長了172％，企業平均銷售規模增長了133％，國有企業創造的利稅總額增長了95％，企業創造的平均利稅規模增長了69％。八十年代，政府對鄉鎮、三資企業實行了優惠政策，包括“三減兩免”的稅收優惠和定價、投資等方面的自，鄉鎮、三資企業的競爭能力相對較強，其增長速度也明顯高于國有企業，因此，許多人認為國有企業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不全面的。國有企業的基數遠遠超過鄉鎮和外資企業，因此增長速度略低于其它類型企業是自然的，正如中國國有企業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西方企業，人們往往將其歸于基數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國有企業不僅產值和利稅增長較快，而且虧損也保持在較低水平上，虧損額同利潤額的比例長期低于10％。1991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56％，國有企業職工人均創造的利稅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158％，國有企業職工人均上交利稅費總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220％。由于企業承擔稅收負擔的微小差別，就能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狀況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國有企業在稅負非常不平等的條件下，其銷售收入和實現利潤仍能大幅度增長，技術水平和全員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不僅為職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會保障，而且從未發生過職工下崗和停發工資現象，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保持很低的水平，這說明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實際上很好，僅僅因不平等競爭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絕不應理解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并未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造成很大影響，是因為盡管規模結構出現了“二元”分化，仍然較好協調了各類企業之間的關系。由于我國的經濟改革采取了漸進方式，逐步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的同時，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計劃調節，因此，國民經濟始終保持了均衡的順利發展，從未出現重大的經濟比例失調現象，從宏觀上保證了各類企業的良好經濟效益。我國堅持了公有制企業的主體地位，政府容易協調國有、集體企業之間的關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預緩解彼此矛盾，國有、集體企業職工的分配比較平等，職工收入增長保證了旺盛的市場需求，彩電、冰箱等消費品行業雖超高速增長，89年宏觀緊縮之前從未出現過滯銷。八十年代，我國還實行了“有保護的漸進式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時規定外銷比例出讓市場很少，87年三資企業占工業產值的比重不到2％，適度競爭沒有沖擊國內的民族工業企業，反而通過示范效應激發了國有企業的活力。當然，我國整體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對國有企業的效益也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主要是鄉鎮中小型企業的數量增長過快，僅鄉辦企業就從77年的13萬家，迅猛增長到87年的24萬家，遠遠超過了國有企業數量的增長速度。鄉鎮企業集中進入盈利高的制造行業，導致了這些行業出現了市場過度競爭。例如，87年以前紡織行業的經濟效益很好，86年行業資金利稅率為22％，超過了20。4％的工業平均利稅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為19％，略低于20。5的工業平均資金利稅率，90年代在生產過剩和產品積壓的情況下，各地仍在不斷創辦新的紡織企業，盡管許多中小企業利用淘汰的落后設備，仍能利用稅收優惠和地方保護主義生存，最終導致了紡織行業全行業的嚴重虧損。

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工業的規模結構的變化趨勢，具有更為明顯的“二元”分化特征。從整體工業來看，企業的規模結構更為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更為趨向分散化。這一時期我國整體工業規模結構的變遷，同工業企業所有制結構變化有密切關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步伐大大加快，個體私營經濟和外商獨資獲得了高速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1991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所占比重為4。8％，1995年迅猛增長到了15％，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比重，也從為91年的不足5％增長為95年的13。2％，國有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則從1991年的56％，下降為1995年的32％，集體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變化不大，僅從91年的33％增長為95年的35％。1995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數量為568萬家，占全部工業企業數量的78％，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的數量分別占19％和1。2％，但是，國有企業的的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132倍，相當于集體企業的12倍，集體企業的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11倍。八十年代，我國的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的特點，是國有、集體等公有制企業占絕對優勢，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微不足道，從92年以來，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迅速下降，而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則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業產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個體私有企業的平均規模大大小于國有企業，從而加劇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④

90年代，隨著工業規模結構“二元”分化的加劇，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出現了大幅度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90年代國有企業面臨經營困難的性質，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較大改變。80年代初，由于“”和“洋躍進”造成的困難，國有企業的虧損面曾經高達20％，但是，通過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為9％，88年為10％，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虧損率比較低，即虧損總額占利潤總額的比重較低，82年虧損率僅為7％，85年為4％，88年為8％。1988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為891億元，達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水平，而虧損額僅為81億元。90年代以來，隨著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以及國有企業所占工業產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導致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的下降，許多行業生產過剩和重復建設的狀況加劇，對國有企業的效益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其它各類工業企業也出現了效益滑坡。1995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665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167億元，下降幅度達到20％，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639億元，，比較上一年上升了157億元，上升幅度達到32％。1996，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總額為412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253億元，下降幅度達到38％，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790億元，比較上一年增加了151億元，上升幅度達到23％，甚至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利潤與虧損相抵凈虧損378億元，國有工業企業的利稅總額，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額達到137億元。當前國有企業面臨的緊迫問題，已不是80年代的相對活力不足，而是大規模破產的嚴峻生存威脅。1996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比較1988年下降了64％，虧損總額卻比88年上升了9。7倍，虧損面比88年上升了358％，虧損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業改制，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繼續呈現不斷惡化的跡象。1998年，在國內景氣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有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進一步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預算內國有工業的實現利潤為負112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總額為339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國有工業企業的上繳稅金也首次出現下降，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盡管從國有企業創造的凈產值率和利稅率來看，國有企業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三資企業，但是，倘若國有企業的嚴重虧損狀況持續下去，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環境中，不可避免將面臨大規模破產的生存威脅。⑤

為何80年代工業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沒有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造成很大影響，而90年代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卻出現大幅度滑坡呢？關鍵問題是“二元”結構的實質內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現了較大的變化。80年代，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鄉集體工業企業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鄉集體企業仍然屬于公有制企業，能夠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和政府扶植，同時必須接受政府的監督和政策指導，因此，政府比較容易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協調“二元”結構利益矛盾和分工關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紡織工業同鄉鎮紡織工業，出現了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矛盾，后來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較好協調了兩者之間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證了80年代我國紡織工業獲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以經營責任制的創新為主，重新明確界定國有與企業的責、權、利關系，重點放在調動社會各方面特別是職工的積極性，有效促進了生產力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業產權改革則通過長期試點逐漸積累經驗，避免因產權關系急劇變遷引起經營秩序混亂。八十年代，我國對外開放非常注意保護民族工業，引進外資大多采取合資、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監督管理數量較少的合資企業，因此，合資企業不僅沒有對民族工業造成沖擊，而且還通過示范效應傳播了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國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結合較好，我國工業企業的“二元”規模結構，沒有影響國民經濟的有比例協調發展，輕紡、冶金、機械、電子等行業均順利發展，國有、集體和中外合資企業均呈現高速增長，各個社會階層的收入和購買力也不斷提高。92年以來，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熱潮中，沒有正確總結80年代改革的成功經驗，出現了忽視市場調節盲目性弊病的傾向，甚至出現了泡沫經濟的投機過熱現象，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關系的失調，消耗和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必然引起企業經濟效益惡化的連鎖反應。80年代初輕紡消費品工業落后的情況下，工業規模的小型化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后來輕紡工業經過高速發展市場接近飽和，需要進行產業調整和加強經濟基礎領域，促進經濟協調發展以彌補泡沫經濟損失，矯正泡沫經濟過熱造成的嚴重經濟失衡，但是，國有經濟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難以采取有力措施矯正比例關系失調。從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3倍，外商和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5倍，政府難以對私營和外商企業進行有效監管，也難以協調各類企業之間的分工和利益關系，私營、外商企業不愿進入投資大的基礎產業，大量進入80年代末市場接近飽和的加工行業，特別是紡織、輕工、家電等消費品制造行業，大大加劇了重復投資和生產過剩現象，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市場均陷入疲軟，工業規模結構和經濟效益也不斷惡化，企業破產和職工下崗現象日趨嚴重，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也顯著擴大。許多人認為私營、外資企業的產權明晰而且效率高，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盡管國有企業的效益水平確實比以前顯著惡化，但是，其單位產值創造的增加值和利稅總額，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外資企業，如根據95年工業普查的統計，國有企業單位產值創造的全部稅金，超過集體工業企業150％，超過私營工業企業330％，超過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160％。

九十年代以來，個體私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迅速上升，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卻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倘若國有企業因嚴重虧損出現大規模破產，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將極大加劇。如上所述，國有企業構成了我國大中型企業的主體，占全國大中型企業占60％至70％，包括小企業的國有企業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一百多倍，不僅技術裝備和管理水平更為先進，對職工、財政和社會的貢獻也更大。近年來，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辦法扭轉國有企業困境，紛紛廉價出售和拍賣困難國有企業，甚至從出售小型企業發展到中型企業，但是，這種辦法并未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反而導致了國有企業效益的進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業規模結構“二元”分化加劇，個體私營和港澳臺資企業的規模較小，不愿意進入投資大的基礎工業領域，特別是建設周期長的社會基礎設施，集中進入生產嚴重過剩的加工工業，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不合理，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具有巨大規模，能夠不惜代價甚至忍受長期虧損，全面爭奪我國關鍵產業的市場控制權，采取先合資后控股的辦法收購國有企業，這樣國有企業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夾擊，無論是中低檔消費品和高科技產品，國有企業擁有的市場份額都急劇萎縮，加上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營和外資企業的稅負遠遠低于國有企業，上述因素造成了國有企業效益進一步惡化，反過來加劇了“二元”分化和經濟惡性循環。80年代我國改革符合“三個有利于”的原則，促進了社會各階層收入的不斷增長，但近年來，卻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三個不利于”現象，大批工廠設備閑置和職工紛紛下崗，97年城鎮居民中有40％出現收入下降，社會財產和收入差距出現了顯著擴大。隨著企業規模和所有制結構的“二元”分化，私營、外資企業的比重會進一步上升，私營、外資企業普遍采取各種途徑逃避稅收，大批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根本不交納稅收，政府進行稅收監管的難度大、成本高，從而可能造成政府財政稅收滑坡或增長緩慢，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觸發財政危機的覆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數據，俄羅斯的國有企業推行大規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業陷入虧損，有25％的私有化企業實際已經破產，80％以上的私有化企業有嚴重逃稅的行為，還有相當多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從來不納稅，97年企業上繳稅收不到財政預算一半，俄政府因稅源萎縮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甚至軍隊發工資也需依靠舉借高利息外債，正成為醞釀一場新的金融風暴的發源地。當前，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國有企業面臨的嚴峻形勢，以及即將產生的一系列社會經濟負面影響，包括導致產業結構和企業規模結構的惡化，加劇宏觀經濟波動和政府調控困難，社會收入和財產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國家稅收減少和銀行貸款壞帳增長，等等。

三、協調“二元”結構關系有效改善經濟效益

近年來，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國有企業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業改制、破產兼產、產權重組等等，在推動企業走向市場方面取得了積極效果，但是，從整體上來看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并未緩解，而且效益滑坡趨勢還有繼續惡化的跡象。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的戰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關系經濟命脈的大中型企業，同時對數量眾多的小型企業放開經營，實行多種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經實施了多年，促進了許多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競爭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無論國有大中型企業或小型企業，經濟效益依然持續下降，98年實現利潤甚至出現了大幅度滑坡。許多人認為對國有小企業放開經營，就能像鄉鎮、三資企業一樣具有競爭活力，實際上鄉鎮、三資企業的相對競爭活力，也來自國有企業為保證經濟協調發展所作的貢獻，包括服從了政府的計劃調節和產業政策，上繳大量財政稅收和承擔各種社會義務等等，當前我國面臨著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需求萎縮，“二元”結構加劇了比例失調和生產過剩，這種情況下不應簡單強調依靠市場調節，放開經營和推向市場并不能搞活國有企業，反而可能導致企業效益和社會失業進一步惡化。長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形成了復雜的分工合作關系，大型企業需要依靠眾多中小企業進行配套生產，國有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系遠遠超過其它類型企業，這樣有利于協調利益關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單純抓少數大企業不利于整體上搞活國有企業，倘若國有小企業因銷路不暢而被迫轉產或出售，經濟擴張時期大中型企業會失去合作伙伴，因無法組織配套生產喪失市場或被迫重新建廠。一些地方出現了大中型企業被政府管的“過死”，而小型企業卻過于“放任自流”的傾向。八十年代大多數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一直良好，這說明國有企業的數量多并非是困難原因，政府的適當監督和計劃協調有利于企業經營，關鍵是明確界定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責權利關系，協調不同規模國有企業的分工關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隨著市場變化和企業經驗積累逐漸調整，防止政府對企業的“過多干預”或“放任自流”。

許多國有大中型企業通過實行股份制改造，廣泛籌集社會資金加快技術改造，促進轉換經營機制和提高經濟效益，特別是擴大了企業利用規模經濟的水平，但是，這種改革形式要求企業具有良好效益，否則難以吸收廣泛來源的社會資金，許多地方紛紛對困難企業進行“包裝上市”，這種辦法欺騙了股民必然影響社會穩定。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也進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資產負債率，但是，這種改革形式的適用范圍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資一般僅適合效益良好的企業，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顯改善國有企業困難，一些企業甚至還要求退出改革試點。許多國有小型企業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籌集資金和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體操作辦法往往很不規范，甚至以剝奪勞動權利來威脅強迫職工入股，有些企業通過籌集資金暫時緩解了經營困難，但是，后來因經營不善或市場疲軟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職工的長期積蓄也因此遭受了損失。近年來各地雖然采取了上述多種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惡化，于是各地紛紛出現了嚴重的“破產逃債”現象，甚至廉價拍賣或直接贈送盈利的國有企業。企業破產雖然有“優勝劣汰”的積極作用，但是，也會產生相當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市場疲軟時會引起強烈的反應，加劇社會失業困難和市場需求萎縮，甚至引起連鎖破產風潮和銀行信用危機。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連年出現了進一步滑坡，1996年國有企業的實現利潤為412億元，不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虧損額為790億元，不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1996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分別比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幅度更為令人驚訝，實現利潤本身竟變成了負112億元，比較97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額為399億元，比較97年同期增長了40％，均出現了建國以來最嚴峻的困難形勢。實際上，國有企業的困難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來企業經營困難也不限于國有企業，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現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觀經濟和東南亞危機的影響，滬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經營業績都普遍明顯下滑，許多地方的鄉鎮企業也都面臨嚴重的經營困難，但是，由于統計不嚴格和浮夸掩蓋了問題嚴重性，沿海某些地區的私營企業和鄉鎮企業，受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出口市場萎縮的沖擊，甚至出現了60％至80％的大面積虧損，但因擔心債主追債或維護商譽不敢聲張。倘若我們繼續將國有企業困難歸罪于所有制原因，認為放開經營或企業改制就能夠解決問題，很可能因判斷失誤耽誤采取政策措施，及時化解國有企業和其它類型企業的經營困難，導致企業效益加速惡化和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甚至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爆發金融危機的覆轍。

倘若我們未能及時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對策，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繼續持續下去，各地繼續推行“破產逃債”和“廉價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將進一步下降，導致生產過剩和市場萎縮不斷繼續惡化，企業虧損和社會失業的狀況將更趨嚴重，甚至形成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

1）社會收入和財產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導致社會購買力下降和市場需求萎縮，97年城鎮居民中有40％出現收入下降，消費品和生產資料市場均出現生產過剩，全國的產品庫存積壓高達三萬億元，各類企業虧損和職工下崗狀況更趨嚴重，職工下崗人數比上一年增長了40％，許多地方私營、三資企業也大面積虧損。

2）我國銀行的主要貸款對象是國有企業，隨著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導致銀行壞帳猛增，貸款總額中大約20％成為了呆賬，銀行為避免壞帳被迫縮小貸款規模，進一步加重了企業資金困難和虧損狀況，一旦銀行因壞帳積累出現了信用危機，廣大人民和各類企業的存款都會遭受損失，股票市場也會因經濟形勢惡化出現崩潰，甚至導致國民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之中。

3）我國國有企業單位產值上繳的財政稅收，相當于私營、外資企業的兩、三倍，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長期持續下去，國家財政的比重甚至稅收的絕對規模，都有可能因稅源減少出現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國的工商稅收下降了2％，國有企業效益長期滑坡將會觸發財政危機，政府、軍隊和科教人員將失去工資保證，甚至導致事業單位的大批職工被迫下崗。

4）倘若我們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國有企業，私營、外資企業崛起形成的“二元”規模結構，將會導致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類似于我國解放前和許多不發達國家的情形，私營企業的規模水平遠低于國有企業，更加難以同西方大跨國公司的進行競爭，外國資本控制國內盈利高的正規產業部門，私人資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規產業部門，分散在市場夾縫中小規模生產低檔的產品，社會財富集中于跨國公司和少數富人，兩極分化導致人民貧困和社會購買力低下。社會經濟“二元”分化趨勢發展下去，還會誘發政治多元化和社會動蕩，新興資產階級力量薄弱難以維護國家，西方跨國公司也曾屢屢干涉別國內政，國內外敵對勢力可能趁機制造國家分裂，從而形成對國家和的威脅。

倘若我們不能及時地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制止國有企業紛紛破產或被廉價出售，防止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趨勢，很可能給廣大人民造成巨大社會災難，甚至重演我國解放前和拉美國家的悲劇。我國解放前工業發展緩慢，外國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業行業，民族私營企業規模小難以抵抗外國競爭，許多次在外國競爭打擊下幾乎全軍覆滅，如抗戰勝利后美國向我國大舉傾銷過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營企業有60％破產。拉美國家推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過程中，外資企業打垮了民族工業并壟斷了當地市場，西方誘迫推行的非國有化變成了非民族化，外資企業采取不適用技術雇傭人數很少，出現了少量外企高級雇員構成的富裕階層，以及廣大人民構成的社會貧困階層，貧富懸殊不僅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而且嚴重阻礙了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外資控制了當地的主要產業和銀行體系，本國政府甚至喪失了制訂經濟政策的。

當前，我國國有企業面臨的嚴重困難形勢，并不僅僅是所有制或微觀經營的原因。93年以來我國出現了較大的宏觀經濟波動，經歷了泡沫經濟、通貨膨脹以及長期的緊縮環境。93年盲目的開發區熱和房地產熱消耗了大量資源，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積壓了數千億元的資金，投機漲價還誤導了大量的盲目重復建設，由于國有企業的資產總值不過數萬億元，流動資產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經濟的損失仿佛“人體失血幾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包括企業嚴重虧損和三角債拖欠危機。美國29年股票泡沫破滅之后，引起了企業破產風潮和社會失業危機，我國由于國有企業以社會責任為重，不輕易廣泛采取解雇、破產的辦法，大大緩解了泡沫經濟后遺癥的連鎖反應，也為其它類型的企業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機會。西方國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蕭條的教訓，治理泡沫經濟的后遺癥一般采取經濟擴張政策，適當降低稅賦、放松銀根和擴大財政開支。我國93年治理整頓取得了很大成績，有效制止了盲目的開發區熱，防止了泡沫經濟繼續膨脹的危害，但是，此后沒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產部門，以補充其泡沫經濟期間的資源損失。我國國有企業以維護社會穩定大局為重，大大延緩和推遲了泡沫經濟的連鎖反應，但是，由于長期實行了財政金融“雙緊”政策，緊縮銀行信貸和壓縮基建投資規模，企業銷售不旺、資金周轉困難，提高稅賦消弱了企業的“造血”機制，當前國有企業已無力繼續支撐下去了，被迫大規模破產倒閉和大批解雇職工，各地普遍采取破產逃債和廉價拍賣國企的辦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如銀行和眾多企業因無法收回債務受到重創，必然導致社會市場需求進一步急劇萎縮，企業虧損和銀行壞帳狀況也會加速惡化，企業收入和社會財產分配向少數私人傾斜，職工工資和國家稅收的份額將會大幅度下降，加重社會貧富懸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進一步加快經濟惡性循環的過程。倘若上述趨勢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緩的泡沫經濟連鎖反應可能重新出現爆發，社會失業甚至可能出現急劇蔓延的態勢。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因多年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以及亞洲金融風暴的強烈沖擊，正處于市場疲軟和失業增加的特殊困難時期。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對改革思路進行調整，暫緩推行易于引起宏觀經濟惡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減員增效、破產清算、出售拍賣等等，否則可能導致市場需求萎縮和社會失業增加，加劇國有資產流失和“二元”結構分化，甚至形成經濟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國有企業改革應該繼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經驗，以直接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經營責任制創新為主，產權制度等生產關系的改革則應采取穩妥方式，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具體需要長期漸進進行，防止急于下放資產處置權加劇國有資產的流失，避免產權結構的過快多元化導致經營秩序混亂，糾正監督松弛造成“權力失控”和“責任虛置”。俄羅斯的產權改革未能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益，反而造成了嚴重的經營混亂和“責任虛置”問題，98年俄私有化企業的虧損面竟然高達70%，我們應充分吸取俄羅斯企業產權改革失敗的教訓。

我們還應重新辯證地認識市場經濟的利弊，市場經濟有自發調節供求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有容易導致經濟比例失調的弊端，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業破產和大規模社會失業，西方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數百年來，一般每隔十年就爆發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我國改革也難以避免市場調節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機造成物資、土地價格猛漲，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占壓資金數千億元，投機漲價還誤導企業進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資。有些經濟學家認為92年出現的“經濟泡沫”問題不大，這種觀點低估了泡沫經濟造成的巨大損失，八十年代國有企業的全部虧損額為五百多億元，而92-93年泡沫經濟兩年中就造成了數千億元的損失，比較國有企業十年的全部虧損還要高出十倍以上，這正是為什么國有企業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來卻陷入嚴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許多善于經營的著名國有和民營企業紛紛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舉投資和兼并擴張。由此可見，我們絕不可以低估市場經濟盲目調節的弊端，其造成的損失完全可能遠遠超過計劃經濟的失誤，西方數百年來頻繁爆發的經濟危機和戰爭就是明證。西方國家因泡沫經濟破滅出現的經濟蕭條，必然導致資源浪費和破壞社會生產力，如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后僅僅一年中，韓國有70％的私人小企業陷入破產，大量閑置的企業售價猛跌為原來的幾分之一。我國93年因泡沫經濟過熱被迫進行調整后，國有企業具有的各種社會穩定功能，大大延緩了泡沫經濟后遺癥的連鎖反應，但是，倘若我們忽視國有企業的社會穩定功能，強迫其推行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劇社會經濟結構“二元”分化的趨勢，延緩的泡沫經濟后遺癥連鎖反應可能重新爆發，甚至引起企業銀行連鎖破產和社會失業危機。近年來，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如破產兼并、減員增效、出售拍賣等等，但是，企業虧損和銀行壞帳狀況仍不斷惡化，大批企業職工下崗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這說明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市場經濟弊端的嚴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經濟后遺癥的有效宏觀調控對策。

解決當前我國面臨的各種緊迫經濟矛盾，不能單純依靠市場機制進行自發調節，原因是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市場普遍存在過剩，企業和銀行采取單純追求盈利的行為，將會導致國民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美國29年泡沫經濟破滅之后，私有企業面對嚴重的生產過剩，采取了削減工人和工資成本的辦法，商業銀行則縮小信貸規模以避免壞債危機，壟斷資本趁機對中小企業實行破產兼并，結果導致了社會市場需求急劇萎縮，企業開工不足和虧損狀況也更趨嚴重，出現了嚴重的企業銀行連鎖破產風潮，大大加深和延長了經濟衰退。當前，我國需要采取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政策，擴大社會基礎建設增加社會有效需求，矯正市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嚴重比例失調，利用大量過剩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以及大量的企業閑置設備和人力資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環保等方面建設，盡快促進國民經濟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我國貫徹擴大基建投資啟動經濟的戰略，國有大中型企業必須發揮主力軍作用，因為，國有企業才能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采取有利于矯正經濟失衡的“反周期”行為。無論從工業產值、投資和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大中型企業都有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機械等國民經濟的關鍵行業，能夠通過廣泛的產業間聯系產生強大輻射作用，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擺脫經濟疲軟的困境。盡管社會基礎建設獲得的投資收益較低，私營、鄉鎮和外商企業一般不愿意進入，但是，政府通過計劃調節和國有企業的積極配合，能夠重新啟動大量閑置的人力、物力資源，幫助矯正國民經濟的嚴重比例失調，通過產業間聯系和乘數效應刺激工業生產，企業開工不足和職工下崗狀況將明顯緩解，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市場需求將大幅度增長，不同類型企業的經濟效益都將顯著提高，政府稅收和銀行壞帳狀況也會明顯改善。我國今后設計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應該堅持政府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注重協調國民經濟的重大比例關系，才能防止國民經濟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擾。關于政府調節和國有企業的作用，我們不應該受西方國際經濟組織的誤導。西方國際經濟組織從維護壟斷資本利益出發，大肆宣傳“科斯產權理論”以貶低國有企業，誘迫前和發展中國家推行私有化，導致這些國家民族工業陷入了嚴重困境，但是，事實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蕭條中，政府曾對瀕臨破產的私有企業實行國有化，保護了社會生產力并且緩解了經濟蕭條，二戰后西方國家迫于冷戰的壓力，推行了政府干預和國有化的政策，出現了經濟平穩發展的“黃金時代”，相對緩解了經濟周期波動和社會貧富差距。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右翼推行的放棄政府干預和私有化政策，導致了工業衰退和嚴重的社會失業，政府稅收減少和社會保障制度瀕臨瓦解，我們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壟斷媒介的宣傳，追隨壟斷資本誘迫推行的災難性“私有化潮流”。

我國還應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會經濟“二元”分化的趨勢，包括扶植國有、集體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形成良好協作的關系，加強政府對城鄉集體企業的監督和指導，防止許多行業的生產過剩和過度競爭狀況，協調國有、集體企業的分工合作關系，對私營、外資企業采取鼓勵與限制相結合的政策，等等。國有大中型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但是，必須有眾多國有中小企業進行配合，否則大中型企業難以集中力量，發展專業化生產和提高規模經濟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發展道路。當前我國進行大規模投資加強社會基礎建設，需要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之間密切分工合作，對于國有中小企業不應采取“放任自流”的辦法，必須堅決剎住各地廉價出售國有中小企業的風潮，許多國有中小企業是地方經濟的支柱，采取廉價賣光國有中小企業的錯誤作法，地方政府將失去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經濟基礎。對于陷入嚴重困難的國有大中小型企業，也不應簡單采取破產清算或出售拍賣政策，而應提供特殊的破產整頓保護政策，包括減免稅收和暫停支付債務負擔，恢復行之有效的扭虧增盈承包優惠政策，以促使企業恢復經營秩序和償債能力，幫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難的企業，防止政府稅源和銀行債權的重大損失，保護社會生產力和廣大職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業發展經濟的主張，難以搞活國民經濟和解決社會失業，因為，這些企業集中在過度競爭的非關鍵性行業，難以產生啟動國民經濟的廣泛輻射作用，在農村地區的廉價勞動力全部吸納完畢前，不會舍棄自身利益雇傭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

我國的城鎮、農村集體工業企業，不應該將暫時的經營困難歸于公有產權，也不應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應該繼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經驗，繼續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加強職工監督和參與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導并承擔社會義務，促進社區的全面發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鄉鎮集體企業應協調同國有企業的分工合作關系，接受政府的計劃調節和產業政策指導，避免出現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尖銳矛盾，集中力量發展各自具有相對優勢的項目，糾正許多行業的重復建設和過度競爭狀況。我國應該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第三產業，包括餐飲、服務、小型商業等等，還應鼓勵私營經濟生產拾遺補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進入生產過剩的消費品行業，以免加重國有、集體工業企業的經營困難，還應限制其進入市場潛力大的高盈利行業，以保證國家財政和社會事業的經費來源，以及財政稅收的比重不會下降；特別應嚴格禁止其生產假冒偽劣產品，以及逃避交納稅收或違反勞動法的行為，還應限制其進入容易產生負外部效應的行業，如破壞礦產資源或造成環境污染的行業。我國應對利用外商投資政策進行適當調整，繼承以前“有保護漸進開放”的成功經驗，吸取92年盲目競爭引近外資的教訓。我們應該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糾正引進外資多多益善的慣性思維，辯證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資的利弊得失。我們既要考慮到外商投資的正面效應，如引進資金技術和促進產值增長，也要考慮到外商投資的負面效應，如對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的沖擊程度，相應的稅收、就業和增長潛力等損失。跨國公司為了保持技術優勢和高額利潤，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產過程，僅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進行原件組裝，并且通過轉移價格等各種手段逃避稅收，因此，為我國經濟創造的增加值和稅收較少，難以通過產業間聯系廣泛地促進經濟增長，一旦通過擠占國內市場沖垮了國有企業，我國將喪失長遠的經濟發展利益，甚至還會觸發社會失業和財政金融的危機。我們應該吸取東南亞過度依賴外資的教訓，正視跨國公司控制國內市場的戰略企圖。我們應該根據不同行業和產品的情況，設計相應的利用外商投資的控制配額限制，利用外資的具體形式和股權比例限制，以及國內銷售和出口的比例額度，既要適度利用引進資金和競爭的正效應，也要限制對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的沖擊。例如，對于產品成熟但市場接近飽和的行業，較多限制外商投資的數額和股權比例，保證國內企業充分收回長期投資的效益，防止出現生產過剩和過度競爭的狀況；對于擁有廣泛產業聯系的戰略性行業，應該確保國有大中型企業的主導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就業，引進外資應以合資形式和國內控股為主，規定重要產品的零部件的國產化水平，適度利用引進競爭的激勵和示范作用，嚴格防止跨國公司沖擊和控制國內市場；對于國內暫時無法生產的高科技產品，為鼓勵外商投資容許成立獨資企業，但應考慮限制獨資企業的數量和投資額，以為國內企業保留充分的開拓市場空間。

總而言之，我們在鼓勵各種類型所有制企業發展的同時，仍必須堅持公有制企業的主導地位，糾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強調發展私營、外資企業，一方面輕視公有制企業甚至搞私有化的錯誤傾向，正如同志論述我國現階段的改革任務時，強調不能只講“初級階段”而忘記了“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因為，國有、集體企業具有重要的社會經濟功能，是貫徹政府制定的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保證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實現廣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

注釋：

①數據引自《中國統計年鑒》1997年。

②數據引自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資料。

③數據引自國家統計局編《統計摘要》1992年。